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诏曰：“朕临御区字，抚育黔黎，方欲康济浇薄，蠲省繁费，奢僭乖衷，实宜防断，应镂金银薄及庶物化生土木人彩花之属，及布帛幅尺短狭轻疏者，并伤财废业，尤成蠢患，并皆禁绝。”
译诏书说：“我统治天下，安抚百姓，正想要救济社会风气的浮薄，免除削减繁杂的耗费。奢侈僭越违背常理，确实应当防范杜绝，凡是雕刻金银薄片以及用土木制作的人像、彩花之类，还有布帛幅面短窄、质地轻薄的，都耗费钱财、荒废正业，尤其造成祸患，全部禁止。”
《唐六典》有十四种金：曰销金，曰拍金，曰镀金，曰织金，曰研金，曰披金，曰泥金，曰搂金，曰捻金，曰战金，曰圈金，曰贴金，曰嵌金，曰裹金。
《宋史食货志》：“天圣中，登、莱采金岁益数千两，仁宗命奖劝官吏，宰相王曾曰：‘采金多，则背本趋未者众，不宜诱之。’景佑中，登、莱饥，诏弛金禁，听民采取，俟岁丰复故。然是时海内承平已久，民间习俗日渐侈靡，糜金以饰服器者不可胜数，重禁莫能止焉。”《舆服志》：大中祥符元年，三司言：“窃惟山泽之宝，所得至难，倘纵销释，实为虚费。今约天下所用，岁不下十万两，惮上市弃于下民。自今金银箔线、贴金，销金、泥金、蹙金线装贴什器土木玩用之物，并请禁断，非命妇不得以为首饰。冶工所用器悉送官。诸州寺观有以金箔饰尊像者，据申三司，听自资金银，工价，就文思院换给。”从之。二年，诏申禁熔金以饰器服。又太常博士知温州李逸言：“两浙僧求丐金银珠玉，错末和泥，以为塔像，有高褒丈者。毁碎珠玉，浸以成俗，望严行禁绝，违者重论。”从之，七年，禁民间服销金及跋遮郍缬。八年，诏内庭自中官以下，并不得销金、贴金、间金、戗金、圈金、解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影金、盘金、织金、金线捻丝装著衣服，并不得以金为饰。其外廷臣庶家悉皆断禁。臣民旧有者，限以一月许回易。为真像前供养物，应寺观装功德用金箔，须具殿位真像显合增修创造数，经官司陈状勘会，诣实闻奏，方给公凭，诣三司收买。其明金银假果、花枝、乐身之类，应金为装彩物，降诏前已有者，更不毁坏，自徐悉禁。违者，犯人及工匠皆坐。”《仁宗本纪》：“康定元年，禁以金箔饰佛像。”合而观之，古来用金之费可知矣。
《西湖志馀》：“金箔，销金之尤者。上供之外，非严禁不可。乃今民间首饰，衣裤、器用。文轴。榱题，多用涂画，岁糜不赀。大中祥符间，杭州周承裕私炼金为箔，郑仁泽市千枚转鬻他州，事败，全家徒配，转运使陈尧佐言：‘仁泽情同罚异，不可惩奸。’乃定转卖者减造者一等，著为令。此法似可援引，而奏行于今日者也。”
《山堂考索》：“淳熙八年，上曰：‘朕以宰耕牛、禁铜器及金翠等事，刻之记事版，每京尹初上，辄示之。”
《元史奠李传》：“贾似道怒李，喉其党临安尹刘良贵诬李悟用金饰斋匾，锻炼成狱，窜漳州。”
陆深河《汾燕闲录》曰：“世间糜费，惟黄金最多。自释、老之教日盛，而寺观装饰之侈靡，已数倍于上下之制用，凡金作箔，皆一往不可复者。东坡见後世金少，以为宝货神变不可知，复归山泽，此何言欤？按王莽败时，省中黄金尚有六十万斤。莽藉汉基，富有天下，固应有之。梁孝王死，亦有金四十万斤，至燕王刘泽，一赐田生亦二百斤。何汉世之多金耶？”
梁孝王死，藏府馀黄金尚有四十馀万斤。馆陶公主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发，一日金满百，金钱满百万，帛满千匹，乃白之。”《王莽传》：“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匾，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
禁造铜像
《宋书夷蛮传》：“元嘉十二年，丹阳尹萧摹之奏曰：‘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数。自顷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旧寺颓弛，曾莫之修；而各务造新，以相夸尚。材竹铜彩，糜损无极，无关神抵，有累人事。不为之防，流遁未息。请自今以後，有欲铸铜像者，悉诣台自闻。兴造塔寺、精舍，皆先诣在所二千石通辞，郡依事列言本州，须许报然後就功。其有辄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诏书律，铜宅林院悉没入官。’诏可。”
禁造铜器
《南史》：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夏四月甲子，初禁人车及酒肆器用铜。
《代宗纪》：大历七年十二月王子，禁铸铜器。
《旧唐书德宗纪》：贞元九年正月
译《唐六典》记载有十四种用金工艺：称为销金、拍金、镀金、织金、研金、披金、泥金、搂金、捻金、战金、圈金、贴金、嵌金、裹金。
《宋史·食货志》记载：“天圣年间，登州、莱州每年开采的黄金增加数千两，仁宗皇帝命令奖赏鼓励官吏，宰相王曾说：‘开采黄金过多，就会使背离农业根本、趋向工商末业的人增多，不应当诱导他们。’景佑年间，登州、莱州发生饥荒，皇帝下诏放宽对黄金的禁令，允许百姓开采，等到年成丰收后再恢复旧制。然而当时天下太平已久，民间风俗日渐奢侈靡费，耗费黄金来装饰服饰器物的现象数不胜数，即使严厉禁止也无法制止。”《舆服志》记载：大中祥符元年，三司上奏说：“私下认为山泽中的宝物，获取极为艰难，如果放任熔毁，实在是虚耗浪费。现在估算天下每年的用量，不少于十万两，却都流入市场，丢弃给下层百姓。从今以后，金银箔线、贴金、销金、泥金、蹙金线装饰的什器、土木玩物等，一律禁止，非命妇不得将其作为首饰。冶炼工匠所用的器具全部送交官府。各州寺观有用金箔装饰佛像的，据实申报三司，允许自行出资购买金银及支付工价，到文思院兑换领取。”皇帝批准了。二年，下诏重申禁止熔毁黄金来装饰器物服饰。又太常博士、温州知州李逸上言：“两浙地区的僧人乞求金银珠玉，磨成粉末混合泥土，用来制作塔像，有的高达一丈多。毁坏珠玉，逐渐形成习俗，希望严格禁止，违者从重论处。”皇帝批准了。七年，禁止民间穿着销金衣物以及跋遮、缬染的服饰。八年，下诏内廷自宦官以下，一律不得使用销金、贴金、间金、戗金、解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影金、盘金、织金的金线捻丝装饰衣物，也不得用黄金作为装饰。外廷臣民家中全部断然禁止。臣民旧有的，限定一个月内允许变卖。作为真像前的供养物，以及寺观装裱功德所用的金箔，必须详细列出殿位真像显合增修创造的数量，经过官府陈述情况核查，确实无误后上报，才发给公凭，到三司购买。那些明金银假果、花枝、乐身之类的，应用黄金作为装彩物品的，降诏前已经有的，不再毁坏，从此以后全部禁止。违者，犯人及工匠都要治罪。”《仁宗本纪》记载：“康定元年，禁止用金箔装饰佛像。”综合来看，自古以来耗费黄金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
《西湖志馀》记载：“金箔，是销金中最为耗费的一种。除了上供之外，如果不严加禁止是不行的。如今民间的首饰、衣裤、器具、卷轴、屋椽题额，大多使用涂画，每年耗费不计其数。大中祥符年间，杭州周承裕私自炼金制成金箔，郑仁泽购买千枚转卖到其他州，事情败露，全家被流放配役，转运使陈尧佐说：‘郑仁泽的情状与处罚不同，不足以惩戒奸恶。’于是规定转卖者比制造者减一等处罚，定为法令。这个法令似乎可以援引，并在今天奏请施行。”
《山堂考索》记载：“淳熙八年，皇上说：‘我把宰杀耕牛、禁止铜器以及金翠等事，刻在记事板上，每当京尹初次上任，就展示给他看。’”
《元史·奠李传》记载：“贾似道恼怒李，唆使他的党羽临安尹刘良贵诬陷李悟用黄金装饰斋匾，罗织罪名，将其流放到漳州。”
陆深《河汾燕闲录》说：“世间耗费，只有黄金最多。自从佛教、道教日益兴盛，寺观装饰的奢侈靡费，已经比上下等级的制度用度多出数倍，凡是将黄金制成箔片的，都是一去不复返的。苏东坡看到后世黄金减少，认为宝物神奇变化不可知，又回归山泽，这是什么话呢？查考王莽败亡时，省中黄金还有六十万斤。王莽凭借汉朝基业，富有天下，本来就应该有这么多。梁孝王死后，也有黄金四十万斤，至于燕王刘泽，一次赏赐田生也有二百斤。为什么汉代黄金这么多呢？”
梁孝王死后，府库中剩余的黄金还有四十多万斤。馆陶公主宠幸董偃，命令中府说：“董君所发出的，一天黄金满百斤，金钱满百万，丝绸满千匹，才报告我。”《王莽传》记载：“当时省中黄金万斤的为一匾，还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尚方等处，各处都有数匮。”
禁止铸造铜像
《宋书·夷蛮传》记载：“元嘉十二年，丹阳尹萧摹之上奏说：‘佛教传入中国，已经历经四代，佛像、塔寺，所在之处数以千计。近来以来，情感浮浅，不以精诚为最高，反而以奢侈竞争为重。旧寺庙颓败松弛，不曾加以修缮；却各自致力于建造新的，互相夸耀崇尚。木材、竹子、铜材、彩漆，耗费无极，与神灵无关，却拖累人事。如果不加以防范，流弊不会停止。请求从今以后，有想要铸造铜像的，全部到台省自行报告。兴建塔寺、精舍，都先要到所在地的二千石长官通报辞意，郡依事列言本州，必须得到允许回复后才动工。那些擅自建造寺舍的，都依照不承用诏书的律法，铜宅林院全部没收归官。’皇帝批准了。”
禁止铸造铜器
《南史》记载：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夏四月甲子日，开始禁止私人车辆及酒肆器具使用铜。
《代宗纪》记载：大历七年十二月王子日，禁止铸造铜器。
《旧唐书·德宗纪》记载：贞元九年正月
《宪宗纪》：元和元年二月甲辰，以钱少，禁用铜器。
《文宗纪》：开成三年六月癸丑，上御紫宸，谓宰臣曰：“币轻钱重，如何？”杨嗣复曰：“此事已久，不可遽变其法，法变则扰人，但禁铜器，斯得其要。”
禁铜不过岭南
《唐书宪宗纪》：元和四年，禁钱不过岭南。穆宗时，韩愈奏状亦言禁钱，不得出五岭。
禁用铜钱
《实录》：“洪武二十七年八月，诏禁用铜钱。时两浙之民重钱轻钞，多行折使，至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福建、两广、江西诸处，大率皆然。由是物价涌贵，而钞法益坏不行。上乃谕户部尚书郁新曰：‘国家造钞，令与铜钱相兼行使，本以便民。比年以来，民心刁诈，乃以钱钞任意亏折行使，致令钞法不行，甚失立法便民之意。宜令有司，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铜钱行使。限半月内，凡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
正统十三年五月庚寅，禁使铜钱。时钞既通行，而市廛亦仍以铜钱交易，每钞一贯折铜钱二十文。监察御史蔡愈济以为言：“请出榜禁约，仍令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巡视，有以铜钱交易者，擒治其罪，十倍罚之。”上从其言。
禁断新钱
《宋书明帝纪》：泰始二年三月王子，断新钱，专用古钱。
《颜竣传》：“景和元年，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渭之蜒环钱，人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不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贾不行，太宗初，惟禁鹅眼、蜒环，其徐皆通用。复禁民铸，官署亦废工，寻复并断，惟用古钱。”
禁金银
《实录》：“洪武三十年三月甲子，禁民间无以金银交易。时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定价。由是钞法阻滞，公私病之，故有是命。”
禁金银涂
《宋书》：武帝永初二年正月丙寅，断金银涂。
宋文帝元嘉三十年七月辛酉，诏曰：“百姓劳弊，徭赋尚繁，言念未乂，宜崇约损。凡用非军国，宜悉停功。可省细作并尚方雕文靡巧，金银涂饰，事不关实，严为之禁。”
禁铜钉
《宋书》：武帝永初二年正月己卯，禁丧事用铜钉。
禁销钱为佛象
《旧唐书》：“敬宗宝历元年十月庚于朔，河南尹王起奏：‘盗销钱为佛象者，请以盗铸钱论。’”
禁毁钱为铜
《宋史宁宗纪》：“开禧二年正月辛亥，诏坑户毁钱为铜者，不赦，仍籍其家，著为令。”
禁兵器
汉武帝时，丞相公孙弘奏言：“民不得挟弓弩。十贼扩弩，百吏不敢前，盗贼不辄伏辜，免脱者众，害寡而利多，此盗贼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挟弓弩，则盗贼执短兵，短兵接则众者胜。以众吏捕寡贼，其势必得。盗贼有害无利，则莫犯法，刑错之道也。臣愚以为禁民毋得挟弓弩便。”上下其议，光禄大夫吾邱寿王对曰：“臣闻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讨邪也。安居则以制猛兽而备非常，有事则以设守卫而施行阵。及至周室衰微，上无明王，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海内捡敝，巧诈并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咸怯，苟以得胜为务，不顾义理。故机变械饰，所以相贼害之具不可胜数。于是秦兼天下，废王道，立私议，灭诗书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堕名城，杀豪杰，销甲兵，折锋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挞击，犯法滋众，盗贼不胜，至于储衣塞路，群盗满山，卒以乱亡。故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举俊材，兴学宫，三公有司或由穷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字内日化，方外乡风。然而盗贼犹有者，郡国二千石之罪，非挟弓矢之过也。《礼》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举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执？执射乎？’大射之礼，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诗》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言
译《宪宗纪》记载：元和元年二月甲辰日，因铜钱短缺，禁止使用铜器。
《文宗纪》记载：开成三年六月癸丑日，皇上驾临紫宸殿，对宰相们说：“纸币贬值而铜钱贵重，该怎么办？”杨嗣复回答说：“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很久了，不能突然改变法令，法令改变就会扰乱百姓，只要禁止使用铜器，就能抓住关键。”
禁止铜钱流通不过岭南
《唐书宪宗纪》记载：元和四年，禁止铜钱流通至岭南地区。穆宗时期，韩愈上奏章也提到禁止铜钱，不得流出五岭。
禁止使用铜钱
《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下诏禁止使用铜钱。当时两浙地区的百姓重视铜钱而轻视纸币，大多实行折算使用，甚至有以一百六十文铜钱折算一贯纸币的情况。福建、两广、江西等地，大体都是如此。因此物价暴涨，纸币制度更加败坏而无法推行。皇上于是告诫户部尚书郁新说：‘国家铸造纸币，命令它与铜钱同时流通使用，本意是为了方便百姓。近年来，民心狡诈，竟然随意折算铜钱和纸币的价值来使用，导致纸币制度无法推行，这严重违背了立法便民的初衷。应当命令有关部门，全部收缴铜钱归入官府，按数量兑换纸币，不允许再使用铜钱流通。限定在半个月内，所有军民商贾持有的铜钱全部送交官府，敢有私自使用以及埋藏、丢弃、毁坏铜钱的，治罪。’”
