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疑辨证卷四

译举行飨礼时，“食之”指的是食礼。这首诗本来兼用于飨礼和食礼。郑玄又说：“飨礼时乐工向上取乐，燕礼时乐工向下就座。”天子飨礼接待元侯，升歌《肆夏》，合乐《文王》；诸侯飨礼，升歌《文王》，合乐《鹿鸣》（诸侯对待邻国之君，与对待天子、诸侯相同）。天子、诸侯在燕礼上招待群臣以及聘问之臣，都升歌《鹿鸣》，合乐用乡乐。因此，《鹿鸣》这首诗是为燕礼而升歌的，其乐曲也是为飨礼而合乐的篇章。虽然合乐要防止与升歌混淆，但《鹿鸣》也在飨礼时歌唱了。所以《燕礼》说：“燕礼招待邻国聘问之宾，歌唱《鹿鸣》。”而《左传》记载穆叔出使晋国，晋侯设飨礼招待他，歌唱《鹿鸣》，穆叔三次拜谢，这就是明显的证据。孔颖达根据这首诗的序言和笺注，认为天子对群臣既有飨礼也有燕礼；又根据《周礼·掌客职》说：“上公三次飨礼三次燕礼，侯伯两次飨礼两次燕礼，子男一次飨礼一次燕礼”，知道天子对诸侯既有飨礼也有燕礼。根据《左传》（宣公十六年，晋国派士会平定王室，周定王设飨礼招待他；后来晋国士文伯出使周王室，周王与士文伯行燕礼），知道天子对聘问之宾既有飨礼也有燕礼；根据《周礼》（司仪职：凡是诸公互相作为宾客，都要致飨食之礼）和《左传》（鲁公与晋侯在黄河边上行燕礼），知道诸侯之间既有飨礼也有燕礼；根据《左传》（穆叔出使晋国，晋侯设飨礼；季文子回国复命，鲁公设飨礼）和《聘礼》（国君与宾客两次飨礼，一次燕礼）以及《燕礼》（燕礼招待自己的臣子），知道诸侯对聘问之宾以及对自己和群臣，既有飨礼也有燕礼，礼仪完备。朱熹的传注并非没有依据。

译苹

毛亨传解说：“苹，就是防。”这说明苹是一种水草。郑玄笺注将其解释为藾萧，这说明苹是一种陆草。考证《尔雅》原本有两种解释，一种说“萍，就是防。大的叫苹”，郭璞注解说：“水中浮萍，江东地区称为薸。”《诗经》说：“去哪里采苹。”另一种说“苹，就是藾萧”，郭璞注解说：“就是现在的藾蒿。”《诗经·小雅》说：“呦呦鹿鸣，吃野外的苹。”区分这两首诗中的苹，含义非常明确。孔颖达申述郑玄笺注说：“萍是水里的草，不是鹿吃的，所以不采纳毛亨的传注。”罗愿说：“鹿和猪也会到水边觅食，吃萍也是可能的，不必改换毛亨的传注。”王安石遵从毛亨，吕祖谦《吕记》、朱熹《诗集传》都遵从郑玄。我认为《尔雅》所说的“萍，防”，其字加了水旁才成为萍；所说的“苹，藾萧”，其字才是经文中的“苹”，那么应当遵从藾萧的解释了。况且经文明确说“野外的苹”，怎么反而说是“水里的苹”呢？只是孔颖达、邢昺、吕祖谦引用陆玑《草木疏》都说：“苹，叶子青白色，茎像筷子一样轻而肥，刚长出来时香嫩可以生吃，也可以蒸着吃。”现在考证陆玑的疏注正好与经文相合。朱熹《诗集传》却说：“青色叶子，白色茎像筷子，去掉了‘叶’字，‘颠倒’二字，‘白色’两字的义训差别很大。”那么不知道朱熹依据的是什么。

嘉賔

经文只说嘉賔，而《序》说宴请群臣。嘉賔，孔颖达认为《序》中的群臣就是经文中的嘉賔，并列提及，阐明群臣也是嘉賔。范逸斋【说：在朝廷上称为君臣，是从名分角度说的；在宴饮时称为嘉賔，是从礼意角度说的】黄实夫【说：从上下尊卑的名分来说，称为群臣；从宴饮的礼仪来说，称为嘉賔】的话，也很明晰，所以朱熹采纳了他们的观点。当时张横渠【引用汉光武帝与严光交友作为证据，说礼制中有出仕而未受俸禄的人，不属于纯臣的范畴】范淳夫【说：群臣是在位的人，嘉賔是被聘请而未受俸禄的人】从已经出仕和未出仕的角度来区分，然而君主宴请臣下，事情不止一种，有因为祭祀而宴请的，有因为朝会而宴请的，有因为聘问而宴请的，有因为赏赐有功之人而宴请的。如果按照张横渠、范淳夫的说法，那么《序》在经文嘉賔之外，又添加了一个群臣，而经文只说未受俸禄的嘉賔，不及群臣，这就在典礼上多有遗漏了。但看《乐记》说“大学开始教学，夜晚练习《小雅》前三篇，这是官员开始的标志”，《乡饮酒》注解说“卿大夫推荐士人并与他们饮酒，歌唱《鹿鸣》【选取嘉賔，用善道指示我，又有明德可以效法；《四牡》选取忠孝之心；《皇华》选取想要咨询谋划于贤者的人】说‘开始做官’‘说推荐士人’，这似乎是指刚开始做官的人。韩愈说：“杨侯刚行冠礼，被乡里推荐，唱着《鹿鸣》而来。”那么唐代还实行这种礼仪。而郑康成将“示我周行”的“示”读作“寘”，认为应当安置在周朝的列位中，也似乎是指嘉賔尚未在位。推测这首诗原本是为刚开始进用的士人而作，后来宴请群臣和嘉賔时便通用这首诗歌吗。

周行

毛亨传解说：周行，就是至道。王肃阐述说【说：是指群臣和嘉賔。用饮食款待他们，用瑟笙娱乐他们，用币帛馈赠他们，就能使他们喜爱并忠于我。他们喜爱并忠于我，就会向我展示至美的道理】认为这是向我展示至美的道理。郑玄笺注说：示应当改为寘，寘，就是放置。周行，就是周朝的列位【好，就是善。有人用德行善待我，我就将他安置在周朝的列位。说自己只任用贤人】孔颖达疏【说：《中庸》说：治理国家就像展示在手掌上一样。注解说：示读如寘之河干的寘，寘，就是放置。这是示和寘声音相近，所以误写为示了。改换传注的人认为上下文都说嘉賔，这里单独说人，显然有区别。又《大东》《卷耳》都有周行的文字，都指周朝的列位，这里不能不同。况且下文说视民不恌，写作视字，这里写作示，明显不同。而且圣君贤臣讲道的快乐，观察他们垂示的法度，道教宏大深远，不只是宴饮时闲谈而已，明显是依据现在的嘉賔，推究他们的贤德，因为他们先前有善德，所以被安置在官位上，因此都贤能，所以宴请他们。这一章推究他们的贤德，下一章讲述他们的法度，上下相互对应，在义理上更为优长，所以改换传注】认为郑玄笺注的义理更为优长。欧阳修说：郑玄将示改为寘，就失去了诗的本义。李迂仲说：这是说臣子乐于君主的宴请，为什么到了这里，才安置在列位，所辨析的都恰当。朱熹《诗集传》说：周行，就是大道。意思与毛亨相近。谢叠山【说：古代的圣贤，没有一时忘记学问，没有一件事不是道德。《鹿鸣》中那款待馈赠的和乐，人们只看到他们的和乐罢了，不知道对嘉賔的期望，是讲论圣人的道德，谈论先王的礼乐，都是相互展示大道】朱克升【说：道，是日常事物中当然的道理，日常之间，平坦坦地可以遵循的】阐发其义理，可以说很详细了。许白云将下文的德音理解为有德之言，就是向我展示的周行，尤为明快。又考证《缁衣【孔子说：私下的恩惠不归入德行，君子不自我保留。《诗经》说：人们喜爱我，向我展示周行】郑玄注解说：行，就是道。说向我展示忠信之道【王安石依据此注释《诗经》】当时未见到《毛诗》，所以在《本国语》中建立学说，其义理稍显偏颇，不如至道、大道之

译郑玄的《诗谱》概括了《诗经》的大要，与毛传的解说没有太大差异。等到他为《诗经》作笺注而改变毛传时，并没有显示出超越毛传的地方。

译蒿芩

毛亨传解说：“蒿，就是菣。”这大概是本于《尔雅》。《尔雅》的注解说：郭璞说：“现在叫青蒿，香气适中适合烤来吃的是菣。”孙炎说：“荆楚一带把蒿叫做菣，这是对的。”又《陆机草木疏》说：“蒿，就是青蒿。荆、豫两地之间，汝南、汝阴都叫它菣。”《本草纲目》说：“各种蒿都是白色的，这种蒿唯独是青色的。二月生苗，茎叶都是深青色，七八月开很细小的黄花，结的果实像粟米。”既然这样，那么蒿的种类不止一种，只有青蒿能独占蒿的名称。现在《诗经》直接说“吃野生的蒿”，那么是青蒿就可以知道了。毛亨传又说：“芩，是一种草。”没有指明是什么草。孔颖达引《草木疏》说：“茎像钗股，叶像竹子，蔓延生长在沼泽低洼咸湿的地方，确实是牛马也喜欢吃的草。”陆德明释文引《说文解字》说：“是蒿。”既然这样，那么这首诗第二章的蒿，本来就是蒿，而第一章的苹、第三章的芩，都是蒿类。陈长发列举蒿的种类很完备【见《诗雅者八》又见《诗雅者一》见《雅者二》不见《诗雅三》】，唯独没有提到芩，大概是偶然忘记了吧？

四牡篇

《诗序》说：《四牡》，是慰劳使臣归来。有功绩而被君主知晓，就高兴了。考证《左传》说：《四牡》，是君主用来慰劳使臣的，怎敢不郑重拜谢？《鲁语》说：《四牡》，是君主用来表彰使臣勤勉的，怎敢不拜谢表彰？那么这是慰劳使臣的诗就没有疑问了。孔颖达说有功绩被知晓就高兴，总括地叙述慰劳的意思于经文之中，是不恰当的。这个论点很明白。黄实夫【说：内心不足的人，急于被人知晓；自信不坚定的人，急于别人相信自己。人臣对于国家，只要无愧于天，无愧于天下后世就行了。知晓与不知晓，确实不值得计较。《四牡》的诗人说有功绩被知晓就高兴，为什么如此急切呢？大概得不到父母的认可，不能做儿子；得不到君主的认可，不能做臣子。何况人臣奉命出使，前往异国，怎能不被君主知晓呢？乐羊攻打中山三年才攻克。私下论功时，文侯给他看一箱诽谤他的书信。乐羊拜谢说：这不是我的功劳，是君主的功劳。《四牡》的使臣，不是乐于君主知晓他的功劳，而是乐于君主知晓他的心意】推演《诗序》的说法于人君用人行政的道理，未曾没有补益。然而都是论述已经写下这首诗的功劳，而不是作这首诗的意义。人臣自有应当尽的本分，起初不期望上级知晓自己，然后才勤勉于职守。等到有功绩被知晓而高兴，固然也是人之常情。如果人君慰劳使臣，也是为君之道应当尽到的，不期望下属高兴，然后才慰劳他们。如果期望下属高兴然后才慰劳他们，那么心意已经不真诚，所做的殷勤慰劝，都属于虚文。这是汉、唐以来贤明君主驾驭英雄的手段，哪里是先王对待臣下的方式呢？朱熹讥讽《诗序》语言疏略而意义鄙陋，固然不是太过分了。

鵻

毛亨传解说：鵻，就是夫不。郑玄笺解说：夫不，是谨慎小心的一种鸟。郑玄实际上是申述毛亨的意思，而毛亨则是本于《尔雅》。《尔雅》：隹其，夫不离开人说鵻，一名夫不。李巡说：夫不，一名鵻。现在的楚鸠就是它。但是考证郭璞《尔雅》注说：鵻，现在的防鸠。而吕祖谦、朱熹引郭注都说现在的鹁鸠。严粲论述鵻有十四种名称【隹其也，鹁鸠也，祝鸠等】。《方言》：〇鸠叫做鸊防。《陆疏》：幽州叫做鷱〇】并列防鸠、鹁鸠两个名称。至于鹁鸠的名称，《尔雅》注疏、《广雅》、《方音》都没有。许慎《说文解字》并没有“鹁”字，只有《玉篇》有，说【步忽反】鹁□鸟，不说它是鸠的名称。《埤雅》则辨析鹁鸠不是鸣鸠，也不说它与祝鸠是同一种鸟。不知道吕祖谦、朱熹依据什么，就改动了郭璞的注。既然有楚鸠、防鸠的名称，《陆疏》也说夫不一名浮鸠，那么鵻本来就是鸠类。又毛亨传在《南有嘉鱼》篇说：鵻，是只宿一处的鸟【郑玄笺解说：壹宿，专一于它所宿的树木。李迂仲说：陈翥认为是一宿之鸟，王氏认为是比喻臣子专一侍奉君主】《埤雅》说：壹宿，专一于所宿的树木。鵻性情慈孝、谨慎。天下的人，只有谨慎小心的人才能慈孝，而慈孝的人没有不谨慎小心的，这两者原本不相分离。李巡、苏辙都援引《左传》祝鸠氏司徒的记载，专门认为是孝鸟，与下文“将父将母”的意思更为切合。

诹谋度询一

《左传》说：访问于善为咨，咨询礼仪为度，咨询亲族为询，咨询事务为诹，咨询困难为谋，这是五种善政。《鲁语》说：怀抱和谐为每，怀抱咨询才为诹，咨询事务为谋，咨询道义为度，咨询亲族为询，忠信为周，这是六种德行。《毛传》说：忠信为周，访问于善为咨，咨询事务为诹，咨询事务的难易为谋，咨询礼仪道义所宜为度，咨询亲族的谋划为询，兼具这五种，虽然有中和，应当自认为无所不及，就成就了六种德行。毛亨根据两种传说来解释《诗经》，反而

译改变《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解释来成就自己的学说。考证《尚书·大甲》说：“自周有终。”蔡邕的《传》引用《鲁语》来解释它。《诗经·鹿鸣》说：“示我周行”，《礼记》引用它，郑玄的注也说：“示以忠信之道。”“彼都人士，行归于周”，《毛传》说：“忠信也。”这些都是把“周”解释为忠信的说法。《尚书·尧典》说：“畴咨若时登庸”，“畴咨若予采”。《国语》说单子节俭恭敬，咨询谦让以应成德行。诸葛武侯的表说：“咨诹善道”，这就是访问善人的意思。《尔雅》说：“诂训询为信”，这是有亲信的意思。《左传》说：“心能制义曰度。”又说公在郕地拦截纪侯，纪侯来咨询谋划齐国的灾难。《玉篇》说：“问政事曰诹。”那么度、谋、诹，果然有咨询、咨询灾难、咨询事务的解释。然而使臣出使，固然必须得到忠信的人来询问他，然后他的话才可信。但广泛咨询、多方访问，假如没有忠信的人，就不必问了吗？因为他的话不可信，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不好，这也是采访所得的一种情况。看《内传》说访于善为咨，而没有忠信的说法，怎么知道所谓咨于周，不仅仅是说周遍而访于善呢？《外传》说忠信为周，而没有访于善的说法，怎么知道所谓咨于周，不仅仅是说问于忠信的人呢？如果把周解释为周遍，那么访于善的说法就通顺；如果把咨解释为咨访，那么忠信的说法就通顺。合起来说，实在难以解释。《易经》上传说：“知周万物。”下传说：“周流六虚。”《月令》说：“周视原野。”《仲尼燕居》说：“使女以礼周流，无不徧也。”《左传》说：“周麾而呼”，“周行天下”，都是周遍的意思。《易经》说：“赍咨涕洟。”《尚书》说：“下民其咨”，“小民唯曰怨咨”，都不一定是访于善。《左传》：纪侯咨询于鲁桓公，桓公难道是善人吗？少牢馈食，大夫先和有司商量丁巳日，又商量士，然后占卜说：商量日子、商量人选，都叫诹，不独事务叫诹。《易经》以作事谋始，系于讼卦，似乎有患难的意思，然而《易经》是为君子谋划。君子所处的地方，难道都是患难吗？《尚书·洪范》说：“汝有大疑，谋及卿士庶人。”《尚书·君陈》说：“尔有嘉谋，入告于君。”那么凡是问人、告人，都叫谋。《尚书·盘庚》说：“予亦拙谋，女不谋长。”《诗经·小旻》说：“谋之其臧，谋之不臧”，那么拙与长，臧与不臧，也都叫谋。《左传》说：“度徳而处之。”固然知道所度量的是德行。《诗经·巧言》说：“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谗人有心，岂有善乎？”《尚书》说：“询于众。”《诗经》说：“询于刍荛。”难道都是亲戚吗？《舜典》说：“询事考言。”那么咨询事务也叫询。《大禹谟》说：“弗询之谋，勿庸。”又说：“询谋佥同。”《后汉书·冯衍传》说：“询忠智之谋，则以问于众。”谋划就是咨询。《洪范》论述五事的德行，“聪曰作谋”，那么凡是咨询事务、咨询道义、咨询亲信，都可以叫谋。《说文解字》以谋事为咨，那么咨与谋相通；又以询为谋，那么询与谋相通；又说：“诹，聚谋也。”那么诹与谋相通。《玉篇》说：“度，算谋也。”那么度与谋相通。所以《尔雅》说：“咨、诹、询、度，合图究访而训为谋也。”只有《晋语》说：“询于八虞，咨于二虢，度闳夭，谋南宫，诹蔡原，访辛尹。”各自分别，然而也是说这些人的善，都足以备采访罢了。不然，二虢固然是善人，其余难道不可谓善人吗？那么三传一无可取吗？分开来说，诹有聚议的意思【事务不一，所以重视诹】，谋有计画的意思【患难不可轻处，谋划应当审慎】，度有体量的意思【木材则工匠度量它，礼仪则主人选择它】，询有究问的意思【由亲近到疏远，由近到远】，各有本义，合起来看，这四章的要旨，总是要使臣审慎详细地体察访问，不让下情壅塞于上听罢了。诗人的言语，原本不必过于执着。

译诹谋度询二

《左传》中提到了五种善行，《国语》中提到了六种德行。《毛传》所说的六种德行，又与《国语》不同，所以朱熹不采纳古代的训诂，而跟随欧阳修的说法【欧阳修说：《毛传》穿凿附会，拘泥滞涩，在义理上不通顺，诹、谋、度、询这四个字的意义并没有不同，只是变换文字以协韵罢了】。《诗经》的意义有联章同意的情况，正是《雅》诗各篇中保存的王朝典礼，决不是任意敷衍、轻率写成文章的。所以朱熹的《诗集传》仍然认为叔孙的话符合诗意。考察韦昭注释《国语》说：“才”应当是“事”，“事”应当是“难”。那么《毛传》和《左传》最初并没有不同，只是后人传抄时的错误罢了。如果加上“周”字来说就是六种德行，去掉“周”字来说就是五种善行，没有别的意义。毛亨根据他的师承来阐明《左传》内部的义理，也不是互相违背的。只有咨询事情称为“诹”，而事情必定希望它鲜明润泽，所以用“如濡”来比喻【《毛传》：如濡，鲜明润泽的样子】；咨询困难称为“谋”，而困难必定要处理得柔和调顺，所以用“如丝”来比喻【《毛传》：如丝，调顺忍耐的样子】；礼是义的实际内容，解释迂回增加美好，所以用“沃若”【毛亨在《卫风》中说：如同沃沃然的样子】来比喻咨询礼制。亲族九族，尤其贵在调和【《毛传》：均调，调和均匀】，所以既用“均”来比喻咨询亲族。君主教导使臣，在第四章中各有不同的意义，而咨询访求的道理也大致完备了。朱熹论诗多有不取义理的兴象，这首诗认为是赋体，但也好像不取义理一样，所以说“沃若”就如同“如濡”一样，难道不是太简略了吗？

常棣

《尔雅》一书，训释最为古老，对《诗经》《尚书》的贡献不浅。解释树木说常棣，棣【舍人说：常棣又名棣】郭璞注：现在关西有棣树，果实像樱桃，可以吃，这就是《诗经》和《采薇》中的棣。又说：唐棣，栘【舍人说：唐棣又名栘】郭璞注：现在叫白栘，像白杨，江东叫夫栘，就是《诗经》“何彼秾矣”和《论语》中的棣。毛亨根据这些来解释《诗经》，应当已经宋祁【说：世人多错误地把常棣当作唐棣，“常棣于兄弟”用的是常棣，“唐棣栘也”，栘花开后反而闭合，这两种事物不相亲近】陆佃【说：凡是草木的花，都是先闭合后开放，只有唐棣先开放后闭合，常棣的花萼上承下覆，非常相亲，“棣”从“求”，说花萼相承，光辉荣耀相隶属】所辨别的都很明白。《韩诗》说：夫栘，是燕兄弟，哀悯管叔、蔡叔失道。《艺文类聚》说：夫栘的花萼不鲜艳，那么错误地把“棣”当作“栘”已经很久了。《汉书·杜邺传》引用《诗经》，李善注《谢宣远》及《曹子建表》两处引用《诗经》，又李商隐诗【说：棠棣黄华发】都写作“棠棣”，其错误地把“常”当作“棠”，也很久了。又陆玑以常棣为白棣，树像李树而小，果实像樱桃，正白，又有赤棣树【叶子像刺榆叶而微圆】果实正红像郁李而小【五月开始成熟】的，就是这样。又说：唐棣，是奥李，它的花有的红有的白，果实大如李子，可以吃，那么也有错误。考察《本草》：扶栘生长在江南山谷，树大十数围，无风叶子也动，所以又名高飞，又名独摇【《古今注》：又多栘杨、栘柳、蒲栘】《本草》中的郁李乃是七月的薁。朱熹《论语》注沿袭陆氏的错误。

鄂不韡韡

毛亨传曰：“鄂，如同鄂鄂然，说外面显现。”“不”字没有训释。郑玄笺曰：“承接花朵的是鄂，不当写作柎。柎是鄂的足。古音不、柎相同。考察鄂义与谔相同，《史记·赵世家》：“不闻周舍之鄂鄂”就是这样。”又与愕相同，《汉书·霍光传》：“惊鄂失色”就是这样。”所以鄂有出众改变常理的意思，所以传解说外面显现。萼则是花下的柎。笺中“于”二字都是破字。那“不”字的意义，方于反最古老。《左传》：“三走华不注【在济南城东南】”伏琛《齐记》引用挚虞《畿服经》说：“不与《诗经》鄂不的‘不’不同。”李白诗：“兹山何峻秀，彩翠如芙蓉，”固然是因为花跗而比拟它。吴兴有余不溪，也读柎。《汉书·陌上桑》：“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与“敷”夫协韵。《陇西行》：“伸腰再拜跪问客平安不？”与“愉”隅协韵，都是古音。《荀子【简然易知而致有理者】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与”则协补美。《切尔雅》：“鵻，其鳺鴀。”舍人说：“鵻一名夫不。”则为方浮、方鸠二切。《说文》：“鸟飞上翔不下来也。”则为俯九切。《晋书》：“汲郡人姓不名凖。”则为房鸠切。陶诗：“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酬刘柴】桑】与“周秋”协韵。“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游褒州】与“酬忧”协韵。宋鲍照《松柏篇》：“以不协”由齐释宝月《估客乐》：“以不协”州则为甫鸠切。孙愐《唐韵始有分勿切读作弗。温公《指》掌图》有逋骨切。孙炎《》示儿编》、陈正敏《》遁斋闲览》并祖其说。黄公《》韶韵防》收

译“不”字归入二沃韵，有逋没、分物、俯九、方鸠四种反切。《玉篇》中又有甫负切。郑夹漈说：“‘不’字不像萼蒂的形状，本是‘鄂不’的‘不’，读音为柎，因为音近借用作‘可不’的‘不’，读音为否，又因为义近借用作‘不可’的‘不’，读音为弗。所以‘不’字读柎确实是有依据的，只是读音相近而意义相远。”欧阳修说：“既然已经说了‘鄂’，就足以体现相承的意义。”这是原本的意思用来辩驳郑玄的。大概传言中所谓外在显现的，就是指花萼之外显现的部分，并不是另外有一个东西。郑玄说承接花萼的部分叫鄂，那么鄂和华就已经是两种东西了，因此用花萼覆盖鄂、鄂承接花萼，来比喻兄长爱护弟弟、弟弟尊敬兄长，其意义自然相配。如今《常棣》篇中有了花萼，又有承接花萼的鄂，再加上鄂的足部叫柎，岂不是有三种东西了吗？郑玄用鄂足比喻弟弟，用花萼比喻兄长，那么经文中的鄂究竟比喻什么呢？王肃说：“‘不’是‘韡韡’的意思。”欧阳修采纳了他的说法。而李迂仲、杨龟山遵循这种说法，认为“常棣的花，到了不茂盛的样子”，这与作诗时的事情相符合，但与诗歌的语气不相符，这是矫枉过正了。于是后人没有采纳郑玄对“不”字的解释，而大多把“鄂”当作“萼”。《说文解字》和《艺文类聚》中，“鄂”字原本写作“萼”，字体相近，文义也可以通顺。朱熹的《诗集传》中“鄂不”二字都沿用毛亨的传注，最为恰当。

