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稼书先生问学录卷之二
世乎？曰：不然，孔子之言非听其不知之谓，正欲治民者多方开导以使之知也。盖民不知其所以然，则可由可不由，能由于一时，而不能不畔于异日。法制虽定，而天下之治乱未可知，此圣人所深忧也。是故庠序学校之设，月吉读法之举，皆所以使之知其所以然也。夫能知其所以然，然后其所当然者，可以常由而不变。即天下之民，愚智不同，不能尽知，而浸灌之久，务令知者常多，不知者常少，则亦相与维持夹辅，以共由于大道。虽有蠢然无知之民，亦安于其所当然而不变。昔周之盛时，无日不教导其民，开其知觉，而去其壅蔽。至于成康之际，则民亦多能知其所以然，是以风俗淳美。迄幽平之乱，而先王之遗风尚在。使当时教导之不切，浸灌之不深，徒责之以当然，而不使之知其所以然，则岂能根深蒂固若是之久而不变哉？后世不知此旨，非愚民而不使之知，则听其不知。学校虽设，而徒为具文，是以风靡俗颓，法出而奸生，合下而诈起。民不得已而由之，或阳由而阴违之。其继也，终归于废弛扞格，而上亦无如之何。呜呼！是岂民之果不可使知耶？抑听其不知者之过耶？夫治民者，束缚之，驰骤之，欲其一日而晓然于道德之旨，则诚有所不可。若夫渐以引之，宽以导之，多方以化之，使其知觉日开日明，因其所当然而徐悟其所以然。其所以然者日益明，则其所当然者益鼓舞而不容已。此三代之所同也，何不可之有？
译难道是因为民众愚昧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孔子的话并不是说听任民众无知，而是正想要治理民众的人多方面开导他们，使他们明白事理。因为民众不知道事情之所以如此的原因，那么就可以遵从也可以不遵从，能够在一时遵从，却不能在日后不背离。法制虽然已经制定，但天下的治乱还不可预知，这是圣人深深忧虑的。因此设立庠序学校，在每月初一吉日宣读法律，都是为了让他们知道事情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只有知道了事情之所以如此的原因，那么那些应当如此去做的事情，就可以长久遵从而不改变。即使天下的民众，愚笨与聪明不同，不能全部知晓，但长期浸润教化，务必让知道的人常常占多数，不知道的人常常占少数，那么他们也就互相维持辅助，共同遵从大道。即使有那些无知无识的民众，也会安于那些应当如此去做的事情而不改变。从前周朝兴盛的时候，没有一天不教导民众，开启他们的知觉，去除他们的蒙蔽。到了成王、康王时期，民众大多能知道事情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所以风俗淳朴美好。直到幽王、平王动乱之时，先王的遗风尚且还在。假使当时教导得不恳切，浸润得不深入，只是责求他们应当如此去做，而不让他们知道事情之所以如此的原因，那么怎么能像这样根深蒂固、长久不变呢？后世不明白这个宗旨，不是愚弄民众而不让他们知道，就是听任他们无知。学校虽然设立，却只是徒具形式，所以风气败坏、习俗颓废，法令一出奸邪就产生，政令一下欺诈就兴起。民众不得已而遵从，或者表面遵从而暗中违背。接着，最终归于废弛抵触，而上级也无可奈何。唉！这难道是民众果真不能让他们知道吗？还是听任他们无知的人的过错呢？治理民众的人，束缚他们，驱使他们，想要他们一天之内就明白道德的宗旨，那确实是不可能的。但如果逐渐引导他们，宽缓地开导他们，多方面地感化他们，使他们的知觉一天天开启、一天天明朗，顺着他们应当如此去做的事情，慢慢领悟事情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事情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日益明朗，那么那些应当如此去做的事情就日益鼓舞人心而不容停止。这是夏、商、周三代共同的做法，有什么不可能的呢？
罗整庵祭章枫山文曰：天高日朗，公之襟怀；地负海涵，公之问学。德容之温润，则甘雨和风；气象之尊严，则泰山乔岳。整庵非谀人者，其赞枫山如此。今读其谏烟火疏，及与罗一峯论乡约书，与郑御史贺谏议论孔颜之乐二书，非有得于中者不能为之。当时称之者，如杨廉［杨廉，字方震，成化二十二年进士，谥文恪，着《国朝名臣言行录］则曰：「在汉东都不为危言之叔度，在宋鹅湖不立异论之伯恭。」如费宏则曰：「其进也以引君当道为急，其退也以安贫守道为乐。」邵宝则曰：「先生之信朱子，犹朱子之信周程；周程之信孔孟也。故虽未尝昌言如董，力辨如韩，然笃信好古君子与之。」崔铣洹辞则曰：「成化中，白沙陈献章学禅而疏；一峯罗伦尚直而率；定山庄昹好名而无实。独枫山德行无瑕。」数公之言，大抵皆实录也。论其所至，当不在整庵之下。但其著述差少，然公尝曰：「先儒之言至矣尽矣，第删其烦芜可也。」此一言即可为万世著述之法。薛文清常言：「自朱子后，性理已明，不必复著书。」程明道、许鲁斋未尝著作，而言道统者必归焉。盖亦枫山之意。
