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一听事，自丞相而下，各奉职而退。”夫五日一听政，前史以为美谈。今朝廷每日御殿，日几昃乃罢，可谓勤劳过于昔人矣。唐文宗锐意于治，每延英对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只日视朝，乃命辍朝、放朝皆用双日。
译每当处理政务时，从丞相以下，各自奉行职责后便退下。五天处理一次政务，前代史书将其视为美谈。如今朝廷每天临朝听政，直到太阳偏西才结束，可以说勤劳程度超过了古人。唐文宗致力于治理国家，每次在延英殿接见宰相，通常要到漏刻十一刻才结束。唐代制度规定天子在单日视朝，于是命令取消朝会、放散朝会都使用双日。
汉高▯而侮人，骂詈诸侯如骂奴耳，见《魏豹传》。此豹所以叛汉也。又《张耳传》：张敖为赵王，高祖过赵，赵王旦暮自上食，体甚卑，有子婿礼。高祖箕踞骂詈甚慢之，赵相贯高、赵午乃有柏人之谋。夫高祖固英主，然好骂，害事如此。
周昌以汉高祖比桀纣，高祖不以为罪。壶关三老以汉武帝比瞽瞍，而武帝为之感悟。可谓大度之主也。
高祖时，彭越无显罪而醢之，与纣脯鄂侯何异。《郑当时传》：高祖既得天下，令诸故项籍臣，皆名籍拜为大夫，当时之先郑君者独不奉诏，乃逐郑君，使臣名其故君之名，野哉！
杨子云称文帝之德曰：“罪不孥，宫不女，馆不新，陵不坟，德则如此矣。”至如从代有天下，封宋昌为壮武侯。吾窃小之，以为有天下者，天命也，何人力之私焉。及观《齐王传》，朱虚侯章亲斩吕产，而东牟侯兴居入清帝宫，帝追恨二人，尝欲立齐王，乃黜其功，割齐二郡王之。二人自以失职夺功。章先死，兴居遂反。夫以昌尝劝而封之，章兴居常欲不立我而黜之，帝不弘矣。至于露台惜十家之产，身衣曳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而尝赐邓通钜万，又赐铜山，使得铸钱，亦未得纯为恭俭也。
《郊祀志》：汉武三月出行封禅礼，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复归于甘泉。百日之间，周万八千里。呜呼！其荒唐甚矣。
宣帝诏书好言祥瑞，元帝诏书好言灾异。宣、元，父子也，时代相接，不应灾祥如此陡变，亦各系其好尚如何耳。吾尝疑宣帝时，凤凰等不应如此之多。但有一瑞，即形之诏令，大者肆赦，小者犹赐爵牛酒。殆有承望意旨，希求恩泽而为之者，故人君好尚不可不慎。
汉光武之世，三公多见罪黜。侯霸为司徒，荐阎杨，以素有讥议，帝疑有奸，大怒，赐霸玺书云：“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钺一下无处所，欲以身行法耶？将杀身以成仁耶？”朱浮为大司空，帝衔之，免后因司徒冯勤燕见，乃言浮以戒之，以为死生吉凶未可知（见勤传）。韩歆为大司徒，以直言免归田里，帝犹不释，复遣使宣诏责之。司隶鲍求固请不能得，歆及子婴俱自杀。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后欧阳歙、戴涉相代为大司徒，皆坐事下狱死。自是大臣难居相位矣。（见《侯霸传》）
光武时，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至乃垂朴牵曳，群臣莫敢正言。申屠刚谏不纳（见《申屠刚传》）。以封邱城门小，欲达侍御史（见《虞延传》）。王、梁、孙咸以谶为三公（见《方术传》）。桓谭、郑与皆以不为谶废之终身（见本传）。建武、永平之间，吏事刻深，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见《循吏传》）。左雄言九卿位亚三事，自明帝始有扑罚，皆非古典。韦彪于章帝朝上疏，以世承二帝之后，多以苛刻为忠。陈宠亦于章帝朝上疏言前代用刑之密，遂除钴钻诸惨酷之科（各见本传）
唐太宗性急，其召马周于常何家，未至间遣使者四辈敦促，以此见其性之急也。太宗自以三王以来，拨乱之主莫已若，故轻天下士（见《虞世南传》），自谓朕为人主，兼行将相事（见《张行成传》）。为立太子，投床取佩乃自向（见《长孙无忌传》），刑坐入者无辜，坐出者有罪（见《刘德威传》），唐失驭臣之术矣。代宗之于元载，纵之至于已甚，乃赫然发怒，加以大戮，妻子并死，又发其祖父冢，剖棺刑尸。若能驭之于初，岂至是欤。
按《张镐传》：肃宗引浮屠数百居禁中，号内道场，讽▯具闻外，镐以为未闻区区佛法而致太平。唐室下衰，拨乱之主愿只如此尔。
汉文帝封宋昌为壮武侯，唐太宗作《威凤赋》赐长孙无忌，可观其量矣。
《唐太宗本纪》：“太宗于建义以来，交兵之处，各为碑铭以纪功德。”吾以此见太宗所存之浅也。宪宗欲从中官吐突承璀之言，于安国寺立圣政碑，李绛深陈其不可，宪宗从之。杨▯在官清白，吏请立石纪德，▯曰：“事益于人，书名史氏足矣。碑颂者
