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疑辨证卷三

译在平王之前【《葛藟篇》《郑风》文公之诗【《清人序》】在庄公之前【《遵大路序》】此类甚多。况且六篇中前后四首诗都言说文姜之事，而其中又夹杂着“甫田”“卢令”两首诗，难道还不能归入同一类吗？朱熹《诗集传》认为这首诗是比喻，后人又对此产生怀疑。考察毛亨《毛诗故训传》对于诗中取喻之处，都认为是“兴”【这首诗也说它是“兴”】，从来没有称为“比”的。朱熹解释《诗经》有“兴”，又有“比”，这首诗通篇都是设喻，就像《中庸》所说“譬如行远，譬如登高”，行远登高可以体现道，但道并不局限于行远登高。这首诗所说的未尝不是在说理，但理并不局限于此，所以说它是“比”。“比”字正与“辟”字意义相同。扬雄说：“耕种大田的人，杂草高高；思念远方的人，心中忧愁。”去掉四个字，加上两个字，而诗意已经明白。正如孔子解说《烝民》诗，加上两个“故”字，一个“必”字，一个“也”字，而精妙的义理无穷无尽。古人解说《诗经》，并不像这样浪费言辞。《诗序》的文辞，也浪费得厉害啊！

译《敝笱》篇

《序》说：《敝笱》是讽刺文姜的。齐国人厌恶鲁桓公软弱无能，不能防范约束文姜，致使她淫乱，成为两国的祸患。朱熹说：桓公应当改为庄公。考证《春秋》，鲁桓公三年，正是齐僖公二十二年。桓公在嬴地会见齐侯【《左传》：在齐国完成婚约。杜预注：桓公不通过媒人，直接与齐侯会面而完成婚约，不合礼制。秋天，公子翚到齐国迎娶新娘】。九月，齐侯将姜氏送到讙地【讙，是鲁国的地方。夫人姜氏从齐国回到鲁国。冬天，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文姜刚到鲁国之初，就已经不合礼制了。桓公十八年春天，桓公与姜氏于是前往齐国，那是齐襄公四年。《左传》记载申繻劝谏桓公不听，又说齐侯与姜氏私通，这是文姜公然淫乱的开始。四月，桓公就在齐国去世，那么桓公在位时，文姜还没有肆意进行会禚【齐地，庄公二年】、享祝丘【鲁地，庄公四年】、如齐师【庄公五年】、会防【鲁地】、会谷【齐地，都在庄公七年】这些活动，这些全都在庄公时期，那么朱熹的说法确实正确。只是朱熹跟随张载，认为经文中“归止”是指反归到齐国罢了。如果按照毛亨、郑玄【孔颖达疏引孙毓说：齐国是大国，当初嫁爱妹，希望美好男子，盛大如云雨，所以往来自由。桓公不能禁止，传文的意思当然如此】、郑玄【说：文姜初嫁鲁桓之时，她随从者的心意如云】解释《序》，其实没有错误。所谓“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桓公确实与文姜同去齐国，那么祸根实际上在桓公时就已萌生。《春秋》写“与”而不写“及”，表明桓公不能制约姜氏，而姜氏与桓公抗衡。一次已经太过分了，何况多次呢？唉！《春秋》时期，王法已经松弛，但天道仍然不会差错。隐公不知道天下有弑兄的弟弟而桓公弑了他，桓公不知道天下有淫妹的哥哥而襄公淫了她。蒍氏的动乱，天子不能讨伐，方伯不敢过问，而桓公俨然做鲁国的国君了。谁知道冥冥之中，上天监视在此？已经生了文姜做他的妻子，却同谋弑夫；以报复为弟弟，而同谋弑兄的罪过，在桓公娶文姜时，只想结交齐国作为外援，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原本不重视夫妇之义。而杀身之祸，已在此时萌生。齐襄公禽兽般的行为，恶毒已极，又生了公子无知。无知弑君，又生了雍廪。人的果报如此明显！做善事降下吉祥，做恶事降下灾殃。谁说天道没有知觉呢？《春秋》详细记载文姜的始末，而删定《诗经》特意保留《南山》、《敝笱》等四篇在《齐风》中，用来使乱贼胆寒、夺去乱贼魂魄的作用达到了极致。至于女子出嫁有三种：出嫁叫“于归”，回娘家省亲叫“归宁”，被休弃回娘家叫“大归”。除此之外没有说“归”的。文姜出嫁，齐僖公亲自送到鲁国，刚满一个月，就派弟弟来聘问，那么当时门庭若市的盛况可以想见。而桓公顺从文姜，是势所必然。文姜凭借她尊贵显赫的权势，骄奢淫逸，自以为是，本是情理之中。逐渐积累久了就酿成大恶。君子说郑昭公善于为自己谋划，防备什么呢？说什么呢？杨〇山虽然讥讽鲁桓公，也是为庄公说法，与赵子的意思相同。如果桓公果然刚强而有节制，姜氏自然不敢萌生去齐国的念头，何须禁止别人不服从呢？等到桓公死后，庆父的才能，季友的吉祥，都足以治理国家。庄公大概因为文姜的缘故才得以继位，文姜又凭借齐襄公的势力来控制庄公，庄公且因为得以继位的缘故，感激齐国，恭顺地甘愿做襄公的仆役而不推辞【元年迎娶王姬，三年防备伐卫，四年在禚地狩猎，五年又会同伐卫】，人道断绝了，所以《猗嗟》讽刺他。

《好人》

毛亨、郑玄的意思【毛亨说：好人好女，是手之人提提安谛的样子，宛辟貌，妇人到了门，丈夫作揖而入，不敢当尊，宛然而左辟，象揥是用来装饰的。郑玄说：衣服整齐，防也，领也在上，好人尚可使整治之，谓属着之新妇至慎于威仪，使之非礼，魏俗所以然者，是君心褊急无德教之耳，我是以刺之】。好人就是缝裳的女子。下一章上三句也说缝裳的女子，“维是之是”又指魏国的国君。朱熹传曰：好人犹大人，是指缝裳女子的丈夫。下一章上三句说其丈夫的仪容，“维是之是”即指其丈夫。如果按古说，那么在“佩其象揥”之下必须补上“威仪如何”，何故使之缝裳，又必须说明上行下效的意思，然后因民俗而追刺其上，确实不免迂曲。朱熹传则在上下文势承接灵〇，不待补缀而自明顺。又《仪礼》疏说：笄有二种，一是【安发的笄】，妇人男子都有；一是【为冠笄、皮弁、爵弁笄】，男子有而妇人无。那么男子有笄，怎么知道一定没有揥？朱熹传固然可以讲通，但如羔羊之缝，则成新也可言缝。《左传》【昭公二年】季武子说：敢拜吾子之弥缝敝邑。杜预注：缝，补合之也。那么裳之须缝，其为破坏败裂可知【《左传》以弥缝联敝邑言，当是缝旧矣。郑玄云整治之，亦以为修旧耳】。以破坏败裂之裳而佩象骨搔首的揥，似不相配。且言其威仪服饰之美，则与俭啬褊急之意亦不合。古说虽迂，不可废也。

《莫藚》

毛传曰：“莫，菜也。”孔氏引陆疏【说：莫茎大如箸，赤节节，一叶似柳叶，厚而长，有毛刺，今人缯以取茧绪，味酸而滑，始生可以作为羹，

译它又可以生吃，各地普遍称之为酸迷，冀州称之为干绛，河汾地区称之为莫。申培之后的儒者对此没有异议。《埤雅》说：“莫子像楮实但颜色发红，称之为干绛，因此现在吴越地区称之为茂子。”《毛传》说：“藚，就是水写。”孔颖达引用《尔雅》说：“藚，即牛唇。”李巡说：“这是两个不同的名称。”郭璞说：“《毛诗传》说‘是水写’，它像续续那样一寸一寸地有节，拔起来可以复原。”这两家的注释又都引用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说：“就是现在的泽蕮，它的叶子像车前草一样大，味道也相似，徐州和广陵的人食用它。”以此来申述自己的观点。考察郭璞和陆玑两家的说法不同。《尔雅》说“藚，牛唇”，郭璞引用《毛诗传》认为它是水蕮。邢昺的疏解说：“陆玑认为它是现在的泽蕮，这是郭氏所不采纳的。”《尔雅》又说“蕍，蕮”，郭璞说：“就是现在的泽蕮。”邢昺的疏解说：“蕍有一个名字叫泽蕮，就是药草泽蕮。”《本草》写作“泽泻”，有一个名字叫“水泻”，一个名字叫“及泻”，一个名字叫“芒芋”，一个名字叫“鹄泻”。陶弘景注解说：“叶子狭长，丛生在浅水中，仙经中服食辟谷都用它，也说它能使人身体轻盈，能在水上行走。”苏颂说：“春天生出苗，多在浅水中，叶子像牛舌，茎单独而长，秋天开白花成丛，像谷精草。”这是郭璞把《尔雅》中的蕍当作泽泻，陆玑把《尔雅》中的藚当作泽泻。孔颖达既然引用了郭璞的说法，就不应该再引用陆玑的说法了。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朱熹的《诗集传》都沿袭孔颖达的疏解，只有严缉引用曹氏的话加以辨析，而冯山的疏解论述得尤其详细。他说：“《本草经》中泽泻有一个名字叫水写，而《毛传》解释藚为水舄，所以陆玑有此错误。牛舌草就是车前的异名，泽泻像车前，所以《韩诗》以车前为泽泻。”陆玑的错误本来就有由来。

译公路、公行、公族

毛传说：路，是路车。公行，是跟随国君出行的官员。公族，是国君的亲属。经文非常简略。郑玄笺注说：公路，是掌管国君路车的官员，由庶子担任。赵盾担任路车属官，就是这样。从公之行者，是掌管国君兵车行列的官员。公族，是掌管国君同姓昭穆次序的官员。孔颖达引用《左传》说：【宣公二年，晋成公于是任命卿的嫡子担任公族，又任命其余的儿子担任余子，他们的庶子担任公行。赵盾请求让赵括担任公族，成公答应了他。冬天，赵盾担任路车属官】。服虔说：路车，是战车的副车。杜预说：公行是官职名。【成公十八年，晋国的荀会、栾黡、韩无忌担任公族大夫，让他们教导卿大夫子弟恭敬、节俭、孝顺、友爱】。杜预认为公路、公行是一个官职，因为掌管国君路车的，称为公路；掌管兵车行列的，称为公行，只是变换文字以协韵脚罢了。他又辨析公路不是余子的原因说：余子自己掌管余子的政务，不掌管国君的车驾，不能称为公路【天子则由巾车掌管天子的五种路车，车仆掌管战车的副车】。他的说法很详细。然而根据《左传》注：余子，是嫡子母亲的弟弟，治理余子的政务，主要教导卿大夫嫡子的次子，其职责很简略，即使让他掌管国君的路车，应该也能胜任，怎么知道他不掌管国君的车驾呢？《左传》本来有余子、公行、公族三个官职，而《诗经》将公路、公行、公族分为三章，如果把公路当作余子，怀疑也没有不可的。不然，诗人为什么把一个官职分成两章，而另一个官职只有一章呢？况且魏国灭亡于鲁闵公元年至鲁宣公二年【共五十四年】，晋国才开始设置公族、余子、公行，在此之前是没有的。这首诗所咏叹的，是魏国的官职，魏国的官职难道一定完全符合晋国，而说一定是两个官职吗？然而跟随郑玄、孔颖达说法的人很多。

伐檀篇

《序》说：《伐檀》是讽刺贪婪的。在位者贪婪鄙陋，没有功劳却享受俸禄，君子不能出仕进用罢了。郑氏认为章首三句是君子不能出仕进用，中间四句是在位者贪婪鄙陋，没有功劳却享受俸禄末句斥责伐檀的人有功才肯接受俸禄。后来的儒者大多跟随这种说法。朱熹说这首诗专门赞美君子不白吃饭，《序》说讽刺贪婪，失去了它的旨趣。大概称为讽刺，就有怨恨讥讽的意思，失去了忠厚之意；称为赞美，则看到君子安于本分、甘于贫困而秉持礼义，内心快乐，不羡慕外物，足以作为榜样。况且称为诗人所赞美，那么君子的称呼原本就是诗人称他们的，不是立志的人自认为君子。朱熹的传注本来可以讲通，但有人怀疑不白吃饭的意思，是说如果不做那件事就不吃饭，不是说做了那件事仍然不吃饭。明明知道车没有用处，何必辛苦砍伐树木来做它？既然想自食其力，不应该采取这种笨拙的计划。朱熹传注的意思，只是说伐檀是为了思考被任用，而世人不任用我，仍然安于伐檀而不后悔，就像人小时候学习，本来想壮年时行道，等到壮年而不行道，仍然坚守所学罢了。天下没有明知正直不被容纳而改变节操的君子。天下只有君子，才能做出这种笨拙的计划。走捷径而步履艰难，那是些什么人呢？但玩味“尔”字的口气，自然是自称贪婪鄙陋之人说的，不能说君子自称“尔”。全篇的旨趣，也与《考槃》、《衡门》截然不同。古人的说法不可废弃。魏国风俗俭啬，而这首诗与《硕鼠》都讽刺贪婪。天下只有吝啬的人最贪婪。《魏风》到了这种地步，百姓怎么忍受得了呢？

扬之水篇

《序》说：《扬之水》是讽刺晋昭公的。昭公分割国土来封给沃地，沃地强盛，昭公微弱，国人将要背叛而归附沃地。《序》说强盛的，是根据其势力而言罢了。春秋时期，诸侯大多用诈力权谋来成就大国，难道真是仁者无敌吗？而毛传【说：听说沃地有善政，命令不敢告诉别人】用善政来赞许沃地。郑笺【说：起兴，比喻桓叔强盛，除去百姓所厌恶的，百姓得以有礼义】用有礼义来赞许沃地。孔疏【说：陈桓叔有德行，百姓乐于跟随他，所以讽刺昭公】用有德来赞许沃地。沃地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而加上这样的美名吗？《郑风》不责备郑突而讽刺昭公，《唐风》不责备桓叔而也讽刺昭公，他们失去是非正道的错误是一样的。朱熹说《序》的说法不错，也认为是国人乐于跟随桓叔的诗，不仅不符合事实，几乎怀疑诗人是叛党。欧阳修【说：如果按照毛、郑的说法，那么就是桓叔善于治理百姓，不是他强盛成为晋国的祸患，让百姓知道趋向礼义，那么晋国虽然弱也不会背叛】深刻驳斥毛、郑。严粲【说：这是用微言来泄露其阴谋，想让昭公听到而警戒恐惧，早点做准备】极力为他申辩洗雪，而诗人忠君忧国之心，深沉真切，宛然可见。千古奇冤，一朝得以昭雪，他对《诗经》的功劳，难道浅薄吗？有人怀疑诗中说“从子”“言既见必从桓叔而受信任”，所以能听到他的命令，听到命令而泄露命令，难道不是反复无常的人吗？作为臣子，不可以把国情输送给贼寇，难道不可以把贼情告诉君主吗？国家的法典，把国情输送给贼寇的一定加重刑罚，把贼情告诉君主的一定受到上赏。春秋大义，赞美反正而不登用叛人，就像这首诗的旨趣一样。申公说成师有篡夺国家的阴谋，唐人知道而作这首诗，他的说法很正确，不能因为它是伪托而抛弃它。

绸缪篇

这首诗毛、郑意义不同，毛认为晋国的动乱【《序》说：绸缪

译这是讽刺晋国混乱的。昏姻失去了正当的时节，所以历举正当的时节来讽刺它，而三星指的是参星【孔颖达疏：王肃说，参星在天中是十月，在隅是十一月、十二月，在户是正月，月令中孟春之月昏参中就是如此】。郑玄认为晋国的混乱，是因为昏姻失去了仲春的时节，所以直接举出失时的事来讽刺它，而三星指的是心星【孔颖达疏：心星在天中是三月末、四月中，在隅是四月末、五月中，在户是五月末、六月中，月令中季夏之月火昏中就是如此】。一种说法认为可以嫁娶，一种说法认为不是时候，他们的解释正好相反。考证参星被称为三星，见于《汉书·天文志》，而有时兼伐为六星，或数左右肩股为十星的，起初没有一定；而心星被称为三星，与《援神契》【说：心三星中独明】、《晋书·天文志》【说：心为明堂，火星天王前后星子属》的话相同。它的形状像连珠，刘瑾说像鼎立则不对。朱熹关于三星的解释遵从郑玄，而说失时后得以完成礼制而作诗，大概是诸儒拘泥于诗序，所以多说男女失时不能相合而成婚。仔细玩味经文，“今夕何夕，见此良人”，说“今日见”，正是说现在可以得见。人情中可喜的事，在意料之中的，喜悦就浅；只有在绝望之中，忽然在望外得到，那么喜悦就难以自持了。朱熹的解释，固然本于《说苑》中的《越人歌》【鄂君与越人同舟，越人划船而歌说：“今夕何夕兮，得与搴舟人同游；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如果像郑玄所说，那么似乎诗人从三月中见到昏姻失时之后，一直忍耐到六月才开始作诗，而且既然说了失时，难道六月后就绝无昏姻了吗？如果像朱熹的传注，又似乎刚完成昏姻礼的夫妇终夜在野外，应当参以许白云的说法【许说：这大概是在六月之时成婚而作，“今夕何夕”是同一时间，见此者是同一夫妇，而上二句是追叙其失时，“子兮子兮”首章指女子，卒章指男子，三章则两指之】，然后才明白。至于首章的良人，毛亨认为是美室。考证《秦风》“厌厌良人”，孟子讥讽其“良人”，都是妇人指其夫，那么《仪礼》【良席在东】郑注【妇人称夫曰良》应当是对的。