译伐木篇

序言说：《伐木》这首诗，是宴请朋友和故旧的。【从天子到平民百姓，没有不依靠朋友来成就事业的。亲近亲人以使和睦，友爱贤者而不抛弃，不遗忘故旧，那么百姓的德行就会归于淳厚了。】原本符合《诗》的防闲之意，孔氏将诗分为两章，末章的前两句是宴请故旧，第二章的“诸父诸兄”以及末章的“兄弟无远”，是宴请朋友，反而使全篇的主旨变得晦暗不明。【李氏称之为朋友，又说故旧，就像《鹿鸣》诗称之为群臣，又说嘉宾，不必分别论述。范氏认为朋友与故旧是一回事，但从人君的角度看则有区别。尊重道德、乐于道义，以宾客之礼相待而不以臣下之礼对待，这是朋友。如太史友、内史友、文王的四友就是这样。在微贱时相随，依赖他们的辅佐，这是故旧。如“人惟求旧”、高宗向傅说学习就是这样。】朋友与故旧，细微的分别似乎有差别，其实今天的朋友就是将来的故旧，今天的故旧就是昔日的罢了。仔细玩味这首诗，专门论述朋友不可不去寻求，“求”字是全篇的大主旨。朋友固然算是友，故旧也算友。朋友故旧，怀抱道义在身，年轻时学习，壮年时践行，未曾不想选择君主来侍奉，而难以进取、容易退隐，这是他们的节操；乐天知命，这是他们的学问。君主不去寻求他们，那么他们可以在考槃中醒来歌唱，在衡门中栖息游息，公侯的地位不足以改变他们的志向，金玉的富贵于是掩盖了他们的声音。况且人君统治四方天下，知道独自治理不能长久，必定要与人共同治理；知道独自坚守不能稳固，必定要与人共同坚守。天地交合而成泰卦，君臣合和则道义兴隆。如果不忘记权势的分别，断绝嫌疑，竭尽尊重贤才、崇尚道德的诚意，极尽欢欣和悦的情意，那些朋友怎肯顾念我们呢？所以下文的“速”字、“顾”字、“无远”字，缠绵恳切，笃厚殷勤，无非都是为了完善“求”字的含义。至于孔氏【说：肥美的羊羔和滤过的酒，指的是燕礼。燕礼主要在于饮酒，没有饭食。这里簋中盛着黍稷，可知是食礼。《周礼·地官·春人》说：凡是享礼供给饭食米，那么享礼有黍稷。由此推知兼有享礼了。】说这首诗兼有食礼和享礼。何楷【说：享礼烹煮太牢来宴请宾客，陈列肉体但不食用，酒杯满溢但不饮用，几案摆设但不倚靠。食礼没有音乐，有饭有菜，虽然摆设但不饮用。燕礼一献之礼结束后，都坐着饮酒，酒杯没有定数，音乐也没有定数。这首诗说肥牡羊和肥羊羔，是用太牢，这与享礼相同；说陈列八簋馈赠，笾豆排列整齐，这与食礼相同；说有滤过的酒，我说我没有酒买，这是无定数的酒杯；说坎坎击鼓，我蹲蹲起舞，这是无定数的音乐，这与燕礼相同，兼有这三者而完备，大概是礼仪的隆重了。】推明其义，考证经文，应当可能是这样的。

酤

毛传说：“酤是一宿酒。”郑玄笺说：“酤是买。”孔氏【说：毛认为说没有酒，明显是临时做的，所以说是一宿酒，大概当时有这样的酒。郑玄认为经文和传文中没有明确说一宿酒为酤的，既然有一宿的酒，就不能说没有酒。《论语》说‘酤酒市脯不食’，古代买酒称为酤酒，所以改释为买酒。】左袒郑说的范逸斋【说：以天子的尊贵，本来没有买酒的道理。况且周朝兴盛时，群饮有禁令，《周官》萍氏稽查酒、谨慎酒，也是稽查那些犯禁无节制的人罢了。到孔子时才有‘沽酒市脯不食’的说法，意思是周朝衰败时才开始有这种事，不然自春秋以来，国君不垄断市场利益的很多，没有垄断酒的。到汉朝才开始垄断，怀疑汉朝以前没有像汉朝那样盛行。郑玄是汉代人，竟然用买酒来解释经文，他解释《萍氏》稽查酒，也说稽查买酒过多的，大概没有考证时代的先后罢了。】的说法很辩驳。现在考证前汉《食货志》羲和鲁匡说：“《诗》说‘无酒酤我’，而《论语》说‘酤酒不食’，两者并不相反。承和之世，酒酤和顺。周朝衰败，酒酤恶劣淡薄不真诚，所以怀疑而不食用。由此看来，郑康成的说法不是没有根据【《淮南子·泛论训》出自屠酤之肆，《史记》吴王濞传记‘周邱者，下邳人，亡命吴买酒，无行’。前汉武帝纪初开始垄断酒，都是卖酒的意思。】所以苏传、吕记、朱传都跟随他。严粲说：‘假设说即使没有酒，也应当去买，下文说饮此滤过的酒，知道不等待买酒。这可以解释天子买酒的疑惑了。’但《说文》也以酤为一宿酒，徐氏说：‘说是造之一夜而熟，像现在的鸡鸣酒一样。’那么古代自有这种酒，毛说的不可完全废弃。

戬谷

毛传说：“戬，福；谷，禄。”戬福的解释本于《尔雅·释诂》，谷禄的解释本于《尔雅·释言》。其说法原有根据而没有错误。郑玄笺申说：“天使你所福之人，指群臣。”王安石于是以上章“何福不除”为人君的福，以“莫不庶”为人君的禄。本章“罄无不宜”为人臣的福，“受天百禄”为人臣的禄。不知道这首诗是臣子归美于君主，应当说人君的福禄，不必说人臣的福禄。吕记闻人氏说：“戬与翦同。”朱氏说：“戬，尽；谷，善。”尽善的意思，就像他说“单厚多益”一样。朱氏的说法就是现在《集传》的文字。《集传》

译也引用闻人氏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说法是有依据的。考据范逸斋也是依据《说文解字》来证实，起初认为“翦商”的“翦”是“戬”，并说这个“戬”有铲除旧有的意思。然而“戬”就是“翦”，也没有完全阐明其义。“翦”只解释为断【《鲁颂》毛传说：“翦，齐也。”朱熹传采用郑玄的意思说：“翦，断也。”】断得使其尽，还需要进一步解释【“谷”训为善，则本于《释诂》】。苏氏说：“将使他拥有福禄，所以开启他的心智，使他无所不宜，从而能够承受。”这是遵循毛传，而指人君的福禄而言，应当是这样。

译吉蠲

毛传说：“吉是善，蠲是洁净。”郑玄、孔颖达、陆德明等各家都遵从这一说法。而所谓善洁，就体现在制作酒食时防止不洁【孔颖达说：毛认为周王既然为上天安定民事已经完成，于是善洁地制作酒食，是用尽孝享之心来献祭】，这是应当的。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既然采用毛传，却记载《经典释文》说：“蠲旧读作圭，意为洁净。”董氏说：“《周礼·秋官·蜡氏》注【秋官蜡氏命令州里清除不洁净之物，注解说‘圭’意为洁净】说‘蠲如同吉圭，只有制作酒食时才用圭’。《仪礼》飨礼的辞令中写作‘圭’，这是‘圭’字用作‘蠲’的读音。《韩诗》写作‘吉圭’，这些都与毛传相互阐发印证。”现在考证《仪礼·士虞礼》注也写作“吉圭为饎”，《周礼》疏、《大戴礼记》注又写作“絜蠲为饎”，那么董氏的说法确实可以依据，而“吉蠲”二字未必有深奥的含义。吕氏《家塾读诗记》又记载王氏说：“吉是说选择吉日、挑选贤士的善，蠲是说斋戒涤荡的洁净。”朱熹《诗集传》也遵从王氏的说法。刘氏【诹日，是君臣在旬有一日之前谋划祭日，到第二天才占卜所诹之日是否吉利。例如少牢馈食礼，大夫先与有司诹定丁巳日，到第二天才筮占那天的吉凶。择士，是在学宫举行大射礼以选拔参与祭祀的士人。斋戒，是指七日斋、三日戒之类。涤濯，是指清洗祭器、打扫宗庙之类】广泛征引典礼来证明其义。不知道诗意果真如此深奥吗？本句四个字，上两个字包含这么多礼仪文饰，下两个字只说一件事，为何如此不相称呢？

采薇篇

《诗序》说：《采薇》，是送别戍守的役卒。又说：周文王之时【西边有昆夷的祸患，北边有玁狁的灾难，以天子的命令】命令将帅派遣戍守的役卒【以守卫中原，所以唱《采薇》来送别他们，唱《出车》来慰劳归来的将士，唱《杕杜》来催促归来的人】。既然这首诗兼有命令将帅的意思，那么是将帅与戍役区分开来的。郑玄《出车》笺注认为派遣将帅和戍役同歌同时【希望他们同心】，反而慰劳时异歌异日【区别尊卑】，既然这样，也是以戍役专指士卒了。孔颖达进一步申述《诗序》派遣戍役的意思，说将帅与君主同忧，致力于戍守的役事，那么身处卑贱，没有忧国之情，不过是不得不执行君命罢了。文王体恤之情深厚，对戍役殷勤，对将帅简略。然而将帅是用来统率士卒的，将帅得人然后士卒才会听命。秦国任用孟明，晋国人就不敢出关了。将帅不得人，那么士卒也没有功效。鲁国派遣侏儒，邾国军队就肆意施毒了。况且士卒也具有天良，将帅并非没有私心，当时正值强盛，汝坟的妇人知道父母政令有不平，北山的大夫感叹贤者劳苦，文王用兵，怎能重视士卒而简略将帅呢？我私下认为首序所说的派遣戍役，实际上是兼将帅和士卒而言的。大概“戍”字的含义，郑玄、孔颖达都解释为守卫，而“役”字的含义如《易·说卦》【致役乎坤】、《书·大诰》【子造天役】、《周礼·天官·冢宰》【田役以驭其众】，都只是说使役之事，不专门作为贱者的称呼。《前汉书·张耳陈余赞》【他们的宾客厮役都是天下的俊才】才开始以役使之人为贱者的称呼。如果古人专门以“役”为贱者的称呼，那么《王风》中说“君子于役”，又将如何解释？况且经文明确说“君子所依，小人所腓”，那么君子和小子都派遣了。有人说《出车》序言慰劳归来的将帅，《杕杜》序言慰劳归来的役卒，“役”字与“率”字相对，自然应当是贱者了。然而孔疏常说对文则别，散文则通，《杕杜》似乎是对文，这里则是散文罢了。至于诗歌取兴于采薇，毛氏没有训释，孔颖达说毛的意思与郑玄相同，于是就用郑笺的意思来申述毛传【郑玄说：西伯将要派遣戍役，先与他们约定在采薇的时候，现在薇草生长了，先辈可以出发了。说先，是相对于后而言】。孔颖达以首章为先辈，二章为中辈，三章后辈，首章二月下旬派遣，二章三月上旬派遣，三章三月中旬派遣，不免牵强附会。因为用一首诗派遣三辈人，那么派遣先辈时，中辈后辈尚未出发，为何预先告诫他们？派遣后辈时，先辈中辈已经出发，何必再次告诫他们？派遣中辈时，前辈已出发，后辈未动，如何总括告诫他们？这不仅经文没有，毛氏也没有这种说法，应当必定不是这样。王安石【说：戍守役事长久，而且采薇来吃】苏辙【说：派遣戍役并告诫他们期限，说薇草可以采了就可以出发，所以在他们出发时督促他们。说薇草也生长了，可以出发了。开始说薇草生长，接着说薇草柔嫩，最后说薇草坚硬，是说时日已晚，不可再停留了】的说法，都不可信。李迂仲说“薇亦作”只是开始派遣戍役的时候，薇草才开始生长。之后薇草开始长而柔嫩，再之后薇草开始壮而坚硬，以显示天时的变化如此【见于李黄《集解中吕记》，也引用了】，他的说法最合情理，可以采纳。

阳止

毛传说：“阳，历阳月也【孔疏‘毛认为阳是十月，解释名为阳月的意思，以十一月为开始，阴消阳息，复卦用事，到四月纯乾用事，五月受之以姤，阳消阴息，到九月而剥，仍有一阳在，到十月而阳尽为坤，那么从十一月到九月，共十一个月，已经历过这些有阳的月份，而到坤为十月，所以说历阳月。以上类推莫止，则不得】

译历经十月，明义为然】郑玄笺解说：“十月是阳气之时，坤卦当令，嫌于没有阳气，所以将此月命名为阳【孔颖达疏解说：“郑玄认为经文说‘涉历阳月’，并不是依据十月，所以采用《尔雅·释天》所说的‘十月为阳’，本来之所以将十月命名为阳，是因为此时纯由坤卦当令，而嫌于没有阳气，所以将此月命名为阳。知道是嫌于无阳的原因，是因为君子喜爱阳气而厌恶阴气，所以用阳来命名它。实际上没有阳气却得到阳的名称，是因为分阴分阳交替使用刚柔，十二个月的消长变化，显示出其当令的情况罢了。实际上阴阳是恒常并存的。《诗纬》说‘阳生于酉月之中，阴生于戌月之中’，这说明十月中兼有阴阳。四月‘秀葽’，蘼草枯死，难道没有阴气吗？这说明阴阳常常兼有。《易经·文言》说‘阴疑于阳必战’，因为嫌于没有阳气，所以称它为阳。孙炎就是郑玄的弟子，他注解《尔雅》与郭璞都说‘嫌于无阳所以命名为阳月’，这是正确的】毛亨的说法简略而过于深奥，所以朱熹的《诗集传》直接采用郑玄的笺说，然而许白云的辨析【说：“扶植阳气抑制阴气，固然是圣人的本意，阴气已经极盛了，却将此月命名为阳，果真能扶植阳气吗？如果不能，那就是用虚妄的言语想要夺取造化的实情，来欺骗世人罢了】颇有道理。现在看孔颖达的疏解说阴阳恒常兼有，朱熹《语类》【说：“剥卦尽而坤卦复，则一阳生。复卦的一阳，不是突然就产生的，而是从坤卦中积累而来，且一个月三十天，将复卦的一阳分为三十分，从小雪节后第一天生一分，到十一月过半，一阳才形成】说天地没有休息的时候，就知道阴阳的精气互相藏匿于各自的处所，所以四月蘼草枯死，盛夏并非没有阴气；十月荠麦生长，极寒并非没有阳气。探究其消长变化的机理，从细微到显著，一阳的产生到子月过半才完成，其起始基础却在亥月过半，那么小雪之时，正是六阴的极盛，阳气断绝于上方而回转于下方的契机。因此将十月命名为阳，正是阐发幽微之理的意义，并不是圣人凭空加上的。王安石直接认为是阳气当令而李樗讥讽他，也说明他知道十月有阳气，只是说得不免太过罢了。

译一月三捷

“一月三捷”，毛氏没有传注。郑玄笺注说：一个月之中，三次获得战功，指的是侵、伐、战。孔颖达引用《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以及《周礼》来申述郑玄的观点。考察《左传》说：有钟鼓之声的称为伐，没有的称为侵，双方列阵交战的称为战。《谷梁传》说：拘捕人民，驱赶牛马的称为侵；砍伐树木，毁坏宫室的称为伐。《公羊传》说：粗略的称为侵，精细的称为伐。《周礼·大司马》职掌说：贼害贤人、残害仁人的就讨伐他，依仗险固不服从的就侵犯他。关于侵、伐、战的解释各不相同，而侵与伐、伐与战，事情既不同，名称也各自有别，没有一件事既称为侵，又称为伐，又称为战的。况且用兵的方法，除了侵、伐、战之外，根据《左传》还有获得战利品称为克，占领土地称为入，动用大军称为灭；而《周礼》九伐中还有眚、坛、削、正与残、杜与灭。为什么都不提及这些，却唯独知道是这三种呢？李迂仲的说法【说：一月三捷，并非确实有三次捷报，只是说士兵精锐，都有战胜敌人的心意，希望他们如此】最为精当。州吁依仗武力、安于残忍，击鼓时就有死生契阔的悲凉；周文王奉命征役，采薇时有一月三捷的愿望。难道士兵的心意有什么不同吗？只是上面的人使他们的方式不同罢了。这确实不必等到两军对阵，胜负存亡的契机就已经决定了。

小人所腓

毛传说：“腓是躲避。”郑玄笺注说：“腓应当作芘【说：我的战车是主将所依乘、戍役所依靠遮蔽的】。孔颖达申述郑玄《易传》的意思【说：“腓”在传文中质朴简略，王述之说“是用来躲避祸患的”。郑玄认为君子所依靠的是戎车，小人所腓也应当是依靠戎车，怎么会有躲避祸患的意思，所以改为芘，说是依靠防备】，引用《左传》【定公七年说“公家的庇护荫庇”】作为证据，固然以郑玄的笺注义理为优了。考察“腓”也写作“萉【音肥】，班固《幽通赋》“安慆慆而不萉”，《文选》注曹大家训“萉”为躲避。《汉书》注邓展也训为躲避。“毛”说自有师承【王氏、苏氏都跟随毛传】。然而军队用车，行动时用于冲突，停止时用于营卫，其用途很广，只说躲避祸患，立义就狭隘了【如果说这戎车是君子所依乘，小人躲避而不敢乘，也很迂腐】。程子对《易》中的“咸”训为躁动，“艮”训为随动，此诗训为足肚【说：君子所处的地方，小人跟随而动】。吕祖谦《记》董氏说：“字书‘腓’是腨【音踹，《说文》腓肠也】”，《易》中的“咸”“艮”都取象以显示其随物而动【李迂仲讥讽郑玄、苏氏而跟随程子】。考察《庄子·天下篇》说【禹亲自拿着耒耜而疏通天下的河流】“腓无跋，胫无毛”，“腓”作为足腓肠是确信的。但是上句“依”字未曾取譬，此句独取比喻，语气不类。郑玄喜欢改字强行让经文顺从自己，未免穿凿。“腓”字的解释实在有理。《庄子·人间世》说“隐将芘其所赖”，与“庇”字同义，说遮蔽覆盖。进而攻战，凭借它作为抵御的资本；退而休息，依赖它作为归宿的地方。它所庇护防备的，不也很多吗？《诗集传》列举郑玄、程子两种义理，而门人吴必大认为郑玄的说法得之。朱子也因版本已定，来不及删去，则固有定论了。

牧郊

荀子说：“天子召见诸侯，辇舆就马，是礼。”于是举此诗【说：“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而来矣”】。荀子实为毛氏的老师，所以传注说：“出车就马于牧地，是遵循师说。”孔颖达引用地官载师职【说：“牧田是任用于远郊的土地”】及《月令》【季春乃合累牛腾马，游牝於牧。注：“累，系在厩中的”】来申述，而说马已在牧，可以出车去就它，虽然言马在牧，仍有在厩共用的，又说厩有马可令引车以就牧，不立即用厩中的马驾我的车，是因为戎车自有戎马，齐力尚强，厩中不必征马，所以不用，辗转解释，弥缝无缺了。然而挽车就马的劳累，不如以马驾车的安逸，本于人情，固有难通之处。现在以《周礼》天子十二闲马六种计算，闲即厩也，每厩容马二百十六匹，则十二闲的马不过二千五百九十二匹，五种马各有所用，唯有驽马一种主供中官之役耳【驽马三，良马的数量为一千二百九十六匹，合计得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后王马才完备。然而不知这八百六十四匹马又养在何处】。天子万乘，宜用四万匹；天子六军，兵车七百五十乘，重车数同，宜用六千匹马。现在征马不入国，出时既用厩马以送之，归时又当用厩马以迎之，是有两番马了，即使合六种十二闲的马也不足以供给。且在厩的马原不尽用以出征，而戎马一种若不用以立即作战，何云戎马乎？则戎马实在厩，不得说在厩不必征马了。如以赋之于民者为征马，所称甸出一乘车四匹马者，固不在厩也。然而车既在国，则用兵时自当收马入库，检防整齐，

译然后才驾车出行。孔颖达认为按时出车却没有任命将帅，所以产生了很多枝节问题。本章明确说“自天子所谓我来矣”，郑玄笺注说：“王命召我，我就召御夫。”这说明在出车的时候，必须先凭王命选择将帅，将帅确定后，然后才出车，所以才召仆夫【诗中先说“出车”，也是倒装的语法】。否则，出车的士卒究竟由谁来统率呢？这是把“牧”当作牧地的“牧”而导致的错误。孔颖达在《采薇》篇中有三辈别行的说法，本来就不值得相信。朱熹传注说前军到了牧地，后军在郊外，也不敢认为这一定是事实。《尔雅》说“邑外为郊，郊外为牧，牧在郊外”，而经文先说牧，次说郊，所以分为两军罢了。但是前军为什么专说在牧，后军为什么专说在郊呢？在牧的前军，必定先经过郊地然后才到达牧地；在郊的后军，既然到了郊地，也必定会到达牧地。考察《尔雅》中“邑、郊、牧、野、林、坰”的界限，王国的疆域各为百里，诸侯百里之国的疆域各为十里。毛亨、郑玄认为这首诗作于文王时期，那么文王的国家正好是百里，其郊与牧相距十里，还可以互相望见而统辖。朱子认为诗中的“王”与“天子”都指周王，周王时期必定先制定礼制然后作乐，那么唱这首诗的时候，周礼已经大体确定，那是王畿千里，而郊与牧相距百里是显而易见的。古代军队出动讲究纪律，断没有周初用兵连营百里却毫无纪律像这样的。况且天子有六军，按规定使用七万五千人，其中步兵不过五万四千人，怎么会前后相距百里之遥呢？所以总的来说，牧和郊都在国都之外，在郊就如同在牧，何必第一章说牧而第二章说郊呢？《尚书》说“鲁人三郊三遂”【注：国都之外叫郊，郊外叫遂。天子六军则有六乡六遂，大国三军，所以鲁有三郊三遂】，这说明有郊的名称，可以没有牧的名称。《周礼》说“小司徒经画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这说明凡是郊野的田地，都可以称为牧。又《尚书》有《牧誓》，“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书传》说：“纣王的近郊三十里，地名牧”，这是在郊地就称为牧，既然称为牧，也就称为野了。况且《鲁颂》说“在坰之野”，如果拘泥于“野外、林、林外、坰”的说法，将怎么解释呢？坰野既然可以相通，难道唯独说郊牧不能相通吗？郊牧不能相通，难道说郊牧的里程数却可以相通吗？春秋时屈瑕才有“济师”的请求，周初出兵自有定数，吉行每天五十里，师行每天三十里，前军已经到了牧地，后军还在郊外，难道前军先走了四天而后军才开始出发吗？苏氏的说法【说：牧就是郊】是对的。

译天子王命

《采薇》序言：周文王时期，凭借天子的命令任命将帅，派遣戍守的役卒。郑玄的笺注既然把“天子”解释为殷王，那么这首诗毛亨解释“王命南仲”一句时说：“王，是殷王。南仲，是文王的属臣。”这样看来，“王”和“天子”，毛亨和郑玄都指的是商纣王。苏氏认为“天子”指纣王，而“王”指文王【他说：当时文王尚未称王，而被称为王，是后世的追称。纣王能受命，文王不能受命，南仲】朱熹最初的说法【他说：文王凭借商王的命令任命南仲，而南仲对军中士卒说的是天子的命令】原本遵循苏氏的说法，后来编撰《诗集传》，则“天子”与“王”都指周王。考察《周南》《汝坟》、《召南》《草虫》等篇章，朱熹的传注都说“君子行役在外，妇人思念他而作”，那么商纣王时期征发徭役频繁兴起，从诗中就可以看出来。文王身为方伯，率领商朝的叛乱诸侯侍奉纣王，各诸侯国既然都有行役之事，文王的国家难道能免除吗？况且考察《尚书大传》【注说：犬夷、昆夷，四年讨伐他们，南仲一次出征，一并平定了这两个国家】、《史记》以及后汉《西羌传》、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周家世代都有戎狄的祸患，文王时确实有玁狁的灾难，那么这首诗虽然作于周公，但所称的“命南仲抵御玁狁”，实际上是指文王时而言的。只有文王时有这样的事，那么周公所咏叹的就不是凭空造作了。只有诗作于周公，那么作诗时文王已被追尊为王，自然适宜称他为王了。苏氏的说法可以采纳。

