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七年三月，诏诸州坑沙门毁佛像。
《高宗纪》：“兴安元年十二月乙卯，初复佛法。”
《宋书蛮夷传》：“太祖元嘉中，汰沙门，罢道者数百人，世祖大明二年，有昙标道人与羌人高阁谋反，上因是下诏曰：‘佛法讹替，沙门混杂，未足扶济鸿教，而专成速薮。加好心频发，凶状屡闻，败乱风俗，人神交怨。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後有违禁，严加诛坐。’于是设诸条禁，自非戒行禁苦，并使还俗。而诸寺尼出入宫掖，交关妃後，此制竟不能行。
《释老志》：“世祖即位，富于春秋，既而锐志武功，每以平定祸乱为先，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帝每访以大事。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辨博，颇信之。会盖吴反杏城，关中骚动，帝乃西伐，至于长安。先是，长安沙门种麦寺内，御驺牧马于麦中。帝入观马，沙门饮从官酒，从官人其便室，见大有弓矢矛盾，出以奏闻。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命有司案诛一寺。阅其财产，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屈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帝既忿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又诏曰：‘彼沙门者，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以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时恭宗为太子监国，素敬佛道，频上表，陈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象之罪。今罢其道，杜诸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如是再三，不许。乃下诏曰：‘昔後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暗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正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来，代经乱祸，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邱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于此。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敝，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育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接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好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破击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是岁，太平真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虽不用，然犹缓宣诏书，远近皆预闻知，得各为计。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而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高宗践极，下诏诸州县，各听建佛图一区。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率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天下承风，朝不及夕，往时所毁寺图仍还修矣。”
南齐武帝，诏公私不得出家为道，及起塔寺，以宅为精舍，并厌断之。
齐显祖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论难于前，遂敕道士皆剃发为沙门，有不从者杀四人，乃奉命，于是齐境皆无道士。
《周书》：武帝建德三年五月丙子，初断佛、道二教，经象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宣帝大象元年，初复佛象及天尊象。
二年五月己酉，帝崩。庚申，复行佛、道二教。旧沙门、道士诚积自守者，简命入道。
唐高祖武德九年，下诏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练行者，迁居大寺观，给其衣食，毋令阙乏；庸猥粗秽者，悉令罢遣，勒还乡里。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各留一
译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三月，下诏命令各州坑杀僧人，毁坏佛像。
《高宗纪》记载：“兴安元年十二月乙卯日，开始恢复佛法。”
《宋书·蛮夷传》记载：“宋太祖元嘉年间，整顿僧人，罢黜修道者数百人。世祖大明二年，有昙标道人与羌族人高阁谋反，皇上因此下诏说：‘佛法衰微，僧人混杂，不足以扶持弘扬宏大教义，反而专门成为罪恶的渊薮。加上邪恶之心频发，凶恶行径屡有听闻，败坏扰乱风俗，人和神都共同怨恨。可将他们交付所在地方，严格加以整顿淘汰，此后若有违反禁令的，严厉加以诛杀治罪。’于是设立各种条令禁令，除非戒行严谨、苦修自律，其余一律令其还俗。然而各寺庙的尼姑出入宫廷，与妃嫔皇后勾结，这项制度最终没能实行。
《释老志》记载：“世祖即位时，年纪尚轻，随后锐意追求武功，常以平定祸乱为首要任务，虽然归宗佛法，敬重僧人，但未曾阅览经教，深求因果报应的意旨。等到得到寇谦之的道法，皇帝认为其清净无为，有仙化的证据，于是相信并实行其道术。当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皇帝常向他咨询大事。崔浩信奉寇谦之的道法，尤其不信佛教。与皇帝交谈时，多次加以非议诋毁，常称佛教虚妄荒诞，是世间的祸害。皇帝因为崔浩辩才广博，颇为相信他。恰逢盖吴在杏城反叛，关中地区骚动，皇帝于是西征，到达长安。此前，长安的僧人在寺内种麦，御马官在麦地中放牧马匹。皇帝入寺观看马匹，僧人请随从官员饮酒，随从官员进入内室，发现有很多弓矢矛盾，出来上奏皇帝。皇帝愤怒地说：‘这不是僧人应使用的，一定是与盖吴通谋图谋害人！’命令有关部门查办诛杀一寺僧人。查验其财产，大量获得酿酒器具以及州郡牧守、富人寄藏的物品，数以万计。又建造密室，与贵族女子私通淫乱。皇帝既愤恨僧人非法，崔浩当时随行，趁机进言。下诏诛杀长安僧人，焚毁破坏佛像。敕令留台传令四方，令一律依照长安行事，又下诏说：‘那些僧人，借西方胡人的虚妄荒诞，妄生妖孽，不是用来统一政教、在天下布施淳厚德行的。自王公以下，有私自供养僧人的，都送交官府，不得隐匿。限定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的，僧人处死，容留者诛灭全族。’当时恭宗任太子监国，一向敬重佛道，多次上表，陈述刑杀僧人的滥刑，又认为毁坏佛像有罪。现在罢黜其道，封闭各寺门，世间不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如此再三，皇帝不许。于是下诏说：‘从前东汉荒淫的君主，相信迷惑于邪伪，妄借睡梦，侍奉胡地妖鬼，以扰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没有这种事。夸诞大言，不符合人情，衰微之世，昏暗君主，无不为之眩惑。因此正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盛行，视王者之法如蔑如。自此以来，历代经历乱祸，天罚频繁施行，百姓死尽，五服之内沦为废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都是由于此。我承受天命，恰逢穷运之弊，想要除伪定真，恢复羲农之治。将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希望无愧于风后氏。从今以后，敢有侍奉胡神及制造泥人、铜人形象的，诛灭全族。虽然养育胡神，问当今胡人，都说没有。都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类，接受乞胡的荒诞言论，用老庄的虚假，附会增益，皆非真实，致使王法废而不行，是大祸的魁首。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不是我谁能去除这历代的伪物？有关部门宣告征镇诸军、刺史，所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全部破击焚烧，僧人无论老少，全部坑杀。’这一年，是太平真君七年三月。恭宗的话虽然未被采纳，但仍延缓颁布诏书，远近都预先得知，得以各自做打算。四方僧人多逃亡隐匿获免，而土木宫塔，声教所到之处，无不全部毁坏。高宗即位，下诏各州县，各允许建佛图一区。那些喜好道法，想为僧人，不论长幼，出身良家，性情行为一向笃实，没有嫌疑污秽，乡里所知晓的，允许其出家。大致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天下顺应风气，朝不及夕，往日所毁的寺庙佛像仍然修复。”
南齐武帝，下诏公私不得出家为道，以及建塔寺，以宅为精舍，一并禁止断绝。
齐显祖认为佛、道二教不同，想去除其一。召集两家当面辩论诘难，于是敕令道士都剃发为僧人，有不从者杀四人，才服从命令，于是齐境皆无道士。
《周书》记载：武帝建德三年五月丙子日，开始断绝佛、道二教，经像全部毁坏，罢黜僧人、道士，并令还民，并禁止各种淫祀，礼典所不记载的全部废除。
宣帝大象元年，开始恢复佛像及天尊像。
二年五月己酉日，皇帝驾崩。庚申日，恢复施行佛、道二教。旧僧人、道士诚心积德自守的，选拔任命入道。
唐高祖武德九年，下诏命令有关部门整顿天下僧尼、道士、女冠，那些精勤修炼的，迁居大寺观，供给其衣食，不令缺乏；庸俗粗秽的，全部令其罢遣，勒令还乡里。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各州各留一
所，馀皆罢之。
《旧唐书》：“武德九年夏五月辛巳，以京师寺观不甚清静，诏曰：‘释迦阐教，清静为先，远离尘垢，断除贪欲，所以宏宣胜业，修植善根，开道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经教，检约学徒，调仟身心，舍诸染著，衣服饮食，咸资四辈。自觉王迁谢，象法流行，末代陵迟，渐以亏滥。乃有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浮情之人，苟避谣役。妄为剃度，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阛阓，驱策田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义之训，至乃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讹，交通豪猾，每罹宪网，自陷重刑，黩乱真如，倾毁妙法。譬兹稂秀，有秽嘉苗；类彼淤泥，混夫清水，又伽蓝之地，本曰静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以来，多立寺舍，不求闲旷之境，惟趋喧杂之方，缮采崎岖，栋宇殊拓，错舛隐匿，诱纳奸邪，或有接延鄽邸，邻近屠酤，埃尘满室，膻腥盈道，徒长轻慢之心，有亏崇敬之义。且老氏垂化。本实冲虚，养志无为，遗情物外，全真守一，是谓玄门，驱驰世务，尤乖宗旨。朕膺期驭宇，兴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护持。欲使玉石区分，薰获有辨，长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从沙汰。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戎律者，并令大寺观居住，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有阙，不堪供养者，并令罢遣，各还桑粹。听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声，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徐天下诸州各留一所，馀悉罢之。’事竟不行。（按《旧史》之文不过如此，其下即接六月庚申，秦王以皇太子、齐王同谋害己、率兵诛之云云。《新史》乃云四月辛巳，废浮屠老子法。六月庚申，复浮屠老子法。何其谬欤！）
