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本释卷上

译高必自下流。定夫问“阴阳不测之谓神”，伊川说：“你是疑惑了，问是拣难底。”问谢显道言“天下何思何虑”，伊川说：“是则是有此理，贤却发得太早。”在明道与伊川受太极图于濂溪，卒未尝以图示人，是知程门初不令学者躐等的。濂溪说：“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岂有害吗？”武夷胡文定公【名安国，字康候，谥文定，自云吾学麟经于川，不及亲见】说：“一以贯之，知之至也，非上智不与之。”横渠张先生【名载，字子厚，居风翔郿县之横渠镇，学者称横川先生，倡道学于关中，世谓之关学。此书所记吕大临、苏昞、范皆其门人也】。吕正献公荐他学术操守日益充实，沈深有谋，谙世务，诚国家之寳臣也。吕叔谓先生志道精思，未始须息，亦未尝须忘。学者有问，多告以智礼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后己。先生气质刚毅，徳盛貌严，与人居久而日亲。其治家接物，正己感人，人未信，反躬自治，不以语人。虽有未，安行而无悔，故识与不识，闻风而畏，非其义也，不敢以毫及之。先生乃二程中表，尝告伊川曰：“它日道行见用，须戒自处重，无以复来天下之善。今日之患，在此尔。”或问横渠立言有迫切处否？川云：“子厚谨严，才谨严便有迫切气象。”又云：“西铭之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明道云：“西铭，横渠文之粹也，极纯无杂，秦汉学者未。”范育谓：“正蒙之书，有六经未载，圣人之所言。”熙寜十年卒】说：“天下之事，各各有理，如何便道得？到极致则须归一。其始极有分辨。”或问格物【即穷理也，详见穷条理】须物物格之，还只格一物万理皆知否？川云：“怎得便会通贯？若只格一物通众理，虽颜子亦不敢如此。”道【又曰：“自修身可以至于尽性至命，然其间有多少数，其所以至之道当如何？荀子曰：‘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今学者须读书，纔读书便望为圣，然中间至之方便有多少】又问：“孝弟为仁之本，曰谓行仁自孝始，明本葢窃取其义也。然所谓大本者何？”详是书则一贯之理，亦可以默识矣【川谓：“学者不知所以入德，未见其能进也。前儒诲人之方，或曰敬，或曰勤，礼，或曰寡欲，或曰不欺，忠恕之类。此书具载者，以见家设教不同，其理则未始不贯，是皆入德之门，难拘一说以畧之。夫人禀不一，要在因前儒之训，度己才而进焉，所闻而行焉，其至则一也。”川曰：“孔子教人，各因其才，有以文学入，有以政事入，有以德行入，又以见圣门之广大也】

译阐明四端、体察五典，是穷究事理的根本。

《大学》以“致知”和“格物”为先导。【程颐说：知识是我们本来固有的，然而如果不加以推求，就不能获得它，而推求知识在于格物。胡安国说：推求知识之后，才能知晓。】四端五典，难道不是推求知识、格物的首要任务吗？

什么是四端？孟子说：怜悯之心，是仁的发端；羞耻厌恶之心，是义的发端；谦让之心，是礼的发端；是非之心，是智的发端。

现在的人乍一看小孩将要掉进井里，都会产生惊惧怜悯之心，这种心难道是外来的吗？它是自然显现的，不是经过思考努力才得到的，这就是所谓的良心，也就是常性。【秉，持守；彝，常道。广汉张栻说：本然的常性，人人都有，所以喜好美德，是因为持守常性的缘故，而不知道喜好美德的人必定有扰乱常性的原因。张栻字敬夫，师从胡安国之子胡宏。】

天理。【邵雍说：自然的就是天。又说《诗经》云：自然之外更没有天。程颐说：天就是自然的道理。谢良佐说：格物必须先认识天理才行。所谓天理，就是自然的道理。小孩将要掉进井里乍见时，心中惊惧，这就是所谓的天理。如果在乡党中求取名誉，与小孩的父母结交，厌恶那哭声才这样做，这就是人欲了。天理与人欲相对，人欲一旦放纵，天理就泯灭了。程颢让学者必须先知晓仁，其意义是一致的。谢良佐的说法本于《乐记》“灭天理而穷人欲”的意思。】

由此可知，仁义礼智，不是人能强行命名的，都是我们本来固有的，它们的发端常常见于日常用度之间，关键在于知道都要扩充它们罢了。

所以孟子说：如果能够扩充它，足以保有天下；如果不能扩充它，连侍奉父母都做不到。扩充与不扩充，只在于我自己罢了。【我们儒家则推演这良心而通达于天下，以确立万世的大经；佛教则以死心为宗旨，唯恐不能达到寂灭。儒佛的不同，关键就在这里。那三纲五常之道，自然就被废弃了，所以他们自称是出世间的法。然而世间难道能出得了吗？张九成《少仪》论说：佛教刚刚摆脱人欲的纠缠，其乐无边，于是把空旷无物的状态当作极致。因此把尧舜禹汤文武的功业看作尘垢，把父子君臣夫妇长幼看作赘疣，把天地日月春夏秋冬看作梦幻。背离天人，断绝本末，决裂内外，孤独无偶。他们看待臣杀君、子杀父、战乱纷纷、年成荒歉，都当作门外的事情。几乎要灭五常、绝三纲，有孤高绝俗的体态，却没有敷布荣盛的大用。用这个，所以他们得罪于圣人。】

胡安国说：“人都有这颗心，尧舜能够扩充它罢了，比如扩充怜悯之心，达到仁德像天一样；扩充羞耻厌恶之心，达到……；扩充谦让之心，达到把天下让给别人；扩充是非之心，达到把顽劣讼争的嗣子废黜。”

程颐说：“夏桀、盗跖不能没有这心，因此活着，只是残害它来泯灭天理罢了。【问：四端没有包括信，为什么呢？】程颐说：“本性中只有四端，却没有信，因为有不信，所以才有信字。现在东边的自东，西边的自西，哪里用得着信字呢？”

什么是五典？《中庸》说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这五种关系，是天下的通达之道。孟子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程颐称这为五典。】张载认为这是百姓的大经吗？是自然的定理，难道是人能强行安排秩序的吗？这就是所谓的常伦，天的秩序。延平杨时【名时，字中立，自号龟山。】说：“五品，是人伦的大纲，天的本性，片刻也不能离开。”又说：“五品的秩序，是天定的。先王敦厚五典，敷布五教，用来引导百姓，这就是侍奉天的方法。【从万世应当实行的法度来说，称为五典；从设立教化来说，称为五教。其实是一样的。林少颖说。】

大概天下之所以成为天下，只有这五种关系罢了。离开这些谈道，不是通达的道。在天下实行，人伦断绝而天理泯灭了。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难道还有别的吗？只是人伦的极致罢了。舜担忧百姓，安居而没有教化，就接近禽兽了。让契做司徒，不过是教以人伦。孟子说：“学习三代共同的东西，都是为了阐明人伦。【侯师圣说：“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先王的政治，通达这些来保有天下。”谢良佐说：“不对，人类几何其不相噬啮也。”】

徂徕石介【名介，字守道，兖州奉符县人，师从泰山孙明复，在徂徕山下躬耕，学者称徂徕先生，世人称为东学。杜祁公、韩魏公极力向朝廷推荐，欧阳修说先生笃学而志向远大，虽然在田野也不忘天下的忧患，常在太学以经术教授，大概以师道自居，门人弟子跟随他的很多。太学的兴盛，从先生开始。他说：“学者学习仁义，只有忠能忘其身，笃于自信，才可以力行。用这个修养自己，也用这个教导别人。”庆历五年去世。】说：“天下不可一日无君，臣不可一日无父，子不可一日无夫，妇不可一日无友，长幼不可一日无，万世可以常存。一日不可废弃的，是孔子的道。【周公所以示成王，亦不

