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卷一蠡吾李塨稿

译论学卷一，蠡吾李塨撰。

学问的道理已经明白了，但（世人）仍然归于那遮蔽光明的境地，所以编选摘录《学规》之后，意犹未尽，又附上朋友间往来的言论如下，或许可以像日月一样昭示世人吧。如果说这尚且只是口头说说，那么李塨真是忧心如焚了。

宋豫庵（名瑾）从湖州来到桐乡探望我，说：“听说颜习斋先生说，前代儒者静坐的功夫接近禅宗，有这回事吗？”我说：“有这回事。”豫庵说：“借助静坐来收敛放纵的心，这才算是做学问，并不是专门从事这一项，为什么接近禅宗呢？”我说：“先生所说的学问，专门指读书吗？”豫庵说：“做学问是为了成为圣贤，难道专门在于读书吗？”我说：“如果这样，请问‘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所谓可以做学问的功夫是在什么时候呢？况且静坐本来是佛教的方法，孔子、孟子以前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没听说过有这样的言论。”豫庵沉吟不语，于是看我的《大学辨业》，看到论述小学、大学教法的地方，说：“小学中优秀的人才进入大学，对于六艺固然粗略知道大概，但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进入大学，又必须穷究事理。”我说：“请问穷究事理是搁置六艺，专门做穷究事理的功夫吗？还是功夫就在于学习六艺，年纪大了就越来越精熟，道理自然明白呢？譬如成衣匠学习针线活，由粗到精，于是通晓成衣的诀窍，没听说过设立一种方法说：学习针线活之后，又搁置针线活而专门思考它的道理是怎样的。”豫庵沉默不语，又看论述朱子由‘敬’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一段，说：“‘敬’贯穿始终，就像在诚意正心之前也用‘敬’，中间也用‘敬’，之后也用‘敬’。”我说：“意和心都具备动静了，说在诚意正心之前之后用‘敬’，是什么时候什么功夫呢？如果认为心有不诚正的时候用‘敬’，那么心不诚正哪里还有‘敬’呢？”豫庵说：“《中庸》说‘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恐怕在诚意正心之前。”我说：“这正是正心的功夫，却说在诚意正心之前，非常可疑怪异。恐怕先生因为偏执于前代儒者的说法，于是言辞有误像这样，不是一向所见的。”豫庵沉默不语，我说：“只靠静坐不能认识本性，即使说认识了，也属于模糊不清；只靠读书不能穷究事理，即使真的穷究了，也属于口耳之学。圣门六艺的学问，总归于一个‘礼’字、四勿、三省，这才是我们今日的正务。”豫庵说：“《礼记》不可以作为经典。”我向来想把《仪礼》《礼记》编纂成一部书，怎么样？他说：“前人已经有人做了，我们今日只有自我修养、教育家人、教导弟子，时时用礼来检验，才是真学问。不然，只著书没有益处。”豫庵怅然说：“对。”豫庵平日以辟佛为己任，当时我跟随的人中有被异端邪说迷惑的，请他开示，第二天他就告别离开了。

甲推崇朱熹，乙推崇王阳明，辩论而且争执。甲说：“道在事物上寻求，说寻求心是错误的。”乙说：“断绝事物，专门寻求心性。”我在旁边听到后非常诧异，说：“言语要思虑忠诚，容貌要思虑恭敬，愤怒要思虑后患，疑惑要思虑请教。用什么思虑的就是心性呢，没有离开心而能寻求事物的。去掉耳朵的听觉，本性在哪里？去掉眼睛的视觉，本性在哪里？孟子说：‘形体容貌是天生的本性’，没有离开事物而能全心性的。万物都具备于我身，去掉万物还能说是心性吗？然而没有心性，那么具备万物的又在哪里呢？”

