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六
卷第六
天赋人此理谓之命，人受天此理谓之性，性即理也。其所以分，理是泛言事物之理，性是专言在我之性；虚的是心，实的是性。
程子曰：“去不仁则仁存”，此言最切。又曰：“仁载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谓义，履此之谓礼，知此之谓智，诚此之谓信。”
又曰：“仁者在己，何忧之有？凡不在己，逐物在外皆忧也，‘乐天知命故不忧’，此之谓也。若颜子箪瓢，在他人则忧，而颜子独乐者，仁而已。”
慢易之态，戏虐之言，利欲私邪之心所由生也。
敬者，天命之所以流行也，衽席之上，一有不敬，则天命为之窒也。
伊川先生疾格，门人有进曰：“先生平日所学，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视曰：“才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寝门而先生没。此乃伊川晚年进处。盖人之所以为学，皆分内当自尽者，非是欲如此用，方去如此学，才有一毫欲用之意，便根本不是，便为外驰，便非圣人为己之传，后世出处不明，皆由于此。且圣贤用处，惟尽其在我，皆是物来顺应，如治国、平天下，如居一官、尽一职，皆尽其心之所知，无所不用其极耳，故自然定当，自无纤介凝滞，而功业先被于天下后世矣。
用心有二等：纯从天理用心，愈用则精神愈完而心愈明；若略向人欲上用心，用之则精神日耗而心日昏，故众人之聪明每不及于前时，而圣贤之知识常与日皆新。然今日学者不可以用心，不可以不用心，毫厘之间能有以辨之，则圣人之学在是矣。
朱子曰：“虽有过人天资，也下迟钝工夫始得。”此言最切，无天资者既不足以窥其大，有天资者又不能自力以致其精，此圣人之学所以难也。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丘〗者焉，不如某〖丘〗之好学也。”又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矣。”又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岂亦迟钝之意乎？岂为谦己诲人而哉？夫天资莫过于夫子，其言自尚如此，尽之恃天资而不用力者果何为哉？
学者于凡日月事为之间，勉勉其志，必有以见其当然之理而不容已处，方为有益。若有一毫可以学、可以不学，可以为、可以不为之心间之，则虽终日端坐，终岁诵习，皆为无益矣。
心存无适者，敬也。常存而无失者，致知穷理之要也。故敬者、明诚之本也，明而诚，圣人之学在我矣。
学者能以圣人之志深自体究，以验在我之志何如，忽焉不知，其心常若有所持循，不能一刻放下，方为善学。
观天地之物虽无穷，究天地之理则可知。由可知者而观之，则天地之物尽矣。
观日月之盈虚，则可以知阴阳之消长；观阴阳之消长，则可以知天地之终始。
程伯子曰：“忠信为基本，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此乃乾道，由此可以至圣人。
延平先生曰：“但长存此心，勿谓他事所胜，即欲虑非僻之念，自不作矣。”亦“允执厥中”之意欤！
程子曰：“性静者可以为学”，静是寡欲。
气之轻而清者为天，轻清上浮，此天之所以为高也；气之重而浊者为地，重浊下坠，此地之所以深也。天包于地，是轻清者外运而动健也；地藏于天，是重浊者中凝而静顺也。动静者，天地之气质也。健顺者，天地之性情也。
天地者，阴阳二气之凝合也。合而言之，则天地同一阴阳；分而言之，则天地各具一阴阳。若以其性而言之，则天者纯阳，故至健而动；地者纯阴，故至顺而静，非曰天之体即阳也、地之体即阴也。
草木孕育于冬，发生于春，盛长于夏，萎落于秋，此一气之消长也，于此知天地之运化。
鬼神者，阴阳二气之主宰，而即其发见之象、变动之几是也。故程子曰“造化之迹”，张子曰“二气之良能”。然分而言之，则神为阳而鬼为阴；合而言之，则阴阳之长而伸者为神
译卷第六
上天赋予人的道理叫做命，人承受上天的道理叫做性，性就是理。之所以有所区分，是因为理是泛泛而言事物的道理，性是专门而言我自身的本性；虚的是心，实的是性。
程子说：“去除了不仁，仁就存留了”，这话最为切中要害。又说：“仁包含这四件事，践行它而使之适宜叫做义，履行它叫做礼，认知它叫做智，真诚它叫做信。”
又说：“仁者在于自身，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凡是不能由自身决定的，追逐外物都在忧虑之中，‘乐天知命所以不忧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像颜回那样箪食瓢饮，在其他人那里就会忧虑，而颜回独自快乐的，只是因为他有仁罢了。”
怠慢轻率的姿态，戏弄刻薄的言语，是利欲私邪之心产生的根源。
敬，是天命得以流行的原因，在床席之间，一旦有不敬，那么天命就会因此阻塞。
