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三
徒，清虚所以亡晋；达磨以来，禅宗之所以乱学也。若孔子云：“从心所欲，不逾矩”，此孔子年十五志学，历三十而立，历四十而不惑，历五十而知天命，历六十而耳顺，至七十而始云：“从心所欲，不逾矩”，盖由积累之久，义精仁熟之后，而后云此；若在当年为学，则不可云此。盖圣人于事非不思，但较众人为省力耳。有为正圣人所以经世，岂可言无哉！其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盖孔子每以言语训弟子，弟子皆以言语求夫子，不知夫子之道，皆在于德行。故夫子以此警之，使励于德行，此与“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意旨实同。盖天以至诚默存于中，并无言语告诏于人，但见其四时行，百物生，则天之至诚皆可见矣。其诚而存于中者，即艮止之体也。此体天然皆同，所谓“上帝降衷于下民”、“皇建其有极”者此也。然夫子言各有为而发，岂可概引以为无思无为之证。且凡圣人之言，必有体用，岂可混体用为一哉？其误甚矣！
译“徒”与“清虚”是导致晋朝灭亡的原因；自达摩以来，禅宗扰乱学术的原因也在于此。如果孔子说：“随心所欲，不越出规矩”，这是孔子在十五岁立志求学，历经三十岁而立，历经四十岁而不惑，历经五十岁而知天命，历经六十岁而耳顺，直到七十岁才说：“随心所欲，不越出规矩”。这是因为经过长久的积累，仁义精熟之后，才这样说；如果在当年求学时，就不能这样说。大抵圣人对事情并非不想，只是比众人省力罢了。有所作为正是圣人治理世务的原因，怎么能说是无为呢！他说：“天说什么呢？四季运行，百物生长。”这是因为孔子常常用言语教导弟子，弟子也都用言语向夫子求教，不知道夫子的道，都在于德行。所以夫子用这话警示他们，使他们致力于德行，这与“不言而信，在于德行”的意思确实相同。大抵天以极致的诚默存于心中，并没有言语告诉人，但只要看到四季运行，百物生长，那么天的极致之诚就都可以看到了。那诚而存于心中的，就是艮卦止息的本体。这个本体天然相同，所谓“上帝降下中正之性给下民”、“皇天建立其最高的准则”指的就是这个。然而夫子的话都是针对具体情况而发的，怎么能一概引用来作为无思无为的证据呢？况且凡圣人的话，必然有本体和功用的区别，怎么能混淆本体和功用为一呢？这种错误太严重了！
朋友师生之间，道宜直谅，教宜尽心，故古人又有不屑之教诲以尽其教诲，在今日行之甚难。苟不直谅，尽其教诲，无以竭忠告之益，每竭之，或非其人反以此致怨、来毁谤者多矣。此皆予不知人浚恒之故，深用自责，故识于此。
人之应事接物，只宜以诚，且不可用术。诚者、五常之本，当仁而仁，当义而义，当礼而礼，当智而智，当信而信，久则纯熟，自然中道。人无不感动，无不信从，所济甚多，任人搜检，终无破败，久则益彰，所谓“至诚如神”者也。若用术，只是私智，上焉者、虽有奇才异能，伟绩丰功，笼络一世，下焉者、虽有巧谋伪计，笼络一时，久则人必不信，必不感动，不须搜寻，自然破败，所谓“作伪、心劳日拙”者也。昔者盆城括仕齐，孟子曰：“死矣，盆城括！”既而见杀，门人问何以知之，孟子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夫小有才者，用术也；君子之大道，诚也。未闻者，未知其诚也，所以必杀其身而已。有志于学者，可不以用术为戒哉！古人云：“宁范我驰驱，终朝而不获一；不愿诡遇获禽，一朝而获十。”此真圣贤明训，凡有志者，所当知也。
宋儒云：“求士于三代之前，惟患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后，惟患其不好名。”此言甚有弊。盖圣人之学，以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为务，才云好名，则必为名所夺，而不知有道、有德、有仁、有艺矣。此后世所以人才之衰，风俗之坏，皆由于好名，好名可不为深戒哉！
