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本释卷下

译过了日子。」私下认为，那些自夸才能、炫耀善行的士人，知道这些也可以稍微感到惭愧了】承担极大的责任，面临不可预测的祸患，自身危险如同累叠的蛋，却看不出他有忧虑，安然自若保持常态，从未因外物而改变心志。平时宽容别人的过失，不认为这是冒犯，无论小事大事都不计较。等到涉及朝廷政事，就坚守应当争辩的原则，直到符合义理才停止，坚定决然最终不可动摇。他曾说：“在政府任职时极难处理事务，大概天下事没有完全如意的，必须包容总揽，否则一天也无法处理。”每逢大事，就以死自处，临事如果考虑得当就定下脚跟去做，便不再动摇。成败则听凭它，一般人谈到不平之事，气色必定激动，言辞必定改变，必定严厉。只有他不同，即使说到小人忘恩负义、想要倾覆自己的地方，言辞温和气度平静，如同讲述平常事。他能够承担重任而成就远大，是理所当然的。

译勇敢是践行道义的根本。《中庸》说，勇敢是天下通行的德行。孔子说：“见到合乎道义的事却不去做，就是没有勇气。”又说：“有勇气的人不畏惧。”谢上蔡说：“即使是生死这样分内的事，本来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心中没有主宰才会畏惧。”韩魏公说勇敢是可以习得的，胡衡麓说：“培养浩然之气然后才能勇敢。”（详细理解孟子关于培养浩然之气的含义就能明白。）孟子说舜：“听到一句善言，看到一件善行，就像决开江河一样，充沛而没有人能阻挡。”又对滕文公说：“至于能否成功，那是天意，只要尽力行善罢了。”石徂徕认为：“时势没有不可作为的，去做了就没有达不到的，即使招来灾祸罪责，至死也不后悔。”明道也说：“职分内的事不可以用巧诈来逃避。”刘元城说：“司马光担任宰相时，大概知道后来必定会有反复的祸患，然而仁人君子如同救火救人，哪里有空闲去议论日后的事。”伊川说：“凡是处理政事，必须建立好的法度，后人如果有变更，那就无可奈何了，即使是周公也只知道立法罢了。”司马光的行状记载：“司马光病重时，反复念叨着不再自觉，如同梦话，但说的都是朝廷的事。他去世后，他的家人得到八张遗奏，呈给皇帝，都是手写的，关于当世的重要事务，这与那些姑且做一两件事来敷衍塞责、博取名誉，最终不再作为的人大不相同。”欧阳文忠公告诫他的子侄：“做官要存心公正，切不可想着逃避事务，至于面临危难时死守节操，也是你们的荣耀之事。”（现在一些家族的训诫大多与此相反，也是习俗使然。大体上，吃着俸禄却怠慢职守，是先贤深深警戒的。有人问孔子在匡地遭遇危难，假如孔子遇害，颜回会为他死吗？伊川说：“岂止是颜回对于孔子，如果两人同行遇难，自然可以互相为对方而死。”又问：“父母在世该怎么办？”回答说：“暂且比喻两人捕虎，一人尽力，必须一同前往，用力如同手持干戈保卫国家，到了紧急关头却逃跑，说我有父母，这是极大的不义。在这个时候，哪里还问有没有父母？应当事先说我有父母不能去就停止，难道到了临时却自己规避吗？”）庆历二年，契丹重兵压境，想要得到关南十个县，使者非正常时间到来。仁宗命令选择报聘的人，当时敌情不可测，群臣都不敢去。富弼担任知制诰，宰相推荐他，富弼立即入朝对答说：“君主忧愁臣子就感到耻辱，臣子不敢吝惜自己的生命。”于是命令富弼报聘，契丹平定后，因为石守道诽谤，被调任青州，进谗言的人不停止，人们都感到危险恐惧。恰逢河北大水，向东流亡的灾民有六七十万，富弼全部招纳。有人劝富弼这样做不是消除嫌疑、平息诽谤的方法，祸患将要不可预测，富弼傲慢不顾地说：“我难道会用一个人的生命去交换这六七十万人的生命吗！”最终更加努力地施行。韩魏公说：“在仁宗末年，英宗初年，朝廷多事，富弼面临重大节操，处于危险疑虑之中，如果有利于国家，知道没有不做的，就像急流奔赴深谷，没有什么怀疑畏惧的。”有人劝谏说：“您这样做，确实好，万一失足，岂止自身不能保全，恐怕家也没有安身之处，大概不是明智哲人所崇尚的。”富弼叹息说：“这是什么话！凡是做臣子的，应当尽力侍奉君主，生死置之度外，只看事情的是非如何罢了。至于成败，是天意，哪里可以预先担忧不成功，就停止不做呢！”听到的人惭愧信服。前代贤人应当做而不顾危害的很多，这也是衡量德行、估量力量，自知可以有所作为。古语说：“尽自己的力量担任职位，不能胜任的就停止。”邵康节《见义吟》说：“见到善事必定去做，不见就算了，估量力量而行动，力量用尽就停止。”又警戒不估量力量而妄动，也是“陈力就列”的意思。如果不这样，那么事物和自己都会失败。（欧阳文忠公任开封府尹，所接替的包孝肃公用威严驾驭下属，名声震动京城。欧阳公简单平易遵循事理，不追求显赫的声誉。有人用包公的政绩激励欧阳公，欧阳公说：“凡人的才能性情不同，用其长处，事情没有不成功的；强迫其短处，势必达不到。我也只是任用我的长处罢了。”我私下认为，做官的人想要勉力上级有所建树，要求下级有所作为，也必须估量那个人。如果强迫其不能做的，最终也没有成就。朝廷任用贤能，都是应当的。这些都是估量力量的事例，所以附带记载。）伊川说：“勇敢是一样的，用途不同，有出于血气的勇敢，有出于道义的勇敢。君子出于道义勇敢，小人出于血气勇敢。”尹和靖说：“以道义为最高，那么勇敢就伟大了。”孔子说：“君子有勇敢而没有道义，就会作乱。”吕与叔认为君子虽然志在行善，敢于勇敢而没有道义，必定有作乱的迹象，如卖弄权术、兵谏之类。孟子说：“可以死，可以不死的，死了就损害了勇敢。”太史公有言：“知道必死而勇敢，不是死难，而是处死难。”杨龟山说：“以死教导天下，是君子分内的常事，不足奇怪，但也必须死得正当。”张敬夫说：“比干进谏而死，箕子大概也可以死，却假装疯狂来躲避，大概因为以父师之义而死，就损害了勇敢。”胡衡麓认为孔子都以仁赞许他们，仁者符合道理。必须明白这个道理。

果断是成就事业的根本。《尚书·周官》说：只有能够果断，才没有后来的艰难。孔子说：仲由果断，对于从政有什么难呢？（意思是刚毅能担当。）邵康节诗：如果没有刚毅果断，难以成就善事。伊川说：做学问必须刚决果敢地进取，这是知道做学问也需要果断。（范太史说：有血气的

译刚，有志气之刚。起初旺盛最终衰败，壮年锐利年老消减，这是血气之刚。它静止时端正，运动时强健，这是志气之刚。血气之刚可以使之受挫，志气之刚不可以使之受挫。因此，极致的刚强不可不加以修养。】

苏东坡说：过去的君主，担心不能决断，然而有的因决断而兴盛，也有的因决断而衰败。晋武帝平定东吴，唐宪宗征讨蔡州，苻坚南伐东晋，宋文帝北侵魏国，他们的决断是一样的，难道可以不探究其中的缘故吗？不只是君主应当这样，善于处理吗？

胡衡麓论说：事情有隐忍而成功的，在这个时候，隐忍是小的，成功是大的，如果不能隐忍，事情必定不能成功。谋略有决断而成就的，在这个时候，决断是大的，所不忍心做的是小的，如果不能割舍，因为不忍心，那么谋略必定不能成就。商朝的顽劣百姓，余下的风气没有灭绝，凭借周朝强盛的国力，分割迁徙放逐，容易得像翻手掌一样，而成王、康王能够容忍他们，为他们选择师长官员，等待经过几代之后，商周成为一家。必定要有隐忍才能有成功，说的就是这类情况。

周襄王在郑国，燕丹在秦国，汉武帝在江充，曹髦在司马昭，袁绍在田别驾，唐德宗在萧相国，都是失去这种隐忍的。齐桓公对于射钩之人，汉高祖对于旧怨，魏孝文帝对于宦官，唐太宗对于魏征，王安石对于桓温，司马懿对于曹爽，都是得到这种隐忍的。

