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卷四
徙民
秦始皇二十八年，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
二十六年，徙民于河北、榆中三万户。
汉高帝五年九月，徙诸侯于关中。
九年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初，娄敬使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屈、昭，景莫与。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强族，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後及豪杰名家，且实关中，无事可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帝曰：“善。”乃徙刘敬所言关中十万馀口。
景帝元年正月，诏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
武帝建元二年，作茂陵邑。三年春，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
元朔二年夏，募民徙朔方十万户，又徙郡国豪杰及赀三百万已上于茂陵。初，主父偃说帝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乱众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消好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帝从之。
元狩五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
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实之。
大始元年，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此言“云阳”，而转写者误为“陵”耳。茂陵，帝所自起；而云阳，甘泉所居，故总使徙豪杰也。钩弋、赵婕妤死，葬云阳。至昭帝即位，始尊为皇太後，而起云陵。武帝时未有云陵。）
昭帝始元三年秋，募民徙云陵，赐钱田宅。
四年夏，徙三辅富人于云陵，赐钱户十万。
宣帝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国吏民赀百万以上徙平陵。
二年春，以水衡钱为平陵徙民起第宅。
元康元年，徙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赀百万者杜陵。
武帝鸿嘉二年夏，徙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赐丞相、御史、将军、列侯、公主、中二千石冢地、第宅。
後汉光武建武十五年，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
二十六年，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郡八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施行，补理城郭。发遣边民，在中国布还诸县，皆赐以装、钱，转输给食。
崔寔《政论》曰：“古有移人通财，以赡烝黎。今青、徐、兖、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而三辅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广人稀，厥田宜稼，悉不肯垦发。小人之情，安土重迁，宁就饥馁，无适乐土之虑。民犹群羊聚畜，须主者牧养处置，置之茂草则肥泽繁息，置之晓卤则零丁耗减。是以景帝六年，诏郡国令人得去硗狭就宽肥。至武帝，遂徙关东贫人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後加徙猾吏于关内。今宜复遵故事，徙贫人不能自业者于宽地。此亦开草辟土，振人之术也。”
仲长统《昌言》曰：“远州之县界至数千百里，虽多山陵洿泽，犹有可居人种毅者焉。而诸夏有十亩共桑之迫，远州有旷野不发之田。代俗安土，有死无去，君长不使，谁能自往缘边之地？亦可因罪徙人，便于守御。”
献帝建安十六年，曹公西征。初，自天子西迁洛阳，人民单尽。其後钟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繇徙关中民，又招纳亡叛以充之。数年间，民户稍贵。曹公征关中，得以为资。
魏文帝改长安、谯、许昌、亳、洛阳为五都，今天下听内徙，复五年，後又增其复。
齐王以明帝景初三年正月即位。六月，以辽东东沓县吏民渡海居齐郡界，以故纵城为新沓县以居民。
元始元年二月，以辽东汶北、丰县民流徙渡海，居齐郡之西安、临淄、昌国县界，为新汉、南丰县以居流民。
蜀主建兴十四年，徙武都氐王符建及氏民四百余户于广都。
晋宣帝为骠骑大将军、都督雍州，表徙
译卷四
迁徙百姓
秦始皇二十八年，将百姓三万户迁徙到琅琊台下。
二十六年，将百姓三万户迁徙到河北、榆中地区。
汉高帝五年九月，将诸侯迁徙到关中地区。
九年十一月，将齐、楚的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刘氏五姓迁徙到关中，给予他们有利的田地和住宅。起初，娄敬出使匈奴归来，趁机进言说：“匈奴河南的白羊王、楼烦王距离长安近的只有七百里，轻装骑兵一天一夜就可以到达。秦中地区刚经历战乱，人口稀少，土地肥沃富饶，可以加以充实。诸侯刚起兵时，如果不是齐国的田氏，楚国的屈氏、昭氏、景氏，就没有人与他们合作。现在陛下虽然定都关中，但实际人口稀少，北边靠近胡人寇盗，东边有六国的强大家族，一旦有变故，陛下也不能安枕而卧。我希望陛下将齐国的田氏，楚国的昭氏、屈氏、景氏，燕、赵、韩、魏的后代以及豪杰名家，暂且迁徙到关中，无事时可以防备胡人，诸侯有变，也足以率领他们向东讨伐，这是强干弱枝的策略。”皇帝说：“好。”于是将娄敬所说的人迁徙到关中，共十多万口。
景帝元年正月，下诏说：商议百姓愿意迁徙到广阔土地的人，听任他们。
武帝建元二年，建立茂陵邑。三年春天，赐给迁徙到茂陵的人每户二十万钱，田地二顷。
元朔二年夏天，招募百姓迁徙到朔方十万户，又将郡国的豪杰以及家资三百万以上的人迁徙到茂陵。起初，主父偃劝谏皇帝说：“茂陵刚建立，天下的豪杰兼并之家扰乱民众，都可以迁徙到茂陵，对内充实京师，对外消除奸猾之徒，这就是所谓不诛杀而祸害消除。”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元狩五年，将天下的奸猾官吏和百姓迁徙到边疆。
元鼎六年，划分武威、酒泉的土地设置张掖、敦煌郡，迁徙百姓去充实它们。
大始元年，将郡国的官吏、百姓、豪杰迁徙到茂陵、云陵。（这里说“云阳”，而转写者误写为“陵”。茂陵，是皇帝自己修建的陵墓；而云阳，是甘泉宫所在的地方，所以总括让豪杰迁徙。钩弋夫人、赵婕妤死后，葬在云阳。到昭帝即位，才尊奉为皇太后，并修建云陵。武帝时还没有云陵。）
昭帝始元三年秋天，招募百姓迁徙到云陵，赐给钱、田地和住宅。
四年夏天，将三辅地区的富人迁徙到云陵，赐给每户十万钱。
宣帝本始元年春天正月，招募郡国家资百万以上的官吏和百姓迁徙到平陵。
二年春天，用水衡官的钱为迁徙到平陵的百姓修建住宅。
元康元年，将丞相、将军、列侯、二千石官吏、家资百万的人迁徙到杜陵。
武帝鸿嘉二年夏天，将郡国家资五百万以上的豪杰五千户迁徙到昌陵，赐给丞相、御史、将军、列侯、公主、中二千石的墓地、住宅。
后汉光武帝建武十五年，将雁门、代郡、上谷三郡的百姓，安置在常山关、居庸关以东。
二十六年，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郡八郡的百姓回归本土，派遣谒者分别率领施行，修补治理城郭。遣送边疆百姓，在中国境内安置回各县，都赐给行装、钱，转运供给食物。
崔寔《政论》说：“古代有迁移人口流通财物，来赡养百姓。现在青州、徐州、兖州、冀州，人口稠密土地狭小，不足以相互供给。而三辅左右以及凉州、幽州内部邻近的郡，都土地广阔人口稀少，那里的田地适宜耕种，却全都不肯开垦。小人的性情，安于故土重视迁徙，宁愿挨饿受冻，也没有去安乐之地的打算。百姓就像群羊聚集饲养，需要主人牧养处置，放在茂盛的草地里就肥壮繁殖，放在贫瘠的土地上就凋零减少。因此景帝六年，下诏让郡国允许百姓离开贫瘠狭小的地方去广阔肥沃的地方。到武帝时，于是将关东的贫民迁徙到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共七十二万五千口，后来又增加迁徙奸猾官吏到关内。现在应该再次遵循旧例，将不能自谋生计的贫民迁徙到广阔的土地。这也是开垦荒地，救济百姓的方法。”
仲长统《昌言》说：“遥远州郡的县界达到数千百里，虽然多山陵沼泽，仍有可以居住种植庄稼的地方。而中原地区有十亩地共同种桑的紧迫，遥远州郡有旷野未开发的田地。当地风俗安于故土，有死也不离开，君主不派遣，谁能自己前往边疆之地？也可以因犯罪迁徙人口，便于防守抵御。”
献帝建安十六年，曹公西征。起初，自从天子西迁洛阳，百姓单弱耗尽。后来钟繇以侍中身份担任司隶校尉、持节督率关中诸军，钟繇迁徙关中百姓，又招纳逃亡叛乱的人来充实它。几年间，民户逐渐增多。曹公征讨关中，得以作为资粮。
魏文帝将长安、谯、许昌、亳、洛阳改为五都，现在天下听任向内迁徙，免除赋税五年，后来又增加免除的年限。
齐王在明帝景初三年正月即位。六月，将辽东东沓县的官吏百姓渡海居住在齐郡界内，将原来的纵城改为新沓县以安置居民。
元始元年二月，将辽东汶北、丰县的百姓流徙渡海，居住在齐郡的西安、临淄、昌国县界内，设立新汉、南丰县以安置流民。
蜀主建兴十四年，将武都氐王符建及氐民四百多户迁徙到广都。
晋宣帝担任骠骑大将军、都督雍州，上表请求迁徙
冀州农夫佃上邽。武帝太康中，杜预为征南将军。初，伐吴军至江陵，因兵威，徙将士屯戍之家以实江南北郡故地，各树之长吏，荆土萧然。
译冀州有个农夫在上邽租种土地。武帝太康年间，杜预担任征南将军。起初，讨伐吴国时军队到达江陵，凭借军事威势，将将士屯驻戍守的家属迁徙到长江南北的郡县故地，以充实人口，并分别设置长官进行治理，荆州地区因此变得萧条冷清。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武陵王骏讨缘沔蛮，移一万四千余口于京师。二十三年，迁汉川流民于沔次。二十六年，使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自彭城徒流民数千家于瓜步。征北参军程天徙江南流民于南州亦如之。二十八年冬，徙彭城流民于瓜步，淮南流民于姑孰，合计万家。
孝武帝大明中，孔灵符为丹阳尹。山门县土境偏狭，民多田少，灵符表徙无资之家于徐姚、鄞、鄮三县界，垦起湖田。帝使公卿博议，太宰江夏王义恭议曰：“夫训农修本，有国所同。土著之民，习玩日久。如京师无田，不闻徙居他县。寻山阴豪杰富室，顷亩不少，贫者肆力，非为无处，耕起空荒，无救灾歉，又兼缘湖居民鱼鸭为业，及有居肆，理无乐徙。”尚书令柳元景、右仆射刘秀芝、尚书王瓒之、顾凯之、颜师伯、嗣湘东王彧议曰：“富户温房，无假迁业；穷身寒室，必应徙居。葺字疏皋，产粒无待，资公则公未易充，课私则私卒难具。生计既完，畲功自息，宜募亡叛通恤及与乐田者，其往经创，须粗修立，然後徙居。”侍中沈怀文、王景文、黄门侍郎刘凯、郗颙议曰：“百姓虽不亲农，不无资生之路。若驱以就田，则坐以相违夺。且鄞等三县去治并远，既安之民忽徙他邑，新垣未立，旧居己毁，去留两困，无以自资。谓宜适任民情，从其所乐，开宥速亡，且令就业，若审成腴壤，然後议迁。”太常王元漠羡议曰：“小民贫匮，远就荒畴，去旧即新，粮种俱缺，习之既难，勤之未易。谓宜微加资给，使得肆勤，明力田之赏，申怠惰之罚。”光禄勋王升之议曰：“远废之畴，方翦棘荆，率课穷乏，其事弥难，资徙粗立，徐行无晚。”帝违众议，徙民，井成良业。
