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象出人胎，则无是理也。其曰有父有母，即是男女构精之所成，而非象胎矣。如其不然，则可以无所托籍，忽尔自生，又何必择父母而依之哉？至于降母右胁，影现于外，皆理之必不然者，无非妄也。
译如果象是从人胎中出生的，那么就没有这种道理了。它说有父亲有母亲，那就是男女交合精气所形成的，而不是象的胎体。如果事实并非如此，那么就可以无所依托，忽然自己产生，又何必选择父母而依附他们呢？至于从母亲右胁降生，身影显现在外面，这些都是情理上必然不会发生的事，无非是虚妄罢了。
（四月八日，于无忧树下从右胁出。年十岁，射金银铜铁七鼓，发矢洞彻。年十七，出四门游，观生、老、病、死，思求出家。王执其手，流泪言：“宜息此怀，国未有嗣。”太子夜从北门去，曰：“不断八苦，不转法轮，不成菩提，誓不还此。”王俾求之。太子岂不知恩，但为四患吉尔。）
古之帝王固有禀异显祥者，盖肇生元圣，开物成务，以拯天下后世，故灵气交感，异于众人。然男女之形，生出之道，则不可易也。胁下无可生之路，裂胁而出，岂非母之大苦欤！前代史氏记躲物之妖，有阴生于头，足生于背着反常逆理之甚，人所恶见而讳言也。如胁下可以生育，是则妖气之极，故生此人，以其邪道，为中国之害者耳。李广夜见草中石，诚以为虎也，射之饮羽。明日复射，则不复能人。今十岁之儿，以竹箭之矢而射五金七鼓，应弦洞彻，此理之必不能者也。凡学道之人，其初不可差，佛见生、老、病、死面求出家，其发心本于爱生怖死。知生不可留而死不可免，无以处之，故浩然弃父而去，曰“本来无有，皆空也”，所以排遣良心耳。此心自古至今人人具足“其可排遣乎？据此，即太子辞父出家，又舆受赞见槟之事不阔，未知何者为实？要是毁绝天性，非天下之大伦，不足贵也。
（夫五戒者：不杀，仁；不淫，义；不盗，智；不妄，信；不饮酒，礼。亦先王五常之教，盖眼目之异号，头首之别名，殊途同归，百虑一致尔。夫五常主教，禁其见非，五戒之谟，防其来过也。）
君子之于禽兽，见其生不忍见共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此圣人戒杀之训也。由是推之，博施济众，使民生老病死不失其所，鸟兽鱼鳖成顺其性，本于此心而行之，有法度焉，久而无弊。非如佛氏不杀之化，无别无义也。举此一端，则仁义礼智信皆然，岂五戒浅浅之可比方哉？其途自异，其归不同，其虑自百，其致不一，不当引圣人之道以文其说也。既曰同归一致，又曰五常止能禁其见非，五戒乃能防其来过，不知见非之与来过，何以别之？禁其见非而不复犯，则无来过矣。若有来过，是乃见非未除矣。徒欲夸大佛法，而不虞其言之失也。
（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
九流非圣人之言。圣人既没，道术分裂，各得其一以自名家，故太史氏有九流之目。然其言推原本末，知风之自，各有所据，不苟然也。今释子既未尝深孜圣人之经，乃效史家区别流派，犹瞽者发矢，穷年无中矣。自尧、舜至孔子，或在上，或在下，然见于行事，著于经籍，所以扶立人道、不沦于禽兽夷狄者，乃大儒之极功。班固言出于司徒之官，则非至论矣。
（绝去礼乐，弃仁义、独任清虚以为治，此道家之弊也。）
仁之实，事父母也。义之实，从兄长也。礼之实，为仁义之节文也。乐之实，由仁义而和乐也。不知释氏之所谓仁义礼乐者，与此同乎异乎？同则不当弃父母、绝伦类，异则不当言仁义、谈礼乐。今其言非哄老子，而不知自陷于邪僻，犹哄人无足而自不知其兀也。礼乐固不可绝，释、老皆绝之，仁义固不可弃，释、老皆弃之，其得罪于圣人均尔！
（亡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至残残贼至亲，伤恩薄厚，此法家之弊也。）
自先王之迹息，秦以法律治天下，用刑严酷。漠世稍宽，而无复三代之忠厚。流俗相因，日改月化。以佛图澄之多术，不能止石虎之好杀。然多杀而已，犹未有巧杀也。及梁武为忏，丛集佛书地狱苦虐之状。至唐世，人君奉佛者众，而酷吏始以巧杀，苛毒惨虐，真如地狱变相，又有甚焉，所不忍闻者。呜呼！悲夫！彼佛之说本以恐动愚人，使之向己，不虞其流祸至此之极也！然则法家之弊小，地狱之说为害无穷。呜呼！悲夫！其言法家残贼至亲，伤恩薄厚，以吾观之，佛之教则然矣！
（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此墨家之弊也。）
墨氏之弊固如此矣，释氏之弊岂不甚于此乎！弃父
译（四月八日，从无忧树下的右胁出生。十岁时，射击金银铜铁七面鼓，箭矢穿透而过。十七岁时，出四门游历，看到生、老、病、死，思考要求得出家。国王握着他的手，流泪说：“应当打消这个念头，国家还没有继承人。”太子夜里从北门离开，说：“不斩断八种苦难，不转动法轮，不成菩提，发誓不回来。”国王派人寻找他。太子难道不知道恩德吗？只是因为这四种祸患太严重罢了。）
古代的帝王确实有禀受异象、显示祥瑞的，大概是开创圣王，开创万物成就事务，来拯救天下后世，所以灵气交感，不同于众人。然而男女的形体，出生的道理，是不可改变的。胁下没有可以出生的道路，裂开胁部而出，难道不是母亲的大痛苦吗！前代史书记载怪异之物，有阴部生在头上，脚生在背上的，违背常理逆反事理到了极点，是人们厌恶看见而忌讳谈论的。如果胁下可以生育，那就是妖气的极致，所以生出这种人，用他的邪道，成为中国的祸害罢了。李广夜里看见草中的石头，确实以为是老虎，射中它箭羽都射进去了。第二天再射，就不能射进去了。现在十岁的孩子，用竹箭射五金七鼓，应弦穿透，这是道理上必然不能的。凡是学道的人，起初不可有差错，佛看见生、老、病、死而要求得出家，他发心的本源在于爱生怖死。知道生不能留住而死不能避免，没有办法处理，所以毅然抛弃父亲离开，说“本来没有，都是空的”，以此来排遣良心罢了。这颗心从古至今人人具备，“难道可以排遣吗？据此，太子辞别父亲出家，又与受赞见槟的事不同，不知道哪个是真实的？总之，毁绝天性，不符合天下的大伦理，不值得推崇。
（五戒是：不杀生，是仁；不淫乱，是义；不偷盗，是智；不妄语，是信；不饮酒，是礼。也是先王五常的教化，大概是眼睛的不同称呼，头部的别名，殊途同归，百虑一致罢了。五常的主教，禁止看见错误，五戒的谋略，防止过错发生。）
君子对于禽兽，看见它们活着不忍心看见它们死，听到它们的叫声不忍心吃它们的肉，所以君子远离厨房。这是圣人戒杀的训诫。由此推论，广施恩惠救济众人，使人生老病死不失其所，鸟兽鱼鳖都顺应它们的本性，基于这颗心而实行，有法度，久而没有弊端。不像佛教不杀的教化，没有区别没有义理。举出这一端，那么仁义礼智信都是这样，哪里是五戒浅薄可以相比的呢？它们的途径自然不同，它们的归宿不同，它们的思虑自然不同，它们的致用不一，不应当引用圣人的道理来文饰他们的说法。既然说同归一致，又说五常只能禁止看见错误，五戒却能防止过错发生，不知道看见错误和过错发生，怎么区别？禁止看见错误而不再犯，就没有过错发生了。如果有过错发生，那就是看见错误没有消除。徒然想夸大佛法，而不考虑他们说话的失误。
（儒家大概出于司徒之官。）
九流不是圣人的言论。圣人去世后，道术分裂，各自得到一部分来自立门户，所以太史氏有九流的目录。然而他们的言论推究本源末节，知道风气的来源，各自有所依据，不是随便说的。现在佛教徒既然不曾深入研习圣人的经典，却效仿史家区别流派，就像盲人射箭，终年没有中的。从尧、舜到孔子，或在上位，或在下位，然而见于行事，著于经籍，用来扶立人道、不沦于禽兽夷狄的，是大儒的极致功绩。班固说出于司徒之官，那就不是最好的论断了。
（绝去礼乐，弃仁义，独任清虚以为治，这是道家的弊端。）
仁的实质，是侍奉父母。义的实质，是顺从兄长。礼的实质，是仁义的节文。乐的实质，是由仁义而和乐。不知道佛教所说的仁义礼乐，与这个相同还是不同？相同就不应当抛弃父母、断绝伦类，不同就不应当谈论仁义、说礼乐。现在他们的言论不是哄骗老子，而不知道自陷于邪僻，就像哄骗人无脚而自己不知道自己是瘸子。礼乐固然不可绝，释、老都绝了，仁义固然不可弃，释、老都弃了，他们得罪圣人是一样的！
（亡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至残忍贼害至亲，伤恩薄厚，这是法家的弊端。）
自从先王的踪迹息灭，秦以法律治理天下，用刑严酷。汉代稍宽，而没有恢复三代的忠厚。流俗相因，日改月化。凭借佛图澄的多术，不能阻止石虎的好杀。然而只是多杀罢了，还没有巧杀。等到梁武帝为忏，丛集佛书地狱苦虐的状貌。到唐代，人君奉佛的众多，而酷吏开始以巧杀，苛毒惨虐，真如地狱变相又有甚之，所不忍闻的。呜呼！悲夫！那佛的说法本以恐动愚人，使之向己，不料其流祸至此之极也！那么法家的弊端小，地狱的说法为害无穷。呜呼！悲夫！他说法家残贼至亲，伤恩薄厚，依我看，佛的教就是这样！
（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这是墨家的弊端。）
墨家的弊端固然如此了，佛教的弊端难道不更甚于此吗！抛弃父亲
母出家而不顾，见蝼皑蚊蚋则哀矜之，谓之别亲疏可乎？不别亲辣，故不讳贤否。今有圣贤之人，坐致太平而不喜佛，则释子必不誉也。小人亡国败家，而建寺宇，崇塔扇，厚给其田，广度其众，则释子必以为宿植善根，亲受佛记者也。试用此观之，其情见矣。
译母亲出家修行而不顾念，见到蝼蚁蚊蚋却怜悯它们，这能说是区分亲疏吗？不区分亲疏，所以不避讳贤良与否。如今有圣贤之人，安居而致太平却不喜好佛教，那么僧人必定不会赞誉他。小人导致国家败亡、家庭破败，却建造寺庙，推崇塔扇，大量供给田地，广泛度化僧众，那么僧人必定认为这是前世种下的善根，亲自受到佛陀授记的人。试着用这个观点来观察，僧人的真实意图就显现出来了。
（欲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此农家之弊也。）
天尊地卑，君臣之分也。释氏自以方外不执臣礼，非悖上下乎？继世承考，父子之分也，释氏自以方外，不服子道，非悖上下乎？上下莫大于父子、君臣，而皆悖之，尚何农家之哄乎了彼农家则不然，勤艺黍稷，孝养父母，出其财以供赋，出其力以供役，国有劳苦之事，农不得兔焉，于上下之序未尝悖也。释氏不耕而食，乃又哄之，失其本心甚矣！
（沙门仁赞曰：“儒有九流，释存丸录，浅深之道不侔，内外之文斯异。然殊途同归，百虑一致者也。”）
理有至真，以似而乱之则可恶矣。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杨、墨恐其乱仁义也，恶佛、老恐其乱性理也。九录与九流同乎？则何有浅深内外之辩。如其异乎？又何有同归一致之理。此奸僧滑释欲主张其说，恐不能胜，又窃取儒书近似之说以符同之。使愚夫懦士怵惑不能自解，可不戒而远之哉？
（佛所生国迦毗罗城，谓四重铁圉之内、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之中央也。盖佛之威神不生边地，故中天竺国如来成道焉。）
今释者言佛土日西天，西方。言西，则非四方之中也。何不曰中天、中方，以显其非边地所生乎？据释氏之说，以东方震且为人主之国。佛既神圣，择美处而后生，何不生于人主之国，而生于笃学异术、重货轻礼之地哉？昔辩者惠施曰：“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燕之北，天下之极北也。越之南，天下之极南也。以是为中央，则无所往而非中央矣。与释氏以天竺为天地中，谈诡荒诞，盖一说也。
（何承天闪沙门惠严曰：“佛国用何历术而号中乎？”严云：“天竺之国，夏至之日方中，无影，所谓天地之中也。此国测之，故有余分。致历有三代增损，算必差忒，明非中也。”）
昔尧命羲和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此历法之祖也。至于今行之，四时不差，日月不忒，星辰不乱，人事各得其生。释子亦据之以为节，乃历象授时之效也。若不足信，则晦、朔、弦、望、分、至、启、闭无所准度，而寒暑愆度，四时失序久矣。安得言中国非中而历有差乎？不然，天竺之历法何为不传于中国，而尧、舜之历法至今无弊也。佛以四月八日降生，何为释子考证参差，终无所定哉？惠广之言至浅，何承天必有以折之，而释子讳传尔。
（一洲四主：南海名象主，地惟暑湿，偏宜象，风俗躁烈，笃学异卫，是为印度，或云天竺，或云身毒。西海名宝主，偏饶异珍，轻礼重货。北海名马主，其俗凶暴忍杀；衣毛。束海名人主，地惟和畅，俗行仁义，安土重逼，即所谓震旦国。诸儒滞于孔教。别指洛阳以为中国，乃约轩辕五岳以言，未是通方之巨观也。）
据此，则笃学异术、轻礼重货，释迦所生之国也。教人反易彝伦，以七宝装严佛事，如华严夸大之说，特以其国多宝故耳。俗行仁义者，中国列圣之化也。名曰人主，乃是人之所生，与他方夷狄之俗天地相悬。仁赞心知矣。后世臣服夷蛮、梯坑人贡者，或效象马，或献麒麟，皆以黠夷方能扰驯而驾驭。由此观之，乘金毛狮子、六牙白象，殆亦此类，自其俗尚耳。不知诸儒滞于孔教乎？抑诸儒溺于佛说乎？
（晋大常彭城王纮表，以肃祖好佛道，手昼形像于乐贤堂。经历寇难，而堂犹存，宣著作，咸使作颂。显宗出弦麦博议。蔡谟曰：“佛者夷人，惟闻变夷从夏，不闻变夏从夷。先帝天纵多才，聊画此像，未是大晋盛德之形容。今欲发王命，史宫，上称先帝好佛之志，下为夷狄作一像之颂，义有疑焉。”君子曰：“斯刚愎之鄙夫，井坎之固量也。见漠之讽议，局据神洲一域，以为中国也。佛则据通阎浮一洲，以此为边地尔。天竺者，地之中心也，故提封所及，三千日月、万亿天地，惟佛所统，非谟能晓。嵩、洛以土圭测影为中，乃是神洲之别中耳。”）
天竺在中国之西，有路可以来
译（想要君主与臣子一起耕种，违背了上下的秩序，这是农家学派的弊端。）
天尊贵而地卑贱，这是君臣的区别。佛教徒自认为处于世俗之外，不执行臣子的礼节，这难道不是违背上下秩序吗？继承祖业、侍奉父亲，这是父子的区别，佛教徒自认为处于世俗之外，不奉行儿子的道义，这难道不是违背上下秩序吗？上下关系中，没有比父子、君臣更大的了，而佛教徒都违背了这些，还哪里谈得上农家学派的混乱呢？那些农家学派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勤奋种植庄稼，孝顺供养父母，拿出财物来缴纳赋税，出力来服徭役，国家有劳苦的事情，农民不能逃避，对于上下的秩序从未违背。佛教徒不耕种却吃饭，却又去诋毁农家，丧失本心太严重了！
（沙门仁赞说：“儒家有九流，佛教有九录，深浅的道理不同，内外文章也不同。然而殊途同归，百虑一致。”）
道理有极致的真实，用相似的东西来扰乱它，就是可恶的。所以厌恶狗尾草，是怕它扰乱禾苗；厌恶紫色，是怕它扰乱红色；厌恶杨朱、墨翟，是怕他们扰乱仁义；厌恶佛教、道教，是怕它们扰乱人性天理。九录和九流相同吗？如果有相同，那为什么会有深浅内外的辩论呢？如果不同，那又为什么会有同归一致的理据呢？这是奸诈的僧人滑释想要主张他的学说，恐怕不能取胜，又偷取儒家书籍中近似的话来附会。使得愚昧的百姓、懦弱的士人惊惧迷惑而不能自我解脱，能不警惕并远离他们吗？
（佛陀出生的国家迦毗罗城，说是四重铁围山之内、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的中央。大概是因为佛陀的威神不出生在边远之地，所以在中天竺国如来成道。）
现在佛教徒说佛陀出生在西方，即西天。说西方，那就不是四方的中央了。为什么不说是中天、中方，来显示它不是边远之地所生呢？根据佛教徒的说法，东方震旦是君主治理的国家。佛陀既然神圣，选择美好的地方而后出生，为什么不出生在君主治理的国家，而出生在笃信异端邪术、重视财物轻视礼义的地方呢？从前辩者惠施说：“我知道天下的中央，燕国的北面、越国的南面就是。”燕国的北面，是天下极北的地方。越国的南面，是天下极南的地方。把这当作中央，那么无论到哪里都是中央了。这与佛教徒把天竺当作天地中央的说法一样，谈论诡辩荒诞，大概是一类说法。
（何承天问沙门惠严说：“佛国用什么历法而号称中央呢？”惠严说：“天竺国家，夏至那天太阳正当头顶，没有影子，这就是所谓的天地中央。在这个国家测量，所以有多余的部分。导致历法有三次增减，计算必然有误差，明显不是中央。”）
从前尧命令羲和说：“一年有三百六十六天，用闰月来定四季从而形成一年。”这是历法的起源。直到今天还在实行，四季没有差错，日月没有偏差，星辰没有混乱，人事各自得到其生存之道。佛教徒也依据它来制定节日，这是观测天象授予时间的效果。如果不可信，那么晦、朔、弦、望、分、至、开、闭就没有标准，寒暑就会失度，四季就会失序很久了。怎么能说中国不是中央而历法有误差呢？不然，天竺的历法为什么不传到中国，而尧、舜的历法至今没有弊端呢？佛陀在四月八日出生，为什么佛教徒考证参差，最终没有定论呢？惠严的话太浅薄，何承天一定有办法驳斥他，而佛教徒忌讳传播罢了。
（一洲四主：南海名叫象主，地方只有暑热潮湿，特别适合大象，风俗急躁猛烈，笃信异端邪术，这就是印度，或者叫天竺，或者叫身毒。西海名叫宝主，特别富有奇珍异宝，轻视礼义重视财物。北海名叫马主，风俗凶暴残忍杀戮；穿毛皮衣服。东海名叫人主，地方只有和顺舒畅，风俗实行仁义，安土重迁，这就是所谓的震旦国。许多儒生拘泥于孔教，另外指着洛阳当作中国，这是大约根据轩辕五岳来说的，不是通达方圆的宏大观察。）
根据这个，那么笃信异端邪术、轻视礼义重视财物，是释迦牟尼出生的国家。教人颠倒常理，用七宝装饰佛事，像《华严经》夸大之说，只是因为他国家多宝罢了。风俗实行仁义的，是中国历代圣人的教化。名叫人主，乃是人类所生，与其他地方夷狄的风俗天地相差悬殊。仁赞心里知道了。后世臣服夷蛮、通过险阻进贡的人，有的效仿象马，有的献麒麟，都是因为狡猾的夷狄能够驯服而驾驭。由此看来，骑金毛狮子、六牙白象，大概也是这类，只是他们的风俗崇尚罢了。不知道是儒生拘泥于孔教呢？还是儒生沉溺于佛说呢？
（晋朝大常彭城王纮上表，因为肃祖喜好佛道，亲手在乐贤堂画佛像。经历寇难，而堂还在，宣著作，都让作颂。显宗出弦麦博议。蔡谏说：“佛是夷人，只听说变夷从夏，没听说变夏从夷。先帝天纵多才，偶尔画这个像，不是大晋盛德的形容。现在想发王命，史官，上称先帝好佛的志向，下为夷狄作一个像的颂，义有疑焉。”君子说：“这是刚愎自用的鄙夫，井底之蛙的固量。见漠之讽议，局限神州一域，以为中国。佛则据通阎浮一洲，以此为边地。天竺者，地之中心也，所以提封所及，三千日月、万亿天地，只有佛所统，不是谟能晓。嵩、洛以土圭测影为中央，乃是神州的别中。”）
天竺在中国之西，有路可以来
往，何得言天竺国别有天地乎？既是一天地，即四方上下共取一中，何得言神洲有别中乎？蔡谟守道甚固，不惑邪说，正夷、夏之分，以革其君之遇举，可以表示后世。仁赞乃自目为君子，目谟为鄙夫，而不知其庸愚陋劣之甚也。圣人以土圭测影，观一气之交会而定天地之中，夫有所据矣，岂欺我哉！
译从前，怎么能说天竺国另外有一个天地呢？既然是一个天地，那么四方上下共同取定一个中心，怎么能说神州有另一个中心呢？蔡谟坚守正道非常坚定，不被邪说迷惑，明确区分夷夏的界限，以纠正他君主的错误举动，这足以作为后世的表率。仁赞却自认为是君子，视蔡谟为鄙陋之人，却不知道他自己平庸愚昧、浅陋低劣到了极点。圣人用土圭测量日影，观察阴阳二气的交会来确定天地的中心，这是有所依据的，难道是在欺骗我们吗！
（《辩惑论》曰：“说者以为佛法本出西胡，不应奉之于中国。夫由余出自西戎，辅秦穆以开霸业，日殚生于北狄，侍漠武而除危害，何必取其同俗而舍其异方乎了”）