至于祸福成败，事情将要必然发生，却还在犹豫迟疑，见到机兆却不行动，留下灾祸招致祸患，咬脐后悔也来不及，哪里能数得完呢！郑庄公不忍心违背母亲，从而成就了叔段的恶行。子太叔不忍心使用严厉手段，从而滋长了郑国的盗贼。汉成帝不忍心废除那些外戚舅舅，从而被外戚夺取了政权。苻坚不忍心去除鲜卑人，从而慕容氏背叛了他。唐明皇不忍心除掉杨贵妃，几乎死在禁军手中。唐肃宗不忍心违背张皇后，于是父子直到死也没有相见。唐德宗不忍心罢免代州主帅，于是使得唐朝被藩镇分裂。梁武帝不忍心立即驱逐朱异，被围困在台城，最终陷入了赵主父的覆辙。

而更严重的，宋文帝已经掌握了邵浚谋反的确凿证据，徘徊犹豫揣度，过了好几天，等到将要废黜他时，还和徐湛之通宵议论，蜡烛还没有熄灭，元凶的刀已经登上了合殿了。霍光已经知道夫人显命令淳于衍毒杀许皇后的情况，想要自己揭发，最终不能决断。案件已经判决，任命淳于衍不予论罪，霍光死后不久，霍氏宗族全部颠覆了。

天下的重大谋略，哪有比得上关乎自身生死、国家存亡的？竟然没有大丈夫的明断，为了妇人女子的姑息，一旦以生换死，以存换亡，而不能避免。那些被局部所蒙蔽，对大道理昏暗，受制于私亲昵爱，安于眼前利益的人，曾经不知道警戒，能不悲哀吗！

【庆历年间，皇上任用杜祁公、范文正公、富郑公处理政事。滕宗谅守卫庆州，使用公款犯法。杜公想要处以重法，范公则想要减轻他的罪责。富公为此担忧，不知道如何决断。孙公之翰感叹说：“法律，是君主掌握的权柄。现在富公如果判处重罪，滕宗谅就违背范公；如果减轻罪责，就违背杜公。这是不知道有法律，而没有把君主放在心上。”这是明白大道理的话。我私下认为，事情应当决断却不决断，与应当隐忍却不隐忍，都可以称为没有决断。它们造成的危害，是一样的。】

译坚守正道是立身处世的根本。

孔子说：“如果不能端正自身，怎么能端正别人呢？”孟子说：“没听说过歪曲自己却能端正别人的，何况是屈辱自己来端正天下的人呢？”又说：“弯曲一尺而伸直八尺，这是从利益的角度来说的。如果从利益出发，那么弯曲八尺而伸直一尺也有利，也可以这样做吗？歪曲自己的人，从来没有能端正别人的。”【杨龟山说：古人宁可主张不能实行，也不轻易决定去留。孔子和孟子直到最后主张也不能实行而死，难道他们不想让主张实行吗？伊川说：比较其大小，其弊端就是‘枉尺直寻’的毛病。】伊川说：臣子贵在正直，不贵在权变。【伊川说：求学的人不曾懂得‘权’的含义，对于理上不可行的事，就说暂且变通一下，这是把权变当作欺诈的手段。面对事情的变通，衡量轻重而处理，以符合道义，这才叫权变，难道是违背常理的吗？邵康节说：权变是用来平衡事物轻重的，圣人实行权变，斟酌轻重而施行，只是合乎适宜罢了。所以固执中道而不通权变的人，仍然算是偏颇。吕与叔说：固执中道而不通权变，虽然是君子所厌恶的，但如果毫无顾忌，那还不如不通权变的好。贾存道说：权变没有规矩，使用没有常规，不可以专门用来教导人。伊川又说：多使用权变会损害诚信。范太史说：权变并不难，权变是道的运用，只有圣人能穷尽其理。又说：正直是万世的常道，权变是一时的运用。常道是中等以下的人可以坚守的，权变不是体悟大道的人不能做到的。所以说：可以让他立身，未必可以让他通权达变。贾存道名同，字希德，是孙泰山的师友，学者称他为存道，石徂徕为他撰写行状说】又说：不正派而相合，没有能长久而不分离的。有人问：韩非写了《说难》却最终死于非命，《说难》为什么反而如此呢？扬雄说：《说难》大概就是他死的原因吧？君子以礼行动，以义停止，相合就进用，否则就退隐，坚定而不担忧不相合。游说别人却担忧不相合，那么也就没有什么做不出的事了。先忠肃公在熙宁初年，王荆公称赞他的器量见识，提拔他为中书检正，接着任命为御史。既然面见神宗，神宗问是否跟随王安石学习，公回答说：“臣是东北人，年少时孤独求学，不认识王安石。”随即上疏，于是说新法不便，司农寺弹劾公心中怀有向背之意，有旨意让他分析，公上奏说：“臣所向往的是义，所背离的是利；所向往的是君父，所背离的是权贵。”臣又上疏极力论述时政，愿意接受放逐。【元佑初年，温公主持朝政，首先推荐公说：公忠诚刚正，始终不变。后来公推辞免除中书侍郎之职，苏文忠公负责批答不准，诏书说：您践行道义深远，坚守节操纯粹坚固，虽然不留恋意外得到的东西，但有志于施行可行的仕途，乐于告知善道，勇于敢于作为，进用不追求当世的荣耀，退隐不背叛平生的快乐，不曾做过‘枉尺直寻’的事，这符合先世出处的宗旨，子孙能坚守它，或许可以说没有辱没祖先了。】刘元城说：士大夫只看临朝大节如何，如果大节一旦亏损，即使有细微的善行也不足以赎罪，东坡立朝的大节极可观。【又绍圣年间写信勉励韩仪公说：在这个时候，尤其应该以正道自处，万一发生巨大变故，事情有关联，必须极力坚持，不从就带着身体退隐，兴衰有命运，不是人力可以支撑的，只有不失去道义才能得到，如果眼前的利害，以不屑意为祝。】从前卫侯计谋不对，而群臣附和的像出一张嘴，子思说：以我观察卫国，这就是所谓的君不像君，臣不像臣。不考察事情的是非，而喜欢别人称赞自己，昏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不衡量道理所在，而阿谀奉承以求容身，谄媚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像这样不停止，国家就没有同类了。孟子说：以顺从为正道的，是妾妇之道。富郑公论奏，左右都是小人，章子厚诘难他，王和父说：我们这些人今天说诚如圣谕，明天说圣学不是臣所能企及的，怎么能不称为小人呢？这话曲尽阿谀的情状。【我私下认为凡事侍奉上级的人，都应该警戒这一点。又有拱默如于志宁的人，唐高宗将要立武后，召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于志宁决定可否，无忌、遂良以死力争，李勣说：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志宁沉默无一言，有人说李勣逢迎君主的恶行，已经显著奸人的情状，志宁不言，那就是玩弄两端以观望，高宗听从无忌等人的话则已，以不言为忠，听从李勣的话则已，不言免祸，志宁的罪过尤其重于李勣是恰当的。又有顺从大体而违逆细节，假借以示天下至公，想要窃取天下的虚誉，如唐裴枢的人，其罪过尤其不容于诛杀。凡在高位的人，能用此观察人，那么君子小人也能得其大概了。】人之所以如此，不过是担忧失去罢了。【杨龟山说：谋国就是谋身，天下不安宁而能保全自身的人，从来没有过。】殊不知得失有命运，完全不相干，所以先儒有“小人可惜为小人”的话。

轻视得失是去留的根本。

孔子说：“鄙夫可以侍奉君主吗？他还没有得到的时候，担忧得不到；已经得到了，担忧失去。如果担忧失去，那就无所不为了。”孟子说：“有官职的人不能履行职责就离职，有进言责任的人不能进言就离职。”熙宁年间，新法刚刚兴起，温公当时居于献纳之位，极力说不便，请求罢免制置三司条例司，没有答复。恰逢任命为枢密副使