後魏道武天兴元年正月，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技巧千万口，以充京师。二月，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受田。十二月，徙六州三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
二年，陈留郡、河南流民万余口内徙，遣使者存劳之。
明元泰常三年，徙冀、定、幽三州徒何民于京师。
《娥清传》：清为给事中黄门侍郎。先是，徒何民散居三州，颇为民害，诏清徙之平城。清善绥抚，徙者如归。
延和元年，车驾征冯文通，徙成邱、成周、辽东、乐浪、带方、元菟六郡民三万家于幽州，开仓以赈之。
太平真君六年，徙青、齐之人以实河北。又陆俟，太武时，与高凉王邮渡河，南略地至济南东平陵，徙其民六千家实河北。
七年，徙长安城内工巧二千家于京师。
献文皇帝兴三年，徙青州齐民于京师。
孝文太和十九年，诏迁洛之民葬河南，不得迁河北。于是代人南者悉为河南洛阳人。
北齐神武帝为魏相，命孙腾、高隆之分括无籍之户，得六十余万，于是侨居者备勒还本属。
文宣天保八年，议徙冀、定、瀛无田之人，谓之乐迁，于幽州、范阳宽乡之处，百姓惊扰。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十二月，行幸并州宫，移并州军人四万户于关中。
宣武正始元年，以苑牧公田分赐代迁之户。
宣帝大象元年，诏曰：“洛阳旧都，今既修复，凡是元迁之户，并听还洛州。此外诸民欲往者，亦任其意。河阳、幽、相、预、亳、青、齐七总管，受东京六府处分。”
隋场帝大业元年三月丁未，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逵、将作大匠字文恺，营建东京，徙预州郭下居民以实之，又诏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
唐武後天授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徙关外雍、同、泰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
玄宗开元十六年十月，敕州客户有情愿属缘边州者，至彼给良沃田安置，仍给永年优复，宜令所司即与所管客户州计会，召取愿者，随其所乐，其数奏闻。
洪武二十一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者狭乡之民迁于宽乡，盖欲地不失利，民有恒业。今河北诸处自兵後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
译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武陵王刘骏征讨沿沔水的蛮族，将一万四千多口人迁移到京城。二十三年，将汉川的流民迁移到沔水岸边。二十六年，派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从彭城将几千户流民迁移到瓜步。征北参军程天将江南的流民迁移到南州，做法也相同。二十八年冬天，将彭城的流民迁移到瓜步，将淮南的流民迁移到姑孰，合计一万户。
孝武帝大明年间，孔灵符担任丹阳尹。山门县土地狭小，百姓多而田地少，孔灵符上表请求将没有资财的百姓迁移到徐姚、鄞、鄮三县的边界，开垦湖田。皇帝让公卿广泛议论，太宰江夏王刘义恭议论说：“劝勉农耕、修治根本，是各国共同的做法。定居的百姓，习惯于这种生活已经很久了。如果京城没有田地，也没听说要迁移到其他县。查访山阴的豪杰富户，顷亩不少，贫穷的人尽力耕作，并非没有地方，开垦空旷荒地，不能救灾荒歉，再加上沿湖居民以捕鱼养鸭为业，以及有居住在集市上的，按理不会乐意迁移。”尚书令柳元景、右仆射刘秀之、尚书王瓒之、顾凯之、颜师博、嗣湘东王刘彧议论说：“富裕人家温暖住房，不需要迁移产业；穷苦人家寒冷居室，必须迁移居住。修缮房屋、疏浚沼泽，粮食生产没有指望，依靠公家则公家难以供给，课征私家则私家终究难以具备。生计既然完备，烧荒耕作的功效自然停止，应该招募逃亡叛乱者予以抚恤以及乐意耕田的人，他们前往开创基业，需要粗略修建建立，然后迁移居住。”侍中沈怀文、王景文、黄门郎刘凯、郗颙议论说：“百姓虽然不亲自从事农业，并非没有谋生的途径。如果驱使他们去种田，就会因为违背他们的意愿而互相争夺。况且鄞等三县距离治所都很远，已经安定的百姓突然迁移到其他县，新墙还没建立，旧居已经毁坏，去留两难，无法自给自足。认为应该顺应民情，听从他们所乐意的，宽恕迅速逃亡的人，暂且让他们从事生产，如果确实成为肥沃的土地，然后再商议迁移。”太常王元漠羡议论说：“小民贫困匮乏，远赴荒田，离开旧居前往新地，粮食种子都缺乏，习惯它很难，勤勉它也不容易。认为应该稍微给予资助，使他们能够尽力耕作，明确奖励努力耕田的人，申明惩罚懒惰者的法令。”光禄勋王升之议论说：“遥远的废弃田地，正要剪除荆棘，督促课征穷困的人，事情更加困难，资助迁移粗略建立，慢慢推行也不晚。”皇帝违背众人的意见，迁移百姓，并且建成了良田。
后魏道武帝天兴元年正月，迁移山东六州的百姓官吏以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技艺者千万口，来充实京城。二月，下诏供给内迁的新民耕牛，按人口授田。十二月，迁移六州三十二郡的太守、豪杰、官吏百姓两千家到代都。
二年，陈留郡、河南的流民一万多口内迁，派遣使者慰问他们。
明元帝泰常三年，迁移冀、定、幽三州的徒何百姓到京城。
《娥清传》：娥清担任给事中、黄门侍郎。在此之前，徒何百姓散居在三州，颇为百姓祸害，下诏让娥清将他们迁移到平城。娥清善于安抚，迁移的人像回家一样。
延和元年，皇帝征讨冯文通，迁移成邱、成周、辽东、乐浪、带芳、元菟六郡的百姓三万户到幽州，打开粮仓来赈济他们。
太平真君六年，迁移青、齐的人来充实河北。又陆俟，太武帝时，与高凉王拓跋弥渡河，向南略地到济南东平陵，迁移那里的百姓六千家来充实河北。
七年，迁移长安城内的工匠巧手两千家到京城。
献文帝兴三年，迁移青州齐地的百姓到京城。
孝文帝太和十九年，下诏规定迁往洛阳的百姓葬在河南，不得迁回河北。于是代地人南迁的全部成为河南洛阳人。
北齐神武帝担任魏国丞相，命令孙腾、高隆之分头清查没有户籍的户口，得到六十多万，于是侨居者全部被勒令返回原籍。
文宣帝天保八年，商议迁移冀、定、瀛没有田地的人，称为乐迁，到幽州、范阳宽乡的地方，百姓惊扰。
后周武帝建德六年十二月，出行到并州宫，迁移并州军人四万户到关中。
宣武帝正始元年，将苑囿牧场的公田分赐给从代地迁移来的户口。
宣帝大象元年，下诏说：“洛阳旧都，现在已经修复，凡是元朝迁移的户口，都允许返回洛州。此外其他百姓想要前往的，也任凭他们的意愿。河阳、幽、相、豫、亳、青、齐七总管，接受东京六府的处分。”
隋炀帝大业元年三月丁未，下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迁移豫州郭下的居民来充实它，又下诏迁移天下的富商大贾几万户到东京。
唐武则天天授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迁移关外雍、同、泰等七州的户口几十万来充实洛阳。
玄宗开元十六年十月，敕令各州客户有愿意归属边疆州的，到那里给予良沃田地安置，仍然给予永年优复，应当让有关部门立即与所管辖的客户州计会，召取愿意的人，随他们所乐意的，其数量奏闻。
洪武二十一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说：“古代狭乡的人民迁移到宽乡，大概想要土地不失去利益，人民有恒久的产业。现在河北各处自从兵乱之后田地多荒芜，居民稀少。山东、山西的人民自从进入本朝，人口日益繁多，应当命令分丁”
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国赋增而民生遂矣。”上谕户部侍郎杨靖曰：“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
译迁移到宽广空闲的地方，开垦田地耕种，这样国家的赋税就会增加，百姓的生活也就安定了。”皇上对户部侍郎杨靖说：“山东地域广阔，百姓不必迁移；山西人口众多，应当按照他的建议办理。”于是将山西泽州、潞州没有田地的百姓迁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大康等空旷的地方，让他们自行安置屯田耕种，免除三年的赋税徭役，并且每户发给二十锭钞，用来购买农具。
二十二年四月己亥朔，命杭、湖、温、台、苏、松诸郡民无田者，许令往淮河迄南滁、和等处就耕，官给钞户二十锭，使备农具，免其赋役三年，九月甲戌，山西沁州民张从整等一百一十六户，告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命赏从整钞锭，送後军都督佥事孙礼，分田给之，仍今回沁召募居民。
二十五年十二月辛未，後军都督府都督金事李恪、徐礼奏：“山西民徙居彰德，卫辉、怀庆、广平、大名、东昌、开封，凡五百九十人户。”
三十五年九月乙未，命户部遣官核实山西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仍户给钞使置牛具种子，五年後征其税。
永乐元年八月甲戌，简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布政司富民实北京。
二年九月丁卯，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
《金史许安仁传》：“章宗时，朝议以流人实边，安仁言：‘昔汉有募民实边之议，盖度地经营国邑，制为田宅，使至者有所归，作者有所用。于是轻去故乡而易于迁徙。如使被刑之徒，寒饿困苦，无聊之心靡所顾藉，与古之募民人塞不同，非所宜行。’”
国史律令
《战国策》：“楚相柏举之战，蒙谷入大宫，负离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云梦中。昭王返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乱。蒙谷献典，五官得法，百姓大治。蒙谷之功与存国相若。”
《东观汉记》：“陈咸，哀、平间，以明律为侍御史。王莽篡位，归乡，至闭门不出。乃收家中律令文书壁藏之，以俟圣主。”
《唐书》：“韦述居史职，玄宗幸蜀，述抱国史藏于南山。经籍资产焚剽殆尽，述亦陷于贼庭，授伪官。至德二载，收两京，议罪，流渝州死。广德二年，其甥萧直为太尉李光弼判官，因人奏事称旨，乃上疏理述于仓皇之际，能存国史，致圣明大典得无遗逸，以功补过，合沾恩宥。乃赠右散骑常侍，”
《通鉴》：“唐庄宗灭梁，御史台奏朱温篡逆，删改本朝律令格式，悉收旧本焚之。今台司及刑部大理寺所用皆伪庭之法，闻定州敕库独有本朝律令格式具在，乞下本道录进。从之。”
风闻言事
《宋史陈次升传》：“为左司谏。宣仁有追废之议，次升密言：‘先太後保佑圣躬，始终无间，愿勿听小人销骨之谤。’帝曰：“卿安所闻？’对曰：‘臣职许风闻，陛下毋诘其所从来可也。’”
