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武帝时，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後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案敬侯所书，犹有仿佛。古书亦有数种，其一卷论楚事者，最为工妙，恒窃说之，故竭愚思以赞其美，愧不足厕前贤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昔周宣王时，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与古同，或与古异，世谓之籀书者也。及平王东迁，诸侯立政，家殊国异，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罢不合秦文者，斯乃作《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自秦坏古文，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文，八曰隶书。王莽时，使司徒甄丰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复有六书：一曰古文，孔氏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秦篆书也；四曰佐书，即隶书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书，所以书幡信也。及许慎撰《说文》，用篆书为正，以为体例，最可得而论也。秦时李斯，号为二篆，诸山及铜人铭皆斯书也。汉建初中，扶风曹喜少异于斯，而亦称善。邯郸淳师焉，略究其妙。韦诞师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诞为武都太守，以能书留补侍中，魏氏宝器铭题皆涎书也。汉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简理不如淳也。……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行之，独符印玺、幡信题署用篆。隶书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壁书，过观者以酒雠，计钱足而火之。每书辄削，而焚其札。梁鹄乃益为判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札，鹊卒以书至选部尚书。宜官，鹄宜为大字，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淳得次仲法，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汉末，有左子邑，小与淳、鹄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少异，然亦各有巧，今大行于世。……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杜氏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甚巧，凡家之布帛必书而後练之，临池学书，他水尽黑，下笔必为楷，则号‘匆匆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犹宝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盂颍、梁孔达、田彦和及韦仲将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罗叔景，赵元嗣者，与伯英并时，见称于西州，而矜巧自异，众颇惑之。故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馀’。河间张超亦有名，然虽与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