译，随即多次上疏，认为：“如果臣的话确实正确，请求尽早批准施行；如果确实错误，请求罢免臣枢密副使的职务，治臣妄言以及违抗怠慢的罪过。”最终没有接受任命【韩魏公《语录》说：“司马君实初次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最终推辞不接受。当时韩公在魏地，听说此事，急忙派人带着书信给文潞公，勉励他说：‘皇上倚重信任深厚，或许可以推行道义；如果道义不能推行，然后离去也可以。’似乎不需要坚决推让。潞公将书信呈给君实，君实说：‘自古以来被这类官爵引诱而败坏名节的人不少了。’】先忠肃公刚被任命为御史，回家告诉家人说：“赶快收拾行装，不要做安居的打算。”还没来得及面见皇帝，首先上疏论述亳州案件起因不正当，小臣意在倾陷前宰相富弼，以此谋求进身。接着上疏极力论述新法不便，于是被贬到衡州。胡衡麓说：“身体发肤，是生来就有的。志士仁人，尚且不求生而损害仁德，何况官爵不是生来就有的呢？【范忠宣公对人说：‘担任好官职，应当像奉命出使借住馆舍一样，自然就没有事端。’】胡文定公说：“浮世的名利，不过是蠛蠓罢了，哪里值得称道？【《列子》说：‘蠛蠓生长在污秽的土壤上，因雨水而生，见阳光而死。上音莫结反，下音莫孔反。’】江公望曾说：“爵禄只能砥砺愚钝的人，不能荣耀宠幸轻视富贵、安于贫贱的有道之士。古人的去留，难道只是为了爵禄吗？这也是君主应该知道的。】韩魏公曾说：“富贵容易得到，名节难以保全。”又说：“处于去留两难境地的人，不可以猛烈而有痕迹【即孔子想要以微小的罪名离开的道理】有人问伊川先生：“作为属官向长官议论事情，道理正确而不被采纳，该怎么办？”伊川先生说：“也只是权衡轻重罢了。事情比离去重要，就应当离去；事情比离去轻，就应当停止；事情比争论重要，就应当争论；事情比争论轻，就应当停止。”这些都是议论事情去留的方法。前辈曾说：“事情有应当死而不死的，其耻辱比死更严重，后来也未必能免于死；应当离去而不离去的，其灾祸比离去更严重，后来也未必能得到安宁。”世人到了这种地步大多迷惑混乱失去常态，都是不知道轻重、义命之间的分别。这个道理如果不平时熟读讲习，临事一定不能自立，不可以不预先思考。古人想要委身侍奉别人，他们的父兄日夜首先用这些教导他们。中等才能以下的人，难道临事一朝一夕就能达到吗？教导有素，内心就安定，这就是所谓有所涵养【有人说这是吕正献公的家训】现在却不是这样，对内父兄，对外师友，诱导辅助教诲而不以保全身体、患得患失为言的，几乎没有。后人气节不如前辈的，确实有原因。大抵得失之心重的人，势必不能有所建树。前辈想要严格对待出处，即使在饮食起居的时候，也必定用心。范文正公每次在京师做官，早晚两餐，从自己到婢妾都在家中准备，常常削减，过分简朴，有时吃不饱。即使晚年登上政府高位，也是这样。外任则交给外厨，加料几乎加倍，没有不饱食的。有人问其原因，他说：“人的进退虽然在于已经如此，也没有不连累妻儿老小的。我想让在京城时劳苦且不足，在外任时安逸而有余。所以在我身边的人，早晚所说的必定以外任为乐，而没有顾念留恋京师的意思，对我也是一个帮助。”杜祁公在家吃饭，只有一道菜一碗饭罢了。有人赞美他节俭，他说：“我本来就是一个读书人罢了。”名位爵禄，冠冕服饰，都是国家俸禄的剩余，用来供给贫困的亲属，常担心白吃饭，敢用来供养自己吗？一旦名位爵禄，国家剥夺了，又成为一个读书人，又将用什么供养自己呢？胡文定公说：“人必须对一切世俗滋味淡薄才好，不要有富贵的样子。”王介甫在政事堂，只吃鱼羹饭，因为推荐两个人不被采纳，下殿就请求离去，说：“世间哪里没有鱼羹饭？因为它的牵累轻，去留就自在。”孟子说：“堂高几丈，食物摆满前方一丈，侍妾几百人，我如果得志也不做。”学者首先必须除去这些，常常自我激励，就不会坠入堕落。先忠肃公手记说：“我刚考中进士，经过濮州，兵部郎中士公【名建中字熙道，学问品行载于石徂徕集中】任郡副职，是东州的大儒。我见他非常从容。士公说：‘汶上有什么生计？’回答说：‘没有。’士公说：‘不可以，你有儿女，应当考虑怎么养活他们。你现在考中科第，做官就有事，事就有法度，官职岂能经常保全？一旦不依理离去，也会狼狈不堪。’还有更大的，常见做官的人老了还眷恋俸禄，应当离去而不离去，或者在位见到正义不敢做，以躲避祸患，中等以下的人就是这样，难道人情都愿意喜欢耻辱吗？大多是因为退无去处。如果回顾有所归依，没有妻儿寒饿的牵累，内心应当宽裕，进退就轻松了。进退没有牵累，那么面对大的利害必定有可观的表现。像你固然不可限量，但这不可不知道。我刚考中进士，正要出仕，想他的话听不进去。后来经历世事，见他的话非常可信，知道前辈思虑深远，议论有根本【杜祁公告诫贾直孺刚考中进士的话】，大意也相同。邵康节说：“把失去放在得到之前，那么得到也不欢喜；把得到放在失去之前，那么失去

译这真是难以处理啊。」这些都是先哲们用力的方法，现在所以详细记载它们。按：这一篇错误非常多，《献公家训》四个字错混入正文中；“倅郡”的“倅”字误入小注中；“今也不然”一段误接在“士公”之下；“衍本一措大”一段误接在“有所养也”之下。现在推究寻查文义，都予以改正】

译言辞顺从、事理正直，是议论政事的根本。

孔子说：“端木赐啊，你也有厌恶的人吗？”子贡说：“我厌恶那些把揭发别人的隐私当作正直的人。”【案：此处原注明“道之意”四字有缺文】伊川先生说：“自古以来能够向君主进谏的人，没有不顺着君主所明白的道理去做的。《易经》中说‘太子是其蔽也’。四位白发老者，高祖向来知道他们的贤德并尊重他们，这是高祖没有偏蔽的明智之处。所以顺着君主所明白的道理进而谈及政事，君主醒悟起来就像翻转手掌一样容易。”【又说：“侍奉君主必须体会‘纳约自牖’的意思，君主有过错，用道理开导劝谕他，如果他不肯听从，应当在此时挽救纠正，如果终究不能使他回心转意，必须寻找君主开明通达的地方。比如汉高祖想要废掉太子，叔孙通谈论嫡庶的根本，高祖都知道，既然不肯听从，即使能言善辩，也无法改变这个说法。只有张良知道四位老者向来被高祖敬重，招请他们侍奉太子，高祖知道人心归向太子，于是就没有废立的想法。”伊川《易传》采纳这个说法，是赞赏张良的智慧能够进谏，以此阐明‘纳约’的意思。司马光《资治通鉴》删去这个说法，是为后世考虑深远。删取的意思，起初并不相悖。求学的人又应当默默领会】杨龟山先生说：“君子侍奉君主，他的言论不可以只顺从利益。如果只顺从利益，那么君主所看到的就只是利益罢了。如果有排挤我计谋的人，他的说法又对我有利，我的说法必定会被压制。所以不如谈论道理，道理既然明白了，人自然不能胜过它。”【我私下观察前辈议论政事，有的依据道理，有的依据利害，没有一定之规，是考察君主的见识如何？审察事势怎样，而务必以开导君主为义理。胡衡麓论述几谏、直谏的义理，也是这样】刘元城先生说：“臣子向君主进言，估量君主能够做到的，就进言。如果逼迫太紧，君主关闭心门，或者一旦决裂，祸患必定很大。不如平日从容委婉地讽谏，使不要太过分就可以了。”先忠肃公奏议说：“我曾经认为，想要议论政府政事的人，譬如治理湍急暴烈的水流，可以顺着纹理逐渐疏导，不可以用堤防激斗而引发它的怒气，不仅难以成功，祸患也会更加巨大。所以我自从任职以来，私下仰慕君子的中庸之道，让我的言论正直而不违背道理，言辞顺从而不屈服意志，不敢像浅薄的丈夫那样愤然，因为一句话一件事轻易决定去留，导致圣朝多次驱逐进言的人而没有补益，想着对上保全国家体制，对下也希望能长久保持职业而成就功名。”韩魏公说：“善于进谏的人没有讽谏，也没有显谏。主张讽谏的人，必定优柔微婉，广泛引用比喻，希望我的说法能够实行，却不知道事情如果不明辨，就会忽视而不听。主张显谏的人，必定暴扬激讦，用危亡来恐吓，认为我的言论能够打动君主，却不知道议论或许过分，就会愤怒而不信任。如果不以道理取胜为主，太难了！只有言论庄重，不是当面折辱、在朝廷争论的难，而是知道体制、得当适宜为难。应当顾全体制、斟酌适宜，以道理取胜为主，而用至诚来奉行。如果知道时势不可行，却徒然发表高论来卖弄正直、获取名声，罪不容诛。”【敢言的祸患大多失在此处。刘元城说臣子侍奉君主，既然自己知道所做的事，又必须知道君主所能做的。如果不知道而径直向前，没有不受祸败的。范太史说君主不了解他的臣子，臣子不估量他的君主，却想要成就天下的事务，未曾有过。这就是《礼记》所说‘事君量而后入’的意思。张敬夫说：‘责难陈善，不是在自己方面先尽道而能做到吗？在自己方面有未到的，却独自期望君主，太难了。’这也是推广孟子以端正自己为先的说法，详细论述责难的义理，大概是勉励君主实行先王的道罢了，不只是以事功来说。至于智慧小却要求他谋划，力气小却要求他承担重任，可以吗？那齐宣王想要以一服八，本来就是孟子所深深驳斥的】韩魏公在政府任职，有人陈述不合道理的话，从容地用不可行的道理开导他罢了，未曾严厉驳斥他。明道先生说凡是替别人说话的人，道理取胜则事情明了，意气忿怒则招致违逆。曾经赴朝堂议事，王安石厉色相待，明道缓缓说：“天下的事情，不是一家人的私议，希望公平心气来听。”【我私下认为议论政事也要像这样。韩魏公别录：庆历年间，范文正公同在西府，在皇帝面前争论政事，议论各异，等到下殿各自不失和气，如同未曾争论，大概他们的心以事情可行为主罢了，不是为了自己。案：“议论下”本系缺文，今据《宋史》补入】有人问有人在议论中多想要直率自己，没有包容的气度，这是气不平吗？伊川先生说：“固然是气不平，也是气量狭小。人的气量随着见识增长，也有见识高而气量不增长的人，这是见识实在未到的缘故。”【吕居仁说：“当官的方法，以直道为先，那些不可一向直前，或者直前反而败坏大事的，必须使用吕惠穆公称停的方法。这不仅小官如此，治理天下国家也应当知道。”又如监司郡守严酷过分的人，必须平心定气与他委曲详尽地说明，使他相从而后停止。如果不肯听从，再应当这样详细说明，不听的人就少了。吕惠穆公每件事到来，必定称停轻重，令得其所而后停止，事情经过他处理的，人情事理，没有不允当的。刘元城极力称赞说：‘停’字，最是我们当今应当致力，不可不详细熟思讲习的】

