诗传遗説卷二 宋 朱鉴 编
熹向作诗觧文字，初用小序，至觧不行处，亦曲为之説。后来觉得不安，第二次觧者，虽存小序，间为辨破，然终是不见诗人本意。后来方知，只尽去小序，便自可通，于是尽涤荡旧説，诗意方活。
译我过去作《诗经》注解时，起初采用小序，遇到解释不通的地方，也勉强为之解说。后来觉得心里不安，第二次注解时，虽然保留小序，偶尔加以辩驳，但终究未能体现诗人的本意。后来才明白，只要完全摒弃小序，自然就能通达，于是彻底清除旧说，诗意才变得鲜活。
问读诗记中所言雅郑邪正之言何也？曰：郑卫之音便是今▯鄘郑卫之诗，多道淫乱之事故，曰郑声淫，圣人存之，欲以知其风俗，且以示戒，所谓诗可以观者也，岂以其诗为善哉？伯恭谓诗皆贤者所作，直陈其事，所以示讥刺。熹尝问伯恭：“如伯恭是贤者，肯作此等诗否？且如今人有作诗讥刺人者，在一乡为一乡之扰，在一州为一州所恶，安得谓之好人？”伯恭以为诗三百篇皆可被之▯歌，用之飨祀，今以郑卫之诗奏之郊庙，岂不亵凟用以享幽厉褒姒乃可耳，施之賔客燕飨，亦待好賔客，不得须遇齐襄陈灵之徒乃可歌此耳。不止郑衞其余亦皆有正有邪。大序止乎礼义之言亦可疑，其余小序尤不可信，多取春秋中恶諡之君以系之，如倾覆社稷曰顷，故序柏舟硬差排为卫顷公之诗；小心畏忌曰僖，故序芄兰为诱僖公愿而无立志之诗。至如郑风中刺诗皆系之忽，如忽者谓之迂缪，则可谓之狡，则不可。若是狡时，必就齐昬为援，必能制祭仲之徒。作诗序者，正如山东学究见识卑陋而胡説。伯恭只知党序，百般将忽来煆链，忽在生时被人驱逐，如此死后又被防个秀才百般治他，诚是可怜。子衿之诗岂是学校中气象？褰裳诗中狂童之辞是甚意思？作序者但见子太叔尝赋此诗，韩宣子曰：“▯在此，敢劳子至他人乎？”便以为思大国之正，已不知古人赋诗但借其言以寓已意。小序中如此等处极好笑。伯恭诗记纲目中第一条注谢氏之説，只是▯明得一个怨而不怒防意思，此所谓可以怨者也。诗之义不止此，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羣，却都没而不説，只此便瞎了诗眼【同上】
或有问于余曰：「诗何为而作也？」余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逹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廵守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浸以陵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帝王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删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刋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逺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攷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之。是以其政虽不足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曰：「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謡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徳而人皆有以得其情性之正，故其▯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荘其义寛而宻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则其学之也，当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防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泳以体之，察之情性隠微
译问：《读诗记》中所说的雅郑邪正的话是什么意思？回答说：郑卫之音就是现在的鄘、郑、卫的诗，大多讲述淫乱的事情，所以说郑声淫荡。圣人保留它们，是想借此了解风俗，并且用来示警，这就是所谓“诗可以观”的意思，难道是因为认为这些诗是好的吗？朱伯恭认为诗都是贤者所作，直接陈述事情，用来表示讥讽。我（朱熹）曾经问伯恭：“像伯恭您是贤者，肯写这样的诗吗？况且现在有人写诗讥讽别人，在一个乡里就成为一个乡里的困扰，在一个州就成为一个州所厌恶的，怎么能说是好人呢？”伯恭认为《诗经》三百篇都可以配乐歌唱，用于祭祀，现在如果把郑卫的诗奏于郊庙，岂不是亵渎？用来祭祀幽王、厉王、褒姒才合适罢了；用于宾客宴饮，也得是好宾客，不能等到遇见齐襄公、陈灵公这类人才可以唱这些诗。不只是郑卫，其余的诗也有正有邪。《大序》中“止乎礼义”的说法也可疑，其余的《小序》尤其不可信，多取《春秋》中恶谥的君主来附会，比如倾覆社稷叫“顷”，所以《小序》硬把《柏舟》编排为卫顷公的诗；小心畏忌叫“僖”，所以《小序》把《芄兰》说成是诱导卫僖公使其愿而无立志的诗。至于郑风中讽刺的诗都附会在郑忽身上，如果郑忽被称为迂缪，那可以说是狡诈，就不对了。如果是狡诈的时候，必定会去齐国求援，必定能制服祭仲之类的人。作《诗序》的人，就像山东学究那样见识卑陋而胡说八道。伯恭只知道偏袒《诗序》，百般将郑忽来锤炼，郑忽在世时被人驱逐，死后又被一个秀才百般整治，实在可怜。《子衿》这首诗哪里是学校中的气象？《褰裳》诗中“狂童”的话是什么意思？作序的人只看到子太叔曾经赋过这首诗，韩宣子说：“（郑国）在这里，怎敢劳烦您到别人那里去呢？”便认为是思念大国的正道，却不知道古人赋诗只是借其言辞来寄托自己的心意。《小序》中像这样可笑的地方极多。伯恭《诗记》纲目中第一条注释谢氏的说法，只是阐明一个“怨而不怒”的意思，这就是所谓“可以怨”的意思。诗的意义不止于此，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却都没说，仅凭这一点就瞎了诗眼【同上】
有人问我：“诗是为了什么而作的？”我回答说：“人生来安静，这是天的本性；受外物感触而心动，这是本性的欲望。既然有了欲望，就不能没有言语；既然有了言语，那么言语所不能尽表达的，而在咨嗟咏叹之余的，必定有自然的音响节奏而不能停止。这就是诗之所以产生的原因。”问：“那么它用来教化的是什么？”回答说：“诗，是人心感触外物而表现在言语之外的东西。心所感触的有邪正，所以言语所表现的有是非。只有圣人在上位，那么他所感触的没有不端正的，而他的言语都足以作为教化。如果感触杂乱，而所表现的不能没有需要选择的地方，那么在位的人必定思考自我反省的方法，并借此进行劝诫和惩戒，这也是用来教化的。”从前周朝兴盛时，上自郊庙朝廷，下至乡里街巷，其言语纯粹没有不出于正道的。圣人本来已经协调声律而使用它们，乡人使用它们，邦国用来教化天下。至于列国的诗，天子巡守也必定陈列观看，以实行黜陟的典章。从昭王、穆王以后，逐渐衰败，到东迁之后就废弃不讲了。孔子生在那个时代，既然没有得到职位，无法实行帝王劝诫惩戒黜陟的政治，于是特别举出这些典籍来讨论，删去重复的，纠正纷乱的，而那些善的不足以作为法则，恶的不足以作为警戒的，也删去它们，以追求简约，示久远，使学者通过这些来考察得失，善的效法它，恶的改正它。因此它的政治虽然不足以在一时施行，但它的教化确实惠及万世。这就是诗之所以用来教化的原因。问：“那么国风、雅颂的体裁，它们的不同是怎样的？”回答说：“我听说，凡诗中所说的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互咏歌，各自表达他们的情意。只有周南、召南，亲身受到文王的教化，养成德行而人都有得以性情之正，所以它们表现在言语上的，快乐而不过于淫荡，悲哀而不至于伤害，因此这两篇独为风诗的正经。从邶以下，那么各国的治乱不同，人的贤否也不同，他们所感触而表现的，有邪正、是非的不齐，而所谓先王的风，在这里就变了。”至于雅颂的篇章，都是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的辞藻，其语调和而庄重，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是圣人的门徒，本来就是为了作为万世的法程而不可改变的。至于雅的变体，也都是当时贤人君子，哀悯时世、痛恨世俗所作，而圣人选取它们。他们忠厚恻怛的心，陈善闭邪的意思，尤其不是后世能言善辩之士所能达到的。这就是诗作为经典，所以人事在下完备，天道在上具备，而没有一理不具备的原因。问：“那么学习它，应当怎么做？”回答说：“以二南为根本，以求其端绪；参看列国，以尽其变化；以雅为正，以扩大其规模；以颂为和，以要其止境。这是学诗的大纲。”于是，用章句来纲领它，用训诂来记录它，用讽咏来发扬它，用涵泳来体会它，察其情性隐微
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问者唯唯而退。余时方辑诗▯，因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文集诗▯旧序○案此乃先生丁酉嵗用小序觧诗时所作，后乃尽去小序，故附见于辨吕氏説之前】
译在这期间，审慎地考察言行这一关键枢纽的起始，那么修身齐家、平治天下的道理，也就无需向外寻求，而能在此处获得了。提问者连连称是，然后退下。我当时正编撰《诗〇》，于是将这些话语全部依次排列，放在篇首作为序言【《文集》中《诗〇》的旧序○按：这是先生丁酉年用小序解释《诗经》时所作，后来全部去除了小序，所以附在辨析吕氏学说之前】
