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五
于身，故《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皆民也，所谓蒸民，乃天之所生也。物者事也，有君臣则有君臣之事；有父子则有父子之事；有夫妇则有夫妇之事；有长幼则有长幼之事；有朋友则有朋友之事；有其事必有其则，所谓“有物有则”也。则非外铄，皆在人心独知之中，所云“至善”者在是。但人生不能无习，人心不能无染，若不知慎独而致其知，而去其习染之私，则明德日蔽，蒸民不亲，“成己”、“成物”之道皆不获止于至善矣。夫所谓慎独以致其知者，己《中庸》所谓“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论语》所谓“克己”是也。只看所遇何事，如在于君臣，即于此求尽君臣之道；如在于父子，即于此求尽父子之道；如在于夫妇，即于此求尽夫妇之道；如在于长幼，即于此求尽长幼之道；如在于朋友，即在此求尽朋友之道。求尽其道于吾身，则吾身之物格；吾身之物既格，然后家、国、天下之物皆由之而格矣，故曰“致知在格物”。盖人人有知，皆含天性之灵而备万物之理，所谓“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是也。其理必尽人伦之道，而一毫不容差爽，所谓“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故孔子读《诗》，特赞此为知道；孟子论性善，而特引此以明之，盖以此诗深合“致知在格物”之旨也。知用功只在于此，则知所先后而近道矣。故自此句以上，至于“欲明明德于天下”，皆有“先”字；故自此句以下，至于“国治而后天下平”，皆有“后”字。“先”者，先此皆无所致力也；“后”者，后此亦无所致力也，则知工夫只在此一句。又自“所谓诚其意者”，以至“没世不能忘”五节，皆明“致知在格物”一句工夫。其的实精密，始终本末，无一不具，以视紫阳《补传》，相去何如？于此不惟见古人学问之精，其文字之精亦非后世所能及。学者苟知天下之理只在独知之中，而尽其致知之功，则“成己”、“成物”之道毕矣。
译关系到自身，所以《诗经》说：“上天生育众民，有事物就有法则，民众秉持常道，喜爱这美德。”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都是民众，所说的“众民”，就是上天所生的。物就是事，有君臣就有君臣的事；有父子就有父子的事；有夫妇就有夫妇的事；有长幼就有长幼的事；有朋友就有朋友的事；有这些事就一定有相应的法则，这就是所说的“有物有则”。法则不是从外部强加的，都在人心独自知晓之中，所说的“至善”就在这里。但人生不能没有习气，人心不能没有沾染，如果不知道慎独而推致良知，去除习气沾染的私欲，那么光明的德行就会日渐蒙蔽，众民就不亲近，“成就自己”、“成就万物”的道理都不能达到至善了。所谓慎独以推致良知，就是《中庸》所说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论语》所说的“克己”。只看遇到什么事，如果是在君臣关系上，就在这里求尽君臣之道；如果是在父子关系上，就在这里求尽父子之道；如果是在夫妇关系上，就在这里求尽夫妇之道；如果是在长幼关系上，就在这里求尽长幼之道；如果是在朋友关系上，就在这里求尽朋友之道。在我身上求尽其道，那么我身上的事物就穷尽了；我身上的事物既已穷尽，然后家、国、天下的事物都由此而穷尽了，所以说“推致良知在于穷尽事物”。大概人人都有良知，都包含天性的灵明而具备万物的道理，这就是所说的“上天生育众民，有事物就有法则”。其中的道理必须穷尽人伦之道，而一毫都不能差错，这就是所说的“民众秉持常道，喜爱这美德”。所以孔子读《诗》，特别称赞这是知道；孟子论性善，而特别引用这个来阐明它，大概因为这首诗深合“推致良知在于穷尽事物”的宗旨。知道用功只在这里，就知道先后次序而接近道了。所以从这句话以上，直到“想要使光明德行显明于天下”，都有“先”字；所以从这句话以下，直到“国家治理好然后天下太平”，都有“后”字。“先”，是说在此之前都没有着力点；“后”，是说在此之后也没有着力点，就知道工夫只在这句话上。又从“所谓使意念真诚的人”，到“死后都不能忘记”五节，都阐明“推致良知在于穷尽事物”这一句的工夫。它的切实精密，始终本末，无一不具备，与朱熹的《补传》相比，相差如何？在这里不仅看到古人学问的精微，其文字的精妙也不是后世所能企及的。学者如果知道天下的道理只在独自知晓之中，而尽推致良知的工夫，那么“成就自己”、“成就万物”的道理就完备了。