时势是出仕、隐居、说话、沉默的根本。

君子的道，有时出仕有时隐居，有时说话有时沉默，关键在于不失去时势。

译这正体现了“时机适宜就停止，时机适宜就行动，时机适宜才说话”的道理。所谓时机，就是恰到好处罢了。当可以出仕时，孔子有“见行可之仕”【赵岐说：季桓子掌握鲁国政权，孔子在鲁国做官，希望借此推行道义】，有“际可之仕”【际，意为接洽。卫灵公以礼相待孔子，所以孔子也在那里做官】。孔子说：“天下有道，我就不参与变革了。”【意思是天下有道就无需变革，所以避世隐居的人，圣人是有所不取的】。然而如果三个月没有君主，他就惶惶不安。当可以离去时，齐景公想给孔子介于季孙、孟孙之间的地位，说：“我老了，不能用你了。”孔子便离开了。齐国赠送女乐，季桓子接受了，三天不上朝。孔子便离开了。卫灵公带着孔子出游，仰头看飞雁，心思不在孔子身上。孔子便离开了，而且从未在一个国家停留满三年。所以孟子说：“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就停止，可以长久就长久，可以迅速就迅速，这是孔子的做法。”孔子是顺应时势的圣人【邵雍认为孟子掌握了《易经》的妙用，程颐认为掌握《易经》妙用的没有谁比得上孟子，又说通过孟子可以领悟《易经》，对此可以心领神会了。程颐说：《易经》就是变易，随时变易以顺从大道】。周敦颐说：“可以停止也可以出仕，古人没有一定的主张。年轻时求学，将有所作为，能惠及百姓的，如果不得已，停止也未尝不可。”刘安节说：“做官难道不是好事吗？只看自己的行为如何罢了。如果做官有利于国家百姓，那比独善其身好多了。”孟子说：“做官不是为了贫穷，但有时确实是因为贫穷。”【张载解释《简兮》这首诗说：简，意为简略，无所顾忌，过分了就是不恭敬。贤者做官领俸禄不是因为迫于饥寒，不恭敬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简兮》虽然讽刺当时君主不任用贤才，但做官的人难免受到过于简慢的讥讽。胡安国说：君子洋洋自得，是有快乐之讽，并非纯粹认为理所当然】。因为贫穷而做官的人，要辞去尊位居于卑位，辞去富厚居于贫贱【张载说：士君子因为贫穷而做官，就应当担任米盐仓库之类的职务，以无愧于心；为了行道就应当像尧舜那样治理百姓，使天下太平，怎么能妄自占据卿相的高位呢】。哪里合适呢？抱着门闩打更守夜【这是看门人的职务】。孔子曾经做过管理仓库的小吏，说：“账目核算清楚就行了。”【这是主管积聚仓廪的官吏】。曾经做过管理畜牧的小吏，说：“牛羊肥壮成长就行了。”【这是苑囿的官吏，掌管六畜的放牧者。有人问圣人是否因为贫穷而做官？程颐说：“孔子做乘田、委吏就是如此。”接着说近来有人以此互相勉励，我回答说：“等到饥饿得不能出门时，再另行考虑。”】古人没有不想做官的，只是厌恶不通过正当途径罢了【程颐说：“古人喜好贫贱而厌恶富贵，这是违背人情的。之所以与人不同，是因为安于道义和命运罢了。”苏洵曾说：“凡是士人不近人情的，很少不成为大奸大恶之徒的。竖刁、易牙、开方就是如此。”也可以由此来观察人。苏洵字明允，自号老泉。欧阳修认为他学问贯通六经百家之说，用来考证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的关键，得其精粹，涵养充沛，下笔顷刻数千言，其纵横驰骋，必定达到深微的境界才停止。来到京城，当时的后辈学者都尊崇他的贤德，学习他的文章作为师法。张方平说：“我统领益州，得到先生所著的《权书》《衡论》，写信先推荐给欧阳修，一见大为称叹，视他为荀子，将他的书献给朝廷，从此名动天下，士人争相传诵他的文章，当时的文风因此一变。”韩琦曾与他谈论天下大事，也认为贾谊不能超过他。治平三年去世。如今西蜀文学的兴盛，是从先生父子倡导开始的，世人称之为蜀学】。言语沉默要顺应时势为什么呢？孔子说：“可以和他说话却不和他说话，是错失人才；不可以和他说话却和他说话，是错说了话。”韩愈说：“你不是他的老师，他不请教你却去教导他，谁说这不是欺骗？”苏轼说：“未被信任就进谏，圣人不赞同；交情浅薄却言论深刻，君子所警戒。”孟子说：“地位低下却议论高位，是罪过。”杨时论言语警戒说：“不该说却说，该说却不说，都足以招致祸患【司马光说：“钟鼓敲击后才鸣响，人不觉得奇怪；如果不敲击自己鸣响，谁不认为是妖异呢？不该说却说，就像不敲击自己鸣响；该说却不说，就像敲击了却不鸣响，也是废弃钟鼓了。”】胡安国说：“不在那个职位却谋划那个职位的政务，就像司马却评论司法官的得失，这是侵夺官职【王曾自登朝，历任掖垣内署，每次对王旦说起朝政缺失，王旦以不在其位为由推辞不敢预闻；等到处于可以说话的职位，论事侃侃而谈。案此下原本有“众皆”二字及杨龟山论侵官数句缺文。】已经离职却还议论所掌管的政务，这是越分【苏轼任扬州太守，我写信劝谏说：“君子对于事情，认为在位而不说话，不可以；离职却说话，也不可以。说话是合乎义理的；不说话也是合乎义理的。以前在颍川，说话是可以的；现在任扬州太守，却干预颍州的事，这也可以吗？难道也曾说过却不放下吗？这是取胜之道。如果不公开议论而私下请求，又不如自己。天下的事情，实行得不符合道理，