诗自齐鲁韩氏之説不得▯而天下之学者尽宗毛氏。毛氏之学▯者亦众。而王述之类今皆不存。则推衍其説者又独郑氏之笺而已。唐初诸儒为作防义。因讹踵陋。百千万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区域。至于本朝刘侍读欧阳公王丞相蘓黄门河南程氏横渠张氏始用已意有所▯明。虽其浅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后三百五篇之微词奥义乃可得而寻绎。盖不待讲于齐鲁韩氏之▯而学者也知诗之不専于毛郑矣。及其既久求者益众説者愈多。同异纷纭争立门户。无复推逊祖述之意。则学者无所适从。而或反以为病。今观吕氏家塾之书兼緫众説巨细不遗。挈领提纲首尾该贯。既足以息夫同异之争。而其述作之体则虽融防通彻浑然若出于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训一事之义亦未尝不谨其説之所自。及其断以已意。或虽超然出于前人意虑之表。而谦逊退托未尝敢有轻议前人之心也。呜呼！如伯恭父者真可谓有意乎温柔敦厚之教矣。学者以是读之则于可羣可怨之防其庶防乎。虽然此书所谓朱氏者实熹少时浅陋之説。而伯恭父误有取焉。其后歴时既久自知其説有所未安。如雅郑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则伯恭父反不能不致疑于其间。熹窃惑之方将相与反复其説以求真是之归。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呜呼！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頽汨没其势又安能复有所进以独决此论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约既以是书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将为板本以▯永久。且以书来属熹序之。熹不能也。乃略为之説。因并附其所疑者以与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识予之悲恨云尔【文集吕氏家塾读诗记后序○壬寅作】
诗体不同，固有铺陈其事，不加一词而意自见者，然必其事之犹可言者，若清人之诗是也。至于《桑中》《溱洧》之篇，则雅人荘士有难言之者矣。孔子之称“思无邪”也，以为《诗》三百篇劝善惩恶，虽其要归不出于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约且尽者耳。非以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也。今必曰：“彼以无邪之思铺陈淫乱之事，而闵惜惩创之意自见于言外”，则曷若曰：“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彼之自状其丑者，乃所以为吾警惧惩创之资邪？”而况曲为训説而求其无邪于彼，不若反而得之于我之易也。巧为辨数而归其无邪于彼，不若反而责之于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郑”也，“卫”也，求之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则大雅、小雅若干篇是也。“郑”则《郑风》若干篇是也。“卫”则《▯鄘》《卫风》若干篇是也。是则自卫反鲁以来，未之有改，而“风”“雅”之篇，説者又有正变之别焉。至于《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与《乐记》合，则《是诗》之为“桑间”又不为无所据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小雅不独为雅，《郑风》不为郑，《▯鄘》《卫之风》不为卫，《桑中》不为桑间，亡国之音，则其篇帙混乱，邪正错糅，非复孔子之旧矣。”夫“二南”正风、房中之乐也，乡乐也。“二雅”之正，朝廷之乐也，商周之颂、宗庙之乐也。是或见于序义，或出于《▯记，皆有可攷。至于“变雅”则固已无施于事，而“变风”又特里巷之歌謡，其领在乐官者，以为可以识时变、观土风，而贤于四夷之乐耳。今必曰：“三百篇者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则未知《桑中》《溱洧》之属，当以荐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賔客邪？盖古者天子廵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固不问其美恶，而悉陈以观也。既已陈之，固不问其美恶，而悉存以训也。然其与先王雅颂之正篇帙不同，施用亦异，如前所陈，则固不嫌于厖杂矣。今于“雅”“郑”之实察之，既不详。于厖杂之名畏之又太甚，顾乃引夫淫放之鄙词，而文以风刺之美説，必欲强而置诸先王雅颂之列，是乃反为厖杂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夷部与郑卫合奏，犹曰不可，而况强以桑中、溱洧为雅乐，又欲合于《鹿鸣》、《文王》、《清庙》之什而奏之宗庙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诗为犹止于中声者，
译《诗经》自齐鲁韩三家之说失传之后，天下的学者全都尊崇毛氏。研究毛氏之学的学者也很多，但像王肃之类的人如今都已不存在，那么推衍其学说的人就只剩下郑玄的笺注了。唐初的儒者们为之作正义，沿袭错误、遵循陋见，写了成千上万字，却没能超出毛、郑二人的范围。到了本朝，刘侍读、欧阳公、王丞相、苏黄门、河南程氏、横渠张氏，才开始用自己的见解有所阐明。虽然他们见解的深浅得失不能相同，但从此之后，《诗经》三百零五篇的微妙言辞和深奥义理才得以寻究推演。大概不必再向齐鲁韩三家之说请教，学者们也知道《诗经》不专属于毛、郑了。等到时间一长，寻求的人越来越多，解说的人也越来越多，同异纷纭，争相建立门户，不再有推崇退让、祖述前人的意思，那么学者们就无所适从，反而把这当作弊病。现在看吕氏家塾的书，兼总众说，巨细无遗，提纲挈领，首尾贯通，既足以平息同异之争，而其著述的体例，虽然融会贯通、浑然若出于一家之言，但一字之训、一事之义，也未曾不谨慎地考究其说法的来源。等到他用己意决断时，有时虽然超然出于前人思虑之外，但谦逊退让，未曾敢有轻议前人的心思。唉！像吕伯恭这样的人，真可以说是有意于温柔敦厚的教化了。学者以此书来读《诗》，那么在可以群居、可以怨刺的旨趣上，大概差不多了。虽然如此，这本书里所说的朱氏，实际上是熹年轻时浅陋的见解，而吕伯恭误以为可取。后来经过的时间久了，自己知道那些见解有所不安，比如关于雅、郑、邪、正的说法，不免有所更改，那么吕伯恭反而不能不在其中产生疑问。熹私下感到困惑，正打算与他反复讨论以求得真理的归宿，而吕伯恭已经去世。唉！吕伯恭已经去世了，像熹这样衰颓沉沦，又怎么能再有所进步以独自决断这个论题的是非呢？吕伯恭的弟子吕约已经把这书交给吕伯恭哥哥的朋友丘宗卿，而丘宗卿将要刻版以流传永久，并且写信来嘱托熹作序。熹不能胜任，于是略作解说，并附上所怀疑的地方，与四方志同道合的人士共同讨论，又以此记下我的悲恨罢了。
《诗经》的体裁不同，本来就有铺陈其事，不加一词而意思自然显现的，但一定是那件事还可以言说的，像《清人》这首诗就是这样。至于《桑中》《溱洧》这些篇章，则是雅正之士难以言说的了。孔子称“思无邪”，是因为《诗经》三百篇劝善惩恶，虽然其要旨不出于正道，但没有比这句话更简练且完备的了。并不是说作诗的人所思想的都是无邪的。现在如果一定说：“他们以无邪的心思铺陈淫乱之事，而怜悯惋惜、惩戒创痛的意思自然见于言外”，那么不如说：“他们虽然以有邪的心思创作，而我以无邪的心思阅读，那么他们自我描绘丑态的行为，正是用来作为我们警戒恐惧、惩戒创痛的资料呢？”况且曲折地加以训解说解，在他们身上寻求无邪，不如反过来在我身上得到它来得容易。巧妙地辩解说解，把无邪归于他们，不如反过来责备我自己来得切要。至于“雅”、“郑”、“卫”，在诸篇中寻求，本来各有其名目。“雅”就是大雅、小雅若干篇；“郑”就是《郑风》若干篇；“卫”就是《鄘风》《卫风》若干篇。这是从孔子自卫反鲁以来，未曾有改变的，而“风”“雅”的篇章，解说的人又有正变的区别。至于《桑中》的小序说“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与《乐记》相合，那么《桑中》这首诗作为“桑间”之音，也不是没有依据的。现在如果一定说：“三百篇都是雅乐，而大小雅不独为雅，《郑风》不算郑，《鄘风》《卫风》不算卫，《桑中》不算桑间，亡国之音”，那么它的篇章混乱，邪正混杂，就不再是孔子原来的样子了。夫“二南”是正风，是房中之乐，也是乡乐。“二雅”的正，是朝廷之乐；商、周的颂，是宗庙之乐。这些有的见于序义，有的出于《礼记》，都有可考证的。至于“变雅”，本来已经无用于事，而“变风”又是里巷的歌谣，掌管乐官的人，认为可以认识时变、观察土风，因而优于四夷之乐罢了。现在如果一定说：“三百篇都是祭祀、朝聘所使用的”，那么不知道《桑中》《溱洧》这类诗，应当用来荐祭什么样的鬼神，接待什么样的宾客呢？大概古代天子巡守，命令太师陈列诗歌以观察民风，本来不问其美恶，而全部陈列以观察。既然已经陈列，本来不问其美恶，而全部保存以训诫。然而它们与先王雅颂的正篇篇章不同，施用也不同，如前所述，那么本来不嫌于庞杂。现在对于“雅”“郑”的实质考察，已经不详细，对于庞杂的名声畏惧又太甚，反而引用淫荡放逸的鄙俗言辞，而用风刺的美说来文饰，一定要强行把它们置于先王雅颂的行列，这反而是庞杂得厉害而自己不知道啊。夫把夷狄的音乐与郑卫之音合奏，尚且说不可，何况强行把《桑中》《溱洧》当作雅乐，又想与《鹿鸣》、《文王》、《清庙等诗篇合奏于宗庙之中、朝廷之上呢？认为这两首诗还止于中声的人，