《彭汝砺传》：“为监察御史裹行，论俞充谄中人王中正，至使妻拜之，神宗为罢充。诘其语所从，汝砺曰：‘如此非所广聪明也。’卒不奉诏。”
御容
《旧唐书》：“唐武宗会昌五年十月乙亥，中书奏：‘池水县武牢关，是太宗擒王世充、窦建德之地，关城东峰有二圣塑容，在一堂之内，今缘定觉寺例合毁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于东峰以造一殿，名曰昭武庙。’从之。”
唐庄宗同光元年，宿州朱保諲进本朝十二圣写真及玄宗《封太山图》。
蜀王衍建上清宫于老君殿，列唐十八帝真容，备法驾。
宋邵博《闻见录》：“武功唐高祖宅，昔号庆善宫，今为佛祠，有唐二帝苎漆像，不知何帝也。”
《建炎以来朝野杂纪》：“绍兴元年，终南山上清宫太平道士訾言真等持太宗、真宗御容，自岐下抵宣抚使张忠献。”
《金史》：李大忠刻唐高祖至昭宣二十一帝像于石，在含水县东。
《元史石天麟传》：“江南道观偶藏宋主遗像，有僧与道士交恶，发其事。帝以问天麟，对曰：‘辽国主後铜像在西京者今尚有之，未闻禁也。’事遂寝。”
《中州集》：“何宏中，宋靖康时，为河北河东两路统制接应使，被擒不屈，请为黄冠。时神霄宫废，道士旧以徽宗为东华君，将毁其像。宏中为起紫微殿，迁像事之。”
庙讳
李百药《北齐书》：“凡诸帝庙号，为避唐朝讳，皆易其文，议者非之。”
《宋史》：绍兴二年十
译二十二年四月己亥初一，命令杭州、湖州、温州、台州、苏州、松江等郡没有田地的百姓，允许他们前往淮河以南的滁州、和州等地耕种，官府发给每户二十锭钞票，用来置办农具，免除他们三年的赋税和徭役。九月甲戌日，山西沁州百姓张从整等一百一十六户人家，上告表示愿意应募屯田，户部将此情况上报，皇帝命令赏赐张从整钞票，并送往后军都督佥事孙礼处，由孙礼分配田地给他们，同时再次回到沁州招募居民。
二十五年十二月辛未日，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李恪、徐礼上奏说：“山西百姓迁徙到彰德、卫辉、怀庆、广平、大名、东昌开封等地居住的，共有五百九十户人家。”
三十五年九月乙未日，命令户部派遣官员核实山西太原、平阳两府，以及泽州、潞州、辽州、沁州、汾州五州中，男丁多而田地少以及没有田地的家庭，分配他们的男丁人口，用来充实北平各府州县，仍然每户发给钞票让他们购置牛具和种子，五年后征收他们的赋税。
永乐元年八月甲戌日，从直隶、苏州等十个郡，浙江等九个布政使司中挑选富裕的百姓来充实北京。
二年九月丁卯日，迁徙山西太原、平阳、泽州、潞州、辽州、沁州、沁州百姓一万户来充实北京。
《金史·许安仁传》记载：“章宗时期，朝廷议论用流配的人来充实边疆，许安仁说：‘从前汉朝有招募百姓充实边疆的议论，大概是估量土地经营国家城邑，制定田宅，让到来的人有所归属，劳作的人有所用处。于是人们容易离开故乡而便于迁徙。如果让受刑的人，受寒挨饿困苦，心中绝望无所顾忌，这与古代招募百姓进入边塞不同，是不应该实行的。’”
国史律令
《战国策》记载：“楚国宰相柏举之战中，蒙谷进入大宫，背负着离次的典籍，渡江逃到云梦泽中。昭王返回郢都时，五官失去法度，百姓昏乱。蒙谷献出典籍，五官得以恢复法度，百姓大治。蒙谷的功劳与保全国家相当。”
《东观汉记》记载：“陈咸，在哀帝、平帝年间，因精通律法担任侍御史。王莽篡位后，他回到家乡，以至于闭门不出。于是将家中的律令文书收藏在墙壁中，以等待圣明的君主。”
《唐书》记载：“韦述担任史职，玄宗逃往蜀地，韦述抱着国史藏在南山中。经籍资产被焚烧掠夺殆尽，韦述也陷落在贼寇朝廷，被授予伪职。至德二载，收复两京，商议定罪，将他流放到渝州处死。广德二年，他的外甥萧直担任太尉李光弼的判官，因为向皇帝奏事符合心意，于是上疏为韦述辩白，说他在仓皇之际，能够保存国史，使得圣明的大典没有遗失，以功抵过，应该受到恩赦。于是追赠他为右散骑常侍。”
《通鉴》记载：“唐庄宗灭梁，御史台上奏说朱温篡逆，删改本朝的律令格式，全部收缴旧本焚毁。现在御史台及刑部、大理寺所使用的都是伪朝廷的法律，听说定州敕库唯独还有本朝的律令格式完整存在，请求下达命令让本道抄录进献。皇帝听从了。”
风闻言事
《宋史·陈次升传》记载：“担任左司谏。宣仁太后有被追废的议论，陈次升秘密进言说：‘先太后保佑圣上，始终没有间断，希望不要听信小人的诽谤。’皇帝说：‘你从哪里听来的？’回答说：‘我的职责允许根据传闻进言，陛下不必追问消息的来源就可以了。’”
《彭汝砺传》记载：“担任监察御史里行，弹劾俞充谄媚宦官王中正，甚至让妻子拜见王中正，神宗因此罢免了俞充。追问他话语的来源，彭汝砺说：‘这样不是扩大圣明的听闻。’最终没有奉诏回答。”
御容
《旧唐书》记载：“唐武宗会昌五年十月乙亥日，中书省上奏说：‘池水县武牢关，是太宗擒获王世充、窦建德的地方，关城东峰有两尊圣人的塑像，在一座殿堂内，现在因为定觉寺按规定应当毁拆，希望取寺中大殿的木材在东峰建造一座殿堂，名叫昭武庙。’皇帝听从了。”
唐庄宗同光元年，宿州朱保諲献奉本朝十二位圣人的画像以及玄宗的《封太山图》。
蜀王衍在老君殿建造上清宫，陈列唐十八位皇帝的真容，配备法驾仪仗。
宋邵博《闻见录》记载：“武功唐高祖的宅第，从前号称庆善宫，现在作为佛祠，有唐两位皇帝的苎麻漆像，不知道是哪位皇帝。”
《建炎以来朝野杂纪》记载：“绍兴元年，终南山上清宫太平道士訾真等人手持太宗、真宗的御容，从岐下抵达宣抚使张忠献处。”
《金史》记载：李大忠将唐高祖到昭宣二十一帝的画像刻在石头上，在含水县东。
《元史·石天麟传》记载：“江南道观偶然藏有宋主的遗像，有僧人与道士交恶，揭发了这件事。皇帝询问石天麟，石天麟回答说：‘辽国主后的铜像在西京的现在还有，没有听说禁止。’事情于是平息。”
《中州集》记载：“何宏中，宋靖康年间，担任河北河东两路统制接应使，被俘不屈，请求做道士。当时神霄宫废弃，道士原本以徽宗为东华君，将要毁掉他的画像。何宏中为他建立紫微殿，迁移画像供奉。”
庙讳
李百药《北齐书》记载：“凡是各位皇帝的庙号，为了避唐朝的讳，都改换了文字，议论的人认为不对。”
《宋史》记载：绍兴二年十
一月，礼部太常寺言：“渊圣皇帝御名，见于经传者义训，或以威武为义，或以回旋为义，又为植立之象，又为亭邮表名，又为圭名，又为姓氏，又为木名，各以其义类求之。以威武为义者，今欲读曰威；以回旋为义者，今欲读曰旋；以植立为义者，今欲读曰植；若姓氏之类，欲去木为‘亘’。又缘汉法，‘邦’之字曰‘国’，‘盈’之字曰‘满’，止是读曰国、曰满，其本字见于经传者，未常改易。司马迁，汉人也，作《史记》，曰：‘先王之制，邦内畿服，邦外侯服。’又曰：‘盈则不持，则倾。’于‘邦’字、‘盈’字亦不改易。今来渊圣皇帝御名，欲定读如前外，其经传本字即不改易，庶几万世之下有所考证。”
译正月，礼部太常寺上奏说：“渊圣皇帝的御名，在经传中出现的含义训释，有的以威武为义，有的以回旋为义，又作为植立的象征，又作为亭邮表的名字，又作为圭的名字，又作为姓氏，又作为树木的名字，各自按照其义类来探求。以威武为义的，现在打算读作‘威’；以回旋为义的，现在打算读作‘旋’；以植立为义的，现在打算读作‘植’；如果是姓氏之类，打算去掉木字旁成为‘亘’。又依据汉代的避讳法，‘邦’字读作‘国’，‘盈’字读作‘满’，只是读作国、满，它们在经传中的本字，未曾改易。司马迁是汉代人，撰写《史记》，说：‘先王的制度，邦内是畿服，邦外是侯服。’又说：‘盈满就不能保持，就会倾覆。’对于‘邦’字、‘盈’字也没有改易。现在渊圣皇帝的御名，打算确定读音如前所述，而经传中的本字就不改易，以便万世之后有所考证。”
三十年正月，礼部太常寺言：“钦宗祔庙，翼祖当迁，于正月九日造迁翼皇帝、简穆皇後神主，奉藏于夹室。所有以後翼祖皇帝讳，依礼不讳。”诏恭从。
绍兴元年四月，诏今後臣庶命名，并不许犯祧庙正讳。如名字见有犯祧庙正讳者，令改易。
宋周必大《文苑英华序》曰：“凡庙讳未祧，只当阙笔。”
《实录》：“洪武十四年七月乙酉，定进贺表笺礼仪，其有御名、庙讳，依古礼：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
种树
脯齐书》：“刘善明为海陵太守。郡境边海，无树木。善明课民种榆槚杂果，遂获其利。”
《梁书沈瑀传》：“为建德令。教民一丁种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枣，女丁半之。咸欢悦，顷之成林。”
魏应豫《与庞惠公书》：“比见所上利民之术，植济南之榆，栽汉中之漆。”
栽桑枣
《实录》：乙巳年六月乙卯，下令：“凡农民田亩，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差。有司亲临督劝，惰不如令者，有罚。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便出麻布、棉布各一匹。”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戊子，诏谕五军都督府臣曰：“天下卫所分兵屯种者，咸获稼穑之利。其令在屯军士，人树桑、枣百株，柿，栗、胡桃之类随地所宜植之，亦足以备岁歉。五府其遍行程督之。”
十一月王寅，诏凤阳、滁州、庐州等处民户种桑枣柿各二株。
二十六年三月庚戌，命天下种桑枣。上谕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于所忽，饱即忘饥，暖即忘寒，不思为备。一旦卒遇凶荒，则茫然无措。朕深知民艰，百计以劝督之，俾其咸得饱暖。比年以来，时岁颇丰，民庶给足，田里皆安，若可以无忧也。然预防之计，不可一日而忘也。尔工部其谕民间，但有隙地，皆令种植桑、枣，或遇凶歉，可为衣食之助。”于是工部移文天下有司，督民种植桑、枣，且授之种植之法。又令益种棉花，率蠲其税，岁终具数以闻。
二十八年十一月王辰，上谕户部官曰：“方今天下太平，军国之需皆已用足，其山东、河南民人田地桑、枣，除已人额征科，自二十六年以往栽种桑、枣果树，与二十六年以後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若有司增科害者罪之。”
宣德七年九月癸亥，顺天府尹李庸言：“所属州县旧有桑、枣，近年砍伐殆尽，请令州县每里择耆老一人，勤督每丁种桑、枣各百株，官常点视。三年给田，开其所种多寡，以验勤怠。”上谓行在户部臣曰：“桑、枣，生民衣食之计。洪武间，遣官专督种植，今有司略不加意，其即移文天下郡邑，督民栽种，违者究治。”
正统元年八月丁丑，命提调学校风宪官，兼督民间栽种桑、枣。
平阳府《太平县志》：“国初，令各里设拓桑园，以重蚕事。其後皆废，地多为民占，嘉靖听民易买，官地高腴，里耆民王登汉，易得拓桑故园，舍为义冢。”
《郡国志》：“凡桑、枣田地，丈量时俱被豪民摊洒粮税，占为己业，故处已不可考，命桑，枣带税粮征收。”（《金史食货志》：“凡桑、枣户民，以多植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分之三，除枯补新，使之不阙。”）
老人
《实录》：“洪武二十六年四月王午，命民间高年老人理其乡之讼词。先是，州县小民，多因小忿，辄兴狱讼，越诉于京。及逮问，多不实。上于是严越诉之禁，命有司择民间耆民公正可任事者，俾听其乡诉讼。若户婚、田宅、斗殴，则会里胥决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且给教民榜，使守而行之。”
贴书
《实录》：“洪武四年正月，禁诸司滥设贴书。初，省府诸司既设掾令史，复设贴书，乃前元官不亲案牍，弊奸吏得以舞法，为害滋甚。于是内外诸司定设掾吏、令史、书吏、司吏、典吏，员之多寡视政之繁简为额，若滥设贴书者，罪之。”
案牍减繁式
《实录》：“洪武十一年八月，定案牍，减