译只是让后人知道这个道理罢了。尹和靖说：“伊川教导人做学问，先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这些伦理关系入手。在这些关系中去寻求快乐之处，便是正道。”（因此我领悟到，当今的学者在先后次序上迷失方向，实在太多了。）胡文定公说：“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与五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常），在人身上是同一颗心，在万物上是同一个理。扩充四端可以成就本性，敦厚五典可以尽到伦理。本性成就而伦理尽到，这就没有二致了。”吕与叔（名大临，蓝田人）说：“四端存在于我自身，人伦存在于他人，都是我们性命中的道理。（伊川曾说：饮食男女之事，喜怒哀乐的变化，都是本性的自然流露。佛教一定要完全断绝这些，然后才能得到天真。我却认为他们丧失了天真。邵康节也说：佛教抛弃君臣、父子、夫妇之道，这难道符合自然的道理吗？）这些道理禀受于天地之中，确立做人的准则，片刻也不能离开。（邵康节的话：秦玠说‘道充满天下，什么东西没有它呢？’明道说：‘道之外没有物，物之外没有道，这是说天地之间无处不是道。就父子而言，父子在于亲近；就君臣而言，君臣在于敬重；以至于做夫妇、做长幼、做朋友，没有哪件事不是道。这就是道之所以片刻也不能离开的原因。’又说：‘说天的自然状态叫做天道，说天赋予万物的叫做天命。康节说：‘我的本性就是天，天就是本性。’横渠也说：‘本性就是天。’龟山说：‘本性就是天命，就是天理。’道不过是性命中的道理罢了。伊川说：‘从本性出发而行的都是善的。’圣人因为它是善的，就用仁义礼智信来命名。因为施行的方面不同，所以用这五种来区别。合起来说是道，分开说也都是道。舍弃这些而去行动，就是违背本性，就是违背道。而世人都说本性、说道，与这五种不同，他们大概是不学习吧？大概是没有体悟本性吧？大概是不知道道存在于哪里吧？’吕与叔说：‘不明白人伦，那么性命的宗旨就没有安放的处所；不根本于性命，那么理义的条文就没有产生的来源。’孔子关于性与天道的言论是合一的，天人兼顾本末，精妙的道理和深奥的意义，常存在于父子、君臣、夫妇、朋友之间，不远于交际应酬、洒扫应对这些细微之处，不像异端之学那样断绝人伦、脱离同类，追求那些难以实行、难以知晓的境界。有人问明道先生的行状中有‘尽性至命，必须根本于孝悌’的说法。伊川说：性命与孝悌，只是一个统一的事情。那些后来谈论性命的人，另作一套高远的说法，所以举出孝悌这样对人切近的事情来说明。又说：只说‘道’，就不是道了。也有说道的人，只当作平常的本分来说。孟子说尧舜是出于本性，舜是遵循仁义而行，这难道不是平常话吗？至于《易经》，只说确立做人的道叫做仁与义，那么‘性’字也不用说了，自然已经分明。我私下认为，世上那些谈论虚无玄妙，把它当作道学的人，应该细细品味这些话。）”过去我曾经向胡衡麓（名寅，字明仲，自号衡麓居士，学生称他致堂先生，是文定公的长子）和张横浦（名九成，字子韶，杭州盐官人，师从杨龟山，被贬到南安，学生称他横浦先生）两位侍郎请教学问，他们无不举出四端五典来教导我，这确实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源头，是致知、格物的首要任务，所以把它放在篇首。（横浦又说：虽然人有这四种善端，但如果不学习，就会在不该行的地方去行，所以有不爱自己的亲人却爱别人的人，不厌恶小人却厌恶君子的人，有把君位让给子之而招致祸乱的人，有否定君子而肯定小人的人，这就是不能不学习的原因。什么叫学习？《中庸》所说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伊川所说的这五种缺一就不算学习。推究横浦的说法，根本在于《中庸》修道的含义，即教化的意义，说如果不学习就不能加以品节规范，那么亲近亲人、仁爱百姓、爱惜万物的分寸差别就错了。游定夫说：为我主义导致没有君主，兼爱主义导致没有父亲，这就不是教化了。这才领悟到圣人关于六言六蔽的训诫。）

译穷究事理是增进学问的根本。《大学》说“获得知识在于探究事物”，其中的“在”字值得细细玩味。前代儒者认为，探究事物就是穷究事理。明道先生（伊川先生的兄长，吕正献公推荐先生道术精深奥妙，颇能推行，凡所到之处都有非凡政绩，又举荐他担任台官，说才能德行兼备，忠义出众）说：先生修养自身，内心以恭敬为主，行事以忠恕为准则，看到善行就像出于自己一样，不愿意做的事不强加给别人。做学问知道穷尽本性、通达天命，必定以孝悌为根本；穷究神妙、知晓变化，通过通晓礼乐来实现；辨别似是而非的异端邪说，开启百代以来未曾明晓的疑惑。他说：孟子去世后，圣人的学问就不传了，他把振兴这种学问作为自己的责任。他的话说：大道之所以不明，是因为异端邪说危害了它。过去的危害浅近而容易知道，现在的危害深重而难以辨别。过去的邪说迷惑人，是趁着人们愚昧昏暗；现在的邪说迷惑人，是借着人们的高明。驳斥了邪说之后，才可以进入正道。教导人从获得知识到知识完备，从诚意到平定天下，从洒扫应对到穷理尽性，循序渐进，有条有理。他忧虑世上的学者舍弃近处而追求远处，身处低位却窥探高处，所以轻率自大，最终一无所得。他曾经说：我的学问虽然有所师承，至于体悟天理而言，则不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他又对伊川先生说：日后能使人们尊师重道的，是我的弟弟。至于接引后学，根据人才的资质来成就他们，那我就不推辞了。朱公掞在汝归拜见先生，对人说：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刘安礼说：跟随先生三十年，从未见过他愤怒严厉的样子。谢显道说：先生平和简易，坐着时凝然不动像木偶人，等到他改变容貌、发出言辞语气时，则温润纯粹和谐，像春风吹拂万物。又说：我的老师先让学者获得知识以识别道理，然后持守恭敬以涵养心性，所成就的人很多。有人问为什么先重视知识？谢上蔡说：这就是穷究事理的意思。黄金是天下最珍贵的宝物，有从未认识过的人，别人给他黄铜，他一定认为是黄金而不能辨别。不能辨别就会产生疑惑，有了疑惑怎么能确定自己的坚持呢？先生去世后，太师文潞公综合学者们的意见，在他的墓上题写：明道先生。元丰八年去世。说：事物就是事理，凡事在上面穷究其理就没有不通的。新安朱熹说：事物是道理所在的地方，不就此穷究它，那么事就不包含理，理也不包含事，而知识就不能精纯，所以获得知识在于探究事物。格是极至的意思，是说就在事物上穷究至其道理。伊川先生说：每一事物上都有一个理，必须穷究至极其理。穷究事理也有很多方面，或者读书讲明义理，或者议论古今人物，辨别是非，或者应对事物而处理得当，都是穷究事理。又说：读史书必须看到圣贤所保存的治乱关键，贤人君子出仕隐居、进退的原则，这就是探究事物。又说：像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直到父子君臣之间，都是理。又说：穷究事理并不是都要穷尽天下万物的理，先在某一件事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至于说到孝，就应当寻求它之所以为孝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一件事上穷究不了，就先穷究另一件事，或者先容易的，或者先难的，各自随人的深浅。就像千条小路万条路径，都可以到达国家，只要一条路能进去，就可以认为万物都是一个理。又说：随着事物观察道理，那么天下的道理就得到了。又说：事物不一定指具体事物才称为事物，从自身之中到万物的道理，理会得多了，自然豁然有所觉悟。又说：不获得知识、探究事物，却先想要意念真诚、心正身修，没有能符合道理的。谢上蔡说：做学问必须先从理开始，穷尽人的理，这就穷尽了天的理，学问就深远了。下学而上达，意思就是这样。我私下认为应当在切近日常用处的地方先尽力，或许实在得到受用，容易类推。胡文定公说：对每一事物都观察，那么智慧更加明达，心胸更加宽广，道就可以接近了。又怎么会追逐外物而不自我反省呢？又怎么会把自己和事物看作两样呢？观察天的运行以自强，观察地的形势以厚德，观察云雷以经纶，观察山泉以果行，观察尺蠖以明白屈伸，远观万物，大概如此。观察言辞语气颜色以尊崇德性，观察洒扫应对以兼顾本末，观察心性四辞以涵养浩然之气，近观自身，要点如此。伊川先生说：事物和我是一个理，才明白那一边就懂得这一边，大概说的是合内外之道，道理就是这样。文定的议论，正是为那些不明白那一边的人设立的，使初学者知道用力的方法，也是近思的意思罢了。如果对道理已经明白且知晓，就不需要教导他因物而反求了。元城刘器之说：智慧足以穷尽万物的理，那么事情到来就不会迷惑。佛教以理为障碍而消灭它，这与我们的儒学不同。邵康节，他的学问来自陈抟、种放、穆修，先生有话说：“世人看穆伯长、李挺之是普通人罢了，没想到有如此学问。”明道说：先生年轻时自恃其才，慷慨有大志，后来努力学习，仰慕高远，认为先王的事是可以必然达到的，等到他的学问更加老成，德行更加美好，玩味高明，观察天地的运化，阴阳的消长，以通达万物的变化，然后颓然顺从，浩然回归。