据此说，即僧徒心知天竺是夷狄而非地中，甚明矣。虽然，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国，以人道治人，使人不为夷狄禽兽，则万世之师，不以东夷西夷而外之也。若夫邪说矣谒，绝灭伦类，以鬼道化人，使人惑于生死鬼神之际，乱中国之俗，则万世之罪人，虽生中国，犹当屏于远方，不能使立。又况夷狄之教，宜何如哉？
（漠求西域之名马，魏收南海之明珠，物生逮域，尚此为珍，道出遐方，独何可弃？况百亿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内，则中在于彼域，不在此方矣。）
《淮南子》言“古者天有十日，羿射其九”，其涎已可笑矣。而释氏之言乃又甚焉。今中夏寒暑之运，至于六月而炎气极隆，土山焦枯，江河涸竭，人无厦屋之庇者，或以喝死。此一日耳，而气尚如此。今乃日有百亿日月，不知天竺国中受此曝炙，何以能生邪？徒欲为美言夸张之，而不意其言之失如此。愚夫无知，何足深罪，而信之者为可怪也！
（天竺沙门僧康会，吴赤乌年达乎建业。孙权召而问之，曰：“佛何灵验？”会曰：“如来迁迹，已越千年，遗骨世间，名为舍利。昔阿育王起八万四千宝塔，以表遗化也。”权以为夸诞，乃曰：“若得舍利，当为造塔。”会乃以瓶盛水，烧香礼请，三七日，忽闻瓶中锵然有声，果获舍利。权自执瓶，泻铜盆上，舍利所街，盘即破碎。权肃然惊起。会进言曰：“合利威神，岂有光相而已。此乃劫烧之火不能焚，金刚之杵不能碎。”权乃置舍利铁椹上，使有力者用槌击之，堪槌俱陷，舍利无损。权大嗟服，即为建寺，号曰建初。由是江左大法遂兴，会之力也。至孙皓废弃淫祀，及佛伽蓝，并欲毁坏，遣张昱指寺诰会。昱不能摧，还叹会才明，非臣所测。皓大集朝贤迎会。会既坐，皓问曰：“佛教所明善恶报应，何若是乎？”食对曰：“诗咏‘求损不回’易称“积善余庆”，惟典儒之格训，即佛教之明谋。”皓曰：“若然，则周、孔已行，何用佛教？”会曰：“周、孔略示世间，释教广明因果，故行恶则永劫地狱菩酸，修善则长受天官安乐。”皓不能折。）
舍利子之为物，乃释子修炼。摄心精气之所结，犹石中有水精，木中有膏液，物理之常，独善保身者斯有之。然不救饥寒，鉴民物信。世乱不能以舍利而治，人死不能服舍利而存。无所用之，不足贵也。孙权尝深孜，遂为僧会所惑，使江左之人初识邪法，流传至暗，竟以丧邦。舍利果何利哉？唐初崇奉佛牙，火不能焚，铁不能碎，转奕以羚羊角击之，如破朽坏。若使奕见比舍利，必有以处之矣。浩，亡国之人也，安知周、孔之教乎？使其能知之，必不至为人所禽矣。且其身为国王，宜其前世所积，自合长受快乐，又何故一旦倾复面无善应乎？
（《正法念经》云：“若有众生埽如来塔，命终，生意乐天。”又云：“修治故塔，命终，生白身天，舆诸天女五欲自娱。”《菩萨行经》云：“有一贫人卖薪为业，向泽中采薪，见一塔寺，狐狼飞鸟，草木荆棘，不净满中。贫人怆然，诛伐埽除，作礼而去。命终。生光音天，尽其天寿。又复一日，返作转输王。”）
佛设如此等教，其发心也，不知欲诱人为善乎？抑将自保其塔乎？如诱人为善，莫先于正其心。如比等教，反以利乐害其心也。人各有所欲而未必皆同，多为利路以张之，必有一中，中则其说可入，此佛之术也。言生意乐天，则凡心意有所好乐而不得者，必为之埽塔矣。言生白身天，则凡丑黑为女子所恶，欲淫色而不得者，必为之埽塔矣。言生光音天，作转轮王，则凡瘠哑聋聩、贫穷下贱者，必为之埽塔矣。其设教之心如此，果可谓之正道乎？今欲诘之，则必曰：“此皆无碍方便也。人之根器万端，不如是，
译（《辩惑论》说：“有人认为佛法原本出自西胡，不应当在中国信奉。然而由余出自西戎，辅佐秦穆公开创了霸业；日殚生于北狄，侍奉汉武帝而消除了祸患。何必一定要选取风俗相同的人，而舍弃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呢？”）
根据这种说法，僧侣们心里明明知道天竺是夷狄而非中原之地，这是非常清楚的。虽然如此，舜是东夷人，周文王是西夷人，他们得志后在中原推行王道，以人道治理百姓，使人们不沦为夷狄禽兽，因此成为万世的师表，人们不会因为他们是东夷或西夷而排斥他们。至于那些邪说，灭绝伦理纲常，用鬼道来教化百姓，使人们在生死鬼神的问题上产生迷惑，扰乱中原的风俗，那么这些人就是万世的罪人，即使出生在中原，也应当被放逐到远方，不能让他们立足。更何况是夷狄的教化，又该怎样看待呢？
（汉武帝寻求西域的名马，魏收南海的明珠，物品生长在边远地区，尚且被视为珍宝，道理出自遥远的地方，难道就可以抛弃吗？何况在百亿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内，中心可能在那边，而不在这里。）
《淮南子》说“古代天上有十个太阳，后羿射下了九个”，这种说法已经可笑。而佛教的说法竟然更加过分。如今中原寒暑交替，到了六月炎热之气达到顶峰，土山焦枯，江河干涸，没有大屋遮蔽的人，有的甚至被晒死。这只是太阳，气候尚且如此。现在却说有百亿个日月，不知道天竺国中遭受这种暴晒炙烤，怎么能生存呢？他们只是想用华丽的言辞来夸张，却没料到他们的言论如此荒谬。愚昧无知的人，不值得深责，但相信他们的人却令人奇怪！
（天竺僧人康会，在吴国赤乌年间到达建业。孙权召见他并问道：“佛有什么灵验？”康会说：“如来离世，已经过了一千年，遗骨留在世间，称为舍利。从前阿育王建造了八万四千座宝塔，用来表彰遗留的教化。”孙权认为这是夸大荒诞，于是说：“如果能得到舍利，我就为你建造宝塔。”康会于是用水瓶盛水，烧香礼拜祈求，过了二十一天，忽然听到瓶中有清脆的声音，果然得到了舍利。孙权亲自拿着瓶子，将舍利倒在铜盆上，舍利所接触的地方，铜盆立即破碎。孙权肃然惊起。康会进言说：“舍利的威神，岂止是有光相而已。这是劫烧之火不能焚烧，金刚之杵不能击碎的。”孙权于是把舍利放在铁砧上，让有力气的人用锤子敲打，锤子和铁砧都凹陷下去，舍利却毫发无损。孙权大为叹服，随即建造寺庙，命名为建初寺。从此江东佛法大兴，这是康会的功劳。到了孙皓废除淫祀，以及佛教寺院，都想要毁坏，派遣张昱指责寺庙并诘问康会。张昱不能驳倒他，回来感叹康会才识高明，不是臣子所能测度的。孙皓大规模召集朝廷贤臣迎接康会。康会坐下后，孙皓问道：“佛教所阐明的善恶报应，为什么这样呢？”康会回答说：“《诗经》歌颂‘求损不回’，《易经》称道‘积善余庆’，儒家经典的训诫，就是佛教的明谋。”孙皓说：“如果这样，那么周公、孔子的教化已经实行，何必需要佛教？”康会说：“周公、孔子大致展示了世间道理，佛教广泛阐明因果，所以作恶就会永劫在地狱受苦，行善就会长久享受天界的安乐。”孙皓无法驳倒他。）
舍利这种物品，是僧侣修炼、凝聚心精气所结成的，就像石头中有水晶，树木中有膏液，这是物理的常态，只有善于保养身心的人才会有。然而它不能救济饥寒，不能取信于百姓。世道混乱不能靠舍利来治理，人死了不能靠服用舍利而存活。没有什么用处，不值得珍贵。孙权曾经深深探究，却被康会所迷惑，使得江东的人初次认识邪法，流传至暗，最终导致国家灭亡。舍利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唐朝初期崇奉佛牙，火不能焚烧，铁不能击碎，转奕用羚羊角敲击它，就像击破朽坏之物一样。如果让转奕见到这些舍利，一定有办法处置它们。孙皓是亡国之人，哪里懂得周公、孔子的教化呢？如果他能够懂得，必定不会被人所擒获。况且他身为国王，应当是前世所积累的福报，自然应该长久享受快乐，又为什么一旦倾覆而没有善报呢？
（《正法念经》说：“如果有众生清扫如来塔，死后，会投生到意乐天。”又说：“修治旧塔，死后，会投生到白身天，与诸天女享受五欲之乐。”《菩萨行经》说：“有一个以卖柴为业的穷人，到沼泽中采柴，看见一座塔寺，里面满是狐狼飞鸟、草木荆棘和不净之物。穷人感到悲伤，砍伐清扫，行礼后离开。死后，投生到光音天，享尽天寿。又过了一天，转世成为转轮王。”）
佛教设立这样的教化，它的初心，不知道是想诱导人行善呢？还是想自我保护它的塔呢？如果是诱导人行善，没有比端正人心更重要的了。像这样的教化，反而用利益和快乐来损害人心。人各有欲望而且未必相同，多设利益之路来张扬，必定有一种能击中人心，击中后他们的说法就能进入人心，这是佛教的手段。说投生到意乐天，那么凡是心意有所喜好而得不到的人，必定会去清扫塔了。说投生到白身天，那么凡是因丑陋黑暗被女子厌恶，想要淫色而得不到的人，必定会去清扫塔了。说投生在光音天，成为转轮王，那么凡是瘦弱哑巴聋聩、贫穷下贱的人，必定会去清扫塔了。他们设立教化的心思如此，果真可以称为正道吗？现在想要质问他们，他们必定说：“这都是无碍的方便法门。人的根器千差万别，如果不这样，
不能设之人善。”呜呼！使人随意所欲而得之，好色则得女，好贵则得王，天下大乱之道也。曾谓如是而为善乎！
译无法满足那些人的欲望，他们就会称赞为善。”唉！如果让人随心所欲地得到想要的东西，喜好美色就得到美女，喜好尊贵就得到王位，这是天下大乱的途径啊。难道能认为这样就是善吗！
（沙门仁赞曰：“夫生也者，精气为物，灵明而通照，死也者，游魂为变，幻化而不真。合利建塔于人间，其故何哉？”答曰：“因之修也，捐肢饲虎，化肉拯饥。果之证也，示色非色，明空不空。然则香薪亘焰而齿骨不灰，舍利晶荧而人天戴仰。建于宝刹，秘以金瓶，弹土木之功而不为奢，穷丹鹱之筛而不成僭。”）
孔手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生者，始也，有始然后有终。死者，终也，有终必先有始。非以前世为始、后世为终也。原之为言，究其所以然也。反之为言，要其所归极也。知生之所以然，则知死之所归极矣。手路同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此之谓也。其言不夸不诞，约而尽，简而逋，与佛氏之说死生，犹黑白之不同也。仁赞所言既以肤浅，乃复淆乱本文，附以己说，以生为灵明，以死为不真，其浅陋如此，尚敢论生死哉！既不明生死，宜其言之多妄矣。古之人藏赤刀、弘璧、天球、河图、竹矢、弓戈，盖有至理，非为福田利益，诱人以茫昧之事，亦未尝穷极土木，糜费金宝，以为贮藏之所也。后世不以理洽天下，先王之制，又信邪说，希求无望，所以使释子腧礼越制，崇奉邪说，以一朽骨，费民膏血百千万计面不恤者。呜呼！必有圣君贤相推明正道以攘辟之，当有取于斯言矣。
（沙门法献以来元徽三年于西域得佛牙，长二寸，围亦如之。）
西域所用之尺，不知舆中胃异同？且据宣律师《辩惑论》云：“佛现金姿丈六之质。”及凡释氏之说皆如此。今法献所得佛牙长二寸，圈亦如之。相法三十六牙，相之美也。佛有具足之相，则其牙车当一尺二三寸，若并颐项会之，其围当四尺，而其头面当五尺许矣。以五尺之头，通为一丈六尺之身，是自领以下，长一丈一尺而已。此不待智者然后知其妄也。
（刘向《别传》曰：“予观典籍，往往见有佛经，乃著《列仙传》云。”吾检藏书，推刘向言，藏书者，盖始皇时人间藏书，残云，夫子宅中所藏书也。据此而言，佛法秦、漠以前巳流震旦也。）
甚哉，僧人之欲借重于孔子以神其说也—然稽之书传，佛教人中国，乃自汉明帝时，不可改矣。刘向博极群书，如果有此言，何不载于正史邪？孔子删诗、定书、系易、作春秋之外，不闻别有述作，不知何所据，而云壁中藏佛经也，使佛经尽道而无歉，可施于中国面传于万世，又何必待鲁壁藏之、而刘向《别传》载之乎？甚矣！僧人之欲借重于孔手以神其说也！
（元守中，霍去病讨匈奴，至毕兰，遇居延山，获昆邪休屠王，降众五万，得金人长丈余，列之于甘泉宫。此如来化被东土也。）
佛之道以寂灭为乐，以无生为至。既死之后，乃化为金人，此何理也？秦始皇聚天下兵铸为金狄十二，以像临洮所现之大人，后十四年而秦亡。按史，金狄各重千石。古者每石重百二十斤，千石当一亿二万斤。去病所得，才丈余，甚为轻眇，殆亦匈奴所铸耳。乃云“化被束土”，金像出现。然则始皇所铸，何不言瑞应邪？隋炀帝大业四年征林邑，获金人四十九，皆长三尺，彼又何物也？
（汉明帝幸白马寺，问摩腾曰“佛之出世，不从此土，何也？”对曰：“迦毗罗街国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之中，三世诸佛皆从彼生。余处泉生无其绿感，佛不往也。佛虽不往，光明及处，或五百年，残一千年、残一千年外，皆有圣人传佛圣教而化导之。”帝默然信重。）
漠明帝生于中华，为天下主，不能师法前代圣帝明王，反信外戎，引入中图，为斯民千余年膏盲骨髓之病，其罪大矣！摩腾者，狡猾之人也，观其对明帝之言，示之以夸大，附之以侯谀，以行其说。非汉明之不明，谁复信之？其言曰：“众生无缘，佛不往生。”如其果然，何为复有圣人传佛之教乎？佛教既可传，即不谓之无缘矣。其言自相衡决，是诞妄也。盖佛未生时，中国三代之风未亡，元圣六经之教方盛，彼无自面人也。及世
译沙门仁赞说：“所谓生，是精气凝聚成物，灵明而通达照耀；所谓死，是游魂变化，虚幻不实。为何要在人间建塔供奉舍利，这是什么缘故呢？”回答说：“这是因为修行功德，如割肉喂虎、舍身救饥。这是果报的证明，显示色身非色，阐明空性不空。因此，香木虽尽而牙齿骨骼不化为灰，舍利晶莹发光，令人天敬仰。将其建在宝刹之中，用金瓶秘密收藏，耗费土木之功却不算奢侈，极尽丹漆之工也不构成僭越。”
孔手说：“推究事物的本源，返归其终结，所以能知晓生死的道理。”生，是开始，有开始然后才有终结。死，是终结，有终结必定先有开始。这并不是以前世为开始、以后世为终结。原，是说探究其所以然。反，是说归结其最终归宿。知道了生的所以然，也就知道了死的归宿。手与路同归于死，孔子说：“连生都不懂，怎么能懂死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孔子的言论不夸张不荒诞，简约而完备，简练而深远，与佛教关于生死的说法，就像黑白一样不同。仁赞所说的既已肤浅，又混淆了本文，附会自己的见解，把生当作灵明，把死当作不真，如此浅陋，还敢谈论生死吗！既然不明白生死，他的话多属虚妄也就不足为奇了。古人收藏赤刀、弘璧、天球、河图、竹箭、弓戈，其中自有至理，并非为了福田利益，用茫然无知的迷信来诱人，也没有极尽土木之劳，浪费金玉，作为贮藏之所。后世不依理治理天下，废弃先王的制度，又相信邪说，追求无望之事，所以让僧人违背礼制，崇尚邪说，为了那一具朽骨，耗费百姓膏血数以千万计却不顾惜。唉！必定要有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阐明正道来排斥这些邪说，那时就会采纳这番言论了。
沙门法献说：“我从元徽三年在西域得到佛牙，长二寸，周长也如此。”
西域所用的尺，不知与中原的是否相同？且据宣律师《辩惑论》说：“佛显现金色身，身高一丈六尺。”凡是佛教的说法都如此。现在法献得到的佛牙长二寸，周长也如此。相法说有三十六颗牙齿，这是美好的相。佛具备足相，那么他的牙床应当有一尺二三寸，如果加上脸颊和颈项的周长，应当有四尺，而他的头面部应当有五尺左右。用五尺的头，凑成一丈六尺的身体，这是从脖子以下，长度只有一丈一尺罢了。这不用智者就能知道是虚妄的。
刘向《别传》说：“我查阅典籍，常常看到有佛经，于是著《列仙传》说。”我检查藏书，推敲刘向的话，藏书，大概是秦始皇时民间藏书，残存的，是孔子宅中所藏的书籍。据此来说，佛法在秦、汉以前已经流传到震旦（中国）了。
僧人想要借助孔子的威望来神化他们的学说，真是太过分了——然而查考书传，佛教传入中国，是从汉明帝时开始的，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刘向博览群书，如果有这样的话，为什么不记载在正史中呢？孔子除了删诗、定书、系易、作春秋之外没听说有其他著作，不知依据什么，说壁中藏着佛经呢？假如佛经完全符合大道而没有缺憾，可以施行于中国并流传万世，又何必等待藏在鲁壁之中、由刘向《别传》记载呢？僧人想要借助孔子的威望来神化他们的说法，真是太过分了！
元守中，霍去病讨伐匈奴，到达毕兰，遇到居延山，俘获昆邪休屠王，投降的民众五万人，得到金人一个，高一丈多，陈列在甘泉宫。这是如来教化覆盖东土的表现。
佛的道以寂灭为乐，以无生为最高境界。死后，竟然化为金人，这是什么道理呢？秦始皇收集天下的兵器铸成十二个金狄，用来象征临洮出现的大人，十四年后秦朝灭亡。查考史书，金狄每个重千石。古代每石重一百二十斤，千石相当于一亿二千万斤。霍去病得到的，才一丈多，非常轻小，大概也是匈奴铸造的吧。却说“教化覆盖东土”，金像出现。那么秦始皇铸造的，为什么不说是祥瑞应验呢？隋炀帝大业四年征讨林邑，获得金人四十九个，都高三尺，那又是什么东西呢？
汉明帝驾临白马寺，问摩腾说：“佛出世，不从这个地方，为什么呢？”摩腾回答说：“迦毗罗卫国在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之中，三世诸佛都从那里出生。其他地方众生没有缘感，佛不前往。佛虽然不前往，但光明所及之处，有的五百年，有的千年，有的千年以外，都有圣人传授佛的圣教来教化引导。”明帝默然信服敬重。
汉明帝生于中华，作为天下的君主，不能效法前代圣帝明王，反而相信外族，引入中原，成为百姓千余年来膏肓骨髓之病，他的罪过太大了！摩腾是个狡猾的人，看他回答明帝的话，用夸大之词展示，用谄媚之语附和，来推行他的学说。如果不是汉明帝不明智，谁还会相信呢？他说：“众生无缘，佛不往生。”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又有圣人传授佛的教义呢？佛教既然可以传授，就不能说无缘了。他的话自相矛盾，是虚妄的。大概佛未出生时，中国三代的风气未亡，元圣六经的教化正盛，他们无法进入。等到世
（《后漠志》曰：“佛身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常，为宏阔胜大之言，难得而测。故王公大人生死报应之际，莫不恍然失也。”）
佛氏所谓外道者，类能变匿身形，飞腾隐显，幻出一切，光景怪异。佛欲降伏之，于是无所不学，遂尽其街。外道以此术为过咎，而佛则斋戒清修，所以终胜之耳。“身如黄金色，项佩日月光”，皆幻术之一二也。善为宏阔胜大之言，以夸耀贪夫之耳目，而劫持懦士之心意，是以中国有道君子教人曰：“若欲不学佛，能见其小，则不学也。”生死报应之说，散在后章，遇事而辟之，非一言可毕，观者宜详择焉。
（颜之推《家训》曰：“夫万行归空，千门入善，辩才智慧，岂徒《六经百》氏之博哉！明非尧、舜、周、孔所及也。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
之推者，先师之后也，既不能远嗣圣门之学，又诋毁尧、舜、周、孔，著之于书，训示后裔。使当圣君贤相之朝，必蒙反道败德之诛矣。今其谎尚存，与释氏吹波助澜，不可以不辩。
（“俗之谤者大抵有五：一日，夫遥大之物，宁可度量？日为阳精，月为阴精，星为万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坠为石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质重何所系焉？星与日月形色同尔，日月又当是石也。石既牢密，乌兔焉容？石在气中，岂能独运？日月星辰若皆是气，气体轻浮，当与天合，往来环转，不得错连，其间连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数，移勤不均？”）