译使人心中不平的，难道只是这一件事吗？难道能全都去争辩吗？争辩了，难道能全都如人所愿吗？白白让那些喋喋不休的人认为这是多事罢了。【案：此注东坡任扬州知州句下有缺文】尚未被任用就议论任用的事情，这是干求进身。【杨龟山说：古代的君子，尊重自身，常常好像不得已而后才进身。贾谊身份并非宰相，却急切地自我进身，他的学说大概也是不尊重自身了。自身不庄重，所以人们听信他。轻易出任梁怀王的太傅，他议论国家大事，还说陛下不曾像与我这样的人商议，这是想要触犯在朝廷的臣子，而超出他们的地位，难道不招致祸患吗？】既然不在那个职位上，却不等待询问就进言，如果不是有利心想要离间别人来显扬自己，是不会这样做的。【又说：既然在那个职位上，应当早晚思考，见到美德必定顺从，见到恶行必定纠正，见到贤人必定推荐，见到不贤之人必定驱逐，见到治理得当必定完备，见到动乱的苗头必定清除，随着职责而举荐，却还不能做到，只是拱手默默听任他人所为，或者不敢不向上奏报如孔光，或者恭顺谦让取媚如胡广，或者敛容无所可否如关播，或者署名只知应诺如陈希烈，而国家的兴衰自己不过问，这都是不忠的大罪。又说：范太史说君子立于朝廷，有官职职守的不失去他的职责，有言责的不隐瞒他的言论，君主听从也进谏，君主不听从也进谏，进谏不被采纳就离去，这是臣子的道义。那些怀恋禄位畏惧罪责而不进言的，就说君主不能听从，这是孟子所说的贼害君主的人。】从前司马光在侍从之列，极力进言新法不被采纳，恰逢任命为枢密副使，司马光虽然恳切推辞，仍然议论不停，上奏说：臣如果已经接受了枢密副使的任命，就不敢再议论职权之外的事；现在尚未接受任命，还是侍从之臣，对于朝廷的缺失，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韩琦罢相判永兴军，入朝辞行时，两府正议论边防大事未决，请求召韩琦一同商议，韩琦既已应对就进奏说：臣前日备员政府，自然应当参议；今日身为藩臣，只奉行朝廷命令罢了，决不敢预闻，于是停止商议。新法刚颁布，司马光判大名府说：我是老臣，道义上不敢沉默，等到不听晓谕的官员。下属急忙奉行说：“我是一郡太守，怎敢不遵从法令？”【张载对范巽之说：“在朝廷就持守国论，居外就奉行诏令。”初行新法时，仕宦四方的人都想投书辞官而归，有人写信问邵雍，邵雍回答说：“这正是贤者应当尽力之时，新法固然严厉，能宽一分则百姓受一分恩赐。投书辞官离去，有什么益处？”】欧阳修任河北都转运使，辞别皇帝时，皇帝当面告知有什么想说的，尽管说。欧阳修说：“谏官得以根据传闻议论政事，外官越职进言，是罪过。”胡安国在后省驳回吏部侍郎冯澥弹劾刘珏的奏疏，说：“侍从臣僚虽然应当进献纳忠，至于弹劾打击官员邪曲，必须归于风宪之职，各有分守，不可侵扰。厨师即使不治理厨房，主祭者也不越过祭器去代替他，而冯澥竟然越职，这条路一旦打开，臣担心立于朝廷的人各自以好恶争相攻击，胁迫倾陷，滋长怨仇，这不是用来安定朝纲、明确分守的方法。”又因苏昞上书，其中有说：“张载名声震动关中，苏季明跟随他最久，把他的文章整理为十七篇，自认为最了解主旨。等到后来因上书邪党获罪，却是未知张载。从前张载有诗说：‘葵藿野心虽万里，不无忠恋向清朝。’难道是不想让道义施行于世？在馆阁半年就离去，后十年再次召他，不到半年又离去，只是因为道义不合。苏季明越职上书获罪很重，必定也有不该说的话。”【胡安国的议论，用来警戒那些地位低微却议论高深、思虑超出自己职位的人；而君主求贤的路径，则不可不宽广。司马光上奏疏说：“上古进谏争辩没有专官，从公卿大夫到平民、百工商旅、盲人采薪之人，没有不能进言的，用来通达下情而考察国政。如果设立官职而坚守，不是那个官职的人都不能进言，那么下情就会壅塞而不通。像这样国家虽然有迫切的忧患，路上行人都知道，而在上的人却得不到闲暇，这种危害不也很深吗？”唐明皇出逃，不到四十里就没有食物。有父老郭从谨进言说：“先王致力于延访忠良，以广博聪明。”宋璟任宰相，多次进献直言，天下依赖他而安定。近来朝廷大臣以进言为忌讳，宫门之外，陛下都不能知道。草野之臣知道今天的情况很久了，只是九重宫阙严深，没有路上达，事情不到此，又怎能得见陛下之面而诉说呢？皇上说：“这是我不明，后悔来不及了”，安慰后遣散他。统治天下的人，可以不以此为鉴吗？有人问：“杨龟山以平民一日而见天子，天子询问他，尽其所怀而陈述，那么必定有窒碍之处。衡量不尽则为不忠，如何？”回答说：“事情也须衡量深浅。孔子说：‘取得信任后进谏，未取信则以为诽谤自己。’《易经》的《恒卦》说：‘浚恒，凶。’这是恒卦的道理，所以应当以渐进而不可深求，深求就凶险了。假如问人臣的忠邪，亲信的是谁？立即与他辨别是非，就有失身的悔恨。君子在此，只是不可以把忠当作邪，把邪当作忠，语言之间固然不无委曲。至于论理则不然，如梁惠王问孟子

译说到“吾国”，就应当说“何必曰利”；齐宣王问“卿不同”，就应当以正道回答。大概是因为不正直，道义就无法显现，所以如此。有人问胡衡麓：“陈成子杀害齐简公，孔子已经离职，仍然向鲁哀公报告请求讨伐他，这是为什么呢？”胡衡麓说：“各国大夫从国君那里听闻国家重大政事，君臣之间的道义，难道因为离职就可以废弃吗？所以孔子虽然已经告老，但至于邻国发生弑君逆乱，天下发生巨大变故，这是人情事理所不能容忍的，那么主持讨伐的人没有罪过，杀死逆贼的人不受禁止，何况是跟随在大夫之后的人呢？”他又说：“道有常规和权变，言论并非只有一种方式，如果不知道圣人神妙、不拘定法的传承，那就是胶住琴柱来调瑟一样死板。靖康改元时，边境战事大规模兴起，杨龟山上奏疏说：‘陛下即位之初，国家多事之际，凡是臣子，如果有见解，都应当自我竭尽，这大概是阐明这个道理的。’程明道曾说：‘如果到了该开口的时候，就像荆轲、樊于期那样，即使要他们的头，也必须开口。’这些都是圣贤在出处进退、言语沉默方面的楷模和轨范。”

译义是推辞、接受、索取、给予的根本。

《中庸》说：“义就是适宜。”古人在推辞、接受、索取、给予时，起初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只看义理所在，所以孟子有“可以取，也可以不取；可以给予，也可以不给予”的教诲。【程颐说：“朋友馈赠，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自己已经自给自足，就不应该接受，一旦接受就会损害廉洁；也可以给予，然而却选择不给予，如果给予的时候，财力或许不足，却在应当给予的人那里无物可给，这就损害了恩惠。”】公西华出使齐国，冉有为他母亲请求粮食，孔子说：“给一釜。”冉有请求增加，孔子说：“给一庾。”冉有却给了五秉。【一釜容量为六斗四升，一庾容量为十六斗，一秉为十六斛，五秉就是八十斛。】孔子说：“公西赤到齐国去，乘着肥马驾的车，穿着轻暖的皮袍。我听说，君子救济急难，而不资助富人。”原思做孔子家的总管，孔子给他九百斗粮食，他推辞不要。孔子说：“不要把它分给你的邻里乡亲吗？”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明白“可以给予，也可以不给予”的含义了。【司马光回复刘蒙乞讨钱财的信略说：“您因为父母没有供养，兄长没有安葬，弟妹嫂子侄子没有抚恤，于是策马写信，千里渡河，指望我作为依靠，并且说：‘拿出卖掉一个婢女的五十万钱给我，就足以办成这些事。’为什么您不了解我这么深呢？我住在京城已经十年，积蓄和旧物都耗尽了，从哪里拿出五十万来资助随从的粗茶淡饭呢？君子虽然乐于施予，但也必须自己有余力然后才能惠及他人，即使有余力，也应当先亲近后疏远，先旧识后新交。我侍奉您才满一年，见面不过三四次，就立刻拿出五十万给您，其余的亲戚故旧数不胜数，将用什么来对待他们呢？我在家吃饭不敢常有肉，穿衣不敢全用丝帛，怎么敢用五十万去买一个婢女呢？您又想让我向别人索取，这是更加不可行的。微生高向邻居借醋来应付求借的人，孔子认为他不直率，何况自己不能施予却想向别人索取来作为自己的恩惠，难道不违背恕道吗？”】孟子在齐国，齐王赠送一百镒兼金而不接受，在宋国，宋君赠送七十镒而接受，在薛地，薛君赠送五十镒而接受。【兼金，是成色好的金子，价格是普通金子的两倍，二十两为一镒。】陈臻说：“以前不接受是对的，那么现在接受就是错的；现在接受是对的，那么以前不接受就是错的。”孟子认为都是对的。当在宋国时，我将要远行，出行的人必定要赠送路费，我说：“赠送路费，我为什么不接受？”当在薛地时，我有戒备之心，我说：“听说有戒备，所以赠送军费。”我为什么不接受？【赵岐说：当时孟子有防备意外之事。】如果在齐国，则没有合适的理由，没有理由而赠送，这是贿赂。哪有君子可以用贿赂收买的呢？【意思是说用钱财收买我，想让我感激他的恩惠。】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明白“可以取，也可以不取”的含义了。【从前鲁国的法律，从诸侯国赎回鲁国人的，都可以从官府领取赎金。子贡赎回人后，推辞不领取。孔子听说后说：“赐错了。现在鲁国富人少而穷人多，赎回人领取赎金就被认为不廉洁，那以后谁还去赎回人呢？”从此以后，鲁国人不再从诸侯国赎回人了。如果有义理上不应当接受而众人却接受的，该怎么办？文中子说：“相同不损害正道，不同不伤害事物，内心不失纯真，外表不异于世俗。”刘元城说：“不要做出过于洁白的名声以致招致怨恨猜忌，这话概括得很全面。”尹和靖曾经在座右题写通语说：“从前杜祁公曾对门生说：‘做官第一要清廉敬畏，不要追求别人知道。如果追求别人知道，同僚中不谨慎的人很多，一定会诬陷自己。上级又不加以明察，正好招致祸患罢了。只要在中间从容自得，默默实行，问心无愧就可以了。’”刘元城又说：“唐充之做好事，想要别人看见知道，所以不免自命清高以致招致祸患，这不是明智哲人保全自身的做法。”张横渠对学者说：“保持廉洁，这是士大夫的常事，上面还有更重要的事，大概是怕人自夸自满。”】杨龟山说：“君子在推辞、接受、索取、给予的时候，如果不合乎义，一丝一毫也不给予别人。如果合乎道，舜接受尧的天下也不以为过分，而士人有的把吝啬给予当作廉洁，把少取当作廉洁，都是不懂得这个道理。”

