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学编卷一

译指向心性本体，已经接近于空疏虚妄。所以孟子继承这一传统，教导人必定要遵循规矩，拉开弓却不发射，决不会因为笨拙的工匠而改变废弃准绳墨线。在《离娄》篇中关于方圆、深入探究等章节，尤其对先王既定的法度格外重视。到了宋代，程颢、程颐和朱熹出现，于是动不动就谈论性命之理，相互推究阐发前代儒者未曾阐明的内容。依我看来，他们哪里曾超出《中庸》分毫！只见他们支离破碎，掺杂进佛教、道家的思想，白白让异端轻视我们的正道罢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程、朱失去了从尧、舜以来学问与教化的既定法度。为什么不看看“精一”的宗旨，只有尧、禹得以听闻，天下人所能看到的，不过是任命九官、十二牧所做的政务而已。阴阳的深奥旨意，文王、周公寄托在《易经》中；天下人所能看到的，不过是王政、制定礼乐而已。一以贯之的道，只有曾子、子贡得以听闻；门徒以及天下人所能看到的，不过是《诗》《书》和六艺而已。怎么可以把天道性命常常挂在嘴边，让每个人都去谈论呢！

译因此，当时谈论天道人性，聪明的人如同插科打诨、猜拳行令，愚钝的人如同捕捉清风、聆听梦境，只是嘴上说说，各自以为孔子、颜回又出世了。到了靖康年间，家家户户摩肩接踵的都是主张主敬习静的人，然而朝廷和疆场上却没有一个能出谋划策、建立功绩的士人。朱熹独具慧眼，指出其中一两位大德，是程子所赞许为后身的人，说“这些都是禅”，却不知道二程教导他们的内容实际上也接近禅，所以只看到了弊端，却无法改变他们的路径。以至于朱学的末流，仍然如同程学的末流一样，以至于后世的程学、朱学，都如同程学、朱学的末流一样。这样长期下去而不回头，天地还能依靠什么呢！

有人说：佛教依托于明心见性，程、朱想要救世人而排斥它，不得不抉发精微奥妙的道理来示人。我说：唉！程子所见已经稍微渗入佛教的界限，所以称其“极其接近道理却大大扰乱了真实”。如果按我的浅见来说，只以“君子之道四”这一节来指示，即使是释迦牟尼这样的恶魁，也应当低头流泪，并不需要涉及性命以上的道理。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他们以空虚为道，我以实在为道。程、朱应当远宗孔子，近师胡瑗，用六德、六行、六艺以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之类的实务来教导门人，成就几十上百个通儒。朝廷的重大政务，天下人不能办理的，我的门人都能办理；险重繁难的事务，天下人不敢承担的，我的门人都能承担，我的道自然尊贵显赫，佛教、道教自然消亡了。

现在他们用空话扰乱天下，我也用空话与他们争辩，又不斩断他们的根反而授以权柄，我无法深深服天下之心而鼓舞我党人的士气，因此当时一出来，只是凭借口舌招致党祸；流传到后世，完全凭借章句误了乾坤。上等人只学习先儒的讲解，稍微涉及文义就想承先启后；下等人只问朝廷的科举，才能揣摩就追求富贵利达。空话的祸害比焚书坑儒还严重，我们的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实行呢！友人刁蒙吉翻用孟子的话说：“讲着它却不实行，考察它却不练习，终身知道却不走它的道路的人，是多数！”他的感慨很深啊！我认为上天仁爱，必定会厚生出圣哲，铲除荆棘，振兴尧、舜以来的中庸之道，断不忍心让这元会最终如此而已！

总论诸儒讲学

我妄自认为性命的道理不可讲，即使讲了，人也不能听；即使听了，人也不能醒悟；即使醒悟了，人也不能实行。可以共同讲、共同醒悟、共同实行的，是性命的作用，如诗、书、六艺等。即使是诗、书、六艺，也不是徒然列坐讲听，一定要一讲就教习，习到难处来问，才再与他们讲。讲的功效有限，习的功效无穷。孔子只与他的弟子今天习礼，明天习射。偶尔有可以谈论性命的，也是因为他们的自我领悟已深，才与他们谈论。大概性命，不是可以用言语传授的。不仅不讲而已；即使有问，如子路问鬼神、生死，南宫适问大禹、后稷、羿、奡等，都不回答。大概能理会的人自己理会，不能的人即使讲了也无益。

自从汉、唐诸儒传经讲诵，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陆九渊，于是群起角立，急切地以讲学为事，到明代，薛瑄、陈献章、王阳明、冯从吾等因循之，他们一时发明吾道的功劳，可以说是兴盛了。其效果使见知闻知的人知道尊慕孔、孟，善于谈论名理，不做恶事，不奉佛教、道教的名称。即使像我这样不肖的人，也是沐浴恩泽中的一人。然而世道为叔季依然如故，生民不治依然如故，礼乐不兴依然如故，异端日益昌盛依然如故。与孔子明道而乱臣贼子果然畏惧，孟子明道而杨朱、墨翟果然熄灭相比，何止是天渊之别啊！

我气魄小，志气卑，自揣在中人以下，不足以参与这道。只希望主盟儒坛的人，远溯孔、孟的功劳如彼，近察诸儒的效果如此，而垂意于“习”这一字；使为学为教，用力于讲读的一二，加功于习行的八九，那么生民幸运，吾道幸运！我受诸儒生成覆载之恩，不敢入室操戈。但人的岁月精神有限，在诵说中度过一日，便在习行中错了一日；在纸墨上多一分，便在身世上少一分。试看朱子晚年后悔枝叶繁累，那么礼乐未明，是在天者千古无穷的遗憾啊。

明亲

《大学》首四句，我奉为古圣真传。所学没有两个道理，也没有两件事，只是这仁义礼智的德，子臣弟友的行，诗书礼乐的文献，用来修身就是明德，用来齐家治国就是亲民。明白了而没有亲民，亲民了而没有止于至善，我不敢称之为道；亲民了而没有明白，明白了而没有止于至善，我也不敢称之为道。亲民而没有明白的，即使称之为亲民，也不是《大学》的亲民；然而既然在民身上用了功夫，都可以叫亲民。那亲民而没有明白的，是汉高帝与唐太宗之类；那亲民且明白而没有止于至善的，是汉代的孝文帝、光武帝之流。凡这样的，都是宋明以来儒者所共见的，都称之为非道。那明白了而没有亲民，明白且亲民而没有止于至善的，则是儒者

译没有谈论它。不是不肯谈论，不是不敢谈论，而是因为尧、舜没有兴起，孔子、孟子没有诞生，人们没有途径来证实它是道。

译一两个聪明杰出的人出现，对大道略有见解，粗略有所实行，就自认为是真正的孔子、孟子了，当时的人共同尊崇他们为孔子、孟子。后来兴起的人认为，我只要能达到像先儒那样就足够了。因此，有的人学习训诂解释和编纂集录，有的人学习静坐读书，有的人学习直截了当的顿悟，至于所见所行，能够大致模仿前人而没有太大差别，就勉强冒认，人们也都认为他们是大儒了，可以承前启后了。如果有人见解独特且不同，恍惚间体悟到道的本体，就声称阐发了先儒未曾阐发的道理，得到了孔子、颜回的乐趣所在。又有谁知道这不符合《大学》的道理呢！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没有说出来的原因。天下人没有说，几百年来的人也没有说，我独自在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之外另有《大学》的道理，难道不冒犯天下人的厌恶，而遭受天下的诛戮吗？然而我所恐惧的，比这更严重，认为真正的学问如果不明，那么百姓将永远遭受毒害祸患，直到天地终结也不能沐浴我们大道的恩泽；异端永远鼎足而立，直到天地终结也不能恢复夏商周三代的旧制。因此我冒着死亡的危险说出来，希望有志于继承开创的人能转变一下。

明白而没有亲近就称为明白，这不是《大学》的明白；然而既然在德行上用了功夫，都可以称为明白。那明白而没有亲近的，是庄子、陈抟之类的人；那明白且亲近而没有达到至善的，是周敦颐、程颐、朱熹、陆九渊、薛瑄、王阳明的同辈。为什么呢？我们的道有三个兴盛时期：君臣之道在尧、舜，父子之道在周文王、周公，师生之道在孔子、孟子。尧、舜的治理，就是他们的学问，他们的教化，他们精一执中的道理，只有一两个人秘密接受罢了。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蒙受恩泽的，就像他们任命九官、十二牧所做的那样。大禹治水，不是大禹一个人治理天下的水，一定是天下擅长水学的士人分别治理，而大禹总其成功；伯夷掌管礼仪，不是伯夷一个人治理天下的礼仪，一定是天下擅长礼学的士人分别掌管，而伯夷总其成功。推广到九官、群牧都是这样，所以能平治大地成就天功。周文王、周公的治理，也就是他们的学问，他们的教化，他们阴阳天人的宗旨，寄托在《易经》罢了。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蒙受恩泽，就像他们治理岐山的政事，制定礼仪制作音乐一样。他们选拔优秀人才而教育他们，六德、六行、六艺仍然本于唐尧、虞舜敷教典乐的方法，没有改变，所以宇宙太和。孔子、孟子的学问教化，就是他们的治理。孔子一贯性道的微妙，只传给颜回、曾子、端木赐罢了。做当身的学问，以及教育门徒以等待后人私下效法，不过是平常的言论德行、兵农礼乐罢了，仍然本于唐尧、虞舜、成周的方法，没有改变。所以不仅期望一个月、三年、五年、七年胸中具备其具，而且在鲁国小试，三个月大治，在滕国暂为师，四方归附，单父、武城也见分体，所以万世永远遵循。

秦汉以来，著述讲论的功夫多，而实学实教的力气少。宋儒只有胡瑗设立经义、治事斋，虽然分析已有偏差，但事情颇为实在；张载教人以礼而期望实行井田制，虽然没有实行，但他的志向值得崇尚。至于周敦颐得到二程而教育他们，二程得到杨时、谢良佐、游酢、尹焞等人而教育他们，朱熹得到蔡沈、黄榦、陈淳、徐必达等人而教育他们，以主敬致知为宗旨，以静坐读书为功夫，以讲论性命、天人为口头传授，以解释经传、编纂书史为事业。继承他们的人如真德秀、许衡、薛瑄、高拱，性地上各有静功，都能著书立言，为一世的宗师。确实，作为儒者，辉煌大观，三代以后难得的了！但问他们的学问教化像任命九官、十二牧所做的那样吗？像《周礼》教民的礼明乐备那样吗？像身教三千，今天习礼，明天习射，教人一定以规矩，引而不发，不为拙工改变废弃绳墨那样吗？这就是为什么自认为得到孔子真传，天下后世也都以真传归之，而最终不能使陆九渊、王阳明信服的原因，原本因为表里精粗，全体大用，确实不能没有欠缺。

陆九渊分析义利，听的人垂泪，先立其大，通体宇宙，见的人无不震惊。王阳明以致良知为宗旨，以以为善去恶为格物，无事就闭目静坐，遇事就知行合一。继承他们的人如王艮、罗洪先、鹿善继，都自认为承接孟子的传承，而称直截了当的顿悟，当时后世也都以孟子看待他们。确实，他们是儒中的豪杰，三代以后罕见的人了！但问他们的学问教化像任命九官、十二牧所作的那样吗？像《周礼》教民的礼明乐备好那样吗？像身教三千，今天习礼，明天习习射，教人一定以规矩，引而不发，不因为拙工改变废弃绳墨那样吗？这就是为什么自认为得孟子之传，与程颐、朱熹的学问并行中国，而最终不能使朱熹、许衡、薛瑄、高拱信服的原因，原本因为表里精粗，全体大用确实不能没有欠缺。

其他不详细论述，就像朱熹、陆九渊两位先生，倘若有一人坚守孔子下学的成法，而亲身习礼、乐、射、御、书、数以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之类而精通它们。凡是弟子跟随学习的，就让某个人学礼，某个人学乐，某个人学兵农，某个人学水火，某个人兼学数艺，某个人尤其精通几艺，那么门徒都

译通儒，进退周旋无非性命之理，声音度数无非涵养之功，政事与文学同归于一，人与己、事与物一致无二，这就是所说的“下学而上达”，是融合内外的道理。像这样，不仅必定有一位君主虚心谦下地对待他，而且君主和宰相必定能切实发挥他的作用，天下必定能切实受到他的恩泽，人才既已兴起，王道随之推行，异端可以平定，太平可以期待。《正书》所说的“修身则事和”，是我们儒者达到中和境界的切实基础，是使万物各得其所、各遂其生的功业，无论出仕还是隐居都能实现；这就是明白“亲亲”与“仁民”同一道理，是《大学》的宗旨。用这种观点来谈论学问，那么与异端就判若天渊而不可混淆，曲解的学者望洋兴叹而不敢比拟，清谈之士不能假借鱼目混珠，文字之流不能逞显春华般的艳丽。正因为不超出这个范畴，所以既轻视汉唐的训诂却又从事训诂，排斥佛老的虚无却最终陷入虚无，以至于纸上的性天道理越透彻，而学习陆九渊的人反而招致支离破碎的讥讽，这不是讥讽，确实是支离破碎；心头的觉悟越敏捷，而尊崇朱熹的人反而遭受接近禅宗的嘲笑，这不是嘲笑，确实是接近禅宗。