尧令四岳“明扬侧陋”，四岳荐舜，则先举其事实及用工之要，以见其圣，曰：有鲧在下，曰虞舜，其父瞽瞍则顽，其继母则嚣，其弟象则傲，在常人必不能谐，必不能尽其道，舜则克谐以孝，可谓能尽其道矣。然所以能尽其道者何？曰“蒸蒸义，不格奸”，盖父顽、母嚣、象傲，皆其奸也；舜与之处，稍有不谐，舜即凡责于己，曰必我为子之道有不尽，必我为兄之道有不尽，以致如此，更无一毫责怨其父母与其弟，亦不以之为奸而欲正之，所谓“不格奸”也。如此，日有不善而日反诸己，则舜之道诚矣。诚则父视之只见其孝，母视之亦只见其孝，弟视之亦只见其友爱，如此，则必能感动其心，则必能信之，信之则必从之而变化，所谓“蒸蒸义”也。故曰“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若此所谓成己、成物之至也，乃夫子所谓“君子之道四，而某〖丘〗未能一焉”者也，实千古圣学之要，不明于世久矣。
四岳举舜，既言其能处顽父、嚣母、傲弟皆尽其道可谓圣矣；但是鳏夫，不知其处室家何如，故尧又欲试之，降以二女，则必以一为妻，以一为妾，二女同居，志不相得，最人之所难处，若能刑于二女，使之和乐而不失其道，则舜之过人远矣，所以授之以位而无疑。《中庸》言君子之道难尽，而指其尤难者，必以夫妇妻孥为言，而言为人伦之造端，而又言其“察乎天地”，盖明天地配合之有期，以明男女会聚之有时，以为君子修道之要。人若不知，而惟纵欲之无度，则室家之道，必有不宜，妻必妒其孥，孥必怨其妻而不乐，则父母之道，乖离不顺，以此教育其子，则其兄弟必有不翕，人伦之道，由此皆不尽矣。此乃夫子闺门衽席之教，其他弟子皆不获闻，惟子思于家庭之间闻之，故特著之《中庸》之中，恶可忽哉？
人之才，必知道而后大，故其用不亏；若不知道，纵使有才，施之人情，必有不宜，用之辄穷，但可谓小有才，而不足谓之才矣。
《易》曰：“过此以往，未之或知”者，是至诚之道如此。凡人未至至诚，其事犹可测；既造至诚，则其事不可测矣。盖人情之难翕合者，至此而皆翕合；人事之难济者，至此而皆济；皆出常情意料之外，故曰“未之或知”也，故君子修道，惟勉其诚而已。
紫阳分戒慎、恐惧为静存；分隐微、慎独为动察。静存之际，为而无所闻，目无所见，故曰“虽不见闻，亦不敢忽”；直至下节方云“迹虽未形，几则已动；人虽未知，而己独知之”，则分慎独、戒惧为二事矣。故又曰“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窃详斯言，是以人心独知之先别有虚静之体、无闻无见之时，致其静守之工，为天理之本，岂不谬哉！此说原于释氏下乘，故禅宗之诗有曰：“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紫阳每诵之以训门人，故所著《太极图解》及《调息箴》，皆可见矣。且《调息箴》最为平生用功之得力者，以此分静存、动察，则并所谓独知者亦非本体之知、万物皆备于我之心，故不得不更于外物旧迹之间而求其格式形似者而依仿之，而别为穷理致知之说，其势然也。其门人黄勉斋所作《朱子行状》亦云：“终日考求检阅，倦则瞑目端坐，少顷则又考求检阅。”皆其实迹。此说又本于伊川所谓“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其所谓“敬”者，实非文王“缉熙敬止”之“敬”；其所谓“致知”者，亦非《大学》之所谓“致知”，故伊川于游杨侍立，瞑目端坐，而不知门外雪深三尺，盖伊川之学，亦由下乘而来，故其说与紫阳契合。紫阳平日之所尊信，亦惟伊川而已，故紫阳《大学补传》，只采伊川之言以附会之。至于今日，凡论圣学而失尧舜精一、孔门致知之旨者，或由下乘，或由上乘，皆自以为致虚，皆自以为无意、必、固、我，而不知皆堕于空虚，
