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二

译卷第二

《大学》的要旨，在于“致知在格物”这一句话。所谓致知，是格物的工夫；所谓格物，是致知的功效。“在”字，是志向所在，即志向在于取得功效；“致”字，是思虑，“心的职能就是思考，思考就能得到，不思考就得不到”；“格”字，是法度，有经典有准则的意思。前代的儒者不明白，竟然把格物当作致知的工夫，所以把格物理解为穷究事物的道理，却不知道有经典有准则才是格物，因此向事物外部去探求，失之于外，支离破碎，这就不是圣人的学问了。如今的君子，又不能明白这一点，也把格物当作致知的工夫，所以把格物理解为匡正自己的邪心，说格正那些不正的念头使之归于正，又说孔子教导颜回克制私欲，工夫都用在“格”字上，也不知道有经典有准则才是格物，因此向内心去探求，失之于内，空虚放荡，这也不是圣人的学问了。这都是因为他们不把“致知在格物”中的“在”字理解为志向在于格物，而都把“在格物”中的“在”字理解为工夫在于格物，于是误认“致知”的“致”字与下文“知至”的“至”字相同，所以都不把格物看作是功效，而都把格物看作是工夫。《大学》的首要任务，只在于致知，圣功的根本，只在于独知，所以工夫都用在“知”字上，而世俗儒者的说法却不是这样，所以我无暇批评其他，而一定要把格物看作是功效。因为圣人的学问，不做罢了，要做就一定要成功；学了不成功，不如不学。所以说“五谷不成熟，还不如稗草”。如果没有功效，还谈什么学问？所以功效是决不可没有的，工夫是决不可错用的。如果错用工夫而不求功效，这就是所谓的毫厘之差，千里之谬，所以必然堕入支离空虚而没有归宿。我难道是不得已才说这些话吗！

致知是格物的工夫，格物是致知的功效，前代儒者弄错了。即使是陆象山也把格物、致知并列为《大学》的入门处，而没有加以区分。又把《中庸》所说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作为格物的方法，笃行则没有归属，因而置之不谈，从这里可以看出象山的学问，也不够精详；殊不知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这五者，都是求学应当先知道的，都是致知的方法。由此可知，不把致知当作工夫，不把格物当作功效，由来已久了，也不奇怪今天难以弄明白了！大概学问固然不可没有工夫，也不可没有功效，如果不知道有功效，就必然不知道所达到的极致在哪里了。

陆象山把《大学》中“人之其所亲爱而辟”里的五个“辟”字都读作去声，用“譬”字来解释，这是不对的；不如读作入声，当作“僻”字，“僻”就是“偏僻”，在意义上更加明确，从这里可以看出偏僻的危害很大。

陆象山说：“韩愈说，孟子死后道统失传，直到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才得到千年不传的学问，但只是草创而未光明。”我认为，当时禅学在天下盛行，即使是这几位先生，也不免受到禅学的淆乱，至于圣人内心传承的要旨，或许不能没有遗憾，也不仅仅是草创而未光明而已。这些话，我深知会招致诽谤遗忘，但属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道统所在，所以敢说出来，以启发后世有志者的精求。

我年轻时向方石先生请教，先生把黄勉斋教导何北山的话指给我看说：“必须有真实的心地、刻苦的工夫然后才可以。”我因此更加勉励自己保持真实的心地，更加增加刻苦的工夫，于是有所收获。这两句话，实在不可忘记。

我年轻时天资颇好，外祖父简庵公教导我也有方法。到八岁时，外祖父去世，先祖文毅公、先父选部公，都在仕途。母舅为我聘请老师。所聘请的前后一两位老师，都是市井浮薄之徒，所带领的学生，也多市井浮薄的子弟。我当时虽然知道羞愧，但天性中美好的部分，不知不觉也被败坏了，很久才发觉其错误，悔恨发愤，闭门在书室中，以至于整夜不睡，整天不吃饭，罚跪自打，无所不至。又用册子刻下“天理”“人欲”四个字，分两行写。起一个念头出于天理，用红笔点一下；起一个念头出于人欲，用黑笔点一下。到十天统计一次，以红黑点的多少作为工程。又用绳子系在手臂上，又做木牌，写上应当警戒的话，藏在袖中，经常检查以自我警示。这样过了几年，仅仅免得过咎，但也不能没有猎奇之心的萌生。由此更加知道气习改变人的容易，人心克制自己的艰难。又久了思考，圣人的学问，以诚为本，诚的工夫，以不自欺为要，不自欺的实际，都在独知之中致力，即使在席枕之上，也不可忽视。现在不知不觉已白发苍苍，经历几十年还不足以纯德明道，其可惧何如哉！

