谕学卷二蠡吾李塨稿

译这四项技艺本来是与礼乐并重的。我说过，要完善德行必须由六艺入手，原本是统括六艺而言的，您却不说礼乐，专门比较射、御、书、数，这是只见人的一面而讥讽他必须偏目斜视呢，还是故意说诬蔑的话呢？然而即使只论这四项技艺，如果父兄被贼人劫持，而自己不能拉弓射箭；父兄想要乘车，命令你驾车，你回答说：不会；命令你记录家中的器物，你说：我不懂书写；命令你计算家产产业，你说：不懂算术，这样能尽孝悌、服劳役、主持事务吗？如果不是生病而不能执弓握缰绳，而是看到马匹奔跑就发抖，拿起笔杆像拿枪一样，拿着算盘却颠倒错乱，却自称圣明智慧，可以吗？由此可见，擅长射御书数的人，原本未必就能做到孝悌圣智，但想要完善孝悌圣智，就绝对不能废弃射御书数。近代颜习斋、陆道威两位大儒都重视六艺，陆道威说：“六艺之外，如天文、地理、兵法、律令、农田、水利、文学等，都是学校选拔士人应当具备的。”他的话很对，然而周朝选拔士人不以这些科目为标准，大概是因为文学就包含在六艺之内，而天文由保章氏、冯相氏掌管，世代有专门的人负责，不从外面选拔；地理体现在封建制度中，清晰如棋局排列；兵法由司马掌管，律令由司寇掌管，农田水利现有井田制度。入学的士人，凡是国家有饮酒、射箭、军事、读法、丧祭、役政等活动，都具备担任执事的能力，所以学习六艺就能经历并掌握各种事务，不必分科。而且即使天文等科目有人不能掌握，也不妨碍分工任职，只有六艺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只是有专精和兼通的区别罢了。圣门弟子子路学习兵法，但他既能射箭，也懂礼仪，还会弹瑟；冉有、樊迟擅长驾车，所以说：“通晓六艺的有七十二人。”可见六艺是日常生活必需、不可缺少的。如果现在教育选拔优秀人才，德行以四德为标准，行为以五伦为准则，在六艺之外，再分设天文、地理等科目，也未尝不可，但如果不追求实用，而喜欢发表偏激的议论，固执一端来驳斥古代经典，甘愿自居于非道侮圣的地位，那么罪过就更大了。

译钱丙不讲究学问，不讲究品行操守，专门以阐明义理为说辞。近年来更加狂妄怪异，对于《大学》《中庸》《古文尚书》《易·系辞》《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三传》，有的见过，有的没见过，便望风指责说：“我根据义理认为应当如此，即使古代圣人复活，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相信我的义理罢了。”近来又把这种态度转移到医学上，从《素问》到刘完素、李东垣的著作，以及各类本草书籍，都斥为非议，只取张仲景的《伤寒论》，还指出其中一半属于伪作，并说：“人参不补、石膏不寒、半夏无毒、不必用姜炮制”，于是谋划出山行医。我问他：“您曾经学过医吗？”他说：“没有。”又问：“认识药材吗？”他说：“不认识，都是根据义理判断的罢了。”于是我问他说：“我们这里有巴旦杏，南方没有，它的味道如何？”塨的一位堂兄行长，其身高如干（此处指某种具体描述，原文似有缺漏或特指，暂译为具体形态）。他茫然不知。那么，没有亲眼看见、亲身尝试，凭什么根据义理来判断呢？况且您根据义理判断，连眼前的事物都无法分辨，天下的事物都是依据形体来考察义理，这样义理才能分辨，而现在您说：“我只论义理。”有个人本来身材高大、面色白皙，您却说：“矮小且面色黝黑”，并且说：“他的形体不可凭信，而义理可凭信。”义理是事物的脉络纹理，事物的形体既然被搁置，义理依附在哪里呢？您与人争夺田地，审理诉讼的人询问旧契约，不是您的田地；询问证人，不是您的田地；观察疆界形迹，不是您的田地，您说：“我心中的义理本来认为这是我的田地”，这也无可奈何了。“明理”二字，是老生常谈，然而没想到它的弊端竟到了这种地步。

管廷耀问关于学问的事，我说：“画家说画鬼容易画马难，因为鬼没有实质可以对照，马有证据可以佐证。现在讲求河图洛书太极的人，各自出于心意手法，图状纷繁复杂；而讲求致良知的人又狂妄自喜，默默中有所得，这都是画鬼。您立志于学问，做子、做臣、做弟、做友，礼乐兵农，也不过是画马罢了。”