译《羔裘》篇

《序》说：《羔裘》是讽刺时政的。晋国人讽刺在位者不体恤百姓。朱子起初的解释本是从《序》和《集传》，因为“居居”“究究”的含义不详，不敢强行解释。考察《毛传》说：“居居，是怀着恶意、不相亲近的意思。”“究究”与“居居”意思相同。这是依据《尔雅》的说法。《尔雅·释训》说：“居居究究，是恶意的表现。”李巡注说：“居居，是不亲昵熟习的恶意。”孙炎注说：“究究，是穷尽人的恶意。”孔颖达疏申述毛亨的观点，引用李巡、孙炎两说并解释说：“怀着恶意而不与百姓亲近，就是不亲昵熟习。役使民力而不体恤他们的困苦，就是穷尽人的恶意。”这是最古老的解释。宋元时期的儒者们各自提出不同的说法。王安石说：“居居，是固执不变的意思。究究，是困窘不通的意思。”李迂仲已经讥讽这种说法穿凿附会了。张横渠说：“自我人居居，是说自我人安逸安适。自我人究究，是说自我人察察地作威作福。”范逸斋说：“居的意思是安，指安于其业。究的意思是察，指体察疾苦。居居就是安之又安，究究就是察之又察。”两说虽然相同，但范逸斋的解释更明白通顺。苏子由说：“君主非常尊贵，却因为有百姓而安于其位。”这种解释把“自我人”的“人”字解释得通顺，但诗是讽刺在位者，何必说君主呢？又把“究”解释为“久”，说君主之所以能长久在此，是因为有百姓。这种解释更没有依据。金仁山认为是妇人挽留所爱之人的言辞，认为魏晋的习俗等同于郑卫之风，尤其令人发笑。立论必定要有根据，不可以主观臆断。《尔雅》一书出自毛公之前，不是毛公一人的私言。只是毛公因为《尔雅》中“居居”“究究”都解释为恶，所以说“究究”与“居居”意思相同。孔氏说：“孙炎的说法可以讲通，所以申述成就其义。”这首诗如果确实是讽刺在位者不体恤百姓，那么孔氏的解释就有意味。《左传》中祈招的诗说：“衡量民力而不存醉饱之心。”这是役使民力而体恤其困苦吗？子贡传曰：“晋国大夫贤明，国人赞美他，吟诵《羔裘》。”那么这首诗与《召南》《郑风》中的《羔裘》意义相同了。人们不因为服饰贵重而敬服，而是因为人贵重；人足以配得上其服饰，那么服饰也就有荣耀；人不足以配得上其服饰，那么服饰也就有耻辱。同样是羔裘，固然难以断定这首诗不是讽刺。然而看晋国在曲沃作乱的时候，曲沃多次得志，而晋国屡次立君，五代之后迫于王命才停止。九宗五正，顷父的儿子嘉父等人，如果不是安之又安，察之又察，安于其居所，体察其疾苦，百姓怎么能遭受曲沃的侵残，流离困苦，而不忍心离去呢？那么这种说法虽然符合情理，未必不是解释经义的一种帮助。

《无衣》篇

《序》说：《无衣》是赞美晋武公的。武公开始兼并晋国，他的大夫向天子的使者请求封命而作了这首诗。孔氏认为天子的使者因其他事到晋国，他的大夫就向使者请求，这不过是乘便嘱托，实在没有负罪引慝之心，尊君亲上的意思。假如当时天子的使者不到晋国，那么也就来不及请求了。程子、刘氏都认为只取其一节，不兼取其义。只有寻常无过之人，未能尽善，偶尔有一节之善，根据善善欲长的道理，不得不取之罢了。武公是什么人，这一节有什么善而取之呢？王安石更说这是与人为善之心。与人为善的人，没有比虞帝更好的了。四凶未曾有篡弑之罪，尚且被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那么可知与人为善的人，必定不是篡弑之人，也包含在其中。假如篡弑之人尚且可以，那么国家的刑罚施加于什么人呢？皋陶就不必在虞廷担任士官，而周天子几乎成了篡弑者的宗盟了。武王为什么要责骂纣王为逋逃主呢？所以假如武公真心尊王，专门派遣使者请求封命，诗人必定不会赞美他，圣人必定不会取之，为万世篡弑者开辟一条释罪的捷径。何况不是诚心呢？朱子说其颠倒顺逆，乱伦悖理，确实是对的。申公说：唐国的公孙偁弑杀三君而夺取其国，把全部宝物贿赂周僖王，僖王任命他为诸侯，国人作诗讽刺他，这虽然是应对之作，尚且认为讽刺胜过《序》说多了。《序》在变风中，凡是人之可美、事之可美的，一概称为陈古刺今，唯独这首诗直接称为美，而所美之人却是篡弑的武公。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么卫国州吁未能和民，却如陈国一样请求觐见周王，吴元济自领军务而请求朝廷节钺，都在可美的例子里了。详细玩味经文，首章必求七件，指名索取，跋扈之气溢于词句之间。次章降低说六件，更如大盗获得赃物，急于求售，不再计较价格的多寡了。而且推绎《序》文说：大夫为他请求封命，是知道有天子而请求他的是大夫，大夫是可美的，而首句却说“美武公”，上下文义不相连贯。诸儒竟然依据首句而极力赞美武公，武公能篡国而赞美他，昭公因受篡而讽刺他，实在令人不解。朱子辩说原有武公自作、诗人所作两说，然而说诗人作以讽刺他，可以说诗人作以赞美他，则不可。盖正人君

译你既然知道武公的恶行，就一定会憎恨他；憎恨他，就一定会指责他。如果偏袒武公的人，就不知道他的恶行而喜爱他；喜爱他，自然就会赞美他。所以，解释这首诗并认为可以赞美的人，就是武公的恶党。没想到《剧秦美新》一书的创作，竟滥觞于此，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后世那些阿谀奉承的贼臣，说出超越尧舜、胜过汤武的话，也就不足为奇了。朱子讥讽《诗序》，后人又讥讽朱子，所以对此加以辨析。

译《小戎》

《毛传》通常很简略，但解释这首诗却非常详细。孔颖达引申其义，多符合古代制度，所以朱熹的《诗集传》也颇采用孔疏的意见，但终究不能没有异同。《毛传》说：“小戎，是兵车。”大概平地载物的车叫大车，那么兵车就是小车了。郑玄笺注说：“这是群臣的兵车，所以叫小戎。”孔颖达认为郑笺是申述毛传，却强行让毛传顺从郑笺【孔颖达说：“兵车，是兵戎的车，大小应该相同，而称之为小戎的原因，《六月》篇说：‘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元是大，先行启行的车叫做大戎，跟在后面走的叫做小戎。所以郑笺申述说：这是群臣的兵车，是说群臣在元戎之后罢了。”】这就失去了界限了。董氏又说《六月》篇说“元戎十乘”，这是天子的车，那么诸侯的戎车就叫做小戎，这也不足以依据，所以朱子只采用毛传，确实是对的。《毛传》说：“俴，是浅收轸。”孔颖达说：“俴，浅，是解释字义。收轸者，是相传如此，没有确切的训释。轸，是车前后两端的横木，用来收敛所载之物，所以名叫收。兵车车厢内部，从前轸到后轸，深度只有四尺四寸【本于《考工记·舆人》郑注】，大车从前轸到后轸深度八尺【《车人》郑注】，兵车的轸比大车浅。”朱子跟随孔颖达，而陈道祥说：“轸，一叫收，一叫车枕【《方言》：轸叫做枕】，是车厢后面的横木【围尺一寸，厚度与轐共七寸，长度六尺】。”考查礼制，车前有軏有阴罢了，没听说有轸。冯嗣宗说：“孔颖达的意思本来不错，但不该说车前有收。现在考查《说文》说：轸，是车厢后面的横木。郑司农《舆人》注也说：轸，是车厢后面的横木，那么轸确实在后面，而前面未必有。”《毛传》说：“五五束也，楘历录也，梁辀，是辀上弯曲的衡，一根辀五束，每束有历录【孔颖达说：“辀，是辕，用皮革在五处束住，因而形成文章历录。然而历录大概是文章的样子。梁辀，是辀上弯曲的衡，衡，是轭。辕从轸以前稍曲而上至衡，那么居于衡之上而向下弯曲的衡，就横居在辀下，像屋梁一样，所以叫梁辀。”】又说：“游环，是靷环，游在背上，用来控制马匹外出。胁驱是谨慎的驾具，用来阻止马匹内入【孔颖达说：“游环者，用环贯穿靷，游在背上，所以叫靷环。贯穿两骖马的外辔，引辔为环，所束的骖马想要外出，此环牵制它，所以用来控制外出。胁驱者，用两条皮，上系于衡，下系于轸，在服马的胁旁，是爱护谨慎乘驾的器具。骖马想要内入，则此皮约束它，所以用来阻止内入。”】阴是阴軏，靷是用来牵引的，鋈是白金，续是续靷【孔颖达说：车厢下面三面材，用板木横侧在车前，用来阴映这个軏，所以叫阴軏。靷者，用皮做成，系在阴板之上，让骖马牵引。为什么呢，这车衡的长度，只有六尺六寸，只容得下两匹服马罢了。骖马颈不当衡，另外做两个靷来引车，所以说用来牵引。哀公二年《左传》两靷将绝就是此意。鋈不是白金的名字，是说熔化这白金来浇铸续靷环。金银铜铁总名为金】，文茵是虎皮，畅毂是长毂【孔颖达说：茵者，是车上的褥子，用皮做成。说文茵，那么皮有文采，所以知道是虎皮。大车的毂长尺半，兵车的毂长三尺二寸，相比之下为长，所以说长毂】孔颖达申述这些，诸儒没有异议。徐凤彩说：约略计算，攻木的工匠三种【收、辀、毂】，攻革的工匠四种【游环、胁驱、阴靷、文茵】，攻金的工匠一种【鋈】，一辆车而工匠聚集如此。然而第二章说龙盾之合，画龙于盾【《毛传》】，合而载之以为车蔽【王肃】，那么又未尝没有设色的工匠了。

《蒹葭》篇

《蒹葭》一诗，通篇设喻。文字浅近，意旨深远。言语不能尽意，而意常在于所言之外。确实不容易得其意旨趣味的归宿。小序既然认为是讽刺襄公未能用周礼，无以治理国家；而《毛传》解释此诗为兴，又明确其取兴的意义说：“白露凝结为霜，然后岁事成；兴起国家待礼，然后兴起。”《毛传》通常很简略，而此诗独详。诚恐后人误解而失去诗意，所以不惮烦言罢了。大毛公生于六国时，小毛公在汉代初年，离圣人时代不远，师传有源，不像后人从千百载后，揣摹拟议来立说。援引此解经，固然无不可。胡双湖引用毛氏、郑氏、欧阳氏、陈氏、吕吕氏的话，而说：“这都是序说，愈巧而愈凿。”夫《毛传》之说本无不通，惟王肃述毛，以大水比喻礼乐，未免自生支节罢了。而序只说不能用周礼，郑氏谓知周礼的贤人，岂非画蛇添足？陈少南，欧阳永叔则以伊人斥责襄公，语气之间不免轻薄其君了。吕东莱以伊人为即周礼，许白云，蒋仁叔辈更衍为求道之言。

译“明”字说成“伊人”，那就是指人而言，怎么可以改作他解？这合乎道理吗？董彦远、苏颖滨认为诗人是希望襄公任用贤才，这种说法都不免牵强附会。李因笃唯独认为这是深情怀念故主的诗，虽然不能断定必然如此，但阳樊有不服从的百姓，君子也不认为这是错的。那些沐浴着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教化的丰镐之人，怎么会立刻倾心于襄公呢？这能说是贤明吗？用周朝的贤德来期望秦人实行周朝的礼制，这是什么礼呢？李説的说法确实有道理。申公解释说：“《蒹葭》是君子隐居在河上，秦人仰慕他而作的。”明代人多遵从这一说法。唉！什么地方没有贤人？什么地方没有喜爱贤人的人？何况秦国本来就是丰镐之地，士人受恩德熏陶已久。一旦周朝忽然变为秦国，难道没有怀抱道义、坚守节操的贤人，不甘心侧身于宦官和谄媚之徒之间，而是飘然远引，潜逃到山巅水涯之间吗？他们不仅不想在新土地上显扬功名，而且不愿在人间留下姓名，诗人爱慕他们，想要表达隰桑、瓠叶那样的思念，却不可得，于是忍不住发出感叹吗？篇首说白露凝结为霜，周家仁厚的风气，如今忽然变成了秦人暴戾的气氛。伊人之所以远去的原因，也可以从言外之意中体会到了。总之，解说《诗经》的人应当以意逆志，这样才能得其真谛。仔细玩味所谓的“伊人”，是心中之人，难以向人言说。而“在水一方”，也是想象之词。如果有一确定的方位，那就是人迹可以到达的地方，为什么上下寻求却得不到呢？诗人的寄托非常深远，固执地寻求具体所指，那就更加远离本意了。

译《晨风》篇

序言说：《晨风》是讽刺秦康公的。他忘记了秦穆公的功业，开始抛弃他的贤臣。朱熹认为这个序言有误，将其改为妇人思念君子的辞章，并且引用《扊扅歌》作为证据。如今玩味序言的说法，也没有什么违背情理之处，只是遵循序言的人穿凿附会而失之罢了。《毛传》简明质朴【说：这是起兴。先君招揽贤人，贤人前往，迅疾如同晨风飞入北林。思念盼望他，心中钦钦不安。现在却忘记了】。郑玄的笺注把“未见君子”解释为穆公起初尚未见到贤者之时，思念盼望而忧虑。最后两句是用穆公的心意责备康公：你忘记我的事实太多了！用穆公的心意责备康公，这种说法未免近乎虚幻。范逸斋【说：康公刚即位时，盼望贤臣到来却未能得到，忧心钦钦而不敢忽视。现在竟然抛弃贤才不用，所以感叹为何如此，忘记我的贤臣实在太多】把“忧心钦钦”解释为康公初年的事，吕东莱跟随他的说法。大概因为序言称讽刺康公，那么全篇都当作康公的事，这种说法较为优越。但是《秦风》十篇中，《权舆》已经讽刺康公有始无终，这首诗又以此作为解释，难道两首诗果真是一个意思吗？距离圣人时代久远，难以凭主观推测，而仔细推究经文，觉得朱熹的解释尤其明白通顺。大概遵循序言的说法，必须在原文之外增添补缀，意思才能通达。比如在“未见君子”之前，不知道它指代什么，必须加上穆公、康公的字样，然后众人才能明白穆公、康公喜好贤才。在“忧心钦钦”之下，语意未完，因此添上惟恐贤才不至等话，然后才知道所忧虑的是贤臣尚未得到。在“如何如何”之上承接太突兀，因此补上现在康公抛弃他的贤臣等话，然后才知道所忘记的是已经得到的贤臣。委曲周旋，不免太过劳神。如果遵循朱熹的传注，那么“未见”四句一气相生，直捷明快，不需要添缀，其义理显而易见。然而又怎么知道不是朋友互相怨恨，像《谷风》之类呢？那个人年龄地位颇高，所以仍然用“君子”称呼他罢了。

《六驳》

《毛传》说“驳像马，牙齿像虎豹那样吃虎豹”，孔颖达的疏引《尔雅【说驳像马，牙齿像虎豹那样吃虎豹】郭璞的注来申述毛传，又引陆玑的说法【说驳马是梓榆树，它的树皮青白斑驳像驳马，所以叫驳马。下一章说‘山有苞棣，隰有树檖’，都是山和湿地的树木相配，不应当说是野兽，这话并非没有道理，只是传和笺没有说】认为有道理。考查《山海经》说“中曲山有一种野兽，形状像马而身体白色尾巴黑色【《尔雅》邢昺疏引作身体黑色两条尾巴】一角，虎牙虎爪，声音像鼓声，它的名字叫驳，吃虎豹，可以抵御兵器”。罗愿《尔雅翼》说“《周书》王防正北方义渠用兹白，就是这种动物，野兽果然有名叫驳的”。又这种野兽名叫驳而已，说“六驳”的，王肃说“是根据所见而言”。我私下认为猛禽不群居，哪有吃虎豹的猛兽群居有六只呢？况且人偶然见到一只驳，就会心惊逃跑，怎么能遇到这六只驳而不受害，还有闲暇仔细数数而不失误呢？况且像马一样的驳，深山才有，现在《诗经》说“隰有”，断定不是野兽名了。元恪认为“梓榆树【苏辙传、吕祖谦记、朱熹传都跟随陆玑】那么与下一章‘苞棣树檖’都是说树木，一例了，而‘六’字没有解释。崔豹《古今注【说‘六驳’山中有树，叶子像豫章，树皮多癣斑】直接把‘六驳’当作一种树的名字，应当必有依据。顾麟士说“苞言丛，六言数，各上一个字为虚字，也通”。

《渭阳》篇

序言说：《渭阳》是康公思念母亲【康公的母亲是晋献公的女儿，重耳遭遇骊姬之难未返回秦国，姬去世，穆公接纳重耳，康公当时是太子，在渭水北岸送别重耳，思念母亲不能相见，我见到舅舅就像母亲还在一样，等到他即位，思念而作这首诗】。序言根据经文“悠悠我思”一句而衍生出思念母亲的说法，朱熹传引序言而又引或说曰：“穆姬去世不可考证，这只是告别舅舅而怀念思念罢了。”我私下认为思念母亲固然可以说思，而思念舅舅难道不是思吗？为什么舍弃经文明有的舅舅而另外从经文之外推究他所思的呢？考查《春秋》鲁庄公二十八年传：“晋献公交合于齐姜，生下秦穆夫人和太子申生，又从戎族娶了两个女子，大戎狐姬生下重耳，小戎子生下夷吾。”所以康公的母亲是重耳异母的姐姐。鲁僖公十五年，秦晋在韩地交战，抓获夷吾回国，穆姬听说晋侯将至，因此把她所生的太子和女儿带上高台并踏上柴草的，就是这位秦姬。等到穆公接纳重耳在僖公二十四年，九年中或许秦姬已经去世，也未可知，而康公即位在鲁文公七年，又隔了十七年了。重耳已经去世，儿子襄公也在那年八月去世，康公却能追思十七年前的事而作诗思念母亲，可谓孝顺了。但不知道十七年中为何不一思及之，一定要等到即位后才思念吗？况且以“见舅氏如母存”的孝心，为何攻打舅舅的国家，竟然忘记那是母亲的国家呢？《史记》称康公二年，秦与晋在武城交战，是为令狐之战报仇。《左传》文公十年，秦伯攻打晋国，夺取

译北征；十二年冬，秦伯攻打晋国，夺取了羁马。不知道他这时为什么竟然不思念母亲呢？况且从经文来看，上句说“我送舅氏”，紧接着就说“悠悠我思”，显然所思念的人就是所送别的人。正因为思念所送别的人，所以想要用琼瑰佩玉赠送给他，文意一气呵成，自然连贯。如果在四句中有三句是对所送别的人说的，中间忽然插入一句思念的不是所送别的人，似乎难以讲通，而且所送别的人难道反而不被思念吗？所以我认为康公送别文公时作了这首诗是毫无疑问的。大概康公在做太子的时候，私欲还不深，良知尚存，所以在文公回国之际，作诗赠送，情意如此殷勤。等到他即位后，只把战争的胜负当作荣辱，那么舅氏的国家就可以攻打了吗？哪里还有像《诗序》所说的那种思念母亲的情意呢？