译所，其余的全部废除。
《旧唐书》记载：“武德九年夏五月辛巳日，因为京师的寺庙道观不够清静，下诏说：‘释迦牟尼弘扬教化，以清静为首要，远离尘世污垢，断除贪欲，以此来宏扬殊胜的事业，修植善根，开启愚昧者的正道，成为众生的渡河桥梁。因此铺陈演述经教，检束约束学徒，调伏身心，舍弃各种染污执著，衣服饮食，都依靠四众弟子供养。自从佛陀入灭，佛法流传，末法时代逐渐衰败，渐渐出现亏损泛滥的现象。于是有卑贱之徒，图谋自尊自大；轻浮之人，苟且逃避徭役。胡乱剃度，假托出家之名，贪欲不知满足，营求不停止，出入街巷，周旋于市场，驱使管理田产，聚积货物，以耕织为生，以经商贩运为业，事情如同普通百姓，踪迹等同于平民，进则违背戒律条文，退则没有礼义训诫，甚至亲自进行抢劫掠夺，亲身从事偷盗行为，制造妖言邪说，勾结豪强恶棍，常常触犯法律，自陷重刑，亵渎扰乱真如，倾覆毁坏妙法。这好比稗草混杂在禾苗中，玷污了嘉美的禾苗；如同淤泥混入清水，又何况伽蓝之地，本来说就是静居之所；安顿心神的处所，理应崇尚幽静寂寥，近代以来，多建立寺舍，不寻求闲旷之境，只趋向喧杂之地，修缮采买崎岖之地，建筑规模特别扩张，错乱隐匿，诱纳奸邪之人，有的连接市井邸店，邻近屠宰酒肆，尘埃充满室内，膻腥盈满道路，徒然助长轻慢之心，有损崇敬之义。况且老子垂示教化，本实冲淡虚无，养志无为，遗情物外，保全真性守持一理，这叫做玄门，驱驰于世俗事务，尤其违背宗旨。我顺应天命治理天下，兴隆教法，志在利益众生，情在护持佛法。想要使玉石区分，香草与杂草辨别，长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清源，应当从整顿淘汰开始。各位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修行、遵守戒律的，都让他们居住在大寺观中，供给衣食，不要让他们匮乏短缺；那些不能精进，戒行有缺失，不堪供养的，都让他们罢遣，各自返回家乡务农。听任有关部门明确制定条式，务必依法教执行，违反制度的声音，全部应当停止断绝，京城保留寺庙三所，道观二所，其余天下各州各保留一所，其余的全部废除。’事情最终没有实行。（按《旧史》的文字不过如此，其下就接着六月庚申日，秦王以皇太子、齐王同谋害自己、率兵诛杀他们等等。《新史》却说四月辛巳日，废除佛教道教。六月庚申日，恢复佛教道教。多么荒谬啊！）
《通典》：武德九年二月，以沙门、道士亏违教法，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选青年高行实之，徐皆罢废。至六月，制僧尼、道士、女冠还依旧。
《旧唐书彭偃传》：“大历末，为都官员外郎。时剑南东川观察使李叔明上言，以佛，道二教无益于时，请粗加澄汰，其东川寺观，请定为二等，上等留僧二十一人，上观留道士十四人，降杀以七，皆精选有道行者，忱悉令返初。兰若、道场无名者，皆废，德宗曰：‘叔明此奏，可为天下通制，不惟剑南一道。’下尚书集议，僵献议曰：‘王者之政，变人心为上，因人心次之，不变下因，循常守固者为下，故非有独见之明，不能行非常之事。今陛下以惟新之政，为万代法，若不革旧风，令归正道者，非也。当今道士有名无实，时俗鲜重，乱政犹轻，惟有僧尼颇为秽杂。自西方之教被于中国，去圣日远，空门不行五浊，比丘但行粗法。爰自後汉至于陈、隋，僧之废灭，其亦数乎？或至坑杀殆无遗馀。前代帝王岂恶僧道之害如此之深耶？盖其乱人亦已甚矣。且佛之立教，清静无为，若以色见，即是邪法，开示悟人，惟有一门，所以三乘之人，比之外道。况今日出家者皆是无识下劣之流，纵其戒行高洁，在于王者已无用矣，况是苟避征徭，于杀盗淫秽无所不犯者乎？今叔明之心甚善，然臣恐其奸吏低欺，而去者未必非，留者不必是，无益于国，不能息好。既不变人心，亦不因人心，强制力持，难致远耳。臣闻天生烝人，必将有职，游行浮食，王制所禁，故有才者受爵禄，不肖者出租征，此古之常道也。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可知。陛下日旰忧勤，将去人害，此而不救，奚其为政！臣伏请僧道未满五十者，每年输绢四疋；尼及女道士未满五十者，每年输绢二疋。其杂色役与百姓同。有才智者令人仕，请还俗为平人者听。但令就役输课，为僧何伤。臣窃料其所出，不下今之租赋三分之一，然则陛下之国富矣，苍生之害除矣。其年过五十者，请皆免之。夫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列子曰：‘不斑白，不知道。’人年五十，欲嗜已衰，纵不出家，心己近道，况戒律检其性情哉。臣以为此令既行，僧道规避，还俗者固已大半，其年老精修者必尽为人师，则道、释二教益重明矣。’议者是之，上颇善其言。大臣以二教行之已久，列圣奉之，不宜顿扰，宜去其太甚。其议不行。”
《新唐书李叔明传》：“叔明素恶道、佛之弊，上言曰：‘佛，空寂无为者也；道，清虚寡欲者也。今迷其内而饰其外，使农夫、工女堕业以避役，故农桑不劝，兵赋日屈，国用兵储为斁耗。臣请本道定寺为三等，观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名，上观道十四名，每等降杀以七，皆择有德行者，馀还为民。’德宗善之，以为不止本道，可为天下法，乃下尚书省杂议。于是都官员外郎彭偃曰：‘王者之政，变人心为上，因人心次之，不变不因为下。今道士有名无实，俗鲜归重，于乱政轻。僧尼帑秽，皆天下不逞，苟避征役，于乱人甚。今叔明之请虽善，然未能变人心，亦非因人心者。夫天生杰民，必将有职，游闲浮食，王制所禁，故贤者受爵禄，不肖者出租税，古常道也。今僧、道士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一僧衣食，岁无虑三万，五夫所不能致。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不赀。臣谓道士年未满五十者，可令岁输绢四，尼及女冠输绢二，杂役与民同之，过五十者免。凡人年五十，嗜欲已衰，况有戒法以检其情性哉。刑部员外郎裴泊言曰：‘衣者，蚕桑也。食者，耕农也。男女者，继祖之重也。而二教悉禁，国家著令，又从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经法反制中夏礼义之俗也。传曰：女子十四有为人母之道，四十九绝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为人父之道，六十四绝阳化之理。臣请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许终
译《通典》记载：武德九年二月，因为沙门、道士违背教法，京城只保留三座寺庙、两座道观，挑选年轻且德行高尚、确实符合标准的人居住其中，其余的逐渐全部废除。到了六月，下诏让僧尼、道士、女冠恢复旧制。
《旧唐书·彭偃传》记载：“大历年末，彭偃任都官员外郎。当时剑南东川观察使李叔明上书说，认为佛、道二教对时政没有益处，请求大致加以清理淘汰，将东川的寺观定为两等，上等寺庙保留僧人二十一人，上等道观保留道士十四人，每降一等减少七人，都精选有道德的修行者，其余的全部令其还俗。没有名号的兰若、道场，全部废除。德宗说：‘李叔明这个奏章，可以作为天下的通用制度，不仅仅限于剑南一道。’于是下达尚书省集议，彭偃献议说：‘君王的政治，以改变人心为上策，顺应人心为次策，既不改变也不顺应人心，只是循规蹈矩、固守旧法的为下策，所以没有独到的见解，就不能推行非常之举。现在陛下以革新政治，作为万代的法则，如果不革除旧习，使人们回归正道，是不对的。当今道士有名无实，世俗很少看重，扰乱政治的程度还较轻，只有僧尼颇为污秽杂乱。自从西方的佛教传入中国，距离圣人时代越来越远，空门不实行五浊世间的修行，比丘只实行粗浅的法门。自从后汉直到陈、隋，僧人被废除消灭，次数也不少？有时甚至坑杀殆尽。前代帝王难道厌恶僧道危害到如此深的程度吗？大概是因为他们扰乱人心已经太严重了。况且佛教确立教义，主张清静无为，如果通过色相来见佛，那就是邪法，开示悟人，只有一门，所以三乘之人，被比作外道。何况今日出家者都是无知低劣之流，即使他们的戒行高洁，对于君王来说也已经没有用处了，何况是那些为了逃避赋税徭役，对杀、盗、淫、秽无所不犯的人呢？现在李叔明的心意很好，但我担心奸吏欺瞒，被赶走的人未必不好，留下的人未必好，对国家没有益处，不能平息祸患。既然不能改变人心，也不能顺应人心，靠强制力量维持，难以长久。我听说上天生育众人，必定各有职分，游手好闲、吃闲饭，是王制所禁止的，所以有才能的人接受爵位俸禄，无才能的人缴纳租税，这是古代的常道。现在天下的僧道不耕种而吃饭，不纺织而穿衣，广泛制造危言耸听的话来迷惑愚昧的人。一个僧人一年的衣食，大约需要三万多钱，五个壮丁的产出，也不能达到这个数目。举一个僧人来计算天下，其耗费可想而知。陛下每天天晚还在忧虑勤劳，将要去除人民的祸害，这种情况如果不挽救，怎么能算是治理国家呢？我恳请僧道未满五十岁的，每年缴纳绢四匹；尼姑及女道士未满五十岁的，每年缴纳绢二匹。各种杂役与百姓相同。有才能的人让他们入仕，请求还俗成为平民的听任。只要让他们服役纳税，做僧人有什么妨害。我私下估算他们的产出，不少于现在租赋的三分之一，这样陛下的国家就富有了，百姓的祸害就消除了。那些年龄超过五十岁的，请求全部免除。孔子说：‘五十岁而知天命。’列子说：‘头发不花白，不知道道。’人到了五十岁，欲望嗜好已经衰退，即使不出家，心也已经接近道了，何况有戒律来约束他们的性情呢。我认为这个法令一旦实行，僧道规避，还俗的人肯定已经大半，那些年老精修的必定都成为人的老师，那么道、释二教就会更加显明。’议论的人认为他说的对，皇上也很赞赏他的话。大臣认为二教实行已久，历代圣君都信奉，不应该突然扰乱，应该去除那些太过分的。这个议论没有实行。”
《新唐书·李叔明传》记载：“李叔明一向厌恶道、佛的弊端，上书说：‘佛，是空寂无为的；道，是清虚寡欲的。现在人们迷失了内在而修饰外在，使得农夫、织女荒废本业来逃避徭役，所以农桑不努力，兵赋日益枯竭，国家的用度和军储因此损耗。我请求本道将寺庙定为三等，道观定为二等：上等寺庙保留僧人二十一名，上等道观保留道士十四名，每等递减七人，都选择有道德品行的人，其余的还为民。’德宗认为很好，认为不仅仅本道，可以作为天下的法则，于是下达尚书省杂议。于是都官员外郎彭偃说：‘君王的政治，以改变人心为上，顺应人心为次，既不改变也不顺应为下。现在道士有名无实，世俗很少归附看重，对扰乱政治的影响轻。僧尼污秽，都是天下不得志的人，为了逃避赋役，对扰乱人心很严重。现在李叔明的请求虽然好，但未能改变人心，也不是顺应人心。上天生育杰出的人，必定各有职分，游手好闲吃闲饭，是王制所禁止的，所以贤能的人接受爵禄，不贤的人缴纳租税，这是古代的常道。现在僧、道士不耕种而吃饭，不纺织而穿衣，一个僧人一年的衣食，大约三万钱，五个男子也不能达到。举一个僧人来计算天下，其费用不可估量。我认为道士年龄未满五十岁的，可以让他们每年缴纳绢四匹，尼姑及女冠缴纳绢二匹，杂役与百姓相同，超过五十岁的免除。人到了五十岁，欲望嗜好已经衰退，何况有戒法来约束他们的性情呢。刑部员外郎裴泊说：‘衣服，来自蚕桑；食物，来自耕种；男女，是延续祖先的重任。而二教都禁止，国家颁布法令，又从而辅助他们，所以夷狄不合礼法的习俗反而控制了中原礼义的习俗。传书说：女子十四岁有做母亲的道理，四十九岁断绝生育的道理；男子十六岁有做父亲的道理，六十四岁断绝阳化的道理。我请求僧、道士一律限制在六十四岁以上，尼姑、女冠四十九岁以上，允许终
《旧唐书李德裕传》：“元和以来，累敕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徐州节度使王智兴，聚货无厌。以敬宗诞月，请于泗州置僧坛，度人资福，以邀厚利，江淮之民皆群党渡淮。德裕奏论曰：‘王智兴于所属泗州置僧尼戒坛，自去冬于江淮以南，所在悬旁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後，不敢私度。自闻泗州有坛，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已来，落发者无算。臣今于蒜山渡点其过者，一日一百馀人，勘问惟十四人是旧日沙弥，馀是苏，常百姓，亦无本州文凭，寻已勒还本贯。访闻泗州置坛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纳二缗，给牒即回，无别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诞节，计江淮以南失却六十万丁壮，此事非细，系于朝廷法度，状奏。’即日诏徐州罢之。”
