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本释卷中

译“只有礼器和名位不可以假借给别人。”卫国国君等待孔子来执政，孔子想要先端正名分，认为名分不正，百姓就不知道手脚该往哪里放。确实是因为名器和名分已经混乱，那么上下级之间就无法确立统属关系，所以如此。程颐说：名分端正，天下就安定；又说：君子观察《履》卦的卦象，来辨别上下的名分，安定百姓的心志。所以上下的名分明确之后，百姓的心志才能安定，才可以谈论治理。百姓的心志不安定，天下就无法得到治理。胡安国说：名分是达到大治的纲领；端正名分、确定职分，是建立政权的根本。元佑初年，三省会同枢密院请求旨意，罢免谏官和侍讲，先忠肃公刘挚当时任御史中丞，立即上疏说：我私下认为国家应当持守的，在于纲纪；大臣应当遵守的，在于名分。纲纪在上端正，那么下面就没有邪僻的心志；名分在下治理好，那么政令就不会多头管理。一旦有僭越转移，还担心什么祸患不起？现在废置官吏，是陛下的大政，也是三省的职责。枢密院干预非其职权之事，逾越法度、越位行事，公然制造议论，侵犯名分。我担心积微成著，互相扰乱官职职守，逐渐施行私意，以危害政事。对上则陛廉的等级怠慢，对下则倾轧争夺的祸患产生。杜绝萌芽、防止细微，确实关系到国家体制。即使有特别旨意，那是圣恩优厚礼遇；执政大臣想要合众论之意，而大臣的气节自然应当引义推辞。爱惜朝廷纲纪，以安分守己。先忠肃公这道奏疏，就是曾子“思不出其位”的道理。因此记起从前太宗朝，抓获西夏李继迁母亲时，吕夷简任宰相，寇准任副枢密使，皇上单独召见寇准与他谋划。吕夷简派人邀请他说：“如果是边疆常事，是枢密院的职责，我确实不敢参与；如果是军国大计，我位居宰相，不可以不知道。”寇准告发要斩他以警戒凶逆，吕夷简请求面圣并且说：“只是树立仇怨，而更加坚定他的叛心，应该好好供养监视以招徕李继迁。”皇上采用吕夷简的策略，李继迁不久死去，他的儿子最终归顺。由此领悟“思不出其位”，又必须权衡事变的轻重才可以。有人说吕夷简、寇准不是同朝，待考案中丞原本作中司，考刘挚传，刘挚元佑初任御史中丞，中司应是中丞之误，现在改正。从前韩愈任袁州刺史，极力推辞观察使的谨慎牒文。王元之说：韩愈任袁州刺史，旧例观察使牒部刺史都称“故牒”，当时王宏中廉问江西，以吏部的贤能自损称为“谨牒”，而韩愈致信恳请，应该如旧制。程颐判西京国子监，不签书转运司的申状。程颐判西京国子监吏人押送申状给转运司，程颐说：“国子监自是朝廷官署，哪有台省倒申外司的道理？从前人只计较利害，不计较事理体统，最终不签书。”先贤难道喜好计较这些末节吗？确实是因为名分不可混乱，所以即使细微也必定谨慎。大抵名分一旦混乱，而期望家齐国治就难了。庄子说“《春秋》以道名分”，胡安国采纳他的说法，认为这是一经的纲领。

译防止细微之处，是消除祸患的根本。

《易经》说：水在火上，卦象为既济，君子因此思虑祸患而预先防范。朱汉上（震亨）说：水火相互接触而后才能济事，然而既济到了极点，水火性质相反，其初始状态虽是既济的卦象，未济的因素却已隐藏其中，君子不可不深思熟虑以预先防范祸患。伊川（程颐）说：圣人设立警戒，一定在事物正兴盛的时候，在兴盛时考虑到衰败，就可以防止其达到满极而谋求长久，等到已经衰败后才警戒，那就来不及了。自古以来天下安定太平，没有长久而不发生动乱的，大概是因为不能在兴盛时警戒的缘故。刘元城（挚）说：今天夏至，六阳至此达到极点，万物繁茂鲜艳，可以说是兴盛了，然而一阴已在九地之下产生，日后天地严寒肃杀，万物凋零都是从今天开始的，事物禁止过于兴盛，因为那是衰败的开始。正如齐国自太公以来，没有比桓公之时更盛的，桓公七年开始称霸并会盟诸侯，十四年陈国公子完来投奔，这一年岁在己酉，而不知道有齐国的人，就是这个人【又经云：己酉至齐简公四年，岁在庚申，田恒杀了他的君主，于是独揽齐国大权，从己酉到庚申一百九十三年，这件事才应验。朱汉上认为阴阳消长循环无穷】。范太史（祖禹）说：拥有国家的人应当防微杜渐，如果祸难已经形成，即使是圣人也无可奈何。王荆公（王安石）说：崩塌的崖壁和破裂的岩石中的水源，起初只是涓涓细流；高耸入云遮蔽太阳的大树，起源于青葱幼苗。禁止细微之事容易，补救末端之事困难。《易经》坤卦初六爻辞说：踩到霜，就知道坚冰将要到来。《象传》说：踩到霜，坚冰将至，是因为阴气开始凝结，顺着这个趋势发展，就会到达坚冰的地步。《文言传》说：积累善行的家庭，必定有多余的福庆；积累不善的家庭，必定有多余的灾殃。臣子杀君主，儿子杀父亲，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那是逐渐积累而来的，是因为没有及早辨别。《易经》说：踩到霜，坚冰将至，大概是说顺着趋势发展。伊川说：天下的事情，没有不是由积累而成的，家庭所积累的是善，那么福庆就会波及子孙；所积累的是不善，那么灾殃就会流传到后世，其大者甚至达到弑君杀父的祸乱，都是由积累而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明智的人知道冰霜的警戒，及早辨别，不让其顺势滋长，那么天下的恶行就无法形成了。从霜到冰，从小恶到大恶，都是事势顺理成章地滋长【杨龟山（时）说：坤卦的初爻，阴气开始凝结，未到坚冰的地步却最终到了坚冰的地步，这是事理必然的结果，辨别的人不在开始凝结的时候辨别，等到坚冰之后才辨别，那就很少不来不及了。就像鲁昭公、高贵乡公那样。自古以来的乱臣贼子，起初难道有意为之吗？】顺着这个趋势发展，以至于达到极点，所以在小人萌芽细微之际，常常要特别注意。姤卦的卦辞说：“女壮，勿用取女。”姤卦的初爻，是阴气开始产生。女，是阴气开始产生的象征。刚开始产生还未达到强壮，却用强壮的道理对待，就像坤卦所说的“履霜坚冰”一样。所以说“勿用取女”，大概是娶了她就会引导她与自己平起平坐，引导她与自己平起平坐，那么最终就无可奈何了。从前阳城在唐朝，他的任职时间并不短。起初裴延龄未被任用，不在未达高位时制止他，等到天子将要任命他为宰相，才想撕毁白麻诏书并在朝廷上哭泣，难道不晚了吗？

司马光进献《重微规》说：“《虞书》说：‘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几的意思是微，是说应当警戒畏惧万事的细微之处。水的细微时，捧土可以堵塞；等到它盛大时，能漂起木石，淹没丘陵。火的细微时，一勺水可以扑灭；等到它盛大时，能烧焦都邑，焚毁山林。所以在细微时治理，那么用力少而功效多；在盛大时治理，那么用力多而功效少。因此圣明的帝王，都在恶念未萌发时消除它，在祸患未显现时平息它，天下暗中受到恩泽，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安逸懈怠，是荒淫的基础；奇巧珍玩，是奢侈的开端；甜言卑辞，开启了侥幸的途径；附耳屏语，打开了谗贼的大门；不珍惜名器，引导了僭越叛逆的源头；假借威福，授予了欺凌掠夺的权柄。这六种情况，起初都很细微，朝夕玩弄，看不到它们的危害，日积月累，于是变得深固。等到知道并革除它，就要花费百倍的努力【又说：‘从前扁鹊见齐桓侯说：‘您的病在皮肤纹理之间，不治将会深入。’桓侯不高兴。等到病在血脉，在肠胃，桓侯都不相信。等到病在骨髓，扁鹊望了他就逃走了。徐福说：‘霍氏太盛，应当及时抑制。’汉宣帝不听，等到霍氏被诛杀，人们为他辩白功劳，认为曲突徙薪没有恩泽，焦头烂额的人却是上客。所以未然之事常被抛弃，等到已然又来不及了’】。范太史《唐鉴》说：“太宗问褚遂良说：‘舜制造漆器，劝谏的有十多人，这有什么值得劝谏的？’回答说：‘奢侈是危亡的根本，漆器不停止，将要用金玉制作。忠臣爱护君主，必定要防止其逐渐发展。如果祸乱已经形成，就没有什么可以再劝谏的了。’明皇以高力士为右监门将军，起初太宗制定内侍省不设三品官，黄衣供给粮食，只是守门传命而已。至此因诛杀萧岑的功劳赏赐他，此后宦官逐渐增加到三千余人，授予三品将军的渐渐增多。穿绯紫官服的有一千多人，宦官的兴盛从此开始。宦官不可假借威权，大概是因为他们亲近而容易作奸犯科。明皇不警戒履霜的逐渐发展，而轻易改变太宗的制度，尊崇宠信宦官，增加”