懂得适可而止是保全自身的根本。

《易经》说：“亢龙有悔。”亢的意思，是只知道前进而不知道后退，只知道存在而不知道消亡，只知道得到而不知道丧失。朱汉上说：亢，是处于极点而不知道返回。万物的道理，前进必定有后退，存在必定有消亡，得到必定有丧失。亢只知道一方面而不知道另一方面，所以道行穷尽而招致灾祸。荀子说：事物忌讳太兴盛，意思是事物到了极点就会衰落，这是常理。苏黄门说：太阳到了正午就会偏移，月亮圆满就会亏缺，四季的运行，功业成就就离去，天地尚且如此，何况人呢？陈希夷【名抟，字图南，亳州真源人，赐号希夷先生。门人种放叙述他的学问，阐明皇王帝霸之道。太宗曾经问：“古代的尧舜治理天下，现在能达到吗？”回答说：“尧舜土阶三尺，茅草屋顶不加修剪，他们的踪迹似乎不可及，然而能用清静来治理，就是现在的尧舜。”】说：“优越美好的地方，不要长久留恋；得志的地方，不要再去。”【从前有人说：“翠鸟、犀象，它们处世并非不远避死亡，而之所以死亡，是因为被诱饵迷惑。”苏秦、智伯的智慧，并非不足以避

译受辱而死，是因为被贪利不止所迷惑。胡文定公对杨训说：“人家千万不要事事满足、心意自得，常有些不足之处才好。人家一旦事事满足、心意自得，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这也是体察消长之理的话。”又说对种明逸（字放之）说：“名，是古今美好的器物，造物主深深忌讳它。天地间没有完美的名声，你的名声将要兴起，必定会有事物败坏它，可以引以为戒。后来果然如此。”邵康节诗说：“大得却须防大失，多忧原本只为多求。”又说：“既有非常之乐，须防不测之忧。”从前范蠡灭吴，报了会稽之耻，勾践因此称霸，范蠡认为成功之下不可久处，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于是乘船浮海而不返回。张良报仇强秦，天下震动，后来成为帝王的老师，张良认为这是布衣的极致，愿意弃绝人间事，想跟随赤松子游历，以至于学习导引辟谷而不食。疏广对疏受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是天之道。”如今官位显赫、名声确立，像这样还不离去，恐怕会有后悔，当天父子都称病离职，都是通达这个道理的人。（我私下认为，平时占据那个职位，以苟且获取富贵，危乱将至，就保全自身而退去，窃取知止的名声，可以吗？吕伯恭说：“保全自身是自己的事，难道会因为治乱而增减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本来不是末节。至于偷生徇私，养小失大，像这样而全身远害，）那么君子就轻视他罢了。）杨龟山说：“高皇帝平定天下后，对功臣尤其多忌刻。萧何作为宰辅，甚至拿出私财来资助军费，买田宅来自污，仅能免死，甚至被械系，还不知道引退。难道是善于治理天下而不善于谋身吗？不明白功成身退的意义，贪恋荣宠，惴惴不安如同手持重宝唯恐一跌，然而几乎跌倒的也多次了。以萧何的贤能尚且不免，可惜啊。（杜正献公说君臣之间能保全始终很难。石林叶少蕴说：白乐天与杨虞卿是姻家而不被杨虞卿连累，与元稹、牛僧孺交厚而不党附元稹、僧孺。被裴晋公所爱重而不因裴晋公而进身，李文饶素来不喜他而不被李文饶所深害。推究其原因，只是不汲汲于进取，其志在于退，所以能安于去就。在爱憎之际，每每宽裕有余。）汉上又说：“人固然有知道进退存亡的，但他的道与圣人相悖，则未必得其正，与天地不相似。”又说：“圣人知道进退存亡，不失其正，则德合阴阳，与同天地流而无不通了。”

译安守道义、顺应天命，是身处困境的根本。

富贵贫贱、死生祸福、得失毁誉，孟子说：“不是人为却自然发生的，是天；不是人力招致却自然到来的，是命。”【我们儒家认为，那些非人力所能为却发生的，才归之于天；非人力所能致却到来的，才归之于命。这与术数家占卜推算的说法不同】哪里容许凭智力去侥幸求得或幸免呢？【胡衡麓说：不知天命的人，往往崇尚智力】君子身处困境【或者别人用横逆的态度对待我，或者被人轻视侮辱之类，都属于身处困境】，应当思考导致这种境况的原因。孟子所说的“必定要自我反省”，就能使内心震动、性情坚韧，增加自己原本不具备的能力。范太史说：“大凡人在忧患中就会激发智慧，遭遇穷困就会激荡心志。”古代的圣贤因此成就了德行，所以邵康节的诗中有“珍重至人尝有语，落便宜是得便意”的句子。【这是陈希夷的话。胡文定公上中兴策说：“圣贤不畏惧艰难。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之心，产生于在莒国、狄国的困厄之中；楚军在柏举战败，楚昭王逃到随国，水军在终累战败，陆军在繁阳战败。楚国非常警惕，令尹子西顾盼说：‘现在可以有所作为了。’于是将都城迁到鄀地，整顿政治，楚国于是安定。舜从深山中被起用，文王从羑里中兴起。圣人作《易经》困卦时说‘困亨’，意思是困穷而能达到亨通；作震卦时说‘震亨’，意思是因震惊恐惧而达到亨通。圣贤之所以不畏惧艰难，就是基于这个道理。”】

伊川先生说：“君子在困穷的时候，用尽防备思虑的方法却仍然不能避免，那就是天命。”【比如孔子遭到桓魋将要杀害，微服经过宋国的时候，又可以看出圣人之道并行而不相违背的地方】应当推究顺应天命以遂行自己的志向，知道天命本该如此，那么穷困阻塞、祸患灾难就不会动摇内心，只要践行我的道义罢了。如果不知天命，就会在危险艰难面前恐惧，在穷困厄运中失态，所坚守的道义就丧失了。又说：“君子身处危难，坚守正道，不知道其他办法。坚守正道而危难不能解除，那就是天命。遭遇危难而放纵邪僻，即使侥幸免祸，也是恶劣的德行。”

明白道义的人不会去做【又说：“贤人只知道道义，而天命已经包含在其中；中等以下的人，却用天命来对待道义”】。又说：“身处屯难而有达到亨通的方法，大概只有坚守正道、坚定不移吧？”然而能够坚守正道不变的人很少了。【人面对患难，只有一个处置方法，在穷尽人的谋略之后，就必须泰然处之。有人遇到一件事，心心念念不肯放下，到底有什么好处？如果不会处置并放下，就是无义无命了】

苏东坡说：人不知天命，常常追求那些不可得到的，躲避那些不可避免的。【苏轼被贬岭南，写信给程正甫说：看到近来的事情，已经断绝了北归的希望，然而内心很安宁。譬如原本就是惠州的秀才，多次科举不中，有什么不可以的？又写信给参寥说：瘴气使人患病，北方何尝不患病？这些病都能死人，何必是瘴气？京城国医手里死的人尤其多。邹忠公在元符年间议论政事被贬岭南，与老朋友田名昼承君哭着告别，承君说：让志完沉默隐退，在京城做官，遇到寒疾不出汗五天就死了。难道只有岭南海外能死人吗？忠公叹息说：君子赠送我的情谊太厚重了】

从前刘元城在绍圣年间被贬岭南，一天他亲近的朋友来，流着泪说：刚听说朝廷派使者到郡中，将对您不利，请您早点自杀，不要受辱。刘元城从容地告诉他说：我知道你的真情，但我罪大罚轻。如果朝廷不宽恕，我甘愿在东市受刑，让国家明正典刑，杀一儆百，助时政于万一。这是安世的志向，何至于效仿匹夫匹妇在沟渠中自缢呢？最终没有被动摇。