我在嘉善，周好生（名梁）请一位朋友求取我所著的书，朋友说他的谈道学不迷惑于佛教，我出来会见他。好生说，曾经和陆陇其（号稼书）一起讲学，而且说学问贵在亲身实践，我于是拿出《大学辨业》来质问。又过了几天再次会见他，批注识记很多，大意说陆王不对、程朱对，《集注》应当遵循，读书就是学问。我于是历数前代儒者得失的原因，好生惊愕地说：“舍弃这些还有入道的路吗！”我说：“圣门学道的成规本来就在。”他说：“在哪里？”我说：“用礼来学习礼，就是博学；践行礼，就是约礼；用礼来修养自己，就是明明德；用礼来推及他人，就是亲民。”好生说：“以前想求取朱文公《家礼》的善本，没得到。”我说：“古礼没有人实行，于是朱文公《家礼》也没有考证。那么昨天所说的亲身实践的是什么事情呢？请更加用力去做。”好生说：“前代儒者柯尚迁说，大学是一个外壳，必须用三礼来填补。陈几亭说，仁包含四德，礼也包含四德。以前没有实行礼，现在告知礼应当实行，确实是对的。”我第二天给他写信说：“长者误听想要实行礼吗？世俗的缺失是礼的害处，能去掉这种世俗的缺失，而礼的大纲才可以举行了。五礼中只有军礼不是草野之人所能实行的，然而它的仪节也应当探究。至于吉礼，崇尚左道如送羹饭、烧纸钱之类，参杂释老如拜斗、延请僧道、谢年作福之类，这是世俗的缺失。洗去这些迷惑，而设立祖考庙社，没有庙就在寝宫斋戒诚心祭祀，这是大纲。凶礼用浮屠停丧浮棺，这世俗适宜改变，而致哀备物，不要从事外在的修饰靡费，这是大纲。宾礼在学问之士长久于追求虚名、崇尚奔走竞争，洗去这些而交友以诚，规劝过错劝勉善行，这是大纲。嘉礼则孩童就穿戴盛服，不是冠礼；男女之别不严格，内外之防不谨慎，如闹帐、妇女游观、童仆出入内室之类，败坏昏礼。纠正这些而衣冠必定整饬，闺门严肃，这是大纲。”

译也。如果时刻警戒谨慎，使这颗心清澈而不浑浊、虚空而不滞塞、真诚而不虚伪、振奋而不萎靡，这就是古人所说的“齐明”，也就是所谓的“礼”的中正状态。礼是用来治理内心的，要时刻自我考察言语是否有过失、视听与行动是否有过失，务必追求符合礼的要求；礼也是用来治理身体的。凡是这些大的纲领已经确立，那么圣人的大道就有了基本的框架，至于那些细节的详规，在《周礼》《仪礼》《礼记》中记载的，就随着时节去实行，根据具体事情去实行。如果要考究这些做法是否适宜，那就是学问思辨的功效了。我塨虽然浅陋，但如果离这个境界不远，愿意听闻教诲。好生签识说：“先生重视六艺，难道要废弃《诗》《书》吗？”我说：“这是诬陷别人的罪名，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废弃《诗》《书》？正是说兴起教化必须依靠《诗》，考察政事必须依据《书》，而不是仅仅翻阅诵读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经书是德行和技艺的簿籍，用来指导实践，而不是供人空读，就像田园的账册，是用来检查农事种植的，而不是用来空看的。只空读《诗》《书》的人，这才是真正废弃了《诗》《书》。”

译又批注说：“六艺取士不能没有虚伪，也不能没有偏颇蒙蔽。有虚伪还可以核实真相来惩罚他，如果是偏颇蒙蔽，则对内危害身家，对外祸害邦国，无处可以逃避。我说：修养内在的道德以谋求外在的官位，这是周末取士的流弊。然而那时尚且必须修养内在的道德来谋求它，比现在完全不修养内在道德而获得官位的人好多了。况且人性本善，虚伪并非本性，而且学习教化有方法、考核有方法，人不会都虚伪，而虚伪实际上很难得逞。至于担心偏颇蒙蔽，则未曾听说。圣人门下用礼乐来文饰教化，有偏颇蒙蔽吗？我们自身修养、教化他人用礼，是偏颇蒙蔽吗？自汉代以后谈论周礼而失败的有两个人，王安石、方孝孺。然而王安石效法周礼，不知道‘生众用舒’等大的变革，却实行青苗法来扰民；方孝孺面对大敌逼近，不知道治理军队，反而更改朝廷的门制，这正是不懂礼的人，难道是礼的偏颇蒙蔽吗？况且孟子时代实行井田制、学校制尚且需要润泽，现在取六艺，只要它有实用罢了。古法本来就有斟酌，不必完全照搬旧例。”