译有人说：其他儒者不必论及，王阳明平定叛乱、建立功勋，可以说是本体与作用兼备，又有什么弊端呢？我说：不只是王阳明，朱熹门下不是也有蔡氏谈论快乐吗？朱子制定的常平仓制度以及他在朝廷上的风度，不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吗？只是他们天资高，遇事就能建功，并非全部的力量都用在上面，不像周公、孔子那样专门以此学习，专门以此教导，专门以此治理国家。有人说：王阳明当时的韬略，怎么知道他不是把它作为学问和教化呢？我说，孔子曾说：“你们有志于礼的人，应当向赤学习。”像某人擅长治理赋税，某人擅长做宰官，某人通达某种技艺，弟子中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王阳明的门徒中没有这种情况。况且他擒获宁王宸濠，攻破桶冈，共同做事的都是当时的官吏、偏将、参谋，弟子都不参与。他的全书所载，都是他的门人旁观赞叹佩服的文字，由此可知他平时并不是以此建立学问和教化。

因此，我感慨孙征君在《知统录》中说有“陆九渊、王阳明效仿诤论于朱熹”的话，而敢于发表狂妄愚昧的意见，稍微抑制后两千年来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薛瑄、王阳明诸先生的学问，而伸张前两千年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诸先圣的大道，这也是私下效仿诤论的意义。希望主持道统的人，深思熟虑，决心恢复孔子、孟子以前的成法，不要固执于平生已经形成的见解而不肯舍弃，不要拘泥于平日已经抬高门面的架子而不肯降低，以免误导天下后世，就可以了。

给征君孙锺元先生的信

我头发还没干，就听说容城孙先生的大名，但只知道他清高的节操罢了。二十岁以前，我学习世俗的学问，虚度光阴，懵懵懂懂不知道道是什么。自从顺治乙未年，我颇为厌恶八股文的习气，稍微阅读了《通鉴》、《性理》、诸儒语录，才知道世间有理学这一脉。己亥年在易水，我结交了高弟五修，于是又知道先生不只是以节操著称，连年来与高弟介祺尤其情同手足。先生车驾回到容城时，我已经禀告老父，同王法干收拾行装出门，准备前去拜见，老父又以水涝之后不熟悉道路，恐怕遭遇杨子那样的悲伤为由阻止我，过了一年就听说先生又南下了。恭敬地献上祝辞，承蒙介翁不嫌弃，把我的贱名列在末尾。等到读了先生《岁寒居文集》中寄给介翁的信，不知道是听了谁的话而把我列入郡中贤人，看到后不胜惶恐惭愧！如今我在天地间已经三十六岁了，德行没有增加修养，学问没有进步，竟然没有得到大君子提点一下，每想到这一点，恨不得身体飞越到共城旁边！现在祖母去世，守丧期满了。幸好祖父还康健，我想恳求允许，今年中一度拜见先生的风范，不知道能否实现。我们学校的耿老师，是东郡人，因为告老还乡南归，距离先生七十里的地方，敢借便略吐愚衷于门下。

我在静中猛然思考，宋儒阐发气质之性，似乎不及孟子说性善最真实。变化气质的恶，三代圣人完全没有提到。把天生一副作圣人的全体，参杂以习染，说是有恶，未免不让人去除本无的东西而让人憎恶本有的东西，蒙蔽先圣尽性的宗旨而给世间无志的人一个借口。又想周公、孔子用礼、乐、射、御、书、数教导人，所以说“用三物教导万民而选拔他们”；所以说“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所以性道不可听闻，而某人擅长治理赋税、某人擅长礼乐、某人擅长养活百姓，一如唐、虞朝廷中某人主管农业、某人主管刑罚、某人主管礼仪、某人主管音乐的旧制，没有差错。近世谈论学问的人，心性之外没有多余的理，静敬之外没有多余的功。仔细考察他们的风貌，怀疑与孔门不相似。即使有谈论经世济民的人，也不过是说些场面话、写些应景书而已。

我不自量力，撰写了《存性》、《存学》两编，想求得先生的一点认可，以挽回天下士人的习气而恢复孔门的旧制。以先生的德望推测，应当易如反掌，那么孟子就不能独占前人的美名了。论今天下朱熹、陆九渊两派互相争辩，先生高见，平和劝解说不过来的，怎么可以再增加一个争端呢！但我特别深切地有杞人忧天的忧虑，认为即使朱学胜过陆学而独自行于天下，或者陆学胜过朱学而独自行于天下，或者和解成功，朱、陆合一，同行于天下；那么终此乾坤也只为当时两宋之世，终此儒运也只如说话著书之道学而已，难道不值得为圣道生民长叹息吗！粗略陈述一二，望先生静心辨别，及时阐发前两千年的故道，以改变后两千年的新辙，那么这道就幸运了，这百姓就幸运了！临纸南望，不胜想慕战惧交集之至！我再次拜言。

给太仓陆桴亭先生的信

我听说气机消长否泰，天地有不能自主的，是理数使然；当消极而长，否极而泰，天地必定生一人来主持它，也是理数使然。然而考察孔子、孟子以前，天地所生来主持这气机的，大都是实文、实行、实体、实用，最终为天地创造实绩，而百姓得以安定，万物得以丰饶。即使不幸君相之人竟然成为布衣，也必定终身尽力于文、行、体、用的实，断不敢以不尧、舜不禹、皋的人苟且于一时虚浮之局，高谈阔论袖手旁观，而委弃这气数，置这民物，听这天地于不可知也；也必定终身穷究于文、行、体、用的实，断

译不敢在百家争鸣、众口纷纭的时代，肆意口出惑乱异端、背离先哲之言，著书立说，从而耽误了国家的命运，败坏了百姓的生计，辜负了天地，导致局面无法挽回。

译自从汉、晋以来，人们沉溺于章句之学，却不知道章句是用来传承圣贤之道的，而不是圣贤之道本身；争相崇尚清谈，却不知道清谈是用来阐发圣贤之学的，而不是圣贤之学本身。因此，虚浮的风气日益盛行，而尧、舜关于三事、六府的治国之道，周公、孔子关于六德、六行、六艺的修身之学，那些真正能够确立天地秩序、养育万物的实理，几乎在天地之间看不到了。等到佛教、道教兴盛起来，有的将天地万物彻底看作空无，一切归于寂灭；有的将天地万物彻底看作虚无，一切归于超脱出世。他们不仅认为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鸟兽虫鱼、人伦世故都在道之外，甚至把自己身体的耳目口鼻、四肢都视为累赘多余，真是可悲啊！如果此时有尧、舜、周公、孔子在世，必定能使衰败转为兴盛，使否塞转为通达。即使没有他们，如果有端木赐、言偃、卜商、仲弓、冉有、冉求那样的人，也差不多能延续道统而不坠地，接续正宗而不偏差，那么长久的通达终究会有那一天。无奈赵宋王朝中期，纷纷跻身孔子庙庭的，都是修撰注解的学者，仍然拘泥于章句；都是高坐讲论的人，仍然沉溺于清谈！甚至说到如何教导孝悌忠信，认为气质禀赋中本有恶，这与老子认为礼义是忠信衰薄的表现，佛教认为耳目口鼻是六种贼害的观点，相差又能有多少呢！

所以我妄自评论宋儒，说他们是集汉、晋、佛、老之大成者是可以的，说他们是尧、舜、周、孔的正统派系则不可以。然而宋儒，就是当今的尧、舜、周、孔。韩愈排斥佛教，几乎因此丧命，何况敢议论当今的尧、舜、周、孔呢！季友著书驳斥程、朱的学说，被官府判处杖刑，何况敢议论宋儒的学术和品德呢！这话一出口，身家性命的危险是必然到来的。但是，因为害怕一人的灾祸而不言语，任由气数最终误入歧途，使百姓万物最终败坏，听任天地最终被辜负，恐怕缄口安坐，不去救助处于困境的人，与那些用强暴、横逆手段把人推入困境的人，在忍心害理方面并没有多大差别。

我对此感到恐惧，于是著成《存学》一书，阐明尧、舜、周、孔关于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的道理，主旨在于说明明道不在于诗书的章句，求学不在于聪慧诵读，而是期望像孔子门下那样博学、守礼，亲身实学、亲身实习，终身不懈怠。著成《存性》一书，主旨在于说明理、气都是天道，性、形都是天命，人的性命、气质虽然各有差别，但都是善的；气质是性命的作用，不能说有恶，所谓的恶，是由“引、蔽、习、染”四个字造成的。期望使人知道，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恶，都是玷污了自己光莹的本体；极致的神圣之善，始于充实自己固有的形体。

但是孔子、孟子去世后的两千年里，没有人讲这个道理，而我却与众不同，又惶恐担心涉及偏私自是，诽谤先儒；如果舍弃自己的见解来苟且迎合近世的学问，但仰观三代圣贤又不是这样。两种念头交织郁结，不知如何取舍。有一天我游历祁州，在故友刁文孝的座位上，听说先生有佳作，重新阐明了孔子的六艺之学，门人姜姓在州官幕府中确实收藏着，我高兴得像久旱听到雷声，极度干渴听到溪流声，恨不得立刻沐浴甘霖、饮用甘泉。多次请求，竟然没能得到。但也庆幸在三千里之外有主张这种学问的人了，只是还不知道关于性的论述是否相同。后来刁翁拿出南方诸儒的手书，上面说：“这里有个叫桴亭的人，才是有用之才，学为有用之学，只是把气质中的许多驳杂恶念混入天命，说都是善的，他的性善图说中有‘人之性善正在气质，气质之外无性’等语；实在新奇骇人！”这才知道先生不仅得到了孔子、孟子的学术宗旨，还领悟了孔子、孟子关于性的旨意，已经先得我心了。当今之时，继承儒道嫡派的，不是先生又是谁呢！所遗憾的是家贫亲老，不能拿着手杖亲自受教，进入门下做末位弟子。现在趁着彭使者的方便，奉上短简请教，祈请将所著作品以及高足中谁擅长礼乐、谁擅长射书、谁体用兼优，不吝赐示，使聋瞽之子有所景仰尊奉。如果有寸进，真是千载难逢啊！山河阻隔，不能多寄，仅以《性》、《学》编各一页，日记第十卷中摘一页呈请指正，不胜向南仰望、恳切想慕之情！

《学辨一》

性也需要辩明，因为我的朋友法干王子的一句话，彻底没有任何龃龉，没有人能启发我的意思，于是有所等待。现在《存学》的学说，将和我的同道亲身实习并实践它，用静坐口耳之习，改为手足频繁操劳的事业，不是《存性》空谈可比。虽然贤者不能没有顾惜旧习、畏惧变革的意思，幸好大家共同举辩难，不厌其烦地反复讨论。我撮取其大略如下，病中也有很多遗漏脱漏，不能尽述。

己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抱病，又患足疮，不能去学堂，只能坐卧在榻上，誊写《存学》稿。听说王子来聚会，于是强撑着走到斋舍，拿出誊写的稿子向王子请教。刚看了一页，就把它放在桌上，极力进行多读书的辩难。

我说：“人的精神有限，恐怕诵读消耗精力，没有岁月做实功。如果礼乐熟练，只略阅几本经书，也足够了吗？”王子说：“诵读不多，出门不能引经据典。”

译有人问：“凭借什么来使人信服？”我回答说：“尧、舜等圣人所依据的是什么书？况且经传，是施行政事的证据和辅助；如果完全不施行，即使证据辅助再多，又有什么用呢？现在如果存学的意图得以实行，无论朝廷、宗庙，就是在明伦堂上，也将询问谁精通礼仪周旋，谁熟悉音乐丝竹，谁擅长射箭，谁精于算术，而不再是仅仅称引章句、比拟辞藻的乾坤了。况且我们自视虽然鄙陋，倘若置身朝堂，只担忧没有处理政事的能力罢了，引经据典，并不是我们所担忧的。”王子说：“射箭、驾车之类，有专门官吏负责，不值得学习。应当像三公那样坐着议论政事。”我回答说：“如果人人都做三公，谁来做专门官吏？学习，正是学习做专门官吏罢了。拿医术来打比方，《黄帝素问》、《金匮》、《玉函》，是用来阐明医理的，而治疗疾病、拯救世人，则必须依靠诊脉、制药、针灸、按摩砭石这些实际手段来出力。现在如果有狂妄的人，只致力于阅览千百卷医书，熟读并详细解说，认为自己是国手了，却把诊脉、制药、针灸、按摩砭石看作是技术工匠的粗活，不值得学习。书籍日益广博，见识日益精微，一人倡导，举世效仿，天下到处都是岐伯、黄帝那样的理论家，而天下的人疾病相倚、死亡相接，这能说是通晓医术吗？我认为从事方剂、药饵、针灸、按摩砭石，治疗疾病、拯救世人，这才是做医生的根本，读书是为了明白这个道理。如果读尽了医书却鄙视方剂、药饵、针灸、按摩砭石，那是狂妄之人，不仅不是岐伯、黄帝，甚至算不上医生，还不如只习得一科、验证一方的人算是医生。读尽天下的书却不练习施行六府、六艺，那是文人，不是儒者，还不如践行一德、精通一艺的人算是儒者。