译夏屋

毛传将“夏”训释为大，而“屋”字没有训释。王肃阐述毛传的观点，认为是指所居住的屋舍。郑玄笺注说：“屋”是具备的意思。孔颖达疏申述郑玄的观点说：《诗经》讽刺有始无终，上文说“于我乎”是指开始的时候，下文说“今也”是指结束的时候。开始时盛大具备，如今则一无剩余。就像下一章所说“开始时四簋，如今吃不饱”，都是谈论饮食之事，不能说是屋舍具备。如果先君建立了大屋，如今君主每次吃饭都没有剩余，那么康公本来就没有开始，怎么能责备他没有终了呢？况且《尔雅》中“屋具”是正训，因此知道是指礼物盛大具备。苏颍滨、李迂仲说：郑玄的说法牵强，不如王肃的说法好。吕东莱跟随王肃，驳斥郑玄。范逸斋说：礼貌衰败而饮食微薄是有的，决没有夺取屋舍的道理。《春秋传》中有“酒如渑，肉如陵；酒如淄，肉如林”的说法，古人尚且用山川来比喻饮食。阴幼达、杨升庵说：字书中“夏屋”是大俎。礼制中“周人房俎”，《鲁颂》中“大房”，注解说“大房”是玉饰的俎，其形制足间有柎，似乎像堂后有房，所以叫“房”。把“夏屋”当作屋舍，把“大房”当作房室，可以吗？《礼记》中说童子“屋无帻”，能说戴着屋舍行走吗？他们跟随郑玄，驳斥王肃。朱熹《诗集传》跟随王肃。考察礼制，《檀弓》说：看见像覆盖夏屋的样子。郑玄注：“夏屋”就是现在的门庑，其形状旁广而平坦。《楚辞·大招》说：夏屋广大，沙堂秀丽。崔骃《七依》论述宫室之美说：夏屋渠渠。扬雄《法言》说：狂风暴雨，然后才知道夏屋是遮蔽风雨的。可见“夏屋”作为大屋，并非没有依据。又《尔雅·释言》作“握”，孔颖达疏说：李本作“幄”，是“具”字的训释或者是“握”或者是“幄”，而不是屋。郑玄有破字的毛病吗？但看“不承权舆”这一句，这必定是就一件事的开始兴盛、最终衰败而言，才能说不能继承其开始。现在在屋舍上说其开始的兴盛，在饮食上称其如今的衰败，“于不承”语意不够清晰。就下一章而言，上句“每食四簋”，下面紧接着说“今也每食不饱”，两句都谈论饮食之事，承接一气，文义才顺畅，那么两章体例相同，郑玄的说法是对的。有人说：古人作文变化出没，不用固定的尺度，自然合乎规矩，不像今人拘泥于对偶，以整齐为工巧。如《汉广》《殷其靁》等篇，三章结语相同，而《东山》四章则首句相同。《淇奥》又上两章相同，而卒章不同。《关雎》等篇，则二三章与首章不同；《汝坟》等篇，又末章与上两章不同；《候人》则中二章相同，而上下章不同；《凯风》又上二章相同，而下二章不同。桧国的《羔裘》，上两章言羔裘狐裘，卒章只言羔裘。陈国的《泽陂》，上下两章都言荷，次章独言蕳。这可以拿今人的法则来衡量吗？这话很辩驳，但古文的不整齐之处，固然不能强求整齐。如果本来可以整齐的，整齐之后道理更胜，为什么不想整齐呢？《樛木》《螽斯》等五篇，依次都是三章相同，整齐的诗，难道不多于不整齐的吗？起初不必致疑。朱熹《诗集传》引用穆生的事作为证据，也只是醴酒不设罢了。唐明皇时，薛令为东宫官员，说：“朝日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饭涩匙难捥，羹稀箸易宽。”于是离去，也是此诗的意思。

宛丘篇

《诗序》说：宛丘讽刺幽公。孔颖达疏说：毛认为《诗序》所说的是幽公的恶行，经文所陈述的是大夫的事，由君主自身做这种恶行导致，所以举大夫的事来讽刺君主。郑玄认为经文所陈述的就是幽公的恶行，经文与《诗序》相符。孔颖达大概偏向郑玄的说法。现在看诗词说：“上曰下，则非一地矣；曰冬曰夏天，则非一时矣。”游荡无度如此，固然不是街巷小民所能做的。大夫的习俗如此，那么幽公不能勤恤民隐、忧劳国政就可知了。于是郑玄因为《诗序》称讽刺幽公，就把经文中的“子”字直接斥为幽公。孔颖达又引用公子翚的话来证明诸侯的臣子也称君主为子。翚的话见于《公羊传》，而《左传》隐公四年传曰：“书曰‘翚帅师，疾之也。’”就是十一年派贼弑君的羽父。乱贼之臣有无君之心，他的话何足为据？礼制，诸侯即位未逾年称子。僖公九年春天，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会诸侯，经书“宋子明”，逾年后，《诗经》中没有称子者。诗人讽刺君主荒乱而说这种背逆的话，必定不是循分守己之人可知。圣人何取焉？《尚书》说“恒舞于宫，酣歌于室”，难道专指君主吗？春秋时，庆封好田而嗜酒，伯有空谷击钟，世家大族侈靡无度，不只是其君主。毛的说法得当，朱熹《诗集传》泛

译谈论这个人，就诗歌本身来评论诗歌，就更少些纠缠不清的枝节了。

译《东门之枌》篇

《序》说：《东门之枌》是讥刺乱世之作【周幽公荒淫无度，败坏的风气所到之处，男女抛弃了原本的劳作，频繁地在道路上聚会，在市井中歌舞罢了】。《序》认为经文“不绩其麻”一句含有讥讽责备之意，所以将其视为讽刺。朱熹认为经文中“视尔如荍，贻我握椒”这一句，不像旁人的话，所以认为是男女聚会歌舞时，赋诗叙述此事以互相取乐。既然说是“赋诗叙述此事以互相取乐”，那就是男女自己在叙述他们的事情。第二章又说“于是抛弃了劳作在市中跳舞”，末章又说“于是带着众人前行【而男女在路上互相诉说爱慕喜悦之辞】”，这又是旁人在代述了。后来的儒者因此议论纷纷，说如果把“子仲之子”理解为女子，那么前两章都在说女子，而末章又是男女互相爱悦，上下脉络并不妥帖。而且前两章都在说女子，首章和次章两次提到“婆娑”，语言也显得烦琐重复。再说首章已经去了东门，次章又去南方的原野，道理上不顺。原野是郊外的原野，市是市井，一个在国门之内，一个在国门之外。既然约定在南方的原野聚会，又在国都之内的市井跳舞，衡量情理都不合适【所以认为首章的“婆娑”是子仲家的男子，次章的“婆娑”是原氏的女子，末章则是男女互相爱悦，结物相赠】。不知道朱熹对次章、末章的解释，是混杂了解说《诗经》的话语，原本就不属于诗人说话的口气。现在考察毛亨、郑玄的说法，认为“原”是大夫的姓氏，下文说“不绩其麻”，于是认为这是原氏的女子。既然把南方的原野理解为女子，就知道上文“子仲之子”是男子了。朱熹认为“子仲之子”是“子仲家的女子”，也是通过次章说“不绩其麻”而知晓的。欧阳修认为“原”是原野，不认为是姓氏，所以说“子仲家的孩子，不知道是男是女”。李迂仲【说：经文说“南方之原”，却把它当作姓氏，不是很明白】跟随欧阳修而反对毛亨、郑玄。范逸斋【说：《春秋》记载公子友前往陈国安葬原仲，那么原就是陈国大夫的姓氏，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跟随毛亨、郑玄而讥讽欧阳修。欧阳修的说法文义明白，没有牵强附会的毛病，依据它来解释经文，那么这首诗就是男子爱悦女子的诗，通篇都当作男子的话语来理解是正确的。大概是有男子与子仲家的女子跳舞取乐之后，追述此事，起初在东门跳舞，继而在宛丘跳舞，延伸到南方的原野也在跳舞，极远的地方有市井也在跳舞，极尽情感之所至，也是事情中可能发生的。只是欧阳修之所以改变毛亨、郑玄的说法，是因为经文中有“南方”二字，原既然是贵族，应该在国都之中，不应该在南方。然而，我私下认为，居住在都鄙南方的，固然可以称为南方；即使在国都之南，也可以称为南方。据此而定，把“原”理解为原野，似乎太执着了。诗人的言语，哪里可以过于拘泥呢？所谓的“你”，未必真的是你；所谓的“我”，未必真的是我。当时大概有这样的“你我”罢了。如果只是男女相悦的借口，圣人为什么要选取它呢？这首诗与《溱洧》类似，直接陈述其事，而其恶自现，本来就是作为警戒。古人的说法不可完全废弃。

《衡门》篇

考察十五国风共有诗一百六十篇。《诗序》立论不一。唯独《衡门》篇认为是诱导陈僖公之作。僖公志向平庸而没有立志。所以旁征博引、曲折譬喻，表明小国也可以行善，不必是大国才能治理好。以此来开陈善道，希望君主之心能有所醒悟，从而奋然兴起。这就像《小雅·鹤鸣》的教诲，宣王通篇设喻，扩充推广，可以达到大道。衡量道理，固然可以讲通。但是陈国在春秋时期，国家确实很小。它起初实在是三恪（周朝尊封的三代先王后裔），又系元女（太姬）的封地，未必就小。根据《史记》记载，周幽公十二年，周厉王逃奔彘地。僖公是幽公的儿子。正当宣王中兴之时。不知道他的国家为什么就变小了。朱熹改为隐居自乐而无求者的话语。那么就是就诗论诗，不牵涉国家大事，避免滋生蔓生的解说，更为简易。而且实际上本于毛传。毛传说“乐饥”可以“乐道忘饥”【郑玄说：泌水之流洋洋然，饥饿的人看见它可以饮用以疗饥】。孔颖达疏引孔子发愤忘食、不知老之将至作为证据。而毛亨在这首诗中不说“兴”，那么也不把它当作比喻了。周敦颐说：看见大的方面，内心就安泰。内心安泰就没有不满足的。没有不满足，那么富贵贫贱对待起来也就一样了。这大概是这首诗的意思吧。苏东坡的《超然台记》，人们认为得到了庄子的意趣。不知道得力于这首诗的也不少。吃糟喝薄酒都可以醉，瓜果蔬菜草木都可以饱。正脱胎于诗意，而以无往不乐作为游于物外。他的胸襟超然到了这种地步。恐怕能说出其中的道理，未必能达到那种境界。而《衡门》的诗人又是多么超然啊。

《东门之池》篇

《序》说：《东门之池》是讥刺时事的。思念得到贤女来匹配君子。毛传认为这首诗是“兴”，其说法很简略。郑笺说在池中柔煮麻，使其可以缉绩制作衣服，比喻贤女能柔顺君子，成就他的德教。和好人相处，就像天天增加益处而自己不知道。和坏人相处，就像火融化油脂而人看不见。在闺房燕好之内，亲近与爱慕并存，情感被私欲所夺，朝夕相染，有不觉得过错日益滋长的时候。如果得到贤妃贞女，美德善行，在内部暗中辅助，朝夕相染，也不觉得

译这是善道日益精进的表现。所以周宣王晏起，姜后脱去簪饰等待受罚，最终促成了中兴。齐桓公喜好淫靡的音乐，卫姬因此不听郑卫之音，于是成就了霸业。楚庄王喜好田猎，樊姬因此不吃禽兽的肉，最终击败了晋国的军队。这在《诗经》中也有体现，《关雎》位居四始之首，而《静女》《鸡鸣》急切地思念丈夫，贤德女子的辅助作用，难道是很微小的吗？这首诗的意义，也是如此。朱熹因为诗中看不出可以讽刺的理由，将其改为男女聚会的词句，并把它归入淫诗的行列。研读经文“彼美淑姬”这一句，乃是男子取悦女子的言辞，淫荡放荡的人自以为美，自以为淑，正如后世词赋作家铺陈华丽辞藻、艳羡夸美之语，并非真正具有贤淑的品德。况且习俗改变人的力量很大。陈国自从大姬喜好音乐、巫觋歌舞之事，其百姓受其感化，而孔子删诗止于陈灵公，确实是厌恶这种风气。哪有《株林》这首诗产生于上，而其百姓还能坚守正道不淫乱的呢？朱熹的说法固然没有牵强附会的毛病，也避免了讥讽君上的嫌疑。然而陈国的国风终究不能与郑卫相比。经文中说“淑女”，实在不是妖丽艳冶的称呼。“曰晤歌”也没有戏谑轻浮、笑傲的姿态。考察朱熹与门人讨论苏氏不采纳《小序》的观点时说：“他们虽然不采纳，下面的言语留下了，上面一句便是病根。”现在看这个序，上句未必与下文分离，也有相合之处。那些分离的，在经文中是看不到的；那些相合的，在经文中是看得到的。解说《诗经》的人，依据经文而不违背，这就好了。何必固执己见互相讥议呢？至于圣人删诗垂训，为什么要取用男女私下相会的内容？只有善于阅读的人才知道这是作为警戒罢了。我私下认为这首诗应当完全去掉《小序》中“刺时”等话语，而只就思念贤德女子的意思去探求，那么“麻也”“纻也”“菅也”这些植物，必定经过池水长久浸泡才能有用，用来比喻君子必定得到贤德女子与之逐渐熏陶才能成就德行，似乎与经文没有不相合的地方。

译《东门之杨》篇

《序》说：“《东门之杨》，是讽刺时弊的诗。因为婚姻错过了时节，男女双方多违背亲迎的礼制，女子还有不到来的。”毛亨认为男女错过时节，没能赶上秋冬；郑玄认为杨树叶子茂盛是三月的时候。起兴的手法，是比喻时节已晚。错过了仲春之月，两家说法不同，但都讲得通。孔颖达认为亲迎而女子还不至，说明不亲迎的人违背礼制者很多，所以举出女子不至的例子来讽刺当时的淫乱风气。如果按照他的说法，陈国之中淫风盛行，几乎没有一个男女能合乎正道，那岂不是比郑国、卫国更严重吗？这话说得太过分了！朱熹起初的解释说：“东门大概是此人亲迎的地方，他所看到的景物起兴，原本是从《序》说。”后来在《诗集传》中定论，认为是男女约定相会却有人违背约定没到，借所见景物起兴。这是朱熹晚年的定论，应当见解更高，立论更精了。我私下思考，圣人删定《诗经》，为什么要取男女必定不违背约定呢？这疑惑大概是朋友之间违背约定没到，所以讽刺他们。“黄昏定为约会时间，明星却已辉煌”，只是借此形容违背约定罢了，起初不必太拘泥。屈原说：“黄昏定为约会时间啊，却在中途改变了道路。”正是用了此诗的意思，而屈原更用来比喻君臣关系。唉！世风日下，人情反复，久要不忘的人，如今在哪里呢？孔子收录这首诗，其对没有车轴关键部件（喻指缺乏诚信）的警戒，是很深的。

《墓门》篇

《序》说：“《墓门》是讽刺陈佗的诗。陈佗没有好的师傅教导，以至于做出不义之事，恶行加于万民身上。”朱熹起初的解释，本是从《序》说，大概陈佗有可讽刺的罪过，而用这首诗讽刺他，实在无害于义理。但后《序》所谓“没有好的师傅”，是看到经文中有“不良”二字而衍生出来的。如果用苏辙的方法读，只保留首《序》一句，而尽去其余，那么诗的本义自然明白了。范逸斋拘泥于后《序》，所以称父兄承担罪责【没有贤德的父兄就没有好的师傅】，那就连陈文公也一起讽刺了。苏氏又专门归咎于陈桓公。考察陈佗是陈文公的儿子，陈桓公的弟弟。陈桓公在位长达三十八年，却导致陈佗作乱，似乎苏氏的说法是对的。然而按照他的说法，《序》应当说“讽刺陈桓”，不能说“讽刺陈佗”了。舍弃首恶而不诛杀，只牵累无辜，以此构成狱案，这能算是公平允当吗？教导太子的方法，春秋时没听说诸侯有实行的，因为陈桓公长期作恶而不悔改，自己尚且不能听从五父的劝谏【隐公六年】，难道要责备他教导陈佗吗？真是迂阔而不切合实际情况了。他的心中还存有后《序》的看法。现在看《序》说“以至于不义”，则不免失之宽纵；说“恶行加于万民”，又不免失之严苛。大概陈佗是乱臣贼子。乱臣贼子的事，固然是不义，但只说不义，不足以概括他作乱弑君的罪过。鲁隐公七年，郑良佐到陈国参加盟会，已经知道陈国将要作乱。到鲁桓公五年，《传》说“国人分散”，应当是国人不服陈佗篡位杀君而分散，不一定是陈佗有恶行加于民众。自古篡位窃国的人，常常用私恩小惠来收买民心，如齐国田氏用大斗借出而用小斗收回，宋国公子鲍对国人施礼，宋国饥荒时耗尽他的粮食借贷给民众，就是如此。陈佗即使没有这种隐谋，而陈佗在鲁桓公五年春天杀太子免而取代他，六年秋天就被杀。他被害时，鲁庄公二十二年的《传》说：“陈厉公是被蔡人放逐的，所以蔡人杀五父而立他”，那么不是恶行加于民众，而是民众杀他了。所以《序》的后三句都不可信，不如全部去掉，而直接说“讽刺陈佗”来解释经文。“不良夫”的“夫”字，即指陈佗【毛亨说：夫，是傅相。朱熹说：不知道指什么】，觉得这样更直截了当。泄伯说：“五父必定不能免祸，不是因为他不好。”“不良”国人知道吗？下一章“唱歌来询问他”，即谓询问陈佗的恶行，“颠倒思考我的话”，也必定是被杀。这样首《序》就讲通了。又范氏说《序》言：陈佗符合《春秋》的笔法，与记载卫国州吁、郑国忽相同。郑昭公作为世子应当即位，不幸被郑突夺位，更不幸被高渠弥所杀。没听说有大过错，是被杀夺位的人，不是杀夺别人的人，竟与陈佗、卫国州吁同罪。不知道昭公凭什么得罪了诸儒？对本国疑似的案件，既罗织罪名以充实其过错，而断邻国极恶大罪的案件，又想牵连诬害吗？至于《史记》说蔡人为陈佗杀五父，把陈佗与五父分为两人。孔颖达疏辨之，应当已经够了。

《防有鹊巢》篇

《序》说：“《防有鹊巢》，是忧虑谗言贼害的诗。陈宣公多听信谗言，君子忧虑恐惧。”考察《左传》，陈宣公在鲁庄公元年即位，在位四十六年。自从齐桓公开始称霸，他就参与会盟，此后无论是军事还是外交，没有一次不跟随，能坚持侍奉盟主，以稳固他的国家，没听说有失德之处【谥法：善于询问周遍通达叫宣】。只有在鲁庄公二十二年，经文记载“陈人杀其公子御寇”，《传》说：“陈人杀其太子御寇。”杜预注：《传》称太子，是用实话说御寇，是陈宣公的太子。至于杀他的原因，则不可考察。作《序》的人，难道是因为看到晋献公听信骊姬的谗言而杀太子申生，陈国也有杀太子的事，应当必有谗害之人，而附会吗？又鲁僖公四年，齐国人拘捕陈国辕涛涂，正当陈宣公在位