译三十年正月，礼部太常寺上奏说：“钦宗皇帝祔入太庙，翼祖应当迁出，在正月九日制作翼皇帝、简穆皇后的神主，供奉藏于夹室。所有以后关于翼祖皇帝的名讳，依照礼制不予避讳。”皇帝下诏恭敬地听从。
绍兴元年四月，下诏规定今后臣民命名，一律不允许触犯已迁出太庙的正统祖先名讳。如果名字中已有触犯已迁出太庙正统祖先名讳的，命令更改。
宋代周必大在《文苑英华序》中说：“凡是太庙中祖先的名讳尚未迁出，只应当缺笔书写。”
《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七月乙酉日，确定进献贺表笺的礼仪，其中遇到皇帝名讳、太庙祖先名讳，依照古礼：双字名不避讳其中一个字，音近的字不避讳。”
种树
《南齐书》记载：“刘善明担任海陵太守。郡境靠近海边，没有树木。刘善明督促百姓种植榆树、楸树和各种果树，于是获得了利益。”
《梁书·沈瑀传》记载：“沈瑀担任建德县令。教导百姓每个成年男子种植十五株桑树，四株柿子树以及梨树、枣树，成年女子减半。百姓都欢欣喜悦，不久便形成了树林。”
魏应豫在《与庞惠公书》中说：“近来看到您上奏的利民方法，种植济南的榆树，栽种汉中的漆树。”
栽桑枣
《实录》记载：乙巳年六月乙卯日，下令：“凡是农民田地，五亩到十亩的，种植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田地多的，按照这个比例类推。有关部门亲自监督劝导，懒惰不遵从命令的，予以处罚。不种桑树的，缴纳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的，缴纳麻布、棉布各一匹。”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戊子日，皇帝下诏告诫五军都督府大臣说：“天下卫所分兵屯田种植的，都获得了农业的利益。命令在屯田的军士，每人种植桑、枣各一百株，柿子、栗子、胡桃之类根据当地适宜种植，也足以防备年成歉收。五军都督府要普遍巡视督促。”
十一月王寅日，下诏凤阳、滁州、庐州等地的民户种植桑、枣、柿子各两株。
二十六年三月庚戌日，命令天下种植桑、枣。皇帝告诫工部大臣说：“人的常情，安于忽视，吃饱就忘记饥饿，穿暖就忘记寒冷，不考虑做准备。一旦突然遇到灾荒，就茫然无措。我深知百姓的艰难，想尽各种办法督促他们，使他们都能吃饱穿暖。近年来，年成颇为丰收，百姓富足，乡村都安定，似乎可以无忧了。然而预防的计划，不可一天忘记。你们工部要告知民间，只要有空地，都命令种植桑、枣，如果遇到灾荒歉收，可以作为衣食的补助。”于是工部发文给天下有关部门，督促百姓种植桑、枣，并且传授种植的方法。又命令多种棉花，一律免除其赋税，年终统计数量上报。
二十八年十一月王辰日，皇帝告诫户部官员说：“如今天下太平，军国所需都已充足，山东、河南百姓田地中的桑、枣，除了已列入定额征收的，自二十六年以来栽种的桑、枣果树，以及二十六年以后新垦的田地，不论多少，都不征收赋税。如果有有关部门增加赋税害民的，治罪。”
宣德七年九月癸亥日，顺天府尹李庸上奏说：“所属州县原有桑、枣，近年砍伐殆尽，请求命令州县每里选择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勤勉督促每个成年男子种植桑、枣各一百株，官府经常检查。三年后授予田地，登记他们种植的多寡，以检验勤勉与懒惰。”皇帝对行在户部大臣说：“桑、枣，是百姓衣食的计策。洪武年间，派遣官员专门督促种植，现在有关部门略微不加注意，立即发文给天下郡邑，督促百姓栽种，违者追究治罪。”
正统元年八月丁丑日，命令提调学校风宪官，兼管督促民间栽种桑、枣。
平阳府《太平县志》记载：“建国初期，命令各里设立拓桑园，以重视养蚕事务。后来都废弛了，土地多被百姓占据，嘉靖年间允许百姓购买，官地肥沃，里中德高望重的百姓王登汉，购得拓桑旧园，舍出作为义冢。”
《郡国志》记载：“凡是桑、枣田地，丈量时都被豪强百姓分摊摊派粮税，占为己业，所以处所已不可考，命令桑、枣带税粮征收。”（《金史·食货志》记载：“凡是桑、枣户百姓，以多植为勤勉，少的必须种植其土地的十分之三，除去枯死的补种新的，使之不缺乏。”）
老人
《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四月王午日，命令民间年高老人处理其乡里的诉讼。在此之前，州县小民，多因小忿，就兴起狱讼，越级上诉到京城。等到逮捕审问，多不属实。皇帝于是严禁越级上诉，命令有关部门选择民间德高望重、公正可任事的人，让他们听断其乡里的诉讼。如果是户婚、田宅、斗殴等事，就召集里胥决断，事情涉及重大的才报告官府，并且发给教民榜文，让他们遵守执行。”
贴书
《实录》记载：“洪武四年正月，禁止各官府滥设贴书。起初，省府各官府既已设置掾令史，又设置贴书，乃是前元官员不亲自处理案牍，弊端让奸吏得以玩弄法律，为害更甚。于是内外各官府确定设置掾吏、令史、书吏、司吏、典史，人员多寡根据政务繁简定额定额，如果滥设贴书的，治罪。”
案牍减繁式
《实录》记载：“洪武十一年八月，确定案牍，减少
繁式。初，元末官府文移案犊最繁，吏非积岁莫能通晓，欲习其业，必以故吏为师，凡案牍出入，惟故吏之言是听。每曹自正吏外，主之者曰出文，附之者曰贴书、曰小书，生体文繁词，多为好利，国初犹未尽革。至是，吏有以成案进者，上览而厌之，曰：‘繁冗如此，吏焉不为好弊而害吾民也。’命廷臣议减其繁文，著为定式，镂板颁之，俾诸司遵守。”
译繁式。起初，元朝末年官府公文往来和档案文书最为繁杂，官吏如果不积累多年，就无法通晓，想要学习这一行当，必定要以老吏为师，凡是档案文书的进出，只听信老吏的话。每个部门除了正职官吏外，主管文书的称为出文，辅助的称为贴书、小书，他们制造繁琐的文体和冗长的言辞，大多是为了谋取私利，建国之初还没有完全革除。到了这时，有官吏拿着成例文书进呈，皇上阅览后感到厌烦，说：“如此繁杂冗长，官吏怎能不趁机营私舞弊而危害我的百姓呢。”于是命令朝廷大臣商议减少这些繁琐的文书，制定为固定的格式，刻版颁布，让各官府遵守。
钦字
《实录》：“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禁诸司文移，有奉旨施行者，勿书‘圣旨’二字，凡有升赏差调等事，悉以‘钦’字代之。”
巡检
《实录》：“洪武十三年十一月，敕谕天下巡检曰：‘古者设官分职，不以崇卑，一善之及，人人受其利焉。朕设巡检于关律扼要，遏察奸伪，期在士民乐业，商旅无艰。然自设置以来，未闻其举职者。今特遣使分视各处，以检防有道，讯察有方，有能坚守是职，镇静一方，秩满来朝，朕必嘉焉。”
丧制
《实录》：“洪武元年十二月辛未，监察御史高原侃言：‘京师人民循习元氏旧俗，凡有丧葬，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惟较酒肴厚薄，无哀戚之情。流俗之坏至此，甚非所以为治。且京师者，天下之本，万民之所则。一事非礼，则海内之人转相视效，况送终，礼之大者，不可不谨。乞禁止，以原风化。’上是其言，乃诏中书省，令礼官定官民丧服之制。”
北平种田
《实录》：“洪武三十五年九月甲午，上谓刑部都察院臣：‘自今凡人命、十恶死罪、强盗伤人者，依律处决，其馀死罪及流罪，令挈家付北平种田，流罪三年，死罪五年。後录为良民，其徒罪，令煎盐；杖罪，轮役如故。自愿纳米赎罪者，听。仍选徒罪以下罢黜官，假以职名，俾督民耕种，三年有成绩，实授；无成，仍坐原罪。’”乙巳，命武康伯徐理等往北平度地，以处民之以罪徙者。十月丁丑，诏罪人应发屯戍者，皆从六科给事中及行人司编次队伍，然後遣行，以防奸弊，”
永乐元年六月庚戌，户部致仕尚书王纯奏：“种田囚人，若照籍贯分定地方，则有多寡不同，难于编甲。今宜不分籍贯，于保定、真州、顺天等府，挨种安置，先近後远，庶凡聚落易成，屯种有效。”从之。
华夷译语
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命编类华夷译语。上以前元素无文字号令，但借高昌书制为蒙古字，以通天言语。至是，乃命翰林侍讲火原洁与编修马沙亦黑等以华言译其语，凡天文、地理、人事、物类、服食、器用，靡不具载。复取元秘史参考，纽切其字，以谐其声音。即成，诏刻行之，自是使臣往来朔漠，皆能通达其情。
校勘斛斗秤尺
《实录》：“洪武元年十二月王子，诏中书省，命在京兵马指挥司并管市司，每三日一次校勘街市斛斗秤尺，稽考牙会姓名，时其物价。在外府州各城门兵马，一体兼领市司。”
断百官酒肉
《魏书食货志》：“正光後，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国用不足，有司奏断百官常给之酒，计一岁所省米五万三千五十四斛九升，蘖谷六千九百六十斛，面三十万五百九十九斛。其四时郊庙、百神群祀，依式供营。远蕃使客不在断限。尔後盗贼转众，诸将出征，相继奔败，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廪食及肉，悉二分减一，计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禁小说
《实录》：“正统七年二月辛未，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言：‘近有俗懦，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翦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提调学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从之。”
谶兆
汉孝昭帝时，上林苑中大柳断仆地，一朝起立，生枝叶，青虫食其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及昌邑王废，更立昭帝兄卫太子之孙，是为宣帝，帝本名病已。
《魏受禅碑》立于黄初二年，而其文有曰“改元正始”，正始，齐正芳年号。
汉後主改元炎兴，贾充闻之，曰：“吾闻谯周之言，先帝讳‘备’，其训具也；後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于人也。今中权军名，而
译钦字
《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禁止各衙门公文往来中，凡奉旨施行的事项，不得书写‘圣旨’二字，凡是升迁、赏赐、差遣、调动等事务，一律用‘钦’字代替。”
巡检
《实录》记载：“洪武十三年十一月，皇帝敕谕天下巡检说：‘古代设置官职，不分尊卑，只要有一点点善政，人人都会受益。朕在关隘要道设置巡检，是为了遏制查察奸伪，期望士人百姓安居乐业，商旅通行没有困难。然而自从设置以来，没听说有人尽职的。现在特别派遣使者分赴各处，以检查防范是否有道，讯察是否有方，有能坚守此职，使一方安定的，任期届满来朝见时，朕必定嘉奖他。’”
丧制
《实录》记载：“洪武元年十二月辛未日，监察御史高原侃进言：‘京师百姓沿袭元朝旧俗，凡有丧葬，就设宴招待亲友，奏乐娱乐尸体，只比较酒菜的厚薄，没有哀痛之情。流俗败坏到这种地步，非常不利于治理。况且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万民效法的榜样。一件事不合礼制，那么天下人就会互相效仿，何况送终是礼制中最重要的，不可不谨慎。请求禁止，以匡正风俗教化。’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下诏中书省，命令礼官制定官员和百姓丧服的制度。”
北平种田