译宦官人数增多，从此以后，逐渐干预国家政事。这一源头一旦开启，末流的弊端就无法再堵塞。唐朝的祸乱，根基在于开元年间。【张横浦在廷策中说：宦官名声显赫，是国家不祥的征兆。尧舜时代的宦官，在典谟中没有记载；三王时代的宦官，在誓诰中没有记载。竖刁离间齐国，导致齐国混乱；伊戾构陷宋国，导致宋国危亡。如今这些人的名字渐渐被人知晓，这就是我所忧虑的原因。横浦所说的，也是防微杜渐的道理。我私下认为，左右近侍的名声事迹，到了昭著的地步，必定有导致这样的原因，怎么能忽视呢？凡是处于下位的人，都应当类推引申，以此警示自己】平卢节度使王元志去世，肃宗派遣宦官前往抚慰将士，并且就地考察军中想要拥立的人，授予他旌节。李怀玉【后来赐名正己】作为副将，杀死了王元志的儿子，推举侯希逸担任平卢军使，朝廷于是任命侯希逸为节度副使。节度使由士兵废立，从此开始。司马光说，从此以后，积习成为常事，君臣沿袭遵守，认为这是好策略，称之为姑息养奸，甚至偏将士兵杀害驱逐主帅，也不治他们的罪，反而授予他们职位。那么，爵位俸禄的任免，生杀予夺的大权，都不出自君主，而出自臣下，动乱的发生，难道还有极限吗？又说：起初，只是为了求得一时的苟安罢了；等到时间久了，百姓习惯于所见所闻，认为事情本来就是这样，不再议论尊卑的秩序、是非的道理，衰败以至于五代，天下彻底混乱。曾巩说，当时，天子的权势屈服于藩镇的兵力，藩镇的权势屈服于所属部队的兵力，到了最严重的程度，将领的废立由士兵决定。到了五代，国家的废立由士兵决定，士兵造成的祸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胡衡麓说：阴阳的运行，天地的化育，物理人事的始终，都是从细微毫厘发展到不可阻挡，所以修养德行的人注重细微的行为，谋求治理的人担忧未然之事。尧舜君臣反复警戒反省，没有不将细微的迹象作为警戒的，所以折断嫩芽，百尺高的树木就不能长成；忽视蚂蚁的洞穴，千丈高的堤坝就不能坚固。君子之所以贵在见微知著而行动】我私下观察，自古祸乱的根源，没有不是从忽视细微发展到显著的，难道不可以作为永远的鉴戒吗？

译通达人情、去除利欲之心，是行事治国的根本。

孟子说，赢得民心有方法，就是百姓想要的，就为他们积聚；百姓厌恶的，就不要强加给他们。

唐代陆宣公说：孔子认为人情是圣王耕耘的田地，意思是治理的道理由此产生。时局的治乱，事务的增减，万事万物的变化所依赖的，必定在于人情。

程明道说：圣人创立法度，必定以人情为根本，穷尽事物的道理。

邵康节说：谁说万事广大无边，难道能超出人情的范围吗？又说：人若能通达人情，无论多少广狭，天下之事，就像指着手掌一样清楚。

韩持国（韩维）有话说：治理天下不必过分追求高远，只在于审慎地认识人情罢了。

认识人情并不难，用自己的心去推想别人的情感，就可以明白了。

大抵贫穷就想富裕，困苦就想安乐，困顿就想休息，郁结就想疏通。

邵康节的诗说：自己想要的，别人必定先想要。

忠肃公说：百姓所不想要的，决不可凭借势力强行做成。（苏轼在论新法的书信中说：议论的人认为百姓乐于看到成功，却难以与他们共同谋划开始，所以坚决执意不顾，期望必定实行，这是战国时期贪求功名的人，行险侥幸的说法，还没等到乐于成功，怨恨已经产生了。我私下认为这是商鞅那种一切政令得罪天下人的做法，后世只有王安石采纳它，所以导致正统议论不能契合。后人以不体恤人言来施政，是不明白商君遗留的法度罢了。）

至于违背道义去谋求百姓的赞誉（这是益戒对舜说的话，东莱认为只要说到“谋求”就不正当了），委屈心意去做笼络人心的事（这是李文靖公所告诫的，我私下认为人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想让众人都喜欢自己罢了，然而终究不能成功，大概是因为善与不善各自跟随其同类，只是手段不正当罢了。圣人则有处理这种情况的方法。子贡问：全乡的人都喜欢他，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行。全乡的人都厌恶他，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行。不如全乡善良的人喜欢他，不善良的人厌恶他。范太史说：没有善良的人而不善良的人也喜欢他的，也没有不善良的人而善良的人也喜欢他的。大家都喜欢他还不行，是说这接近于乡愿；大家都厌恶他还不行，是说这接近于孤高独立。善良的人喜欢他，不善良的人厌恶他，他崇尚善、厌恶恶，难道还不明显吗？君主用这个来考察臣下，那么忠奸就可以知道了。大抵观察人应当用这个方法，那么贤与不贤的大致情况就能得到了。）

这些都是圣贤所深深告诫的。

所谓利，伊川说，不只是财货利益的利，比如做一件事，必须寻找自己安稳便利的地方，这都是利心。

圣人以符合道义安顿的地方就认为是利（张敬夫说：学者潜心研究孔孟之道，必定要找到入门的途径，没有比义利之辨更优先的了。不只是对名位货殖的羡慕才算是利，凡是在君臣父子夫妇以至朋友乡党之间，日常起居言语之际，心意所向，一旦涉及顺从自己、自私，这都是利。事情虽然好，但内心结交以求取赞誉，或者在心中萌生，这也只是利罢了。）

又说：孔子很少谈论利，并不是让人舍弃利而走向害。大概是不应当以利为心。

《易经》说：利是义的和谐，以义来获得利，这样就可以。

又说：心存利欲，是招致怨恨的途径。大概想要利于自己，必定会损害别人。

又说：所谓义利，是公与私的区别。人刚有意为公，便是私心（有人问伊川：圣人难道是任由理而不由意吗？伊川说：是的。朱汉上说：天地的覆载，日月的照耀，四季的消长，鬼神的吉凶，难道是有意为之的吗？大人的道理，与天地日月四季鬼神相合，所以顺应至理而推行它。陈履常曾说：士大夫看待天下不平的事，不应当怀有不平之意。平时愤愤不平、切齿扼腕，确实不是为了自己。一旦当事而发作，就像决开江河，哪里能抵御呢？必定有过分泛滥覆溺的忧患。我私下认为陈子的议论，就是《大学》中“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的意思，应当廓然大公，事物来了就顺应它。）

又说：即使是公天下的事，如果用私意去做，便是私。

又说：为名与为利，清浊虽然不同，然而它们的利心是一样的（程明道说：君子只担心没有善行可以称道，应当汲汲于为善，不是为了求名。有实质就有名声，名实是一致的。如果是好名，那么追求名就是虚的了。比如君子痛恨死后名声不被称道，是说没有善行可以称道罢了，不是为了追求名声。）

张横渠说：有心去做，即使是善，还是意。有意为善，就是利，就是假借，何况心存于未善的事情呢（胡衡麓说：善不可以为了利去做，为了利而为善，就没有善的道理了。所以孝顺而有利的念头，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孝；忠诚而有利的念头，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忠。为什么呢？心没有二用，利轻则义重，利绝则义纯，一旦有利心参杂其中，没有不被利所战胜的。所以应当推辞却想着接受，那么推辞必定不果断；临战却想着生存，那么作战必定不尽力。没有不是这样的。）

孟子说：为死者哭泣而悲哀，不是为了活人；坚守德行而不邪曲，不是为了求取俸禄；言语必定守信，不是为了端正行为。（吕与叔说：君子常常专一其德行，不邪曲，不是为了求取福禄；不想欺骗别人，不是为了以端正行为为名。这都是本于至诚，为善不向外求取。杨龟山说：圣人，是人伦的极致。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各自尽其道，至于以自身为天下所用，难道是为了功名爵禄吗？大概君臣是人伦中最大的，做臣子的义理应当如此。所以三代的学问，都……）

译因此用来彰明人伦。人伦在上位者得以彰明，那么人们就知道尽自己的本分。刘元城对黄子虚说：侍奉君主的道义，不应当根据所受到的恩遇厚薄来决定服侍的轻重。钱宣靖说：高尚的人，本来不把名位当作荣耀；忠正之士，也不因境遇的困顿或显达而改变志节操守。那些因为爵位俸禄、恩遇的缘故而效忠于君主，这是中等资质以下的人所做的事。胡衡麓说：担任官职称职，排除危难解决纷争，即使功勋充满宇宙，都是本分内应当做的事。如果根据功劳业绩的大小来希求奖赏，这与奴仆效力而向主人索取恩惠有什么不同？所以凡是作为臣子，应当自我效命，不应当产生接受奖赏的念头；而君主对于臣下的功劳，则不可以丝毫忘记。我私下认为，不只是君臣之间的道义如此，凡是在上位者让在下位者侍奉自己，都应当是这样。董仲舒说：仁人端正道义而不谋求私利【范太史说圣人只说利于他人的利，不说利于自己的利】，彰明正道而不计较功效【韩门下的韩维说圣人的功名是随着事情开始才显现的，不可以有追求功名的念头。我私下认为天下本来没有事，功利之心一旦萌生，想要安定就难了。人们喜欢听而乐于谈论的，确实可以让人一时痛快，然而没有没有后患的。靖康之祸源于王安石功利的学说，遗留的祸患直到今天。先儒说董仲舒之所以超越其他诸子，就是因为这个】。圣贤只是认为道义上应当做就去做，起初没有希求功名、博取声誉、自私、自夸的念头。至于像管仲那样的功业，孔门弟子都羞于谈论，就是因为他的利心罢了。杨龟山说：王与霸的区别，在于义与利的界限吧，有一毫的利就不足以成为王了【张敬夫说：大抵王者的政事都是无所为而做的，霸者则没有不是有所为而做的。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其间难道没有可喜之处吗？但终究都是有所为而做的。考察他们的行为，他们内心所存的动机本来是无法掩盖的】

译不苛求完美，是待人接物的根本。

《伊训》说：“与人相处不苛求完美。”周公说：“不要对一个人苛求完美。”孔子说：“君子容易共事，却难以取悦。如果不以正道取悦他，他不会高兴。等到他使用人时，会根据人的才能来任用。小人难以共事，却容易取悦。即使不以正道取悦他，他也会高兴。等到他使用人时，就会苛求完美。”子张说：“君子尊重贤人而包容众人，赞美善人而怜悯无能的人。”【韩魏公知道欧阳修认为《系辞》不是孔子所作，两人在中书省共事多年，从未与他谈论过此事】孟子说：“万物参差不齐，是事物的本性。”【用自己的长处去衡量别人的短处，是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中庸》说：“君子根据人的本性来治理人，改正了就停止。”邵雍诗云：“用圣人的标准苛责别人，固然难以做到完美；用常人的标准看待别人，自然会有余地。”吕大临说：“持有一种固定的标准来对待事物，那么事物必然有穷尽的时候，而人的心胸也就狭隘了。”张载说：“用苛责别人的心来苛责自己，就能尽到道义；用爱护自己的心去爱护别人，就能尽到仁爱；用常人的标准去期望别人，就容易让人顺从。”范纯仁曾告诫子弟说：“人即使愚笨到极点，在苛责别人时也是明察的；人即使聪明，在宽恕自己时也是昏聩的。只要常常用苛责别人的心来苛责自己，用宽恕自己的心去宽恕别人，就不担心达不到圣贤的境界。”有人问：“人应当没有利欲之心，然后才能成为君子吗？”杨时回答说：“用这个标准要求自己是可以的，但用这个标准苛责别人，恐怕承受不住这种苛责了。”【杨时的议论，就是魏和洽所说的：人的才能德行各不相同，不能用一个标准来选取。以节俭朴素要求自己，是可以的；但用这个标准去格物，所失去的可能就多了。胡安国曾对我说：‘利’这个字，只有圣人没有，然而有仗义而行的人，也有根据分数多寡而行的人，君子中完全拥有这个字的是小人】韩魏公说：“中等以下的人见到利益就趋附，这是常情，不必奇怪。”又说：“知道他是小人，就按小人的方式对待他，更不必计较。”杨时、韩魏公的议论，深得圣人对待事物的意旨。如果论及选取朋友和教诲他人的道理，那么意义就有所不同了。【选取朋友必须端正，是希望他对自己有益，要叩问他的两端而穷尽其理，穷尽上下两端。教诲他人必须尽力。子思说：‘圣人任用官员，就像工匠使用木材一样，选取他的长处，舍弃他的短处。所以杞梓之木即使有数尺的腐朽，良工也不舍弃。’大概选择人才与选取朋友的意义，又有所不同。因此一并记录下来】