《武宗纪》：“会昌五年秋七月庚子，敕并省天下佛寺。中书门下条疏闻奏：‘据令式，诸上州因忌日官吏行香于寺，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圣尊容，便令移于寺内；其下州寺并废。其上都、东都两街请留十寺，寺僧十人。’敕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废毁。其合行香日，官吏宜于道观。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两所，寺僧留三十人。上都左街留慈恩、荐福，右街留西明、庄严。’中书又奏：‘天下废寺，铜像、钟磐委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金、银、输石等像销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银铜铁之像，敕出後限一月纳官，如违，委盐铁使依禁铜法处分。其土、木、石等像合留寺内依旧。’又奏：‘僧尼不合隶祠部，请隶鸿胪寺。其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八月，制：“朕闻三代已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後，象教浸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因缘染习，蔓衍滋多。以至于蠹耗国风而渐不觉，诱惑人意而众益迷。洎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工，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甲，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耕而食，待织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调擦，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是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贞观、开元亦尝厘革，划除不尽，流衍转资。朕博览前言，旁求舆议，弊之可革，断在不疑。而中外诸臣协予至意，条疏至当，宜在必行。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予何让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馀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妖二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於戏！前古未行，似将有待；及今尽去，岂谓无时。驱浮游不业之徒己逾十万，废丹臒无用之室何啻亿千！自此清静训人，慕无为之理；简易齐政，成一俗之功。将使六合黔黎，同归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廷，宜体予意。’”
《通鉴武宗会昌五年》：“上恶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赵归真等复劝之，乃先毁山野招提、兰若，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留五人。”“八月王午，诏陈释教之弊，宣告中外。几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妖僧二千余人，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所留僧皆隶主客，不隶祠部。百官上表称贺，寻又诏东都只留僧二十人，诸道留二十人者减其半，留十人者减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五台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进奏官谓曰
译《旧唐书·李德裕传》：“自元和年间以来，多次颁布诏令给天下各州府，禁止私自剃度僧尼。徐州节度使王智兴，积聚财物不知满足。趁着唐敬宗生日之月，请求在泗州设立僧尼戒坛，通过剃度人来为皇帝祈福，以此谋取厚利，江淮地区的百姓都成群结队渡过淮河。李德裕上奏论说：‘王智兴在其管辖的泗州设立僧尼戒坛，从去年冬天起，在江淮以南各地张贴告示招募剃度。江淮地区自元和二年以来，不敢私自剃度。自从听说泗州设有戒坛，家中有三个男丁的，必定让其中一个剃度出家，意在逃避官府徭役，庇护家产。自正月以来，剃度出家的人数不胜数。臣如今在蒜山渡口查验过往人员，一天有一百多人，审问后只有十四人是原来的沙弥，其余都是苏州、常州的百姓，也没有本州的文书凭证，随即已责令他们返回原籍。探听得知泗州设立戒坛的情况，凡是僧人到那里，每人缴纳二缗钱，发给度牒就回去，没有其他法事。如果不特别加以禁止，等到皇帝生日那天，估计江淮以南将损失六十万壮丁，这件事非同小可，关系到朝廷的法度，特此上奏。”当天就下诏让徐州停止此事。”
《武宗纪》：“会昌五年秋季七月庚子日，下诏合并裁减天下佛寺。中书门下条陈疏奏上报：‘根据法令格式，各上州因忌日官吏在寺庙行香，希望各上州只保留一座寺庙，如果有列代圣君的尊容画像，就移到该寺内；其他下州的寺庙全部废除。上都、东都两条街道请求各保留十座寺庙，每寺留僧人十人。’皇帝下诏说：‘上州应保留的寺庙，工艺精妙的保留，如果破败残落，也应废除毁坏。那些应行香的日期，官吏应在道观行礼。上都、东都每条街道保留两座寺庙，每寺留僧人三十人。上都左街保留慈恩寺、荐福寺，右街保留西明寺、庄严寺。’中书又上奏：‘天下废除的寺庙，铜像、钟磬交由盐铁使铸造钱币，铁像交由本州铸造农具，金、银、琉璃等像熔化后交给度支。衣冠士庶家中所有的金银铜铁佛像，诏令颁布后限一个月内上缴官府，如果违抗，交由盐铁使依照禁铜法处理。那些土、木、石等佛像应留在寺内照旧。’又上奏：‘僧尼不应隶属祠部，请求隶属鸿胪寺。那些大秦穆护等祠庙，佛教既然已经整顿改革，邪法不可独自存在。这些人全部勒令还俗，遣返回原籍，充当纳税户。如果是外国人，送还本国收管。’八月，下制书说：‘我听说夏商周三代以前，从未谈论过佛。汉魏之后，佛教逐渐兴盛，这是由于末世传播这种异俗，因缘染习，蔓延滋长。以至于蛀蚀损耗国风而渐渐不觉，诱惑人心而众人更加迷惑。等到九州山原、两京宫阙，僧徒日益增多，佛寺日益崇盛，耗费人力于土木建筑，夺取民利于金宝装饰，在师徒关系中遗弃君亲，在戒律之间违背配偶。败坏法度、危害百姓，没有超过这一道的。况且一个男子不穿铠甲，就有人受其饥饿；一个女子不养蚕，就有人受其寒冷。如今天下僧尼数不胜数，都依靠耕种吃饭，依靠纺织穿衣。寺庙、招提，不知极限，都如云般构筑藻饰，僭越模仿宫殿居住，晋、宋、齐、梁，物力凋敝，风俗浇薄欺诈，没有不是由此导致的。况且我高祖、太宗以武力平定祸乱，以文治治理华夏，掌握这两大权柄，因此治理国家，怎么能让区区西方之教与我们抗衡呢！贞观、开元年间也曾整顿改革，铲除不尽，流衍反而更加滋长。我博览前代言论，广泛征求舆论，弊端可以革除，决断毫不迟疑。而内外大臣契合我的本意，条陈疏奏非常恰当，应当必定实行。惩戒千古的蛀蚀之源，成就百王的典章法度，救济百姓、利于大众，我有什么可推让的呢。天下所拆毁的寺庙四千六百多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零五百人，收编为两税户，拆毁招提、兰若四万多所，没收肥沃良田数千万顷，没收奴婢十五万人作为两税户，僧尼隶属主客司，彰显外国之教。勒令大秦穆护妖僧两千多人还俗，不混杂中华之风。唉！前代未曾实行，似乎将有等待；如今全部去除，难道说没有时机吗。驱逐游手好闲之徒已超过十万，废除丹墀无用之室何止亿万！从此清静训导百姓，仰慕无为之理；简易整齐政令，成就教化之功。将使天下百姓，共同归于皇上的教化。尚且因为革除弊端的开始，日常不知，向下颁布制书于明廷，应当体会我的本意。’”
《通鉴·武宗会昌五年》：“皇帝厌恶僧尼消耗蛀蚀天下，想要去除他们。道士赵归真等人又劝说他，于是先毁掉山野间的招提、兰若，下诏上都、东都两条街道各保留两座寺庙，每寺留僧人三十人。天下节度使、观察使治所以及同、华、商、汝各州各保留一座寺庙，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人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留五人。八月壬午日，下诏陈述佛教的弊端，宣告中外。几乎天下所毁寺庙四千六百多区，还俗僧尼二十六万零五百人，大秦穆护妖僧两千多人，毁掉招提、兰若四万多区，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所保留的僧人都隶属主客司，不隶属祠部。百官上表称贺，不久又下诏东都只留僧人二十人，各道留二十人的减半，留十人的减三人，留五人的不再保留。五台山僧人多逃亡奔往幽州。李德裕召见进奏官对他说”
：‘汝趣白本使，五台僧为将必不如幽州将，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为虚取容纳之名，染于人口？独不见近日刘从谏招聚无算闲人，竟有何益？’张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关，曰：‘有游僧入境则斩之。’”
译：“你快去禀告本道节度使，五台的僧人做将领一定不如幽州的将领，做士兵一定不如幽州的士兵，为什么要徒然背负收容接纳的名声，被人议论纷纷？难道没看见最近刘从谏招聚无数闲杂人等，到底有什么益处吗？”张仲武于是封存两把刀交给居庸关，说：“如果有游方僧人入境就斩杀他。”
六年五月乙巳，上京街先听留两寺，外更各增置八寺，僧尼依前隶功德使，不隶主客。
《旧唐书》：“宣宗大中元年闰三月，敕会昌季年并省寺字。虽云异方之教，无损致理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道，厘革过当，事体未宏，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县，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仕住持所司，不得禁止。”
《通鉴》：“是时君相务反会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复其旧。”五年夏六月，进士孙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织，不自温饱，而群僧安坐华屋，美衣精撰，率以十户不能养一僧。武宗愤其然，髪十七万僧，是天下一百七十万户始得苏息也。陛下即位以来，修复废寺，天下斧刀之声至今不绝，度僧几复其旧矣。陛下纵不能如武宗除积弊，奈何兴之于已废乎！日者陛下欲修国东门，谏官上言，速为罢役。今所复之寺，岂若东门之急耶？所役之工，岂值东门之劳耶？愿早降明诏，僧未复者勿复，未修者勿修，庶几百姓犹得以息肩也。”秋七月，中书门下奏：“陛下乐奉释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财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扰人，望委所在长吏量加搏节，所度僧亦为选择有行业者，若容凶粗之人，则更非敬道也。乡村佛舍，请罢兵日修。”从之。
冬十月乙卯，中书门下奏：“今边市已息，而州县诸寺尚未毕功，望且令成之，其大县远于州府者，听置一寺；其乡村毋得更置佛舍。”从之。
周世宗显德二年五月，敕天下寺院，非敕额者悉废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叔伯之命。惟两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听设戒坛。禁僧俗舍身、断手足、炼指、挂灯、带钳之类幻惑流俗者。令两京及诸州，每岁造僧帐，有死亡、归俗皆随时开落。是岁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废者三万三百三十六，见僧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