谨孜之《六经》，惟春《秋书》“陨石于宋”，不言星坠为石也。既以星为石，又似日月为石，皆之推臆说，非圣人之言也。”之推又曰：“日月星辰若皆是气，则当与天相合，安能独运！”殊不孜尧之历象，舜之睿玑，箕手之五纪，《周易》之大衍也。天杳然在上，左右迟速，几于不可孜矣。然圣人步之以数，验之以器，正之以时物，参之以人事，自古至今，了无差忒。凡垂象之变，皆有应验。其精者预知某日日食，某日月食，飞流彗孛，出不虚示。则天虽高也，日月星辰虽远也，智者仰观，若指诸掌耳。之推学博而杂，是以其惑如此。孔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无责尔矣。”其之推之谓乎！
（“地既滓浊，法应沈厚，凿土得泉，乃浮水上，积水以下，复有何物？河江百物，从何处生？束流到海，何为不溢？归塘尾闾，渫何所到？沃焦之石，何气所然？潮汐去还，何所节度？天漠悬指，何不散落？永性就下，何故上腾？”）
地之有水，犹人身之有血也。故“地中有水”《大易》八卦之明象也。若曰地浮水上，乃释氏四轮之妄谈也。水为五行之本，其气周流于天地万物，或升或降，或凝或散，皆气机之自然，故草木叫有滋，山石则有液，人则有血，土则有水，金则水之所生，无足怪者。佛之学不明乎气，以气为幻，故学之者其蔽如此。
（“乾坤之大，列星之夥，何为分野止击中国？昴为旄头，匈妈之次，西胡、东越、雕题、交趾独弃之乎？岂得以人事寻常抑必宇宙外也？何故信凡人之臆说，迷大圣之妙旨，而欲必无恒河沙世界，微尘数劫也。”）
天地虽大，然中央者，气之正也。以人物观之，非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所可比也。天地舆人均是一气，生于地者既如此，则精气之著乎天者亦必然矣。北辰帝座自有环域，明当三台，俨分躔次，灾祥所应，中国当之。其余列宿分野，亦莫不然，班班可孜，固非四夷之所得占也。之推于耳目所及者尚未深晓矣，乃欲信验乎宇宙之外，河沙世界，微尘数劫，不谓之自诳乎！
（“二日，夫信谤之微，有如影响。善恶之行，祸福所归。九流百氏，皆同此论。岂独释典为虚妄乎？项托、颜回之短折，原宪、伯夷之冻馁，盗跖、庄蹯之福寿，齐景、桓魃之富强，若引之先业，冀以后生，更为通耳。如以行善而偶锺祸报，即便怨尤，为恶而倘值福微，乃为
译《后汉书》说：“佛的身体呈黄金色，颈项间佩戴着日月的光芒，变化无常，发表宏大广博、超越常理的高论，难以揣测。因此，王公大臣在生死报应的关头，无不感到恍惚迷乱。”
佛家所谓的外道，大都能隐藏身形，飞腾隐现，幻化出各种事物，景象怪异。佛想要降伏他们，于是无所不学，最终穷尽了他们的法术。外道将这些法术视为过错，而佛则通过斋戒清修，所以最终战胜了外道。“身体如黄金色，颈项佩戴日月光”，不过是幻术中的一小部分罢了。善于发表宏大广博、超越常理的高论，用来夸耀贪婪之人的耳目，劫持懦弱之士的心意，因此中国有道的君子教导人们说：“如果想要不学佛，只要看清它的小伎俩，就不会去学了。”关于生死报应的说法，散见于后面的章节，遇到相关论述便加以驳斥，不是一句话能说完的，读者应当仔细甄别。
颜之推在《家训》中说：“万种修行归于空无，千种法门进入善道，辩才与智慧，难道仅仅是《六经》和诸子百家所具备的吗？这显然不是尧、舜、周公、孔子所能达到的。回归周公、孔子而背离佛教宗派，是多么迷惑啊！”
颜之推是先师的后代，既然不能远承圣门的学问，又诋毁尧、舜、周公、孔子，并将这些写进书里，训示后代。如果他在圣君贤相的时代，必定会遭受违背正道、败坏道德的诛杀。如今他的谬论尚存，与佛教推波助澜，不能不加以辩驳。
“世俗对佛教的诋毁大致有五点：第一，那些遥远宏大的事物，难道可以度量吗？太阳是阳气的精华，月亮是阴气的精华，星星是万物的精华，这是儒家所安守的观点。星星坠落成为石头，如果是石头，就不该有光泽，而且质地沉重，依附在哪里呢？星星与日月形状颜色相同，那么日月也应当是石头。石头既然坚实致密，怎么容纳金乌玉兔？石头在气中，怎么能独自运行？日月星辰如果都是气，气体轻浮，应当与天融合，往来环绕旋转，不会错乱连接，其间运行的快慢，按理应当一致。为什么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不同的度数，移动快慢不均呢？”
仔细考察《六经》，只有《春秋》记载“陨石于宋”，并没有说星星坠落成为石头。既然把星星当作石头，又似乎把日月也当作石头，这都是颜之推的臆测，不是圣人的言论。颜之推又说：“日月星辰如果都是气，就应当与天相合，怎么能独自运行！”他完全不去考察尧的历法观测，舜的璇玑玉衡，箕子的五纪，《周易》的大衍之数。天空深远在上，左右运行的迟速，几乎无法考察。然而圣人用数字来推算，用仪器来验证，用时节物候来校正，用人伦事务来参验，从古至今，毫无差错。凡是天象的变化，都有应验。精妙之处能预先知道某日发生日食，某月发生月食，流星彗星的出现，都不是虚妄的示现。那么天虽然高，日月星辰虽然远，智者仰望观察，就像指着手掌上的东西一样清楚。颜之推学识广博但杂乱，所以他的迷惑如此。孔子说：“大概有不知却凭空造作的人。”孟子说：“人们轻易地发表言论，就不值得责备了。”这说的不就是颜之推吗！
“大地既然浑浊，按理应当沉厚，挖掘土地得到泉水，竟然浮在水上，积水之下，还有什么东西？江河百物，从哪里产生？向东流入大海，为什么不溢出？归于尾闾，排泄到哪里？沃焦之石，是什么气燃烧的？潮汐去来，由什么节制？天幕悬挂，为什么不散落？水性就下，为什么向上腾升？”
大地有水，就像人身有血一样。所以“地中有水”是《周易》八卦中明显的卦象。如果说大地浮在水上，那是佛教四轮说的妄谈。水是五行的根本，它的气周流于天地万物，或升或降，或凝聚或消散，都是气机的自然现象，所以草木有滋润，山石有汁液，人有血液，土有水，金由水所生，没什么可奇怪的。佛学不明白气的道理，把气当作虚幻，所以学习它的人弊端如此。
“乾坤如此广大，列星如此众多，为什么分野只对应中国？昴宿是旄头，是匈奴的星次，西胡、东越、雕题、交趾难道被抛弃了吗？难道因为人事平常，就一定在宇宙之外吗？为什么相信凡人的臆测，迷惑大圣人的妙旨，而一定要相信恒河沙数的世界，微尘数量的劫数呢？”
天地虽然广大，但中央是气的正位。从人物来看，不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所能比拟的。天地和人都是一气，生于地上的既如此，那么精气显现在天上的也必然如此。北辰帝座自有环绕的区域，明显对应三台，严整划分星次，灾祥所应，由中国承受。其余列宿的分野，也都是这样，清清楚楚可以考察，本来就不是四夷所能占有的。颜之推对于耳目所及的事物尚未深刻理解，却想要相信宇宙之外的恒河沙数世界，微尘数量的劫数，不说是自欺欺人吗！
“第二，相信与怀疑的细微差别，就像回声和影子一样。善恶的行为，祸福的归宿。九流百家，都持同样的观点。难道只有佛教经典是虚妄的吗？项橐、颜回短命早逝，原宪、伯夷受冻挨饿，盗跖、庄蹯享福长寿，齐景公、桓魃富强，如果引用前世的业力，希望后世子孙明白，更为通达罢了。如果因为行善而偶然遭受祸报，就立刻怨恨，作恶而偶然得到福报，就认为……”
欺诡。则亦尧、舜之云虚，周、孔之不实也，又欲安所信而立身乎？”）
译如果（认为）欺骗和诡诈（是合理的），那么尧、舜的传说就是虚假的，周公、孔子的教诲就是不真实的，又想要凭借什么来确立自己的立身之本呢？”）
夏至之日，一阴初生，而其时则至阳用事也。阴虽微，其极必有折胶堕指之寒。冬至之日，一阳初生，而其时则至阴用事也。阳虽微，其极必有烁石流金之暑。在人积善积恶，所感亦如此而已。颐回、伯夷之生也，得气之清而不厚，故贤而不免乎天贫。盗跖、壮娇之生也，得气之戾而不薄，故恶而犹得其年寿。此皆气之偏也。若四凶当舜之时，则有流放窜殛之刑，元凯当尧之时，则有奋庸亮采之美。此则气之正也。何必曲为先业后世因果之说乎？若行善有祸而怨，行恶值福而恣，此乃市井浅陋之人“计功于旦暮问者，何乃称于君子之前乎？盗跖脍人肝，虽得饱其身，而人恶之至今。颜子食不充口，而德名流于千世。若颜子之心，穷亦乐，通亦乐，箪瓢陋巷，何足以移之？钟鼎庙堂，何足以淫之？威武死生，何尼队动之？而鄙夫之见，乃以贫贱夭折为颜子之宿报。呜呼！陋哉！之推又云：“若不信报应之说，则无以立身。”然则自孟子而上，列圣群贤举无以立身，而后世髡首胡服、累累蠢蠢、千百其群者，皆立身之人欤！
（“三日，开阔以来，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责其精洁？俗僧学经律，何异士人学《诗礼》？以《诗礼》之教格朝廷之人，略无全行者。以经律之禁格出家之辈，可独责其无犯乎？且缺行之臣，犹求禄位：毁禁之侣，何供养乎？”）
中国圣王之治，有善则赏，有恶则刑，务为明白。惟昏君乱世，然后复护罪人，与之禄位，非诗礼使然也。之推言佛之化非孔子之所及，则其化人必速，岂宜更有毁禁犯戒者哉？如共有之，则是佛化之未至也。又从而保芘之，是与恶人为地耳。且儒者之教，养老、宾、祭必以肉，故畜之、牧之以待用。今之推许僧毁禁，则僧坊可以为豕牢矣。儒者之教，养老、宾、祭必以酒，故种秫造麹蘖，酿之以待用。今之推许僧毁禁，则僧坊可以筑糟丘矣。儒者之教，男婚女嫁以续人之大偷，故通媒妁、行亲迎以成礼。今之推许僧毁禁，则僧坊可以为家室，畜婢妾，联姻娅，无不可者矣。世有僧食肉、饮酒、豢妻子，则人恶之尤甚。之推独谓无于供养，何勇于保奸而果于戕正，颠倒迷谬如此其甚哉！
（四日，求道者，身计也。惜费者，国谋也。身计国谋不可两遂。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释有让王辞相，进世山林，安可计赋役以为罪人？若能化黔首悉入道场，如妙乐之世、禳祛之国，则有自然炕米，无尽宝藏，安求田蚕之利也？”）
圣人之道，成己则推而仁民，仁民则推而爱物，正身则推而齐家，齐家助捶而治国、乎天下。但有先后之序，而无不可两遂之计也。之推不知乃祖之所学于孔子者，而驰心外求，宜其差跃之远也。儒有不事王侯，辞荣避世，如汉祖之四皓，光武之严陵，举世求之，不过数人而已。时君表异之，以风化天下，崇廉耻，兴辞让，既得优贤之礼，又无蠹民之害，何不可之有？今憎徒所在以千万计，游手空谈，不耕不纤，而庸夫愚子十人居九，皆得免于赋役，诚为有国之大蠢，岂可与逸民高士同科而待哉？据今之世，粥祠部度牒为僧，一人才费丝钱百余，又皆衰人之财而非出于己也。以他人之财，而易终身之安逸温饱，所以奸宄愚庸之人皆乐为之。农夫辛勤翰纳王税，岁岁有常而无已，又有丰凶水旱之变，其苦最甚，较其利，诚不如为僧之优也。然良民日少，赋役日减，而坐食者益众。善为国者，不计目前利入之微，而思耗蠢生民之大，必有觉于斯术矣。之推又曰：“使黔首皆人道场，则有自然炕米，无尽宝藏，何用田盆之利。”夫佛以乞丐为化，忘廉耻，弃辞让，见人之有者，卑身下意以求之，言福田利益以诱之，张地狱酷毒以劫之，必得而后已，不顾其他也。所以积少为多，虽贫而富。不藉耕桑，衣食自足。苟有廉耻辞让之人，必已不为矣，又况圣人之道乎！
（“五日，人没后，与前身似朝夕尔。世有神魂示现梦想，或降童妾，或戚妻孥，求索饮
译夏至这一天，一阴之气刚刚产生，但此时却是至阳之气在发挥作用。阴气虽然微弱，但发展到极致，必然会有冻裂胶漆、冻掉手指的严寒。冬至这一天，一阳之气刚刚产生，但此时却是至阴之气在发挥作用。阳气虽然微弱，但发展到极致，必然会有熔化石头、流淌金属的酷暑。人在积累善行或恶行时，所感召的结果也是如此罢了。颜回、伯夷出生时，得到的是清明但不厚实的元气，所以贤德却难免遭受天定的贫困。盗跖、庄骄出生时，得到的是乖戾但不稀薄的元气，所以邪恶却还能获得长寿。这都是元气偏颇的缘故。至于四凶在舜帝时代，就遭受流放、放逐、诛杀的刑罚；元凯在尧帝时代，就享有奋发有为、显扬才干的荣耀。这才是元气正常的表现。何必曲解为先世造业、后世受报的因果之说呢？如果行善却遭祸而怨恨，行恶却得福而放纵，这是市井浅陋之人计较早晚功利的心态，怎么能在君子面前称道呢？盗跖烹食人肝，虽然饱了自己的身体，但人们直到今天仍然憎恶他。颜子吃不饱肚子，但德行名声流传于千代。如果颜子的心境，穷困时也快乐，显达时也快乐，箪食瓢饮、住在陋巷，怎么能动摇他？钟鸣鼎食、身处庙堂，怎么能使他沉溺？威武生死，怎么能让他屈服？而鄙陋之人的见解，竟然把贫贱夭折当作颜子的前世报应。唉！真是浅陋啊！颜之推又说：“如果不相信报应之说，就无法立身。”那么从孟子往上，历代圣人和众多贤者都无法立身，而后世那些剃发穿胡服、蠢蠢欲动、成群结队的人，都是立身之人吗！
（“第三日，开阔以来，不善人多而善人少，怎么能够全都要求他们精洁？世俗僧人学习经律，与士人学习《诗经》《礼记》有什么不同？用《诗经》《礼记》的教化来规范朝廷之人，几乎没有完全做到的。用经律的禁令来规范出家之人，难道能单独指责他们没有违犯吗？况且德行有缺的臣子，还追求禄位；违犯禁令的僧侣，为什么还要供养他们呢？”）
中国圣王的治理，有善行就奖赏，有恶行就刑罚，务必做到明白公正。只有昏君乱世，才会庇护罪人，给予他们禄位，这不是《诗经》《礼记》教化的本意。颜之推说佛的教化不是孔子所能企及的，那么他教化人一定很快，怎么还会有违犯禁令、触犯戒律的人呢？如果确实有这样的人，那就是佛的教化还没有达到。又进而庇护他们，这是替恶人开脱罢了。况且儒家的教化，养老、待客、祭祀一定要用肉，所以饲养、放牧牲畜以备用。现在颜之推允许僧人违犯禁令，那么僧院就可以当作猪圈了。儒家的教化，养老、待客、祭祀一定要用酒，所以种植高粱、制作酒曲，酿造以备用。现在颜之推允许僧人违犯禁令那么僧院就可以堆起酒糟山了。儒家的教化，男婚女嫁以延续人类的大伦，所以通过媒妁、亲迎来完成礼仪。现在颜之推允许僧人违犯禁令，那么寺院就可以成为家室，蓄养婢妾，联姻结亲，没有不可以的了。世上有僧人吃肉、喝酒、豢养妻子儿女，人们尤其憎恶他们。颜之推却说不应该供养他们，为什么如此勇于包庇奸邪而果断地伤害正道，颠倒迷谬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呢！
（“第四日，求道的人，是考虑自身；节省费用的人，是谋划国家。自身考虑和国家谋划不能两全。儒家有不肯屈从王侯、高尚其志的人，释家有让王辞相、进入山林的人，怎么可以计算赋役来定罪人呢？如果能教化百姓都进入道场，像妙乐国、禳祛国那样，就有自然成熟的米，无尽的宝藏，哪里还需要求取种田养蚕的利益呢？”）
圣人的道，成就自己就推广到仁爱百姓，仁爱百姓就推广到爱护万物，端正自身就推广到治理家庭，治理家庭就帮助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只有先后的顺序，而没有不能两全的计策。颜之推不知道他的祖先从孔子那里学到的东西，却一心向外追求，难怪他谬误如此之大。儒家有不侍奉王侯、辞谢荣华避世的人，如汉高祖时的四皓，光武帝时的严光，举世寻求，不过几个人而已。当时的君主表彰他们的特异之处，用来教化天下，崇尚廉耻，兴起辞让，既得到了优待贤者的礼遇，又没有损害百姓的祸害，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现在僧徒所在之处数以千万计，游手好闲空谈，不耕不织，而庸夫愚子十个人中有九个，都能免除赋役，确实是国家的巨大祸害，怎么可以和隐逸的高士同等看待呢？根据当今的情况，卖祠部度牒出家为僧，一个人花费丝钱百余，而且都是老弱之人的钱财，并非出于自己。用别人的钱财，换取终身的安逸温饱，所以奸邪愚庸的人都乐于这样做。农夫辛勤缴纳王税，年年有常而不停止，又有丰歉水旱的变化，他们的痛苦最甚，比较利益，确实不如做僧人优厚。然而良民日益减少，赋役日益减轻，而坐吃的人越来越多。善于治国的人，不计算眼前微小的收入，而思考消耗祸害百姓的大害，一定会对这种术数有所觉悟。颜之推又说：“让百姓都进入道场，就有自然成熟的米，无尽的宝藏，哪里需要用种田养蚕的利益。”佛以乞讨为教化，忘记廉耻，抛弃辞让，看到别人有的，就卑身下意去求取，说福田利益来引诱，张扬地狱酷毒来胁迫，一定要得到才罢休，不顾及其他。所以积少成多，虽然贫穷却富有。不依靠耕种桑麻，衣食自然充足。如果有廉耻辞让的人，一定已经不这样做了，何况圣人的道呢！
（“第五日，人死后，与前身好像朝夕之间。世上有神魂在梦中显现，或者降附童妾，或者降临妻儿，求索饮”
食，微须福右；以此论之，安可不为之作地乎？夫有子孙何预身事，而乃爱护，况于己之神爽顿欲紊之哉！”）
译饮食，稍微需要福佑；以此推论，怎么可以不为此营造墓地呢？拥有子孙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尚且如此爱护，何况是自己的精神魂魄，难道想要扰乱它吗！”
转化之说，佛氏所以恐动下愚，使之归其教也。破其说者，散于后章。囡事而言，不一而足。同志之士，宜共思其非以趋于正，勿为所惑也。世传死人附语，大抵多是妇人及愚夫，其所凭者又皆蠢然臧获之流耳。来闻有得道正人，死而附语，亦未闻刚明之士，为鬼所魁。此理灼然易见也。至于求索饮食，徵须福佑，比何等鬼邪？之推爱护神爽？为之作地，亦可笑矣，亦可哀矣，亦不知死生之故甚矣，亦不知鬼神之情状极矣，亦为先师不肖之子孙忝辱显祖无以加矣！
（李典仪《内德论通命篇》曰：“佛之所云业，儒之所谓命也。命系于业，业起于人。虞、夏、商、周之典，黄、老、孔、墨之言，道惟施于一生，言罔及于三世，其理局面不弘矣。取义尚浅，利民犹救。比夫十力深吉，三乘妙法，济四生放火宅，运六舟于苦海，若培楼之舆昆粤，潢汙之奥江、汉，何可同年而语哉？”）
性者，万物之一源，而气禀则有清浊，是以圣哲贤愚资质有异。命者，万物之所同受，而阴阳变运。参差万殊，是以五福、六极值遇不一。以此理观之，千古犹指诸掌也。浅狭之人，计功于岁只，责报于促近，而不知天地之气，消息，盈亏，迟速、显晦，终不可逮，非如人私意小智之所测量也。既不明其理，于是为三世之说以自诳，是未尝知性命。不知性命，其言殆难常乎！命与业异。业者，人也。命者，天也。不可同语也。有志之士，考《正蒙》之论气，则于典仪所辩，如数黑白，无足疑者。三事之说见于后章，因事而发，非一言而可尽也。
（孙陀罗难陀者，佛之弟也，四月九日生。佛使出家，将上天，路经地狱，中心忻怖，守道弥笃。）
佛之教，大抵以幻术为神通，先以此惊骇众人之耳目。食者必慕，怯丈必惧，或者必疑，愚者必信，有一于比，则其术入矣。仰观乎天，穹窿杳冥，何方可以为路？俯察乎地，厚重博实，何处可以建狱？佛所以诱动其弟者，殆变化如幻之所为也。其弟见天路而忻，见地狱如怖，忻怖之心交战于中，而日守道弥笃，则其所谓道非正道也。
（《经》曰：“若欲削发入道场时，应来和尚前长跪。和尚应生儿想，弟子于师应生父想。宜加尊重之意，诵出家咀云：“毁形守志节，割爱无所亲。弃家弘圣道，愿度一切人。”’）
教人丈必自正其身，欲人人善丈必先正人心。心与身无不正，所谓至善也。今僧人无子而心想弟子以为己子，弟子有父而心想和尚以为己父，比心为正乎，为不正乎？不待辩知矣。而愚人则惑而信之，不可不辩也。出家呗曰：“割爱无亲”，而和尚父子各存父子之想，割在家自然之爱而为弃家假合之爱，忘在家天性之亲而为弃家人伪之亲。行乎幻妄而谈乎实际，吾不信也。人之有父，犹身之有首也。今或自指其首曰：此幻妄也。则断而弃之，欲取他人之首置诸颈上，必不能活矣。彼不父其父而以他人为父者，何以异此？“然则孔子言颜回视之犹父，非欤？”曰：“犹之为言，比方之谓也，非真以为父也。古者制服，父则致丧三年，君则方丧三年，师则心丧三年。父者，身之所生也。君者，治之所存也。师者，道之所传也。其尊虽同，其义则有差等矣。而共所谓师者，乃孔子、曾手、手思、孟轲之徒，非如世俗口传耳受伸其占毕者也。是故颜回视孔子可以犹父，则未尝名之曰父，而不父颜路也。视紥子犹父者，师之义也。孔子不得视回犹子者，为厚葬言也。鲤也苑有棺而无椁，孔子不可徒行舍车以为鲤之椁，则于回之葬，安得从颜路之请，舍车以为回之椁乎？圣人者，理义之宗也，其处情文之际如此，岂以智力强为之哉！理之自然，义之至当耳。佛氏不明理义之所止，故以人伦为爱欲，则心法灭之；以假为真谛，则心法起之。自以为是，而终于不可行。其所谓小道可观而致远必泥，盖君子之所不为也。