译汉代，古文的写法没有改变。等到秦朝采用篆书，焚烧古代典籍，古文就断绝了。汉武帝时，鲁共王拆毁孔子住宅，得到了《尚书》、《春秋》、《论语》、《孝感经》，当时的人已经不再知道有古文，称之为“科斗书”。汉代将其秘藏，很少能看见。魏初，传授古文的人，出自邯郸淳。我的祖先敬侯，抄写邯郸淳的《尚书》，后来拿给邯郸淳看，而邯郸淳分辨不出真假。到了正始年间，立三字石经，逐渐失去了邯郸淳的笔法，因为“科斗”这个名字，就模仿它的字形。太康元年，汲县人盗掘魏襄王墓，得到竹简书籍十余万字。对照敬侯所写的字，还有相似之处。古书也有几种，其中一卷论述楚事的，最为工整奇妙，我私下非常喜爱，所以竭尽愚笨的思虑来赞美它的美，惭愧不足以厕身于前贤的作品之中，只希望借此保存古人的风貌。……从前周宣王时，史籀开始著写大篆十五篇，有的与古文相同，有的与古文不同，世人称之为籀书。等到平王东迁，诸侯各自施政，各家各国不同，文字形状乖异，秦始皇帝刚统一天下，丞相李斯于是奏请增加笔画，废除不符合秦文的部分，李斯于是作《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了《爱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了《博学篇》，都取用史籀大篆，有的稍微省改，这就是所谓的小篆。……自从秦朝废除古文，有八种字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节上的刻字，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署书，七曰殳文，八曰隶书王莽时，让司徒甄丰校订文字部，改定古文，又有六书：一曰古文，即孔氏壁中书；二曰奇字，即古文但有所不同；三曰篆书，即秦篆书；四曰佐书，即隶书；五曰缪篆，用于摹印；六曰鸟书，用于书写幡信。等到许慎撰写《说文解字》，以篆书为正体，作为体例，最可以论述。秦时李斯，号称二篆，各山及铜人铭文都是李斯所书。汉建初年间，扶风曹喜年轻时与李斯略有不同，但也称善。邯郸淳师从曹喜，大致探究其妙处。韦诞师从邯郸淳，却不及他，太和年间，韦诞任武都太守，因擅长书法被留任补为侍中，魏氏宝器铭题都是韦诞所书。汉末，又有蔡邕，采用李斯、曹喜的方法，写成古今杂形，然而精密简理不如邯郸淳。……秦朝既用篆书，奏事繁多，篆字难以写成，就命令隶人辅助书写，称为隶字。汉代沿袭使用，只有符印玺、幡信题署用篆书。隶书，是篆书的快捷写法。上谷王次仲开始制作楷法。到了灵帝，喜好书法。当时有很多擅长的人，而师宜官最为出色，大字则一字直径一丈，小字则方寸之间千言，非常矜持自己的才能。有时不带钱去酒家喝酒，就在墙壁上写字，过往观看的人用酒来抵偿，计算钱数足够就烧掉墙壁。每次写字就削去，并焚烧其简札。梁鹄于是增加判词并给他酒喝，等他喝醉就窃取其简札，梁鹄最终因书法升任选部尚书。师宜官，梁鹄适合写大字，邯郸淳适合写小字。梁鹄说邯郸淳得到王次仲的法度，然而梁鹄用笔尽其势了。汉末，有左子邑，与邯郸淳、梁鹄不同，但也很有名。魏初有钟、胡两家，为行书法，都师从刘德升。而钟氏略有不同，但也各有巧思，现在大行于世。……汉代兴起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到了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于作篇。后来有崔瑗、崔寔，也都称工。杜氏杀字很安稳，而书体微瘦。崔氏很得笔势，而结字稍疏。弘农张伯英，因而转精甚巧，凡是家中的布帛一定要书写后才练之，临池学书，其他水都变黑，下笔必为楷，则号称“匆匆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漏，至今还珍视他的书法，韦仲将称他为“草圣”。伯英弟弟文舒，次于伯英。又有姜盂颍、梁孔达，田彦和及韦仲将之徒，都是伯英弟子，有名于世，然而特别不及文舒。罗叔景，赵元嗣，与伯英同时，在西州被称道，而矜持巧思自异，众人颇惑之。所以张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河间张超也有名，然而虽然与崔氏同州，不如伯英得其法。
汉时策书，其制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称皇帝以名，诸侯王三公其罪免亦赐策。其异者隶书，用尺一木，两行而已。
隶书