译王子说：“栋梁之材自然不同，难道一定要做檩条椽子吗？”我说：“栋梁也是从拱把粗细、尺许长短长成的，长成时也有树皮、树干、枝叶。世上哪有浑然天成、直接就是栋梁的材料呢？”王子说：“学问技艺达到精熟之后，自然能看到高深的境界。年幼时学习，怎么能有什么见解呢？”我说：“年幼时学习，只要让他练习罢了。一定要让他有所见，那又为什么呢？”王子说：“看不到高深的境界，怎么关乎心性呢？”我说：“不是这样。就像孔子让阙党的童子传话，让他观察宾主接见的礼仪。如果有地位低于孔子的客人到来，童子便看到客人向尊长请教时恭敬肃穆的气象；如果有地位高于孔子或与孔子相当的客人到来，童子便看到孔子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以及侃侃而谈、和悦正直的气象。这是整治童子的耳目呢，还是整治童子的心性呢？所以六艺的学习，不等待日后融会贯通，而是从童年时期就身心、道艺一致地用功。况且既然让他习见无限和敬详密的道理，怎么能说没有所见呢！只是随着所达到的程度而有深浅罢了。讲解《一贯章》的人，有人说曾子平日用功都是贯穿其中的‘一’，今天孔子教他从‘一’去贯穿。在贯穿其中的‘一’上用功，正是孔子用来教导三千弟子的方法，怎么能说‘六艺不是心性’呢？”

王子说：“礼乐自然适宜学习，射箭驾车只是粗浅低下的人事。”我说：“贤者只是美化礼乐的名目，就认为适宜学习，未必看到了适宜学习的地方；如果看到了，自然不分精粗。喜好精微而厌恶粗浅，正是后世误导百姓的原因。”王子说：“只是觉得不值得去做，如果去做，自然是容易的事。”我说：“这正是孔子所说的‘智者往往做得过分’。况且从前朱子说‘要补填，实在很难’，现在贤弟又说‘容易’。总之，不是主张难，也不是主张易，总是要断绝实学，不去做罢了！”王子大笑。我说：“李晦翁年龄超过五十岁，勤奋地从事下学，每天和弟子们拉弓射箭，非常值得钦佩！”王子说：“晦夫叔曾经说，‘射箭是男子的事，怎么能不练习！’”我说：“宋、元以来的儒者却习成了妇女的姿态，非常可耻。无事时袖手谈心性，临危时一死报君王，就被认为是上品了。哪里比得上真正恢复实学，每家每户都有经世济民之才，使乾坤之中永远享受安定太平的恩泽呢！”王子说：“六艺的学习，确实对乾坤有功。”我说：“不仅如此。子产说，经历世事久了，汲取的精华多了，那么魂魄就强盛。现在对礼乐、兵农无不娴熟，即使终身不被任用而死，以体用兼全的气概回归天地，这就叫尽人道而死，所以君子说这是善终。所以说学者，是学成其人罢了，不是向外求索。”王子又笑了。

我说：“这种学问终究没有推行的日子了。凭着贤弟有志气，而且深信我，又深入朱学不深，似乎没有什么留恋惋惜的，却还难以挽回到如此地步，何况那些已经树立起高峻壁垒的人呢！”于是又拿出前几篇递上去说：“希望最终看完！”王子看完，感慨地说：“孔子是教天下人做臣子、做儿子，如果都袖手高坐做君主父亲，天下事叫谁办理呢！”抚摸着书卷叹息了很久。我说：“我急于编成《三存编》，认为上天生我，是让我复兴阐明这种学问罢了，我不是亲身实践的人才。想把它进献给孙征君，借以挽回天下。”王子说：“人各自为政罢了。何必是他呢！”我说：“上天生的材自然不同。伊尹是圣人中的任者，夏代的百姓如同在水火之中，为什么不出来延揽豪杰，自己做出奉天救民的举动，一定要等待成汤的三次聘请呢？张良立志为韩国报仇，也曾聚集百余人，为什么不决意自己去做而最终归属沛公呢？大概上天生的王者，他的气是主持世统的气，足以系属天下，不是那个人就不行。儒者教化世人，难道独独不是这样吗！是那个人，天下依附他；不是那个人，学问即使超过别人，而师宗不能确立。就像龙所到之处气聚成云，否则不能勉强，何况我愚钝庸陋不足挂齿呢！自料只可做名教中一个董三老罢了。”王子告辞离去。

过了十天，我病愈，去会见王子。于是谈论风言说恢复闰十二月，有这回事吗？王子说：“这里也颇有所闻。”我说：“唉！难道不是学术不明，我们儒者误于空言，没有能确定国家大政的人吗！如果我们党人习熟历象，怎么能如此狐疑！”于是说到帝尧命令羲、和，教以钦天授时以及考验推步的方法，尧大概极精通历法。于是说到帝王设官分职，没有不授予成法的。尧命令司徒，授予匡正、正直、勤劳、招徕等法；舜命令士师，授予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法；命令典乐，授予直温、宽栗等理以及依永和声、无相夺伦等法；成王设置农官，授予钱镈、铚艾、耕耦等法。看任命官员的典章，整理完成的诗，这是君主父亲也没有不知道六府、六艺之学的，那么袖手高坐，只从事诵读，固然不是做臣子的道理，又哪里是做君主父亲的道理呢！

学辨二

又过了十天，王子来会见，又说：“周公制礼作乐，况且以文王、武王的圣明开启，成王、康王的贤能继承，太公、召公、君陈等人辅佐，也不过百年而穆王扰乱；等到东迁而周朝不可问了。汉、唐、宋、明不拘泥古法，也安定了几百年的天下，哪里比三

译取代它呢？”我说：“汉、唐以后的治国之道，与夏、商、周三代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不可同日而语，你只是没有深入思考罢了。你只看到周穆王、周平王时期的衰败，却没有切实考察当时各国的国情和民风。我现在不和你讨论三代的盛世。暂且以春秋末期为例，那时已是周朝七百年了，仅凭“义姑存鲁”和“展禽拒齐”这两件事，就能看出风俗的美好、人才的兴盛，鲁国确实值得推崇；齐国竟然因为妇人而撤军，听到先王的命令就停止战争。由此推想，当时的风俗人心，难道是汉、唐以后所能比拟的吗？”

译王子说：“终究觉得艺学粗浅，该怎么办？”我说：“这是不知道适可而止罢了。看《大学》说‘明明德’、‘亲民’，紧接着就说‘止于至善’，认为见道是粗浅的，这是不知道至善的归宿啊。所以说‘知道适可而止，然后才能志向坚定’。”王子于是高兴得手舞足蹈地说：“昨天您说的那段话，已经让我内心深深敬畏。从今天起应当致力于精通这门学问，再没有疑惑了。”接着他叙述他父亲命令他计算田亩数目却数不清的事。我说：“计算田亩，人们认为是琐事。然而父亲的命令却没有弄清楚，这难道不是做儿子的失职之一吗？”王子说：“无论大事小事，没有不熟练精通的，这固然没错。但我昨天说栋梁之才，兄长不以为然。恐怕天下自有能做大事而不能做小事的人才，比如庞统不是治理百里小县的才具，曾子教导孟敬子要把握大体，难道不对吗？”我说：“孔子做过管理畜牧的乘田、管理仓库的委吏，没有做不好的。如果职位与才具不相称，就放纵懈怠荒废事务，这是自命清高的士人的做派，不是君子的常态。孟敬子当时已经参与鲁国政事，却喜好处理琐碎小事，所以曾子教导他重视道义三个方面，难道可以因为这句话就说笾豆等礼仪细节不值得学习吗！况且当时学术没有衰败，家臣和庶士没有不能处理事务的，只是担心世袭贵族骄纵浮躁不能把握大体罢了。能把握大体，凡事自然就能成功。”

王子说：“广博地学习是古人第一要义。《易经》说‘多认识前人的言论和往行的事迹来积蓄德行’，子路说‘何必读书然后才算是学习！’可见古人读书，诵读又怎么能完全废除呢？”我说：“周公的制度，春秋两季教习礼乐，冬夏两季教习诗书。难道可以完全不读书！但古人是读书用来做学问，就像读琴谱来学弹琴，读礼经来学礼仪。广博地学习，是学习六府、六德、六行、六艺这些事。只把多读书当作博学，第一要义就已经错了，又哪里有空去考虑问、思、辨、行呢？”王子告辞离去。

过了一天，我经过他的书斋。王子说：“连日来思考音乐能够洗涤人的杂质。只是通过静敬来寻求克制愤怒、遏制欲望，便觉得愤怒欲望全无，不久却又发作；不如让心去比附声律，私欲自然化解。”我说：“唉，你领悟了！我认为在心上思考过错，在口上讲说过错，在书上见过过错，都不得力，遇到事情时依旧是习惯性的反应出现，正是这个意思。礼乐，是君子用来沟通天地万物的，安身立命、培育万物的落脚点，正在于此。古人制定舞蹈而百姓的浮肿消退，制作琴瑟而阴风到来，值得深思啊。”

王子又问：“道问学的功夫，就是六艺吗？”我说：“是的。”又问：“什么是尊德性？”我没有回答。又问：“什么是中人以上可以谈论高深的道理？”这是因为程颐、朱熹喜欢谈论高深的道理，王子想要验证谈论高深道理是正确的。我说：“离开下学就没有上达。明明德、亲民、尊德性、道问学，只是同一件事，对中人以上的人谈论高深的道理，对中人以下的人谈论浅显的道理。比如洒扫应对，是浅显的，如果对中人以上的人谈论，就能体现出恭敬；弦指徽律，是浅显的，如果对中人以上的人谈论，就能体现和谐。我昨天说的童子传达命令那段话，正是道与艺一致，耳目性情浑然一体。”王子怅然地说：“至理名言！”我说：“这也是针对贤弟的问题而言罢了。其实上面有上面的道理，下面有下面的道理，上下精粗都尽力追求完美，这叫做圣学的极致。达不到这个境界的，宁可做一个方面有实质的成就，不要追求全体大用的虚名。比如六艺不能兼修，终身只精通一门技艺也可以；如果一门技艺不能全部掌握，几个人共同学习一门技艺，比如学礼的人，有的专攻冠礼婚礼，有的专攻丧礼祭礼，有的专攻宗庙礼仪，有的专攻会盟礼仪，也是可以的。我们这类人的资质，未必是中人以上，如果跟随程颐、朱熹倒着学习，先看到上面的高深道理，必定视下学为粗浅，不肯用力了。”王子说：“‘下学而上达’，是孔子确定的法则，哪里容得紊乱呢！”

存学编卷二

性理评

程颐说：“邢明叔明辨有才气，他对世务熟悉，确实是美才。晚年沉溺于佛教，所谓‘日月至焉而已’的人，难道不可惜吗！”朱熹说：“程颐死后，他的高足弟子都流于禅宗。”哪里知道程颐在世时已经这样了呢！大概我们儒家起手便与禅宗不同的地方，正在于从头到尾总是体用一致。所以童子就让他们学习乐舞勺。勺的意义很大，难道是童子适宜歌唱的吗！圣人似乎说，从洒扫应对到参赞化育，固然没有高深奇特的道理，也没有卑贱琐碎的事情。所以上智如颜回、子贡，从小做这些事，不厌恶其浅显而背离道义；粗疏如陈亢，终身习练这些事，也不至于畏惧其困难而废弃学业。现在明叔才气明辨，练达世务，确实是美才。但因为程颐不以六艺为教，起初既不能使明叔认识到他熟悉世务无非是心性修养，后来又没有途径进入安身立命的实际功夫，看不到儒道的结果。回头看自己的长处不值得留恋，向前看所追求的无所获得，便觉得没有意味，没有来由，怎么能不无人阻挡而流入禅宗呢！就像我所说的明帝喜好佛教，不是明帝的罪过，而是李躬、桓荣的罪过。

那“日月至焉”，是我们夫子评论诸贤不能纯粹仁德几分寸的话。当时曾子、子贡一流人，都包括在内。拿它来比喻明叔沉溺佛教，程颐不是说话太容易了吗！

程颢对谢良佐说：“你们在这里跟随我，只是学习我的言语，所以你们的学问，心与口不相...”