伊川先生病重，门人进言说：“先生平日所学的，正是今日要用的。”先生勉强支撑病体微微睁眼说：“才说道要用，便不是了。”那人还没走出寝门，先生就去世了。这是伊川晚年学问的进境。大概人之所以为学，都是本分内应当自己尽力做到的，并不是想要这样用，才去这样学，才有一丝想要用的意思，便根本不对，便向外驰求，便不再是圣人为己之学的传承，后世出处不明，都由于此。况且圣贤的用处，只是尽到我自身所能做的，都是事物来了就顺应它，比如治国、平天下，比如担任一个官职、尽一份职责，都是竭尽心力所知，没有不做到极致的，所以自然恰当，自然没有丝毫凝滞，而功业早已惠及天下后世了。
用心有两等：纯从天理用心，越用则精神越完备而心越清明；如果稍微向人欲上用心，用了则精神日渐耗损而心日渐昏昧，所以众人的聪明每每不如从前，而圣贤的知识常与日俱新。然而今日学者不可以用心，也不可以不用心，毫厘之间能够辨别，那么圣人之学就在这里了。
朱子说：“即使有过人的天资，也要下迟钝的工夫才行。”这话最为切中要害，没有天资的人既不足以窥见其大体，有天资的人又不能自力以求其精微，这就是圣人之学之所以难的原因。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的人，而是喜好古代文化、勤勉以求的人。”又说：“十户人家的小邑，一定有像我这样忠信的人，只是不如我这样好学罢了。”又说：“至于圣与仁，我怎么敢当，只是做而不厌，教诲别人而不倦，可以说这样罢了。”又说：“品德不修养，学问不讲习，听到义不能趋从，不善不能改正，这是我的忧虑。”这难道也是迟钝的意思吗？难道是为了谦抑自己、教诲别人而说的吗？天资没有超过孔子的，他的话尚且如此，完全依赖天资而不用力的人究竟要做什么呢？
学者在凡日月日常事务之间，勤勉其志，必定有所见到那当然之理而不容停止的地方，才为有益。如果有一丝可以学、可以不学，可以为、可以不为的心思夹杂其中，那么即使终日端坐，终年诵习，都无益了。
心存在而不偏倚的，是敬。常存而不丧失的，是致知穷理的关键。所以敬是明诚的根本，明而诚，圣人之学就在我们身上了。
学者能够以圣人的志向深入自我体察，来检验我自身的志向如何，忽然不知，其心常若有所持守遵循，不能一刻放下，才为善学。
观察天地万物虽然无穷，探究天地之理则可知。由可知者去观察，那么天地万物就穷尽了。
观察日月的盈虚，就可以知道阴阳的消长；观察阴阳的消长，就可以知道天地的终始。
程伯子说：“忠信是根本，所以进德；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这是乾道，由此可以到达圣人境界。
延平先生说：“只要长存此心，不要认为其他事情能胜过它，那么欲虑非僻的念头，自然就不产生了。”这也是“允执厥中”的意思吧！
程子说：“性静者可以为学”，静就是寡欲。
气之轻而清的是天，轻清上浮，这是天之所以高的原因；气之重而浊的是地，重浊下坠，这是地之所以深的原因。天包裹着地，是轻清者在外运行而动健；地藏于天，是重浊者在中凝聚而静顺。动静，是天地的气质；健顺，是天地的性情。
天地，是阴阳二气的凝合。合起来说，那么天地同一阴阳；分开来说，那么天地各具一阴阳。如果以其性来说，那么天是纯阳，所以至健而动；地是纯阴，所以至顺而静，并不是说天的本体就是阳、地的本体就是阴。
草木在冬天孕育，在春天发生，在夏天盛长，在秋天萎落，这是一气的消长，由此可知天地的运化。
鬼神，是阴阳二气的主宰，也就是其发见之象、变动之几。所以程子说“造化之迹”，张子说“二气之良能”。然而分开来说，那么神为阳而鬼为阴；合起来说，那么阴阳之长而伸者为神
，消而屈者为鬼，长而伸故神显，消而屈故鬼幽；又合而言之，则神之伸而未见者为幽，伸而可见者为显，鬼之屈而犹可见者为显，屈而不可见者为幽。
译消散而弯曲的称为鬼，生长而伸展所以神显现，消散而弯曲所以鬼幽隐；又综合来说，神的伸展而尚未显现的称为幽，伸展而可以看见的称为显，鬼的弯曲而尚且可以看见的称为显，弯曲而不可以看见的称为幽。
以其形体而言之，谓之天；以其主宰而言之，谓之帝。形体者、物也，主宰者、鬼神也。
祖考既死，魂升魄降，则精神已散而不在。祭祀之际，全以我之思慕诚敬之心，感其既散之精神而聚之。盖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也，我之精神既聚，则祖考之精神不外矣。祭祀而不诚敬，与不祭何异？
立法严于朝廷，行法恕于有司，此至治之道也。夫严而不遗，则为恶者必有以自禁；恕而有容，则改过者又得已自新，唐虞三代之法，盖如此也。
凡为学才有纤毫未明、未安处，即当阙其疑殆，益加笃志反躬，思索弊病之源，然后所知益明而所行必固。如不阙疑殆而苟焉迁就，则旧学皆废，所见反为之病，故孔子以阙疑殆教子张，其示学者至切矣。
凡读经书只平本心读之，不须强为意见揣度；如有不通，亦不须强用搜索引证，可阙则阙之，只笃志切己，虚心涵泳，自然得益，则无往而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励之功。若才有意记忆，待讲说、资词翰之用，则心便生碍，便不得天理精熟，转头忘记，与俗学何异？此年来用工之方觉者。