旐旂旟

《周礼·春官》司常掌管九种旗帜的名称，各有归属，以应对国家大事。画有日月的叫常，画有交龙的叫旂【《尔雅》说：有铃的叫旂】，全用素帛的叫旜【《尔雅》说：因章纹的叫旃，郭璞注：用帛练做旐，因其有章纹不再画了】，杂色帛的叫物，画有熊虎的叫旗，画有鸟隼的叫旟【《尔雅》说：错杂皮革和鸟羽的叫旟，郭璞注：这是说合剥鸟的皮毛放在竿头，即《礼记》记载的鸿和鸣鸢】，画有龟蛇的叫旐【《尔雅》说：黑边宽幅长八尺的叫旐，郭璞注：帛全幅长八尺】，全用羽毛的叫旞，析开羽毛的叫旌【《尔雅》注：牦牛尾叫旌，郭璞注：载牦牛尾于竿头，如现在的幢，也作为旒】。等到国家举行大阅兵时，赞司马颁赐旗帜，天子建太常，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师都建旗，州里建旟，县鄙建旐，道车【营垒屯结之车】载旞，斿车【斿游通，往来巡缴之车】载旌，都画有它们的形象。又《夏官》大司马仲秋治兵，所说建立的旗帜，只有天子与诸侯同于司常，而旗则是军吏所建的，旐则是郊野所建的，旟则是百官所建的，旜与物则是师都乡遂所建的，旞与旌则不建。大概大阅兵与治兵的礼仪不同，所以所建的旗帜也不同。这首诗因为出车而言旐、言旟、言旂，军事先阳，取象鹑火，建鸟隼之旟，显示勇捷；军事后阴，取象鳞甲，建龟蛇之旐，显示威武。经文先言旐后言旟，所以朱熹传注认为在牧地的军队是前军而建旟，在郊外的军队是后军而建旐。这是已经确定的。说郊野建旐，言郊言野，那么牧地也在其中，旐也可以建了。百官载旟，后军难道没有百官吗？那么旟也可以设了。所以总括承接说“彼旟旐斯”，是统指全军而言，似乎不必分前后军。如果坚持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的说法，那么一军在牧地，一军在郊外，相距百里，军队应当自有前后左右，那么一军之中应当具备四种旗帜了，怎能一军独设旟，一军独设旐呢？又熊虎为旗，所谓右白虎也，军吏载旗，那么旗更是军中所专设的。朱熹既然以旐为前朱雀，旟为后玄武，旂为左青龙，却独无右白虎，难道当时行军只有前后左三军而不设右军吗？还是诗人偶然列举三种旗帜而没有深意呢？考察《司常》注：“旗象熊虎，乡遂出兵赋，象其守猛，莫敢犯也。”《说文》：“熊旗五斿，以象罚星，卒以为期。”《释名》：“旗象其猛如，与众期其下也。”军中重视斿旗如此，当时必无不建旗的道理。诗人偶然未提及，固然不必太拘泥吗？这自然是从朱熹分前后军而生此疑耳。不然，诗人的言语原本平易。

笙诗一

《仪礼》乡饮酒礼，乐工歌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乐进入堂下，磬在南北面站立。演奏《南陔》《白华》《华黍》。于是间歌《鱼丽》，笙乐《由庚》。歌唱《南有嘉鱼》，笙乐《崇邱》。歌唱《南山有台》，笙乐《由仪》。于是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乐工告诉乐正说：“正歌完毕。”又燕礼，乐工歌唱《鹿鸣》《四牡》，笙乐进入立于县中。演奏《南陔》《白华》，于是间歌《鱼丽》，笙乐《由庚》，歌唱《南有嘉鱼》，笙乐《崇丘》。歌唱《南山有台》，笙乐《由仪》，于是歌唱乡乐《周南》《关雎》《葛覃》，《召南》《鹊巢》。太师告诉乐正说：“正歌完毕。”这是乐有四节，诗凡十八篇，而笙乐独亡。后之论者纷起。刘敞《仪礼注》云：“《南陔》等六篇，笙诗也。”小序说：“有其义而亡

译所谓“其辞”，是说本来就没有那亡失的“亡”字。乡饮酒礼中称为“乐”，燕礼中称为“奏”，都不称“歌”，那么（这些诗）只有声音而没有歌词，是很明显的。董彦逵、郑渔仲的说法相同。朱熹的《诗集传》也说：“称为笙，称为乐，称为奏，而不称歌，那么就是只有声音而没有歌词【又引用鲁鼓、薛鼓作为证据】。”现在即便依据《仪礼》来考证，乡饮酒礼、燕礼都说“鼓瑟而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鹿鸣》这三篇既然可以“鼓瑟而歌”，那么《南陔》这六首诗难道偏偏不可以吹笙而歌吗？况且《鹿鸣》诗中写道“鼓瑟吹笙”，那么歌《鹿鸣》可以用笙来吹奏，为什么偏偏笙吹《南陔》就没有歌词呢？这种因为说用笙演奏就认为没有歌词的说法，是不可信的。《仪礼》孔颖达的疏说：“合乐，是说乐工歌唱《关雎》，那么笙就吹奏《鹊巢》来配合；乐工歌唱《葛覃》，那么笙就吹奏《采蘩》来配合；乐工歌唱《卷耳》，那么笙就吹奏《采苹》来配合。”贾公彦的疏说：“合乐，是说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共同演奏这些诗。”朱熹说：“孔颖达的疏不对，应当遵从贾公彦的疏。”孔颖达、贾公彦的说法虽然不同，但都认为瑟与笙配合歌唱《关雎》而称之为合乐，这一点是一致的。《关雎》这六首诗称为“乐”是有歌词的，为什么《南陔》这六首诗称为“乐”就反而没有歌词呢？又《乡饮酒义》说：“乐工报告乐曲准备完毕，于是出来，那么统括升歌、间歌、笙入、合乐这四个阶段，而称之为乐。”因此，因为说“乐”就认为没有歌词的说法，也是不可信的。《仪礼》乡射礼说：“奏《貍首》《驺虞》。《驺虞》就是《召南》中的《驺虞》篇，《貍首》篇不幸在诗家中失传，幸好保存在礼家中。小戴《射义》中“曾孙侯氏四正具举”等语句，大戴《投壶篇》中“弓既平张，四侯具良”等语句，都是《貍首》的诗，那么《貍首》、《驺虞》说“奏”而有歌词，为什么《南陔》说“奏”就一定没有歌词呢？因此，因为说“奏”就认为没有歌词的说法，又是不可信的。况且乡饮酒礼说：“乐工报告乐正说正歌完毕。”燕礼也说：“大师报告乐正说正歌完毕。”那么也是统括乐曲的四个阶段而都称之为歌，怎么能说《南陔》六首诗不称“歌”呢？《尚书·虞书》说：“诗是用来表达志向的。”《毛诗大序》说：“诗，是志向所趋向的，在心中为志，发出口为诗。”朱熹也说：“诗，是乐曲的篇章，就像现在的歌曲一样。”那么有歌词才称之为诗，如果它没有歌词，凭什么称之为诗呢？现在明明指着它们说是笙诗，并且列在雅篇之中了，反而说它们没有歌词吗？况且毛公根据现存的篇数来统计，六首诗既然亡佚，所以把《南陔》三首诗附在《鹿鸣》之什，把《由庚》三首诗附在《南有嘉鱼》之什。朱熹依据《仪礼》的次序，把《南陔》列在《鹿鸣》之什的末尾，把《白华》作为《白华》之什，并且说：“雅、颂与各国的风诗不同，所以以十篇为一卷而称之为什，就像军法中以十人为什一样。”积累字成为句，积累句成为章，积累章成为篇，一篇有几章，章的句数多少不同，一章有几句，句的字数多少不同，实在是因为各自表达情感，所以体裁没有固定的格式。现在断定说没有歌词，那么就没有章、句、字，又怎么会有篇名呢？《鹿鸣》之什少一篇，《白华》-什少五篇，又怎么能数作什呢？用军法来类比，怎么弥补它的缺憾呢？况且卷首的篇目是什长，卷中的篇目都统属于它，现在用没有歌词的篇目作为什长，怎么统领有歌词的各篇呢？这些都是不能解释清楚的。明代郝敬（字楚望）说：“有腔谱，那么腔谱的音律自然形成歌词，腔谱是用来调和歌词的。”郝氏论诗，喜欢与朱熹相反，未免偏僻而牵强，唯独这个论点有道理。

译《南陔》等六篇笙诗

《南陔》的序言说：“这是笙诗，有它的意义而丢失了它的歌词。”郑玄的笺注认为，这些诗遭遇战国及秦朝的时代而丢失【其意义则与众多诗篇的意义合编在一起，所以保存到毛公作《毛诗故训传》时，才将众篇的意义各自分置于其篇首】，那么“亡”是丢失的“亡”，不是本来就没有的“亡”。从唐代到宋初的儒者都遵从这一说法，刘敞（字原父）才开始有“有声无词”的说法，朱熹的《诗集传》相信这种说法。黄震（字东发）说：“毛公是汉代人，汉代把‘亡’当作‘无’。”王应麟（字雪山）说：“汉代‘亡一人’的狱案就是证据。”现在考证《史记》说：“《诗经》三百五篇，孔子都歌唱它们，以求符合《韶》《武》的音乐。”《汉书·艺文志》说：“王吉用三百五篇诗进谏，又龚遂说：‘诵读《诗经》三百五篇，人事就完备了，王道就具备了。’”这似乎表明《诗经》只有三百五篇，而这六篇确实没有歌词。然而，又怎么知道这不是根据《诗经》已经丢失之后的情况而言，而孔子时的旧本实际上有三百十一篇呢？序言与《诗经》一同出现，六篇笙诗各自有序言，而《六月》的序言、《南陔》三篇的序言与《鹿鸣》以下的序言都说缺失，《由庚》三篇的序言又与《南有嘉鱼》以下的序言语义相似。《鹿鸣》和《南有嘉鱼》都有歌词，为什么唯独六篇笙诗没有歌词呢？郑樵（字渔仲）既然依据商瞿关于汾水的说法【说：“所谓丢失歌词的，现在《论语》中的‘亡’字都读作‘无’字，是说这六篇诗用笙演奏，虽然有其声音，但完全没有歌词”】，就相信它们没有歌词。然而，他说诗的名篇大多取首二字，或从篇中取二字一字，那么现在既然有《南陔》六篇诗的题目标题，应当是所取的诗中的二字，而有六篇诗的文辞。束晳补作《亡诗》，其意义未必完全符合原诗，但其用意也有可取之处。朱熹根据《仪礼》中说“笙”、说“乐”、说“奏”，就断定它们没有歌词。考证《周礼·籥章》用籥吹奏《豳诗》而有歌词，燕礼升歌《清庙》，下管《新官》而有歌词，《文王世子》《明堂位》《祭义》都说升歌《清庙》，下管《象》而有歌词，《国语》中伶箫咏唱《鹿鸣》之三而有歌词，为什么唯独笙歌《南陔》就没有歌词呢？朱熹说：“《诗经》，是古代的音乐。”同一乡饮酒礼、燕礼所用的十二篇音乐有歌词，怎么能夹杂六篇没有歌词的音乐呢？又《国语》说“金奏《肆夏》《樊遏》《渠吕》《叔玊》”，说这些都是《周颂》，确实是九夏中的三篇。《周礼·笙师》的职掌是教习《祴夏》，《祴夏》就是《陔夏》，也是九夏之一。《肆夏》《韶夏》《纳夏》既有歌词，那么《陔夏》有歌词就可以知道了。笙师教习《祴夏》有歌词，为什么笙奏《南陔》就一定没有歌词呢？况且大司乐在圜丘祭祀，说“奏”；在方丘祭祀，说“奏”；在宗庙祭祀，说“奏”。难道都是演奏没有歌词的音乐吗？等到射礼时，命令演奏《驺虞》，难道就不是现在《召南》中的《驺虞》吗？那么说“笙”、说“乐”、说“奏”，难以作为没有歌词的证据了。古乐《南陔》合吹黄钟、太吕二宫，《白华》合吹太簇、夹钟二宫，《华黍》合吹姑洗南吕二宫，《由庚》合吹蕤宾、林钟二宫，《崇丘》合吹夷则仲吕二宫，《由仪》合吹无射应钟二宫。六篇诗各有调式，应当一定有歌词。这应该遵从郑玄笺注的说法，而不必怀疑。

《鱼丽》篇

序言说：《鱼丽》赞美万物丰盛众多，礼制完备。周文王、周武王用《天保》以上的诗篇治理内政，用《采薇》以下的诗篇治理外务，开始于忧虑勤劳，终于安逸享乐。所以赞美万物丰盛众多，可以告慰神明了。程颐认为后序是传诗者的话，不可采纳。朱熹则认为此篇以下按时世次第叙述的错误，已在本篇中显现，其内外始终的说法，大概有一节可取之处。考证《采薇》的序言只说文王之时，任命将帅派遣戍役，此序言又兼论文王、武王，已经不相符合了。又此序言说文王、武王用《天保》以上的诗篇治理内政，那么《常棣》在《天保》以上之中，应当是文王、武王时的诗。序言说哀悯管叔、蔡叔失道而作，管叔、蔡叔的事在成王时，怎么能说文王、武王用它来治理内政呢？《常棣》的诗据外传考证，是周公所作。《韩诗》说：夫栘燕兄弟也，哀悯管叔、蔡叔失道，那么《常棣》的序言不错，而此诗的序言之错误就明显了。所以程颐不采纳。但人君首先谋求治理内政，其次谋求治理外务，开始能够忧虑勤劳，最终可以安逸享乐。立国的道理，实在不超出这个范围，所以朱熹采纳它。而此诗也应当是周公所作，不是文王、武王时的诗。孔颖达又专门指武王而言，以此篇为武王诗的开端【武王继承文王的基业，想要显现文治内外而忧虑勤劳，武王继承其后而安逸享乐，所以并论文王、武王】，他的说法更加迂曲。

鲿鲨鲂鳢鰋鲤

六种鱼的名称中，只有鲿不见于《尔雅》。《尔雅》说：“鲨鮀曰鲂魾。”解释者都说：“鲨就是鮀，鲂就是魾。”又说：“鳢鲩曰鰋，鮎曰鳣，鲤。”舍人说：“鳢一名鲩，鲤一名鳣。”孙炎说：“鰋一名鮎。”郭璞说：“先儒及《毛诗》训传都认为这种鱼【指鰋鮎】有两个名称。现在这种鱼种类形状有区别，不能混合为一，所以分鰋鮎及鳢鲩、鳣鲤为六种鱼。”以《尔雅》的体例来看，那么舍

译人、孙炎的说法是恰当的。而《周颂》中的“潜”篇提到鳣、提到鲤，那么郭璞的说法就应当是正确的。陆佃说：“鲿鱼是黄色的，鲂鱼是青色的，鳢鱼是黑色的，鰋鱼是白色的，鲤鱼是红色的。”鲿和鲨是小鱼，鲂和鳢是中鱼，鰋和鲤是大鱼。鲿和鲨身体修长，鲂和鳢则一个方形一个圆形，鰋和鲤则一个头向下一个头向上。鲿、鲂、鲤的习性是上浮，鲨、鳢、鰋的习性是下沉。这大概是说五种颜色具备，而大小、长短、浮沉各不相同，以此显示其盛大。这种说法过于拘泥。李樗说：“说鱼多，是为了表明鱼的品类无所不备罢了，未必都是所进献的佳肴。”这种说法又过于简略。这虽然不涉及诗歌的大义，但列举了名字却不说明实物，这也是学者的弊病啊。

译鲿

《毛传》说：鲿，就是扬鱼。陆德明说：《草木疏》记载：现在江东地区称黄鲿，鱼尾微微发黄，大的长约七八寸。孔颖达说：鲿即扬鱼，是因为这种鱼有两个名字。陆玑的《疏》说：鲿又名黄颊鱼，这是对的。它像燕头鱼，身体厚实而长大，脸颊的骨头呈正黄色，是那种大而有力、善于跳跃的鱼，徐州人叫它扬，“黄颊”是通用的名称。这两家说法都依据陆元恪（陆玑）的观点【现在陆玑的《疏》中都有记载】。《本草》李时珍的注认为陆玑的说法不对。现在考证《说文解字》说：鲿，就是扬。《玉篇》说：黄鲿鱼。《埤雅》说：现在的黄鳞鱼，性情浮游且善于飞跃，所以又名扬。孟诜的《食疗本草》说：黄颊鱼，就是《鱼丽》诗中的鲿，也叫黄鲿鱼，又名黄颊鱼，没有鳞片而颜色发黄，成群游动时发出轧轧的声音，所以又名防防【读音为央鸭，《埤雅》说：防防鱼，其胆春夏季靠近上部，秋冬季靠近下部】，又名黄防。这些说法大体与陆玑的《疏》相似，那么鲿确实是因善于跳跃而得到“扬”这个名字吗？然而孔颖达所引用的专门强调它体型大，陆德明所引用的说大的长约七八寸，那么小的就不到一尺了。所以陆佃认为鲿和鲨都是小鱼。验证现在的黄防鱼颜色正黄且体型小，与鲨确实相近，难道内地的鲿和鲨体型小，而江海中的鲿和鲨另有体型大的吗？陆元恪一个人的说法，与其他略有不同，各自根据所见而说，自然不能完全相同。

鲨

《毛传》说：鲨就是鮀鱼。孔颖达既然引用郭璞《尔雅》注说：“鲨是现在吹沙的小鱼，身体圆润而有花纹。”又引用陆玑《诗疏》说：“鱼狭窄而小，常常张口吹沙。”一个说圆润，一个说狭窄，没有详细辨析【验证现在的鲨鱼，既圆润又狭长，合并两种说法才得到它的形状】。《通雅》则说：“鲨，是吹沙的小鱼，黄皮黑斑，正月最先到来，身体前半部分宽阔而扁平，后半部分方正而狭窄。”陆氏认为它狭窄细小，是不对的。我私下认为鲨鱼既然能张口吹沙，确实不是狭窄细小的东西。而《正字通》说：“海鲨，青眼红颊，背上有鬛，腹下有翅，味道非常鲜美。”《六书故》说：“海中出产，因为它的皮像沙子而得名，大口无鳞，胎生，大的砍下来能装满船。”以及濮斗南说：“鲨鱼有多种，其中极大的，皮像沙子，现在人用来做刀剑鞘，吹沙小鱼罢了。”这些说法又太大了。那么鲨有两种，《鱼丽》诗中的鲨，大概是闽广、江汉地区的常见产物，不仅吹沙，也只吃沙，味道非常鲜美，大的不过二斤，但不如小的好。现在人叫它重蜃【蜃壳特别厚，所以叫这名，出自《尔雅翼》】，或者又叫它阿浪鱼【出自《稽古编》】，这是对的。另一种是鲛鱼，背皮粗糙如真珠，斑纹有鹿沙、虎沙、锯沙等种类，出产于东部近海的郡县，也叫沙鱼，不是《诗经》中的鲨。《鸟兽考》又说海鲨、虎鲨【身体黑色有花纹，像鳖的脚，巨大的重二百多斤，常在春末登上海山的山脚，停留十天】能变成老虎【只有四只脚难以变化，经过一个月才完成】，这更不知道是不是现在所吃的鱼翅那种鲨。

君子有酒防且多

郑玄笺说：“酒好而且这些鱼又多。”陆德明《释文》说：“‘有酒防’断句，‘且多’这两个字为句，后面的章节照此处理。不同于这种读法就不对。”孔颖达疏说：“说‘且多’，文意承接在‘有酒’之下，似乎像是酒好酒多。而认为‘多’是指鱼多，是因为这篇诗下面三章是重复上面三章的内容。下面的章节都叠用上章句末的字，称为‘为物’。如果酒是人所拥有的，不是自然之物。所以‘防’指的是酒，而‘多’指的是鱼。”我私下认为“且多且防且有”，不能专门指为鱼，正是因为下面三章都是重复上面三章的缘故。第四章“物其多矣”，是用来重复首章的“且多”，而第二章“君子有酒多”先归属于酒了。第五章“物其防矣”，是用来重复第二章的“且防”，而首章、第三章都说“君子有酒防”，又都归属于酒了。为什么上面三章的“防”与“多”归属于酒，而下面三章的“多”与“防”必须归属于鱼呢？为什么首章说的“防”已经归属于酒，而第二章说的“防”必须归属于鱼，到了第三章又归属于酒呢？为什么首章说的“多”已经归属于鱼，而第二章说的“多”必须归属于酒呢？这些都是难以相信的。朱熹跟随苏氏的说法【说：“君子于是趁着闲暇制作酒醴来宴饮作乐，他的酒既好又多，说无所不备”】，以“君子有酒”断句，“防且多”断句，既然以“有酒”为句，而下文承接“防且多”，那么“防”和“多”都是指酒。考证毛亨、郑玄，这首诗不说比兴而当作赋来读，那么鱼和酒，都是宴客时所有的东西。朱熹以比兴为正解，那么鱼就是诗人的比喻之语。谚语说：“秦水无鱼”，大概是因为北方地区牛羊多而鱼少。礼制说：“住在山区以鱼鳖为礼物，住在沼泽以鹿豕为礼物。”君子说这是不懂礼，那么西周宴客确实不以多鱼为贵。况且酒用来行礼，说酒可以概括菜肴。如《鹿鸣》以下的诸诗，《仪礼》说是乡饮酒礼所用的，那么当时奏乐的时候，难道只是喝酒而已吗？而直接说是乡饮酒礼，那么只说饮酒而盛美的菜肴也就举出了【就像现在人请客也只说吃酒一样】。朱熹的传注确实可以讲通。

译罢了。然而，烹煮甲鱼、切细鲤鱼，吉甫用来招待张仲；烹煮甲鱼、新鲜鱼类，显父用来为韩侯饯行；而《潜》诗中提到的众多鱼类，有鳣、有鲔、有鲦、有鲿、有鰋、有鲤，难道都是比喻的说法吗？那么，这三章并非用来回环复沓上面的三章，而是用来推广上面三章的意旨。上面三章中“多防有”虽然是指酒而言，但鱼类之多且具备，也蕴含其中。下面三章谈论物产，那么水陆的产物，没有不多且具备的，难道仅仅是鱼和酒吗？

译鲂

毛亨在《汝坟》的传文中没有解释“鲂”字的含义，只说：鱼劳累则尾巴变红；在《敝笱》中说：鲂和鱮是大鱼；在《九罭》中说：鳟和鲂是大鱼罢了。郑玄在《敝笱》的笺注中说：鱮像鲂但鳞片细弱。孔颖达引用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说：鲂就是现在伊水、洛水、济水、颍水中的鲂鱼，身体宽而薄，肉质肥美但力气小，鳞片细，是鱼中美味。渔阳、泉州以及辽东梁水的鲂鱼，特别肥厚，比中原的鲂鱼更美味，所以当地俗语说：居住在那里就依靠梁水鲂鱼为食。以此来补充说明。考证郭璞《尔雅》注说：江东人称鲂鱼为鳊，又名魾。《埤雅》说：它身体宽而方，厚度窄，所以叫鲂，鲂就是方的意思；叫鳊，鳊就是窄的意思。《雅翼》说：鲂鱼缩着头，脊背隆起，腹部宽阔，颜色青白且味道鲜美，汉中的鲂鱼尤其美味。综合这两种说法来看，鲂鱼就是现在的鳊鱼。它的味道非常鲜美，所以《说苑·阳昼》说：投下钓线放好诱饵，迎面吸食的，是阳鱎，这种鱼身体薄且味道不美；若隐若现、似吃非吃的，是鲂鱼，这种鱼身体宽厚且味道鲜美。这是说鲂鱼比阳鱎宽厚美味。而《埤雅》又引用民间俗语：“洛水的鲤鱼和伊水的鲂鱼，珍贵超过牛羊”的话，大概是因为洛水深远适合鲤鱼生长，伊水清浅适合鲂鱼生长，这两种鱼的美味可想而知了。但是《尔雅》既说“鲂，魾”，又说“魾，大鳠，小的叫鮡”，郭璞注：鳠像鮎但更大，白色。验证现在的鳠鱼，像鳊鱼但尾巴颜色不同且发红，味道不美，粗俗的人吃它，应当是两种不同的鱼。