译汉高祖傲慢无礼，辱骂诸侯就像骂奴仆一样，这在《魏豹传》中有记载。这也是魏豹背叛汉朝的原因。又如《张耳传》所说：张敖担任赵王时，高祖经过赵国，赵王早晚亲自侍奉饮食，态度极其谦卑，恪守女婿的礼节。高祖却伸开两腿坐着，辱骂他，非常轻慢，赵相贯高、赵午因此策划了柏人刺杀高祖的阴谋。高祖固然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但他喜欢辱骂人，竟然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周昌把汉高祖比作夏桀、商纣，高祖不认为这是犯罪。壶关三老把汉武帝比作瞽瞍，武帝因此受到感动而醒悟。这可以说是胸怀宽广的君主。
高祖时期，彭越没有明显的罪过却被剁成肉酱，这与商纣王把鄂侯做成肉干有什么区别。《郑当时传》记载：高祖平定天下后，命令所有从前项籍的臣属，都要直呼项籍的名字，并拜为大夫，只有郑当时的父亲郑君不遵从诏令，于是高祖驱逐了郑君，让臣下直呼其故主的名字，真是粗野啊！
扬雄称赞文帝的德行说：“罪不株连妻儿，不将女子送入后宫，馆舍不新建，陵墓不堆土，德行就是这样。”至于从代地取得天下，封宋昌为壮武侯，我私下认为这格局太小，因为取得天下是上天的旨意，哪里是个人私力所能做到的。等到看了《齐王传》，朱虚侯刘章亲手斩杀吕产，东牟侯刘兴居进入清理皇宫，文帝事后追悔这两人，曾经想立齐王为帝，于是贬抑他们的功劳，割让齐国的两个郡给齐王。这两人自认为被剥夺了功劳。刘章先死，刘兴居于是反叛。因为宋昌曾经劝进而被封赏，刘章、刘兴居曾经想不拥立自己而被贬抑，文帝不够宽宏大量了。至于爱惜十户人家的财产而不建露台，自己穿着粗厚的丝织品，宠爱的慎夫人衣服不拖地。但却曾赏赐邓通巨万钱财，又赐给他铜山，让他铸造钱币，也不能算是纯粹的恭俭。
《郊祀志》记载：汉武帝三月出行举行封禅礼，沿着海边向北到达碣石，巡视辽西，经过北边到达九原，五月又回到甘泉宫。一百天之间，行走了八千里。唉！这荒唐极了。
宣帝的诏书喜欢谈论祥瑞，元帝的诏书喜欢谈论灾异。宣帝、元帝是父子，时代相接，不应该灾祥如此突然变化，这也各自取决于他们的喜好罢了。我曾经怀疑宣帝时，凤凰等祥瑞不应该这么多。只要有一个祥瑞，就体现在诏令中，大的就大赦天下，小的也赏赐爵位、牛酒。大概有迎合圣意，希求恩泽而为之的人，所以君主的喜好不可不慎重。
汉光武帝时期，三公多被定罪罢免。侯霸担任司徒，推荐阎杨，因为阎杨平时就有讥讽议论，光武帝怀疑有奸情，大怒，赐给侯霸玺书说：“崇山幽都哪里可以相比，黄钺一下无处可逃，是想以身试法呢？还是想杀身成仁呢？”朱浮担任大司空，光武帝对他怀恨，罢免后因为司徒冯勤私下进见，光武帝便拿朱浮的事来告诫他，认为生死吉凶不可预知（见《冯勤传》）。韩歆担任大司徒，因为直言被免职回家，光武帝仍然不放过，又派使者宣诏责备他。司隶鲍求坚决请求也不能得到宽恕，韩歆和他的儿子韩婴都自杀了。韩歆素来有很高的名望，死得冤枉。后来欧阳歙、戴涉相继担任大司徒，都因事下狱而死。从此大臣难以担任相位了。（见《侯霸传》）
光武帝时，法度严厉，职事过于苛刻，尚书近臣甚至被用朴刑牵曳，群臣不敢直言。申屠刚进谏不被采纳（见《申屠刚传》）。因为封邱城门小，想通达侍御史（见《虞延传》）。王梁、孙咸因为谶纬之学担任三公（见《方术传》）。桓谭、郑兴都因为不研究谶纬而被废黜终身（见本传）。建武、永平年间，吏治苛刻，经常因为谣言或片面之词更换郡守县令（见《循吏传》）。左雄说九卿地位仅次于三公，自从明帝开始有扑罚，都不符合古制。韦彪在章帝朝上疏，认为世承二帝之后，多把苛刻当作忠诚。陈宠也在章帝朝上疏说前代用刑严密，于是废除了钴钻等惨酷的刑律（各见本传）
唐太宗性情急躁，他在常何家召见马周，在马周还没到时就派了四批使者催促，由此可以看出他性情的急躁。太宗自认为自三王以来，平定乱世的君主没有谁比得上他，所以轻视天下士人（见《虞世南传》），自称朕作为人主，兼行将相之事（见《张行成传》）。为了立太子，投床取佩，竟然亲自面向（见《长孙无忌传》），刑罚坐入者无辜，坐出者有罪（见《劉德威传》），唐朝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代宗对于元载，放纵他到了极点，才赫然发怒，加以大戮，妻子儿女都死了，又发掘他祖父的坟墓，剖棺刑尸。如果能在起初驾驭他，难道会到这种地步吗。
根据《张镐传》：肃宗带领几百名佛教徒住在禁中，号称内道场，讽谏之声外面都听到了，张镐认为没听说靠区区佛法就能致太平。唐朝衰败，平定乱世的君主竟然如此罢了。
汉文帝封宋昌为壮武侯，唐太宗写《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可以看出他们的度量了。
《唐太宗本纪》：“太宗自起兵以来，在交战的地方，各自立碑铭以记录功德。”我由此看出太宗所存之浅薄。宪宗想听从宦官吐突承璀的话，在安国寺立圣政碑，李绛极力陈述不可，宪宗听从了他。杨〇在官清廉，官吏请求立石记录德行，〇说：“事情有益于人，名字载入史书就够了。碑颂者