今日师生朋友，皆不以求道、立德为心，而以称誉、布名为事。故相与议论之间，切磋为最难，稍涉切磋，每致怨忌，故皆以便佞、善柔为得计，此实道实德之所以难成也。吾党于此，非真有志，何以自力？
象山曰：“见人标末盛，便荒忙，却自坏了。”此言极切今日之弊，不可不深味也。
学以致知为先，必真见物则之当然，不容已、不容增、不容减方有得。自语默、动静，至辞受、出处，至利害死生，无一而非物则之当然。若尧之禅舜，舜之禅禹，禹之传子，汤之放桀，武王之伐纣，文王之三分事殷，伊尹之放太甲于桐，微子之去纣，箕子之佯狂为奴，比干之谏而死，太伯、仲雍之逊季历，皆物则之当然也。孟子言：伊尹、伯夷、孔子，使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不为，子思言“威仪三百，礼仪三千”，“庸言之信，庸行之谨”，皆物则之当然也。
吾乡士子，资质颇有可语者，予极欲成之，只是好虚名，不肯实用工。或有所沮，或有所畏而不敢，虽有信者，亦为惶惑而懈怠。予之所欲成者，圣贤道脉，彼之所沮惑者，援党求胜；彼所欲胜者，但知目前势利之为大，而不知道脉之系，实千载之一时；失其时而未光，不惟斯道之不幸，亦吾乡士子之不幸也。
昔以道心致人非笑者，由以禅学为宗，别立一种言行，人见其迂阔不近人情，故皆非笑之。此岂人之过哉？皆在我有以致之。惟实明圣人之学，则言行无迂阔皆近人情，真有所谓“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矣。
学者读书极难，四子、六经之外，有宋儒濂洛关闵之著作、注解，此外又有性理群书：《性理大全》、《近思录》、《近思续录》、《伊洛渊源录》、《伊洛渊源续录》、《理学名臣录》，此外又有何北山、王鲁斋、吴草庐、金仁山、许白云、方逊志、薛敬轩、吴康斋、陈白沙、（0）胡敬斋诸君子之文集及注解之类多矣。要皆不出宋儒之学，其源流皆本于宋儒，而非尧舜以来之传。其言满世，况为时制所重，资以取士，学者不能不读，亦未可尽非，亦未可尽是，要皆语焉而不详，择焉而不精者多矣；若真有志圣人之学，则必当有辨，此读书之所以难也。
近日士大夫作文每事欺诳，惟任己之好恶，因时之趋尚，因人之所欲，肆口言之，略不检核，以究理之是非，事之诚伪，此实文字之衰，风俗之弊。吾见赵东山为宋太史作《潜溪集后序》，有不安，以
译朋友师生之间，道理应当正直诚信，教导应当尽心竭力，所以古人又有“不屑于教诲”的方式，以尽其教诲之责，这在今天实行起来非常困难。如果不正直诚信，尽心教诲，就无法穷尽忠告的益处；每每竭尽忠告，如果对方不是合适的人，反而因此招致怨恨、引来毁谤的情况太多了。这都是我因为不了解人、过于执着于恒常之道的缘故，深深自责，所以记在这里。
人处理事务、待人接物，只适宜用真诚，不可以用权术。真诚是五常（仁义礼智信）的根本，该仁时就仁，该义时就义，该礼时就礼，该智时就智，该信时就信，时间久了就会纯熟，自然符合中道。人没有不被感动的，没有不信从的，所成就的很多，任凭别人搜求检阅，终究没有破败，时间久了更加彰显，这就是所谓的“至诚如神”。如果用权术，只是私人的智巧，上等的人，虽然有奇才异能，伟大的业绩和丰厚的功劳，笼络了一代人，下等的人，虽然有巧妙的谋略和虚假的计策，笼络了一时，时间久了人一定不信，一定不被感动，不需要搜求，自然破败，这就是所谓的“作伪，心劳日拙”。从前盆成括在齐国做官，孟子说：“盆成括要死了！”不久果然被杀，门人问怎么知道的，孟子说：“他的为人小有才，没听说过君子的大道。”小有才，就是用权术；君子的大道，就是真诚。没听说过，就是不知道真诚，所以必然招致杀身之祸。有志于学问的人，能不把用权术作为警戒吗！古人说：“宁愿让我驰骋驱策，整天也得不到一个；不愿意用诡诈的方式猎取禽兽，一天却得到十个。”这真是圣贤的明训，凡是有志的人，都应当知道。
宋代儒者说：“在三代之前求取士人，只担心他们喜好名声；在三代之后求取士人，只担心他们不喜好名声。”这话很有弊端。因为圣人的学问，以立志于道、据守德行、依归仁德、游习技艺为要务，才说喜好名声，就一定会被名声所夺，而不知道有道、有德、有仁、有艺了。这就是后世人才衰微、风俗败坏，都由于喜好名声，喜好名声能不成为深重的警戒吗！