鳢

朱熹的传注说鳢就是鲖，又说鳢就是鲩。把鳢当作鲖，是毛苌、郭璞的说法；把鳢当作鲩，是舍人、陆玑的说法。这两种说法本来不同，朱熹并列列出却不加辨析，疏漏已经很明显了。考证《本草》，蠡鱼味甘性寒，一名鲖，生长在九江的池泽中。陶隐居说现在都写作鳢字，旧说认为是公蛎虵变化而来，但也有自然生成的，极难死，还保留着虵的习性。《衍义》说现在人叫它黑鲤鱼，道家认为头上有星纹的称为厌。《埤雅》说现在的鳢鱼就是它，有舌头，鳞片细，有花纹，一名文鱼，与虵相通气息，头部戴星，夜晚头朝北，大概是北方的鱼。综合来看，鳢鱼就是现在的黑鱼。它的别名鲖，又有鲣、鮵、鲡等名称。《尔雅》说鲣是大鲖，小鲖叫鮵，郭璞注：现在青州人称小鲡为鮵，邢昺说这就是上面说的鳢。至于《尔雅》中的鲩，郭璞说是现在的鯶鱼，像鳟鱼但更大，又《日华子》说各种鱼中只有醴胆甘甜可食。陈藏器说鲩像鲤鱼，生长在江湖间，胆极苦，主治喉闭。明显是两种不同的鱼，应当采纳毛亨、郭璞的说法。但是鲂既然是美味的鱼，而鲂鳢并称，鳢也应该是美味的鱼。《本草》固然将其列入《本经》上品，陶隐居已经说它有小毒，无益处不宜食用，现在的人也不怎么珍视它。为什么古今评价相差如此之大呢。

鰋

毛亨的传注说鰋就是鮎。这是《尔雅·释鱼》中的文字。郭璞将鰋和鮎分为两种，郭璞说：现在的鰋是额部白色的鱼；鮎别名鳀，江东通称为鮧。《释文》说现在验证毛亨的解释与世俗说法不合，或许是因为古今名称不同，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吧。《埤雅》又兼采两说，说现在的鰋是额部白色的鱼，一名鮎。现在考证《本草》将鮧鱼分为鳀鱼、鰋鱼、鮎鱼三种。注解说古代叫鰋，现在叫鮎，北方人称鰋，南方人称鮎。训释非常明白。又《正字通》说一种说法认为鰋身体圆、额头白，喜欢仰腹平贴地面，所以叫鰋。《诗诂》及《韵防》都说鮎腹平贴地面，适宜称为鰋。那么鰋和鮎果然是一种鱼了。《图经》说鮧鱼头大、口方、背青黑、无鳞、多涎，又有鳠鱼相似但更大，鮠鱼也相似但色黄。《雅翼》说鮧鱼两眼上方、头大尾小，善于爬竹，有水堰的地方就自行从下往上爬。据此那么鰋就是现在的鮎鱼，鮎本音黏，俗误呼为娘。而《衍义》说鮧鱼形状有点像鳢，有四只脚，腹部沉重下垂如囊，身体微紫色，无鳞，与鮎、鮠相类，那么又是另一种鱼了。《说文》说鰋就是鮀，鮀就是鮎。又说鳢就是鳠，鳢就是魾，大鳠就是魾。将鮎、鳠、鳢、鮀、鲤、鰋、鲂合为一种鱼。《正字通》辨析得非常清楚。

鲤

《诗经》咏叹鲤鱼的很多，毛公在《硕人》中没有传注，将鳣解释为鲤，与舍人《释雅》的意思相同。这两种鱼本来容易分辨，不知道为什么会弄错？《说文》说：鳣，是鲤鱼类。《古今注》说：大鲤鱼叫鲔，大鳢叫鳣，苏辙的传注：鳣，是大鲤鱼。也不是韩非《说苑》都说：鳣像蛇，与鱓字通用，后汉《杨震传》有鹳雀叼着三条鳣鱼飞集讲堂，《续汉书·谢承传》鳣都写作鱓，是无鳞的鱼。郭璞注：鳣，大鱼，像鱏但鼻子短，口在颔下，身体有斜纹，甲无鳞，肉黄，大的长二三丈，现在江东称为黄鱼。现在的赤鲤，《鱼图经》云：鲤鱼脊背中间有一道鳞，每片鳞上都有小黑点，从头数到尾，无论大小都是三十六片鳞，有赤、白、黄三种，那么有鳞是明显的。陶隐居说：鲤鱼是鱼中的首领，《神农经》说：鲤是鱼王，形状既可爱，又能神变，甚至能飞越江湖，所以琴高乘它，本来就不是众鱼能比的。而

译道书说鲤鱼大多能化为龙，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说：鳣鱼的形状像龙【在盟津东边的石滩上钓取它，大的有一千多斤】，《水经注》说：鳣、鲔、鲤是同一种鱼，从巩穴中出来，到了三月就向上游越过龙门，能越过的就化为龙了【否则就撞得额头流血而返回】。看来鳣鱼和鲤鱼都能化为龙，只是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罢了。

译嘉鱼一

毛传说：嘉鱼是江汉之间出产的鱼。郑玄笺注说【烝是尘的意思，尘然就是久久的样子】说南方水中有好鱼，人们将久久地一起用罩网捕捞，这是等待的意思。孔颖达疏解说【说南方知道是江汉之间，是因为说有好鱼】鱼中好的，没有比江汉之间更好的【并且说好鱼是指大而多，众多的大鱼一定在大水中，南方大水只有江汉罢了，一定选取好鱼是用来比喻贤者有美好的德行】三家经说的说法互相补充，只是用“善”字来解释“嘉”字罢了【王安石说：嘉鱼是用来指称民众中的贤者，有养育民众的美好福泽】左思《蜀都赋》说：嘉鱼从丙穴中出来。陆农师说：嘉鱼，鲤鱼的身体鳟鱼的鳞片，肉白味道鲜美。乳泉从丙穴中流出。先代儒者说丙穴在汉中沔阳县北，洞口朝向丙方，所以叫丙。那么嘉鱼，是鱼的一种，名叫嘉鱼。朱熹传注说：南指江汉之间，是跟随毛传的说法。而嘉鱼的意义，又跟随陆农师的说法。既然嘉鱼从丙穴中出来，那么南就不能泛泛地说是江汉之间了。南既然是江汉之间，那么江汉所生的鱼，难道只有嘉鱼这一种吗？两种说法不能同时采用【范逸斋说：南，指周南】况且丙穴有嘉鱼，本来是有依据的，拿第三章“南有樛木”来类推。朱熹在《周南》中已经训释为树木向下弯曲叫樛，这篇也采纳东莱吕祖谦的说法说：樛木下垂，那么樛木就不是木名了。樛木不是木名，那么嘉鱼也不是鱼名，可知嘉鱼的意义本来应当遵从古代的说法，而樛木不能说生长在江汉之间，那么“南”字的意义又应当遵从范逸斋的说法了。

嘉鱼二

朱熹传注说：嘉鱼鲤鱼的身体鳟鱼鲫鱼，肉白非常鲜美。吴正传【说：现在兴国刊本朱鉴所传的，鲤鱼身体鳟鱼鳞片是对的，鲫字无疑是错的】朱克升【说：各种版本作鳟鲫是错的】都说这是错误。现在考证《埤雅》和吕祖谦的记载，引用山阴陆氏的说法，果然作鲤鱼身体鳟鱼鳞片；而李黄集解引用陆氏的说法，作鲤鱼身体鳟鲫鱼肌。吕祖谦在朱熹之前，朱熹沿袭了吕祖谦的错误。黄东发说嘉鱼不是丙穴的鱼【丙穴的鱼饮用乳泉而味道鲜美，未必原名嘉鱼】自从《诗传》引用这个来解释《诗经》，于是把这鱼命名为嘉鱼，这又是不对的。左思固然是晋代人，而郦道元是北魏人。《水经注》【说：褒水又向东南得到丙水口，水上承接丙穴，穴中出产嘉鱼，常在三月出来，十月进入，洞口宽五六尺，离地面七八尺，泉水悬注，鱼从穴下透入水中，洞口朝向丙方，所以叫丙穴，下面注入褒水，所以左思称嘉鱼从丙穴出来】也引用《蜀都赋》作为依据，难道是从《诗传》开始的吗？考证《本草》：嘉鱼味甘温，吃了使人肥胖健壮光泽【这是乳穴中的小鱼常吃乳水所以对人有益】《方舆胜览》说：头有黑斑，说是照耀星象相互感应而成长，身体细长鳞片细，肉白如玉【味道自然咸】嘉鱼的好处，可以知道了。而像《水经注》则在今陕西汉中府沔阳县。像《岭表录异》【说：嘉鱼形状像鰽鰽音囚】则出产于梧州戎城县江水口。《云南记》【说：雅州丙穴出产嘉鱼，像鲤鱼鳞片细】又出产于雅州。《虞衡志》【说：嘉鱼出产于梧火山下丙穴，像小鲥鱼，多脂煎不用油，蜀中丙穴也出产肥鱼相似】那么梧州和蜀中都有。任豫《益州记》【说：嘉鱼像鳟鱼，蜀中叫它拙鱼】蜀郡山处处都有【从石孔中出来，大的五六尺】大概蜀地和南越边境都出产嘉鱼，但都说出自丙穴，这确实是有的因为《诗经》的名号而附会添加的了。

南山有台篇

《南有嘉鱼》序说：这是歌颂得到贤人的诗【郑玄说：歌颂得到贤人共同立于朝廷互相宴饮欢乐】朱熹传注改为表达主人乐于待客的意思。这篇《南山有台》序说：这是歌颂与贤人在一起。朱熹传注改为表达主人尊重宾客的意思。它们的意义本来不相远，而在《南有嘉鱼》中辩论说。序符合诗意，在这首诗中说序首句错误而不明白错误的原因。考证《南有嘉鱼》后序说太平君子至诚乐于与贤人共享，那么那时已经太平了。这篇序说得到贤人就能为国家奠定太平的基础，那么那时还没有太平。两首诗的序互相不同，而且看到经文说邦家之基，就说为国家奠定太平的基础，确实不免有附会之失。又毛传这篇很简略。郑玄笺注【说人君既得到贤人安置在职位上，又尊敬以礼乐于他，那么就能成为国家的根本，得到长寿的福分】孔颖达疏解【说我人君以礼乐于有德的君子，安置在职位上而尊重任用他，使人君能为国家奠定太平的基础，以礼乐于有德君子，又使我国得到万寿的福分，没有期限终结】把君子当作所得的贤人，而邦家之基，万寿无期，是人君乐于贤人的效果。朱熹传注也以君子指所宴请的宾客，而邦家之基，万寿无期，则是表达主人尊重宾客的意思，赞美他的德行而祝他长寿，所赞美所祝寿的都是宾客。刘安成引申朱熹的意思【说这上下通用的乐，当时宾客可能有齿德俱尊足以当之的人，如士冠礼祝词说眉寿万年，古器物铭所谓用求万年，用求眉寿万年无疆之类，都是自祝之词，那么以万寿祝宾客有什么妨害】并非不通。《广川诗故》说【不是乐于得到

译贤才在下，歌唱此诗以回应《嘉鱼》。古代君臣宴饮必定赋诗，有的用来沟通诚意，有的用来抒发志向，所以《小雅》中《菁莪》以前的篇章，多有上下互相报答施恩的言辞。吕祖谦虽然遵从《诗序》的说法，认为“贤才之盛大多如此”，但说“君王之乐，确实可以作为国家的基础，确实可以万寿无疆”。这里用“君子”指代君王，而“国家的基础”、“万寿无疆”，正是用来祝颂君王的话。依据此来考证，篇中所谓的“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德音不止”，与《江汉》中的“天子万年”、“天子万寿”、“令闻不止”相同；所谓的“乐只君子，民之父母”，与《泂酌》中的“岂弟君子，民之父母”相同；所谓的“遐不眉寿”、“遐不黄耉”，与《行苇》中祈求“黄耉寿考维祺”相同；所谓的“保艾尔后”，与《文王有声》中的“诒厥孙谋，以燕翼子”相同，这些都是祝颂其君王的言辞。那么，《鹿鸣》五首诗之后，接着是《天保》，这是下报上的诗；而在《鱼丽》、《嘉鱼》、《蓼箫》、《湛露》、《彤弓》这五首诗的中间，插入这篇下报上的诗，在体例上也是相符的，似乎比其他说法更为优胜。

译台、莱、桑、杨、杞、李、栲、杻、枸、楰。

郑玄笺注说：“起兴的意思是，山上有草木，用来自我覆盖，成就其高大；比喻君主有贤臣，用来自尊显贵。”欧阳修、程颐、苏轼、吕祖谦都遵从这一说法，那么诗人原本就有取兴的意图，而五章逐一列举，虽然没有大的区别，但也各自有细微的情趣。朱熹《诗集传》只加上“四则”和“四矣”的字样来解释《诗经》，又似乎完全没有取义。现在考察陆佃说：“台是地位低下的人所穿的衣物，莱是地位低下的人所吃的食物，桑可以用来制作衣物，杨可以用来制作宫室和器械，杞（《广韵》说：又名却老枝）李（《素问》说：李、韭都是酸味的，是东方的果木，所以它们的字从木从子，性质颇难衰老）虽然枝条枯萎，果实也不细小（其品质在桃之上），栲可以做车上的横木，杻可以做弓弩的干材，枸有美味的果实，楰有纹理（又是高大中宫室器械的材料）。钱天锡说：“台、莱是依附地面的，所以说它们是邦国的基础；桑、杨是叶子茂盛的，所以说它们是邦国的光彩；杞、李是多果实的，所以说它们是百姓的父母；栲、杻与枸、楰是耐久的，所以说它们是长寿黄耇。”综合观察这两种说法，诗人取兴的意义，大约可以看见。虽然不必刻意穿凿附会，但为了押韵成文，立言也必定有次序，上下也必定有照应，恐怕不是随口乱举的。不然的话，天下的草木很多，为什么偏偏选取这十种呢？

台

毛亨传注说：“台，是夫须草。”本于《尔雅》。《尔雅》又说：“薃，侯莎，其实媞。”郭璞注说：“《夏小正》说薃者，莎防媞者，其实是……”大概与夫须是同一种草。然而毛亨在《都人士》传注中说：“台用来遮雨，笠用来遮暑”；《无羊》传注说：“蓑用来遮雨，笠用来遮暑”；《良耜》传注说：“笠用来遮雨暑”，原本将台和笠分为两样。郑玄笺注说：“都邑的士人用台做笠”，则将二者合为一物。陆玑疏说：“旧说夫须、莎草可以做蓑衣和斗笠，有人说台草有皮，坚硬细密滑致，可以做簦笠。”郭璞注说：“郑玄笺注《诗经》说‘台可以做遮雨的笠’。”都沿袭了郑康成的错误。罗愿辨析说：“台只能做蓑衣，不能做斗笠，不应该将台和笠合为一物。《齐语》说‘头上戴着芧蒲，身上穿着袯襫’，韦昭注说‘芧蒲，是簦笠。芧或作萌，竹萌的皮用来做笠’，那么笠不用台可知。又说‘袯襫，是蓑薜衣’，那么袯襫是用莎草做的。现在人做斗笠也多编笱皮及箬叶。那台作为衣物编织得像甲胄，掺掺下垂，那么莎只作为衣物，不作为斗笠。”确实正确。但说台就是莎草而可以做衣物。考察《本草》，莎草叶子像老韭菜，五六月抽茎，三棱中空，茎端又长出几片叶子，开青花成穗像黍，中有细子。它的根有须，须下结子一二枚，辗转相生，名叫香附子。这是台即雀头香（本于罗愿）。《江表传》说：“魏文帝派遣使者到吴国求取雀头香”，就是这种。俗称为黄草，既不能做斗笠，也不能做蓑衣。而草中可以做蓑衣的，其芯就是灯草，其根又不入药。难道是古今物性不同呢？还是又有错误呢？至于“夫”字，《诗经》释文音“符”，《尔雅》音“扶”。《而诗》古义说“夫须”，大概是匹夫所须要的。那么按字面读音，其解释新颖但不符合古义。

莱

毛亨传注说：“莱是草。”没有说是什么草。孔颖达疏说：“《十月之交》说‘田卒污莱’。”又《周礼》说：“莱五十亩。”莱是草的总名，并非另有草名叫莱。陆玑疏说：“莱草，它的叶子可以吃，现在兖州人蒸来吃，称为莱烝。”以上下类比，都指草木的名字，其意义或许确实如此。这是孔氏认为陆说是正确的。苏轼传注遵从毛亨，朱熹传注说：“莱是草名，叶子香可以吃。”那么是遵从陆玑了。考察《说文》以莱为蔓华，而《玉篇》说：“莱，是藜草。”藜就是《本草》灰藋（音掉）的红心者。灰藋现在俗称为灰苋，叶心有白粉像灰，藜心则是红粉，茎叶稍大，河朔人叫落藜，南人叫胭脂菜，也叫鹤顶草。嫩的时候可以食用，老了茎可以做拐杖。原宪藜杖应门，就是这种东西。《韵府》又认为是落帚，落帚现在不可食用，其错误明显了。

桑杨

毛亨传注说：“桑是木之众也”（《将仲子》传注）。孔氏不申述其义，确实因为容易明白。徐氏说：“叒音若日初出东方，〇谷登榑桑，是叒木。蚕所食的神叶，所以在木叒下以区别之。青史子说：桑，是中央之木。典术说：桑木者，是箕星的精神（木虫食叶为文章，人食之老翁变为小童）。”《诗》《书》中说到桑的很多，桑的用途真大啊。杨字，毛公没有传注。《尔雅》：杨，是蒲柳（郭注：可以做箭）。杨与柳同类，而实际上是两种。杨叶短，柳叶长（陈藏器）。杨枝硬而扬起，柳枝弱而垂流（《本草》）。而杨的种类很多。《古今注》说：白杨叶圆（冯云：白杨株大，叶圆如梨，皮白，多种于墟墓）。

译青杨的叶子是长长的。冯云说：青杨木出产在峡中，用它做床睡觉没有跳蚤，又是另一种杨木。栘杨的叶子是圆的，叶柄柔弱，微风一吹就剧烈摇动。冯云说：这就是所说的“唐棣之华，偏其反而”。还有赤杨，霜降时叶子变红，木材的纹理也是红色的。《埤雅》记载有黄、白、青、赤四种杨木（白、青、赤三种与崔氏说法相同），而黄杨木性质坚硬细密，难以生长。俗话常说：每年长一寸，闰年反而倒退一寸，黄杨的萌芽比众木都早。冯疏说：蒲柳是一种，又有皮青、皮红的区别，也叫杨柳（《采薇》诗说：“杨柳依依”就是指的这种）。这些都是杨木的一类。杨木的用途虽然不如桑树，但《诗经》常常把桑和杨并提，它也足以济世实用，所以程子说：桑和杨，是满足日常用度的物品。

译杞李

《周易》姤卦中有“杞包瓜”之语，张氏认为杞是大木，马氏认为杞是枸杞，郑氏认为杞是杞柳，而严粲、王应麟都指出《诗经》中有三种杞：【“无折我树杞”，属于柳类；“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是山中的树木；“集于苞杞”，“言采其杞”，是枸杞】这首诗中的杞，严粲认为是山木，王应麟认为是杞梓，杞梓类似豫章，也就是山木【子思曾以比干城之将作比，又说它树干粗大需多人合抱】，但它与李同歌，应当是《尔雅》中的枸檵【郭璞注：就是现在的枸杞】、《本草》中的仙人杖【根名叫地骨皮】、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的狗骨【陆玑说：杞树像樗树，纹理白而滑，一名狗骨，一名苦杞，又名地骨，春天生长时可煮羹食用，味道微苦，它的茎像莓子，秋天成熟时呈正红色，服用茎叶和果实可以轻身】，《广韵》说春天叫天精子，夏天叫枸杞叶，秋天叫却老枝，冬天叫地骨皮，这些都是不同的名称罢了。而《尔雅》中关于李的分类也有三种：休，是没有果实的李【郭璞注：一名赵李，《尔雅翼》说：李果实繁多，有被偷食的嫌疑，没有果实则树下可以休息，邢昺疏：李中没有果实的叫休】；座，是接虑李【郭璞注：就是现在的麦李，《尔雅翼》说：与麦子同时成熟的作为果实，果肉厚而干，与果核分离】；驳，是赤李【郭璞注：果实是红色的，《尔雅翼》说：就是现在红色且有果实的李】。《运斗枢》说：玉衡星散化为李。《管子》说：五种肥沃的土地，适宜种植李树。而《西京杂记》记载：上林苑中有紫李、青绮李、黄李、青房李绿李、颜渊李、合枝李、羌李、朱李、下车李、猴李、蛮李，这些都不是常见的李。现在的李树就是《尔雅》中的座李和驳李。

栲杻

《毛传》说：栲，是山樗；杻，是檍。都见于《尔雅》。舍人【说：栲，名叫山樗】注《尔雅》：许慎《说文解字》【陆玑疏：许慎将栲读为糗，现在的人读作考，失去了原来的读音罢了】都与毛传相同。郭璞则认为栲像樗树【颜色白，生长在山上，因此得名，也类似漆树。俗语说：杶、樗、栲、漆相似如一，杶书写作杶，俗作椿】。陆玑又说山樗不叫栲【陆玑说：山樗与下田樗大致没有区别，叶子稍微狭长一些。吴人用它的叶子做茶，地方上没有名字，这被称为栲的似乎错了。现在所说的栲，叶子像樗一样大，皮厚数寸，可以做车轮的辐条，有人叫它栲栎】。陆氏的辨析，应当符合实际。然而古代说法相传无异，应该仍然遵循古说。至于杻这种树，郭璞说它像棣树【叶子细小，新叶可以喂牛】，木材适合做车轮的轮辋【关西人称杻子，一名土檀】。陆玑说【叶子】像杏【但较尖，白色，皮正红，作为木材多弯曲少笔直，枝叶茂盛美好。二月中叶子稀疏，花像楝树但细小，花蕊正白。大概这种树现在官府园中种植，正式名字叫万岁。既然取名于亿万，它的叶子又好，所以种植。共汲山下的人有的叫它牛筋，有的叫它檍】，木材可以做弓弩的干。邢昺疏并列两种说法而不加辨析。陆氏亲眼见过官府园中种植的，应当没有错误。只是《唐风》中说：山上有栲，低湿的地方有杻。这首诗中栲和杻都说山上有，难道杻有两种吗？而两首诗都将栲和杻并列提及，它们的性质本来就有相合之处吗？古义说：栲能保全天然寿命【《庄子》：我有一棵大树，人们叫它樗】，杻号称万岁，都是耐久的树木，所以用来兴起眉寿之意。道理或许如此。

枸楰

《毛传》说“枸枳，就是枸”【《尔雅》中没有记载】。孔颖达疏引用宋玉赋说“枳枸引来鸟巢，那么枸木多枝且弯曲，所以引来鸟巢”。严粲讥讽孔颖达说“《风赋》中‘枳句来巢’，字写作‘句’”。李善注“橘越过淮河变成枳，句曲也【像橘树那样屈曲】，音沟，不是毛传的意思”。现在考察陆玑疏解释枳说“古语说枳枸引来鸟巢，是说它的味道甘甜，所以飞鸟羡慕而在上面筑巢”，那么陆元恪已经将“枳句”当作“枳枸”了。又说“椇曲引来鸟巢，殷代的俎像它”，那么孔颖达将“枸”解释为“曲”，也是本于陆玑【《明堂位》“殷代的俎用椇木”，注“椇的意思就是枳椇，是说弯曲挠折的意思”】。而《风赋》说“枳句引来鸟巢，空穴引来风”，那么“句”与“空”相对，说“枳的句曲”，“穴的空洞”，各有一个虚词，李善的说法未必完全错误。又《曲礼》“妇女的礼物，有椇、榛、脯、修、枣、栗”，疏说“椇，就是枳，即现在的白石李，形状像珊瑚，味道甘美”。《内则》“蔆椇”，疏说“椇，属于梨类，味道不好”。两种说法相反，难道“椇”有两种吗？《正字通》说“椇本作枸，石经改为椇”，那么“枸”就是“椇”就很明白了。而陆玑疏既然说“枳枸【树木高大，像白杨，所在山中都有，枝条不直，果实长在枝头，大如手指，长数寸，食用】甘美如饴。《本草》说‘枳椇，味甘平’。《古今注》说‘枳椇子【果实形状拳曲，核在果实外面】味道甜美如饴蜜’，那么不能说味道不好了。现在考察它的名字：“枸”也，“枳枸”也，“枳椇”也，“木蜜”也【《本草》《陆玑疏》《古今注》】，“蜜枳枸”也，“蜜屈律”也，“木珊瑚”也，