译答应。何不实行呢！」于是向他请教。回答说：“暂且静坐。”

译伊川先生每当看见有人静坐，就赞叹他善于学习。因为先生只注重口头讲说，所以弟子只学习口头讲说，心与口尚且不能相应，何况身体呢？何况家国天下呢！将其施用于实际事业，那不能相应的地方就多了。我曾经谈论天道、性命，似乎没有什么抵触不通的地方，但一着手计算九九乘法表就出错。王子讲冠礼似乎很容易，但一开始练习初祝的环节就出错。由此可知，心中清醒，口中能说，纸上能写，如果不从身上亲身实践过，都是没有用的。责备门人不能践行，他们既然请教，正好教导他们练习礼乐，却只说“先静坐”。二程也是这样，唉！虽然有人说他们不接近禅宗，我不相信。

武夷胡氏说：“龟山先生天资平易旷达，辅以问学，修养有道，德器早成。积累在内心的纯粹而宏大深远，表现在外部的简易而平淡。闲居时和乐，神色笑容可亲；处理事情时裁断处置，不动声色。与他交往的人，即使整天群居，默然不语，也能使人感到和谐，而鄙陋吝啬的态自然就不显露了。推究孟子性善说的根本，阐发中庸、大学的大道。有想要知道方向的人，为他指明趋向，无所隐瞒。当时公、卿、大夫中的贤者，没有不尊重信任他的。”又说：“先生修养深远，洞察事理非常明白，混迹于世俗，了解他的人很少。活到八十岁，志气没有衰退，精力连少年人都难以企及。朝廷正倾向于儒学，日日更新圣德，延请礼遇这位老人，安置在经筵，早晚咨询访问，裨益补正必定很多。至于裁决危难疑案，经理世务，就像烛光照物、数计推算和龟甲占卜一样清晰！”

无论其他，仅“积累在内心的纯粹而宏大深远”这一句话，不是大贤以上的人能做到吗？其中是否真的纯粹，是否真的宏大深远，不是我所能知道的。然而朱子已经讥讽他落入禅宗了，禅宗就一定不能纯粹宏大深远，纯粹宏大深远就一定不是禅宗。至于混迹世俗的气象，在五经、论语、孟子中没有见过。这不是孟子所说的同流合污吗？顺着这个思路去想，平易旷达、简易、平淡、和乐、可亲等词语，恐怕都是孟子所描绘的乡原（伪善者）的景象吧。

陈氏渊说：“伊川先生从涪州回来，看见学者凋零衰落，大多跟随佛教，只有龟山先生和谢丈没有改变。于是感叹说：‘学者都流于异端了！只有杨、谢两位先生长进。’”曾经观察孔子去世，弟子像死了父母一样，哀痛无以复加；又为他们备办礼仪安葬，送终无以复加；又都在墓旁结庐守孝三年，眷恋无以复加；余情又表现在不忍离开同门朋友，相对哭泣都失声。他们师生情谊的深厚和道义的沉重，大概就是这样。直到后来宋代程、朱两门，以师生关系著称于天地，不仅自认为真正继承孔子的道统，即使当时的门人也认为他们是当今的孔子，后世景仰也认为差不多是孔门师生了。而他们去世时，不过一次祭祀一次赞颂，其他没有听说。我把这个疑问存在心里很久了，也认为生时荣耀死后哀悼的情形必定另有记载，只是自己见识浅陋没有见到罢了。没想到伊川先生在世时，门人就已经如此辜负他了！离开涪州不久，日月几何，就突然学者凋零，相继跟随佛教了！又谁知道所称赞的杨、谢没有改变的，最后也流于禅宗了！那么真正继承程子道统的是谁呢？不是因为二程失去了古代圣人教人的成法，空言相结不如实学相交深厚吗？或者程门弟子跟随佛教，也是因为他们老师平素的教育离佛教不远吧。程子辟佛的话说：“非常接近道理而大大扰乱真实。”我认为不是佛教接近道理，而是程子的道理接近佛教。试看佛教立教，与我们儒家的道理，远如天渊，判若黑白，反如冰炭，不相望如同去燕去越方向相反，哪里有什么非常接近道理呢！孟子说：“治理别人不能治理，要反思自己的智慧。”伊川在这里只感叹学者流于异端，而不知道由于自己失去了孔子的教化，也缺乏自我反省。

问：“龟山晚年出仕，是不可以理解的。他的被召是因为蔡京，然而在朝廷也没有大的建树。”朱子说：“以现在来看，可以追究当时没有大的建树。但如果从自己当时的处境来看，不知道当时应当建树的是什么事情。”有人说：“不过是选择将相为急务。”回答说：“也只好说选择将相确实是急务，然而不知道当时有什么人可以做。当时将只说种师道，相只说李纲，然而都曾经任用过了。况且自己说出来，他们也不一定听从，根据当时的事势也没有可为之处，不知道有大圣贤之才会怎样。”

当时所称的大儒如龟山，既然自己没有将相之才，又没有保举人才。后世追论，也没有可信的人，不过种、李二公而已。那么周、程、张、邵棺木尚新，他们所培养的人才都在哪里呢？世上有只能谈天说性，讲学著书，而不能做将相的圣贤吗！

有人说“选择将相为急务”，为什么不说是“当时龟山就是好的将相，可惜没有被信用”，却只说“也只好说选择将相”，大概身份地位也有所不容许诬蔑吧。唉！儒者不能为将，不能为相，只会选择将相，将相都让什么人做呢？最后又说“当时事势也没有可为之处，不知道有大圣贤之才会怎样”。这明显是将经济

译时势让给圣贤去做，还能称之为道学吗？至于李公只称字，种公直呼其名，这是朱熹重文轻武不自觉的地方。这种遗风延续到今天，读书人羞于与武夫并列，秀才带着弓箭出门，乡人都感到惊讶，甚至子弟练习骑射武装，父兄便认为他们不成才。如果长期这样不改正，天下衰弱，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呢？难道没看到孔子门下无事的时候，弓箭、剑佩不离身，武舞的干戚不离学堂吗！孔子身为司寇，攻陷三都，在夹谷会盟，无不崇尚武事。子路在卫国作战，冉有、樊迟在齐国作战，其余各位贤人的气象都可以想象。学术丧失、大道晦暗，到了这种地步太严重了！孔子门下的实学，也可以恢复了！

译问：“龟山当时为何出来做官？”回答说：“龟山做人也苟且，当时难免为了俸禄而做官，所以胡乱就任了。”等等。问：“有人怀疑龟山对世道毫无补益，只是徒然纷扰；又有人认为大贤的出仕与隐退不能用这种标准来议论，该如何看待？”回答说：“龟山这次出仕固然有毛病，但后人又何曾梦见他当时的处境呢！只有胡文定用柳下惠‘拉他停下就停下’来比喻他，极好。”

我曾经说，宋儒的理学不过是当时的一种应试文章罢了。看朱熹前面说“龟山做人苟且，难免为了俸禄做官，所以胡乱就任”，这三句话把杨氏贬低到乡党中自好者以下了。后面有人说“大贤的出仕与隐退不可议论”，又引用胡氏的话将他比作柳下惠，并且说“极好”；这又怎么突然把他推崇为圣人呢？大概讲学的先生们只喜欢说些体面的话，不像三代圣贤，对于自身出仕或隐退，对于一言一语的褒贬，都有确定的见解。龟山接受征召，正像燕雀处在堂屋上，完全看不见汴京的灭亡，徽宗、钦宗被俘；直到梁柱折断、房屋焚毁之后，才知道金人入侵宋朝了。朱熹评论龟山，就像戏台上断案，也不管圣贤的成法，只是随口褒贬。驳倒龟山以伸张自己的见识，可以；救出龟山以保全讲学的体面，也可以。

上蔡为人英明果断，强力不倦，克制私欲以回归礼义，每天有一定的功课。他所著的《论语说》以及门人记录的遗言，流传于世。

如果要推崇上蔡，就说他“克制私欲以回归礼义，每天有一定的功课”。后面要说程门诸人见解都不亲切的原因，又说这是“没有头尾，不曾尽心”，岂不是自相矛盾吗？这里实在让人怀疑。

上蔡直接指出穷究事理、保持恭敬是进入德行的门径，最得明道教导人的纲领。

朱熹称赞“上蔡直接指出穷究事理、保持恭敬是入德之门，最得明道教导人的纲领”，我认为这四个字正是各位先生自我欺骗、自我误入歧途的原因。为什么呢？“穷理居敬”四个字，从文字上看很美，从实际考察，就把读书当作穷理的功力，把恍惚的道体当作穷理的精髓，把讲解著述当作穷理的事业，把俨然静坐当作居敬的容貌，把专一不旁骛当作居敬的功夫，把舒缓安详庄重当作居敬的作用。看世人那些醉生梦死、奔波放荡的人，确实可以说具有大儒的气象；但对照孔门，读书只是致知中的一件事。而且书也不是仅仅诵读而已，说“学习《周南》《召南》”，说“学诗”、“学礼”，说“学易”、“执礼”，是读了就立即去实行。说“广泛地学习文献”，大概诗、书、六艺以及兵农、水火等在天地间显著的事物，都是文献，都是应当学习的。说“用礼来约束自己”，大概冠婚、丧祭、宗庙、会同等等，以及升降周旋，衣服饮食，没有不有礼的，没有不是约束我的。凡是事理必定要精熟到极致，这叫“穷理”；凡事必定要谨慎周全，这叫“居敬”。上蔡虽然贤能，恐怕他没有得到这个纲领。不然，哪有“居敬穷理”的人却流入禅宗的呢！

明道认为上蔡诵读记忆多是玩物丧志，大概是指他的心意不是去理会道理，只是以夸耀多博、争奇斗艳为能事。如果明道看史书不差一字，那么意思自然不同。这正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的区别。

谢良佐记问非常广博，明道对他说：“你却记得这么多，可以说是玩物丧志。”良佐浑身出汗，面红耳赤。明道说：“这就是恻隐之心。”可见大程的教学还不依赖书本。我翻阅到这里，肃然起敬，认为这正是明道优于伊川、朱熹的地方，又不曾不喜爱谢公的有志气。假如朱熹读了这也浑身出汗、面红耳赤就好了；他却曲意解说，说他是夸耀多博，不是理会道理，又引用程子看史书的事来证明，总是不想贬低记诵这一条路，恐怕对自己读尽天下书的志向有妨碍。不知道道理不专门在书本上理会；贪求记忆许多以求理会道理，就会丧失志向，不能把程子看史书一字不差混为一谈。

问：“上蔡说横渠用礼教导人，他的门人后来地位低下，只沉溺于刑名、度数之间，实行起来因为没有什么见解，怎么样？”回答说：“看上蔡说得偏颇了，这都看不到礼的大体，所以容易偏颇。如上蔡说横渠的不是，认为想要端正仪容、谨慎节度，这是自好，怎么能废弃这个呢！如果专门去理会刑名、度数固然不对，但完全废弃这个也不对。”

宋儒除了胡子之外，只有横渠立志实行井田制，用礼教导人，才得到孔、孟的正统。谢氏偏偏说坏，讥讽“他的门人后来地位低下，沉溺于刑名、度数”，认为这是横渠用礼教导人的流弊。那么教导人不应当用礼吗？谢氏流入禅宗，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二程平时教导杨、谢诸公的情况，从这里可以想见了。玩味“实行起来因为没有什么见解”这一句话，横渠的教法真可钦佩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用道德引导他们，用礼制约束他们”，这是圣贤百世不变的成法。即使是周公、孔子，也只能让人去实行，不能让人有所见解；功夫未到，即使强行让人有所见解，

译这也并无用处。孟子说：“践行它却未能显明，习惯了却未能察觉，终身遵循它却不知其道理的人，是大多数。”这固然感叹知晓大道的人太少，而我正是在这里佩服周公、孔子教化影响的深远。他们颁布三重教化来教导世人，使天下世代遵守，后世有像孟子那样贤能的人，能够通过践行和习惯而显明察觉；即使是愚笨不肖的人，也一同在大道中践行和习惯，正符合《中庸》所说的“践行它而成为天下的法则”，历经八百年仍然存在，几百年来也没有衰败。这说明周公、孔子的教化基础原本就是如此平易近人，而其高深之处也未曾显得高不可攀。制定礼乐，推行于天下，但周公的心意，即使是亲近贤能的召公也不能完全知晓；广博地学习，用礼来约束自己，三千弟子都习以为常，但“一以贯之”的奥秘，即使是聪颖的端木赐也没有听说过。跟随孔子半生，还以“多学而识”来认识夫子，那么在没有听闻心性大道之前，端木子与三千弟子难道不都是以文礼作为大道吗？那么横渠先生的门人，即使都认定刑名、度数为大道，又有什么妨害呢！朱子既然看到了谢氏的偏颇而知道横渠的是对的，就应当考察古事、稽察今事，与门人讲解并习练，让人们按照节度文饰，每家践行典礼，这才是他应该做的。为什么却尽力诵读著述，虚度岁月！等到年老喜好礼仪，又只想要写一部《家礼》，多次修改才完成，后来又多次自己觉得不妥，还没来得及改正就去世了，他的门人杨氏本来曾经代为表示遗憾。考察实际情况，朱子门下的各位不知道是否遵循了范式，而朱子家中祠堂的丧礼已经有很多做得不当，失去了周公、孔子的遗意了。这难道不是言语容易而践行困难吗！

译尹彦明拜见伊川先生后，过了半年才得到《大学》和《西铭》来阅读。这种做法用意虽好，但也有弊端。因为这是先涵养他的气质，洗去那些许多不好的念头，就像《学记》所说“未卜禘，不视学，游其志也”的意思。这种用意固然好，但之所以说它有弊端，是因为天下书籍浩如烟海，如果半年间都不让他看一个字，什么时候才能读完天下那么多书呢？所以尹彦明终究后来用功少了。

伊川先生虽然失去了孔子教学的传统成法，但仍知道不能立刻向人谈论高深的道理，也知道不能完全依赖书本，所以推迟半年才给门人看《大学》和《西铭》。到了朱子，则一定要人读遍天下那么多书，是把道完全看在书上，把学完全看在读书上，他的教学之法又不如伊川先生了。我认为《大学》可以立刻给看，至于《西铭》，即使是天资聪敏的人，再推迟几年给看，也不算晚。