《实录》记载：“洪武三十五年九月甲午日，皇帝对刑部、都察院的大臣说：‘从今以后，凡犯人命案、十恶死罪、强盗伤人者，依照律法处决，其余死罪及流刑，令其携带家眷发配北平种田，流刑三年，死罪五年。之后录为良民，其徒刑，令其煎盐；杖刑，轮班服役如故。自愿缴纳粮食赎罪的，听任。仍从徒刑以下罢黜的官员中选拔，授予职名，让他们督促百姓耕种，三年有成绩的，正式授职；没有成绩的，仍按原罪论处。’乙巳日，命令武康伯徐理等人前往北平丈量土地，以安置因罪迁徙的百姓。十月丁丑日，下诏罪人应发配屯田戍守的，都由六科给事中及行人司编排队伍，然后遣送出发，以防奸邪舞弊。”
永乐元年六月庚戌日，户部退休尚书王纯上奏：“种田的囚犯，如果按照籍贯分定地方，那么人数有多有少，难以编组甲队。现在应当不分籍贯，在保定、真州、顺天等府，依次安置，先近后远，这样聚落容易形成，屯田种植有效。”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华夷译语
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日，命令编纂分类《华夷译语》。皇帝认为以前元朝没有文字号令，只是借用高昌文书制成蒙古字，以通达言语。至此，于是命令翰林侍讲火原洁与编修马沙亦黑等人用汉语翻译其语言，凡是天文、地理、人事、物类、服食、器物，无不详细记载。又取《元秘史》参考，纽切其字，以谐和其声音。书成后，下诏刻版发行，从此使臣往来北方沙漠地区，都能通达其情意。
校勘斛斗秤尺
《实录》记载：“洪武元年十二月王子日，下诏中书省，命令在京兵马指挥司兼管市司，每三日一次校勘街市的斛斗秤尺，稽查牙行会首姓名，按时考察物价。在外府州各城门兵马，也一体兼领市司。”
断百官酒肉
《魏书食货志》记载：“正光年间以后，四方多事，加上水旱灾害，国家用度不足，有关部门奏请断绝百官常给的酒，计算一年节省米五万三千五百零四斛九升，蘖谷六千九百六十斛面三十万五百九十九斛。其中四时郊庙、百神群祀，仍按旧制供应。远方藩属使客不在断绝范围内。此后盗贼越来越多，诸将出征，相继奔逃失败，国库更加空虚。有关部门又奏请内外百官及各藩属客人的廪食及肉，全部减少二分之一的，计算一年节省肉一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九百三十二石。”
禁小说
《实录》记载：“正统七年二月辛未日，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进言：‘近来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装饰以无根之言，如《翦灯新话之类》，不仅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读学习，以至于经生儒士大多舍弃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作为谈论的资本。如果不严加禁止，恐怕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请求敕令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提调学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员，巡历去处，凡遇到此类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刷贩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希望使人知道正道，不被邪妄所惑。’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谶兆
汉昭帝时，上林苑中大柳树折断仆倒在地，一天早晨又立起来，长出枝叶，青虫吃其叶子，形成文字说：‘公孙病已立。’等到昌邑王被废，改立昭帝哥哥卫太子的孙子，这就是宣帝，皇帝本名病已。
《魏受禅碑》立于黄初二年，但其文中有‘改元正始’，正始，是齐正芳的年号。
汉后主改元炎兴，贾充听说后，说：‘我听说谯周的话，先帝名‘备’，其训义是具；后主名‘禅’，其训义是授：如同说刘氏已经具备，应当授予他人。现在中权军名，而
魏时起安世殿，後晋武帝居之。安世，武帝字也。
桓玄于南州起斋，悉画盘龙于上，号为“盘龙斋”。刘毅小字盘龙，及克玄，遂居之。
会稽王道子，于东府造土山，名曰灵秀山。未几，孙恩作乱，再践会道子所封。灵秀，孙恩字也。
後周《华岳颂》立于天和二年，而其文有曰：“会一区寓，纳之仁寿。”及隋文帝立，改元仁寿。
唐玄宗开元二年八月，太子宾客薛综光献《东都九鼎铭》，其《豫州铭》武後自制。文有曰：“上玄降监，方建隆基。”紫微令姚崇等奏曰：“圣人启运，休兆必彰，请宣付史馆。”
邠国公《功德碑》立于长庆二年，而其文有曰：“主历天齐。”及敬宗即位，改元宝历。
宣宗制《秦边陲曲》，其词曰：“海岳咸通。”及帝崩，懿宗即位，改元咸通。
《外史梼杌》：蜀人击拂，以初人为“孟人”。又王氏宫殿皆题匠人盂得姓名。有徐延璚者，王衍舅也。其作私第华侈，衍常幸之，于壁上戏题曰“孟入”字以戏之，盖蜀中以盂为不佳故也。他日，孟知祥到，盖先兆云。
蜀王孟昶，每岁除日命翰林为词，题桃符，正旦置寝门。末年学士辛寅逊撰词，昶以为非工，自命笔题曰：“新年纳馀庆，佳节兆长春。”和以其年正月降王师，即命兵部侍郎吕馀庆知成都府，而长春乃太祖诞圣节名也。
《癸未杂识》云：“李方叔《师友谈记》及《延漏录》、《铁围山录》载，仁宗晚年不豫，渐复平康。忽一日，命妃嫔主游後苑，乘小辇向东，欲登城楼，遥见小亭榜曰“迎曙”，帝不悦，即回辇。翌日上宾，而英宗登极。盖曙字，英宗御名也。
又寇宗忠愍《杂说》：“哲宗朝，尝创一堂，退绎万机。学士进名皆不称旨，乃自制曰‘迎端’，意谓迎事端而治之。未几，徽宗由端邪即大位。”
又云：“汴梁宋时宫殿，凡楼观栋宇窗户往往题‘燕用’二字，意必当时人匠姓名耳。及金海陵修燕都，择汴宫窗户刻搂工巧以往，始知兴废皆定数，此即先兆也。”
金大定二十二年，重修中岳庙。黄文纳撰碑文，有曰：“洪惟主上，纂明昌之绪。”及章宗立，改元明昌。
元文宗天宝五年，司徒香山言：“陶宏景《胡笳曲》，有“负扆飞天历，中是甲辰君”之语，今陛下生平纪号实与之合，此实受命之符，乞录付史馆，颁告中外。”诏令翰林诸臣议之，以为“陛下绍统于今四年，薄海内外，罔不归心，无待旁引曲说以为符命。”从其所言，恐起谶纬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事遂寝。（赵世延作《蒋山钟铭》有曰“大明未东”。）
谲觚十事
仆自三十以後，读经史辄有所笔记。岁月既久，渐成卷帙，而不敢录以示人。语曰：“良工不示人以朴。”虑以未成之作误天下学者。若方舆故迹，亦于经史之暇时一及之。而古人之书既已不存，齐东之语多未足据，则尤所阙疑而不敢妄为之说者。忽见时刻尺牍，有乐安李象先（名焕章）《与顾宁人书》，辩正地理十事。窃念十年前与此君曾有一面，而未尝与之札，又未尝有李君与仆之札；又札中言仆读其所著《乘州人物志》、《李氏八世谱》而深许之，仆亦未尝见此二书也。其所辩十事，仆所著书中有其五事，然李君亦未尝见，似道听而为之说者。而又或以仆之说为李君之说，则益以微李君之未见鄙书矣，不得不出其所著以质之君子，无惮贻误来学，非好辨也，谅之。
来札：（据李君谓仆与之札。）孟尝君封邑在般阳，不当名薛。薛与膝近，《孟子》篇中齐人将筑薛。此足下泥古之过。汉淄川郡即今寿光，今淄川即汉淄川郡所属之般阳。孟尝封邑在淄川今寿光地，墓在寿光西四十里朱良镇。後人以淄川之般阳为淄川，如以琅邪之临沂为琅邪，乐安之博昌为乐安，孟尝封邑偶名同薛国耳。不然，今肥城有薛王城考其地去膝颇远，当何说也？
鄙著《日知录》有辩“淄川非薛”一事曰：汉鲁国有薛县。《史记公孙弘
译魏朝时修建安世殿，后晋武帝居住其中。安世，是武帝的表字。
桓玄在南州修建斋舍，全部在上面画了盘龙，号称“盘龙斋”。刘毅的小名叫盘龙，等到他攻克桓玄后，就居住在那里。
会稽王道子，在东府建造土山，名叫灵秀山。不久，孙恩作乱，两次践踏会稽，道子被封的爵位。灵秀，是孙恩的表字。
后周《华岳颂》立于天和二年，而其中文字有说：“会合一方天地，纳入仁寿之中。”等到隋文帝即位，改年号为仁寿。
唐玄宗开元二年八月，太子宾客薛综光进献《东都九鼎铭》，其中《豫州铭》由武后亲自制作。文字有说：“上天降下监察，正要建立隆盛的基业。”紫微令姚崇等人上奏说：“圣人开启国运，吉兆必然彰显，请求宣布并交付史馆。”
邠国公《功德碑》立于长庆二年，而其中文字有说：“君主历数与天齐平。”等到敬宗即位，改年号为宝历。
宣宗创作《秦边陲曲》，其歌词说：“海岳咸通。”等到皇帝驾崩，懿宗即位，改年号为咸通。
《外史梼杌》记载：蜀地人击拂，把最初的人称为“孟人”。又王氏宫殿都题写匠人盂得的姓名。有个叫徐延璚的人，是王衍的舅舅。他建造私宅奢华，王衍常去那里，在壁上戏题“孟入”二字来戏弄他，大概是因为蜀地认为盂字不吉利。后来，孟知祥到来，这大概是先兆。
蜀王孟昶，每年除夕命翰林学士写词，题在桃符上，正月初一放在寝门。末年学士辛寅逊撰写词，孟昶认为不够工整，亲自提笔题写：“新年纳馀庆，佳节兆长春。”然而在那年正月朝廷军队降临，就任命兵部侍郎吕馀庆管理成都府，而长春是太祖诞辰圣节的名称。
《癸未杂识》说：“李方叔《师友谈记》以及《延漏录》、《铁围山录》记载，仁宗晚年身体不适，逐渐恢复健康。忽然有一天，命令妃嫔主管游览后苑，乘坐小辇向东，想要登上城楼，远远看见小亭匾额写着‘迎曙’，皇帝不高兴，立即回辇。第二天去世，而英宗登基。大概曙字，是英宗的御名。
又寇宗忠愍《杂说》记载：‘哲宗朝，曾经创建一堂，退下来梳理万机。学士进献名字都不符合旨意，于是亲自题写‘迎端’，意思是迎接事端而治理它。不久，徽宗由端邪登上大位。’
又说：‘汴梁宋时宫殿，凡是楼观栋宇窗户往往题‘燕用’二字，意思必定是当时人匠的姓名。等到金海陵修建燕都，挑选汴宫窗户刻镂工巧的带走，才知道兴废都是定数，这就是先兆。’
金大定二十二年，重修中岳庙。黄文钠撰写碑文，有说：“洪惟主上，继承明昌的基业。”等到章宗即位，改年号为明昌。
元文宗天宝五年，司徒香山说：“陶宏景《胡笳曲》，有‘负扆飞天历，中是甲辰君’的话，现在陛下生平纪号确实与之相合，这实在是受命的符瑞，请求记录交付史馆，颁布告知中外。”诏令翰林诸臣商议，认为“陛下继承统绪到现在四年，四海内外，没有不归心的，不需要旁引曲说作为符命。”听从他们的说法，担心引起谶纬的开端，不是用来安定民心的。事情于是停止。（赵世延作《蒋山钟铭》有说“大明未东”。）
谲觚十事
我自从三十岁以后，读经史就有所笔记。岁月久了，逐渐成卷帙，而不敢记录以示人。俗话说：“良工不示人以朴。”担心以未成之作误导天下学者。至于方舆故迹，也在经史之暇时偶尔提及。而古人的书已经不存在，齐东之语多不足据，则尤其有所阙疑而不敢妄加解说。忽然看到时刻尺牍，有乐安李象先（名焕昌）《与顾宁人书》，辩正地理十件事。私下想到十年前与此君曾有一面，而未曾与他通信，又未曾有李君与我的通信；又信中说我读他所著《乘州人物志》、《李氏八世史》而深许之，我也未曾见此二书。他所辩十件事，我著书中有其五件事，然而李君也未曾见过，似乎道听而为之说者。而又有人以我的说法为李君的说法，则更加证明李君未见鄙书，不得不出其所著以质之君子，无惮遗误来学，非好辨也，谅之。
来信：（据李君说我与他通信。）孟尝君封邑在般阳，不应名为薛。薛与膝近，《孟子》篇中齐人要筑薛。这是您拘泥古人之过。汉淄川郡即今寿光，今淄即汉淄川郡所属之般阳。孟尝君封邑在淄川今寿光地，墓在寿光西四里朱良镇。后人以淄川之般阳为淄川，如以琅琊之临沂为琅琊，乐安之博昌为乐安，孟尝君封邑偶名同薛国耳。不然，今费城有薛王城考其地去膝颇远，应当何说也？
鄙著《日知录》有辩“淄非薛”一事曰：汉鲁国有薛县。