正统十三年五月庚寅日，禁止使用铜钱。当时纸币已经通行，但市场店铺仍然使用铜钱交易，每一贯纸币折算二十文铜钱。监察御史蔡愈济就此进言：“请求发布榜文禁止约束，并命令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巡视，凡有使用铜钱交易的，抓捕治罪，并处以十倍罚款。”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
禁止新铸钱币
《宋书明帝纪》记载：泰始二年三月王子日，停止流通新铸钱币，专用古钱。
《颜竣传》记载：“景和元年，沈庆之请求允许私人铸钱，从此钱币混乱败坏。一千枚钱币的总长度不超过三寸，大小以此类推，被称为鹅眼钱。比这更劣质的，被称为蜒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市场上不再清点数量，一万枚钱币不满一把，一斗米要一万钱，商人不再通行。太宗初年，只禁止鹅眼钱、蜒环钱，其他都通用。后来又禁止百姓铸钱，官府也停止铸造，不久便全部断绝，只使用古钱。”
禁止金银
《实录》记载：“洪武三十年三月甲子日，禁止民间不使用金银交易。当时杭州等郡县，商人不论货物贵贱，一律以金银定价。因此纸币制度受阻，公私都感到困苦，所以有了这道命令。”
禁止金银涂饰
《宋书》记载：武帝永初二年正月丙寅日，禁止金银涂饰。
宋文帝元嘉三十年七月辛酉日，下诏说：“百姓劳苦疲惫，徭役赋税仍然繁重，想到这些尚未安定，应当崇尚简约减损。凡是用于非军国大事的，应当全部停止工程。可以裁减细作局和尚方局那些雕花刻纹、奢靡精巧、金银涂饰、无关实际用途的事物，严格禁止。”
禁止铜钉
《宋书》记载：武帝永初二年正月己卯日，禁止丧事使用铜钉。
禁止熔毁钱币铸造佛像
《旧唐书》记载：“敬宗宝历元年十月庚子朔日，河南尹王起上奏：‘对于盗熔钱币铸造佛像的人，请求按盗铸钱币论处。’”
禁止熔毁钱币为铜
《宋史宁宗纪》记载：“开禧二年正月辛亥日，下诏坑户熔毁钱币为铜的，不予赦免，并抄没其家产，定为法令。”
禁止兵器
汉武帝时，丞相公孙弘上奏说：“百姓不得携带弓弩。十个盗贼拿着弩，上百官吏不敢上前，盗贼不能立即伏法，逃脱的人很多，害处小而利益大，这就是盗贼滋生的原因。禁止百姓携带弓弩，那么盗贼就只持有短兵器，短兵器相接则人多的一方获胜。用众多官吏捕捉少数盗贼，其形势必然能抓获。盗贼有害无利，就不会犯法，这是刑罚搁置不用的道理。臣愚昧地认为禁止百姓携带弓弩是适宜的。”朝廷上下对此进行讨论，光禄大夫吾邱寿王回答说：“臣听说古代制作五种兵器，不是用来互相伤害，而是用来禁止暴乱、讨伐邪恶。安居时用它来制服猛兽、防备意外，有事时用它来设置守卫、布阵作战。等到周王室衰微，上面没有圣明的君王，诸侯凭借武力政治，强权侵凌弱小，众暴寡，天下疲惫，巧诈并生，因此智者陷害愚者，勇者都变得胆怯，只求取胜，不顾义理。所以机巧变化的器械，用来互相残害的工具数不胜数。于是秦国兼并天下，废弃王道，树立私议，毁灭诗书而推崇法令，抛弃仁恩而任用刑戮，毁坏名城，杀害豪杰，销毁铠甲兵器，折断锋刃，后来百姓用农具木棒互相殴打，犯法的人越来越多，盗贼无法胜数，以至于堵塞道路，群盗满山，最终导致动乱灭亡。所以圣明的君王致力于教化而减少禁令防范，知道那不足以依赖。现在陛下彰显明德，建立太平，举荐俊才，兴办学校，三公及有关部门官员有的从穷巷白屋中崛起，裂土封侯，国内教化日新，国外向往风仪。然而还有盗贼存在，这是郡国二千石官员的罪过，不是百姓携带弓矢的过错。《礼记》说：‘男子出生，用桑木弓蓬草箭来举行仪式，明确显示有事。孔子说：我持什么？持射箭吗？’大射之礼，从天子下到庶人，是三代以来的道统。《诗经》说：‘大靶已经竖起，弓矢已经张开。射手已经齐集，献上你的射技。’说
贵中也。愚闻圣王合射以明教矣，未闻弓矢之为禁也。且所为禁者，为盗贼之以攻夺也。攻夺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好之于重诛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挟之而吏不能禁，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窃以为无益于禁奸，而废先王之典，使学者不得习行其礼，大不便，”书奏，上以难丞相弘，弘屈服焉。
译这是崇尚中道啊。我听说圣明的君王通过合射之礼来彰明教化，却没听说过禁止弓箭。况且之所以要禁止，是因为盗贼用它来攻击抢夺。攻击抢夺的罪行是要处死的，然而却不止息，这是因为坏人酷爱这种重利，本来就不躲避严酷的刑罚。我担心坏人挟持弓箭而官吏无法禁止，善良百姓为了自卫却触犯法律禁令，这实际上是助长了盗贼的威风，而剥夺了百姓自救的手段。我私下认为，这对禁止奸邪没有益处，却废除了先王的典章，使得求学的人不能学习践行礼仪，非常不便。”奏书呈上，皇上拿这话来责难丞相公孙弘，公孙弘理屈词穷。
《旧唐书郑惟忠传》：“中宗即位，擢拜黄门侍郎。时议请禁岭南首领家畜、兵器，惟忠曰：‘夫为政，不可革其俗习，且《吴都赋》云：‘家有鹤膝，户有犀渠。如或禁之，岂无惊扰那？’遂寝。”
元世祖中统三年三月，谕诸路，禁民间私藏军器。
四年二月，诏私造军器者处死。民间所有，不输官者，与私造同。
七月戊戌，诏弛河南沿边军器之禁。
至元元年二月，弛边城军器之禁。
隋文帝开皇十五年二月丙辰，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关中缘边不在其例。禁河以东无得乘马。
炀帝大业五年正月己丑，制民间铁叉、搭钩、钻刃之类，皆禁绝之。
宋太宗淳化二年闰二月丁亥，诏内外诸军，除木枪、弓弩矢外，不得畜他兵器。
五年三月，禁民间兵器，犯者验多寡定罪。
十一年八月甲寅，弛河南军器之禁。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汉人持铁尺、手挝及杖之藏刃者，悉输于官。
二十六年五月，江西省言：吉赣、河南、广东、福建以禁兵弓矢，贼益发，乞依内郡例，许尉兵持弓矢，从之。
三十年二月，申严江南兵器之禁。
武宗至大二年十一月辛酉，申严汉人执弓矢、兵杖。
仁宗皇庆四年十一月庚寅，申禁汉人持弓矢、兵器田猎。
英宗至治二年正月甲戌，禁汉人执兵器出猎及习武艺。
王莽始建国二年，禁民不得夹弩铠，徙西海。
杨氏据淮南，禁民私畜兵器，盗贼益繁。御史台主薄京兆卢枢上言：“今四方分争，宜教民战，且善人畏法禁，而奸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盗也。宜团结民兵，使之习战，自卫乡里。”从之。
金太宗天会三年十一月辛卯，南路军帅司请禁契丹、奚、汉人夹兵器，诏勿禁。
元顺帝至元二年十一月辛未，禁弹弓、弩箭、神箭。
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汉人、南人、高而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者俱入官。
八月癸未，弛高丽人执持军器之禁，仍令乘马。戊子，汉人镇遏生蕃处亦开军器之禁。
五年四月己酉，申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军器、弓矢之禁。
六年五月癸丑，禁民间藏军器。
景泰二年八月辛巳，禁广东、福建。浙江等处军民之家不得私藏兵器，匿不首者，全家充军；造者本身与匠俱论死；其知情者亦连坐之。
禁饧
《宋书颜竣传》：“时岁旱民饥，竣上言：‘禁饧一月，息米近万斛。’”
禁车牛入都
後唐明宗长兴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请止绝车牛，不许于天津桥来往。
末帝清泰二年，御史中丞卢损请止绝天津桥车牛往来中道，两头下关，驾出即开。两旁之路士庶往来，其车牛并浮桥路往来。
《清波杂志》云：“旧说沛都细车前列数人，待水罐子旋洒路，过车以免埃壒蓬勃。”
禁牧马
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马。
延昌元年六月戊寅，通河南牝马之禁。
永乐元年七月丙戌，上谕兵部臣曰：“比闻民间马价腾贵，盖民不得私畜故也。汉文、景时，闾里有马千百为群，民有即国家之有，其榜谕天下，听军民皆畜马，官府不得禁。”又曰：“三五年後，庶几马渐番息，”
禁马
《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悉人官。敢匿与互市者罪之。
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巳，括天下马，一品二品官许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
禁大船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正月辛丑，诏曰：“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江南诸州民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
禁畜鹰鹞
魏高祖延兴五年四月，诏禁畜鹰鹞，开相告之制。
北齐文宣帝天保八年四月乙酉，诏公私禁取鹰鹞。
禁绢扇
《晋书》：安帝义熙元年五月癸未，禁绢
译《旧唐书·郑惟忠传》记载：“中宗即位，提拔郑惟忠担任黄门侍郎。当时朝廷商议禁止岭南地区首领家中蓄养牲畜和兵器，郑惟忠说：‘治理政事，不能改变当地的习俗。况且《吴都赋》中说：‘家家有鹤膝弩，户户有犀渠剑。如果禁止这些，难道不会引起惊扰吗？’于是这项禁令作罢。”
元世祖中统三年三月，元世祖告知各路，禁止民间私自藏匿军用器械。
中统四年二月，下诏规定私自制造军用器械的人处死。民间所有军用器械，不交给官府的，与私自制造同等论罪。
七月戊戌日，下诏解除河南沿边地区对军用器械的禁令。
至元元年二月，解除边境城池对军用器械的禁令。
隋文帝开皇十五年二月丙辰日，收缴天下的兵器。敢有私自制造的，依法惩处。关中沿边地区不在此例。禁止黄河以东地区骑马。
隋炀帝大业五年正月己丑日，规定民间的铁叉、搭钩、钻刃之类的器具，全部禁止。
宋太宗淳化二年闰二月丁亥日，下诏规定内外各军，除了木枪、弓弩箭之外，不得蓄养其他兵器。
淳化五年三月，禁止民间持有兵器，违犯者根据数量多少定罪。
淳化十一年八月甲寅日，解除河南地区对军用器械的禁令。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日，敕令中外，凡是汉人持有铁尺、手挝以及藏有刀刃的杖，全部交给官府。
至元二十六年五月，江西省报告说：吉州、赣州、河南、广东、福建因为禁止士兵持有弓矢，盗贼反而更加猖獗，请求依照内地郡县的例子，允许县尉士兵持有弓矢，朝廷批准了。
至元三十年二月，重申并严厉禁止江南地区持有兵器。
元武宗至大二年十一月辛酉日，重申并严厉禁止汉人持有弓矢和兵杖。
元仁宗皇庆四年十一月庚寅日，重申禁止汉人持有弓矢和兵器进行田猎。
元英宗至治二年正月甲戌日，禁止汉人持有兵器外出打猎以及练习武艺。
王莽始建国二年，禁止百姓携带弩机和铠甲，违犯者迁徙到西海。
杨氏占据淮南时，禁止百姓私自蓄养兵器，盗贼反而更加繁多。御史台主簿京兆人卢枢上书说：“现在四方分裂争夺，应当教导百姓作战，况且善良的人畏惧法令禁令，而奸民却玩弄干戈，这是想要停止武备反而招来盗贼。应当团结民兵，让他们练习作战，自卫乡里。”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金太宗天会三年十一月辛卯日，南路军帅司请求禁止契丹、奚、汉人携带兵器，下诏不予禁止。
元顺帝至元二年十一月辛未日，禁止弹弓、弩箭、神箭。
至元三年四月癸酉日，禁止汉人、南人、高丽人持有军用器械，凡是有马的都收归官府。
八月癸未日，解除高丽人持有军用器械的禁令，仍然允许他们骑马。戊子日，汉人镇守遏制生蕃的地方也解除对军用器械的禁令。
至元五年四月己酉日，重申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持有军用器械、弓矢的禁令。
至元六年五月癸丑日，禁止民间藏匿军用器械。
景泰二年八月辛巳日，禁止广东、福建、浙江等处的军民家中私自藏匿兵器，隐瞒不报的，全家充军；制造兵器的，本人和工匠都判死刑；知情者也连坐治罪。
禁止饴糖
《宋书·颜竣传》记载：“当时发生旱灾，百姓饥荒，颜竣上书说：‘禁止饴糖一个月，节省下来的米粮将近万斛。’”
禁止车牛进入都城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祐奏请禁止车牛，不允许在天津桥上来往。
后唐末帝清泰二年，御史中丞卢损奏请禁止车牛在天津桥中间道路往来，两端关闭，皇帝车驾出行时才打开。两旁道路供士人庶民往来，车牛都走浮桥道路。
《清波杂志》说：“旧时说沛都的小车前面排列几个人，拿着水罐子轮流洒水在路上，让过往的车子以免尘土飞扬。”
禁止牧马
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日，禁止河南地区蓄养母马。
延昌元年六月戊寅日，解除河南地区对母马的禁令。
永乐元年七月丙戌日，皇上告知兵部大臣说：“近来听说民间马价飞涨，大概是百姓不得私自蓄养马匹的缘故。汉文帝、汉景帝时，里巷中有马千百成群，百姓有的就是国家有的，应当榜文告知天下，听任军民都蓄养马匹，官府不得禁止。”又说：“三五年后，大概马匹会逐渐繁殖增多。”
禁止马匹
《元史·世祖纪》记载：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日，清查各路马匹，凡是色目人有马的，取三分之二，汉人的马全部收归官府。敢有隐匿或私下交易的，治罪。
至元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巳日，清查天下马匹，一品、二品官允许乘坐五匹马，三品官三匹，四品、五品官两匹，六品以下官员各一匹。
禁止大船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正月辛丑日，下诏说：“吴越之人沿袭旧弊习俗，所在之处私自制造大船，因此聚集勾结，导致侵害事件发生。江南各州民间有长度三丈以上的船，全部收归官府。”
禁止蓄养鹰鹞
魏高祖延兴五年四月，下诏禁止蓄养鹰鹞，开启互相告发的制度。
北齐文宣帝天保八年四月乙酉日，下诏禁止公私蓄养鹰鹞。
禁止绢扇
《晋书》记载：安帝义熙元年五月癸未日，禁止绢
扇及樗蒲。
禁番香
《广东通志》：“建文三年十一月，礼部为禁约事。奉圣旨：‘沿海军民私自下番，诱引蛮夷为盗，有伤良民，尔礼部出榜，去教首人知道，不问官员军民之家，但系番货，番香等物，不许存留贩卖。其见有者，限三个月销尽；三个月外，敢有仍前存留贩卖者，处以重罪。钦止。’除复奏外，今将圣旨事意备榜条陈，前去张挂，仰各遵守施行，须至榜者。一，祈神拜佛所烧之香止用我国松香、柏香、枫香、黄连香、苍术香、蒿桃香水之类，或合成为香，或为末，或各用，以此为香，以表诚敬，盖上香之说，上古本无降神之礼，焚萧艾以展其诚。近代凡有祷祈，事主升坛，动辄然香在前。为何？恐人身垢秽。香不过辟秽气而已，何必取外番之香以为香？只我中国诸药中有馨香之气者多，设使合和成料，精致为之，其名曰某香、某香，以供降神祷祈用，有何不可？一，茶园马牙香虽系两广土产，其无籍顽民多有假此为名者，夹带番香货卖。今後止许本处烧用，不许将带过岭，违者一体治罪。一，檀香、降真茄兰木香、沉香、乳香、速香、罗斛香、粗柴香、安息香、乌香、甘麻然香、光香、生结香，并书名，不书番香，军民之家并不许贩卖存留，见有者许三个月销尽。”
译扇子以及樗蒲赌具。
禁止番香