和靖先生在涪州被征召时，祭伊川先生的文中说：“不背离他的老师是有的，对世间有益则还没有。”因此说：“学者只要守得住我的言语，就已经不容易了；稍后又会自己转移了。”

我读《甲申殉难录》，读到“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军恩”时，没有不凄然流泪的！等到看到和靖祭伊川先生“不背离他的老师是有的，对世间有益则还没有”这两句话，又不禁放下书卷长叹，为百姓感到悲伤很久！周、孔用六艺教导人，记载在经传中，子罕言仁、命，不谈神，性道不可得闻，我想无言，博文约礼等话，出自孔子之言及各位贤人所记载的，明显可考，而宋儒好像没有看见一样。专门致力于讲读，阐发性命，闲心静敬，著述书史。伊川先生明明看到他的门人都陷入禅学而不醒悟，和靖先生自觉对世间无益而不醒悟，甚至想找一个能守得住言语的人都不可得，其弊端不是很明显吗！至于朱子追述，似乎对和靖先生有遗憾，但也未醒悟。那么，我们的道不能推行，难道不是气数使然吗！

问：“伊川先生的门人如此众多，后来更没有一个人见得亲切。有人说游定夫、杨时也不久亲近受教。”回答说：“也是这些人没有头尾，不曾在上面尽心，也各自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会透彻。如邵康节从头到尾，竭尽终身之力而后得到，虽然不能没有偏颇，但就他这道理而言，所谓成而安了。如茂叔先生天资禀赋便较高，他也去仕宦，只是他这所学，自是一开始就直接到达，所以有成就。我看，这道理如果不是拼死尽力去理会，终究不能理解。”

伊川先生门人很多，后来更没有一个人见得亲切，不是因为伊川先生所教的人所学都失去了孔子实学的缘故吗！朱子却说“是这些人没有头尾，不曾在上面尽心”，试看游、杨、谢、尹各位，果真是“没有头尾，不曾尽心”的人吗？又说“各自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会透彻；康节竭尽终身之力而后有得；茂叔也去仕宦，只是他天资禀赋高，一开始就直接到达”；那么，一定要人不仕宦，不做事，终身只在书室中，才可以得道吗？

与叔的文集，很有好处，他的文字极其实；说得好处，如千兵万马，饱满刚健。上蔡虽然有过当之处，也自是说得透彻。龟山的文字却怯弱，似乎是合下就会得容易。游、杨、谢各位当时已与其师不相似，却像别一家。谢氏阐发得较精彩，但多不稳妥。和靖的话却实在，但意思短促，不像谢氏发扬光大。龟山的语录与自作文不相似，他的文章大段照管不到；前面说如此，后面却又都反了，因为他只依傍语句去，都不透彻。龟山年高，与叔年四十七，他的文字大纲立得脚来健，多有处说得好而又切，若有寿命，必然进步。游定夫的学问无人传承，没有语录。

如何只论人文字言语长短，语录有无，不是失去圣门学宗，不实用功于明亲，所以没有实事可称举吗？现在有人议论诸先生专在文字言语用功，或说只在言语文字论人品，必至群相喧哗说，“彼大儒，不止是也。”乃考其实则竟如此！比较欧、苏各位，只是多讲论性道之语，内地静敬之功罢了。试想三代前君臣奖赞，师弟叙述，或者后人论断前圣贤，曾有此口吻比例吗？唉！恐怕不止冰玉之相悬也！

上蔡的学问，初见其无碍，甚喜之。后细观，终不离禅的见解。

我对于程朱、陆王两派学宗正是如此。

龟山未见伊川时，先看庄、列等文字后来虽见伊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觉时常发出来。游定夫尤甚，罗仲素时常也有此意。

圣人教人六艺，正使之习熟天理不然，虽谆谆说与无限道理，至吃紧要处依旧发出习惯俗杂念头。

一日，论伊川门人，说“多流入释、老”。陈文蔚说：“只是游定夫如此，恐怕龟山辈不如此。”回答说：“只论语序便可

译见。」朱熹论述程颐、杨时陷入佛、道之处不知是指什么，但既然他们废弃了尧、舜、周公、孔子关于六府、六艺的学问，那么他们所说的“不陷入佛、道”又究竟是指什么呢！我曾论说汉代人不懂儒家，像万石君家的家风，真是夏、商、周三代的遗风，却不把它看作儒家；那么他们所谓的儒家，只是训诂辞藻之类的流派罢了。如今看朱熹门下师生一生致力于文字辞章的光景，恐怕不免被程颐、杨时所不屑吧。

译探究道理不可不仔细。程门的高足如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等人，最终都流入了禅学。这必定是程先生当初讲得过于高远，他们只看见上面的部分，缺少下面扎实的功夫，所以弊端流弊到了这种地步。

我的意思是，朱子没有察觉程门教法的过失，既然察觉了却又重蹈覆辙，为什么呢？如果因此能回归实学，岂不是我们道门的幸运！所谓“下面扎实的功夫”，是什么东西呢？难道是指静敬吗？程门的诸子本来已经努力实行了。难道是指礼、乐、射、御、书、数之类吗？朱子已经说补充填补很难，暂且不做这些了。难道是指日常的德行和言语吗？恐怕礼、乐、射、御、书、数这些用来尽尽子、臣、弟、友职责的东西既然不做，又有什么是他们不敢不勉力去做的呢？考察他与门人弟子日常征引、每月进步的内容，只有训解经传，编纂修撰书史，生死都以此为依归。或许他们所谓的“下面扎实的功夫”，未必是孔子所说的“下学”。

韩退之说：“孔子的道，宏大而广博，门人弟子不能全面观察并完全认识，所以学习后都得到各自本性所亲近的部分。”这个说法很好。看来资质一旦确定，其做学问也只是在资质所崇尚的地方增添一些小小的好处罢了。所以学者贵在广泛听取、全面观察，寻求一个恰当之处，不贵在固执己见、自以为是。现在看孔门的诸子，除了颜回、曾参之外，其他人的言论便都有毛病。

平日讲学主张变化气质，这里却说，“其做学问也只是在资质所崇尚的地方增添些小好罢了。”大概诸先生认为气质有恶，不得不说变化；这里要说诸贤各得其性之所近，所以说“气质已定，只添些小好”。况且下文说“做学问贵在公听并观，寻求一个恰当”，如果有此妙法，而诸贤只是固执己见去寻求，固然可憾；然而我们的夫子也不为他们指点一下，为什么朱先生如此大智，而圣门师徒如此大愚呢？那么朱子所见的道、所做的学问、所行的教化，与圣门是另一家，这是明显的了！至于寻求诸贤的短处，又为什么不切实体验诸贤的造诣如何，我们这些人相比如何，只是议论他们的言论有没有毛病呢？我认为不仅七十子的品级造诣不可轻易议论，即使是二千九百多人，既然经过圣人的陶冶熔铸，也不易妄加评议。自从战国时期纵横议论之后，加上秦人的焚书坑儒，汉儒的训诂，魏晋的清谈，历代的佛老，宋元的讲读，七十子的身份地位很久就不被世人明白了。我曾说孔子如同太阳当空，不仅使众多宿星不显其光，即使明月五星也不出色；如果是在下旬的夜晚，一颗行星明亮照耀，四方国家仰望它如同太阳一样。所以孔子奠楹之后，众人推举有子为圣人，西河又推举卜子夏为圣人。当时七十子身通六艺，日日达到仁的境界，倘若有一人出现在后世，都足以倡导一代学问，使人仰望为圣人，不是周、程以下的诸先生所能比拟的。近法干王子有言：“后儒稍有不纯，议论庙典的人动不动就说要黜退。圣门如冉求的聚敛，宰予的短丧，怎么能从祀？”我说：“贤弟没有思考罢了。冉有固然有亏欠之处，但他的学问却是实实在在的。这就好比一张桌子缺了一角，仍然是有用的大器物，怎么能舍弃呢！所以圣门推举政事一科，列入言语一类，不比后人虚言标榜，在书本上显得完全。”王子说：“对。”

延平李氏说：“罗先生本性明达而修养深厚，行为完美而高洁；用广大来充实，用仁恕来体认；精深微妙，大多达到极致。汉、唐诸儒没有近似的人。”

又是一个圣人！宋代果然有很多圣人吗？

陈氏协说：“先生可以说是有德有言的隐君子了！李公侗传承他的学问。公去世后，既没有子孙，他的遗言不多见于世。嘉定七年，郡守刘允才开始搜访，得到公所著的《遵尧录》八卷，进献给朝廷。那书四万字，大意是说艺祖开创基业，列圣继承统绪，如同舜、禹遵循尧道而不改变。到了元丰改制，都是从王安石开始，创立功利之图，逐渐导致边疆的侮辱。这是他田间不忘君主的忠心，哪里像沮、溺等人探求隐僻、行为怪诞之比呢！”

元佑、元丰的党狱，始终没有公正的舆论。总之，荆公想要强宋的本意是好的，但方法未尽完善。苟且偷安的人竞相成为敌人，洪水没有治理成功，于是归咎于崇伯。然而假使立即任用濂、洛的群哲，恐怕也像四岳群牧对洪水无可奈何一样，并不是神禹。

周氏坦说：“看先生在罗浮山静坐三年，用来穷究天地万物之理，切实到这种程度。”

原来是用这种功夫，难道不让孔子哀叹吗！但凡从静坐读书中讨来的识见议论，便如同望梅止渴、画饼充饥，靠它来解饥渴是不行的。

朱子说：“李延平先生隐居山里，在水竹之间结茅屋，谢绝世俗事务四十余年，箪瓢常常空着，却怡然自得。”

试问孔子之前有“谢绝世俗事务”的道学吗？

先生跟随罗仲素学习，讲读之余，整天端坐，用来验证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气象是怎样的，从而寻求所谓的“中”。

译像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很久了，人们才知道天下的根本确实真就存在于这里。

从前孔门固然有讲习诵读，那是诵读所学的内容，讲解所学的内容。比如诵读三代的礼制、讲解三代的礼制来学习礼，诵读乐章，讲解乐器、乐音、乐理来学习乐，并没有专门把讲习诵读当作学问的人。至于整天端坐来体察未发时的气象作为求取中道的功夫，这更是孔子以前千圣百王所没有听说过的。如今宋代的各位先生，在讲读之余，接着进行静坐，再也没有别的功夫，于是知道天下的根本确实真就存在于这里。唉！这果真是天下的根本吗？果真是天下的道理没有不从这里产生的吗？为什么孔门师徒要做这么多多余的事呢！

译先生天资刚强独特，气节豪迈；但修养纯厚，不再有棱角。精纯的气度，流露在面容上，神色温和而言语严厉，神态安定而气息平和。说话沉默、行动静止，端庄安详、闲适泰然；在自然之中，仿佛有成规。平时谦逊温和，对事情好像没有可否之分。等到应对事变，用义理决断，就有截然不可侵犯的地方。

先生的道德纯全完备，学术通达明澈，在当时的寻求，几乎无与伦比。但他不求世人了解，也未曾轻易对人谈论，所以上面的人既不了解他，学者也不认识他，因此进不能在当时推行，退未能传给后人。而先生正且在田野之中玩味他所安乐的东西，悠然不知老之将至。大概所谓“依循中庸，隐居避世不被了解而不后悔”的人，先生差不多就是这样！综合两段来看，那么延平先生真是一个孔子了。听到恶事就相信，听到善事就怀疑，是小人；我即使不贤，怎么忍心把自己当作小人呢！只是唐、虞、三代的盛世，也是几百年才出现一位大圣，不过几个人辅佐他。像尧、舜得到禹、皋陶，孔子得到颜回、曾参，简直像那样难，而出世必定为天地建立太平成功的事业，处在民间也能一年聚集人口，二年形成城镇，三年建成都城，或者以自身教导三千弟子以成就天下的人才，断没有圣人白白出生的。何况秦、汉以后一千多年间，气数衰薄，寻求像仲弓、子路那样的人不可多得，怎么偏偏以偏缺微弱，向契丹称兄，向金、元称臣的宋朝，以前居住在汴京时，生出三四个尧、孔子，六七个禹、颜回；后来南渡后，又生出三四个尧、孔子，六七个禹、颜回？而以前有几位圣贤，上面不见一扶危济难的功劳，下面不见一个可以当宰相、当将领的人才，两手把两位皇帝交给金人，把汴京让给豫州了！以后有几十位圣贤，上面不见一扶危济难的功劳，下面不见一个可当宰相、当将领的人才，两手把少帝托付给大海，把玉玺交给元朝了！多圣多贤的时代，竟然这样吗？唉！

先生年轻时豪爽勇猛，夜里喝醉，骑马几里路回家。后来养成徐缓，即使走两三里路，也总是像蛇一样缓慢行走，像在室内从容一样。问：“先生怎么修养？”回答说：“先生只是暗中修养思索。他涵养得自然不同，真所谓‘不被事物所战胜’的人。”孔子只要遇到可怜悯、可敬重的事，就勃然变色；有时久，有时快，好像被事物所战胜，这才是圣人。佛家父子兄弟也不动心，可以说“不被事物所战胜”，却是异端。