宋建隆初，诏沸寺己废于显德中，不得复兴。开宝中，令僧尼百人许岁度一人。至道初，又令三百人岁度一人，以诵经五百纸为合格。先是，泉州奏僧尼未度者四千人，已度者万数，天子惊骇，遂下诏曰：“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馁者，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水旱安得无转死之民！东南之俗，游情不职者跨村连邑，去而为僧，朕甚疾焉，故立此制。”、天禧二年三月，诏不许创修寺观院宫，州县常行觉察，如造一间以上，许人陈告，所犯者依法科罪；州县不切觉察，亦行朝典。公主、戚里、节度至刺史已上，不得奏请创造寺观，开置戒坛。如违，御史弹奏。”是岁，又诏诸处，不系名额寺院，多聚奸盗，骚扰村乡，况有条贯，不许存留，并令毁拆其舍宇，三十间以上并留存。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二月丙申，诏谕真人折志诚等焚毁《道藏》伪妄经文及板。
十月己酉，张易等言：“参校道书，惟《道德经》系老子亲著，棕皆後人伪撰，宜悉毁。”从之。
三十年四月，敕江南毁诸道观、圣祖天尊祠。
成宗元贞元年正月，诏道家复行《金箓》，《科范》。
改佛为道
宋徽宗大观四年，停僧牒，政和四年，置道阶三十六等。宣和元年，诏改佛号大觉金仙，棕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寺为宫，院为观，女冠为女道，尼为女德。
《老学庵笔记》：“政和初，神霄玉清万寿宫，初止改天宁万寿宫观为之，後别改宫观一所，不用天宁。若州城无宫观，即改僧寺。俄又不用宫观，止改僧寺。初，通拨赐产千亩，已而豪华无涯。西京以崇德院为宫，据其产二万一千亩，赁舍钱、园利钱又在其外。三泉县以不隶州，特置。已而凡县皆改一僧寺为神霄下院，骎骎日张，至宣和末方已。”
禁铸佛写经
唐玄宗开元二年七月王子，诏曰：”佛教者在於清静，存乎利益。今两京城内，寺字相望，凡欲归依，足申礼敬。下人浅近，不悟精微，睹菜希金，逐焰思水。浸以流荡，颇成蠢弊，如闻坊巷
译唐宣宗大中六年五月乙巳日，上京街道原先只允许保留两座寺庙，现在之外又各自增设了八座寺庙，僧尼依旧隶属于功德使，不再隶属于主客司。
《旧唐书》记载：“唐宣宗大中元年闰三月，皇帝下诏说：‘会昌末年合并裁撤了寺庙。虽然佛教是外来的宗教，但并没有损害治理国家的根本，中国人长久以来信奉其道，之前的改革过于激进，举措不够宏大。那些灵秀的山川胜境，天下的州县，凡是在会昌五年四月被废除的寺庙，如果有资历深厚的名僧，能够重新修建，就允许一位僧人住持，有关部门不得禁止。’”
《资治通鉴》记载：“当时君主和宰相致力于推翻会昌年间的政策，所以僧尼的弊端都恢复了原状。”大中五年夏季六月，进士孙樵上书进言：“百姓男子耕田女子织布，尚且不能温饱，而众多僧人却安坐在华丽的房屋里，穿着精美的衣服，吃着精细的食物，通常十户人家都养不起一个僧人。唐武宗对此感到愤慨，剃度了十七万僧人还俗，这才使得天下的一百七十万户百姓得以喘息。陛下即位以来，修复被废除的寺庙，天下砍伐树木、动土施工的声音至今不断，度僧的数量几乎恢复到原来的水平。陛下纵然不能像武宗那样清除积弊，为什么要在已经废除的基础上重新兴起呢！日前陛下想要修缮国东门，谏官上书进言，迅速停止了劳役。现在所修复的寺庙，难道比东门更紧急吗？所征发的工匠，难道比修缮东门更劳苦吗？希望陛下早日颁布明确的诏令，没有恢复的僧人不要再恢复，没有修缮的寺庙不要再修缮，这样百姓或许还能得以休养生息。”秋季七月，中书门下上奏：“陛下乐于信奉佛教，群臣没有不奔走效劳的，恐怕财力有所不及，因此产生事端扰乱百姓，希望委派各地的长官酌情加以节省，所度化的僧人也要选择有德行和戒律的人，如果容许凶恶粗鄙之人，那就更不是敬奉大道了。乡村里的佛寺，请等到罢兵之日再行修建。”皇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冬季十月乙卯日，中书门下上奏：“如今边境的战事已经平息，但州县各地的寺庙工程尚未完成，希望暂且让它们完工，那些远离州府的大县，允许设置一座寺庙；乡村里不得再增设佛寺。”皇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后周世宗显德二年五月，皇帝下诏：天下的寺院，凡是没有皇帝赐额的全部废除。禁止私自度化僧尼，凡是想要出家的人，必须等待祖父母、叔伯的命令。只有两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允许设立戒坛。禁止僧俗之人舍身、断手足、炼指、挂灯、戴钳等迷惑世俗的行为。命令两京及各州，每年编制僧人名册，有死亡或还俗的都随时注销。这一年，天下保留的寺院有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废除的有三万三百三十六所，现有僧人四万二千四百四十人，尼姑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人。
宋太祖建隆初年，下诏说：在显德年间已经废除的寺庙，不得再复兴。开宝年间，命令每百名僧尼允许每年度化一人。至道初年，又命令每三百人每年度化一人，以诵读五百纸经文为合格标准。在此之前，泉州奏报未度化的僧尼有四千人，已度化的有一万多人，天子感到震惊害怕，于是下诏说：“一个农夫耕种，三人吃饭，尚且有挨饿的人，现在一个农夫耕种，十人吃饭，天下怎么能不陷入严重的困境，遇到水旱灾害怎么不会有转死沟壑的百姓！东南地区的习俗，那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跨越村落连接城邑，离开家乡去做僧人，我非常痛恨这种现象，所以立下这个制度。”宋真宗天禧二年三月，下诏不允许新建和修缮寺庙、道观、院、宫，州县要时常进行觉察，如果建造一间以上，允许人们告发，违法者依法定罪；州县如果不严格觉察，也按朝廷法典惩处。公主、皇亲国戚、节度使到刺史以上官员，不得奏请建造寺庙道观，开设戒坛。如果违反，御史要弹劾他们。”这一年，又下诏各地，不属于名额内的寺院，多聚集奸盗，骚扰乡村，况且有规定，不许存留，一律命令拆毁其房屋，三十间以上的予以保留。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二月丙申日，下诏命令真人折志诚等人焚毁《道藏》中伪妄的经文及印版。
十月己酉日，张易等人进言：“参校道书，只有《道德经》是老子亲自著作，其余都是后人伪撰，应该全部焚毁。”皇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至元三十年四月，下诏在江南地区毁掉各处的道观、圣祖天尊祠。
元成宗元贞元年正月，下诏道家恢复施行《金箓》、《科范》。
改佛为道
宋徽宗大观四年，停止发放度僧的凭证，政和四年，设置道阶三十六等。宣和元年，下诏将佛号改为大觉金仙，其余改为仙人、大士。僧人改为德士，更换服饰，称姓氏，寺庙改为宫，寺院改为观，女冠改为女道，尼姑改为女德。
《老学庵笔记》记载：“政和初年，神霄玉清万寿宫，起初只是将天宁万寿宫观改名而成，后来另外改了一座宫观，不再使用天宁。如果州城没有宫观，就改僧寺。不久又不再使用宫观，只改僧寺。起初，通拨赐产千亩，后来豪华无度。西京将崇德院改为宫，占据其产业二万一千亩，租赁房屋的钱、园田的利益又在其外。三泉县因为不隶属于州，特别设置。不久凡是县都改一座僧寺为神霄下院，日益扩张，直到宣和末年才停止。”
禁铸佛写经
唐玄宗开元二年七月壬子日，下诏说：“佛教在于清静，在于利益。现在两京城内，寺庙相望，凡想要归依的，足以表达礼敬。下层百姓见识浅陋，不能领悟精微的道理，看到菜叶却想着金子，追逐火焰却想着水。逐渐流荡，颇成弊端，听说坊巷
之内，开铺写经，公然铸佛，口食酒肉，手漫膻腥，尊敬之道既亏，慢押之心斯起，百姓等或缘求福，因致饥寒。言念愚蒙，深用嗟悼。殊不知佛非在外，法本居心，近取诸身，道则不远。溺于积习，实藉申明。自今以後，禁坊市不得辄更以镌佛写经为业。须瞻仰尊容者，任就寺拜礼。须经典诵读者，勤于寺取读，如经本少，僧为写供。诸州寺观并准此。”
译在京城之内，开设店铺抄写佛经，公然铸造佛像，口中吃着酒肉，手上沾染着腥膻之气，对佛的尊敬之道已经亏损，轻慢亵渎之心由此产生。百姓们有的因为祈求福报，因而导致饥寒交迫。想到这些愚昧蒙蔽之人，我深感哀叹和痛惜。他们哪里知道，佛并不在外，佛法本就存于心中，就近从自身去寻求，大道其实并不遥远。人们沉溺于积久形成的陋习，确实需要加以申明和纠正。从今以后，禁止街市店铺擅自以雕刻佛像、抄写佛经为业。如果要想瞻仰佛像，任凭前往寺庙礼拜；如果要想诵读经典，勤快地到寺庙去取阅，如果经书稀少，僧人便抄写供给。各州的寺庙道观都依照此规定执行。
禁与僧尼往还
唐玄宗开元二年七月戊申，禁百官家毋得与僧尼往还。
禁僧
《魏书高祖纪》：“延兴二年四月癸酉，诏沙门不得去寺浮游民间，行者仰以公文。诏曰：‘比邱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岁，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无籍之僧，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镇，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资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赍都维那等印牒，然後听行，违者加罪。’”
《旧唐书五行志》：“姚崇秉政，以惠范附太平公主。乃澄汰僧尼，令拜父母，午後不出院，其法颇峻。”
《全唐诗话》：“贾岛为僧时，洛阳令不许僧午後出寺。岛有诗云：不如牛与羊，犹得日暮归。”
唐玄宗开元十九年四月癸未，诏曰：“释迎设教，出自外方；汉主中年。渐于东土。说兹因果，广树筌蹄；事涉虚玄，渺同河汉。故三皇作义，五帝乘时，未开方便之门，自有雍熙之化，朕念彼流俗，深迷至理，尽躯命以求缘，竭资财而作福，未来之胜因莫效，见在之家业已空，事等系风，犹无所悔。愚人寡识，屡陷刑科。近日僧徒，此风尤甚，因缘讲说，眩惑州闾，溪壑无厌，惟财是敛。津梁自坏，其教安施？无益于人，有蠹于俗。或出入州县，假托威权；或巡历乡村，恣行教化。因其聚会，便有宿宵，左道不常，异端斯起。自今以後，僧尼除讲律之外，一切禁断。六时礼忏，须依律仪。午後不行，宜守俗制。如犯者，先断还俗，仍依法律罪，所在州县，不能捉搦，并官吏辄与往还，各量事科贬。”
《辽史》：圣宗开泰九年十二月丁亥，禁僧然身、炼指。
《金史王修传》：“知大兴府事。时僧徒多游贵戚门，修恶之，乃禁僧午後不得出寺。有一僧犯禁，皇姑大长公主为请，修曰：‘奉上命。’即令出之。立召僧杖一百死。京师肃然。”
李荐《浮屠论》：“浮屠初入中国，英睿之君、忠义之臣欲除其弊，终有不能。何哉？销之不以其道也。今不必推罪于佛，惟治其徒。曰：‘吾将使汝不出户，治其佛之说而躬行之。’礼部著以为令，刑部防以为法，”
洪武十六年六月戊戌，并僧道寺观，禁女子不得为尼。时上以释、道二教，近代崇尚太过，徒众日盛，安坐而食，蠹财耗民，莫甚于此。乃令府州县大寺观一所，并其徒而处之，择有戒行者领其事。若请给度牒，必考试精通经典者方许之。又以民家多以女子为尼姑、女冠，自今年四十以上者听，未及者不许。著为令。
十七年闰十月癸亥，礼部尚书赵琩言：“自设置僧道二司，未及三年，天下僧尼已二万九百五十四人，今来者益多，其实假此以避有司差役。请三年一次，出给度牒，且严加考试，庶革其弊，”从之。
二十四年六月丁巳，命礼部清理释、道二教，敕曰：“佛本中国异教也，自汉明帝夜有金人入梦，其法始自西域而至。当是时，民皆崇敬。其後有去须发出家者，其所修行则去色相，绝嗜欲，洁身以为善。道教始于老子，以至汉张道陵，能以异术役召鬼神，御灾捍患，其道益彰。故二教历世久不磨灭者以此。今之学佛者曰禅、曰讲、日瑜伽；学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俗，污教败行，为害甚大。自今天下憎、道，凡各府州县，寺观虽多，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并而居之，毋杂处于外，与民相混。违者治以重罪，亲故相隐者流，愿还俗者听。其佛经翻译已定者，不许增减词语。道士设斋醮者，亦不许拜奏青词，为孝子慈孙演诵经典报祖父母者，各遵颁降科仪，毋妄立条章，多索民财。及民有效瑜伽教称为善友，假张真人多私造符箓者，皆治以重罪。”七月丙戍朔，诏天下僧、道，有创立庵堂子寺观非旧额者，悉毁之。