徐公果亭（名秉义）说：“读书是为了明理，不读书，理从哪里明呢？”我说：“不是教人废弃读书，只是专门把读书当作学问，那就不可以了。况且明理并不全由读书得来，就像人每天读书传，也知道射箭要说‘志向端正、身体正直’，但给他决拾（射箭用具）却颠倒错乱，难道可以说通晓射箭的道理吗？也知道音乐要说‘以和谐为主’，但宫商音律入耳却茫然无知，难道可以说通晓音乐的道理吗？所以古人明理的功夫，在于实事而不在于空文，说‘致知在于格物’。”

问三弟培、四弟埈说：“孔子自居为执御（驾车）的人，却告诫追求富贵的人，又把执鞭的人视为贱役，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执射执御，是学士所掌握的技艺，执鞭的人则是出卖技艺来求取报酬，供人役使的人，所以有所不同。”我说：“对，不只是驾车，君子片刻不离开音乐，而国君一顿饭、两顿饭，瞽师（乐师）每天演奏，那就是官员了，但也接近役使了。春秋时期的贤士大夫都能赋诗知乐，却没听说有士人做乐工的，可见音乐也有贵贱之分。所以《中论·艺纪篇》说：‘恭敬谨慎、廉洁谦让是艺的情态，中和平直是艺的实质，整齐敏捷不匮乏是艺的华美，威严仪容合乎时宜是艺的装饰。通晓各种艺的情态和实质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道；识得各种艺的华美和装饰的人，可以和他讲论事务。事务是有司的职责，道是君子的事业，先王轻视艺，大概是轻视有司。君子兼有这些就尊贵了。所以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是心的驱使，仁的声音，义的表象。’这话很明白。”

祁州王咸休（名经邦）知道我从南方回来，来看望我，问我说：“颜先生说，王安石青苗法可行，是这样吗？”咸休说：“不可行。”于是问培说：“《周礼》说‘国服为息’，为什么可行？”培说：“陆道威说，《周礼》是治国的书。古今适宜不同，治国的道理贵在严密，治天下的道理贵在宽疏。他的话似乎识时务。”我说：“对，况且《周礼》贷货国服为息，只由一个泉府管理。泉府是士的职位，与汉代的游徼啬夫、现在的耆老官差别不大，所以百姓取用携带方便而弊端不滋生。现在的守令就是古代的诸侯，他们的地位尊贵则百姓畏惧，而取用不便；他们的事务繁杂则必定委托胥吏，而奸邪漏洞容易产生。何况加上君主宰相的尊贵威严来立法，让守令普遍推行呢？适宜它失败。因此，胡致堂于是极力诋毁《周礼》，朱熹又另外训释为‘息’，总之是不懂经济时势罢了。”不久安州冯绘生（名梦征）到来，说：“不止这些，周朝百姓都有恒产，所以可以国服为息，然而尚多补助，不必取偿。现在贫民大多没有常业，借贷给他们将不能偿还，必定取偿将借贷不到贫民，或者借贷到贫民反而使他们受害。王安石志在利国，势必扰民了。”我说：“好啊，我的浅见没有涉及到这些。”归德周昆来（名寻）问说：“先生说学而后知，知而后行，那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都可以慢慢等到格物致知之后吗？”回答说：“不是说完全知道了才行动，今天学一个礼，遇到这个礼应当施行就施行；明天又学一个礼，遇到这个礼应当施行就施行。知固然在行先，但也一时并进，而且交替前进，不是排列其先后次序。然而也有先后相距很远的，比如十五岁进入大学，学习而没有做官，那么自然不施行治国平天下之事；六十岁做官，而且年老不能亲自学习，

译那么格物的功夫自然是从年少时就开始的。又问说：“弟子践行孝悌、谨慎、诚信、亲近友爱，有余力才学习文献，这不近乎先实行后学习吗？”回答说：“不是的。就像现在一个年幼的学生，父亲命令他说：‘你替我去打扫厕所。’可以回答说：‘我学完厕所的礼仪才来吗？’突然有一位朋友来访，可以推辞说：‘我学完相见的礼仪才去见他吗？’大概在这件事之前已经学习过就照着去做，即使没有学过，也必定先履行自己的职责，等事情做完就立刻去学习，以了解其中的得失。这是论述弟子的职责，而不是论述为学的次序，立论各有其恰当之处罢了。”