译然而，这不过是郑国申侯为了取悦盟主而背叛辕涛涂，后来辕涛涂又在郑伯面前诬陷申侯，虽然这是谗言诬陷的事实，但与鲁宣公并无关联。因此，朱熹不采信《诗序》的说法，而将其定为“男女有私情而担忧有人离间”的歌词，却更不知道圣人为什么要取用“男女私情不被离间”之意，以及为什么在《郑録》中将《扬之水》归于陈国，又收录这首诗呢。自古以来，孤忠之臣、罪臣之子，正直之士，起初并非没有恩义，等到谗言构陷已成，美丑颠倒，有时不被君主亲人谅解，有时不被朋友谅解，最终关系破裂、结局悲惨的人，哪里数得尽呢？难道仅仅是男女私情如此吗？这首诗应当也像苏氏那样去解读，才算得当。子贡的传记中说：“卫灵公听信谗言，囚禁了冶父，内子为此担忧，便赋诗提及冶父之事。”虽然见于《左传》，但也未必可信。

译苕鹝

《毛传》在解释《苕之华》时说：“苕，就是陵苕。”这里只说是“苕草”，孔颖达的疏文辨析说：“那种陵苕草，喜好生长在低湿之地，这苕草却生长在高丘之上，与那种陵苕不同。”辨析得很清楚。又引用陆玑的疏文说：“苕苕，就是饶草。幽州人叫它翘饶，夏天生长，茎像劳豆但更细，叶子像蒺藜但呈青色，茎叶都是绿色的，可以生吃，味道像小豆的嫩叶。”据此认为这里的苕就是苕饶，朱熹的《诗集传》、严粲的《诗缉》都采纳这个说法，确实是对的。范逸斋认为这里的苕就是陵苕，是错误的。又考证《尔雅》说：“苕，就是陵苕。开黄花的叫蔈，开白花的叫茇。”郭璞注说：“陵苕又名陵时。”以及《本草》说：“紫葳，一名陵苕，一名茇，花生长在西方海边的川谷及山南面。”《图经》说：“陵苕，就是凌霄花。多生长在山上，人家园圃有时也种植。起初作为藤蔓生长，依附在大树上，时间久了蔓延到树顶才开花。它的花黄中带红，夏天最为茂盛。”那么陵苕就是凌霄花。陆玑疏说有一种叫防尾的草“生长在低湿的水中，七八月开花，花紫红色像现在的紫草，可以染黑色，煮水洗发头发就变黑，叶子青像蓝草但花很多”，这就是《尔雅》说：“葝，就是防尾。”郭璞注说：“可以染黑色”的葝，以及《本草》说：“防尾草，有开白花的，有开红花的，一名葝，一名陵翘，生长在平坦的沼泽中，四月采叶子，七月采花”的陵翘，而《图经》说“苗像蒿草，夏天生长，茎端长出四五穗”像车前草穗的，那也错了。至于《毛传》解释鹝为绶草，孔颖达疏引用《尔雅》说：“鹝，就是绶草。”郭璞注说：“小草有杂色像绶带。”以及陆玑疏说：“鹝，五色形成绶带的纹路，所以叫绶草。”来加以申述，各位儒者都赞同。刘瑾的说法说：“《埤雅》说鹝本是鸟名，也叫绶鸟，咽喉下有囊像小绶带，具备五种颜色，这里《毛传》所解释的‘鹝’草的名字，难道是因为它像鹝鸟而取义的吗？”很得其义。大概禽兽草木的名字，多取它们形状相似之处，彼此互相命名，见于《尔雅》的难以一一列举，就在《诗经三百篇》中，马叫有鱼，虫叫莎鸡，黄鸟也叫抟黍，白鹭别称舂鉏，而植物名字如蕨叫鼈，蓷叫鵻，贝母叫蝱，红草叫游龙，梓榆叫驳马，苌楚叫羊桃（又名羊肠），藚叫牛唇，都是这样。绶鸟因为像绶带而名叫“鹝”，“绶草”也因为像绶带而名叫“鹝”罢了。

桧风

朱熹《诗集传》在解释《郑风》时说，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平定周平王于东都，得到了虢、桧的土地，于是迁移封地而把旧国号施用于新邑，这就是新郑。这本是根据《国语》立论，应当在解释《桧风》时说被郑桓公所灭而迁国，这里却是衍文。苏辙的《诗集传》说：“周王室衰微，被郑桓公所灭，其世次细微灭绝而不传。”这是苏辙的错误，而苏辙是沿袭韩非的错误。自然应当以孔颖达疏所说：“按《郑语》史伯在周幽王时为郑桓公谋划灭虢、桧，到周平王初年郑武公灭了它们”的话为正确。又朱熹《诗集传》在解释《魏风》时引用苏氏说：“魏地并入晋国很久了，它的诗怀疑都是为晋国而作，所以列在《唐风》之前，就像《邶风》《鄘风》对于《卫风》一样。”在解释《桧风》时又说：“苏氏认为桧诗都是为郑国而作，就像《邶风》《鄘风》为《卫风》一样。”现在考证苏辙的《诗集传》说：“《邶风》《鄘风》是卫国所灭的，《魏风》是晋国所灭的，《桧风》是郑国所灭的。桧诗不为郑国而作，而《邶风》《鄘风》为卫国而作，《魏风》为晋国而作，为什么呢？《邶风》《鄘风》《魏风》的诗作于灭国之后，诗所歌颂的对象是卫国、晋国，所以把《邶风》《鄘风》《魏风列在前面，而以《卫风》《唐风》终结。虽然以魏、晋为主，但风气不同，所以《邶风》《鄘风》《魏风不可淹没。《邶风》《鄘风》的诗，学者认为是卫国的，为什么呢？《序》说是卫国的。而《魏风》的诗不为晋国，为什么呢？《序》不认为是晋国的。虽然不认为是晋国，也不认为是魏国，那么这是不举其国名罢了。凡是《序》不举其国名的，是文辞所不及。因为文辞不及而废弃其为晋国，那是学者的浅陋了。《汾沮洳》三章而三次称晋官，不是晋国是什么？季札在鲁国观乐，听到《魏风》说：‘声音悠扬宏大而委婉，节俭而容易推行，用德行辅佐这些，那是明主啊。’亡国之音而季札这样说吗？大概是认为它是晋国的诗，不是亡国之诗。至于《桧风》，是桧国未亡时作的。”苏辙只说《魏风》是晋国的诗，并没有说桧诗是为郑国而作的话，这怀疑是朱熹的错误注释。王鲁斋《诗疑》说：“桧、曹二风多好的诗，苏氏说桧诗都是为郑国而作，不对。桧诗都是郑风所不及的，《邶风》《鄘风》可以并入《卫风》，桧风不可并入《郑风》。”许白云《名物钞》说：“桧风急迫褊狭鄙陋，郑风放荡淫邪，苏氏的说法恐怕不对。魏风列在晋风之前，其意似乎像《邶风》《鄘风》对于《卫卫风》，郑、桧相距遥远，恐怕不能这样说。”都辩驳苏氏说法的错误，未曾辩驳其说法的无据。朱孟章《诗经疑问》说：“《邶风》《鄘风》的诗都是为卫国而作，所以列在《卫风》之前，《魏风》的诗为晋国而作，所以列在《唐风之上。《桧风》都是为郑国而作，又不与《郑风》相次，为什么呢？难道编诗的次序，也都是偶然的吗？桧诗都是为郑国而作，也是苏氏的说法，这是郑氏《诗谱》所以先列桧后列郑的原因吗？”更不辩驳其说法的错误，而表彰其说法有根据。这三个人生活在朱熹之后，似乎都没有检查苏辙的《诗集传》，只是因为朱熹的《诗集传》而各自抒发所见，不免因误而传误罢了。《邶风》《鄘风》是为卫国而作，固然无可怀疑。《魏风》虽然有季札的话可作依据，但《序》说魏地狭隘，《集传》也采用此说，又说国家小而紧迫，《辨说》认为这是对的，那么就不是晋国的诗了。至于桧诗不为郑国而作，苏氏的说法自然明白。

匪风篇周道

《序》把《匪风》解释为思念周

译“道”，是思考周朝治理天下的道理。毛亨、郑玄解释经文中“周道”的含义【毛亨说：下国混乱，周朝的大道衰灭了。郑玄说：周道，是周朝的政令】，与《诗序》中的“周道”相同。欧阳修认为经文中“周道”是指通往周朝的道路，朱熹、吕祖谦都跟随欧阳修的说法。蒋仁叔说：顾况说“走向周朝的道路而思念周朝的兴盛”，那么《诗序》中的“周道”是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大道，而经文中的“周道”自然是指道路的意思。作诗的人确实思念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大道。

译曹风

郑谱认为，曹国的变风始于昭公时期，大概是依据《蜉蝣》篇序中“昭公国小而迫”的说法。考据《春秋》，鲁庄公二十四年春天，经文记载“葬曹庄公”；冬天，经文记载“曹羁出奔陈”。杜预注解说：“曹羁大概是曹国的世子。先君已经安葬，却不称爵位，是因为曹国势弱不能自立，曹国人以名字来通报。”经文又记载“赤归于曹”，杜预注解说：“赤就是曹僖公，大概是被戎人拥立而回归的。”曹羁作为世子出逃到陈国，曹赤作为庶子回归曹国，这与郑忽作为世子出逃，郑突作为庶子入主郑国的情形相同。在这个时候，曹国的风气怎能不变呢？又《史记》记载戴伯（即幽伯的弟弟名苏）杀死幽伯而取代他即位，缪公（即硕甫的弟弟、桓公的父亲名武）攻打硕甫而取代他即位，这与唐桓叔、唐武公的事迹相似。为什么这些国家的风气都没有变，而曹国的变风必定始于昭公呢？昭公是僖公的儿子（桓公的曾孙），在鲁庄公三十二年即位，在鲁僖公七年去世。僖公元年春天，齐师、宋师、曹伯驻扎在聂北救援邢国；夏天，齐师、宋师、曹师为邢国筑城；秋天八月，鲁公在柽地会见齐侯、宋公、郑伯、曹伯、邾人。四年春天，鲁公会见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犯蔡国、讨伐楚国；冬天，公孙兹率领军队会同齐人、宋人、卫人、郑人、许人、曹人侵犯陈国。五年，鲁公会同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柏、许男、曹伯会见周天子世子。六年夏天，鲁公会见齐侯、宋公、陈侯、卫国侯、曹伯讨伐郑国。由此可见，昭公即位后，也能稳固地侍奉盟主，以安定他的国家，并没有失德之处（谥法：威仪恭敬明察称为昭）。况且当时齐桓公的霸业正盛，以安定内政、抵御外侮为怀，小国得以休养生息，起初并没有危亡将至、无所依归的景象，那么《序》说和郑谱都值得怀疑了。

蜉蝣篇

《序》说：《蜉蝣》是讽刺奢侈的。昭公国家小而迫近危险，没有法度来守卫自己，喜好奢侈而任用小人，将要无所依归了。朱熹的《诗集传》改为：当时有沉溺于细微享乐而忘记长远考虑的人，所以用蜉蝣作比喻来讽刺他们。又说：《序》认为是讽刺君主，或许是这样，但没有考证。我私下认为，蜉蝣这种虫子，早晨出生晚上就死，泛泛地比喻时人，可以作为比喻，但用来比喻君主则绝对不可以。《毛传》说：蜉蝣还有羽翼来自我修饰，这就是说昭公不如蜉蝣。郑玄知道这难以讲通而改变了说法（说：起兴，是比喻昭公的朝廷，他的群臣都是小人，只是整理修饰他们的衣裳，不知道国家将被迫胁得像渠略那样），改为讽刺群臣，他的说法比《毛传》更好。孔颖达申述郑玄的观点，所以与郑玄相违背。孔颖达解说《诗经》，常常不顾君臣的大分，牵强附会以求与《序》相通，大体都是这样。至于《序》和郑玄的说法，也是因《左传》中晋侯进入曹国的事而误用罢了。进入曹国的事发生在共公时期，共公是昭公的儿子，因为儿子的任用小人，而一并认为他的父亲也任用小人，对于父亲来说不是太难了吗？对于断狱的人来说不是太滥了吗？陆羽明说：不谈论它的死亡反而赞美它的生存，这是比喻的妙处。解说《诗经》应该领会这个意思，这个说法很好。

掘阅

《毛传》说：“掘阅，容阅也。”郑玄笺注说：“掘阅，掘地解（音蟹）阅，谓其始生时也（以开阅比喻君臣朝夕变易衣服）。”孔颖达申述《毛传》说：“这种虫子在土里化生，阅是喜悦的意思，掘阅是说它掘地而出，形容鲜悦。”申述郑笺说：“定本说‘掘地解阅’，谓开解而容阅（上文说羽翼，是指它成虫之后，这里掘阅举其始生之时）。”考据《毛传》很简略，孔颖达尚未得其要领，而所申述的郑玄之义，陆农师（说“掘土使开阅也”）、李迂仲（说“《管子》曰掘地得生，则是言其始生也”）都跟随他。那么“掘”字与《孟子》“掘井”的意义相同。又《管子·权数》篇说“北郭有掘阅而得〇者”，房〇龄注说“掘穿也”，意义也相同。《说文解字》“掘”字从土，引用此诗也说堀土而出。况且蛴螬生在粪土中，而蜉蝣就是它化生的，那么说它掘地而出，确实没有不可的。至于“阅”字的意义，孔颖达因为“鲜解”二字形相近而义俱通，所以两存之。严缉说“升腾变化”就是“解阅”的意思。考据《毛传》训《邶风》“我躬不阅”说“阅，容也”，郑玄说“我躬尚不能自容”，孔颖达用郑玄的话申述《毛传》，那么“阅”作为容，是容受的容。这里疏说“形容鲜阅”则认为是容貌的容了，彼此互异，所以朱子不采纳。我私下认为，《毛传》以“掘”字易“解”而不解其言“掘阅容阅者”，只是解释“阅”字罢了，而所谓“容”与《邶风》相同。王安石说“掘地以自阅，言其小而迫也”，这实在善于体会毛公的意思，学者详察即可。

候人篇

《序》说：《候人》，是讽刺亲近小人的。共公远离君子而亲近小人。经文说赤芾三百（《毛传》说：芾，是韠。一命用緼芾〇珩，再命用赤芾〇珩，三命用赤芾葱珩。大夫以上用赤芾乘轩），与《左传》相符，所以认为是讽刺共公。朱熹的《诗集传》泛泛地说其君，但也引用传语，那么就不认为《序》是错的了。汉代时貂蝉盈坐，郎官填阶，都骑堵塞市场，拾遗

译补阙一官，多得不可胜数，这首诗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但是毛亨认为首章是赋，朱熹改为兴，朱熹的解释更为优越。因为君子不得志而为了俸禄做官，所谓“吏隐”的人本来就不少。现在把君子说成是候人，又让他不做候人的长官，而做候人的下属，为什么如此自轻自贱呢？况且候人是勇武有力的人，古代虽然不分文武两条途径，但能够作为心腹寄托重任的，难道都是那些勇武之人吗？何况按照毛亨的说法，经文应当是“彼君子兮，何戈与祋”，这样才讲得通。现在说“彼候人兮”，那么“彼”只是指候人，而“彼”怎么知道候人一定是贤者呢？如果把“彼”理解为贤者，又凭什么知道他是贤者而称他为“彼”呢？所以实在把贤者指认为候人的长官，必定有很多牵强附会的毛病，不如朱熹《诗集传》那样委婉而富有风致，意味深长。苏辙《诗集传》又说候人只是守卫边疆罢了，共公宠信他，让他穿卿大夫的服饰，多达三百人。候人这个官职，天子那里上士六人，下士十二人，史官六人，徒役一百二十人而已。以这样小小的部门，朝廷中穿红色蔽膝的已有三百人，已经让人难以忍受。却说是候人这一个官职，穿红色蔽膝的有三百人吗？况且敌国宾客到来，候人是引导道路的，并不是守卫边疆的。唉，这话说得太过分了。

译鸤鸠篇

《鸤鸠篇》的序言认为这是讽刺之作，说：“讽刺在位者没有君子，用心不专一。”朱熹改为赞美，说：“赞美君子用心均平专一。”两者的意义完全相反。现在看经文并没有讽刺的意思，郑玄的笺注在第一章说“执义一”，意思是用心专一；在第三章说“执义不疑”，意思是能够成为四方的领袖；在第四章说“能长人”，意思是人们希望他长寿，都没有提到讽刺。唯独在第二章说：“说这些戴弁冠的人，讽刺他们不配他们的服饰。”这既与全篇的体制相违背，也与诗人的本意不符。诗人有直接讽刺的，如《彼其之子》中“不称其服”；也有委婉讽刺的，如《子之不淑》中“云如之何”，也必然在言辞间略微显露。现在只说服饰之美，怎么能知道他不配呢？孔颖达认为是讽刺君主，欧阳修认为是讽刺臣子，都不恰当。又毛亨的传注认为鸤鸠象征平均，这就与序言相反；欧阳修认为鸤鸠象征用心不专一，这就与经文相反。朱熹就诗论诗最为直截了当，然而曹国的君臣难道有如此盛德之人，而功业不显、谥号不传，就这样默默无闻吗？董氏认为是赞美子臧德行专一，钱氏引申其义，似乎已经接近，但子臧能守节而不能达节。申公的说法认为是赞美振铎，诗中所说的都不足以匹配。蒋仁叔认为是赞美周公，曹风与豳风相连属，脱误在此，这足以通解经文的困境吗？正是四方的语言，固然非周公不足以匹配。王鲁斋怀疑诗书都遭受秦火，《诗经》没有独自保全的道理，所以他在《下泉》中说：“末章完全与前三章不类，乃与小雅中的《黍苗》相似，怀疑是错简。”以此推之，仁叔或许不是臆说。

下泉篇

序言说：《下泉》是思念治世。曹国人痛恨共公侵扰刻薄百姓，使他们不得其所，忧虑而思念明王贤伯。序言的首句，原本符合诗旨，其说“痛恨共公”，是因为晋文公围曹之事而斥责他罢了。考察共公初年，正值齐桓公强盛之时，葵丘之会，共公参加了，那么此诗不作于初年可知。至于晋文公入曹的战役，祸端起于骈胁，共公也不过是偶尔游戏，几乎导致灭国。怨恨毒害对于人，只有在他有所私心，故意想要掩盖，又故意想要彰显时，那么他的图谋报复必定深重。晋文公本来不是能讨伐罪过、拯救百姓的人，而共公也没有听说有大罪可讨伐。看他们围攻曹门，死伤很多，就知道曹国人还能听命，固守竭力致死，即使以晋文公的强盛，也不能立即攻克，而称晋侯担忧，那么说曹国人痛恨共公是没有根据的，而共公侵扰刻薄百姓也未必如此。等到晋文公进入曹国，不责备他对己无礼，而责备他用人失误，韩氏所谓霸主假借义理行私欲，都是这类情况。然而即使列举他不任用僖负羁，情由已经见于辞令了。共公因为偶尔游戏，几乎导致灭国，百世之下还难免成为诸儒的口实，而且不仅得到他应得的罪责，更承受无妄的诽谤，人君的举动可不谨慎吗！朱熹的传注不斥责共公，很正确。