二程先生，一宽和，一严厉。明道尝谓伊川曰：「异日能使人尊严师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后学，随人材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朱公掞见明道于汝州，归告人曰：「光庭在春风坐了一月。」游定夫、杨中立见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退则门外雪深尺余矣。明道每与门人讲论有不合者，则曰：「更有商最。」伊川则直曰：「不然。」二先生气象不同如此，然不可以此遽议优劣。宽和有宽和好处，严厉有严厉好处。至以其立朝言之，明道能使荆公服其忠信，而伊川不能使子瞻不诋为奸险，亦非二程之有优劣，盖荆公尚能容明道，而子瞻不能容伊川也。至以其论学言之，语录中明道言「居敬」处多，伊川言「穷理」处多。如以记诵博识为玩物丧志，如曰「有天德便可语王道，其要只在慎独」，如曰「学只要鞭辟近裏着已，质美者明得尽渣滓便浑化却，与天地同体」，其次惟庄敬持养，「曰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则皆明道之言也。如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曰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则皆伊川之言也。故近世讲良知者多喜言明道而抑伊川，不知二先生之学一也，穷理居敬必无偏废之理，特记之者有详略耳。伊川尝谓张绎曰：「我昔状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盖与明道同，异时欲知我者，求之于此文可也。」此程门铁案也，后人奈何以己意而妄分优劣乎？必欲分焉，则有之矣。朱子曰：「明道说话超迈，不如伊川说得的确。」又曰：「明道语弘大，伊川语亲切。」又曰：「明道浑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极，可夺天巧。」又曰：「明道可比颜子，若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处；伊川收束检制，孟子却不能到。」又曰：「其道虽同，而造德各异。明道所处是大贤以上事，学者未至而轻议之，恐失所守；伊川所处虽高，然实中人皆可企及，学者当以此为法。又曰：大程当识其明决中和处，小程当识其初年之严毅，晚年又济以宽平处。合朱子敬条观之，则知明道天资高于伊川，伊川学力所至，不让明道。学者当学明道，尤当学伊川。明道有优于伊川处，伊川亦有优于明道处。
明道谓志动气者什九，气动志者什一。愚谓明道犹就学者言之耳，若愚不肖之人气动志者反居什九。二程论治皆以立志为先。明道上殿剳子则曰：「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曰：「以圣人之训为必当从，以先王之治为必可法，不为后世驳杂之政所牵制，不为流俗因循之论所迁惑。」伊川上英宗及太皇太后书则曰：「君志立而天下治。」曰：「以圣人之言为必可信，先王之治为必可行，不狃滞于近规，不迁惑于众口。」二先生之言如一，诚以天下之本莫先于此也。孟子谓大人当先格君心之非，然定志又当在格君心之先。若
译罗整庵在祭奠章枫山的文章中说道：“天空高远、日光明朗，这是先生的胸怀；大地承载、大海包容，这是先生的学问。德行容貌温和润泽，就像甘霖和风；气象庄严尊贵，就像泰山高岳。”整庵不是阿谀奉承的人，他这样称赞枫山。现在读他劝谏焚烧烟火的奏疏，以及他与罗一峯讨论乡约的书信，还有与郑御史贺谏讨论孔颜之乐的兩封信，如果不是内心有所体悟，是写不出来的。当时称赞他的人，如杨廉就说：“他在汉代东方朔那样身处危境时，不像叔度那样发表危言；在宋代鹅湖之会上，不像伯恭那样标新立异。”如费宏就说：“他进用时，以引导君主走上正道为急务；他退隐时，以安贫守道为快乐。”邵宝就说：“先生信奉朱子，就像朱子信奉周敦颐、程颢、程颐；周敦颐、程颢、程颐信奉孔子、孟子一样。所以虽然不曾像董仲舒那样大声疾呼，像韩愈那样极力辩驳，但笃信好古的君子与他同道。”崔铣在《洹辞》中说：“成化年间，白沙陈献章学禅而疏阔；一峯罗伦崇尚直率而粗疏；定山庄昹好名而无实。只有枫山德行没有瑕疵。”几位先生的话，大体上都是实录。论及他所达到的境界，应当不在整庵之下。只是他的著述稍少，然而先生曾说：“先儒的话已经详尽完备了，只需删去其中繁琐芜杂的部分即可。”这一句话就可以作为万世著述的方法。薛文清常说：“自从朱子之后，性理已经阐明，不必再著书立说。”程明道、许鲁斋不曾有著作，但谈论道统的人必定归附于他们。这大概也是枫山的本意。
二程先生，一个宽厚平和，一个严厉刚正。明道曾经对伊川说：“将来能让人们尊敬师道的人，是我的弟弟。至于接引后学，根据人才的资质来成就他们，那我就不推辞了。”朱公掞在汝州拜见明道，回来告诉别人说：“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游定夫、杨中立拜见伊川，一天先生坐着闭目养神，两人站立侍候不敢离开，退出来时门外的雪已经深了一尺多。明道每次与门人讲论有不合之处，就说：“再商量商量。”伊川则直接说：“不对。”两位先生的气象不同到这种地步，但不能因此就轻易议论他们的优劣。宽厚平和有宽厚平和的好处，严厉刚正有严厉刚正的好处。至于从他们立朝为官来说，明道能让王安石佩服他的忠信，而伊川不能让苏轼不诋毁他为奸险，这也不是二程有优劣，大概是王安石还能容忍明道，而苏轼不能容忍伊川。至于从他们论学来说，语录中明道讲“居敬”的地方多，伊川讲“穷理”的地方多。