孟子说舜从田野中被起用，到百里奚从市井中被举用，共六个人都有生知、学知的资质；至于说到他们的成就，都以困知勉行的工夫来说。子思说：“别人一次能做到的，自己一百次去做；别人十次能做到的，自己一千次去做。如果能这样，虽然愚笨也一定明白，虽然柔弱也一定坚强。”然而人难道可以凭借生知、学知的资质而不使用困知勉行的工夫吗？

“舜发于畎亩”者

译舜在历山耕作，是他在怨恨思念父母时的事情；“傅说从筑墙的工匠中被选拔”，是指他作为刑徒在傅险筑墙的事情，岩，就是险峻的意思；“胶鬲从鱼盐贩子中被选拔”，是指他贫穷困苦从事捕鱼煎盐的事情；“管夷吾从狱官手中被选拔”，是指公子纠被杀、他被囚禁在狱官手中的事情；“孙叔敖从海边被选拔”，孙叔敖是楚国人，楚国没有海，这是他被流放到海滨的事情；“百里奚从市场中被选拔”，是指他被用五张黑羊皮在楚国出卖的事情。这些都是上天有意让这几个人经历这些，以此来成就他们。“使他的内心痛苦”，事物的痛苦，必定要说像茶和蓼那样苦涩，内心意志所遭受的，即使茶和蓼也不足以比喻，这是痛苦的极致；“使他的筋骨劳累”，劳役疲倦，直到筋骨，这是劳累的极致；“使他经受饥饿”，饥饿直到身体皮肤消瘦，这是饥饿的极致；“使他资财缺乏”，贫困匮乏直到赤身裸体，这是匮乏的极致；“使他所做的事情颠倒错乱”，凡是想要做什么，必定遭遇颠沛流离、违背常理，半步都难以行走；然后“能够震动他的心志，坚韧他的性格，增加他所不具备的能力”，是说一定要达到这种境地才能震动他的心，坚忍他的性格，增加培养他所不能的，这些都是实际的事情。佛教所说的：“不是能忍而忍，虽然能行而行”，也是这个意思。“人常常犯错然后才能改正”，大凡人如果不是修养笃实，就不能常常知道自己有过错，知道常常有过错，那么羞愧耻辱积累而悔悟深刻，惩戒严厉而改正就必然了；“内心困扰”，他的心无可奈何而昏沉烦闷；“思虑阻塞”，想要做不能，想要停止也不能，而横亘在思虑中；“作”，振作，“而后作”，然后才能振作；“表现在脸色上”，看到别人愤怒表现在脸色上；“流露在声音中”，看到别人讥讽责骂流露在声音中；“喻”，深深知晓，“而后喻”，一定要达到这种境地才能深深知晓。这样说不够，又用拥有国家的事情来比喻：说人拥有国家，如果内部没有守法度的臣子，直言劝谏的士人；外部没有敌国的攻击，外来的祸患，他的国家必定多安逸，恣意享乐怠慢傲慢，必定导致灭亡罢了。“生于忧患”，因为忧患而知道思考、知道谨慎、知道节制、知道畏惧、知道严谨、知道保全、知道修养，所以能够生存；“死于安乐”，因为安乐而不知道思考、不知道谨慎、不知道节制、不知道畏惧、不知道严谨、不知道保全、不知道修养，而至于死亡。这些都是人世所必然有的，人生所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是亲身深入经历就不能知道。又如果不是孟子意志坚定刻苦，亲身经历艰难，备尝世态炎凉，怎么能知道圣贤的事情说得如此真切呢！现在的学者稍微遇到利害，略微涉及险阻，就想躲避，不敢承担，怎么可以谈论学习而说成为圣人呢？哪里知道舜与傅说、胶鬲、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这六位圣贤都是由此而成功的呢！孟子之所以虽然生在衰败的时代，不等待文王而能振兴，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学者不可以不知道。