宽厚而有法度，是驾驭众人的根本。

孔子说：“宽厚就能得到众人的拥护。”又说：“居于上位不宽厚，我还能怎么看他呢？”胡安国说：“宽厚，是居于上位者的道理。不宽厚，就像用寻常的水沟来蓄养巨大的鱼，怎么可能养得住呢？宽厚是包容的德行，就像大海承载水，大地承载万物，上天普遍覆盖一样。如果把放纵懈怠当作宽厚，那就差得远了。”邵雍说：“芝兰芬芳，麒麟凤凰，这类人，很少有不好的；狼毒野葛，枭鸟蛇蝎，这类人，很少有不是祸害的。上天无私地覆盖，大地无私地承载，都能包容养育，这才知道广大。然而蛇虎能害人，就必须把它们安置在沼泽山林中，这才是保全它们生命的方法。因此宽厚而有法度，百姓就知道防范而不敢过分；否则人情放纵，势所必然，就要用严厉的手段来纠正。”【从前有人说：‘强硬的弊端，实际上产生于宽厚；补救它必须在崇尚宽厚的时候。软弱的弊端，实际上产生于严厉；补救它必须在崇尚严厉的日子。强弱相互转化，宽猛相互替代，就像白天有黑夜一样，是理势所必然的。’杨时说：‘宽厚也必须要有法度才行，如果百事不管，只追求宽厚，那么胥吏就会舞文弄法，官府就无法运作。必须权力常在自己手中，操纵予夺，总不由别人，即使完全宽厚也不妨碍。’有人问欧阳修执政宽厚简略，那么弛废怎么解释呢？回答说：‘把放纵当作宽厚，把粗略当作简略，那么就会弛废而百姓遭受弊端。我所说的宽厚，是不做苛急之事；所说的简略，是不做繁碎之事。’识者认为这是知言】所以《易经》说：“小的惩罚带来大的警戒，是小人的福气。”皋陶虽然告诉舜“用宽厚驾驭众人”，紧接着就是刑罚，所以没有小事。刘安世认为：“故意触犯典章刑律的事，即使细微，也必须置于法度之下，这是尧舜三代以来不变的道理。”诸葛亮辅佐蜀汉，赦免不轻易下达而国家治理得好。王通说：“没有赦免的国家，它的刑罚一定公平。”吕诲说：“这几位难道没有好生恶杀的心吗？大概他们知道辅政的道理，本来期望达到不用刑罚的境界。”【汉代王符说：‘伤害良民最严重的，莫过于多次赦免赎罪。恶人昌盛而善人受伤。’范祖禹论述多次赦免的危害：‘良民得不到恩泽，而罪人获得宽宥，政令的偏颇，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程颐说：“圣王治理天下，设立刑法来整齐众人，阐明教化来改善风俗。刑罚确立，教化就能推行；教化推行，刑罚就可以搁置。虽然说崇尚德行而不崇尚刑罚，难道可以偏废吗？”曾子说：“小人的爱人，是用姑息迁就。”观察圣贤的意旨，与世人把纵容奸邪当作宽厚是不同的。【周敦颐说：‘上天用春天生养万物，用秋天来制止。万物生长，已经成熟了，不停止就会过度。所以得到秋天来成就，圣人效法天用政令养育百姓，用刑罚来肃清，百姓兴盛。欲望发动，情感胜过理智，利害相互攻击，不停止就会贼灭无伦。所以得到刑罚来治理，这也是董仲舒所说的阳得不到阴的辅助，不能独自完成岁功的意思。大概刑罚是天道的体现，圣人不得已而使用它，所以……’】

译辅助教化罢了。只是贵在适中而已】

译考察人的良心，是施用刑罚的根本。

《尚书》说：“百姓生性淳厚，但会因外物影响而改变。”吕伯恭说：“如果不从本源上去看商朝百姓，只看到他们风俗浇薄；成王则从本源上去看，认为商朝百姓虽然沾染了这样的习气，但在他们受生之初，本性未尝不淳厚，原本都是向善的，只是因为外物的影响而改变，才变成这样。”孔子说：“人的本性相近，习气却相差甚远。”即使有恶人，被冠以盗贼的名号，必定愤然不悦，可见其良心本来就在。只是因为气质禀赋昏浊，利欲容易陷溺其心，所以成王有“不要对顽劣之人产生忿怒疾恶”的训诫。

对于扰乱华夏的蛮夷、寇贼奸宄，圣人虽然不赦免四凶，大舜虽然必定诛杀，但在用刑的时候却说：“要谨慎啊！要谨慎啊！只有刑罚才需要体恤。”曾子告诫司法官也说：“如果查清了案情，就应哀怜矜恤，不要高兴。”这与后世把百姓看作牛羊、依赖刑罚来治理、以杀戮为戏乐的人大不相同。伊川先生认为：“君子常常失之于过于宽厚，小人常常失之于过于刻薄；君子过于仁爱，小人则伤害于残忍。”范太史说：“用刑宁可失之于宽缓，不可失之于急切；宁可失之于简略，不可失之于苛细。”先忠肃公送伯祖父学易先生任蕲水县令的诗中有云：“锄强洗恶不要刻意，水太清则鱼逃，人太察则招忌；以诚心教化，以长久教导，然后刑罚才不会招致怨恨，杀戮也不会令人畏惧。这是我家族治理县政的方法，难道只适用于百里之地吗？子孙应当遵守它。”明道先生做县令时，凡是坐的地方都写着“视民如伤”四个字。杨龟山说：“观察他的用心，应该是不错的，决不会轻易决断鞭打百姓。”

更何况不仁之人，如果憎恨他们太过厉害，就有导致动乱的道理。现在有人说，不是法律严酷就不能达到太平，为什么不引用秦朝灭亡的事来观察呢？秦朝时征发闾左戍守渔阳，驻扎在大泽乡，阳城人陈胜、阳夏人吴广担任屯长。恰逢天下大雨，估计已经误期，按法律应当斩首。陈胜、吴广因为天下愁怨，就杀了将尉，命令徒属说：“你们大家都误期了，即使不斩首，戍守而死的人本来也有十分之六七。况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就要成就大名。”众人都跟随他。沛人刘邦在沛县起兵，下相人项梁在吴地起兵，狄人田儋在齐地起兵。秦二世实行督责更加严酷，征税深重的人被认为是明吏，杀人众多的人被认为是忠臣，受刑的人在道路上占了一半，死人每天堆积在市场。秦民更加惊恐害怕，想要作乱。刘元城评论唐代甘露之祸，过错在于以死亡逼迫人，凡是能救命的，没有不做的。当时如果只是贬黜他们，祸患未必会到这种地步。苏东坡说：“梁统说高、惠、文、景以重法兴盛，哀、平以轻法衰败，因此请求加重法律，幸好当时没有听从他的建议。梁统以东京名臣的身份说出这样的话，于是获罪于天，他的儿子梁松、梁竦都死于非命，梁冀最终灭族，可悲啊！我私下观察自古以来的酷吏，很少有能免于祸患的，也可以引以为鉴了。圣人关于余庆余殃的训诫，孟子关于出尔反尔的警戒，能不敬慎畏惧吗？”

远离小人的道理，也是如此。《大学》说：“小人闲居时做坏事，无所不至，见到君子后便收敛掩饰自己的恶行而显示自己的善行，大概也是知道善值得喜好，恶值得厌恶，他们的良心未曾消亡，只是被知欲诱惑、外物同化，被人欲所战胜罢了。”《易经》说：“君子远离小人，不厌恶但保持威严。”朱汉上认为：“不厌恶所以不能疏远，威严所以不能亲近，这样既没有人怨恨，也没有人敢轻侮，君子和小人各自得到适当的位置。”司马光对张正彦说：“自有天地以来，君子和小人共同生于世间，一否一泰，纷然混杂，只看人的取舍如何罢了。”胡文定公说：“现在的人，对善人喜欢接受，对恶人愤怒断绝，这是不能体察万物，怎能与天地相似？”又说：“自天圣年以后，善恶分为朋党，善人常常势弱，恶人常常势强。韩魏公执政，消除朋党，混用善恶，只要内用君子外防小人，天下必定治理好，何必抛弃断绝他们？这是能体察天理人欲的人。”元佑党祸，起因于熙宁新法的推行，流俗扰乱常道的言论，先忠肃公当时任御史，曾经论及发起此事的人，大意说：“今天下有两种言论，有安于常道、习于旧俗、乐于流俗的言论，有变革古法、喜好敢为的言论。那方认为这是扰乱常道，这方认为那是流俗。畏惧义理的人认为并进是可耻的，嗜利的人认为守道是无能的。两股势力既已确立，士人没有归趋。臣认为这种风气不可渐渐滋长，东汉党锢、李唐朋党的祸患，大概始于这里。元佑初年议定废除新法，昔日因新法而进用的人，势必不得不动摇当时的君主，议论者担心人存在则法不能废除，势必不得不疏远他们。事情已定之后，虽然想要调停但最终不能，也是势所必然。这与天圣时的情况又不同了。有人说元佑诸公有所激成，这是错误的。”