译《蓼萧》篇

《诗序》说，《郑风·野有蔓草》中“君之泽不下流”是指君王的恩泽未能下达到民间；而本篇说“泽及四海”，大概是因为露水的滋润类似于君王的恩泽。《郑风》是反用起兴的手法，而这首诗是正用起兴的手法。《毛传》和《郑笺》认为，四方夷狄的首领在九州之外，诗人只提到外夷而没有提及中原华夏，这种说法固然不对。李迂仲认为，“泽及四海”是指恩泽遍及天下的诸侯，范逸斋、吕东莱跟随他的说法。朱熹认为《诗序》是主观臆断、浅薄荒谬，而定此诗为诸侯朝见天子，天子设宴款待他们以显示慈惠的诗篇。如果依据《诗序》立论，那么诗中“既见君子”就是诸侯颂扬天子（郑玄说：远方国家的君主朝见天子）。朱熹的《诗集传》则认为“君子”指天子，是赞美诸侯。揣度朱熹的意思，特别是因为末章“鞗革冲冲，和鸾雝雝”两句与《载见》的语气相似，而《庭燎》也以“君子”称呼诸侯并称赞其车旗之美，所以改变了《诗序》的说法。许白云说（后三章的下两句都讲诸侯，只有末章的下句讲自己）。朱备万说（“为龙为光”是赞美之词，“其德不爽”是告诫之词，“寿考不忘”又是祝愿之词），申述其义理固然不可改变，但“为龙为光”这句如果施之于朋友同僚之间谦逊的言辞，可以作为天子庆幸的话语，难道不是谦逊得过分，从而开启了后世天子下堂接见诸侯的先例吗？况且露水降落在蓼萧之上，是天道向下交接，正比喻天子恩泽惠及下层，所以《诗序》的意义不能完全废弃，而李迂仲的说法尤其优秀。

“誉处”

郑玄笺注说：“远方国家的君主各自得到其所，因此称扬（天子）的德行美好，使声誉常在于天子。”把“誉”解释为声誉，而“处”是“在”的意思，谓声誉常在于天子。孔颖达疏说：“使君王拥有声誉，又常处在天子之位，意思是受到天子的保护，不担忧危亡。”将“誉”和“处”分为两个意义，而所说的“常处天子之位”，是指常处在天子所赐予的地位上。苏颍滨认为“誉处”是诸侯的事，与孔颖达不同，他说“有声誉而没有间隙，言有处所而没有失位”，将“誉”和“处”分为二（这见于李黄集解，现在苏传的解说则是：在宴会上，极尽谈笑之乐，而没有询问诸侯，因此乐于处在此地），则是跟随孔颖达的说法。黄实夫说：“天子与他们宴饮而谈笑，这是诸侯的荣耀，而终身拥有美誉以安身。”将“誉处”归属于诸侯，言论跟随苏颍滨，但“誉处”两字直接连用，则与郑玄相同。严华谷说：“下情喜悦称颂天子，说应当有声誉有处所，有声誉则得其名，有处所则保其位。”将“誉处”归属于天子，言论跟随郑玄，而将“誉”和“处”分为二，又跟随孔颖达，这些都是遵循《诗序》说法的。朱熹《诗集传》说：“誉，是美好的名声；处，是安乐。”《解颐》说：“誉则是美好的名声显扬于人，处则是安乐之意在于己。”《六帖》说：“天子称其美曰誉，诸侯适其情曰处。”申述其义理，又引用苏氏说：“誉，通‘豫’，凡是诗中的‘誉’都是快乐的意思。”《诗牖》说：“‘誉处’的‘誉’，如果训作声誉，那么立意遣词都不妥当，还是依照《韩奕》训作快乐，君臣之间如胶漆相投，如鱼得水，快乐而且安乐。”用“乐安”解释“誉处”，虽然比其他各家文义更通顺，但玩味“是以有”三个字，“誉”字应当作声誉的“誉”，因此郑玄的说法不可改变。

“为龙为光”

毛亨传曰：“龙，宠也。”郑玄笺曰：“为宠，为光，言天子恩泽光耀覆盖到自己身上。”毛亨和郑玄的训释相同。看《左传》昭公十二年，宋国的华定来聘问，享礼时，为他赋《蓼萧》，他不推辞，又不答赋。昭子说：“宴饮谈笑而不怀念，宠光而不宣扬，美德而不了解，同福而不接受，将凭什么存在？”“宴语不怀”，指首章；“令德不知”，指第三章；“同福不受”，指第四章；“而宠光不宣”，指第二章。那么本来就把“龙”当作“宠”了。朱熹《诗集传》说：“龙，宠也。”原本就是古训，又说“为龙，为光，是欢喜其德行的词句”，那么认为是天子得见诸侯非常宠光。“为龙”是增加宠爱的意思，“为光”是光辉照耀的意思。天子之所以尊敬诸侯，可以说是到了极点。朱备万的说法（说：诸侯固然依赖天子作为根本，天子也依赖诸侯作为屏障。诸侯如果不朝见侍奉，那么王室的卑微就可以知道了。所以观看他们车服的盛大，享受他们多礼的真诚，而天子的心也得以自我安慰。那么他认为是宠光，难道是一时的虚伪吗？）真足以辅助朱熹的传注。想要跟随朱熹的人，应当在此处留意。而《毛传》《郑笺》确实与《左传》相合。《左传》杜预注说：“为龙，为光，想要用宠光来对待宾客。”林氏说：“有宠光的意义，而华定不能宣扬，那么就把宠光归属于上位者来说。”这是古义。

“宜兄宜弟”

毛亨传曰：“做兄长也适宜，做弟弟也适宜。”孔颖达申述其义，说君子既然接待远方国家，使其各得其所，而又宴见他们，以尽欢愉。看见君子为人，适宜做兄长，适宜做弟弟，随其所为，都得其宜，这是就天子做兄长、做弟弟都适宜而言。苏氏传曰：“兄弟是同姓，指诸侯。”李樗说：“兄弟是同姓的诸侯。天子既然以恩意接待他们，那么就可以适宜对待同姓的诸侯，也就像所说的‘宜其家人’一样。王氏说诸侯得以外交兄弟之国，是不对的。毛亨的说法也不可遵从。”跟随他的说法。吕祖谦《吕记》说：“天子对待诸侯，非常安乐而且和乐平易。兄弟自同

译从同姓诸侯亲近的角度来说，天下的诸侯没有不在其中的。诸侯既然接受了天子的宴饮之乐，于是祝颂说：“希望天子能够像对待兄长和弟弟那样对待他们，使大家没有不亲近和睦的，拥有美好善良的德行，长寿而且快乐吗？”这也是为同姓诸侯所作的善颂之词。这也觉得有道理。朱熹的传注说：“宜兄宜弟，就像说‘宜其家人’一样，根本在于弘扬中庸之道。”又说：“诸侯世代继承君位，大多猜忌怀疑自己的兄弟，比如晋国诅咒不养育众公子（见《宣公二年传》）、秦鍼害怕被数落（见《昭公元年传注：选，数也》）之类，所以用‘宜兄宜弟’来赞美他们，这也是用来警戒他们。”大概朱子认为这首诗是天子褒奖、赞美、祝颂诸侯的词句，所以把兄弟理解为诸侯的兄弟。杜预在《左传》注中说：“宜兄宜弟，令德寿凯。意思是说宾客有美好的德行，可以长寿快乐。”《左传》中赋诗断章取义，所以这里把它理解为指宾客而言。朱子于是据此改变了全篇的意思，这也是他自信过深了。

译《湛露》篇

《序》说：《湛露》是天子宴请诸侯的诗。郑玄笺注说：燕，就是宴请饮酒。诸侯来朝见天子，天子宴请他们，以此显示慈爱恩惠。朱熹传注说：这也是天子宴请诸侯的诗，大体与郑玄的说法相合。只是郑玄在第一章概括地说诸侯接受宴请【孔颖达说：第一章只说“湛湛露斯”，没有指明所在之物，是总括下面章节关于草木的比喻】，第二章用丰茂的草，比喻同姓诸侯【孔颖达说：同姓属于一类，所以广泛地用丰草来比喻】，第三章用杞、棘这类不同的树木，比喻庶姓诸侯【孔颖达说：庶姓不是同一族的人，所以用异类的树木来比喻】，椅、桐同类而名称不同，比喻二王之后【果实累累，比喻他们进献的祭品礼物多于诸侯。孔颖达说：二王之后同为天子所尊崇，好比同类的树木】。欧阳修讥讽这种说法，认为诗中并没有这样的文字，这些都是多余的解说。因为诗中有“在宗载考”这句话，于是便产生了穿凿附会的解释。欧阳修的辨析很恰当。因为一首诗有三种用途：宴请同姓诸侯时，没有异姓诸侯和二王之后在场，为什么要唱第三、四章呢？宴请异姓诸侯时，没有同姓诸侯和二王之后在场，为什么要唱第二、四章呢？宴请二王之后时，同姓和异姓诸侯都不在场，为什么要唱第二、三章呢？申公解释说这是天子宴请同姓诸侯的诗，也是根据“在宗”的文字来推论的。根据毛亨传注解释夜饮为私宴【宗子将有祭祀之事，族人都在旁侍奉，不喝醉就离开是不亲近，喝醉了还不离开是亵渎宗庙】，孔颖达疏解认为私宴就是《楚茨》中的燕私，那么他的说法就优于郑玄了。应当以《左传》的说法为准【《左传》文公四年，宁武子说：诸侯向天子朝正，天子设宴款待他们，于是赋《湛露》这首诗】。

在宗载考

毛亨传注说：“夜饮一定在宗室【欧阳修说：‘在宗载考’，毛亨的传注是对的】”。朱熹传注既采用了他的文字，又说：“大概是路寝之类。”严粲引用《燕礼》中“膳宰在寝东备办官厨饮食”的注解说：“寝，指路寝。”来证明这一点，这是对的。但是考察王寝有六大寝，一小寝，五大寝称为路寝，是用来听政、面向光明出来治事的。小寝称为燕寝，是用来脱去礼服、休息宴乐的。都是王居住的地方。而先王宗庙的后殿，也一定有寝【《小雅》‘奕奕寝庙’，《商颂》‘寝成’，孔安国注】，用来安放神灵。古代飨礼在庙中举行，燕礼在寝中举行，礼仪虽然不同，实际上是同一类的事情。飨礼既然在庙中，那么燕礼应当在庙后的寝中，这是很明显的。陈启源【说：“《采苹》传注说：‘宗室，是大宗的庙。’又《昏义》‘教于宗室’，注解说：‘宗子之家，大概也是指庙而言。’这是天子的燕礼，那么宗室就是指宗庙的寝室了。朱熹传注认为是路寝之类，那就是王的燕朝与小寝，不是庙中的寝室，恐怕不能称为宗】辨析得很明白。吕祖谦《记》邱氏说：“在尊长所在的室中。”范氏说：“王者是天下的宗，诸侯所尊奉的主君。”在宗载考，是说礼成而恩惠融洽。这些话都含糊不清。《逸斋补传》说：“考，成也，在宗子尤其贵在成礼。”直接把宗当作宗子，尤其不对。

受言蔵之

毛公对“受”字、“藏”字没有训释，只对“言”字训释为“我”【本于《尔雅·释诂》】。王肃阐述说：“我收藏它，以展示给子孙。”郑玄笺注说：“言，是指王的策命【李氏说：言，是语助词】。王赐给朱弓，一定根据其功劳来策命他，接受后收藏起来，是返回室内。”孔颖达疏解说：“郑玄是叙述王的意思，说‘我彤红色的弓，弨然松弛的样子，赐给诸侯，那么接受策命的言语，和这赐给的弓，出来后收藏起来，再返回室内’。”四家的说法略有不同，都认为“受”是诸侯接受这赐给的弓而收藏在家中。吕祖谦《记》王氏说：“‘受言藏之’，是工匠制成后献给王，王接受并收藏起来，等待赐给诸侯。”朱熹传注也采纳他的意思，所以认为“受”是天子接受工人所献的弓而收藏在王府。如果“受”是诸侯接受，那么“藏”也是诸侯收藏；如果“受”是天子接受，那么“藏”也是天子收藏。我私下认为古说特别优秀，吕祖谦、朱熹的意思，认为这是天子宴请诸侯的诗，下文“我有嘉宾”的“我”，是天子的自称。既然是天子的话，不应该前两句先叙述诸侯的事，所以另立说法。然而把这句当作天子策命的词，说“我现在把彤弓赐给你，你们诸侯接受并收藏它”，这样似乎在本句的文理上更顺，而全章的文势也可以贯通。况且第一章说“藏之”，第二章说“载之”，第三章说“櫜之”，先王炫耀德行而不炫耀武力的意思，隐约见于言外，在受赏有功之日，就告诫他们偃武修文，古代圣人的用兵，难道是不得已的吗？而且考察《左传》襄公八年，范宣子来聘问，鲁公设享礼招待他，季武子赋《彤弓》，宣子说：“城濮之战，先君文公在衡雍献功，从襄王那里接受彤弓，作为子孙收藏。”那么“受”与“藏之”就不是从天子角度说的，这是明显的证据。辅广、黄榦的说法阐明了记传，他们的言辞很美，但事情恐怕不是这样。又吕祖谦《记》所引的朱氏，就是朱熹的说法【朱熹《书读诗记后序》说：这本书所谓的朱氏，实际上是我年轻时浅陋的说法，而伯恭父误取了它】。这首诗记载朱氏说：“言其重，言其诚，言其速”等等，与现在《集传》所引东莱吕氏的说法，只删去了十几个字，那么不知道究竟是谁的说法了。

《菁菁者莪》篇

《序》说：《菁菁者莪》，是乐于培育人才。君子能够培养人才，那么天下人就喜乐他。郑玄笺注说：乐于培育人才

译（此诗讲述）歌乐之人教导国君，在国学中教育国人，选拔秀士、选士、俊士、造士，循序渐进地培养他们，最终授予官职。韩文公在《上宰相书》中引用此诗及序言说：“菁菁是茂盛的样子，莪是微小的草，阿是大山陵。”君子培养人才，就像大山陵养育微草，能使它们茂盛繁密。‘既见君子，乐且有仪’，这是天下赞美君子的言辞。朱子起初的解释也遵从《诗序》。陈少南说：这是天子在学宫行礼、宴饮时歌唱的诗。朱子因为经文没有提到在学宫行礼的文字，所以删节采纳，认为这是宴饮宾客的诗。然而经文只说见到君子而有礼仪，所赐赠的是百朋之类的礼物，哪里曾提到饮酒呢？既然不提到饮酒却可以理解为饮酒，为何不提到在学宫行礼就不能理解为在学宫行礼呢？国家以得到人才为急务，《小雅·鹿鸣》首先赞美嘉宾，《大雅·文王》归功于众多贤士，而《大雅》正经以《卷阿》结尾，其中反复强调车马闲适，以求天下的吉人吉士，这与本诗乐育贤才的意思相合。周朝自从长寿之人教化百姓以来，造就有德之人，储备人才以备任用，这本来就是周朝世代相传的恩泽。朱子在《白鹿洞赋》中说：乐于《菁莪》的养育。门人询问缘故，朱子回答说：旧说也不可废弃，那么遵从《诗序》，也就是遵从朱子（后来的观点）了。《易经》颐卦的象辞说：圣人养育贤人并惠及万民，说的是养育有方法。《大有》卦六二爻辞说：诚信相交，说的是尊重贤人贵在诚信。《菁莪》这首诗的真意和乐融洽，可以说掌握了养育贤人的道理。扬雄说：周朝的士人尊贵，秦朝的士人卑贱；周朝的士人放达，秦朝的士人拘束。上天降生人才，难道唯独在周朝兴盛而在秦朝吝啬吗？关键在于上位者教育他们的方式如何罢了。诵读诗歌听闻国政，贤人出现国家将昌盛。圣人收录诗歌的意义非常宏大，如果只是为宴饮宾客而作，为何会如此频繁地出现呢？申公说：天子宴请宾客时兴起贤士，歌唱此诗，在道理上确实没有错误。

译莪

毛传说：“莪，就是萝蒿，这是本于《尔雅》的说法。”《尔雅》舍人注：“莪，又名萝。”郭璞注：“现在的莪蒿，也叫廪蒿，是对的。”考察《广志》说：“莪蒿，廪蒿。”《本草拾遗》陈藏器说：“莪云廪蒿，生长在高山冈上，宿根在百草之前萌发。”都认为是廪蒿。《本草唐注》说：“叶子像白蒿，花像瞿麦，红白相间很可爱，种子像王不留行，黑色呈方形，七月、八月采集。”《蜀本图经》说：“叶子像蛇床、青蒿等，种子角像蔓菁，果实黑色，秋天成熟，到处都有。”《本草衍义》说：“角蒿，茎叶像青蒿，开淡红紫色的花，花大约直径三四分，花谢后结子，长二寸左右，略微弯曲。”则认为是角蒿。蒿的种类很多，莪固然是蒿的一类。而陆玑说：“莪，萝生长在沼泽田地低湿的地方，叶子像邪蒿但更细，丛生，三月中茎可以生吃，也可以蒸着吃，香气美味。”陈藏器说：“莪生长在高山冈上。”罗愿又说：“莪，生长在水中，山陵坡地也普遍有。”现在用经文来验证，“中阿”、“中陵”就是高地，“中沚”就是水中，所以高山冈和沼泽田地都有。罗愿的说法是正确的。然而莪虽然是可食用的东西，而在“阿”、“沚”、“陵”这些地方有它，却不可以采摘培育它，而让它长成。

既见君子乐且有仪

毛亨、郑玄从培育人才的角度解释，那么经文中“君子”指人君，授予官爵从而得以进见。而“乐且有仪”这一句，把内心的喜乐归属于学士的心，说“有仪”是指君子以礼仪接待学士。韩愈说：“既然见到了君子，那么他的心就快乐平易而有威仪。”把乐和有仪都归属于学士来说。欧阳修说：“是说这君子快乐而且有威仪，快乐平易所以能容纳众人，威仪所以能作为人的榜样。”更把乐和有仪都归属于人君来说。在一句话之内，既把乐归属于学士，又把有仪归属于君子，未免太曲折；而认为都指人君，那么“既见”二字就没有着落。诗中说到“既见君子”的有二十二处，都在九首诗的接句里，都是陈述喜悦之情，是说见到君子的人喜悦，不是为被见到的人喜悦。所以吕大临说：“礼是内外兼养，不是心过行无所从入，人才所以能成就。”严粲说：“乐见良心之兴起，有仪见善教之造成。”都跟随韩愈的说法，似乎比较直截了当。然而在学士口中，自己认为快乐可以，自己认为有威仪又涉及自我夸耀，所以朱熹都不采纳，而把君子指宾客，“乐且有仪”归属于主人。至于他的解释，只是将本文熟读玩味，自然能认识此诗之意的方法，似乎太没有意味。应当仍然跟随毛亨、郑玄，虽然曲折但不妨害道理。王安石的说法说：“君子长期培育人才，有道可以接触耳目的，只有礼乐而已。礼，是约束这个的。约束这个所以动容周旋符合礼乐，乐，是喜好这个的。喜好这个所以不知道手在舞动脚在跳跃。舞动跳跃，所谓乐；周旋符合礼，所谓有仪。”又未免穿凿附会，李迂仲已经讥讽他了。

锡我百朋

本句毛公没有传，郑玄笺说：古代用贝币，五贝为一朋，注云：食货有五种贝，贝中互相搭配为朋，不是总共五贝为一朋。赐给我百朋，得到俸禄多，说得意。韩愈说：百朋，是形容多的词，说君子既培育人才，又应当授予爵命赐给厚禄以宠异他。两种说法相同。王安石说：“他厚待以俸禄，那么士的才能就成就了，乐其成吾才而又能用我，岂特为厚禄乎哉。”似乎翻郑玄的案，其实是曲解郑玄的意思。范处义的说法说：“赐给我百朋，说获益于王之多。”颇为正大。考察《汉书·食货志》，王莽居摄，更改龟贝钱布的品类，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两枚为一朋，值钱二百一十六文；牡贝三寸六分以上，两枚为一朋，值钱五十文；么贝二寸四分以上，两枚为一朋，值钱三十文；小贝一寸二分以上，两枚为一朋，值钱一十文；不成贝不满一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大概每枚值钱三文。这是贝货五品。大概是在罢错契五铢之后，莽铸大钱错刀契刀与五铢钱并行之始造此，民间即不便行，便行五铢钱。未知周初已有此制否，孔云：王莽举古事而行五贝，故知道古者货贝。乃以百朋为得禄之喻，夫材成而以得禄为喜，何轻视古人之才乎？而且古人又怎么取这种才能而培育呢？韩愈上书宰相，有求用的意思，所以立说如此。朱熹传谓见之而喜，如得重货之多，大概是用以形容喜悦之情，意思也浑成。

焦获镐方泾阳

毛传说：“焦获，是周地接于玁狁的地方。”考察《尔雅》说周有焦防。孙炎说：“周岐周也。”以焦防继岐周言之，那么在镐京为西北了。郭璞说：“现在扶风池阳县中是也。”以《尔雅》上文“鲁有大野，郑有甫田”为例

译“之”字，那么焦防就是一个地名的名称罢了。然而郭璞所指的“〇中”，乃是通释焦防的。朱熹传文说：“焦地不详，获地。”郭璞认为是“〇中”，那么就在今天的三原县。既然将焦、获分为两地，又认为郭璞专门解释“防”字是误己。又考证“获”字，《尔雅》作“防”。陆德明释文、孔颖达疏、苏轼传、吕祖谦记、朱熹传都引用《尔雅》作为证据，那么“获”与“防”是通用的。《诗经》中的“获”就是《尔雅》中的“防”了。《尔雅》中的“防”说岐周之地有它，而耀州三原县就是今天陕西西安府的三原县。西安府共管辖一州十五县，首县为长安县。府城向西五十里是咸阳县，县城向东二十五里就是古镐京。府城向北七十里是泾阳县，即汉代的池阳县。相距百里，那么焦获、镐京、泾阳都在陕西西安府，方位也就可知了。于是郑玄笺注说：“镐地，方地，都是北方的地名。”泾阳，是泾水的北岸，不专指某地。王肃认为镐是镐京，王基驳斥他。孙毓也认为郑玄笺注的意思更好。前汉刘向疏云【吉甫归来，周王厚赐他，他的诗说：‘从镐地归来，我行程长久’，千里之外的镐地还认为遥远】。颜师古注：“镐不是丰镐的镐。”刘向在郑玄之前，必定明知镐地的所在，所以实说千里之外的镐地。郑玄未审镐地的所在，而意思不认为是镐京，所以只说是北方的地名吗？泾水出自今天陕西平凉府平凉县西南的筓头山【也叫崆峒山】，向东到西安府高陵县西南流入渭水，流经一千六百里之遥。水北并非一地，都可以称为泾阳，也不必专用地里志安定郡的泾阳县作为泾阳了。大概因为镐就是镐京，玁狁虽然猖獗，西周王畿方圆八百里，不应迫近处于此处，近在都城数十里之间。朱熹传也引用刘向的话，说不是镐京的镐，只是不详其何地，而以泾阳为泾水的北岸，在丰镐的西北方，怀疑就是朔方。刘瑾【云南仲以玁狁的灾难，城彼朔方、灵夏等地，那么玁狁所侵，怀疑就是其地】申述《考出车》，朱熹传以朔方即今灵夏，灵夏在陕西极边，去长安千余里，经文说侵镐及方，据其所侵而言，先至镐而后及方，那么镐在外而方在内，所以郑玄不援引朔方为证。总之，镐为镐京，那么方就不是朔方，因为相距遥远。如果真是千里之外的镐，那么与朔方相距无几了。但镐既然不是镐京，那么泾阳就不是安定泾阳，而焦获也不是《尔雅》的焦防了。《左传》许君焦瑕，那么焦在山西，只是不知获在何处。为何前儒知道镐、方、泾阳不是镐、方、泾阳，却仍引《尔雅》来解释经文的焦获呢？异地同名的，实在难以悉数。为何玁狁所居的焦获、所侵的镐与泾阳，恰好与畿内的焦获、镐京、泾阳相合呢？不仅同一而三地相同，那么王肃的话不可完全废弃。《苏传》以焦获为周薮，以镐为镐京【方未详】，而归镐为归其采邑。我私下认为匪茹者，岂匪茹也？说玁狁孔炽，如此其心，岂不想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吗？这样大概就没有窒碍了。