译孔子说：“《易经》的兴起，大概是在中古时期吧？创作《易经》的人大概是有忧患意识吧？”又说：“《易经》的兴起，大概正值殷朝的末世、周朝盛德之时吧？正值周文王与商纣王的事情发生之时吧？因此它的言辞危惧，危惧能使平安，平易能使倾覆。”孟子说：“人之所以有德行、智慧、术数和知识，常常存在于谶纬和疾病之中，只有孤臣孽子，他们操心危惧，考虑祸患深远，所以通达。”孔孟的话都是这样，由此可知做学问的道理，一定在于兢兢业业。现在做学问的人，不思考圣贤的兢兢业业，怎么能变化气质，成就德行呢！

“战战兢兢，好像临近深渊，好像踩在薄冰上。”这是曾子一生慎独、达到知止的功夫如此啊。

“沉默而牢记，学习而不满足，教导别人而不疲倦，这些对我有什么难的呢！”这是孔子自我检查他的学问，只有这三点最难，所以发出这样的话。大凡人的学问，有了必然想要显露，所以以能沉默为难；既然沉默就容易忘记，所以以能牢记为难；处于平常而能不满足，经历长久而能不疲倦，都是人难以做到的，孔子自我检查而知道其难，所以说，“这些对我有什么难的呢！”这都是“仰望大道却未见其全貌”的心态啊。

每次读《论语》，就想到孔子的容貌气象，朴实谨慎，谦虚温厚，完全没有丝毫声色圭角外露，所以他的德行广大如同天地，无不覆盖承载包容。文王小心翼翼，昭示侍奉上帝，他的气象容貌，也不过如此罢了。

“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有过错时，人人都看得见；改正时，人人都仰慕。”子贡的话可以说了解孔子了。他所说的君子，指的是孔子。孔子的心，如同青天里的日月，如果有过错，没有小的掩饰，也就像日月在上面发生食象，所以人人都能看见；等到改正过错，没有小的迁就，所以人人都能仰慕。这话最得圣人的心意，现在有志于自我修养的人，能不知道圣人的心意吗？至于有的人有了过错，一定要掩饰文饰；或者想改正过错，一定要隐忍迁就，这怎么可以呢？学习而不知道改正过错，就不配谈论学习了，所以说，圣贤不难于没有过错，难在于改正过错，有过错而能改正，就等同于没有过错了，所以大禹拜谢善言，仲由喜欢听人指出过错，也是这个意思。

大凡人遇到忧患，不思考如何处治忧患，而思考没有忧患；遇到横逆，不思考如何处治横逆，而思考没有横逆；遇到劳事，不思考如何处治劳事，而思考没有劳事；遇到繁扰，不思考如何处治繁扰，而思考没有繁扰；遇到贫乏，不思考如何处治贫乏，而思考没有贫乏；遇到疾病，不思考如何处治疾病，而思考没有疾病；遇到辛苦，不思考如何处治辛苦，而思考没有辛苦；遇到难言，不思考如何处治难言，而思考没有难言；遇到难行，不思考如何处治难行，而思考没有难行；遇到恶人，不思考如何处治恶人，而思考没有恶人；遇到奸欺，不思考如何处治奸欺，而思考没有奸欺；遇到机巧，不思考如何处治机巧，而思考没有机巧：所以义理不精纯，光阴虚度，而学问最终没有成就。

现在有个鄙夫，巧取名位，富有却不仁，时间久了就暴露，无法掩盖，于是凭借他的财力诈术，结党营私，依靠这个来使人信服；有人称赞他计谋好，来告诉我，我说：人的事情，只是做善事罢了，做善事尚且不能使人信服，何况做恶事而想用诈术使人信服呢？我没见过他的计谋好。想要别人不敢欺骗，不如让别人不忍心欺骗；想要别人不敢侮辱，不如让别人不忍心侮辱；用明智使人畏惧，不如用德仁感动人；做恶事而想用诈术使人信服，只看到他的迷惑罢了。

