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陆稼书先生问学录》清陆陇其
原序
或有问于余者曰：「陆稼书先生所著有以《问学录》名者，何义也？」余应之曰：「先生服膺考亭素矣，于四书讲义与《困勉录》不既彰彰乎？兹编之作，仍以尊考亭也。」曰：「自尊德性、道问学，并见于《中庸》，而世之言教者，谓考亭主于道问学，象山主于尊德性，之说果然乎？」曰：「象山亦焉知所为德性而尊之哉？彼其为说，谓心即理，是以心为德性，可知矣。吾不知质诸伊洛所云性即理者，能无失焉否也？至其教授弟子也，止于主静，于是有安坐瞑目之功，有忽然顿悟之效，其以主静为尊，又可知矣。吾不知质诸伊洛所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者，又无失焉否也？若夫考亭之学，则不然矣，操存涵养，莫非明德性之当尊，而格物致知，兼以着问学之不可偏废，揆诸孔孟，固一理之攸同，较之二程，无几微之不合。其于象山，目之为禅学，方之为告子，岂非以其任心废学之弊，将有不可胜言者哉？有明以来，正学或显或晦，姚江祖金溪之说，摽为「致良知」一门，几欲举问学而废之。天下之士见其功业文章，彪炳宇宙，莫敢置词，随风而靡者比比也。稼书先生独毅然指其非而不顾，非诋姚江以訾金溪也，所以尊考亭也。理无两是，论无两可，此先生《问学录》所以见志也。今观其言，学术醇正，原本深厚，于近世诸贤所论，辨晰尤精。余素仰先生之学而未逮也，因为刊订是书，使天下知先生之书，实与考亭相表里，而于卷中特删去其辨难牵引之太繁者，如伊川先生置之不问之意，盖正学既明，异端自息，初不必切切然与较，而且聪明未一、识见未定之士，亦不至使是非邪正交杂于目前也。是为序。康熙四十七年戊子端午后三日，仪封后学张伯行题于榕城之正谊堂。
陆稼书先生问学录卷之一
仪封张伯行孝先甫订，受业诸子仝校。
陈几亭谓颜山农以口舌陷狴犴，罗近溪变产脱之。山农视近溪家为外府，取用无厌。论学或不合，则披其颊。在近溪因失所宗，抑情忍辱，亦人所难。而山农之妄取苛求，悉动于气，人欲横流，视彼制欲者，不应愧死乎？山农事见于邹南皋所撰《近溪墓碑》，几亭之论非过也。盖阳明致良知之学，苟无程朱格物之功，则所认为本心者未必是本心，所认为良知者未必是良知，自必有弊。而况山农、近溪专以自然为主，其弊又曷可胜道哉！
余冬序录论进言之法曰：吕伯恭云：“解人之怒，须委曲顺其意，然后徐以言语解之，其怒方息。若他人正言彼之不是，我却以为是，是激之也。”田蚡正怒灌夫，而窦婴乃言：“夫名冠三军。”宣帝正怒盖宽饶，而郑昌乃言：“宽饶进有忧国之心，退有死义之节。”故二人卒不免死，此皆不善救人者也。魏文侯与士大夫坐，问曰：“寡人何如？”君羣臣皆曰：“仁君也。”翟黄曰：“君非仁君也。君伐中山，不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非仁君也。”文侯怒，翟黄趋出。次至任座［任座事出刘向《新序］座对曰：“仁君也。君仁则臣直，黄之言直，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乃复召翟黄。秦王与中期争论［此事出《战国策］不胜。秦王怒，人为说秦王曰：“此悍人也，适遇明君故也，遇桀纣必杀之矣。”王因勿罪。唐穆宗时，崔发驱曳中人，因系狱，台谏申救皆不听。李逢吉从容言曰：“崔发驱曳中人，诚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因发下狱，积忧成疾。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所宜务念。”上愍然曰：“比谏官但言发冤，未尝言其不恭，亦不言其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为不赦之？”即释其罪。故劝人不可指其过，须先美其长。人喜则语言易入，怒则语言难入，观上数事可验矣。又按陈几亭曰：“凡性躁者，乘怒虽有智，不及生，必使缓之而后智出。”如敬翔之于朱全忠，往往以术缓之，缓之而后可以正谏。翔助逆之人耳，然谏法可取。观燕泉所述，则知当婉其辞；视几亭所述，则知谏又当宽其时，合而用之，其庶几乎。虽然
译《陆稼书先生问学录》清陆陇其
原序