译道德之气温润和悦，远远望去便可知他是贤人。他不刻意显露自己，不设立界限隔阂，正直而不固执，通达而不受污染，心境清明坦荡，内外透彻。他在家中讲学，从不强迫别人听他说话，但前来请教的人却日益增多。乡里之人受他感化，远近的人都尊敬他。他与人交谈必定依据孝悌忠信的原则，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从不提及别人的恶行。因此，贤者喜爱他的德行，不贤者信服他的教化。他在淳厚风俗、培养人才方面的功劳，先生是最大的。

伊川先生曾说先生胸怀开阔旷达，犹如空中的楼阁，四通八达。先生临终时只是谈笑风生，片刻便去世了。以圣人的标准来看，这或许还不够完美，但与普通人相比却相差甚远了。

临终前，先生对伊川先生说：“面前的路径必须常常保持宽阔，路径狭窄时连自己都无处立足，何况能让别人行走呢？”

先生常说，一般人做学问的弊病在于自我主张太过。又说，治理国家的方法必须通晓变通，不能像胶住琴柱一样僵化不变，就像春天不能施行冬天的政令一样。

谢上蔡先生曾说先生才气豪迈，在尘世中如同割据山河的霸主。他洞察天地进退、阴阳消长、万物生死出入的道理，如同指掌般清晰，于是安然处于他所达到的境界，不再在基础学问上下功夫，这正是他异于常人的地方。

他考察事物的成败始终、人的祸福寿夭，没有毫厘之差。熙宁十年去世，朝廷赐谥号“康节”。

先生说：“天下的事物没有不蕴含道理的，穷究它之后才能知晓。”又说：“对于事物规律的学习，如果有不通达的地方，不可强行通达，强行通达就会产生‘我’的私意，有了‘我’就会失去天理而陷入权术之中。”

译不欺骗是修养德行的根本。

《大学》说：使意念真诚，就是不要自我欺骗。【杨龟山说：王道以诚意为根本，五霸假借它，大概是因为他们不用诚心去做。】伊川先生说：没有虚妄叫做诚，不欺骗是次一等的。又说：学习从不在暗室中欺骗自己开始。刘元城问关于诚的致力要点，司马光让他从不妄语开始，刘元城终身恪守这一点。【司马光自己说：我没有超过别人的地方，只是平生所做的事，没有不可以对人说的。曾经问邵康节：我是什么样的人？康节说：君实是脚踏实地的人。司马光深深认为这是知人之言。】山阳徐节孝【名积，字仲车谥节孝】曾经问安定胡先生【名瑗，字翼之海陵人，学者称安定先生，主持湖州学，世人称为湖学。欧阳文忠公说：师道废弃很久了，自从景佑、明道以来，学者有老师，只有先生以及孙明复、石守道三人，而先生的门徒最多。他在湖州办学，弟子来来往往常有几百人，各自凭借自己的经典互相传授，他的教学方法最完备。实行几年后，东南的士人没有不以仁义礼乐为学问的。庆历四年，才下诏州县设立学校，于是建立太学于京师，从湖州取先生的方法作为法则，至今成为著令。嘉佑四年去世。范忠宣、孙觉、刘彝、顾临、钱公辅徐积、滕甫都是门人中显达的。】有人问见到先生的侍女没有，怎么告诉先生？【安定晚年蓄养两个姬妾，一天邀请徐节孝在中堂吃饭，看见了她们。】胡先生说：不要刻意安排，从此有所领悟，曾经告诉延平陈了翁【名瓘，字莹中自号了翁】说：这是我的悟道之门。【刘元城说：古代君臣师生之间，只是诚实，心中想说的就说出来。所以冉求说：不是不喜欢您的道，是力量不足。子路说：有这样的话吗，您太迂腐了。宰我想缩短丧期，自己说一年就可以了。孔子说：吃稻米，穿锦缎，你心安吗？说：安。现在如果有士人在这里，一定不肯说自己学习而力量不足，一定不肯当面质问老师的迂腐，一定不肯说自己居丧而心安于吃稻米穿锦缎。那三个人都是孔子的高弟，而他们的言语如此，是因为出于至诚罢了。】贾内翰【名黯，字直孺以状元及第回家，范文正公教诲他说：你不担心不显达，只有不欺骗两个字可以终身奉行。贾每次对人说：这两个字平生用之不尽。【吕居仁说：当官处理事务，只务求实在。如修改文书，追改日期，重换押字，万一败露，获罪反而更重，也不是培养诚心、侍奉君主不欺骗的道理。胡文定公对吕安老说：执持坚定，不欺骗君主，表里如一。这只是初学的根基，向上还有很多阶级地位，不应把这当作自己的极致。】邵康节诗说：心可以欺骗时，天也可以欺骗。【又说：天地的道理，正直罢了。】由此可知先贤立教，没有不以不欺骗为根本的。【从前李潜君行，他的儿子想入开封户籍，参加科举，君行说：你是虔州人，谋求侍奉君主却先欺骗君主，可以吗？宁可迟缓几年，也不能这样做。郑侠介夫的表亲有应举不报实年岁的，介夫告诫他说：刚谋划入仕，就有欺骗君主的心，不可以。前辈从家庭内部的训诫就是这样。刘元城说：天下诈伪的风气很盛了。以我从少到老观察，诚实的风气，几乎一天比一天衰败，一年比一年衰败。当今夫妇父子兄弟之间，还互相谄媚阿谀，互相欺诈，何况在君臣朋友之间呢？况且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只是一个道理，如果一处败坏，就都败坏了。这种风气大可畏惧，当祸乱未发生时，还一切含糊，不见丑怪。万一有大祸乱，那么君臣之间无所不至了。】又须避开阻碍，通达事理，明白圣人不以告发父亲偷羊为正直，而以君主娶同姓为知礼，就对了。【查原本此处下有“直言”二字，是衍文】

少私欲是涵养心性的根本。

孟子说：“涵养心性没有比减少私欲更好的了。那个人如果私欲少，即使有不存留的，也很少了。”濂溪周先生【名惇颐，字茂世家舂陵濂溪，后居庐山，学者称为濂溪先生，洛中二程的老师。吕正献公推荐他操行清修，才术通敏，凡是所到之处，都有治理的名声。赵清献公也多次向朝廷推荐。黄鲁直说：“茂叔人品极高，胸中洒脱如光风霁月。”喜欢读书，雅意林壑，起初不为世人拘束。世故权舆，仕籍不轻视小官职，思考他的忧患作为使者，进退官吏得罪者赖以不冤。然而短于取名，而急于求志；薄于求福，而厚于得民；菲薄奉养自身，而惠及孤苦；陋于希世，而崇尚与千古交友。赵阅道赠诗说：“心似冰轮浸玉渊，节如金井冽泉。”东坡濂溪诗说：“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抛彭泽米偶似西山夫。”于是即世所知以为溪之呼先生，岂我辈造乃其徒？东坡敬仰濂溪至极，而与伊川则终身不相知。熙宁六年去世。】说：“涵养心性不止于减少私欲而存留罢了，少