比如认为记诵博识是玩物丧志，比如说道“有天德就可以谈论王道，其关键只在慎独”，比如说道“学习只要鞭辟近里切己，资质美的人明得尽渣滓便浑化，与天地同体”，其次只有庄重恭敬持养，“说学者必须首先认识仁，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认识这个道理用诚敬去存养它罢了”，这些都是明道的话。比如说道“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说今天格一件，明天又格一件”，这些都是伊川的话。所以近代讲良知的人多喜欢谈论明道而压抑伊川，不知道两位先生的学问是一致的，穷理居敬必定没有偏废的道理，只是记载的人有详略罢了。伊川曾经对张绎说：“我过去为明道先生写行状，我的道大概与明道相同，将来想了解我的人，寻求这篇文章就可以了。”这是程门的铁案，后人怎么能凭自己的意思妄自区分优劣呢？一定要区分的话，也是有的。朱子说：“明道说话超迈，不如伊川说得确切。”又说：“明道话语弘大，伊川话语亲切。”又说：“明道浑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功夫造极，可夺天巧。”又说：“明道可以比作颜子，如果孟子才高，恐怕伊川达不到孟子的境界；伊川收束检制，孟子却达不到。”又说：“他们的道虽然相同，但造德各异。明道所处是大贤以上的事，学者未达到而轻率议论，恐怕失去所持守；伊川所处虽然高，但实在中等人都可以企及，学者应当以此为法。”又说：“大程应当认识他的明决中和之处，小程应当认识他初年的严毅，晚年又辅以宽平之处。”结合朱子的敬条来看，就知道明道天资高于伊川，伊川学力所达到的境界，不亚于明道。学者应当学习明道，尤其应当学习伊川。明道有优于伊川的地方，伊川也有优于明道的地方。
明道说志动气者占十分之九，气动志者占十分之一。我认为明道还是就学者而言的，如果是愚笨不肖的人，气动志者反而占十分之九。二程论治都以立志为先。明道上殿奏疏就说：“君主的志向确定，天下的治理就成功了。”说：“以圣人的训诫为必定应当遵从，以先王的治理为必定可以效法，不被后世驳杂的政治所牵制，不被流俗因循的言论所迷惑。”伊川上英宗及太皇太后书就说：“君主的志向确立，天下就治理好了。”说：“以圣人的话为必定可信，先王的治理为必定可行，不拘泥于近规，不被众口所迷惑。”两位先生的话如同一，确实因为天下的根本没有比这更先的了。孟子说大人应当先格君心之非，然而定志又应当在格君心之先。如果
伊川看详学制凡数十条。朱子作伊川年谱，特表敬条。一曰改试为课，谓学校礼义相先之地，而月使之争，终非教养之道，请改试为课。有所未至，则学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一曰制尊贤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谓如胡瑗、张载、邵雍之辈，有如此之人，至于京师，则长贰造门求见，延请居于堂中，不独学者得以矜式，又以见长贰之为教，不敢足诸己。既上求古之人，复博采今之士，取善服义，如恐不及，乃为教之大本，化人之要道。无其人则虚之。一曰镌解额以去利诱，谓太学解额五百人，当有万余人奔凑，使万余人舍父母之养，忘骨肉之爱，往来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风日薄。所费财几何，所破产几何，少年子弟远父兄而放荡者几何，父母骨肉离别悲念以至失所者几何？以万余人聚之京师，弊害不可胜言。今欲如嘉佑以前，量留一百人解额，以待在学者取应，余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额窄处，自然士人各安乡土，养其孝爱之心，息其奔趋流浪之志，风俗亦当稍厚。一曰省繁文以专委任，谓案文责迹，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论秀之道。三舍升补旧专据文簿计校等差，今立法只委长贰以公议推择，但取学行才器堪为时用者，闻于朝廷，更不须繁文。一曰励行检以厚风教，谓朝廷欲厚风教，必自士人始。近世士风薄恶，士人不修行检，或无异于市井小人，朝廷未尝有法以教励检束之也。今立法，举人及仕宦家子弟鬬殴使酒等，本监采察，牒开封府或本贯施行。又立观光法，四方士人愿观光者，掌仪引入，游览堂舍，观礼仪，听弦诵，惟不得入斋。此数条皆非汉唐学校规模。〇又置待宾吏师二斋，亦年谱所载，集中不详其制。
伊川经筵三剳，不特辅导人主，人家教子弟者，皆不可不知。
明道《秋日偶成》一律，真所谓漆雕开已见大意。首云：「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此言素位不愿外之意。下遂言其所见曰：「万物静观皆自得，此言万物皆备于我。四时佳兴与人同，此言以万物为一体。」曰：「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此言致广大而尽精微也。富贵不淫，贫贱乐，此言至诚无息也。结曰：「男儿到此是豪雄。」此是谦词，有「吾斯未能信」之意，又以见世之所谓豪雄者不足为豪雄也。