豳诗列于风后雅前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请求观看周乐，乐工歌唱《周南》《召南》《邶》《邶》《卫》《王》《郑》《齐》《豳风》《秦》《魏》《唐》《陈》桧《曹》，这是孔子未删定时的次序。现在则是《周南》《召南》《邶》邶》《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风》，这是孔子删定后的次序。先后不同，议论纷纷，甚至有孔子降低王风、分离卫风、提升郑风、退后齐风、将魏风与秦风并列的说法，都是以私意揣测圣人。然而圣人必定把《豳风》放在《国风》之后、《小雅》之前，为什么呢？孔颖达认为周公德高，诸侯的事如同王事，放在各国之后，不与各国同类，次于《小雅》之前，说它接近可以成为雅，使周公专有此善。郑渔仲专门取“接近可以成为雅”的意思，范逸斋专门取“不与各国同类”的意思，朱熹的传注则引用文中子的话，说变风可以正。天地之气，运否以继泰，而剥必有复；圣人之心，安常忧危，而乱必求治，《桧风》亡于西周之终，《匪风》伤天下之无王；《曹风》亡于春秋之终，《下泉》伤天下之无霸。大国肆横，而小国困敝，民生日益窘迫。圣人何忍一日而忘天下哉？而瞻望周道，非周公谁能正之？《豳风》言农桑衣食之本，周之所以兴起也。成王以幼冲之年，当盈盛之会，不敢以今日享受之易，忘前人致之之劳，而能臻太平者，谁之功哉？那么说删诗系《豳风》之心，即东周可为，而梦见周公之志，是可以的。

豳诗分风雅颂一

考察《周礼·籥章》：“中春昼击土鼓，吹豳诗以逆暑；中秋夜迎寒气，也如此。凡国祈年于田祖，吹幽雅，击土鼓以乐田畯；国祭蜡，则吹豳颂以息老物。”郑康成注礼与笺诗，大同小异，孔颖达申之曰：“风者，诸侯之政教，凡系水土之风

译这是君主美好的政教，所以知道用收获的稻米酿酒，是豳雅。颂是赞美盛大德行的形容，歌颂成功的事迹，摆设酒宴称颂庆贺，是功业完成的事情，所以知道“朋酒斯飨，万寿无疆”是豳颂。现在针对其中分属不同类别的几句话来思考：“女心伤悲”这两句，似乎有《召南》中“求我庶士，迨其吉兮”以及《卫风》中“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的意思；“为春酒，介眉寿”，似乎有《小雅》中“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大雅·酌》中“以大斗以祈黄耉”的意思。登上厅堂称颂庆贺，似乎有《周颂》的意思；“为酒为醴，以洽百礼”，似乎有《鲁颂》中“俾尔炽而昌，俾尔寿而臧”的意思。所以勉强加以区分。但如果把“女心伤悲”当作百姓的风俗，那么《七月》全篇都是百姓的风俗，所以豳诗称为风，并不专门因为这两句。酿酒养老，固然也是豳公的政教，第一章、第二章关于耒耜、采桑，第七章、第八章关于执事、凿冰，难道不是君主美好的政教吗？《小雅》说“食我农夫”，怎么知道这里的“食我农夫”是颂呢？《周颂》说“以介眉寿”，怎么知道这里的“以介眉寿”是雅呢？《天保》《楚茨》《信南山》甫田》都有“万寿无疆”的句子，为什么都列在雅中呢？孔氏又把第一章作为全篇的总纲，那么就不能把第一章单独作为豳风了。把第二章、第三章都作为女功的正项，那么就不能把第二章划归第一章作为风，把第三章划归第六章男功辅助的一半作为雅了。把第六章作为男功的辅助，那么就不能把它的一半作为雅，另一半作为颂了。孔氏又说“叙述政教的开始”是豳风，“叙述政教的中期”是豳雅，“叙述政教的完成”是豳颂，那么就不能把女功正项的一半作为政教的开始，而不及男功；不能把男功辅助的一半与男功正项作为政教的完成，而不及女功；也不能把女功正项的一半与男功辅助的一半作为政教的中期了。朱子认为郑玄的说法不对，而采纳王氏及或人的说法，并且意在雅颂中凡是关于农事而作的，都可以冠以豳的称号。辅庆源想要跟随或人的说法，朱孟章则认为《楚茨》等篇作为豳雅、《思文》等篇作为豳颂的说法是正确的。现在考察或人的说法，认为《七月》全篇随着事情的变化而改变其音节，有的作为风，有的作为雅，有的作为颂。风雅颂各自有其音乐，风的音乐不可以作为雅的音乐，颂的音乐也不可以。既然作为雅的音乐，颂的音乐就不能再作为风的音乐了。如果《甫田》说击鼓，说田祖，说田畯，似乎与《籥章》相合。然而《籥章》说吹籥，击土鼓，不说琴瑟。《大田》也说田祖、田畯，但其主旨在于报答，不能作为祈求。《楚茨》说先祖，说孝孙，《信南山》说皇祖，说孝孙，那么在宗庙享祭，不是在田祖那里祈求。至于《思文》是后稷配天，《臣工》是告诫农官，与休息老人、慰劳物产的意思完全不相干。只有《丰年》《载芟》《良耱》只说农事，可以通用。然而在《周颂》中不可以作为豳诗。况且豳诗用来迎暑迎寒，不过《七月》一篇。豳雅只用来娱乐田畯，豳颂只用来休息老人、慰劳物产。为什么雅颂的诗反而比风多呢？黄东发引用王雪山的说法说：“豳诗者，籥章用钟鼓琴瑟四种乐器的声音配合籥声。豳雅者，笙师吹竽、笙、埙、籥、箫、箎、管、舂、应、雅十二种乐器，用雅乐器的声音配合籥声。豳颂者，眡瞭播鼗、击颂磬、笙磬四种乐器，用颂乐器的声音配合籥声。都全用《七月》诗，只是乐器和声不同罢了。”这个说法新奇可喜，所以顾炎武也跟随他。现在考察古代乐器有雅埙、颂埙，雅瑟、�瑟，雅�、颂�，雅箫、颂箫的名称，似乎王的说法可信。然而风为什么唯独没有它的乐器呢？《周礼》籥章同时掌管豳诗、豳雅、豳颂，为什么唯独把豳风归属给它呢？笙师的职责，用来教�夏，�夏即陔夏，是颂，不是雅。怎么能把吹豳雅归属给它呢？况且笙师教�夏的颂，而乐器有雅，那么雅作为乐器，不是专门为吹豳雅而得名的。眡瞭的职责，凡是音乐都掌管，为什么唯独把吹豳颂归属给它呢？况且笙师所掌管的只有十一种乐器，�、笙等八种，则吹之；牍、应、雅三种，则舂之；舂与吹相对，怎么能合起来作为十二种乐器呢？眡瞭所掌管的也只有三种乐器。颂磬，是西方的磬；笙磬，是东方的磬。怎么能把笙与磬分为二，合上鼗与颂磬作为四种呢？它的错误如此，尤其不能不辨明。那么豳诗的说法，究竟怎么确定呢？欧阳修因为他的说法难以通达，而一并怀疑《周礼》；王鲁斋更怀疑《国风》未必确定在十三国的数目，十三国的风，未必果然是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桧、曹、豳，而想要把豳诗分类列入变雅。黄实夫以《七月》作为豳的旧歌，金仁山又把《七月》、《笃公刘》作为豳的遗诗，就是《籥章》所吹的，那么似乎豳诗只亡失了《豳颂

译如此罢了。然而《笃公刘》这首诗不只谈论农事，又没有取悦田畯的意思，断定不是《籥章》所吹奏的雅乐。秦朝焚书之后，篇章残缺不全，比如《周礼》中的九夏，《仪礼》中的新宫，《射义》中的貍首，《国语》中的鸠飞，《左传》中的河水、茅鸱、辔之柔矣等。《周书·世俘篇》中有“明明崇禹生开”三首诗的名称，墨子把“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偏不党”这四句当作周诗，也就是《七月》这一首诗，齐、鲁、韩三家都没有收录它，所以关于豳诗的解说，王安石认为古代存在而今已亡佚，比较符合情理。

译《豳诗》分为风、雅、颂两类

古人的文章，大多简约质朴，如果不是后人加以阐发，其中的深意就无法彰显；然而如果后人误解了它，留下的祸害也不小，这确实不能不谨慎地阅读。郑康成注解《礼记》、笺注《诗经》，比起郑司农和小毛公来说已经详细，但仍然有很多引用而未阐发的深奥之处。孔仲达的疏解，曲折地通达其义理，不能不说是郑氏的功臣；然而拘泥于字句而失去其大旨的，也确实不少。郑康成在《周礼·籥章》的注中说：“这是风，却称为诗，诗是总称。豳诗就是《七月》，迎接节气时歌唱其同类事物。豳雅也是《七月》，《七月》又有‘拿起耜具举起脚，送饭到南亩’的事情，这也是歌唱其同类事物。豳颂也是《七月》，《七月》又有‘收割稻谷酿造美酒，登上公堂，举起犀牛角杯，祝愿万寿无疆’的事情，这也是歌唱其同类事物。”所谓“类”，正与《左传》中“歌诗必类”的“类”相同，举出这类事物来类推其余，原本不是执着于这类事物来限定具体事项。等到他笺注《诗经》时，又在“女心伤悲，迨及公子同归”下面说：“女子感于事苦而产生这种情志”，这是指《豳风》；在“于以介眉夀”下面说：“既用郁薁和枣子辅助男子的农功，又收割稻谷酿酒以辅助养老的器具”，这是指《豳雅》；在末章说：“饮酒既快乐，想要享受长寿没有尽头”，这是指《豳颂》。所谓“是谓”，也是指出其类别来示人，并非执着于“是”来解释《诗经》。他的意思特别在于《七月》一篇具备风、雅、颂的体制，一首诗可以三种用途，虽然所指之处略有不同，但笺注两书的大旨未曾相违背。孔氏拘泥于他的说法而凿空地说：“‘女心伤悲’是百姓的风俗，所以知道是《豳风》；‘作酒养老’是君主的美政，所以知道是《豳雅》；‘置酒称庆’是因为功成之事，所以知道是《豳颂》。”于是将前两章以上分为《豳风》，第六章到“介眉夀”以上分为《豳雅》，以下到末尾分为《豳颂》，于是失去了康成的大旨。后人只知道一诗三分的说法出自康成，严厉地指责他，而康成原本不承担这个罪责。我私下认为古人所分风、雅、颂的意义，或许不像今人所分的那样，如《崧高》列在大雅，而其诗说：“其风肆好”，又说：“吉甫作诵”（古诵颂字通），那么一篇中具备风、雅、颂的明证就有了。所以郑渔仲《风雅颂辨》说：“所谓风、雅、颂，不必从《关雎》以下才称为风，不必从《鹿鸣》以下才称为小雅，不必从《文王》以下才称为大雅，不必从《清庙》以下才称为颂。”引用程氏说：“诗的六体，随篇求之，有兼备的，有偏得其一的。风之为言，有讽谕的意思。三百篇之中，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之类，都可以称为风。雅者，正言其事。三百篇之中，如‘忧心悄悄，愠于群小’之类，都可以称为雅。颂者，称美的词句，如‘于嗟麟兮，于嗟乎驺虞’‘有斐君子，终不可谖兮’之类，都可以称为颂。”这正是善于体会康成意思的人。《集传》所列三种说法，总不如郑说有根据，而在此之下的更不用说了。大概康成离古代不远，而所学很广博，渊源有自，不可以轻易讥议。又康成注礼，在未见毛诗之前，那么他笺注诗是晚年定论，义理更应当精于礼注，而大旨不甚相远。自从孔氏说《籥章》的注与此稍有不同，而说康成自相矛盾的就有之了。古人的书，被浅薄的儒生误解而失去大旨的，哪里能说得完呢！世上善于读书的人，能在相同之处知道其不同，而在不同之中窥见其相同，那就差不多了。如果对古人的书未能潜心体会玩味，就轻率地说“古人如此如此”，那么他所阐发的，正是他所以留下祸害的原因啊。

《七月》篇没有三月

《七月》一篇，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虽然以日来说，就是夏历的十一月、十二月以及正月、二月。而从四月到十月都见于经文，唯独不说三月。孔疏说：“此篇说文自立一体，从夏历十一月到二月，都以数配日来说；从夏历四月到十月，都以数配月来说。春日迟迟，蚕月条桑，都是建辰之月，三月当阴阳之中，处生成之际，所以日月并言，显示其不同。”已有明确的论述，而刘瑾说：“蚕月虽不能指定某月，然而它既修剪大桑，又攀折小桑，大约在建辰之月，蚕盛之时，大概已包含在蚕月之中了。”胡广说：“第二章春日载阳到公子同归，第三章蚕月条桑到猗彼女桑，都不说何月，现在摘取词句布于三月、四月之间，不敢认为是三月，只是以备见豳风春日之事罢了。”还是疑词，为什么呢？现在考察月令，季春鸣鸠拂羽，戴胜降临桑树，后妃亲自采桑，劝勉蚕事，蚕事既成，分茧称丝，效验功效，那么蚕之在

译三月已经开始了【孟夏再次说蚕事完毕，是因为当今世道养蚕，头蚕最早且人们也最重视，二蚕、三蚕较晚，有人就不养了】。又《春秋考异邮》说【蚕属阳，对应火，火厌恶水，所以蚕只吃桑叶而不喝水】。桑是土的精华，木生火，所以蚕在三月活动，这是更明确的证据。国家重视农业和桑蚕业，这是女子正当的工作，女子的工作没有比养蚕更紧迫的，养蚕没有比三月更紧迫的。周公不说三月而特意称它为“蚕月”，是为了让人们知道养蚕的重要，而那缓缓而来的春日，本来就是三月的时节啊。

译七月与《月令》不同

《七月》篇中关于人事和物候的记载与《月令》不同的地方，毛亨指出了其中一点（在“于三之日于耜”一句下注解说：豳地气候晚寒）；郑玄指出了其中两点（在“七月鸣鵙”一句下注解说：鵙鸟在五月鸣叫，豳地气候晚寒，鸟兽的物候顺应当地气候；在“二之日其同”一句下注解说：不使用仲冬之月，也是因为豳地气候晚寒）；孔颖达又指出了其中六点（他说：豳地气候晚寒于中原地区的，不仅仅这三件事。《月令》说仲春二月黄鹂鸣叫，此诗却说蚕月（三月）才开始鸣叫；《月令》说季秋九月草木枯黄凋落，此诗却说十月落叶；《月令》说季秋九月命令百姓说寒气总至，都进入室内，此诗却说十月改岁，进入室内居住；《月令》说季秋九月天子尝新稻，此诗却说十月收割稻子；《月令》说仲秋八月天子尝新麻，此诗却说九月采集苴麻；《月令》说季冬十二月命令取冰，此诗却说三之日（夏历正月）将冰存入冰室。这些都是因为气候晚寒所导致的）。大体上《月令》记载的时间较早，而此诗记载的时间较迟。之所以迟的原因，毛亨认为是因为豳地气候晚寒，而郑玄（说晚寒也就是晚温）和孔颖达（说根据经文上下文，九月肃霜与中原气候相同，收割稻子却晚于中原，并不是寒气来得早，明显是寒气来得晚，所以温暖也来得晚）对“晚寒”的解释，不如陆德明（说节气晚而气候寒）和孙毓（说豳地寒冷多，虽然晚寒但仍然寒冷，并不是说寒气来得晚）的解释明白。郑玄依据夏朝衰微时的说法，所以将豳地指为戎狄的地名；孔颖达认为豳地是戎狄之地，于是将《月令》作为中原地区的标准物候，这已经错了。大概南方热地必然热得早，北方寒地必然冷得早，而豳地从周朝到秦朝，都属于中原地区。秦朝都城在关中，即现在的陕西西安府，豳地即邠州，也属于西安，两地距离很近，冷暖不应有差异。况且吕不韦担任秦相而撰写此书，不知道记载的是哪里中原地区的事情，反而遗漏了本国（秦国）的风俗吗？程子的话（说《月令》列举的是开始的时间，此诗只是说有时节，不必是刚开始）应当是正确的。而公刘处在夏商之际，吕不韦处在周秦之间，相隔一千五百多年，制度的变更，风俗的沿革，本来难以完全吻合。即使是禽兽草木之类，列举其初生则早，言及其盛期则迟，难道仅仅是地气造成的吗？

七月诗首言七月

《七月》这一篇，所陈述的一年之事完备了。而以七月为首，为什么呢？范逸斋说：“这首诗以农业为本，在此之前则农事尚未完成，到了七月则凡是耕种、除草、培土都已经完成，只等待收获罢了。国君在这个时候训导农业，那么年终和来年的事情无不全部举出，他的意图是想让人们预先准备，没有错过时机的后悔。”我私下认为周朝以农事开国，重视农业是固然。但是《月令》孟春正月元旦祈求谷神，元辰亲自拿着耒耜，躬耕帝籍，这首诗也说“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如果诗人果真想让国君训导农业，在这个月首先提出，为什么不趁开始耕种之时以及耕种除草尚未完成之时训导，反而在农事完成之后训导，不是太晚了吗？程子（说：一年过半将暮，应当有年终的准备，所以以七月为首）和张子（说：周人考虑事情有预备，《七月》这首诗常在半年前提起，所以频繁举出七月来说）的话应当是正确的。而刘瑾（说：人之常情，冬天寒冷才开始索取衣服，然而做成衣服的工作并不始于冬天，而实际上始于七月暑气消退；秋天收获才开始得到食物，然而充足食物的工作并不始于秋天收获，而实际上始于二月下地耕作）和朱善（说：大寒的节气在丑月，而在建申之时（七月）就谋划；收获的节气在酉月，而在建寅之日（二月）就考虑，预备到了极点）阐发得尤其详细。大概百姓以粮食为天，应当先陈述耕田之事，而常言必说衣食。豳地寒冷，多需要衣服，尤其紧急。况且耕种收获终年才完成，每件事及时然后才能收获。蚕月修剪桑树，八月从事纺织，这个月不工作则寒冷时无衣。事情成败，在于这个月，偏重于衣服的急切（本于孔颖达疏）所以这首诗先说衣服而后说粮食，将要说明需要衣服的急切，其征兆在于七月暑气消退将寒的时节，所以以“七月流火”为首。

流火

毛传说：火，是大火星，流是向下流动【孔颖达说：《春秋》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传》说：大辰是什么？是大火星。《左传》哀公十二年说：火星隐没后冬眠的动物才全部出来，现在火星还在向西流动，掌管历法的官员出错了。认为火星向下为流，所以说流下。说六月黄昏时火星在正中，则向下流动】郑玄笺说：大火星，是寒暑的候应。大火星在正中而寒暑消退，这是引用《左传》【昭公三年】张趯的话，大概将诗中的火当作心星，与毛亨相同【《尔雅》：大火称为大辰，郭璞注：大火是心星，在最中间最明亮】而回答孙皓的提问，将《尧典》“日永星火”作为大火的星次，东方星次有寿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在中间，所以《尚书》举中间来说，那么又不把它当作心星了。现在考察程子（说：落下闳制定历法，说百年后应当差一日，其差异的道理必然。何承天根据其差异设立岁差法，其差异后来也不确定。只有邵尧夫冠绝古今）陈氏（说：北齐向子信开始知道岁差法，凡八十余年差一度）蔡氏（说：东晋虞喜开始以天为天，岁为岁，设立差异以追溯其变化，约五十年退一度）的说法，郑玄时还没有岁差之法【何承天增至百年，隋朝刘焯七十五年，唐朝一行八十二年，宋朝统天历六十年，元朝郭守