译如何达到无欲的境界呢？无欲，真诚就能确立，智慧就能通达。真诚确立，就是贤人；智慧通达，就是圣人。」又说：「圣人可以学习吗？回答说：可以。有要领吗？回答说：专一就是要领。所谓专一，就是没有私欲。没有私欲，内心就宁静虚空，行动就正直。内心宁静虚空就能明察，明察就能通达；行动正直就能公正，公正就能普遍，这就差不多了【又有人说：「天地只是至公罢了。」伊川先生说：「公，是仁的道理。公正就能兼顾物与我，所以仁能够恕，能够爱」伊川先生说：「也不必说闭目静坐就可以养心。」又说：「欲望少，心自然真诚。」又说：「只要有所趋向就是欲望【问：「凡是运用之处是心吗？」伊川先生说：「那是意，有心之后才有意」吕原明说：「养，就是治理；寡，就是少；欲，就是感触外物而心动。治理心的方法，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了。欲望少，耳目的感官就不会被外物蒙蔽，而心常常安宁。心常常安宁就坚定而不混乱，明察而不昏暗，道由此产生，德由此自成。」不存在的，叫做被束缚而丧失【孙宣公奭《孟子正义》说：「梏，是手铐。利欲制约善性，使人不能作为，就像手铐制约手一样」欲望少的人，把握他的心并保存它，没有被束缚而丧失的祸患，所以即使有不存在的，也很少了。他为人，欲望多就喜欢行动而没有节制，胡乱作为而失去常态，善的萌芽由此丧失，而天理亏损。所以即使有存在的，也很少了。因此，心是性的作用。可以成就本性，也可以丧失本性。得到修养，道就增进德就增长，所以成就本性；失去修养，就违背道败坏德，所以丧失本性【是说人性本善，违背道败坏德就丧失了本来面目】善于修养心的人，端正他的思虑罢了。眼睛想要纷杂华丽的颜色，视思明，色欲就少了【胡衡麓说：思明，是期望看得远而不被杂乱的颜色迷惑」耳朵想要郑卫的淫声，听思聪，声欲就少了【胡衡麓说：思聪，是一定听有德的声音而不被邪声感动」嘴巴想要天下的美味，思夏禹的菲薄饮食，口欲就少了。身体想要天下的锦绣，思文王的卑简服饰，身欲就少了。欲望少到这样而心不治理的，从来没有过。孔子说：把握就存在，舍弃就丧失，出入没有定时，不知道它的方向，说的就是心吧？天下难以持守的没有比心更难的了，天下容易沾染的没有比欲望更容易的了。伯益告诫舜说：不要沉溺于音乐。召公告诫武王说：玩弄人丧失德，玩弄物丧失志。舜和武王尚且要告诫他们。

译恭敬是礼的根本。

孔子说：“使君主安定、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了。所谓礼，不过是恭敬罢了。”又说：“行礼而不恭敬，我还有什么可看的呢？”胡衡麓说：“恭敬是礼的实质，如果不恭敬，那么威仪举止，与俳优演戏的人有什么不同？辞让接受、取舍之间，与市井交易的人又怎么分辨？所以三千三百种礼制，必定要斋戒、必定要庄重、必定要恭敬、必定要严肃。行礼以恭敬为根本，就是这个原因。”范太史（名祖禹，字淳甫，成都华阳人）说：“大凡礼的体制，以恭敬为主。恭敬，是礼得以确立的原因。”什么是礼？周敦颐说：“礼，就是理；乐，就是和。阴阳符合理而后和谐。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兄像兄、弟像弟、夫像夫、妇像妇，万物各自得其理，然后和谐，所以礼在先而乐在后。”程颐说：“推究根本来说，礼只是一个秩序；乐，只是一个和谐。（又说：天下没有一样事物没有礼乐。比如放置两只椅子，只要不正就是无序。无序便乖戾便不和。又说：盗贼到来，所谓不道的人，然而也有礼乐。大概必定有统领归属，必定相互听顺，才能成为盗贼。否则叛乱没有统属，不能一天聚集在一起做盗贼。礼乐无处不存在，求学的人必须识别出来。）”张载说：“礼本于天的自然。”司马光说：“礼，就是纲纪。辨别贵贱，排列亲疏，裁制万物，制定庶事，没有名号就不能彰显，没有器物就不能体现。用名号来命名，用器物来区别，然后上下分明有条理，这是礼的大经。”胡衡麓又说：“礼，是制约人心的防范。它的文采威仪，足以巩固人的肌肤关节、筋骨束缚；它的等级次序，足以杜绝人侵犯的姿态、逾越的行为。（灭绝礼法，以放荡不羁为通达的人，这是老庄的学说。西晋玄虚的风气，大概是由崇尚老庄所导致的。胡衡麓说：老庄的学说，看到周末文饰过盛，人们都从事于仪节物数，不再有诚信作为主宰，所以想要扫除弊病迹象，以趋向本真，而矫枉过正，言语都有失误。玄虚幽深，不切合事情，于是使末流遗略礼法，忽视实德，浮游动荡，其对世间的危害更甚于文饰灭尽本质。）”什么是恭敬？程颐说：“专一叫做敬，没有偏颇叫做一。整齐严肃，心就专一了。”尹和靖说：“只是收敛身心就是专一，比如进入神祠致敬时，心收敛着不得丝毫杂事，不是专一是什么？（有人问：恭敬难道是静吗？程颐说：才说静，就落入释氏的学说了，就是忘。《近思录》记载程颐每次见人静坐就赞叹他善于学习，又应当深思。）”《曲礼》开头就说不要不恭敬，而孔子也说做事要恭敬，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不可抛弃。程颐说君子遇事无论巨细，一以贯之的只是恭敬罢了。又知道不单单是指礼而言。（胡衡麓论说：说荒废、说懈怠、说安逸、说放纵、说傲慢、说轻慢、说嬉戏、说侮辱，都是恭敬的反面。说谨慎、说警戒、说警醒、说敬畏、说恭敬、说祗敬、说寅敬、说严肃，都是恭敬的表现。程颐说：现在求学的人恭敬而不安定的，也是把恭敬当作做事的重担，这就是恭敬而没有礼就会劳累。礼是自然的道理，只恭敬而不作为自然的道理，所以不自在。必须是恭敬而安定。现在容貌必定端正，言语必定正直，不是独自完善自身要人说道如何，只是天理应当如此，本无私意，只是一个遵循理罢了。程颢也说：做事必须恭敬，然而不可矜持太过。）子路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以恭敬。”子路说：“只是这样吗？”（这五个字值得玩味）孔子说：“修养自己以安定他人。”又说：“修养自己以安定百姓。”胡衡麓说安定他人安定百姓，是修养自己以恭敬的效果罢了。（有人问恭敬和义有什么区别，程颐说：恭敬只是持守自己的方法，如果只守着一个恭敬，不知道积累义，却是都无事可做。比如想要做孝子，难道只守着一个孝字，必须知道所以为孝的道理，所以侍奉应当如何，冬温夏凊应当如何，然后尽孝道。因此记得杨龟山回答学者关于诚意的问话：从修身到平天下，没有不有道义的，而都以诚意为主。如果没有诚意，即使有道义也不能实行。如果说意诚心正就足以平天下，那么先王的典章文物都是虚器了。）张载用礼教学者，使他们先有所依据坚守。程颐以恭敬为入德的门径，又说：“涵养必须用恭敬。”程颢说恭敬则诚。张横浦曾经对我说：恭敬这一个字，是克制己私的利刃。

勤勉是修业的基础。

《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程颐说效法天行的刚健。吕与叔说天的诚行健罢了，人的诚自强不息罢了。又说：“天之所以为天，不停止其天命罢了；圣人之所以为圣，不停止其德行罢了。”大禹珍惜寸阴，成汤坐以待旦，文王从早晨到太阳偏西，来不及吃饭。召公告诫成王：早晚没有不勤勉的。成王告诫卿士：事业广大在于勤勉。子张、仲由问政，孔子都教诲他们不要疲倦。圣人没有不以自暇自逸为戒的。刘元城说：求学的人所守的要道，只“勤”一个字就尽了。能勤勉则邪僻无从产生，稍有间断，便不可称为勤勉。