译从孙曾达问什么是格物，我说：王草堂曾经对我说，格物必须就当前最切近的事物去格，比如现在有病，那么药饵就应当去格。我说：这不是《大学》所说的格物。天下的事情，如果亲身遭遇就应当去格。做农夫就格农事，做占卜就格卜事，现在有病就格药饵，现在远行就格行装，但这与《大学》有什么关系呢？《大学》是优秀士人修习的学问，是学习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道理。农、工、医、卜，不是他们的职业。如果偶尔有病而问药，那是不得已的权变，难道是学习的正事吗？当时王草堂虚心深以为然。你求问格物，必须先认定这篇是论述《大学》的。既然是《大学》，难道会有杂务吗？《大学》是十五岁入学的阶段，难道就躐等涉及幽深高远的道理吗？

彭翔千（名超）说：我曾经静坐来存养本心，请问这是提持此心呢，还是用此心去提持天理呢？我说：抛开天理而空提此心，是异端。用此心去提持天理似乎对了。但这里有区别，存心就是敬，大抵人心有三种境界，而敬的功夫则是一贯的：有无念无事的时候，有有念的时候，有有事的时候。无念无事时的敬，万理完备而没有具体的理可以命名；有念有事时的敬，就随着念头和事情的理而谨慎对待，或喜或怒，审察而后发出，这也不能说是提持天理。翔千说：豁然开朗了。我说：理就是礼，礼以敬为主，而它的具体事务则必须先在学问中习得，所以《大学》以格物致知为开端。翔千说：是的。

窦静庵（名克勤）来延平论及心性，我说：心有动静，功夫不分动静。战战兢兢、戒慎恐惧、慎独，无时无处不是这样，久而久之达到整齐明澈的极致，直接通达本源，这就是知天知命，与天同游；这就叫合天立命，向上通达就在于此。这是圣贤心性的正功。既然说整齐严肃以敬为主，又说半日静坐屏除杂念，来观察喜怒哀乐未发时的气象，令见到端倪，这是后儒致力心性的功夫，接近圣学却略微夹杂了佛道二氏。至于佛家，则以知觉作用为心性，不知道有仁义礼智，蒲团静坐万念皆空，久而久之澄澈到了极点，幻化为作用，这是异端心性的功夫。圣学戒慎，异端恣肆；圣学本于天，异端逃避天；圣学体实而用实，异端体空而用空；圣学其道公，异端其道私；圣学明其心性之德，异端实在不识心性之德；圣学钦明，保全其心性；异端虚幻，实在损害其心性。南辕北辙，一寒一暑，调停夹杂，必定走入歧路。吴公匪庵（名涵）听了说：是的，性天难道会是虚幻的吗！

大兴王昆绳（名源）阅读我的《大学辨业》、《圣经学规》，拱手称是，说：以前看世儒说圣道不应当这样，却没能探求其原因。现在才明白圣学了。圣学绝对不是无用的。我告诉他：用《论语》来证明，孝悌忠信是体，兵农相礼是用。能孝悌忠信而不能兵农相礼，不失为善士（硁硁小人）；能兵农相礼而不能孝悌忠信，终究陷于小人（祝鮀治宗庙是）。体自然重于用，但要想追求圣学，则体用缺一不可。又说：上述两种人，如果是迂腐之士，就抬高其操守智巧，或者利用其才能，孔子也都取用他们；至于不能孝悌忠信，也不能兵农相礼，而只讲明心见性，如李卓吾、何心隐之流，或者妄乱著述、浮浪诗文，如丰坊、郑鄤之流，则是华士异端，离经叛道、败坏世道，是圣道的害虫。

德清胡胐明（名渭）拿他所著的《易图明辨》来质问我，说现在的《易》注首推河图洛书（古河图洛书在周秦时已亡）、先天八卦方位次序、六十四卦方位次序，都本于道家魏伯阳的《参同契》、陈抟的伪《龙图》、刘牧的《钩隐图》，荒诞虚妄，芜秽圣经。我说：这都是圣学不明所导致的，学问明了则经典端正，修己治人的事情唯恐不足，哪有闲暇制造这些虚幻渺茫的东西呢！