有人问：“为什么治世少而乱世多？君子少而小人多？”邵康节说：“难道不知道阳一而阴二吗？天地尚且由此道而生，何况人和万物呢？”杨龟山说：“乱世不能没有君子，治世不能没有小人，只是他们的消长不同罢了，这是天地的义理，阴阳的道理。所以治世能使小人不作恶罢了，不能绝灭使他们不存在。”杨龟山说：“从姤卦到剥卦，阴气的进极到了极点。坤顺而艮止，这是剥卦形成卦象的原因。观察剥卦的卦象，就知道治理剥卦的方法了。”消息盈虚，无时不是这样，唯独在剥卦上讲，大概是因为君子小人相互消长，到了剥卦达到极点。这是成败的关键，国家的兴亡系于此。虽然动静语默的细微之处，一旦失去关键，就不可再救了，何况施之于事呢？东汉的衰败，君子想要以力胜之，引奸凶而授予权柄，

译最终导致双方都遭受损失、两败俱伤，国家也随之灭亡，这是因为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啊。后世治理剥卦所象征的衰败局面的人，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戒吗？又说：“复卦的成卦，是坤卦在上而震卦在下，以动顺应而行，也是这样的道理。”观察四季阴阳的运行，寒暑的变化，上天尚且不能突然强行改变，何况是人呢？所以豫卦的彖辞说：“豫卦是顺从而行动，所以天地都这样。”正是说的这个意思。先忠肃公说：“古代的贤人，侍奉君主、推行道义，一定要循序渐进地达成，有逐渐坚持长久之后才能成功，至于各项措施都有次序。”孔子说：“想要快速反而达不到目的，见到小利则大事不能成功。”谢上蔡说：“与四季变化同步的人，没有近期的功效；祈求早晚就能见效的人，一定不能从全年计算有多余，见到小利则一定没有成就大事的道理。”胡衡麓说：“从后世来看，汉景帝削减强大的诸侯王导致吴楚叛乱，汉灵帝威势严厉对待直言敢谏的士人导致党锢之祸兴起，唐文宗不能忍受宦官专权，任用李训、郑注导致仇士良的势力更加嚣张。”那么圣人的话，不可不相信。朱浮说：“事物突然快速生长的必定早衰夭折，功业突然完成的必定迅速败坏。”希望教化在一个世代之后实现，光武帝采纳了他的说法，少康、周宣王、燕昭王、卫文公都由此选拔任用。他论世尚友，所以使人遐想仰慕而不能停止啊】

译澄源是救弊的根本。

《易经》大畜卦六五爻辞说：“阉割公猪的牙齿，吉利。”程颐说：“六五居于君位，是蓄止天下邪恶的人。面对亿万民众，激发他们邪恶的欲望，君主想要用强力来制服他们，即使法律严密、刑罚严厉也不能胜任。事物有总摄的关键，事理有可乘的机要，圣人掌握了要领，那么看待亿万民众的心，就像看待一颗心一样，引导它就能前行，制止它就能收敛，所以不劳而治，其作用就像阉割公猪的牙齿一样。猪，是刚猛急躁的动物。强行压制它的牙齿，费力而不能制止，即使捆绑束缚它，也不能使它改变。如果阉割它，去除它的性欲，那么牙齿虽然还在，但刚猛急躁自然停止了。其作用如此，所以吉利。君子效法阉割公猪的道理，知道天下的恶行，不可以强力制服，就审察其机要，掌握其关键，堵塞断绝其本源，所以不借助严酷的刑罚，而恶行自然停止。唐代陆宣公曾说：投胶来改变浑浊，不如澄清源头而浑浊自然改变，而且改变得更彻底；扬汤来止沸，不如断绝柴火而沸腾自然停止，而且停止得更快。又说：如果不安定根本，而致力于补救末节，那么补救的行为，就是祸患的起因。从前汉朝兴起，诸侯强大，反叛者多次兴起，贾谊的策论说：‘私下考察前事，大体上强者先反叛。想要天下治安，不如多封诸侯而削弱他们的力量。力量少就容易用道义驱使，国家小就没有邪恶之心。让天下的形势，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分割土地制定制度，让齐、赵、楚各自成为若干个国家，国王的子孙依次接受祖先分封的土地，土地分完为止。那些分地多而子孙少的，建立为国，空着放置，等到他们的子孙出生，就让他们做国君。一寸土地，一个人，天下没有可图利的地方【我私下认为凡是做事，一旦有自私之心，想要人心信服而事情成功，很难了】。这样就把婴儿放在天下之上，而安顿遗留的腹中胎儿，早上穿着旧皮衣而天下不乱。’主父偃又继承他的论点，对汉武帝说：‘古代诸侯土地不超过百里，现在诸侯连接数十座城池，方圆千里，宽松时就骄奢容易淫乱，紧急时就凭借他们的强大联合起来对抗京城。用法制分割削弱，那么叛逆的念头就会萌生，前日晁错就是这样。现在诸侯子弟有的有十几个，而嫡长子继承爵位，其余虽然是骨肉，也没有一尺土地的封赏。希望让他们推行恩惠，分封子弟为侯，他们人人高兴得到所愿，实际上分割了他们的国家，必然自我削弱。’皇帝听从了他的计策，没有实行贬黜升降，而藩国自然分裂了【现在富家大族，一旦分户而家道很少再恢复，其开始的原因大概就是这样】。又范太史论述：自从井田制废除而贫富不均。立法者没有不想抑制富人的，却反而帮助了他们，不知道富人之所以能兼并，是因为穷人不能自立。穷人不能自立，是因为上面的赋税繁重而劳役频繁。后来治理国家的人，三代的制度虽然不能恢复，只减少他们的劳役，减轻他们的赋税，务本抑末，崇尚节俭去除奢侈，占有田地有限制，困穷的人有供养，使穷人能够自立，而富人不能兼并他们，这是均衡天下的根本。不然，虽然有法令，只是空文而已，对治理有什么益处呢【苏子瞻说：州县之间，随其大小，都有富人，这是理势必然的结果，所谓物之不齐，是物的本性。然而州县依靠他们来强大，国家依靠他们来稳固，能使富人安于富有而不横行，穷人安于贫穷而不匮乏，贫富相互依赖以求长久，而天下就安定了。’王介甫不忍心穷人而深深痛恨富人，立志要破坏富人来恩惠穷人，不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当他还没有得志时，写兼并的诗说：‘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 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后世始倒置，黔首遂难裁。’秦王不知道这个，更筑懐清台，礼义日益偷薄，圣经久被埋没，法律还有存在的，想说的话当时被人嘲笑，俗吏不知道方法，聚敛被视为才能，俗儒不知道变化，兼并可以不摧毁，利孔至百出，小人私自开合，有司与他们争，民愈可怜哉！当他得志后，专门以此为事，设立青苗法来夺取富人的利益，民有贫富，除了两税之外都加倍收取利息，官吏借机作恶，公私都受害了。东坡记载唐村庄民允从的话说：‘宰相何必用青苗钱来困迫我们？对官府有益吗？’有人回答说：‘官府担心民贫富不均，富人逐什一益富，穷人取倍称至鬻田质口不能偿还，所以制定这个法律来均衡他们。’允从笑着说：‘贫富的不齐，自古就是这样，即使是天公也不能齐，你想齐吗？民有贫富，就像器物有厚薄一样，你想磨掉厚的，等同薄的，厚的还没动而薄的先穿孔了。’负薪能谈王道政，是说允从这类人吗？’胡衡麓说：董仲舒想要以限田逐渐恢复古制，最终不能实行的，是因为君主自己进行兼并，与秦朝没有区别。既然自己进行兼并，那么怎么能让百姓不兼并呢？又有在位者罗织富人，记录他们的资财归入国库，自认为得到了抑制强者的方法，实际上是官府进行兼并，想要民心信服，很难了。妄说想要抑制兼并，不如效法范太史的说法，或许可以在今天实行】。熙宁年间，契丹派遣使者来要求代北旧疆，下诏询问韩魏公对待防御的方法，韩公慨然说：‘事到如此，难

译要从中途去处理问题，就必须探究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这正是当今的弊病所在。比如士人风气不振，就必须探究其衰败的原因；将领官吏疲弱怯懦，就必须探究其软弱的原因；财政用度匮乏，就必须探究其枯竭的原因；盗贼暗中作乱，就必须探究其成为寇患的原因，然后加以救治。陆宣公所说的：“不追究导致弊端的根源，只想着革除弊端的策略，想要去除弊端就难了。”王朴向周世宗呈上平定边患的策略，正是这个道理】欧阳文忠公说：“善于治病的人，一定治疗生病的部位；善于救弊的人，一定堵塞产生弊端的源头。”胡衡麓说：“治疗疾病的人，如果不除去病根，只是给病人喝药，虽然眼前暂时得到安定的效果，最终也只会走向危险罢了。”这些都是极精辟的论述。

译刑罚与奖赏是统御军队的根本。

《尚书》说：“上天讨伐有罪之人，五种刑罚五种用法。”（伊川先生曰：万事都只有一个天理，自己有什么参与的呢？上天讨伐有罪，五刑五用；上天任命有德，五服五章。这都只是自然应当如此，人何曾参与其间？若参与，那就只是私意了。）圣人依据上天的讨伐来制定刑罚，重大的刑罚使用军队陈列在原野上，于是黄帝有阪泉之战，周礼有九伐之法，大概是为了诛杀暴虐、惩罚混乱，不得已才使用，并不是乐于使用。（东坡代张安道谏用兵疏略说：只有圣人的用兵，都出于不得已，所以胜利时享有安全的福分，失败时必定没有意外的祸患。后世用兵都是本可停止却不停止，所以胜利时变化迟缓而祸患巨大，失败时变化迅速而祸患较小。因此圣人不计较胜负的功劳，而深深警戒用兵的祸患。为什么呢？兴起十万军队，每天耗费千金，内外骚动，在路上疲惫不堪的有七十万家。内部则府库空虚，外部则百姓穷困，饥寒交迫，其后必定有盗贼的忧患。死伤愁怨，最终必定招致水旱的灾报。上层则将帅拥兵自重，有跋扈之心；下层则士兵长期服役，有溃叛之志。变故百出，都源于用兵。至于发起战争、首先提议的人，冥冥中的责罚尤其沉重，大概是因为平民无故因战争而死，怨气充积，必定有承担罪责的人。因此圣人畏惧它、重视它，非不得已不敢使用。况且战胜之后，陛下能够知道的，只是凯旋捷报，拜舞称贺，赫然入耳入目的景象罢了。至于远方百姓，肝脑在白刃下被屠杀，筋骨在运送粮饷中折断，流离失所、破产，卖儿卖女，熏眼折臂，自缢身亡的情形，陛下必定看不见。慈父孝子，孤臣寡妇的哭泣，陛下必定听不到。假使陛下的将士精强，府库充实，像秦汉隋唐的君主，胜利之后祸乱才兴起，尚且不可挽救，何况现在的将吏疲弱平庸，比起古人万万不如，而近年来公私窘迫匮乏，如果军事一起，横征暴敛随之而来，百姓穷困无处申诉，其势不成为大盗就无法保全自己，边境争端正深，内部祸患又起，那么陈胜、吴广那样的形势将出现在这里。）