人事稍退，偶与二家兄考论过失，默坐夜分，思近者不幸横罹多故，既乏朋友之助，且风俗不古，本心真体，日就昏扰，旧病私习，隐隐滋蔓，皆不自觉，谋画无度，处事愆义，以来疑谤，岂皆外致也哉？断自今夕，痛惩刮磨，用功立志，宜自刻骨。
处事少宽裕气象，只是私心，太以事为重。
“情不可过，会不可数，抑情以止慢，疏会以增敬，终身守此，然后故旧可保。”此白沙先生之言，因一门人不敬而发也。然道非要人敬者，但不敬则不以为重，不重则不信，不信则无传，先生之意也。寒乡俗弊，人心偷薄，自修非易，独立犹难，可不知所自贵自慎也哉？！
近来用功，虽有是处，只是不曾着实理会，优游放过，所以颓惰昏塞，皆此故也。象山先生云：“善学者，如关津，不可胡乱放人过。”此言最好，便西方之学，只是不容易放过。
利、害、毁、誉、称、讥、苦、乐八者，古人谓之八风，非自能动摇人，所以能动摇者，只缘自己先有此等私心，潜藏在内，偶其一触便动，究竟只是有我一心，不曾只是理会洗涤，去教洁净也。
君子从天理，而日进乎高明，故上达；小人殉利欲，而日流于污下，故下达。君子小人，殆毫厘间耳，可不谨哉！
凡事只在毫厘之间，便有天地悬绝。
凡事不知不觉，皆是论成败意思多。
黄楚望论明《易》以明象为先，此意最是。其言曰：“一卦有一卦之象，一爻有一爻之象，或近取诸身，或远取诸物，或以六爻相推，或以阴阳消长。”盖象非别自一物，即理之形见而可象者，故谓之也。
《同人》取六二、九五得中响应之义，为同人之至，故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至六二爻辞，则曰“同人于宗，吝”；九五爻辞，则曰“同人先号啕而后笑，大师克相遇。”以一卦之辞而先后忽异，何也？盖全卦之理，以无心而理自同者，故为天下之至同。二爻之用，以有心而欲同者，岂能合理？故遂不得与天下大同之义。圣人作《易》教人之意于此切矣，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是故隐微之中，幽独之际，学《易》者可不知畏哉！
君子立身，必以圣人自待，三代以下人品恶足为志？眼前流俗声利之习，可一毫容心哉！未有立志不高而能成身者。
志气最易汩没，略放下即颓坠不振，孔子平生只笃志而已。“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当时弟子孰能及此？惟颜子“语之不惰”，庶几似之，不幸短命而死，此圣学所以无传也。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丘〗者焉，不如某〖丘〗之好学也。”盖不如者，不如圣人之笃志也。
为学只在励志，常励志则不息而久，久而不息，所以诚身。
近日朋友颇觉有竞心，此意最不好。
译从形体方面来说，称之为天；从主宰方面来说，称之为帝。形体是物质，主宰是鬼神。
祖先已经去世，魂气上升，魄气下降，那么精神已经消散而不存在了。祭祀的时候，完全凭借我思念仰慕、真诚恭敬的心，去感化那已经消散的精神而使之聚合。大概我的精神就是祖先的精神，我的精神既然聚合，那么祖先的精神也就不会外散了。祭祀如果不真诚恭敬，与不祭祀有什么区别呢？
在朝廷制定法律要严厉，在官府执行法律要宽恕，这是达到大治的方法。严厉而不遗漏，那么作恶的人必然有办法自我禁止；宽恕而有包容，那么改过的人又能得以自我更新，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法律，大概就是这样。
凡是做学问，只要有丝毫没有明白、没有安心的地方，就应当保留那些疑惑和危险之处，更加坚定志向反省自身，思索弊病的根源，然后所知道的更加明白，所实行的必然稳固。如果不保留疑惑而苟且迁就，那么旧有的学问都会废弃，所看到的反而成为弊病，所以孔子用保留疑惑来教导子张，他对学者的开示非常恳切。
凡是读经书，只平心静气地读，不需要强行发表意见去揣测；如果有不通的地方，也不需要强行搜索引证，可以保留的就保留，只坚定志向切己体察，虚心沉浸玩味，自然会得到益处，那么没有一处不是浸润培养、鞭策磨砺的功效。如果刚有记忆的意思，等待讲说、作为辞藻文章的素材，那么心就会产生障碍，就不能精通天理，转头就忘记，与世俗的学问有什么区别？这是近年来用功的方法所觉悟到的。
人事稍微退隐，偶然与两位兄长考较讨论过失，默默静坐到半夜，思考近来不幸遭遇许多变故，既缺乏朋友的帮助，而且风俗不如古时，本心的真实本体，日渐昏乱干扰，旧有的弊病私习，隐隐滋生蔓延，都不自觉，谋划没有节制，处事违背道义，从而招致怀疑诽谤，难道都是外在造成的吗？从今晚开始，痛加惩戒刮磨，用功立志，应当刻骨铭心。
处事缺少宽裕的气象，只是私心太重，把事看得太重。