《汉书艺文志》：“《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爱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兴，间里书师合《苍颉》、《爱历》、《博学》三书，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师古曰：复，重也）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杨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杨雄作十三章，（韦昭曰：臣，班固自谓也。作十三章，后人不别，疑在《苍颉》下篇三十四章中。）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庾肩吾《书品序》：“隶体发源秦时，隶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见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难制，遂作此法，故曰隶书。今时正书是也。”
张守节《史记正义论例》曰：“程邈变篆为隶，楷则有常。後代作文随时改易，卫宏官书数体，吕忱或字多奇，钟、王等家以能为法，致今楷文改变，非复一端。”
《南齐书刘休传》：“元嘉世，羊欣受字，敬正隶法，世共宗之。右军之体微古，不复见贵。休始好此法，至今此体大行。”
《梁书萧子云传》：“子云善草隶书，为世楷法。自云善效钟元常、王逸少，而微变字体。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赏，随世所贵，规摹子敬，多历年所。年二十六，著《晋史》，至《二王列传》，欲作论语草隶法，言不尽意，遂不能成，略指论飞白一势而已。十许年来，始见敕旨《论书》一卷，商略笔势，洞彻字体，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犹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隶式，始变子敬，全范元常，逮尔以来，自觉功进。”（可见钟、王之字即是隶书。）
《後魏书江式传》：式表云：“晋世义阳王典词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寻其况趣，附托许氏《说文》；而按偶章句，隐别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隶，不差篆意也。”
又云：“式于是撰集字书，号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体依许氏《说文》为本，上篆下隶。”
《水经注》：“昔在汉世，洛阳宫殿门题多是大篆，言是蔡岂诸子。自董卓焚宫殿，魏太祖平荆州，汉吏部尚书安定梁孟皇善师宜官八分体，求以赎死。太祖善其法，常仰系帐中爱玩之，以为胜宜官，北宫榜题咸是鹄笔。南宫既建，明帝令侍中京兆韦诞以古篆书之。皇都迁洛，始令中书舍人沈含馨以隶书书之。景明、正始之年，又敕符节，令江式以大篆易之，今诸桁榜题皆是式书。”
刘勰《文心雕龙》引庾肩吾《书品》：“隶体发源秦时，隶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见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难制，遂作此法，故曰隶书，今时正书是也。草圣起于汉时，解散隶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创之义，故曰草书。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善书知名，今之草书是也。”
《北齐书》：“赵仲将善草隶，虽与弟书，书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于人，似相轻易。若与当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尔，是以必须隶书，”（可见不草即是隶书。）