太史公所谓孔子皆▯歌之，以求合于韶、武之音，其误盖亦如此。然古乐既亡，无所攷正，则吾不敢必为之説，独以其理与其词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为近于劝百讽一而止乎礼义，则又信大序之过者，夫子虚上林侈矣。然自天子芒然而思以下，犹实有所谓讽也。《汉广》知不可而不求，《大车》有所畏而不敢，则犹有所谓礼义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则吾不知其何词之讽，而何礼义之止乎？若曰孔子尝欲放郑声矣，不当于此，又収之以备六籍也，此则曽南丰于战国、《防》、刘元城于三不足之论，皆尝言之，又岂俟吾言而后白也哉？
译太史公说孔子都将这些诗歌配乐歌唱，以求符合《韶》乐和《武》乐的音律，他的错误大概也在于此。然而古代的音乐已经失传，没有依据可以考证纠正，所以我也不敢断然肯定这种说法，只是从情理和文辞来推究，足以知道这必定不是事实。又有人认为这些诗歌接近于“劝百讽一”而最终止于礼义，这又是相信《诗大序》太过的人的观点，因为《上林赋》的铺陈已经过于奢靡了。但是从“天子茫然若失而深思”以下，确实还有所谓的讽谏之意。《汉广》知道不可得而不去追求，《大车》有所畏惧而不敢妄为，这确实还有所谓止于礼义的意思。至于《桑中》、《溱洧》这样的诗篇，我就不知道它们有什么文辞上的讽谏，又有什么礼义上的节制了。如果说孔子曾经想要排斥郑国的淫声，不应当在这里，却又收录它们以完备六经，这曾巩在谈论战国、《防》时，刘安世在谈论“三不足”时，都已经说过了，哪里还需要等我的言论才清楚呢？
大抵吾説之病，不过得罪于桑间洧外之人，而其力犹足以全先王之乐。彼説而善，则二诗之幸甚矣。抑其于溱洧而取范氏之説，则又似以郑声者，岂理之自然，固有不可夺邪？因读桑中之説，而惜前论之不及，竟又痛伯恭之不可作也。因书其后，以为使伯恭父而闻此，虽未必遽以为然，亦当为我逌然而一笑也。呜呼，悲夫【文集·读吕氏诗记·桑中篇○甲辰春作】
诗説久已成书，无人写得，不能奉寄。亦见子约専治小序，而不读诗，故自度其説未易合，而不寄耳。谓变风止乎礼义，其失甚明。但若只以小序论之，则未见其失耳。读古人书，直是要虚着心，大着胆，髙着眼，方有少分相应。若左遮右拦，前拖后拽，随语生觧，节上生枝，则更读万卷书，亦无用处也【丁未荅吕祖俭书】
尝攷之书诗而得其小序之失，参稽本末，皆有明騐。私窃以为不当引之，以冠本经圣言之上，是以不量鄙浅，辄加绪正。刋刻布流，以晓当世【刋四经成告先圣文】
郑康成説：「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义则与众篇之义合编，故存。至毛公为诂训▯，乃分众篇之义，各置于其篇端。愚案：郑氏谓三篇之义本与众编之义合编者，是也。然遂以为诗与义皆出于先秦，诗亡而义犹存，至毛公乃分众义各置篇端，则失之矣。后汉卫宏▯明言：「宏作《毛诗序》」，则序岂得为与经并出而分与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于篇端，则因郑氏此説而可见。熹尝病今之读诗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诗也，故因其説而更定此本，以复于其初，犹惧览者之惑也，又备论于其后云【题漳州所刋四经后○绍兴庚戌书】
学者当兴于诗，须先去了小序，只将诗本文熟读玩味，仍不可先看诸家注觧，看得久之，自然认得此诗是説个甚事。谓如拾得个无题目诗，説此花既白又香，是盛寒开，必是梅花。诗卷阿，诗召康公戒成王，其説只始説个好意思，如岂弟君子皆指成王，纯嘏尔常之类，皆説优游享福之事。至有冯有翼以下，方説用贤。大抵告人之法，亦当如此，须先令人歆慕此事，则其肯从吾言，必乐为之矣【万人杰录】
説才觧得宻，便説他不着。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一句也有病。《周礼礼记中史并不掌诗左传説自分晓以此见得大序亦未必是圣人做。小序更不消説。他做小序不防寛説，每篇便求一个实事填塞了。他有寻得着，防犹自可通。不然便与説相碍那觧防要説诗却碍序。要就序，便碍诗诗之兴是劈头説，那没巴鼻地两句，下面方是説他那事。这个如何通觧？「郑声淫」，所以郑声多是淫佚之事，「狡童」「将仲子」之类是也。今唤做「忽」与祭仲」与诗辞全不相似。这个只似如今一般闲泼曲子。「南山有台」等数篇是享时常用，防叙賔主相好之意，一似今人致语【防渊别录】
书小序亦非孔子作，与诗小序同【辅广录】
诗书序当刋在后面【杨与立编语略下同】
防诗不当，只管去序中讨，只当于诗辞中吟咏，防教活络贯通，方得。
诗小序全不可信，如何定知是美刺？那人毛公全无序觧，郑间见之【并同上】
诗小序或是后汉卫宏作，大序亦不是子夏作，煞有碍义理，误人处【周谟录】
诗序，东汉儒林传分明説道是卫宏作，后来经意不明，都是被他壊了。熹又看得不是卫宏一手，多是两三手合成。一序愈説愈疎。浩对曰：「蘓子由却不取小序，曰：『他虽不取，下面言语留了，上面一句便是病根。』吕伯恭専信序文，不免牵合。又云：『伯恭凡百长厚，不肯非毁前辈，须要出脱囘防，到了不知道，只为得个觧经人，却不曽为得圣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邵浩别录】小序，汉儒所作，有可信处絶少，大序好处多，然亦有不满人意处【窦从周录】
诗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于汉儒，反乱诗本意。且只将四字成句，防诗读却自分晓见。作《诗集传》，待取诗令编排，放前面驱序过后，他自作一处【陈文蔚录】
蘓氏《诗传》比之诸家差为简直，但亦看小序不
译大概我的学说之弊，不过是得罪了桑间洧外之人，但其力量仍足以保全先王的礼乐。若他们赞同并认为我的说法好，那这两首诗就幸运极了。然而，如果他们在《溱洧》篇上采纳范氏的说法，那就又像是把郑声当作雅乐了，这难道是天理自然、本来不可改变的吗？因为读了关于《桑中》的解说，而惋惜前人的论述未能触及此点，竟又痛惜吕伯恭已不能复生。因此写在这篇文字之后，以为假如吕伯恭先生听到这些，虽然未必立刻赞同，也应当为我欣然一笑。唉，可悲啊！【文集·读吕氏诗记·桑中篇 甲辰春作】
《诗说》早已写成书，无人抄写，无法寄给你。也看出子约专治《小序》，而不读《诗经》本身，所以我估计自己的说法不容易与他契合，因而没有寄去。说“变风”止于礼义，其错误非常明显。但如果只依据《小序》来讨论，那就看不出它的错误了。读古人的书，一定要心境虚静，胆识宏大，眼界高远，才能稍有契合。如果左遮右拦，前拖后拽，随着字句生发解释，在枝节上生出枝蔓，那么即使读万卷书，也没有用处。【丁未答吕祖俭书】
曾经考证《尚书》《诗经》而发现《小序》的错误，参验考察本末，都有明显的证据。我私下认为不应当引用它，置于经典圣言之上，因此不揣鄙陋浅薄，擅自加以纠正。刊刻流传，以晓谕当世之人。【刊四经成告先圣文】
郑康成说：“《南陔》等篇遭遇秦朝而亡佚，其义理则与众篇之义合并编纂，所以得以保存。到了毛公作诂训时，才将众篇之义分开，各自置于其篇首。”我认为：郑氏说这三篇之义原本与众篇之义合并编纂，这是对的。然而进而认为诗与义都出于先秦，诗亡而义犹存，直到毛公才将众义分开各置篇首，这就错了。后汉卫宏明确说：“卫宏作《毛诗序》”，那么《序》怎么能说是与经同时产生而由毛公分开的呢？然而《序》原本不冠于篇首，则因郑氏此说而可见。我常忧虑现在读《诗》的人，只知道有《序》而不知道有《诗》，所以依据郑氏的说法重新审定这个版本，以恢复其原貌，又担心读者迷惑，所以在后面详细论述。【题漳州所刊四经后 绍兴庚戌书】
学者应当因《诗》而兴起，必须先去掉《小序》，只将《诗》的本文熟读玩味，仍然不可先看诸家的注解，看得久了，自然能认出这首诗是说个什么事。比如拾得一首没有题目的诗，说这花既白又香，在盛寒时开放，那一定是梅花。《诗·卷阿》说召康公告诫成王，其说法只是开始说个好意思，如“岂弟君子”都指成王，“纯嘏尔常”之类，都说优游享福之事。直到“有冯有翼”以下，才说任用贤人。大概告诫人的方法，也应当如此，必须先让人羡慕此事，那么他肯听从我的话，一定乐意去做了。【万人杰录】
解说才刚能理解得严密，便说他不着边际。国史明了得失的痕迹，这一句也有毛病。《周礼》《礼记》中史官并不掌管《诗》，《左传》说得很明白，由此可以看出大序也未必是圣人做的。小序更不必说。他作小序不妨宽泛地说，每篇便求一个实事填塞进去。他找得着的，勉强还可以通融。不然便与解说相碍。那解说要解说《诗》却碍于序。要顺从序，便碍于《诗》。《诗》的兴是劈头说，那没头绪的两句，下面才是说他的事。这个如何通解？“郑声淫”，所以郑声多是淫佚之事，“狡童”“将仲子”之类是也。现在叫做“忽”与祭仲，与诗辞全不相似。这个只像如今一般的闲散曲子。“南山有台”等数篇是享祭时常用，解说宾主相好之意，一似今人致语。【朱渊别录】
《书》的小序也不是孔子所作，与《诗》小序相同。【辅广录】
《诗》《书》的序应当刊在后面。【杨与立编语略下同】
解说《诗》不当，只管去序中讨求，只应当于诗辞中吟咏，解说得活络贯通，方得。
《诗》小序全不可信，如何定知是美是刺？那人毛公全无小序解说，郑玄间或见到。【并同上】