（《度人经云：“既著袈裟已，坐受六亲拜。父母皆为作礼。”》）
译关于灵魂转世的说法，是佛教用来恐吓愚昧无知的人，使他们归顺其教派的。驳斥这种说法的论述，分散在后面的章节中。就具体事例而言，不胜枚举。志同道合的人士，应当共同思考其错误之处，从而趋向正道，不要被它所迷惑。世间流传的死人附体说话的现象，大多发生在妇女和愚笨的男人身上，而被附体的对象又都是愚钝的仆役之类的人。从未听说有得道的正直之人，死后会附体说话；也未听说刚正明达之士，会被鬼魂所操控。这个道理显而易见。至于那些索要饮食、祈求福佑的，是什么样的鬼怪呢？之推爱护神灵？为他建造墓地，这既可笑，又可悲，也实在是不懂死生的缘故，极不懂鬼神的情状，更是先师不肖子孙中辱没显赫祖先的极致了！
（李典仪在《内德论·通命篇》中说：“佛教所说的业，就是儒家所说的命。命取决于业，业产生于人。虞、夏、商、周的典籍，黄、老、孔、墨的言论，道理只施行于一生，言论不涉及三世，其道理格局不够宏大。取义尚浅，利民犹救。比起十力深吉，三乘妙法，救济四生脱离火宅，运载六舟渡过苦海，就像培楼与昆仑相比，潢汙与江、汉相比，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性是万物的同一本源，而气禀则有清浊之分，因此圣哲与贤愚的资质不同。命是万物共同承受的，而阴阳变化运行，参差不齐，千差万别，因此五福、六极的遭遇各不相同。用这个道理来看，千古之事就像指掌一样清晰。浅狭的人，计算一年的功效，要求短暂的回报，却不知道天地之气的消长、盈亏、迟速、显晦，终究无法企及，不像人的私意小智所能测量的。既然不明白这个道理，于是用三世说来欺骗自己，这是未曾知晓性命。不知性命，他的话大概难以恒常吧！命与业不同。业是人造成的，命是天决定的。不能混为一谈。有志之士，考察《正蒙》关于气的论述，那么对于典仪所辨析的内容，就像数黑白一样清楚，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三事的说法见于后章，因事而发，不是一句话就能说尽的。
（孙陀罗难陀是佛陀的弟弟，四月九日出生。佛陀让他出家，将要上天时，路经地狱，心中欢喜又恐惧，守道更加坚定。）
佛教的教义，大体上用幻术作为神通，先以此来惊骇众人的耳目。贪食的人必然羡慕，怯懦的人必然恐惧，多疑的人必然怀疑，愚笨的人必然相信，只要具备其中一种，那么它的法术就起作用了。仰观天空，穹窿深远昏暗，哪里可以作为道路？俯察大地，厚重博实，哪里可以建立地狱？佛陀用来诱惑他弟弟的，大概是变化如幻术所为吧。他弟弟看见天路而欢喜，看见地狱而恐惧，欢喜与恐惧之心在内心交战，而每天守道更加坚定，那么他所谓的道就不是正道。
（《经》说：“如果想要削发进入道场时，应该来到和尚面前长跪。和尚应该产生对待儿子的想法，弟子对师傅应该产生对待父亲的想法。应当增加尊重的意思，诵读出家的誓言说：‘毁形守志节，割爱无所亲。弃家弘扬圣道，愿度一切人。’”）
教导别人一定要先端正自身，想要人人善良一定要先端正人心。心与身没有不端正的，这就是所谓的至善。现在僧人没有儿子却心想弟子是自己的儿子，弟子有父亲却心想和尚是自己的父亲，这种心是端正还是不端正呢？不用辩论就知道了。而愚人却被迷惑而相信，不能不辩驳。出家的呗唱道：“割爱无亲”，而和尚和弟子各自存有父子之想，割舍在家自然的爱而成为弃家假合的爱，忘记在家天性的亲而成为弃家人伪的亲。行于幻妄而谈论实际，我不相信。人有父亲，就像身体有头一样。现在有人指着他的头说：这是幻妄的。那么砍断并丢弃它，想要取别人的头放在脖子上，一定不能活。那些不把自己的父亲当作父亲而以他人为父亲的人，与这有什么不同呢？“那么孔子说颜回视他如父亲，不对吗？”回答说：“‘犹’的意思是比方，不是真的当作父亲。古代服丧，父亲则致丧三年，君主则方丧三年，师傅则心丧三年。父亲，是身体所生的；君主，是治理所存的；师傅，是道理所传的。他们的尊贵虽然相同，但意义却有差别。而他们所说的师傅，是孔子、曾子、子思、孟轲之类的人，不像世俗口传耳受只读其书的人。因此颜回视孔子可以如父亲，却从未称他为父亲，而不把颜路当作父亲。视师傅如父亲，是师傅的意义。孔子不能视颜回如儿子，是因为厚葬的话。鲤也苑有棺而无椁，孔子不能徒行舍弃车作为鲤的椁，那么对于颜回的葬，怎么能听从颜路的请求，舍弃车作为颜回的椁呢？圣人，是理义的宗师，他在情理文饰之间如此处理，难道是用智力强行做的吗！理的自然，义的至当罢了。佛教不明理义的界限，所以把人伦当作爱欲，就用心法消灭它；把假当作真谛，就用心法兴起它。自以为是，最终不可行。它所谓的小道可观而致远必泥，大概是君子所不做的。
（《度人经》说：“既著袈裟已，坐受六亲。拜父母皆为作礼。”）
父子、君臣，人之大伦也。如天尊在上，地卑在下，不可趴也。未有无父而有子者，故手必拜父。未有无君而有臣者，故臣必拜君。此理之必然，非人以智巧造为之也。今佛之教，一削其发，身被胡服，即视父母如路人，接六亲如粪土，以本心为妄，以伪行为真，不亦悖哉！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如佛之教，乱伦兼爱，与墨氏相似。而其设伪善辩，则又甚焉。有志于道者，所宜慎择也。
译父亲与儿子、君主与臣子，是人伦关系中最重要的纲常。就像天尊贵地居于上方，地卑微地处于下方，这是不可颠倒的。从来没有没有父亲却有儿子的情况，所以儿子一定要向父亲行拜礼。从来没有没有君主却有臣子的情况，所以臣子一定要向君主行拜礼。这是事理上必然如此，并不是人用智巧去刻意造作出来的。如今佛教的教义，一旦剃去头发，身穿胡人的服饰，就把父母看作如同路人，对待六亲如同粪土，把本心当作虚妄，把虚伪的行为当作真实，这难道不是荒谬吗！孟子说：“上天生育万物，使它们只有一个根本，而夷子却有两个根本。”像佛教的教义，扰乱人伦、兼爱万物，与墨家的学说相似。而它设立虚伪的善行和辩论，则更加严重。有志于追求正道的人，应当谨慎地选择。
（《经》云：“出家入道，功德无量。六天人中，往反十世。若为出家作留难者，其罪深入地狱，黑暗无目。”
富贵逸乐，人之所贪也，瘩聋瞽跛，人之所恶也。以人之所贪者诱人，使人相劝而出家；以人之所恶者怖人，使人相信而勿难：此所谓以利迫病良民之心，而不可救药也。凡有所为而为善者，皆人欲之私，是利道也，异端邪说是也。无所为而善者，乃天理之公，是本心也，孔孟之教是也。其道正犹水火之不相入，而或者欲比而同之，盖惑溺而未之思尔。
（安法师作《出家戒》，其辞曰：“荷道佩德，萦仁负义，绝世离俗，回情易性，行人所不能行，割人所不能割，名日道人。”）
仁者，人之本心也。义者，人之所共由也。曰仁与义者，立人之道者也。得此道而不失，名之曰德也。此由古至今万世而无弊者也。佛氏绝世离俗，则异乎此。无亲安得曰仁，无君安得曰义。不仁不义，安得曰道乎？圣人之教，皆因其良心，无不可行者，顺情性之正也。今欲回情而易性，乃造作布置，非循自然之理。父母天性，不可割也。割所不可割，是无人之心也。然则其所谓道者，如孟子所谓“不仁”之道耳，非圣人之道也。
（有罗漠至健陀罗国，见梵志捶训稚童。罗漠曰：“世典文辞，徒疲功绩，岂若如来圣教，福智冥滋。昔南海之滨，有枯树五百，蝙蝠穴聚其中，诸商人甜止树下，时属寒烈，积新蕴火，枯树忽然。商人中有诵阿毗达磨藏者，蝙蝠虽为火困，受好法音，忍而不去。命终，受生，舍家修学，并证圣果。子虽不佞，亦居一数。人今爱子，可许出家。出家功德言不能述。”梵志感悟，放子出家。）
万物散殊，各有种类，其阎或以不同形相禅者。如雀入水化为蛤，鸠化为鹰，腐草化为莹之类，时至则然，皆气之近似而传易者。不闻雀化为为鹰，鸠化为蛤，腐草化为蟋蟀也。若此生为蝙蝠，后生为人，则万无是理期冀骺矗患奥叫谷求骗蝠五百靡责焚之，又令一僧诵经其侧。蝙蝠既死，复令此僧指示受生之处。既生之后，此五百人者，年月日时形状男女贫富寿命等无有异，又皆自言曰：“我前生真蝙蝠也。”如是，犹不足信。何也？以万物不能尽如是也。
（高齐、元魏之际，国学大儒张宾曾经趟州偃角寺，索水、沙弥持与。问其其几尘，方可饮之。惘然无对。乃以水浇其面。宾大，谓从属曰：“非谓以水辱我，真显佛法难思。”即于其寺出家。）
饥而食，渴而饮，动静皆然，天理之自然也。然众人由之而不知，故饭蔬饮水，箪食一瓢，虽吼、颜之乐，不为之变焉。张宾业儒，不知圣门自有潜心之地，乃为沙弥杯水所转，裂冠裳，毁肤发，下乔木，入幽谷。此乃丧心失己，随波逐流之人也。彼乃目为大儒，以重其事，岂非夸其妄乎？夫大儒者，乃伊尹、周公、孔、孟之伦，仁赞乌足以识其彷佛哉！
（释僧肇历观经史，备尽坟典，性好庄、老，尝读《道德》章，叹曰：“美则美矣，然期神冥累之方，犹未尽也。”后见《维摩经》，乃言：“今始知所归矣！”）
以庄、老之道比之于佛，则有所不及，故僧肇弃庄、老而从佛。僧肇虽常历观经典，而未尝深究，不得其旨，是以惑于异谒而不悟。其是释而非老，殆亦走五十步而笑百步耳！《六经》言近而指远，守约而施博，教者不可凌节而施，学者不可躐等而进，故学之者以为难。佛氏之道以利诱人口：“直下承当，一超立入。”其辞善遁而无归宿，故学之者以为径。使僧肇于圣人经典中优避厌跃，见理明而释义精，必以仲尼为大中至正之极，佛、老虽欲引之，亦不可得而引矣。
（释法显有兄三人，发龁俱亡，其父惧祸，及显三岁，度为沙弥。居家数年，病笃欲死，因送还寺，信宿使差。不复宜归，母欲见之，不能得。十岁，遭父忧，叔父以其母寡独立，逼使还俗。显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远尘离俗，故入道尔。”）
法
译（《佛经》说：“出家修道，功德无量。在六欲天和人间，往返十世。如果为出家的人设置障碍，其罪业将深入地狱，陷入黑暗且失明。”
富贵安逸快乐，是人们所贪恋的；哑巴、聋子、盲人、瘸子，是人们所厌恶的。用人们所贪恋的东西来诱惑人，使人互相劝诱而出家；用人们所厌恶的东西来恐吓人，使人相信而不再为难：这叫做用利益逼迫良善百姓的心，使他们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凡是有所图谋而做善事的，都是个人私欲，这是利欲之道，异端邪说就是如此。无所图谋而做善事的，才是天理的公道，是本心，孔孟的教化就是如此。这两种道的正邪，就像水火不相容一样，但有的人却想把它们等同起来，这大概是因为被迷惑沉溺而没有思考罢了。
（安法师作《出家戒》，其中写道：“肩负大道佩戴美德，萦绕仁爱背负道义，断绝世俗远离尘俗，扭转情感改变本性，做别人不能做的事，割舍别人不能割舍的东西，这叫做道人。”）
仁，是人的本心。义，是人共同遵循的准则。所谓仁与义，是确立做人的准则。得到这个准则而不丢失，就叫做德。这是从古至今万世都不会产生弊端的。佛教主张断绝世俗远离尘俗，就与此不同。没有亲人怎么叫仁？没有君主怎么叫义？不仁不义，怎么叫道呢？圣人的教化，都是顺着人的良心，没有不可行的，是顺应性情之正。现在想要扭转情感改变本性，这是人为造作安排，不是遵循自然的道理。父母是天性，不可割舍。割舍不可割舍的东西，就是没有人心。那么他们所谓的道，就像孟子所说的“不仁”之道罢了，不是圣人的道。
（有个叫罗漠的人到了健陀罗国，看见婆罗门正在鞭打训诫幼童。罗漠说：“世俗典籍的文辞，白白耗费功夫，哪里比得上如来圣教，福报智慧暗中滋养。从前南海之滨，有五百棵枯树，蝙蝠聚集在树洞中，商人们停留在树下，当时正值严寒，堆积新柴生火，枯树忽然燃烧。商人中有诵读《阿毗达磨藏》的，蝙蝠虽然被火困住，但听到美好的法音，忍受着不离开。死后，转世投生，舍弃家庭修学，都证得了圣果。我虽然不才，也居其中一席。您现在疼爱儿子，可以允许他出家。出家的功德言语无法描述。”婆罗门感悟，放儿子出家。）
万物分散殊异，各有种类，它们之间有的因为形态不同而相互转化。比如雀入水化为蛤，鸠化为鹰，腐草化为萤火虫之类，时节到了就如此，都是气息相近而相互转化。没听说过雀化为鹰，鸠化为蛤，腐草化为蟋蟀的。如果这辈子是蝙蝠，下辈子是人，那么千万没有这样的道理。期望蝙蝠五百只被火焚烧，又让一个僧人在旁边诵经。蝙蝠死后，又让这僧人指出它们投生的地方。出生后，这五百人，年月日时、形状、男女、贫富、寿命等没有差异，又都自己说：“我前生真的是蝙蝠。”像这样，仍然不足以让人相信。为什么呢？因为万物不能全都像这样。
（北齐、北魏之际，国学大儒张宾曾经路过偃角寺，索要水，沙弥拿给他。问他水中有几粒尘埃，才能饮用。张宾茫然无法回答。于是沙弥把水浇在他脸上。张宾大惊，对随从说：“不是用水侮辱我，而是真正显示佛法难以思议。”随即在这座寺庙出家。）
饿了就吃，渴了就喝，动静都是如此，是天理的自然。然而众人遵循它却不知道，所以粗茶淡饭，一箪食一瓢饮，即使是孔伋、颜回的快乐，也不会因此改变。张宾从事儒学，不知道圣门自有潜心修习的地方，竟然被沙弥一杯水所动摇，撕裂冠服，毁坏头发，离开高树，进入幽谷。这是丧失心智、失去自我、随波逐流的人。他却自视为大儒，以此加重这件事，难道不是夸大他的妄念吗？所谓大儒，是伊尹、周公、孔、孟这类人，仁德足以认识他们的仿佛吗？
（释僧肇遍览经史，穷尽古籍，喜好庄、老，曾读《道德经》，感叹说：“美则美矣，但至于精神冥合、摆脱累赘的方法，还没有穷尽。”后来见到《维摩经》，才说：“现在才知道归宿了！”）
用庄、老的道与佛相比，则有所不及，所以僧肇放弃庄、老而跟随佛。僧肇虽然常遍览经典，但没有深入探究，不得其旨，因此被异说迷惑而不醒悟。他肯定佛教而否定老庄，大概也是走了五十步而嘲笑走了一百步的人吧！《六经》言辞浅近而意旨深远，守持简约而施行广博，施教者不能超越节次而施教，学习者不能超越等级而进步，所以学习的人认为它难。佛教之道用利益诱惑人口：“当下承担，一步超越立即进入。”它的言辞善于逃避而没有归宿，所以学习的人认为它捷径。假如僧肇在圣人经典中优游厌跃，见理明白而释义精当，必定以仲尼为最大最正的极致，佛、老虽然想引诱他，也不可能引动他。
（释法显有哥哥三人，头发脱落都死了，他父亲害怕灾祸，等到法显三岁，剃度为沙弥。在家几年，病重快要死，于是送还寺庙，住了一晚就痊愈了。不再适宜回家，母亲想见他，不能得到。十岁，遭遇父亲去世，叔父因为他母亲寡居独立，逼迫他还俗。法显说：“本来不是因为有了父亲而出家，正是想要远离尘世脱离世俗，所以入道罢了。”）
法
显在家为沙弥，未尝言欲辞亲也。及送寺之后，遂断天性，此必寺僧有药，偶能疗其宿疾，因而诱道之。孩童无智，故信听而不回也。凡此类，观之者可以为戒。如有子弟未能自立，慎勿令从释子语。盖佛本以化诱为术，一为所熏，非豪杰之士，鲜不惑者。戒之哉！戒之哉！若法显之父不知天命之不可推移，乃自陷其子于不仁不义之地，其愚则又甚也。
译法显在家做沙弥时，从未说过要辞别双亲。等到被送到寺院之后，便断绝了天性亲情，这一定是寺里的僧人备有药物，偶然治好了他久治不愈的旧病，从而诱导他出家。孩童没有智慧，所以轻信听从而不能回头。凡是这类事情，旁观者可以引以为戒。如果有子弟未能自立，千万不要让他们听从僧人的话。因为佛教本来就是以诱导诱惑为手段，一旦被其熏染，如果不是豪杰之士，很少有不迷惑的。要警惕啊！要警惕啊！如果法显的父亲不知道天命是不可改变的，反而让自己的儿子陷入不仁不义的境地，他的愚蠢就更加严重了。
（释圆光少航坟典，诣理穷神。及闻释宗，反同腐芥。由是出家。）
人之禀气不同，或昏、或明、或巧、或拙，或静、或躁，或刚、或柔，千条万端，非一言可尽也。脍炙人所共嗜，而有好食疮痂者。昼夜人所共由，而有俾昼作夜者。方王泽将息，佛教未来，凡趋静厌事之流，亦为山林之行，往而不返。如接与、荷蕢、长沮、桀溺，乃其所见偏蔽，舍此取彼，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文王之道，圣人不取也。又况佛说人中国，有以惑人之耳目而移人之心意。宜夫一曲之士，弃经典而躭释宗，如圆光者不可胜数。可悲也已＃斨悲也已！或问乎有道君子曰：“学儒者晚多溺佛，何也？”对曰：“学而无所得，其年齿长矣，而智力困矣，其心欲遽止焉，则又不安也。一闻超腾侈大；之说，是以说而从之。譬之行人方履坦途，其进无难也，山忽高水其前，水俄深乎其下，而进为难也，于是焉有捷径，则欣然由之矣，其势使然也。夫托乎逆旅者，不得家居之安耳。未有既安于家而又乐舍于旅也。”至哉斯言乎！至哉斯言乎！
（《经》云：“昔尊者阇夜多诣德义尸罗城，惨然不悦。少复前行，见一乌，欣然微笑。弟子怪而问之。尊者曰：‘我初至城，见一鬼子饥急，语我云：“母入城，为我求食。我与母别，经五百岁，饥虚困乏，命将不远，愿与早来。’吾见彼母，具说此意。鬼母答吾：“我入城来，经五百岁，未曾得一人涕唾。我新产，气力羸劣，设得少唾，诸鬼夺去’吾闻鬼语，悲叹生死，受苦长远，是以惨然。时复乌者，乃往过去九十一劫为长者子，欲得出家，父母不听，强为求聘，成婚，生男，起爱染心，不复出家。从是以来，流转五道，愍其痴愚，是以微笑。若复有人障出家人，罪报极苦，无得解脱。是故智者，殷勤方便，劝佐令成，勿作留念。”）
凡声，阳也。鬼无形无气无声，安得有言？能言者，不谓之鬼矣。此其妄一也。鬼子与母相别五百岁，而娠云新产力赢。此其妄二也。鬼子既能言，岂不能行，何不随母入城，兴众鬼争唾，而独居城外。此其妄三也。大抵多妄，直须不信，勿疑也。
（《经》曰：“在家孝事父母，若从师学，开发知见，此恩大也。夫出家者，舍父母入法门中，出功德财，养智慧命，功莫大焉。追其所生，乃次之尔。”）
佛氏之学，不以义权轻重，不以礼度可否，无分别心，惟嫌拣择，故其出言有过，处事无节。若圣人则不然，其制礼曰：“事亲有隐而无犯，致丧三年。”致者，尽极不可加也信。“事君有犯而无隐，方丧三年。”方者，比方也。君臣以人合，资于事父以事君，比于亲丧而制服，义也。“事师无犯无隐，心丧三年。”师虽授道，不可与君父同服，以比隆焉。故隐哀于心，以著不忘而已。盖父之所生者，独吾身也。君之所治者，非独吾身也。师之所传者，圣人之道，非师所得专，而受教者亦非一人也。故父一而已，君则有去就，师则无常主，其理如此，非人私智所、能轻重，故为等降也。是以称情立文，无过而有节，万世可行而无弊，听谓道也。今以师资之功，在父母之上。借问无父母生汝身，则虽有良师，将谁教乎？古之师教人以仁义礼乐，皆以成其孝悌忠顺之宾，人道之常也。今曰：“舍父母入法门，出功德财，养智慧命，功功莫大为。”吾则曰：“舍父母，入非法门，出罪恶财，养贼恶命，刑莫大焉。”师之名是也，师之实非也。
（沙门仁赞曰：“悟理者内外齐贯，滞情者返通相悬。商车周冕，但知华首丽身，直发脆肌，安识生同死变。世雄氏由是创落须发，被服坏色。设使车发鉴人，威权振主，以道内照，于我浮云。”）
佛主教人去须发者，本欲毁形貌，示憎恶，然役势须远俗隐处以修其道耳。然有疑焉，盖其说曰：“山河大地皆吾妙明中物。”敢问发独非妙明中物乎？以存须发乌有害，以去须发为人真，是则道之得否，似乎须发之有无
译（释圆光年轻时熟读儒家经典，探究事理直至穷尽神妙。等到听闻佛教宗义，反而视儒家经典如腐朽的草芥。因此出家。）