二十五年，命僧录司造《周知册》颁于天下僧寺，时京师百福寺隐囚徒逋卒，往往易名姓为僧，游食四方，无以验其真伪。于是命造周知之册，自在京及在外府州县寺院僧名以次编之，
译禁止与僧尼交往
唐玄宗开元二年七月戊申日，禁止百官家中不得与僧尼交往。
禁止僧人
《魏书·高祖纪》记载：“延兴二年四月癸酉日，下诏规定沙门不得离开寺庙在民间游荡，出行者必须持有官方文书。诏书说：‘比丘不在寺舍，游历村落，与奸猾之人勾结，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命令民间五人互相担保，不得收容没有户籍的僧人，严格审查，发现有此类僧人，送往州镇，在京城附近的郡县则送往主管部门。如果是为了三宝而在外巡行教化民众的，在外需凭州镇维那的公文，在京城则需凭都维那等人的印信文书，然后才允许出行，违反者加重处罚。’”
《旧唐书·五行志》记载：“姚崇执政时，因为惠范依附太平公主，于是整顿淘汰僧尼，命令他们拜见父母，午后不得出寺，其法令颇为严厉。”
《全唐诗话》记载：“贾岛做僧人时，洛阳县令不允许僧人午后出寺。贾岛有诗写道：‘不如牛与羊，犹得日暮归。’”
唐玄宗开元十九年四月癸未日，下诏说：“释迦牟尼创立教法，源自外国；汉明帝中年时，逐渐传入东方。宣扬因果报应，广泛树立教义工具；事情涉及虚无玄妙，渺茫如同银河。所以三皇创立道义，五帝顺应时势，未曾开启方便之门，自有和谐治世之化。我念及那些流俗之人，深深迷惑于至理，耗尽生命以求缘，竭尽资财以作福，未来的善因没有成效，现有的家业已经空虚，事情如同系风捕影，却仍然不知悔改。愚人见识短浅，屡次陷入刑律。近日僧人，这种风气尤其严重，借着因缘讲说，迷惑州县乡里，贪得无厌，只知敛财。桥梁自毁，其教法如何施行？对人无益，对风俗有害。有的出入州县，假借威权；有的巡视乡村，肆意进行教化。因为聚会，便有留宿过夜，邪道不常，异端由此兴起。从今以后，僧尼除了讲经律之外，一切禁止。六时礼忏，必须依照律仪。午后不得出行，应当遵守世俗制度。如有违反者，先令还俗，仍依法律治罪，所在州县不能抓捕，以及官吏擅自与之交往的，各按事情轻重予以贬斥。”
《辽史》记载：圣宗开泰九年十二月丁亥日，禁止僧人自焚身体、烧炼手指。
《金史·王修传》记载：“担任大兴府知府。当时僧人多游荡于权贵戚属之门，王修厌恶这种行为，于是禁止僧人午后不得出寺。有一位僧人违反禁令，皇姑大长公主为他求情，王修说：‘这是奉上的命令。’随即命令将僧人赶出。立刻召来僧人杖打一百下致死。京城因此肃然整饬。”
李荐《浮屠论》：“佛教初入中国，英明睿智的君主、忠义的大臣想要消除其弊端，最终未能做到。为什么呢？因为消除它的方法不对。现在不必归罪于佛，只治理其徒众。说：‘我将让你不出门户，治理佛教的学说并亲身践行。’礼部将其著为法令，刑部将其防为法律。”
洪武十六年六月戊戌日，合并僧道寺观，禁止女子不得做尼姑。当时皇上认为释、道二教，近代崇尚太过，徒众日益兴盛，安坐而食，耗费钱财、损耗民力，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于是命令府州县各保留一所大寺观，合并其徒众居住于此，选择有戒行的人统领事务。如果申请发放度牒，必须考试精通经典者才允许。又因为民家多让女子做尼姑、女冠，从今年起四十岁以上的允许，未满四十岁的不许。著为法令。
十七年闰十月癸亥日，礼部尚书赵琬说：“自从设置僧道二司，不到三年，天下僧尼已达二万零九百五十四人，现在来者更多，实际上是借此逃避官府差役。请求每三年一次发放度牒，并且严格考试，以革除其弊端。”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
二十四年六月丁巳日，命令礼部清理释、道二教，敕令说：“佛教本是中国以外的异教，自从汉明帝夜晚梦见金人，其教法才从西域传来。当时，百姓都崇敬它。后来有剃发出家的人，他们所修行的是去除色相，断绝嗜欲，洁身自好以行善。道教始于老子，到汉代张道陵，能以异术役使鬼神，抵御灾害、捍卫患难，其道日益彰显。所以二教历经世代久不磨灭的原因在于此。现在学佛的有禅宗、讲经、瑜伽；学道的有正一、全真。都不遵循本俗，败坏教行，危害极大。从今天起，天下僧、道，凡各府州县，寺观虽然多，但只保留宽敞可容纳众人的那一所，合并居住于此，不得混杂居住在外，与百姓混杂。违反者治以重罪，亲友故旧互相隐瞒者流放，愿意还俗的听任。佛经翻译已确定的，不许增减词语。道士设斋醮的，也不许拜奏青词，为孝子慈孙演诵经报告祖父母的，各遵颁降的科仪，不得妄立条章，多索民财。以及百姓效仿瑜伽教称为善友，假借张真人名义私造符箓的，都治以重罪。”七月丙戌初一，诏令天下僧、道，凡创立庵堂子寺观非旧额者，全部毁坏。
二十五年，命令僧录司造《周知册》颁行于天下僧寺，当时京师百福寺隐藏囚徒逃卒，往往改名换姓做僧人，游食四方，无法验证其真伪。于是命令造周知之册，将京城及在外府州县寺院僧名依次编录，
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为僧年月与所授度牒字号，俱载于僧名之下。既成，颁示天下僧寺。凡游方行脚至者，以册验之，其不同者许获送有司，械至京师，治之重罪。容隐者罪之。
译当年的干支、姓名、字号以及开始出家为僧的年月和所授度牒的字号，都记载在僧人的名字下面。编造完成后，颁布给天下的僧寺。凡是云游行脚到达的僧人，用名册查验，如果信息不符，允许将其抓获送交官府，戴上刑具押解到京城，处以重罪。包庇隐瞒的人也要治罪。
二十七年正月，命礼部榜示天下僧寺、道观，凡归并大寺，设砧基道人一人，以主差税，每大观道士编成班次，一年高者率之，余僧、道俱不许奔走于外，及交构有司，以书册称为题疏，强求人财。其一二人于崇山深谷修禅及学全真者听，三四人勿许，仍毋得创庵堂。若游方问道，必自备道里费，毋索取于民间，民亦毋得辄自侮慢。凡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册》以验其实，不同者获送有司。憎道有妻妾者，许诸人捶逐。相容隐者罪之。正统六年《实录》云：“旧例，僧有妻者，诸人得捶逐之，更索其钞五十锭，无钞殴死勿论。”愿还俗者听。亦不许收民儿童为憎，违者并儿童父母皆坐以罪。年二十以上愿为僧者，亦须父母具告，有司奏闻，方许，三年径赴京考试，通经典者始给度牒，不通者杖为民。有称白莲、灵宝、火居及僧道不务祖风，妄为议论沮詅者，皆治重罪。
二十八年十月己未，礼部言：“今天下僧道数多，皆不务本教，宜令赴京考试，不通经典者黜之。”诏从其言，年六十以上者免试。
永乐五年正月，直隶及浙江诸郡军民子弟私披剃为僧，赴京师冒请度牒者千八百余人。礼部以闻，上怒甚，曰：“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听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编军籍，发戍辽东、甘肃。九月庚午，直隶苏州府嘉定县僧会司奏：“县旧有僧六百余人，今仅存其半，请小民之愿为僧者，令披剃给度牒。”不听，上谕礼部臣曰：“国家之名民，服田力穑，养父母，出租赋，以供国用。僧坐食于民，何补国家？度民为僧，旧有禁令，违者必罪。”
六年六月辛巳，命礼部移文中外，凡民于弟憧奴自削发冒为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师，发五台山输作；毕日，就北京为民种田及卢龙牧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发北京为民种田。
十五年闰五月癸酉，禁僧尼私建庵院，上以洪武年间天下寺院皆以归并，近有不务祖风者仍以僻处私建庵院，僧尼混处，屡犯宪章。乃命礼部榜示天下，惮守清规，违者必诛。
十六年十月癸亥，上以天下僧、道多不通经典，而私簪剃，败辱教门，命礼部定通制，今後愿为僧道者，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父母皆允，方许陈告有司，行邻里保勘无碍，然径得投寺观从师受业。俟五年後，诸经习熟，然後赴僧录、道录司考试，果谙经典，始立法名，给与度牒；不通者罢还为民。若童子与父母不愿，及有祖父母、父母无他子孙侍养者，皆不许出家。有年三十、四十以上，先曾出家而还俗，及亡命黥刺者，亦不许出家。若寺观住持不检察而容留者，罪之，仍命礼部榜谕天下。
宣德元年七月卒酉，上罢朝，御右顺门。谓行在礼部尚书胡溁曰：“今僧道行童请给度牒甚多，中间岂无有罪之人潜隐其中。宜令僧、道官取勘，如果无之，尔礼部同翰林院官、礼科给事中及僧、道官同考试，能通大经则给与度牒。在七月十九日以後及不通经皆不给。”
二年七月戊子，罢僧童四百五十一人为民。时僧童陈达高等，请给度牒，考试皆不通梵典。行在礼部请惩以法，上曰：“此愚民欲苟逃差役耳，”宥之、发归为民。
十二月庚午，行在礼部奏：“永乐十六年人宗皇帝定制，凡愿出家为僧、道者，府不过四卜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额外不许乱收。俟五年後考试，如果精通经典，给与度牒。今天下行童僧、道赴京请给度牒者，多系额外滥收，且不通典者多，请如例悉遣归；若系额内之数，亦待五年考试给与。”从之。
七年三月王戌，申严僧人化缘之禁。上谓都察院右都御史顾佐曰：“佛本化人为善，今僧人多不守戒律，不务祖风，往往以创造寺院为名，群界佛象，历州郡化缘，所得财物皆以非礼耗费。其申明洪武中禁令，违者必罪之。”
十一月丙午，天界寺僧达英以寺为京都大刹，又缺住持，请命高僧领
译二十七年正月，命令礼部张贴告示于天下僧寺、道观，凡是合并入大寺的，设置一名砧基道人，负责管理差税；每座大型道观的道士编成班次，由其中年高德劭者率领，其余僧人、道士都不允许在外奔走，也不得勾结官府，以书册称为题疏，强行索取钱财。那在一二人于崇山深谷中修禅或学习全真道的，听任他们；三四人以上的，不允许，仍然不得创建庵堂。如果云游四方问道，必须自备路费，不得向民间索取，百姓也不得随意轻慢侮辱。凡是所到的僧寺，必须出示《周知册》以查验其真实身份，不符者捕获送交官府。僧道有妻妾的，允许众人殴打驱逐。包庇隐瞒者治罪。正统六年《实录》记载：“旧例，僧人有妻室的，众人可以殴打驱逐，再索取其钞五十锭，没有钞的，打死也不论罪。”愿意还俗的，听任他们。也不允许收纳民间儿童为僧，违者连同儿童父母一起治罪。年满二十以上愿意为僧的，也必须由父母申报，官府奏闻皇帝，才允许；三年后直接赴京考试，通晓经典的才发给度牒，不通晓的杖责后还俗。有自称白莲、灵宝、火居以及僧道不遵循祖风，妄加议论蛊惑人心的，都治以重罪。
二十八年十月己未，礼部上言：“如今天下僧道人数众多，都不致力于本教，应当命令他们赴京考试，不通晓经典的罢黜他们。”皇帝下诏听从他们的建议，年满六十岁以上的免试。
永乐五年正月，直隶及浙江各郡军民子弟私自剃度为僧，赴京师冒领度牒的有一千八百多人。礼部上报此事，皇帝非常愤怒，说：“皇考制定的制度，百姓年满四十以上才允许出家，如今这样违反禁令，这是不知道有朝廷了。”命令全部交付兵部，编入军籍，发配戍守辽东、甘肃。九月庚午，直隶苏州府嘉靖县僧会司上奏：“县里原有僧人六百多人，如今仅存一半，请求让愿意为僧的小民，允许剃度发给度牒。”皇帝不批准，告诫礼部大臣说：“国家的编户齐民，从事农业耕作，赡养父母，缴纳租赋，以供国家使用。僧人坐吃百姓，对国家有什么补益？度民为僧，旧有禁令，违反者必治罪。”
六年六月辛巳，命令礼部发文内外，凡是百姓、子弟、僮仆私自削发冒充为僧的，连同其父兄一起送往京师，发配五台山服劳役；劳役完毕后，就在北京为民种田或在卢龙牧马。寺院的住持僧擅自容留的，也发配北京为民种田。
十五年闰五月癸酉，禁止僧尼私自建造庵院，皇帝认为洪武年间天下寺院都已合并，近来有不遵循祖风的人仍在偏僻处私自建造庵院，僧尼混杂居住，屡次违犯法纪。于是命令礼部张贴告示于天下，务必遵守清规，违者必诛。
十六年十月癸亥，皇帝认为天下僧、道大多不通晓经典，却私自剃度，败坏辱没教门，命令礼部制定通制，今后愿意为僧道的，府不超过四十人，州不超过三十人，县不超过二十人。限定年龄在十四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父母都同意，才允许向官府申报，经过邻里保勘没有妨碍，然后才能投奔寺观跟随师父学习。等到五年后，各种经典学习熟练，然后赴僧录司、道录司考试，确实通晓经典的，才确立法名，发给度牒；不通晓的罢黜还俗。如果童子与父母不愿意，以及有祖父母、父母没有其他子孙侍奉赡养的，都不允许出家。有年满三十、四十以上，先前曾出家而后还俗，以及逃亡受黥刑刺字的，也不允许出家。如果寺观住持不检查而容留的，治罪，仍然命令礼部张贴告示晓谕天下。
宣德元年七月癸酉，皇帝罢朝，驾临右顺门。对行在礼部尚书胡溁说：“如今僧道行童请求发给度牒的很多，其中难道没有罪人潜伏其中。应当命令僧、道官员查勘，如果确实没有，你礼部会同翰林院官员、礼科给事中以及僧、道官员一起考试，能通晓大经的才发给度牒。在七月十九日以后以及不通经的都不给。”