大程云：「极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乃高明之极。」此与「居敬行简」「克己复礼」「闲邪存诚」一例，朱子皆分为两截，程子皆合为一事，非相悖也。程子自其合者言之，朱子自其分者言之，正相发明。若象山、阳明，亦皆欲合为一事，其意便不同。譬诸修屋，程子止言修屋，则修墙在其中，盖墙即屋之墙，恐人认为二物也。朱子则言修屋，又言修墙，恐人只知屋，忘却墙也。言虽不同，其实一也。若象山、阳明，则只要修屋，不要修墙。
朱子虽极推崇二程，然亦不讳其病。如曰：伊川之学，于大体上茔彻，于小节目上犹有疏处。康节能尽得事物之变，却于大体上有未莹处。又曰：伊川说仁者天下之公，大段宽而不切，不如横渠说心统性情说得的当。伊川谓鬼神者造化之迹，不如横渠所谓二气之良能也。又曰：和靖见伊川半年，方得《大学》《西铭》，看此意思也好，也有病。又曰：明道说静坐可以为学，此说终是小偏。又曰：程门高弟如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辈，皆入禅学去，必是程先生当初说得高了，故流弊至此。于此可见朱子之细心。
朱子谓理不离乎气，亦不杂乎气，此言理气之一而二也。明道「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着如此说」，气亦道，道亦器。又曰「阴阳亦形而下者」，而曰「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原来只此是道，此是理气之二而一也。程朱之说本合，整庵乃谓理气一物，不容分，而不满于朱子之说，何耶？林次崖言「理一分殊」，理与气皆有之。以理言，则太极理一也，健顺五常，其分殊也；以气言，则浑元一气，理一也，五行万物，其分殊也。此一段发明程朱理气之说最明
译伊川先生审阅详定学制，共有数十条。朱子编写《伊川年谱》，特别表彰了其中的几条。第一条是改考试为考核，认为学校是礼义优先的地方，如果每月让学生竞争，终究不是教养的正道，请求将考试改为考核。如果有做得不够的地方，就由学官召来教导，不再评定高低。第二条是设立尊贤堂，用来延请天下有道德的士人，认为像胡瑗、张载、邵雍这样的人，如果来到京师，那么长官和副长官应当登门求见，邀请他们居住在尊贤堂中，这不仅让学者有榜样可效法，也显示长官和副长官在施教时，不敢自满于己。既然向上寻求古人的风范，又广泛采纳当代的士人，采纳善言，服从道义，唯恐来不及，这才是教育的根本，教化人的关键。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就空着位置。第三条是削减录取名额以去除利诱，认为太学录取名额五百人，应当有一万多人奔赴聚集，使得一万多人舍弃对父母的奉养，忘却对骨肉亲人的爱，往来于道路，寄居在他乡，人心日益苟且，士风日益淡薄。所耗费的钱财有多少，所破产的有多少，少年子弟远离父兄而放荡的有多少，父母骨肉离别悲念以至于失去依靠的有多少？将一万多人聚集在京城，弊端祸害说不完。现在想要像嘉祐年间以前那样，酌情保留一百人的录取名额，供在学的学生考取，其余四百人分配到录取名额少的州郡，自然士人各自安于乡土，培养他们的孝爱之心，平息他们奔波流浪的志向，风俗也应当稍微淳厚。第四条是省去繁琐文书以专一委任，认为依据文书追究细节，是官府的事，不是学校培育人才、选拔优秀者的正道。三舍法升补旧时专门依据文书簿册计算等级差别，现在立法只委任长官和副长官以公议推举选拔，只选取学问品行才能堪当时代任用的人，上报朝廷，不再需要繁琐的文书。第五条是激励行为检点以厚植风化教，认为朝廷想要厚植风化教，必须从士人开始。近世士风轻薄恶劣，士人不修养行为检点，有的与市井小人没有区别，朝廷从未有法令来教导激励约束他们。现在立法，举人及做官人家的子弟斗殴酗酒等，由本监采察，发公文给开封府或原籍执行。又设立观光法，四方士人愿意观光的，由掌仪引入，游览堂舍，观看礼仪，听弦歌诵读，只是不得进入斋舍。这几条都不是汉唐学校的规模。又设置待宾、吏师两斋，也是年谱所载，文集中不详其制度。
伊川先生经筵三次进讲，不仅辅导君主，人家教育子弟的，都不可以不知道。
明道《秋日偶成》一首诗，真可以说是漆雕开已经见到大概的意思。首句说：“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这是说安于本位不向外求的意思。下面接着说他所见到的：“万物静观皆自得”，这是说万物都具备于我。“四时佳兴与人同”，这是说以万物为一体。说：“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这是说达到广大而穷尽精微。富贵不能迷惑，贫贱能快乐，这是说至诚没有止息。结尾说：“男儿到此是豪雄。”这是谦词，有“我对这个还不能确信”的意思，又借此显示世上所谓豪雄的人不足以称为豪雄。
大程说：“极高明而道中庸，不是两件事。中庸是高明的极致。”这与“居敬行简”“克己复礼”“闲邪存诚”一样，朱子都分为两截，程子都合为一事，并不相悖。程子从它们合一的角度说，朱子从它们分开的角度说，正好互相阐发。至于象山、阳明，也都想合为一事，他们的意思便不同了。譬如修屋，程子只说修屋，那么修墙就在其中，因为墙就是屋的墙，怕人认为是两样东西。朱子则说修屋，又说修墙，怕人只知道屋，忘记了墙。话虽然不同，其实是一样的。至于象山、阳明，则只要修屋，不要修墙。