晋成公绥《隶书体》云：“虫篆既繁，草稿近伪，适之中庸，莫尚于隶。”是则篆、草之中惟有隶也。又云：“若乃八分、玺法，殊好异制。”是八分虽别一体，亦
译汉代策书的制度，长度二尺，短的减半，用篆书写，开头写明年月，称皇帝名号，诸侯王、三公因罪被免职也赐策。与之不同的用隶书写，用一尺一寸的木板，只写两行而已。
隶书
《汉书·艺文志》：“《史籀篇》，是周代史官教儿童写字的书，与孔子壁中古文形体不同。《苍颉》七章，是秦丞相李斯所作；《爱历》六章，是车府令赵高所作；《博学》七章，是太史令胡毋敬所作。文字大多取自《史籀篇》，但篆体又颇有差异，这就是所谓的秦篆。这时开始创造隶书了，起源于官府狱讼事务繁多，为了追求简便快捷，施加于徒隶使用。汉朝兴起，民间书师将《苍颉》、《爱历》、《博学三书合并，每六十字为一章，共五十五章，合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作《凡将篇》，没有重复的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生作《元尚篇》，都是《苍颉》中的正字，《凡将》则颇有超出之处。到了元始年间，征召天下通晓小学的人数以百计，各自让他们在庭中记录文字。扬雄选取其中有用的，以作《训纂篇》，顺承接续《苍颉》，又更换《苍颉》中重复的字，共八十九章，臣又续扬雄作十三章，共一百二章，没有重复的字，六艺群书所载大致完备了，《苍颉》多古字，世俗书师失去了其读音。宣帝时，征召齐地能正确诵读的人，张敞跟随他学习。传到外孙之子杜林，为之作训故，并列其中。”庾肩吾《书品序》：“隶书体发源于秦代，是隶人下邳人程邈所作，始皇见到后重视它，因为奏事繁多，篆字难以制作，于是作此法，所以叫隶书。现在的正书就是它。”
张守节《史记正义论例》说：“程邈变篆为隶，楷书则有常法。后代作文随时改易，卫宏官书有多种字体，吕忱《字林》多奇字，钟、王等家以能作为法度，致使今天楷文改变，不再是一端了。”
《南齐书·刘休传》：“元嘉年间，羊欣传授字法，敬重正隶法，世人共同尊崇他。右军（王羲之）的字体微古，不再被看重。刘休开始喜好此法，至今此体大行。”
《梁书·萧子云传》：“子云擅长草隶书，为世人楷法。自称擅长效仿钟元常、王逸少，而微变字体。回答敕令说：臣过去不能拔赏，随世所贵，规摹王献之，多年如此。年二十六，著《晋史》，至《二王传》，欲作论草隶法，言不尽意，遂不能成，大致只论述飞白一势而已。十多年来，始见敕旨《论书》一卷，商讨笔势，洞彻字体，又以王羲之不及钟繇，犹如王献之不及王羲之。自此研思，方悟隶式，始变王献之，全法钟繇，从此以来，自觉功进。”（可见钟、王的字即是隶书。）
《后魏书·江式传》：江式上表说：“晋代义阳王典词令任城人吕忱上表《字林》六卷，寻其意趣，附托许氏《说文》；而按照章句，隐别古籀奇惑之字，文字得正隶，不差篆意。”
又说：“江式于是撰集字书，号曰《古今文字》共四十卷。大体依许氏《说文》为本上篆下隶。”
《水经注》：“昔在汉代，洛阳宫殿门题多是大篆，说是蔡邕诸子。自董卓焚宫殿，魏太祖平定荆州，汉吏部尚书安定人梁鹄善师宜官八分体，求以赎死太祖善其法，常仰系帐中爱玩，以为胜过宜官，北宫榜题都是梁鹄笔。南宫既建，明帝令侍京兆人韦诞以古篆书之。皇都迁洛阳，始令中书舍人沈含馨以隶书写之。景明、正始年间，又敕符节，令江式以大篆更换之，现在诸桁榜题都是江式书。”
刘勰《文心雕龙》引庾吾《书品》：“隶体发源于秦代，是隶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见到后重视它，因为奏事繁多，篆难以制作，于是作此法，所以叫隶，今时正书是也。草圣起于汉代，解散隶法，用以赴急，本因草之义，所以叫草书。建初年间，京兆杜操始以善书知名，现在的草书是也。”
《北齐书》：“赵仲将善草，虽与弟书，字楷正，说：‘草不可不解，若施于人，似相轻易若与当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尔，是以必须隶书，’（可见不草即是隶书。）
晋成公绥《隶书体》说：“虫篆既繁，草稿近伪，适之中，莫尚于隶。”是则篆、草中惟有隶也。又说：“若乃八分、玺法，殊好制。”是八分虽别一体，亦
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後》云：“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人隶字中，发人意气。”