人的禀赋不同，有的昏昧，有的聪明，有的灵巧，有的笨拙，有的沉静，有的急躁，有的刚强，有的柔和，千条万端，不是一句话能概括尽的。美味佳肴是人们共同喜爱的，却有喜欢食用疮痂的人。白天黑夜是人们共同遵循的作息，却有把白天当作黑夜度日的人。当王者的恩泽将要休养生息，佛教尚未传入中国时，凡是趋向宁静、厌恶事务的人，也去从事山林隐逸的生活，一去不返。像接舆、荷蕢、长沮、桀溺这些人，是因为他们的见识偏颇蒙蔽，舍弃这边选取那边，自以为是，而不能让他们进入尧、舜、文王的正道，所以圣人不采纳他们。更何况佛教传入中国，有迷惑人的耳目、改变人的心意的东西。难怪那些见识狭隘的人，抛弃经典而沉迷于佛教，像圆光这样的人不可胜数。真是可悲啊！有人问有道的君子说：“学习儒家的人晚年大多沉迷于佛教，为什么呢？”回答说：“学习而没有收获，年纪又大了，智力也困顿了，心里想要立刻停止学习，却又感到不安。一旦听到佛教那种超脱世俗、宏大夸张的说法，就喜欢并跟从了。好比行人正走在平坦的大路上，前进没有困难，突然高山横在面前，深水陷在下面，前进变得困难了，于是如果有捷径，就高兴地走那条路了，这是形势使然。寄居在旅店的人，得不到在家居住的安宁。没有已经安居在家却又乐意住在旅店的人。”这话真是深刻啊！这话真是深刻啊！
（《经》说：“从前尊者阇夜多来到德义尸罗城，神情凄惨不悦。稍微向前走，看见一只乌鸦，欣然微笑。弟子奇怪地问他。尊者说：‘我刚到城里，看见一个鬼子饥饿急迫，对我说：“母亲进城，为我求食。我与母亲分别，已经五百岁了，饥饿虚弱困乏，生命将尽，希望母亲早点回来。”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他的母亲。鬼母回答我：“我进城以来，已经五百岁了，未曾得到一个人的涕唾。我刚生产，气力羸弱，即使得到一点唾沫，其他鬼也会夺走。”我听了鬼的话，悲叹生死轮回，受苦长远，因此神情凄惨。当时那只乌鸦，是过去九十一劫前的长者子，想要出家，父母不答应，强行给他娶妻，成婚，生了儿子，产生了爱染之心，不再出家。从此以来，在五道中流转，怜悯他痴愚，因此微笑。如果再有阻碍出家人的人，罪报极其痛苦，无法解脱。所以智者，殷勤方便，劝助让他成功，不要留下遗憾。”）
凡是声音，属于阳。鬼没有形体、没有气息、没有声音，怎么会有言语？能说话的，就不叫鬼了。这是它的荒谬之一。鬼子与母亲分别五百岁，却说刚生产力气羸弱。这是它的荒谬之二。鬼子既然能说话，难道不能行走，为什么不跟随母亲进城，与众多鬼争夺唾沫，却独自待在城外。这是它的荒谬之三。大体上荒谬太多，直接就不相信，不要怀疑。
（《经》说：“在家孝顺侍奉父母，如果跟随老师学习，开发智慧见识，这份恩德很大。出家的人，舍弃父母进入法门，拿出功德财，供养智慧命，功劳没有比这更大的。追溯所生的恩德，只是次要的了。”）
佛教的学说，不用道义来权衡轻重，不用礼制来衡量可否，没有分别心，只嫌弃拣择，所以说话有过失，处事没有节制。如果是圣人就不这样，他制定礼制说：“侍奉父母要隐忍而不冒犯，服丧三年。”尽，是穷尽极致不可再加的意思。侍奉君主可以冒犯而不隐忍，服丧三年。方，是比方的意思。君臣以人伦结合，借助侍奉父亲来侍奉君主，比照亲人丧事而穿丧服，是合乎道义的。“侍奉老师不冒犯也不隐忍，心中服丧三年。”老师虽然传授道义，不能与君主父亲穿同样的丧服，来比同尊隆。所以内心隐忍哀伤，以表示不忘而已。大概父亲所生的，只有我一人。君主所治理的，不只有我一人。老师所传授的，是圣人之道，不是老师所能独占的，而接受教导的也不止一人。所以父亲只有一个，君主则有去留，老师则没有固定的主人，道理就是这样，不是人的私智所能轻重的，所以有等级差别。因此根据情理制定礼文，不过分而有节制，万世可行而没有弊端，这才叫做道。现在把老师的功劳，放在父母之上。试问如果没有父母生你的身体，那么即使有良师，将教谁呢？古代的老师教人仁义礼乐，都是为了成就他们的孝悌忠顺，这是人道的常理。现在说：“舍弃父母进入法门，拿出功德财，供养智慧命，没有比这更大的功劳。”我却说：“舍弃父母，进入非法的门径，拿出罪恶的财物，供养贼恶的生命，没有比这更大的刑罚。”老师的名字是对的，老师的实质是错的。
（沙门仁赞说：“悟道的人内外贯通，滞于情欲的人反而通达与隔绝相悬。商朝的马车周朝的冠冕，只知道装饰头部美化身体，剃光头发露出脆弱的肌肤，哪里知道生同死变。世雄氏因此创立剃去须发，穿着坏色衣服。假使车发鉴人，威权震慑君主，以道内照，对我来说如同浮云。”）
佛教教导人剃去须发，本意是想毁坏形貌，表示憎恶，然而役使势力必须远离世俗隐处来修习其道。然而有疑问，大概他们的学说认为：“山河大地都是我妙明中的事物。”敢问头发难道不是妙明中的事物吗？因为保留须发就有害，因为剃去须发就为人真，那么道的得与不得，似乎取决于须发的有无。
而已。毛之生于面者三，独去须发而不去其眉，则何说也？佛以六道轮回皆因爱欲，是从弃妻子，断生息，以绝转回之苦。然为僧者不能皆忘欲念，设戒甚严，而犹有犯者。与其去须发之无用，曷若即宫刑以去其为病根者哉？况求道利物主人，不惮饲虎投崖，割截身体。面目髓脑，要即与之，视身如空，一无所吝，何独爱惜淫根而不断除？彼青龙寺僧光仪犹能之，岂诸佛祖师之教戒反不及乎？凡能弃舍其所难。不教人舍其所难而姑舍其所易，剃发断发以为难能，乃为之说曰：“佛不许五种不男人学道。”吾不信其无奸心也。
译罢了。生长在脸上的毛发有三种，唯独去掉胡须和头发，却不除去眉毛，这是什么道理呢？佛认为六道轮回都因爱欲而起，因此舍弃妻子儿女，断绝生育，以杜绝轮回之苦。然而做僧人的并不能全都忘记欲望，即使戒律非常严格，仍然有人触犯。与其去掉胡须头发这些无用的东西，何不直接实行宫刑，去掉那作为病根的器官呢？况且那些追求大道、利益众生的人，不怕喂虎投崖，割截身体，连面目骨髓脑浆都愿意给予，视身体如虚空，毫无吝惜，为什么偏偏爱惜淫欲之根而不加以断除？那青龙寺的僧人光仪尚且能做到，难道诸佛祖师的教诫反而不如他吗？凡是能够舍弃那些难以舍弃的东西。不教人舍弃那些难以舍弃的，却先舍弃那些容易舍弃的，把剃发断发当作难以做到的事，于是编造说法说：“佛不允许五种不男之人修习大道。”我不相信他们没有奸邪之心。
（后汉孝明帝夜梦金人，通人传杀曰：“臣闻西方有神，其名为佛，陛下所梦，将必是乎？”诏遣使者羽林中郎秦景等一十四人如天竺。于月支国，遇沙门摄摩腾、竺法兰，写得经像，载以白马，还达洛阳。）
人之梦多矣，然未尝梦世之所无者。汉明梦金人，殆亦始皇所铸，去病所获耳。而傅毅乃云“西域有神”焉。帝求之而得者，乃经文与像。设非真金人也，漠明不明。傅毅入其说，中国不幸。摩腾传其言，至今千有余年，为害未泯。明帝、傅毅之罪大矣。且明帝梦金人，未尝知有佛也。博毅云：“西方有佛。”及写像而至，则非金人也。君臣之间，相诞如此，是以空教浸淫而莫御。呜呼！汉明、傅毅之罪大矣！明君之治必复实，君子之道必存诚。如高宗萝博说之类，梦之正也。如孔子不梦周公之类，不梦之善也。过此、皆妄而已矣。
（漠武穿昆明池底，值黑灰，以问东方朔。朔云：“非臣所知，可问西域胡人。”法蔺既至，追而问之。蔺云：“此乃劫烧之遗灰也。”）
以此说推之，则椎矿得金者，必曰佛之遗体也。得银铜、铁、锡者，又何物也？入海得珠者，必曰观音之缨络也。得玛瑙珊瑚者，又何物也？据佛说，劫火洞然之后，空然无物，安得有灰？既有灰，则天地万物之灰，当增厚于地数倍矣，安得谓之空乎？其说又云：“世界空二十劫后，有风鼓之为风轮，然后有水轮，然后有金轮，然后有土地。”夫灰与土等耳，不知风鼓水轮之时，劫火何在邪？或曰：“然则汉武所见何物也？”予曰：“是亦石灰之类耳。石中有白玉，沙中有黄金，蚌中有珠，草中有芝，五行秀气聚散融结，何所不有？而释子所论乃如此。智者当物物而辩之，勿为所惑也。”
（僧道适吴，合利耀灵于江左。迦罗游魏，律仪创起于洛都。归戒自此大行，图塔由斯特立。既三团峙居，西蜀一郡独无代绿。岂非佛日丽天，而无缘者弗观，法雷震地，而比屋者不闻哉！）
曹操为臣而挟其君，夺其国，大不义也。孙权乘王室大乱而割据一方，亦非义举也。惟蜀以帝室之胄，欲伸大义于天下，诸葛武侯辅之，其事最正，非吴魏所能拟。其功不成，则天也。独无代录者，可以见先主、孔明守先王之道，邪说矣谒无自而入。呜呼美哉！夫日无所不照，而有不见者，云之蔽也。雷无所不震，而有不闻者，气限之也。世之明无过于日，世之声无过于震雷。《六经》称圣人之明德者，曰“明并日月”而已；称其威令者，曰：“如雷如霆”而已。其言实而有证。假彼以喻此，故无失也。今其言曰：“佛日法雷。”是以佛为真日，法为真雷，夸哉诞乎！
（二藏法师觉明家世外道。沙门乞食，父怒打之，手足遂挚。问其坐犯，乃谓所打沙门。竭诚忏悔，数日便瘳。因是涕落，为其弟子。）
凡不奉佛者，佛即谓之外道。沙门从乞，取非其有，义所不可也。主人不与，彼必有言色以激怒之，是以见垂耳。用力挚入，连其肱股，或致差跌，则亦常事也。觉明因此乃入邪说于其父，不特陷其身，又且汙共亲。罪莫大焉。孔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而佛之徒兼犯之。明君在上，良相佐治，卓然独见，扶持仲尼之教，攘辟佛说，是斯民之天福也。
（沮渠蒙逊遇昙无识弘肩佛教，崇礼弥厚。元魏闻识道术，将延之。蒙逊不许。识辞以求经而西，又知业期将及，累以终事。逊忽之，令刺客于路害谶。自是逊心愧其事，白日见鬼，以剑刺之，遂卒。）
无谶之心，不过欲敷扬佛教尔。然沮渠蒙逊崇礼方厚，国人未能成佛也，何为遽舍，又往魏邦乎？方元魏来迎，蒙逊不许其去，事之所宜慎处者也。无谶弃此从彼，既负蒙逊崇礼之心；冒祸杀身，又乖元魏招延之意。此皆纵心率意，无有规矩，道之所恶也。且既知业期将及，姑安于逊以待死可矣，又何必留言激怒，以残其躯乎！其生也尚不
译（后汉孝明帝夜里梦见金人，通晓事理的人傅毅说：“我听说西方有神，名叫佛，陛下所梦见的，大概就是它吧？”于是下诏派遣使者羽林中郎秦景等十四人前往天竺。在月支国，遇到了沙门摄摩腾、竺法兰，抄写了佛经和佛像，用白马驮载，返回到达洛阳。）
人的梦境很多，但从未梦见世间所没有的东西。汉明帝梦见金人，大概也就是秦始皇所铸造、霍去病所获得的（金人）罢了。而傅毅却说“西域有神”。皇帝寻求而得到的，却是经文与佛像。假如不是真正的金人，那么明与不明就难以分辨了。傅毅接受了这种说法，是中国的不幸。摄摩腾传播了这种言论，至今一千多年，危害仍未消除。明帝、傅毅的罪过太大了。况且明帝梦见金人，并不知道有佛。傅毅说：“西方有佛。”等到抄写佛像而来，却发现并不是金人。君臣之间，互相欺骗竟到了这种地步，因此佛教逐渐渗透而无人能阻挡。唉！汉明帝、傅毅的罪过太大了！贤明君主的治理必定恢复真实，君子的道德必定保持诚信。像高宗梦见傅说之类，是梦境中正当的；像孔子不梦见周公之类，是不做梦中的善举。超过这些的，都是虚妄罢了。
（汉武帝开凿昆明池池底，发现黑色灰烬，以此询问东方朔。东方朔说：“这不是我所知道的，可以询问西域的胡人。”法卢到来后，追着他询问此事。法卢说：“这是劫火焚烧后留下的灰烬。”）
用这种说法推论，那么开采矿石得到黄金，必定说是佛的遗体。得到银、铜、铁、锡，又是什么东西呢？入海得到珍珠，必定说是观音菩萨的缨络。得到玛瑙、珊瑚，又是什么东西呢？根据佛的说法，劫火熊熊燃烧之后，空空荡荡一无所有，怎么会有灰烬？既然有灰烬，那么天地万物的灰烬，应当使地面增厚数倍，怎么能说是空呢？他们的说法又说：“世界空无二十劫之后，有风吹动形成风轮，然后有水轮，然后有金轮，然后再有土地。”灰烬与泥土同类，不知道风吹动水轮的时候，劫火在哪里呢？有人说：“那么汉武帝所见的究竟是什么？”我说：“这也是石灰一类的东西。石头中有白玉，沙中有黄金，蚌中有珍珠，草中有灵芝，五行精华的聚散融合凝结，有什么东西没有呢？而佛徒的论述竟然如此。智者应当对每一件事物都加以辨析，不要被他们迷惑。”
（僧人道安来到吴地，在江东弘扬佛法。迦叶摩腾游历魏地，在洛阳创立了戒律仪轨。受戒从此大为流行，佛塔由此特别建立。既然三国鼎立，唯独西蜀这一郡没有佛教典籍。难道不是佛法如日丽天，而没有缘分的人看不见，佛法如雷震地，而邻近房屋的人听不见吗！）
曹操身为臣子却挟持君主，夺取国家，是大不义的行为。孙权趁着王室大乱而割据一方，也不是正义之举。只有蜀汉以皇室后裔的身份，想要在天下伸张大义，诸葛武侯辅佐他，这件事最为正当，不是吴、魏所能比拟的。他的功业没有成功，那是天命。唯独没有佛教典籍，可以看出先主刘备、诸葛亮坚守先王的正道，邪说没有机会侵入。唉，多么美好啊！太阳无所不照，但有看不见的地方，是因为云的遮蔽。雷霆无所不震，但有听不到的地方，是因为气场的阻隔。世间的明亮没有超过太阳的，世间的声响没有超过雷霆的。《六经》称赞圣人的明德，说“明亮如同日月”罢了；称赞他的威令，说“如同雷霆”罢了。这些话实在且有证据。借用它们来比喻这些，所以没有失误。现在他们的说法说：“佛日法雷。”这是把佛当作真正的太阳，把佛法当作真正的雷霆，多么夸张荒诞啊！
（二藏法师觉明出身于外道家庭。沙门乞食，父亲生气打他，手脚于是僵硬。询问他犯下的罪过，才说是被打的沙门。竭诚忏悔，几天后便痊愈了。因此流泪，做了他的弟子。）
凡是不信奉佛的人，佛就称为外道。沙门向人乞食，索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道义上是不可以的。主人不给，他必定有言语神色来激怒对方，因此遭到鞭打。用力鞭打，牵连到手臂大腿，或者导致跌伤，这也是常事。觉明因此竟然把邪说引入他的父亲，不仅陷自身于罪，而且玷污亲人。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孔子说：“五刑所属的罪名有三千条，而没有比不孝更大的罪过。胁迫君主的人没有上级，非议圣人的人没有法度，不孝的人没有亲人。”而佛的徒众同时犯下了这些罪行。贤明的君主在位，贤良的宰相辅助治理，卓然独立的见解，扶持孔子的教化，排斥佛说，这是百姓的大福。
（沮渠蒙逊遇到昙无谶弘扬佛教，尊崇礼遇非常深厚。北魏听说昙无谶的道术，想要延请他。沮渠蒙逊不允许。昙无谶以请求取经为由向西而去，又知道死期将至，屡次留下遗言。沮渠蒙逊轻视他，命令刺客在路上杀害昙无谶。从此沮渠蒙逊心中愧疚此事，白天看见鬼魂，用剑刺它，于是死去。）
昙无谶的心意，不过是想宣扬佛教罢了。然而沮渠蒙逊尊崇礼遇正厚，国人未能成佛，为什么就突然舍弃，又前往魏国呢？正当北魏来迎接，沮渠蒙逊不允许他离开，这是事情中应当谨慎处理的地方。昙无谶舍弃这边投奔那边，既辜负了沮渠蒙逊尊崇礼遇的心意；冒着祸患丧命，又违背了北魏招揽延请的意愿。这些都是放纵心意，没有规矩，是道义所厌恶的。况且既然知道死期将至，姑且安于沮渠蒙逊那里等待死亡就可以了，又何必留下言语激怒对方，来残害自己的身体呢！他活着的时候尚且
（拓跋珪信任崔浩，残害释氏，毁破浮圆。太武遭疠疾，方始感悟。有白足禅来相启发，生悔愧心，即诛崔浩。）
按史，魏太武与崔浩皆信重寇谦之而恶佛法，因入寺，见沙门有兵器。酿具及富人所寄藏物，乃诛沙门，焚经像，一切荡除，灭其踪迹。然则释子有以取祸矣。后四年，然后浩被诛。自恃才略，专制朝权荐五州士数千人为郡守，以新问旧，不用太子晃之言，又舆高允撰国记、实绿刊石，立于衢路，用彰直笔。往来无不以为言。北人忿怨，相与谐浩于帝，以为暴扬国恶。帝怒，使有司按浩罪状，召浩诘之。浩不能对。遂夷五族。浩之罪如此。然则浩有以取祸矣。浩与太武信寇谦之而毁佛，正犹恶醉而强酒，夫岂足以治佛哉？惜其小有才不闻君子之大道，是以及祸。不然，浩所建立，奇谋硕书多矣，当以埽除佛法为冠。其不幸而死，乃其恃才专制、直笔犯众之罪，非为破佛也。疠疾，人之所常有也，苟以太武以毁佛而疠，则古者齐侯之疥店、晋侯之蛊疾、平公之膏盲、荀偃之瘅疽，是时未有佛也，不知又以何事而致邪？白足启发，则不足怪。自为其教，势须如此。然崔浩之诛，则如史所载者，非白足所能杀也。
（三藏法师道希尝坐井，口燥，瓶内空，弟子未来，无人汲永。三藏乃取柳枝挥井口，密心诵，泉遂涌出，乎至井唇。）
孟子曰：“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显；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予闻西域僧人人中国，有善持者，井溢枯，火明灭，龙山水，咒人兴什，此亦素问移精变气祝由之类耳。杜甫论石犀曰：“自古虽有厌胜之法，江水终向东流，不可回也。”如西域之咒，岂能乎五岳为地，涸四海为田？岁大旱饥，岂能咒之使饱？兵大杀戮，岂能咒之使仁？然则区区挥柳枝、涌井水，将何济乎？
（北齐高洋诛灭李老，悉令出家，敢以抗者，命斩之。于是并求剃染。十年之中，僧二百余万，寺四千余所。二十八年，为周所灭。）
仁赞记此者，以诛李老为快也。十年之中，僧二百万人、寺四千余所，北齐崇奉佛教不为不至。然四千余寺、二百万僧之众，岂无圣智，能为齐园之福者？当冥资历笄，祈夭永年，何为二十八年遽有灭亡之祸乎？然则言奉佛供僧田利益者，不足蕴据明矣。
（南宋元嘉中，有上事者云：“比寺塔之饰过兴，乐福之徒日甚。”帝以问侍中何尚之曰：“范秦、谢灵运皆称《六经》本是济俗，性灵真要，会以佛经为指南。此贤达正言，实诚有当。若使率土之滨皆统此化，则朕垂拱坐致太平。”尚之对曰：“惠遗法师云，“释氏之化，无施不可。”臣谓此说，有契理奥。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穆。传此风教，已遍寰区，缟户亿千，仁人百万。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万刑息于国，则陛下之言坐致太平矣。”）
按史载宋文帝性仁厚恭俭，勤于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于其职，守宰以六基为断。吏不苟免，民有所系。三十年间，四境无事，户口蕃息。出租供徭，止于崴赋。晨出暮归，白事而已。闾闾之内，讲诵相闻，士敦操尚，乡耻轻薄，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之言政治者，皆称元嘉焉。史家乃实绿也，未尝因崇饰佛塔、奉佛重僧，而能致隆平也。文帝谓何尚之者，自己失言。谢灵运以放恣杀身，其言亦何足取乎？尚之阿意而对，敷演邪说，疑若可用，然终于不可者，何哉？佛住世说法四十九年，化导众生，愿力悲广，亦不能使天竺一国尽奉其教。盖乱伦灭理，势所难行也。民之性善，天所命也。然其生或感戾气，或无常产，或值上失其道，于是有悖逆作乱之行。严刑重辟犹未足以禁之。乃谓使之皆持五戒，修十善，可以坐致太平，不亦欺乎！且以五戒论之，百姓有争斗、贪财色、为寇盗、造诈伪者，不知尚之用刑乎？不用刑乎？用刑，则与世法何异？不用刑
译拓跋珪信任崔浩，残害佛教，毁坏佛寺。太武帝遭遇瘟疫，才开始醒悟。有位白足禅师来启发他，使他产生悔愧之心，随即杀了崔浩。
查考史书，魏太武帝与崔浩都信奉并看重寇谦之，却厌恶佛法。因为进入寺庙，看见僧人中有兵器、酿酒器具以及富人寄藏的财物，于是诛杀僧人，焚烧经书佛像，一切彻底清除，灭尽踪迹。既然如此，僧人是有招致灾祸的原因的。过了四年，崔浩才被诛杀。他依仗自己的才略，独揽朝廷大权，举荐五州的数千名士人担任郡守，以新人取代旧人，不采纳太子拓跋晃的意见，又与高允编撰国史，如实记录并刻在石头上，立在道路旁，用以彰显直笔。往来的人没有不议论此事的。北方人愤怒怨恨，一起向皇帝诬陷崔浩，认为他暴露国家的丑恶。皇帝大怒，命令有关部门查究崔浩的罪状，召来崔浩审问。崔浩无法回答。于是诛灭五族。崔浩的罪过就是这样。既然如此，崔浩是有招致灾祸的原因的。崔浩与太武帝信奉寇谦之而毁坏佛教，正像厌恶醉酒却强行喝酒，这哪里足以治理佛教呢？可惜他稍有才略，却未听闻君子的正道，因此招致灾祸。不然的话，崔浩所建立的功业，奇谋大略很多，应当以扫除佛教为首功。他不幸而死，是因为他依仗才略独断专行、直笔触怒众人的罪过，不是因为毁坏佛教。瘟疫，是人常有的，如果认为太武帝因为毁坏佛教而得瘟疫，那么古代齐侯的疥疮、晋侯的蛊毒、平公的膏肓、荀偃的瘅疽，那时还没有佛教，不知又是因何事导致的呢？白足禅师的启发，也不足为怪。为了自己的教派，势必如此。然而崔浩的被杀，就像史书所载的那样，不是白足禅师所能杀害的。