译大原

大原这个地方，毛亨和郑玄都没有详细考证其具体地点【毛亨说：只是说把他们驱逐出去罢了】。朱熹根据《谷梁传》中“中原地区称大原，夷狄地区称大卤”的文字，将其定为宋代的太原府阳曲县，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太原府阳曲县。季彭山、周斯盛都不认为这是山西的太原，顾炎武说：“晋国的太原在黄河以东，距离周朝都城有一千五百里。”《国语》记载宣王在太原清点民户，特意为了在镐京抵御戎狄做准备，一定不会跑到遥远的晋地去清点，哪有敌人从西边来，军队却向东出击的道理呢？太原应该就是今天的平凉。这话似乎有依据。现在考证《禹贡》【既修大原】，孔安国传曰：“高而平的地方叫大原。”现在把它作为郡名，孔颖达疏曰：“太原，是原野中最大的。”又徐彦《公羊解诂》说：“这个地方地势高峻而广阔平坦，所以叫太原。”由此可知，冀州北部的太原，也没有专属的固定地点，只是因为它地势高峻广阔平坦而得名。怎么知道雍州的区域就没有高峻广阔平坦的地方，被称为太原的呢？《禹贡》中的太原，与《左传》中晋国荀吴率领军队在太原击败狄人【昭公元年】、子产说“疏通汾水、洮水、漳水来安置太原居民”【昭公二年】的太原，是冀州的太原。《国语》中宣王在太原清点民户，《竹书纪年》中穆王把戎人迁到太原，汉书贾捐之说“秦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太原”，这些是雍州的太原。太原实际上有两个地方。前汉严尤说：“宣王时玁狁入侵到了泾阳，任命将领征讨他们，到达边境就回来了。”既然说“到达边境就回来”，那么似乎没有超出雍州的疆域了。又后汉殷颎在泾阳击败先零羌，注解说：泾阳属于安定府原州。《郡县志》也说：“原州平凉县本是汉代的泾阳县。”天原州属县有泾阳，如果太原确实是原州，那么玁狁入侵到达的地方在这里，吉甫征伐到达的地方也在这里，在情理上是通顺的。如果泾阳泛指泾水以北，那么太原也不一定是原州的太原。《左传》晋国籍谈说：“晋国居住在深山，与戎狄相邻。”【昭公十六年】《竹书纪年》记载宣王讨伐条戎，晋穆侯确实参与了这次战役，那么玁狁这类敌人确实众多，他们的祸患波及周、晋，也就延伸到了雍州和冀州。吉甫怎么能不加以讨伐呢？考证《大全地图》，西戎在西北，靠近泾水；犬戎在北，靠近京城；只有玁狁在东北，靠近冀州的太原，分为三种。大概玁狁一乱，西戎、犬戎就相继骚动；玁狁退去后，西戎、犬戎也就安然顺服了，只有玁狁的势力造成的祸患特别猛烈，消灭他们的首领，那么玁狁确实是王法必须诛讨的，所以诗人特意举出玁狁来说。然而经文说“至于太原”，又说“从镐京归来”，那么太原与镐京应当必定相近。何元子说：“古文中‘鄗’和‘镐’通用，‘鄗’本是晋国的城邑【《荀子》‘武王以鄗’，《史记·周本纪》‘复都丰鄗’，《汉书》‘戎败我骊遂亡酆鄗’”，都把镐写成鄗。如果这首诗中的镐是鄗地。齐国施伐取鄗，《公羊传》桓公十五年‘公防齐侯于鄗’就是例子】，那个地方正好与山西太原接壤，在汉代都属于恒山国，这确实足以作为朱熹传注的佐证。但是，如果镐不是丰镐，朱熹的传注可信；如果镐就是丰镐，朱熹的传注也通顺。刘向说镐京距离千里，是举整数而言。现在陕西西安府到山西太原府【西安府即古关中首县为长安县，即古镐京；太原府即古并阳首县为阳曲县，即古汾阳】实际是一千二百七十里，何必嫌远而说成一千五百里呢【顾炎武的说法】，又何必嫌远而说成二千多里呢【周斯盛的说法】。况且孔颖达疏说“宣王德行盛大兵力强盛，玁狁逃跑不敢迎战”，那么怎么知道太原不是玁狁逃跑的地方，而镐京是吉甫到达的地方呢？到达的地方近，而逃跑的地方远得多，这是说军威的可畏。如果镐京确实与焦获、泾阳都靠近京城，那么第四章是玁狁入侵的地方，这一章说吉甫驱逐玁狁的地方，内部入侵何必只到陕西，远方驱逐何必不到山西呢？不必过分指责朱熹的传注，总之不如用严尤的说法来推论最为得当。严尤说“玁狁到达泾阳而不说居住在焦获，入侵镐京和泾水北岸很远”，或许玁狁确实到了泾阳而没有到焦获、镐京还不可知，那么说“玁狁想居住在焦获，想入侵镐京而现在已经到了泾阳”，泾阳、太原相近，不需要委曲求全了。

吉甫燕喜章

毛传解释上面六句【说：祉，福；御，进】非常简略。郑笺【说：吉甫讨伐玁狁归来，天子用燕礼款待他，于是欢喜，又受到很多赏赐。王因为吉甫从遥远的镐京而来，又历时长久，现在给他喝酒，让他的老朋友思念旧情地等待他，又加上珍贵美味的食物，用来极力劝酒】申述其义理很恰当。大概这首诗是宣王中兴的首篇，文辞赞美吉甫，而意思实际上专门主张宣王能够知人善任，有统帅将领的才能，从而成就了伟大的功业。开头说出兵的原因，中间说行军的法则，结尾说宴劳的礼仪，条理细密，次序井然。吉甫既有功劳而归来，朝廷自然有庆赏的典礼，来宠幸优待他。庆赏的典礼既已施行，又必定与他宴饮，以示恩惠赏赐

译在燕享之时，又必定选择朝廷中贤德之人作为陪客，这都是礼制所应当如此的。朱熹的《诗集传》采纳了苏辙的说法【苏辙说：“来归自镐”，是指回到他的采邑。吉甫既然已经回来，就宴请他的朋友，而张仲也在其中】，辅广又遵循老师的说法，认为这是吉甫私自与朋友宴饮。仔细玩味经文，一处说“王于出征”，再一处说“王于出征”，又说“以匡王国”，“以定王国”，“以佐天予”，那种尊奉天朝、对君臣名分界限看得极其严肃的态度，哪里会有刚开始时光辉地奉王命出征，等到有功归来，天朝的大典却不施行，反而只与同僚中相好之辈在家私饮的情况呢？宣王中兴之初，不至于如此。如果王朝有这种礼仪，诗人却舍弃不说，特意只说他在家的私饮，这也是不明大体且不善于言辞的表现了。朱熹的意思，特别因为经文说吉甫“燕喜”，而没有说“燕吉甫”，因此认为这宴饮是吉甫自己设立的，又把经文中的“诸友”当作吉甫的朋友，于是就认为是吉甫宴请他的朋友。况且天子宴享有牲牢而没有鱼鳖，《韩奕》中显父饯行韩侯则有鱼鳖，所以朱熹就认为这是朋友互相招饮的诗。然而诗人的语言，常常有倒装。如果确实是吉甫宴请他的朋友，而不是宴请吉甫，那么因为吉甫归途遥远，行程长久，玁狁已经逃遁，上下安定，天子不曾犒劳他，各位朋友不曾宴饮他，而征尘刚刚落定，各位君子反而成群结队地接受吉甫的宴请，这合乎情理吗？况且吉甫的朋友，吉甫固然可以称他们为我的朋友，但从他人看来，也可以指称他们是吉甫的朋友。至于显父的饯行，实在是出于王命，烹鳖鲜鱼是显父私设的吗？路车乘马，也是显父私赠的吗？大概是因为北方多山而少水，水产珍贵，所以用鱼鳖作为加礼罢了。钱天锡认为“燕喜”解释得最为适中，外境太平安宁，边疆无事，也是大臣的福气。那么“燕”就不是“宴饮”的“燕”，而是“燕安”的“燕”。大概是因为玁狁已经逃遁，王国得以安定，这是吉甫所喜悦的。既然多受此康宁之福，于是归来而宴饮，文势较为顺畅。受福的意义比郑玄的笺注更为正大，而且末章说“燕喜”，呼应首章的“栖栖”，也觉得有情致，姑且保留这种说法。

译芑

芑有三种，毛亨在“丰水有芑”中将其解释为草；在“惟穈惟芑”中将其解释为谷物；在此处则解释为蔬菜。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说：芑，是一种蔬菜，类似苦菜【茎呈青白色，采摘其叶时会有白色汁液流出，肥嫩可生食，也可蒸熟食用。青州人称之为芑，西河、雁门一带的芑尤其美味。孔颖达疏和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都引用了这段话】朱熹说：芑，就是苦菜。这就是现在的苦卖菜，适宜作为食物，军队行军时采摘，人和马都可以吃。由此看来，这里的芑作为蔬菜，确实是可信的。但考证《尔雅》说：荼，是苦菜。可见荼才是苦菜，而不是芑为苦菜。所以陆玑说芑类似苦菜，是很正确的。现在朱熹的《诗集传》直接说芑是苦菜，则是沿袭了欧阳修的错误【欧阳修说：芑，是苦菜，是人们常吃的，容易得到的东西】。又宋代《嘉祐本草》称芑为白苣【王祯又称之为石苣。孟詵说：白苣类似莴苣，叶子上有白毛】。李时珍《本草纲目》说白苣【叶子颜色发白，折断后有汁液。正二月播种，三四月开花像苦藚，结籽也相同。八月、十月可以再种，所以谚语说：生菜不离园】。如果说像苦藚，那也就罢了。现在朱熹《诗集传》说芑就是现在的苦藚【吕祖谦记载朱熹最初的记录也是这样】，不知他依据的是什么。王安石、徐安道、范逸斋都认为这首诗中的芑是谷物。既然芑是从新田、菑亩中间、乡里采摘的，那就不是草。这是很明显的。假如采摘芑不是为了军粮而设，那么把它当作蔬菜也可以。如果军队行军时采摘芑来吃，大概只有谷物类的才能充饥。

薄言采芑

《毛诗》说：“这是起兴。”意思是周宣王能够新美天下的人才，然后加以任用。郑玄笺注说：“起兴，是指新美的滋味，调和治理家庭，养育自身。”大概意思是说，在新田和菑亩之中，田地已经调和，那里的芑一定鲜美，所以采摘芑的人必定在那里采摘。以此起兴，说明人君需要人为军士，必须得到经过防范、教导、被养育的人才，才开始勇武可用，所以从那里选取他们。欧阳修讥讽这种说法迂腐疏漏，而认为周宣王命令方叔为将去讨伐蛮荆，取用之容易就像采摘芑一样。李迂仲又说欧阳修的说法接近南征的意思，但与下文不相呼应，只有苏轼的说法较为接近【苏轼说：当他治理田地时，是辛劳的；等到他采摘芑时，则是容易的。所以周宣王南征，也让方叔治理军队并加以任用】。大概新田菑亩中有这种蔬菜，也如同周宣王时有车马盛大的情形，这与毛亨、郑玄的说法相去不远。朱熹《诗集传》则认为军士采摘芑来吃，赋写此事以起兴。我私下认为，古代兵民未分，凡是车马器械、干粮之类的东西，都从田赋中征发【郑康成认为赋是供给军队，胡康侯认为田是用来出粟米的，从农夫那里征收；赋是用来出兵力的，从商贾杂税中征收】。《周礼》小司徒的职责，是征发军旅，命令贡赋；乡师提前在州里公布田法，检查鼓、铎、旗帜、兵器；族师动员民众从事田猎、行役，就集合卒伍，检查兵器，率领他们带着鼓、铎、旗帜到达；县师如果有军旅差遣，都准备好鼓、旗、兵器率领到达。《尚书·费誓》说【整治好你们的甲胄，系好你们的盾牌】，没有敢不准备的【准备好你们的弓矢，磨砺你们的戈矛，磨利你们的锋刃】，没有敢不完善的【准备好你们的干粮】，没有敢不及时的【准备好你们的草料】，没有敢不充足的。那么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国家府库所藏的物资，未曾不供给军需，而百姓自己携带的，已经无不齐备。如果以三十万之众，仅仅靠采摘芑菜作为食物，军队没有现成的粮食，怎么应对敌人呢？况且行军的方法，部伍贵在整齐，担心变动产生于行动之中。所以“马牛走失，臣妾逃跑”，还警告他们不要越界追逐，军法尤其严禁抢劫掠夺，担心祸变起于近处。所以“翻越围墙，偷窃马牛，诱拐臣妾”，必定施加常规刑罚。现在在新田、菑亩中间，乡里之中，在那里在这里，任凭他们采摘，毫无禁令约束，对居民的骚扰实在很多。军队所经过的地方，荆棘丛生。诗人为什么要赞美它呢？又考证《周礼》遗人的职责，在师役时供给道路上的储备物资；委人的职责，在军旅时供给储备的薪柴草料。可见古代耕种三年剩余一年的良好规划，积存在路室、候馆中的物资非常充足，军队行军时就供给他们，所以很少需要转运的劳苦。但这确实是平时积蓄，而在有事时使用，决不是军士在途中还采摘民间的食物作为粮食。《采薇》诗，先儒认为薇草生长是派遣戍役的征兆，那么这首诗《采芑》也是南征的征兆，大概是为了记录时间【《月令》：孟夏，苦菜秀】。而说在那里在这里，是因为方叔既讨伐玁狁，又征讨蛮荆，所以以此起兴。诗意本来就很明白。

其车三千

郑玄笺注说：“《司马法》规定，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周宣王承继乱世，羡卒全部征发。孔颖达疏说：“即使羡卒全部征发，也只有二千五百人，之所以能得到三千辆，大概是征发六遂的兵力来补足。”又说：“或者出自公邑，不一定都是乡遂的兵力。”可见疏家已经觉得郑玄笺注的说法不对了。王安石又说：“征调诸侯的军队，不仅仅是乡遂的兵力而已。”刘长乐【说：甲士九千人，步兵二十一万六千人】、苏轼【说：荆蛮强盛，不得不这样】、李迂仲【跟随王安石】都认为周宣王时确实有三千辆战车。范逸斋说：“诗人说的三百、三千，都是取其盛大之意，未必是实数。”朱熹《诗集传》跟随范逸斋【朱熹说：“孔氏、王氏之

译那些说法，都是因拘泥于字句而损害了文意的过错，诗人只是极力推崇而加以称颂罢了。我私下认为，歌咏的诗句，大多华丽夸张，只取其气势盛大，而不免超过实际情况。这首诗一处说“三千”，另一处又说“三千”，反复提及，甚至到了三次，诗人绝不会为了欺骗世人而说这种谎话。看齐桓公讨伐楚国，联合了八国的军队；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也依靠齐国和秦国的力量，那么宣王南征必定有诸侯的军队跟随，这是可以推知的。况且周桓王讨伐郑国，陈、蔡、卫等国尚且跟随，难道宣王在盛世远征蛮荆，却没有一个诸侯响应吗？下篇《车攻》中，在东都会合诸侯称为“防同”，有“绎”其莫不奉行天子的声威而奔走效劳，既然都来了，那么四方有事，冢宰向诸侯征调军队，虎贲氏用牙璋发布命令，谁不恭敬地奉行命令呢？王安石的看法在事理上确实是符合的。至于诸侯的封地不过百里，其土地可以出兵车一千辆，兵车既然可以出一千辆，加上重车，就是两千辆了。天子的王畿方圆千里，相当于百个百里见方的诸侯国，依法可以出兵车十万辆，重车十万辆，而天子的国家只称为万乘，这是因为王畿内诸侯所出的车辆不计在内，只是以天子直接管辖的土地来计算的。现在诗中说到宣王，在他可以出动的车辆数量上，还不到三分之一，那么为什么说诗人说的是实话呢？况且晋人在邾南治兵，甲车有四千辆【《左传·昭公十三年》】，那么宣王拥有三千辆战车，确实不算过分，孔子的说法也是可信的。又刘长乐认为三千这个数字都是指兵车而言，朱熹《诗集传》认为战车三千辆，依法应当用三十万士兵，这是把重车也算在内的。朱备万【说：六乡六遂四，其中三万七千五百，则为十五万。轻车一千五百辆，重车也应当是一千五百辆】阐发他的说法，那么甲士只有四千五百人，步兵只有十万八千人。用这样的兵力征讨蛮荆，确实不算多。王氏认为军队有先造声势而后才显示实力的【项羽兵四十万，号称百万，难道能一一符合实际数字吗】，这是后世的虚诈谋略，并不是王者仁义之师的做法。

译东边有甫草。

毛传说：“甫，大。王者大规模地割除杂草以作为屏障【或者在其中住宿，用粗布缠绕毡子做成门，用皮衣缠绕木桩做成门框，中间空隙仅容手握缰绳驾车进入，车轴撞击则无法进入。左边的人站在左边，右边的人站在右边，然后放火焚烧并射猎。天子先发射，然后诸侯发射；诸侯发射，然后大夫和士发射。天子发射时举起大旗，诸侯发射时举起小旗。在旗下献祭猎物，所以作战不越过项地，狩猎不越过屏障，不追逐奔跑的野兽，这是古代的规矩】大概是指广阔的土地上有草可以割除，所以说甫草。毛传的解说很简略，这里唯独详细叙述古代的制度，繁复而不删减，依据其师承传授，应当没有错误。郑玄笺注说：“甫，草。是甫田的草。”郑国有圃田，郑玄根据下一章说“在敖地搏兽”，敖是地名，那么甫田也是地名了。况且东都之地本来就有圃田，所以引用《尔雅》来证明他的说法。朱熹以前的诸儒大多遵循毛亨的解释【如苏辙、李光等人】朱熹以后的诸儒大多遵循郑玄的说法【如刘敞、王应麟等人】遵循毛亨就没有牵强附会的毛病，遵循郑玄就有附会穿凿的失误。根据《周礼·职方氏》“河南地区称为豫州，其沼泽名叫圃田”，《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皇武子说“郑国有原圃，就像秦国有具圃一样”，郭璞注《尔雅》说“现在荥阳中牟西边的圃田泽就是【即今开封府中牟县】那么圃固然是郑国苑囿的名称，与敖地相近【敖地在开封府郑州汾阳县西北二十里，相距百里】所以宣王能够前往那里狩猎。又《国语》说“沼泽中有圃草，苑囿中有林木池沼”，那么圃田是畜牧之地，适宜有草。然而《周礼》《尔雅》《左传》都写作“圃”，而经文只说“甫”，不足以作为引证。郑玄喜欢破除字义，朱熹曾经严厉批评他，这里也是破字，却舍弃毛亨而采纳郑玄，我私下里不能理解。《后汉书》注说“《韩诗》说‘东有圃草，驾车出行狩猎’，薛君传注说‘圃，广博。有广博茂盛的草’，其解释与毛亨相近【似乎更直截了当】并不把它当作地名。”况且把“圃”就当作“甫”，如果是地名，如皇武子所说，“圃”应当是通名，未曾专属秦国和郑国，只是秦郑的圃取自“原”和“具”的含义罢了。《左传【襄公五年】》季孙在蒲圃东门之外种了六棵楸树【哀公十七年】卫侯在借圃设置虎帐，可见鲁国和卫国也都有圃，难道只有秦国和郑国吗？《周礼·太宰》九职中，第二项是园圃，培育草木，注解说“种植瓜果叫圃，园是指有篱笆的。”《诗经》说“九月修筑场圃”，又说“折柳”。樊圃则圃是有篱笆的园囿罢了，更不只是四个国家有，所以郑玄的说法难以采信。又朱熹传注说：“宣王时还没有郑国，圃田属于东都畿内，所以前往那里狩猎。”这是采用孔颖达疏的话，孔氏过于想要为郑康成辩解，反而忘记了他的说法疏漏。《周礼》九州薮泽都由职方氏掌管，所谓名山大川不用于分封，何况即使是郑地，天子无外，普天之下都是王土，难道不可以前往狩猎吗？河阳是晋地，而襄王在那里狩猎【僖公二十八年经书天王狩于河阳泛为郑地，而襄王也居住在那里【僖公二十四年经书天王出居于郑朱熹沿袭此说，也是没有仔细考察。

甫草

韩诗说甫作圃，后汉马融《广成颂》说：“诗咏圃草。”郑康成先前学习韩诗，又是马融的弟子，所以改变毛亨的解释而遵循老师的说法，也并非没有依据。只是周朝本来就有甫地，武王封太公的庶子在甫【今河南汝宁府新蔡县境内】穆王时甫侯入朝担任司寇，他的曾孙在宣王时辅佐中兴，又传两代被楚国所灭。诗说：“维申及甫”，又说：“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甫”就是这个意思。又《穆天子传》说：“天子眺望甫田之路，向东到达房。”《竹书》甚至说宣王在甫狩猎，那么甫是周地就很明白了。《水经注》也认为甫田就是诗中的甫，而草是麻黄草【说渠水流经中牟县的甫田泽，泽中多麻黄草，所以《述征记》说：“经过便县就能看见这种草，穷尽则知道越过边界，这就是诗所说的‘东有甫草’。”西限长城，东极官渡，北靠渠水，东西四十多里，南北二十多里，中有沙岗，上下二十四浦，水流经过，通渊潭相接，水盛则向北注入渠水，溢出则向南散布成为郑隰的渊薮】那么不必太过拘泥。沈无回认为甫田就是敖，也不确切。孔疏认为前三章是表达意图的词，那么宣王发号施令时，必定规划度量杀围的大小之处，斟酌诸侯远近之地，然后明确告知说：“仲冬在甫狩猎，明年仲夏在敖苗猎。”使两地各自做好戒备，而诸侯也各自从他们的方向到达，所以说“有绎尔”，必定不是六服诸侯全部聚集在一个时候，也不是仲冬跟随狩猎的诸侯到明年仲夏还跟随苗猎。诗人的言语，其地点和时间次第井然，即使把甫当作甫田，也可以。

麌麌其祁

毛传说：“麌麌，众多。”郑玄笺注说：“公鹿叫麌麌，重复说麌表示多。”郑玄大概是本于《尔雅【说：公鹿叫麌，母鹿叫麜，其子叫虞，其足迹叫解，有力

译郭璞的注也引用这首诗作为证据。然而《尔雅》所解释的，凡是两个字连用的词语，其解释与本义并不相关。《诗经》也是如此，比如“旆旆”并不解释为“旆”，“裳裳”并不解释为“裳”就是例证。况且本句中“麀鹿”没有重复使用，而“麌”却重复使用，在体例上不相符合。陆德明说：“麌，《说文》写作‘噳’，意思是麋鹿成群聚集。”董彦远说：“《广训》说：麌，众多。”那么毛亨的解释就不需要改变了。毛亨又说：“祁，大。”那“大”字后面没有说出兽名，不知道大的究竟是什么。郑玄笺注说：“祁应当是‘麎麎’，麎是雌麋。”考查《尔雅》：“麋的雄性叫麔，雌性叫麎，它的幼崽叫防【《国语》：兽的幼崽叫麛防】，它的足迹叫躔，有力气的叫狄。”某氏注《尔雅》也引用这首诗作为证据。而“祁”为什么应当是“麎”？孔颖达的疏没有详细说明其义，难道是因为书传中多将麋鹿并列提及，上一章既然说了鹿，这一章就应当是麋吗？朱熹《孟子章句》：“麋鹿中大的叫麋，固然属于鹿类【《说文》】但实际上类别不同。”《尔雅》：“鹿的雄性叫麚，雌性叫麀，它的幼崽叫麛，它的足迹叫速，有力气的叫麉。”它们的名称既然不同，而鹿是山兽，属纯阳，仲夏时得到阴气而角脱落【《月令》】；麋是泽兽【《左传》：逢泽有介麋焉】，属纯阴，仲冬时得到阳气而角脱落【熊氏、贾氏】。所以《周礼》说：“菁葅配鹿臡；茆葅配麋臡。”各自顺应其本性以为适宜【《述异记》：鹿活一千年变苍色，又五百年变白色，又五百年变〇；《埤雅》：麋青黑色，肉蹄，角从生出到坚硬，不到两个月，大的二十多斤】。然而吕祖谦、朱熹都遵循毛亨、严氏的说法【那些禽兽形体，祁大又非常多】，尤其显得分明。