先忠肃公谏用兵疏略说：“假使我们的军队每次作战都胜利，我认为这不是国家的利益，何况杀伤相当，成败还不可知。”富郑公谏亲征疏说：“太平天子与创业君主的行事体例截然不同，不可慨然轻举妄动。”范太史说：“从前舜命令禹征讨有苗，三十天，苗民违抗命令，于是班师振旅。舜禹征伐，尚且无功，所以用兵不是美事。老子说：‘喜欢兵器的人，是不祥的器物，不得已才使用。’又说：‘老子说：军队所驻扎的地方，荆棘丛生；大军过后，必定有凶年。’是说百姓以愁苦之气，伤害天地阴阳的和谐，招致水旱灾害。用兵器铲除残暴，如同人用毒药攻治病疾，病去而人伤，也很严重了。气血必定很久才能恢复，或者终身于是衰弱。一旦失去调养，就容易死亡，不如未病时的完好。先王在混乱未起时制定治理，在危险未至时保卫国家，拥有天下的人可以不致力于此吗？”

石徂徕说：“军队，关系到天下安危的关键，万民存亡的命运。有国家以来，谁敢废除军队？”（吕东莱解释《武成》“偃武修文”的说法说：“归马放牛，让它们顺应本性，表示不再使用。表示，只是期望展示罢了，不是完全放掉牛马。所谓天子十二闲，常规制度自在，未曾放掉。所放掉的，只是征战用的牛马罢了。不然，后来管叔、蔡叔叛乱，成王四次征伐不服，何曾重新整顿武备呢？”唐穆宗得到两河之后，完全解散军队，后来两河再次失守，都是因为无兵的缘故。）

从前商、周天下平定之后，仍然设立司马的官职，设置六军的军队。蛮夷扰乱华夏，寇贼奸邪，盛世有所不免，那么用兵的道理，怎么可以茫然不知呢？虽然兵略不一，大要崇尚严整，而以刑罚奖赏为先。如果没有刑罚奖赏，即使有节制，也只是具文而已。（私下认为军事崇尚严整，不过是想让人畏惧我，而不畏惧敌人罢了；重视刑罚奖赏，不过是想坚定统一士兵的心罢了。这确实是战胜敌人的关键。从前纣王亿万之众，不能抵挡周军三千人，虽然是最仁伐最不仁的不同，其实在于士兵的心是否统一罢了。）

荀子论述为将，号令想要严整以立威，刑罚奖赏想要必定以取信。《尚书·胤征》说：“威严胜过仁爱，确实成功；仁爱胜过威严，确实无功。”（东坡说这是临敌誓师的一切言论，世儒想要实行猛政的，辄以此借口。传曰：“古代国家的仪容不进入军中，军中的仪容不进入国家。”《司马法》只用于军中，因而悟出牧民与御兵之道有不同。商鞅用治军之法治理秦国，适宜招致天下怨恨。《兵法》说：“军队没有两畏的。”畏惧我，轻侮敌人；畏惧敌人，轻侮我。被轻侮的失败，立威的胜利。所以知道胜利之道的人，必定先知道畏惧轻侮的权变。）

启在甘地誓师说：“左边不攻击左边，你是不恭敬命令；右边不攻击右边，你是不恭敬命令；驾驭不符合马的正道，你是不恭敬命令；听从命令，在祖庙赏赐；不听从命令，在社坛杀戮。我将连累你的妻子儿女并杀戮你。”（即使是王者之师，号令的严整如此。攻，治理也，

译张横浦说：这是宣誓遵守六项事项的人，一旦有人失职，就是怠慢命令，惩罚怎么能逃避呢？古代用车战，一辆车上，左边、右边以及驾车的人共三人，左边的人以射箭为职责，右边的人以击刺为职责，驾车的人在中间以端正马匹为职责。用命，意思是恭敬地服从命令。古代军队出行，载着宗庙和社稷的神主一同前行，让人知道有赏有罚。孥戮，是指一人受刑，耻辱波及全家罢了。古代有戮辱的说法，这是对的。如果一定要连杀妻儿，那是秦代的法律，先王没有这种做法。《汤誓》说：“还要辅助我一人，执行上天的惩罚，我将大力赏赐你们，你们不要不信，我不食言；你们如果不听从誓言，我就连你们的妻儿一起处死，没有任何赦免。”吕伯恭说：禹讨伐有苗，只说：“你们还要统一心力，才能建立功勋。”到了启才说：“服从命令的，在祖庙受赏；不服从命令的，在社坛受刑；我就连你们的妻儿一起处死。”启与禹不同。现在汤誓师的言辞，虽然与启相似，却又说：“我不食言，没有任何赦免。”这是世道变迁、风气转移，圣人不得不如此。武王在《泰誓》中说：“功劳多的有厚赏，不遵从道义的有显明的刑罚。”即使是三代军队的做法，也没有舍弃刑罚和奖赏而能成功的。《兵法》说：“一个人拼死效力，足以使千人畏惧。”又说：“百万人的军队，如果不听从命令，不如万人奋勇作战；万人奋勇作战，不如百人奋力拼搏。”奖赏像日月一样光明，信用像四季一样守信，命令像斧钺一样威严，加在将士身上，最终却不听从命令的，从未听说过。又说：“百姓不是喜欢死亡而厌恶生存，而是因为号令明确，法制审慎，所以能让他们顺从。”在前面向前明确奖赏，在后面坚决执行刑罚，因此出击能抓住有利时机，行动就能建立功勋。刘牧说：“凡是使用军队，用奖赏在前面引导，所以顺从；用刑罚在后面威慑，所以能执行。”坤卦顺从在前，坎卦威严在后，应该有相应的象征。由此可知，王者的军队，也不能违背这个道理，这是理所当然的。《司马法》说：“奖赏不越过时节，是想让百姓迅速得到行善的利益；刑罚不拖延行列，是想让百姓迅速看到作恶的危害。”欧阳文忠公在论述军法的奏疏中略说：“用人的方法，不过奖赏和刑罚罢了。然而奖赏波及无功的人，那么恩惠不足以劝勉；刑罚错失有罪的人，那么威严不足以使人畏惧。即使有人也无法使用了。过去关西用兵四十五年了，大将因为无功被罢免的，依旧担任官职，军中看见无功的人，不妨能得到好官职，那么各位将领谁肯立功呢？副将畏惧懦弱、逗留拖延的，都被免职。斩罪的人，有时暂时贬官而很快升迁，有时不贬官而依旧任职。军中看见有罪的人不被诛杀，那么各位将领谁肯听从命令呢？这就是所谓的奖赏不足以劝勉，威严不足以使人畏惧。奖赏刑罚像这样，却想用人，怎么可能呢？先忠肃公在论述军赏的奏疏中略说：“奖赏刑罚施用于天下，不可以没有信用；而施用于盗贼的，尤其不可以迟缓。当百姓遭受盗贼侵害时，田野里弄，昼夜恐惧。官府怜悯，开设告发捕捉的条例，不吝惜厚赏，提着官爵，抱着金银布帛，恨不得立刻得到。有功的人交给他，幸好盗贼被抓住了；而有司不能推行奉承诏旨，反而用苛刻的文法考问查究拖延，使人不能迅速蒙受有功的利益。我私下认为这是日后的忧患。那些奋不顾身，冒着箭石与亡命之徒格斗的人，虽然无不有职责，但终究趋向奖赏的意思多。现在失信而滞后，实在担心紧急时不足以率领激励，这其中的祸患不可胜言。”姜太公说：“将领用诛杀大恶来树立威严，奖赏小善来彰显明察。杀一人而三军震动的，就杀他；赏一人而万人喜悦的，就赏他。杀贵在杀大恶，赏贵在赏小善；杀及贵重的臣子，是刑罚达到极致；赏及马厩饲养的人，是奖赏通达底层。刑罚达到极致，奖赏通达底层，是将领威严得以施行的原因。”陆宣公也说：“执行刑罚，先贵近而后卑远，那么法令不被触犯；执行奖赏，先卑远而后贵近，那么功劳不被遗漏。”李靖说：“孙子说：士兵还没有亲近依附就惩罚他们，就不服从；已经亲近依附而惩罚不执行，就不能使用。这是说凡是将领，先有爱结于士兵，然后才可以严刑。如果爱没有施加而单独使用峻法，很少能成功的。这些都是使用刑罚奖赏的重要方法。”胡衡麓说：“卫公妙达兵法，与韩信相等，而不为术胜则超过他。”又必须思考如果不奖赏而事情重大敌人坚固，有涣然离散的理，那么奖赏就不僭越了。荀卿说：“齐人崇尚技击，得到一个人头就赐赎锱金，没有不奖赏的。事情小敌人弱，那么偷惰也可以使用；事情大敌人坚固，那么涣然离散罢了。这是十国的军队。八两叫锱。”又应当想到死者不能复生，断者不能复续的理，那么刑罚就不滥用了。横渠说：“兵谋师律，圣人不得已而使用，其方法见于三王的方策，历代的简书，只有志士仁人才能识其远大者，平时寻求预备而不敢忽视。”过去胡安定、石徂徕、程明道对于边防兵战的利害，无不究知。如果论为学的次序，那么又在知道先后。杨龟山说：“古人未尝不知兵，如周官的法度，即使是坐作进退的末节，没有不有节制的。如果平时不学习，一旦紧急，怎么应对敌人？这样，那么学者在行师驭众、战阵营垒的事情上，不可不讲。”又与胡文定公论军政的书信说：“建立丘乘的法度以寓军政，历代沿袭，没有改变的。到周代尤其详细，居处时为比闾族党州乡，出行为伍两军师的制度，使他们相互保受，刑罚庆赏相互及共，祭祀宾