译这也体现了坚持不懈的意义。胡安定与孙泰山（名复，字明复，晋州平阳人，后来居住在泰山，研习《春秋》，著有《尊王发微》，学者称他为泰山先生。富弼、范仲淹推荐他的道德经术，认为他应当留在朝廷。赵概等人共同推荐，认为他的行为可作为世人的楷模，经学可作众人的老师，不应将他弃置在远方。齐鲁地区的学者大多尊崇他，因此号称东学。欧阳修说先生治《春秋》，不被传注所迷惑，不制造曲说来扰乱经文，他的言论简明扼要，能明辨诸侯大夫的功过罪责，以此考察时代的盛衰，进而推知王道治乱的根源，在把握经文旨意和本义方面收获很多。嘉佑二年去世）以及石徂徕三位先生在泰山中读书，刻苦清贫，整夜不睡，一坐十年不归家（东学的倡导，始于孙、石两位先生。欧阳修说孙明复居住在泰山南面，鲁地多学者，其中尤其贤良而有道者，石介自石介以下，都以弟子之礼侍奉他。孔道辅为人刚直严肃，不随便与人交往，听闻先生的风范，便去拜见。石介拿着手杖和鞋子侍立在左右，先生坐着他就站着，上下台阶或行礼时就搀扶他，等到先生去答谢时，也是如此。鲁地人向来敬重这两个人，从此开始懂得师生之礼，无不赞叹。祖无择、姜潜、龚鼎臣、张洎、刘牧、李缊都是他的门人。王旦、李迪、范仲淹、士建中、贾同都是他的师友。先忠肃公确实以师礼侍奉龚鼎臣、姜潜）邵雍起初在百源求学，坚苦刻厉，冬天不生炉火，夏天不用扇子，几年夜里不躺席子睡觉。富弼未中进士时，读书夜里枕着圆枕，使睡眠不能长久，以便有所思考。冬天用冰雪，夏天用新水洗脸，勤奋到了这种地步。王安石（名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后来居住在金陵，著有《新经字说》，诏令将他的书立于学宫。熙宁、元丰以来，他的学说盛行，世人称为临川学，又称新学。吕惠卿、蔡京、蔡卞林希、蹇序辰、杨畏、蔡�，都是他门人中显达的人）考中进士甲科，担任州佥判。每当读书读到大概了解时，就躺下小睡，太阳已经很高了，急忙上府办公，常常来不及。与潄常说：“求学的人应当知道艰难而自强不息，所以从天子到平民，增进德行修养学业，如果心存懈怠，那么能够成就的人是没有的。”虽然如此，秦始皇用衡石计算文书，隋文帝让卫士传递饭食，苏秦引锥刺股，并非不勤奋，却难免亡国杀身，这又不可不探究其中的缘故。尹焞说：“求学的人知道坚定志向努力行为了，【案尹和靖以下十二字原本误作注文今改正】只是将大体破碎，不见圣贤的用心，应当没有可取之处。胡安定先生教导学者，一定以经学为本，不是修身齐家治国安民之术，一概不教导他们。主持湖学期间，设置治事斋，学者想要明晓治道的人，在其中讲习，如治理百姓、军事、水利、算术之类【程颐说：“安定的门人往往知道稽古爱民了，那么对于为政有什么困难呢？”刘彝在熙宁年间被召对说：“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代不可改变的，是它的体；诗书史传子集，垂范后世的，是它的文；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百姓，归于皇极的，是它的用。国家历代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崇尚声律浮华之词，因此风俗偷薄。我的老师胡瑗在宝元、明道年间，尤其痛恨这种缺失，于是阐明体用之学，传授给诸生。现在学者明晓圣人的体用，作为政教之本，都是我的老师的功劳。”吕希哲说：“仁宗时太学的法度宽简，胡翼之初任直讲，有旨意专门掌管一学的政务，胡瑗也甄别人物，各自根据他们的喜好，分类排序并分别命名，所以喜好经术的，喜好谈论兵战的，喜好文艺的，喜好节义的，都让他们按类群居，相互讲习。”又说：“现在读经而不知经的宏大意旨，以体现在行事上，不如不读为好。”朱熹说：“秦汉以来，学问不广博，儒者只知道章句训诂之事，而不再知道探求圣人的意旨，以明晓性命道德的归宿，直到近世先知先觉之士，才开始发明它，那么学者已经有理由知道前日的浅陋了，然而有时却只是诵读其言以为高深，而又起初不知道深求其意。更甚者以至于脱略章句，凌驾训诂，坐谈空妙，辗转相迷，而其祸患又有甚于前日浅陋的。唉，这难道是古昔圣贤相传的本意以及近世先生君子对后人的期望吗】胡衡麓曾经对我说：“如果不通经，却说能判断古今世道的治乱，事情的得失，人的贤与不贤，以及能立身行己，我不相信。纵然其中或许有这样的人，也是偶然的。”有人问谢上蔡，对于讲论经典的二三种说法应当遵从哪一种？谢回答说：“用得上的就是，验证于心而安，体现于身而可行，这就是了。如果探求过于幽深，考证出于穿凿，而不向有道者取正，未免有差错。如杨朱、墨子学仁义，其流弊以至于无君无父。吴传正对吕正献公说：“不要使精神耗费在浅陋上。”这都是求学的人所应当

译知道【案：不取正于有道者以下，原本都误作注文，现在改正】

译追求实用是研究经书的根本。

孟子说：“不得志时就洁身自好，得志时就使天下人都得到好处。”从修身到平治天下的道理，都是实用的。

孔子问伯鱼：“学《诗》了吗？”伯鱼回答：“没有。”孔子说：“不学《诗》，就无法说话。”孔子又问：“学《礼》了吗？”伯鱼回答：“没有。”孔子说：“不学习《礼》，就无法立身处世。”

程颐说：“研究经书是为了应用。比如背诵了三百篇《诗》，让他处理政事，却不通达；派他出使四方，却不能独立应对。即使背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处呢？”

现在号称研究经书的人，果真能通达政事、独立应对吗？那么他们所谓的“研究经书”，不过是拘泥于章节句读的末节罢了，这是求学者的最大祸患。

【胡衡麓说：后世的学者从事于章句训诂，沉溺于辞藻华丽，认为对自己没有增加智慧思辨的能力，对别人没有治理社会、驾驭风俗的策略，于是所学就成了无用的工具。召来让他论述所学，为他确定义理，或者自己提出一个观点，让人都凭主观意见来回答是否可行，以裁断当时的政事，让他折中调和，所以人们都乐于跟随他而有所成就。现在朝廷的名臣往往都是胡衡麓这一类人。我因此领悟到成就人才的方法，不能拘泥于一种方法，如果根据他们的才能来教育他们，怎么会没有成就呢？朝廷用人，学者修业，都应当如此。】

程颢说：“学习必须在具体事务上学习。”

邵雍说：“学习以人事为最大。”

现在的经典，就是古代的人事。所以他说：“人所学，本来学的是人事，人事不修，不学习又有什么不同呢？”

【胡衡麓说：《易经》《尚书》开示中正得失的道理，表明吉凶悔吝的先兆，使人知道该避开什么、趋向什么。言辞虽然隐微，都指向人事。如果不这样，圣人难道固然是为了玄虚的谈论而对世道无益吗？而学习《易经》的人往往把《易经》归于虚无幽深，不涉世用，而他们的行为却违背道义和道理，趋向于悔恨吝惜的境地。他们的过失在于把人当作人，把《易经》当作《易经》，而不知道《易经》就是人。自从何晏、王弼用老子、庄周的书籍解释《大易》，王衍等人竞相仰慕效仿，专门从事清谈，糟蹋五经，蔑视敦厚朴实，风气流荡，晋朝随之灭亡。】

郭忠孝【字立之，自号兼山，河南人】说：“有用的，是圣人的道；无用的，不是圣人的道。学问可以用于天下，才算是正确；如果不能应用，终究不算正确。”

尹焞说：“大概做学问，贵在有用罢了。”

【我私下认为，佛教把事理当作障碍而去除，所以出家独善其身而没有用处，这与我们的儒学不同。现在我们的儒生只知道辟斥佛教在事、理、用三者方面的教义，反而不在这三者上致力，验证于行事就可以看到了。这是我不明白的地方。】

胡衡麓说：学道，必须练习道的事；学仁，必须练习仁的事。

程颐说：我们的道不像佛教那样，一见到就走向空寂。

朱熹对我说：佛教只要认得这个精灵就停止修行了，而不求实践的真实。

程颐又说：治经，是实学。比如《中庸》一卷书，从至理推演到事务，比如国家有九经，凡是历代圣人的事迹，没有不是实学的。

又说：六经浩渺，刚接触时很难完全理解，且先看清路径后，各自建立自己的门庭，回去寻求就可以理解了。

又说：学者先须读《论语》《孟子》，穷究《论语》《孟子》，自有简明的地方，以此观察其他经书，很省力。

【胡衡麓让我先看《孟子》，后问张九成。回答说：《论语》含蓄，不容易理会，虽然至妙的道理，只一两句就完了。《孟子》必须反复详细说明，初学者读它，比起《论语》似乎容易理解，然而也不容易观看，大概《孟子》多散漫，观看者须在他散漫处去寻他浑成处看。】