传》：“齐菑川国薛县人也。”言齐，又言留川，而薛并不属二国，殊不可晓。正义曰：“《表》云：‘菑川国，文帝分齐置，都剧。’《括地志》云：‘故剧城在青州寿光县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县界。’《地理志》：‘薛县属鲁国，’按薛与剧隔兖州及泰山，未详。”今考《儒林传》言，“薛人公孙弘”，是弘审为薛人。上言齐菑川者，误耳。今人有谓孟尝君之封在留川者，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馀家矣。”若在菑川，其壤地与齐相接，何不言齐而言邹鲁乎？又按《後汉志》云：“薛，本国，夏车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览》曰：“靖郭君冢在鲁国薛城中东南陬，孟尝君冢在城中向门东。向门，出北边门也。”《诗》云：“居常与许。”郑玄曰：“常，或作‘尝’，在薛之旁，孟尝邑于薛城。”《括地志》曰：“孟尝君家在徐州滕县五十二里。”益可信孟尝君之封不在菑川也，又曰：又按《地理志》菑川国三县：剧、东安平、楼乡。剧在今寿光县西南，东安平在今临淄县东南一十里，楼乡未详所在，今之淄川不但非薛，并非汉之留川，乃般阳县耳。以为汉之菑川，而又以为孟尝君之薛，此误而又误也。
译《传》中说：“（公孙弘）是齐国菑川国薛县人。”文中既说齐国，又说菑川，而薛县并不属于这两个国家，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正义》解释说：“《汉书·地理志》记载：‘菑川国，是汉文帝从齐国分置出来的，都城在剧县。’《括地志》记载：‘旧剧城在青州寿光县以南三十一里，旧薛城在徐州滕县境内。’《汉书·地理志》记载：‘薛县属于鲁国。’查考薛县与剧县隔着兖州及泰山，具体情况尚不清楚。”
现在考据《儒林传》中说“薛人公孙弘”，可见公孙弘确实是薛县人。上文所说的“齐菑川”，是错误的。现在有人声称孟尝君的封地在菑川，太史公说：“我曾经经过薛地，那里的风俗，街巷里大多都是凶暴强悍的年轻人，与邹、鲁两地截然不同。询问其中的缘故，回答说：‘孟尝君招揽天下的游侠奸人进入薛地，大概有六万多户。’”如果孟尝君的封地在菑川，其疆域与齐国相接，为何不说齐国而说邹、鲁呢？
又查《后汉书·郡国志》记载：“薛，本是薛国，夏朝车正奚仲被封于此，他的坟墓在城南二十里的山上。”《皇览》记载：“靖郭君的坟墓在鲁国薛城东南角，孟尝君的坟墓在城中向门的东边。向门，是北边的城门。”《诗经》说：“居常与许。”郑玄解释说：“常，有的版本写作‘尝’，在薛地旁边，孟尝君在薛城建邑。”《括地志》记载：“孟尝君的家族在徐州滕县五十二里。”这更加证实孟尝君的封地不在菑川。
又说：又查《汉书·地理志》记载菑川国有三个县：剧、东安平、楼乡。剧县在今寿光县西南，东安平在今临淄县东南十里，楼乡不知所在。现在的淄川不仅不是薛县，甚至也不是汉代的菑川，而是般阳县。把它当作汉代的菑川，又把它当作孟尝君的薛地，这是错误之上又加错误。
仆所考论如此，乃言孟尝君之薛不在般阳，不曰孟尝君封邑在般阳而不当名薛也。李君之辩既已失其指矣；且凡考地理，当以《水经》、《皇览》、《郡国志》等书为据，昔人注书皆用之，若近年郡邑志乘，多无稽之言，不足信。今曰孟尝君墓在寿光，其昉于何书邪？《史记孟尝君传》：“湣王即位三年，封田婴于薛。”正义曰：“薛故城在今徐州膝县南四十四里。”今曰孟尝封邑偶同此名，是古人之所传皆非也？又《汉书》有曹川国，无淄川郡，而般阳县自属济南。今日汉淄川郡所属之般阳，李君既博考地理，何乃舍近而求远，并《史记入《汉书》而不之考邪？
来札：营丘在临淄，今营丘营陵俱非，此足下泥古之过。大公初封齐营丘，即今临淄。齐三迁，一蒲姑，今博兴；一营陵，今昌乐；後又迁临淄，统名营丘，後改临淄而营丘之名遂废。
鄙著无此一事，今考《史记》：“武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正义曰：“《括地志》云：‘营丘在青州临淄北百步外城中，大公後五世胡公徙都蒲姑。’”正义曰：“《括地志》云：‘蒲姑城在青州博昌县东北六十里，胡人弟献公徙治临菑。’”据此所引《括地志》，营丘与临菑乃一地。又考《汉书》，齐郡治临淄，北海郡治营陵，或曰营丘。二郡并云师尚父所封，而臣玻与应劭之说各主其一，则当时已不能明矣。今昌乐、潍县之间亦有营丘城，按《史记》云“营丘边莱”，而不言献公之临菑即大公之营丘，则《括地志》谓营丘在临淄者失之也。
来札：潍水今呼淮水，古滩字似淮，当是点画差讹，此足下泥古之过。伏生授《书》曰：“潍淄其道。”欧阳生、儿生、张生诸博士岂考究之未详邪？史韩淮阴破龙且潍水上，以淮阴故，如浙水国钱镠曰钱圹，姚水固曹娥曰曹江，笼水因颜文姜曰孝妇河也。如以厶隹似淮，则潍水在今潍邑，不闻古作厶隹县也。
鄙著《日知录》有辩淮河一事，曰：潍水，土人名为淮（户佳反）河。《齐乘》云：“《汉书地理志》：潍，或作‘淮’，故俗亦名淮河。”《诸城志》：“俗传箕屋山旧多产櫰，（《尔雅》：櫰，槐大叶而黑。《汉书西域传》：奇木檀、櫰、梓、竹、漆。）水从櫰根出，故呼为淮河，以音之同也。”并误。愚按古人省文，“潍”字或作“维”，或作“淮”，总一字也。《汉书》：“或作淮者”，从水，从鸟隹之隹，篆作隹，即“潍”字而省其中“系”耳。今呼为淮，则竟为“江淮”之淮，从水，从“佳人”之佳，篆作佳。于隶则差之毫厘，于篆则失之千里矣，如开封之氾水，《左传》本音凡，从水从巳，而今呼为“檬汜”之汜，音祀，亦以字形之似而讹也。又曰：又如《三国志吴主传》：“作堂邑涂圹，以淹北道。”《晋书宣帝纪》：“王凌诈言吴人塞涂水。”《武帝纪》：“琅邪王伷出涂中。”产是“滁”字。古“滁”省作“涂”，与“潍”作“淮”正同。韵书并不收此二字。
户佳反之音出于土俗，本不足辩，仆与李君皆臆为之悦尔。审如所言，欲表韩侯之功，则木罂所渡之津，破赵所背之水，皆可名之为淮，而地志中又添一西淮、北淮之目，岂不益新而可喜乎？
来札：孔子虽圣，亦人尔，何能泰巅一千八百里外现吴门之马？足下来深思，故有此疑。曲阜城有吴门直吴，如苏州北门曰齐门之类是也。
鄙著无此一事。今之曲阜并无吴门，古之鲁城亦不载有此，李君何以知之？且此事本出王充《论衡》云，书或言：“颜渊与孔子俱上鲁泰山，孔子东南望吴阊门外，有系白马，引颜渊指以示之，曰：‘若见吴阊门乎？’颜渊曰：‘见之。’孔子曰：‘门外何有？’曰：‘有如系练之状。’孔子抚其目而上之，因与俱下。下而颜渊发白齿落，遂以病死，”今详其文，于泰山则系以“鲁”，于阊门则系以“吴”，古人之文不苟如此，安得谓是鲁城之门？又云：“人目所见，不过十里，鲁去吴千有余里，使离朱望之
译我考证论述的情况就是这样，只是说孟尝君的封地薛不在般阳，并没有说孟尝君的封邑在般阳就不应该叫薛。李君的辩驳已经失去了主旨；况且凡是考证地理，应当以《水经》、《皇览》、《郡县志》等书为依据，古人注书都使用这些书，如果近年来的郡邑志书，大多是没有根据的言论，不值得相信。现在说孟尝君墓在寿光，这说法起源于哪本书呢？《史记·孟尝君传》记载：“齐湣王即位第三年，封田婴于薛。”正义解释说：“薛故城在今徐州膝县南面四十四里。”现在说孟尝君的封邑恰好也叫这个名字，难道古人所传说的都是错误的吗？另外《汉书》中有曹川国，没有淄川郡，而般阳县自然隶属于济南。现在说汉代淄川郡所属的般阳，李君既然广泛考证地理，为什么舍近求远，并且对《史记》和《汉书》都不加考证呢？
来信说：营丘在临淄，现在的营丘和营陵都不是，这是您拘泥于古说的过错。姜太公最初被封于齐营丘，就是今天的临淄。齐国三次迁都，一次迁到蒲姑，即今天的博兴；一次迁到营陵，即今天的昌乐；后来又迁到临淄，统称为营丘，后来改称临淄，营丘的名字于是废弃。
我的著作中没有这一件事，现在考证《史记》：“周武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正义解释说：“《括地志》说：‘营丘在青州临淄北面百步外的城中，姜太公第五世孙胡公迁都到蒲姑。’”正义解释说：“《括地志》说：‘蒲姑城在青州博昌县东北六十里处，胡公的弟弟献公迁都治理临淄。’”根据这里引用的《括地志》，营丘和临淄是同一个地方。又考证《汉书》，齐郡治所在临淄，北海郡治所在营陵，有人说营丘。两郡都说师尚父所封，而臣瓒和应劭的说法各持一端，那么当时就已经不能明确了。现在昌乐、潍县之间也有营丘城，按照《史记》说“营丘靠近莱地”，而没有说献公的临淄就是姜太公的营丘，那么《括地志》说营丘在临淄就错了。
来信说：潍水现在叫淮水，古“潍”字像“淮”，应当是笔画差错，这是您拘泥于古说的过错。伏生传授《尚书》说：“潍淄其道。”欧阳生、儿宽、张生各位博士难道考究得不详细吗？韩信在潍水上打败龙且，因为淮阴的缘故，就像浙江的钱镠称为钱圹，姚水因为曹娥称为曹江，笼水因为颜文姜称为孝妇河一样。如果认为“厶隹”像“淮”，那么潍水在今天的潍邑，没听说古代写作“厶隹”县。
我的著作《日知录》中有辩驳淮河一事，说：潍水，当地人称为淮（户佳反）河。《齐乘》说：“《汉书·地理志》：潍，或者写作‘淮’，所以俗人也叫淮河。”《诸城志》说：“俗传箕屋山以前多产櫰树，（《尔雅》：櫰，是大叶而黑的槐树。《汉书·西域传》：奇木檀、櫰、梓、竹子、漆树。）水从櫰树根流出，所以叫淮河，因为读音相同。”这些都是错误的。我认为古人省略文字，“潍”字有时写作“维”，有时写作“淮”，总之是一个字。《汉书》说“或者写作淮”，从水，从鸟隹的隹，篆书写作隹，就是“潍”字而省略了其中的“系”罢了。现在叫淮，那就成了“江淮”的淮，从水，从“佳人”的佳，篆书写作佳。在隶书上相差毫厘，在篆书上就失之千里了，就像开封的氾水，《左传》原本音凡，从水从巳，而现在叫“檬汜”的汜，音祀，也是因为字形相似而讹误。又说：又如《三国志·吴主传》：“建造堂邑涂圹，以淹没北道。”《晋书·宣帝纪》：“王凌谎称吴人堵塞涂水。”《武帝纪》：“琅邪王伧出涂中。”这是“滁”字。古“滁”省略写作“涂”，与“潍”写作“淮”正好相同。韵书都不收录这两个字。
户佳反的读音出于地方习俗，本来不值得辩驳，我和李君都是主观臆断取悦于人罢了。如果真像您所说，想要表彰韩侯的功绩，那么用木罂渡过的渡口，打败赵国所背靠的水，都可以命名为淮，而地方志中又增添西淮、北淮的名目，岂不是更加新奇可喜吗？
来信说：孔子虽然是圣人，也是人罢了，怎么能在一千八百里外的泰山顶上看见吴门的马？您深入思考，所以有此疑问。曲阜城有吴门直通吴地，就像苏州北门叫齐门之类一样。
我的著作中没有这一件事。现在的曲阜并没有吴门，古代的鲁城也不记载有这一门，李君怎么知道的？况且这件事本出自王充《论衡》，书中有人说：“颜渊和孔子一起登上鲁泰山，孔子向东南望吴阊门外，有系着的白马，拉着颜渊手指给他看，说：‘你看见吴阊门了吗？’颜渊说：‘看见了。’孔子说：‘门外有什么？’颜渊说：‘像系着的白练的样子。’孔子抚摸他的眼睛让他上去，于是和他一起下来。下来后颜渊头发变白牙齿脱落，于是病死。”现在详细看这段文字，对泰山加上“鲁”字，对阊门加上“吴”字，古人的文章不马虎到这种程度，怎么能说是鲁城的门呢？又说：“人眼所见，不超过十里，鲁距离吴一千多里，让离朱眺望
来札：景公墓在临淄东南十二里淄河店桓公墓旁。又民在长白山下今长山境内，又云周景公墓。景姓稀少，更无多为官者，必景延广。延广，陕州人，後晋出帝与桑维翰同时，非周臣，又不当云周景公墓，考《五代史周列臣传》：“景范，邹平人。世宗显德中，官宰相。显德六年罢。”故云周景公墓。墓在邹平，今割入长山界。在临淄淄河店者，春秋周齐景公墓，非周世宗景公墓也。