译宾客，不过是充实君主的厨房罢了。这件事看似迟缓而不紧急，但君王却拿着路鼓，亲自教导士兵坐起进退的礼仪，如果有不服从命令的，刑罚杀戮就会随之而来，其训练之严格竟至于此。所以六乡的军队出征就没有不胜利的，这是因为威严的号令平时就已经实行了。井田制废弃已经很久了，兵农合一的制度不可能再恢复，但伍、两、军、师的编制制度却不能不讲究。在太平无事的时候，让他们互相担保、互相接纳，刑罚庆赏互相牵连、共同承担；到了有事的时候，就用卒伍的号令来申明纪律，用指挥旌旗的节度来督促行动，面临危难而不互相救助，看见敌人而不服从命令，一定杀戮而不赦免，使士卒畏惧我而不畏惧敌人，这样然后才能使用。如果伍法不修明，即使有百万军队，也如同养育骄纵的孩子，是不能使用的。《传》说：秦国的精锐士兵抵挡不住齐国、晋国的节制，齐国、晋国的节制抵挡不住商汤、周武王的仁义。我私下认为，即使有仁义的军队，如果没有节制，也不能取胜。《甘誓》说：左军不向左攻击，是你不恭敬命令；右军不向右攻击，是你不恭敬命令。不服从命令就逮捕杀戮他们。《牧誓》说：不超过六步七步就停止并整齐队伍。其节制的严格，大概就是这样。圣人把它记载在经典中，作为后世的法则。所以诸葛亮说：有纪律的军队，即使将领无能，也不会失败；没有纪律的军队，即使将领有能，也不能取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程颐也说：行军打仗的道理，以号令节制为优先。统帅军队没有法度，侥幸没有失败甚至胜利的，时常有，这是圣人所警戒的。又说：孟子说诸侯崇尚仁义而轻视诈力。《孙子》说：用兵是诡诈之道。唐太宗说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这一句，这正是战国时期的兵谋，是孟子所轻视的。李靖说：古今胜负大多是因为一次失误。后世称善于用兵决胜的人，不出乎这一道，这也是世道变迁风气转移所导致的。杨时认为：用兵虽然不贵诈力，但也是人不能欺骗的，然后才算是善。又说：王者的军队未曾以术数取胜，但也不能因计谋而失败。有人问程颐：“用兵掩其不备、出其不意的事情，让王者的军队应当这样吗？”程颐说：“固然如此，用兵必须要胜，不能要败。既要胜，就必须寻求取胜的方法。只是商汤、周武王的军队自然不需要这样，‘罔有敌于我师’就可以看出来。然而商汤也曾从陑地出发，陑地也是间道。况且如两军相对，必定选择可以攻击的地方攻击，右边坚固就攻击左边，左边坚固就攻击右边。难道说，我不使用计谋吗？况且如汉楚已经划分鸿沟，却又袭击他们，这就不可以。如韩信囊沙壅水之类，有什么害处？”问：“宋襄公不击鼓不成列，怎么样？”程颐说：“这是愚蠢。既然与他交战，却又击鼓不成列，必定等他成列图谋什么？”假设有把国家托付给他听任处置的，敌人将要到达边境，将坐视其失败，还是必定有办法抵挡呢？学者不可忽视。又说：从前侯君集向李靖学习兵法，李靖说：“中原无事，我教侯君集制服四夷罢了。”那么用兵于中原与抵御夷狄是不同的。又说：“看战国用兵，是中原之间的战争。如果现在的用兵，只是抵御夷狄罢了。力量可以战就战，利于守就守，来了就抗拒，去了就不追，那么边境自然无事。”大概夷狄之战与中原之战不同，夷狄难以比较曲直是非，只依恃力量罢了。司马光说：“戎狄的风俗，自从儿童时就练习骑射，父子兄弟互相群居，未曾讲仁义礼乐的话。只在攻战方面互相崇尚罢了。所以他们的百姓习惯于用兵，善于忍受饥渴，能承受辛苦，乐于战斗而少生病，这是中国百姓所不能做到的。”因此圣人与他们比较道德，就有天地的差别；与他们比较力量，就不能保证一定胜利。以大禹的英明，征伐三苗而三十天违抗命令；以商高宗的贤能，讨伐鬼方，三年才攻克；以汉高祖的雄杰，被冒顿包围，七天不进食。从前严尤认为匈奴为害，由来已久，未曾听说上古有必定征伐的。周、秦、汉征伐他们，都没有得到上策。在宣王时，玁狁内侵，到达泾阳，命令将领征伐，到达边境就返回，他们看待夷狄的侵犯，譬如蚊蝇，驱赶罢了，这是中策。汉武帝选拔将领训练士兵，深入远戍，虽然有攻克俘获，胡人辄报复，兵连祸结，三十年中国疲惫损耗，这是下策。范祖禹又说：“从秦以来，未曾有志得意满于南蛮的，大概因为瘴毒险阻，不得天时地利，所依恃的只有人和罢了。而百姓跟随征役，都知道必死，如同前往弃市，那么这三者都丧失了。马援攻击交趾，最为有功，然而三年后才攻克，士卒死者十五六，才得到一个女子的首级。唐太宗想要讨伐冯盎，而采用魏征的策略，最终招抚怀柔他。明皇末年，李宓在云南失败，死者二十万，从此以后，南诏强盛。高宗是商朝贤王，鬼方是小蛮夷，以贤王讨伐小蛮夷，尚且三年才攻克，说的是用兵的艰难。秦观又论述平定盗贼与抵御夷狄的方法不同，为什么呢？夷狄的军队，甲马如云，矢石如雨，牛羊骆驼转运不绝，其人便习而整齐，其器犀利而精良，所以当它们侵犯边境时，利于速战以挫其锐气。盗贼则不然，依恃险阻

译抄掠掠夺作为资财，亡命之徒聚集在一起，胜利时只是乌合之众，并没有法制来约束他们，失败时就逃散，并没有恩德信义来团结他们。然而他们举起竹竿、手持木棒，郡县的士兵有时不能制服他们，这是因为人人都有必死之心罢了。所以当他们在群起之时，用远距离作战来挫败他们的气势，不要逼迫他们以离间他们的心志。如果不远距离作战来挫败他们的气势，那么局势就会松懈而放纵；如果不避免逼迫以离间他们的心志，那么局势就会紧急而产生变故。现在老虎这种动物，咆哮则风生，发怒则百兽惊恐，它的气势暴烈强悍，可以杀死它但不能侮辱它，所以捕虎的方法，一定要用锋利的戟去撞击，用强弓去射击，鸣响金鼓并乘势追击，不用转身老虎就没有了。至于蛇和老鼠则不然，虽然它们的毒足以害人，但没有生风般的勇猛，它们的贪婪足以蛀蚀物品，但没有震慑百兽的威势，然而不能迅速捕捉它们，是因为如果动作急促，它们就会躲进洞穴罢了。所以捕蛇鼠的方法，是环绕它们的洞穴等待，用艾草熏，用水灌，它们将无处觅食而出来，那么短棍就可以制服它们。夷狄是老虎，盗贼是蛇鼠。老虎不能用艾草熏和水灌，蛇鼠不能用弓射和戟撞，所以说平定盗贼与抵御夷狄的方法是不同的。我认为当今用兵，不过是捕捉盗贼、抵御夷狄罢了。各种说法详尽地阐述了事理，所以全部记载下来。如果谈论安定边疆、消除盗贼的策略，那么没有比自我治理更好的了。舜说：“安抚远方的人，亲近近处的人，敦厚德行，诚信待人，而疏远奸佞之人，蛮夷就会顺服。”益说：“不要懈怠，不要荒废，四方夷狄就会来朝拜。”杜牧说：“法令制度，品级样式条文，真的自我治理好了吗？贤才奸恶，选拔任用舍弃，真的自我治理好了吗？边塞戍守镇守，兵器车马，真的自我治理好了吗？乡里田野，粮仓财赋，真的自我治理好了吗？如果不自我治理，这就是帮助敌人作恶。”季康子担忧盗贼，向孔子询问。孔子回答说：“如果你自己不贪求，即使奖励他们偷盗，他们也不会偷。”谢上蔡说：“王安石说世俗所荣耀的，惩罚不能制止；世俗所羞耻的，奖赏不能诱导。所以君子无所作为，反省自身以改善风俗罢了。”唐太宗认为：“去除奢侈节省费用，减轻徭役薄收赋税，选用廉洁的官吏，让百姓衣食有余，那么自然就不会做盗贼，哪里需要用严刑峻法？”从此几年之后，路上不捡拾遗物，商旅在野外住宿。这些都是自我治理的大致要点。至于用兵决胜，策略这就处于下等了。《易经》说：“师，是众人；贞，是正。能够用众人行正道，就可以称王了。”伊川说：“兴师动众，以毒害天下，而不以正道，百姓不会顺从。”由此可知行师之道，又贵在以正道啊。如《周礼》九伐之法，汉高祖为义帝讨伐楚国，先主以兴复汉室讨伐魏国之类，这是师出有名。秦始皇汉武帝，穷兵黩武，这是师出无名。大体上战争开端，自古以来所忌讳，也不可不知。

译节约用度是理财的根本。

《易经》说：“用什么来守住君位？在于仁德”，紧接着就阐述了理财的训诫。《尚书·洪范》中的八项政事，也是把粮食和货币放在首位。《王制》说：“国家没有九年的储备，叫做不足；没有六年的储备，叫做危急；没有三年的储备，叫做国家不像国家。”耕种三年，必定有一年的粮食储备；耕种九年，必定有三年的粮食储备。以三十年为周期来统筹，即使遇到凶年旱灾或水灾泛滥，百姓也不会面有饥色。【曾南丰在《议经费疏》中说：“天下的费用，有的比过去节省而比现在多余，有的比现在节省而比过去多余。那些多余的部分，一定要探求它多余的原因并加以杜绝；那些节省的部分，一定要根据它节省的原因而顺从实行。像这样努力推行，如果每年的收入在一亿以上，计算所节省的十分之一，那么每年就有多余的财富一千万。循序渐进不停止，直到所节省的达到十分之三，那么每年就有多余的财富三千万。以三十年通盘计算，应当有多余的财富九亿，可以储备九年的粮食。自古以来国家的富裕，没有超过这个程度的。古人所说的九年储备，是计算每年收入，留存十分之三罢了，这是大概而言的说法。”】