《广东通志》记载：“建文三年十一月，礼部为了禁约之事。奉圣旨：‘沿海地区的军民私自出海前往番邦，引诱蛮夷成为盗贼，伤害了善良百姓，你礼部要出榜告示，让教首之人知晓，不论官员还是军民家庭，只要是番货、番香等物品，都不允许存留贩卖。目前持有的，限三个月内销尽；三个月后，敢有仍然存留贩卖的，处以重罪。钦此。’除了再次上奏之外，现在将圣旨的意思详细列在榜文上，前去张贴，仰仗各人遵守施行，必须出榜。第一，祈祷神灵拜佛所烧的香，只使用我国的松香、柏香、枫香、黄连香、苍朮香、蒿桃香水之类，或者混合制成香，或者制成粉末，或者分别使用，以此作为香，以表达诚敬。因为关于上香的道理，上古本来没有降神的礼仪，焚烧萧艾来展现诚意。近代凡是祈祷，事主登上祭坛，动不动就在前面点燃香。为什么？恐怕人身上的污垢秽气。香不过是驱除秽气罢了，何必取用外番的香作为香？只要我国各种药物中有芳香气息的很多，假使混合制成香料，精心制作，命名为某香、某香，以供降神祈祷使用，有什么不可以？第一，茶园马牙香虽然是两广的土产，但无籍的顽民多借此名义，夹带番香贩卖。今后只允许本地烧用，不允许携带过岭，违者一律治罪。第一，檀香、降真香、茄兰香、木香、沉香、乳香、速香、罗斛、粗柴香、安息香、乌香、甘马然香、光香、生结香，以及书名，不写番香，军民家庭都不允许贩卖存留，目前持有的允许三个月内销尽。”
《困学纪闻》：“取萧祭脂，曰‘其香始升，为酒为醴’。曰‘有泌其香’。古所谓香者如此。韦雕《五礼精义》云：‘祭祀用香，今古之礼并无其文。《隋志》曰：梁天监初，何佟之议：郁鬯萧光，所以达神，与其用香，其议一也。考之殊无依据，开元《开宝礼》不用。’”
《实录》：“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甲寅，禁民间用番香、番货。先是，上以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唯琉球、真腊、暹罗许人贡，而沿海之人往往有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市。命礼部申严禁绝之。敢有私下诸番以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个月销尽，民间祷祀，止用松香，柏香、枫香、桃香诸香，违者罪之，其两广所产香木，听彼土人自行检用，亦不许越岭货卖，盖虑其杂市番香，故并及之。”
永乐十四年十一月，禁交趾、安息诸香不得出境
禁卖室石
《元史脱欢传》：上疏言：“国以善为宝，凡子女玉帛、羽毛齿革、珍禽奇兽之类，皆丧德丧志之具，今复回回诸色人等，不许资主人卖，以虚国用。违者罪而没之，如此则富商大贾无所施其奸伪，而国用有蓄积矣。”
禁瓷器
《实录》：“正统三年十二月丙寅，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宫样青花自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
“十二年九月戊戌，禁约两京及江西、河南、湖广、甘肃、大同、辽东沿途驿递镇店军民客商人等，不许私将自地青花瓷器卖与外夷使臣。”
“十二月甲戌，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命都察院榜谕其处，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资，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
禁茶
《金史》：泰和五年，尚书省奏：“茶，饮食之馀，非必用之物。比岁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是以有用之物而易无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财弥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不应食者，以斤两定罪赏。
元光二年，省臣奏：“金币、钱谷，世不可一日缺者也，茶本出于宋地，非饮食之急，而自昔商贾以金帛易之，是徒耗也。泰和间，尝禁止之。後以宋人求和，乃罢。兵兴以来，复举行之，然犯者不少衰，而边民又窥利，越境私易，恐因泄军情，或盗贼入境。今河南、陕西凡五十馀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值银二两，是一岁之中妄费民财三十馀万也，奈何以有用之货而资敌乎？”乃制亲王，公主现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卖馈，馀人并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赏宝钱一万贯。
禁酒
《周书酒诰》：“厥或告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百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触乃事，时同于杀。’”
景帝中元三年，夏旱，禁酤酒。
後元年夏，令民得酤酒。
宣帝时，复禁民酤。
汉兴，有酤酒之禁，其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
後汉和帝永元十六年三月，诏兖、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伤稼，禁酤酒。
顺帝汉安二年十月丙午，禁酤酒。
桓帝永兴二年九月，诏曰：“朝政失中，云汉作旱，川灵涌水，蝗螽挛蔓。残我百谷。太阳亏光，饥馑荐臻。其不被害郡县，当为讥馁者储，天下一家，趣不糜烂，则为国宝。其禁郡国不得卖酒，祠祀裁定。”
献帝建安中年，饥兵兴，曹公表制禁酒。
蜀先主时，以天旱禁酒，酿者有刑。
晋孝武帝大元八年十二月庚午，以寇难，敕平、开酒禁。
安帝隆安五年，以岁饥禁酒。
义熙三年二月己丑，大赦，除酒禁。
《抱朴子》曰：“曩者既年荒谷贵，人有醉者相杀，牧伯因此辄有酒禁，严令重申，官司搜索，收执榜询
译《困学纪闻》说：“取萧草祭祀油脂，说‘香气开始上升，作为酒和甜酒’。说‘有泌出的香气’。古代所说的香就是这样。韦雕《五礼精义》说：‘祭祀用香，古今的礼制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隋书·经籍志》说：梁天监初年，何佟之议论：郁鬯和萧草的光气，是用来通达神灵的，这与使用香气的议论是一致的。考察起来完全没有依据，开元《开宝礼》不使用。’”
《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甲寅日，禁止民间使用番香、番货。在此之前，皇上认为海外各夷族多欺诈，断绝了与他们的往来，只允许琉球、真腊、暹罗朝贡，而沿海的人往往私下与诸番贸易香货，因而引诱蛮夷做买卖。命令礼部申明严禁断绝。敢有私下与诸番互市的人，必定处以重法，凡是番香、番货都不允许贩卖，现有的，限定三个月内销尽，民间祈祷祭祀，只使用松香、柏香、枫香、桃香等香，违者治罪，两广所产的香木，听任当地人自行检用，也不允许越岭贩卖，大概是担心混杂番香，所以一并涉及。”
永乐十四年十一月，禁止交趾、安息等香不得出境。
禁止售卖室石。
《元史·脱欢传》：上疏说：“国家以善为宝，凡是子女玉帛、羽毛齿革、珍禽奇兽之类的东西，都是丧失德行、丧失志向的工具，现在又禁止回回等各类人等，不许资助主人售卖，以免虚耗国家用度。违者治罪并没收财产，这样富商大贾就无法施展他们的奸伪，而国家用度就有积蓄了。”
禁止瓷器。
《实录》记载：“正统三年十二月丙寅日，命令都察院出榜，禁止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宫样青花自地瓷器，在各处售卖，以及馈送给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贬谪戍守口外。”
“十二年九月戊戌日，禁约两京及江西、河南、湖广、甘肃省、大同、辽东沿途驿递镇店军民客商等人，不许私自将自地青花瓷器卖给外夷使臣。”
“十二月甲戌日，禁止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命令都察院出榜晓谕那里，有敢仍然冒犯前禁的，首犯凌迟处死，没收其家资，成年男子充军边卫。知情而不告发的连坐。”
禁止茶。
《金史》：泰和五年，尚书省上奏：“茶，是饮食之余，不是必须用的东西。近年上下竞相饮茶，农民尤其严重，市井茶肆相连，商旅大多用丝绢换茶，每年花费不下百万，这是用有用的东西换无用的东西。如果不禁止，恐怕耗费钱财更加严重。”于是命令七品以上官员，其家才允许喝茶，仍然不得售卖及馈献；不应喝茶的人，按斤两定罪赏罚。
元光二年，省臣上奏：“金币、钱谷，世间不可一天缺少的东西，茶本出于宋地，不是饮食的急需，而自古以来商贾用金帛换它，这是徒然耗费。泰和年间，曾经禁止。后来因为宋人求和，才废除。战争兴起以来，又实行禁止，然而犯法的人没有减少，而边民又窥探利益，越境私换，恐怕因此泄露军情，或者盗贼入境。现在河南、陕西共五十多个郡，每个郡每天吃茶大约二十袋，每袋值银二两，这是一年中妄费民财三十多万，怎么能用有用的货物资助敌人呢？”于是规定亲王、公主、现任五品以上官员，素来积蓄的保留，禁止不得售卖馈送，其余人都禁止。犯法的人徒刑五年，告发的人赏宝钱一万贯。
禁止酒。
《周书·酒诰》：“如果有报告说：‘群饮，你不要放纵，全部拘捕押解到周，我要杀他们！又只有殷朝的引导诸臣，百官沉湎于酒，不要杀他们，姑且只教育他们，有这些明明的享祭。如果不采用我的教辞。只有我一人不体恤，不触犯你的事，这与杀相同。’”
景帝中元三年，夏天干旱，禁止卖酒。
后元年夏天，命令百姓可以卖酒。
宣帝时，又禁止百姓卖酒。
汉朝兴起，有卖酒的禁令，其律法：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
后汉和帝永元十六年三月，诏令兖、豫、徐、冀四州，近年雨水多伤害庄稼，禁止卖酒。
顺帝汉安二年十月丙午日，禁止卖酒。
桓帝永兴二年九月，诏令说：“朝政失去中道，云汉出现干旱，川灵涌水，蝗虫蔓延。残害我的百谷。太阳亏光，饥荒接连到来。那些没有受害的郡县，应当为讥馁者储存，天下一家，赶快不糜烂，就是国宝。禁止郡国不得卖酒，祭祀裁定。”
献帝建安中年，饥荒战争兴起，曹表制定禁令禁止酒。
蜀先主时，因为天旱禁止酒，酿酒的人有刑罚。
晋孝武帝大元八年十二月庚午日，因为寇难，敕令平、开酒禁。
安帝隆安五年，因为岁饥禁止酒。
义熙三年二月己丑日，大赦，废除酒禁。
《抱朴子》说：“过去既年荒谷贵，有人醉酒后互相杀害，牧伯因此就有酒禁，严令重申，官司搜索，收捕拷问。”
者相属，制鞭而死者大半。防之弥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酿，油囊怀酒，民之好此，可谓笃矣。又临民者虽设其法，而不能自断斯物，缓己急人，虽令不从，弗躬弗亲，庶民弗信。以此而禁，禁安得止？治卖之家废业则困，遂修饰赂遗，依凭权右，所属吏不敢问，无力者独止，而有势者擅市，张炉专利，乃更倍售，从其酤卖，公行靡惮。法轻利重，安能免乎哉？”
译接连不断，因制作酒鞭而死去的人占了一半。防范的措施越严厉，触犯禁令的人就越多，以至于有人挖地窖酿酒，用油囊藏酒，百姓对酒的喜好，可以说是非常深厚了。又何况治理百姓的人虽然设立了法令，却不能自己戒除这种嗜好，宽待自己而苛求他人，即使有法令也不被遵从，不亲身示范，百姓就不会信服。用这样的方式去禁止，禁令怎么能停止呢？治理卖酒的人，如果让他们停业就会陷入困境，于是他们修饰礼物进行贿赂，依仗有权势的人，所属的官吏不敢过问，没有势力的人只能停止，而有势力的人却垄断市场，公开设炉专营，反而加倍出售，任由他们买卖，公然行事毫无畏惧。法令轻而利益重，怎么能避免这种情况呢？
前赵刘曜，命民季秋农功毕，乃听饮酒。
後赵石勒，以民始复业，资储未丰，于是重制禁酿，郊祀宗庙皆用醴酒，行之数年，无复酿者。
宋太祖元嘉十二年夏六月，断酒。时扬州诸郡大水，扬州西曹主簿沈亮以为酒糜谷，而不足疗饥，请权禁止。诏从之。
二十一年正月己亥，南徐南豫州、扬州之浙江、江西并禁酒。
二十二年九月乙未，开酒禁。
南齐武帝永明十一年五月，诏曰：“水旱成灾，谷稼伤弊，京师二县诸方始熟，可权断酒。
魏文成帝太安四年正月丙午，始设酒禁，酿酤饮者皆斩之。是时年谷屡登，士民多因酒酗讼，或议国政，故一切禁之。
献帝即位，开酒禁，吉凶宾亲各有程日。
正光後，国用不足，有司奏断百官常给之酒，计一岁所省米五万三千五十四斛九斗，蘖谷六千九百六十斜，面三十万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时郊庙，百神群把，依式供营。远善客使，不在限断。
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闰九月，禁京师酤酒。元象元年四月，开酒禁。
北齐武成帝河清四年二月王申，以年谷不登，禁酤酒。
後主天统五年十月王戌，诏禁造酒。
武平六年闰八月辛巳，开酒禁。
後周武帝保定二年二月癸丑，以久不雨，京城三十里内禁酒。
唐高祖武德二年闰月，诏曰：“酒醪之用，表节制于欢娱；刍豢之滋，致肥甘于丰衍。然而沉涸之辈，绝业亡资；情窳之民，骋嗜奔欲。方今烽燧尚警，兵革未宁，年数不登，市肆腾贵，趋末者众，浮沉尚多。肴羞曲蘖，重增具费。救弊之术，要在权宜。关内诸州官民，俱断屠酤。”
《通典》：唐贞观六年，诏曰：“比年丰稔，闾里无事，乃有堕业之人，不顾家产，朋游无度，酣宴是耽，危身败德，咸由于此。自非澄源正本，何以革兹敝俗？可先录《乡饮酒礼》一卷，颁行天下。每年令州县官长，亲率长幼，依礼行之。庶乎人识廉耻，时知敬让。”
高宗咸亨元年七月庚戌，以粟麦贵，断酤酒。
玄宗开元二年十一月，以岁饥，禁京城酤酒。
肃宗乾元元年三月辛卯，诏曰：“为政之本，期于节用。今农功在务，廪食未优，比闻京城之中，酒价尤贵，但以曲蘖之费有损国储，游情之徒益资废业。其京城内酤酒即宜禁断。麦熟之後，任依常式。”
二年十月，禁酤酒，除光禄供进祭把及宴善客外，一切禁断。
代宗宝应二年三月，以泰陵、乾陵发引，诏禁酣酒。
广德二年十二月，诏天下州县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除此之外，不问官私，一切禁止。
辽兴宗时，禁职官不得擅造酒糜谷。有婚祭者，司给文始听。
金熙宗天会十三年正月甲戌，诏公私禁酒。海陵正隆五年，禁朝官饮酒，犯者死。三国人使燕饮者罪。
六年，判大宗正徒单贞、益都尹京、安武军节度使爽、金吾卫上将军阿速饮酒，以近属故，杖贞七十，炼皆杖百。
世宗大定十四年，诏猛安谋克之民，今後不许杀生祈祭。若遇节辰及祭天日，许得饮会。自二月至八月终并禁绝饮燕，不许赴会他所，恐妨农功，虽闲月，亦不许痛饮。犯者抵罪。
十八年三月乙已，命戌边女真人，遇祭祀、婚嫁、节辰，许自造。
二十九年十二月戊戌，禁宫中上直官及承应人毋得饮酒。
《金史梁肃传》：肃为大兴尹，上疏言：“自汉武帝用桑弘羊，始立榷酤法。民间粟麦岁为酒所耗者十常二三，宜禁天下酒曲。自京师及州郡官务，仍旧不得酤贩出城，其县镇乡村，权行停止。”不报。
哀宗天兴二年九月，禁公私酿酒。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以冬无雨雪，春泽未降，遣使问便民之事于翰林国史院。耶律铸、姚枢、王磐、窦默等曰：“足食之道，惟在节用糜谷之多，无逾醒醴曲蘖。况自周、汉以来，尝有明禁，祈赛神社，费亦不赀，宜一切禁止，”从之。
五月癸已，申严大都酒禁。犯者籍其家赀，散之
译前赵刘曜，命令百姓在季秋农事结束后，才允许饮酒。
后赵石勒，因为百姓刚开始恢复生产，物资储备还不丰富，于是制定严厉的法令禁止酿酒，郊外祭祀和宗庙祭祀都使用甜酒，实行几年后，再也没有酿酒的人了。
宋太祖元嘉十二年夏六月，禁止饮酒。当时扬州各郡发生大水灾，扬州西曹主簿沈亮认为酿酒浪费粮食，而且不能用来充饥，请求暂时禁止酿酒。皇帝下诏同意了他的请求。