鄙著《金石文字记》有《後周中书侍郎景范碑》一目，曰：邹平县南五里，有景相公墓。《通鉴》：“五代周显德元年七月癸巳，以枢密院直学士、工部侍郎长山景范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此地唐时属长山也。景氏之裔，自洪武间有两举人，今亦尚有诸生，不能记其祖矣。不知何年谬传为晋之景延广，而邑志载之。以後《山东通志》等书袭舛承讹，无不以为延广墓。後有令于此者，谓延广于晋为误国之臣，遂至笞其後人而毁其祠。昔年邑之士大夫，亦有考五代事而疑之者。予至其邑，有诸生二人来，称景氏之孙，请问其祖为谁。予乃取《通鉴》及《五代史周世宗纪》示之，曰：“显德相公近是。”又示以《景延广传》，曰：“延广，字航川，陕州人也，距此远矣，”乃谢而去。间一日，往郊外，视其墓碑，其文为“翰林学士朝议郎尚书水部员外知制诰柱国扈载”撰，虽剥落者什之一二，而其曰“故中书待郎平章事景公讳范”，字甚明白。且生封上柱国、晋阳县开国伯，没赠侍中，而其文有曰：“我大周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建大功于汉室，为北藩于魏郡。”又曰：“今皇帝嗣位，登用旧臣。”又曰：“冬十一月，薨于淄川郡之私第。”其未曰：“显德三年岁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越十日戊辰。”因叹近代士人之不学，以本邑之人书本邑之事而犹不可信，以明白易见之碑而不之视，以子孙而不识其先人，推之天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又曰：王元美作李于鳞友人《袭克懋妻景氏墓志铭》，亦以为延广之後。虽本其家之行状，然王，李二公亦未尝究心于史学也。
此仆在邹平，与邑人宛斯马君。亲访其墓而录之者，不知李君何所闻之，而剿为己说。且与齐之景公何涉，而横生此一辩？又此墓旧属长山，今割人邹平；今反曰旧属邹平，今割人长山，又景相，长山人；今反曰邹平人。知李君之道听而途说也。
来札：临朐西十里逢山；俗传逢萌隐处。史：逢萌浮海，归隐大劳，东莱守聘不出。又萌，都昌亭长。墓在今营丘昌乐地。又都昌，昌邑也，皆与临朐远。史：夏东方诸侯逢伯陵居青州，旧城在郡西二十里马山，李于鳞所谓“龙斗马山之阳”是也，距逢山四十里，逢山以伯陵，非以萌也。
鄙著无此一事。《汉地理志》：“临朐有逢山祠。”则先逢萌而有此山矣，李君言是。《左氏昭十年传》：“逢公以登。”注云：“逢公，殷诸侯，居齐地者。”《二十年传》：“有逢伯陵因之。”注云：“逢伯陵，殷诸侯，姜姓。”今李君以殷为夏，未知其何所据也。
来札：黄冠别说劳山有吴子宫，是吴子夫差请《灵宝度人经》处。《春秋众吴伐齐，至艾陵。艾陵，齐南境，令郯城，去劳六七百里。甚为牵合难据。足下来读道书，道书云：“许放阳弟子吴猛，东昌人，入劳，请《灵宝度人经》。吴子、吴猛，非夫差。道家所居皆曰宫，不仅候也。
此道家荒唐之说，不足辩。《莱州府志》：“传疑”一条云：“春秋时，吴王夫差登劳山，得《灵宝度人经》。”今欲去其年代，而改为吴猛，庸愈乎？按《晋书》，“吴猛，豫章人。”晋时亦未有东昌之名也。
来札：泰山无字碑非始皇，乃汉武时物，别史：“始皇移徂徕石，命李斯篆文，如琅邢、之罘碑。因阻暴风雨，大怒罢。”此可信者，汉武何故立无字碑？未敢以足下言为是。
鄙著《日知录》，有《考泰山无字碑》一事，曰：岳顶无字碑，世传为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
译来信说：景公墓在临淄东南十二里的淄河店，靠近桓公墓。又说景公墓在长白山下，即现在的长山境内，又说是周景公墓。景姓稀少，更没有多少做官的人，必定是景延广。景延广是陕州人，后晋出帝与桑维翰同时代，不是后周的臣子，又不该称为周景公墓。查考《五代史·周列臣传》：“景范，邹平人，世宗显德年间，官至宰相。显德六年被罢免。”所以说是周景公墓。墓在邹平，现在划入长山境内。在临淄淄河店的，是春秋时期齐国的景公墓，不是后周世宗景公墓。
我写的《金石文字记》中有《后周中书侍郎景范碑》一条，说：邹平县南五里，有景相公墓。《资治通鉴》记载：“五代周显德元年七月癸巳日，任命枢密院直学士、工部侍郎长山人景范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这个地方在唐代属于长山。景氏的后代，从洪武年间有两个举人，现在还有生员，但不能记起他们的祖先了。不知哪一年错误地传为后晋的景延广，而县志记载了。后来《山东通志》等书沿袭错误，都认为是景延广墓。后来有在此地做县令的人，说景延广在后晋是误国的臣子，于是鞭打他的后人并毁掉他的祠堂。前些年县里的士大夫，也有考证五代史事而怀疑的。我到了那个县，有两个生员来，自称是景氏的孙子，请问他们的祖先是谁。我便取出《资治通鉴》及《五代史·周世宗纪》给他们看，说：“显德年间的宰相近是。”又给他们看《景延广传》，说：“景延广，字航川，是陕州人，距离这里很远。”他们于是谢罪离去。过了一天，我前往郊外，查看他们的墓碑，碑文由“翰林学士朝议郎尚书水部员外郎知制诰柱国扈载”撰写，虽然剥落了一二成，但其中说“故中书侍郎平章事景公讳范”，字迹很清晰。而且生前封为上柱国、晋阳县开国伯，死后追赠侍中，碑文中有说：“我大周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在汉室建立大功，在魏郡为北藩。”又说：“现在皇帝继位，任用旧臣。”又说：“冬十一月，在淄川郡的私宅去世。”末尾说：“显德三年岁次丙辰十二月己未初一，过了十天戊辰日。”因此感叹近代读书人不学，写本地人本地事尚且不可信，对明白易见的碑文却不看，作为子孙却不认识自己的祖先，推而广之，天下郡县志书像这样的很多。又说：王世贞写李攀龙友人《袭克懋妻景氏墓志铭》时，也认为是景延广的后代。虽然依据他们家的行状，但王、李二公也没有深入研究史学。
这是我身在邹平，与当地人宛斯马君亲自探访其墓并记录下来的，不知李先生听说了什么，而抄袭作为自己的说法。而且与齐国的景公有什么关系，而凭空生出这一辩驳？又此墓旧属长山，现在划入邹平；现在反而说旧属邹平，现在划入长山，又景相是长山人；现在反而说是邹平人。可知李先生是道听途说。
来信说：临朐西十里逢山，俗传是逢萌隐居的地方。史书记载：逢萌渡海，归隐大劳山，东莱太守聘请他不出山。又逢萌曾任都昌亭长。墓在现在的营丘昌乐地。又都昌是昌邑，都与临朐很远。史书记载：夏朝东方诸侯逢伯陵居住在青州，旧城在郡西二十里的马山，李攀龙所谓“龙斗马山之阳”就是这里，距离逢山四十里，逢山是因为伯陵，不是因为逢萌。
我的著作中没有这一条。《汉书·地理志》：“临朐有逢山祠。”那么在逢萌之前就有这座山了，李先生说的对。《左传·昭公十年》：“逢公以登。”注释说：“逢公，是殷商的诸侯，居住在齐地。”《左传·昭公二十年》：“有逢伯陵因之。”注释说：“逢伯陵，是殷商的诸侯，姜姓。”现在李先生以殷商为夏朝，不知他依据什么。
来信说：黄冠别传说劳山有吴子宫，是吴子夫差请求《灵宝度人经》的地方。《春秋》记载吴国多次伐齐，到达艾陵。艾陵是齐国南境，现在的郯城，距离劳山六七百里。非常牵强附会难以依据。足下来读道书，道书上说：“许放阳的弟子吴猛，是东昌人，进入劳山，请求《灵宝度人经》。吴子、吴猛不是夫差。道家所居都称为宫，不仅限于侯爵。”
这是道家荒唐的说法，不值得辩驳。《莱州府志》“传疑”一条说：“春秋时，吴王夫差登劳山，得到《灵宝度人经》。”现在想要去掉其年代，而改为吴猛，难道更好吗？查考《晋书》，“吴猛是豫章人。”晋朝时也没有东昌这个名称。
来信说：泰山无字碑不是秦始皇立的，而是汉武帝时的物品，别史记载：“秦始皇移徂徕石，命李斯篆写文字，像琅玡、之罘碑。因为受阻暴风雨，大怒罢休。”这可信的是，汉武帝为什么立无字碑？不敢认为足下的话是对的。
我的著作《日知录》，有《考泰山无字碑》一条，说：岳顶无字碑，世人传说是秦始皇立的。查考秦碑在玉女池上，李
斯篆书，高不过四五尺，而铭文并二世诏书咸具，不当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无此说。因取《史记》反复读之，知为汉武帝所立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上泰山，立石封词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证，今李斯碑是也。《封禅书》云：“东上泰山，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上遂东巡海上，四月，还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汉石无文字之证，今碑是也。《援汉书祭把志》亦云：“上东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巅。”然则此无字碑明为汉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读史者误以为秦耳。又曰：始皇刻石之处凡六，《史记》书之甚明。于邹峄山则上云“立石”，下云“刻石颂秦德”；于泰山，则上云“立石”，下云“刻所立石”；于之呆，则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于琅邪，则云“立石刻颂秦德”；于会稽，则云“立石刻颂秦德”，无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于蝎石，则云“刻碣石门”，门自是石，不须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别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纪？使汉武有文刻石，汉史又安敢不灵乎？
译这篆书碑，高度不过四五尺，而铭文以及二世诏书都具备，不应当又立这块大碑。考证宋以前的记载，也没有这种说法。于是取出《史记》反复阅读，才知道这是汉武帝所立的碑。《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登上泰山，立石刻写封禅的祝文并祭祀。”下面又说：“刻写所立的石头。”这是秦代石碑有文字的证据，现在的李斯碑就是如此。《封禅书》说：“向东登上泰山，泰山的草木叶子尚未生长，于是让人搬上石头，立在泰山山顶。皇上随即向东巡视海边，四月，回到奉高，登上泰山封禅。”却没有说刻石，这是汉代石碑没有文字的证据，现在的碑就是如此。《汉书·郊祀志》也说：“皇上向东登上泰山，于是搬上石头，立在泰山山顶。”那么这块无字碑明显是汉武帝所立，而后来不读史书的人误以为是秦代的。又说：始皇刻石的地方共有六处，《史记》记载得很清楚。在邹峄山，上面说“立石”，下面说“刻石颂扬秦的功德”；在泰山，上面说“立石”，下面说“刻写所立的石头”；在之罘，二十八年说“立石”，二十九年说“刻石”；在琅邪，说“立石刻颂秦德”；在会稽，说“立石刻颂秦德”，没有不是先说立石，后说刻石的。只有在碣石，说“刻碣石门”，门本来就是石头，不需要立。古人作史，文字严密到这种程度。如果秦始皇另外立这块石头，秦史怎么会不记载？如果汉武帝有文字刻在石头上，汉史又怎么敢不记载呢？
李君似未见仆此论，不知其所谓别史者何书：将考千载以上之事，乃不征《史记》而征别史乎？古人立石以表其功德，元不必有字，今曰以风雨之阻，大怒罢之。且如《水经注》：“孔子庙，汉魏以来列七碑，二碑无字。”此又何所怒而不刻也？又始皇之刻，李斯之文，其录于《史记》而立之山者，固至今存矣。罢其一，不罢其一，此又何解也？史言下山风雨暴至，在立石之後，刻石之前；今曰阻此而罢刻石，似以上山之日即刻石之时，又谬矣。又曰“篆文如琅邪、之罘碑”，琅邪在本年封泰山之後，之罘在二十九年，天下有今年行事而比来年之例者乎？史言立石，不言碑，而碑之为制始于王莽，则见于刘熙《释名》之书可考。今以後人之名碑也而名之，抑又谬矣。是其所引别史，不过二十馀字，而谬妄已有数端。又考《山东通志》曰：“上有石表巍然，俗云秦无字碑。”此志作于嘉靖中，曰“俗者”，言其不出于古书之传也。又从而文之，无乃为前人所笑乎？