《周礼》中，大宰用九种赋税来征收财物，【后世议论赋税征收的人，尤其不可以轻举妄动。薛简肃公担任发运使，向王文正公辞行，王文正公没有其他话语，只说：“东南百姓的民力已经枯竭了。”张士逊出任江西漕运使，在政事堂向王文正公辞行，王文正公说：“朝廷对利益的垄断已经到了极点。”张士逊后来多次担任这个职务，想起王文正公的话，不曾谋求丝毫的利益。熙宁年间，命令徐仝视察太行山煤铁的税额，路过相台，拜见韩魏公，把这件事告诉了他，韩魏公再三告诫说：“小百姓依靠这个谋生，如果增加一点税，将与天地共存，无法废除。”只是说难以增加税赋，怎么样？因此想到现在和买绢、免役月桩钱这类事情，想要废除却不能，所以圣人对于开创恶例是慎重的。】用九种方式均衡节制财用，用九种贡赋来促成邦国的用度。【杨龟山说：“理财，确实是宰相的职责。大概古代制定国家用度的人，是量入为出，所以用九种赋税来征收，然后用九种方式来均衡节制，使得使用财物没有偏重和不足之处。这就是所谓的均衡节制，收取有法度，使用有节制，然后足以安抚邦国并促成其用度。‘致’就像‘致人’的‘致’，是使其自然到来。至于王求车，那就不是‘致’了。”嘉佑年间，温公上疏论理财说：“上天降下灾祸，蛮夷侵扰华夏，寇贼奸邪，这是尧舜也不能避免的。如果不幸有大水大旱，方圆二三千里，戎狄趁机窥探边境，百姓穷困成为盗贼，军队多次出征，长久没有功效，府库的积蓄已经枯竭，百姓的生计已经耗尽。陛下在这个时候，将用什么方法来拯救呢？议论的人一定认为宰相论道经邦，调和阴阳，不应当掌管钱谷的职务，这都是不懂治国大体的人说的话。从前舜举用八恺，让他们主管后土，奏明各种艰难，经营粮食，流通有无，地平天成，九功有序。《周礼》中的冢宰，用九职、九赋、九式、九贡的方法来治理财用。唐朝制度让宰相统领盐铁、度支、户部。建国初期也让宰相都提举三司、水陆发运等职。至于钱谷，从古到今，都是宰相的职责。现在翻译佛经润色文字，还让宰相统领。哪有粮食货币这样国家的大政，却说不是宰相的事情呢？如果仓库空竭，民间愁苦困顿，四方百姓流转死亡，却说我能论道经邦，调和阴阳，这不是我敢知道的。”】

先王所说的理财，大概是均衡节制，使得收取有法度，使用有节制罢了，不像后世的聚敛搜刮。【熙宁初年，新法刚刚施行，王荆公说国家用度不足，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温公说：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按人头征税，用箕箕收税，来耗尽百姓的财富，百姓穷困成为盗贼，不是国家的福气。王荆公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的人不增加赋税而国家用度充足。温公说：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财货百物，只有这么多，不在百姓那里就在官府那里，譬如雨水，夏天涝则秋天旱，不增加赋税而国家用度充足，不过是设法暗中夺取百姓的利益，其危害比增加赋税还大。这是采纳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太史公记载下来是为了显示汉武帝不明智。到了末年，盗贼蜂起，几乎导致动乱。如果汉武帝不悔过，昭帝不改变法令，那么汉朝几乎灭亡。范太史的议论大致说：孟献子说：拥有百辆兵车的家族不蓄养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可有盗窃之臣。这是说国家不以利益为利益，以道义为利益。《大学》说：治理国家而致力于财用的，一定是小人。小人在位，一定让国家追求利益，君主喜好利益，也一定使用小人。从前周厉王信任荣夷公，芮良夫说：王室将要衰微了吗？荣公喜欢独占利益，而不知道大难。利益，是百物所生的，天地所承载的，如果有人独占它，其危害就多了。天地百物都将索取，怎么可以独占呢？所恼怒的人很多而不防备大难，用这个教导君王，他能长久吗？做君王的人，将要引导利益并布散给上下的人，使得神灵百姓百物没有不得到其所，还担心怨恨的到来，现在君王喜好独占利益，可以吗？平民独占利益，还被称为盗窃，君王实行它，其归附的人就少了。荣公如果被任用，周朝必定败亡。既然荣公做了卿士，诸侯不再朝贡，君王流亡到彘。自古以来喜好利益的君主，没有不……】

译国家面临危乱；那些兴办利事的臣子，没有不遭遇灾祸败亡的。自从桑弘羊以来，宇文融、韦坚、杨慎矜、王锷、杨国忠、卢杞、赵赞等人，都没有得到善终。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们壅塞利益归于国家，所伤害的人太多，天下的怨恨都归向他们，所以灾祸降临到他们自身，宗族被诛灭，国家也遭受了灾祸。因此孟子回答梁惠王关于利的提问时，深入阐述了喜好利的祸患。又说：“一定要像公刘那样厚待百姓，李悝那样实行平籴法，耿寿昌那样实行常平仓法，不从事聚敛刻剥，上下都能得到救济，那么自身就能享受荣耀，后代也能蒙受福泽。”吉凶祸福的效验就是这样，能不引以为戒吗？苏东坡说：“管仲之后不再在齐国出现，我读他的书，大体上是因为用鱼盐使齐国富裕罢了。凭借孔子称赞他的仁德，却挽救不了他没有后代的结局，可见利益不可与百姓争夺，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吕正献公说：“小人聚敛财富以助长君主的欲望，君主不醒悟，认为这对国家有利，却不知道最终是有害的。奖赏他们进献忠诚，却不知道他们是大不忠；嘉许他们承担怨恨，却不知道怨恨最终归于君主。”伊川先生认为商贾计利之人会败坏天下国家。苏东坡说：“白居易作张平叔任户部侍郎的制书说：‘计算能力能剖析秋毫，官吏畏惧他如同畏惧夏日’，这种人必定是小人。”我私下认为，凡是在上位的人，用人时都应当以此自我警示。《易经》说：“用制度来节制，不损伤财物，不伤害百姓。”如果只是从事簿籍文书和期限考核，计较盈余，不知道用制度来节制，想要避免损伤财物和伤害百姓，是困难的。唐代陆宣公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财物，是百姓的心。心受到伤害，根本就受到伤害；根本受到伤害，那么枝干就会颠仆枯槁，根柢就会拔起倒下了。”又在论述裴延龄奏报羡余的疏文中说：“裴延龄这个人，把聚敛当作长策，把诡诈妄言当作嘉谋，把聚敛刻剥招致怨恨当作不避私怨，把进谗言当作尽节。前年秋初，特别下诏让延龄继任掌管国家赋税，几个月之内，就炫耀功能，上奏称查获隐瞒欺诈，计钱二十万贯，请求存入别的库中作为羡余之财，使君主心荡神摇，在百姓中聚敛怨恨，务行邪谄，公然肆意诬陷欺骗。上奏说：‘左藏库司多有失落，近来因为检阅使设置簿籍，竟然在粪土之中收得银十三万两，那些匹段杂货百万有余，都是文帐遗漏，并且同已丢弃的物品，现在所收获的即是羡余，全部应该移入’杂库以供特别诏令支用，把在军中的物品当作收获之功，把常赋的财物当作羡余之费。竟然不知道王者的体统，以天下为家，国家不足就从百姓那里取，百姓不足就资助于国家。在国家是官物，在百姓是私财。什么叫盈余，还需要另外贮存？这必定是巧诈以转移官物，暴法以刻剥私财。舍弃这两条路，将从哪里取得？延龄既然依仗宠信，更加放肆，于是记录积久的拖欠，妄称察获奸赃，总计缗钱八百多万。听他的话，利益虽然大，考察他的事迹，虚妄自明。或者是水火漂焚，或者因为旱涝伤败，或者因为兵乱散失，或者遭遇寇贼抢劫，或者按法免征，或者经恩赦合放，或者人户逃逸无处追寻，或者纲典拘囚不免填纳，或者没入店宅岁久摧残，或者收获舟船年深破坏，类皆如此，难以尽论。陛下姑且想要保持，曾经没有诘问，由此蹂躏官属，倾倒货财，移东就西就当作课绩，取此适彼就号称羡余，愚弄朝廷如同儿戏。苏东坡论述新法的书说：现在有人替主人牧牛羊，不告诉主人，用一头牛换五只羊，一头牛的损失就隐瞒不说，五只羊的收获就指为劳绩。毁坏常平仓而言青苗法之功，亏缺商税而取均输法之利，与此有什么不同？范太史说自古聚敛兴利之臣，没有生财之术，都是移东于西，指虚为实，只是张罗官吏设置簿籍来蒙惑君主，获取功赏罢了。大概兴利必用小人，小人无不欺诈，所以他们所行的都遵循同一规律。因此详细记载作为世戒。有若认为百姓不足，君主凭什么富足。胡文定公绍兴时政论说：焚烧树林打猎，不是得不到野兽，而是明年没有野兽；排干池水捕鱼，不是得不到鱼，而是明年没有鱼。厚赋重敛，困乏不足，百姓转而逃往他处，那么没有百姓谁供给常税呢？比如京东西路岁入二税约七百万，课利杂收入约三百万，其余山泽之利，在祖宗时代捐给百姓，不全部取走。百姓归附拥戴，没有二心。等到李彦等人取走，凡是西城课利及干泺为田，穷尽民力，敛积无度，百姓愁苦，转而成为盗贼。现在这两路常赋不归于王府已经五年了。又如荆湖南北岁入二税约四百万，杂收约一百万，自二税之外，难道没有余利？在祖宗时代，捐给百姓，不全部取走。百姓归附，没有二心。等到部使者取走，折变则有一折、两折、二折，收籴则有均籴、敷籴、补�、散引，则有麫引、茶引、盐引，受纳则有一加、再加、倍加，还认为不足。然而百姓愁苦，转而成为盗贼。现在这两路常税收入，不归于王府已经三年了。于是知道百姓不足，君主凭什么富足？确实不假。胡衡麓认为，或者有人论述当时利病