古人说“整天没有急促的言语和神色”，他真个是这样。普通人叫一个人，叫一两声不到，声音必定严厉；先生叫不到，也不比先前加重。普通人去近处必定慢慢走，去远处必定走得稍快；先生去近处也这样，去远处也只这样。又如坐着的地方墙上有字，我每次也必须站起来看一下；如果先生就不这样，正坐着固然不看，如果要看不看，就必定站起来到墙下看。他不被事物所战胜，大致如此。走远路不加快；叫人不到，声音不加大；坐着的地方有字，必定不坐着看；天地间哪有这个道理呢！别说“可以快就快，可以久就久”的孔子不这样，即使是伯夷、柳下惠也断不是这样的气象。

先生居住有常，不做费力的事。只“不做费力的事”五个字，不仅赞美延平，也将把宋代一代大儒都描绘出来了。子路问政，孔子说：“先做榜样，然后劳役。”天下的事都是我们儒者的分内事；儒者不费力，谁费力呢！试看我们夫子生知安行的圣人，从儿童嬉戏时就练习祭祀、升降，稍大就多做鄙俗的事，既成为师望，与各位弟子揖让进退，鼓瑟，练习唱歌，羽钥、干戚、弓矢、会计，所有涵养心性、经世济民的事，大概无所不为。等到周游列国，席子来不及暖就迁移，他做费力的事这样，然而他是布衣。周公，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身为上公。但也多才多艺，吐哺握发以接见士人，制礼作乐以教导百姓，他一生做费力的事又这样。所以身当国政，在宗周开创八百年的基业，他的人才到末流，还堪为五霸所用。虽然是布衣，散布三千人于天下，维系二百年的国脉，士风的败坏，还足以供七雄所用。所以说“儒者是天地的元气”，因为他在上在下，都能造就人才，以辅佐世道、恩泽百姓，参赞化育的缘故。至于讲读著述以明理，静坐主敬以修养性情，不肯做一件费力的事，虽然口谈仁义，称述孔、孟，他与释、老相差多少呢！

先生厅屋书室，整齐潇洒，安放物品都有固定位置。他的行为不异于人。也曾被任希纯教授延请入学做职事，平时没有很大不同，颓然的样子。真得到龟山的法门。在这个时代而身任教授，怎么能没有很大不同呢，又怎么能以“颓然的样子”为德容呢？他与龟山的混迹同尘，一样了。适宜朱子称为“真得到龟山的法门”。

问：“

译先生所写的李先生行状中说：“整天端正地坐着，来检验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气象是怎样的，从而寻求所谓的‘中’”，这与伊川先生的说法似乎不相似。”回答说：“这里是因为旧时的说法语气太重了。现在用伊川先生的话来衡量它，那么他下功夫的地方也有些偏颇。只是因为李先生静修到了极点，自然就能见到有一个觉悟之处，不像其他人那样。如今整天静坐，只是暂且收敛心神在此，这胜过四处奔波。但如果一直这样，又好像坐禅入定。”

看朱子前日所说的话，丝毫都不稳妥，都不难自己驳倒。如果有人以不肖之性辩论以及孔子教法来进言，必定会豁然改变并醒悟。遗憾我生得太晚，没能赶上成为孔门的弟子！静极生觉，是佛教所说的至精至妙之处，但实际上洞察照见万象的地方都是镜中花、水中月，只可以在虚空中玩弄光影景象，如果用它来照临万物、裁断事务则行不通。我听说有一个姓管的人，与我的朋友汪魁楚的伯父一起在泰山中修道，三年不说话。汪魁楚离家十七年，他的儿子前去寻找他，管姓人能预先知道，用手写字说：“汪老师今天有儿子来。”不久果然如此。没过多久，他哥哥叫他回去，他就和乡下人一样了。我游历北京时，遇到一个僧人敬轩，他不识字，坐禅几个月后，能作诗，但出关后，仍然是一个一无所知的人。大概镜中花、水中月，离开镜子和水，花月就不存在了。即使他的静功绵延一生不停息，他的光影景象越精妙，虚幻就越深，正好像人终日不离开镜子和水，玩弄其中的花月一生，只是白白欺骗自己一生罢了，这与我们的本性广大高明的本体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论述明亲时说：“明而未亲，即使称之为明，也不是《大学》中的明。”大概无用的本体，不仅没有真正的作用，并且也不是真正的本体。对于宋朝的各位先生，我固然不敢妄加揣测，但如果把静极有觉作为孔子学问的宗旨，那我断然不敢随声附和。

译问：“延平先生为什么要在喜怒哀乐尚未发作之前去体察，从而寻求所谓的‘中’？”回答说：“只是为了要看见那种气象。”陈后之说：“持守很久，也可以看见未发时的气象。”回答说：“延平先生也是这个意思。”又问：“这与杨氏在未发之前进行体验的做法，有什么不同和相同之处？”回答说：“这个也有一些毛病。那个‘体验’字，是已经有了思量，那就是已经发作了；如果观看时那样刻意地看，那就是已经发作了。”问：“这种体验是刻意地观看，还是只是平常那样？”回答说：“这也是以不观看的方式去观看。”

看这段以及前一节，那么宋代儒者中不接近禅宗的很少了，而他们却还在攻击别人说：“近来有假借佛、老相似的东西来扰乱孔、孟真正学说的人。”我认为，充分推演这段的意思，实际上是假借佛、老的真正东西来扰乱孔、孟的相似东西罢了。

我过去拜见先生时，听他讲了许多道理，也曾去学过禅。先生说：“你那样悬空地理解那么多，面前的事情却又理解不了？道也没有奇妙之处，只在日常生活中切实用功去理解，自然就能看见。”后来才懂得他说的话，所以今天不至于没有理解。

原来朱子也曾学过禅，难怪他洗涤不干净，自找麻烦了！延平对他说：“你悬空地理解那么多，而面前的事情却理解不了。”能理解面前事情的，只有周公、孔子的道。朱子自己说不至于没有理解，以现在来看，在日常生活中还欠缺理解。大概两位先生所说的“面前事”，是相对于释家那种悬空而言的。如果两位先生见到了周公、孔子，他们用来告诫的话，必定仍然像李先生告诫朱先生那样。

先生啊，果然自己得到了老师。身世两忘，只以道为凭借。精研义理达到简约，穷究深奥细微之处，像冰融化一样透彻，发自天机。天地万物的端绪，鬼神的隐秘与彰显，风雷的变化，日月的光辉，以及山川、草木、昆虫，人伦的极致，王道的中正，一以贯之，除此之外没有多余的东西；细致分析毫厘之差，其分别就不同了。体用浑全，隐显昭融，应对万变，如同浮云在太空中。仁、孝、友、弟，洒脱诚明，清通和乐，终于成就大业。在丘林中徘徊，世人不知我，悠闲自在，终年嬉戏。

前面“资禀劲特”两段已经极力推崇，这篇祭文中的描写，更是浓墨重彩不遗余力，延平虽然贤能，恐怕也难以承受这样的赞誉。从前我写信给友人任熙宇，因为他擅长写文章，信中有“萧何、曹参的才能，兼慕孔、孟之道”两句话，任熙宇回信说：“凡是赞誉别人不符合实际，就是自己背离了道。我才能低下，轻易地用萧何、曹参来诬称我，就是您片刻背离了道。”我当时读到此处，惊恐得好像魂飞魄散，惊愧得无地自容，自认为与任老相交，从这封信中受益不浅。朱子为什么能看清游酢、杨时等人的情况，却如此夸大他的老师呢？难道是信服得太深切，不知不觉超过了实情吗？然而对于静坐的说法，他也明确表示不以为然，这又令人可疑了。

朱子说：“胡文定说：‘哪有理解道理已经明白却不能处理事情的人！’这话好。”

理解道理已经明白却不能处理事情的人很多了，宋代各位先生便说还是理解道理不明白，只教人明白道理。孔子则只教人练习事情，等到在事情中理解道理，那就上下贯通了。这是孔子的学与程、朱的学之所以不同的原因。《二论》、《家语》中明明记载着，怎么可以混淆呢！

存学编卷三

性理评

延平对朱子说：“他所论述中难以理解的地方，都是操戈入室。必须从源头去体认，所以说话才好。”

“从源头体认”，是宋代儒者的错误；因此讲说多而实践少，经济事业则更少。如果尊崇孔子“下学而上达”的观点，那就相反了。

“他起初从谦开善那里下功夫，所以都是从里面体认。现在既然论述疑难，看见儒者的脉络，极能指出其差误之处。自从见到罗先生以来，没有见过像这样的人。”

朱子虽然逃离禅宗回归儒学，可惜当时指出他的差误还有未尽之处。只以补充礼、乐、射、御、书、数这些技艺为难，说等理解道理通透，诚意正心之后，才去理解这些，这就是差误。技艺学问，古人从八岁以后就学习实行，反而认为难；道理通透，诚意正心，是《大学》的纯功，反而认为容易而先做，这不也是颠倒了吗！况且舍弃了道理的材具、心意的作用，断没有真正通透、真诚正的道理。即使强行把镜花水月那样的东西命名为通透诚正，其后也必定不能理解六艺。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思绪游荡高远，自以为道明德立，不屑于做琐碎繁杂的事。二是，稍微讲习一下，就以为已经得到了，没有精通却匆忙以为精通。三是，既然废弃了技艺学问，那么他理解道理、诚意正心的功夫，必定使用静坐读书的方法，而且不是短时间内能奏效的。等到他壮年或衰老时，已经养成了娇弱脆弱的体质了，怎么能劳累筋骨，耗费气力，去做六艺的事情呢！我曾经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过，知道它的危害巨大。我的朋友张石卿，博览群书，自认为秦、汉以来两千年的书史，几乎没有遗漏。为年轻人们讲解书义，直到力气耗尽躺在床上休息，喘息很久，又起来讲解，力气耗尽又躺下休息，可以说是非常劳累了。不仅

译如果身体受到损伤，最终却看不到成就，即使有一身才华，等到那时想要学习六艺，又怎么能承受得住呢！祁阳的刁蒙吉，致力于静坐读书的学问，白天诵读夜晚思考，著书百卷，却每天遭受遗精、咳痰的折磨，在去世前三个月，已经说话没有声音了。元氏的一位士子，勤奋读书导致失明。我和法干年二三十岁，又没有各位前辈那样渊博的学识，却也每天生病没有间断。虽然现在颇为愤恨，期望改换门径而崇尚务实，但也惶恐担心最终不能胜任。况且如今天下那些端坐书斋的人，没有一个不身体虚弱的，被武士和农夫所嘲笑，这难道是男子汉应有的姿态吗！相差毫厘而谬误千里，不知道是谁推崇这种风气呢，唉！

译勉斋黄氏说：“先生十四岁时，就慷慨激昂地立下了求道的志向，在经传中广泛探求，与当时有见识的人士广泛交往，即使是佛、道两家的学问，也一定要探究其最终的旨归。

当今世人治学，必须不见什么奇异之书，只读孔子门徒所传的经传，就跟随他们学习所学的内容，练习所练习的功夫，这样大概就不会远离大道了。即使是程、朱、陆、王诸位先生的语录，也不可轻视，否则很少有不因水流浑浊而诬蔑水源清澈的情况。朱子年轻时，因为误在佛、道上用功，于是沾染了那种气味，而我们五百年间对圣道有大功的大儒，却不能洗刷这歧途的污秽，岂不是宋、元以来学者的不幸啊！

我仔细玩味朱子的语录，也有恍然领悟性学根本宗旨的地方，但无奈没有曾子、孟子那样的人从旁指点，终究不是明确地离开彼方进入此方，所以糊里糊涂地又回归到周、程所说的观点。有人说：‘领悟儒学宗旨如此艰难。您的天资与常人相同，却说唯独您明白孔子的学宗，我更加疑惑了。’我说：这是有原因的。我二十岁时遭遇家庭变故，颇有志于学问，兼读朱、陆两派的语录，后来因为心疾，没有收获而萎靡不振。到了甲辰年，我三十岁，结识了王子助我，于是专攻程、朱的学问。乙巳、丙午两年，稍有日积月累的进步势头。丁未年，在辛里设馆，每天与孩童们讲解时文，学问于是退步。到了戊申年，遭遇祖父、祖母的大丧，在庐墓中哀痛毁损，荒废学业几年，忽然知道我不适宜承担主丧的重任，哀痛稍减。既然不读书，也不接见客人，坐卧在地炕上，猛然冷眼旁观，觉得程、朱关于气质的学说大大不及孟子性善的宗旨，于是慢慢考察他们的学问，原本就不是孔子的旧法。因此我不避讳朱季友（朱熹）的罪责，而有存性、存学的说法，为后两千年的先儒补救参杂的小过失，为前两千年的圣贤揭示被遮蔽的根本源头。如果不是丁未年荒废学业，戊申年遭遇丧事，将会日积月累地进步，望着程、朱而担心自己赶不上，又哪里有空暇去追问他们的错误与否呢！