衰败时代的人情，是非、毁誉都不足以凭信，君子只有先自我坚守，勉力做善事，力求穷尽道理罢了。郑国的叔段多行不义，国人却喜爱并称赞他；齐国的匡章力求尽性，国人却说他是不孝。大概衰俗的人，多失去他们的本心，他们所崇尚的是诡谲欺巧以为能干，矫激佞说以为贤能，哪里知道君子的本心与人的贤能与否？只是放纵他们好恶的私心作为是非毁誉，所以不足以凭信。君子只有自我坚守自我修养的志向不可不坚定，稍微不坚定，就产生怀疑贰心而内心混乱了，混乱或许不能没有，只有更加精纯道理就安定了，这些都是用功最紧要的事情。

樊迟问仁，孔子说：“日常起居恭敬，处理事情严肃，与人交往忠诚，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不可抛弃。”现在所说的学问，却与此不同。日常起居则以清虚亢傲为高尚，而所谓的恭敬没有了；处理事情则以轻慢不屑为豪杰，而所谓的严肃没有了；与人交往则以反复无常为才智，而所谓的忠诚没有了。这三句话，孔子说：“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不可抛弃。”现在即使在君臣之间，父兄之前，妻子之上，朋友、亲戚乡里之间，都不知道所谓的恭敬、所谓的严肃、所谓的忠诚是什么事，还认为圣人的学问本来就是这样，它的弊端岂能说得完呢！

做学问没有比自我坚守更先的了，然而这件事很难；至于有了坚守，或许失去中道，而饥寒切身，又关系到父母妻子，于是情感不能忍受，或者有所获取，或者有所求取，义利之间，分毫不辨，那么辱身招致罪过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谚语所谓“要一钱，

译“不值一钱”，那该怎么办才好呢？况且这个道理不明朗已经很久了，往往看到前辈们不是追求利就是追求名，追求利固然不可效法，追求名又岂可效法？我看到凡是追求名声的人，即使是祖辈留下的田园、做官时常有的俸禄，也大多轻视，散尽而不积蓄，把有用的东西，放在无用的地方，把合乎道义的利，肆意花费在无益的地方，说某人贫穷得没有立锥之地，说某人死后没有东西入殓，务必做出好名声的举动，时间久了，往往不能自给自足的人就多了，等到他们的子孙和后来的学者，没有赖以维持生计的东西，反而无所不为，这都是追求名声的过错，绝对不是圣人中庸之道。君子做学问，难道不治理生计吗？难道没有所取吗？都是看那本分应当做的，道义应当得的，力量应当勤勉的，用度应当节俭的，尽心去做罢了，这就是孔子门下之所以有“游艺”的训诫，《大学》之所以有生产众多消费少、做工迅速用度舒缓的道理的原因。由此知道充盈缩减、节约的方法，应当留有余地，以等待公私紧急的需要，那么财物就可以充足，虽然不至于丰裕，也可以避免日后饥寒的祸患、向人滥取过失。这样，就可以终身坚守，子孙和后来的学者都有所依赖而有恒心。至于开始喜欢名声，最终丧失品行，我不取法。

译饥寒对于人来说是最难忍受的，至于父母妻儿，更是人们难以忍受的，一两天尚且无法承受，何况长久呢？由此说来，利不可轻视。然而其中还有义存在。现在没时间讨论其他，姑且从最切近的说起：比如父母对于子女，子女对于父母；丈夫对于妻子，妻子对于丈夫；可以说是一体而没有间隙了。然而在获取与给予的关头，义稍微不明，那么父母必定不喜欢他们的子女，子女也不喜欢他们的父母；丈夫必定不喜欢他的妻子，妻子也不喜欢她的丈夫。由此说来，义难道可以轻视吗？这两者都不可轻视，怎么能可以呢？君子在处理这些地方，必定有方法。这都是学问不可不研究的。