今天的师生朋友，都不以求道、立德为心，而以称誉、传播名声为事。所以在相互议论之间，切磋琢磨最为困难，稍微涉及切磋，每每招致怨恨忌妒，所以都把谄媚、柔顺当作得计，这实在是道和德难以成就的原因。我们这一党人，如果没有真正的志向，怎么能够自力更生呢？
陆象山说：“看见别人标榜末节兴盛，就惊慌失措，却自己坏了。”这话极其切合今天的弊端，不可不深深体味。
学习以求知为先，必须真正见到事物法则的当然，不容停止、不容增加、不容减少，才有收获。从语默、动静，到辞受、出处，到利害死生，没有一样不是事物法则的当然。像尧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禹传位给儿子，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周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却仍侍奉殷商，伊尹流放太甲到桐宫，微子离开商纣，箕子假装疯狂做奴隶，比干劝谏而死，太伯、仲雍让位给季历，都是事物法则的当然。孟子说：伊尹、伯夷、孔子，如果让他们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就能得到天下，他们也不做，子思说“威仪三百，礼仪三千”，“日常言语要守信，日常行为要谨慎”，都是事物法则的当然。
我们家乡的士子，资质颇有可交谈的，我非常想成就他们，只是他们喜好虚名，不肯实际用功。或者有所阻碍，或者有所畏惧而不敢，虽然有诚信的人，也因为惶惑而懈怠。我想成就的，是圣贤的道脉，他们阻碍惶惑的，是拉帮结派求胜；他们想战胜的，只知道眼前的势利为大，却不知道道脉的维系，确实是千载一时的机遇；失去这个时机而道未光大，不仅是圣道的不幸，也是我们家乡士子的不幸。
从前以道心待人而招致嘲笑的人，是因为以禅学为宗旨，另立一种言行，人们看见他们迂阔不近人情，所以都嘲笑他们。这难道是别人的过错吗？都是我自己招致的。只有真正明白圣人的学问，那么言行就没有迂阔，都近人情，真有所谓“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了。
学者读书极难，四书六经之外，有宋代儒者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著作、注解，此外又有性理群书：《性理学大全》、《近思录》、《近思录续录》、《伊洛渊源录》、《伊络渊源录续录》、《理学名臣录》，此外又有何基、王柏、吴澄、金履祥、许衡、方孝孺、薛瑄、吴与弼、陈献章、胡居仁诸君子的文集及注解之类很多。都要不出宋代儒者的学问，其源流都本于宋代儒者，而不是尧舜以来的传承。他们的言论充满世间，何况被当时的制度所重视，用来选拔士人，学者不能不读，也不可完全否定，也不可完全肯定，大都是论述而不详细，选择而不精粹的很多；如果真正有志于圣人的学问，那么就一定要有辨别，这就是读书之所以难的原因。
近日的士大夫写文章每每欺诳，只任凭自己的好恶，顺应时世的趋向风尚，迎合别人的欲望，肆口而言，略不检核，以探究道理的是非，事情的诚伪，这实在是文字的衰败，风俗的弊端。我看见赵东山为宋太史作《潜溪集后叙》，有不安，以
书与宋太史请改之，书曰：“鄙文中有数字未安，其一二处恐是绣梓时改入者，笔稿日新多却一‘而’字，似不可读。前辈云，文章如铁墼子累墙，区区何敢言此，然‘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固昌黎律令也。‘久游于黄公之门’，添一‘久’字，味便浅，不若无之，有包涵。旧云‘侍讲黄公’，官当在姓上也；曰‘文献黄公’，则姓不可在谥上矣。‘最是’后面有‘二公之所指授’两语，而前出‘先师’二字，攀附矜恃之章，遂不可掩，使虞门先进见之，岂无兀者齐执政之讥乎？虽然，又有请焉，弟子称先师，三代遗礼也。但后世事体，各自不同，汉儒传授甚陋，然得称先师者，以其专门也；当秦火之后，固以经学为重矣。后来如韩欧门人最多，然曾子固出于欧，陈无己出于曾，其师资分谊又非如韩门弟子、苏门学士而已，二公乃未闻有先师之称。关洛门人终身严事，宜称先师，而文字间未之见；至朱子没，门人始皆称先师，则事体又非汉儒比矣。虞先生海涵地负，广大精微，又尝显仕于朝，区区登门最晚，管窥蠡测，韩太师包子厨中缕葱丝者犹有愧焉，故平日窃尝称学生，称门人，独不敢称先师，此一节自合就正。”观此一书，可知前辈作文之不苟，即此不苟，则知凡学者皆不可苟也。