二十一年正月己亥日，南徐州、南豫州以及扬州的浙江、江西地区都禁止酿酒。
二十二年九月乙未日，解除酒禁。
南齐武帝永明十一年五月，下诏说：“水旱灾害造成灾荒，谷物庄稼受损，京城两个县和各地刚刚成熟，可以暂时禁止酿酒。”
魏文成帝太安四年正月丙午日，开始设立酒禁，酿酒、卖酒和饮酒的人都被处死。当时连年丰收，士人和百姓多因酗酒而诉讼，或者议论国家政事，所以全面禁止饮酒。
献帝即位后，解除酒禁，吉凶喜庆和宾客亲友都有规定的日期。
正光年间以后，国家用度不足，有关部门奏请停止百官常例供给的酒，计算一年节省米五万三千五百零四斛九斗，酿酒用的曲谷六千九百六十斜，面粉三十万五百九十九斤。四季郊庙祭祀，百神群祀，按照制度供应。远方善意的客人使者，不在限制范围内。
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闰九月，禁止京城卖酒。元象元年四月，解除酒禁。
北齐武成帝河清四年二月壬申日，因为当年谷物歉收，禁止卖酒。
后主天统五年十月壬戌日，下诏禁止酿酒。
武平六年闰八月辛巳日，解除酒禁。
后周武帝保定二年二月癸丑日，因为长时间不下雨，京城三十里内禁止饮酒。
唐高祖武德二年闰月，下诏说：“酒醪的使用，在欢娱中体现节制；肉类等食物的滋养，在丰饶中带来肥甘。然而沉迷酒色的人，断绝生计，丧失资财；性情懒惰的百姓，放纵嗜好，追逐欲望。如今边防警报尚未解除，战争还未平息，连年歉收，市场物价飞涨，追求末业的人众多，游手好闲的人尚多。菜肴和曲蘖，大大增加了费用。挽救弊端的办法，关键在于权宜之计。关内各州的官员和百姓，都禁止屠宰和卖酒。”
《通典》记载：唐贞观六年，下诏说：“近年丰收，乡里无事，却有荒废本业的人，不顾家产，结伙游玩没有节制，沉溺于酣饮宴乐，危害自身败坏道德，都由此产生。如果不澄清源头、端正根本，怎么能革除这种弊俗？可以先抄录《乡饮酒礼》一卷，颁布天下。每年让州县长官，亲自率领老少，依照礼仪执行。希望人们懂得廉耻，时常知道恭敬谦让。”
高宗咸亨元年七月庚戌日，因为粟麦昂贵，禁止卖酒。
玄宗开元二年十一月，因为当年饥荒，禁止京城卖酒。
肃宗乾元元年三月辛卯日，下诏说：“为政的根本，在于节约用度。如今农事正忙，粮仓储备不充裕，近来听说京城之中，酒价尤其昂贵，只是因为曲蘖的费用损害国家储备，游手好闲的人更加助长荒废本业。京城内卖酒应当禁止。麦子成熟之后，任凭依照常规制度。”
二年十月，禁止卖酒，除了光禄寺供给祭祀和宴请善意的客人外，一切禁止。
代宗宝应二年三月，因为泰陵、乾陵发引，下诏禁止酣饮。
广德二年十二月，下诏天下州县各自酌情确定卖酒户，按月纳税。除此之外，不问官私，一切禁止。
辽兴宗时，禁止官员擅自酿酒浪费粮食。有婚嫁祭祀的，由官府发给文书后才允许。
金熙宗天会十三年正月甲戌日，下诏禁止公私酿酒。海陵王正隆五年，禁止朝官饮酒，违犯者处死。三国人使燕饮酒的治罪。
六年，判大宗正徒单贞、益都尹、安武军节度使爽、金吾卫上军阿速饮酒，因为是近亲的缘故，杖打徒单贞七十下，其他人杖打一百下。
世宗大定十四年，下诏猛安谋克的百姓，今后不允许杀生祈祭。如果遇到节日和祭天日，允许饮酒聚会。从二月到八月终都禁止饮酒宴乐，不允许前往其他地方聚会，恐怕妨碍农事，即使是闲月，也不允许痛饮。违犯者治罪。
十八年三月乙巳日，命令戍边的女真人，遇到祭祀、婚嫁、节日，允许自己酿酒。
二十九年十二月戊戌日，禁止宫中值班官员及承应人饮酒。
《金史梁肃传》记载：梁肃担任大兴尹，上疏说：“自从汉武帝任用桑弘羊，开始设立榷酤法。民间粟麦每年被酒消耗的十分之二三，应当禁止天下酒曲。从京城到州郡官营酒务，依旧不得将酒贩运出城，其县镇乡村，暂时停止。”没有答复。
哀宗天兴二年九月，禁止公私酿酒。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因为冬天没有雨雪，春天雨水未降，派遣使者向翰林国史院询问便民之事。耶律铸、姚枢、王磐、窦默等人说：“充足食物的方法，只在于节约浪费粮食多的东西，没有超过酒和曲蘖的。况且从周、汉以来，曾有明确禁令，祈求祭祀神社，费用也不菲，应当一切禁止。”皇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五月癸巳日，重申严令大都酒禁。违犯者没收家产，分散给他人
贫民。
十五年四月，以时雨露沾足，稍弛酒禁。民之衰疾饮药者，官为酝酿，量给之。
译贫民。
十五年四月，因为当时雨水和露水充足，稍微放宽了禁酒令。百姓中体弱多病需要饮酒服药的人，官府为他们酿造，按量供给。
十一月甲午，开酒禁。
十八年三月，禁甘肃瓜沙等州酒。
十九年十月，禁大都及山北州郡酒。
二十年四月，申严酒禁。有私造者，财产女子没入官，犯人配役。
九月辛未，以岁登，开诸路酒禁。
二十二年正月，诏禁私酒。
二十四年九月，以西凉平滦路饥，禁酒。
二十六年七月丙午，禁平地、忙安仓酿酒，犯者死。
九月戊申，弛酒禁。
二十八年三月，严酒禁。
至元二十二年八月，罢榷酤。初，民间酒听自造，米一石官取钞一贯，卢世荣以官钞五万锭，立榷酤法，米一石取钞十贯，增旧十倍。至是，罢榷酤，听民自造，增课钞一贯为五贯。
至元十四年五月，诏曰：“汉赐大酺，岁有常数；周申文诰，饮有戒无彝，况糜谷者莫甚于斯，崇饮者刑则无赦。近缘春旱，朝议上陈，官禁市酤，以丰民食。朕详来奏，实为腆民。可自今年某月日，民间无得酝造酒醴，俾暴殄天物，重伤时和。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成宗大德五年十月丙戌，以岁讥，禁酿酒。
十一月，诏谕中书：“近因禁酒，闻年老需酒之人有豫市而储之者，其无酿具者勿问。”
七年十二月乙酉，弛京师酒课，许贫民酿酒。
九年正月王申，弛大都酒禁。
武宗至大元年，编者按，当为成宗大德十一年九月，是年正月，成宗崩；五月，武宗即位，明年改元至大。中书省言杭州一郡，岁以酒糜米麦二十八万石，禁之便。河南、益州亦宜禁之。制可。
至大二年二月甲戌，弛中都酒禁。
十月辛酉，弛酒禁，立酒课提举司。（许有壬《宿栾河望白海行宫诗》云：圣恩疏酒令，暂得醉歌同。注云：“时有旨特放滦河酒禁。）
禁种糯
《太祖实录》：戊戌年十二月，下令禁酒。丙午年二月，下令禁种糯。其略曰：“予自创业江左，十有二年，德薄才菲，惧弗胜任。但以军国之费，不免科征于民，而吾民效顺，乐于输赋，固为可喜。然竭力畎亩，所出有限，而过取之重，心甚悯焉。故凡有益于民者，必力行而申告之。曩以民间造酒醴，糜米麦，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麦价稍平，予以为颇有益于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得也。其令农民今岁无得种糯，以塞造酒之源。欲得五谷丰积而价平，吾民得所养，以乐其生，庶几养民之实也。”
赐酒献酒
金章宗承安元年，敕有司以酒万尊置通衢，赐民纵饮。
九月癸未，都人进酒三千一百瓶，诏以赐北边军吏。
禁凿石
後汉顺帝永建四年二月戊戌，诏以民人山凿石，发泄藏气，敕有司检察，所当禁绝，如建武、永平故事。
禁发冢
魏高宗太安四年十月甲戌，北巡至阴山，有故冢毁废。诏曰：“昔姬文葬枯骨，天下归仁。自今有穿毁葬陇者，斩之。”
禁毁淫祠
《汉桓帝纪》：“延嘉八年四月丁丑，坏郡国诸房祀。”
《後汉书》：“栾巴为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尝破赀产以祈祷，巴素有道术，能役鬼神，乃悉毁坏房祠，剪理奸诬。（房祀谓为房堂而祀。）于是妖异自消，百姓始颇为惧，终皆安之。”
《晋书载记》：“石勒禁州郡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兴云致雨，有益于百姓者，郡县更为立祠堂，植嘉树，准岳读以下为差等。”
《宋书武帝纪》：永初二年四月己卯，诏曰：“淫祠惑民费财，前典所绝，可并下在所，除诸房庙。其先贤及以勋德立词者，不在此例。”
《南史上神念传》：“梁时为青、冀二州刺史，性刚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祀。时青州东北有石鹿山，临海，先有神庙，妖巫欺惑百姓，远近祈祷，糜费极多。及神念至，便令毁撤，风俗遂改。”
《宋书礼志》：“城阳国人以刘章有功于汉，为之立祠，青州诸郡转相仿效，济南尤甚。至魏武帝为济南相，皆毁绝之。及秉大政，普加除剪，世之淫祠遂绝。至文帝黄初五年
译十一月甲午日，解除酒类禁令。
十八年三月，禁止甘肃、瓜州、沙州等州的酿酒。
十九年十月，禁止大都及山北地区各州郡的酿酒。
二十年四月，重申并严格酒类禁令。有私自酿造者，其财产和妻女没收归官，罪犯发配服役。
九月辛未日，因年成丰收，解除各路地区的酒类禁令。
二十二年正月，下诏禁止私酿酒。
二十四年九月，因西凉、平滦路发生饥荒，禁止酿酒。
二十六年七月丙午日，禁止在平地、忙安仓酿酒，违者处死。
九月戊申日，放宽酒类禁令。
二十八年三月，严格酒类禁令。
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停止酒类专卖。起初，民间允许自行酿酒，每石米官府收取一贯钞；卢世荣用五万锭官钞，设立酒类专卖法，每石米收取十贯钞，比旧制增加了十倍。至此，停止酒类专卖，允许民间自行酿酒，将税额从一贯增加到五贯。
至元十四年五月，下诏说：“汉朝赐予百姓大酺，每年有固定的次数；周朝发布文诰，饮酒有警戒而无常例，况且浪费谷物没有比酿酒更严重的了，崇尚饮酒的人即使受刑也不赦免。近来因为春季干旱，朝廷商议上奏，官府禁止市场卖酒，以丰富百姓的食物。我详细审阅奏章，确实是为了厚待百姓。可以从今年某月某日起，民间不得酿造酒醴，以免暴殄天物，严重伤害时运和谐。特此诏示，想必应当知晓。”
成宗大德五年十月丙戌日，因年成歉收，禁止酿酒。
十一月，下诏告知中书省：“近来因为禁止酿酒，听说年老需要饮酒的人有预先购买并储存的，那些没有酿酒器具的人不予追究。”
七年十二月乙酉日，放宽京师的酒税，允许贫民酿酒。
九年正月王申日，解除大都的酒类禁令。
武宗至大元年，编者按：应为成宗大德十一年九月，这一年正月，成宗去世；五月，武宗即位，第二年改元至大。中书省上言杭州一郡，每年因酿酒浪费米麦二十八万石，禁止酿酒有利。河南、益州也应当禁止。皇帝批准。
至大二年二月甲戌日，解除中都的酒类禁令。
十月辛酉日，放宽酒类禁令，设立酒课提举司。（许有壬《宿栾海望白海行宫诗》云：圣恩放宽酒令，暂得醉歌同。注云：“当时有旨特放宽滦河酒类禁令。”）
禁止种植糯米
《太祖实录》：戊戌年十二月，下令禁止酿酒。丙午年二月，下令禁止种植糯米。其大意说：“我自从在江东创业，已有十二年，德行浅薄，才能菲薄，担心不能胜任。但因军国费用，不免向百姓征收赋税，而我的百姓顺从，乐于缴纳赋税，固然可喜。然而尽力耕作，产出有限，如果过度征收，我心里非常怜悯。所以凡是对百姓有益的事，必定努力实行并宣告。过去因为民间酿酒，浪费米麦，所以实行禁酒令。今年春天米麦价格稍平，我认为这对百姓颇有益处，但不堵塞源头，而想遏制水流，是做不到的。命令农民今年不得种植糯米，以堵塞酿酒的源头。想要五谷丰登且价格平稳，我的百姓得到供养，以安乐生活，这才是养育百姓的实质。”
赐酒献酒
金章宗承安元年，敕令有关部门将一万樽酒放在通衢大道上，赐给百姓纵情畅饮。
九月癸未日，都城百姓进献酒三千一百瓶，下诏赐给北边军吏。
禁止凿石
后汉顺帝永建四年二月戊戌日，下诏因百姓入山凿石，发泄藏气，敕令有关部门检察，应当禁止杜绝，如同建武、永平年间的旧例。
禁止发掘坟墓
魏高宗太安四年十月甲戌日，向北巡视至阴山，有旧坟墓毁坏废弃。下诏说：“从前姬文埋葬枯骨，天下归附仁德。从今以后，有穿掘毁坏坟墓的人，斩首。”
禁止毁坏淫祠
《汉桓帝纪》：“延嘉八年四月丁丑日，拆毁郡国各处的淫祠。”
《后汉书》：“栾巴任豫章太守，郡内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费财产来祈祷，栾巴素有道术，能役使鬼神，于是全部毁坏淫祠，剪除奸诈诬妄。（淫祠指为淫祀而建的堂屋。）于是妖异自然消除，百姓起初颇为恐惧，最终都安定下来。”
《晋书载记》：“石勒禁止州郡各祠堂中不符合正典的，都予以废除。那些能兴云致雨，对百姓有益的，郡县另外建立祠堂，种植嘉树，参照岳渎以下作为差等。”
《宋书武帝纪》：永初二年四月己卯日，下诏说：“淫祠迷惑百姓浪费钱财，前代典籍所禁止，可一并下达所在地方，清除各淫祠。那些先贤以及因功勋德行而立祠的，不在此例。”
《南史王神念传》：“梁朝时任青、冀二州刺史，性格刚正，所经过的州郡，必定禁止淫祀。当时青州东北有石鹿山，濒临大海，先前有神庙，妖巫欺骗迷惑百姓，远近祈祷，浪费极多。等到王神念到任，便命令毁撤，风俗于是改变。”
《宋书礼志》：“城阳国人因为刘章对汉朝有功，为他立祠，青州各郡转相仿效，济南尤其严重。等到魏武帝任济南相，都毁坏断绝。等到掌握大政，普遍加以清除剪除，世间的淫祠于是断绝。到文帝黄初五年
十一月，诏曰：‘先王制祠，所以昭孝事祖，大则郊社，其次宗庙，三辰五行，名山川泽，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代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礼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为令。’明帝青龙元年，又诏：‘郡国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祀。’”
译十一月，皇帝下诏说：“先王制定祭祀制度，是为了彰显孝道、侍奉祖先，大的有郊祀和社祀，其次有宗庙祭祀，还有日月星辰、五行、著名的山川湖泽，不属于这些类别的，不在祭祀典制之中。后代衰微混乱，过分迷信巫师和史官，以至于宫殿之内，门窗之间，没有不洒酒祭奠的，他们的迷惑太严重了！从今以后，如果有人敢设立不合礼制的祭祀，听信巫祝的言论，都按执迷左道论处，将此定为法令。”明帝青龙元年，又下诏说：“郡国中不在祭祀典制里的山川，不要祭祀。”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诏：“昔圣帝明王，修五岳四读名山川泽，各有定制，所以报阴阳之功，而当幽明之道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也。故祝史荐而无愧词，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氏信道不笃，潜礼渎神，纵欲祈请，曾不敬而远之，徒偷以求幸，妖妄相煽，舍正为邪，故魏朝疾之。其按旧礼，具为之制，使功著于人者，必有其报；而妖淫之鬼，不乱其间。”
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厉殃及攘祠。”诏曰：“不在词典，除之。”
宋武帝永初二年四月，诏：“淫词自蒋子文以下，皆除之。其先贤及以勋德立祠者，不在此例。”普禁淫祠，由是蒋子文以下祠并皆毁绝。孝武孝建初，更修起蒋山词，所在山川渐皆修复。明帝立九州庙于鸡笼山，大聚群神。蒋侯，宋代稍加爵，位至相国、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殊礼钟山王。苏侯膘骑大将军。四方诸神威加爵秩。
魏肃宗神龟二年十二月，诏除淫祠，焚诸杂神、于文之庙。
《旧唐书狄仁杰传》：“为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抚使。吴楚俗多淫祠，仁杰奏毁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吴太伯，季礼，伍员四祠。”
《于頔传》：“为苏州刺史，吴俗事鬼。頔疾其淫祠废生业，神字皆撤去，唯太伯、伍员等三数庙存焉。
《宋史陈希亮传》：以殿中丞知鄠县。毁淫祠数百区，勒巫为农者七十馀家。