《宣和书谱》：“为八分之说者多矣。一日东汉上谷王次仲以隶字改为楷法，变八分。此蔡希综之说也。一曰去隶字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故谓之八分。此蔡琰述父中郎邕语也。（《庄子》：“丁子有尾。”世人谓右行曲波为尾。丁子二字，左行曲波亦是尾也。扬慎曰：观此、则庄子之时已有八分书，不始于王次仲矣。）前世之善书类能言其书矣。然而自汉以来，至于唐千百载间，金石遗文之所载，特存篆、隶，行、草，所谓八分者何有？至唐，则八分书始盛，其典型盖类隶而变方广作波势，不古不严，岂在唐始有之那？杜甫作《八分歌》，盛称李潮、韩择木、蔡有邻，是皆唐之诸子。而今所存者，又皆唐字。则希综、蔡邕之论安在哉？盖古之名称与今或异，今所谓正书，则古所谓隶书；今所谓隶书，则古所谓八分。至唐则又于隶书中别为八分以名之，然则唐之所谓八分者，非古之所谓八分也。今御府所藏八分者四人：曰张彦远、曰贝冷该、曰于僧翰、曰释灵该，是四子俱唐人，则知今之八分出于唐明矣。故不得不辨，以诏後世云，”
《金石录》：“右《东魏大觉寺碑》阴题‘银青光禄大夫臣韩毅隶书’，盖今楷字也。庚肩吾曰：‘隶书，今之正书也。’张怀瓘《六体书论》亦云：‘隶书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正书。’自唐以前皆谓楷字为隶，至欧阳公《集古录》，误以八分为隶书，自是举世凡汉时石刻皆目为汉隶。有一士人力主此论，余尝出汉碑数本问之：何者为隶？何者为八分？盖自不能分也。因览此碑，毅自题为隶书。故聊志之，以法来者之惑。”
《老学庵笔记》：“周越《书苑》云：‘郭忠恕以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隶书出，隶书悖而行书作，行书狂而草书圣。’以此知隶乃今真书。赵明诚《金石录》谓误以八分为隶，自欧阳公始。”（《千字文》云：杜藁钟隶。《王羲之传》：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
《项氏家说》曰：“程回可父辨隶书曰：周兴嗣《千字》：‘杜稿钟隶。’萧于云启云：“论草隶，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任价《五体序》云：‘篆则科斗、玉筯、垂露、薤叶，隶则羲、献、钟、庾、欧，虞，颜、柳，八分则酌乎篆，隶之间者。’《书苑》云：‘蔡文姬言：割程隶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于是为八分书。’以诸家参之，则今之称隶者，乃二八分书；古之称隶者，真书，行书也。唐与国初并无此误，自欧阳以来始误。故少游遂疑程邈帖不当为小楷，疑非秦书。盖不知先有真书，後有八分书也。黄公绍曰：‘按《唐六典入校书郎正字所掌字体有五：一古文，二大篆，皆不用；三曰小篆，印玺、旗幡所用；四曰八分，石经、碑碣所用；五曰隶书，典籍表奏，公私文疏所用。’则程说信矣。”
章子厚曰：“石金刻东汉、魏，晋皆用八分，唯铭刻之阴或用隶字也。许昌辨臣劝进与受掸坛碑皆八分之妙者。近世有荒唐士人，妄谓为隶书，乃今正书耳，世俗亦往往谓之隶书，且相尚学焉。不知彼将以何等为古八分，又将以今正书为何等邪？”
《水经注》：“古文出于黄帝之世。苍颉本鸟迹为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字有六义焉。自秦用篆书，焚烧先典，古文绝矣。鲁恭王得孔子宅书，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盖用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言大篆出于周宣王之时，史籀创著。平王东迁，文字乖错。秦之李斯及胡毋敬，又以改籀书谓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然许氏字说专释于篆，而不本古文，言古隶之书起于秦代，而篆字文繁，无会剧务，故用隶人之省，谓之隶书。或曰即程邈于云阳增损者。是知隶者，篆捷也。孙畅之尝见青州刺史傅宏仁说，临淄人发古冢，得铜棺，前和外隐起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馀同今书。证知