译敬六十六年】所以分为两类，其实《诗经》中的“火”与《尚书》中的“火”是同一个概念。从尧帝到现在【四千多年】，其差数是有可考证的。尧帝时春分太阳运行在〇初，黄昏时位于中天的星宿是鹑鸟。现在春分太阳运行在室宿初度，黄昏时位于中天的星宿在东井。尧帝时夏至太阳运行在星宿初度，黄昏时位于中天的星宿是大火。现在夏至太阳运行在觜宿初度，黄昏时位于中天的星宿则是亢宿中的大角星偏东几分余。尧帝时秋分太阳运行在房宿初度，黄昏时位于中天的星宿是虚宿。现在秋分太阳运行在翼宿初度，黄昏时位于中天的星宿则是斗宿第四星偏东几分余。尧帝时冬至太阳运行在虚宿初度，黄昏时位于中天的星宿为〇。现在冬至太阳运行在箕宿初度，黄昏时位于中天的星宿则是室宿的云雨星偏东几分余。那么尧帝时的中星与豳地时的中星自然不能相同【娄敬说后稷到公刘有十代以上】这首诗陈述的是豳地时的风俗，所以与《尧典》不同罢了。

译一之日

毛传说：“一之日，是十月的余数。一之日，是周历的正月。二之日，是殷历的正月。三之日，是夏历的正月。四之日，是周历的四月。”孔氏进一步阐发，认为三之日、四之日是承袭上面的数字。《春秋元命苞》说：“周人以十一月为正月，殷人以十二月为正月，夏人以十三月为正月。建寅之月，乃是十月之初，也承袭上面算作十三，与此相同。”这已经说明了。至于说称“日”是因为万物生长，称“月”是因为万物成熟。辰月正是生长与成熟交替的时候，所以日和月并提。验证如今四月以后，尚未生长的万物尚多，怎么能凭一葽这种微小的现象，就把它当作万物成熟的征兆呢？苏颂说：“这里说‘月’的，是夏历；说‘日’的，是周历。他的论断固然恰当，但诗人为什么忽然说夏历，忽然说周历呢？”许白云说：“诗中用‘日’来表述的，虽然含有建子之义，其实主要是就阳气而言。不知道周人确定历法，也是因为阳气生于子月，所以取它作为正朔。”吕记张氏说：“既说月又说日，并没有特别的义例，只是文辞顺畅。”朱氏《疏义》说：“一之日、二之日，是诗人咏唱，所以变换文辞。如果直说十一月、十二月，就不符合文理，不是诗歌了。”这两种说法没有穿凿附会的毛病。就像本诗既说月又说日，说“一之日”的有两处，说“三之日”的有两处，说“四之日”的有两处。说三月则称“春日”，又称“蚕月”；说四月的有一处，说五月的有两处，说六月的也有两处，说七月流火的有三处，又说七月的有四处，说八月的有六处，说九月授衣的有两处，又说九月的有四处，说十月的有五处。参差错落，诗人杂举以成文章，难道也各有深义吗？

公子同归

毛传说：“豳国的公子亲自率领百姓，同时出发，同时归来。”王肃说：“豳君既修明政治，又亲自派公子率领百姓，同时归来。”孔颖达说：“诸侯之子称为公子，公子当时也到野外去。”进一步阐发以公子为豳公的儿子，是男子。李迂仲讥讽说：“毛公既以‘女心伤悲’为女子有想出嫁的意思，下文又说‘与公子同归’，文意不相衔接，况且百姓在野外耕作，说豳公子亲自率领百姓，同时出发，同时归来。采桑的女子而说同时出发，同时归来，可以吗？”确实如此。郑玄笺说：“悲伤则开始有与公子同归的念头，想要出嫁。”孔颖达又阐发说：“贵贱有不同的感触，但气机相同，所以与公子同样有归嫁之意。”引用《公羊传》（庄公元年）关于建造王姬馆舍的说法，说在众公子的居所，那就低贱了（这是说诸侯之女称为公子），并认为豳公的女儿（李迂仲赞同此说）。现在考证《公羊传》（昭公二十一年）又说：“颜淫九公子于宫中”，注解说：是女公子。所以以公子为公女，实在不是没有依据，而“同归”二字也明白通顺。但一篇之词，前后不容互相矛盾。下文说“为公子裳”、“为公子裘”，如果认为专门献给公女，则道理难以讲通。朱子本苏颂传（苏颂说：古代婚礼在岁末年初，所以待嫁的女子怨慕悲伤，在这个时节归于公子）。后人怀疑此诗泛言国中之女，怎么能归于公子？况且（宋国三代内娶，春秋认为可讥，即使周朝的大姜是逢氏女，大任是挚国女，大姒是莘国女），豳国大家，怎么能与公室联姻？我私下认为诸侯的嫡子应当娶他国之女，而庶子或许娶本国之女，如《左传》称文昭十六，诗言则百斯男，难道都娶他国之女吗？苏颂的说法自然通达。而《六帖》所言（末二句：非远非近，欲离欲合，如鹤唳高堂，遗音不绝，如曼声长歌，余弄未尽）颇得诗人之情。

鵙

毛传说“鵙，是伯劳”，大概本于《尔雅》。《尔雅》注李巡说“伯劳一名鵙”，樊光说“《春秋传》说：少皥氏以鸟名官，伯赵氏主管至日，伯赵就是鵙，夏至来，冬至去”。郭璞说“像鶷〇而大，那么鵙已有三个名字”。而《大戴礼》说“鵙，是伯鹩，鸣叫相互召唤”，认为是伯鹩，《易通卦验》说“博劳，性好单栖”，认为是博劳。《楚辞》说“恐题鴂之先鸣”，朱注“鴂，鵙音相近”，服虔、陆佃认为题鴂就是鵙，认为是题鴂。服虔认为是白脰鸟。李时珍说“苦鸟，大如鸠，黑色，四月鸣，其鸣曰苦苦”，认为是苦鸟，又名姑恶（人多厌恶它，俗称妇被姑虐待致死所化），又名反舌。杨用修说“性能搏击，鹰集于林则盘旋鸣叫，等鹰飞起就攻击它，五更就鸣叫不止，到天亮才停”，认为是蜀中名驾鵹，更得到八个名字。而其鸣叫之时，《月令》说“仲夏鵙始鸣”，《大戴礼》说“五月鵙则鸣”，《周书时训解》说“芒种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开始鸣，鵙不开始鸣，号令壅塞逼迫”，《吕览》注说“仲夏阴气在下作，阳气在上发，夏至后应阴而杀蛇磔之棘而鸣其上”，陈思王《恶

译《鸟论》说：“伯劳在五月鸣叫，是应和阴气的发动。阳气主仁养，阴气主杀伐残害，伯劳大概是贼害之鸟，它的叫声是‘鵙鵙’，所以用它的声音来命名。”大家都认为伯劳在五月鸣叫。唯独这首诗说它在七月鸣叫，郑玄、孔颖达认为是因为晚寒所致。伯劳固然怕冷，那黄鹂难道不怕冷吗？《月令》说“仲春黄鹂鸣叫”，这首诗也说“春日阳气初升，黄鹂在鸣叫”。况且这首诗比《月令》晚出的有九处，都晚一个月，伯劳为何晚鸣两个月呢？朱熹解释《楚辞》时采用了范氏的说法，说：“伯劳，仲夏开始鸣叫，到七月则鸣叫达到极点而将要离去。”我私下怀疑王肃的话，说：“蝉和伯劳都在五月开始鸣叫，现在说七月，其义理不通，‘五’的古字像‘七’。”这话颇有道理。

译葽

毛亨传将葽解释为葽草，但没有指明具体是什么植物，郑玄笺【说《夏小正》记载四月王萯草抽穗，葽草生长，这说的就是它吧】怀疑葽就是王萯。孔颖达疏【说《本草》记载萯草生长在田中，叶子青色且刺人，有果实，七月采集后阴干。既然说七月采集，那就不是四月已经抽穗，所以葽是不是王萯还不能辨别】未能辨别清楚。曹纯老认为葽是远志，冯氏讥讽这种说法，陈氏却相信这种说法。这两家的说法最为详细。现在考证《尔雅》说葽就是绕棘蒬，郭璞注解说：就是现在的远志，形状像麻黄，开红花，叶子尖锐而发黄，它的上部叫做小草。而《神农本草经》说远志味苦，别名棘蒬，别名葽绕，别名细草，四月采集根和叶子阴干。《本草图经》说远志根是黄色的，形状像蒿苗，名叫小草【像麻黄但呈青色，又像华豆，叶子也有像大青但较小的】三月开白花。冯氏根据三月开花而不是四月，四月采集根叶而不是采集果实，所以讥讽曹氏的说法。陈氏说三月开花正当四月结出果实。《尔雅》分别用华【木本植物开花叫华】荣【草本植物开花叫荣】秀【不开花而直接结果叫秀】英【开花而不结果叫英】四个字，对比时意义不同，散用时则相通，所以相信曹氏的说法。我认为曹氏的说法有依据，不可以讥讽。许慎《说文解字》说：《诗经》说四月秀葽。刘向解说这种草味苦，是苦葽。张揖《广雅》说：棘蒬就是远志，它的上部叫做小草。郭璞注《尔雅》引用了这些说法。刘向、许慎都是汉代人，而许慎既然相信刘向，张揖生活在魏代，郭璞生活在晋代，而郭璞也相信张揖，他们的说法应当没有错误。所以李迂仲说陈翥认为幽秀，又引用刘向、许慎的说法，严华谷、王伯厚都援引《说文解字》作为证据，但都没有进一步阐发，导致产生冯氏的怀疑罢了。

蜩

毛亨传说：蜩就是螗。朱熹传说：蜩就是蝉。毛亨将蜩和螗视为一种。《大雅》说：如蜩如螗。那么虽然是一类，但实际上是两种昆虫。考证《尔雅》说：蜩、蜋蜩【郭璞注：《夏小正传》说：蜋蜩具备五彩】、螗蜩【郭璞注：《夏小正传》曰：螗蜩就是蝘，俗称为胡蝉，江南称为螗蛦。邢昺疏：螗蜩俗称为蝉，像蝉但较小，鸣声清亮】、蚻【音札】、蜻蜻【郭璞注：像蝉但较小，《方言》说有花纹的叫做螓，《夏小正》说鸣蚻虎悬】、蠽【音节】、茅蜩【郭璞注：江东称为茅截，像蝉但较小，呈青色】、蝒马蜩【郭璞注：蝉中最大的叫做马蜩】、蜺寒蜩【郭璞注：就是寒螀，像蝉但较小，呈青色，《月令》说寒蝉鸣叫。孔颖达说《月令》寒蝉鸣叫与此不同，《夏小正》说五月螗蜩鸣叫，七月寒蝉鸣叫，这就是它们的区别】、蜒【音挺】、蚞【音木】、螇【音奚】、螰【音鹿。郭璞注：就是蝭蟧，别名蟪蛄，齐地人称为螇螰。邢昺疏：《方言》说：蛟木齐称为螇螰，楚地称为蟪蛄，有的称为蛉蛄，秦地称为蛥蚗，关东称为虭蟧，有的称为蝭蟧，有的称为蜓蚞，都是蝉的别名】。邢昺疏认为这是辨别蝉的大小以及因方言不同而产生的名称，那么蜩就是蝉确实无疑了。《方言》又说：蝉，楚地称为蜩，宋卫地区称为螗蜩，陈郑地区称为蜋蜩【舍人注《尔雅》也将螗蜩、蜋蜩视为一种】，秦晋地区称为蝉，海岱地区称为防【又说：黑中带红的叫做蜺，〇叫做寒蜩，寒蜩就是哑蝉】。冯氏《名物疏》辨别得尤其详细。大概蜩这一类昆虫确实繁多，其名称随各地称呼最多，参差错杂，而各类总称为蝉【《古今注》：蝉一名玉女】，因为它们的变化而禅让也以舍弃卑秽趋向高洁，其禅让之道值得称道。

貉狐狸

朱熹解说《诗经》专门阐明大意，而对于鸟兽虫鱼的细节有时不经意，难免没有错误。毛亨传说：“于貉，是说取狐狸皮。”郑玄笺说：“于貉，是前往捕捉貉子来做自己的皮衣。”狐狸和貉子用来进献给尊者，这两家原本将貉与狐狸视为三种野兽。只是毛亨传简练质朴，说“取狐狸皮也”六个字，似乎是一句话，后人误读，就觉得难以通顺。《埤雅》将“于貉”解释为《周礼》中祭表貉的事情，《诗经》记载将貉视为狐狸所见，迁就其词，未见确切。朱熹传说：“貉，就是狐狸【于貉犹言于耜，是说前往取狐狸】”竟然将貉与狐狸视为一种野兽，那就更错了。考证《尔雅》说：□【貉本作□，乎各反】的子叫貆【音丸。邢昺疏：《字林》说□像狐，善于睡觉，它的子名叫貆。郭璞说它的雌性名叫〇，现在江东称为〇〇】。又说貍的子叫〇【音曳。邢昺疏：《字林》说貍是伏兽，像防，郭璞说现在有的称为豾貍】。又说貍、狐、貒【音湍。《尔雅》说貒的子叫貗，郭璞注：就是豚，一名貛】、□丑其足，蹯其迹〇【音纽。邢昺疏：这四类野兽都有掌蹯，其指头着地的地方名叫〇】。这是貉与狐狸两种野兽相似罢了，不能混为一种。又《考工记》说：“貉越过汶水就会死。”《淮南子》说：“貛貉打弯曲的洞穴。”《正字通》说：“貉像狸，头尖鼻尖，斑色毛深，温暖滑腻，可以做皮衣。”《尔雅翼》、《墨客挥犀》都认为它善于睡觉。朱氏认为貉贱而狐贵，徐氏认为貉是狐的属类，出来时作为狐的向导，关于貉的说法不一了。《穆天子传》说：“天子西狩得到白狐、〇貉，用来祭祀河神。狐说白，貉说〇，本来就不是同一物种。”至于经传中关于狐的记载，难以一一列举。

译《说文》说狐是妖异的兽类，是鬼所乘驾的，具备三种德行：它的毛色中正平和，前肢细小而后躯丰满。《埤雅》说：“狐生性多疑，多疑就不能聚合众人，所以‘狐’字从‘孤’省声。”而《禹贡》梁州部分记载“熊罴狐狸【蔡传说这是四种兽的皮】织皮”，其中“熊罴”是两种兽，那么“狐狸”也是两种兽了。《礼记》说：“狸去掉正脊，狐去掉头部”，也是将狸和狐分开来说的。子思说：“把狐叫做狸的人，不仅是不认识狐，而且得不到狐反而连狸也失去了。”这是针对人们误把狐当作狸而加以辨别的。《雅翼》说：“狐嘴尖而尾巴大，狸嘴方而身上有花纹【黄黑相间，大概仅次于豹】，那么它们的种类虽然相同，但形体实际上各不相同，也不难分辨。至于狸这种兽，又名不来【徐广《封禅书》注】，《周礼》夏官射人篇说，如果举行大射礼，就用狸皮来张设三种靶子【注：狸，善于搏击的兽】，《左传》【定公九年】记载东郭书穿着狸皮制成的衣服。《檀弓》说：“狸首斑斑点点【注：文采像狸的头】”，《庄子》说：“你难道没见过捕猎的狸吗【它压低身体趴着，等待猎物】”，《淮南子》说：“狸头像防，这是类推的说法。”管辂说：“虽然有爪牙，却微小而不强壮；虽然有花纹，却繁盛而不鲜明。”它的名字叫狸，而《正字通》论述得尤其详细【说：大小像狐，有猫狸、虎狸、九节狸、香狸、牛尾狸、海狸】，那么貉与狐狸不是同一种兽，就非常明白了。朱子误解了《毛传》，未曾仔细研读孔颖达的疏【孔说：“‘于往也’，‘于貉’只说往，不说取；‘狐狸’只说取，不说往，这都是前往捕捉它们并取其皮的意思”】。如果把六个字分成两句来读【即：取狐狸，读皮也】，其意思自然就明白了。

译斯螽、莎鸡、蟋蟀

《尔雅》说：“蜤螽，就是蜙蝑。”郭璞注：“蜙防，俗名叫蝽。”邢昺疏：“《诗经·周南·七月》中的字不同且语序颠倒，其实是一种东西，一名蜙蝑，一名蜙防，又名蝽。”又说：“螒（音汗），天鸡。”郭璞注：“小虫，黑身红头，一名莎鸡，一名樗鸡。”李巡说：“一名酸鸡。”又说：“蟋蟀，蛬（音拱）。”郑玄注：“就是现在的促织，也叫青蛩。”毛公解释斯螽为蚣蝑，郭璞认为天鸡就是莎鸡，那么它们本来就和蟋蟀是三种不同的生物。又陆玑分别描述斯螽（说：螽斯，扬雄说叫舂黍，幽州人叫它舂箕，属于蝗虫一类，身体长而青，长角，长腿，青色黑斑，它的腿像玳瑁花纹，五月间用两腿相互摩擦发出声音，几十步外都能听见）、莎鸡（说：像蝗虫但有斑纹，毛翅有多层，翅膀正红，六月间飞翔振动翅膀，发出索索声，幽州人叫它错蒲）、蟋蟀（说：像蝗虫但小，纯黑有光泽像漆，有角翅，一名蛬，一名青蛩，楚人叫它王孙，幽州人叫它趋织，民间谚语说：趋织鸣叫，懒妇惊醒，就是这个。《春秋说题辞》写作趋织，《古今注》写作促织，字不同意思相同）的形态非常详细，但都认为它们属于蝗虫一类，就像貉、狐狸三种野兽都属于狐类一样。于是斯螽、莎鸡、蟋蟀的名称各有六七种，而郭璞、陆玑以蟋蟀为促织，马氏（说：莎鸡一名促织，也叫纺纬）和陈氏（说：莎鸡就是现在的纺纬，它的鸣声切切类似纺织声，促织青色且长须脚，它的鸣声像织机急织的声音）以莎鸡为促织，他们的说法互相矛盾，崔豹《古今注》将莎鸡、蟋蟀混为一物（说：莎鸡一名促织，一名蟋蟀，促织是说鸣声像急织，络纬是说鸣声像纺织，一说促织，一说纺纬），程子更认为斯螽、莎鸡、蟋蟀解说者虽然说是三种生物，但考察诗意，恐怕是一种生物，随季节不同名称不同，朱熹的《诗集传》采纳了这个说法。大概是因为经文先说在野、在宇、在户，而后说蟋蟀，那么似乎《七月》中八月、九月三句都是接着莎鸡来说的，所以五月叫斯螽，六月叫莎鸡，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叫蟋蟀。不知道这其实是古人倒装文法的妙处，《诗经》三百篇中常常有这种情况。郑玄笺说：说这三种生物如此显著，是因为寒冷逐渐到来，不是突然到来的。说三种生物确实是对的，但各位儒者的说法间有不同。现在凭我的见解推测：斯螽就是现在的织布娘，青色（也有褐色的），尖头长角，长腿，它飞时两腿相互摩擦，轧轧有声。蔡邕《月令章句》、郭璞《方言注》、郑樵《通志》都叫它蚱蜢，就是《考工记》所说用腿鸣叫的。莎鸡就是现在的纺织娘，有青褐二色，头小而方，肚子大且长须脚，它的鸣声像织机急织之声（罗愿说小孩子养着听它的声音能吃东西，苋菜之类）。《考工记》所说用翅膀鸣叫的。蟋蟀就是现在人养来玩耍的，纯黑（也有青黄紫白几种），有光泽像漆，有角翅，善于斗。《考工记》所说用注（音昼，虫的喙）鸣叫（鸣叫时也张开翅膀）的。同类但确实是不同的生物，如果认为是一种生物随季节变化，那么斯螽一个月变成莎鸡，莎鸡又一个月变成蟋蟀，蟋蟀独自经历八月、九月、十月而不变化，这是为什么呢？不知道四月中未变成斯螽之前叫什么名字？十一月后蟋蟀又变成什么？又不知道七月、八月、九月之中，仍然叫莎鸡呢？还是已经叫蟋蟀呢？朱子在细微处不太在意，难免有错误，学者不可不知道。