，徒遗后人作▯丁石耳。”隋泰王俊卒，王府僚佐请立碑，文皇亦曰：“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若子孙不能保家，徒与人作镇石耳。”
译只是白白地留给后人当作垫脚的石头罢了。”隋朝泰王杨俊去世，王府的僚属请求为他立碑，文帝也说：“想要留名，一部史书就足够了，何必立碑呢？如果子孙不能保全家族，碑石不过是白白地给别人当作镇墓石罢了。”
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唐时风俗，尚不美矣。《张加贞传》：姜皎为秘书监，至于杖死。《张九龄传》：周子谅为监察御史，以言事杖于朝堂。代宗命刘晏考所部官吏善恶，刺史有罪，五品已上系劾，六品已下杖然后奏。玄帝时，监察御史蒋挺坐法，朝决于朝堂。张廷圭执奏御史有谴，当杀之不辱也。士大夫服其知体。
汉亦轻杀人矣，有秦之遗风。主父偃以受诸侯金劫齐王自杀，武帝始欲勿诛，而公孙弘争之，遂偃族。夫始则以为不诛，至于诛也，止其身可也。而遽灭之，是汉之习于轻杀人也。
《杜周传》：周为廷尉，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千有余万，此武帝时也。《唐旧史万国俊传》：则天时国俊往广州投流人，一杀三百人。则天喜，擢授朝散大夫肃政台御史，仍遣五使，分诣诸道鞠流人。所遣之人见国俊盛行残戮，得加荣贵，乃竞以杀人为事，惟恐后之。刘光业杀九百人，王德寿杀七百人，其少者咸五百人。不杀狄仁杰，而容苏安伯，此见武后之矫情能忍也。
旧史《张易之传》：朱敬则之谏，大为丑讦，而则天劳之，赐彩百段。至于戮害诸李、自戕其子以恶其母，故公主幽闭至年四十不嫁，以配当上卫士。其悍鸷亦无比焉。
灵帝之时，可谓大乱极否之时矣。然传变斥言中官弄权，而帝识其忠。廷拆崔烈可斩而帝从其议，虽权贵恶之，不过为汉阳太守耳。
光武时，尚书令甚卑。申屠刚未有官，征为侍御史，迁尚书令，以直谏失旨，出为平阴令，乃其证也。肃宗时，尚书令甚重。郅寿自冀州刺史三迁尚书令，帝擢为京兆尹，乃其证也。
唐重内官，见《倪若水传》。玄帝时天下久平，朝廷尊荣，虽自公官擢为方面，皆自谓下迁。若水为汴州刺史，见班景倩入为大理卿，饯于郊，谓之登仙，恨不得为驺仆。至德宗时刺史月俸至千缗，方镇所取无艺，而京师禄薄，自镇方入八座，至谓□权。薛邕由左丞贬歙州刺史，家人亻艮降之晚。崔▯甫为吏部员外郎，求为洪州别驾，使府宾僚，有忤意者荐郎官，当迁阁台者皆以不赴取罪，故李泌以为外大重内大轻。
东汉之定民籍，颇若劳扰，今之造户口簿却不如此也。按《后汉江革传》：“每至岁时，县当按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兑车，不用牛马，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注云：按验以比之，犹今貌阅也。夫人而阅之，至于妇人之老者皆行，则劳扰可知矣。
汉时妇人封侯，萧何夫人同封ガ侯，樊哙妻吕须封临光侯是也。晋时妇人有谥，虞谭母卒谥曰定，柏温母卒谥曰敬是也。妇人有称卿之例，山涛谓妻曰：“我后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否？”杨素妇郑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作皇后”是也。按《晋令》，升朝官皆封妻为县君，不甚以为贵，以其多也。按《晋外戚传》：杜▯妻裴氏，恭皇后之母，以后之贵，封高安乡君，孝武追崇为广德县君，晋时县之贵如此。
汉时射策、对策，其事不同，《萧望之传》注云：“射策者，谓为难问疑议之书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择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对策者，显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以观其文词定高下也。”晋良吏潘京为州所辟，谒见问策，探得不孝字，刺史亏曰：“辟士为不孝耶？”答曰：“今为忠臣，不得为孝子。”亦射策遗法耳。
《新书唐▯传》：永淳中，突厥围丰州，崔智辩战亡。朝廷议弃丰州、保灵夏。休▯上疏争之，以为丰州控河遏寇，号为襟带，土田良美宜耕牧，秦汉以来，常郡县之，隋季丧乱，不能坚守，乃迁就宁庆，始以灵夏为边，唐乃募大实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废之，则河傍之地，复为贼有矣。高宗言至于今日，灵夏又在虏中。举此观之，中国之地比唐削矣。
古之人君，即位一年则为棺，至汉预造陵。《晋索▯传》：“汉天子即位