又说：学者不遵守文字意义，必然背离失去本意；一味去理会文字意义，却又滞泥不通。

司马光对许奉世说：我自幼诵读各种经书，直接取其目前可用的而跟随它，前贤高奇的议论，都像面对墙壁一样。

刘安世说：多闻而保留疑问，胜过强求吻合而勉强为之解说。

程颐说：读书应当平正其心，平易其气，保留其疑问，那么圣人的意见就显现了。

苏轼说：圣人的言语，应当以类成文而寻求其意义，当时的学者往往以一字断章，遇到不同则异说产生。

【胡衡麓说：一字有数意，贵在知道其指归。朱熹对学者说观书法：且当玩味大意，就自己分上着实体验，不须细碎计较一两个字异同。学问之道，无他，求之于心罢了，这是前圣紧切为人处，在日用中下工夫，其余小小辩论，等他日也不晚。】

凡此都是先儒的读书法。

【读书者多失在这几方面。】

《尚书·商书》说：知道并不难，实行才难。

【程颐说：《尚书》说：知道并不难，实行才难，这固然正确。然而知道也自难，譬如人欲往京师，必知道出哪门，行哪路，然后可往，如不知道，虽有欲往之心，他将去哪里？自古非无美材，能努力实行的人，很少能明道，以此可见，知道也难。程颐的说法，不是不贵行，大概知道也不容易，恐怕他实行有差错，即孟子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的意义，后学误认其意的多了。夫以“知”之一字为众妙之门者，是佛教的教义。】

司马光

译又说：“光曾听老师朋友说：做学问的人，贵在实行而不贵在仅仅知道，贵在有用而不贵在无用【司马光看到末世的学徒只务求知识而不努力实行，所以有这番训诫。这与《尚书》中‘不是知道艰难’、孔子说‘知道的人不如喜好的人，喜好的人不如以之为乐的人’，其意义是一样的。大体上司马光的学问，以实践作为立身的根本，不贵在仅仅知道罢了。张横浦说：‘实行就能见到实际效果，知道大多只停留在言辞上。’这话深切地救治了末学之弊病。张敬夫说：‘秦汉以来，学者失去了传承，虽然有时有志于努力实行，但他们的认知不明，没有可以依凭的准则，最终背离了中庸之道。’河南程子开始用‘穷究事理、保持恭敬’的方法教导人，又在‘扩充知识、努力实行’方面有所遵循。近年来的学者都失去了这个宗旨，急切地追求所谓的‘知’，而对于亲身实行却忽视了，这特别是不了解知与行互相促进的缘故。胡文定说：‘佛教徒只追求见解，在实用方面完全不彻底，做学问的人也可以引以为戒了。’从前胡衡麓对我说做学问的方法说：‘知、仁、勇三者，缺少一个都不行。知就能分辨，仁就能守得住，勇就能努力实行，这是极正确的言论】尹和靖又说：‘先生遗留的书信虽然通过讲解来传述，如果穷究其根源，谨慎其言辞，如果不践行，都等同于空话。’这就是先贤重视讲解、谨慎言辞的原因。明道说：‘说了而不实行，这是欺骗。’刘元城说：‘说得一文，不如行取一尺。’邵康节也说：‘崇尚言辞的人必然陷入利欲，崇尚实行的人必然陷入道义。说在嘴上，不如实行在身上；实行在身上，不如尽心于内心。’有诗说：‘口头说得未必是真，手里做成方是真。’这也是圣人不凭言辞取人，听取他的言辞而观察他的行为的意思【我私下认为，想要知道学问的收获，通过行事来检验才能看见，就像谈论医术，要以能治愈疾病为良医。杨龟山对游执中说：‘常常在白天通过妻子儿女来检验，以观察他实行是否笃实；在夜晚通过梦境来考察，以预测他的志向是否坚定。’陈了翁也说：‘做学问的人必须经常自我测试以观察自己的力量是否进步。’《易经》说：‘或跃在渊，是自我测试。’这是圣人的学问。东莱吕伯恭说：‘应当在事事物物上试验学问的力量，如果有阻碍不顺的地方，就深入探求病源所在而铲除它。’又说：‘凡事有不顺之处，一定在我方有所未尽，这是我的形体，而那是它的影子。在这里观察反省，最为亲切。从明白四端、考察五典，到追求实用，共七条，都是增进品德、修习事业的要点】

译推己及物是治理国家的根本。

伊川先生说：修养自身、整顿家庭，以至于使天下太平，这是治理的道理。建立纲纪，分派并端正各种职事，顺应天时来制定事务，至于创制立法，处理天下的所有事务，这是治理的方法【治理的方法就是治理的工具。学者如果只明白治理的道理，却不通达治理的方法，那将用什么来寄托道理呢？想要达到大治，就难了。舍弃治理的道理而依靠法制来把持天下，已经不是先王的政治了。何况专门依靠刑法和智谋来维持世道，可以吗？邵康节说：使用公正就能称王，使用智谋就能称霸】。孟子说：尊敬自家的老人，从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家的孩子，从而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孩子，天下就可以掌握在手掌之中。《诗经》说：给妻子做出榜样，推广到兄弟，进而治理好家庭和邦国，说的是把这个心意推广到那里罢了【老子和庄子的学说，则以虚无淡泊为宗旨。苏东坡说他们谈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泛泛地好像浮萍在江湖中漂流而偶然相遇一样。商鞅、韩非掌握了他们轻视天下、齐同万物的方法，因此敢于施行残忍而毫不犹豫。大抵上对应该厚待的人却薄待，那么就没有什么不被薄待的了，这是事理和形势必然如此。伊川先生说：给予和剥夺、收敛和扩张，是事理中本来就有的，但老子的话不对。给予的意思，实际上在于剥夺；扩张的意思，实际上在于收敛，这是权谋欺诈的手段。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都是这种流派的弊端。吕东莱论述申不害、韩非的危害，流毒后世，即使是英明的君主和贤能的臣子都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令行禁止，奔走天下，乐于暂时的痛快而不顾念日后的祸害，这就是他们的学说所以在世上盛行的原因。我私下认为老子关于给予和剥夺的说法，与管仲知道给予是为了获取有什么不同呢？又类似于阴谋罢了，因此一并记录下来】。《大学》所说的治理之道，不过是不把厌恶上级的方式施加给下级；不把厌恶下级的方式侍奉上级。因为天下虽然广阔，其道理却是统一的；百姓虽然众多，其情感却是相同的。我所想要的，别人也想要；我所厌恶的，别人也厌恶。孟子论述王道的关键，也不过是把这个心意推广、通达、充实和扩大罢了。吕与叔说：把这个心意施加到那里，推广到四海都准确无误，没有哪里不是这个心意。又《伐柯》的解说中说：治理自己和他人的道理，从自己身上去取，不必费神去旁顾，而自然就能从自身得到。范太史说：自己想要安定，所以使别人安定；自己想要利益，所以使别人得利。即使是三王治理天下，也不过如此。邵康节诗中说：能够持守自己的心意去通达别人的心意，天下还担心不能治理吗？伊川先生说：恕，是进入仁德的门户，是实行仁德的方法。李吁问：处理政务只用心于恕，怎么样？伊川先生说：恕是自己本来就有的，不需要寻求才能得到，把这个施加到那里，就是这样了，何必说用心呢？胡文定公说恕有偏差之处，容易流于姑息。胡衡麓说：凡是说到恕的，一概以崇尚宽厚为标准罢了。这是喜欢恕的名声，而没有真正体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姑且用审理案件来比喻：杀人者死，这是统一的，杀了自己的亲人，报仇满足了也就够了，又迁怒并牵连到他的宗族，杀了别人的亲人，或者使刑罚减轻，又要暗中报复，说死者已经不幸，难道忍心再让他受戮吗？人到了这种地步就赦免释放他，假如我和他交换位置，他用这种方式对待我，我的心会信服吗？这种人，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别人，这是参酌别人和自己的关键论述。