三原员震生（名从云）说：先生学问主张循礼是对的，但有人推辞说：古礼难以恢复，怎么办？我说：古礼本来不远于人情，况且礼说礼要适宜、使要顺俗，也不是斤斤计较地效法古人。曾经在武林，对王草堂说：仁、智、孝、悌尚且是虚名，只有礼是实事。如仁的立人达人，就有礼制来知晓，举措有度就是礼，孝悌的温清定省、徐行隅坐都是礼。况且礼不在古迹，就在当前。如此时与我友相对，言语气息如何，手如何持，足如何行，布席饮食如何周旋，随地随时能合乎情理，这就是礼了。即使圣人的动容中礼，也不过从容于此而已。至于衣服寝居的式样、揖让玉帛的数量，一定要斤斤计较地效法古迹，或者繁礼多仪使人望而生畏，这是想行礼反而使礼不能实行。为什么这样呢，我的学问中冠、昏、士相见等礼，都斟酌古今，以简易适宜时为主，不敢崇尚苟且艰难。

石门吴次张（名师

译栻说：《学记》说，入学的人第一年考察他们能否离经辨志，郑玄注解说：离经就是断句经书，这难道不是读书吗？我说：读书也是学习中所包含的，只是不专门把它作为学问罢了。然而郑玄对离经的注解实在是不对的，古代并没有经的名称，经书的名称是从孔子删修之后才逐渐出现的。周朝兴盛的时候，《诗》由太史采集，《书》由史官掌管，《易》由太卜掌管，《礼》在政府中，都不称为经，哪里会有离断经句的说法呢？大概离是附丽的意思，经是常道的意思，说的是使他们附丽于常道。看下文，用操缦、博依、杂服来兴办技艺作为教育，而把呻占作为警戒，也可以由此知道古人的常规学习了。

译辛巳年冬天，我对万季野、王昆绳说：“人禀受天地的中和之气而生，必然具有仁、义、礼、智的本性。本性体现在行为上，就是子、臣、弟、友（夫妇也在其中）的行为实质；体现在事务上，就是礼、乐、兵、农。大概子、臣、弟、友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就是仁，有裁断节制就是义，恭敬之心就是礼，辨别是非就是智。至于子、臣、弟、友确实有其品级节度文采，这就是先王所制定的礼。歌颂这些礼就是乐，兵是用来保卫父兄君友的，农是用来供养父兄君友的。如果丧失了仁义礼智，就不可以谈论子臣弟友了，也不可以谈论礼乐兵农了；如果不尽子臣弟友的本分，就丧失了仁义礼智，也就丧失了礼乐兵农。然而，如果没有礼乐兵农，又哪里能看到所谓的仁义礼智呢？又哪里能有所谓子臣弟友的事呢？这三者由内而外，是同一事物。《周礼》教化百姓，第一说是六德，有圣、忠、和，不过是这四种德行而分别命名罢了；第一说是六行，内有睦、姻、任、恤，是五伦所推及的；第一说是六艺，及于射、御、书、数，又是礼乐兵农的分别项目。这三者总称为‘物’，是说心性并非精微，礼乐并非粗陋，只是这同一事物罢了。古代圣人有的用一‘仁’来统摄它，有的用‘中’来统摄它，有的用一‘礼’来统摄它，有的说用‘敬’来修养，有的说用‘恕’来实行，都是这同一事物。《论语》中的‘文、行、忠、信’，‘文’就是礼乐兵农，‘行’就是子臣弟友，‘忠信’就是仁义礼智。《中庸》说‘天命之谓性’，说的是仁义礼智；‘率性之谓道’，说的是子臣弟友；‘修道之谓教’，说的是礼乐兵农；由博学而约礼，由格物致知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下学；由下学而尽性至命，这是上达，而‘一贯’的道理就在这里了。如果离开这个而另有途径，那是异端邪说，怎么可以效法呢？”当时州冯敬南（名壅）也在场，都说：“是的，道确实就在这里了。”

王业鑨问道：“先生说德行与技艺是一致的，但前面又说礼乐兵农是士人独有的，难道农工商不可以使用礼乐吗？又说：能孝悌忠信而不能兵农相礼，不失为善士。难道也有可以分别的情况吗？”回答说：“不是的，农夫种枣稻供养双亲就是礼，巷子里的歌声街头的谣曲就是乐，守望相助就是兵，这是本性自然、事理必然的，谁能去掉它？只是如果用公西华、子路的经世济民之才来要求他们，那就不是他们的本分了。比如颜回、子路亲自耕种，确实是农事，但尽力治理沟渠使百姓富足，反而不是他们的本分，这是善士有时做不到的。兵农相礼也是如此。并不是说他们侍奉父母、顺从兄长也没有礼。如果强盗劫持他们的父亲，他们却安坐不去救援；连半升豆粮都供不上，像这样还能说能孝悌吗？况且天下没有两种道，只是职业不同、才能各异罢了。士就是治理农工商的人，农工商是受士治理的人，怎么会有两种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