译对待士大夫讲究礼数，没有比本朝更好的了。唐朝的风俗，尚且不算美好。《张嘉贞传》记载：姜皎担任秘书监，竟然被杖责至死。《张九龄传》记载：周子谅担任监察御史，因为议论政事在朝堂上被杖责。唐代宗命令刘晏考核所管辖官吏的善恶，刺史如果有罪，五品以上官员由御史台弹劾，六品以下官员先杖责然后再上奏。唐玄宗时，监察御史蒋挺犯法，在朝堂上被当场决杖。张廷圭坚持上奏说御史如果获罪，应当杀了他以保全尊严，不要侮辱他。士大夫佩服他懂得大体。
汉朝也轻易杀人，有秦朝的遗风。主父偃因为接受诸侯国的金钱、胁迫齐王而自杀，汉武帝起初打算不杀他，但公孙弘力争，于是诛灭了主父偃全族。起初认为不杀，到了要杀的时候，只杀他本人就可以了。却立刻灭族，这是汉朝习惯于轻易杀人的表现。
《杜周传》记载：杜周担任廷尉，廷尉和中都官诏狱逮捕的人多达六七万人，官吏额外增加的罪人有一千多万，这是汉武帝时候的事。《唐旧史万国俊传》记载：武则天时期，万国俊前往广州追捕流放的犯人，一次就杀了三百人。武则天很高兴，提拔他担任朝散大夫、肃政台御史，又派遣五位使者，分别前往各道审讯流放的犯人。被派遣的人看到万国俊大肆残杀却得到荣华富贵，于是争相以杀人为能事，唯恐落后。刘光业杀了九百人，王德寿杀了七百人，杀人较少的也杀了五百人。不杀狄仁杰，却容忍苏安伯，这可以看出武则天矫饰真情、能够隐忍。
旧史《张易之传》记载：朱敬则的劝谏，言辞极为丑恶刻薄，而武则天慰劳他，赐给他彩缎一百段。至于杀害李唐宗室、自杀儿子以憎恶其母，所以公主被幽禁直到四十岁才出嫁，嫁给当值的卫士。她的凶狠鸷猛也是无与伦比的。
汉灵帝的时候，可以说是大乱至极、否塞到极点的时期了。然而传变斥责宦官弄权，而灵帝认识到他的忠诚。廷尉崔烈认为可以斩首而灵帝听从了他的建议，虽然权贵厌恶他，也不过是让他担任汉阳太守罢了。
光武帝时，尚书令的地位很低。申屠刚没有官职，被征召担任侍御史，升迁为尚书令，因为直言进谏不合皇帝心意，外放担任平阴令，这就是证明。肃宗时，尚书令的地位很重。郅寿从冀州刺史三次升迁为尚书令，皇帝提拔他担任京兆尹，这就是证明。
唐朝重视内官，见于《倪若水传》。唐玄宗时天下长久太平，朝廷尊贵荣耀，即使从公卿官员提拔为地方长官，都自认为是降职。倪若水担任汴州刺史，看到班景倩入朝担任大理卿，在郊外为他饯行，称他登仙，恨不得做他的马夫。到了德宗时，刺史的月俸高达一千缗，藩镇索取没有节制，而京城俸禄微薄，从藩镇入朝担任八座高官，甚至认为是夺权。薛邕由左丞被贬为歙州刺史，家人认为贬职太晚。崔甫担任吏部员外郎，请求担任洪州别驾，使府宾客僚属中，有违逆心意的人就推荐郎官，应当升迁到阁台的都以不赴任获罪，所以李泌认为外任权重而内任权轻。
东汉确定民籍，颇为劳扰，现在制作户口簿却不这样。查考《后汉书·江革传》：“每到年终岁首，县里应当核查户籍，江革因为母亲年老，不想惊动她，自己坐在车辕中拉车，不用牛马，因此乡里称赞他叫江巨孝。”注释说：核查比较，就像现在的貌阅一样。对人进行貌阅，以至于年老的女人也要行走，那么劳扰程度就可以知道了。
汉朝时妇女封侯，萧何夫人同封酂侯，樊哙妻子吕须封临光侯就是例子。晋朝时妇女有谥号，虞谭母亲去世谥号为定，柏温母亲去世谥号为敬就是例子。妇女有称卿的先例，山涛对妻子说：“我后来做三公，只是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公夫人？”杨素妻子郑氏性格强悍，杨素愤恨地说：“我如果做天子，你一定不能做皇后”就是例子。查考《晋令》，升朝官都封妻子为县君，不认为很尊贵，因为太多了。查考《晋书·外戚传》：杜预妻子裴氏，是恭皇后的母亲，因为皇后的尊贵，封为高安乡君，孝武帝追封为广德县君，晋朝时县君的尊贵就是这样。
汉朝时射策、对策，事情不同，《萧望之传》注释说：“射策，是指把疑难问题写在简策上，根据难易程度，标记为甲乙等级，排列放置，不让人知道内容。想要射策的人，随其所取选择简策，以此来知道优劣，射的意思是投射。对策，是公开询问政事经义，让各自回答，以此来观察文辞确定高下。”晋朝良吏潘京被州府征辟，拜见时问策，抽到不孝的字，刺史说：“征辟士人是为了不孝吗？”回答说：“现在做忠臣，就不能做孝子。”这也是射策的遗法罢了。
《新书·唐休璟传》：永淳年间，突厥包围丰州，崔智辩战死。朝廷商议放弃丰州、保卫灵夏。唐休璟上疏争辩，认为丰州控制黄河、遏制敌寇，号称襟带之地，土地肥沃适宜耕牧，秦汉以来，常常设为郡县，隋末丧乱，不能坚守，于是迁就宁庆，才开始以灵夏为边境，唐朝于是招募百姓充实它，西北一隅得以完整坚固，现在如果废弃它，那么黄河旁边的土地，又会被贼寇占有了。高宗说直到今天，灵夏又在虏寇之中。举这个例子来看，中原的土地比唐朝减少了。
古代的君主，即位一年就制作棺材，到汉朝预先建造陵墓。《晋书·索靖传》：“汉天子即位
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供山陵。”武帝享年长久，茂陵不能容物鸟，而文帝又自作庙矣。所谓顾成庙、德阳宫之类是也。古之天子七月而葬，汉则异此。文帝自崩至葬凡七日，景帝自崩至葬凡十日，武帝自崩至葬凡十二日，惟哀帝最久，亦止于一百五日而已。文帝后七年五月己亥崩于未央宫，乙巳葬霸陵，是崩后七日便葬，何其速也。丁未太子即位，是文帝崩后九日，葬后三日，太子方即位，又何缓也。