三藏法师道希曾坐在井边，口干舌燥，瓶内空无一物，弟子还没来，没有人打水。三藏法师于是取柳枝在井口挥舞，心中默念咒语，泉水便涌出，几乎到了井口。
孟子说：“现在的水，拍打它，可以溅得很高，超过额头；阻挡它，可以倒流，使水在山间流淌。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我听说西域僧人来到中国，有善于持咒的，能使枯井涌水，使火明灭，使龙山水，咒语使人兴起各种事物，这也类似于《素问》中移精变气、祝由之类的方法。杜甫论石犀说：“自古虽然有厌胜之法，江水终究向东流，不可回转。”像西域的咒语，难道能使五岳成为平地，使四海干涸成为田地吗？年成大旱饥荒，难道能咒语使人吃饱吗？战争大肆杀戮，难道能咒语使人仁爱吗？既然如此，那微不足道的挥舞柳枝、涌出井水，又能有什么益处呢？
北齐高洋诛灭李老，命令全部出家，敢反抗的，命令斩首。于是都请求剃度出家。十年之中，僧人二百多万，寺庙四千多所。二十八年，被周朝所灭。
仁赞记载此事，是因为诛灭李老而感到痛快。十年之中，僧人二百万人、寺庙四千多所，北齐崇奉佛教不能说不到了极点。然而四千多寺庙、二百万僧人的众多，难道没有圣智之人，能为北齐带来福泽吗？应当冥冥中积累资历，祈求长寿，为什么二十八年突然有灭亡的灾祸呢？既然如此，说奉佛供僧有利益的人，不足以作为依据，很明显了。
南宋元嘉年间，有上书的人说：“近来寺庙塔楼的装饰过于兴盛，追求福报的人日益增多。”皇帝问侍中何尚之说：“范泰、谢灵运都称赞《六经》本是济世俗用，性灵真要，会以佛经为指南。这是贤达的正论，确实有道理。如果使天下百姓都统一在这种教化下，那么我垂拱而坐就能达到太平。”尚之回答说：“惠遗法师说，‘佛教的教化，没有不可施行的。’我认为此说，契合道理的深奥。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那么十人淳朴谨慎，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那么百人和谐和睦。传播这种风教，已遍及天下，万户千家，仁人百万。能够行一善就去除一恶，去除一恶就减少一刑罚。一刑罚在家减少，万刑罚在国减少，那么陛下所说的垂拱而坐达到太平就实现了。”
查考史书记载宋文帝性情仁厚恭俭，勤于政事，守法而不严酷，包容万物而不松懈，百官都长久任职，守宰以六基为断。官吏不随意逃避，百姓有所依赖。三十年间，四境无事，户口繁衍。出租供徭役，只限于岁赋。晨出暮归，只是处理事务罢了。邻里之间，讲诵之声相闻，士人敦厚操行，乡人耻于轻薄，江左风俗，在此时最为美好。后来谈论政治的人，都称颂元嘉年间。史家如实记录，未曾因为崇饰佛塔、奉佛重僧，而能达到隆盛太平。文帝对何尚之说的话，是自己失言。谢灵运因放纵而被杀，他的话又哪里值得采纳呢？尚之迎合心意而回答，铺陈邪说，看似可用，然而最终不可行，为什么呢？佛在世说法四十九年，教化引导众生，愿力悲广，也不能使天竺一国都信奉其教。大概是因为败坏伦理灭绝天理，势所难行。百姓本性善良，是天所赋予的。然而他们出生或感应戾气，或没有固定产业，或遇到上位者失去正道，于是有悖逆作乱的行为。严刑重罚还不足以禁止。却说让他们都持五戒，修十善，可以垂拱而坐达到太平，不也是欺骗吗！且以五戒论之，百姓有争斗、贪图财色、做寇盗、制造诈伪的，不知道尚之是用刑罚吗？不用刑罚吗？用刑罚，那么与世俗法律有什么不同？不用刑罚
，则犯戒者益众。亿兆蚩蚩，又非可家至户到，人人而诱劝之也，将何以处此？今僧之所聚，修戒持律之地也，犹可规罚，然后能齐，而况天下四海之人乎？是尚之慕其名而未尝核其实，文帝悦共言而未尝究其月、君臣为空虚诞幻之说以相应和，如说梦事，岂不可笑哉！且惠远所谓释教无施不可者，予请质之，曰：“人之生莫仁于父子，莫礼于夫妇，莫义于君臣，莫大于养生送死，莫治于礼乐刑政，凡所以维持伦理，胥立于世者，佛皆以为不可，而独以无夫妇、父子、君臣，厌生患死，洁然自立于山林，空虚寂灭为可。是亦有所可、有所不可，何谓无施不可战？如尚之者，所谓大惑不解者欤！”
译如果这样，那么触犯戒律的人就会更多。亿万百姓愚昧无知，又怎能做到挨家挨户地逐一诱导劝诫呢？这将如何处置这种情况呢？如今僧人聚集的地方，是修持戒律的场所，尚且需要依靠规劝和惩罚才能整齐划一，何况是天下四海之人呢？这是崇尚者只羡慕其名声而没有考察其实质，文帝喜欢尚之的言论而没有探究其真相，君臣之间用空虚荒诞的说法互相附和，如同谈论梦境一般，难道不可笑吗？况且惠远所说的佛教没有什么是不可施行的，我请求质问他说：“人的生存，没有比父子更体现仁爱的，没有比夫妇更体现礼制的，没有比君臣更体现道义的，没有比生养抚育和送终祭祀更重大的，没有比礼乐刑罚政令更治理有序的，凡是用来维持伦理、共同立于世间的，佛教都认为是不可行的，却唯独认为没有夫妇、父子、君臣，厌恶生存、忧患死亡，洁净地独自立于山林，追求空虚寂灭是可以的。这也是有所可行、有所不可行，为什么说没有什么是不可施行的呢？像尚之这样的人，大概就是所谓大惑不解的人吧！”
（沙门功德，直舒手出香、掌中流水。）
手上无火，何为出香？掌心无泉，何为流水？皆所谓幻术也。如世之巫师，吐火吞刀，分身匿形，以欺愚俗，取金资之利以养其家。王法修明，则当攘绝，不使鬼怪得以惑众者。正使手上出香，其能昼夜相续而不息乎？掌中流水，其能灌注饮勺而不竭乎？能如是者未免于幻，不能如是者又何歉乎？
（南齐太祖建元中，安城野火，洞泽焚烬，惟数丈地草独不然，遂往视之，得一金像。既感灵瑞，而圣化益隆，在位三年而崩。武帝季年下诏，公私不得出家为僧道、及舍宅起塔寺。相承七主，合一十四年，为梁所诚。）
方火之烈山焚泽，何人往视，见数丈不然之草乎？则必火息而后见之，或地有泉润，火不能及耳。奸人猾僧囚窃置金像于其间，以为灵瑞，齐祖不察而崇信之。假如青莲宝座，丈六金身，涌出地中，正是妖怪，又足卖贵乎？灵瑞既著，圣化既隆，不能为齐祖冥遐寿，三年而崩。朋武帝禁人为僧，不许起寺，而运祚短促，为梁所灭，亦非毁佛之致必矣。
（梁高祖断织仙人鸟兽之状，恐裁剪有乖仁恕。宗庙祭祀并为蔬果，不使血食。盖欲与诸苍生同契等觉，共会偏知。）
甚哉，萧衍之不明也！按史，衍作浮山堰以灌寿春，不乖仁恕乎？堰未成而坏，役夫死者声闻数里，不乖仁恕乎？纳侯景，致祸败，饥饿病死于阂中者不知其数，不乖仁恕乎？身饿而死，宗庙庙颉复，不乖仁恕乎？未及与苍生同契等觉，而其身先已为殍瘠矣。乃禁断织文，勿为鸟兽，恐见裁剪，不知轻重如此。甚哉，萧衍之不明也！
（太学博士江泌女，小而出家，八九岁诵《出净土》等经二十余部。长房云：“是宿习，非关神授。且据外典。夫子有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此局谈今生，昧于过往耳。若不尔者，何以得辨内外、贤圣、浅深、过现乎？”）
人生禀气，值五行之秀，则清明颖悟，记识绝伦。近世如张文定阅《法华经》五日而成诵。程明道幼年，人试以质帐，一目举千人，无有差失。《法华经》姑可以言宿习，质帐则非世间素有，亦可以言宿习乎？江泌女小而出家，既八九岁矣，其能诵经二十余部，亦有资质慧而已，何足怪哉？便欲推为宿习，妄引二世，诋訾孔圣之言，坎井之蛙，固不知东海之乐也。使泌爱其女，教以礼节，训以诗书，辅成其美质，必为烈女贤妇，如宋之共姬、卫之共姜，行义立于当年，名节垂于后世，岂徒削发披缁，块然为无用之物哉！
（释昙谛母梦一僧，呼之，为母寄尘尾并铁镂书镇。既觉，见二物俱存，因而怀孕，生谛。谛年五岁，母以尘尾示之。谛曰：“秦王所饷。”母曰：“汝置何处？”答曰：“不忆也。”他日，谛随父之樊、邓，见僧▯，遽名呼之。契曰：“童子何以呼宿士名？”谛曰：“阿上曾为众僧采药，被野猪伤，今可忘邪？”碧初不忆此，乃诣谛父。谛父具说谛生本未并书镇、尾等。薯乃悟而泣曰：“即碧先师弘觉法师也。师尝为姚苌讲《法华》，贫道为都讲。姚苌饷师二物，今遂在此。”追记弘觉舍命，正是寄物之时日。谛已出家，游览内外，遇物斯记。晚入吴虎丘小寺，讲礼、易、春秋。）
昙谛能记尘尾、书镇，是秦王所饷，而不能记所置之处，僧▯能记为姚苌都讲，而不记为野猪所伤。此何理也？以予考之，谛父戆，其母淫，而与僧▯奸者也。尘尾，书镇乃僧▯所私与，而非梦也。僧▯知其有孕，而惧书之或泄，则以尘尾、书镇之说教妇人，以梦为记耳。故凡谛言秦王所饷及问僧猪伤之事，皆其母所教也。此妇人既迷其夫，复诳其子，共谋久而不败，则又皆僧碧之教也。不然，梦得二物，觉而有之，万无此理矣。▯自谓为姚苌都讲，指谛为先师，而谛亦不省其妄，益可见也。谛晚能读礼、《易》、《春秋》，必悟此事，恨母之失而恶释之乱。惜其时无能接之使反冠服者尔。此亦为世人之永戒也
译（沙门功德，直接伸出手就能散发出香气，手掌中能流出水来。）
手上并没有火，怎么能散发出香气？掌心并没有泉水，怎么能流出水来？这都是所谓的幻术罢了。就像世间的巫师，吐火吞刀，分身隐匿身形，用来欺骗愚昧的俗人，获取金钱物资的利益来供养自家。如果王法修明，就应当将其禁绝，不让鬼怪得以迷惑众人。即使手上真能发出香气，难道能昼夜连续不断吗？掌中真能流出水，难道能用来浇灌饮用而不枯竭吗？能像这样持续的，未免是幻术；不能像这样持续的，又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
（南齐太祖建元年间，安城发生野火，沼泽被焚烧殆尽，只有几丈见方的草地唯独没有烧着，于是派人前去查看，发现了一尊金像。既然感应了灵异祥瑞，圣明的教化更加兴盛，但在位三年就去世了。武帝晚年下诏，公私都不允许出家为僧道，以及舍宅建造塔寺。相继传承了七位君主，合计十四年，被梁朝所灭。）
当火势猛烈，山泽焚烧的时候，是谁前去查看，见到几丈没有烧着的草地呢？那一定是火熄灭之后才看到的，或者是地下有泉水滋润，火无法烧到罢了。奸诈的人和狡猾的僧人偷偷把金像放在那里，以此作为灵异祥瑞，齐太祖没有明察就崇信它。假如青莲宝座，丈六金身，从地中涌出，这正是妖怪，又足以显得尊贵吗？灵异祥瑞既然显著，圣明教化既然兴盛，却不能为齐太祖暗中延长寿命，三年就去世了。等到武帝禁止人们出家为僧，不允许建造寺庙，而国运短促，被梁朝所灭，这也不是因为毁佛必然导致的。
（梁高祖禁止织造仙人鸟兽的图案，担心裁剪时有违背仁恕之道。宗庙祭祀都用蔬菜水果，不让用血食。大概是想要与众生同心契合平等觉悟，共同汇聚偏狭的认知。）
萧衍太不明智了！查考史书，萧衍建造浮山堰来灌溉寿春，这不违背仁恕之道吗？堰还没建成就坏了，役夫死者的哀声传到数里之外，这不违背仁恕之道吗？接纳侯景，导致祸败，饥饿病死在围困之中的不知有多少，这不违背仁恕之道吗？自身饿死，宗庙倾覆，这不违背仁恕之道吗？还没来得及与众生同心契合平等觉悟，他的身体先已经成了饿殍瘦骨了。竟然禁止织造花纹，不让做鸟兽图案，担心看到裁剪，不知道轻重到了这种地步。萧衍太不明智了！
（太学博士江泌的女儿，很小就出家，八九岁时诵读《出净土》等经二十多部。长房说：“这是宿世的习气，不是神灵授予的。况且根据外典，孔子说过：‘生来就知道的是上等，学习后才知道的是次等。’这只是谈论今生，不明白过往罢了。如果不这样，怎么能辨别内外、贤圣、浅深、过去现在呢？”）
人禀受气，遇到五行的秀气，就清明聪颖，记忆识别超出常人。近代如张文定阅读《法华经》五天就能背诵。程明道幼年时，有人用账本测试他，一眼就能列举千人，没有差错。《法华经》姑且可以说有宿世的习气，账本却不是世间素有的，也可以说有宿世的习气吗？江泌的女儿很小就出家，既然已经八九岁了，她能诵读二十多部经，也是有资质聪慧罢了，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竟然想推说是宿世的习气，妄引前世，诋毁孔圣人的话，井底之蛙，本来不知道东海的快乐啊。假如江泌爱护他的女儿，用礼节教导她，用诗书训诫她，辅助成就她美好的资质，必定成为烈女贤妇，像宋国的共姬、卫国的共姜，德行义举立于当时，名节流传于后世，难道只是剃发披上黑衣，成为无用之物吗！
（释昙谛的母亲梦见一个僧人，呼唤她，为母亲寄存尘尾和铁镂书镇。醒来后，看见两样东西都在，于是怀孕，生了昙谛。昙谛五岁时，母亲把尘尾给他看。昙谛说：“是秦王赠送的。”母亲说：“你放在哪里了？”回答说：“不记得了。”有一天，昙谛跟随父亲去樊、邓，看见僧〇，立刻叫出他的名字。僧〇说：“童子为什么叫宿士的名字？”昙谛说：“阿上曾经为众僧采药，被野猪所伤，现在可以忘记吗？”僧〇起初不记得这件事，于是去见昙谛的父亲。昙谛的父亲详细说了昙谛出生的本末以及书镇、尘尾等事。僧〇才醒悟哭着说：“这就是我的先师弘觉法师。法师曾经为姚苌讲《法华经》，贫道做都讲。姚苌赠送法师两样东西，现在竟然在这里。”追记弘觉舍命，正是寄存物品的时日。昙谛已经出家，游览内外，遇到事物就记住。晚年进入吴虎丘小寺，讲解《礼》、《易》、《春秋》。）
昙谛能记住尘尾、书镇是秦王赠送的，却不能记住放在哪里，僧〇能记住做姚苌的都讲，却不记得被野猪所伤。这是什么道理呢？以我考察，昙谛的父亲愚钝，他的母亲淫乱，而与僧〇通奸。尘尾、书镇是僧〇私下给的，而不是梦中的。僧〇知道她有孕，而担心事情泄露，就用尘尾、书镇的说法教导妇人，以梦作为记号罢了。所以凡是昙谛说秦王赠送以及问僧猪伤的事情，都是他母亲教的。这妇人既然迷惑了她的丈夫，又欺骗了她的儿子，共同谋划久而不败，这都是僧碧教的。不然，梦中得到两样东西，醒来而有之，万无此理啊。〇自称做姚苌的都讲，指昙谛为先师，而昙谛也不明白他的妄语，更加可见了。昙谛晚年能读《礼》、《易》、《春秋》，必定悟到这件事，怨恨母亲的过失而厌恶佛教的混乱。可惜当时没有能接引他使他恢复冠服的人罢了。这也是世人的永久警戒啊
。
（后周武帝季年，毁破前代一切佛塔，镕割圣容，焚烧经典，寺庙尽赐王公为第宅。三坊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盖苍生不幸，非吾宗之不幸也。）
译后周武帝晚年，毁坏拆除了前代所有的佛塔，熔铸切割佛像，焚烧佛教经典，将寺庙全部赐予王公贵族作为宅第。三坊的僧人减少了三百万，都恢复为军籍或民籍，重新编入户籍。这实在是百姓的不幸，并非我们佛教宗派的不幸。
伟哉，周武之此举也！祸敢花应之说所不能惑，茫昧无稽之言所不能诳，卓然自信，罢黜不疑。使后嗣稍贤，能承美志，世传弗失，以待圣王，则邪说与异端消灭已久，苍生之幸，岂有量哉！若周武者，可谓明矣。若周者，可谓勇矣。后世英主者出，能视效雨增美之，又何槐于大禹放龙蛇、戮防风，周公驱虎豹，应苦戎狄，孔子成《春秋》、讨乱臣贼子，孟子辟杨墨、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岂特于周武有光而己也。
（沙门智贤译天文二十卷，尽星辰之晷度，极日月之盈缩，苟非圣人，洞晓幽深，曷以世智而酌度者哉？）
智贤所译《天文》，不知据何书而为之？若用佛说，须弥居中有四天，日月星辰各有宫室城郭人物，远须弥山，互为隐现。则是荒诞之言，无度数证验，不能起历，岂足信也？若用中国之法，则帝尧历象、虞舜璿玑，占天授民，千古不忒，何待智贤推步而后著哉？
（建业有七百余寺，侯景焚热，余者无几。陈高祖皆备修补，翻译新经，讲通旧论，不谢前轨。）
古人苜言曰：“前车复，后车戒。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夫梁萧衍之奉佛，冠古绝今，无与为比者矣。而其成败可鉴，不诬也。使衍信仁贤、修政事、遵先王之法、斥浮图之道，岂特保共身心，且宁其国矣。陈霸允当观其所失，改辙国治，乃复缮修寺宇，翻译经论，祈求利益，为婢妪之态。是犹见入服丹砂、毁头、腐背而死，又从而舐其鼎也。
（沙门亲依尝居别所，四绝水洲，绝往造之路。依乃铺坐具于水上，如乘舟焉，或用荷叶，蹋水而渡。）
比幻法也。能幻之妙无所不为。匿形王宫，盗淫宫女；隐身富室，窃取财货；潜谋奸慝，聚众作乱；无不以此。其始也，一人为之以骇人耳目；信向者既泉，则其术得行。揉杂人伦，椒扰王化，此所谓执左道以乱众，王法所宜必诛而不赦者也。匹夫匹妇之愚，苟见怪异，则必动心怖畏，以其不知道理所存，无足责者。王公大人，斯民之所视效者也，而或崇信此等，不亦鄙陋而可耻乎！
（德志值周武毁灭，敕从儒礼，秉操铿然，守死无惧。帝愍其贞谅，哀而放归。）
孔子曰：“守死善道。”于道之至善，以守死而不变，不亦智乎！于道之不善，以死守而不变，不几乎天下之至愚乎！何谓道之至善？父慈而子孝、君仁而臣忠、兄友而弟恭、夫义而妇顺是也。此儒教也。何谓道之不善？离天性之自然，而外立其德，自以为道者是也。此佛教也。佛者未尝慕儒之善而学之，而儒者乃甘心于佛之不善而归依之，是愚也。若德志违令执迷，所宜诛责，用表至正。周武乃以其守死而哀之，殆为所吓矣。此亦启发后世明君之一事也。
（天竺沙门智充，武德九年达京，住兴善寺。自古教传，词旨有所未谕者，皆委其宗绪，括其同异，涣然冰释。帝曰：“诸有非乐，物我皆空，眷言真要，无过释典。流通之极，岂尚翻传。”遂下绍，命硕德一十九人于兴善创开传译，又敕左仅射房玄龄参助勘定。）
佛之道以空为至，以有为幻，此学道者所当辩也。今日月运乎天，山川著乎地，人物散殊于天地之中，虽万佛并生，亦不能消除磨灭而使无也。日昼而月夜，山止而川流，人生而物育，自有天地以来，至今而不可易，未尝不乐也。此物虽坏而彼物自成，我身虽死而人身犹在，未尝皆空也。唐祖何循习不思之甚乎？倘信以为然，又复东征西伐，经纶王业，何其求不乐而为不空哉？如不能行之于身，而徒言之于口，则是妄而已矣。房玄龄，唐之贤相，辅致升平，然所学蹇浅，守正不固，乃奉承僻命，参勘邪说，使政治驳褓，华夷混乱，其君不及于尧舜，其俗未兴于礼乐，玄龄不自知也。后世观之，责备于贤者，岂非没身之遗恨欤！
（中宗以昔居房邸，幽厄无归，祈念药师，遂蒙降祉。因命沙门义净等重译药师琉璃光佛本《功德》，帝御法筵，手自笔授。又译俗像功德等
译周武王的这一举动真是伟大啊！祸乱不敢像花言巧语那样迷惑他，荒诞无稽的言论不能欺骗他，他卓越地自信，罢黜异端毫不迟疑。假使后代君主稍有贤德，能够继承美好的志向，世代相传而不失，以此等待圣王出现，那么邪说和异端早就消灭了，百姓的幸运，哪里还有极限呢！像周武王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明智了。像周武王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勇敢了。后世若有英明的君主出现，能够效法并增美他的功业，又何必局限于大禹流放龙蛇、诛杀防风氏，周公驱赶虎豹、抵御戎狄，孔子作《春秋》讨伐乱臣贼子，孟子批驳杨朱、墨翟，平息邪说，抵制偏颇的行为，放逐淫邪的言辞，以继承三位圣人的事业呢？这不仅仅是对周武王有光彩而已。
（沙门智贤翻译《天文》二十卷，详尽地阐述了星辰的度数，极尽日月盈亏变化的规律，如果不是圣人，洞察幽深，怎么能凭借世俗的智慧来斟酌推度呢？）