陆九渊说：“我家种地，每次用长大的锄头，两次锄到二尺左右深，一尺半左右外，才容得下一株秧苗。久旱时，田地土层深，唯独不旱。用其他禾穗来数，每穗谷子多不过八九十粒，少的三五十粒罢了，用这种禾穗来数，每穗少的还有一百二十粒，多的达到二百多粒。每一亩的收成，比其他地方一亩不止几倍。大概深耕易耨的方法就是这样。”这与《汉书》中赵过论述代田法也相合，这是孔门论述游艺之道如此，学者不可不知道。樊迟因为不知道夫子“游”字的含义，想要舍弃道德仁义而专心致力于农圃，所以说是小人。我因为家用不足，思考后才明白其中的道理，于是推广并试验于种植畜牧，颇有成效。

人使用钱财，固然不可奢侈浪费，也不可悭吝鄙啬；人生财，固然不可孜孜求利，也不可矫激沽名；都不是君子的正道。君子的正道，辞让接受、获取给予看其是否合乎义，治生、劳作看其是否合乎道，这样就能坚守终身，教化可以推行于世，这就是圣人之道没有弊端的原因；反之，弊端就说不尽了。

学者问处世之难。我因此引用周敦颐的话说：“诚则无事矣，至易而行难；果而确定，无难焉”来回答他。学者有疑惑，我因此举平生居乡立朝所经验的事告诉他：诚无造作叫做无事，实理自然叫做至易，伪害诚叫做行难，决行固守则无不能诚叫做果确无难，然而必须久而后易，所以君子之道，黯然而日章。现在世道日益衰败，人多好名嗜利，失去本心，无所不至，我将怎么办呢！也只有果确自修、以尽其在己，不怨天不尤人、以听其自然，这样久了，人情也将自然安定，也自然相信，他们的智巧也将自然无处施展，至此，才知道诚的好处，伪的无益。所以说：“仁者、先难而后获”，这是我平生所尝试的，试思之可知矣。

学者气质难变，都系于风声气习。我朝立国以来，不知道从哪里变成了好名尚气节的习气，如当时前辈及吾乡前辈有致力于此的，他们居官居乡，虽然在人伦至亲，上下交际，做得太过分，说起来令人骇然，至今历历在人耳目，不可胜数。他们的风声流传，所以直到后进之士与吾乡党之士，常常以好胜急功利之心，文饰以立名，崇尚气节的行为，来行其私，即使告诉他们道德，终身不悟。气质最为难变，为什么呢？大概立名、尚气节的人，只知道名节为大，而不知道圣人在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亲戚故旧、上下交际，处理都有其道，所以古时候忠臣离开国家，不携带其名；大夫出使境外，必定派人先导，使他可以任职；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休妻不显其恶，使她可以改嫁；绝交不出恶声，使他可以交往；小愤不废懿亲，故旧无大过不遗弃；上下交际，都有忠厚之道。后世不知道有道，只想立己之名，成己气节，一切反过来而不顾，忍心残薄，却自以为贤、为得计，其弊端遂至不可救，所以古人以名节为道德之薄，为学者之警戒，论人者、却以为圣贤事业在此，或取之为理学名臣，不知道其流愈趋愈下。所以现在的做官的人，争相以殊诡标名，惟恐其不异；以刻虐称才，惟恐其不极；以颠倒乱真，惟恐其不奇；以坚忍毁成，惟恐其不特；究其心都阴怀巨利，阳示不欲，内存刻薄，外表仁义。论世者还认为天下事非此才力不能为，非此风声不能振兴，难道不是世道的害，国家生民的祸吗！陈仲子的廉，孟子之所以驳斥他，正因其充类至义之不可，何况其弊端至此，还认为贤、为可法，不知道作为警戒，可以吗？这种风声习气，自一方至四方，专以好胜急功利为事，即使告诉他们道德，都以虚明势利视之，终究不能改变其气质，大概是因为不知道圣贤所务，在道德而不在立名尚气节。如果立志道德，道德既成，未有无名无气节者，所以名为大德之名，气为浩然之气，节为甘节的节。