译在君主面前，以百姓贫困为理由，就回答说：“百姓愚顽，不遵从公家急务。”这话一出口，贪婪残暴的官吏，就把百姓看作仇敌一样，只怕搜刮剥削得不够彻底。那么国家有什么利益呢？张横浦说：一个国家很大，有百官和各级官吏的俸禄，有祭祀和接待宾客的费用，如果轻率浪费、胡乱使用，就会按人头征收、用箕敛取，夺取百姓的财物，百姓无法承受这种痛苦。应当根据收入来安排支出，百官和各级官吏的俸禄有高有低，等级有规定，这就叫做节约用度。至于遇到旱灾或水灾，严重的就动用九年的积蓄，轻微的动用三年的积蓄，而我们毫不吝惜，这是为了救济百姓。本朝陈晋公（名恕，字仲言）号称善于理财，曾说：“出纳方面的吝啬，应当谨慎的是开支的定额。”这又是节约用度的关键方法。（蔡君谟在三司任职，以能干闻名，商讨财利时比较天下的盈亏出入，根据力量来制定用度，务必使下级完备而上层供给充足。他富国的议论说：“现在天下广阔，纵横万里，可以说很大了。农田、商贾、茶盐、酒税、金银铜铁的利益，没有不专营的，可以说很周详了。囊括天下的利益，极其细微详尽，应该国家富有，府库充盈，不可胜数。现在每次有开支费用，常常派遣使者到各路，仅能自给的是供养一百二十万士兵，自古以来没有过。士兵日益冗杂，财物有限，而开支无底洞，这就是贫困的原因。必须先在士兵方面用心，然后才能谈论富国的方法。”又上疏说：“我粗略计算一年天下赋税的总数，不过六千多万缗钱，而供养士兵的费用大约五千万，这是天下六分之一的财物，五分供养士兵，一分供给郊庙的奉祀，国家的费用怎能不穷尽？百姓怎能不困苦？然而现在的士兵不能突然减少，固然应当有方法逐渐消减，又应当用方法精练他们，说法很多，难以详细陈述。陛下命令大臣广泛寻求弊端，逐渐讲求方法，作为长久之策。现在治理政事，这是第一件大事。我私下认为今天的弊端也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周世宗对侍臣说：‘凡是士兵务必众多，现在用一百个农夫，还养不起一个士兵，为什么剥削百姓的膏血，供养这些无用的东西呢？而且强壮和懦弱不分，众人有什么鼓励？’于是命令大规模挑选军队，精壮的提拔，瘦弱的淘汰。因此征战都取得胜利。至于唐穆宗裁减士兵、注销名册的人很多，都聚集成为盗贼。胡衡麓认为羡慕裁减士兵的美名，不知道弛张的道理，所以如此。过去议论者想要统一士兵和百姓，温公说：‘古代士兵出自民间，耕种桑麻所得，都用来衣食治家，所以平时富足，出战精锐。现在既征收农民的粮食布帛，来供养正规军队，又登记农民的身份作为士兵，是一家人承担两家人的事务。这样百姓的财力，怎能不屈服？难道不是名义与古代相同而实际不同吗？’杨龟山认为井田制既然不能恢复，而想要统一士兵和农民，没有看到可行的地方。）至于已经给予的又损害，这是掠夺，不是节约。然而节约用度的道理，也不能轻易谈论，不应当节约却节约，不仅没有好处，害处更严重。杨龟山说：“节约用度而不依据制度，就会节俭而有时导致废弃礼制，这不是节约的方法。”又说：“过去刘晏造船，有人说浪费太多，刘晏说：‘谈论大计，不吝惜小费，凡事必须为长远考虑，应当使私人使用不窘迫，那么官物坚固完好。将来有患难，我多给钱，减少一半，就不能运输了。’到了咸通年间，官府计算费用给予没有多余，船只更加脆弱薄易坏，漕运于是废弃，这是吝惜小费而不谈论大计的过错。（刘晏的议论，就是圣人所说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的意思。）东坡也说：“天下的计策，没有不成于大度之士，而败于寒陋小人的。”国家财用大事，安危所在，不与寒陋小人谋划，就可以经久不败了。还有更大的，暂且以用兵来说。兵法说：“军队没有财物，士兵不来；军队没有赏赐，士兵不往。”能节约吗？唐朱泚叛乱，本起于泾州，姚命说士兵没有赏赐，等到犒劳军队只有粗饭和饼饵，众人愤怒踢翻，于是作乱，攻陷长安，德宗逃到奉天。李绛罢免派遣兴元招募的士兵，因为犒赐微薄，众人于是杀害李绛并屠杀他的家人。后世羡慕节约用度的名声，而不得其道，众叛亲离，丧命败事的人也很多了。《易经》说：“苦节贞凶。”大凡节约而不能通达，就有导致凶险的道理。通达可以给予、可以不给予、可以取、可以不取的意义，才可以谈论节约用度。（我私下认为兵、刑、财三者，是国家不能去除的；然而稍有差错，没有不导致祸乱的。使用的方法，学者应当尽心。所以从正名分到节约用度，共九条，都是为政的关键。）

译明本释卷中

钦定四库全书

明本释卷下

（宋）刘荀撰

立志是有所作为的根本。

《尚书·周官》说：“告诫你们卿士，功业崇高在于立志。”苏东坡说：“没有志向卑微而功业崇高的。”胡衡麓说：“心中所存留的，主宰它的是志向。”伊尹说：“我难道只是让这位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吗？我难道只是让百姓成为尧舜时代的百姓吗？我是上天百姓中先觉悟的人，我将用这个道理去唤醒这些百姓。想到天下的百姓有不能蒙受尧舜恩泽的，就像自己把他们推入沟壑之中。”【王安石对王逢原说：“伊尹可以说爱天下，然而商汤聘请他时，他还悠然自得地说：‘让我处在田野之中’，由此以尧舜之道为乐，哪里像那些所谓担忧天下的人呢？我自己委屈自己而侥幸实现自己的主张吗？”】颜渊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有所作为的人也是这样。”周敦颐说：“立志像伊尹那样，学习像颜回那样，超过就是圣人，达到就是贤人，如果达不到也不失为美好的名声。”胡文定公说：“有志于学问的人，应当以圣人为准则；有志于天下的人，应当以宰相自我期许，低于这个标准就不值得说了。”范仲淹年轻时慷慨有志于天下，常说：“读书人应当先于天下人忧虑而忧虑，后于天下人快乐而快乐。”石介说：“读书人积累道德、丰富仁义于自身，大概是借助权位来施行于政事，利于天下，哪里会有琐碎地谋求衣食的人呢？”王旦说：“曾平生志向不在温饱。”【胡文定公说：“曾经喜爱诸葛亮回应刘备的聘请，分割山河，三分天下，身居宰相之位，手握重兵，还有什么求而不得，什么欲望不满足？却对后主说：‘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然充裕，臣身在外，没有别的调度，不另外经营产业来增加一点收入。’如果死的时候，不让仓库有多余的财物来辜负陛下。等到去世，果然如他所说。像这样的人，真可以说是大丈夫了。”】侯师圣说：“侍奉君主的人以推行道义为志向，不是为了俸禄，然而有时也因为贫穷，如果专门以吃饭为事，那就是仆役的志向了。”【胡衡麓评论管仲器量狭小，认为他不能约束节制自己，放纵于骄横僭越，是因为器量不宏大，不能承受大任的缘故。然而得到君主信任专权执政，哪里有端正自己并惠及他人的意思，只是想要满足富贵的心愿罢了，这与妇女儿童满足于车马服饰饮食器物之间有什么不同？不是器量狭小是什么？又说：“读书人的器量大致有三种：立志于道德的人，功名不牵累他的心；立志于功名的人，富贵不牵累他的心；立志于富贵的人，只要富贵罢了，那么也就无所不为了。这是孔子所说的鄙夫的心事。”杨时对杨仲远说：“排除势利声色，不做流俗诡诈的行为，对于学者来说，还不足以称道。您努力吧。”又担心他因此自满。】《易经》说：“德行浅薄而地位尊贵，智慧狭小而谋划大事，力量微弱而承担重任，很少有不招致灾祸的。”汉上先生说：“小人只志在获取，侥幸万一得到别人的国家，很少有不招致祸患的。”张载说：“德行未成就而先以功业为事，这是代替大匠砍削木材，希望不伤手也是不可能的。”邵雍诗说：“千万不要轻易谈论天下大事，伊尹和周公都不是普通人。”程颢也说：“所见所期望的，不可不远大，然而实行也必须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志向大心力劳，力量小责任重，恐怕最终败坏事情。”又不可以不知道这个道理。

弘毅是承担重任、达到远大的根本。

曾子说：“读书人不可以不弘大刚毅，因为责任重大而道路遥远。”程颐说：“弘，是宽广；毅，是奋发。弘大而不刚毅，就没有规矩；刚毅而不弘大，就狭隘浅陋。”从前王文正公气量宽厚，从未见他发怒，待人接物似乎非常和易，但当官处理事务时庄重严厉不可侵犯。在中书省有事涉及枢密院违反诏书格式，寇准在枢密院上报，皇上因此责备王文正公。不到一个月，枢密院有事送交中书省，也违反旧诏，官吏高兴地向王文正公呈报，王文正公说：“不可以。学它不对，却送给枢密院。”寇准说：“同年很有这么大的度量。”王文正公任职很久，有人向皇上诽谤他，王文正公就引咎自责，从未自我辩解。至于别人有过错，即使君主盛怒，可以辩解的就辩解，一定得到结果才停止。富弼为人温和善良宽厚，泛泛与人交谈似乎没有异议，等到面临大节时，神色严肃慷慨，没有人能使他屈服。赵宗道出自富弼门下，富弼任亳州知州，赵宗道的小儿子赵济任提举常平，弹劾富弼不实行新法，罢免使相，调任汝州。后来赵宗道去世，富弼资助抚恤他的家很丰厚。服丧期满，赵济和各位兄长来送行，富弼对他非常恩厚，赵济不自安，起身谢罪，富弼说：“我看见故人的儿子，前日公事不可议论。”【陈述古说：“大丈夫应当容人，不要被人所容。”】韩琦器量过人，功盖天下，地位居人臣之首，不见他喜悦。【程颐说：“别的事人都能勉强做到，只有见识气量不能勉强。如邓艾位居三公，七十岁处理得很好，等到因平定蜀国有功，就动心了。谢安当谢玄大破苻坚时，对着客人下棋，报告送到不喜悦，等到回家折断屐齿，终究勉强不得。”又说：“尧舜的事业也只像太空中的一点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