二年七月戊子，罢黜僧童四百五十一人还俗。当时僧童陈达高等，请求发给度牒，考试都不通晓梵典。行在礼部请求依法惩处，皇帝说：“这是愚民想要苟且逃避差役罢了，”宽恕他们，发回为民。
十二月庚午，行在礼部上奏：“永乐十六年太宗皇帝制定制度，凡是愿意出家为僧、道的，府不超过四十人，州不超过三十人，县超过二十人，额外不允许乱收。等到五年后考试，如果精通经典，发给度牒。如今天下行童僧、道赴京请求发给度牒的，多是额外滥收，而且不通经典的多，请求按例全部遣送回去；如果是额内的人数，也等待五年考试后发给。”皇帝听从了。
七年三月壬戌，重申严禁僧人化缘的禁令。皇帝对都察院右都御史顾佐说：“佛本意是教化人为善，如今僧人多不守戒律，不遵循祖风，往往以建造寺院为名，四处供奉佛像，遍历州郡化缘，所得财物都以非礼的方式耗费。应当申明洪武年间的禁令，违者必治罪。”
十一月丙午，天界寺僧达英因为寺是京都大刹，又缺少住持，请求任命高僧领
八年三月戊寅，湖广荆州府荆门州判陈襄言：“各处近有惰民不顾父母之养，安从异端，私自落发，贿求僧司文凭，以游方化缘为名，遍历市井乡村，诱惑愚夫愚妇，靡所不为，所至官司以其为僧，不之盘诘，好人得以恣肆。乞敕天下有司关津，但遇削发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果是僧，止居本处，不许出境，庶绝奸弊。”从之。
宣德十年八月癸卯，广东按察使佥事赵礼言：“各处寺观多因田粮浩大，与民一体当差，是致混同世俗。如南海县光孝寺，该粮三千馀石，每当春秋耕敛，群僧往来佃家，男女杂坐，嬉笑酣饮，岂无污染，败坏风俗？乞依钦定额数设僧人，府四十名，州三十名，县二十名，就于本寺量给田亩，听其自种自食，馀田均拨有丁无田之人耕种纳粮。”上命行在礼部依所言行之。
正统元年九月己未，都知监太监洪宝保，请度家人为僧，许之，凡度僧二十四人。
十月甲戌，行在礼部尚书胡溁等奏：“洪武间，天下僧、道给过度牒者，令僧录司、道录司造册，颁行天下。寺、观凡遇僧、道，即与对册，其父兄、贯籍、告度日月如有不同，即为伪冒。迨今年久，前令寝废，有亡没遗留度牒未经销缴为他人有者，有逃匿军民及囚犯伪造者，有盗卖影射者，及私自簪剃者，奸弊百端，真伪莫辨，乞自今以後，给度牒者仍造册，颁行天下寺观，以防奸诈。”从之。
五年正月辛未，给僧童一万人度碟。进士张谏有希求请给数千百众庵至京师之疏。
十一年九月辛巳，有僧四人私建佛寺于彰义门外，监察御史林廷举等奏付法司，坐当杖充边卫军，从之。
十四年四月甲戌，上御奉天门，谓礼部尚书胡溁等曰：‘旧制，僧道之数，府四十，州三十，县二十。其行童度牒之请，悉由里老并所司勘实，方得申送。近闻多不通本教，及来历不明之人妄报贯籍，一概冒请。尔礼部即行文，请诸司待三年後，凡有应给牒者，先令僧、道衙门勘试，申送该管有司，审系额内并贯籍明白，仍试其精通本教经典，如行童令背《法华》等经并诸品经咒，道童令背《玉皇本行集》等经并诸品科范，番僧审通坛场十个，方许申送札部复试，中式然後具奏请给。敢仍前滥保，事发，其经由诸司官吏、里老，具重罪不言。”
景泰十五年十一月辛卯，云南虚仁驿驿丞尚褫言：“近年以来，释教盛行，聋替士民诱煽男女，廉耻道丧，风俗扫地。此盖前之掌邦礼者屈于王振之势，今年日度僧，明年曰度僧，百十万亿，日炽月盛。今虽云止度裁抑，不过示虚文、应故事而已。臣以为宜尽令长发，敕使归俗务农，庶邪术不兴，沴气自息，”
《元史张珪传》言：“僧道出家，屏绝妻孥，盖欲超出世表，是以国家优视，无所徭役。且处之官寺，宜清静绝俗，洗心诵经祝寿。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无异常人。如蔡道泰、班讲生之徒，伤人逞欲，坏教干刑者，何可胜数。惮奉词典，岂不亵天渎神？臣等议僧、道之畜妻子者，宜罪以旧制，罢遣为民。”
二十以上不许为僧
《实录》：“洪武二十年八月王申，诏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许落发为僧。年二十已下来请度牒者，俱令于在京诸寺试事三年，考其廉洁无过者，始度为僧。”
僧地没官
《实录》：正统十二年二月庚戌，弥陀寺僧奏：“本寺原种宛平县土城外地十八顷有奇，近蒙户部委官踏勘，令臣输税。然臣空寂之徒，乞赐蠲免，”上曰：“僧既不能输税，其地令没官。”
僧尼之滥
《洛阳伽蓝记瑶光寺》：“永安三年，尔朱兆人洛阳，纵兵大掠。时有秀容胡骑数十人人寺淫秽，自此後颇获讥诮。京师语云：‘汝阳女儿急作髻，瑶光寺尼夺女婿。’”
《辍耕录》引唐郑熊《番禹杂记》：“广中僧有室家者，谓之火宅僧。”宋陶谷《清异录》：“京师大相国寺僧有妻曰梵嫂。”
《癸辛杂识》：“临平明因尼寺，大刹也。往来僧官，每至必呼尼之
译正统八年三月戊寅日，湖广荆州府荆门州判陈襄上言：“各地近来有懒惰之民不顾奉养父母，安心追随异端邪说，私自剃度出家，贿赂僧官获取度牒，以游方化缘为名，走遍城镇乡村，诱惑愚昧的男女，无所不为。所到之处，官府因他们是僧人，不加盘查，使得好人得以肆意妄为。请求敕令天下各官府及关卡，凡遇到剃度之人，逮捕送还原籍，按律治罪。若是真僧，只许居住在本处，不许出境，以杜绝奸邪弊端。”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
宣德十年八月癸卯日，广东按察使佥事赵礼上言：“各地寺观多因田产粮赋浩大，与百姓一同承担差役，因此混同于世俗。如南海县光孝寺，应纳税粮三千多石，每当春秋耕种收割时，众僧往来于佃户家中，男女杂坐，嬉笑畅饮，岂能不污染人心、败坏风俗？请求依照钦定额数设置僧人，府四十名，州三十名，县二十人，就在本寺酌情给予田亩，听任他们自种自食，其余田产均拨给有丁口而无田的人耕种纳粮。”皇上命行在礼部依照赵礼所言执行。
正统元年九月己未日，都知监太监洪保，请求度其家仆为僧，朝廷准许，共度僧二十四人。
十月甲戌日，行在礼部尚书胡溁等人上奏：“洪武年间，天下僧、道发给度牒者，令僧录司、道录司制作名册，颁行天下。寺、观凡是遇到僧、道，即与名册核对，其父兄、籍贯、申请度牒的年月如有不同，即为假冒。等到近年，以前的法令逐渐废弃，有亡故遗留的度牒未经注销而被他人占有的，有逃匿的军民及囚犯伪造的，有盗卖影射的，以及私自剃度的，奸邪弊端百出，真伪难以分辨，请求从今以后，发给度牒者仍制作名册，颁行天下寺观，以防奸诈。”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
正统五年正月辛未日，发给一万名僧童度牒。进士张谏有希求请求发给数千名众庵僧人前往京师的奏疏。
正统十一年九月辛巳日，有四个僧人在彰义门外私自建造佛寺，监察御史林廷举等人上奏交付法司，判处杖刑并充边卫军，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
正统十四年四月甲戌日，皇上驾临奉天门，对礼部尚书胡溁等人说：“旧制规定，僧道的人数，府四十，州三十，县二十。那些行童申请度牒，全由里老和有关部门核实清楚，才能申报送交。近来听说多有不通本教，以及来历不明的人妄报籍贯，一概冒名申请。你礼部立即发文，请各官府等待三年后，凡有应发度牒者，先令僧、道衙门考核测试，申报送交管辖的官府，审验确实在定额内且籍贯清楚，仍测试其精通本教经典，如行童令背诵《法华》等经及各类经咒，道童令背诵《玉皇本行集》等经及各类科范，番僧审验通晓坛场十个，才允许申报送交札部复试，考中后然后具奏请求发给。敢仍像以前那样滥加保举，事发后，其经过的各官府官吏、里老，重罪不言自明。”
景泰十五年十一月辛卯日，云南虚仁驿驿丞尚褫上言：“近年以来，佛教盛行，聋瞽之徒煽动男女，廉耻之道丧失，风俗扫地。这大概是以前掌管邦礼的人屈服于王振的权势，今年说度僧，明年也说度僧，百十万亿，日益炽盛。现在虽然说是停止度僧加以裁抑，不过是显示虚文、应付故事而已。臣认为应当全部令其蓄发，敕令他们回归世俗务农，庶几邪术不兴，戾气自息。”
《元史·张珪传》说：“僧道出家，断绝妻儿，是想超出世俗，所以国家优待他们，不征徭役。况且安置在官寺，应当清静绝俗，洗心诵经祈福。近年僧道往往蓄养妻儿，与常人无异。如蔡道泰、班讲生之类，伤人逞欲，败坏教规触犯刑律的，何止数得尽。惮于奉持经典，岂不亵渎天神？臣等议定，僧、道蓄养妻儿的，应按旧制治罪，罢遣为民。”
二十岁以上不许为僧
《实录》：“洪武二十年八月壬申，诏令百姓年二十以上者，不许落发为僧。二十岁以下申请度牒者，都令在京城各寺服役三年，考核其廉洁无过错的，才度为僧。”
僧地没官
《实录》：正统十二年二月庚戌日，弥陀寺僧上奏：“本寺原种宛平县土城外田地十八顷有余，近来蒙户部委官踏勘，令臣纳税。然而臣是空寂之徒，请求赐免。”皇上说：“僧既然不能纳税，其田地令没官。”
僧尼之滥
《洛阳伽蓝记·瑶光寺》：“永安三年，尔朱兆进入洛阳，纵兵大肆抢掠。当时有秀容胡骑数十人入寺淫秽，自此以后颇受讥讽。京师谚语说：‘汝阳女儿急作髻，瑶光寺尼抢女婿。’”
《辍耕录》引唐郑熊《番禺杂记》：“广州僧人有妻室的，称为火宅僧。”宋陶谷《清异录》：“京城大相国寺僧有妻，称为梵嫂。”
《癸辛杂识》：“临平明因寺，是大寺院。往来僧官，每到必呼尼之
少艾者供寝。寺中苦之，于是专作一寮，贮尼之尝有违滥者，以供不时之需，名曰尼站。”
译年轻貌美的女子被供给僧人寝宿。寺中僧人对此感到苦恼，于是专门建造了一间寮房，用来关押那些曾经有过违犯戒律、行为不端的女尼，以备不时之需，称之为“尼站”。
元时，妇人一切受戒，自妃子以下至大臣妻室，时时延帝师堂上，戒师于帐中受戒诵咒作法，凡受戒时，其夫自外归，闻娘子受戒，则至房不入。妃主之寡者，问数日，则亲自赴堂受戒，恣其淫污，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施”。其风流行中原，河北僧皆有妻，公然居佛殿两庑，赴斋称师娘。病则于佛前首谢，许披袈裟三日。殆与常人无异，特无发耳。
僧寺之多
自魏有天下，至于掸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以後，天下多虞，工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狠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馀万矣，其寺三万有余。
南唐後主普度诸郡僧，建康城中僧徒殆至数千。
禁女冠尼姑
宣德四年六月，有顺天府大兴县真元观女冠成志贤等九人，诣行在礼部，请给度牒。礼部言：“太宗皇帝时，命尼姑皆还俗，今成志贤等亦宜还父母家。”上命先朝令，仍申明妇女出家之禁。
造寺写经并无功德
《洛阳伽蓝记崇真寺》：“比邱惠凝死，一七日还活，经阎罗王检阅，以错名放免。惠凝具说过去之时，有五比邱同阅，一比邱云是宝明寺智圣，坐禅苦行，过升天堂。有一比邱是般若寺道品，以诵四十卷《涅盘》，亦升天堂。有一比邱云是融觉寺昙漠最，讲《涅盘》、《华严》，领众千人。阎罗上云：‘讲经者心怀彼我，以骄凌物，比邱中第一粗行，”令唯试坐禅诵经，不问讲经。昙漠最曰：‘贫道立身以来，唯好讲经，实不明于诵，阎罗王敕付司，即有青衣十人，迭昙谟最向西北门，屋舍皆黑，似非好处，有一比邱云是禅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辈檀越，造一切经人中象十躯。’阎罗王曰：‘沙门之礼必须摄心守道，志在禅诵，不干世事，不作有为。虽造作经象，正欲得他人之财物，既得他物，贪心即起；既怀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烦脑。’亦付司，仍与昙漠最同入黑门，有一比邱云是灵觉寺宝明，自云：‘出家之前，尝作陇西太守，造灵觉寺成，即弃官入道，虽不禅诵，礼拜不缺。’阎罗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在法，劫夺民财，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劳说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门。太後闻之，遣黄门侍郎徐纥依惠凝所说，即访宝明寺。城东有宝明寺，城内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觉、禅林、灵觉等三寺，问智圣、道品、昙谟最、道弘、宝明等，皆实有之。即请坐禅僧一百人，常在殿中供养之。诏不听持经象，沿路乞索，若私有财物造经象者任意。凝亦人白鹿山，居隐修道。自此以往，京邑比邱悉皆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
太祖皇帝御制《龙兴寺碑》曰：“立刹之意，留心岁久，数欲为之，恐伤民资，若将民资建寺求佛，福从何来？”