朱子虽然极力推崇二程，但也毫不忌讳指出他们的毛病。比如他说：伊川的学问，在大体上透彻，在小节上还有疏漏的地方。康节能完全掌握事物的变化，却在大体上有不透彻的地方。又说：伊川说仁是天下之公，大体上宽泛而不切当，不如横渠说心统性情说得恰当。伊川说鬼神是造化的痕迹，不如横渠所谓二气的良能。又说：和靖见伊川半年，才得到《大学》《西铭》，看这个意思也好，也有毛病。又说：明道说静坐可以作为学问，这个说法终究有些偏颇。又说：程门高弟如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等人，都流入禅学，一定是程先生当初说得太高了，所以流弊至此。于此可见朱子的细心。
朱子说理不离开气，也不混杂于气，这是说理气的一而二。明道说“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必须这样说”，气也是道，道也是器。又说“阴阳也是形而下的”，却说“道这个词截断上下最分明”，原来这只是道，这是理气的二而一。程朱的说法本来相合，整庵却说理气是一物，不容分开，而对朱子的说法不满，为什么呢？林次崖说“理一分殊”，理和气都有。以理来说，太极是理一，健顺五常，是分殊；以气来说，浑元一气，是理一，五行万物，是分殊。这一段阐发程朱理气之说最明白。
，而整庵谓其未睹浑融之妙，亦过矣。又朱子以发于形气者为人心，发于义理者为道心，体用动静，道心人心皆有之，此不易之理，而整庵谓「道心性也，性者道之体；人心情也，情者道之用」，其说殊难通。又以宋儒分本然之性、气质之性，一性而两名，疑其辞之未莹，而谓不若以「理一分殊」言性，较似分明，此皆整庵立说之异处，总由不知理气之分也。整庵知心性之分，而不知理气之分，不可晓。
译然而整庵认为他没有看到浑融的妙处，这也太过分了。又比如朱子把发于形气的人心，发于义理的道心，体用动静，道心人心都有，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而整庵说“道心是性，性是道的本体；人心是情，情是道的功用”，这种说法很难讲通。又因为宋儒区分本然的性、气质的性，一个性有两个名称，怀疑言辞不够清晰，而说不如用“理一分殊”来说性，比较分明，这些都是整庵立说的不同之处，总归是因为不知道理气的区别。整庵知道心性的区别，却不知道理气的区别，让人无法理解。
夫子答子夏问孝，而曰「色难」。愚尝思之，岂独事亲为然哉？凡人处世，言行之差，犹易检点。言行虽未尝有差，而声音颜色之间，为人所厌恶而不觉，即人未必厌恶，而有可厌可恶之理，此最难检点。非主敬存诚，未易变化。
居官有不当烦者，有不当惮烦者。如柳子厚《郭橐驼传》所言，此不当烦者也。如小民有犯法而罪不至死者，官府既罪而释之，即置之度外，岂能必其格心哉？或逆料其不格，而獘之杖下，以示威于众，则又杀之不以其罪。闻顾公国宝宰吾邑时，民有犯赌博、偷盗、不孝诸罪者，既如律治之，则记于册。朔望召其父兄邻里而询之，能改过否？不蹈前辙否？众皆言其无他也，则喜而遣之。莫对则量笞之。此法甚善，民之善恶，官府当能记忆而教导惩戒之，则自然而格。此不当惮烦者也。
宗子无子，无期功兄弟之子可以为宗子后者，而有期功之兄弟，将使期功之兄弟奉宗祀乎？抑将别推缌麻兄弟之子以为宗子后乎？使期功之兄弟奉宗祀，则是宗子无后也；使缌麻兄弟之子为宗子后，则是宗子之祖若父有子孙而不使之奉祀，乃使非其子孙奉祀也。二者无一可矣。然则当如之何？曰：继宗子与继支子不同也。继支子者，以支子为主，苟其昭穆之顺焉，则使继之可也。继宗子者，当以祖为主，苟其祖之子孙未绝，则固不得舍其祖之子孙而使非祖之子孙祀其祖也。天子、诸侯与士庶之家，贵贱虽悬绝，至于宗法则一也。假令武王无子，将使周公承文王之统乎？抑将使太伯、虞仲、虢仲、虢叔之子若孙承之乎？令成王无子，将使唐叔承武王之统乎？抑将使伯禽之子承之乎？汉之孝惠、孝文、明之武宗、世宗，皆此义也。以此观之，继宗之议可决矣。
吾学编以胡敬齑陈剩夫［陈剩夫名真晟字晦德漳州布衣天顺二年诣阙献书］附于陈白沙之传，此其失莫甚焉。敬斋虽与白沙同游吴康斋之门，然其学固非白沙所及。陈剩夫着《程朱正学纂要》，虽其教人专一静坐，陈清澜谓其学识未及胡敬斋，只是狷介之士，然亦非白沙禅学之比，而乃以二公附白沙之传哉？若贺克恭之执弟子礼事白沙，肖其象，县空中以附白沙传可也。吾学编论王阳明曰：“今人咸谓公异端陆子静之流，子静岂异端乎？公所论叙《古本大学》《传习录》诸书具在，学者虚心平气，反复融玩，久当见之。”郑公左袒阳明如此，宜其屈敬斋于白沙之下也。
吾学编，永乐二年，饶人朱季友献所著书，诋宋儒。杨文贞公士奇请毁季友书，上敕行人锢季友，至饶大会藩臬郡县吏民，挞季友，尽毁其家所著书。当时朝廷扶持正学如此，宜士习之日端也［亦见通纪］刘晏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海船给钱千缗，或言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晏曰不然，论大计不惜小费，凡事必为久远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好矣。异时有患苦，给钱多减之过半，则不能运矣。至咸通中，有司计费而给无羡余，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矣。宋初，荆湖南北、江东西漕米至真扬下卸，即载盐以归，交纳有剩数，则官以时值售之。舟人皆私市附载而行，阴取厚利，故以船为家，一有罅漏则随补葺之，为经远计。太宗尝谓侍臣曰：「幸门如鼠穴，不可塞。篙工柁师有少贩鬻，但无妨公，不必究问。」非洞见民隐，何以及此？自盐法变而回纲无所得，败舟亡卒，处处有之，转为贼盗，不可胜计。此二事，杨龟山尝举以告钦宗，有国有家皆不可不知此。