译写信给宋太史请求修改，信中说道：“我的文章中有几处文字不妥，其中一两处恐怕是刊刻时擅自改入的。原稿日益更新，大多删去一个‘而’字，似乎读不通顺。前辈曾说，文章如同铁砖垒墙，我怎敢妄加议论，然而‘丰富而不多余一字，简约而不遗漏一词’，这本来就是韩愈的准则。‘久游于黄公之门’，添加一个‘久’字，意味便浅薄了，不如没有，反而有包容之意。旧时说‘侍讲黄公’，官职应当放在姓氏之前；若说‘文献黄公’，那么姓氏就不能放在谥号之前了。‘最是’后面有‘二公之所指授两句话，而前面出现了‘先师’二字，攀附自夸的毛病，于是无法掩盖，假使虞门的前辈见到，难道不会有像兀者讥讽齐执政那样的批评吗？虽然如此，我还有请求。弟子称老师为先师，这是三代遗留的礼制。但后世的具体情况，各自不同，汉代儒者传授学问很浅陋，然而能称先师的，是因为他们专精一门；在秦朝焚书之后，本来就以经学为重。后来如韩愈、欧阳修门下弟子最多，然而曾巩出自欧阳修门下，陈师道出自曾巩门下，他们的师生情谊又不仅仅像韩门弟子、苏门学士那样，这二位先生却未曾听闻有先师之称。关洛学派的门人终身严事老师，适宜称先师，但在文字中未曾见到；直到朱熹去世，门人才都称先师，那么情况又不同于汉代儒者了。虞先生胸怀宽广，学问精微，又曾在朝廷显贵任职，我登门最晚，见识浅陋，即使像韩太师包子厨中切葱丝那样细微之处，我尚且感到惭愧，所以平日私下常称学生，称门人，唯独不敢称先师，这一节理应向您请教。”看这封信，可知前辈作文不马虎，既然这样不马虎，那么就知道凡是求学的人都不可以马虎。
《论语》曰：“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集注》以为不知何谓？盖圣门之学，以言行为先，此乃言也，言之称谓，皆学者事，不可不知。夫子偶因弟子有不明者，故举以教之，记之于此。可见圣人之学，小大精粗，无所不尽，此亦“入太庙，每事问”意也。非若后世学者，知其大则忽其小，知其小则遗其大。又如今人，欲敛饬则事足恭，安怠惰则事焰慢，凡语言、称呼、交际、礼仪所在，惟意而出，略不思其理当如何，此皆学之不明，今之通弊也。
或有以戏子喻士大夫者，此言最切中今日之弊，云：“戏子登场，或为忠，或为孝，或为喜，或为怒，或为廉洁，或为贞淑，或为抗直，或为执法，或为义行，或为事业，皆非其真；只欲看者喜欲，觅些赏钱而已，及下场依旧一戏子。”此言，吾党极当知而深省，庶几于道有得。
学者常要收拾精神、归缩在腔子内，不可一时放之散乱。稍起妄念，即思究破，若放散乱，便成荒失，渐堕肆戾，气质无由变化，乃谓气质素禀得如此。然不知只当初不知收拾精神、归缩在腔子内，即《大学》所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文王所谓“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是也。此言其性之体如此。孔子所谓“艮其止，止其所也”，所谓“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是也。若言其用，《大学》所谓“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孔子所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若求其要，常知收拾精神、归缩在腔子内，此孔子所谓“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是也。此予所谓“艮知其止，以存其心”是也。即此存存，谓之有乎？谓之无乎？以视无极、无欲、无心、无情之云何如？如儒、释之所以分也。