《太原志》：秦伟，三原人。正德中，为山西参政，毁淫祠百余区，凡佛像、圣母及大山，二郎，无孑遗者。
林俊为云南副使，滇崇释，信鬼。鹤庆玄化寺，称有话佛，岁时士女会集，争以金泥其面。後按部至，焚之，得金数百两，输之官。毁淫祠三百六十区，所在学宫敝，以其材修之。
（原按：以上原误，删去待补）王沈《魏书》：“初，城阳景王刘章以有功于汉，故其国为立祠，青州诸郡转相仿效，济南尤甚，至五百余祠。贾人或假二千石舆服，导从作乐，奢侈日甚，民坐穷困，历世长吏无敢禁绝者。太祖（太祖，曹操，为济南相。）到，皆毁坏祠屋，止绝官吏民不得祀祠。及至秉政，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祠由此遂绝，”
《抱朴子》：“第五公诛除妖道，而既寿且贵。宋庐江罢绝山祭，而福禄永终。文翁破水灵之庙，而身吉民安。魏武禁淫祠之俗，而洪庆来假。”
《华阳国志》：王浚为益州刺史。“蜀中山川神祠皆种松柏，浚以为非礼，皆废坏烧除，取其松柏为舟船，唯不毁禹王词及汉武帝祠。又禁民作巫咒。于是蜀无淫祀之俗。”
奴告主
糊书任城王澄传》：“除都督淮南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扬州刺史。下车，封孙叔敖之墓，毁蒋子文之庙。卒告其将，奴婢告其主，凡以禁奸，好愈甚。”
《旧唐书张镒传》：“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建中三年正月，太仆卿赵纵为奴当千发其阴事，纵下御史台，留当千于内侍省。镒上疏论之曰：‘伏见赵纵为奴所告下狱，人皆震惧，未测圣情。贞观二年，太守谓侍臣曰：比有奴告其主谋逆，此极弊法，特须断决。假令有谋反者，必不独成，自有他人论之，岂藉其奴告也？自今以往，奴告主者皆不许受，便令决杀。由是贱不得干贵，下不得陵上，教化之本既正，悖乱之渐不生，为国之经，百代难改，今纵非叛逆，奴实奸凶；奴在禁中，纵独下狱，考之于法，或恐未正。臣叨居股肱，职在匡弼。斯是大体，敢不极言。伏乞圣慈，纳臣愚恳。’上深纳之，纵左贬循州司马，当千杖杀之。”
《大唐新语》：“则天朝，奴婢多通外人，辄罗告其主，以求官赏。润州刺史窦孝湛妻庞氏，为其奴所告夜醮，敕御史薛季旭推之。季旭言其咒诅，草状以闻，先于玉阶涕泣不自胜，曰：‘庞氏事状，臣子所不忍言。’则大纳之。迁季旭给事中，庞弃市。将就刑，庞男希瑊诉冤于侍御史徐有功，有功览状曰：‘正当枉状，停决。’以闻，三司对按，季旭益
译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下诏说：“从前圣明的帝王，对五岳、四渎、名山、川泽的祭祀，各有固定的制度，这是为了报答阴阳的功效，顺应幽明之道的缘故。然而，以大道治理天下的人，鬼神就不灵验，神灵也不伤害人。所以祝史进献祭品时没有愧疚的言辞，因此人们敬畏谨慎地对待幽冥之事，而荒淫的祭祀就不会兴起。末世之人信道不真诚，用潜礼亵渎神灵，放纵欲望祈求福报，不曾恭敬而远离鬼神，只是苟且偷安以求侥幸，妖妄之事相互煽动，舍弃正道而走向邪路，所以魏朝对此深恶痛绝。现在要依据旧礼，详细制定制度，使有功绩于人的神灵，必定得到报答；而妖邪淫乱的鬼神，不得扰乱其间。”
泰始二年正月，有关部门上奏：“春分时节祭祀厉殃以及举行攘除灾祸的祭祀。”武帝下诏说：“这些不在礼典记载之中，予以废除。”
宋武帝永初二年四月，下诏说：“淫祀从蒋子文以下，全部废除。那些先贤以及因功勋德行而立祠的，不在此列。”普遍禁止淫祀，从此蒋子文以下的祠庙都被毁弃断绝。孝武帝孝建初年，又重新修建了蒋山祠，各地的山川祠庙逐渐都得以修复。明帝在鸡笼山建立九州庙，大量聚集群神。蒋侯在宋代逐渐加封爵位，位至相国、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加上殊礼钟山王。苏侯被封为骠骑大将军。四方诸神的威势都加封了爵位秩禄。
魏肃宗神龟二年十二月，下诏废除淫祠，焚烧各种杂神以及于文之庙。
《旧唐书·狄仁杰传》记载：“狄仁杰任冬官侍郎，充任江南巡抚使。吴楚风俗多淫祀，狄仁杰上奏毁掉一千七百所，只留下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座祠庙。”
《于頔传》记载：“于頔任苏州刺史，吴地风俗迷信鬼神。于頔痛恨淫祠妨害生计，神像字牌都撤去，只保留太伯、伍员等两三座庙宇。”
《宋史·陈希亮传》记载：“陈希亮以殿中丞身份任鄠县知县。毁掉淫祠数百处，勒令巫师七十多家改行务农。”
《太原志》记载：“秦伟，三原人。正德年间，任山西参政，毁掉淫祠百余处，凡是佛像、圣母以及大山、二郎神等，无一幸存。”
林俊任云南副使，云南崇尚佛教，迷信鬼神。鹤庆玄化寺，号称有话佛，每年岁时士女聚集，争相用金粉涂抹佛面。后来林俊巡行至此，将其焚毁，获得黄金数百两，上缴官府。毁掉淫祠三百六十处，当地学宫破败，就用这些材料修缮学宫。
（原按：以上原文有误，删去待补）王沈《魏书》记载：“起初，城阳景王刘章因对汉朝有功，所以他的封国为他立祠，青州各郡转而效仿，济南尤其严重，多达五百余座祠庙。商人甚至假借二千石官员的车舆服饰，前导后从奏乐，奢侈之风日益严重，百姓因此贫困，历代长官没有敢禁止断绝的。太祖（太祖，即曹操，任济南相时）到任后，全部毁坏祠屋，禁止官吏百姓祭祀祠庙。等到他执掌政权，于是废除了奸邪鬼神之事，世间的淫祀从此断绝。”
《抱朴子》记载：“第五公诛除妖道，因而既长寿又显贵。宋庐江废止山祭，因而福禄长久。文翁拆毁水灵之庙，因而自身吉祥百姓安宁。魏武帝禁止淫祀的风俗，因而洪大的福庆降临。”
《华阳国志》记载：王浚任益州刺史。“蜀中山川神祠都种植松柏，王浚认为不符合礼制，全部废坏烧除，取用松柏制作舟船，只不毁坏禹王祠及汉武帝祠。又禁止百姓作巫咒。于是蜀地没有淫祀的风俗。”
奴告主
《魏书·任城王澄传》记载：“任城王澄任都督淮南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到任后，封孙叔敖之墓，毁蒋子文之廟。禁止卒卒告发其将领，奴婢告发其主人，凡是用来禁止奸邪，风气反而更加恶劣。”
《旧唐书·张镒传》记载：“张镒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建中三年正月，赵纵被奴仆当千揭发其阴私之事，赵纵被下御史台，当千被留在内侍省。张镒上疏议论说：‘我见赵纵被奴仆告发而下狱，人们都震惊恐惧，无法揣测圣上的心意。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近来有奴仆告发其主人谋反，这是极坏的法令，特别需要断绝。假使有谋反的人，必定不会独自完成，自有其他人揭发，哪里需要依靠奴仆告发呢？从今以后，奴仆告发主人的都不许受理，立即处死。从此卑贱者不得干犯尊贵者，下级不得凌驾上级，教化的根本既然端正，悖乱的趋势就不会产生，治国的常道，百代难以改变。现在赵纵并非叛逆，奴仆实在奸凶；奴仆在禁中，赵纵独自下狱，考察法律，恐怕不够公正。我忝居辅臣之位，职责在于匡正辅弼。这是大体，怎敢不尽言。恳请圣上仁慈，采纳我愚昧的请求。’皇上深深采纳，赵纵被贬为循州司马，当千被杖杀。”
《大唐新语》记载：“武则天时期，奴婢多与外人勾结，随即罗织罪名告发其主人，以求取官职赏赐。润州刺史窦孝湛的妻子庞氏，被其奴仆告发夜间祭祀，武则天敕令御史薛季旭推究此案。薛季旭说庞氏咒诅，起草奏状上报，先在玉阶前涕泣不能自持，说：‘庞氏的事状，臣子不忍言说。’武则天采纳了他的意见。升迁薛季旭为给事中，庞氏被弃市。即将行刑时，庞氏的儿子希瑊向侍御史徐有功诉冤，徐有功看了状子说：‘这确实是冤枉的状子，停止决断。’上报后，三司共同审理，薛季旭更加……”
周密其状，秋官及司刑两曹既宣，复而自惧，众迫有功，有功不复申，遂处绞死。则天召见，迎谓之曰：‘卿此按失出何多也？’有功曰：‘失出，臣下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愿陛下弘大德，天下幸甚！’则天默然久之，曰‘去矣。’敕减死，放于岭南。”
译案情查得很详细，秋官和司刑两个部门已经宣布判决，复审时却自己感到恐惧，众人逼迫有功，有功不再申诉，于是判处绞刑。武则天召见有功，迎上前对他说：“你这次审理案件，判轻的失误怎么这么多？”有功说：“判轻，是臣下的微小过错；爱惜生命，是圣人的宏大德行。希望陛下弘扬宏大德行，天下人就会非常幸运！”武则天沉默了很久，说：“你走吧。”下旨减等免死，将（他）流放岭南。
《通鉴》：唐大宗贞观二年，上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谋反不能独为，必与人共之，何患不发？而必使奴告耶？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斩之。’”
《东观奏记》：“大理卿马曙任代北水陆运使。代北出犀甲，曙罢职，以一二十领自随。故事，人臣家不得蓄兵器。曙既在朝，乃瘗而藏之。一日，奴有犯罪者，曙答之，即告于御史台，称曙蓄兵器，有异谋。命吏发曙私第，得甲不虚，坐贬邵州刺史。谏官上论，以奴诉即主，在法不治。上命杖杀曙奴于青泥驿，曙再贬岭外。上奏，人臣无不感悦。”
晋赵王伦篡位，孙秀擅权。司隶从事游颢与殷浑有隙，浑诱颢奴晋兴诬告颖有异志。秀不详察，即收颖及襄阳中正李迈杀之，厚待晋兴，以为己部曲。
《晋书石季龙载记》：“立私论之条，偶语之律。听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滥。公卿以下，朝会以目；吉凶之问，自此而绝。”
《魏慕传》：“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大理卿马曙从人王庆告曙家藏甲兵，曙坐贬官，而庆无罪。慕引法律论之，竞杖杀庆。”
《裴度传》：“王稷家二奴告稷换父遗表，隐没进奉物，留其奴于仗内，遣中使往东都，检责稷之家财，度奏曰：‘王锷身没之後，其家进奉已多，今因其奴告，检责其家事，臣恐天下将帅闻之，必有以家为计者。’宪宗即日召中便还，二奴付京兆府决杀。”
《册府元龟》：“肃宗至德二年，凤翔张谦奴附子告谦与逆贼为细作，三司推鞫虚妄。诏曰：‘自下讼上，败俗乱常。附子宜付凤翔郡集众决杀。’”
敬宗宝历元年五月，琼王府司马谢少莒奴沙桔告少莒为不轨，诏委内侍省推鞫。不实，沙桔杖流灵州，少莒释放。凡告人不实，法当反坐，况其家仆？则沙桔止于决杖，仍流近处，为失刑矣。
《五代史史弘肇传》：“李嵩坐奴告变族诛，弘肇取其幼女以为婢子，于是前资故将失职之家姑息僮奴，而厮养之辈往往胁制其主。”
《李嵩传》：“嵩弟屿仆葛延遇为屿商贾，多乾没其赀，屿笞责之。是时高祖将葬睿陵，河中李守贞反，延遇上变，言嵩与其甥王凝谋，因山陵放火焚京师，又以蜡丸书通守贞。逢吉送李嵩侍卫狱，嵩出乘马，从者去无一人。嵩恚曰：‘自古岂有不死之人，然亦岂有不亡之国乎？’乃自诬服，族诛。嵩素与翰林徐台符相善，後周太祖立，台符告宰相冯道，请诛葛延遇。道以数经赦宥，难之。枢密使王峻闻之，多台符有义，乃奏诛延遇。”（《册府元龟》：徐台符先与汉故太子傅李嵩为执友，乾佑中，嵩为部曲葛延遇等诬告、族灭。广顺中，台符为兵部侍郎，白于宰府，请诛延遇等。宰相冯道以延遇等已经赦宥，未之诛也。时王峻执政，闻台符之言，深加叹服，因奏于太祖，遂诛延遇等。时人义之。）
《唐景思传》：“为沿淮巡检。景思有奴，尝有所求，不如意，即驰见弘肇，告景思与李景交通而私蓄兵甲。弘肇一吏将三十骑往收景思。奴谓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则杀之。不然，将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两手抱吏呼冤，请诣狱自理。吏引奴与景思验，景思曰：‘我家在此，请索之，有钱一千为受外赂，有甲一属为私蓄兵。’吏索，唯一衣筒军籍粮簿而已，吏悯而宽之。景思请械送京师以自明。景思有仆王知权，在京师，闻景思被告，乃见弘肇，愿先下狱，明景思不反。弘肇怜之，送知权狱中，日劳以酒食，景思既械就道，颍、毫之人随之京师共明之。弘肇乃鞫其奴，具伏，既奏斩奴，而释景思。”
《册府元龟》：“弘肇专恣刑杀。故相李嵩为家童诬告，族戮于市，而取其幼女为婢。自是仕宦之家畜仆隶者，皆以姑息为意。而旧勋故将之後，为厮养辈之所胁制者，往往有之，有燕人何福殷者，以商贩为业，尝以钱十四万，市得玉枕一枚，遣家童及商人李进卖于淮南，大得茗回，家童无行，隐福殷货财数十万。福殷责其偿，不
译《通鉴》记载：唐太宗贞观二年，太宗说：“近来有奴仆告发主人谋反的事，这是弊政。谋反之事不可能独自完成，必定与人共谋，何必担心事情不暴露？为何一定要让奴仆来告发呢？从今以后，凡有奴仆告发主人的，一律不予受理，并将该奴仆处斩。”
《东观奏记》记载：“大理卿马曙曾任代北水陆运使。代北出产犀牛皮甲，马曙卸任后，带了一二十领甲胄随行。按旧例，臣子家中不得私藏兵器。马曙既然已在朝廷任职，便将甲胄埋藏起来。一天，有个犯罪的奴仆，马曙鞭打他，该奴仆便向御史台告发，称马曙私藏兵器，图谋不轨。朝廷派官吏搜查马曙的私宅，果然发现了甲胄，马曙因此获罪，被贬为邵州刺史。谏官上奏议论，认为奴仆控告主人，按法律不应受理。皇上命令在青泥驿杖杀马曙的奴仆，马曙再次被贬到岭南以外。皇上上奏此事，臣子们没有不感动喜悦的。”
晋赵王司马伦篡位，孙秀专权。司隶从事游颢与殷浑有私怨，殷浑引诱游颢的奴仆晋兴诬告游颢有异心。孙秀没有详细查察，就逮捕游颢及襄阳中正李迈并将他们杀害，厚待晋兴，将他收为自己的部曲。
《晋书·石季龙载记》记载：“设立禁止私下议论的条款，制定禁止私下交谈的法律。允许官吏告发君主，奴仆告发主人，严酷的刑罚日益泛滥。公卿以下官员，在朝会时只能用眼神示意；吉凶祸福的慰问，从此断绝。”
《魏慕传》记载：“魏慕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大理卿马曙的家仆王庆告发马曙家中藏有甲兵，马曙因此获罪被贬官，而王庆却无罪。魏慕引用法律进行辩论，最终将王庆杖杀。”
《裴度传》记载：“王稷家的两个奴仆告发王稷调换父亲留下的遗表，隐匿进贡的物品，将这两个奴仆留在禁军内，派遣宦官前往东都，查抄王稷的家产。裴度上奏说：‘王锷死后，他家进贡的物品已经很多，现在因为奴仆的告发，就查抄他的家产，臣担心天下的将帅听说后，必定会有人为了保全家产而打算谋反。’宪宗当天就召令宦官返回，将两个奴仆交给京兆府处决。”
《册府元龟》记载：“唐肃宗至德二年，凤翔人张谦的奴仆附子告发张谦与逆贼做间谍，三司推审后证实是虚妄。诏书说：‘以下控告以上，败坏风俗，扰乱常理。附子应交给凤翔郡，召集众人处决。’”
唐敬宗宝历元年五月，琼王府司马谢少莩的奴仆沙桔告发谢少莩图谋不轨，诏令内侍省推审。经查不实，沙桔被杖责并流放灵州，谢少莩被释放。凡是告发不实，按法律应当反坐其罪，何况是家中的奴仆？那么沙桔仅仅杖责，还流放到近处，这是量刑失当。
《五代史·史弘肇传》记载：“李嵩因奴仆告发谋变而被族诛，史弘肇将李嵩的幼女收为婢女。从此，前朝官员和失势将领的家庭都姑息纵容奴仆，而粗鄙的奴仆往往胁迫控制他们的主人。”
《李嵩传》记载：“李嵩的弟弟李屿的仆人葛延遇替李屿经商，侵吞了大量钱财，李屿鞭打责罚他。当时高祖将要安葬在睿陵，河中节度使李守贞反叛，葛延遇告发谋变，说李嵩与其外甥王凝谋反，打算借安葬之机放火焚烧京城，又用蜡丸书信与李守贞勾结。逢吉将李嵩送入侍卫狱，李嵩出门骑马，随从没有一个留下。李嵩愤怒地说：‘自古哪有长生不死的人，但哪有永不灭亡的国家呢？’于是自己诬服，被族诛。李嵩素来与翰林学士徐台符交好，后来后周太祖即位，徐台符告诉宰相冯道，请求诛杀葛延遇。冯道认为葛延遇已经经过多次赦免，难以诛杀。枢密使王峻听说后，认为徐台符有义气，于是上奏诛杀葛延遇。”（《册府元龟》记载：徐台符先前与后汉故太子傅李嵩是挚友，乾佑年间，李嵩被部曲葛延遇等人诬告，被族灭。广顺年间，徐台符任兵部侍郎，向宰相府禀报，请求诛杀葛延遇等人。宰相冯道认为葛延遇等人已经经过赦免，没有诛杀他们。当时王峻执政，听到徐台符的话，深深叹服，于是向太祖上奏，于是诛杀了葛延遇等人。当时的人认为徐台符有义气。）