译一年便建成陵墓，天下的贡赋，三分之一供给宗庙，一份供给宾客，一份供给山陵。武帝享年长久，茂陵不能容纳物品，而文帝又自己建造了庙宇。所谓顾成庙、德阳宫之类的就是。古代的天子七月下葬，汉代却与此不同。文帝从驾崩到安葬共七天，景帝从驾崩到安葬共十天，武帝从驾崩到安葬共十二天，只有哀帝最久，也仅一百零五天而已。文帝后七年五月己亥日，在未央宫驾崩，乙巳日安葬于霸陵，这是驾崩后七天便安葬，为何如此迅速。丁未日太子即位，这是文帝驾崩后九天，安葬后三天，太子才即位，为何又如此迟缓。
今之兴师讨虏之费，疑不若汉之多也。按《前史贾捐之传》：“伐羌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余万。”《后汉段频传》：“频上言云：永初中，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费耗若此，犹不诛尽。频又因讨羌上言云：本规三岁之费，用五十四亿，今通期年，所耗未半，而余寇残烬将向殄灭。”又按本传：“颖后平羌费四十四亿也。”今之与夷狄最多者，岁才百万尔，亦不若汉之多也。按《后汉袁安传》：“窦宪以塞比地空，欲立降人为北单于，而安上封事争之云：且汉故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今北庭弥远，其费过倍，是乃空尽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杨仆传》：“士卒暴露，连岁为朝会不置酒。汉以伐羌之师在外，乃为之不置酒，其恤士卒仁心如此。”《梁冀传》：“桓帝诛冀，收其财货以充王府之用，减天下租税之半，散其苑囿以业贫民。”夫桓帝，季末中才之主也，尚能以民为心如此。
《唐许景先传》：“开元十三年，玄帝自择刺史十一人。”永叔《集古目录》：“明皇择县令一百六十三人，赐以丁宁之戒。”守令之官，天子自择，其爱民也如此。
汉时印绶，非若今之金紫银绯长犭史服之也。盖居是官则佩是印绶，既罢则解之，故三公辈上即缓也。按《后汉张奂传》云：“吾前后仕进十要银艾。”银即印，艾即绿绶也，谓之十要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亦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组是也。”晋时妇人亦有印绶，虞潭母赐金章紫绶是也。
汉初米石至万钱。昭帝时谷石五钱。王莽时米石二千。明帝永平十二年粟斛三十。献帝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宣帝元康四年比年丰谷石五钱，则唐明皇米斗五钱不足言也（黄巢时，米斗三十缗。鲁灵守南阳，米斗五十千，有价无米）。
汉时官职，不主于迁。夏侯婴有大功，无它过，自高祖为沛公时，婴为大仆，又事惠帝吕后，迄文帝时只为大仆。扬雄亦曰：“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也。”
汉时俸钱少而米多。贡禹拜谏议大夫，秩八百石，俸钱月九斗。式百人拜光禄大夫，秩二千石，俸钱月万二千。盖宽饶为司隶校尉，俸钱月数千。《外戚传》注：中二千石，实得二千石也。中之言满也。月得百八十斛，一岁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言二千石者，举成数尔，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岁凡得千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岁凡得千四百四十石。而腊日所赐甚厚，封侯之入甚丰。《何敞传》注：汉官仪腊赐大将军三公钱各二十万，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进侯五十万，卿十万，校尉五万，尚书二万，侍中将大夫各二万，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贲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为祀门户直。《货殖传》：秦汉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匡衡传》：衡封乐安卿，为乐安侯，卿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顷，衡又益四百顷，收其租谷，何其多也。百官公卿来注，汉制三公号称万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谷。其称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光武即位，二十六年正月诏有司增百官俸。注云：《续汉志》曰：大将军三公俸月三百五十斛，秩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八十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三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斗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九诣受俸钱谷各半。两京之俸大略相同，