“感情不可过度，聚会不可频繁，抑制感情以制止傲慢，疏远聚会以增加恭敬，终身遵守这个，然后故旧的情分才能保持。”这是陈白沙先生的话，因为一个门人不恭敬而发出的。但是道并不是非要人恭敬的，只是不恭敬就不重视，不重视就不相信，不相信就没有传承，这是先生的意思。寒微乡间的俗弊，人心偷安浅薄，自我修养不容易，独立更是困难，怎么能不知道自我珍重、自我谨慎呢？
近来用功，虽然有对的地方，只是没有切实理会，悠闲放过，所以颓废懒惰昏昧闭塞，都是因为这个缘故。陆象山先生说：“善于学习的人，像关卡渡口，不可以胡乱放人过去。”这话最好，即使是西方的学问，也只是不容易放过。
利、害、毁、誉、称、讥、苦乐这八种，古人称之为八风，它们自己不能动摇人，之所以能动摇人，只因为自己先有这些私心，潜藏在里面，偶然一触动就动，归根结底只是有一个“我”的心，不曾只是理会洗涤，让它洁净。
君子顺从天理，而日益进入高明的境界，所以上达；小人殉身于利欲，而日益流于污浊低下，所以下达。君子和小人，大概只在毫厘之间，能不谨慎吗！
凡事只在毫厘之间，就有天地的悬殊。
凡事不知不觉，都是因为论成败的意思太多。
黄楚望论述阐明《易经》以阐明卦象为先，这个意思最对。他说：“一卦有一卦的卦象，一爻有一爻的爻象，有的近取之于身体，有的远取之于万物，有的用六爻相互推演，有的用阴阳消长。”大概卦象不是另外的一种东西，就是理的显现而可以形象化的，所以称之为象。
《同人》卦取六二、九五得中相互响应的意义，作为同人的极致，所以说：“同人在野外，亨通，利于涉越大河，利于君子守正。”到了六二的爻辞，却说“同人在宗族，吝惜”；九五的爻辞，却说“同人先号啕大哭而后欢笑，大军攻克相遇。”用一卦的卦辞而前后忽然不同，为什么呢？大概全卦的道理，以无心而理自然相同，所以是天下最大的相同。二爻的作用，以有心而想要相同，怎么能合乎理？所以就不能与天下大同的意义相合。圣人作《易经》教导人的意思在这里非常恳切，所谓毫厘的差错，千里的谬误。所以在隐微之中，幽独之际，学习《易经》的人能不敬畏吗！
君子立身，必定以圣人自我要求，三代以下的人品哪里值得作为志向？眼前流俗声利之习，可以容许一毫放在心上吗！没有立志不高而能成就自身的。
志气最容易沉没，稍微放下就颓坠不振，孔子平生只是笃志而已。“他的为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在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不知道肉的滋味。”当时的弟子谁能达到这个境界？只有颜回“说话不懒惰”，差不多类似，不幸短命而死，这是圣学所以没有传承的原因。
“十户人家的小邑，一定有像我这样忠信的人，只是不如我这样好学。”大概不如的，是不如圣人那样笃志。
做学问只在励志，经常励志就不息而长久，长久不息，所以能诚身。
近日朋友颇有竞争之心，这个意思最不好。
人我之心，为害极大，败性陨身，坏乱天下国家，无不由此，故释、老亦以此为第一关。
译人我之心，危害极大，败坏本性、毁灭自身，败坏扰乱天下国家，没有不是由此产生的，所以佛教和道教也将此视为第一道难关。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此言最切。人而不知命，则日用事为无往而非害心者也。不知命则凡事放不过，打不开，其为害心非细。虽然，事物之来，各有其理，须当尽吾之心，穷尽其理，则当□之于命处而委之，庶无卤莽而德日新。此事看得太重，便不能虚心观理，以致过失纷然，只缘不知命也。
邵子曰：“学以人事为大。”今之经典，古之人事也，不在人事上理会到极致处，则性终不明，道何由著？上等用功无所窒碍，只缘大端打得透。此理分明多在目前，只知之者鲜；上乘释、老亦在此处著力，岂可忽其异端而不知其所用工哉？
人须知尊德、乐道，方能自立，若不知尊德、乐道，汩没世事，终为流俗而已。孟子曰：“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之，亦嚣嚣”，故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也。
人能择善固执，则旧习自除；若非择善固执，则叠来并至，何处驻足？择善固执即是存养，其要只在笃志。
“人皆可为尧舜”，此言分明实理，然所以不到者，只是将就过，一刻将就则错一刻光阴，一日将就则错一日光阴，一岁将就则错一岁光阴，若不及早自振奋、自克励，等闲过去，到百岁亦只如此。
程子曰：“不学则便老而衰”，此言极切。韩子曰：“聪明不及于前时，道德日负于初心”，今日身上分明见得是如此，只是不笃志为学故也。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精诚一致，日新无已，圣贤之心可见矣。
吾人学问所以不进者，大率有三过去：平时只将就过去；有过失时只迁就过去；有患难时只苍黄过去。如此过了一世，便有资质也无用，便有志气也无用。