《唐景思传》记载：“唐景思任沿淮巡检。唐景思有个奴仆，曾经有所求，不如意，就跑去见史弘肇，告发唐景思与李景勾结并私藏兵甲。史弘肇派一名官吏率领三十骑兵前往逮捕唐景思。奴仆对官吏说：‘唐景思是个勇士，抓到他就要杀了他。不然，将会放跑他。’官吏到达后，唐景思迎上前去，用双手抱住官吏喊冤，请求去监狱自行辩解。官吏带着奴仆与唐景思对质，唐景思说：‘我家在这里，请搜查，有一千钱是接受外来的贿赂，有一副甲胄是私藏兵器。’官吏搜查，只有一卷军籍粮簿，官吏怜悯他而宽恕了他。唐景思请求戴上刑具送往京城以自证清白。唐景思有个仆人王知权，在京城，听说唐景思被控告，就去见史弘肇，愿意先下狱，证明唐景思没有谋反。史弘肇怜悯他，将王知权送入狱中，每天用酒食慰劳他。唐景思戴上刑具上路，颍州、亳州的人跟随他到京城共同证明他的清白。史弘肇于是审问那个奴仆，奴仆全部招认，于是上奏斩了奴仆，释放了唐景思。”
《册府元龟》记载：“史弘肇专断恣意刑杀。故相李嵩被家童诬告，在集市上被族诛，并将他的幼女收为婢女。从此，做官的人家中蓄养仆隶的，都以姑息纵容为意。而旧勋故将的后代，被粗鄙奴仆胁迫控制的，往往有之。有个燕地人何福殷，以商贩为业，曾经用十四万钱，买得一枚玉枕，派遣家童及商人李进卖到淮南，大获利润。家童品行不端，侵吞何福殷的财物数十万。何福殷责问他偿还，他不
伏，遂杖之。未几，家童诣弘肇，上变，言虏主之人汴也，伪燕王赵延寿遗福殷赍玉枕，阴遗淮南主，以致诚意。弘肇即日逮捕福殷，榜掠备至。福殷自诬，连罪者数辈，并弃市，妻女为弘肇帐下健卒分取之，其家财并籍没。”
译伏，于是用杖责打他。不久，家童到弘肇处告发，说敌国君主进入汴州时，伪燕王赵延寿让福殷携带玉枕，暗中送给淮南君主，以表达诚意。弘肇当天就逮捕了福殷，严刑拷打，无所不用其极。福殷被迫自诬，牵连获罪的有几人，都被处死示众，他们的妻女被弘肇帐下的勇猛士卒瓜分占有，家产全部被没收。
《宋史李孝寿传》：“为开封尹。有举子为仆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劝解，久乃释。戏取牒，效孝寿花书判云：‘不勘案，决杖二十。’仆明日持诣府，告其主效尹书判私用刑。孝寿即追至，备言本末，孝寿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数与仆杖，而谢举子。时都下数千人，无一仆敢肆者。”
《辽史刑法志》：“景帝时，吴王稍为奴所告，有司请鞫。帝曰：‘朕知其诬，若案问，恐馀人效之。’命斩以徇。”
圣宗统和二十四年，诏主非谋反大逆及流死罪者，其奴婢无得告罪。若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无得擅杀。”
《元史速不台传》：“钦察之奴来告其主者，速不台纵为民。还以闻，帝曰：‘奴不忠其主，肯忠他人乎？’遂戳之。”
《不忽术传》：“有奴告主者，主被诛，诏即以其主所居官与之。不忽术言：‘如此必大坏天下之风俗，使人情愈薄，无有上下之分矣。’帝悟，为追废前命。”
卒告将
《宋史何中立传》：“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庆州，戍卒有告大校受赃者，中立曰：‘是必挟他怨也。’鞭卒窜之。或曰：‘贷奸可乎？’中立曰：‘部曲得持短长以制其上，则人不自安矣。’”
《文彦博传》：“仁宗不豫，有禁卒告都虞侯欲为乱。彦博召都指挥使许怀德，问虞侯何如人，怀德称其愿可保。彦博曰：‘然则卒有怨，诬之耳，当亟诛之以靖众。’乃斩卒于军门。”
《苏拭传》：“知定州。有卒吏以赃诉其长，拭曰：‘此事吾自治则可，听汝告，军中乱矣。’立决配之，众乃定。”
吏告本官
魏明帝时，猎法甚峻，宜阳典农刘龟窃于禁内射兔，其功曹张京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龟付狱。廷尉高柔请告者名，帝大怒曰：“刘龟当死，乃敢猎吾禁地。送龟廷尉，廷尉便当拷掠，何复请告者主名？吾岂妄收龟那？”柔曰：“廷尉，大平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毁法乎？”重复为奏，词旨深切，帝意悟，乃下京，即召还讯，各当其罪。
後魏太武，以各官多贪，诏吏民得举告守令之不法者。于是奸猾专求牧宰之失，迫胁在位，横于闾里，而长吏咸降心待之，贪纵如故。
《实录》：“洪武十四年十月甲戌，江西按察司书吏言其副使田嘉写表具名不具朝服，为不敬。上曰：‘拜表则具朝服，写表虽常服何害？小官摭拾长官细故，其风不可长也。’命法司正其罪。”
十五年八月壬寅，杭州府同知安贞，以擅造公字器用为吏所告，湖广按察司鞫之。以闻，上遣使敕曰：“安贞有犯，法司如律按之，固其职也；然原贞之情非私也，房字器用之物，皆公家所需，若迁他官而去，必不以偕往。今乃罪之，是长猾吏告计之风矣。”敕安贞复职，械其吏送京师。
十六年闰十月乙未朔，左都御史詹徽言：“四川成都府有吏诉其知府张仁受贿，同知蔡良于公署设宴，放吏为民，请逮问之。”上曰：“吏胥之于官长，犹于弟之于父兄，下计其上，有乖名义，不足听也。”
《实录》：“正统十年五月，太医院判钦谦奏吏抗己，吏亦摭谦不法事以诉刑部，请并逮谦鞫之。上曰：‘命谦自陈，而械示吏于院门。’谦陈状伏罪，遂宥之。”
小校杀本管
洪武四年七月，伪夏平章丁册真为帐下小校所杀，蜀平，小校赴京言状，中书省奏请赏，上曰：“小校杀本管，非义也，何赏为？”不许。
妻子告家长
《元史》：“世祖至元十二年十二月壬申，李思敬告运使姜毅所言悖妄，指毅妻子为证。帝曰：‘妻子岂为证者耶’诏勿问。”
告妖言
《魏书高柔传》：“文帝时，民间数有诽谤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辄杀，而赏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辄赏。既使过误无反善之路，又开凶狡诬善之端，非所以息奸省讼也。昔周公作诰，称殷之先王，小民怨詈，则皇自敬德。在汉，大宗亦除诽谤妖言之令。臣愚以为宜除妖谤赏
译《宋史·李孝寿传》记载：“李孝寿担任开封尹时，有个举子被仆人欺凌，愤怒至极，写好文书准备送交官府，同宿舍的学子劝解他，过了很久才消气。他开玩笑地拿起文书，模仿李孝寿的花书判词写道：‘不查案，决杖二十。’第二天，仆人拿着文书到官府，告发他的主人模仿尹官的判词私自用刑。李孝寿立即把举子召来，举子详细说明了事情的始末，李孝寿恍然大悟地说：‘这判词正合我的心意。’于是按数杖责了仆人，并向举子道歉。当时京城有数千人，没有一个仆人敢放肆的。”
《辽史·刑法志》记载：“景帝时期，吴王稍微被奴仆控告，有关部门请求审讯。景帝说：‘我知道这是诬告，如果审讯，恐怕其他人会效仿。’下令将奴仆斩首示众。”
圣宗统和二十四年，下诏规定：主人如果不是谋反大逆及流放、死刑的罪犯，奴婢不得控告主人。如果奴婢犯罪至死，允许送交有关部门，主人不得擅自杀害。
《元史·速不台传》记载：“钦察的奴仆来控告主人，速不台让奴仆恢复平民身份。回来报告皇帝，皇帝说：‘奴仆不忠于主人，难道肯忠于别人吗？’于是将奴仆刺死。”
《不忽术传》记载：“有奴仆控告主人，主人被诛杀，皇帝下诏将主人所居的官职授予奴仆。不忽术说：‘这样做必定会严重败坏天下的风俗，使人情更加淡薄，没有上下尊卑的区别了。’皇帝醒悟，废除了之前的命令。”
士卒控告将领
《宋史·何中立传》记载：“何中立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任庆州知州，戍卒中有控告大校受贿的，何中立说：‘这一定是挟带其他怨恨。’鞭打士卒并将他流放。有人问：‘宽恕奸恶之人可以吗？’何中立说：‘部下得以抓住把柄来控制上级，那么人们就无法自安了。’”
《文彦博传》记载：“仁宗身体不适，有禁军士卒控告都虞侯想要作乱。文彦博召来都指挥使许怀德，询问都虞侯是怎样的人，许怀德称赞他忠厚可靠。文彦博说：‘那么士卒有怨恨，诬告他罢了，应当迅速诛杀他以安定众人。’于是将在军门斩杀了士卒。”
《苏轼传》记载：“苏轼任定州知州。有士卒官吏以受贿罪名控告其长官，苏轼说：‘这件事我自己处理就可以，听任你控告，军队就乱了。’立即判决发配他，众人这才安定。”
官吏控告本官
魏明帝时期，狩猎的法律非常严厉，宜阳典农刘龟在禁地内偷射兔子，他的功曹张京到校事那里告发。皇帝隐瞒了张京的名字，逮捕刘龟交付监狱。廷尉高柔请求告知告发者的姓名，皇帝大怒说：‘刘龟应当处死，竟然敢在我的禁地狩猎。把刘龟送到廷尉，廷尉就应当拷打审讯，何必再请求告发者的主名？我难道会胡乱逮捕刘龟吗？’高柔说：‘廷尉，是天下公平的象征，怎么能因为至尊的喜怒而破坏法律呢？’再次上奏，言辞旨意深切，皇帝心意醒悟，于是逮捕了张京，立即召回审讯，各自判当其罪。
后魏太武帝时期，因为各官员大多贪婪，下诏允许吏民举发守令的不法行为。于是奸猾之人专门寻找牧宰的过失，胁迫在位官员，横行乡里，而长官们都屈心对待他们，贪婪放纵如故。
《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十月甲戌日，江西按察司书吏说他的副使田嘉写表具名时没有穿戴朝服，是不敬。皇上说：‘拜表则需穿戴朝服，写表即使穿常服有什么害处？小官搜集长官的细故，这种风气不可助长。’命令法司惩治书吏的罪。”
十五年八月壬寅日，杭州府同知安贞，因擅自制造公字器用被吏员告发，湖广按察司审讯他。上报后，皇上派遣使者敕令说：‘安贞有罪，法司依法查办，固然尽了他的职责；但推究安贞的情由并非私心，房字器用之物，都是公家所需，如果调任其他官职离去，必定不会随身携带。现在定罪他，是助长了奸猾吏员告发计谋的风气。’敕令安贞恢复职务，将吏员戴上刑具送往京师。
十六年闰十月乙未朔日，左都御史詹徽说：‘四川成都府有吏员控告知府张仁受贿，同知蔡良在公署设宴，释放吏员为民，请求逮捕审问。’皇上说：‘吏员对于官长，就像弟弟对于父兄，下级控告上级，违背了名分道义，不值得听信。’
《实录》记载：“正统十年五月，太医院判钦谦上奏吏员抗拒自己，吏员也搜集钦谦的不法之事向刑部控告，请求一并逮捕钦谦审讯。皇上说：‘命令钦谦自行陈述，并将吏员戴上刑具在院门示众。’钦谦陈述情况伏罪，于是宽恕了他。”
小校杀害本管
洪武四年七月，伪夏平章丁册真被帐下小校杀害，蜀地平定后，小校赴京陈述情况，中书省上奏请求赏赐，皇上说：‘小校杀害本管，是不义之举，为什么要赏赐？’不许。
妻子控告家长
《元史》记载：“世祖至元十二年十二月壬申日，李思敬控告运使姜毅所说的话悖逆荒谬，指姜毅的妻子儿女为证人。皇帝说：‘妻子儿女怎么能作为证人呢？’下诏不予追究。”
控告妖言
《魏书·高柔传》记载：“文帝时期，民间多次出现诽谤妖言，皇帝痛恨这种情况，有妖言就杀人，并赏赐告发者。高柔上疏说：‘现在说妖言的人必定被杀，告发的人总是受赏。既使有过失错误的人没有改过自新的路，又开启了凶恶狡诈之人诬陷善良之人的端绪，这不是用来消除奸邪、减少诉讼的方法。从前周公作诰，称颂殷商的先王，小民怨恨咒骂，就自己恭敬修德。在汉朝，大宗也废除了诽谤妖言的命令。臣愚以为应当废除妖谤赏
告之法，以隆天父养物之仁。’帝不即从，而相诬告者滋甚。帝乃下诏：‘敢以诽谤相告者罪之！’于是遂绝。”
译告知他们法律，用彰显上天父亲养育万物的仁爱。皇帝没有立即听从，而互相诬告的人更加严重。皇帝于是下诏说：“敢以诽谤互相告发的人治罪！”于是这种现象就断绝了。
吏告前官
《旧唐书阳城传》：“出为道州刺史。前刺史有脏罪，观察使方推鞫之。吏有幸于前刺史者，拾其不法事以自为功，城立杖杀之。”
禁御状
正统四年八月，浙江嘉兴府知府黄懋，言所治人民多系无赖，以告计为能。编者按：此处有脱文。辄人京妄奏，甚至有雇人代草者，词所连及，动百八十，旷岁无稽，善良抱冤。乞敕通政司，今後嘉兴有陈诉者，抑之不受。上以懋所言天下皆然，何独嘉兴？命法司普禁之。今後唯谋反重情许诉于京，馀皆自下而上，违者以蓦越罪之。
应募杀兄弟
《实录》：“洪武七年三月乙亥，兰州人郭买的叛，诱番兵人寇，诏立赏格购捕之。兰州卫遣其兄著沙与其弟火石歹往招之，不从，遂夜斩其首以归。奏闻，请赏。上曰：‘买的罪固当死，然为弟兄者劝之不从，执之而已，今手刃之，有乖天伦。若赏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所获牛马给之。”
禁参谒座主
《全唐诗话》：“进士题名，自神龙之一，过阙宴後，率皆期集于慈恩塔下题名。会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书复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士呼有司为座主而趋附其门，兼题名局席等条，疏进来者。伏以国家设文学之科，求真实之士，所宜行崇风俗，义本君亲，然後升于朝廷，必为国器。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成胶固，所以士风浸坏，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以後，进士及第，任一度参谒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参谒。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会朝官及题名局席，并望勒停。缘初获美名，实皆少隽，既遇春节，难阻良游，三五人自为宴乐，并无所禁，唯不得聚集同年进士广为宴会，仍委御史台察访闻奏。谨具如前，奉敕宜依。于是向之题名各尽削去。”
《山堂考索》：“宋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辰，诏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
贷回鹘钱
《旧唐书》：“李晟子惎累官至右龙武大将军。沉湎酒色，恣为豪侈，积债至数千万。其子货回鹘钱一万余贯不偿，为回鹘所诉。文宗怒，贬惎为定州司法参军。”
围棋免官
宋颜延之，初仕晋，为镇东司马，坐围棋免官。
禁中表为婚
西魏文帝大统九年正月，禁中表及从母兄弟姊妹为婚。
污辱宗女
《旧唐书》：吴取，通玄宗室女，为外妇，贬泉州司马。德宗召见临问，责以污辱近属。行至华州长城驿，赐死。
母丧宴饮
《旧唐书》：宪宗元和十二年，驸马都尉于季友，居嫡母丧，与进士刘师服欢宴夜饮。季友削官爵，笞四十，忠州安置。师服笞四十，配流连州。于頔不能训子，削阶。
母丧薄游
《旧唐书皇甫镈传》：授监察史。丁母忧，免官。坐居丧时薄游，除詹事府司直。
妇丧宴饮
晋庐江太守周龛，明日当除妇服，今日请客奏伎。长史周顗等同会。刘隗奏龛暮宴朝祥，慢服之愆难逭，请免龛官。顗等知龛有丧，吉会非礼，各夺俸一月。
期功丧不预朝贺
《旧唐书王方庆传》：奏言：“令杖期、大功丧未葬，不预朝贺；未终丧，不预宴会。比来朝官不遵礼法，身有哀容，陪预朝会，手舞足蹈，公违宪章。名教既亏，实玷王化。伏望申明令式，禁断。”
山陵未成宴饮
《汉书外戚恩泽侯表》成都侯王况，绥和二年，坐山陵未成，置酒歌舞，免。
《魏书甄楷传》：除秘书郎，世宗崩，未葬，楷与河南尹丞张普惠等饮戏，免官。
国丧未期宴乐
晋成帝初，钟雅为御史中丞。时国丧未期，而尚书梅陶私奏女妓，雅劾奏曰：“臣闻放勋之殂，八音遏密；虽在凡庶，犹能三载。自兹以来，历代所同。肃宗明皇帝背弃万国，尚未期月。圣主缟素位血临朝，百僚惨怆，动无欢容。陶无大臣忠慕之节，家庭侈靡，声妓纷葩，丝竹之音流闻衢路，宜加放斥，以整王宪。请下司徒，论正清议。
译官吏告发前任长官
《旧唐书·阳城传》记载：“（阳城）出任道州刺史。前任刺史有贪赃罪，观察使正在审讯他。有个官吏曾受前任刺史恩惠，便搜集其不法行为来为自己邀功，阳城立即杖杀了他。”
禁止越级上告