《诗》小序或是后汉卫宏所作，大序也不是子夏所作，非常妨碍义理，误导人的地方很多。【周谟录】
《诗》序，东汉《儒林传》分明说是卫宏所作，后来经意不明，都是被他破坏了。熹又看出不是卫宏一手，多是两三手合成。一序越说越疏远。浩回答说：“苏子由却不取小序，说：‘他虽不取，下面言语留了，上面一句便是病因。’吕伯恭专信序文，不免牵强附会。又说：‘伯恭凡百长厚，不肯非毁前辈，必须出脱回护，到了不知道，只为得个解经人，却不曾为得圣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邵浩别录】小序，汉儒所作，可信之处极少，大序好处多，然亦有不满人意之处。【窦从周录】
《诗》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自汉儒，反而扰乱《诗》本意。且只将四字成句，解说《诗》读却自分晓见。作《诗集传》，等待取《诗》令编排，放前面驱逐序过后，他自作一处。【陈文蔚录】
苏氏《诗传》比之诸家差为直截了当，但也看小序不
问先生《诗集传》多不觧序，何也？曰：熹自二十嵗时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及去了小序，只去玩味诗辞，却又觉得道理贯彻。当时初亦尝质问诸乡先生，皆云序不可废，而熹之疑终不能释。其后断然知小序之出于汉人所作，其为谬戾有不可胜言。东莱不合，只因序讲觧，便有许多牵强处。熹尝与之言，终不肯信从。《读诗记》中虽多説序，然亦有説不行处，亦废之。熹因作《诗序辨》，説其他谬戾则辨之颇详【周谟详】
徐昭然问先生：“去诗序，似使学者难晓？”曰：“正为有序，则反糊涂。盖小序后人揣料，有不是处多，如今之杜诗之类，本是雪，却题作月诗，后人不知，亦强要把做月诗觧了，故大害事【蔡念成述，李燔所闻】
圣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书与《周礼》字较实，诗无理防，只是看大意。若要将序去读，便碍了。问「变风变雅如何」？曰：「也是后人恁地説，今也只是依他恁地説。」如《周南》《汉广》《汝坟》诸诗，皆是説妇人，如此则是文王之化，只化及妇人，不化及男子。只看他大意，恁地拘不得【徐防录】大序只有六义之説是，而程先不知如何，又却説从别处去。如小序亦间有説得好处，只是杜撰处多。不知先儒何故不虚心子细防这道理，便只恁説，却后人又只依他那个説去，亦不看诗是有此意无。若説不去处，乂须穿凿説将去。又诗人当时多有唱和之辞，如是者有数十篇，序中都説从别处去。且如《蟋蟀》一篇，本其风俗勤俭，其民终嵗勤劳不得少休，及嵗之暮方相与燕乐，而又遽相戒曰：「日月其除，无已太康。」盖谓今虽不可以不为乐，然不已过于乐乎？其忧深思逺，固如此。至《山有枢》一诗，特以和荅其意而觧其意耳，故説「山则有枢矣，隰则有榆矣」。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一旦宛然以死，则他人借之以为乐耳。所以觧劝他及时而乐也。而序《蟋蟀》者则曰：「刺晋僖公俭不中礼。」盖风俗之变必由上以及下，今谓君之俭反过于礼，而民之俗犹知用礼，则必无是理也。至《山有枢》则以为刺晋昭公，又大不然矣。若《鱼藻》，则天子燕诸侯，而诸侯美天子之诗也；《采菽》则天子所以答《鱼藻》矣。至《鹿鸣》，则燕享賔客也，序颇得其意。《四牡》则劳使臣也，而诗序下文则妄矣。《皇皇者华》则遣使臣之诗也；《棠棣》则燕兄弟之诗也，序固得其意。《伐木》则燕朋友故旧之诗也。人君以《鹿鸣》而下五诗燕其臣，故臣受君之赐者则歌《天保》之诗以荅其上。《天保》之序虽略得此意，而古注言《鹿鸣》至《伐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亦归美于王，崇君之尊而福禄之以荅其歌，却説得尤分。明又如行苇，自是祭毕而燕父兄耆老之诗。首章言开燕设席之初，而殷勤笃厚之意已见于言语之外。二章言侍御献酬饮食歌乐之盛。三章言既燕而射，以为欢乐。末章祝颂其既饮此酒，皆得享夫长寿。今序者不知本防，见有勿践履之説，则便谓仁及草木；见戚戚兄弟，便谓亲睦九族；见黄耉台背，便谓养老；见以祈黄耇，便谓乞言；见介尔景福，便谓成其福禄。细细碎碎，殊无伦理，其失为尤甚也。既醉，则父兄所以答行苇之诗也。鳬鹥则祭之明日，绎而賔尸之诗也。古者宗庙之祭，皆有尸。既祭之明日，则暖其祭食以燕为尸之人，故有此诗。假乐则公尸之所以答鳬鹥也。今序篇皆失之。又曰：诗今所谓乐章，虽有唱和之意，只是乐工代歌，亦非是君臣自歌也【杨道夫录】
问：大序先王，以是经夫妇。传曰：先王，谓文武、周公、成王。窃谓《二南》、《雅》、《颂》固多周公时所作，然遂谓周公谓先王，则恐读者不能无疑。答曰：此无甚害，盖周公实行王事，制礼乐，若止言成王，则失其实矣【答吴必大】
问止乎礼义如何？曰：诗大纲有止乎礼义者，如《柏舟》等诗是也。若《桑中》之类，如何唤做止乎礼义得【吴必大录】变风止乎礼义，如《泉水》《载驰》，固止乎
译有人问先生：“您的《诗集传》大多不解释《诗序》，这是为什么呢？”朱熹回答说：“我自从二十岁时读《诗经》，就觉得小序没有意义。等到去掉小序，只是去玩味诗歌的文辞，却又觉得道理贯通。当时起初也曾向乡里的先生们质问，他们都说不可以废除小序，但我心中的疑惑始终不能消除。后来我断定小序是汉人所作，其中的错误乖谬之处多得说不完。吕祖谦（东莱）不赞同我的观点，只是因为依据小序来讲解，便有许多牵强附会的地方。我曾与他谈论过，他最终不肯信从。吕祖谦的《读诗记》中虽然多解说小序，但也有解说行不通的地方，我也就废置不用了。我因此作了《诗序辨》，对于其他错误乖谬之处，辨析得颇为详细。”
徐昭然问先生：“去掉《诗序》，似乎会让学者难以理解？”朱熹回答说：“正是因为有了小序，反而让人糊涂。因为小序是后人揣测料想，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就像现在的杜诗之类，原本写的是雪，却题作月诗，后人不知道，也强行把它当作月诗来解释，所以大大有害于事。”
圣人讲法度的言论，像《春秋》的记载和《周礼》的文字，确实讲究字句的推敲；而《诗经》没有这样的条理规范，只是看它的大意。如果一定要拿着小序去读，就会成为妨碍。有人问：“变风、变雅是怎么回事？”朱熹回答说：“那也是后人那样说的，现在也只是依照他们那样说罢了。”像《周南》中的《汉广》《汝坟》等诗，都是说妇人的，如果这样说是文王的教化，那就只是教化到了妇人，没有教化到男子。只看它的大意，不能那样拘泥。大序只有“六义”的说法是对的，而程颐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却又从别的地方去说。小序也偶尔有说得好处的地方，只是杜撰的地方太多。不知道先儒为什么不虚心仔细考察这道理，就只那样说，后人又只依照他们的说法，也不看诗中是否有这个意思。如果说得不对的地方，又要穿凿附会地讲下去。又诗人当时多有唱和之作，像这样的有几十篇，小序中都从别的地方去说。比如《蟋蟀》这一篇，本是说当地风俗勤俭，百姓终年勤劳不得稍作休息，到了年终才互相宴饮欢乐，却又急忙互相告诫说：“日月流逝，不要过于安乐。”意思是说现在虽然不可以不快乐，但难道不是过于快乐了吗？他们忧思深远，本来就是这样。至于《山有枢》这一首，特地用来唱和回答它的意义并解释它的意思，所以说“山上有樗树，低湿处有榆树。你有衣裳，不穿不系；你有车马，不驾不驱。一旦忽然死去，那么别人就借来享乐了。”以此来劝他及时行乐。而解释《蟋蟀》的小序却说：“讽刺晋僖公节俭不合礼制。”风俗的变化一定是由上及下的，现在说君主的节俭反而超过了礼制，而百姓的风俗还懂得用礼，这一定没有这样的道理。至于《山有枢》，小序认为是讽刺晋昭公，就大错特错了。像《鱼藻》，是天子宴请诸侯，而诸侯赞美天子的诗；《采菽》则是天子用来回答《鱼藻》的诗。至于《鹿鸣》，是宴请宾客的诗，小序大致得到了它的意思。《四牡》是慰劳使臣的诗，而小序下面的话就荒谬了。《皇皇者华》是派遣使臣的诗；《棠棣》是宴请兄弟的诗，小序本来得到了它的意思。《伐木》是宴请朋友故旧的诗。君主用《鹿鸣》以下五首诗宴请他的臣子，所以臣子受到君主的恩赐，就唱《天保》这首诗来回答君主。《天保》的小序虽然略微得到了这个意思，但古注说《鹿鸣》到《伐木》都是君主用来降恩臣子的，臣子也归美于王，尊崇君主的尊严，用福禄来回答他的歌，说得尤其分明。明白又比如《行苇》，自然是祭祀完毕后宴请父兄老者的诗。首章说开始设宴铺席之初，殷勤笃厚之意已经显现在言语之外。二章说侍从献酒酬酢、饮食歌乐的盛况。三章说宴饮之后射箭，以为欢乐。末章祝颂喝了这酒，都能享有长寿。现在的小序不知道本意，看到有“勿践履”的说法，就说是仁爱及于草木；看到“戚戚兄弟”，就说是亲睦九族；看到“黄耉台背”，就说是养老；看到“以祈黄耇”，就说是乞求言语；看到“介尔景福”，就说是成就他的福禄。细细碎碎，毫无条理，它的错误尤其严重。《既醉》，是父兄用来回答《行苇》的诗。《凫鹥》是祭祀的第二天，绎祭时宴请尸（代表受祭者的人）的诗。古代宗庙祭祀，都有尸。祭祀的第二天，就温热祭食来宴请作为尸的人，所以有这首诗。《假乐》则是公尸用来回答《凫鹥》的诗。现在的小序对这些篇目都弄错了。又说：诗就是现在所谓的乐章，虽然有唱和的意思，只是乐工代唱，也不是君臣自己唱歌。
有人问：“大序说‘先王以是经夫妇’，传解说：先王，是指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周成王。我私下认为《二南》、《雅》、《颂》固然多是在周公时所作，但如果说周公就是先王，恐怕读者不能没有疑问。”朱熹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妨害，因为周公实际执行王事，制定礼乐，如果只说成王，就失去事实了。”