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望道未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思四事，夜以继日，坐以待旦；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饭疏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颜子“不迁怒，不贰过”，“终日不违如愚”，“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同一精勤之心。由此观之，圣贤之为圣贤，岂有他哉？只在笃志不息而已。故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丘〗者，不如某〖丘〗之好学也。”好学二字，可易言哉？
曾点狂者，行有不掩，言志，而夫子独取之，盖取其奋发超迈，恬然事物之表，有似天地气象，非复势利之可拘也。
脍炙所同嗜也，羊枣所独嗜也，故曾子食脍炙而不忍食羊枣。可见君子于凡天下之理，其所当为与不为者，非以求异于俗，以立为善之名，但顾情之所安与不安耳。孔子取狂狷，以其无利欲之心，便可以进道，非谓狂狷足以尽道。曾子言志之时，盖已得夫子磨砻裁正之力，故其所见超然如此，不可概谓行有不掩。
“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体认至道之言。
孟子“说大人则藐之”一章，盖在当时必有所为而发，非是教人交接大人之道当如此。若论交接之道，则如孔子“与上大夫言，喑喑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岂可一例藐之？若学者于凡交际之间，先横此胸中，其为害理何如？若理明之人，使见（0）王公大人，不须藐之，而自无畏摄；有所畏摄而徒欲藐之，只是理不明。及观孟子“堂高”、“侍妾”、“般乐”之言，则知必有所为而发，亦可以见孟子英迈之禀。人若无此等资禀，于道终无担当也。
为学之道，莫先于择志，择志既精而一，则学不期进而自进，不期得而自得矣。
释氏之志，在于出离生死，以全神无漏为事，以此为大。其平时所求，只在于此，他事一切不管，最简而径，然犹极其勇猛，竭其精勤之力，方能得道。吾儒以道德为志，而不外乎天下国家；苟非坚苦勤劬，以至至精至一之地，何以能有得也？
每因家用不给，内外嗟怨，逼迫不堪，遂起货
译“不懂得天命，就无法成为君子”，这句话最为切中要害。人如果不了解天命，那么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就没有不损害心性的。不了解天命，就会对凡事都放不下、想不开，这对心性的损害绝非轻微。虽然如此，事物到来时各有其理，应当竭尽自己的心力，穷究其中的道理，到了应当归于天命之处就顺从它，这样大概就不会鲁莽行事，而德行能日日更新。如果把这件事看得太重，就不能虚心地观察事理，导致过失纷纷出现，这都是因为不了解天命的缘故。
邵雍先生说：“学习以人事为根本。”现在的经典，就是古代的人事，如果不在人事上体悟到极致，那么本性终究不能明了，大道又从哪里彰显呢？上等根器的人用功没有阻碍，只因为在大处已经通透。这个道理明明就在眼前，只是懂得的人很少；上乘的佛家和道家也在这里着力，怎么能因为它们是异端就忽视它们，而不知道它们用功的地方呢？
人必须懂得尊崇德行、以道为乐，才能自立；如果不懂得尊崇德行、以道为乐，沉溺于世俗事务，最终不过是流俗之人罢了。孟子说：“别人了解我，我也安然自得；别人不了解我，我也安然自得”，所以君子无论处于什么境地都能安然自得。
人如果能选择善道并坚定执着，那么旧的习气自然就会消除；如果不能选择善道并坚定执着，那么各种毛病就会接连而来，哪里还有立足之地？选择善道并坚定执着就是存养心性，其关键只在于意志坚定。
“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这句话是明白实在的道理，然而之所以达不到，只是因为在敷衍度日，一刻敷衍就错了一刻光阴，一日敷衍就错了一日光阴，一年敷衍就错了一年光阴，如果不尽早自我振奋、自我勉励，轻易地度过，等到百岁也还是这样。
程颐先生说：“不学习就会年老而衰败”，这句话极其切中要害。韩愈先生说：“聪明才智不如从前，道德日益背离初心”，今天在自己身上明明看到是这样，只是不坚定意志去学习的缘故。
“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不知道肉的滋味”，“他这个人，发愤用功忘了吃饭，快乐得忘了忧愁，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罢了”，“一竹筐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别人都受不了这种忧愁，颜回却不改变他的快乐”，精诚专一，日日更新没有止境，圣贤的心志由此可见。
我们做学问之所以不能进步，大概有三种敷衍过去的情况：平时只是敷衍过去；有过失时只是迁就过去；有患难时只是仓促应付过去。这样度过了一生，就是有天赋也没有用，就是有志向也没有用。