明则诚可举，诚则明不可学也。学为诚明，则如告子之不动心，荆公之自谓能不以外物累其心而已。
圣贤言心，有与事对言之者，有包事而言之者。如孟子之言仁心仁政，此以心与事对言之者也。牵牛章言心，则包事而言之者也。有与理对言之者，有包理而言之者。如《论语》“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此以心与理对言之者也。如孟子“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包理而言之者也。敬义亦然。龟山云：“敬以直内
译孔子回答子夏问孝，说“保持和颜悦色最难”。我曾思考，难道只有侍奉父母是这样吗？大凡人在世间处世，言语行为的差错，还容易检查纠正。言语行为虽然没有差错，但在声音脸色之间，被人厌恶而自己不觉察；即使别人未必厌恶，却存在令人厌恶的道理，这是最难检查纠正的。如果不持守恭敬、存养真诚，就不容易改变。
做官有不该烦琐的，也有不该怕烦琐的。如柳宗元《郭橐驼传》所说的，这是不该烦琐的。如小民有犯法但罪不至死的，官府既然定罪后释放了他，就置之度外，怎能一定使他的心归服呢？或者预料他不能归服，而用杖刑折磨他，以向众人示威，这就又是杀他却不按他的罪行了。听说顾公国宝任我们县令时，百姓有犯赌博、偷盗、不孝等罪的，既然按法律惩治了他们，就登记在册。每月初一、十五召集他们的父兄邻里询问，能改过吗？不重蹈前辙吗？众人都说他没有其他问题，就高兴地打发他们走。不回答的就酌情鞭打。这个方法很好，百姓的善恶，官府应当能记忆并教导惩戒，那么百姓自然会归服。这是不该怕烦琐的。
宗子没有儿子，没有期功亲兄弟的儿子可以继承宗子后嗣的，而有期功亲的兄弟，是让期功亲的兄弟奉养宗庙祭祀呢？还是另外推举缌麻亲兄弟的儿子作为宗子后嗣呢？让期功亲的兄弟奉养宗庙祭祀，这就是宗子没有后嗣了；让缌麻亲兄弟的儿子作为宗子后嗣，这就是宗子的祖先和父亲有子孙却不让他们奉养祭祀，反而让不是他们子孙的人奉养祭祀了。这两者都没有一个可行的。那么应当怎么办呢？回答说：继承宗子与继承支子不同。继承支子，以支子为主，只要昭穆次序顺当，就可以让他继承。继承宗子，应当以祖先为主，只要祖先的子孙没有断绝，就固然不能舍弃祖先的子孙而让不是祖先子孙的人祭祀祖先。天子、诸侯与士庶之家，贵贱虽然悬殊，至于宗法原则是一样的。假使武王没有儿子，是让周公继承文王的统绪呢？还是让太伯、虞仲、虢仲、虢叔的儿子或孙子继承呢？假使成王没有儿子，是让唐叔继承武王的统绪呢？还是让伯禽的儿子继承呢？汉代的孝惠帝、孝文帝，明代的武宗、世宗，都是这个道理。由此看来，关于继承宗子的议论可以决定了。
《吾学编》把胡敬斋和陈剩夫附在陈白沙的传记后面，这个错误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敬斋虽然与白沙同在吴康斋门下学习，但他的学问本来就不是白沙能比得上的。陈剩夫著《程朱正学纂要》，虽然他教人专一静坐，陈清澜认为他的学识不及胡敬斋，只是狷介之士，但也比不上白沙的禅学，却把这两位公卿附在白沙的传记后面呢？像贺克恭那样执弟子礼侍奉白沙，模仿他的形象，悬挂在空中附在白沙传记后面是可以的。《吾学编》评论王阳明说：“现在人们都说王公是异端，是陆子静一流的人，子静难道是异端吗？王公所论述的《古本大学》《传习录》等书都在，学者虚心平气，反复品味，久了自然会明白。”郑公如此偏袒阳明，难怪他把敬斋屈居在白沙之下。
《吾学编》记载，永乐二年，饶州人朱季友献所著的书，诋毁宋儒。杨文贞公杨士奇请求销毁朱季友的书，皇上敕令行人禁锢朱季友，到饶州大会藩臬郡县官吏百姓，鞭打朱季友，全部烧毁他家所著的书。当时朝廷扶持正学如此，难怪士风日益端正。刘晏在扬子设置十个造船场，海船给钱一千缗，有人说实际所用不到一半，虚费太多。刘晏说不然，论大计不惜小费，凡事必须为长远考虑。现在刚设置船场，办事的人很多，应当使他们私用不窘迫，那么官物就坚固耐用了。以后有患难困苦，给钱多减掉一半，就不能运转了。到咸通年间，有关部门按费用供给没有多余，船更加脆薄易坏，漕运于是废弛了。宋初，荆湖南北、江东西的漕米运到真州、扬州卸下，就装载盐回去，交纳有剩余数量，官府就按当时市价出售。船夫都私下买卖附载而行，暗中获取厚利，所以以船为家，一旦有裂缝漏水就随时修补，这是为长远打算。太宗曾对侍臣说：“侥幸之门像老鼠洞，不可堵塞。篙工柁师有少量贩卖，只要不妨碍公事，不必追究。”不是洞察民间疾苦，怎么能达到这个境界？自从盐法改变而回纲无所得，破船亡卒，处处都有，转而成为贼盗，不可胜计。这两件事，杨龟山曾经举出告诉钦宗，有国有家的人都不可以不知道这个。
明则诚可以举，诚则明不可学。学为诚明，就像告子的不动心，荆公自谓能不以外物累其心而已。