有人问：“止乎礼义是怎么回事？”朱熹回答说：“诗大体上有止乎礼义的，像《柏舟》等诗就是这样。至于《桑中》之类，怎么能叫做止乎礼义呢？”变风止乎礼义，像《泉水》《载驰》，固然止乎礼义
问：声成文谓之音，曰歌永言，声依永，便是声律，和声便是成文，谓之音【吕徳明录】
问诗尽撤去小序何也？曰：小序如硕人、定之方中等见于左传者，自可无疑。若其他刺诗无所据，多是世儒将他諡号不美者挨就立名尔。今只考一篇见是如此，故其他皆不敢信。且如蘓公刺暴公，固是姓暴者，万一不见得是暴公，则惟暴之云者，只作一个狂暴防人説亦可。又如将仲子如何便见得是祭仲？熹由此见得小序大故是后世陋儒所作。但既是千百年已往之诗，今只见得大意便了，又何必要指实其人姓名？于看诗有何益也【余大雅録】大扺今人説诗多去辨他序变，要求着落，至其正文闗闗雎鸠之义却不与理防。王徳修云：诗序只是国史一句可信，如闗雎「后妃之徳也」，此下即讲师説。如荡诗自是説荡，荡上帝，序却言是天下荡荡。赉诗自是説「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是説后世子孙领其祖宗基业之意。他序却説「赉予也」，岂不是后人多被讲师瞒耶？曰：此是蘓子由曽説来，然亦有不通处。如汉广「徳广所及」也有何义理？却是下面「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防句却有理。若熹只上一句亦不敢信。他旧曽有一老儒郑渔仲，兴化人，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与叠在后面。熹今亦如此，令人虚心防正文久之，其义自见。盖所谓序者，类多世儒之谈，不觧诗人本意处甚多。且如「止乎礼义」果能止礼义否？「桑中」之诗，礼义在何处？徳修曰：他要存戒。曰：此正文中无戒意，只是直述他淫乱事尔。若鹑之奔奔、相鼠等诗却是讥骂，可以为戒，此则不然。熹今看得郑诗自「叔于田」等诗之外，如「狡童」「子衿」等篇皆淫乱之诗，而説诗者误以为刺昭公、刺学校废耳。卫诗尚可，犹是男子戏妇人。郑诗则不然，多是妇人戏男子，所以圣人尤恶郑声也。「出其东门」却是个识道理底人做【同上】
诗序实不足信。向来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虽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者亦疑之，后来子细防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因是防《行苇》《賔之初筵》《抑》数篇序与诗全不相似，以此防其他诗序，其不足信者煞多。以此知人不可説乱话，便都被人防破了。大率诗人假物兴辞，大率将上句引下句，如《行苇》「勿践履，戚戚兄弟」，「莫逺具尔」，行苇是比兄弟，「勿」字乃训「莫」字。此诗自是饮酒防賔之意，序者却牵合作周家忠厚之诗，遂以《行苇》为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黄耉」，亦是欢洽之时祝夀之意，序者遂以为养老乞言。岂知「祈」字本只是祝颂其髙夀，无乞言意也。《抑》诗中间煞有好语，亦非刺厉王，如「于乎小子」，岂是以此指其君兼厉王是暴虐大恶之主，诗人不应不述其事实，只说谨言节语。况厉王无道，谤讪必不容，武公如何恁地指斥曰「小子」？《国语》以为武公自警之诗，却是可信。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防时尽是讥刺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説，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壊了。且如今人见人才做事，便作一诗歌美之或讥刺之，是甚麽道理？如此一似里巷无知之人，胡乱称颂谀説，把持放雕。何以见先王之泽？何以为情性之正？诗中数处皆应荅之。诗如《天保》乃与《鹿鸣》为唱荅，《行苇》与《既醉》为唱荅，《蟋蟀》与《山有枢》为唱荅。唐自是晋未改号，晋时国名自作，序者以为刺僖公，便牵合谓此晋也而谓之唐，乃有尧之遗风。本意岂因此而谓之唐？是皆凿説。但《唐风》自是尚有勤俭之意，作诗者是一个不敢放懐防人説。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便又説无已太康，职思其居。到《山有枢》是荅，便谓「子有衣裳，弗曵弗娄，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这是荅他不能享些快活，徒恁地苦澁。诗序亦有一二有慿据，如清人、硕人、载驰诸诗是也。昊天有成命
译问：声音形成文采称为音，说“歌是延长言词”，声音随着延长，这就是声律，和声就是形成文采，称为音【吕德明录】
问：《诗经》完全撤去小序，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像《硕人》《定之方中》等见于《左传》的小序，自然可以没有疑问。至于其他讽刺诗没有依据，大多是世俗儒生把那些谥号不好的人硬凑上去定名的。现在只考证一篇发现是这样，所以其他都不敢相信。况且像《苏公》讽刺暴公，固然有姓暴的人，万一不见得就是暴公，那么所谓“暴”的，只当作一个狂暴防人讲也可以。又如《将仲子》，怎么见得就是祭仲？我由此看出小序大抵是后世浅陋儒生所作。但既然是千百年以前的诗，现在只要知道大意就行了，又何必一定要坐实那个人的姓名？对于读诗有什么益处呢【余大雅录】
大抵现在的人讲诗，多去辨别他的序言变化，要求着落，至于正文“关关雎鸠”的意义却不加以理会。王德修说：诗序只是“国史”一句可信，如《关雎》“后妃之德也”，这以下就是讲师的解说。如《荡》诗自然是说“荡荡上帝”，序言却说是天下荡荡。《赉》诗自然是说“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是说后世子孙继承祖宗基业的意思。其他序言却说“赉予也”，岂不是后人多被讲师蒙骗吗？回答说：这是苏子由曾说过的，然而也有不通的地方。如《汉广》“德广所及”有什么义理？倒是下面“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几句却有道理。如果我只看上一句也不敢相信。他从前曾有一个老儒郑渔仲，兴化人，更不相信小序，只依照古本附在后面。我现在也这样，让人虚心体会正文久了，其意义自然显现。大概所谓序言，多是世俗儒生的谈论，不理解诗人本意的地方很多。况且像“止乎礼义”果真能止于礼义吗？《桑中》的诗，礼义在哪里？德修说：他要存留警戒。回答说：这正文中没有警戒的意思，只是直述他们淫乱的事罢了。像《鹑之奔奔》《相鼠》等诗却是讥骂，可以作为警戒，这则不然。我现在看出郑诗自《叔于田》等诗之外，像《狡童》《子衿》等篇都是淫乱之诗，而讲诗的人误以为是讽刺昭公、讽刺学校废弛罢了。卫诗还可以，还是男子戏弄妇人。郑诗则不然，多是妇人戏弄男子，所以圣人尤其厌恶郑声。《出其东门》却是一个识道理的人所作【同上】
诗序实在不足信。向来见郑渔仲有《诗辨妄》一书，极力诋毁《诗序》，其中言语虽然太过分，认为都是村野妄人所作。开始时我也怀疑，后来仔细体会一两篇，因而用《史记》《国语》来验证，然后知道《诗序》果然不足信。因此体会《行苇》《宾之初筵》《抑》几篇的序言与诗完全不相像，由此体会其他诗序，其不足信的非常多。由此知道人不可说乱话，便都被别人看破了。大抵诗人借物起兴，大抵用上句引出下句，如《行苇》“勿践履，戚戚兄弟”，“莫远具尔”，行苇是比喻兄弟，“勿”字是解释“莫”字。这首诗自然是饮酒宴请宾客的意思，作序的人却牵强附会成周家忠厚的诗，于是把《行苇》当作仁德及于草木。如说“酌以大斗，以祈黄耉”，也是欢洽之时祝寿的意思，作序的人于是认为是养老乞言。哪里知道“祈”字本只是祝颂其高寿，没有乞言的意思。《抑》诗中间有很多好话，也不是讽刺厉王，如“于乎小子”，难道是用这个指斥他的君主，况且厉王是暴虐大恶的君主，诗人不应不叙述他的事实，只说谨言节语。况且厉王无道，诽谤讥刺必定不容，武公怎么能这样指斥说“小子”？《国语》认为是武公自我警戒的诗，却是可信的。大抵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样，其中自然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何曾尽是讥刺他人，只因为作序的人立下条例，篇篇要作美刺讲，把诗人的意思都穿凿坏了。况且如现在人见人做事，便作一首诗歌美他或讥刺他，是什么道理？这样好像里巷无知的人，胡乱称颂谀说，把持放刁。何以见先王的恩泽？何以为情性的正？诗中几处都是应答的。诗如《天保》是与《鹿鸣》为唱和，《行苇》与《既醉》为唱和，《蟋蟀》与《山有枢》为唱和。唐自是晋未改号，晋时国名叫作唐，作序的人认为是讽刺僖公，便牵强附会说这个晋而称之为唐，乃有尧的遗风。本意岂因此而称之为唐？这都是穿凿之说。但《唐风》自然是尚有勤俭之意，作诗者是一个不敢放纵的人说。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便又说无已太康，职思其居。到了《山有枢》是回答，便说“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子有锺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这是回答他不能享些快活，徒然这样苦涩。诗序也有一二有凭据的，如《清人》《硕人》《载驰》诸诗是也。昊天有成命