又批注说：“那么天性可以轻视吗？我说：‘这是什么话，《诗经》说“上天说：明亮，伴随你出行；上天说：光明，伴随你游乐”，孟子说：“形体容貌是天性”，人全身都是性体，人无时无刻不与天相接，所以古人说：“敬畏上天的威严，敬重上天的变化，小心翼翼，显明地侍奉上帝”，学者存养诚正的功夫，本来时刻都是这样的。如果不切实尽到这些功夫，而只是凭空思索、漫无边际地议论、探索没有踪迹的东西，这是亵渎，不是重视。’

钱塘王草堂（名复礼）在嘉善寓所探望我，拿出他所著的《四书集注补》，其中首篇论学，就引用了我的话。我说：“孔子、颜回时代六艺的事物，人们都学习它，比如一个衰败的卫国，王孙贾、仲叔圉、祝鮀这类人，有的擅长兵器，有的习练礼乐，那么其他国家就可以知道了。至于像伯玉、子产这样的君子，更可以知道了，看《春秋传》就足够了。只是德行未必都纯正，所以《大学》谆谆教诲于诚意。现在做道学的人尚且多致力于德行，而六艺几乎被废弃了，所以颜先生特别表彰六艺，就像孔门教仁，孟子则兼言义来排斥利，都是随时代来救世的。况且舍弃六艺而追求德行，即使德行有成，也只是质朴百姓的德行罢了，不是圣人明亲之学。王草堂说：“是的。”于是谈到王阳明擅长射箭，少年时就用豆子摆阵练习兵法。我说：“程子也考订行礼，朱子辑录礼书并践行礼，蔡氏律吕虽然有错误的义理，但也留心音乐了。况且王阳明的兵法，难道不可以接近圣门子路吗？只是遗憾的是，各位先生不专门以此为学问宗旨，而且混杂圣道与其他途径罢了。”王草堂说：“这个论述很平正，可以告慰九泉之下了。”他为我校订《大学辨业》两遍。

河右毛先生《礼编》引用《孟子》《左传》，说三代的礼到春秋时已经灭亡，三礼都是战国后人所作。我逐条辩驳说：“古代杀青制作竹简繁难，不像后世纸张容易制作容易积累，而且典策藏在朝廷，学士学习践行都靠亲身传授，不重视死记硬背，所以改朝换代改变制度，那么学习的人少，而往日的典籍容易湮没，孔子说夏殷之礼不足征验就是这个原因。如果周礼在春秋时则不然，孔子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又说‘郁郁乎文哉’，子贡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这是春秋时周礼尚存。孔子说‘吾学周礼今用之’，如果周礼已经灭亡，那么从哪里学习它，又凭什么使用它来随会讲聚典礼？季文子出使晋国请求遭丧之礼并施行，以鲁昭公的童心，而知礼的子太叔、晏平仲都谈论礼；昭公四年申之会，向戌献合诸侯之礼六篇，子产献伯子男会公之礼六篇，大概列国对于礼乐，有的不学不行，有的行而不正，前人于是说礼乐废坏，难道是策书灭亡了吗？《汉书·艺文志》及《周礼废兴序》说‘礼乐书至孔子时不具’已经是错误的话，何况说灭亡呢？《杂记》：哀公派孺悲向孔子学习士丧礼，士丧礼于是被记录下来。大概鲁国虽然重视礼教，然而传行既久，后进杂兴，圣人用所学来教化，考订详正，所以鲁人记录保存，大约像《仪礼》《礼记》之类，邹鲁文学于是多有家传。不是说士丧礼在国家册籍中完全丢失，而是此后才开始有的。如果这样，那么春秋列国贤士很多，难道没有行礼的人吗？没有文献凭什么考订？况且说向孔子学礼，是丢失了礼书，那么孔子说‘二三子有志于礼的，向赤学习’，难道孔子也丢失了礼书吗？现在天下制义文章充塞屋栋，而幼学必定寻求擅长制义的人跟随学习，难道是丢失了制义文章吗？孟子说‘诸侯厌恶它危害自己，都去除了它的典籍’，那么战国后礼册才开始剥落，然而他的话是指班爵禄这一端，不是概括指周礼。不然，孟子时代，周尚未有代德，列国制度，必定多有传达，而说其礼完全灭亡，可以吗？况且即使班爵禄这一端，其大略本来也有传闻。孟子说‘诸侯的丧礼我没有学习过但曾经听说过’，这是诸侯的礼没有灭亡。”