罗整庵钦顺《困知记续录》：“梁武帝问达摩曰：‘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纪，有何功德？’答曰：‘并无功德。’帝曰：‘何以无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又宗杲《答曾侍郎书》有云：‘今时学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错了也。却谓无事省缘、静坐体究为空过时光，不如看几卷经，念几声佛，佛前多礼几拜，忏悔平生所作罪过，要免阎家老子手中铁棒，此是愚人所为。’呜呼，自佛法入中国，所谓造寺、写经、供佛、饭僧、看经、念经种种糜费之事，日新月盛，但其力稍可为者，靡不争先为之。导之者固其徒，向非人心之贪，则其说亦无缘而入也。奈何世之谄佛以求福利者，其贪心惑志缠绵固结而不可解。虽以吾儒正色昌言恳切详尽，一切闻如不闻。彼盖以吾儒未谙佛教，所言无足信也。达摩在西域，称二十八祖人中国，则为禅家初祖。宗杲擅名一代，为禅林之冠，所以保护佛法者，皆无所不用其心，其不肯失言决矣。乃至如上所云种种造作以为无益者，前往如出一口，此又不足
译元代，妇女普遍受戒，从妃子以下到大臣的妻子，常常邀请帝师来到堂上，在帐中由戒师主持受戒、诵咒、作法。凡是受戒的时候，她们的丈夫从外面回来，听说妻子正在受戒，就走到房门口而不进去。那些守寡的妃主，询问几天后，便亲自前往佛堂受戒，任由僧人淫乱污秽，美其名曰“大布施”，又称“以身布施”。这种风气流行于中原，河北的僧人都有妻子，公然住在佛殿两侧的厢房里，参加斋会时被称为“师娘”。生病时，就在佛前忏悔谢罪，许诺披上袈裟三天。这几乎与普通人没有区别，只是没有头发罢了。
僧寺之多
自从北魏统一天下，直到禅让退位。佛经广泛流传，大量汇集到中国，共有四百一十五部，合计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年间以后，天下多灾多难，劳役尤其繁重。于是各地的百姓互相结伴出家，表面上是仰慕沙门，实际上是逃避徭役，这种粗滥的现象达到了极点，自从中国有了佛法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形。粗略计算一下，僧尼大众有两百多万人，寺庙有三万多座。
南唐后主普遍度化各郡的僧人，建康城中的僧徒几乎达到数千人。
禁女冠尼姑
宣德四年六月，顺天府大兴县真元观的女道士成志贤等九人，到皇帝行在的礼部，请求颁发度牒。礼部说：“太宗皇帝在位时，命令尼姑都还俗，现在成志贤等人也应该回到父母家。”皇上命令遵循先朝的政令，仍然申明禁止妇女出家的禁令。
造寺写经并无功德
《洛阳伽蓝记·崇真寺》记载：“比丘惠凝死后，过了七天又复活了，经过阎罗王检阅，因为名字弄错而获免。惠凝详细讲述了过去的事情，当时有五位比丘一同接受检阅，一位比丘说是宝明寺的智圣，因为坐禅苦行，得以升上天堂。有一位比丘是般若寺的道品，因为诵读四十卷《涅槃经》，也升上了天堂。有一位比丘说是融觉寺的昙谟最，讲解《涅槃经》、《华严经》，统领千人。阎罗王说：‘讲解经典的人心怀彼此分别，用骄傲欺凌他人，这是比丘中第一等粗劣的行为。’于是只测试坐禅诵经，不询问讲解经典。昙谟最说：‘贫僧立身以来，只喜好讲解经典，实在不擅长诵读。’阎罗王命令交付给有关部门，随即有十个青衣人，交替将昙谟最推向西北门，那里的房屋都是黑色的，似乎不是好地方。有一位比丘说是禅林寺的道弘，自称：‘教化四类檀越，建造一切经像，其中人像有十躯。’阎罗王说：‘沙门的礼仪必须收摄心神、坚守正道，志向在于禅修诵经，不干涉世事，不做有为法。虽然建造经像，正是为了获取他人的财物，既然得到了他人的财物，贪心就会生起；既然怀有贪心，就是三毒未除，充满烦恼。’也交付给有关部门，仍然与昙谟最一同进入黑门。有一位比丘说是灵觉寺的宝明，自称：‘出家之前，曾经担任陇西太守，建造灵觉寺完成后，就弃官出家，虽然不禅修诵经，但礼拜从未缺失。’阎罗王说：‘你担任太守的时候，枉法曲断，掠夺民财，假借建造这座寺庙，并非你的力量，何必说这些？’也交付给有关部门，青衣人送入黑门。太后听说了这件事，派遣黄门侍郎徐纥按照惠凝所说的去探访宝明寺。城东有宝明寺，城内有般若殿，城西有融觉、禅林、灵觉这三座寺庙，询问智圣、道品、昙谟最、道弘等人，确实都存在。于是邀请一百位坐禅的僧人，常在殿中供养他们。下诏不允许手持经像沿街乞讨，如果私自拥有财物建造经像则听任随意。惠凝也进入白鹿山，隐居修道。从此以后，京城里的比丘都专心禅修诵经，不再以讲解经典为意。”
太祖皇帝御制《龙兴寺碑》说：“建立寺庙的念头，留心多年，几次想要为之，恐怕伤害百姓的资财，如果用百姓的资财建造寺庙来求佛，福气从哪里来呢？”
罗整庵钦顺《困知记续录》记载：“梁武帝问达摩说：‘朕即位以来，建造寺庙、抄写佛经、度化僧人不可胜数，有什么功德？’达摩回答说：‘并无功德。’梁武帝说：‘为什么没有功德？’达摩回答说：‘这只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同影子跟随形体，虽然有却不是真实的。’另外，宗杲《答曾侍郎书》中有说：‘现在学道的人，只求速效，不知道错了。却认为无事省缘、静坐体究是空过时光，不如看几卷经，念几声佛，在佛前多拜几次，忏悔平生所作的罪过，想要免除阎罗王手中的铁棒，这是愚人所为。’唉，自从佛法传入中国，所谓建造寺庙、抄写佛经、供奉佛像、供养僧人、看经、念经等各种浪费之事，日新月异，日益兴盛，但只要力量稍微可以做到的，无不争先恐后地去做。引导他们的固然是他们的同党，如果不是人心贪婪，那么这种说法也没有机会进入人心。奈何世上谄媚佛教以求福利的人，他们的贪心惑志缠绵固结而不可解开。即使我们用儒家的正色直言恳切详尽地劝诫，一切听而不闻。他们大概认为我们儒家不熟悉佛教，所说的话不值得相信。达摩在西域，被称为第二十八祖，进入中国，则是禅宗初祖。宗杲名震一代，是禅林之首，所以保护佛法的人，无不尽心竭力，他们不肯失言是肯定的。乃至如上所说的种种造作认为无益的，前后如出一口，这又不足以……”
信耶。且夫贪、嗔、痴三者，乃佛氏之所深戒也，谓之三毒。凡世之造寺、写经、供佛、饭僧、看经、念佛，以为有益而为之，是贪也；不知其无益而为之，是痴也；三毒而犯其二，虽活佛在世，亦不能为之解说。乃欲谄事土佛、木佛，以侥幸于万一，非天下之至愚至愚者乎！凡吾儒解惑之言，不可胜述，孰意佛书中乃有此等本分说话。人心天理，诚有不可得而泯灭者矣。”
译真是这样啊。况且贪、嗔、痴这三者，是佛教所深深戒除的，称为三毒。世间人建造寺庙、抄写佛经、供奉佛像、供养僧人、诵读佛经、念佛号，认为这样做有益而去做，这是贪；不知道这样做无益却仍然去做，这是痴；犯了三毒中的两种，即使活佛在世，也无法为他们辩解。竟然想要谄媚侍奉泥塑木雕的佛像，以求万一的侥幸，这不是天下最愚蠢的人吗！我们儒家解除疑惑的言论，多得说不完，谁料到佛书中竟有如此合乎本分的言论。人心中的天理，确实是有无法泯灭的啊。
“今之道家盖源于古之巫祝，与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诚亦异端，然其为道主，于深根固蒂，长生久视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于凡祈祷、禁祷、经咒、符宗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清之列，以为其教之所从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盖诚有以通乎幽明之故，故专其职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导迎二气之和，其义精矣。去古既远，精意浸失，而淫邪妖诞之说起。所谓经咒、符宗，大抵皆秦汉问方士所为，其泯灭而不传者，计亦多矣，而终莫之能绝也，今之所传，分明远祖张道陵，近宗林灵素辈。虽其为用不出乎祈攘、爕祷，然既已失其精意，则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为世道之害尔，望其消灾而致福，不以远乎！盖老氏之善成其私，固圣门所不取；道陵辈之涛张为幻，又老子之所不屑为也。欲攻老氏者，须分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则吾之说为有据，而彼虽架黠，亦无所措其辞矣。”
《通典》；贞观八年，大宗谓长孙无忌曰：“在外百姓大似信物上封人，欲令我每日将十个大德共达官同入，令我礼拜，观此乃是道人教上其事。”侍中魏徵对曰：“佛法本贵清静，以遏浮竞。昔释道安如此名德，符永因与之同舆，权翼以为不可。释惠琳非无才俊，宋文帝引之升殿，颜延之曰：‘三台之位，岂可使刑馀之人居之。’今陛下纵欲崇信佛道，亦不须道人，且别参议也。”
杖宰相及僧
《金史海陵纪》：“贞元三年，以右丞相张浩、平章政事张晖，每见僧法宝，必坐其下，失大臣体，各杖二十。僧法宝妄自尊大，杖二百，”
《张通古传》；“僧法主欲去，张浩、张晖欲留之，不可得。朝官又有欲留之者。海陵闻其事，召三品以上官上殿，责之曰：‘闻卿等每到寺，僧法宝正坐，卿等皆坐其侧，朕甚不取，佛者，本一小国王子，能轻舍富贵，自苦修行，由是成佛。今人崇敬，以希福利，皆妄也，况僧者，往往不第秀才，市井游食，生计不足，乃去为憎。较其贵贱，未可与簿、尉抗礼，阎阎老妇迫于死期，多归信之。卿等位为宰辅，乃复效此，失大臣体。’召法宝谓曰：‘汝为僧，去住在己，何乃使人知之？’法宝战栗，不知所为。海陵曰：‘汝为长老，当有定力，今乃畏死那？’遂于朝堂杖之二百，张浩、张晖杖二十。”
人主不可接僧
《宋书颜延之传》：“时沙门释惠琳，以才学为太祖所赏爱。每召见，尝升独榻。延之甚疾焉；因醉自上曰：‘昔同子参乘，袁丝正色。此三台之坐，岂可使刑馀之人居之？’上变色。”
许僧道畜妻
《五台志》：“二氏之教，古今儒者尝欲去之，而卒不能去，盖人心陷溺日久，虽贤者不能自免，夫民生有欲，顺其所欲则从之也轻，按老子之子名宗，为魏将。佛氏娶妻日那输佗，生于摩侯罗，出家十二年，归与妻子复完聚。今其徒皆鳏居而无妻，岂二氏之教哉！虽无妻而常犯淫僻之罪，则男女之欲岂其性与人殊哉！为今之计，管剃不必禁也，听其娶妻生于，而与齐民结婚姻之好。寺观不必毁也，因其地之宏敞，而借为社学、社仓。即以其人皆为我用，久将自嫌其簪剃之丑，而亦不便于寺观之居也。岂非君子以人治之道，孔子从俗猎较之意乎？又习仪多于寺观，邱文庄已尝非之，而祈祷必以僧、道，厉祭必以僧、道，何以禁民之作道场、佛事哉。余谓祷雨当陈词哀恳，令诸生歌《云汉》之章，厉祭则圣祖御制之文，固已仁至而义尽矣。又何必假彼不洁之人，亵鬼神如百戏矣。”
道士隶宗正寺
《旧唐书玄宗纪》：“开元二十五年正月，制道士、女冠宜隶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检校。”
润色梵书
《山堂考索》：“太宗崇尚释教，置院于太平兴国寺，後改为传法院，车驾亦尝临幸。得西域僧法天及息天灾、施获等，取所献梵书翻译焉。息天灾等并赐紫袍、师号，又命
译如今道家大概源于古代的巫祝，与老子毫无关系。老子确实也是异端，但他所主张的道，不过是深根固蒂、长生久视罢了。《道德经》五千字都在那里，对于祈祷、禁咒、经咒、符箓之类的事情，起初没有一字提及，而道家立教却推崇老子，把他列入三清之列，认为他们的教义由此而出，这不是太荒谬了吗！古代使用巫祝来侍奉神灵，设立官职，端正名分，辨别物品，大概确实有沟通阴阳两界的道理，所以专门负责这一职务，使他们常保持心志专一，以引导阴阳二气的和谐，其意义精深。离古代既已久远，精深的意旨逐渐丧失，而淫邪妖诞的说法便产生了。所谓的经咒、符箓，大致都是秦汉间方士所作，那些泯灭而不流传的，计算起来也很多，但最终没能断绝，现在所流传的，分明是远祖张道陵，近宗林灵素等人。虽然他们的作用不出于祈祷、禳灾，但既然已经失去了精深的意旨，那么他们与神明交往的方法，大多不是正道，只是增加人心的疑惑，而加重对世道的危害罢了，指望他们消灾致福，不是太遥远了吗！大概老子善于成全私欲，本来就是儒家圣人所不取的；张道陵等人夸大虚妄，又是老子所不屑做的。想要攻击老子的人，必须分作两方面，而各自明辨其过失，那么我的说法就有根据，而他们即使狡辩，也无话可说了。”
《通典》记载：贞观八年，太宗对长孙无忌说：“外面的百姓似乎很相信那些进封事的人，想让我每天让十个大德与达官一同进入，让我礼拜，看这乃是道人教唆他们做的事。”侍中魏徵回答说：“佛法本来崇尚清静，用来遏制浮夸的竞争。从前释道安这样的名德，符永因此与他同乘一辆车，权翼认为不可以。释惠琳并非没有才俊，宋文帝引他升殿，颜延之说：‘三台之位，怎么能让受过刑的人居住。’现在陛下即使想要崇信佛道，也不必让道人参与，且另外参议吧。”
杖责宰相及僧人
《金史海陵纪》记载：“贞元三年，因为右丞相张浩、平章政事张晖，每次见到僧人法宝，必定坐在他的下位，有失大臣的体统，各杖责二十。僧人法宝妄自尊大，杖责二百。”