胡衡麓说：大凡人经历危险艰难，往往用诡计侥幸免祸，图谋保全，一定会说天命就是这样，难道可以逃避吗？在这个时候，处置权在于我自己。像陈蔡之围、匡人之厄、被囚禁之中，孔父、仇牧、荀息的事情，一旦有改变志向的念头，终究不能违背天命，只是成为不义的士人，所以见危一定要献出自己的生命。又说：该是这样的，不能让它不这样；不该是这样的，不能让它必然这样；还没有发生的，就不能强行改变它的必然。这就叫做天命，大概是不变的道理。明白了其中的道理，那么我就成为主宰了。又说：元圣必定能得到高位，到了孔子却穷困成为旅人；大德必定能得到长寿，到了颜回却三十岁就夭折。舜能孝顺父母，却不能保证瞽叟不用棍棒打他；能友爱弟弟，却不能保证象不打算杀他。商汤、周文王圣明，却不能免除夏台、羑里的困厄；比干、箕子忠诚，却不能免除剖心、囚奴的祸患。孔子难道曾怨恨武叔而在朝廷上肆意诋毁他吗？难道曾对桓魋失色而放纵士兵为寇吗？凡是这类事情，圣人尚且不能避免，只是尽到我方应尽的责任罢了。

邵康节说：圣人不能使人不诽谤，但能处理诽谤。有诗说：受到怀疑才显现周公旦的忠诚，经历困厄才彰显孔仲尼的伟大。又有诗说：祸患如果可以侥幸免除，人们都会谄媚；福气如果等待追求，天意就不可估量。又说：取决于自己的，可以努力践行；取决于别人的，难以力争。又说：圣智不能没有蹇剥之难，贤才才善于处理哀荣，这些都是至理名言。

谢上蔡说：相信天命，就能涵养正气，不被挫折。【胡文定说：谢显道少年时就相信天命，曾经拜见伊川。伊川问：去京城应考吗？回答说：不愿离开父母，只去上蔡。伊川很高兴】

译伊川曾说：人们常说我不教人研习科举文章却期望他们考中，这是要求天理而不去修持人事。但是，科举文章既然已经能够考中也就罢了，如果进而去极力追求必定考中的方法，那就是迷惑了。邵伯温落榜，邵雍给他看一首诗说：干求功名必须勤勉，得失乃是寻常之事。外物不可强求，这话意味深长。刘元城说：参加科举必须依靠文章，考中与否并不取决于事业。大旨是说，得到或得不到都有天命，不应当让得失的念头拖累内心。所以伊川考进士，殿试落榜，就不再参加复试。孙泰山在礼部三次落榜，就退休了。唐代李泌说：天命，别人都可以谈论，只有君主和宰相不可以谈论。因为君主和宰相是用来创造命运的。如果谈论天命，那么礼乐刑政就都没有用处了。商纣王说：我的生来就有天命在上，这就是商朝灭亡的原因。刘元城说：圣人有所谓知命，有所谓言命。但是圣人知道而不说，如果知道了还说，就是教导天下后世不修持人事，一切归于天命，其祸患是不可胜数的。孙泰山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先修持人事而后考虑天意。梁况之说：不相信自己所做的，而归因于天意，是不可以的。梁况之师事孙泰山，门人姜潜到了那里。伊川也说：圣贤在乱世，虽然知道道义将要废弃，也不忍心坐视不救。一定要在尽力未竭之间，勉强支撑衰败的局势，艰难地推进进步，谋求暂时的安定，希望延长时日，如果能够做到，这是孔孟所不屑于做的。王允之于汉，谢安之于晋，也差不多如此。又说：国运长短，自有天命，君主何必急切地追求治理？禹稷路过家门不进去，不是不知道饥荒和溺水，而是死者自有天命，却又如此急切地救助，必须思考到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地方才可以。又说：贤与不肖在于人，治与乱在于国，不可以归因于天命。关子明说：象数有定数，吉凶有前期，变化而能通达，那么治乱就有可以改变的理。又须知此义。从立志到安于义命，共十一条，都是处理事务和行己的要领。

译这就是它的大致轮廓。天下的事情虽然途径不同，但归宿相同，关键在于用类推的方法来理解【现在逐条所列举的，也只是纲领罢了】。因此在每条之下记载圣贤的言行，表明这并非我敢随意臆测。如果各位儒者的论述意义相同而被记载，看似重复，暂且借此显示他们造诣或许有深浅之别，但其趋向并没有不同【有人怀疑条目开头多而叙述记载繁杂，关键在于深入考察这本书的本意】。后学者尊重他们所听到的，这是对的。如果过分的人稍微不同于师说，就互相诋毁嘲笑，几乎形成党派，甚至诋毁先哲，有识之士对此感到担忧【胡文定公对徐时动说：学习道首先要除去人我之见，尊敬时不增加，欢喜时不减少，侮辱时不增加愤怒。山谷说：好学的人常常担心人我之念，这是最难调伏的】。这种流弊大概从熙宁、丰年间开始【范忠宣公评论王荆公，只因为喜欢相同、厌恶不同，以至于黑白不分。苏东坡说介甫的文章未必不好，弊病在于喜欢让人与自己相同。自从孔子不能让人相同，王氏怎么能用他的学说统一天下。胡衡麓说当时学士大夫意向稍微不同于王氏，排斥就随之而来，必须这样说才能做官，百唱千和，率领天下出于一私户，不也太严重了吗。我私下认为学者也可以以此为鉴。谢上蔡是洛学，在《论语》解释中如临川的各种说法，一句话有善处也不废弃而采纳，难道是有意要救这种弊病吗】。唉！圣人有什么固定的老师呢，三个人同行一定有我的老师，以善为主罢了，所以气象广大【胡衡麓说我们的夫子乐于取众人的长处来行善，博学而没有固定的老师。向老聃问礼，向郯子问官名，向师襄问琴，到宋国得坤干，到杞国得夏时，向南人善巫医之言，向西方录车甲之矜。凡是人的寸长片善，无不资取，那么什么事不知道，什么理不明白，什么道得不到。固然天纵之将圣，又多学而没有固定的老师，所以集大成】。邵康节既向李挺之求学，又游历淮海之滨，涉足济水汶水，到达梁宋，如果有通达的人，一定咨询访问，因为道没有固定的老师【康节说学者的弊病在于好恶先在心中形成，而挟持私智来求道，就会被所好遮蔽而得不到真道。所以求道至于四方万里之远，天地阴阳屈伸消长之变，无不考察，而一定折衷于圣人。以上见先生行状谥议：扬子云说「众言淆乱，则折诸圣；在世则人，去世则书」。如果折衷于一家之说，不能没有偏颇，这是未学之弊。汪圣锡说世上的学者，往往假借圣人之说来扩大自己的造诣，大说「我能通天下之志，我能成天下之务，我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高自标置，欺骗迷惑愚俗。像这样的人，不只是穿墙挖洞的盗贼而已。又或守前人章句训诂的传承，虽然藏在心里，而有时怀疑概括以圣人之道，而有时不合，不敢增加，说「我的老师之说就是这样」。两种说法，固然有差别，对于非自己所自得，则相同。汪公受学于张横浦】。伊川每次见人谈论前辈的短处，就说「你们且取他们的长处」，这都是同一道理【王述有云「人非尧舜，哪能每件事都尽善」。胡衡麓论子贡货殖说「凡是圣门诸子，都不可以一言之差，一行之过，断其终身」。我私下认为后进对于先哲也应当如此】。杨龟山对吕居仁说「学者以孔孟为师，学习而不求孔孟之言，也太末流了【诸儒语录，都是门人杂记一时的言语，可惜没有经过老先生订正，大概其中有早年暮年之说，有告初学成德的言语，而初无伦次，或因事感发有所指的言语，或随人气禀有扶偏的训诫，而间阙本末，或论阴阳变化性命的道理，或辩释老幽明死生的说法，错综其间，初学未有所主，而骤然观看多失去下学的次序，未免成为坐谈的资粮。如果不是明师亲友有以正之，怎么能避免这种弊病呢！从前伊川曾经告诫学者不要编集语录，说「听得转动，或脱亡一两字便大别」又说他的门人尹和靖说「如果不得于我的心所记的，只是彼意罢了」。和靖说「伊川平生用意只在易传，求先生之学者观此足矣」。语录之类出于学者所记所见，有浅深则所记有功拙，大概不能没有失误。龟山祭游定夫文也说「嗟吾先生微言未泯，而学者多失其真」。胡文定公屡次请龟山是正程子语录，终不开下笔，文定公也卒莫敢措一辞。二先生尚且难，之后学想要轻议可以吗？或者取语录以释经的，曾经怀疑以问汪公圣锡。只举和靖语以见答，因此附记于此】

如果总论道的大本，只是中罢了

孔子说：谁能出不由门？为什么没有人走这条路呢？邵康节说：道无声无形，不可得而见，所以假借道路的道而为名。人的行为，一定由道【谢上蔡辩老子先道而后德的说法说：自然不可易的，便叫做道；体在我身上的，便叫做德；有知觉识痛痒的，便叫做仁；运用处