圣贤言心，有与事对言的，有包事而言的。如孟子言仁心仁政，这是以心与事对言的。牵牛章言心，则是包事而言的。有与理对言的，有包理而言的。如《论语》“回也其心三月不违”，这是以心与理对言的。如孟子“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这是包理而言的。敬义也是如此。龟山说：“敬以直内
，义以方外。敬与义本无二，所主者敬，而义则自此出焉，故有内外之辨。”其实义亦敬也。故孟子之言义曰：“行吾敬而已。”
译义用来规范外在的行为。敬与义本质上没有区别，所推崇的是敬，而义则由此产生，所以有内外的区分。”其实义也就是敬。所以孟子谈到义时说：“践行我的敬罢了。”
观子产不与韩宣子环，则蔺相如之完璧不足道矣。观行人子羽却楚围之入，则相如渑池之会，非万全之策矣。龟山以相如为暴虎冯河之徒，信然。
龟山谓周勃起布衣，盖椎朴鄙人，以其厚重，故可属大事。则天下重任，固非狷忿褊迫者所能胜也。武帝时，淮南王欲反，独畏汲黯之节义。至论公孙弘辈，若发蒙尔。夫汲黯之直，为天下敬惮如此。予独疑其狷忿褊迫，临大事不能无轻动，轻动则失事机，难与成功。故武帝谓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其有得于此乎？龟山此条，即大程不欲掇拾臣下短长家法。顾泾阳自谓持濂洛关闽之清议，恐尚未见及此。又或问：以匹夫一日而见天子，天子问焉，尽所怀而陈之，则事必有窒碍者；不尽则为不忠，如何？龟山曰：事必须量浅深。孔子曰：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易》之《恒》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故当以渐，而不可以浚。浚则凶矣。假如问人臣之忠邪，遽与之辨别是非，则有失身之悔。君子于此，但不可以忠为邪，以邪为忠，语言之间，故不无委曲也。至于论理则不然，如惠王问孟子「何以利吾国」，则当言「何必曰利」，不直则道不见。此一条与论汲黯意思同。
夫子谓「辞达而已矣」，然必先明理养气，然后所达者皆温柔敦厚、光明正大之言，不然亦自远其所见，而非夫子所谓达也。龟山谓子瞻诗多讥玩，无恻怛爱君之意；荆公在朝论事多不循理，惟事争气，此不知温柔敦厚也。又二公所见皆非中道，此不知光明正大也。是皆非不能达之病，病在不能明理养气。
荆公在上前争论，或为上所疑，则曰：“臣之素行，似不至无廉耻，如何不足信？”龟山谓：“论事当问事之是非利害如何，岂可以素有廉耻劫人使信己也？今人如此劫人者甚多，君子不可不知戒。且吾言而人不信，正当内自省，必吾平日之诚信未足服人耳，如何反以此劫人？”
龟山谓郭汾阳不问发墓之人，虽古之齐物我者不能过愚。谓汾阳此事未尽善，发墓亦不可不问，但当问之有方，不可逆亿以启衅及株连无辜耳。或知其人而有社鼠、城狐之嫌，则问而不穷治可也。
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圣人何从知之？必也其征之言行乎？视听言动之间，博文约礼之际，无违焉，则心无违矣。圣人之观人，犹良医之视病，见其表，知其裏
愚尝有告子阳明之辨曰：时说谓告子守其空虚无用之心，不管外面之差失，因目为禅定之学，其实非也。告子乃是欲守其心以为应事之本，盖近日姚江之学尔。然既不能知言养气，则其所守之心亦何能以应事？故犹自觉有不得处，虽有不得，彼终固守其心，绝不从言与气上照管。殆其久也，则亦不自觉有不得，而冥然悍然而已。以冥然悍然之心而应事，则又为王介甫之执抝矣。故告子者，始乎阳明，终乎介甫者也。大抵阳明天资高，故但守其心亦能应事；告子天资不如阳明，则遂为介甫之执拗矣。介甫不知治其心而执拗者也，告子徒治其心而至于执拗者也。然则学阳明者，其弊必至于执抝乎？是又不然。如告子天资刚强，故成执抝；若天资柔弱者，则又为委靡矣。故为阳明之学者，强者必至于抝，弱者必至于靡。然阳明之徒亦认告子为老庄禅定之学，谓告子「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如种树者专守其本根，不求其枝叶。若孟子言「志至气次」，是谓志之所至，气必从焉，则如养其本根而枝叶自茂，与告子之勿求者异矣。噫！孰知阳明之所以言孟子者，乃正告子之所以为告子也欤？吕用晦见而评之曰：百余年以来，邪说横流，生心害政，酿成生民之祸，真范宁所谓「波荡后生，使搢绅翻然改辙」，至今为害，其罪深于桀纣者，虽前辈讲学先生亦尝心疑之，然皆包罗和会而不敢直指其为非，是以其障益深而其祸益烈。读此为之惊叹，深幸此理之在天下终不得而磨灭，亦世运阳生之一机也。至谓阳明天资高，但守其心亦能应事，即朱子谓「禅家行得好，自是其资质好，非禅之力」，意然如朱子所
译看子产不将玉环送给韩宣子，那么蔺相如完璧归赵的事迹就不值得称道了。看行人子羽拒绝楚军进入，那么蔺相如在渑池之会的表现，就不是万全之策了。龟山认为蔺相如是像暴虎冯河那样鲁莽的人，确实如此。
龟山说周勃出身平民，大概是个质朴鄙陋的人，因为他厚重，所以可以托付大事。那么天下的重任，本来就不是那些狭隘急躁、气量狭小的人所能胜任的。汉武帝时，淮南王想要谋反，唯独畏惧汲黯的节义。至于谈论公孙弘等人，就像揭开蒙昧一样容易。汲黯的刚直，被天下人敬重畏惧到了这种地步。我唯独怀疑他狭隘急躁、气量狭小，面临大事时不能没有轻率的举动，轻率举动就会失去事机，难以取得成功。所以汉武帝说古代有社稷之臣，汲黯接近这种人。他在这方面有所得吗？龟山这一条，就是大程子不搜集臣下短处的家法。顾泾阳自认为秉持濂、洛、关、闽的清议，恐怕还没有见到这一点。