《易》曰“艮其止”者，言艮之德，在于止也。曰“止其所”者，止得其所也。《大学》曰“知止”者，知其止之所也。凡物之止，皆不可强，皆有自然之止，况心之神明出入无时，非知其出之所，能得其自止乎？故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云“安”者，盖以人心之动，惟“安”为难，得其“安”，则得心之体矣，故曰“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不安而动，皆妄动也，故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此极言妄动之非，所以去道之远也。能不妄动，故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此千古圣学之的也。
卷第四
今之论治者，…论政事（略）
卷第五
典籍所载，乃天地万物之理，及圣贤君子言行，恶可不讲求？但要知古人远取诸物，则必近取诸身，理义人心所同，彼特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必于吾心独知之地实致其力，必求仁，必求道，必求德，不使一毫不尽，则此心之理，建诸天地，考诸三王，徵诸庶民，质诸鬼神，百世以俟圣人，以验其悖与不悖、谬与不谬、疑与不疑、惑与不惑、可徵与不可徵，而益致其克己之功。必如孔子所谓：“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颜子所谓：“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所谓：“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求其如舜而已矣。”如此自励，益坚其志，益精其心，读书有何害哉？但缘后世儒者，不知求之吾心，专于纸墨之间，求其陈迹，拘拘而依仿之，致失天理之当然，所以为读书之害也。
《大学》之道，“成己”、“成物”而已。“成己”者，“明德”、“亲民”之事也；“成物”者，“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也；“成己”所以“成物”，合内外而一之也。其用工之要，只在“致知在格物”一句。何哉？人心之本，独知而已，仁、义、礼、智、信者，人心独知之秉彝也；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者，人身所具之五伦也；家、国、天下者，人身所必有而不能无也。凡此之理，始于知，发于意，出于心，成
译《论语》说：“国君的妻子，国君称她为夫人，夫人自称小童，国人称她为君夫人，向别国称她为寡小君，别国人称她也叫君夫人。”《集注》认为不知这是什么意思？大概圣门之学，以言行为先，这是言语，言语中的称谓，都是学者应当知晓的事，不可不知道。孔子偶然因为弟子中有不明白的人，所以举出此事来教导他们，并记录在这里。可见圣人的学问，无论大小精粗，没有不详尽的，这也正是“入太庙，每事问”的意思。不像后世的学者，知道大的就忽视小的，知道小的就遗漏大的。又如今人，想要收敛检点就做出过分恭敬的样子，安于怠惰就表现出傲慢无礼的态度，凡是语言、称呼、交际、礼仪所在之处，都只凭心意随意而为，稍微不考虑道理应当如何，这都是学问不明，如今普遍的弊病。
有人用戏子来比喻士大夫，这话最切中今日的弊病，说：“戏子登台，有的演忠，有的演孝，有的演喜，有的演怒，有的演廉洁，有的演贞淑，有的演刚直，有的演执法，有的演义行，有的演事业，都不是他们的真心；只是想让看客欢喜，捞点赏钱罢了，等到下场后依旧是个戏子。”这话，我们同党极应当知道并深刻反省，或许对道有所领悟。