译都应当，便叫做义。大体上只是一件事。又说：道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人遵循它而不能背离。近在父子夫妇之间，视听饮食呼吸之时，果真可以背离人吗？自从两种观点兴起，有的抨击仁义，有的灭绝伦理纲常，然后人们才开始怀疑道是虚无寂寞的。濂溪先生说：天用阳气生成万物，这就是生发仁德。伊川先生说：恻隐之心，是人生命的根本道理。我私下认为，谈论仁德亲切贴切的，没有比这两位先生更好的了。这才领悟先儒有的用爱、用元、用宽、用公恕、用知觉来解释仁，也属于生发的范畴。残害天性，糟蹋天物，就是不仁了。医家把草木果实的核称为仁，因为它含有生命的道理。杨龟山说：《论语》中谈论仁，都是仁的方法。伊川先生说：中就是道。中的含义，是从无过无不及而确立名称的。又说：喜怒哀乐没有发作的时候，叫做中。说的是寂然不动的状态。吕与叔说：情感没有发动时，原本就没有过与不及。又说：后世称颂善于治理天下的人，没有超出尧舜禹的，难道不是秉持中道而运用它，没有不中节吗？无过无不及，百姓有不知晓的，天下有不治理的吗？圣人治理天下，尚且不越出秉持中道，那么修养身心的关键，舍弃这个还能是什么呢？从中道而发出，没有不中节的，无非是顺应性命之理罢了。胡衡麓说：情感不违背理，是性的正道。杨龟山说：尧咨询舜，舜命令禹，三位圣人相互传授，只是秉持中道罢了。有人问：君子时中，莫非是随时变化吗？伊川先生说：是的。中字最难认识，必须默识心通。姑且试着说一个厅堂，那么中央就是中；说一个家，那么厅堂中间就不是中。推究这类情况就可以明白了。况且如初寒时，穿薄皮衣就可以了；盛寒时穿薄皮衣就不行。在盛寒时穿初寒时的皮衣，就不是中。再比如三过家门而不入，在禹稷的时代是中；如果住在陋巷就不是中。住在陋巷，在颜子的时代是中；如果过门不入，就不是中。龟山因此取扇子来称量说：从长短来看，那么那一边是中；从轻重来衡量，那么这一边是中。善于运用中道的人，只是衡量轻重，无过无不及罢了。张敬夫说：论其整体，中只是一个，分开则万千不同；而万千不同之中，各自有中。朱元晦说：中没有固定的形体，随时而在，只有能够权衡的人知道。大概都是推广上述的说法。刘元城说：处理事情必须权衡轻重，务必符合道理，不要使偏重，这就叫做中。吕氏又说：小人看到君子随时中道，随变化而适应，却不知道恰当适宜；而想要放纵其奸诈之心，满足其私欲，有时说言语不必守信，行为不必果断，就说只是义所在罢了。然而实际上不曾知道义在哪里，猖狂妄行，不谨慎遵循先王的治理，用来欺骗迷惑流俗，这是小人的败坏道德，先王必定要诛杀。胡衡麓说：道有常道有变道，常道止于正，变道适于中。变而不正，这就乱了。范太史说：经是道的常道，君子治国平天下，只是返回常道罢了。常道是尧舜之道，仁义就是。伊川说：庸只是常，是定理，天下不变的理，是经。孟子只说反经中正，其间横渠说：学问未到而喜欢谈论变的人，必定知道最终会有祸患。大概变不可轻易议论，如果突然谈论变，就知道其手段已经不正。胡文定公说：君子守其常，圣人尽其变。又说：《春秋》变例，不是圣人不能裁断。苏东坡说：公山、弗扰、佛肸的召请，南子的会见，都是非常道，只有孔子可以，所以说圣达节。谢上蔡论佛肸召孔子想要去说：圣人涉世如善游，不避深渊，让不善潜水的人效仿，难道不危险吗？因此领悟东学与温公的学问，谈论常道而很少涉及变道，其旨意微妙了。子所雅言，是诗书执礼的意思。有人议论温公学问有未到的地方，大概指这类而言。观察其应用，又不然，在仁宗朝极力论述国家匮乏理财为急，认为食货是国家的大政，宰相的职责应当统领；在神宗朝力争富国兴利为非，认为宰相应以道辅佐君主，不当统领制置三司条例。说温公不明时中，可以吗？我私下认为道无往而不是中，一旦有偏倚乖戾，随应万物，就失去其所由了。如四时的过与不及，那么物受灾；气血的过与不及，那么身体生病；所以人事的过与不及，那么祸害产生；政事的过与不及，那么动乱发生。万化万事，没有不是这样，都由于不中节。伊川说：事事物物都有自然的中。朱汉上说：中是自然的理，不是人能为之的。学者又岂只是训释一个“中”字就停止呢？必须运用而能中节，这才可以。温公对韩持国说：“我之所以不喜欢佛老，正是因为他们不得中道。假使有人真能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等到有物突然来感应他，未免出来应和，那么他的喜怒哀乐未必都能中节。”中节者，只是符合理罢了，不是理明义精，没有人欲的私心，怎么能达到这样呢？胡衡麓说：“中之难执也，自尧舜禹儆戒相授，非至精至一，穷极道心不足以得之。而世儒多易其言。”唐杨嗣复所谓“事贵得中”者

译譬如盗跖想要杀十个人，有人劝他说：“何不杀五个人就可以了呢？”把这种做法当作适中，不也很荒谬吗】伊川先生认为杨朱、墨翟原本也是学习仁义的，只是所学稍有偏颇，所以其流弊最终导致无父无君，这难道不值得审慎吗？大体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偏颇而能确立的，没有和谐而能推行的。先父曾说三百八十四爻，其作用不出乎“时中”。刘绚问：“读《春秋》以什么道理为准？”伊川先生说：“大概是中庸吧？”杨龟山说《尚书》五十九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中”罢了。真是至高啊，“中”！它确实是天下的根本，所以把它系于篇末。

译常痛初学者从事于枝末而蒙昧于根本，很少能够有所成就。于是撰写《明本》一书置于座右，用以自我警戒说：根本与枝末原本没有两样，明白了贯通一致的真理，还说什么先后次序呢？然而初学者如果不先了解根本，那么枝末必然混乱。阐明根本，大概是有不得已的原因才撰写的，不敢说成就德行并教化他人，暂且用来自我训诫并留给子孙，如果是志同道合的士人，我也不隐瞒【我的子孙在研读经史之外，如果能够玩味这本书，困顿时用它来修身，显达时用它来从政，或许可以逃避虚妄荒诞的讥讽，以及迂腐儒生的嘲笑。如果把它当作类书来看待，就不是我的本意了】至于先儒接引他人的开端，学者增进德行的门径，治理国家处理政务的要领，处理事务修养自身的法则，乃至王道与霸道的区别，佛教与道教的辨析，各种学问的源头【末流学问的弊端，大致粗略可见。末流学问的弊端，过去胡文定公在论程氏学的奏疏中，如今朱熹在《中庸集解序》中，大概已经简略地论述过了。大体上惊异高远，追求空妙，喜欢相同而厌恶差异，好名而崇尚言谈，重体而轻用，谈论变化而厌恶常规，将学问与政事分为两途，将修身与治国分为二道，这完全不是圣贤教诲人的本意。这种风气逐渐滋长，其弊端将会有说不尽的。我的子孙不要沿袭这种轨辙就可以了。】张横渠说将道学与政术分为两件事，这是自古以来令人担忧的事。胡衡麓说：父子君臣的伦理，礼乐刑政的制度，乃至取予的界限，交际的言辞，加帚于箕的礼仪，奉席如桥的习惯，无不是性与天道。如果说这些不是性与天道，那么人用来践行父子君臣礼乐刑政的，都是智巧伪设，如同泥土稻糠般的痕迹，而性与天道则模糊深远，与人事无关。这难道是五经所记载、孔孟所教导的吗？刘元城对马永卿说：有空闲时可以看《条贯》，不仅可以治理他人，也可以保全自身。我曾经用审慎的态度对衡麓回答说：本朝的典章制度，做官的人如果不了解，就会被吏员欺骗了。即使是条法先儒，也不让人废弃的，大概是穷究事理的一件事罢了。明道事迹记载说：尧舜三代帝王的治理，之所以博厚悠远，上下与天地同流，先生固然已经默然识记。至于兴造礼乐制度文为，下至用兵作战阵法的方法，没有不详细讲习的，都达到了极致。外族的情状，山川道路的险易，边境方戍城寨斥堠控带的要害，没有不彻底了解的。他的行政事务决断，文书簿籍，也都精密详练。我私下认为学者如果能师法于此，或许可以成为通儒了】子注详尽无遗也有不得已的原因【过去赵元考与司马温公讨论著述的体例，应当以正文列举要点，子注详尽说明。又司马温公与范太史讨论《长编》时说：“宁可失之于繁杂，不可失之于简略。”何况这本书想要让初学者明白呢？书中记载的圣贤言行，全都以意义为顺序，原本没有先后的区别。有的意义相同而详略不同，有的意义虽然不相关但义理难以省略的，都详细记载在子注中】

明本释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