《张通古传》记载：“僧人法主想要离开，张浩、张晖想要挽留他，没能做到。朝官中又有想要挽留他的。海陵听说这件事，召三品以上官员上殿，责备他们说：‘听说你们每到寺庙，僧人法宝正坐，你们都坐在他的旁边，朕很不赞同，佛者，本来是一个小国的王子，能轻易舍弃富贵，自苦修行，由此成佛。现在人们崇敬他，希望得到福利，都是虚妄的，况且僧人，往往是不第的秀才，市井游食，生计不足，才去当僧人。比较他们的贵贱，还不能与簿、尉平起平坐，民间老妇迫于死期，多归信他们。你们位居宰辅，却还效仿这个，有失大臣的体统。’召法宝对他说：‘你当僧人，去留自在，为何要让别人知道？’法宝战栗，不知所措。海陵说：‘你当长老，应当有定力，现在却怕死吗？’于是在朝堂上杖责他二百，张浩、张晖杖责二十。”
君主不可接见僧人
《宋书颜延之传》记载：“当时沙门释惠琳，以才学被太祖所赏爱。每次召见，曾升独榻。颜延之非常厌恶；于是醉酒后上奏说：‘从前同子参乘，袁丝正色。这三台的座位，怎么能让受过刑的人居住？’皇上变了脸色。”
允许僧道娶妻
《五台志》记载：“佛道二教的教义，古今儒者曾经想要去除，但最终没能去除，大概人心陷溺日久，即使是贤者也不能自免，人生而有欲望，顺从他们的欲望就轻易跟随，按老子的儿子名宗，为魏将。佛氏娶妻叫那输佗，生于摩侯罗，出家十二年，回归与妻子重新团聚。现在他们的徒众都鳏居而无妻，难道是佛道二教的教义吗！虽然没有妻子却常犯淫僻之罪，那么男女之欲难道他们的本性与人不同吗！为现在的计策，剃度不必禁止，听任他们娶妻生子，而与平民结婚姻之好。寺观不必毁坏，因为他们的地方宏大宽敞，而借为社学、社仓。即使让他们都为我所用，久将自嫌其簪剃之丑，而不便于寺观之居。难道不是君子以人治之道，孔子从俗猎较的意思吗？又习仪多于寺观，邱文庄已经曾经非议，而祈祷必以僧、道，厉祭必以僧道，怎么禁止民众作道场、佛事呢。我说祷雨应当陈词哀恳，令诸生歌《云汉之章》，厉祭则圣祖御制之文，固然已经仁至而义尽了。又何必假借那些不洁之人，亵渎鬼神如百戏呢。”
道士隶属宗正寺
《旧唐书玄宗纪》记载：“开元二十五年正月，制道士、女冠应隶属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检校。”
润色梵书
《山堂考索》记载：“太宗崇尚释教，置院于太平兴国寺，后改为传法院，车驾也曾临幸。得到西域僧法天及息天灾、施获等人，取所献梵书翻译。息天灾等人并赐紫袍、师号，又命”
文臣润色其文。是岁息天灾等献所译经文一卷，诏人藏刻板流行。自是尽取禁中梵夹仰之翻译，每诞节即献经焉。息天灾等皆至朝散大夫、光禄寺鸿肿卿以卒。自是译经之盛，後世无比，”
译文臣润饰其文字。这一年，息天灾等人进献所翻译的经文一卷，皇帝下诏将其收入内府，刻版印刷并广泛流传。从此，将宫中所有的梵文经卷都交给他翻译，每逢皇帝诞辰便进献译经。息天灾等人最终都官至朝散大夫、光禄寺鸿胪卿后去世。从此以后，译经事业的兴盛，后世无人能比。
天禧三年，以宰臣丁谓为译经使官一员；以学士晁向、李维同二员。丁谓罢使，後亦不常置。
城隍神
《凤阳县志》：“洪武元年，各处城隍皆有监察，司民之封侯，府曰公，州曰侯，县曰伯，且有制词，盖其时皇祖尚未有定见。三年，乃正把典，诏天下城隍神主只你某府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县城隍之神，前时爵号一切革去。未几，又令各处城隍庙内屏去闲杂神道。城隍神旧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却画云山图像在两廊者，泥在两廊壁上。此令一行，千古之陋习为之一变。惜乎今之有司多不达此，往往妄为衣冠之象，甚者又为夫人以配之。习俗之难移，愚夫之难晓，遂使皇祖明训托之空言，可罪民哉。”
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记
佛著经曰：主人既死，阴府收其精神，校平生行事罪福之。坐罪者，刑狱皆怪险，非人世所为。凡人平生一失举止，皆落其间。其尤怪者，狱广大千百万亿里，积火烧之，一一日凡千万生人死。穷亿万世，无有问断，名为无问。夹殿宏廊，悉图其状，人未熟见者，莫不毛立神骇，佛经曰：我国有阿阇世王，杀父主篡其位，法当人所谓狱无问者。若能求事佛，後生为天人。况其他罪，事佛固无恙，梁武帝明智勇武，创为梁国者，舍身为僧奴，至国灭饿死，不闻悟，况下辈固惑之。为工商者，杂良以为楛，伪内而华外，纳以大秤斛，以小出之，欺夺村问戆民，铢积粒聚，以至于富。刑法、钱微小肯，出入人性命，颠倒埋没，使簿书条令不可究知，得财买大第豪奴，如公侯家。大吏有权力，能开库取公钱，缘意恣为，人不敢言。是此数者，必自知其罪，皆捐奉佛以求救，月日积久，曰我罪如是，富贵如所求。是佛能灭吾罪，复能以福与我也。有罪罪灭，无福福至，生人惟罪福耳，虽田妇、稚子知所趋避。今权归于佛，买福卖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至有穷民，啼一稚子，无以与哺，得百钱必召一僧饭之，冀佛之助，一日获福。若如此，虽举环海内尽为寺与僧，不足怪也。屋壁绣纹可矣，为金枝扶疏，擎于万福，僧为具味，饭之可矣，饭讫，持钱与之。不大不壮，不高不多，不珍奇瑰怪为忧，无有人力可及而不可为者。晋，伯主也，一铜鞮宫之衰弱，诸侯不肯来盟，今天下能如几晋，凡几千铜鞮人得不困哉。文宗皇帝尝语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间吾民尤困于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帝皇帝始即位，独奋怒曰：穷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台野邑四万所，冠其人凡至十万人。後至会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惟十人，东京二寺，天下所谓节度、观察，同、华、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惟西京数，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缕行天下，以督之。御史乘驿未出关，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刈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万五百，其奴婢十五万，良人枝附使令者倍笄冠之数，良田数十万顷。奴婢口率与百亩，编人农籍，其馀贱取民直归于有司，寺材州县得以悉恣新其公署传舍。今天子即位，诏曰：‘佛尚不杀而仁，且来中国久，亦可助以为治。天下州率与二寺，用齿衰男女为其徒，各只三十人，两京数倍其四五焉。著为定令，以徇其习，且使後世不得复加也。’赵郡李子烈播，立朝名人也。自尚书、比部郎中出为钱塘，钱塘于江南，繁大雅亚吴郡。子烈少游其地，委曲知其俗，蠹人者剔削其根节，断其脉络，不数月，人随化之。三笺于丞相云：涛坏人居，不一銲锢，败侵不休，诏与钱二千万，筑长堤，少为数十年计，人益安喜。子烈曰：吴越古今多文士，来吾郡游，登楼倚轩，莫不飘然而增思。吾郡之江山甲于天下，信然也。佛炽害中国六百岁，生见圣人，一挥而几夷之，今不取其寺材立亭胜地，以彰圣人之功，使文士歌思之後，必有指吾而骂者。乃作南亭，在城东南隅，宏大焕显，工施手目，
译天禧三年，任命宰相丁谓担任一名译经使；任命学士晁向、李维共同担任两名。丁谓被罢免译经使职务后，此后也不常设置此职。
城隍神
《凤阳县志》记载：“洪武元年，各地的城隍神都设有监察职能，掌管百姓的封侯爵位，府级称公，州级称侯，县级称伯，并且有制词，大概那时皇祖还没有确定的看法。洪武三年，才纠正典制，下诏天下的城隍神主只称某府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县城隍之神，以前的爵位称号全部革除。不久，又命令各处的城隍庙内屏除闲杂的神道。城隍神旧有的泥塑像如果在正中的，用水浸泡它，泥留在正中的墙壁上；如果在两廊画云山图像的，泥留在两廊的墙壁上。这道命令一施行，千古以来的陋习因此改变。可惜现在的官员大多不理解这一点，往往妄自制作衣冠形象的塑像，甚至又制作夫人来配享。习俗难以改变，愚昧之人难以明白，于是使得皇祖的明训成为空话，这难道不是百姓的罪过吗？”
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记》
佛经说：主人死后，阴府收取他的精神，考核他平生的行为，判定罪福。有罪的人，刑罚监狱都怪异险恶，不是人世间的做法。凡人平生一旦举止失当，都会落入其中。尤其怪异的是，监狱广大达千百万亿里，堆积烈火焚烧，一天就有千万人死。穷尽亿万世代，没有审问判决，名叫无问狱。夹殿宏廊，都描绘其状貌，人未曾熟见的，无不毛发竖立、神魂惊骇。佛经说：我国有阿阇世王，杀害父亲篡夺王位，依法应当落入所谓无问狱中。如果能求事奉佛，来生就能成为天人。何况其他罪行，事奉佛本来就没有灾祸。梁武帝明智勇武，开创梁国，却舍身做僧奴，直到国家灭亡饿死，也不听说他觉悟，何况下等人本来就迷惑于此。从事工商的人，混杂劣质品当作优质品，内里伪劣而外表华丽，用大的秤斗收取，用小的秤斗付出，欺骗掠夺乡村愚钝的百姓，积铢累粒，以至于致富。掌管刑法、钱粮的微小官吏，随意出入百姓的性命，颠倒埋没，使得簿书条令无法查究，获取钱财购买大宅第和豪奴，如同公侯之家。大吏有权力，能打开国库取用公款，顺从心意恣意妄为，人们不敢说话。这几类人，必定自知其罪，都捐资供奉佛以求救，日月积累久了，说我的罪过如此，富贵如所求。这是佛能消灭我的罪过，又能把福报给我。有罪则罪灭，无福则福至，世人只在乎罪福罢了，即使是农妇、孩童也知道趋避。现在权柄归于佛，买福卖罪，如同拿着左契，交手相付。甚至有穷困的百姓，啼哭一个幼儿，没有东西给他吃，得到一百钱必定召来一个僧人给他饭吃，希望佛的救助，一天获得福报。如果这样，即使把四海之内全部变成寺庙和僧人，也不足为怪了。屋壁绣纹就可以了，做成金枝扶疏，擎于万福，僧人准备美味，给他饭吃就可以了，吃完饭，拿着钱给他。不大不壮，不高不多，不珍奇瑰怪的忧虑，没有人力可及而不能做的。晋国是霸主，一个铜鞮宫的衰弱，诸侯不肯来结盟，现在天下能像几个晋国，凡几千铜鞮人能不困顿吗。文宗皇帝曾经对宰相说：‘古代三人共食一个农人，现在加上士兵、佛徒，一个农人竟然被五个人吃，其中我的百姓尤其被佛徒所困。’皇帝考虑到其根本牢固、根基广大，不能彻底去除它。武帝皇帝刚即位，独自愤怒地说：‘使天下穷困的，是佛。’开始去除山台野邑四万所，剃度的人多达十万人。后来到了会昌五年，才命令西京保留佛寺四座，僧人只有十人，东京两座寺，天下所谓的节度、观察，同、华、汝三十四处治所，所得保留一座寺，僧人只有西京的数量，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派出四位御史详细巡视天下，以督促执行。御史乘驿车还未出关，天下的寺庙以至于屋基都被耕种收割，总共拆除寺庙四千六百所，僧尼剃度二十六万五百人，其中的奴婢十五万，良人依附使令的人数是剃度人数的两倍，良田数十万顷。奴婢每人分给百亩，编入农籍，其余贱民按市价卖给官府，寺庙的木材州县得以全部用来新建官署和驿站。今天子即位，下诏说：‘佛崇尚不杀而仁爱，而且来到中国很久，也可以辅助治理。天下各州率与二寺，用年老男女作为其徒众，各只三十人，两京数量是其四五倍。著为定令，以顺从其习俗，并且使后世不得再增加。’赵郡人李子烈，是立朝名人。从尚书、比部郎中出任钱塘，钱塘在江南，繁华大雅仅次于吴郡。子烈年轻时游历此地，详细知道其风俗，剔除剥削百姓的根源，切断其脉络，不到几个月，人们随之教化。三次上笺给丞相说：‘毁坏民居，不一一禁锢，败坏侵扰不休，下诏给钱二千万，修筑长堤，稍微为几十年打算，人们更加安定喜悦。子烈说：吴越古今多文士，来到我的郡游历，登楼倚轩，无不飘然而增思。我的郡江山甲于天下，确实如此。佛炽盛危害中国六百年，生见圣人，一挥而几乎夷平它，现在不取寺庙的木材在胜地建亭，以彰显圣人的功绩，使文士歌思之后，必定有指着我骂的人。于是建造南亭，在城东南隅，宏大焕显，工匠施展手目，
发匀肉均牙滑，而无遗功者。江平入天，越峰如髻，越树如发，孤帆白鸟，点画疑在。半夜酒馀，倚老松，坐怪石，殷殷潮声，起于月外。东闽、两越宦游善地，天下名士多往之。予知百数十年後，登南亭者，念仁圣天子之神功矣。美子烈之旨迹，睹南亭千万状，吟不辞已、四时千万状，吟不能去，作为歌诗，次之于後，不知几千百人矣。
译头发均匀，肌肉匀称，牙齿光洁，没有遗漏任何功效的。江水平坦地汇入天际，越地的山峰如同发髻，越地的树木如同头发，孤帆与白鸟，点缀其间，仿佛就在眼前。半夜酒醒之后，倚靠着老松，坐在怪石上，隆隆的潮声，从月亮之外升起。东闽、两越是宦游的好地方，天下的名士大多前往那里。我知道在一百多年以后，登上南亭的人，会怀念仁德圣明的天子的神功。赞美子烈美好的事迹，目睹南亭千万种景致，吟咏起来不忍停止；四季千万种景致，吟咏起来不愿离去，创作歌诗，依次排列在后面，不知道有几千几百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