译如今出兵讨伐敌寇的费用，恐怕不如汉代那么多。查考《前汉书·贾捐之传》记载：“征伐羌人一年，军队出动不超过千里，花费四十多万。”《后汉书·段颎传》记载：“段颎上奏说：永初年间，各羌族反叛，历时十四年，花费二百四十亿。永和末年，又经过七年，花费八十余亿，耗费如此巨大，仍然没有杀尽敌人。段颎又借讨伐羌人之机上奏说：原本计划三年的费用，用去五十四亿，如今总计一年，所耗尚未过半，而残余的敌寇即将被消灭殆尽。”又查考本传记载：“段颎后来平定羌人花费四十四亿。”如今与夷狄交战最多的时候，一年才百万而已，也不如汉代花费多。查考《后汉书·袁安传》记载：“窦宪认为塞北之地空旷，想立投降的人为北单于，而袁安上密封奏章争辩说：况且汉代旧例，供给南单于的费用每年仅一亿九千多万，西域每年七千四百八十万。如今北庭更加遥远，其费用超过一倍，这是耗尽天下财力，而不是建立策略的关键。”
《杨仆传》记载：“士兵暴露在外，连年因为朝会而不设酒宴。汉代因为征伐羌人的军队在外，于是为此不设酒宴，体恤士兵的仁心竟然如此。”《梁冀传》记载：“桓帝诛杀梁冀，没收他的财货以充作王府之用，减免天下租税的一半，分散他的园林以让贫民耕种。”桓帝虽然是末世中等才能的君主，尚且能以百姓为心到如此地步。
《唐书·许景先传》记载：“开元十三年，玄宗亲自挑选十一位刺史。”欧阳修《集古目录》记载：“明皇挑选一百六十三位县令，赐予他们谆谆告诫。”守令这样的官员，由天子亲自挑选，其爱护百姓竟然如此。
汉代的印绶，不像现在的金紫银绯长史服饰那样。大概是担任这个官职就佩戴这个印绶，罢免后就解下，所以三公等人上任后就宽松了。查考《后汉书·张奂传》说：“我前后仕进十次佩戴银印绿绶。”银就是印，艾就是绿绶，称为十要者，是一个官职佩戴一次而已，印也不很大。淮南王说：“方寸之印，丈二之组就是这样。”晋代妇女也有印绶，虞潭母亲赐金章紫绶就是这样。
汉代初期米一石高达万钱。昭帝时谷一石五钱。王莽时米一石二千。明帝永平十二年粟一斛三十。献帝时谷一斛五十万，豆类麦子一斛二十万。宣帝元康四年连年丰收谷一石五钱，那么唐明皇时米一斗五钱就不值得提了（黄巢时，米一斗三十缗。鲁灵守卫南阳，米一斗五十千，有价无米）。
汉代官职，不主要以升迁为主。夏侯婴有大功，没有其他过错，从高祖做沛公时，夏侯婴做大仆，又侍奉惠帝吕后，直到文帝时只做做大仆。扬雄也说：“旷日持久，积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
汉代俸禄钱少而米多。贡禹拜为谏议大夫，秩八百石，俸禄钱每月九斗。式百人拜为光禄大夫，秩二千石，俸禄钱每月一万二千。盖宽饶任司隶校尉，俸禄钱每月数千。《外戚传》注：中二千石，实际得到二千石。中之言满也。每月得到一百八十斛，一年总共得到二千一百六十石。说二千石者，是举成数而已，真二千石每月得到一百五十斛，一年总共得到一千八百石，二千石每月得到一百二十斛，一年总共得到一千四百四十石。而腊日所赐很丰厚，封侯的收入很丰富。《何敞传》注：汉官仪规定腊赐大将军三公钱各二十万，牛肉二百斤，精米二百斛，特进侯五十万，卿十万，将军五万，尚书二万，侍中将大夫各二万、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贲羽郎二人共三千，作为祭祀门户的费用。《货殖传》：秦汉制度，列侯封君，征收租税每年每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匡衡》传：匡衡封乐安侯，卿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顷，匡衡又增加四百顷，征收其租谷，何其多也。百官公卿表注，汉代制度三公号称万石，其俸禄每月各三百五十斛谷。称中二千石者，每月各一百八十斛。二千石者，一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一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石，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石，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石，三百石者四十石，比三百石者三十七石，二百石者三十石。比二百石者二十七石，一百石者十六石。光武帝即位，二十六年正月诏令有司增加百官俸禄。注云：《续汉书志》说：大将军三公俸禄每月三百五十石，秩中二千石俸禄每月一百八十石，二千石每月一百二十石。比二千石每月一百石，千石每月八十石，六百石每月七十石，比六百石每月五十五石，四百石每月五十石。比四百石每月四十五石，三百石每月四十石。比三百石每月三十七石，三百石每月三十石。比二百石每月二十七石，百石每月十六石，斗食每月十一石，佐史每月八石，九诣受俸钱谷各半。两汉的俸禄大致相同，