译鸿雁

《毛传》说：大的叫鸿，小的叫雁。后来的儒者大多采纳这种说法，这本没有错误，但所区分的不仅仅如此罢了。《易经》渐卦取义于鸿，许多儒者多以婚礼用雁、大夫的见面礼也用雁来解释，既然把鸿和雁混为一谈了，那么解释《诗经》的人为什么没有一个深入探究的呢？根据《博物志》的说法，它们的羽毛有粗细之分，形体有大小之别，有三点相同：第一，仲秋时来作为宾客（《月令》说：孟春鸿雁来，是从北方来；仲秋鸿雁来，是从南方来；季秋鸿雁来作为宾客，先来的为主，后到的为客）；第二，叫声像家鹅；第三，行进有次序，飞翔有秩序。有三点不同：雁的颜色是苍色而鸿的颜色是白色，这是第一点；雁多成群而鸿少伴侣，这是第二点；雁飞不过高山而鸿直冲云霄，这是第三点。这些辨析最为明确，而陆玠既然说鸿纯白像鹤而且大，又说有小鸿大如野鸭，也是白色，那么鸿自有大小两种。《月令》有候雁的名称，《尔雅》则称舒雁，《禽经》一名翁鸡，一名□鹑，一名防（音埋），《方言》（自关西）称之为鴚鹅（南楚之外称之为）鸧鹅。《法言》又说：朱鸟的名称不一了。汉武帝时有赤雁（皇帝出行获得赤雁，作《赤雁之歌》在郊庙祭祀时进献），宣帝时有五色雁（皇帝在西河修建世宗庙进行告祭，有五色雁聚集在殿前），那么它们的颜色也不一致了。而成公绥的《鸿雁赋》，李白的《鸿雁行》（《玉篇》：鸿雁也），这两种鸟不分清久矣。又说《说文解字》：雁归入隹部（说：是鸟），雁归入鸟部（说：是鹅），《玉篇》、《广韵》仍然分为两种。《韵会》说：雁或写作雁，才开始合为一种（徐锴说：从人从厂，意义无所取，应当从雁省，通用作雁，别作鳫）现在人们通用，并非古法。

鹤鸣篇

《序》说：《鹤鸣》是规劝周宣王的。诗在雅中，自然适宜指君王而言。称宣王的，应当也有依据，但经文没有明文。所以朱熹《诗集传》泛泛地说这是陈述善道、接纳规劝的话，大旨也相符合。至于所规劝的事情，毛亨、郑玄专门以求贤来解释（说应当寻求尚未出仕的贤人而任用他们）。如果诗人专门以求贤来规劝君王，《序》为什么不直接说“规劝宣王求贤”呢？况且毛亨（以在深渊中的为良鱼，比喻贤者；在水洲上的为小鱼，比喻小人）郑玄（以鹤与鱼都比喻贤者，檀树下有落叶，比喻朝廷崇尚贤者而贬抑小人；他山则比喻异国）取喻的意思，已经不尽相同。李迂仲（以鹤与鱼比喻贤者，檀则比喻大才，落叶则比喻小才）范逸斋（以鹤与檀比喻贤者中的大者，鱼与落叶、山谷、石头都比喻贤者中的小者）的说法也是伯仲之间。朱熹《诗集传》以首两句说真诚不可掩盖，次两句说道理没有定准，再次说喜爱应当知道其恶，最后说憎恶应当知道其美，似乎本于王安石（王安石分修身、致人、用贤、辨别不肖取人为善四件事）及范逸斋的一种说法（上四句规劝君王应当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下四句规劝君王应当爱知其恶，恶知其美）。天下的道理不限于这四者，即使从这四者推演，触类旁通，道理无不涵盖，事情无不具备，举天下而施行也可以。如果专指求贤，那么所规劝的只是一件事罢了，所以不说“规劝宣王求贤”而说“规劝宣王”。有人怀疑一篇之中不宜屡次列举四件事，然而一篇之中既然以鹤鸣比喻贤者了，逐渐假借化为鱼，逐渐假借化为檀、落叶、山谷、石头，一个贤者，屡次列举六件事来比喻他，诗人难道不嫌辞费吗？

祈父

《毛传》说：祈父，是司马。职掌封疆的兵甲。郑玄笺说：这是司马，当时的人以其职务称呼他，所以叫祈父。司马掌管禄士，所以司士隶属于他。又有司右，主管勇力之士。这些勇力之士，是责备司马的话。我是王的爪牙，爪牙之士，应当为王守卫，你为何把我移置到忧患之中，使我没有安居之处呢（说被派从军与羌戎在千亩作战而失败的时候）。六军之士，出自六乡，法度不取用王的爪牙之士。毛亨、郑玄本意相合，孔颖达援引《周礼》来申明其义，很有依据。但是孔颖达既然说这些爪牙之士不应从军，又说这些勇力之士选为司右，应当在其中。如果军右出征，是其常职。现在怨恨把我移置到忧患之中，大概是使之为步兵，所以怨恨。这实在是衍说《周礼》注所谓选右者，只是选为王的五路及属车的护卫罢了。如果甸出一车，甲士三人，那么六军的护卫已经在其中，不必再选司右的属员来充任。如果把司右当作步兵，那将有许多司右吗？司右的职务，应当为王守卫，即使作为六军的护卫，也不是其职务，不论乘车与役卒。朱熹《诗集传》说：我是六军之士。以我为六军之士，那么六军之士不从征役吗？章氏说乡遂六军之士以守卫王畿，王有四方之事，那么冢宰在诸侯中任命军队，小宰掌管其戒具，虎贲氏用牙璋征发，封疆之兵不出。何况司右、虎贲之士呢？如果天子亲自率领，那么乡遂六军之士及司右、虎贲的属员才开始都随行。那么朱子以此诗为天子不亲自率领吗？考察《周礼》大合军，是大司马的职务，而其属员量人，则营建军垒舍；

译环人负责向敌军挑战以宣扬军威；司右负责编组军队的卒伍并匹配其战车；虎贲氏负责在君王前后奔走护卫，率领卒伍；旅贲氏负责手持戈盾，夹在君王车旁奔走护卫军队；若遇战事，则披甲奔走；挈壶氏负责提壶以命令军队挖井取水，提辔以命令军队安营扎寨，提畚箕以命令军队运送粮草。战争的使用在于马匹，因此设有马质、校人、圉人、牧师等职官；战争的利器在于兵器，因此设有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等职官；而五官所属的官员各自在军队行列中任职。天官小宰用官府的六种联事来整合邦国治理，第四种是军旅的联事；幕人在凡有军旅行动时，供给帷幕、幄帐、帟幕、绶带；地官大司徒在大规模军旅行动时，用旗帜召集万民，并制定徒众庶民的政令；小司徒在大规模军旅行动时，率领众庶，在小规模军旅行动时，巡视役事并治理其政令，以及乡师正治理其徒众役事，车辇旅师、县师、遂人编组卒伍，检阅兵器，遗人、委人供给储备物资，鼓师夜间击鼓警戒，军队行动时就击鼓召集众人。春官大宗伯用军礼来统一邦国，小宗伯则率领有关官员设立军社，大祝在军社进行宜祭，在祖庙进行造祭，大师执持同律来监听军声，大史怀抱天时历法与大师同车。秋官大司寇用五刑来纠察万民，第二种是军刑，士师掌管五禁，第五种是军禁，掌管五戒，第一种是誓，用于军旅，乡士、遂士在有大军旅行动时，各自率领其属官清道戒严。至于冬官所属的攻金、攻木、攻皮等各种工匠，军队出行时都不可缺，这些都是不必君王亲自出征才跟随服役的。《语类》又说：乡遂的百姓用来保卫王畿，凡有征讨，只有邱甸的百姓。邱甸与乡遂的制度虽然不同，但邱甸也在王畿之内，邱甸的百姓可以征用，那么六军的士兵就不会因为跟随征讨而怨恨了。又因为六军的百姓出自六乡，如果乡遂的百姓不用于征伐，朱子为何还称他们为六军之士呢？又《周礼》贾公彦疏说：凡出征的法度，先征六乡，次征六遂，次征公邑及三等采地，赋税仍不够，才向诸侯征兵，那么乡遂的百姓是征讨最先使用的军队。《尚书》孔颖达疏说：乡遂各有六军，天子实际有十二军，诸侯实际有六军，那么邱甸所出的兵是在六军之外的。再考证郑众说六遂在王国百里之外，而《白虎通义》及杜预《周礼》注说：天子近郊五十里，远郊百里，郑玄《聘礼》注说：《周礼》天子王畿千里，远郊百里，以此类推，远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 子二十里，男十里，近郊各减半。郭璞《尔雅》注说：假设百里之国，五十里为界，界各十里。孔颖达《礼记正义》说：王国百里为郊，乡在郊内，遂在境外，诸侯的制度也应当是乡在郊内，遂在郊外。综合观察各种说法，天子诸侯的国家远近大小不同，那么居住在那里的百姓强弱众寡自然也不同。然而《周礼》大司徒与遂人的职掌，是天子的六乡六遂之法，既然每家出一人，恰好符合六军的数量，诸侯的郊内郊外，怎么会有三乡三遂的百姓呢？如果诸侯十里之郊内郊外，能容纳三乡三遂的百姓，那么天子百里之郊内、郊外，又岂止容纳六乡六遂的百姓呢？如果不按地域出兵，那么乡遂军的称号，为何天子是六而诸侯是三？通盘计算，未免难以通达。汉唐诸儒，只固守成法，未能仔细审察，所以朱子有不同议论。而典籍散佚，无法考证，后人更多主观臆说。总之，这首诗中有不该服役却被驱使服役的人，所以有怨恨之思。司马职司右、虎贲、旅贲等属官，都是为君王守卫的人，都可以称为爪牙之士。

译有实其猗

朱熹的《诗集传》引用《毛传》说：“实，充满；猗，长。”《郑笺》说：“猗，倚靠。是说南山既高峻，又用草木填平其旁侧，倚靠着沟谷，使之齐整均平。”以及有的说法认为这些解释都不甚通顺。所谓“有的说法”，是指苏轼的说法。【苏轼《诗集传》说：山中的实，指草木，这是对的。山所孕育的生物，其气息平均如一，凡是生长在山上的，无不茂盛修长。】李迂仲【说：实，指草木；猗，如同《绿竹猗猗》中的猗一样。是说南山所孕育的生物，草木没有不茂盛的。】吕东莱都跟随苏轼和朱熹的《诗集传》。后来引用苏轼说：“执政者如果不平正自己的心意，那么下属的荣枯、劳逸就会有极大的差别。”那么意思也是跟随苏轼的。刘安成又举出《左传》中的“落其实”和《诗经》中的“绿竹猗猗”，作为“实”字和“猗”字的证据。“猗”字的解释固然可以通顺，但《左传》中的“实”字与“材”字相对，杜预注说：“吹落山木的果实。”这是“实”作为果实的实，并非直接把草木当作“实”。所以朱子最终没有对此下定论。考察郑玄笺注解释“实”字，本意与毛亨相同，只是把“猗”解释为“倚”，未免有些牵强附会。王肃阐述毛亨说：“南山高峻，而有草木使其平均，是因为草木生长茂盛。”【师尹尊贵显赫，而有益处使其平均，是因为他任用众多士人的智能。】孔颖达疏认为传文的意思或许如此。欧阳修说：“城中失火，城里人跑着互相告知说：‘火起在某坊。’郊野道路上的人望着互相议论说：‘火在某坊。’将听谁的？毛亨处于汉初，距离《诗经》成书还近；后两百年郑玄出现；又近千年苏轼出现。谁像是城里的人，谁像是郊野道路上的人呢？”那么在都不通顺之中，毛亨的解释必有师承传授，不像后人的揣摩推测那样。

贝

古代用货贝和龟甲作为宝物，到了周代有了泉（钱）和贝，到了秦代废除贝而通行泉。【《说文解字》】《禹贡》扬州，筐里装着织贝。《顾命》篇中大贝和鼖鼓在西房。贝作为宝物已经很久了。《尔雅》说贝生活在陆地，贆【音yǐ】生活在水中的叫蜬，大的叫魧【音háng。《尚书大传》说西伯（周文王）既讨伐黎国，纣王把他囚禁在羑里，散宜生到江淮水边，取来大贝如大车车辋一样大的，用来赎他的罪。郭璞注说车渠指车辋，即魧这一类。邢昺疏说《考工记》称车辋为渠，那种贝形状弯曲且大小如车辋，所以比作车渠。】小的叫〇【音zé。郭璞注说现在细小的贝也有紫色的，出产于日南郡。】〇贝、贻贝【黑色的贝】、余貾【音chí】、黄白文【以黄色为底色，白色为花纹】、余泉、白黄文【以白色为底色，黄色为花纹。现在紫贝以紫色为底色，黑色为花纹】、蚆【音bā】、博而頯【kuí，中央宽两头尖】、蜠【qiú】、大而险【指污薄】、〇小而椭【tuǒ，即上面说的小贝，椭指狭长】。这些都是描述贝的形状的。【郭璞注同上】而《相贝经》又有紫贝【直径一尺，像赤电黑云，俞疾】、珠贝【素质红纹，明目】、绶贝【青地绿纹，消气障】、霞贝【黑纹黄画，伏蛆虫】，这些是贝对人的益处。浮贝【使人孤独】、濯贝【使人容易受惊】、虽贝【使人患疟疾】、皭贝【使胎儿流产】、恵贝【使人健忘】、醟【wèi】贝【使儿童愚笨、女子淫荡】、碧贝【使人盗窃】、委贝【使意志刚强】，这些是贝对人的损害。《顾命》篇又有文贝，《山海经》说苍梧之野，那里有文贝。【又说阳山浊洛之水注入蕃之泽，多文贝；阴山渔水中多文贝。】邽山蒙水多黄贝。大致交趾【《南州异物志》说交趾北南海中有大文贝，质地白而花纹紫，天然形成，不假雕琢而光彩焕烂】、日南【《交州志》说大贝出产于日南，如酒杯大，小贝是贝齿，善于解毒，都有紫色】都出产这种贝。大的像轮子【《相贝经》】，有的甚至达到一尺六七寸【邢昺疏】，肉像蝌蚪而有首尾【郭璞注】，因为用它的背，所以叫贝【《埤雅》】。上应摇光星。【《运斗枢》说摇光明江吐大贝。】

南箕

毛亨《传》说：“南箕，就是箕星。”孔颖达《疏》说：“二十八宿中有箕星，没有南箕，所以说南箕就是箕星。箕星有四颗星，两颗为踵，两颗为舌，踵狭而舌广。”严粲说：“箕，是东方的星宿。考察星象的人多在南方验证，所以叫南箕。南箕就是箕星，很明显。”《洪范》说：“星有好风的，大概是箕星。”《诗纬》说：“箕是天口，主管出气。”《春秋纬》说：“月亮离开箕星，风扬沙。”《史记·天官书》说：“箕为敖客，叫口舌。【索隐说：‘宋均说，敖，调弄。箕以簸扬，调弄为象。箕又接受物品有去有来，是客的象。’】《晋书》说：“箕四星，也是后宫妃后的府库，也叫天津，一曰天鸡。凡是日月宿在箕、东壁、翼、轸的，风起。又主管口舌。”《荆州星占》说：“箕舌一颗星动，则大风至，不出三天。又说箕第二星名风。”后来纵观各种说法，箕星的可畏如此，而防人的罔极，往往无事生风，逞其口舌，来簸弄君子，捕风捉影的言论，凿凿言之，反而好像与人心风俗的教化有关，使人想辩解却无从下手，其伤残君子也不亚于摧枯拉朽那样容易。古人既然取象于口舌而命名箕星，诗人又借箕星来比喻口舌，能不畏惧吗！

天汉

毛亨《传》说：“汉，天河。”旧说天河与海相通【《博物志》】，从北极分为两头，随天转入地下【《抱朴子》】，大概是金的散气，其本源是水【《天官书》又说汉星多则多水，少则旱】，气发而升，

译精气向上漂浮，蜿蜒流转，称为天河，又叫做云汉，众星从这里出现。《物理论》说：《尔雅》称，析木叫做津，那是箕宿和斗宿之间的天汉津渡。郭璞注解说：箕宿是龙的尾巴，斗宿是南斗，是天汉的津梁。邢昺疏又引用孙炎（说析别水木，因为箕斗之间是天汉的津渡）和刘瓛（说天汉就是天河，天河在箕宿和斗宿二星之间，箕宿在东方木位，斗宿在北方水位，分别水木，以箕宿为间隔，渡河需要津梁，所以称此处为析木之津。不说析水而说析木，是因为这次自南而尽北，所以依此次而命名为析木）的说法来加以申述，分析得非常明白。而《晋书》所载尤其详细（说天汉起于东方，经过尾宿、箕宿之间，叫做汉津，又分为两道，南道经过傅说、鱼、天籥、天弁、河鼓，北道经过龟贯、箕下、次络、南斗魁、右旗至天津下而汇合。南道向西南行，又分夹瓠瓜、络人、星杵、造父、腾蛇、王良、传舍、阁道。北道经太陵、天船、卷舌向南行，络五车，经北河之南，进入东并水位而向东南行，络南河、阙丘、天狗、天纪、天稷，在七宿南边隐没）。《唐志》说：云汉自坤位抵艮位为地纪（北斗自乾位携巽位为天纲），主要也没有不同的议论。而在周朝兴盛时，那明亮的云汉，在天上彰显光辉。周朝衰败时，天空有银河，监视也有光亮。云汉也因人而有不同吗？

译织女

《汉书》说：“婺女，它的北面是织女，织女是天帝的孙女。”《晋书》说：“织女三星，位于天纪的东端，是天女。【主管瓜果、丝帛、珍宝。如果君王至孝，神灵欢喜，那么织女星就都明亮；天下太平，大星愤怒，角宿布帛昂贵。】织女作为天女，本来没有不同的说法。而《毛传》将“跂”解释为角落的样子，孙炎说：“织女三星，跂然像角落。”孔颖达疏说：“织女三星，鼎足而立形成三角，远看跂然。”那么织女作为三星，也没有不同的说法。它旁边有一颗小星名叫始彰，又向南有一颗星名叫琯朗。【男女在夏至、冬至祭祀它，能获得好气色、好智慧。】这两颗星只是在旁边和南面罢了，不能混淆。《焦林大斗记》说：“天河的西边有星星光芒辉煌，与参宿一起出现，叫做牵牛；天河的东边有星星微微发光，在氐宿之下，叫做织女。”那么那迢迢皎皎的星星，各分东西，盈盈一水之间可望而不可即的，是星星吗？《续齐谐记》讲述成武丁的事。【桂阳人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间。忽然对他的弟弟说：“七月七日，织女应当渡河，众仙都回宫，我先前已被召去，不能停留，与你分别了。”弟弟问：“织女为什么渡河去？什么时候回来？”回答说：“织女暂且去拜访牵牛，我三年后应当回来。”第二天就失去了成武丁。又说：“天帝的女儿许配给牵牛，荒废了纺织，天帝愤怒，责令她回到河东，让一年一会。”】至今人们说织女嫁给牵牛，那就是荒诞的说法了。

七襄报章

关于“七襄”的解释，毛亨和郑玄意见不同；关于“报章”的解释，毛亨和郑玄意见相同。毛亨说：“襄，反也，指从早到晚经过七个时辰又返回夜晚。”郑玄说：“襄，驾也，驾指更换其位置，从早到晚七个时辰移动一次，因此称为七襄。”毛亨的说法自有师承传授，郑玄将“襄”解释为“驾”，本于《尔雅·释言》。“肆”指止舍之处，天有十二次，是日月止舍的地方，从卯到酉，历经其止舍之处有七个。苏轼传、吕祖谦记都跟随郑玄，朱熹传、列传并列两种说法并阐明其意，也是想跟随郑玄。但是织女从早到晚移动历经七次，道理固然如此，而终究不可见，所以仍然说未详。蒋氏的说法【说：“凡是物体有驾都可以称为襄，所以抬轿子也称为奉襄，这里所说的襄义与此相关，织机的样子像这样”】也不可信【毛传将“玁狁于襄”的“襄”解释为除，那么与“移”字的意义相近，或许应当如此吧】。毛亨解释“报章”说：“不能反过来回报形成花纹。”郑玄说：“织女有织的名字罢了，驾只有西没有东，不像人织那样相反回报形成花纹。”郑玄实际上是申述毛亨的意思，说女人织纬，一往一来是反过来回报形成花纹，现在织女星的驾只有西而没有东，所以不能形成回报的花纹。欧阳修说：“天上虽然有织女，不能为我织成花纹。”朱熹传说：“不能形成回报我的花纹。”后人怀疑谭大夫对织女有什么施予而要求她回报，那么古人的说法似乎不能完全废弃。

牵牛服箱

《尔雅》说：“星纪，是斗宿和牵牛宿。”又说：“河鼓，叫做牵牛。”因此河鼓、牵牛是一个。《汉书》说：“牵牛是牺牲。”它的北面是河鼓，河鼓的大星，上将左，左将右，右将，因此河鼓、牵牛是两个。《尔雅》李巡注：“牵牛、河鼓，都是二十八宿的名字。”孙炎注：“河鼓的旗十二星，在牵牛的北面。”是用《汉书》来解释《尔雅》。郭璞注：“牵牛、斗宿，是日月五星的终始，所以叫做星纪。”现在荆楚人称呼牵牛为担鼓，担是荷的意思，是顺着《尔雅》本文来解释的。孔颖达《诗》疏、邢昺《雅》疏都说：“不知道它们的同异。”现在看毛公既用《尔雅》解释《诗经》，而苏轼传、吕祖谦记、朱熹传都跟随毛公，应当以《尔雅》为准了。又《汉书》说河鼓左右旗各九星，孙炎说河鼓十二星，他们的说法既然不同，而《晋书》说牵牛六星【天的关梁，主管牺牲事】它的北面二星，一个叫即路，一个叫聚火【又说：上一星主管道路，次二星主管关梁，次三星主管南越】难道牵牛真的不是河鼓吗？为什么数量差别这么大呢。毛亨说：“服，是牝服。”郑玄说：“牵牛不能用于牝服的箱。”两家互相补充，符合《周礼》【车人说：“大车牝服，两个柯有三分柯之二。”注：“大车牝服长八尺，叫较，两个较中间容纳物品的地方叫箱。”《礼书》：“与人的车箱广而不方，车人的车箱方而不广”】。欧阳修说：“虽然有牵牛，不能为我驾车而运输物品。”邱说：“服箱犹言驾车。”朱熹传跟随他，读“服”为“服牛乘马”的“服”，与“上报”字相对，在道理上也通。陆机、陆云《诗》【陆机说：“契阔成騑。”陆云说：“说牵牛不是服箱”】从古。

启明长庚

毛传说：“太阳早上出来，称明星为启明；太阳已经落下，称明星为长庚。庚是继续，所以启明、长庚是一个。”《尔雅》说：“明星叫做启明。”孙炎、郭璞都把明星当作太白。《广雅》说：“太白，或者叫做长庚，或者叫做太嚣。”曹宪注与毛传相同。孔颖达疏说：“启明是太白星，长庚不知道是什么星？或许是一颗星星出现在东西而名字不同，或许是两颗不同的星星，未能审察。”郑渔仲则将启明

译启明是金星，长庚是水星。后人认为金、水二星各自有晨昏时的运行度数，晨度时就在太阳西边运行，昏度时就在太阳东边罢了。如果按照郑玄的说法，那么金星就只有晨度而没有昏度，水星就只有昏度而没有晨度了。熊氏又提出非金即水的说法，游移不定，没有确定的见解。考证《史记索隐》引用韩说：太白星早晨出现在东方叫启明，黄昏出现在西方叫长庚。又传说李白的母亲梦见长庚星而生下李白，于是命名李白，字太白。韩愈的诗说：太白星伴着月亮。苏轼的诗说：长庚星直到天亮还伴着月亮。那么不仅启明是太白星，长庚也明显是太白星了【苏轼传记：启明、长庚都是太白星】。所以朱熹的传注把启明、长庚都归为金星。但想一下，启明、长庚既然是同一颗星，早晨先于太阳而出，黄昏后于太阳而入，那么白天的运行度数就比太阳慢了。既然后于太阳而入，又先于太阳而出，夜晚的运行度数难道不反而比太阳快吗？同一颗星的运行度数怎么会在昼夜之间有差异？况且诗中说到“东有西有”，也不像是一颗星的特征，那么渔仲的说法难道不可以说并非完全错误吗？