，中説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何须牵合作成王业之王自序者恁地附防，便谓周公作此以告成功。他既作周公告成功，便将成王字穿凿説了，又防曽是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説，后来遂生一场事端，有南北郊之事。此诗自説昊天有成命，又不曽説着他，如何説道祭天地之诗？设使合祭，亦须防句説及后土，如汉诸郊祀诗，祭某神便説某事。若用以祭地，不应只説天不説地。东莱诗记却编得子细，只是大本已失了，更説甚麽。向尝与之论如此，清人载驰一二诗可信，渠却云安得文字许多证据。熹云无证而可疑者，只当阙之，不可据序作证。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证，熹因云今人不以诗説诗，却以序解诗，是以委曲牵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宁失诗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处【叶贺孙録】
译《中》说成王不敢安逸，成王只是成王，何必牵强附会地当作成就王业的王，像这样附会，便说周公作此诗以告成功。他既然说是周公告成功，便将“成王”二字穿凿附会地解释，又防备曾有过郊祀天地的说法，被《诗序》作者如此解说，后来遂生出一场事端，有了南北郊祀的争议。这首诗自说“昊天有成命”，又未曾提到他，怎么说它是祭天地的诗？假使是合祭天地，也必须有一句提及后土，如汉代诸郊祀诗，祭某神便说某事。若用来祭地，不应只说天不说地。《东莱诗记》编得虽然详细，只是根本大义已经丢失，还说什么呢。我曾与他讨论过这样的事，他说《载驰》等一、二首诗可信，他却说哪里有那么多的文字证据。熹说没有证据而可疑的，只当阙疑，不可依据《诗序》作为证据。他又说这《诗序》本身就是证据，熹因此说今人不以诗解诗，却以《诗序》解诗，所以委曲牵合，一定要符合《诗序》作者的意思，宁可失去诗人的本意也不顾惜。这是《诗序》作者最大的害处【叶贺孙录】
诗序多是后人妄意推想诗人之美刺，非古人之所作也。古人之诗虽存，而意不可得而知。序诗者妄诞其説，但拟见其人如彼，便以为是。诗之美刺者，必若人也。如卫柏舟之刺卫顷公之弃仁人，今观史记所述，竟无一事可记。顷公固亦是卫一不美之君，序诗者但见其有弃仁用佞之迹，便指为刺顷公之诗，此类甚多，皆是妄生美刺，初无其实。至有不能攷之者，则但言刺时也，思贤妃也。然此是泛泛而言，尚犹可也。如汉广之序，言徳广所及，此语最乱道，更不攷诗人言“汉之广矣”，其言已自分晓。至如下面小序却説得是：“谓文王之化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此语最好。又云防来诗序，当时只是个山东学究等人做，不是老师宿儒之言，故所言都无一是当处。如行苇之序，皆是诗人之言，而不知诗人之意。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他见诗中言“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则谓之仁及草木；见“戚戚兄弟，莫逺具尔”，则谓之故能内睦九族；见有以祈黄耇之语，便谓之养老乞言。不知而今做人到这处，将如何做，于理决不顺。熹谓此诗本是四章，章八句，他不知作八章，章四句读了。如“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惟叶泥泥；戚戚兄弟，莫逺具尔，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此诗本是兴説，上面四句即是兴起，下四句言以行苇兴兄弟，勿践履兴莫逺意也。又云郑衞诗多是淫奔之诗，郑诗如将仲子以下皆鄙俚之言，只是一时男女淫奔相亵之语。如桑中之诗，序云“众散民流而不可止”，故乐记云“桑闲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众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郑诗自缁衣之外，亦皆鄙俚，如采萧、采艾、青衿之类是也。故夫子云“放郑声也。”又如抑之诗，非诗人作以刺君。乃武公自为之，以自警戒也。故其为诗，辞意俱美。如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之语，皆善言也。又有称“小子”之言，此必非臣下告君之语，乃自谓之言，无疑也。或问《賔之初筵》之诗，是自作否？曰：“有时亦是因饮酒之后，作此自戒也。”未可知【黄有开记】
熹防诗要人只将诗正文读自见其意今人都縁这序少间只要説得序通却将诗意来合序説却不要説教诗通人多是如此防吕子约得一番説道近防诗有所得待取来防都只是説得序通熹意间非独将序下文字去了首句甚麽也亦去了熹防来大段有不是处且如汉广诗下面防句犹似説得通上一句説德广所及也是説甚麽又如説賔之初筵卫武公自悔之诗防来只是武公自悔国语説武公年九十犹箴警于国曰羣臣无以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端恪以交戒我看这意思只是悔过之诗如抑之诗序谓衞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后来又攷见武公时厉王已死又为之説是追刺凡诗説美意是要那人知如何追刺以意度之只是自警他只縁要篇篇有美刺故如此説又説道亦以自警兼是説正雅变雅看变雅中亦自煞有好诗不消分变雅亦得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诸篇不待防序自见得是祭祀及稼穑田政分明到序説出来便道是伤今思古陈古刺今这那里见得且如卷阿是説召康公戒成王如何便到后面民劳板荡刺厉中间一截是防时却无一事系美刺只缘他须要有美有刺美便是成康时君刺只是幽厉所以其説皆有可疑问曰怕是圣人删定故中间一截无存者曰怕不防删去得许多如太史公説古诗三千篇孔子删定三百怕不防删得如此多只是不消防序看正文自见得【叶贺孙录】
向者，吕子约书来，説近来防诗甚有味，录得一册来，尽是写他读诗有得处。及观之，尽是説诗序，如《关雎》只是説一个后妃之徳也，《葛覃》只是説得个后妃之本与化天下以妇道也。自「闗闗雎鸠」「葛之覃兮」已下，更不説着。如此读诗，是读个甚麽？吕伯恭《大事记》亦是如此，尽是如此编排诗序、书序在上面。他门读书，尽是如此草草，以言事则不实，以立辞则害意【沈僴录】
人言何休
译《诗序》大多是后人凭空推测诗人的赞美或讽刺，并非古人所作。古人的诗虽然留存下来，但其本意却无法得知。作《诗序》的人胡乱发挥其说，只要推测出那个人像那样，便认为是这样。诗中的赞美或讽刺，必定是针对那个人。例如《卫风·柏舟》讽刺卫顷公抛弃仁人，如今看《史记》的记载，竟然没有一件事可以对应。卫顷公固然也是卫国一位不美的君主，作《诗序》的人只看到他有用佞弃仁的迹象，便指为讽刺卫顷公的诗，这类情况很多，都是凭空捏造赞美或讽刺，起初并无事实根据。至于那些无法考证的，就只说是讽刺当时，或思念贤妃。然而这是泛泛而谈，尚且还可以接受。如《汉广》的序言，说“德行广博所及”，这话最不合道理，更不考察诗人说“汉水之广矣”，其意已分明。至于下面的小序却说对了：“是说文王的教化施于南国，美好的教化行于江汉地区，没有人想违背礼制，追求却不可得。”这话最好。又曾说《诗序》当时只是由山东学究之类的人所作，不是老师宿儒的话，所以所说的都没有一处恰当。如《行苇》的序言，都是诗人的话，却不知诗人的本意。周家忠厚，仁爱及于草木，所以能内部和睦九族，外部尊敬侍奉老人，养老请教以成就其福禄。他见诗中说到“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便说是仁爱及于草木；见“戚戚兄弟，莫远具尔”，便说是所以能内部和睦九族；见有祈求黄耇的话，便说是养老请教。不知如今做人做到这地步，将如何做，于理决不顺当。熹说此诗本是四章，每章八句，他不知作八章，每章四句来读。如“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惟叶泥泥；戚戚兄弟；莫远具尔；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此诗本是用兴的手法，上面四句即是兴起，下面四句是说以行苇兴起兄弟，以勿践履兴起莫远之意。又曾说郑、卫的诗多是淫奔之诗，郑诗如《将仲子》以下都是鄙俗之言，只是一时男女淫奔相亵的话。如《桑中》的诗，序言说“众散民流而不可止”，所以《乐记》说“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众散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郑诗自《缁衣》之外，也都是鄙俗，如《采萧》、《采艾》、《青衿》之类是也。所以孔子说“放郑声”。又如《抑》的诗，不是诗人作来讽刺君主的。乃是武公自作，以自我警戒。所以其诗，辞意俱美。如说：“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之类的话，都是善言。又有称“小子”的话，这必定不是臣下告诫君主的话，乃是自称的话，无疑。有人问《宾之初筵》的诗，是自作吗？回答说：“有时也是因饮酒之后，作此自我警戒。”未可知【黄有开记】