正统四年八月，浙江嘉兴府知府黄懋上言，说所管辖的百姓多是无赖之徒，以告发计谋为能事。编者按：此处有脱文。他们擅自进京妄自奏报，甚至有雇佣他人代写奏章的，言辞所牵连到的，动不动就上百八十人，拖延多年无法查清，善良百姓蒙受冤屈。请求敕令通政司，今后嘉兴有陈诉的，压制不予接受。皇上认为黄懋所说的天下皆是如此，为何唯独嘉兴？命法司普遍禁止越级上告。今后只有谋反等重大案件允许进京申诉，其余皆须自下而上逐级申诉，违者以越级上告罪论处。
应募杀兄弟
《实录》记载：“洪武七年三月乙亥，兰州人郭买的反叛，引诱番兵入侵，朝廷下诏设立赏格悬赏捕拿他。兰州卫派遣其兄著沙与其弟火石歹前往招降，郭买的不从，于是（著沙）夜间斩下他的首级归来。奏报朝廷，请求赏赐。皇上说：‘郭买的罪行固然该死，但作为兄弟劝说不从，拘捕他罢了，如今亲手斩杀他，违背了天伦。如果赏赐他，不是用来教化天下的做法。’只把所缴获的牛马赐给他们。”
禁止参拜座主
《全唐诗话》记载：“进士题名，自神龙年间开始，过阙宴后，大都在慈恩塔下题名。会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枢再次上奏，奉宣旨意，不希望让及第的士人称呼主考官为座主并趋附其门下，连同题名局席等条规，一并疏奏进来。臣等认为，国家设立文学科举，寻求真实的人才，所应推崇的是风俗，道义本源于君亲，然后升迁于朝廷，必定成为国家的栋梁。岂能怀着赏识提拔的私惠，忘却教化的根源，自称为门生，遂成固结，所以士风逐渐败坏，臣节如何施行？结党背公，无不由此而来。臣等商议，今日以后，进士及第，只允许一次参拜主考官，往后不得聚集参拜。主考官家中设宴，以及曲江大会朝官和题名局席，都请求勒令停止。因为初获美名，确实都是年轻才俊，既逢春节，难以阻止美好的游赏，三五人自行宴乐，并不禁止，只是不得聚集同年进士广泛宴会，仍委托御史台察访闻奏。谨按前述，奉敕应当依从。于是将之前的题名全部削去。”
《山堂考索》记载：“宋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辰，下诏及第举人不得称呼主考官为恩门、师门，以及自称门生。”
借贷回鹘钱
《旧唐书》记载：“李晟之子李惎历任官职至右龙武大将军。沉溺于酒色，恣意豪奢，积债达数千万。其子借贷回鹘钱一万多贯不予偿还，被回鹘人控告。文宗大怒，贬李惎为定州司法参军。”
围棋免官
宋颜延之，起初在晋朝做官，任镇东司马，因下围棋被免官。
禁止中表为婚
西魏文帝大统九年正月，禁止中表亲以及从母兄弟姊妹之间通婚。
污辱宗女
《旧唐书》记载：吴取，与唐玄宗的室女私通，作为外妇，被贬为泉州司马。德宗召见并当面质问，责备他污辱近亲。行至华州长城驿，赐死。
母丧宴饮
《旧唐书》记载：宪宗元和十二年，驸马都尉于季友好，在嫡母丧期，与进士刘师服欢宴夜饮。于季友被削去官爵，杖责四十，安置于忠州。刘师服杖责四十，发配到连州。于頔不能训导儿子，被削去阶官。
母丧薄游
《旧唐书·皇甫镈传》记载：授任监察御史。遭母丧，免官。因在居丧期间轻率出游，被除任詹事府司直。
妇丧宴饮
晋庐江太守周龛，明日应当除去妻子的丧服，今日却请客奏乐。长史周顗等一同赴会。刘隗上奏说周龛傍晚宴饮早晨举哀，轻慢丧服的罪过难以宽恕，请求免去周龛的官职。周顗等知道周龛有丧事，喜庆聚会不合礼法，各自被夺去一个月俸禄。
期功丧不预朝贺
《旧唐书·王方庆传》记载：上奏说：“法令规定，杖期、大功丧未安葬，不参与朝贺；未守满丧期，不参与宴会。近来朝官不遵礼法，身上带着哀容，却陪同参与朝会，手舞足蹈，公然违背宪章。名教既已亏损，实在玷污王化。希望申明法令，禁止断绝。”
山陵未成宴饮
《汉书·外戚恩泽侯表》记载：成都侯王况，绥和二年，因皇陵未建成，设酒歌舞，被免官。
《魏书·甄楷传》记载：授任秘书郎，世宗驾崩，未安葬，甄楷与河南尹丞张普惠等饮酒嬉戏，被免官。
国丧未期宴乐
晋成帝初年，钟雅任御史中丞。当时国丧未满一年，而尚书梅陶私下奏乐歌舞，钟雅弹劾上奏说：“臣听说尧帝去世，八音停止；即使在平民百姓，尚能守丧三年。自那以来，历代相同。肃宗明皇帝背离万国，尚未满一年。圣主身穿丧服临朝，百官悲痛，举动没有欢容。梅陶没有大臣忠慕的节操，家庭奢侈靡费，声妓纷繁，丝竹之音流传街衢，应当加以放逐斥退，以整顿王法。请下交司徒，论定清议。”
《旧唐书》：德宗贞元十二年、驸马郭暧，王士平，暧弟照、暄，坐代宗忌辰宴饮，贬官归第。
忌日行香
《旧唐书崔蠡传》：上疏论国忌日设僧斋，百官行香，事无经据。诏曰：“朕以郊庙之礼，严奉祖宗，备物尽诚，庶几昭恪。恭唯忌日之感，所谓终身之忧，而近代以来，皈依释、老，微二教以设食，会百辟以行香，将以有助圣灵，冥资福祚，有异皇王之术，颇乖教义之宗。昨得崔蠡奏论，遂谴讨寻本末，礼文令式曾不该明，习俗因循雅当整革。其两京、天下州府，以国忌日于寺观设斋焚香，自今以往，并宜停罢。”
匿忌日
《旧唐书》：祝钦明历刑部、礼部二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以匿忌日，为御史中丞萧至忠所劾，贬授申州刺史。
子卯
《玉藻》：“子卯，稷食菜羹，”
後北周武帝天和元年五月甲午，诏曰：“道德交丧，礼义嗣兴。褒四始于一言，美三千于为政。是以在上不骄，处满不溢。富贵所以长守，邦国于焉乂安。故能承天静地，和民敬鬼，明并日月，道错四时。朕虽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礼》云不乐。苌弘表昆吾之稔，屠蒯（一作“杜蒉”）有扬觯之文。自世道丧乱，礼仪紊毁，此礼茫然已坠于地。昔周王受命，请闻颛顼，庙有戒盈之器，室为复礼之铭。矧伊末学，而能忘此？宜依是日省事停乐，庶知为君之难，为臣不易。贻之後昆，殷鉴斯在。”
子孙伐墓柏贬官
《唐书，韦述传》：为吏部尚书，以子孙伐墓柏，坐不能禁，贬绛州刺史。
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嫁
《北史，李愕传》：“‘愕见礼教凋敝，公卿薨亡，其爱妾侍婢，子孙辄嫁卖之，遂成风俗，乃上书曰：‘臣闻追远慎终，人德归厚；三年无改，方称为孝。如闻大臣之内，有父祖亡没，日月未久，子孙无赖，引其妓妾，嫁卖取财。有一于此，实损风化。妾虽微贱，亲承衣履，服斩三年，古今通式。岂容遽褫衰绖，强傅铅华，位辞灵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见者，犹致伤心；况乎人子，能堪斯忍？复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贵，平生交旧，亲老兄弟，及其亡没，遂同行路，朝闻其死，夕窥其妾，方便求聘，以得为限，无廉耻之心，弃朋友之义。”上览而嘉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嫁，始于此也。
寒食禁火
《琴操》：“介子推抱木而烧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
魏武帝令曰：“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後百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子推。且北方冱寒之地，老少赢弱，将有不堪之患。今则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
《魏书》：高祖太和二十年二月癸丑，诏介山之邑，听为寒食，自馀禁断。
《晋书载记》：“石勒时，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鸡子，平地三尺，洿下丈余，行人、禽兽死者万数。历太原、乐平、武乡，赵郡、广平、钜鹿千余里，树木摧折，禾稼荡然。勒正服于东堂，以问徐光曰：‘历代以来，有斯灾几也？’光对曰：‘周、汉、魏、晋皆有之，虽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为变，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乡之神也，历代所尊，或者以为未宜替也。一人呼嗟，王道尚为之亏；况群神怨憾，而不怒动上帝乎？纵不令天下同尔，介山左右，晋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书曰：‘寒食既并州之旧风，朕生其俗，不能异也。前者外议，以子推诸侯之臣，王者不应为忌，故从其议。倘或由之而致斯灾乎？子推虽朕乡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乱也，尚书其促检旧典，定议以闻。’有司奏以子推历代攸尊，请普复寒食，更为植嘉树，立洞堂，给户奉祀。勒黄门郎韦搜驳曰：‘按《春秋》，藏冰失道，阴气发泄为雹。自子推以前，雹者复何所致？此自阴阳乖错所为耳。且子推贤者。曷为暴害若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虽为冰室，惧所藏之冰不在固阴冱寒之所，多在山川之侧，气泄为雹
译《旧唐书》记载：德宗贞元十二年，驸马郭暧、王士平，以及郭暧的弟弟郭照、郭暄，因为在代宗的忌日设宴饮酒，被贬官，回到府第。
忌日行香
《旧唐书·崔蠡传》记载：崔蠡上疏议论国家忌日设置僧人斋会、百官行香的事，认为没有经典依据。皇帝下诏说：“朕凭借郊祀宗庙的礼仪，严敬供奉祖宗，备齐祭品，竭尽诚心，希望以此彰显恭敬。恭敬地想到忌日的哀感，这确实是终身的忧虑。然而近代以来，皈依佛教、道教，借助这两教来设斋供食，召集百官来行香，本想以此有助于圣灵的福祉，暗中资助福运，但这与皇王的治国之术不同，颇违背教义的根本。昨天得到崔蠡的奏论，于是派遣人查寻本末，发现礼制文书和法令格式中曾经没有明确的规定，习俗因循守旧，确实应当整顿改革。那两京和天下的州府，在国家忌日于寺观设斋焚香，从今以后，都应当停止。”
匿忌日
《旧唐书》记载：祝钦明历任刑部、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为隐瞒忌日，被御史中丞萧至忠弹劾，贬任申州刺史。
子卯
《玉藻》说：“子日和卯日，吃稷米和菜羹。”
后来北周武帝天和元年五月甲午日，下诏说：“道德衰败，礼义随后兴起。褒扬四始于一句话，赞美三千在于为政。因此在上位不骄傲，处满盈不溢出。富贵所以能长久保持，邦国因此得以治理安定。所以能顺应上天、安定大地，和睦百姓、敬奉鬼神，光明并比日月，道义交错于四时。朕虽然平庸愚昧，有志于效法前古。甲子日和乙卯日，《礼》说不能奏乐。苌弘表奏昆吾的丰收，屠蒯（一作“杜蒉”）有关于举觯的文章。自从世道丧乱，礼仪紊乱毁坏，这种礼制已经茫然坠落于地。昔日周王受命，请教颛顼，庙中有警戒盈满的器物，室中有恢复礼制的铭文。何况我们这些末学之人，怎能忘记这些？应当依照这些日子减少政事、停止音乐，希望知道做君主的艰难，做臣子也不容易。留给后代子孙，殷商的鉴戒就在这里。”
子孙伐墓柏贬官
《唐书·韦述传》记载：韦述任吏部尚书，因为子孙砍伐墓地的柏树，因不能禁止，被贬任绛州刺史。
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嫁
《北史·李愕传》记载：“李愕见礼教衰败，公卿去世，他们的爱妾侍婢，子孙就嫁卖她们，于是成为风俗，于是上书说：‘臣听说追念远祖、慎重终礼，人的德行归于敦厚；三年不改变，才称为孝。听说大臣家中，有父祖去世，时间不久，子孙无赖，牵出他们的妓妾，嫁卖取财。有一种这样的情况，确实损害风化。妾虽然微贱，亲自承受衣履，服斩衰三年，是古今通行的制度。怎能允许突然脱下丧服，强行涂抹脂粉，辞别灵位之前，送付到他人的家中？凡是看见的人，尚且感到伤心；何况作为人子，怎能忍受这样？又有朝廷重臣，地位声望显贵，平生的交游旧友，年老的亲人兄弟，等到他们去世，于是像路人一样，早上听说他死了，晚上就窥探他的妾，方便地求聘，以得到为限，没有廉耻之心，抛弃朋友之义。’皇上阅览后嘉奖他，五品以上官员的妻妾不得改嫁，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寒食禁火
《琴操》记载：“介子推抱着树木被烧死，晋文公命令百姓五月五日不得生火。”
魏武帝下令说：“听说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一百零五天都断火寒食，说是为了介子推。况且北方是严寒之地，老少体弱，将有不堪的祸患。现在规定人不得寒食；如果违犯，家长判半年刑，主管官吏判百日刑，县令县长夺去一个月俸禄。”
《魏书》记载：高祖太和二十年二月癸丑日，下诏介山所在的县邑，允许进行寒食，其余地方禁止。
《晋书·载记》记载：“石勒时，西河介山起雹，大如鸡蛋，平地积深三尺，低洼处深丈余，行人、禽兽死亡数以万计。经过太原、乐平、武乡、赵郡、广平、钜鹿一千多里，树木摧折，庄稼荡然无存。石勒在东堂正服，询问徐光说：‘历代以来，有这样的灾害几次？’徐光回答说：‘周、汉、魏、晋都有，虽然是天地常事，但明主未始不把它当作变故，所以敬奉天怒。去年禁止寒食，介子推是帝乡的神，历代所尊崇，或许认为不应该废除。一人叹息，王道尚且为之亏损；何况群神怨恨，而不怒动上帝呢？即使不令天下都这样，介山左右，是晋文公所封的地方，应当任由百姓奉祀。’石勒下书说：‘寒食既是并州的旧俗，朕生长在这种风俗中，不能改变。先前外面的议论，认为子推是诸侯的臣子，王者不应为之忌日，所以听从了他们的议论。倘若由此导致这样的灾害吗？子推虽然是朕家乡的神，但不是合法的食物，也不得扰乱，尚书赶快检查旧典，确定意见上报。’有关部门上奏认为子推历代所尊崇，请求普遍恢复寒食，再种植嘉树，建立洞堂，给予户奉祀。石勒的黄门郎韦搜驳议说：‘按照《春秋》，藏冰不合道，阴气发泄为雹。自从子推以前，雹灾又是因什么导致的？这是阴阳乖错所为罢了。况且子推是贤者。为何如此暴害？探究幽微之处，必定不是这样。现在虽然设有冰室，担心所藏的冰不在坚固阴寒的地方，多在山川旁边，气泄为雹
也。以子推忠贤，令绵、介之间奉之为允，于天下则不通矣。’勒从之。于是迁冰室于重阴凝寒之所，井州复寒食如初。”
译也。因为子推忠诚贤能，命令绵山、介山之间的人奉他为神，这在天下却是行不通的。”勒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将冰室迁移到阴冷严寒的地方，井州又恢复了像从前一样的寒食习俗。
唐李涪《刊误》曰：“《论语》曰：钻燧改火，春榆夏枣，秋柞冬槐。则是四时皆改其火。自秦、汉以降，渐至简易，唯以春是一岁之首，止一钻遂。而适当改火之时，是为寒食节之後。既曰就新，即去其旧。今人待新火曰勿与旧火相见，即其事也。又《礼记郊特牲》云：季春出火曰禁火。此则禁火之义昭然可徵，俗传禁火之因，皆以介推为据，是不知古，以钻燧证之。”
《困学纪闻》：“《司爟》郑司农引《鄹子》与《论语》马融引《周书月令》同。晋时有以洛阳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续不灭，火色变青。《後汉礼仪志》：“日夏至浚井改水，日冬至钻燧改火。’”
《升庵集》：《容斋随笔》谓：寒食禁火不由介推，其言是矣。近观《十六国春秋》，石勒下令，寒食不许禁火，後有冰雹之异。徐光曰：介推，帝乡之神也，历代所尊，未宜替也，宜令百姓奉之。勒又令尚书定议以闻，韦謏曰：子推忠贤，令绵、介之间奉之为允，于天下则不通矣。勒从之，令并州复寒食如初。容斋亦未之考耶？然勒禁天下寒食，而至隋、唐已复禁改火，观隋李崇嗣‘普天皆灭焰，匝地尽藏烟’之句，及元缜《连昌宫词》自注：‘唐时京城寒食火禁，以鸡羽人灰，有禁者罪之。’亦极严矣。火禁迨今则绝不知，而四时亦不改火。自胡元人中国，卤莽之政也，然寒食不必复，改火乃先圣节宣天道，可因元人而废之呼？”
禁刻书
宋孝宗淳熙七年五月己卯，申饬书坊擅刻书籍之禁。
禁馈送
宋光宗绍熙二年三月丙辰，诏监司郡守，互送以赃论。
慈幼局
《宋史理宗纪》：淳▯九年正月癸亥，诏给官田五百亩，命临安府创慈幼局，收养道路遗弃初生婴儿。
吏部令史
《魏书》：孝静帝武定六年四月甲子，吏部令史张永和、青州人崔润等伪假入官。事觉，纠检，首者六万余人。