禹厌恶美酒而喜欢善言；汤坚守中道，举用贤才不拘一格；文王向往大道却觉得尚未见到；武王不疏远近臣，不遗忘远臣；周公想着兼有三王的美德并思考四件大事，夜以继日，坐着等待天亮；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不知道肉的滋味”，“发愤用功忘了吃饭，快乐得忘了忧愁，不知衰老将要到来”，“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当枕头，快乐也在其中”；颜子“不迁怒于人，不重复犯同样的错误”，“整天不违背老师的话，好像愚笨”，“用尽了我的才能，好像有所树立而卓然独立”，都是同样的精勤之心。由此看来，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难道有别的原因吗？只在于意志坚定不息罢了。所以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地方，一定有像我（孔丘）这样忠信的人，只是不如我（孔丘）好学罢了。”好学这两个字，可以轻易说出口吗？
曾点是狂放的人，行为有不能遮掩之处，在言志时，孔子唯独赞许他，大概是取他奋发超迈，恬淡地超脱于事物之外，有类似天地的气象，不再被势利所拘束。
烤肉是大家都喜欢的，羊枣是曾皙独自喜欢的，所以曾子吃烤肉而不忍心吃羊枣。可见君子对于天下所有的道理，他所应当做和不应当做的，不是为了追求与世俗不同，以树立行善的名声，只是看情感上是否安宁罢了。孔子取狂放和狷介之人，是因为他们没有利欲之心，就可以进而求道，并不是说狂放和狷介足以穷尽大道。曾子言志的时候，大概已经得到了孔子磨砺矫正的力量，所以他的见解超然如此，不能一概认为他行为有不能遮掩之处。
“修养心性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了”，这是孟子体认至道的言论。
孟子“说大人则藐之”这一章，大概在当时必定有所针对而发，并不是教导人们接待权贵之道应当如此。如果论接待之道，就像孔子“与上大夫说话，温和恭顺的样子；与下大夫说话，刚直和悦的样子”，怎么能一概藐视呢？如果学者在一切交际之间，先在心里横着这个念头，那对事理的损害如何呢？如果明理的人，即使见到王公大人，不需要藐视，自然无所畏惧；有所畏惧而只想藐视，只是事理不明。等到看孟子关于“堂高”、“侍妾”、“般乐”的言论，就知道必定有所针对而发，也可以看出孟子英迈的气质。人如果没有这种气质，对于大道终究无法担当。
做学问的道理，没有比选择志向更优先的了，选择志向既精纯又专一，那么学问不期望进步而自然进步，不期望得到而自然得到了。
佛家的志向，在于超脱生死，以保全精神没有漏失为事，以此为大。他们平时所追求的，只在于此，其他事情一概不管，最为简单直接，然而还要极其勇猛，竭尽精勤之力，才能得道。我们儒家以道德为志向，而不脱离天下国家；如果不是坚苦勤奋，达到极其精纯专一的境地，怎么能有收获呢？
每当因为家用不足，内外叹息怨恨，逼迫得难以忍受，于是产生贪
殖之心；久而不返，锓锓变志，与市井鄙夫何异？若不猛省，痛自扫除，将何入道？
译这种贪求滋长的心念；如果长久不能回头，就会逐渐改变志向，这与市井中的粗鄙之人有什么不同？如果不猛然醒悟，痛下决心彻底清除，将如何进入大道的境界？
所志不同，行藏已异，恶得不为鄙俗之所猜忌？猜忌不已，横逆之来，固其所也，何怨尤哉？
横逆之来，最可进德。
凡百嗜欲之念，才有一丝之微，萌动于心，不痛搜抉澄去，近则数日，远则旬日及数月，虽无所为，必于梦寐见之；既形梦寐，则精神意气可知矣，更说何学？可惧，可惧！
日间偶与友朋观旧作，不觉少年豪负之气涌塞腔子；夜深寤醒，痛自惩察，才知年来过尤悔吝，皆为此气所使。此等气本来刚锐，欲以上人，凡百所遇，必欲求胜，皆从此起，此所谓意、必、固、我之私，若不痛自洗刮一番，虽日用工，终为此气所汩，能有成哉？
学而不明，不能造道，只缘遇事将就者多，及为旧时读书意见所蔽。深省支离之病，只是习气惯了，平时不曾着实于心体上用工。虽时时检点，只是于言语上修整要简好，略遇事重，不暇修整，且要简好之意，又不能忘，故益致支离。
枕上痛省所以学之不成、懈惰优游者，平生虽志远大，然浅近之机，实未洗涤洁净，故小得而喜，小成而足，不知不觉，日复一日，为害何如？！
人之精神要用，须时时提醒，才放宽，便涣散，盖心体纷杂，虽无事而精神常为之分。神分则气散，气散则神益分，古云：“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此常用之道也。
不度浅深，妄欲干人，是纳侮之端虽小，其失已大，宜当深戒！盖平日于事，只是意、必、固、我之私，未能忘也。
读书不能记，只是诚意不至；若诚意常至，则无有不记。言语繁冗不当理，文字无精彩，亦皆是诚意不至。《易》云“修辞立其诚”，立此诚意而已。
言语夸诞冗长，只原于克、伐，克伐得间，只是诚意不存。