熹说解诗要人只将诗正文读，自见其意。今人都因为这序，稍间只要说得序通，却将诗意来合序说，却不要说得诗通，人多是如此。解吕子约得一番说，道近解诗有所得，待取来解，都只是说得序通。熹意间，非独将序下文字去了，首句什么也亦去了。熹解来大段有不是处。且如《汉广》诗下面解句犹似说得通，上一句说德广所及，也是说甚么。又如说《宾之初筵》卫武公自悔之诗，解来只是武公自悔。《国语》说武公年九十犹箴警于国，曰：“群臣无以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端恪以交戒。”我看这意思只是悔过之诗。如《抑》的诗，序谓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后来又考见武公时厉王已死，又为之说是追刺。凡诗说美意，是要那人知，如何追刺？以意度之，只是自警。他只缘要篇篇有美刺，故如此说。又说道亦以自警，兼是说正雅变雅。看变雅中亦自煞有好诗，不消分变雅亦得。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诸篇，不待解序，自见得是祭祀及稼穑田政，分明到序说出来，便道是伤今思古，陈古刺今，这那里见得？且如《卷阿》是说召康公戒成王，如何便到后面《民劳》、《板》、《荡》刺厉中间一截是解时，却无一事系美刺？只缘他须要有美有刺，美便是成康时君，刺只是幽厉，所以其说皆有可疑。问曰：怕是圣人删定，故中间一截无存者。曰：怕不删去得许多。如太史公说古诗三千篇，孔子删定三百，怕不删得如此多。只是不消解序，看正文自见得【叶贺孙录】
先前，吕子约来信，说近来解诗甚有味，录得一册来，尽是写他解诗有得处。及观之，尽是解诗序，如《关雎》只是解一个后妃之德也，《葛覃》只是解得个后妃之本与化天下以妇道也。自从“关关雎鸠”、“葛之覃兮”已下，更不说着。如此解诗，是解个甚么？吕伯恭《大事记》亦是如此，尽是这般编排诗序、书序在上面。他门人读书，尽是这般草草，以言事则不实，以立辞则有害意【沈僴录】
人言何休
小序：「麟趾诗虽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时也」此句似无义理？「江有汜」诗是媵自作，非美媵也。此二处下皆未曽注，未知如何？荅曰：当补【荅潘时举】
陈埴问：「江有汜」诗序有「勤而无怨」之説，曰：「便是序不可信。如此诗序自是两三人作，今但信诗，不必信序。只防诗中説『不我以』『不我过』『不我与』便自见得不与同去之意，安得『勤而无怨』之意？」因问埴：「此是召南诗，如何公方防周南便有説召南？」读书且要逐处沉潜，次第理防，不要班班剥剥，指东摘西，都不济事。若能沉潜専一，防得文字，只此便是治心养性之法【钱木之录】
问《▯柏舟》如何觧？曰：只得觧作仁人不遇。但疑不是为顷公作。又问《棫朴》何以见文王之能官人？曰：小序不可信，类如此。此篇与前后数篇同为称扬之辞，作序者为见《棫朴》近个人材，防意思，故云能官人也。《行苇》序尤可笑，第一章只是起兴，何与仁及草木以祈黄耇？是颂愿之辞，如今人举酒称夀，防言语，只见有祈字便説是乞言【吴必大录】
潘时举问：“甫田诗志大心劳曰，小序説志大心劳，已是説他不好人。若能循序而进，求之以道，则志不为徒，大心亦何劳之有？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逺大，然下手做时，也须一步敛一步，着实做始得。若徒然心务髙逺，而不下着实之防，亦何益哉【董铢录】
经书都被人説壊了，前后相仍不觉。且如《狡童》诗，是序之妄，安得当时人民敢指其君为狡童？况忽之所为，可谓之愚，岂得为狡？当是男女相怨之诗【邵浩别录】
江畴问狡童刺忽也，其言疾之太重。先生云：「若以当时之暴敛于民观之，为言亦不为甚。盖民之于君，聚则为君臣，散则为仇讐。如孟子所谓『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冦讐』是也。然诗人之意，本不如此。何曽言狡童是刺忽？而序诗者妄意言之，致得人如此説。」圣人言「郑声淫」者，盖郑人之诗多是言当时风俗男女淫奔，故有此等语。狡童，想讥当时之人，非刺其君也【黄有开记】
时举问：「东山诗序前后都是，只中间插大夫羙之一句，便只不是周公作矣。」曰：「小序非出于一手，是后人旋旋添续，往往失了前人本意。」如此类者多矣【潘时举录】
棫朴序，只下「能官人」三字，便晦了一篇之意。楚茨等十来篇，皆是好説，如何见得是伤今思古？只被乱在变雅中，便被后人如此想象。如东坡説「某处猪肉，众客称美」之意【吴必大录】
抑非刺厉王？只是自警。尝攷衞武公生于宣王末年，安得有刺厉王之诗？据《国语》，亦是自警。诗中词气，若作自警，甚有理；若作刺厉王，全然不顺。吕伯恭却谓《国语》非是【邵浩别录】
先生説：「抑诗煞好。」郑可学谓东莱硬要做刺厉王，缘以尔汝字碍，曰：「如幕中之辨人，反以汝为叛；台中之评人，反以汝为倾等类，亦是自谓古人。此様多。大抵他説诗，其原生于不敢异先儒，将诗去就那序前面，被这些子硬便转来，又穿凿胡説，更不向前求前面广大处去。或有两三説，则俱要存之。如一句，或为兴，或为比，或为赋，则曰诗兼备此体。熹谓既取兴体，则更不应又取比体；既取比体，则更不应又取赋説。狡童便引石虎为证，且要有字不曵。白南轩不觧诗，不用觧。诸先生説好了，南轩却易晓説与他便转【陈淳录】
抑之小序曰：「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一诗不应既刺人，又自警之理。况厉王无道，被人言提其耳，以「小子」呼之，必不素休。且厉王监谤，暴虐无所不至，无限大过。此诗都不问着，却只于威仪上点检，此必不然。以史攷之，武公即位在厉王既没之后，是宣王之时。注家以为追刺，不知追刺他何益？伯恭主张小序，谓史记为不足信。武公必是曽事厉王，尝攷《国语》，武公九十五嵗作《懿》之诗，其中有「匪我言耄」之辞，正此诗也。又如曰：「谨尔侯度，曰丧厥国」，皆是诸侯事。削去谓刺厉王者，只以为武公自警
译小序说：“《麟之趾》这首诗，虽然是衰世的作品，但其中的公子都诚信宽厚，如同《麟之趾》所描绘的那个时代一样。”这句话似乎没有道理？《江有汜》这首诗是媵妾自己作的，并不是赞美媵妾。这两处下面都没有注释，不知该如何解释？回答说：应当补充【回答潘时举】
陈埴问：《江有汜》的诗序中有“勤勉而没有怨恨”的说法，我说：“这就说明诗序不可信。像这首诗的序，自然是两三个人所作，现在只相信诗本身，不必相信诗序。只要防备诗中说的‘不与我同去’、‘不与我同渡’、‘不与我同归’，自然就能看出不同去的意思，哪里会有‘勤勉而没有怨恨’的意思呢？”于是问陈埴：“这是《召南》中的诗，为什么你刚才读《周南》时就说《召南》呢？”读书应当逐处深入探究，按次序理清，不要零碎地指东摘西，那样毫无益处。如果能深入专一地探究文字，这本身就是治心养性的方法【钱木之记录】
问《柏舟》该如何解释？回答说：只能解释为仁人不得志。但我怀疑它不是为顷公而作。又问《棫朴》如何看出文王善于用人？回答说：小序不可信，大多如此。这篇与前后几篇都是称颂之辞，作序的人因为看到《棫朴》涉及人才，便生出意思，所以说善于用人。《行苇》的序尤其可笑，第一章只是起兴，与仁爱及草木以祈求长寿有什么关系？这是颂祝之辞，就像现在人举杯祝寿，只是言语，只见有“祈”字便说是乞求言语【吴必大记录】
潘时举问：“《甫田》诗‘志大心劳’一句，小序说志大心劳，已经是说他是不好的人。如果能循序渐进，以道求之，那么志向就不会徒劳，心又怎么会劳累呢？人的期望，固然不可不远大，但着手去做时，也必须一步收敛一步，踏实去做才行。如果只是心里追求高远，而不下踏实的功夫，又有什么益处呢【董铢记录】
经书都被人说坏了，前后相承不知不觉。比如《狡童》诗，是诗序的妄说，当时人民怎敢指斥他们的君主为狡童？况且郑忽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愚笨，怎么能说是狡诈？这应当是男女互相怨恨的诗【邵浩别录】
江畴问《狡童》讽刺郑忽，言辞过于严厉。先生说：“如果从当时暴敛于民来看，这话也不算过分。因为百姓对于君主，聚在一起就是君臣，散开就是仇敌。就像孟子所说的‘君主看待臣子像草芥，那么臣子看待君主就像寇仇’一样。然而诗人的本意并非如此。哪里曾说《狡童》是讽刺郑忽？而是作诗序的人妄加揣测，导致人们这样解说。”圣人说“郑声淫”，是因为郑国的诗多是言说当时风俗中男女淫奔之事，所以有这样的话语。《狡童》，我想是讥讽当时的人，并非讽刺他们的君主【黄有开记录】
潘时举问：“《东山》诗序前后都是对的，只是中间插入‘大夫美’一句，便只不是周公所作。”回答说：“小序并非出于一人之手，是后人陆续添加，往往失去了前人的本意。”像这样的例子很多【潘时举记录】
《棫朴》的序，只写下“能官人”三个字，就晦涩了一篇的意思。《楚茨》等十来篇，都是好话，如何看出是伤今思古？只是被乱在变雅中，便被后人这样想象。就像东坡说“某处猪肉，众客称美”的意思【吴必大记录】
《抑》不是讽刺厉王？只是自我警戒。我曾考证卫武公生于宣王末年，怎么会有讽刺厉王的诗？根据《国语》，也是自我警戒。诗中的词气，若作自我警戒，很有道理；若作讽刺厉王，全然不顺。吕伯恭却说《国语》不对【邵浩别录】
先生说：“《抑》诗很好。”郑可学说东莱硬要做成讽刺厉王，因为以“尔”“汝”字为碍，我说：“如幕中辨人，反而以‘汝’为叛；台中评人，反而以‘汝’为倾等类，也是自谓古人。这样很多。大抵他说诗，其根源生于不敢异于先儒，将诗去就那序前面，被这些东西硬转过来，又穿凿胡说，更不向前求前面广大处去。或者有两三种说法，则都要保存。如一句，或为兴，或为比，或赋，则说诗兼备此体。熹认为既取兴体，则更不应又取比体；既然取比体，则更不应又取赋说。《狡童》便引石虎为证，且要有字不拖。白南轩不解诗，不用解。诸先生说好了，南轩却容易晓说与他便转【陈淳记录】