译说没有学习诸侯的礼仪，那么士的礼仪就在所学习之中了。滕国的人安于他们的国君，不实行三年的丧礼罢了，不能说他们不知道有三年丧礼，没有实行的人是有这种礼仪却不实行的说法；充虞怀疑孟子的棺木精美于是考究它，意思是并非礼书没有可以验证的依据。现在《三礼》的会典都在，然而有一个实行礼仪的人，众人就起来诋毁他，难道是礼书没有可以验证的依据吗？韩宣子见到《易》的卦象和《春秋》，说“周朝的礼制全在鲁国”，那《易》的卦象和《春秋》原本是周礼中的事情，并非礼书亡失而拿着这些作为礼制。如果认为《春秋》记载礼仪很多所以说，那么所记载的正是记载当时实行礼仪和议论礼仪的人，礼制亡失了还记载什么呢？况且杜预注释《春秋》本来就说：“韩宣子所见的大概是周朝的旧典”，《礼经》孔颖达疏说“《春秋》的凡例都是周公的旧章”，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礼制没有亡失，确实如此！《周礼》《仪礼》，汉儒都传为周公摄政六年所作，刘歆说“周公成就太平的事迹都在《周礼》中”，郑玄说“周公居摄而作六典的职官称为《周礼》”，贾公彦说“《周礼》《仪礼》都是周公摄政太平之书”；《仪礼》十七篇，汉初兴起，高堂生博士就传授它；《周礼》，秦始皇特别厌恶，搜求焚烧它，唯独因为隐藏百年，汉武帝时从山岩屋壁中出土，进入秘府，到成帝时刘歆校理，然而亡失了冬官一篇，用《考工记》补足它，当时因为晚出所以多有排斥议论，郑玄辩驳解答众人的疑问，《周礼》大行。如果让汉人伪造，那么就应当全部伪造，为什么缺了冬官，而河间献王用千金购买它却得不到呢？况且《周礼》《仪礼》的宏大纲领和细微条目，也不是凭空可以伪造的，这两本书明显与汉人无关。现在先生说是战国人作的，也属于揣测之词，因为其中的礼仪偶尔与《左传》不合，而且《丧服》篇似乎本于荀子、戴圣的记载。然而《左氏》与《公羊》《谷梁》，即使互相有参差，现在一定《左氏》没有错误而两礼错误吗？《仪礼》本于荀子戴圣的记载，怎么知道荀子戴圣的记载不是本于《仪礼》呢？这种从壁中书搜集各书之说的观点，先生已经辞谢并驳斥了，《仪礼》传自周初，而记与传后人附加上去也未尝不可；于是有的人说子夏传授文法类似《公羊》，一定是公羊高之类的人冒名顶替作的，这就又穿凿附会了。至于以孔孟时代没有引用两礼的文字为疑，那么《论语》本来引用了《仪礼》“射不主皮”了；《汉书·艺文志》记载六国时魏文侯喜好古礼，当时的乐人窦公收藏《周礼》大司乐章，到孝文帝时献上了，那文字何尝不见于孔孟时代呢？孔子说“先进于礼乐的是野人，后进于礼乐的是君子”，如今乡饮酒礼，明初会典宾主介僎都正对着方向，明末改为侧对着方向，明初燕会崇尚节俭，晚近才斥责靡费柈斝之类，大概是同样的礼仪，而仪文流失，导致有分歧，质朴与文饰、丰盛与节俭于是分出先后。那么《仪礼》《周礼》传自周初，而春秋战国的人或许附加偏离于后进者是有过的；经书自秦火之后多有错简脱落，那么两书中或许也有错简脱落的是有的，但不可定为战国人作。即使假设是战国人作，这时接近春秋而《仪礼》记中有孔子的话，那么一定是圣门弟子所流传的，其识大识小的遗存，也必定十之八九属于周初的礼制了。至于《礼记》，孔颖达正义说：孔子死后七十二子的门徒共同撰写所听到的作为记，《中庸》是子思所作，《缁衣》是公孙尼子所撰；郑玄说《月令》是吕不韦所修，卢植说《王制》是汉文帝时博士所录，其余众篇都如此例，只是未能完全知道所记的人。大概秦末人高堂伯五传至戴圣，都传授《仪礼》，而又传授周秦汉人议论礼的文字，作为记，原本属于荟萃其中，即使偶尔有驳杂，也不足为怪。但三代的大经大法，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事情，除了这三本书，没有可以考证的。现在世上的官政还是六典的遗意，会典家礼不出《仪礼》的规模，而都以《礼记》贯穿其中，可见这三本书，百世不可磨灭，而研究考证折衷，则是学人的事。后世喜欢空谈而置实事于不顾，所以对于记载言论的书多乐于称道，三礼记载实事，自宋明以来驳议纷然，现在谬误的人甚至指为伪书了。这一定是礼法荡然无存一无可考，把人类变为禽兽才痛快，不是非常可怕吗！扬雄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音乐才正”，那么音乐在当时固然有纷乱，也没有亡失，自秦火之后才亡失十之七八了。先生修明礼乐，对圣道功劳很大，至于立论稍有过的地方，尚祈一更正。河右却寄说：极有道理，周礼到春秋“已亡”改为“已微”如何？