但西京千石月九十斛，东京减为八十斛。西京比六百石六十斛，东京减为五十五斛。西京为多，东京为少。而范晔云：“其千石以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以下增于旧秩。”必别有所据，不知其详焉。
译然而西京千石官每月俸禄为九十斛，东京则减为八十斛。西京六百石官每月俸禄为六十斛，东京则减为五十五斛。西京的俸禄较多，东京的俸禄较少。而范晔却说：“千石以上官员的俸禄比西京旧制减少，六百石以下官员的俸禄比旧制增加。”这必定另有依据，只是我不清楚其详细情况。
丞相封侯，自汉公孙弘始也。三公封侯，自魏崔林始也。以灾异策免三公，自东汉马防始也。三公在外，自张温始也。唐自武德以来，三公不居宰辅者，惟王思礼一人而已。
汉兴封侯，虽自公孙弘始，然更春乃得封，故平当以冬月为相，止赐关内侯也。关内侯大率三百户。又按《董贤传》：“赐爵关内侯食邑。”岂非亦有封而不食邑者乎？至光武时，三公封侯无更春之例，《侯霸传》曰：“汉家旧制，丞相拜日封为列侯。”东汉之末，三公不复封侯，惟灵帝即位，大傅陈蕃封高阳乡侯，食邑三百户，蕃不受封。
张敞乘余冬治絮舜，王温舒恨冬月不展，诸葛丰以春夏系治人，在位多言其短。王莽时春夏斩人，百姓震惧。据此则汉刑必以秋冬，得无留狱滞事乎？
唐时掌选，升黜百官，高下由手。卢承庆典选校百宫考，有坐渭运溺舟者，承庆考中下以示之，其人不愠也。承庆曰：“非人力可救。”考中中，其人亦不喜也。承庆曰：“宠辱不惊。”乃考中上。
封侯或以地名，或以功名，或以美名，无定制也。按《史记卫霍传》：如苏建为平陵侯，卫伉为宜春侯，此用地名也。天子曰：嫖姚校尉去病，比再冠军，封为冠军侯；赵破奴再从骠骑将军，封为从骠侯，此用功名也。《汉书》：张骞为博望侯，取其广博瞻望；霍光封博陆侯，注云：博大也，陆平也，取其嘉名，无此县也。后汉彭城王始赐号灵寿王，此用美名也。
汉将多以酬金失侯，其故何也？考《史记平准书》：武帝方事夷狄而系羌越，下式上书愿父子往死之。帝侯下式，赐金六十斤，田十顷，以风天下。天下莫应，而列侯百数，皆莫求从军击羌者。故于宗庙之尝酬时，使少府省诸侯所献之金，斤两少而色恶者，王削县，侯免国焉。盖缘诸侯之不应从军，武帝忿焉，乃设此法。故坐酬金失侯者百余人，而尊式为御史大夫。
汉时凡有戍役，调民为之。《贾谊传》：淮南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魏相为河南太守，征下有司，而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将军霍光，自言愿复留一年，以赎太守罪。注云：来京师诸官府为戍卒者，若今之卫士，更番分守诸司也。
●卷二
东汉县令，皆自署主簿，往往用其土人，如王涣为考城令，而署仇览为主簿是也。亦操杀伐，如张升以郡纪纲守外黄令，论杀赇吏是也。
今律计赃云：一尺以上，在汉则以金计之，《匡衡、薛宣传》所谓十金是也。《刑法志》：文帝以笞五百代斩左趾，以笞三百代劓刑，然笞人多死。景帝元年减五百作三百，三百作二百，犹尚不全。中六年又减三百作二百，二百作一百。又定棰令以竹为之，长五尺，本大一寸，末薄半寸，皆平节，先是棰人之背，至此着令笞其臀，又不得更一人，笞者方全，至今遗。
汉士志操，亦有后人不可及者。公孙弘非贤者也，暮年为三公。武帝东至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主父偃小人也，游学四十余年，见斥于诸侯，最后献书阁下，而首谏伐匈奴，以武帝好大喜功，锐意于武事。而二人者乃正论如此，比之希旨求合苟患失之者，不可同日语也。
东汉之士，风节最高。宦者朱▯方有宠，而郎中审忠请加夷族，以答灾异。张让方用事，而郎中张钧请斩十常侍以消寇贼。以桓帝之庸昏，五邪之暴横，而韩演为司隶，奏左▯罪恶，▯自杀；又奏且瑗几恭臧罪，瑗上印绶，诏贬为都卿侯，卒于家。
前汉平当作相，以冬未封侯，至春，元帝召侯之，当以病不受。后汉张湛，帝强起为大司徒，湛至朝堂，遗失溲便，自陈病笃，遂罢之。晋蔡谟迁司徒，曰：“我若作司徒，将为后世所哂。”虽得罪放废，终不肯拜也。郑袤迁司空，天子临轩遣使就第，袤辞让至于十数，云三公当上应天心，苟非其人，实伤和气，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庭，讫不受命。观