至于那些求道过头的人，厌恶传注诵习的烦琐，认为不立文字，就可以识心见性；不假借修为，就可以造道入德；守着虚灵的识见而蒙蔽天理的真实，借儒者的言语来粉饰佛、道的学说。学者贪图其简便，诋毁圣贤，抛弃经典，猖狂叫嚣，偏颇固陋，自以为领悟了。

这是朱子极力诋毁陆门过失的地方。然而从孔子门徒的角度来看，除了‘抛弃经典、猖狂叫嚣’之外，其他的过失，恐怕朱门也不能完全避免。

他对于读书，一定要求辨析音韵训诂，校正章句，玩味文辞，探求意旨，研究精深深入思考以探究其中的难点，平心静气以听取自己有所心得。然而为了自身务实，辨别义利，不要自欺，谨慎独处时的戒惧，未曾不反复强调，大概也是想让学者穷尽事理反省自身而持守恭敬。跟随学习的士人，轮流诵读所学来质疑疑惑，意思有不明白的，就委婉详尽地告知而不曾疲倦；问题有不切要的，就反复告诫而不曾隐瞒。致力于学问笃实就喜悦见于言语，进取大道艰难就忧虑形于神色。讲论经典，商讨古今，往往直到半夜。即使疾病缠身，诸生问辩，就仿佛沉疴离体般轻松；一天不讲学，就警惕地常以此为忧。提着衣襟前来求学的人，远自四川、蜀地，文章辞藻的传播，流及海外。

可惜先生苦心苦功，这半幅文字叙述得详尽矣。试问像孔子门徒七十子那样，成就了几人？天下得到治理太平的有几世？阐明践行我的大道而邪说顿时熄灭的有几份？我夫子承继周末文胜的时机，洞见大道不兴盛，不在于文辞不详尽而在于实质不修习，奋笔删定繁文，保存现在所有的经书，取足以阐明大道的，而教学专门在六艺，务必期望实用。他与端木、言、卜等诸子以下，最少言语，至于天道性命的言论尤其少，所以学者用功少而成就多。五代时期，武臣执政，诗书高阁，到了宋代周、程等儒者出现，发掘精微奥妙，鼓动一时，自认为是快事。只有安定胡先生，独自知道救弊之道在于实学不在于空言，他主持太学时，设立经义、治事斋，可以说深深契合孔子的心意了。晦庵先生，本应救正程门末流的过失而独自尊崇孔子的经典，用六艺以及兵农、水火、钱谷、工虞之类教导门人，使通儒众多，恩泽遍及百姓，佛、道熄灭，才是他的能事。却只局限于章句如此，能说什么呢！

至于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也都深入探究其深奥精微。文词、字画，骚人才士耗尽精力精神，曾以此为难；到了先生，未曾刻意用心，却也都符合规矩法度，可以作为世人的法则。

天文、地志、律历、兵机这几项，如果深入探究其深奥精微，都需要日夜讲习的功夫，数年历验的成效，不比理会文字可以坐着获得。先生既然得到了其深奥精微，为什么门人记录言行的详细，没见他是如何用功的呢！况且谈及国势不振，感慨以至于流泪，也是悲愤到了极点。那么当时所急迫的，哪有超过兵机的呢！正应该诱导门下弟子，成就几位士人，使得像子路、冉有、樊迟那样的人参与其事，那么楚囚对泣的态势就可以避免了。然而他平时除了传心、静坐主敬之外没有余理，日

译朱熹除了勤勉劳作、修撰史书之外，没有多余的功绩；在朝廷处理政务时，除了正心诚意之外，没有多余的言论，以至于他乘坐轿子出行时，轻浮的年轻人拦在路上，发出令人厌烦的讥讽。虽然他没有担任关键要职，但历经四朝，在地方任职经过九次考核，在朝廷任职四十余年，他所提出的建议大致可以窥见一二。难道能说孔子、孟子在鲁国、滕国短暂任职的成效，能像子游、子贱、子路治理县邑那样光彩夺目吗？所以，夏商周三代的圣贤，亲身推行政治，政绩多有实际证据；而近代的道学家，学问德行多为空谈，那么所谓“天文、地志、律历、兵机，深入探究其深奥精微之处”的说法，恐怕也只是在文字上做些文章罢了。

译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而明，如同大明高悬中天，清晰显露！」扬子云说：「古时杨朱、墨翟之说充斥道路，孟子予以辞驳，使正道廓然清明！」韩愈驳斥他说：「杨朱、墨翟学说流行，正道废弛，孟子虽是圣贤，却未居其位，空言无法施行，即使切中要害又有何补益！然而依赖他的言论，当今的学者尚知尊崇孔子，崇尚仁义，贵王贱霸罢了，那些大经大法，都已亡灭败坏。所谓千百中仅存什一，哪里能说是廓然清明呢！」孟子驳斥杨朱、墨翟，杨墨果然消歇；尊崇孔子，孔子果然被尊崇；崇尚仁义，贵王贱霸，仁义果然被崇尚，王道果然尊贵，霸道果然卑贱。至于大经大法，如分封爵位、分配俸禄、井田制、学校等，王道所必须推行的，明的就明，行的就行，并非后世空谈可比，正是子贡所称「贤者识其大者」。扬子云这一句赞语颇为轻易，朱文公对此有所议论。如今朱子出现，气质之性掺杂于荀子、扬雄之说，静坐之学出入于佛老之间，训诂之学繁于西汉，标榜之风溢于东京，礼乐之不明依然如故，王道之不举依然如故，人材之不兴依然如故，佛教之日益昌盛依然如故。实学不明，言论虽精，书籍虽备，对世道有何功绩，对大道有何补益！然而依赖他的讲解，朝廷仍以四书、五经选拔士人，周公、孔子的文章不至于完全泯灭，有志于学问的人承袭其踪迹，以主敬静坐求道，不至于完全信奉释、道名号，与这两家鼎足而立罢了。若问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则早已断绝久矣。黄氏竟说「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这不仅不足以等待百世后的圣人，恐怕后世有像韩愈那样的文豪，也不免对此有所议论。

果斋李氏说：「先生之道之所以达到极致，推究其所以能达到这一境界的原因，没有别的，也只是说以主敬来确立根本，以穷理来致其知识，以反躬来践行其实。而敬，又贯通于这三者之间，所以能成始成终。所以他主敬时说，内心无二无适，寂然不动；外表俨然肃然，如同面对神明。他穷理时说，逐字寻求训诂，逐句探求旨意。起初通过熟读，使那些言语都好像出自自己之口；接着通过精思，使那些意思都好像出自自己之心。从表面通达内在，从支流追溯源头，探求其精微，如同辨别黑白，辨析其节次，如同数一二，然后才算有所得。如果立论以驱使圣言，凿空妄说以求新意，或者援引以相互纠缠，或者假借以相互混淆，这是学者的大病，不痛绝于此，则终究没有入德的希望。大概自孔、孟以来千五百年之间，读书的人很多了，没有穷理像这样精深的。等到理明义精，涵养深厚积累盛大，充实为德行，发显为事业。入朝事君，则必思使君主成为尧、舜；出外治民，则必使百姓成为尧、舜之民。李氏这篇赞语，体用兼该了。我不必详细辩驳。只愿学者拿朱子的主敬穷理与孔门直接对照，拿朱子的事业与尧、舜直接对照，则其学术宗旨的稍有差异就判然分明了。总之，对于宋代诸位先生，不敢苟且求全。只是宁愿天下无学，不可有参杂佛老章句的学问；宁愿百世无圣，不可有将就冒认标榜的圣人，希望学问是真学问，圣人是真圣人罢了。

言论风旨所传达的，政教条令所颁布的，都可以作为世间的法则。而其「考察先圣而不谬误，建立于天地而不违背，等待百世后的圣人而不疑惑」的原因，是因为订正群书，立为准则，使学者有所依据遵循以进入尧、舜之道，这是其勋烈中尤为彰明盛大的。「考诸先圣而不谬」等语何其宏大，却归之于订正群书吗？朱子之所以尽力于此，以及当时后世之所以笃信服从于此，都是因为孔子删述的缘故。不知道孔子是学成内圣外王之德，教化出一班治世的人才，鲁国不能用，又不能推荐给周天子，于是出而周游，周游是学成教化后不得已的处境；等到年老而道不行，于是归鲁删述以传世，删述又是周游后不得已的处境。战国说客，置学教而不学周游，是不知孔子的周游是孔子的不得已。宋儒又置学教及行道于当时而不顾，自幼壮即学删述，教化弟子也不过如此，虽然讲究礼乐，也只是想著书垂世，不是想在自身亲见之，这是又不知孔子的删述是孔子的尤不得已。况且孔子的删述，是删去繁乱而仅取足以阐明大道，正怕后人追逐虚繁，失去实际。宋儒却多做注解，递相增益，不几乎决开孔子的堤防而导引泛滥的流吗！这本书之所以日益兴盛而道之所以日益衰微的原因就在于此。

先生搜辑先儒之说而断以己意，汇总分别区分，文从字顺，妙得圣人的本旨，昭示此道的标的。又使学者先读《大学》以确立规模，其次及《论语》、《孟子》以尽其蕴奥，而后会其归于《中庸》。尺度权衡既定，由此穷究诸经，订正群史

译至于百家之书，那么就没有什么道理是不可精研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处理的了。先生阐明了书籍的宗旨，耗费了极大的心力，然而所阐明的只是书中的旨意，还不能说已经获得了修身养性的根本大道。因为四书、诸经、群史、百家之书所记载的内容，原本就是探究事理的文章和处理事务的方法。但是，如果仅仅把研读经史、考订群书当作探究事理、处理事务以求得大道的功夫，那么（这种认识）与大道就相隔千里了；如果把研读经史、考订群书直接等同于探究事理、处理事务，说大道就在这里面，那么（这种认识）与大道就相隔万里了。现在李氏因为先生解说书籍得到了圣人的根本宗旨，于是就说这指明了大道的目标；因为先生让学者读书有次序，于是就说将没有不可精研的道理，没有不可处理的事情。唉！自宋、元以来，效法先生分类区分，巧妙领悟圣人根本宗旨的人，难道不止十余人吗？遵循先生读书的次序，先读《大学》，其次读《论语》《孟子》，其次读《中庸》，其次穷尽诸经，考订群史以及百家之书，难道不是家家户户都在诵读、户户都在讲究吗？而果真就没有不可精研的道理，没有不可处理的事情了吗？这就好比学弹琴一样：诗书就像琴谱。把琴谱烂熟于心，讲解得清清楚楚，这能算是学弹琴吗？所以说，把讲读当作求道的功夫，与大道相隔千里。又有一个妄人指着琴谱说，这就是琴，辨别音律，协调声韵，陶冶性情，通达神明，都是这个器物、这件事的功效。琴谱果真就是琴吗？所以说，把书当作道，与大道相隔万里。千里万里，这话怎么说得这么远呢？这也好比学弹琴一样：唱歌掌握了曲调，手指熟练地抚弄琴弦，琴弦追求发出中音，琴徽追求合乎节拍，声音追求符合音律，这叫做学弹琴，但还不能算是练习弹琴。手随心意而动，声音随手指而出，清浊、快慢都有常规，弹奏有固定的功夫，演奏有固定的乐曲，这叫做练习弹琴，但还不能算是精通弹琴。琴器可以亲手制作，音律可以用耳朵审辨，诗歌可以随心所欲地吟唱，心与手相忘，手与弦相忘，私欲不在心中萌生，太和之气常存于室内，感应阴阳，化育万物，通达天道，这才叫做精通弹琴。现在手不弹琴，心不领会，只把讲读琴谱当作学弹琴，这就像渡过黄河却望着长江一样，所以说相隔千里。现在眼睛不看，耳朵不听，只把琴谱当作琴，这就像指着蓟北却谈论云南一样，所以说相隔万里。

译自洙水、泗水以来，在广博地学习文献、以礼制约束自己这两方面达到极致的人，只有先生一人罢了！“广博地学习文献，以礼制约束自己”，是孔子门徒继承尧、舜，效法周文王、周武王的实际功夫，也是彰明美德、亲近百姓、百代不变的成熟法则。但是，孔子门徒说“博文约礼”，程颐、朱熹也说“博文约礼”，这确实让人不敢轻易分辨，然而实际上有不待分辨就能判定的地方。比如孔子门徒的“博学”，包括学礼、学乐、学射箭、学驾车、学书写、学算术，乃至《易经》、《尚书》，没有不称为“学”的；《周南》、《召南》则称为“为”。所说的“学”和“为”，既不能与后世读书讲论混为一谈，礼、乐、射、御、书、数也不能寄托于后世的章句训诂。况且对于孔子门徒所称赞的、当时所推崇佩服的、师生之间所商讨切磋的，诸如“多学而识”、“不试故艺”、“博学而无所成名”、“文武之道未坠于地”、“文不在兹”、“游于艺”、“如或知尔”、“可使从政”等章节，都可以考证，这就是孔子门徒的“文”，孔子门徒的“学”。程颐、朱熹的“文”，程颐、朱熹的“博学”，李氏已经详细论述过了，不必赘述。孔子门徒的“约礼”，大的方面包括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宗庙祭祀、诸侯会盟，小的方面包括饮食、起居、衣服、男女之别，孔子向老聃问礼，在大树下演习礼仪，公西华对《曲礼》精熟，孔子都谦逊地认为他胜过自己，可以说他是礼圣，子言、曾子等贤人，细微之处必定谨慎。用这些来约束自身，也就用这些来约束内心，出仕就用这些来约束天下，所以说“用礼制来整顿他们”。这是历代圣人体现大道的功用，百代进入大道的实际功夫。所以《中庸》论述大圣人之道，以至于发育万物，崇高至极达到上天，叙述君子的功业，详尽地记载了“尊崇德性”、“道问学”。而其中直接指出“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并且说“如果没有极致的德行，极致的道就不会凝聚”，明显是以三千三百礼仪为极致之道。倘若在此之外另有顺应本性，另有笃敬恭顺，子思也就得罪了圣门了。这就是孔子门徒的“礼”，孔子门徒的“约”。程颐、朱熹的“约礼”，只是说“内心没有二心、没有偏私，寂静不动，外表庄重严肃，如同面对神明”罢了。他们是否达到了博约的极致，我不敢轻易断言，希望求学的人先分辨他们的“文”与“礼”就可以了。