译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说：“写字，首先必须将八分书、章草的笔法融入隶书中，以激发人的意趣和气势。”
《宣和书谱》说：“关于八分书的说法很多。一种说法是东汉上谷人王次仲将隶字改为楷书笔法，从而演变出八分书。这是蔡希综的观点。另一种说法是去掉隶字的八分，保留二分；去掉小篆的二分，保留八分，所以称为八分书。这是蔡琰转述其父蔡邕的话。（《庄子》说：‘丁子有尾。’世人认为向右弯曲的波磔为尾。‘丁子’二字，向左弯曲的波磔也是尾。杨慎说：看这个，就知道庄子时代已有八分书，并非始于王次仲。）前代擅长书法的人，大都能谈论书法。然而自汉代以来，直到唐代，千百年间，金石遗文中所记载的，只存在篆书、隶书、行书、草书，所谓的八分书在哪里呢？到了唐代，八分书才开始兴盛，其体势大概类似隶书但变得方正宽博，作出波势，不古朴也不严谨，难道八分书是唐代才有的吗？杜甫作《八分歌》，极力称赞李潮、韩择木、蔡有邻，这些都是唐代的人。而现在所保存的，又都是唐代的字。那么蔡希综、蔡邕的论述又在何处呢？大概古代的称呼和现在有所不同，现在所谓的正书（楷书），就是古代所谓的隶书；现在所谓的隶书，就是古代所谓的八分书。到了唐代，又在隶书中特别分出八分来命名，那么唐代所谓的八分，就不是古代所谓的八分了。现在皇家内府所藏的八分书有四人：叫张彦远、叫贝冷该、叫于僧翰、叫释灵该，这四人都是唐人，由此可知现在的八分书出自唐代是很明显的。所以不得不加以辨析，以告知后世。”
《金石录》说：“右边《东魏大觉寺碑》背面题有‘银青光禄大夫臣韩毅隶书’，这其实是现在的楷书。庚肩吾说：‘隶书，就是现在的正书。’张怀瓘《六体书论》也说：‘隶书，程邈造的字都纯正，也叫正书。’自唐代以前，都称楷书为隶书，到了欧阳修《集古录》，错误地把八分书当作隶书，从此世人凡是汉代的石刻都称为汉隶。有一个士人极力主张这个观点，我曾拿出几本汉碑问他：哪一个是隶书？哪一个是八分书？他大概自己也不能分辨。因为看到这块碑，韩毅自己题写为隶书。所以姑且记下，以解除后来者的疑惑。”
《老学庵笔记》说：“周越《书苑》说：‘郭忠恕认为小篆解散而产生八分书，八分书破碎而产生隶书，隶书悖乱而产生行书，行书狂放而产生草书。’由此可知隶书就是现在的真书（楷书）。赵明诚《金石录》说错误地把八分当作隶书，是从欧阳修开始的。”（《千字文》说：杜度的草稿，钟繇的隶书。《王羲之传》：尤其擅长隶书，是古今的冠绝。）
《项氏家说》说：“程回可父辨析隶书说：周兴嗣《千字文》：‘杜稿钟隶。’萧子云《草书状》说：‘论草书和隶书，王羲之不及钟繇，王献之不及王羲之。’任价《五体序》说：‘篆书有科斗、玉箸、垂露、薤叶，隶书有王羲之、王献之、钟繇、庾肩吾、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八分书则是斟酌于篆书和隶书之间。’《书苑》说：‘蔡文姬说：割取程邈隶字的八分保留二分，割取李斯篆字的二分保留八分，于是成为八分书。’综合各家的说法，那么现在所称的隶书，其实是二八分书；古代所称的隶书，是真书、行书。唐代和宋初并没有这个错误，自欧阳修以来才开始错误。所以秦观于是怀疑程邈的帖子不应当是小楷，怀疑不是秦代的书。这是因为不知道先有真书，后有八分书。黄公绍说：‘查《唐六典》记载，校书郎、正字所掌管的字体有五种：一是古文，二是大篆，都不使用；三是小篆，用于印玺、旗幡；四是八分，用于石经、碑碣；五是隶书，用于典籍表奏，公私文书。’那么程回的说法确实可信。”
章子厚说：“东汉、魏、晋的石刻都用八分书，只有铭刻的背面有时用隶字。许昌的《臣劝进》和《受禅坛碑》都是八分书的妙品。近代有荒唐的士人，胡乱说成是隶书，其实就是现在的正书，世俗也往往称为隶书，并且争相学习。不知道他们将以什么作为古八分，又将现在的正书当作什么？”
《水经注》说：“古文产生于黄帝时代。仓颉本取鸟迹造字，取其孳乳相生，所以文字有六义。自从秦代使用篆书，焚烧先代典籍，古文就断绝了。鲁恭王得到孔子宅中的书，不知道有古文，称为科斗书。大概是用科斗的名称，就效仿它的形状罢了。说大篆产生于周宣王时期，史籀创制。平王东迁，文字乖错。秦代的李斯和胡毋敬，又把改籀书称为小篆，所以有大篆、小篆。然而许慎《说文解字》专门解释篆书，而不本于古文，说古隶书起于秦代，而篆字文繁，无法应对紧急事务，所以采用隶人的省简，称为隶书。有人说就是程邈在云阳增损的。由此可知隶书，就是篆书的快捷写法。孙畅之曾见青州刺史傅宏仁说，临淄人发掘古墓，得到铜棺，前面外面凸起为隶字，说‘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只有三个字是古体，其余同今书。证明