有人问我道：“陆稼书先生所著的书中有以《问学录》命名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回答说：“先生一向衷心信奉朱子（考亭）的学说，这在《四书讲义》和《困勉录》中不是已经彰明昭著了吗？这部书的编撰，仍然是为了尊崇朱子。”那人问：“‘尊德性’和‘道问学’都见于《中庸》，而世间谈论教化的人，说朱子主张‘道问学’，象山主张‘尊德性’，这种说法真的如此吗？”我说：“象山又哪里知道什么是德性而去尊崇它呢？他所说的，认为心即是理，因此把心当作德性，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不知道如果拿它来对照伊川、洛学所说的‘性即理’，会不会有偏差呢？至于他教导弟子，只停留在主张静坐，于是有安坐闭目的功夫，有忽然顿悟的效果，他主张以静为尊，这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不知道如果拿它来对照伊川、程学所说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又会不会有偏差呢？至于朱子的学问，却不是这样。操持存养，无不是彰显德性应当尊崇；而格物致知，也兼示问学不可偏废。衡量孔子、孟子的学说，本来道理是相同的；比较二程的学说，也没有丝毫的不合。朱子把象山之学视为禅学，比作告子，难道不是因为象山放任本心、废弃学问的弊端，将有不可胜言的后果吗？自明朝以来，正统的学问有时显扬有时晦暗，姚江（王阳明）祖述金溪（陆九渊）的学说，标榜为‘致良知’一门，几乎想要废弃问学。天下的士人看到他的功业文章，光耀宇宙，不敢置一词，随风倒的人比比皆是。稼书先生独自毅然指出其错误而不顾，并不是诋毁姚江来诋毁金溪，而是为了尊崇朱子。道理没有两个都是对的，议论没有两个都是可行的，这就是先生《问学录》用来表明志向的原因。现在看他的言论，学术纯正，本源深厚，对于近世各位贤人所论述的，辨析尤其精当。我一向仰慕先生的学问而未能达到，因此刊刻订正这本书，让天下人知道先生的书，确实与朱子的学问互为表里，而在卷中特意删去了那些辩论牵强附会过于繁复的部分，如同伊川先生置之不理的意思。大概正统的学问既然彰明，异端自然平息，起初不必急切地与之计较，而且那些聪明才智未统一、见识未定的人，也不至于让是非邪正交错混杂在眼前。这就是序言。康熙四十七年戊子端午后三日，仪封后进学者张伯行在榕城的正谊堂题写。
陆稼书先生问学录卷之一
仪封张伯行孝先甫订正，受业弟子共同校勘。
陈几亭说颜山农因为口舌之争陷入牢狱，罗近溪变卖财产将他救出。山农把近溪的家当作自己的外库，取用没有满足的时候。讨论学问如果不合意，就扇近溪的耳光。近溪因此失去了所尊崇的人，压抑情感忍受屈辱，这也是别人难以做到的。而山农胡乱索取、苛刻要求，全出于意气用事，人欲横流，比起那些克制欲望的人，不应该羞愧而死吗？山农的事情见于邹南皋所写的《近溪墓碑》，几亭的评论并不过分。大概阳明致良知的学问，如果没有程朱格物的功夫，那么所认为的本心未必是本心，所认为的良知未必是良知，自然会有弊端。何况山农、近溪专门以自然为主，他们的弊端又哪里说得完呢！
《余冬序录》论述进言的方法说：吕伯恭说：“化解别人的怒气，必须委婉顺从他的意思，然后慢慢用言语化解，他的怒气才会平息。如果别人正指责他不是，我却认为他是对的，这是激怒他。”田蚡正怒视灌夫，而窦婴却说：“灌夫的名声冠绝三军。”宣帝正怒视盖宽饶，而郑昌却说：“盖宽饶进有忧国之心，退有死义的节操。”所以这两个人最终不免一死，这都是不善于救人的人。魏文侯与士大夫坐着，问道：“我怎么样？”君臣都说：“是仁君。”翟黄说：“君不是仁君。君讨伐中山，不封君的弟弟而封君的儿子，不是仁君。”文侯发怒，翟黄快步退出。轮到任座［任座的事出自刘向《新序》］，任座回答说：“是仁君。君仁则臣直，翟黄的话直率，因此知道君是仁君。”文侯于是又召见翟黄。秦王与中期争论［这事出自《战国策》］，秦王输了。秦王发怒，有人对秦王说：“这是个强悍的人，恰好遇到明君罢了，如果遇到夏桀、商纣必定会被杀。”秦王因此没有治他的罪。唐穆宗时，崔发拖拽宦官，因此被关进监狱，御史台谏官申辩救援都不听。李逢吉从容地说：“崔发拖拽宦官，确实大大不恭敬，但他的母亲年已八十，因为崔发下狱，积忧成疾。陛下正以孝道治理天下，所应当务必念及。”皇上怜悯地说：“近来谏官只说崔发冤枉，不曾说他大不恭敬，也不曾说他家有老母，像您所说，我为什么不赦免他？”立即释放了他的罪。所以劝人不可直指其过错，必须先赞美他的长处。人高兴时言语容易听进去，发怒时言语难听进去，看上面几件事可以验证了。又按陈几亭说：“凡是性情急躁的人，乘着怒气虽然有智慧，也不能产生，必须让他缓下来然后智慧才出现。”像敬翔对于朱全忠，往往用计谋让他缓下来，缓下来然后可以正谏。敬翔是助逆的人，但进谏的方法可取。看燕泉所叙述的，就知道应当委婉言辞；看几亭所叙述的，就知道进谏又应当放宽时间，结合起来使用，大概差不多了。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