来札：俗以丈人为泰山。唐明皇封禅，张说婿韦晤扈驾，以说婿，增三级。後帝忘其故，问群臣。伶官黄幡绰曰：“泰山之力也。”困以丈人为泰山。不知春秋时已有丈人峰，孔子遇文人荣启期处也。未敢以足下言为是。
此俚俗之言，亦不足辩。乃谓春秋时有丈人峰，其何所据？《列子》：“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启期行乎成阝之野。”无“丈人”字。夫纪载之文各有所本，今欲实此峰之名，即添一“丈人”字；欲移吴门于曲阜，即去一“阊”字。用心之不平如此，而谓天下遂无读《列子》、《论衡》二书之人哉？
来札：大公封营丘，地泽卤，人民寡，固上古封建各有其国，未便夺其地，遂就其隙封之，非不置太公于上游也。古史万国，商三千，周千八百，当伐纣时，不知其如何变置，殷都朝歌，千里内不免改王畿为候国；周都镐京，千里内不免改侯国为王畿。涧水东、瀍水西皆诸侯，营洛後能各守其地乎？王以东方诸候附纣者众，故封大公以弹压耳。足下乃过信《货殖传》，未敢以足下为是。
鄙著《经解中》一事曰：舜都蒲坂，而封象于道州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诚为可疑。如《孟子》所论“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来，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地，而置之三千余里之外邪？盖上古诸侯之封万国，其时中原之地必无闲土可以封故也。又考大公之于周，其功亦大矣，而仅封营丘。营丘在今昌乐、潍二县界，史言其地澙卤，人民寡。而《盂子》言其俭于百里，又莱夷逼处，而与之争国。且五世反葬于周，而地之相去二千余里。夫尊为尚父，亲为後父，功为元臣，而封止于此，岂非中原之地无闲土，故至薄姑氏之灭，而後乃封大公邪？或曰：禹封在阳翟，稷封在武功，何与？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于远，圣人之不得已也。
《汉书》曰：“齐地，虚、危之分野也。少吴之世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崱，汤时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为诸侯，国此地。至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大公。而《史记》以大公为武王所封。当武王之时，而大公至国修政，人民多归齐，为大国矣。考《左氏传》管仲之对楚子，展喜之对齐侯，并言成王，不言武王。而郑康成注《檀弓》，谓大公受封，留为大师，死葬于周。又《金滕》之书有二公，则大公在周之明证。二说未知孰是。李君变置弹压之论，恐亦是以後世之事而测量古人也。
初刻自序
炎武所著《日知录》，因友人多欲钞写，患不能给，遂于上章阉茂之岁刻此八卷。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书已行于世，不可掩。渐次增改，得二十余卷，欲更刻之，而犹未敢自以为定，故先以旧本质之同志。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得不
译李君似乎未曾见过我这篇论述，不知他所说的“别史”是哪本书：如果要考证千年以前的事，难道不依据《史记》而依据别史吗？古人立石以表彰功德，原本不一定要有文字，现在却说因为风雨阻隔，大怒而停止刻字。况且如《水经注》所载：“孔子庙，自汉魏以来排列七座碑，其中两座无字。”这又是因为什么愤怒而不刻字呢？又如秦始皇刻石，李斯撰文，那些记录在《史记》中并立于山上的，至今仍然存在。停止刻其中一座，却不停止刻另一座，这又怎么解释呢？史书记载下山时风雨骤至，是在立石之后、刻石之前；现在说因此受阻而停止刻石，似乎把上山之日当作刻石之时，这又错了。又说“篆文如琅邪、之罘碑”，琅碑在本年封泰山之后，之罘碑在二十九年，天下哪有今年行事而比照来年例子的呢？史书说立石，没说碑，而碑这种形制始于王莽，这在刘熙《释名》一书中可以考证。现在用后人的名称“碑”来称呼它，这又错了。因此他所引用的别史，不过二十几个字，而错误荒谬之处已有好几处。又考证《山东通志》说：“上面有石表巍然耸立，俗称为秦无字碑。”这部志书作于嘉靖年间，说“俗”，意思是它不出自古书的传承。又从而加以文饰，岂不是要被前人嘲笑吗？
来信说：俗以丈人为泰山。唐明皇封禅时，张说的女婿韦晤扈从，因为是张说的女婿，加升三级。后来皇帝忘了缘故，问群臣。伶官黄幡绰说：“是泰山之力。”因此以丈人为泰山。不知春秋时已有丈人峰，是孔子遇见文人荣启期的地方。不敢认为你的话是对的。
这是俚俗之言，也不值得辩驳。却说春秋时有丈人峰，依据是什么？《列子》说：“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启期行于成阝之野。”没有“丈人”二字。记载的文章各有依据，现在想要证实这座峰的名字，就添一个“丈人”字；想要把吴门移到曲阜，就去掉一个“阊”字。用心如此不平，难道认为天下就没有读《列子》、《论衡》这两本书的人吗？
来信说：姜太公被封在营丘，土地盐碱，人口稀少，本来上古封建各有其国，不便夺取其地，于是就在其空隙处封他，并非不把太公置于上游。古史万国，商朝三千，周朝一千八百，当伐纣时，不知如何变置，殷都朝歌，千里之内不免改王畿为侯国；周都镐京，千里之内不免改侯国为王畿。涧水东、瀍西都是诸侯，营建洛邑后能各自守住其地吗？周王因为东方附纣的诸侯众多，所以封太公以弹压。你过于相信《货殖传》，不敢认为你的是对的。
我著《经解中》一事说：舜都蒲坂，而封象于道州鼻山，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确实可疑。如《孟子》所论“亲近他想要他尊贵，爱护他想要他富有”，又想要他源源而来，为什么不在中原近畿之地，而把他安置在三千多里之外呢？大概上古诸侯封万国，那时中原之地必定没有闲土可以封赐。又考证太公对于周朝，功劳也很大，却仅封营丘。营丘在今昌乐、潍两县界，史书说其地盐碱，人口稀少。而《孟子》说其地不满百里，又莱夷逼近，与之争国。而且五世反葬于周，两地相距两千多里。尊为尚父，亲为后父，功为元臣，而封地仅止于此，难道不是中原之地没有闲土，所以直到薄姑氏灭亡，才封太公吗？有人说：禹封在阳翟，稷封在武功，有什么不同？这两位大臣有安天下的大功，舜固然不能以弟弟的身份先于他们，所以象封于远方，是圣人的不得已。
《汉书》说：“齐地，是虚、危的分野。少昊之世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萯，汤时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皆为诸侯，国在此地。到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同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姜太公），这就是太公。而《史记》以姜太公为武王所封。当武王之时，太公至国修政，人民多归齐，成为大国。考证《左传》管仲对楚子，展喜对齐侯，都说成王，不说武王。而郑康成注《檀弓》，说太公受封，留为大师，死葬于周。又如《金滕》一书有二公，则是太公在周的明证。两种说法不知哪个正确。李君变置弹压的论述，恐怕也是以后世之事来推测古人吧。”
初刻自序
炎武所著《日知录》，因为朋友多想要抄写，担心不能供给，于是于上章阉茂之岁刻此八卷。历经六七年，老而益进，开始后悔往日学问不广博，见解不卓越，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书已行于世，无法掩盖。逐渐增改，得二十余卷，想要再刻，却还不敢自以为定，所以先以旧本征求同志的意见。大概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不成章不达，所以昔日之得不
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其无以是刻之陋而弃之，则幸甚！
译足以值得夸耀，日后的成就不能自我设限。至于想要阐明学术、端正人心、匡正乱世，以振兴太平盛世的事业，则不局限于这一版刻之中，必须等到绝笔之后，将著作藏于名山，以等待治理天下、主宰万物的人来寻求。请不要因为这一版刻的粗陋而抛弃它，那将是我的幸运！
又与人书十
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
又与人书二十五
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向时所传刻本，乃其绪余耳。
又与潘次耕书
《日知录》再待十年，如不及年，此“年”字如“不复年”之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彼时自有受之者，而非可预期也。
又与杨雪臣书
向者《日知录》之刻，谬承许可。比来学业稍进，亦多刊改，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自信其书之必传，而未敢以示人也。
又与友人论门人书
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惟多写数本以贻之同好，庶不为恶其害已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焉，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
译又与人书十
我曾经说，现在的人编纂书籍，正像现在的人铸造钱币：古人从山里开采铜矿；现在的人则购买旧钱，称之为废铜，用来充当铸钱的原料罢了。所铸的钱既粗糙恶劣，又将古人传世的宝物捣碎分散，不能留存给后世，岂不是两方面的损失都遭受了吗？承蒙询问《日知录》又完成了几卷，大概是用废铜的标准来期望我；而我自从分别以来的一年，早晚诵读，反复探究，仅仅得到十几条，然而差不多算是从山里开采的铜了。
又与人书二十五
君子做学问，是为了阐明大道，是为了拯救世道。如果仅仅为了诗文，所谓雕虫小技，又有什么益处呢。我自从五十岁以后，专心致力于经史。在音韵学方面，深有心得，现在写成五部书，以延续《诗经》三百篇以来久已断绝的传承。另外撰写《日知录》，上篇讲经术，中篇讲治国之道，下篇讲广博见闻，共三十多卷。如果有王者兴起，将要把这些付诸实行，使当今社会达到上古治世的兴盛，而我不敢对现在的人说。以前所流传刻印的版本，不过是它的残余罢了。
又与潘次耕书
《日知录》再等十年，如果活不到那个年限，这个“年”字就像“不复年”中的年。那就以临终绝笔为定稿。那时自然有接受它的人，而不是可以预先期待的。
又与杨雪臣书
以前《日知录》的刻印，谬承您的赞许。近来学业稍有进步，也多有删改，意在拨乱反正、涤除污秽，效法古代、使用华夏之道，为后来的学者开启广博的见闻，等待后世的君王实现大治。自信这本书必定流传，而不敢拿给人看。
又与友人论门人书
所著的《日知录》三十多卷，我一生的志向和学业都在其中。只是多写几本送给志同道合的人，希望不被那些嫉妒我、危害我的人所毁弃。如果有王者兴起，能够从中斟酌采纳，那也可以完成我小小的愿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