智贤所翻译的《天文》，不知道是根据什么书来做的？如果采用佛教的说法，须弥山居中，有四个天，日月星辰各有宫室、城郭、人物，远离须弥山，互相隐现。这是荒诞的言论，没有度数可以验证，不能用来制定历法，哪里值得相信呢？如果采用中国的方法，那么帝尧观测天象，虞舜制造璇玑玉衡，观测天象以授民时，千古不差，哪里需要等到智贤推演历法之后才著书呢？
（建业有七百多座寺庙，侯景之乱焚毁殆尽，剩下的没多少。陈高祖全都修补完备，翻译新经，讲通旧论，不逊于前代的规范。）
古人常说：“前车覆，后车戒。前事之不忘，后事之鉴也。”梁武帝萧衍信奉佛教，冠绝古今，无人能比。而他的成败可以作为借鉴，这是不假的。假使萧衍信奉仁贤，修明政事，遵循先王的法度，排斥佛教之道，岂止能保全他的身心，而且能使国家安宁呢。陈霸应当观察他的过失，改变治国方略，却反而修缮寺庙，翻译经论，祈求利益，做出婢女老妪的姿态。这就像看见别人服用丹砂，导致头烂背腐而死，却还去舔舐他的药鼎一样。
（沙门亲依曾经住在别处，四面都是水，隔绝了往来的道路。亲依就把坐具铺在水上，如同乘船一样，有时用荷叶，踏水而过。）
这是幻术。能施展幻术的人，妙用无穷，无所不为。隐藏身形进入王宫，偷淫宫女；隐身进入富人家，窃取财物；暗中谋划奸恶，聚众作乱；没有不利用这种幻术的。起初，一个人用它来惊骇人们的耳目；信奉的人多了，那么他的术法就能施行。扰乱人伦，搅乱王化，这就是所谓用邪道扰乱民众，是王法应当必定诛杀而不赦免的。普通百姓的愚昧，如果看见怪异，就一定会动心恐惧，因为他们不知道道理所在，不值得责备。王公大人，是百姓所效法的对象，却有人崇信这些，不也是鄙陋而可耻吗！
（德志遭遇周武王毁灭佛教，命令他遵从儒礼，他操守坚定，守死无惧。皇帝怜悯他的忠贞诚信，哀怜他而放他回去。）
孔子说：“守死善道。”对于至善的道，以守死不变，不也是智慧吗！对于不善的道，以守死不变，不几乎就是天下最大的愚昧吗！什么叫做至善的道？父亲慈爱而儿子孝顺，君主仁德而臣子忠诚，兄长友爱而弟弟恭敬，丈夫义正而妻子顺从，这就是了。这是儒教。什么叫做不善的道？背离天性的自然，而在外面树立德行，自以为这就是道，这就是了。这是佛教。佛教徒不曾羡慕儒教的善而学习它，而儒者却甘心于佛教的不善而归依它，这是愚昧。如果德志违抗命令执迷不悟，应当诛杀责罚，用来表彰至正。周武王却因为他守死而哀怜他，几乎被他吓住了。这也是启发后世明君的一件事。
（天竺沙门智充，武德九年来到京城，住在兴善寺。自古教义传承，词旨有所不明白的，都委托他梳理宗派源流，概括同异，涣然冰释。皇帝说：“诸有非乐，物我皆空，眷顾真要，无过释典。流通之极，岂止翻译。”于是下诏，命令十九位硕德在兴善寺开创传译，又敕令左仆射房玄龄参助勘定。）
佛教之道以空为极致，以有为幻象，这是学道的人应当辨明的。如今日月运行于天，山川矗立于地，人物分散于天地之间，即使万佛同时诞生，也不能消除磨灭而使它们不存在。日昼月夜，山止川流，人生物育，自有天地以来，至今不可改变，未曾不快乐。此物虽然毁坏而彼物自然形成，我身虽然死亡而人身依然存在，未曾都是空的。唐太宗为什么循习不思虑到如此地步呢？如果相信这是真的，又何必东征西伐，经营王业，为什么追求不乐而做不空的事呢？如果不能在自身实行，而只是在口头上说说，那就是妄言罢了。房玄龄，唐朝的贤相，辅佐达到升平，然而所学浅陋，守正不固，竟然奉承僻邪的命令，参勘邪说，使政治驳杂，华夷混乱，他的君主不及尧舜，风俗未兴礼乐，玄龄自己不知道。后世观看，责备贤者，岂不是终身遗恨吗！
（中宗因为以前居住在房邸，幽厄无归，祈念药师佛，于是蒙受降福。因此命令沙门义净等人重译药师琉璃光佛本《功德经》，皇帝亲临法筵，亲手笔录。又翻译俗像功德等）
昔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处仁迁义，听伊尹之训，复履尊位，为商之贤土。如中宗者，欧阳文忠公谓之下愚不移，又何责焉？然有不可不辩，以为昏蒙之戒者。其居房邸，幽厄无归，祈念嚷师，速行反正之福。及重译经典，手自笔授，又命王臣润文、监护，其功德过于房邸所念远矣，而无救于武三思、画后之乱，何欤？李峤、张说寺文土龌龊，惟命是从，不能格君之非，君十二所羞道也。
（释法照游五台，礼金刚窟，夜之未央，深自克责。忽见一梵僧，称是波利，曰：“子何自苦，其有欲乎？”照日：“愿见文殊。”曰：“志苟坚强，但瞑目随吾。”遂引之入窟，见一院额，名金刚般若寺。其院皆异宝庄严，中有秘藏，缄《金刚般若》，并一切经法，人物魁伟，殆非常所见也。文殊大圣处位尊严，拥送旁午，宣言慰劳，因受记焉。久之，波利引出，还至板上，蹑复回眸之际，波利隐矣。）
法照之求见文珠，心想既极，故梵僧之诱引法照，幻术必契。或曰：“何以验共幻乎？”予曰：“梵僧使法照暝目随之，即术之所行也。法照首末不悟，终身堕于邪见而不得彻，可悯也哉！使当共时以一言门梵僧曰‘敬以直内’，无不敬，则邪说不能惑。如传奕者，于圣人之道亦未也，独以持心好正，不信邪说，或犹有见焉是亦幻也。惟诚信之，共心虑既有所存，则耳目必右所接，以伪为真而不白知也。故圣学莫先于“敬以直内’。无不敬，则邪说不能惑。如傅奕者，于圣人之道亦”木也，独以持心好正，不信邪说，故咒师无所施其术，佛牙无所逃其鉴。又况于‘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洗心退藏于密’，‘齐戒以神明其德’者，彼又安能投其隙哉？”
（中印沙门极量，神龙元年于广州译《首楞严经》一部，正义大夫同中专门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笔授。）
孔子曰：“言以出志，文以立言，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西方之教，重译而后至于中国。若小国圣王之道素明，华夷之俗不禄，奇书有诛，异行有禁，左道乱正者诛而不赦，则彼虽积经如山，说法如川，苟传行于其国中而已，何能浸滛滋蔓而不可救止也？《首楞严经》共义固异于紥子之道，而其文则比他经为优，使其植根固而流波漫，则房融之罪大矣。
（沙门智惠，北天竺人，泛舟而至，将近番禺，遇风涛，舶破人没，而所齐经夹，宛然在岸。惠乃欺曰：“大乘等经，冥祐若是。”）
风鼓水涌，船没而人存者，世多有之，亦须舟已近岸。不然，别舟救之，乃能有济。若沉浮于大海之中，虽善没如吕梁丈人，亦不免死。盖势不可也。智惠持经夹得脱，则必舶去岸不远矣。大乘等经，既能冥祐智惠，曷不广推慈悲，并救浮舶载经之人，乃独区区垂悯于一僧，何哉？若以舶人宿业深重，经不能救，则贝叶之存，无乃徒设？不足贵也。要之，船人未必尽没，智惠以脱其身，欲神怪其事，故自为此言尔。
（《梵天神策经》并《八阳天公经》合五十三部、九十三卷，或首标金言而末伸谣谶，或先论世街乃后托法辞，或引阴阳吉凶，或明鬼神祸福，诸如此比，为妄灼然，今宜秘寝，以救世患。）
鬼神祸福之说，无经不言，故人有起毁议者，僧必以报应恐之。达磨、谶、宝公、志之类，无僧不言。故凡其教遭证斥者，僧必以佛记明之，此其动人处世之要术也。仁赞知《神策八阳》之为妄，而不知大乘经中共妄尤多，殆亦见毫毛而不见睫，知二五而不知十之类也。设欲救世患者，当以五千四十八卷尽归之天竺，髡首缁服之众，还齿于良民，则世患息矣。
（沙门仁赞曰：“会昌废毁，佛日困明夷之象，法轮悲脱辐之虞。虽复大中再兴，享年不永；传宗嗣世，巨盗凭陵。”）
甚哉，仁赞之很也！致怨于武宗，快其子之享年不永，喜其孙之为巨盗凭陵，皆以为毁佛之报。信斯言也，则如梁萧衍者，所宜忆万斯年、
译从前太甲即位后昏庸不明，伊尹将他放逐到桐宫。过了三年，太甲悔过自新，自我反省，践行仁义，听从伊尹的教导，重新登上尊位，成为商朝的贤君。像中宗那样的人，欧阳修认为他是下愚不移的，又何必责备他呢？然而有不可不辩驳的，以此作为昏庸蒙昧者的警戒。他在房邸居住时，处境困厄无处可归，祈祷念诵法师，希望迅速获得回归正道的福报。等到重新翻译经典，亲手笔录传授，又命令王臣润色文字、监督护持，他的功德远远超过了在房邸时所念诵的，却没能挽救武三思和韦后之乱，这是为什么呢？李峤、张说等文臣卑劣，唯命是从，不能纠正君主的过错，这是君主所羞于提及的十二件事之一。
（释法照游历五台山，礼拜金刚窟，深夜时分，深深自责。忽然看见一位梵僧，自称是波利，说：“你为何如此自苦，有什么愿望吗？”法照说：“希望能见到文殊菩萨。”波利说：“意志如果坚定，只要闭上眼睛跟随我。”于是引他进入石窟，看见一座寺院匾额，名叫金刚般若寺。那寺院都用奇珍异宝装饰，中间有秘密藏经阁，封存着《金刚般若经》以及一切经法，人物魁伟，几乎不是平常所能见到的。文殊大圣地位尊贵，侍从众多，宣告慰劳，因此给予授记。过了很久，波利引他出来，回到石板上，刚迈步回头之际，波利就隐没了。）
法照寻求见到文殊菩萨，心意既已达到极点，所以梵僧引诱法照，幻术必然契合。有人说：“怎么验证这是幻术呢？”我说：“梵僧让法照闭上眼睛跟随他，这就是幻术施展的地方。法照从头到尾没有觉悟，终身陷入邪见而不能通达，真是可怜啊！假使当时用一句话对梵僧说‘以恭敬端正内心’，没有不恭敬的地方，那么邪说就不能迷惑他。像傅奕那样的人，对于圣人的道理虽然也不通达，唯独因为持心端正，不信邪说，或许还有见识，这也就是幻术。只有诚信，心意有所存留，那么耳目必然有所接触，以假为真而自己不知道。所以圣人的学问没有比‘以恭敬端正内心’更优先的。没有不恭敬的地方，那么邪说就不能迷惑。像傅奕那样的人，对于圣人的道理也不通达，唯独因为持心端正，不信邪说，所以咒师无法施展他的法术，佛牙无法逃避他的鉴察。更何况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理’，‘洗涤心灵退藏于幽密’，‘斋戒以神明其德’的人，他们又怎么能找到空隙呢？”
（中天竺沙门极量，神龙元年在广州翻译《首楞严经》一部，正义大夫兼中书门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笔录传授。）
孔子说：“言语用来表达志向，文采用来确立言语，言语没有文采，传播就不远。”西方的宗教，经过多次翻译才传到中国。如果小国的圣王之道一向清明，华夷的风俗不混乱，奇书有禁令，异行有禁止，左道扰乱正道的人诛杀而不赦免，那么他们即使积累经典如山，说法如川，也只在他们的国家中传播而已，怎么能浸淫滋长而不可救止呢？《首楞严经》的意义固然不同于孔子的道理，而它的文采比其他经典更优，如果让它扎根牢固而流波漫溢，那么房融的罪过就大了。
（沙门智惠，北天竺人，乘船而来，快到番禺时，遇到风浪，船破人没，而所带的经夹，完好地留在岸上。智惠于是说：“大乘等经，冥冥中的保佑就是这样。”）
风吹水涌，船没而人存活的情况，世上多有，但也必须船已靠近岸边。不然，别的船来救，才能得救。如果沉浮在的大海之中，即使善于潜水如吕梁丈人，也难免一死。这是因为形势不允许。智惠拿着经夹得以脱险，那么一定是船离岸边不远了。大乘等经，既然能冥冥中保佑智惠，为什么不广泛推行慈悲，一并救下船上载经的人，却唯独怜悯一个僧人，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认为船上的人宿业深重，经书不能救，那么贝叶经的保存，岂不是徒劳？不值得珍视。总之，船上的人未必都淹死，智惠为了脱身，想要神怪化这件事，所以自己这样说罢了。
（《梵天神策经》和《八阳天公经》合五十三部、九十二卷，有的开头标榜金言而结尾宣扬谣谶，有的先论述世俗事务而后寄托法辞，有的引用阴阳吉凶，有的阐明鬼神祸福，诸如此类，显然是虚妄的，现在应该秘密收藏，以拯救世间的祸患。）
鬼神祸福的说法，没有经典不说的，所以有人提出毁佛的议论，僧人必定用报应来恐吓他。达磨、谶、宝公、志公之类，没有僧人不说的。所以凡是他们的教义遭到证斥的，僧人必定用佛的预言来阐明，这是他们打动世人处世的重要手段。仁赞知道《神策八阳》是虚妄的，却不知道大乘经中的虚妄更多，这大概是只见毫毛而不见睫毛，知道二五而不知道十之类的人。假使想要拯救世间的祸患，应当把五千四百八卷全部归还天竺，剃发穿黑衣的众人，回归良民之列，那么世间的祸患就平息了。
（沙门仁赞说：“会昌年间废毁佛教，佛日陷入明夷之象，法轮面临脱辐之虞。虽然大中年间再次兴起，但享年不永；传承宗嗣，巨盗凭陵。”）
仁赞的怨恨太深了！对武宗怀恨，庆幸他的儿子享年不永，欢喜他的孙子成为巨盗凭陵，都认为是毁佛的报应。相信这种话，那么像梁武帝萧衍那样的人，应该享受万年
子孙千百、卜世奕业，继承不绝，何为于其身及祸而连祚短促应乎？人君不修德而信邪，则此言得入，异端遂行，可不预为之戒哉！
译子孙成千上万，世代绵延，继承不断，为何到了他们身上却遭遇祸患，导致国运短促而应验了呢？君主不修养德行而听信邪说，那么这种言论就能被采纳，异端邪说就会盛行，难道可以不预先对此加以警戒吗！
（奘法师进翻《瑜伽师地论》。唐太宗曰：“此论甚大，何圣所说？复明何义？”奘乃举纲陈列。帝谓侍臣曰：“朕观佛经，辟如瞻天望海，莫测高深。儒道九流比之，犹汗澄之池方溟海耳。世云三教齐致，比妄谈也。”）
唐太宗雄才盖世，自三代而后，时君世主可与为比者，不过一二人而已。观其总揽英豪，独立为帝，慕用仁义，以致隆平，驱除戎夷，以尊中国，皆超世绝俗之见，岂为一奘法师所眩惑哉？如仁赞所载，是乃僧入附会，借重于唐太宗为此言耳。不然，与萧梁老翁所见无异。此为兴国之明主，彼为亡国之暗君，岂其智识等夷乃若此哉？
（释道辩著衲擎锡入于母胎，因而生焉。虽日耳聋，及对孝文，不爽帝旨。）
异哉，道辩之为人也，与其投生入于污秽，曷若不死？异哉道辩之母也，大腹有路，使衲僧杖锡行人其中。有此理乎？非生民之常道也。无此理乎？乃邪术之妄谈也。至于耳聋而能封文帝之问，北又奸之大者也。昔荆南有慢行和尚，两人掖之，一步累息，未尝发言，人以为异，施利之物山积。忽元夕，市井张灯，有民家夫出妇守舍者，及中夜，夫归敲门，久之而后应。疑其妻有奸状，急逻舍傍，有一僧趴垣如飞，且逐且呼，而后众获之，则慢行和尚也。乃知此等代不乏人，可不过为之防哉！
（景龙二年，有御史大夫冯思暴卒，见两于持簿，引冯庭对。官听按复罪愆，官吏傍有蓄识者张思义，手招冯曰：“吾为假贷僧物，于今未脱。汝所坐者，不合于天后宫中乱越。可发愿造涅盘经，铸钟，以资余佑。”却放还。冯既苏三日，写经、铸钟，更享寿四十八年。
凡如此类，皆僧人所撰记。如佛顶《心经》所载耳。人贷僧物久，幽而末脱。则僧取人物，不可胜敛，当入于无问，永无出期也。于王后宫中乱越，罪之不可赦者，造经铸钟而得免。则是经钟乃为人芘复淫滥之具耳。治世常法，负债而不偿，必偿而后已，岂问僧与不僧哉？设有犯奸抵罪，入于缧组，使之造经、铸钟而可以逭刑者，吾未之见也。地狱固必无，设其有之，人神一理，必公正不阿而后法行。今造经铸钟而免共奸罪，锡之永年，不公不正甚矣。使人自此淫溢而害，岂非邪说害政之尤其者欤！
（梁武帝讳衍，以庭荫早倾，常怀哀感，每欢曰：“虽有四海，无以得伸罔极。”故留心释典，躬述注解，又亲讲读，冀藉胜福。）
古之圣人大孝如虞舜，达孝如武王，岂不思念共亲，欲报之德乎？魂气归于天，体魄归于地，弗复可见也。于是修祖庙、陈宗器、设裳衣、为时食，不致死于其亲，以著其孝思焉耳。故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修身慎行，全而妇之，以尽为子之道而已也。由尧、舜传之至于孟子，经历圣贤非一人，未有不谨于此者。自矣谒人中国，乃有轮回报应、地狱天堂之论，以恐动人之心意，使孝子慈孙敌思念于父祖者，必用其说，送终追远，尽废先王之礼，千有余年。而梁庸衍以万乘之主，当流傅未久之时，不能式遏，反为倡导，翻经造忏，滋蔓至今，岂非重可怅恨者哉！夫耳目可际者，一生之实者也。心思决不能及者，前後生之事也。故未知生，焉知死，能善吾死者，必先善吾生也。萧衍躭佛而不能自福其身，则又安能藉胜福以报罔极哉？佛氏求其说而不得，又恐因是而废其说，则伸引三世，欲以茫昧转化投人之心。凡人好生恶死、好利恶害、好富贵恶贫贱、好寿考恶夭折、好快乐恶忧沮、好强胜恶弱怯，有一于此，则中其术，是以其说炽然而不可扑。明君、贤相、哲人、逢士当思有以救之，何忍助其声气以灭正道乎？使注解讲读、舍身为奴，可以资福，则当候景反叛之日，台城饥饿之时，诸佛菩萨略不慈憨，亦可疑矣。僧人则曰“业通三世，自作自受，佛所不能救也。”果然，则梁武后身应当以清斋不杀、施经造寺之功，享受共报，何亦寂然不闻托生何处、有何善果乎？大抵其辞不定
译（玄奘法师进献翻译的《瑜伽师地论》。唐太宗说：“这部论著非常宏大，是哪位圣人所说的？又阐明了什么义理？”玄奘于是列举大纲进行陈述。太宗对侍臣说：“我观看佛经，就像仰望天空、眺望大海，无法测度其高深。儒家、道家及诸子百家与之相比，犹如清澈的小池面对浩瀚的大海。世人说儒、释、道三教同等精妙，这是虚妄的言论。”）
唐太宗雄才盖世，自夏、商、周三代以后，历代君主中能与他相比的，不过一两个人罢了。看他统揽英雄豪杰，独自称帝，崇尚任用仁义，以致达到太平盛世，驱逐戎狄夷族，以尊崇中原，这些都是超越世俗的见解，难道会被一个玄奘法师所迷惑吗？像仁赞所记载的那样，这是僧人攀附迎合，借唐太宗之口说出这样的话罢了。不然的话，这就与萧梁那个老翁的看法没有区别了。这位是兴国的明君，那位是亡国的昏君，难道他们的智慧见识竟然如此相同吗？
（释道辩穿着僧衣、手持锡杖进入母亲胎中，因此出生。虽然说是耳聋，但面对北魏孝文帝时，毫不违背帝王的旨意。）
奇怪啊，道辩这个人，与其投生进入污秽之处，何不干脆不出生？奇怪啊，道辩的母亲，大腹中竟有道路，让穿僧衣的僧人拄着锡杖在其中行走。有这样的道理吗？这不是人类生育的常理。没有这样的道理吗？那就是邪术的妄谈。至于耳聋却能回答文帝的问话，这更是极大的奸诈。从前荆南有个慢行和尚，由两人搀扶，走一步要喘息多次，从未说过话，人们认为他奇异，布施给他的财物堆积如山。忽然元宵节夜晚，街市张灯结彩，有百姓家丈夫外出、妻子守舍的，到了半夜，丈夫回家敲门，过了很久才应答。丈夫怀疑妻子有奸情，急忙搜查房屋周围，发现有一个僧人趴着墙头像飞一样逃跑，边追边喊，后来众人抓获了他，正是那个慢行和尚。由此知道这类人代代都有，能不加以防备吗！
（景龙二年，御史大夫冯思突然去世，看见两个鬼卒拿着簿册，引冯思到庭对质。官员听取并按查罪过，官吏旁边有个认识冯思的人叫张思义，招手对冯思说：“我因为借贷僧人的财物，至今未能解脱。你所犯的罪，是不该在天后宫中淫乱越轨。可以发愿抄写《涅槃经》，铸造钟，来资助余下的福佑。”于是放他回去。冯思苏醒三天后，抄写经文、铸造钟，又享寿四十八年。
凡是这类事情，都是僧人所撰写的记录。就像佛顶《心经》所载的那样。人借贷僧人的财物久了，在阴间未能解脱。那么僧人索取人的财物，不可胜数地收敛，应当进入无间地狱，永远没有出期的日子。在天后宫中淫乱越轨，这是不可赦免的罪行，抄写经文、铸造钟就能得以免罪。那么经文和钟就是为人庇护淫乱行为的工具了。治理国家的常法，负债而不偿还，必定要偿还才停止，难道会问是不是僧人吗？假设有犯奸淫罪的人，陷入牢狱，让他抄写经文、铸造钟就可以逃避刑罚，我未曾见过。地狱固然一定不存在，假设它存在，人神道理一致，必定公正不阿然后法律才能施行。现在抄写经文、铸造钟就能免除奸淫之罪，赐予长寿，这太不公不正了。如果人们从此淫乱过度而受害，这难道不是邪说危害政治的最严重情况吗！
（梁武帝名衍，因为早年失去父母荫庇，常怀哀痛之感，常常说：“虽然拥有四海，但无法报答父母无尽的恩情。”所以留心佛典，亲自撰写注解，又亲自讲读，希望凭借殊胜的福报。）