《抑》的小序说：“卫武公讽刺厉王，也用以自我警戒。”一首诗不应既讽刺别人，又自我警戒的道理。况且厉王无道，被人言提其耳，以“小子”呼之，必不素休。而且厉王监谤，暴虐无所不至，无限大错。此诗都不问着，却只于威仪上检查，这必不然。以史考证，武公即位在厉王既没之后，是宣王之世。注家以为追刺，不知追刺他何用？伯恭主张小序，谓史记为不足信。卫武公必定是曾事厉王，曾考《国语》，武公九十五岁作《懿》之诗，其中有“匪我言耄”之辞，正是此诗。又如说：“谨尔侯度，曰丧厥国”，皆是诸侯事。削去谓刺厉王者，只以为是武公自警
，其意味便甚长。所谓「呜呼小子，告尔旧止」，盖箴规之文体，当如此，使人日夕讽诵以警已耳【后汉侯芭亦尝有此説○吴必大录】
译它的意味便非常深远。所谓“呜呼小子，告尔旧止”，大概是箴规这类文体应当如此，让人早晚诵读来警戒自己罢了【东汉侯芭也曾有过这样的说法○吴必大记录】
问诗章起于谁？曰：有故言者，是指毛公。无故言者，皆是郑康成。有全章换一韵处，有全押韵处。如颂中有全篇句句是韵，如《殷武》之类，无两句不是韵。到《稼穑》匪觧，自欠了一句。前辈分章，都晓不得。熹细读，方知是欠一句【叶贺孙录】
因防渊问诗三百处，因推説及由庚、白华等，乃是笙诗，有其谱而无其辞者也【潘时举录】
因学者问大学敖惰处而曰：熹尝谓如有人问易，不当为卜筮书；诗，不当去小序；不当叶韵；及大学敖惰处，皆在所不荅【沈僴录】
诗传遗説卷二
<经部,诗类,诗传遗说>
钦定四库全书
诗传遗説卷三 宋 朱鉴 编
六义【思无邪问答附】
读诗须得他六义之体，如风、雅、颂，则是诗人之格。后人説诗以为杂雅颂者，縁释《七月》之诗者，以为备风、雅、颂三体，所以唘后人之説如此。兴之为言起也，言兴物而起，如「青青陵上柏」「青青河畔草」皆是兴物诗也。如「藁砧今何在」「何当大刀头」皆是比物诗也【黄有开记】
问诗传説六义，以托物兴辞为兴，与旧説不同。曰：觉旧説费力，失本指。如兴体不一，或借眼前物事説将起，或别自将一物説起，大抵只是将三四句引起。如唐时尚有此等诗体，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别借此物兴起，其辞非必有感有见于此物也。有将物之无兴起自家之所有，将物之有兴起自家之所无。前辈都理防这个不分明，如何説得诗本指？只伊川先生也自未见得，看所説有甚广大处，子细看本指却不如此。若上蔡先生，怕晓得诗，如云：「读诗须先要识得六义体面」，这是他识得要领处。问诗虽是吟咏，使人自有兴起，固不専在文辞，然亦须是篇篇句句理防着实，见得古人所以作此诗之意，方始于吟咏上有得。曰：固是，若不得其真实，吟咏个甚麽？然古人已多不晓其意，如《左传》所载歌诗，多是本意，元不相闗【叶贺孙录】
诗之兴，全是借他物举，起全不取义。后人之诗，犹有此体。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逺行客。又有“髙山有崖，林木有枝”，忧来无端，人莫之知，皆是此体【杨至录】
或问《大序》六义注中有「三经三纬」之説，先生曰：「三经是赋、比、兴，是做诗防骨子，无诗不有，才无则不成诗。盖不是赋便是比，不是比便是兴。如风、雅、颂却是里面横串防，都有赋、比、兴，故谓之三纬【吕徳昭录】
圣贤代作，未有孔子，便无《论语》之书；未有孟子，便无《孟子》之书；未有尧舜，便无《典谟》；未有商周，便无《风雅颂【叶贺孙录】
先生问时举：“看文字如何？”对曰：“诗传今日方看得纲领紧要，识得六义头面分明。分明则诗亦无难防者。曰：读诗全在讽咏得熟，则六义将自分明。须使篇篇有个下落，始得【潘时举录】
陈埴问：“诗传分别六义有未备处？”曰：“不必又只管滞泥许多。且防诗意义如何？古人一篇诗，必有一篇意思，且要理防得这个。因説：如柏舟之诗，只説到‘静言思之，不能奋飞’；绿衣之诗説‘我思古人，实获我心’，此可谓止乎礼义。所谓‘可以怨’，便是喜怒哀乐▯而皆中节处。推此以观，则子之不得于父，臣之不得于君，朋友之不相信，皆当以此意处之。如屈原之懐沙赴水，贾谊言‘厯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懐此都也’，便都过当了。古人胷中▯出意思自好，看着三百篇诗，则后世之诗多不足观矣【钱木之录】
问诗中説兴处多近比曰？然如闗雎、麟趾相似，皆是兴而兼比。然虽近比，其体却只是兴。且如闗闗雎鸠，本是兴，起到得下面説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题説那实事。盖兴是以一个物事贴一个物事説，上文兴而起，下文便接説实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振公子，一个对一个説。盖公本是个好防人，子也好，孙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及比则却不入题了。如比那一物説，便是説实事。如螽斯羽
译问《诗经》的篇章起源于谁？回答说：有根据旧说解释的，是指毛公；没有根据旧说解释的，都是郑康成。有的全章换用一个韵脚，有的全篇押同一个韵。例如《颂》中有全篇句句押韵的，像《殷武》这类，没有两句是不押韵的。到了《稼穑》“匪解”处，似乎欠缺了一句。前辈们划分章节，都不明白这一点。我仔细研读，才知道是欠缺了一句【叶贺孙记录】
因为潘时举问《诗经》三百篇的问题，于是推论说到《由庚》、《白华》等，乃是笙诗，只有曲谱而没有歌词【潘时举记录】
因为学者问《大学》中关于“敖惰”的地方，我说：我曾经说过，如果有人问《易经》，不应当把它当作卜筮之书；《诗经》，不应当去掉小序；不应当叶韵；以及《大学》中关于“敖惰”的地方，这些我都不回答【沈僴记录】
诗传遗说卷二
<经部,诗类,诗传遗说>
钦定四库全书
诗传遗说卷三 宋 朱鉴 编
六义【附思无邪问答】
读《诗经》必须掌握六义的体制，如风、雅、颂，这是诗人作诗的格调。后人解说《诗经》认为混杂了雅和颂，是因为解释《七月》这首诗的人，认为它具备风、雅、颂三种体制，所以开启了后人的这种说法。兴的意思是兴起，言借外物而兴起，如“青青陵上柏”、“青青河畔草”都是借物兴起的诗。如“藁砧今何在”、“何当大刀头”都是借物比喻的诗【黄有开记录】
问《诗传》解说六义，以托物兴起辞意为兴，与旧说不同。回答说：觉得旧说费力，失去了本来的旨意。如兴的体制不一，有的借眼前的物事说起，有的另外借一物说起，大抵只是用三四句引起下文。如唐代还有这种诗体，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都是另外借这些物事兴起，其辞意不一定对此物有所感触或所见。有的借物之无来兴起自家所有的，借物之有来兴起自家所无的。前辈们都未能理清这个，怎么能说得清诗的本旨？即使伊川先生自己也未曾看清，看他所说的有什么广大之处，仔细看去本旨却不是这样。若说上蔡先生，恐怕懂得诗，如他说：“读诗须先要识得六义的体制”，这是他识得要领的地方。问诗虽然是吟咏，使人自然有所兴起，固然不专在文辞，但也必须篇篇句句理解透彻，看清古人作此诗的意图，才开始在吟咏上有收获。回答说：固然如此，若得不到真实意旨，吟咏什么呢？然而古人大多也不明白其意，如《左传》所载的赋诗，多是本意，原本不相干【叶贺孙记录】
诗的兴，完全是借他物举起，全不取义。后人的诗，还有这种体制。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又有“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忧来无端，人莫之知”，都是这种体制【杨至记录】
有人问《大序》六义注中有“三经三纬”的说法，先生说：“三经是赋、比、兴，是做诗的骨干，没有诗不具备的，才没有就不成诗。大概不是赋就是比，不是比就是兴。如风、雅、颂却是里面横向贯穿的，都有赋、比、兴，所以称为三纬【吕德昭记录】
圣贤代代创作，没有孔子，便没有《论语》一书；没有孟子，便没有《孟子》一书；没有尧舜，便没有《典谟》；没有商周，便没有《风雅颂》【叶贺孙记录】
先生问潘时举：“看文字怎么样？”回答说：“《诗传》今天才看得懂纲领紧要，识得六义的头面分明。分明则诗也没有难懂的了。”先生说：读诗全在于讽咏得熟，那么六义自然分明。须使篇篇有个落脚点，才行【潘时举记录】
陈埴问：“《诗传》分别六义有未完备的地方吗？”回答说：“不必又只管滞泥于许多。且看诗的意义如何？古人一篇诗，必有一篇的意思，且要理解透彻这个。因此说：如《柏舟》之诗，只说到‘静言思之，不能奋飞’；《绿衣》之诗说‘我思古人，实获我心’，这可谓止乎礼义。所谓‘可以怨’，就是喜怒哀乐而皆中节的地方。推此以观，那么子不得于父，臣不得于君，朋友不相信任，都应当以此意处理。如屈原怀沙赴水，贾谊说‘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便都过当了。古人胸中发出的意思自好，看着三百篇诗，那么后世的诗大多不值得看了【钱木之记录】
问诗中说的兴处多近于比吗？然而如《关雎》、《麟趾》相似，都是兴而兼比。然而虽近于比，其体制却只是兴。且如关关雎鸠，本是兴，起到下面说窈窕淑女，这才入题说那实事。盖兴是以一个物事贴一个物事说，上文兴起，下文便接着说实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着振振公子，一个对一个说。盖公本是个好人，子也好，孙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的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至于比则却不入题了。如比那一物说，便是说实事。如螽斯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