译陈兆兴问道：“朱熹认为技艺是末节，或许是指粗浅的方面而言。君子礼乐片刻不离身，建立礼制、成就乐教，则是指精微的方面而言。”回答说：“礼乐的精微与粗浅，是一贯不可分割的。即便从精粗来论，如内心合乎中正，是礼的精微；身体不歪斜倚靠，仪容不怠慢放纵，是礼的粗浅。世上有身体不歪斜倚靠、仪容不怠慢放纵，而内心尚未合乎中正的人，却没有身体歪斜倚靠、仪容怠慢放纵而内心反而合乎中正的。如果身体歪斜倚靠、仪容怠慢放纵，却说内心自然合乎中正，这是异端的中正，不是我们儒家的中正。《乐记》说：‘外表片刻不庄重不恭敬，轻慢之心就会侵入内心’，那么粗浅的方面难道可以轻视吗？又说：‘游于六艺’，现在的注解认为‘博’是探究六艺义理的情趣，或许不在于粗浅的形迹上。”回答说：“暂且以射箭来论，人必须学会射箭，由浅入深，才能得其情趣。没有完全不会射箭，却能立刻得到射箭情趣的。后世儒者把六艺束之高阁，却说能博得其情趣，这就像不会射箭却得到了射箭的情趣，有这样的道理吗？陶渊明说：‘只要懂得琴中的情趣，何必劳累于弦上的声音’，这是清高狂放、寄托高远的话罢了，现在却把它当作学术，其误导后世不是太严重了吗！”

鄞县万季野（名斯同）阅览我的《辨业》、《学规》，叹息着起身站立说：“以六德、六行、六艺为‘物’，以学习为‘格’，这是万世不可更改的定论！先儒旧的注解固然空泛而不恰当。”我于是告诉他：“昨天有人质问我说，你说农工商也不是士人的分内职业，那么《大学》还有遗漏的道理吗？我说：‘明明德、亲民，德行、六艺，有什么道理不具备呢？然而道理虽然无所不通，但事务却各有其分。比如冉有使百姓富足，难道不筹划农业园艺的事务，却一定不与老农老园丁一起扶犁耕种，又怎能兼习那磨出老茧的劳作呢？况且说这话的人，是因为学问是实事，不是空谈。空谈容易周全，实事难以完备，所以治理赋税、担任邑宰，在孔门中各自不相兼任，何况学问之外纷杂琐碎的事务呢？不然，心里隐藏、口里揣度，万理都具备，但试问他所经历过的又有几件，那也就归于无用了。”季野说：“对。”