前辈都以立名、尚气节为事，

译我的祖父文毅公，自从做秀才的时候，就谦逊地以圣人为老师，知道圣人的学问不在于言语、章句之间，而是深入钻研并亲身践行，在圣人极度的谦卑、极度的安定、极度的专一、极度的真诚方面有所心得，所以表现在日常言语、日常行为上，必定诚信、必定谨慎，从家庭内部到宗族乡里，从乡里到朝廷天下，没有不竭尽道义的地方。向下，即使是儿童、奴仆这样微小的人，也没有一句随意的话，没有一件欺骗的事，无不是准则所在。所以表现在做官上，比如在选官部门任职，前后十八年，开门接待客人，寻求天下的贤才，不因为嫌疑而自我回避，而人们没有丝毫可以指责的地方。方石先生曾经说：“每当看到他高兴，就知道君子得以进用；每当看到他忧愁，就知道小人不能退去。”他秉持正道而行，始终不变，而人们没有可怨恨的，行事只是竭尽心意，而没有借恩惠沽名钓誉、卖弄正直。用人以自身为准则，看到别人的优点就像自己拥有一样，即使是极小的官职、卑微的职位，无不以自己的身心去体察他们的内心，而使他们得到道德的教化。有的人知道后前来道谢，他就说：“这是朝廷的公道，与我无关。”如果事情有不可行的，就坚持己见，甚至堂上的长官推案发怒，他还拱手站立不离开；怒气消解后，又进言，像这样反复多次，而脸色更加温和、言语更加谦逊、坚持更加坚定。堂上的长官最终听从了他。等到事情办完，又不让人知道，只说：“这是堂上长官的公道。”如果同僚中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一定委婉地开导他，一定让他听从后才罢休。田主事，在屯田司时号称是浑浊的部门，我的祖父到任后名声更加显扬；却被同僚忌恨，被邪恶的官吏诬陷，而德行更加彰显。等到担任选部郎中，投机钻营的人厌恶他阻碍自己，暗中指使东厂的官校，多次侦察他，没有丝毫过失，反而更加被看重和称赞。真可以说是“磨而不薄，染而不黑”的人了。正因为他的自立如此，所以能为天下选拔人才，为天下改变士人的风气，不需要大臣立法而小臣都廉洁了。所以从宪宗皇帝积蓄人才，到孝宗皇帝时得到的人才最为兴盛，即使到了武宗皇帝刘瑾变乱的时候，大臣还知道遵守国家的典章制度，不敢完全废除，等到刘瑾被杀，天下最终依赖这些得以安定，有见识的人都归功于我的祖父。由此看来，就知道追求圣人的学问有益到这种地步。看待那些专门追求名声、崇尚气节的人又是怎样的呢？有志于学问的人，都可以由此反省了。

译古代的君子，约束自身唯恐不够，对待别人不要求完美无缺。现在的人全都反其道而行之，对待别人多求其完美无缺，约束自身多自我宽恕。这就是古今之人之所以不能相提并论的原因。

（原文缺字部分无法准确翻译，略去）《大学》又说：“喜爱一个人而知道他的缺点，厌恶一个人而知道他的优点”，这是运用其全面性，所以能够从中扩充以达到全面。扩充的含义，就是这样罢了，并不是说恻隐之心作为仁的萌芽不足以穷尽仁，羞恶之心作为义的萌芽不足以穷尽义，辞让之心作为礼的萌芽不足以穷尽礼，是非之心作为智的萌芽不足以穷尽智，必须从这些萌芽处加以扩充，然后才能穷尽仁、义、礼、智。因为以此为学问，所以后世的心术都偏颇，治理天下没有根本，百姓因此长久不能蒙受至善政治的恩泽。

卷第三

孟子论说圣人的共同之处，说“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即使能得到天下也不去做”；孔子说：“我对于别人，谁诋毁谁赞誉？如果要赞誉，那一定是经过考验的”；不仅是做不义的事、杀无罪的人，即使是诋毁与赞誉也不可苟且，这都是圣人的心迹。