改岁

孔颖达疏辨析卒岁、改岁的区别（说：说改岁，仲冬阳气开始萌动，可以作为一年的开始，所以改正朔的以建子为正岁，也说暮止，谓十月为暮，是过了十月就改岁，然后才大寒，所以说改岁之后才开始入室。如果总说一年的事，那么寒暑一周才叫终岁，寒暑未周叫未终，所以上面说无衣无褐，不能终岁，谓度过一年到春天，两者意思略有不同）非常明晰。刘瑾的说法（说：岁字的含义，有以天时一周来说的，有以正朔所纪来说的。天时一周必定始于孟春而终于季冬，首章所说的二之日何以卒岁就是这样。正朔所纪则是子丑寅的交替建立，与此十月而谓改岁是一样的）确实基于此。朱熹《诗集传》引用吕东莱三正迭用的说法，刘瑾辨析它（说：考察吕东莱《诗记》，周字上面有商字，似乎说子丑的正朔不是商周首创，商周交替兴起不过是举前代的制度而交替使用罢了。现在朱子所引的没有商字，而又说周人三正都用过，似乎与吕东莱本意不同，不知道为什么）可信。而《诗传遗说》回答潘时举问又说：周历夏商未有天下之时，固用夏商之正朔其国僻远无纯臣之义，又自有私纪其时月者

译所以夏、商、周三代的正朔都曾使用过。这一条也不是朱子的定论。我私下思考，甘誓中说怠弃三正，那么以子、丑为岁首的夏正，在夏朝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有扈氏废弃它就被视为大罪，本来就不只是豳地的人使用它。况且吕氏说通达于民俗，也不专指豳地的人而言。豳地处在戎狄之间，而世代有美好的德行，实际上奉行夏、商的正朔，怎敢不纯粹尽到臣子的节义，而私自书写来记录自己的时月呢？曹氏说豳地的风俗向来以谷物成熟来纪年功的完成，改岁就没有别的事了，所以岁末还没结束就称为改岁，这也并不确切。大概古代夏、商、周三代的正朔交替建立，国家重大的政令必定以本朝的正朔为准，而民间所记录的物候，有的依据阳气的开始来说，有的依据寒暑的节气来说，本来没有一定的标准，这并不属于不奉行正朔的范畴。

译郁薁

毛传说：郁是棣属的薁，即蘡薁。孔颖达疏说：刘桢在《毛诗义问》中说：郁树高五六尺，果实大如李子，呈正红色，吃起来甜。《本草》说：郁又名雀李，又名车下李，又名棣【生长在高山、川谷或平田中，五月结果】。说它又名棣，是因为它与棣相似，所以说它是棣属的薁；蘡薁也是郁类，只是略有区别罢了。晋代《宫阁铭》说：华林园中有车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蘡薁李一株。车下李就是郁，蘡薁李就是薁，二者相似且同时成熟，所以说郁薁。现在考证陆玑的疏文，在解释食用郁及薁时，只解释了郁【与《毛诗义问》相同】而没有解释薁。在解释《唐棣之华》时则说：唐棣，即奥李，又名雀梅，又名车下李【所在山中都有】，它的花有的白有的红，六月中结果，大如李子，可以食用。冯嗣宗认为陆玑把唐棣当作薁李是错误的，但认为它果实大如李子是正确的。又认为《本草》的注解有误【说《本草图经》称郁李果实像樱桃，这似乎说的是常棣而非郁李。郁李虽然是棣属，但不是《尔雅》所说的唐棣、常棣】。考证孔颖达疏引用《本草》以郁为一名车下李，所以认为华林园的车下李就是郁。冯嗣宗既然把薁当作郁李，又引用《本草》说：郁李一名爵李，一名车下李，一名�棣，那么车下李就是薁而不是郁了。冯又说：薁与郁都属于棣属，所以都得名车下李，那么郁也叫车下李。考证《本草》没有单名郁的，木部“郁李”之下有“薁李【诗经】”、“车下李【图经】”、“爵李【本经】”、“雀李【诗疏】”、“棠棣”等别名，那么陆玑疏所说的没错，孔颖达只是把郁李当作郁而弄错了。又《本草》草部另有蘡薁，一名燕薁【毛诗】，一名婴舌【广雅】，一名山葡卜【唐注】，一名野葡卜【俗名】，藤名木龙【陈藏器说：苏恭注《千岁藤》即是蘡薁，这是妄言。《毛诗题纲》说：葛藟一名燕薁，喜欢生长在河岸边】。李时珍说：《诗经》“六月食薁”指的就是这个【它的茎吹气则出汁，像通草一样】。因此，薁这种植物，木生的为蔓生，所以冯嗣宗认为有误。又考证《玉篇》把燕薁当作草，而把叶子像梨树的木称为郁。《广韵》把蘡薁当作藤【陶隐居说：葡卜就是这里的蘡薁】，而把郁李称为郁，那么燕薁就是蘡薁，是带有藤蔓的草，另有枝条。花叶都像李树的郁李【《本草图经》说：郁李木高五六尺，枝条花叶都像李树，只是果实小如樱桃，红色味甘甜微酸，核随果实成熟，六月采根和果实，取核中的仁使用】。既然《本草》明确有藤名木龙的蘡薁，而毛传把薁训为蘡薁【吕祖谦《吕记》、朱熹《朱传》都跟随毛传】，它的字又从草字头，怎么知道毛传、《本草》没有错，而孔颖达申述毛传，把薁当作薁李就是错的呢？如果认为郁树高五六尺，果实大如李子，而诗人说“郁及薁”，知道它们是同类，也必定用木高五六尺【图经】、果实大如李子的薁李【陆疏】来对应，那么错误就在毛传，不在《本草》注【说葡卜就是薁蘡，生长在陇西、五原山谷】了。不知道下文“葵及菽”也是同类吗？

葵

葵字在古代注释中没有解释。吕祖谦《吕记》引用《尔雅》【终葵、繁露】郭璞注【说承露也，大茎小叶，花紫黄色】来解释它，朱熹《朱传》认为它是菜名，葵确实是五菜之首【韭、薤、葱、葵、菘】，但种类不一。《尔雅》说芣蚍是菘【郭注：荆葵，像葵但呈紫色】，即《陈风》中的荍。又说芹是楚葵【郭注：水中的芹菜】，即《鲁颂》中的芹。又说莃是菟葵【郭注：像葵但小叶如藜，煮着吃滑腻】，又说菺是戎葵【郭注：现在的蜀葵，像葵，花像木槿花】。这两种不见于经典，而荆葵、菟葵、戎葵，郭璞都说像葵，那么实际上就不是葵了。终葵、繁露，《本草》认为是落葵，也叫承露，也叫天葵，也叫胭脂草，应当是俗称为紫草的那种，也没有专门获得葵的名号。毛传、《说文》、《广雅》把茒当作凫葵。《本草》、《埤雅》把荇当作凫葵。陆玑把菘当作水葵。《广雅》又有地葵，《本草》又有房葵、黄蜀葵。《素问更有龙葵，都不是这首诗中的葵。《埤雅》把这当作紫茎、白茎葵，严粲、冯复京都相信它，大概《本草》专门把这种葵列入《本经》上品【说：古人种植作为常食，有紫茎、白茎两种，以白茎为优，大叶小花，花紫黄色，小的名叫鸭脚葵，种子轻虚如榆钱，夹着仁，四季都可种植，经过一年才采收，有春葵、秋葵、冬葵的名称】。而《齐民要术》也说现在世上的葵有紫茎、白茎两种，诗《七月》“亨葵”就是这种。但王祯《农书》说葵具备四季的菜肴，而《本草》只有春葵、秋葵、冬葵的名称。考证《士虞礼》说夏秋用生葵，《礼记》说铏羹中的菜夏用葵，冬用荁，那么夏天果然有葵。又《周礼》醢人有葵�蠃醢，公仪子

译采摘葵菜并把它连根拔起，古人种植葵菜作为日常食物，现在却只种植它来观赏，很少有人食用，难道是古今物性不同吗？

译获稻

朱熹传文说：“收割稻子是为了酿酒。”其意本于郑玄的礼注，这是专门把稻子当作酿酒之用。然而酿酒用的米，特指其中黏性的糯米【米粒疏松的叫做秔，黏性的叫做糯】，那么稻实际上专指糯米而言了。陈启源根据这首诗以及《丰年》诗【《丰年》诗说“为酒为醴”，只提到黍和稌】、《月令》【仲冬命令大酋，也只说秫、稻、黍，稷的黏性者，秫是粱的黏性者，而与稌、稻并列提及】、《说文》【说：“稻，就是稌。”沛国称稻为糯，又说“秔，是稻的一类”。那么稌、稻、糯都是黏性的，而疏松的径直称为秔】、《本草》【专门说糯是稻】、杜甫诗【说：“烟霜凄野日，秔稻熟。”天风吹拂的秔稻与烟霜相对，明显是两种东西】，专门把糯米称为稻，确实可信【李颀诗：“南川粳稻花侵县，西岭云霞色满。”也是把粳稻与云霞相对】。但《周礼》太宰的九谷，郑玄注说：“黍、稷、秫、稻、麻、大豆、小豆、大麦、小麦【郑玄注中有粱、苽，没有秫、大麦】，而《职方氏》豫州、并州的谷物适宜五种，注说：“黍、稷、菽、麦、稻。”兖州的谷物适宜四种，注说：“黍、稷、稻、麦。”幽州的谷物适宜三种，注说：“黍、稷、稻。”青州适宜稻、麦，扬州、荆州的谷物适宜稻。即使朱子在《论语》注中也说：“稻、黍、稷、麦、菽。”我私下怀疑米的用途，秔米比糯米更多，为什么太宰所掌管反而不及秔米，而九州所产唯独有糯米呢？那么稻作为秔、糯的总称，未必不是古义【《周礼》稻人掌管低洼地种植，疏文说：“因为低田种稻，所以说稼穑下地，决不是专门种糯米”】。

春酒

毛传文说“春酒是冻醪”，孔颖达申述说“醪是酒的别名，这种酒在冰冻时酿造，所以叫冻醪【《天官·酒正》辨别三种酒，说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说事酒是现在的醳酒，昔酒是现在的酋久白，所谓旧醳的酒，清酒是现在中山冬酿，接连夏天才成的酒】，就是《天官·酒正》三酒中的清酒。那么这种酒实际上是在冬天酿造，却称为春酒，难道是因为它历经春天不坏吗？或者是预先准备作为新春的需要吗？《春秋纬》说“凡黍为酒，阳据阴乃能动，则酒以导和，欲为眉寿之助，故有取于春之义”，与《月令》“仲冬麴糵必时”注说“收割稻子浸泡米麴，到春天才成酒，是春天所酿，所以名叫春酒”不同。吕祖谦既遵从毛、孔之说，又引用此注，以今验之，麴糵在七月八月制作，也用麦【《春秋纬》说用麦入黍而为酒】，而不用稻。《月令》说仲冬必时，意思是仲冬将要造酒，而麴糵必须按时先准备好。又如今世酿酒，冬天所造的可以储藏历经春夏而不坏，立春后所造的就不能经久。郑玄的说法不敢据信。苏辙传文说【春酒是冻醪】，冬天酿造夏天成熟【养老者必有酒以助养其气】，夏天不可以酿造，所以造此酒以接续，其必定说夏天成熟，也未明白其义。朱熹传文无训释，应当遵从毛传。

断壶

毛传文说“壶就是瓠【户故反】”，孔疏没有进一步阐明。现在考证《说文》说“瓠一名壶，都是匏属”，其言也很简略。《古今注》说“匏就是瓠，壶芦，是瓠中没有柄的。瓠有柄的【悬匏可以做笙，曲沃的尤其好，秋天才可用，则漆其里】。瓢也是瓠，瓠是总称，瓢是别称】，分为两种。《埤雅》说“头短腹大曰匏，长而瘦上者曰瓠，像匏而肥圆者曰壶【壶是圆器，所以叫壶，也叫壶卢。性善浮，可以用来涉水。南人称之为要舟，又可以作为酒樽】”，又分为三种，其义始明。如今世上种植的瓠有几种：有圆大可容数斗的，有茎长一二尺，甚有三尺许的，又有两头大而腰细的，又有极小的，俗人都叫壶芦，不知其形不同，其名也各异。根据《诗经》说“匏有苦叶”，又说“甘瓠累之”，则是因其性质而区别。那么甘的固然可食，苦的也可食而知之，与此诗中的壶都可食，应当就其初生嫩时而言。孔氏说“顺着藤蔓断取食用”，陆农师说“断其根【说壶性蔓生，披蔓斩之，八月冷露降临，辄先断其根，令其余蔓牵引，已日乃收，尤坚成可用】”，刘执中说“断其梢【说枯者可为壶，嫩者可为茹，八月适宜断其梢，令勿复实，所以坚其壶而其茹大】”。我私下认为此诗只说“壶之可食”，怎么可以就断其根？如果只以断为取，也是蔓生，为什么不说是取？刘说通晓物性，明白人工，也是老于园艺的人。

凿冰

藏冰的方法完备于《周礼》【凌人正月十二月令斩冰，三其凌，春始治鉴，凡内外饔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鉴，宾客共冰，大丧共夷槃，夏颁冰，掌事，秋刷】，《月令》【孟冬水始冰，地始冻；仲冬冰始壮，地始坼；季冬冰方盛，水泽腹坚，命取冰；孟春东风解冻】

译鱼跃于冰，仲春时节，天子于是进献羔羊，开启冰室，首先将冰荐入寝庙。《左传》申丰说：“古时候，太阳在北陆时储藏冰，在西陆初现时取出冰。深山穷谷，阴气积聚寒冷，在那里取冰。取出冰时，用于朝中禄位、宾客饮食、丧礼祭祀。储藏冰时，用黑色牡牛和秬黍来祭祀司寒之神。取出冰时，用桃木弓和棘枝箭来驱除灾害。进献羔羊而开启冰室，火出之时完全分配。从命夫、命妇直到老弱病残，没有不接受冰的。山人在山中取冰，县人在路上传递，舆人将其纳入，凌人将其储藏。冰因风而坚实，也因风而融化。储藏冰时周全，使用冰时普遍。”《三书》的大意本来与《诗经》相互阐发。孔氏拘泥于郑玄回答孙皓的说法（孔氏说：凌人在十二月斩冰，就在当月纳入冰室。这里说三之日纳入凌阴，四之日就取出，储藏既晚，取出又早。郑玄回答孙皓说：豳地寒冷来得晚，所以可以在夏正月纳冰；夏二月仲春，太簇用事，阳气出地开始温暖，所以礼制应当开冰，先荐寝庙。说是因为寒冷来得晚，得以晚藏冰；依照礼制必须早开，所以如此），并不确切。《诗经》说二之日凿冰，就是《周礼》十二月斩冰、《月令》季冬取冰、《左传》日在北陆而藏冰的意思。四之日献羔祭韭，就是《周礼》春始治鉴、《月令》仲春献羔开冰、《左传》西陆朝觌而出冰的意思（杜氏说：夏十二月太阳在虚、危宿，藏冰；夏二月太阳在昴、毕宿，用冰）。时间正相同，储藏并不曾晚，取出也不算早。凌人十二月斩冰，就在当月纳入；豳人在二之日凿冰，也必定在当月纳入，决没有一个月专门凿冰，积累到次月才纳入的道理。诗人讽咏成文，意在铺张，容或有不可太拘泥之处，这类情况就是如此。《诗经》大概是说二之日凿冰，三之日还纳入凌阴而未开启，四之日则献羔祭韭而开启它。至于《周礼》一书，是周公治理天下的大法。豳公在草创之时，礼乐制度未能完备，其事断难与《周礼》完全吻合。现在以早开为依礼，似乎周公制礼在前，而豳公依从它，这可信吗？朱熹《诗集传》说：“豳地寒冷，多正月风未解冻，所以冰还可以储藏。”似乎真的是在二之日凿冰，到三之日才纳入，这难道是偶然沿袭了郑玄、孔氏的错误吗？