译丞相封侯，是从汉朝的公孙弘开始的。三公封侯，是从魏国的崔林开始的。因灾异下诏罢免三公，是从东汉的马防开始的。三公在外任职，是从张温开始的。唐朝自武德年间以来，三公不担任宰相之职的，只有王思礼一人罢了。
汉朝兴起后封侯，虽然是从公孙弘开始，但他是等到春天才得受封，所以平当在冬天担任丞相，只被赐予关内侯的爵位。关内侯大约享有三百户的食邑。又查《董贤传》记载：“赐爵关内侯，享有食邑。”难道也有受封爵位却不享有食邑的人吗？到了光武帝时期，三公封侯没有等到春天的惯例，《侯霸传》说：“汉朝旧制，丞相受拜之日封为列侯。”东汉末年，三公不再封侯，只有灵帝即位时，太傅陈蕃被封为高阳乡侯，食邑三百户，陈蕃不接受封爵。
张敞利用剩余的冬日审讯絮舜，王温舒遗憾冬日不能尽情施展（严刑），诸葛丰在春夏季拘禁审讯犯人，在位者多议论他们的短处。王莽时期在春夏季斩杀犯人，百姓震惊恐惧。据此可知，汉朝的刑罚必定在秋冬执行，难道不会导致案件积压滞留吗？
唐朝掌管选拔官员，升降百官，高低由他一手决定。卢承庆在庆典时考核百官，有一个因渭河漕运船只沉没而获罪的人，卢承庆给他评定为中下等以示惩戒，那人并不生气。卢承庆说：“这不是人力所能挽救的。”于是改评定为中中等，那人也不高兴。卢承庆说：“宠辱不惊。”于是改评定为中上等。
封侯有的用地名，有的用功名，有的用美名，没有固定的制度。查《史记卫霍传》：如苏建被封为平陵侯，卫伉被封为宜春侯，这是用地名。天子说：“嫖姚校尉霍去病，接连两次获得冠军，封为冠军侯；赵破奴再次跟随骠骑将军，封为从骠侯”，这是用功名。《汉书》记载：张骞被封为博望侯，取意其广博瞻望；霍光被封为博陆侯，注解说：博意为大，陆意为平，取意嘉美之名，并没有这个县名。后汉彭城王最初被赐号为灵寿王，这是用美名。
汉朝将领多因酬金问题失去侯爵，这是什么缘故呢？查《史记平准书》：汉武帝正忙于征讨夷狄并牵制羌人、越人，卜式上书表示愿意父子前往为国捐躯。武帝封卜式为侯，赐金六十斤，田地十顷，以此风劝天下。天下没有人响应，而列侯有百余人，都没有请求从军攻打羌人的。所以在宗庙祭祀酬谢时，让少府检查诸侯进献的金子，斤两不足且成色不好的，王削去县邑，侯免除封国。大概是因为诸侯不应召从军，武帝对此愤恨，于是设立此法。所以因酬金问题失去侯爵的有一百多人，而卜式被尊为御史大夫。
汉朝凡是戍守服役，都征调百姓去做。《贾谊传》记载：淮南、越地两个诸侯国之间的县隶属于汉朝，那里的官吏百姓往来长安服徭役的，自己准备衣物和费用，途中衣服破旧，钱财花费等费用都与此相当。魏相任河南太守时，征召下属官吏，而河南戍守京师各官府的卒有二三千人，拦住大将军霍光，自称愿意再留一年，以赎太守的罪。注解说：来到京师各官府做戍卒的人，就像现在的卫士，轮流分守各官府。
●卷二
东汉的县令，都自行任命主簿，往往任用本地人，如王涣任考城县令，任命仇览为主簿就是这样。也掌握生杀大权，如张升以郡中纪纲的身份任外黄县令，判杀受贿的官吏就是这样。
现在的法律计算赃物说：一尺以上，在汉朝则以金子计算，《匡衡、薛宣传》所说的十金就是这样。《刑法志》记载：文帝用笞打五百下代替斩左趾，用笞打三百下代替劓刑，但笞打人多死。景帝元年将五百下减为三百下，三百下减为二百下，仍然不能保全性命。中六年又将三百下减为二百下，二百下减为一百下。又制定棰令，规定用竹子制作，长五尺，根部粗一寸，末端薄半寸，都削平竹节，以前是笞打人的背部，至此下诏笞打臀部，又不得换人执行，受笞者才能保全性命，至今遗留此制。
汉朝士人的志向操守，也有后人不及的。公孙弘并非贤人，晚年却做到三公。武帝东巡沧海，北筑朔方郡。公孙弘多次进谏认为这会耗尽中原国力，去供奉无用的土地。主父偃是小人，游学四十多年，被诸侯排斥，最后向皇上献书，首先进谏不要攻打匈奴，因为武帝好大喜功，锐意于军事。而这两人却能发表如此正直的言论，与那些迎合旨意、苟且患失的人，不可同日而语。
东汉的士人，风骨节操最高。宦官朱〇正受宠，郎中审忠请求诛灭其族，以回应灾异。张让正掌权，郎中张钧请求斩杀十常侍以消除寇贼。凭借桓帝的庸碌昏庸，五邪的暴虐横行，韩演任司隶校尉，弹劾左〇的罪恶，〇自杀；又弹劾且瑗、几恭的赃罪，瑗上交印绶，诏令贬为都卿侯，死在家中。
前汉平当任丞相，因冬天未封侯，到了春天，元帝召见封他为侯，平当因病不接受。后汉张湛，皇帝强起他任大司徒，张湛到朝堂，遗失大小便，自陈病重，于是罢免了他。晋朝蔡谟升任司徒，说：“我如果做司徒，将被后世所讥笑。”虽然得罪被放逐废黜，始终不肯接受任命。郑袤升任司空，天子亲临殿前派使者到他府第，郑袤辞让达十几次，说三公应当上应天心，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实在伤害和气，不敢以垂死之年，拖累辱没朝廷，最终不接受任命。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