译毕

毛亨传曰：“毕是用来掩捕兔子的工具。”郑玄笺曰：“祭祀用的器物中有叫毕的，是用来辅助装载鼎中食物的。”两家都认为毕是星名，但在取象于毕的含义上却不同。孔颖达引用《诗经》“鸳鸯毕之罗之”和《月令》“禁罗网毕翳罗出国门”来申述毛亨的观点；又引用《特牲馈食礼》“宗人执毕。注云：毕形状像义，大概是因其形似毕星而得名。主人亲自举起，宗人则拿着毕来引导”来申述郑玄的观点。又引用孙毓的话说：“祭祀用的毕形状像毕星，名称来源于星象；弋射用的毕也取象于此，并在上面施加网罗，虽然两种解释都能通顺，但郑玄的笺义更为优长。”孔颖达偏向郑玄的说法，大概是因为掩兔的毕尚需在上面施加网罗，而祭祀用的毕则宛如毕星本身，所以说郑玄的笺义更优长。现在考证《尔雅》“浊谓之毕”，郭璞注：“掩兔的毕，有的称为浊。”如果是因为星形而命名，那么本来是从毛亨的说法。而欧阳修、苏轼、李光、范祖禹、吕祖谦、朱熹都尊崇毛亨，因为《史记·天官书》说：“毕叫罕车，主管边兵和弋猎。”《汉书·天文志》说：“西方主雨，雨是阴的位置，月亮偏离中道，向西移入毕星则多雨。”《后汉书·苏竟传》说：“毕是天网，武王伐纣时在毕星上祭祀，是求助于天。”《晋书·天文志》说：“毕八星主管弋猎，其中大星叫天高，又叫边将星，明亮宏大则远方夷人进贡，天下安定。”这些书大多说毕主管田猎，而二星直上像柄，六星弯曲成两行，张开嘴像毕网【朱熹说】。况且祭祀用的毕，只是宗人拿着而已，《诗经》说载着它施行，那么与“兎置”篇中说施于中逵、施于中林的相合，毛亨的传确实不可改变。

北斗

《晋书》说北方【南斗六星是天庙，丞相大宰的位置，主管褒奖贤能、提拔士人，禀授爵禄】，一曰天机，南二星是魁，即天梁，中央二星是天相，北二星是天府庭【也是寿命的期限，斗星盛明，王道平和，爵禄施行】。北斗七星在太微北【是七政的枢机，阴阳的本源，所以运转于天中而临制四方，以建立四时并均衡五行。魁四星为璇玑，杓三星为玉衡。又说斗是人君的象，号令的主宰，又是帝星，取运动之义】。第一星叫天枢，二叫璇，三叫玑，四叫权，五叫玉衡，六叫开阳，七叫摇光。一至四为魁，五至七为杓。枢为天，璇为地，玑为人，权和玉衡为音，开阳为律，摇光为【星】【石氏说第一星叫正星，主管阳德，是天子的象；二叫法星，主管阴刑，是女主的位；三叫令星，主管中祸；四叫伐星，主管天理，讨伐无道；五叫杀星，主管中央，辅助四旁杀有罪者；六叫危星，主管天仓五谷；七叫部星，也叫应星，主管兵】。吕祖谦记载董氏的说法以及朱熹最初的说法都指北斗而言，《集传》又指南斗而言，并附或说，大概是拘泥于孔颖达【说二十八宿连四方为名者，只有箕、斗、井、壁。壁是室的外院，箕在南则壁在室东，所以称东壁。郑玄说参傍有玉井，则井在参东，所以称东井】箕斗都在南方之时，箕在南斗在北的说法，而又不认为最初的说法错误，所以两者并存。然而上文东西不以启明长庚比较而区分，这里也不必以箕斗比较而区别。《春秋文耀钩》说“斗是天之喉舌”，《礼斗威仪》说“审候五色”，宋均注“斗七星有五色，宫商角徵羽各应其星”，都指北斗。

笙磬同音

毛亨传曰：“笙磬，是东方的乐器。同音，四县都相同。”孔颖达引用《大射》注【大射乐人预先悬挂乐器，阼阶东，笙磬西面，它的南面是笙钟，再南面是镈，都向南陈列。注：笙犹生也，东为阳中，万物资生，所以东方为笙磬，举磬则钟镈可知】和小胥注【小胥说“王宫县”，郑司农说：“宫县四面悬挂，以东为始，举笙磬则四方可知”】来申述，这是把笙磬当作一种器物。郑玄笺“笙磬无训”，意思与毛亨相同，只是说“同音”，谓堂上堂下八音和谐。孔颖达于是说郑玄把笙与磬分为二，经文说“钟琴笙磬”，是金石丝匏四者，举此说明土革竹木也和谐相同可知。我认为郑玄说“八音克谐”，犹如毛亨说“四县皆同”，举一以概括八，不是举四以概括八。郑玄在《仪礼·大射》注中明确说“东方钟磬谓之笙，西方钟磬谓之颂”，而在笺《诗》时不自立义，因为毛亨已得解。现在考证《周官》“眡了”掌凡乐事，播鼗击颂磬笙磬。贾公彦说：“东是生长之方，所以叫笙；西是成功之方，所以叫颂。”也是从郑玄的说法。陈晋之说：“钟磬之应歌者为颂，即颂钟；钟磬之应笙者为笙，即笙钟。”《春秋传》“歌钟二肆”即颂钟；《诗》“笙磬同音”即笙磬，意思虽稍异，而以笙磬为一物则与毛亨说相同，并非没有依据，而孔颖达误解了郑玄的意思。吕东莱说：“磬以石为之，其制在《考

译《考工记·磬氏》篇。朱熹传注说：“磬，是用石头制作的乐器。”琴瑟在堂上，笙磬在堂下，说它们相同，是言其和谐。熊氏阐发朱子的意思说：古代堂上的乐器都接受笙的音律标准，堂下的乐器都接受磬的音律标准。琴瑟是堂上的乐器，《小雅》中说“鼓瑟则吹笙”，这就是瑟接受笙的音律标准的证据。鞉鼓管笛是堂下的乐器，《商颂》中说“鞉鼓渊渊嘒嘒，管声则曰依我磐声”，这就是鼓管接受磬的音律标准的证据。熊氏的辨析非常详细，这是依据孔氏申述郑玄的意思，将笙和磬分为两种器物。大概《仪礼》中“笙磬笙钟”并提，这首诗首先提到钟而没有提到笙钟，怎么知道提到笙提到磬一定是《仪礼》中的笙磬呢？看孔氏申述毛亨说：“乐器很多，必定以钟为首，而先提到的，是因为演奏音乐必定先击钟。”《左传》称之为“金奏”，就是先击钟来演奏各种乐器。解释“鼓钟”的含义，并不认为是笙钟，那么磬也就只是玉振之磬。既然如此，那么孔氏申述郑玄，虽然不符合郑玄的原意，却符合《诗经》和《礼记》。朱传跟随吕氏，实际上是跟随孔氏。《礼记》说：“叔之离磬，乐录遂认为磬是叔所造。”《世本》说：“无句【尧的臣子】制作磬。”《通礼义纂》说：“黄帝让伶伦制作磬，磬的由来已经很久了。”《考工记》“磬氏制作磬”，是根据周代的情况而言的。而离磬则独特，大编磬则杂乱而小。

译雅南籥

毛传说：“这是雅乐和南乐。舞蹈四夷之乐，是因为伟大的德行广泛地波及四方。”东夷的音乐叫昧，南夷的音乐叫任，西夷的音乐叫株离，北夷的音乐叫禁，用这些来作为籥舞，这样就是和谐而不僭越了。毛传的解说通常很简略，唯独对此解释得详细，确实可信。又《东都赋》的注中，刘渊林引用《韩诗内传》说：“君王舞蹈六代的音乐，舞蹈四夷的音乐，是大德广泛波及的地方。”后汉陈忠说：“君王将合欢之乐在堂上舞蹈，将四夷之乐陈列在门外。”所以《诗经》说：“以雅以南，韎任朱离。”注中引用薛君的章句说：“南夷的音乐，只有南乐可以和雅乐相协调，因为那里人的声音和乐籥没有僭越差错。”《毛诗》中没有“韎任朱离”的文字，大概是看到了齐鲁地区的《诗经》版本，现在已失传。这样四家（毛、韩、薛、陈）的说法相合，尤其显得可信。然而考证《周礼》：“韎师掌管教导韎乐，举出东方来概括四夷，所以用这个名称来命名官职。”毛传把笙磬当作东方之乐，东方是万物开始的地方，所以举出来概括四方。为什么这首诗不说韎而说南呢？又“旄人掌管教导舞蹈夷乐”，“防氏掌管四夷之乐及其声歌，祭祀时就吹奏并歌唱。”四夷之乐既然都可以吹奏歌唱，就不能说只有南乐可以和雅乐相协调了。况且南方之乐既然叫任，自然不能再叫它南。而陈忠既说“南”又说“任”，那么不能把南当作夷乐就可知了。陈忠的意思，“以雅以南”就是合欢之乐，“韎任朱离”才是四夷之乐罢了。所以欧阳修想要阙疑未详【说：《左传》中的“南籥”是文王的音乐，《诗经》又把《周南》《召南》当作文王的诗，这“以雅以南”不知道南是什么音乐】而《七经小传【说：《鼓钟》诗以雅以南，文王世子胥鼓南，都指文王的音乐，那么就是吴季子所观看的象箾南籥了，不是指南夷的音乐。南夷的音乐叫任，不叫南，叫它南是强行命名了】说《鼓钟》诗，哀伤幽王扰乱了文武的音乐，所以最后提到雅与南。雅也用籥，南也用籥，所以说“以籥不僣”】。苏洵的传也说：“雅是二雅，南是二南，籥的解释见《简兮》篇【郑夹漈、季迁、仲范、逸斋、程泰之、吕祖谦都跟随苏洵】朱熹的传跟随他。大概《仪礼》中的音乐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升歌，这歌用瑟伴奏；第二阶段笙进入，用磬辅助笙；第三阶段间歌，歌与笙交替，所谓“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也。以上都演奏雅乐，第四阶段合乐，歌唱二南，所谓“以雅以南”也。孟子说“管籥之音”则播。雅乐和南乐在籥的伴奏下周旋相应，所谓“以籥不僣”也。又单独说雅，可以把风诗包括在内，比如杜夔记载雅乐四篇，驺虞、伐檀、鹿呜、文王就是。并说雅南，那么分开二雅、二南为宜。如果就毛、郑两家的说法而言，毛公的师传有来历，而且他的意思也优长【毛认为雅是先王的乐舞，南是四夷的乐舞，籥是文舞，用这三种舞与上面的瑟、琴、笙、磬节奏齐同，这样才是不僭越】郑认为万是武舞，而雅就是万舞，与籥舞相对为文舞【郑说：雅，是万舞；万舞，南舞，籥舞，三种舞不僭越，是说进退的行列。周乐崇尚武，所以称万舞为雅，雅是正的意思；籥舞是文乐】则不免牵强附会。

楚茨篇

《诗序》说：楚茨，讽刺幽王。君子思念古人。朱子说这篇到《车舝》共十篇，似乎出自一人之手，词气和平，称述详实典雅，没有讽刺的意思。我私下担心正雅中的篇章有错简在这里。《诗序》都错了，这是朱子的创解，后人相信的有，怀疑的也不少。班固、张衡的赋，喜欢叙述西京的盛况；仪凤、元稹、白居易的诗，多咏开元盛世的佳事。古人生活在衰败的末世，而遥想极盛的时代，恨不能生于当时，而反复咏歌，固然是无聊寄托的词句。然而追慕之下，必多感慨，词气之间，时常流露悲伤，而这十首诗典正融洽和畅，毫无怨恨之情。何必把欣慰变为愤懑，把颂美变为刺讥呢？所以就诗论诗，朱熹的传说得对的，大概十有八九。又吕祖谦记载董氏说：郑康成认为“趋以采齐”应当是“楚荠”的“荠”，担心后世误写【《说文解字》说：荠，是蒺藜；而茨是用茅草覆盖屋顶的名字。那么在康成时代，字还是荠，写成茨的是后人误写】康成的意思，本来说“齐”音应当读如“茨”罢了。董氏引用它，似乎康成认为“采齐”就是《诗》中的“楚茨”了。刘安成相信董氏的说法【说：先儒认为《楚茨》就是《采齐》】不考察得很严重。说“齐”应当是“茨”，不知道“采”怎么变成“楚”呢？《汉书》、《文选》两注都把“采齐”当作逸诗。既然“肆夏”是逸诗，那么“采齐”也是逸诗，就明白了。

神保

毛传解释保为安。郑氏申述说：鬼神安宁而享用祭祀。孔氏又申述说：推究其生存时称为祖，言其精气称为神。这样神就是先祖，而保是先祖之神的安宁。起初并不把两个字合起来作为称号。先儒都跟随

译范逸斋起初认为“神保”就是“天保”。《楚辞》中称之为“灵保”，是鬼神的称呼。朱熹的传注中，“保”字既然依从毛亨的训释，却又说是“神保”，大概是作为“尸”的美称。《楚辞》所说的“灵保”，也是以巫降神的称呼，这就符合范逸斋的说法了。考察《楚辞》：“思灵保兮贤姱。”王逸注解说：“灵保是灵巫，姱是美好的样子。思念得到贤良美好的巫者与神灵相保而欢乐。”那么《楚辞》中的“灵保”原本并不作为鬼神的称呼，不足以据此作为证据。朱子又说：“近来看到洪庆善的说法，灵保是巫。”又说：“灵保是神巫，神灵降下而寄托在巫的身上，那么巫的心就是神的心。现在《诗经》中没有提到巫，应当就是‘尸’，这更加难以理解。”《周礼》中司巫是中士二人，掌管众巫的政令罢了【凡祭祀，守瘗、共匰、主及道布及蒩馆；凡丧事，掌巫防之礼】。尸则是由孙子担任【《曲礼》：孙子可以作为祖父的尸，儿子不可以作为父亲的尸】。天子诸侯的尸，在祭祀前三日由卿大夫通过筮法选定【陈氏《礼书》】。怎么可以混为一谈呢？不如依从古说更为妥当【第五章郑玄笺注：神安归者，归于天也】。

译鼓钟送尸

《周礼·大司乐》说：“尸出入时演奏《肆夏》”，这是天子的礼仪【杜子春说：吕叔玉说：“《肆夏》，就是《周颂》中的《时迈》。肆，就是遂；夏，就是大。意思是遂于大位，指的是王位”】。郑玄认为这首诗是思念古代贤明君王，所以引用这条作为证据。朱熹认为这是有田禄的公卿，努力从事农业以供奉祭祀，这与天子之事无关，却也引用这条，自相矛盾，后人于是多有异议。考察《仪礼·大射》，公升堂就席，演奏《肆夏》；《燕礼》，宾客到达庭院，演奏《肆夏》。这说明诸侯可以演奏《肆夏》。又《郊特牲》说：“大夫演奏《肆夏》，是从赵文子开始的。”大夫不能演奏《肆夏》，这就明确说明诸侯可以演奏《肆夏》。天子京畿内的公卿比照外诸侯，或许也可以演奏《肆夏》。但古代礼制废缺，天子诸侯的祭祀礼仪无法得见。朱熹解释这篇多用《少牢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是诸侯卿大夫的祭祀礼仪。其礼仪在告利成之后，祝官进入，尸起身，主人防备地站在东阶，面向东西，祝官先行，尸跟随，于是走出宗庙，没有鼓钟之事，不知依据什么。朱熹认为《楚茨》四篇相连，《甫田》说岁取十千，大田雨我公田，于是及我私，都是九一之法，是公卿采邑之地，所以用公卿来解释。但也太拘泥，这篇并不见公卿之礼，而演奏《肆夏》实为天子送尸的明证，那么何不直接认为是天子的祭祀呢？

宾之初筵篇

《宾之初筵》序说：“卫武公讽刺时弊。”后汉《孔融传》说：“卫武公的宾筵。”注《韩诗》说：“卫武公饮酒悔过。”说的是宾客初就筵席之时，宾主秩秩然都谨慎恭敬。宾客喝醉之后，不知道自己的恶行。韩说被范氏讥讽【说：“诗所陈述的都是君臣上下之礼，武公虽然入朝为卿士，也是人臣罢了，岂能用此礼？武公在幽王时，年纪已高，不应还有酒过”】而朱熹采纳了韩说，难道是因为认为刺时则言语近于诽谤，流于刻薄；认为是自悔则言语足以警戒，归于忠厚？而武公既然为王朝卿士，他的诗得以列于雅吗？但首章毛传认为是燕射，郑笺认为是大射，崔灵恩认为一章为大射，二章为燕射，王肃申述毛传认为是燕乐之义，得则能进乐其先祖，所以说烝衎，并非实祭，所以为燕射。王氏、苏氏、吕氏跟随郑玄，则认为二章“烝衎烈祖”句言祭，明确是将祭而射，所以为燕射，各据所见，本来都可通。朱熹杂引大射、燕射之文来解释诗，不毛不郑之间，于是滋长后人的议论了。盖射礼有三：大射，将祭时在射宫择士；宾射，诸侯来朝与之射于朝；燕射因燕宾客，即与射于寝，其礼不同朱传解释次章既依郑言祭，则宜为大射了，而首章所引燕射礼是什么？大射射皮侯，燕射射兽侯末传引天子熊侯，诸侯麋侯，大夫土布侯，则是兽侯。又乡射礼张侯下纲不及地，不系左下纲，中掩束之，已纳射器，比三耦，司正为司马命令张侯，弟子脱束，于是系左下纲。又燕礼说：“乐人悬挂若射，如乡射之礼。”乡射说：“乐工到西方，命令弟子赞工迁乐于下。”朱传引之，则似为燕射了。又引大射乐，又宿县之文是什么？夫乐人宿县将射，改县者天子宫县阶前妨射位，所以改县以避射，诸侯与其臣行礼略不须改县，孔氏辨之甚明朱子既以此为卫武饮酒，乃引天子之礼是什么？又解释侯制详于天子而不及诸侯是什么？刘瑾以为参约二礼之文，不知礼相合者可以参约，若截然不同者，何可以参约乎？后人以祭祀感神获福与射有何涉？王肃之说未免迂曲，当从郑义。信已，又毛认为二章为行燕射之礼，所以说手取也。室人，主人也【孔说：以主自居于室，所以谓之室人】主人请射于宾，宾许诺主人也入于次，又射以耦宾也郑以此章实为祭，祭则无取于配，所以说仇，读为〇【释文：〇音具，谓挹取酒】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谓佐食也。又复也，宾手挹取酒，室人复酌为加爵。考察大射，司射请于公；乡射司射请于宾，则射法立，司射以此请之耳，非主人请于宾也。又大司马职责说：“若大射，则合诸侯之六耦。”大射礼说：“选群臣为三耦。”则耦者有司所比，非宾自取各自取配者，众耦耳。而特牲佐食一人少牢佐食二人，谓于宾客中取人令佐主人为尸设馔食也。又特三献之后，长兄弟洗觚为加爵众宾为加爵，则郑说有据，故朱子从之。但郑好破朱子深恶之，此独非破字乎王氏说：宾主皆善射，宾党射则手敌，主党入射则又手。邱氏说：手敌，

译这就是“对手”的意思。这种说法似乎也可以讲通。另外，郑玄在《明堂位》的注中将“康”读作“亢”，意为举，这也是破字法。朱熹既然采纳了毛亨的说法，将“康”解释为安【毛亨说：酒是用来安顿身体的】，却又引用另一种说法，即郑玄的注。毛传又说：“时，就是中。”王肃进一步阐释说：“奏中者以饮不中者，意思是胜者一方斟酒进给中者，让他去喝那未中者。”郑玄说：“时，是指心中所尊崇的人。”孔颖达疏认为“时存在于意念之中，所以说心中所尊者”，这是说弟子向长辈举觯敬酒的事。两种说法都讲得通。苏氏认为“奏”是“尔时”，即进献当时的时物，这与“维其时矣”中的“时”字相同。李氏、吕氏都遵从这一说法。朱熹既然将“时”解释为时祭，又引用苏氏的说法，也是认为其义理更为优长。这首诗毛亨、郑玄的解释多有不同，这里姑且列举其中特别突出的几处。

译《诗疑辨证》卷四

《经部·诗类·诗疑辨证》

钦定四库全书

《诗疑辨证》卷五

上海黄中松撰

《文王》篇

《序》说：“《文王》这首诗，是歌颂文王承受天命建立周朝。”郑玄笺解说：“受命，是承受天命而称王天下，建立周朝的邦国。”考察《尚书·无逸》说：“文王承受天命，是在他中年之时。”《诗经·文王有声》说：“文王承受天命，拥有这些武功。”所谓天命，上天难道会谆谆教导地命令他吗？只是通过行为和事情来显示罢了。虞国和芮国争执不决而由文王裁决成功，诸侯听说后归附的有四十多个国家，人心所向，就是天命所归。周家的势力从此日益兴盛，到了武王，于是灭掉商朝而称王天下。那么说文王凭借盛德得到上天保佑而兴起周朝，道理本来没有错误。但是经文说“无念尔祖”，这无疑是成王时期周公所作的诗。周公想让成王效法文王，所以追述文王的德行，在清庙演奏，在受福陈戒的时候，用来训诫成王，并不是说文王承受天命就已经取代商朝，而商的子孙诸侯已经臣服于文王。所以《序》也只说：“文王承受天命建立周朝”，而不说“文王承受天命称王”。郑氏错误地笺注此《序》，而在注解《无逸》时说：“受命”是指承受赤雀丹书的命令，更加迷惑于谶纬之说，不值得相信。《易纬·是谋类》说：“文王比隆兴起开始称霸，讨伐崇国建造灵台，承受赤雀丹书，称王制定命令，显示王的意志。”《易纬·干凿度》说：“进入戊午蔀二十九年，讨伐崇国建造灵台，改正历法，向天下颁布王的称号，承受符命应验河图【注解说：承受天命后五年才进行这些更改，犹如前代圣王所得河图之书】又说：“灭亡殷朝的是纣王，黑色时期火德戊土，苍精授予你位置正当昌盛。”《易纬·通卦验》说：“有人候牙仓姬演步，有鸟将要回顾。”《春秋元命苞》说：“凤凰衔着丹书，在文王的都城游历。西伯得到丹书后，于是称王，改正历法。”《中候·我应》说：“季秋之月甲子日，赤雀衔着丹书飞入丰邑，到达昌的门户，再拜稽首接受。”又说：“我称王不早，一人固守臣下【注解说：我称王不早，想要以一人心固守臣下，这是称王的意思】又说：文王告诫武王说：“我死后，只称太子。”河图洛书再次告谕，遵循我的称王。”《雒师谋》说：“大王诛杀崇侯虎后，文王在丰邑，丰邑的人一朝扶老携幼到来的有八十万户。”又说：“文王承受赤雀丹书而称王，这些都是郑康成所依据的。而刘歆作《三统历》说文王承受天命九年后去世，班固《律历志》记载他的说法，贾逵、马融、王肃、韦昭皇甫谧都跟随他。伏生、司马迁又说文王承受天命七年后去世。孔颖达依据《文王世子》中武王对文王说：“西方有九国，君王大概最终安抚他们”作为文王生前称王的证据。司马光说：“文王作为诸侯四十二年，改称元年。”苏辙说：“虞芮质成，文王讨伐黎国并战胜它，东北各国都来归附，于是承受天命称王。”各种说法纷纷扰扰，文王几乎不能免祸。幸好欧阳修在前面辩驳，而程子、张子、朱子以及苏氏、游氏、李氏的论述，都关乎功名教化。于是后学相信欧阳公“文王不称王”的说法，不相信“文王并不改元”的说法，那么《泰誓》说“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而《大戴礼》说“文王十五岁生武王”，这是武王比文王小十四岁。《文王世子》说“文王九十七岁去世，武王九十三岁去世”，这是文王去世时，武王已经八十三岁了。武王八十四岁即位，到九十三岁去世，即位仅十年，不能在十三年讨伐纣王，那么《泰誓》所说的，是根据文王承受天命改元的年数计算的【孔安国说：“虞芮质成是文王承受天命改元的年份，共九年文王去世，武王立二年观兵，三年伐纣，合为十三年】又《武成》说：“惟九年，大统未集。”如果文王不改元，那么文王即位共五十年，怎么能说九年呢？不知道古代君主即位就称元年，用来记录在位时间的远近，是常事。从秦惠文王开始将十四年改为后元年，汉文帝也将十七年改为后元年，而解说《春秋》的人因此将改元看得很重。《泰誓》的十三年，实际上是武王的十三年。《大戴礼》和《文王世子》的说法，都不可信。大概文王十五岁生武王，还有哥哥伯邑考，文王生子怎么这么早？武王九十三岁去世，成王尚幼，不能即位，还有弟弟唐叔虞，武王生子又怎么这么晚？《竹书纪年》说武王八十四岁，金履祥说武王五十四岁，文王娶妻在五十岁之后，先已生伯邑考，六十三岁生武王。陈经说文王二十四岁生武王，四十八岁即诸侯位，在位五十年，九十七岁去世，武王七十三岁嗣位，嗣位十三年伐纣，做天子七年去世，九十三岁。胡铨说“书说：文王承受天命，是在他中年，他享国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