译两壶酒用来宴饮。

毛传说：宴饮，是乡人用狗，大夫加上羔羊，在公堂和学校举行。觥是用来盟誓的。郑玄笺注说：十月农事，男女都已完成，没有饥寒的忧虑，国君在政事上清闲，于是宴饮群臣，在宴饮时校正长幼尊卑的位置，所以借此盟誓。饮酒既然欢乐，希望享受长寿没有尽头。毛传的解说很简略，孔颖达特别根据“乡人用狗”这一句，知道毛传认为“斯飨”是党正饮酒的礼仪【《地官·党正》职掌说：国家祭祀鬼神时，以礼仪召集百姓，在序中饮酒，以校正长幼尊卑的位置】，又因为党正饮酒也叫乡饮酒，乡饮酒礼尊重且庄重，所以可以称为飨。而所谓的朋酒，就是乡饮酒礼中在房户之间尊设两壶酒的那种。所谓的公堂，就是党正召集百姓饮酒的序，指的是党的序学【孔颖达说：《天官·酒正》说：凡是制作公酒的，注解说：指乡射饮酒因公事而酿酒，这是乡人的事可以称为公】他的话似乎有依据，而且阐发了郑玄易传的意思。又说乡饮酒礼用狗不用羊【申传说：有大夫来相命说：应当杀羔羊】，那么前面的说法不完全属于子虚乌有吗？于是郑玄笺注说国君在政事上清闲，宴饮群臣，孔颖达因为郑玄注《月令》大饮烝，引用十月涤场以下的话说，这是豳颂大饮的礼仪，于是认为郑玄笺注把“斯飨”当作国君大饮的礼仪。而朋酒是燕礼中司宫在东楹之西尊设的两方壶【公尊瓦，大夫尊两圆壶】【设置尊的法则，每两尊并设，所以叫朋酒】而公堂则是大学【《月令》注说：天子诸侯与群臣在大学饮酒，以校正长幼尊卑的位置，称为大饮】然而这首诗历数豳地百姓农桑之事刚刚完毕，终年辛勤劳作没有得到一斗酒来慰劳辛苦，反而说国君宴饮群臣的事，与上文不相关联了。朱熹传从张载的说法【张载说：百姓忠爱他们的君主非常深切，互相告诫要赶快完成农事，应当自己杀羔羊献给公，用酒祝他万寿】认为豳地百姓宴饮君主，固然可见王民和乐的景象，而仁人宴饮天帝，孝子宴饮父母，以下宴饮以上，也可以说宴饮不必拘泥于饮、燕、食、飨的礼节。但有人怀疑“斯飨”是百姓自己做的吗？草野之人无故提着酒壶带着酒器去劝君主喝酒，豳地百姓虽然古朴，君主的祖宗之后，未必亲近到这种程度。如果国家本来有这个制度，这是豳公每年索取百姓的酒食，也不是合宜的体统。李迂仲说农桑之事完毕，于是合众酒而命令宴饮。至于燕饮的时候，又祝君主万寿无疆。这是指豳地百姓自己互相燕饮取乐，而每顿饭不忘君主，可见他们忠爱到了极点，道理也可以讲通【这本与毛传意思相近】但大夫无故不杀羊，明白庶人无故也不得杀。公刘酌酒给臣下而执猪，他的百姓反而自己杀羊吗？王安石认为公堂是君主的堂，吕祖谦认为豳地的先公国容未备，没有君臣之间的界限，意思都与张载相合，不得已，就依从张载。

鸱鸮篇

《诗经》中的《鸱鸮》【《序》说：《鸱鸮》，是周公救乱。成王不知道周公的心意，周公于是作诗送给成王，名叫《鸱鸮》】与《尚书》中的《金縢》【《金縢》：武王去世后，管叔和他的兄弟们在国内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幼主不利。”周公于是告诉太公望、召公奭说：“我不躲避，我无以告慰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于是罪人被抓获。后来周公于是作诗送给成王，名叫《鸱鸽》。成王也不敢责备周公】互相表里。孔安国认为《金縢》中“我之弗辟”是以法律制裁三叔，那么居东二年就是东征，而《鸱鸮》作于惩治管叔、蔡叔之后。郑康成把“辟”读作“避”的音，那么居东二年就是避居东都，而《鸱鸮》系未诛杀管叔、蔡叔时所作。郑康成的说法，王子韶在前面辩驳【论述其错误有三】，欧阳修在后面辩驳【论述其不通者三，失去大义者二】，已经明白详尽，而范祖禹、金履祥、许谦等人却都依从郑玄，即使朱熹晚年与蔡沈的手书也力主此说，所以蔡氏《书传》与《诗集传》不同。但后人把“辟”读作“避”，而不敢把《尚书》中的“罪人”、《诗经》中的“我子”当作周公的官属【郑玄的说法】，实在是王与欧的力量。申公说：“管叔和他的兄弟们散布流言，周公避居鲁国，作此诗送给成王。”与郑玄的说法相合，但这是后人伪托，不足据信。而郑康成的说法实在是司马迁误导了他。《史记》称：“群叔散布流言，周公最终辅佐成王，而让他的儿子伯禽就封于鲁。”那么似乎周公未曾去位。又说周公告太公望、召公奭说：“我之所以不躲避而摄政，是担心天下背叛周，无以告慰我先王。”这是把“辟”读作“避”的来源【又说：“成王年幼在襁褓之中，成王用事，有人谮毁周公，周公奔楚。”考察武王去世时成王年已十三，为什么说在襁褓中呢？在襁褓中怎么会有用事的人呢？流言起而让儿子就封，与宋义正要救赵而让于相去齐有什么不同呢？而且说奔，是仓皇逃窜的样子，周公既然仓皇逃窜，那么他的官属自然不能保全了】司马迁本从子夏受学，不知什么原因背离其师说。现在考察《金縢》说“管叔和他的兄弟们散布流言”，那么首恶者是管叔，从恶

译这些是周公的弟弟们，罪人所在之处已经很清楚，何必等到周公东居两年后才知晓罪人在管叔、蔡叔那里呢？况且拖延很久，直到两年后，成王才明白罪人在管叔、蔡叔那里，为什么不立即迎接周公回来，而一定要等待雷风异象的变化呢？正因为周公因流言兴起而不顾嫌疑，掌握兵权向东征讨，所以成王心中不能释怀，想责备周公却不敢罢了。如果周公听到流言就引退避让，成王又知道罪人在管叔、蔡叔那里，后来周公才作诗赠送给成王，成王为什么还想要责备周公呢？而且《金縢》中“弗辟”的“辟”，与《蔡仲之命》中“致辟”的“辟”，意义完全相同，何必做出两种解释呢？《鸱鸮》诗中说到“既取我子”，那么这首诗作于诛杀管叔、蔡叔之后是显而易见的。既然认为诗作于诛杀管叔、蔡叔之后，那么周公就没有避居东都之事了。流言既已兴起，事情涉及嫌疑，或许辞让权位、谢去权势，自身不在朝廷，那些不利于周公的诽谤自然就会平息，所以暂时避居在外，以听凭功过归属，这固然是贤人坚守节操的常理，而不是用来衡量圣人通达节操的标准。武王去世后，成王尚且年幼，皇图刚刚建立，却遭遇家道不幸，国家处于君主年幼、人心疑虑的日子，正依靠皇室宗亲在内和睦团结，在外镇抚安定，以暗中消除奸邪之人的野心，这就是所谓葛藟能够庇护其根本的意思。所以周公居中执掌政事，又让三叔监视殷商遗民，正是想展示没有可乘之机，从而使天下置于磐石般的安定之中。管叔被武庚等人唆使，酿成这一场大疏漏（这两句话本于朱子），这是周公所没有料到的，这正是管叔罪责不可推卸的原因。三监叛乱，不是叛乱周公，而是叛乱周朝。假如周公顾及一己的小嫌疑，犹豫退避，忘记国家的大计，假使稍有不安定，轻视我们周朝，那么自后稷开创基业以来历代圣人所经营的成果，一旦丧失，是谁的过错呢？周公以冢宰身份听政，是周朝尊贵亲近的大臣，不是其他两位公爵可以比拟的。不在这个时候舍弃自身，为天下抵挡大难的冲击，而制服罪人的命运，却想要居于鲁国，奔逃到楚国，避居东都，只是作为自全的计策，而推卸责任给他人，不考虑先王托付的重任，这不仅管叔得罪了先王，周公又怎么向先王交代呢？所以朱子晚年的论述，鉴于后世上表就擅自专断的行为，而防微杜渐，向天下阐明君臣的大义，使跋扈之人没有借口，论述极其正大，但恐怕乱臣贼子制造谣言来迷惑君主亲人，而阴谋不轨的人将会说周公大圣擅自掌握国家大权，流言一起仍然畏惧避居外出，王法不立即加身就避居，那么“避”这一义，实在无法破除乱贼的胆量，夺取他们的魂魄，关系尤为重大，不可以不辨明。至于周公东征必定向成王请示，成王必定听从周公，蒋仁叔的说法是恰当的。

译熠燿宵行

毛亨传解说：熠燿，就是燐。燐，就是萤火虫。孔颖达引用《尔雅》说：萤火虫就是炤；《淮南子》说：久积的血变成燐；《说文解字》说：战死者的血变成鬼火；陈思王曹植《萤火论》说：《诗经》说熠燿宵行，章句解释认为是鬼火，或者称之为燐，这并不恰当。天气阴沉多雨，正值秋日，是萤火虫夜间飞行的时候，所以叫宵行，以此作为依据而认为毛亨的解释是错误的。朱熹传解说熠燿是光明不定的样子，而宵行是虫的名字，又认为这并不就是萤火虫。现在考证董氏说：熠燿自是一种虫，夜间在地上行走，像蚕一样，喉下有光像萤火虫，所以叫宵行；陆氏说：现在西北地区有很多萤火虫，大的像枣子，行走时有光，正叫宵行，因为这个缘故。另一种说法认为萤火虫不是熠燿，熠燿是行走的虫，现在低湿的地方有虫像蚕，尾巴带着光，行走时有光，所以俗称为熠燿，认为熠燿不是萤火虫，然而也以熠燿为名，不以宵行为名。朱熹传所说的虫形像蚕，夜间行走，喉下有光像萤火虫，本于董氏和陆氏，而以宵行为名，则是首创。濮斗南、刘安成跟随朱熹，杨慎说：古人用字有虚有实，熠燿作为萤火虫，是实指；熠燿作为黄鹂的羽毛，是虚指。而崔豹说萤火虫有八个名字：萤火，一名燿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熠，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夜光，名宵烛，一名丹鸟。由腐草生成，吃蚊蚋。《夏小正》说：八月丹鸟进献白鸟。丹鸟，指的是丹良；白鸟，指的是蚊蚋。称它们为鸟，是重视它们的养育；有翅膀的叫鸟，羞，是进献的意思，不尽食。其中一个也叫燐，是因为毛亨传而附会的吗？李时珍论述萤火虫有三种：一种能飞有光，是茅根所化，吕氏《月令》说“腐草为萤”就是这种；一种长像蚕，尾巴后有光没有翅膀，是竹根所化，也叫蠲，《明堂月令》说“腐草为蠲”就是这种，也叫宵行；一种水萤，住在水中。其中一个也叫宵行，是因为朱熹传而附会的吗？毛亨的师承自有来历，如果把熠燿其羽的熠燿理解为黄鹂的羽毛，像熠燿之虫的鲜明与交交桑扈有莺其领一样，这个说法固然可以讲通。第四章毛亨没有解释的，意思应当如此。郑玄、王肃、孔颖达只说鲜明，失去了要领。

伐柯篇

《诗经》作者的意图，有赞美有讽刺，用来显示劝戒和惩罚。言语不同，意图各自有别。然而在一篇之中，既认为是赞美，又认为是讽刺的，就像《伐柯》《九罭》这两篇，序都说：赞美周公，周大夫讽刺朝廷不了解周公。众儒拘泥于序，又说赞美的意思很简略，而寻求讽刺的原因很详细。毛亨认为是讽刺成王，讽刺成王不了解周公而不任用他；郑玄认为是讽刺群臣，郑玄说：成王得到雷雨大风的灾变，想要迎接周公，而朝廷群臣仍然被管叔、蔡叔的话迷惑，不了解周公的圣德，怀疑成王迎接周公的礼仪，所以讽刺他们；王肃说：朝廷斥责成王；孙毓说：怀疑周公的是成王，阐明周公的是群臣。《尚书》说：史官和百官回答说：确实啊！周公命令我，我不敢说。两位公爵到来，百官都阐明周公，像这样，再讽刺谁呢？而且朝廷是人君所专有，没有称群臣为朝廷的。汉魏称人主，或者叫国家，或者叫朝廷，古今相同。跟随毛亨，欧阳修讽刺成王君臣，吕祖谦一并讽刺两位公爵，纷纷的说法，始终没有定论。考证序称周大夫讽刺朝廷，那么这首诗是周大夫作的。不知道周大夫是否也位列朝廷？如果也位列朝廷，那么不能从容开导他的君主，而只是讽刺讥谤他的上级，朝廷也凭什么依靠这种大夫呢？已经不能开导他的君主，反而讽刺同僚，责备自己昏庸而责备别人明智，也不是宽恕之道。所以朱熹传完全删去这些说法，确实正确。只是两首诗相连，这篇《我觏之子》是指他的妻子，下一篇则指周公。既然下一篇之子指周公，怎么知道这篇之子不指周公呢？郑玄笺注：之子指周公。诗篇相连，语句又相同，下一篇之子不得不指周公，那么这篇之子也指周公才恰当。而上章是比喻，下章是起兴，古人文字变化的妙处，不像今人拘泥于对偶。

九罭篇

九罭这首诗，全篇精神全在“是以”两个字。朱熹得到解，也在这两个字，真是善于读诗的人。而毛亨以九罭为緵罟，小鱼之网。鳟鲂是大鱼。王肃阐述它，说兴起小国下土不能长久留住圣人，所以九罭是小网。郑玄笺注说：设置九罭之网，然后得到鳟鲂之鱼，说取物各有其性。比喻成王想要迎接周公到来，应当有其体统，所以九罭是大网。欧阳修赞同毛亨而反对郑玄，说：《尔雅》緵罟

译说“九罭”是错误的，应当说“緵罟叫做罭”。前代的儒者将罭解释为囊，认为緵罟是百囊网。然而网有囊，应当有多有少的区别，不宜只说九囊的才是緵罟，应当统称为緵罟即罭，而罭的囊数多少则随网的大小而定，大网有百囊，小网有九囊，这样在道理上才通顺。既然九罭是小网，那么毛亨的说法就通顺了。程子舍弃毛亨而遵从郑玄，是迂腐的。仲遵、欧阳修、吕祖谦跟随程子，看下章：毛传说“鸿不应沿着沙洲飞”，又说“陆地不是鸿停留的地方”，那么第三章意思一致。郑玄在下章却说：“鸿是大鸟，不应与凫鹥之类一起飞而沿着沙洲”，用来比喻周公如今与凡人处在东都的邑中，失去了应有的位置。他的比喻又与毛亨相同，这就不能坚守自己的说法了。不如首章也遵从毛亨呢？《韩诗》说九罭是用来捕虾芣的，那么孔颖达说“緵是细密的网目”就得到证实了。

译《公孙硕肤》

毛传解释说：“公孙指成王，是豳公的孙子；硕指大，肤指美。”【王肃说：周公之所以进退艰难，是为了等待成王长大，具备伟大的美德，能够穿着盛装来行礼。孔颖达说：硕大，出自《释诂》；肤美，出自《小雅》的广训。】这首诗的主旨是赞美周公【《诗序》说：周大夫赞美周公没有失去他的圣德】，前两句只说周公进退艰难，后两句另说成王的美德【毛传说：赤舄，是人君的盛服；几几，是鞋头装饰的样子。因此后两句都是说成王】，这与诗意不合，而《诗序》说【周公摄政，远处有四国流言】，近处成王不知，却说成王有美德，与《诗序》的意思也相违背。况且“公子王孙”这样的称呼，是因为这些人不能成为公或王，而追溯他们的祖父，以显示他们的尊贵。成王已经尊贵为王，反而称他为公孙吗？如果把公当作美，古公何必追尊大王呢？而且说曾孙，那么天子诸侯都可以称【孔颖达说：传注中“雅曾孙”都是指成王，因为他是豳公的孙子】，《左传》所称的“公孙”都是诸侯的孙子，这样解释才通顺。郑玄笺注说：“公，指周公；孙，应当像‘公孙于齐’中的孙【《昭公二十五年》】，孙的意思是孙遁。把公当作周公是对的，但郑玄认为周公还政是退，有难则把‘孙硕肤’解释为孙遁避，这是成功的美德，而想要老固退隐。而下句‘赤舄几几’中并没有看到难的意思。而且郑玄认为进则躐胡比喻摄政，退则跲尾比喻还政。然而经文前两句取喻于狼的进退有难，后两句只说周公的退有难，没有看到进有难的意思，必须等到郑玄补充出来才知道。难道经文是不完整的话吗？刘原父认为毛传和郑笺都不对，而认为周公是豳公的孙子，所以称‘公孙’。然而‘破斧’已经明确说周公，‘九罭’也指周公为公，这首诗为什么独独称他为‘公’的孙子呢？欧阳修认为公是周公，而训‘硕’为大，‘肤’为体【‘硕肤’犹言‘肤革充盈’】，‘孙’读如‘逊顺’的‘逊’。《易经》称‘剥肤’，‘肤’作为体确实如此，而《雅》称‘肤公’‘肤敏’，又将如何解释？朱熹传以‘孙’为让，这是郑氏遁避的意思。‘硕肤’训为大美，则采用毛说的解释，但让出大美而不居的意思，当时门人如沈僩【问：‘公孙硕肤’的注解怎么会有这个意思呢？回答说：迂回曲折却太伤巧，得来不好。说：自然是作诗的体例，应当这样解释。如《春秋》公孙于齐，不能说；昭公出奔，圣人只得这样书写。自然是体例应当如此】、吴必大【回答的意思相同】等人，已经怀疑了。后人又说管叔蔡叔流言，周公东征，《诗》《书》都大书特书，何必掩饰回避呢？朱熹解说《诗经》，最为平易，这里反而用迂回曲折的说法，为什么呢？我私下认为公孙的意思，应当从欧阳修；硕肤的意思，应当从毛传。说公孙顺的德行很大且美。孙字正与《论语》‘孙以出之’的孙相同。下句‘赤舄几几’，正形容他的顺。周公当流言肆起，就东行致讨，似乎严厉之气多。诗人独自赞美他的顺德，真是深知周公的人了。

《诗疑辨证》卷三

<经部,诗类,诗疑辨证>

钦定四库全书

《诗疑辨证》卷四

上海黄中松撰

《鹿鸣》篇

古代人君用嘉礼接待臣子有四种：宗族兄弟，朋友故旧，孤卿大夫，公侯伯子男。其礼仪有飨，有燕，有食。飨，是烹煮大牢来宴请宾客，几案摆设而不倚靠，酒杯斟满而不饮，以训示恭俭。燕，是用来表示慈惠，其音乐没有计算，取其欢乐而已；其饮酒没有计算，取其醉意而已。食，是飨礼之中，奏乐来进献牲体。《晋语》说：“王飨有体荐，燕有折俎。”公应当飨，卿应当燕。李如圭说：“飨重而燕轻，飨在庙堂，燕在寝宫。”这样飨与燕不是同一时间的事了。朱熹也说：“《小雅》恐怕是燕礼所用，《大雅》必须是飨礼用之。”《诗集传》依据《仪礼》来校正《诗经》，而《仪礼》鼓瑟而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乃是燕礼。又《鹿鸣》三章，说和乐且湛，湛是乐之久。燕以示慈惠，不妨于久，那么这首诗是燕礼无疑。《诗序》说：“鹿鸣，燕群臣嘉客是已。”朱熹传认为是燕飨宾客的诗，而且在《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都说燕飨通用之乐，独独以《蓼萧》、《湛露》为燕诸侯的诗，而《彤弓》明确说‘一朝飨之’，也认为是燕诸侯者，为什么呢？飨燕对文则别，互文则通。《诗序》说“既饮食之，又实币帛筐篥以将其厚意。”郑玄笺注说：“饮之而有币，是酬币；食之而有币，是侑币。”考察《聘礼》说：“致飨以酬币，又说君不亲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