修养自身是整顿家庭的根本。

《易经》说：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哥哥像哥哥，弟弟像弟弟，丈夫像丈夫，妻子像妻子，这样家庭之道就端正了。家庭端正，天下就安定了【胡衡麓说：儿子不恭敬地侍奉父亲，伤害了父亲的心；父亲又不能抚育他的儿子，反而憎恶他。弟弟不考虑天伦的明确次序，轻慢他的哥哥；哥哥又不念及同气连枝的养育之恩，而憎恶抛弃他。一个家庭这样，那么这个家庭就溃败了。天下这样，还有什么人伦道理存在呢？然后才知道尧舜这样的君主，唐虞那样的盛世，根本在于孝悌，绝不是虚言】。《大学》说：自身修养好了然后家庭才能整顿，家庭整顿好了然后国家才能治理，国家治理好了然后天下才能太平。从天子到平民，一概都以修养自身为根本。《中庸》说：反省自身不真诚，就不能顺从父母了。孟子说：家庭的根本在于自身。又说：自身不实行道义，就不能在妻子儿女中推行。在家庭内部，严厉过度就会伤害恩情，慈爱过度就会导致轻慢。所以周敦颐说：家庭难治而天下易治，家庭亲近而天下疏远【又说：家人之间的乖离必定起源于妇女，所以《睽》卦排在《家人》卦之后，因为两个女子同居而志向不同行。唐朝张公艺九代同堂居住，高宗问他能够和睦宗族的方法，公艺写了百余个字“忍”字进献。他的意思是认为宗族之所以不和谐，是由于尊长衣食或许有不均，卑幼礼节或许有不备，互相指责期望，于是导致乖离争斗。如果能够互相忍耐，那么家庭之道就和睦了。体味“忍”这一个字，可以看出包容总括的不易】。只有修养自身、谨慎行事，使他们有所敬仰效法而自然感化，那么恩情就不会受到伤害而用力也很少。所以《家人》卦的象辞说：君子说话要有内容，行为要有恒心。武阳朱汉上【名震，字子发,学者称汉上先生，他的学问尊崇程氏。先父受他的易学影响】说：言行有法度，家人就会感化。卦的终结也不过是说反省自身罢了【上九的象辞说：威严吉祥，说的是反省自身。伊川说：威严如果不先施行于自己，那么人们就会怨恨而不信服。威严就是胡文定公所说的公私事务一切严肃】。大抵端正君主、驾驭下属，以至于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圣贤没有不以修养自身为先的，慎独是其中的关键啊。

译修养内心是侍奉父母的根本。

译曾子说：“孝子奉养父母，要使父母心情快乐，不违背他们的意愿；要使父母的耳目愉悦，安适他们的起居，用饮食来终养他们。”因此，父母所喜爱的人，子女也喜爱；父母所尊敬的人，子女也尊敬。至于对待犬马，尚且如此，何况对人呢？曾子奉养曾皙，必定有酒肉，撤去酒肉时，必定请示送给谁，问是否有剩余，必定说：“有。”曾元奉养曾子，必定有酒肉，撤去酒肉时，不请示送给谁，问是否有剩余，说：“没有了，将要再次进献。”曾子奉养的是父母的志意，曾元奉养的是父母的口腹身体。孟子说：“侍奉父母像曾子那样就可以了。”子路说：“喝豆粥、喝白水，竭尽欢愉，这就叫孝。”孟子说：“不能得到父母的欢心，不可以做人；不能顺从父母的意愿，不可以做子女。”而《孝经》说：“父亲有敢于劝谏的儿子，就不会陷于不义。”所以当父母有不义之举时，子女不可以不劝谏。对于父亲，如果只顺从父亲的命令，又怎么能称为孝呢？然而父子之间以恩情为主，并不是让子女冒犯尊颜而违逆劝谏。《礼记》说：“父母有过错，要低声和气、神色愉悦、声音柔和地劝谏。”孔子说：“侍奉父母，要委婉劝谏，在过错刚显露时就劝谏，那么过错尚未显著，父母就容易听从。如果看到自己的心意不被听从，又要恭敬而不违背，言语应当更加恭敬、更加孝顺【起，就是更加的意思】，不违背委婉劝谏的初心，期望最终能感动父母。”辛勤劳作而不怨恨，是说亲身承受勤苦，自己埋怨并思慕，希望父母的心意回转，不敢怨恨父母。《礼记》说：“与其得罪于乡里邻里，宁可反复劝谏。”父母发怒而鞭打子女，即使流血也不敢急速怨恨，更加恭敬、更加孝顺【按《礼记》以下原本误作注文，今改正】，这就是奉养志意的孝道。

诚信是交友的根本

《诗经》序言说：“从天子到平民，没有不依靠朋友来成就自己的。”曾子说：“君子依靠朋友来辅助仁德。”舜推行五种教化，其中一种是朋友之间有诚信。子夏说：“与朋友交往，说话有信用，即使说他没有学问，我也一定认为他是有学问的。”《大学》说：“与国人交往，止于诚信，那么这就不只是针对朋友而言了。”因此圣人把诚信看得比食物还重要。胡衡麓说诚信确实是诚实。伊川先生说：“诚实就是诚信，诚信就是诚实。”杨龟山说：“一旦不诚信，那么船中的人都成了敌国。用来侍奉君主，君主就会怀疑；用来结交朋友，朋友就会怀疑。以至于无处不被人怀疑，道义怎么能推行呢？”至于尾生在桥下与女子约定，水来了也不离开，抱着柱子淹死，并不是没有诚信。又必须诚信接近道义才可以。

端正君主的心是治国的根本

鲁哀公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说：“政，就是正。君主端正，百姓就会跟随。君主所做的，百姓就跟随；君主不做的，百姓跟随什么？”孟子说：“人不足以去指责，政不足以去挑剔，只有大德之人能够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君主仁，没有人不仁；君主义，没有人不义；君正直，没有人不直。一旦端正了君主，国家就安定了【胡衡麓说：‘最难强求的是懈怠之心，最难制约的是欲望之心，最难降服的是骄傲之心，最难平复的是愤怒之心，最难抑制的是嫉妒之心，最难端正的是邪僻之心。然而这些都是放纵的心。大德之人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就是纠正这些。格，就是捍卫的意思。未达到大德之人却承担大德之人的责任，也应当勉励自己，使君主的心常常收敛而不放纵，那么善政就会日渐兴起，恶政就会日渐消减，治理可以建立，安定可以保持了’】荀子说：“君主是人的源头。源头清澈则水流清澈，源头浑浊则水流浑浊。”明道先生说：“天下的治乱，取决于君主是否仁德。背离这个而走向反面，那么产生于内心，必定危害于政事，哪里需要等到在外作乱呢？”从前孟子三次拜见齐王却不谈论政事，门人对此感到疑惑。孟子说：“我先攻取他的邪心。心端正了，天下的事情就会随之理顺。”政事的失误，用人的不当，智者能够更改，直者能够劝谏，然而如果心中没有存留正道，那么一件事的失误补救并纠正之后，后续的失误将不胜补救。纠正其错误的心，使没有不端正的，除了大德之人谁能做到？杨龟山说：“孟子说‘人不足以去指责，政不足以去挑剔，只有大德之人为能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大概人与政都不值得多谈，那么必须使君主的心术开悟，然后天下的事情可以循序渐进地整顿。然而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需要大德之人的德行。大德之人超过别人的地方只是端正自己，端正自己那么上可以端正君主，下可以端正百姓。现在的贤者多崇尚权谋智巧，不把端正自己放在首位，纵然遇到好的时机，终究也做不彻底。有人说权谋智巧之人也可以救时，据我所见，正不希望得到这样的人，在君主身边败坏君主的心术。又说：‘人臣侍奉君主，怎么可以辅助以刑名之说？’这是使君主失去人心。没有人心就不能得到百姓，能使君主视民如伤，那么王道就实行了。又说：孟子与君主谈话，都是为了扩展其善心而纠正其错误，不只是就事论事，如谈论齐王爱牛而说‘这种心足以称王’，谈论君主喜好音乐而让他与百姓同乐，谈论君主喜好财货、美色、勇武而陈述周朝先王的事迹临邛讣，虞卿【名用章】西蜀的大儒也有话说：君主不应当有所偏好，所以喜好征战，那么孙武、白起之类的人就会出现，而百姓就会死于干戈；喜好刑名，那么韩非、张汤之类的人就会出现，而百姓