心、一也，以其发于人欲，故谓之人心；以其发于天理，故谓之道心。人欲亦本体之有，常动而不安，故曰“危”；天理易汩没于欲，常隐而不明，故曰“微”；惟能精而一之，一以守之，念念不失，圣学之方也。
自克、伐、怨、欲而动者，人心也；自仁、义、礼、智而动者，道心也。克、伐、怨、欲固非性有，亦非形气之中所自有者，乃习闻习见之所致也。禀之清者，则闻见无自入；禀之浊者，则为闻见所染而有克、伐、怨、欲之私。四者之来，皆人事之所必有者。贤愚寿夭，贫富贵贱，众寡强弱，常参错而不齐者，乃克、伐、怨、欲之所由生也。
“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所以言慎独也；“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所以申言之也。于此笃志，不使纤毫有忽，此尧舜精一之传也。
凡今之所谓豪杰、所谓学者，其实不曾脱得功名富贵窠臼。若此窠臼不脱，纵使凌高厉空，只是世俗之人，恁生做得圣贤事业？孔子谓颜子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夫子分明见得当时之人与在门者皆不能脱此窠臼，惟己与颜子能脱之耳。
记言之道，非徒记师言，己之言亦在此，即此是学也。须要有次第，有大小，有轻重，整整不乱，清切明白，方为得体。朋友有记予言者，多失予意，只为不实用工，故如此。
明道编跋
斯集久翁先生为明道而编也。何明乎道尔？病学术之偏晦之也，学术正而后斯道可明焉，前乎千百世者可见，后乎千百世者可知也。以言乎要，则虞廷“精义”二字以尽之矣。古今为学术异同之辩者赜矣，或失则内，或失则外，或失则上，或失则下，是皆病于空虚支离，涉于想象，吾弗敢信焉尔。然则君子曷信哉？信诸天理焉耳矣。天理者，吾心中正之本体也。学者□□□□□心，以复其本体，徒比拟文义，依凭言语□□□□□陈迹，以为吾学圣人，而不至已陷于五□□□□□。先生深为此惧，因慨始之多言塞道，本□□□□□以斯道自任，顾谓四方来学者曰：“予尝与阳明、甘泉日相砥砺，同升中行。然二公之学，一主于致良知，一主于体认天理，于予心尤有未莹，乃揭艮止、执中之旨，昭示同志，以为圣门开示切要之诀，
译志向不同，出处行止已然各异，怎能不被鄙俗之人猜忌？猜忌不止，横逆之事到来，本是理所当然，有什么可怨恨的呢？
横逆之事到来，正是增进德行的最好时机。
凡是各种嗜欲的念头，只要有一丝一毫，在心中萌动，若不彻底搜寻、抉剔、澄清并去除，近则几天，远则十天或几个月，即使没有做什么，也必然会在梦中见到；既然在梦中显现，那么精神意气如何可知，还谈什么学问？可怕，可怕！
白天偶然与朋友观看旧作，不觉少年豪放自负之气涌塞胸中；夜深醒来，痛加自我惩戒省察，才知近年来过错悔恨，都是被这种气所驱使。这种气本来刚强锐利，想要凌驾于人之上，凡是所遇之事，必定想要取胜，都由此而起，这就是所谓的“意、必、固、我”的私欲，若不痛加自我洗刷刮磨一番，虽然日常用功，终究会被这种气所淹没，能有成就吗？
学习而不能明理，不能达到道的境界，只因为遇事大多将就，以及被旧时读书形成的意见所蒙蔽。深刻反省支离破碎的毛病，只是习气惯了，平时没有在心体上切实用功。虽然时时检点，只是在言语上修整要求简练美好，稍微遇到事情繁重，来不及修整，而且要求简练美好的念头，又不能忘记，所以更加导致支离破碎。
枕上痛加反省之所以学问不成、懈怠优游的原因，平生虽然志向远大，然而浅近的心机，实在没有洗涤干净，所以小有所得就欢喜，小有所成就就满足，不知不觉，日复一日，危害如何？！
人的精神要用，必须时时提醒，一旦放宽，便涣散，因为心体纷杂，即使无事，精神也常为之分散。精神分散则气散，气散则精神更加分散，古人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这是常用的道理。
不估量深浅，妄图干预他人，这是招致侮辱的开端，虽然看似微小，其过失已经很大，应当深深警戒！因为平时做事，只是“意、必、固、我”的私欲，未能忘记。
读书不能记住，只是诚意不到；如果诚意常至，就没有不记住的。言语繁冗不合道理，文字没有精彩，也都是诚意不到。《易经》说“修辞立其诚”，确立这个诚意罢了。
言语夸诞冗长，只源于克、伐，克伐得逞，只是诚意不存。
心，是一个，因为它发于人欲，所以称为人心；因为它发于天理，所以称为道心。人欲也是本体所具有的，常动而不安，所以说“危”；天理容易淹没于人欲，常隐而不明，所以说“微”；只有能精纯专一，专一以守住它，念念不失，这是圣学的方术。
从克、伐、怨、欲而发动的，是人心；从仁、义、礼、智而发动的，是道心。克、伐、怨、欲固然不是本性所具有的，也不是形气之中所自有的，乃是习闻习见所导致的。禀赋清明的，则闻见无从进入；禀赋浑浊的，则被闻见所染而有克、伐、怨、欲的私欲。这四者的到来，都是人事所必然有的。贤愚寿夭，贫富贵贱，众寡强弱常常参差错落而不齐，这是克、伐、怨、欲产生的原因。