又有人问：凭一介平民一天之内见到天子，天子询问他，如果完全陈述自己的怀抱，那么事情一定有窒碍难行的地方；如果不尽述，就是不忠诚，该怎么办？龟山说：事情必须衡量深浅。孔子说：取得信任后再进谏，没有取得信任就被认为是诽谤自己。《易经》的《恒卦》说：深求恒道，凶险。这是恒卦的初爻，所以应当循序渐进，不可以深求。深求就凶险了。假如询问臣子的忠诚与奸邪，立刻与他辨别是非，就有失去身位的悔恨。君子在这方面，只是不可以把忠诚当作奸邪，把奸邪当作忠诚，在言语之间，所以不免有些委曲。至于论理则不然，比如惠王问孟子“如何使我的国家获利”，就应当说“何必说利”，不直接说明道理就看不见了。这一条与论述汲黯的意思相同。
孔子说“言辞达意就可以了”，然而必须先明理养气，然后所表达的言辞都是温柔敦厚、光明正大的，不然也就远离了孔子的见解，而不是孔子所说的达意了。龟山说子瞻的诗多讥讽玩弄，没有恻隐爱君之意；荆公在朝中论事多不循理，只争意气，这是不知道温柔敦厚。又两位公所见都不是中道，这是不知道光明正大。这都是不能达意的毛病，毛病在于不能明理养气。
荆公在皇帝面前争论，有时被皇帝怀疑，就说：“我一向的品行，似乎不至于没有廉耻，为什么不足以让人信任？”龟山说：“论事应当问事情的是非利害如何，怎么可以用一向有廉耻来胁迫别人相信自己呢？现在这样胁迫别人的人很多，君子不可不知道警戒。况且我说话别人不信，正当内心反省，一定是我平日的诚信不足以服人，怎么反而用这个来胁迫别人？”
龟山说郭汾阳不追究挖墓的人，即使是古代齐同物我的人也不能超过他的愚钝。说汾阳这件事未尽善，挖墓也不可不过问，但应当有方地询问，不可以凭空臆测以挑起争端以及株连无辜。如果知道那个人有社鼠、城狐的嫌疑，那么询问但不穷究治罪也可以。
颜回啊，他的心三个月不违背仁。圣人从哪里知道的呢？一定是从他的言行中验证吧？在视听言动之间，博文约礼之际，没有违背，那么心就没有违背了。圣人观察人，就像良医看病，看到表象，就知道内在。
我曾经有关于告子和王阳明的辨析说：当时的人说告子守持空虚无用之心，不管外面的差失，因此视其为禅定之学，其实不是这样。告子是想守持他的心作为应事之本，大概是近日姚江之学罢了。然而既然不能知言养气，那么他所守持的心又怎么能用来应事呢？所以还是自觉有不得之处，虽然不得，他终究固守其心，绝不从言和气上照管。大概时间久了，也就不自觉有不得之处，而冥然悍然而已。用冥然悍然的心去应事，就又成为王介甫的执拗了。所以告子，开始于阳明，终结于介甫。大抵阳明天资高，所以只守其心也能应事；告子天资不如阳明，于是就成为介甫的执拗了。介甫是不治其心而执拗的人，告子是只治其心而至于执拗的人。那么学习阳明的人，其弊端一定至于执拗吗？这又不然。像告子天资刚强，所以成为执拗；如果天资柔弱的，就又成为委靡了。所以做阳明之学的人，强者一定至于执拗，弱者一定至于委靡。然而阳明的门徒也认为告子是老庄禅定之学，说告子“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就像种树的人专守其本根，不求其枝叶。如果孟子说“志至气次”，是说志之所至，气必跟随，就像养其本根而枝叶自然茂盛，与告子的不求不同。唉！谁知道阳明之所以说孟子的，正是告子之所以为告子的呢？吕用晦看到后评论说：百余年以来，邪说横流，生心害政酿成百姓的祸患，真是范宁所说的“波荡后生，使搢绅翻然改辙”，至今为害，其罪深于桀纣，虽然前辈讲学先生也曾心中怀疑，但都包罗和会而不敢直指其为非，所以其障益深而其祸益烈。读此为之惊叹深幸此理在天下终不得而磨灭，也是世运阳生之一机。至于说阳明天资高，只守其心也能应事，就是朱子说“禅家行得好，自是其资质好，非禅之力”，意思确实如此。
称，必富郑公、吕正献、陈忠肃、赵清献诸公，乃可谓之行得好耳。按阳明所为，皆苟且侥幸，不诚无物，吾未见其能应事也。观其通近侍，结中朝。攘夺下功，纵兵肆掠，家门乖舛，尤甚，皆载在实录，可考而知也。实录称其性警敏，善机械，能以学术自文，深中其隐矣［阳明事迹更当考史料史考］用晦之论，阳明比余更严，然非刻论也。用晦又曰：凡论佛者，曰“我不佞佛，亦不辟佛”，此必深于佞佛者也；曰“我不入君子党，亦不入小入党”，此必深于媚小人者也。故凡谓朱陆无异同，及阳明之于朱子有合一处者，皆异端之徒，阴阳惑乱之术，不可不辨。此论尤精。
译所称道的，必定是富郑公、吕正献、陈忠肃、赵献清等诸位，才可以说做得好罢了。考察阳明先生的所作所为，都是苟且侥幸，不真诚便没有实质，我未曾见他能够妥善应对事务。看他勾结近侍，结交朝廷中人。侵夺下属的功劳，纵容军队肆意掠夺，家庭内部矛盾重重，尤其严重，这些都记载在实录中，可以考证而知。实录称他天性机警敏锐，擅长权谋机巧，能够用学术来粉饰自己，这深刻地揭示了他的隐秘之处。用晦的议论，对阳明的批评比对我更严厉，然而并非苛刻的言论。用晦又说：凡是谈论佛教的人，说“我不迷信佛教，也不排斥佛教”，这必定是深深迷信佛教的人；说“我不加入君子一派，也不加入小人一派”，这必定是深深谄媚小人的人。所以凡是说朱熹与陆九渊没有差异，以及阳明先生与朱熹有契合之处的人，都是异端之徒，使用阴阳惑乱的手段，不可不加以辨明。这个议论尤其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