译君主若苛酷严急，百姓就会苦于刻薄严峻；君主若喜好聚敛财富，桑弘羊、皇甫镈这类人就会得势，百姓就会困于搜刮剥削；君主若喜好顺从逢迎，张禹、胡广这类人就会得势，百姓就会疲敝于虚夸浮辞。欧阳修曾说，鬼谷子游说诸侯，必定根据他们的喜怒哀乐、好恶倾向来开合引导，所以天下的诸侯没有不在他权术之中的，只要不投其所好，就无法游说成功。苏秦、张仪学到了他的学问，从而成为纵横家。邵雍说：邪正的风气，取决于君主所喜好的是什么。君主喜好德行，百姓就会崇尚正道；君主喜好奸佞，百姓就会崇尚邪道。邪正的风气，是有其来源的。周成王告诫君陈，也说：“违背君上的命令，顺从他个人的喜好，意思是说人们不听从法令而顺从君主的私好。”范祖禹说：所任用的人，所推行的政事，都出自君主的心意。人不足以责备，政事不足以非议，这是因为臣子不能匡正君主，君主的心意不正，所以才会这样。只有得到德高望重的大人，然后才能匡正君主的心意，这不是小人所能做到的。孟子说：“安住于仁，遵循义，大人的事业就完备了。大人的事业，就是端正自己从而使万物端正。安住于仁，遵循义，先治理好自己然后治理别人，先端正自己而万物自然端正，所以能够匡正君主。不端正自己，就不能端正别人，怎么能匡正君主呢？张栻说：‘格’的意思是，感化沟通达到极致。《尚书》说：‘格于上帝’，大概君主心中的错误，不可以用气力去战胜，必须感化沟通达到极致，使错误自行消解，这就是所谓的‘格’。大概积累诚意，无论动静、言语沉默，没有不是‘格’的方法。如果君主心中的错误尚未被感化，即使更换人才，改变政事，侥幸君主听从并肯于改易，日后所任用的人、所推行的事，也未必正确。为什么呢？因为本源不正，无法挽救。君主心中的错误既已被感化，那么人才和政事自然就会日益更新。然而匡正君主的事业，不是大人就不能做到。如果自身还有未能克制的过错，又怎么能尽到感化沟通的道理呢？后世谈论治国的人，不过只谈到人才和政事就止步了，谁知道根本在于君主的心意？又谁知道匡正君主的根本在于我们自身呢？只有大人才能匡正君主心中的错误。孟子的这番话，真是万世不可改变的真理。”从前司马光评论汉元帝优柔寡断，谗佞之人掌权，是当时的大患，而贡禹却不为此进言，反而一味恭谨。节俭是汉元帝素来的志向，而贡禹却孜孜不倦地进言，为什么呢？又在于能审慎地识别君主的偏颇之处。苏轼评论唐代陆贽说：“唐德宗以苛刻为能事，陆贽就用忠厚来劝谏；以猜疑为权术，陆贽就用推诚相待来劝导。德宗好用兵，陆贽就把消弭战事放在首位；德宗好聚敛财富，陆贽就把散财济民作为急务。像陆贽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善于匡正君主偏颇的人了。”

译审察时势是安定天下的根本。

陆宣公说：国家的安危取决于时势。周敦颐说：天下不过是时势罢了。时势有轻重之分。极重之时不可逆转，若能认清其重并迅速加以纠正，尚可挽回。纠正需要力量，若认识不早，力量便难以施展。若尽力而不能成功，那是天命。若不认清时势且不尽力，那是人为。是天命呢？还是人为呢？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司马光说：上行下效，称为风气；熏陶浸染，称为教化；一同陷入衰败萎靡，称为流俗；大众心态安定，称为习俗。等到风化已经丧失，流俗已经形成，那么即使有辩才智慧也无法晓谕，刚强坚毅也无法制约，重赏也无法劝勉，严刑也无法制止。除非圣人得位并临御天下，积累百年的功业，否则没有人能改变它。】程颐说：统一天下的形势，如同万顷沼泽，善于治理的人，没有比用静来守住它更好的了；如果去扰乱它，就像风吹过沼泽，波涛汹涌动荡，平复实在困难。所以一旦端正就难以倾覆，一旦倾覆就难以端正，这就是当今天下的时势。富弼遗奏说：希望陛下仔细审察天下的时势。苏轼说：像周朝和唐朝，则是外重而内轻；像秦朝和曹魏，则是外轻而内重。内重的弊端，必定有奸臣指鹿为马的祸患；外重的弊端，必定有大国问鼎中原的忧虑。圣人在强盛时就考虑衰败，常常预先立法来补救弊端。董仲舒说：夏、商、周三代所推崇的根本不同【夏崇尚忠诚，商崇尚质朴，周崇尚文饰】，并非它们相互矛盾，而是为了补救过度、扶持衰败，是因为所遭遇的变故如此。【周敦颐《拙赋》说：唉！天下质朴，刑罚政令通达，上安下顺，风气清明弊端断绝，这难道不是意图用质朴来补救吗？我私下认为，如今有志于天下的人，应当在这篇赋上深思。】章惇在绍圣初年问陈瓘关于当世的事务，陈瓘说：请让我用所乘的船来作比喻，船偏重能行吗？把左边的移到右边，它的偏重是一样的。明白了这一点，船就能行了。【杨时曰：陈瓘说乘船的事最好，然而元祐年间的船不知为何装得太重，到了绍圣年间不知为何却也偏多载了。根据这两艘船所载的东西因何物而重，现在应当减去何物才能适中平衡？若被人问到此处，必须加以处置才行。像这样本分处置事务的人，必须有规矩法度，一一调和得当，不使其错乱。如果只是说说总纲就罢了，也无济于事。孟子说天下可以运于掌上，像他所说的那样，天下确实可以运于掌上。】唐文宗也说：天下的时势，如同手持秤杆，这头重那头就轻了。我私下认为，岂止是天下时势如此，一州一县都是这样。【从推己及物到审势共六条，都是治理之道的要点。】

明本释卷上

●钦定四库全书

明本释卷中

（宋）刘荀撰

端正名分是施政的根本

冉有退朝回来，孔子说：“为什么这么晚？”回答说：“有政事。”孔子说：“那是事务罢了。”范祖禹说：“政，是治理天下的法度。”胡安国说：“所谓政，凡是纪纲法度，举措因革，维持国家，康乐保护百姓的，都是政。官吏所掌管的，笾豆出纳，簿书期会，这些都是文饰的末节罢了。政与事相互依存才能成就。”《周礼》是周公治理天下的大法，上至论道经邦的大事，下至酰醢醤酒的细微之处，无一不备，由此可见。如果通晓事务而不知道什么是政，即使业绩成就，也难以避免规模完备而气象庸俗，所以士君子鄙视他们就是因此，又必须明白以治道为主。名分是什么？《易经》说：“天尊地卑，乾坤就确定了。卑高陈列，贵贱就定位了。”邵雍说：“尊卑贵贱的名分确立，而天下不能治理的，未曾有过。”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大治，大概是取法于乾坤。只有圣人能遵循天理。孙复说：“乾，是天道，是君道，是父道。坤，是地道，是臣道，是子道。乾坤的象既已确立，君臣的位置既已确定，父子的次序既已明确，万古不可改变。”在过去周道微弱，诸侯强大，当时天子的号令不行，礼乐征伐不从天子发出。破坏法纪纲常的有，弑君杀父的有，窃取国家冒称帝号的有。孔子担忧这种情况，于是赞《易》道，修《春秋》，来端正君臣关系，来笃实父子亲情，来阐明王道，来拯救乱世。【又说：“黄帝观察乾坤，创制法度，穿衣穿裳，来辨别君臣，来端正上下，来明确贵贱。帝尧在后世奉行，虞舜再观察其象，来穷尽其神妙。于是区分其命数，差异其等级威仪，区别其色彩章纹，以登降礼仪，然后一人的服饰，五等的制度，鲜明完备，使臣下无法僭越君主，下级无法凌犯上级，卑贱无法加于尊贵之上，僭越凌犯篡夺的祸乱不发生。虽然四海广大，亿兆民众众多，上穆下熙，可以高拱而视。”所以《易经》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朱震说：“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称为三纲。三纲不正，天地就会颠倒。高者贵，卑者贱，那么贵贱的位置就区分了。”司马光作《资治通鉴》，首先以名分为主，说：“礼没有比名分更大的，名分没有比名号更大的。”又说：“从前仲叔于奚对卫国立了功，辞让封邑而请求使用繁缨。孔子认为不如多给他封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