谕学卷二 蠡吾李塨稿

钱丙说：“观察三物，可知《周礼》是伪书。《虞书》讲五典，现在六行选取孝友而去掉其他三项，那么周人只有父子兄弟，而没有君臣夫妇朋友了；增添睦、婣、任、恤，是父子兄弟之外另外有四种伦理，成为六伦了。这是违背常理、背叛圣人的。世上没有具备仁义礼智的人而不中和的，也没有中和的人而不具备仁义礼智的，更没有舍弃五德之外另外成为圣人的，怎么可以并列为六呢？现在世上有恭、俭、直、信、刚、勇的人，为什么遗漏而不选取？这是六德还狭隘了。何况仁义礼智四德并列，把三样提升为德，把一样降格为艺，是什么道理？礼乐与射、御、书、数并称，经天纬地的大业、执鞭的低贱役使一起提升并进，极不伦类。”李子说：“教育的工具在六艺，那么必定由此可以成就德行。现在世上善于书写、能计算、惯于射箭的人不少，什么人由此成就了他的孝友、成就了他的圣智呢？”我说：“伯夷的义德达到了极致，但不能说他中和；臧武仲的智慧，可以说忠和吗？胡广被称为中庸，这必定是气质接近于和的人，但可以说他仁义吗？这是各自成为德的。至于圣，我在《瘳忘编》中有注文了，圣是从身体的俊秀、灵敏、机智、神悟来说的，古训通明、俗语所谓伶俐就是，不是造极的圣，所以注疏用臧武仲是圣人来解释，而且智、仁等，也不是像舜的智慧、颜渊的仁那样。必定如此，自古有几人，而在一个乡里选取呢？大概其德性有聪明、不残忍、不呆板固执、不柔弱萎靡、不虚伪不乖戾，就是六德了。不说礼，是因为礼有仪节文饰，不专门考察德，所以归入艺，圣人说‘执礼’就是如此。而且艺不是降格，您也说礼乐二艺是经天纬地的大业了，难道降格了吗？如果恭就符合礼，俭、直、刚、勇就符合义、忠，那么信也不是遗漏了。中是引用讹误的字，您并未见到《周礼》，却只根据引用的话，就驳斥古经，可以吗？孝友是亲近，次序是您所知道的，注疏说任是信于朋友，您又没见到。不说夫妇，是因为内室之事不便于考察，所以略去，但世上没有不端正妻室而能尽孝友的，说了孝友，那么夫妇的伦理就包含在其中了。三物选拔人才，都是教导他们事君，不必专门教导事君。明代考核士人，八股文之外还考核廉德行的优劣，但有考核诸生而立刻问：‘你事君忠诚吗？’这是完全不懂世事的人。如果和睦九族、亲善外戚、体恤众人，都是行为道义的大者，怎么可以不教，怎么可以不考？圣人对哀公讲三德而赞美《易》，又讲四德，难道自己违背吗；孟子讲教导五伦，而对梁惠王又专门讲修习孝悌，难道自己遗漏吗？至于说尧舜之道只是孝悌，难道说尧舜没有君臣夫妇朋友吗？大概有泛泛而言的，有统而言之的，为什么拘泥名数到这种地步？古时大射、宾射、燕射，以及田猎、咨询民意、祭祖、选拔诸侯卿大夫士都用射箭，从天子到大夫，出行都用驾车，周礼大驭、戎仆、齐仆的职掌都是大夫掌管驾车，春秋时用士大夫驾车以决定战胜战败；至于现在，上自宰相下至官吏，所谓考察刑名钱谷的，实际上只用到书、数二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