《旧唐书杨虞卿传》：“改吏部员外郎。太和二年，南曹令史李賓等六人，伪出告身签符，卖凿空伪官，令赴任者六十五人，取受钱者一万六千七百三十贯，虞卿按得伪状，捕賓等，移御史台鞫劾。賓称六人，共率钱二千贯，与虞卿厅典温亮，求不发举伪滥事迹。乃诏给事中严休复、中书舍人高铖、左丞李景休充三司推按，而温亮逃窜。賓等既伏诛，虞卿以检下无术，停见任。”
江南典选
《旧唐书刘滋传》：“兴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淇州知选事。时京师寇盗之後，天下蝗旱，谷价翔贵，选人不能赴调，乃使滋江南典选，以便江岭之人。时称举职。”
两都试举人
《旧唐书贾至传》：“广德二年，转礼部侍郎。以时艰岁歉，请举人赴省者两都就试。两都试举人自此始也。”
大臣子弟仍放及第
《旧唐书》：“宣宗大中元年二月丁酉，礼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进士三十三人，其封彦卿、崔琢、郑延休等三人，实有词艺，为时所称。皆以父兄见居重位，不得令中选。’诏令翰林中书承旨、户部侍郎韦琮重考复，敕曰：‘彦卿等所试文字并合度程，可放及第。有司考试只在至公，如涉请托，自有朝典。今後但可依常例放榜，不得别有奏闻。’”
食禄子弟复试
唐宣宗大中元年，礼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进士云云，侍郎韦琼考复，敕放及第。
宋太祖开宝元年三月癸巳，（全宋文卷五作乾德六年三月十日。）权知贡举王佑进士合格者十人，陶谷子邴名在第二，翌日，谷入谢，上谓左右曰：“闻谷不能训子，邴安得登第？”遂命中书复试，而哪复登第。因下诏曰：“造士之选，非树私恩；世禄之家，宜敦素业。如闻党与，颇容窃吹，文衡公器，岂宜欺滥。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委礼部具析以闻，当复试。”（此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校勘。《宋会要辑稿选操三》文字略有差异。）
幸执子弟不预科名
《旧唐书》：“王尧苦学，善属文。以季父锋作相，避嫌不
译唐代李涪在《刊误》中说：“《论语》说：钻木取火要更换木材，春天用榆木，夏天用枣木，秋天用柞木，冬天用槐木。这说明四季都要更换取火的木材。自从秦、汉以来，逐渐变得简易，只因为春天是一年的开始，所以只钻一次火。而这正好是更换新火的时候，也就是寒食节之后。既然说是取用新火，就要去除旧火。现在的人等待新火时说不要让新火与旧火相见，就是这件事的体现。另外《礼记·郊特牲》说：季春取出火种叫做禁火。这样禁火的含义就明显可以验证了，世俗传说禁火的原因，都以介子推为依据，这是不了解古代，用钻木取火的事实来证明。”
《困学纪闻》说：“《周礼·司爟》中郑司农引用《鄹子》与《论语》中马融引用《周书·月令》相同。晋代时有把洛阳的火种渡江保存的，代代相传，相续不熄灭，火的颜色变成青色。《后汉书·礼仪志》说：‘夏至日深挖井更换水，冬至日钻木取火更换火。’”
《升庵集》说：《容斋随笔》认为：寒食禁火不是因为介子推，这话是对的。近来看《十六国春秋》，石勒下令，寒食节不允许禁火，后来出现了冰雹的异象。徐光说：介子推是帝乡的神灵，历代所尊崇，不应该废弃，应该让百姓供奉他。石勒又命令尚书定议上报，韦謏说：介子推忠诚贤能，命令绵、介两地供奉他是合适的，但在天下就不通了。石勒听从了他的意见，命令并州恢复寒食节如初。《容斋随笔》也没有考证这件事吗？然而石勒禁止天下寒食，到了隋、唐又恢复禁火，看隋代李崇嗣‘普天皆灭焰，匝地尽藏书烟’的诗句，以及元稹《连昌宫词》自注：‘唐代京城寒食节禁火，用鸡羽人灰，有违反禁令的人治罪。’也非常严格。火禁到现在就完全不知道了，而且四季也不更换火种。自从胡元进入中原，实行粗疏的政策，但是寒食节不必恢复，更换火种是先圣顺应天道，怎么能因为元人而废除呢？”
禁止刻书
宋孝宗淳熙七年五月己卯日，重申严禁书坊擅自刻印书籍的规定。
禁止馈赠
宋光宗绍熙二年三月丙辰日，下诏监司和郡守，互相馈赠按赃罪论处。
慈幼局
《宋史·理宗纪》：淳祐九年正月癸亥日，下诏给予官田五百亩，命令临安府创建慈幼局，收养道路上遗弃的新生婴儿。
吏部令史
《魏书》：孝静帝武定六年四月甲日子，吏部令史张永和、青州人崔润等人伪造文书入官。事情败露，纠察检举，自首的有六万余人。
《旧唐书·杨虞卿传》：“改任吏部员外郎。太和二年，南曹令李宾等六人，伪造告身签符，卖空名伪官，让赴任的有六十五人，收受钱财一万六千七百三十贯，杨虞卿查得伪造状纸，逮捕李宾等人，移交御史台审讯弹劾。李宾称六人，共同凑钱二千贯，给杨虞卿厅典温亮，请求不揭发伪造滥用的事迹。于是下诏给事中严休复、中书舍人高锴、左丞李景休充任三司推按，而温亮逃跑了。李宾等人既被处死，杨虞卿因为检举下属无方，停任现职。”
江南典选
《旧唐书·刘滋传》：“兴元元年，改任吏部侍郎，前往淇州主持选事。当时京城盗贼之后，天下蝗灾旱灾，谷价飞涨，被选的人不能赴任，于是让刘滋在江南主持选事，以便江岭之人。当时称赞他称职。”
两都试举人
《旧唐书·贾至传》：“广德二年，转任礼部侍郎。因为时局艰难年成歉收，请求赴省试的举人在两都考试。两都试举人从此开始。”
大臣子弟仍放及第
《旧唐书》：“宣宗大中元年二月丁酉日，礼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放取的进士三十三人，其中封彦卿、崔琢、郑延休等三人，确实有词艺，被时人称道。都因为父兄现居重位，不能让他们中选。’下诏命令翰林承旨、户部侍郎韦琮重新考核复查，敕令说：‘彦卿等人所试文字都符合标准，可以放取及第。有关部门考试只在至公，如涉及请托，自有朝廷法典。今后只要可依常例放榜，不得另外奏闻。’”
食禄子弟复试
唐宣宗大中元年，礼部侍郎魏扶奏章：臣今年放取的进士等等，侍郎韦琼考核复查，敕令放取及第。
宋太祖开宝元年三月癸巳日，（《全宋文》卷五作乾德六年三月十日。）权知贡举的王佑，进士合格者十人，陶谷的儿子陶邴名列第二，第二天，陶谷入朝谢恩，皇上对左右说：“听说陶谷不能教导儿子，陶邴怎么能登第？”于是命令中书复试，而陶邴又登第。于是下诏说：“选拔人才，不是树立私恩；世袭俸禄之家，应该敦厚素业。听说党羽，颇容窃吹，文衡是公器，岂宜欺滥。从今以后举人，凡是关系到食禄之家，委托礼部详细分析上报，应当复试。”（此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校勘》。《宋会要辑稿·选举三》文字略有差异。）
幸执子弟不预科名
《旧唐书》：“王尧刻苦学习，善于写文章。因为叔父王锋做宰相，避嫌不
就科试。”
《旧唐书杨严传》：“会昌四年，仆射王起典贡部，选士三十人，严与杨知至、窦缄、源重、郑朴五人，试文合格，物议以子弟非之。起复奏，武宗敕曰：‘杨严一人可及第，馀四人落下。’”
译参加科举考试。”
《旧唐书·杨严传》记载：“会昌四年，仆射王起主持贡举，选拔了三十名士子，杨严与杨知至、窦缄、源重、郑璞五人，文章考试合格，但舆论认为他们是权贵子弟而加以非议。王起再次上奏，武宗下诏说：‘杨严一人可以及第，其余四人落榜。’”
《大唐新语》：“大中末，令狐绚罢相，其子滈应进士举，在父未罢相前，拔史解及第，谏议大夫崔宣上疏，论滈‘弄父权势，以举人文卷须十日前送纳，岂可父尚居于枢务，男私拔其解名，干挠主司，侮弄文法，恐奸欺得路，孤直杜门，请下御史台推。’疏留下不出。”
宋雍熙二年，宰相李昉之子宗锷、参政吕蒙正之子亨、盐铁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许仲宣之子待间，举进士试，皆人等。上曰：“此并势家，与孤寒并进，但以艺升，人亦谓朕有私。”皆罢之。
韩维尝以进士荐礼部，父亿任执政，不就廷试。仁宗患缙绅奔竞，谕近臣曰：“恬退守道者硅擢，则躁求者自当知愧。”于是宰相文彦博等言：“公好古嗜学，安于静退，乞加甄录，召试举士院，”辞不赴，除国子监主簿。
幸第并坐其兄
宋景德二年四月丁酉，枢密直学士刘师道，责授忠武行军司马；知制浩陈尧咨，责授单州团练副使。先是，师道弟几道举进士，礼部奏名，将廷试。近制，悉糊名校等。尧咨教几道于卷中密为识别，几道既擢第，或告其事，诏落籍，永不预举。
《宋史赵肌传》：为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亲党于要途，多处管库，甚者不使应科举，与寒士争进。自王安石柄国，持内举不避亲之说，始以子雱列侍从，由是循习为常。资望浅者，或居事权繁重之地；无出身者，或预文字清切之职。今宜杜绝其源。”
《韩维传》：以进士奏名礼部，以父亿辅政，不肯试大廷，受荫入官。
《唐义问传：锁厅试礼部，用举者召试秘阁，父介引嫌，罢之。
优给大臣子孙
《旧唐书宪宗纪》：“元和八年十二月，敕：‘张茂昭立功河朔，举族归朝，义烈之风，史册收载。如闻身没之後，家无余财，追怀旧勋，特越常典。宜岁赐绢二千匹，春秋二时支给。’”
禁保留官长
後周太祖广顺二年八月甲午，敕诸州县吏民、缁黄继来诣阙，留举刺史、县令。“牧宰之任，委寄非轻，系烝庶之惨舒，布朝廷之条法。若廉勤奉职，抚字及民，自有政声达于朝听，何劳民庶远致举留，既妨农作之时，又耗路途之费。所宜厘革，免致劳烦。今後刺史、县令显有政能，观察使审解事状，朝廷当议奖升，百姓僧道更不举请，一切止绝。”
禁民往南
《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三年四月，以汉民就食江南者多，又从官南方者秩满多不还，遣使尽徙北还。仍设脱脱朱孙于黄河、江淮诸津渡，凡汉民非赍公文适南者止之，为商者听之。”
生员招傜僮
《实录》：正统十年五月乙未，广东高安县学生伍章等六人，偕所傜僮，首贡香烛至京。上谕礼部臣曰：“生员当居学肄业，顾舍所学而超干办，其志陋矣。”礼部因请罪之，上曰：“不必罪，姑戒谕遣之。”而禁约诸傜僮獠州县，毋得令生员招抚。
卷三
废释道二教
《晋书佛图澄传》：“澄为石虎所重。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虎下书料简，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方国之神，非诸华所应词奉，汉代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今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其百辟卿士逮众隶例皆禁之，其犯者与淫祠同罪。其赵人为沙门者，还服百姓。’朝土多同度所奏。虎以澄故，下书曰：‘朕出自边戎，添居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
《魏书世祖纪》：“太平真君五年正月戊申，诏曰。‘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
译《大唐新语》记载：“唐宣宗大中末年，令狐绹被罢免宰相职务，他的儿子令狐滈参加进士科考试。在令狐绹尚未被罢相之前，令狐滈已被选拔通过解试并考中进士。谏议大夫崔宣上疏论奏，指出令狐滈‘利用父亲的权势，按照惯例，举人的试卷须提前十天送交，怎可父亲仍居枢要之位，儿子却私下拔取解试名额，干扰主考官，轻侮玩弄文法，恐怕奸诈欺瞒之人得以进身，孤高正直之士闭门不出，请求将此事交由御史台推究审查。’奏疏被留下，没有发出。”
宋雍熙二年，宰相李昉的儿子李宗锷、参知政事吕蒙正的儿子吕亨、盐铁使王明的儿子王扶、度支使许仲宣的儿子许待间，参加进士科考试，都考入了等第。皇上说：“这些都是权贵之家，与贫寒之士一同晋升，仅凭才艺升迁，人们也会认为我有私心。”于是将他们都罢黜。
韩维曾以进士身份被礼部推荐，因其父韩亿担任执政官，他便不参加廷试。仁宗担忧士大夫奔走钻营，告诫近臣说：“恬淡退让、坚守道义的人如果得到提拔，那么躁进求取的人自然应当知道惭愧。”于是宰相文彦博等人进言：“韩维喜好古学，安于静退，请求加以甄别录用，召他到举士院考试。”韩维推辞不去，被任命为国子监主簿。
幸第并坐其兄
宋景德二年四月丁酉，枢密直学士刘师道的弟弟刘几道参加进士科考试，礼部奏报姓名，即将进行廷试。近来的制度，全部糊名评定等第。陈尧咨教唆刘几道在试卷中暗中做标记以便识别。刘几道考中后，有人告发此事，皇帝下诏取消他的资格，永远不得再参加科举。
《宋史·赵抃传》记载：赵抃任御史时，上疏说：“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引亲党担任要职，大多让他们管理仓库，甚至不让他们参加科举，与寒门士子争进。自从王安石执政，秉持‘内举不避亲’的说法，开始让儿子赵雱位列侍从，从此沿袭成为惯例。资历浅薄的人，有时担任事权繁重的职位；没有出身的人，有时参与文字清要的职务。现在应当杜绝这种源头。”
《韩维传》记载：韩维以进士身份被礼部奏报姓名，因其父韩亿辅佐朝政，不肯在朝廷参加廷试，依靠恩荫入仕。
《唐义问传》记载：唐义问参加锁厅试礼部，因被举荐召试秘阁，其父唐介避嫌，罢免了他。
优给大臣子孙
《旧唐书·宪宗纪》记载：“元和八年十二月，敕令：‘张茂昭在河朔立功，举族归附朝廷，其义烈之风，史册记载。听说他死后，家中没有余财，追念旧勋，特别超越常规典制。应当每年赐绢二千匹，春秋两季发放。’”
禁保留官长
后周太祖广顺二年八月甲午，敕令各州县吏民、僧道不得再来赴阙，挽留刺史、县令。“刺史、县令的职位，委托重任不轻，关系到百姓的疾苦，颁布朝廷的法令。如果廉洁勤勉地履行职责，安抚百姓，自然会有政声传到朝廷耳中，何必劳烦百姓远道举荐挽留，既妨碍农作时节，又耗费路途费用。应当革除，以免劳烦。今后刺史、县令明显有政能，观察使审察上报情况，朝廷应当商议奖赏升迁，百姓僧道不再举荐请求，一切停止。”
禁民往南
《元史·世祖纪》记载：“至元二十三年四月，因为汉人到江南谋生的很多，又因为官员在南方任职期满多不返回，派遣使者全部迁徙北还。仍然在黄河、江淮各渡口设置脱脱朱孙，凡是汉民没有携带公文前往南方的，予以阻止，做商人的允许通行。”
生员招傜僮
《实录》记载：正统十年五月乙未，广东高安县学生伍章等人六人，带着所招募的傜僮，带头进贡香烛到京城。皇上告诫礼部大臣说：“生员应当在学校学习，却舍弃所学而从事差使，其志向鄙陋了。”礼部因此请求治罪，皇上说：“不必治罪，暂且告诫遣返。”并禁止各州县傜僮，不得让生员招募。
卷三
废释道二教
《晋书·佛图澄传》记载：“佛图澄被石虎重视。百姓因为佛图澄的缘故，多信奉佛教，都营造寺庙，争相出家，真伪混淆，多生过错。石虎下书简省，著作郎王度上奏说：‘佛是戎狄之神，不是诸夏应当供奉的，汉代初传其道，只允许西域人在都城立寺，以供奉其神，汉人都不出家。魏承袭汉制，也遵循前代轨则。现在可以断绝赵人，都不允许去寺庙烧香礼拜，以遵从典礼。那些百官卿士以及众隶卒都禁止，违犯者与淫祠同罪。那些赵人做沙门的，恢复百姓身份。’朝臣大多赞同王度的奏议。石虎因为佛图澄的缘故，下书说：‘我出自边戎，寄居诸夏，至于祭祀，应当遵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当兼奉，那些夷赵百姓，有乐意事佛的，特别允许。’”
《魏书·世祖纪》记载：“太平真君五年正月戊申，下诏说：‘愚民无知，信惑妖邪，私养师巫，私藏谶记、阴阳、图纬、方技之书。又沙门之徒，假借西戎虚诞之说，招致妖孽，这不是用来统一政教，在天下布施淳厚德行的方法。自从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以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家中的，都遣送官署，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的，师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