“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是用来阐述慎独的；“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是用来申述它的。在此笃志，不使丝毫有疏忽，这是尧舜精一相传的道理。
凡是现在所谓的豪杰、所谓的学者，其实不曾脱得功名富贵的窠臼。如果这个窠臼不脱，纵使凌高厉空，也只是世俗之人，怎么能做得圣贤事业？孔子对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只有我和你有这个啊。”夫子分明看到当时的人和门下的弟子都不能脱此窠臼，只有自己和颜回能脱之耳。
记言的道理，不只是记老师的言语，自己的言语也在此，这就是学问。必须要有次第，有大小，有轻重，整齐不乱，清切明白，才为得体。朋友有记我言语的，多失去我的本意，只是因为不实用功，所以如此。
明道编跋
这个集子久翁先生为明道而编纂。为何明道呢？因为担忧学术偏颇晦暗，学术端正而后道才可明，前乎千百世者可见，后乎千百世者可知道。以言其要，则虞廷“精义”二字可以尽之了。古今为学术异同之辩者众多，或失于内，或失于外，或失于上，或失于下，这都是病于空虚支离，涉于想象，我不敢相信。那么君子相信什么呢？相信天理罢了。天理者，是我心中正的本体。学者□□□□□心，以恢复其本体，徒比拟文义，依凭言语□□ □□□陈迹，以为我学圣人，而不致已陷于五□□□□□。先生深深为此恐惧，因而感慨开始多言堵塞道，本□□□□□以斯道自命，对四方来学者说：“我曾与阳明、甘泉日相砥砺，同升中行。然而二公之学，一主于致良知，一主于一体认天理，在我心里尤其有未莹澈之处，于是揭示艮止、执中的宗旨，昭示同志，以为圣门开示切要的诀窍，
学者的确工夫，端在是矣。外是更无别玄关可入也。”鼎尝与闻绪言之教，窃窥先生之道，愈简易愈广大，愈切实愈高明，是故高明配日月，广大配天地，其唯圣人乎！尧舜周孔圣之至也，而今有以寻其坠绪焉，谓非天启斯文乎？先生著述六经，研核百氏，折衷群言，指摘正救，不遗余力，岂为千古圣贤争名哉？推其志，期于道之明焉耳。使今日之道明，则濂洛诸儒之道明；濂洛诸儒之道明，则千载以前圣贤之道明，庸讵至昔日之有诸儒、今日之有我耶？不得其意而徒区区绳墨是守焉，其亦未知先生忧道之意矣乎？
译学者的切实功夫，关键就在这里。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玄关可以进入了。”我鼎曾经听闻绪言先生的教诲，私下窥探先生的道，越是简易就越广大，越是切实就越高明，因此高明与日月相配，广大与天地相配，这大概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吧！尧、舜、周公、孔子是圣人中的极致，如今有人能够寻访他们中断的遗绪，这难道不是上天启示文明吗？先生著述六经，考辨百家，折中各种言论，指出错误并加以匡正，不遗余力，难道是为了与千古圣贤争夺名声吗？推究他的志向，不过是期望大道得以显明罢了。假使今日的道得以显明，那么濂洛诸儒的道也就显明了；濂洛诸儒的道显明，那么千载以前圣贤的道也就显明了，哪里会有昔日有诸儒、今日有我的分别呢？如果不领会他的本意，只是拘泥于细枝末节的规矩，那大概也不了解先生忧虑大道的用意了吧？
嘉靖庚戌春三月望，黄岩儒学教谕、门生吴国鼎顿首百拜书。
〖跋〗
《久庵日录》者，录家君平日用功体践之言也。家君自弱冠即志圣贤之学，六经孔孟之言，无不精蕴于心，为志道、据德之实；既而发诸言语，皆先贤之所未发，为千载绝学之宗旨。自家庭、乡党以至立朝事君、动静出处、语默取予、日用躬行，罔一或违于斯。是录也，诚有功于圣门，岂惟承德为人子者之私哉！录凡八卷：以晚年所记六卷置诸卷首，以见家君发明正学精深，无入不自得也；以旧日所记二卷，置诸卷末，以见平生工夫真切，无一时之间怠也。乃并诸门人原所记《习业录》四卷，共为十二卷，总名为《明道编》，谋诸梓人，以告诸同志共勉焉。
嘉靖二十六年五月吉旦，男承德百拜谨书。
译嘉靖庚戌年春三月十五日，黄岩儒学教谕、学生吴国鼎叩首百拜书写。
〖跋〗
《久庵日录》，是记录家父平日用功体悟践行的言论。家父自二十岁起就立志研习圣贤之学，六经和孔孟的言论，无不精微地蕴藏于心，作为立志求道、坚守德行的实质；随后将这些体悟发于言语，都是先贤未曾阐发的，成为千年绝学的宗旨。从家庭、乡里直到在朝廷侍奉君主，无论是行动还是静处、出仕还是退隐、说话还是沉默、获取还是给予、日常生活中的亲身践行，没有一项违背这一宗旨。这部书录，确实对圣门有功，难道仅仅是我作为儿子承德个人的私情吗！书录共八卷：将晚年所记的六卷置于卷首，以显示家父阐发正学的精深，无论何处都能自得；将旧日所记的两卷置于卷末，以显示平生工夫真切，没有一时一刻懈怠。于是连同门人原本所记的《习业录》四卷，共为十二卷，统称为《明道编》，委托刻工刊印，以告知各位志同道合之人共同勉励。
嘉靖二十六年五月吉日，儿子承德叩首百拜恭敬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