译尧命令四岳“明扬侧陋”，四岳推荐舜，就先列举他的事迹以及用力的关键，以显示他的圣德，说：有鲧在下，叫虞舜，他的父亲瞽瞍顽固，他的继母嚣张，他的弟弟象傲慢，在常人必定不能和谐，必定不能尽到他的道，舜却能以孝道使之和谐，可以说能尽到他的道了。然而他之所以能尽到他的道是什么缘故呢？回答说：“蒸蒸义，不格奸”，大概父亲顽固、母亲嚣张、弟弟傲慢，都是他们的奸恶；舜与他们相处，稍有不能和谐，舜就全部归责于自己，说必定是我作为儿子的道没有尽到，必定是我作为兄长的道没有尽到，才导致这样，更没有一丝一毫责备怨恨他的父母和弟弟，也不认为他们是奸恶而想要纠正他们，这就是所谓的“不格奸”。像这样，每天有不善之处就每天反求诸己，那么舜的道就真诚了。真诚了，父亲看他只见到他的孝，母亲看他也只见到他的孝，弟弟看他也只见到他的友爱，像这样，就必定能感动他们的心，就必定能信任他，信任他就必定顺从他而发生变化，这就是所谓的“蒸蒸义”。所以说“夔夔斋栗，瞽瞍也顺从”。像这样就是所谓成就自己、成就事物的极致了，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之道有四，而我（丘）未能做到其中一条”的，实在是千古圣学的关键，在世间不明久矣。
四岳举荐舜，既然说他能够对待顽固的父亲、嚣张的母亲、傲慢的弟弟都尽到道，可以说圣了；但是他是鳏夫，不知道他处理家庭事务怎么样，所以尧又想考验他，下嫁两个女儿给他，必定以一个为妻，以一个为妾，两个女子同居，志向不相投合，这是人最难处理的，如果能以礼法规范两个女子，使她们和乐而不失其道，那么舜就远远超过常人了，所以授予他职位而没有疑虑。《中庸》说君子之道难以尽到，而指出其中最难的，必定以夫妇妻孥来说，又说为人伦的开端，又说它“察乎天地”，大概是为了阐明天地配合有定期，以阐明男女会聚有时节，作为君子修道的关键。人如果不知道，只是纵欲无度，那么室家之道，必定有不适宜，妻子必定嫉妒她的子女，子女必定怨恨她的妻子而不快乐，那么父母之道，就会乖离不顺，以此教育他们的子女，那么他们的兄弟必定有不和睦，人伦之道，由此都不能尽到了。这是孔子在闺门衽席之间的教诲，其他弟子都听不到，只有子思在家庭之间听到了，所以特别记载在《中庸》之中，怎么可以忽视呢？
人的才能，必定知道道然后才能大，所以他的作用不亏损；如果不知道道，即使有才能，施之于人情，必定有不适宜，用起来就困窘，只能说是小有才，不足以称为才了。
《易经》说：“过此以往，未之或知”，是说至诚之道就是这样。凡人没有达到至诚，他的事情还可以推测；既然达到至诚，那么他的事情就不可推测了。大概人情难以和谐一致的，到这里都和谐一致；人事难以成功的，到这里都成功了；都出于常情意料之外，所以说“未之或知”，所以君子修道，只是勉力做到真诚罢了。
朱熹把戒慎、恐惧分为静存；把隐微、慎独分为动察。静存的时候，耳朵听不到，眼睛看不到，所以说“虽然不见不闻，也不敢忽视”；直到下一节才说“痕迹虽然未显现，几微已经发动；别人虽然不知道，而自己独自知道”，就把慎独、戒惧分为两件事了。所以又说“从戒惧而约束自己，以至于至静之中，没有少许偏倚而他的操守不丧失，那么就极其中而天地位了；从谨独而精研自己，以至于应物之处，没有少许差谬而没有不恰当的，那么就极其和而万物育了。”我仔细推敲这些话，是以人心独自知道的先别有虚静的本体、无闻无见的时候，致力静守的功夫，作为天理的根本，难道不荒谬吗！这种说法源于佛教下乘，所以禅宗的诗有说：“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朱熹经常诵读它来训诫门人，所以他所著的《太极图解》及《调息箴》，都可以看到了。而且《调息箴》是他平生用功得力的，以此区分静存、动察，那么连所谓的独知也不是本体的知、万物皆备于我的心，所以不得不更在外部事物旧迹之间寻求格式形似者而依仿之，而另外提出穷理致知的说法，这是必然的趋势。他的门人黄勉斋所作的《朱子行状》也说：“终日考求检阅，疲倦了就闭目端坐，过了一会儿就又考求检阅。”都是他的实际事迹。这种说法又本于程颐所说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他所说的“敬”，实在不是文王“缉熙敬止”的“敬”；他所说的“致知”，也不是《大学》所说的“致知”，所以程颐在游酢、杨时侍立时，闭目端坐，而不知道门外雪深三尺，大概程颐的学问，也是由下乘而来，所以他的说法与朱熹契合。朱熹平日所尊信的，也只有程颐而已，所以朱熹《大学补传》，只采用程颐的话来附会它。至于今天，凡是论述圣学而失去尧舜精一、孔门致知宗旨的，或由下乘，或由上乘，都自以为致虚，都自以为无意、必、固、我，而不知道都堕入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