古代的圣人大孝如虞舜，通达孝道如周武王，难道不思念他们的亲人，想要报答他们的恩德吗？魂气归于天，体魄归于地，不再能看见了。于是修建祖庙、陈列宗庙器物、设置衣裳、准备时食，不致因过度哀伤而损害身体，以此来彰显他们的孝思罢了。所以说“活着时侍奉以礼，死后安葬以礼，祭祀以礼。”修身慎行，保全自身，以尽做儿子的本分而已。从尧、舜传下来直到孟子，经历的圣贤不止一人，没有不谨慎对待这一点的。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就有了轮回报应、地狱天堂的说法，用来恐吓打动人的心意，使得孝子慈孙对父祖的思念，必定使用这种说法，送终追远，完全废弃先王的礼制，长达一千多年。而梁武帝萧衍以万乘之主的身份，在佛教流传未久的时候，不能遏制，反而倡导，翻译经文、制作忏悔文，蔓延至今，难道不是更加令人怅恨的吗！耳目所能触及的，是一生的实在之事。心思决不能达到的，是前后生的事情。所以不知道生，怎么知道死？能使自己死得好的，必定先使自已活得好的。萧衍沉迷佛教而不能造福自身，又怎么能凭借殊胜的福报来报答无尽的恩情呢？佛教徒寻求他们的说法而不得，又担心因此废弃他们的说法，于是引申三世之说，想要用模糊不清的道理来转化人心。凡是人好生恶死、好利恶害、好富贵而厌恶贫贱、好长寿而厌恶夭折、好快乐而厌恶忧愁沮丧、好强胜而厌恶弱怯，只要有其中一点，就中了他们的术数，所以他们的说法炽盛而不可扑灭。明君、贤相、哲人、君子应当思考有办法来挽救，怎么忍心助长他们的声势以消灭正道呢？如果注解讲读、舍身为奴，可以资助福报，那么在侯景反叛之日，台城饥饿之时，诸佛菩萨一点也不慈悲，这也是可疑的。僧人说“业通三世，自作自受，佛也不能救。”如果真的这样，那么梁武帝来世应当以清斋不杀、施经造寺的功德，享受他的报应，为什么也寂静无声，听不到他投生何处、有什么善果呢？大概他们的言辞不确定
，多设涂路，以防考诘，如蛇鼠之亢，通笼盘互，耍为不可捕捉。若揆以实理，稽以至诚，如日熙天，物无能隐者。孟子曰：“遁辞知其所穷”，释氏当之矣。
译（他们）多设歧路，以逃避考察追问，如同蛇鼠般高高翘起，盘绕交错，耍弄手段使人无法捕捉。如果依据真实事理，以极致真诚去考察，就像太阳照耀天空，万物没有能隐藏的。孟子说：“诡辩之辞可知其已陷入困境”，佛教徒正应验了这一点。
（唐玄宗研思注《金刚般若经》，至“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处，执笔狐疑，诏沙门道氤问其是非。氤曰：“佛力不可测，陛下曩于般若会中闻熏不一，更沈注想，自发现行。”帝豁然若忆畴昔，下笔不休。）
圣学以心为本，佛氏亦然，而不同也。圣人教人正其心，心所同然者，谓理也、义也。穷理而精义，则心之体用全矣。佛氏教人以心为法，起灭天地而梦幻人世，擎拳植拂、瞬目扬眉以为作用，于理不穷，于义不精，几于具体而实则无用，乃心之害也。如道氤之告明皇者，正是使心之术耳。明皇方疑而未决，一用其言，致思人念，如道家存想，随所欲而萌焉。龙华之会，灵山之集，妙喜之国，兜率之天，种种现前，皆可自诳。虽高才颖质。攻苦学道之士，于此有不能脱。又况明皇志满气骄，乐佚游，乐宴乐，其心昏然者哉？
（沙门仁赞曰：“孔子自卫反鲁，赞《易》、删《诗》，六经由是而列，百王于焉取法。梁武、玄宗摇干于至诰之场，游心于真常之境，非天下荚杰，可以奥挺此乎？”）
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萧衍破国殒身，明皇致寇失位，万世人君之丑也。仁赞徒以其亲御翰墨，笺注佛经，遂称为英杰之人，与孔子等。其谄谀后世之人主，以自立其党而忘是非之心，乃如此乎！饿死于台城，不可谓至诰之场也。播迁于蜀道，不可谓真常之境也。以二君为英杰，则自古破国勷身致寇失位之君为不少，亦皆天下之英杰矣。
（释法云与僧曼年腊齐誉。云公笃学，劳于色养，及居母忧，毁瘠遇礼。曼谓曰：“佛有至理，恩爱重贼，不可宽放。惟有智者，以方便力，善能治制，何必纵情，同于细近邪？”）
法昙之所为，乃人之本心，自古至今欲扫除泯灭而不得者。盖天命之性，其理自然，非智力技巧所能造作也。不遇圣贤，因其良心之未亡，归诸正道，而陷身佛教，又与僧旻为徒，乃法昙之不幸耳。孟子曰：“天生烝民，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僧旻者，戕毁物则之人也。毁则为贼，反则为乱，又可责以仁义之人道邪？
（释僧梵幼学群书，年二十九，闻讲《盘槃》，遂投僧出家。乃精究涅盘。法筵“开，听者数千。崔觐注《易》，谘之最长。大儒徐遵明、李宝鼎求授菩萨戒。梵背儒向释，崇信日增，洗秽奉禁，始终如一。留意《华严》，以为来报。）
《易》之为书，言阴阳、天地，开辟、神化，而不离乎君臣、父子、日用之常。佛说方之，犹鳖之疑于鬼，蟮之疑于蛇，似而不同也。不知僧梵所以告崔觐者果何语邪？若于易有见，必不为僧。若髡首胡服，绝伦灭类，而终其身，必不知易。岂可乱其名实哉？徐遵明、李宝鼎章句陋儒，于圣门盖望洋而叹者尔。使知颜回请事之语，子思慎独之教，何菩萨戒之足云乎？常人之所惧者死也，所惑者鬼神也，所祈向者福利之报也。佛氏因此入其说，故下愚从之，若水之赴壑。君子欲自立于天地之间，不为邪说所变者，尽心孔、孟之学可也！
（释昙延著《涅槃义疏》。疏毕，恐不合圣理，乃于塔前以火验之，其卷轴并放光明，通夜呈样。）
理之所在，先圣后圣，其心一也。昙延造《疏》，若于理周画，何异前言？若有所未安，更须进学。如饮水食饭，共冷暖饥饱之意，他人岂能知之？乃验之于火以卜中否，可哄甚矣。复云：“经轴放光”，则又妄之极也。火无不化之物，今以大乘经典投之火中，应手煨烬。昙延独以何道使《疏》不可焚？无乃幻术邪？自达磨而后，凡参禅悟彻者，必求人印证。夫得道不得道在我而已，人何预焉。我诚自信，孰得移敚之？我诫弗悟，孰能分与之？必待人言为是而后以为是，是信否在人而不在己，与对塔焚《疏》者何以异乎？”
（灵润十三出家，二亲既终，弟兄哀诉，曾无动容，但为修冥福而已。）
灵润割父母天性之爱，弃兄弟哀拆之言，自以世网超脱，慧刃能断，然良心终不
译唐玄宗潜心研究并注解《金刚般若经》，读到“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这一处时，握着笔犹豫不决，于是下诏让僧人道氤来询问其中的是非对错。道氤说：“佛的力量不可测度，陛下过去在般若法会上听闻熏染不够专一，现在更加沉溺于注解的思虑之中，自然会显现出修行中的偏差。”唐玄宗听后豁然开朗，仿佛回忆起了往昔的情景，于是挥笔不停，注解得以完成。
圣人的学问以心为根本，佛教也是如此，但两者有所不同。圣人教导人们端正内心，心中共同认同的，叫做理、叫做义。穷究理而精研义，那么心的本体和作用就完备了。佛教教导人们以心为法，认为天地起灭、人世如梦如幻，举拳竖拂、眨眼扬眉都视为作用，对理没有穷究，对义没有精研，几乎到了有形无实的地步，这其实是心的祸害。像道氤对唐玄宗所说的那样，正是操控人心的手段罢了。唐玄宗正疑惑而未决，一经采纳他的话，导致思虑深入念头，如同道家的存想，随着欲望而萌生。龙华法会、灵山集会、妙喜国土、兜率天宫，种种景象浮现眼前，都可以自我欺骗。即使是才华出众、资质聪颖、刻苦修道的士人，对此也不能摆脱。更何况唐玄宗志得意满、气焰骄横，喜好游乐宴饮，内心昏昧不明呢？
僧人仁赞说：“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赞述《周易》、删定《诗经》，六经由此确立，百代君王从此取法。梁武帝、唐玄宗在至高教义的场合动摇根本，在真常的境界中游荡心神，如果不是天下的英杰，谁能深奥地通晓这些呢？”
没有是非之心，就不是人。萧衍（梁武帝）破国丧身，唐玄宗招致叛乱失去帝位，这是万代君主的丑事。仁赞仅仅因为他们亲自执笔，笺注佛经，就称他们为英杰之人，与孔子等同。他谄媚后世的人主，以此确立自己的党派而忘记了是非之心，竟然到了这种地步！饿死在台城，不能说是至高教义的场合。流亡到蜀道，不能说是真常的境界。如果把这两位君主当作英杰，那么自古以来破国丧身、招致叛乱失去帝位的君主不少，也都可以说是天下的英杰了。
僧人法云与僧人僧旻年龄和声望相当。法云好学，在侍奉父母方面辛勤尽责，等到遭遇母亲丧事，悲痛过度以致身体消瘦，符合礼节。僧旻对他说：“佛有至高的道理，恩爱是重大的贼害，不可宽纵。只有智者，凭借方便之力，善于治理控制，何必放纵情感，与浅近之人相同呢？”
法云所做的事，乃是人的本心，自古以来想要扫除泯灭却做不到。这是因为天命赋予的本性，其理自然如此，不是智力和技巧所能造作的。如果不遇到圣贤，顺着良心未泯灭之处，回归正道，反而陷入佛教，又与僧旻为伍，这是法云的不幸罢了。孟子说：“上天生养众民，有事物就一定有法则。民众秉持常道，所以喜好美德。”僧旻，是戕害事物法则的人。毁坏法则就是贼，违背法则就是乱，又可以用仁义的人道来要求他吗？
僧人僧梵幼年学习群书，二十九岁时，听到讲解《盘槃经》，于是投奔僧人出家。于是精研《涅槃经》。法会开启，听众有数千人。崔觐注解《周易》，咨询他最为长久。大儒徐遵明、李宝鼎请求传授菩萨戒。僧梵背离儒家趋向佛教，崇信日益加深，洗除秽习奉行戒律，始终如一。留意《华严经》，认为这是来世的福报。
《周易》这本书，谈论阴阳、天地、开辟、神化，却不脱离君臣、父子、日常生活的常道。佛教与之相比，就像鳖被怀疑是鬼，鳝鱼被怀疑是蛇，相似却不同。不知道僧梵告诉崔觐的究竟是什么话？如果对《周易》有见解，一定不会出家为僧。如果剃发穿胡服，断绝人伦灭绝类属，终身如此，一定不懂《周易》。怎么能混淆名实呢？徐遵明、李宝鼎是章句浅陋的儒生，在圣人门下不过是望洋兴叹罢了。如果知道颜回请教侍奉之道的话，子思慎独的教导，哪里还值得谈论菩萨戒呢？常人害怕的是死亡，迷惑的是鬼神，祈求向往的是福利的报应。佛教因此引入其学说，所以下愚之人跟随它，如同水流向沟壑。君子想要自立于天地之间，不被邪说所改变，尽心钻研孔孟之学就可以了！
僧人昙延著《涅槃义疏》。疏注完成后，担心不符合圣人的道理，于是在塔前用火来检验，卷轴都放出光明，整夜呈现祥瑞。
道理所在之处，先圣后圣，他们的心是一致的。昙延撰写《疏》，如果道理周全完备，与前人的言论有什么不同？如果有不安妥之处，更需要增进学问。就像喝水吃饭，冷暖饥饱的感觉，别人怎么能知道？竟然用火来检验以占卜是否中肯，欺骗性太大了。又说：“经轴放光”，这又是妄说到极点了。火没有不能烧毁的东西，现在把大乘经典投入火中，应当立刻化为灰烬。昙延凭什么方法使《疏》不可焚烧？难道不是幻术吗？自从达摩之后，凡是参禅悟道透彻的人，一定寻求他人印证。得道不得道在于自己而已，别人有什么相干。我确实自信，谁能改变夺取它？我确实没有领悟，谁能分给我？一定要等到别人说是然后才认为是，这是信不信在于别人而不在自己，与对着塔焚烧《疏》的人有什么不同呢？”
灵润十三岁出家，双亲去世后，兄弟哀痛诉说，他曾经没有动容，只是为修冥福罢了。
灵润割舍父母天性的爱，抛弃兄弟哀痛的话语，自以为超脱世俗罗网，智慧之刀能断，然而良心终究不
可忘也。何以验之？灵润虽无劲容，而为修冥福，则其心于父母有丝毫不忍之意。当其回向之时，必曰资荐父母，终不曰资荐道路他人也。即此丝毫不忍者，乃是人之本心，佛教以为幻妄，扫而去之，儒教以为恻隐，保而存之，其异如此。或者谓儒佛同归，是冰炭可以共器乎？
译可以遗忘吗？用什么来验证呢？灵润虽然没有什么刚强的容貌，但在为修冥福时，他对父母却有一丝一毫不忍的心意。当他回向功德的时候，一定会说资助荐拔父母，终究不会说资助荐拔路上的其他人。就是这一丝一毫不忍的心意，乃是人的本心，佛教认为这是虚幻妄念，扫除并摒弃它；儒教认为这是恻隐之心，保护并保存它，两者的不同竟然如此之大。有人说儒家和佛教最终归向相同，这难道是说冰和炭可以放在同一个器皿里吗？
（释窥基，尉迟鄂公之犹子。奘法师见其眉秀目明，曰：“将家种不谬。若度为弟子，吾法有寄矣。”讽之出家，曰：“此儿器度非将军不生，非奘不识。”基强拒，久之从命，曰：“听我三事：不断情欲，荤，血，过中食。”奘许之。年二十五，造疏百本，系曰性相义门，至唐大备。玄奘为开基创业之祖，窥基为守文述作之宗。惟祖与宗，百世不除之祀也。厥父苗，子肯插，其百本疏主之谓欤。）
奘欲诱龋扞基，难有犯戒毁禁亦所不问，其心岂为教甚成佛邪？近妇人、食酒由，犯三大戒，又乌能知性相义门哉？而奘听其所欲为，但幸其为弟子，于理不可晓，无乃有奸计乎！故河东侯师正曰：“凡人手弟幼弱未能自立者，慎勿令从僧语哄，恶其以幻术诱取之也。”奘既为奸，仁赞又从而张大之，称祖宗父子开创述作之美，皆一意耳。无生出之序，何得称父祖？无傅继之统，何得称子孙？乱人伦，混名实，所谓淫辞邪说不可不禁者也。
（释智玄，会武宗毁灭，逃归旧山。宣宗龙飞，放还上国。大中三年诞节，诏谏议李贻孙、给事杨漠公与玄议论，大悦帝情。因奏天下寺废基，敕各重建，玄之力也。广明二年，僖宗违难西蜀，诏赴行在，每谈真理，以解上心。御亲挥毫，赐号曰悟达国师。）
武宗用李德裕为相，唐室几于中兴。宣宗即位，自以于武宗为叔父之尊，改其美政，故史臣论著，以宣宗有小善而无人君大略。今考其时事，灼然不可掩已。父母劬劳之日，所当悲慕，不乐，仰法太宗之孝，乃令廷臣与胡人议论，遂遭谀语，复兴废寺，亦异于继志述事、丕承先烈者也。至于僖宗播迁失国之人，又何责焉。智玄每谈真理以解其心者，必非克复宗社、削平叛逆、康济生民之硕画矣。
（释惠嵩，高昌国人，少出家。兄为博士，尝勉嵩令罢道。嵩曰：“腐儒小智。当同诸糟粕，馀何可论？”元魏未，至京，本国请还。嵩曰：“以吾之博达，非边鄙之所资。”固执不往。高昌乃夷其三族。嵩闻之，告其属曰：“经不云乎，三界无常，诸有非乐，何足怪哉！”）
佛之教，欲以大悲愿力尽度聚生，故阿难赞之曰：“若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泥洹。”惠嵩学佛者也，未能度人，先殒其族，此何道邪？彼之教曰：“三界无常”，何为爱恋中华而轻贱边鄙？又曰：“诸有非乐”，何为自恃博逢而诋诮儒风？遂使三族之人无罪夷灭愚狠惨酷，蛇虺豺狼之不如矣！
（释僧邕，世传儒业，年十三出家。）
以儒为世业，父祖所传，不可失也。然惟学圣人之道者，则有教而无类。若农、工、商、贾而无读书为学，是谓出幽迁乔。盖《六经》者，正道之所存，人伦之至教也。不然，则谓之不肖之人。夫不肖之人，父不得以为子，祖不得以为孙，破家辱宗，人理弗齿。若僧邕是已。王法所当治而不赦也。
（释惠斌博览坚史，十九为州助教，怀慕出世。年二十三，剪落。父于汶水之阴、九达之会，建义井一区，仍树碑铭云：“哀哀父母，载生栽育。亦既弄璋，我复我复。一朝弃予，山川满目。云掩重关，风为大谷。爱敬之道，天伦在兹。殷忧莫齿，见子无期。鉴井通道，托事兴辞。百年几日，对此申悲。”）
惠斌博览经史，年既趴冠，父母倚望以成家者也。弃亲而去，无复人心，理之所不容矣。观井碑主语，哀怨感切，读之令人怵惕而恻然，想当人之情为何如也。其所以建碑于九达之会者，必其力不能制其子，庶几往来之人，官师之间，或见或闻，动心兴念，能反之耳。则不知是时为民上者以为是乎？以为非乎？亦有欲存天理明人伦、行反道败德之诛者乎？后人目睹此事者，亦将崇邪毁正，姑置不问而已乎？夫天性至恩，不可解于心，犹水之湿，犹火之热，孰能逃之？而佛之教乃一切除埽，谓之至道。呜呼！异哉！呜呼！异哉！
卷二
（释智头买海曲为放生池，遣沙门惠拔襄闻子上。陈主严禁，立碑。后有黄
译释窥基，是尉迟鄂公的侄子。玄奘法师见他眉清目秀，说：“将门之后果然不错。如果剃度他做我的弟子，我的佛法就有寄托了。”于是劝他出家，说：“这个孩子的器量，不是将军不出生，不是玄奘不认识。”窥基起初极力推辞，很久之后才顺从，说：“答应我三件事：不断绝情欲，吃荤腥，过午进食。”玄奘答应了他。窥基二十五岁时，撰写了一百部疏钞，称为性相义门，到了唐代达到完备。玄奘是开创基业之祖，窥基是继承文统述作之宗。只有祖和宗，是百世不废的祭祀。他的父亲叫苗，儿子叫肯插，大概就是那一百部疏钞的主持者吧。
玄奘想要诱导窥基，对于他犯戒毁禁也不加过问，他的用心难道是为了弘扬佛教、成就佛道吗？亲近妇人、饮酒，犯了三大戒，又怎么能通晓性相义门呢？而玄奘听任他随心所欲，只是庆幸他做了自己的弟子，这在情理上无法理解，恐怕是有奸诈的计谋吧！所以河东侯师正说：“凡是手足兄弟年幼柔弱、未能自立的人，千万不要让他们听从僧人的言语哄骗，厌恶他们用幻术诱骗夺取。”玄奘既然行奸诈之事，仁赞又从而夸大它，称颂祖宗父子开创述作的美好，都是一意孤行。没有出生的次序，怎么能称父祖？没有传承的系统，怎么能称子孙？扰乱人伦，混淆名实，所谓淫辞邪说，不可不禁止。
释智玄，在唐武宗灭佛时，逃回旧山。唐宣宗即位，放他回中原。大中三年皇帝生日，下诏让谏议大夫李贻孙、给事中杨漠与智玄议论，非常取悦皇帝。于是奏请天下废弃的寺庙地基，敕令各重建，这是智玄的功劳。广明二年，唐僖宗避难西蜀，下诏让他前往行在，每次谈论真理，以解除皇上心中的忧虑。皇帝亲自挥毫，赐号悟达国师。
唐武宗任用李德裕为宰相，唐朝几乎中兴。唐宣宗即位，自认为对武宗有叔父的尊位，改变了武宗的美政，所以史臣论著，认为宣宗有小善而没有为人君的大略。现在考察当时的事，明显不可掩盖。父母辛劳的日子，应当悲慕，不快乐，仰法太宗的孝道，却让朝廷大臣与胡人议论，于是遭受谄媚之语，复兴废弃的寺庙，这也不同于继承志向、述说事迹、光大继承先烈。至于唐僖宗流亡失国，又有什么可责备的呢。智玄每次谈论真理以解除他的心结，必定不是恢复宗社、削平叛逆、安抚百姓的宏大谋略。
释惠嵩，是高昌国人，少年出家。哥哥是博士，曾经劝惠嵩还俗。惠嵩说：“腐儒小智。应当同诸糟粕，其余还有什么可说的？”北魏末年到京城，本国请他回去。惠嵩说：“以我的博达，不是边鄙之地所需要的。”坚持不去。高昌于是夷灭他的三族。惠嵩听说后，告诉他的属吏说：“经书不说过吗，三界无常，诸有非乐，有什么奇怪的呢！”
佛教，想要以大悲愿力度尽众生，所以阿难赞叹说：“若有一个众生未成佛，终不在此取涅槃。”惠嵩是学佛的人，未能度人，先害死自己的家族，这是什么道理呢？他们的教义说：“三界无常”，为什么爱恋中华而轻贱边鄙？又说：“诸有非乐”，为什么自恃博达而诋毁儒风？致使三族之人无罪被灭，愚狠惨酷，不如蛇虺豺狼！
释僧邕，世代传承儒业，十三岁出家。
以儒学为世业，是父祖所传，不可丢失。然而只有学习圣人之道的人，才有教无类。如果农、工、商、贾而不读书为学，这就是出幽迁乔。大概《六经》是正道所在，是人伦的至教。不然，就称为不肖之人。不肖之人，父亲不得以为子，祖父不得以为孙，破家辱宗，人理不齿。像僧邕就是这样。王法应当惩治而不赦免。
释惠斌博览经史，十九岁任州助教，怀慕出世。二十三岁，剃度。父亲在汶水之阴、九达之会，建了一处义井，并树立碑铭说：“哀哀父母，载生栽育。亦既弄�，我复我复。一朝弃予，山川满目。�掩重关，风为大谷。爱敬之道，�伦在兹。殷忧莫齿，见�无期。鉴井通道，托事兴辞。�年几日，对此申悲。”
惠斌博览经史，年纪已经成年，父母倚望他成家。抛弃亲人而去，没有人心，情理所不容。看井碑上的话语，哀怨感切，读之令人惊惧而悲伤，想象当时人的心情如何。他在九达之会建碑的原因，一定是他无力制止他的儿子，希望往来的人，官师之间，或见或闻，动心�念，能反省罢了。那么不知道当时为民上者认为是呢？认为非呢？也有想要存天理明人伦、行反道败德的诛�者吗？后人目睹此事者，也将崇邪毁正，姑且置�不问吗？天性至恩，不可解于心，犹水之�，犹火之�，孰能逃之？而佛之�乃一切除�，谓之至道。呜呼！异哉！呜�！异哉！
卷二
释智�买海曲为放生池，�沙�惠�襄�子上。�主严禁，立碑。后有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