学者常要收拾精神，收敛在胸中，不可一时放散散乱。稍起妄念，就思考究破，如果放散散乱，就会变成荒废失守，逐渐堕落放肆乖戾，气质没有理由变化，就说气质本来禀赋就是如此。然而不知道当初不知道收拾精神、收敛在胸中，就是《大学》所说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能安”，文王所说的“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的意思。这是说性的本体如此。孔子所说的“艮其止，止其所也”，所说的“无思无为，寂然不动”也是这个意思。如果说它的作用，《大学》所说的“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孔子所说的“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是这个意思。如果寻求它的要领，常知收拾精神、收敛在胸中，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的意思。这就是我所说的“艮知其止，以存其心”。就这存存而言，说是“有”呢？说是“无”呢？与无极、无欲、无心、无情之说相比如何？这就是儒、释之所以区别的地方。
《易经》说“艮其止”，是说艮的德行，在于止。说“止其所”，是止得其所。《大学》说“知止”，是知道它止的地方。凡是事物的止，都不可强求，都有自然的止，何况心的神明出入无时，如果不知道它出的地方，能得到它自然的止吗？所以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然后能安。”说“安”，大概是因为人心的动，只有“安”最难，得到“安”，就得到心的本体了，所以说“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不安而动，都是妄动，所以说“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这是极力说明妄动的不对，所以离道很远。能不妄动，所以说：“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时，其道光明。”这是千古圣学的真谛。
卷第四
现在谈论治理的人，……论政事（略）
卷第五
典籍所载，是天地万物的道理，以及圣贤君子的言行，怎么能不讲求？但要知道古人远取诸物，就必然近取诸身，理义人心相同，他们只是先得到了我心所同然的道理。必须在吾心独知的地方切实用力，必须求仁，必须求道，必须求德，不让一毫不尽，那么此心的道理，建立于天地，考察于三王，验证于庶民，质问于鬼神，百世等待圣人，来检验其悖与不悖、谬与不谬、可疑与不可疑、可惑与不可惑、可征与不可征，而更加致力于克己之功。必须像孔子所说的：“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运行，百物生长。”颜子所说的：“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有为的人也是这样。”孟子所说的：“舜为天下立法，可以传给后世，我还难免是个乡人，只求像舜那样罢了。”这样自我激励，更加坚定意志，更加精纯内心，读书有什么害处呢？只是由于后世的儒者，不知道在吾心中寻求，专门在纸墨之间，寻求陈迹，拘泥地依仿，导致失去天理之当然，所以成为读书的害处。
《大学》之道，只是“成己”、“成物”罢了。“成己”，是“明德”、“亲民”的事；“成物”，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成己”所以“成物”，是合内外而一之。其用功的要领，只在“致知在格物”一句。为什么呢？人心的根本，只是独知罢了，仁、义、礼、智、信，是人心独知的常道；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是人身所具备的五伦；家、国、天下，是人身所必有而不能无的。凡此道理，始于知，发于意，出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