洪适《隶释》云：“今之言汉字者，则谓之隶；言唐字者，则谓之分。殆不知在秦汉时，分、隶已兼有之。唐张怀瓘《书断》云：‘蔡邕八分入神，隶入妙。’又云：‘张昶八分碑在华阴，今华山所存汉碑凡四，华亭一碑乃昶分书也，’又云：‘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始皇时官务稍多，得次仲文，简略，赴急速之用，甚喜，遣使三召，不至。汉和帝时，贾鲂用隶字写《三苍》，隶法由兹而广。盖八分为小篆之捷，其赞八分则曰：‘龙腾虎踞兮势非一，交戟横戈兮气雄逸。’其赞隶则曰：‘摧锋剑析，落点星垂。’详其说而察其字，则孙根及华亭碑为汉人八分无疑矣。唐人自称八分，盖有自来，考古博雅之士更为辨之。”
《宋史选举志》：“书学生，习篆、隶、草三体。篆以古文大、小二篆为法，隶以二王、欧、虞、颜、柳真、行为法，草以章草，张芝九体为法。”
赵古则《学范》曰：“隶即汉八分，真即汉隶，古今传习异辞，始随常名，使人易晓。好古者不可不知也。”
沈存中《补笔谈》曰：“今世浴谓之隶书者，只如古人之八分书，谓初从篆文变隶，尚有二分篆法，故谓之八分书。後也全变……隶书，即今之正书，章草、行书，草书皆是也。後之人乃误谓古八分书为隶书，以今时书为正书。殊不知所谓正书者，隶书之正者耳，其余行书、草书皆隶也。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曰：‘陈苍石鼓文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苦县《老子朱龟碑》，光《书评》云：‘汉魏牌榜、碑文和《华山碑》皆今所谓隶书也。杜甫诗亦只谓之八分。’又《书评》云：“‘汉魏牌榜、碑文，非篆即八分、未尝用隶书。1111汉魏碑文，皆八分，非隶书也’”。
元吾邱衍《学古编辨字》：“一曰科斗书，科斗书者，苍颉观三才之文，及意度为之，乃字之祖，即今之偏旁是也。画文象虾蟆子，形如水虫，故曰科斗。二曰籀文。籀文者，史箱取苍颉形意配合为之，损益古文，或同或异，加之铦利钩杀，大篆是也。史籀所作，故曰籀文。三曰小篆。小篆者，李斯省籀文之法同天下书者，比籀文体十存其八，故曰小篆，谓之八分小篆也。既有小篆，故谓籀文为大篆。四曰秦隶。秦隶者，孙邈以文牍繁多，难于用篆，因减小篆为便用之法，故不为体势。若汉款识篆字相近，非有此法之隶也。便于佐隶，故曰隶书。即是秦权、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谓之篆，误矣。或言秦未有隶，且疑程邈之说，故详及之。五曰八分。八分者，汉隶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隶则易识，比汉隶则微似篆，若用篆笔作汉隶字，即得之矣。八分与隶，人多不分，故言其法。六曰汉隶。汉隶者，蔡邕石经及汉人诸碑上字是也。此体为最後出，皆有挑法，与秦隶同名，其实异。写法载前卷十七举下，此不再敷。七曰款识，款识文者，诸侯本国之文也。古者诸侯书不同文，故形体各异。秦有小篆，始一其法。近世学者取款识字为用，一纸之上，齐、楚不分，人亦莫晓其谬。今分作外法，故未置之，不欲乱其源流，使可考其先後耳。”
“十七举曰：隶书，人谓宜扁，殊不知妙在不扁，挑拔平硬如折刀头，方是汉隶。《书体括云》：方劲古拙，斩钉截铁。备矣。”
卷二
禁烧金
宋开宝四年，诏：“西汉法，作伪黄金弃市，所以防民之奸弊也。如闻京城之内竞习其业，转相诳耀，此而不止，为盗之萌。自今犯者，并置极典。”
禁销金银箔
魏齐王正始元年，诏曰：“《易》称损上益下，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银杂物，将奚以为？今出黄金银物百五十种，千八百余斤，销冶以供军用。”
《齐书》：大明、泰始以来，相承奢侈。太祖辅政，上表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为箔。海陵王延兴元年八月乙卯，申明织成金之禁。
《陈书》：後主太建十四年四月庚于，