凡事说鬼神都知道，这个意思最好。鬼神的德行，没有幽暗之处不明了，没有细微之处不察觉，人心刚刚萌动，鬼神立即知道，人可以欺骗，鬼神则不可欺骗。知道鬼神极其明察而不可欺骗，这都是为学修身所借助的力量。所以子路请求祈祷，孔子不说不可祈祷，也不说不必祈祷，只说“我祈祷已经很久了”，由此可知孔子平日所做的事，没有不可向鬼神坦白的。所以《易经》说：“鬼神与吉凶相合”，《中庸》说：“向鬼神质询而没有疑虑”。我曾验证于平生，凡是有举心动念，鬼神都降临在旁，不等到言语行为显现，鬼神就已经知道了。鬼神的德行，令人敬畏到如此地步，人难道可以不知道而欺骗它吗！

小学的教化，开始于洒水扫地、应答进退的礼节，完成于爱戴亲人、尊敬长辈、尊崇师长、亲近朋友的道理，所谓培养其良知、良能，以奠定大学的基础，这是为学的首要任务。现在学问没有传承，从幼童到成童，所急切追求的，只是功利罢了。所以人才一天天衰退，世道一天天败坏，不可胜言。我小时候，看见乡里的前辈教导儿童，还以《孝经》、《小学》进行讲解，以此作为先行的内容，所以当时的人才风俗不至于大坏；近年见识到大坏，都是因为师道无人，《孝经》、《小学》不仅不知道讲解，而且都不阅读。科举学业虽然是功利的习气，但是圣人的学问在这里未必不可求得，只看立志如何罢了。况且当时的制度要求人通晓经书，经书中存有圣人的心意，在这里探求圣人的心意，以求得圣人的大道，不仅仅是为了口耳之学和文章辞藻而已。现在都不知道探求，而只从事口耳之学和文章辞藻，这就是科举学业成为弊病的原因，做学问的人难道可以不知道所从事的是什么吗！

陆象山说：“《孝经》十八章，是孔子在实践实地上说出来的，不是空话。”我曾阅读它，确实啊，陆象山懂得学问和大道，人如果不实践，哪里知道《孝经》切近自身而作为圣人学问的目标呢！《孝经》一书真不在《大学》、《中�》之下。

“中庸”二字，“中”字，是尧所说的“真诚地执守其中”。“庸”字，是孔子所添加的。孔子在“中”字之下添加一个“庸”字，千古的大道，都在于此；圣人学问的明达，没有超过这个的。只是人终日终身在这个“庸”之中而不知道它是“庸”，这就是君子之道所以难以实行的原因。所以说：“中庸大概是最高境界了！民众很少能长久实行了。”

有人问周敦颐说“无极”，说“无欲”。程颐说“无心”、“无情”，与《易经·系辞》所说的：“无思无虑，寂静不动，感应而通达天下事理”，孔子所说的：“随心所欲，不越出规矩”，又所说的：“天说什么呢？四季运行”，意义相互默契。我说：周敦颐、程颐说“无”，他们的“无”字实际上本源于禅宗，怎么能掩盖呢！《系辞》所说的“无思无虑，寂静不动”，大概是阐发文王《彖辞》：“艮于背部，看不见自身；行走于庭院，看不见他人，没有灾祸”的宗旨。即《彖传》所说的“艮，止也。”这是说它的本体，说它静止不动如此，不是说没有。“感应而通达天下事理”，即《彖传》所说的“该停止时就停止，该行动时就行动，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的宗旨。这是说它的作用，说它变动通达如此，不是说没有。凡是感应就有思虑，通达就有作为。为什么这么说呢？思虑是心的职能，儒家是经世致用的学问，感应必有思虑，通达必有作为，“故”者，是事理因缘、旧有的轨迹。没有通达天下事理因缘，契合天下旧有轨迹，可以无思无虑而无作为的。但是考察自古以来的圣人，凡是涉及天下事理，曾有什么事是无思而成、无为而止的呢！如果是禅宗，感应而没有感应，所以无思；通达而没有通达，所以无为。如果是儒家，还说“无思无为”，这就是王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