译洪适《隶释》说：“现在称汉字为隶书，称唐字为分书，大概不知道在秦汉时期，分书和隶书已经兼有了。唐代张怀瓘《书断》说：‘蔡邕的八分书达到神妙境界，隶书达到精妙境界。’又说：‘张昶的八分碑在华阴，现在华山所存的汉代碑刻共有四座，华亭那一座碑就是张昶的八分书。’又说：‘八分书是秦代羽人上谷王次仲所创，秦始皇时官府事务逐渐增多，得到王次仲简化文字的方法，以适应快速书写的需要，非常高兴，派遣使者三次召见他，他都不来。汉和帝时，贾鲂用隶书写《三苍》，隶书的法则由此而广泛流传。大概八分书是小篆的快捷写法，赞美八分书说：‘龙腾虎踞，气势不一，交戟横戈，气概雄逸。’赞美隶书说：‘笔锋如摧锋剑析，落点如星垂。’详细考察这些说法并观察这些字形，那么孙根碑和华亭碑是汉人的八分书无疑了。唐人自称八分书，大概是有来源的，希望博雅好古之士再加以辨析。”
《宋史·选举志》：“书学生，学习篆、隶、草三种字体。篆书以古文大篆、小篆为法度，隶书以二王、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行书为法度，草书以章草、张芝九体为法度。”
赵古则《学范》说：“隶书就是汉八分，楷书就是汉隶，古今传习名称不同，开始随着常名，使人容易明白。好古的人不可不知道。”
沈存中《补笔谈》说：“现在世人所说的隶书，只如古人的八分书，说最初从篆文变为隶书，还保留二分篆法，所以称为八分书。后来完全变化……隶书，就是现在的楷书，章草、行书、草书都是。后来的人却误称古八分书为隶书，以当时的书为楷书。殊不知所谓楷书，是隶书的正体罢了，其余行书、草书都是隶书。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说：‘陈仓石鼓文已经讹误，大小二篆生出八分。苦县光和尚骨立，书法贵在瘦硬方能通神。’苦县《老子朱龟碑》，《书评》说：‘汉魏牌榜、碑文和《华山碑》，都是现在所说的隶书。杜甫诗也只称为八分。’又《书评》说：‘汉魏牌榜、碑文，不是篆就是八分，未曾使用隶书。汉魏碑文，都是八分，不是隶书。’”
元代吾邱衍《学古编辨字》：“一是科斗书，科斗书是苍颉观察三才之文，以及意度而创制的，是字的始祖，就是现在的偏旁。画文像虾蟆子，形状如水虫，所以叫科斗。二是籀文。籀文是史籀取苍颉形意配合而创制的，增减古文，或同或异，加之锐利钩杀，大篆就是。史籀所作，所以叫籀文。三是小篆。小篆是李斯简化籀文之法统一天下文字，比籀文体十存其八，所以叫小篆，称为八分小篆。既有小篆，所以称籀文为大篆。四是秦隶。秦隶是程邈因文牍繁多，难以用篆，因此减小篆为便于使用的方法，所以不形成体势。如果汉代款识篆字相近，没有这种方法的隶书。便于佐隶，所以叫隶书。就是秦权、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道，也称之为篆，错了。有人说秦代没有隶书，且怀疑程邈之说，所以详细提及。五是八分。八分是汉隶没有挑法的时候。比秦隶容易识别，比汉隶略微像篆，如果用篆笔写汉隶字，就得到了。八分与隶，人多不分，所以说明其法。六是汉隶。汉隶是蔡邕石经及汉人诸碑上的字。此体最后出现，都有挑法，与秦隶同名，其实不同。写法载前卷十七举下，这里不再详述。七是款识，款识文是诸侯本国的文字。古代诸侯书不同文，所以形体各异。秦有小篆，开始统一其法。近世学者取款识字使用，一纸之上，齐、楚不分，人也莫晓其谬。现在分作外法，所以未置之，不欲乱其源流，使可考其后先。”
“十七举说：隶书，人说宜扁，殊不知妙在不扁，挑拔平硬如折断刀头，才是汉隶。《书体括云》：方劲古朴，斩钉截铁。完备了。”
卷二
禁止熔铸黄金
宋开宝四年，诏书：“西汉法律，制作伪黄金弃市，所以防止百姓的奸弊。如听说京城之内竞相学习此业，转相欺骗炫耀，此而不止，是盗窃的萌芽。从今以后犯者，一并置于极刑。”
禁止熔销金银箔
魏齐王正始元年，诏书说：“《易经》称损上益下，节制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现在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银杂物，将要做什么？现在拿出黄金银物一百五十种，一千八百余斤，熔销以供军用。”
《齐书》：大明、泰始以来，相继奢侈。太祖辅政，上表禁止民间不得以金银为箔。海陵王延兴元年八月初三，申明织成金之禁。
《陈书》：后主太建十四年四月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