朱熹说，自从周朝衰微、教化丧失，礼乐培养德行的工具全部废弃，所以维持人心的只有经书。那么就应该追求那些培养德行的所有工具，急切地与同道之人讲习，以经书作为佐证就可以了。然而他却只孜孜不倦地在经书上刻苦钻研，对其他方面不太重视。况且李氏也知道春秋时期的弊病在于诸书烦乱而礼乐散亡，孔子删订，成为万世道德的宗师。然而朱熹恰逢文墨浩繁的时代，不能删削其烦乱，反而加以训释增补，为什么呢？朱熹想要学习的，是孔子，然而却没有得到孔子的本心，没有完全符合孔子教学的方法。我为五百年的士子惋惜他们不能成为曾参、孟子那样的人，为五百年的世道惋惜不能成为殷、周那样的盛世，为五百年的百姓惋惜不能蒙受教化养育，所以深深惋惜朱熹没能成为孔子。

吴氏说：“先生在经史子集之余，即使是记录杂说，举起来就能背诵。”经史子集已经惋惜他耗费精神过多，何况是记录杂说呢！

北溪陈氏说：“先生的道义崇高而德行尊贵，义理精微而仁德纯熟；立论平正温润，清巧真实等等。言辞简约而义理穷尽，旨意明白而意味深远。而他的心胸澄澈明朗，纯净没有渣滓，功夫缜密，浑然没有漏洞，尤其可以从言辞语气中想象见到。所以孔子、孟子、周敦颐、程颐的道，到了先生这里更加显明。所谓主宰当代道统的，只有先生一人罢了！”试看“道义崇高德行尊贵，义理精微仁德纯熟”这两句话，即使是孔子也不过如此，而下面实际指出的地方，却只是立论上的“言辞简约义理穷尽，旨意明白意味深远”罢了，说他的“心胸澄澈明朗”，“功夫缜密”，也不过是从言辞语气中想象见到的。大概朱熹的身份原本就是这样，黄、李、吴、陈各位，也只能在虚词之间推崇奖掖，不能在实际上增添润色。等到总体赞扬“主宰当代”这一句话，尤其是不自觉地道出了本色。大概王者不出现，五霸相继兴起，相继主宰盟会，假借仁义来彰显王者的法度，圣贤也不得不取用，所以孔子说：“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匡正天下”，孟子说：“现在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秦、汉以后，圣人不出现，扬雄、韩愈、王通、周敦颐、程颐、朱熹、陆九渊、薛瑄、王阳明、冯从吾、高攀龙等诸子，相继兴起，主宰儒学讲坛，阐发《诗》《书》来显明圣道，天下人纷纷向往，自好之士多出自其中。所以五霸，实际德行没有修养，虽然天下人服从他们但不敢称帝，不敢称王，名称他们为霸罢了；诸儒，实际学问没有达到，虽然天下人尊崇他们但不敢称圣，不敢称贤，统称他们为儒罢了；他们的身份正相同。迄今大儒相继在东林登坛的，都还称为主宰，其取义确实如此！

鹤山魏氏说：“本朝兴盛，大儒辈出，声气相应，如同符节相合。说极，说诚，说仁，说道，说忠，说恕，说性命，说气质，说天理人欲，说阴阳鬼神，像这类，都是圣门讲学的关键，而千数百年习于浮浅、蹈于陋习，没有人知道其说法的，到了这里豁然开朗，如同沉疴痊愈，大睡醒来。至于朱文公先

译先生起初凭借坚强的意志和广博的见识，凌驾于高处，气势凌厉；自从跟随延平李先生求学后，忽然感到自己难以胜任，于是收敛浮华，追求实质，从广博回归简约。等到他积蓄深厚而思想浑融，资历深厚而行为纯熟，便贯通精微与粗浅，融合内在与外在，众多贤者的精微内涵，各家的不同见解，都剖析得细致入微，如同展示在手掌上一样清晰。张宣公、吕成公同心协力来研习先圣之道，却只活到中年，论述未能定论。只有先生巍然独自存在，中间经历学术禁令，自信更加坚定。大概从《易》、《诗》、《中庸》、《大学》、《论语》、《孟子》，全都为之推究阐明、演绎发挥，以至于三礼、《孝经》，下至屈原、韩愈的文章，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的著作，司马氏的史书，先代正人的言行，也都各自为之论述著述。然后帝王治理天下的规范，圣贤教化民众的学问，灿烂地中兴！」

天命、阴阳、鬼神等，我的愚见不足以参与讨论，但大半属于圣人很少谈论、不轻易说出的内容，却一定要「剖析得细致入微，如同展示在手掌上」，这是为什么呢！至于推究阐明古人的经书，论述先代正人的前言往行，这本来是我们儒者学问成就后的余事。学问成就了，就用于世间去实行；如果不被用于世间，也可以完善我的本性职责以回报天地，不著述也可以。观察当时如果确实有大的道理未明，大的祸害未除，不得已而有所著述，希望后世能明辨并消除，也可以。如果是文人的文章，书生的书籍，解释论述，那就不必了。现在却因为这些推演论著已经明了，就说是「帝王治理天下的规范，圣贤教化民众的学问，灿烂中兴」，这不是欺骗吗！在道统上没有实际的功劳，既不免让尧、舜、孔、孟在天之灵叹息，又在自身和世上没有实际的证据，怎能信服当时的人心呢！只是用空话互相推崇，凌驾于一世之上，动辄比拟帝王圣贤，这就是伪学之名的由来！我曾妄自议论，宋代各位先儒，明末各位君子，如果生在唐、虞、三代的时代，他们的学问气节必定更加不同，如果只像这样，恐怕也不免遭受伪学的禁令，门徒党羽的诛杀。但是宋、明朝廷既然没有真正的将相，民间既然没有真正的学术，那么正应该任用那些称说诗书、标榜清流的人来支撑其衰败的命运，不应该诛杀禁止他们以加速自己的败亡。总之，就像龙骨马一样，掌握国家权柄的人不可废弃崇尚儒学重视道义的典礼，而悲天悯人，儒者应该存有反省自身、自我责备的心。所以天下有弑君的臣子，杀父的儿子，与孔子无关，而孔子感到恐惧；天下有无视父亲的墨家，无视君主的杨朱，不是孟子造成的，而孟子感到恐惧；大概儒者怜悯天下而深深自责就是这样。何况真正失去学术宗旨而误导世人，那么近代的祸患，我们儒者怎么能推卸责任呢！

译朱子说：“胡宏（敬夫）天资高明，他总以为别人都和他一样，刚一开口，就不管别人是否明白，非要把自己的意思说尽。所以他的门人中，聪慧的只学到了他的言辞，如果资质不够，依旧摸不着门道。我天性迟钝，读书极为辛苦，所以平时与人交谈，大多不敢发表高远的言论，因为这是我亲身经历过才有的体会，所以不敢以此要求别人。《学记》说：‘只催促前进而不顾其是否安稳，使人不能出于真诚。’现在教育者的弊病大多如此。”

朱子与南轩（胡宏）这一派师友，原本只是靠说话读书来度过日子。与王弼、何晏的清谈相比，他们颇为用力于身心修养；与韩愈、欧阳修的文章相比，他们仍拘泥于理性探讨；与白居易、苏轼的诗酒相比，他们既不能模仿那种矜持，与佛老的空虚相比，又完全不及他们的研读讲说，真是三代之后接近儒家真学的，在贫瘠衰微的气运中难得一见的豪杰。然而他们的身份地位如此，无法强行增添。所以推崇奖掖之处，或许会衬托以圣贤、道统、躬行、经世济民的话语，至于比较长短、叙述事实、指陈事物，或是推举他人，或是表现自己，都只在言辞诵读之中，没有别的了。而且他批评南轩的地方，恐怕也是朱子自我写照，只是过失有深浅之别，于是自以为得其中道罢了。我曾给刁约（文孝）写信，他的回信也不问别人是否疑惑，只是自己说尽。想来刁公也不是出于矜持自见，大概平素所学，原本就是说话作文，没有别的东西给人罢了。况且讲读之学，即使循序渐进，也与《学记》所说的“时”与“孙”不同。所谓“只催促前进而不顾其是否安稳，使人不能出于真诚”，这就是所说的“不学习操缦，就不能安于弦乐；不学习博依，就不能安于诗歌；不学习杂服，就不能安于礼仪；不兴起其技艺，就不能乐于学习”。如果急躁快速引进而不顾其是否安稳，这就是教人越级而不真诚，不合时宜且不谦逊。所以法干上会认为他的儿子九数已经熟练，非常高兴。我说：“暂且不要让他知道有乘归法，让他稍作休息，得到一些受用，才可以再前进。”正是这个意思。学者观看孟子“深造之以道”、“教者必以规矩”等章节，难道诵读讲说之学可以依托吗！

南轩、伯恭（张栻）的学问都疏略等等。伯恭说道理，与作为自然是两件事。比如他说“仁义道德与度数刑名，截然分为两途，不可相通。”

朱子说“礼、乐、射、御、书、数难以补填，且先理会道理诗书”，这不是看道理诗书与礼、乐、射、御、数截然分为两途吗？只是不肯说破罢了。古人说，“不了解那个人，就看他的朋友”，观察这些更加相信。

吕祖谦（东莱）本来不该做这《大事记》。他那时已经感到疾病，一天要做一年的事。如果不死，从汉武帝到五代，只千来年，他三年自然可以完成。这文字，人多说他的解题很有工夫，其实他当初作题目，却很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思。解题只是现成的，检令诸生写。伯恭病后，既然免去了人事应酬，免得出任做官，如果不死，大段做得文字。”

可惜这一派师友，都是以作文字度过日子，生死都系于此！朱子对南轩、伯恭都不忌讳他们的短处，交友的和而不同如此，难道是厌恶听到异己之言吗！直到今天仕学都先立党派，这就是道越来越微，世道越来越衰败的原因。

问：“陆九渊（子静）不喜欢别人论性。”回答说：“恐怕只是自己理会得不清楚，怕人问难，又长大了不肯与人商量，所以一截截切断。然而学习而不论性，不知所学何事。

不喜欢别人论性，未尝不是，只是缺少下学罢了。朱子喜欢论性，又教人商量性，说这就是学，那就错了。所以陆子对语时每每不与说者，心中不取；不取朱子而不思我所见果真正确，为何不能说服这位朋友呢。朱子这类贬斥，尤其不取陆子；不取陆子而也不思我所言果真正确，为何不能说服这位朋友呢。孔子说：‘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两位先生难道没有用此功夫吗！

陆九渊的学问，看他千般万般毛病，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杂。”

朱子的学问，全不觉其毛病，只由不知气禀之善。认为学可以不从六艺进入，正不知六艺即气质之作用，所以践行形体而尽性者也。

“陆九渊说话常是两头明，中间暗，是怎么回事？”回答说：“是他那不说破处。他所以不说破，就是禅家所谓‘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禅家自爱如此。”

禅家无鸳鸯，也不绣鸳鸯，哪里得鸳鸯与人看！

陆九渊说良知良能，四端等处，且成片段，类似经语，不可谓不是。但说人便能如此，不需要修为存养，这却不对。譬如旅居之人，自家不能送他还乡，只与他说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乐，何不回去’！那人既无资送，如何便回去！又如脾胃受损不能饮食之人，却硬将饭将肉塞入其口，不问他吃得吃不得。如果是一顿便理会的，亦岂不好，然而非生知安行者，岂有此理！即使是生

译知道安于道而行，也必须要学习。大体上，子思讲“率性”，孟子讲“存心养性”，已经把道理说得比较透彻了；孔子却未曾把话说尽，只讲孝悌、忠信、笃敬。因为能做到这些，道理自然就在其中了。

陆九渊说“良知良能，人便能如此，不假修为存养”，并不是说“不用修为存养”，而是他把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这两句话理解得有些呆板，又对朱熹的诵读训诂感到不足，所以言论过于激进，最终导致朱熹轻视他。因为先确立根本，原本是根本所在，但如果缺乏维持和培育的手段，这个“大”又岂能轻易确立呢！朱熹用“旅居在外的人”和“脾胃受伤的人”两个比喻，确实切中了陆九渊的弊病，但朱熹又是手里拿着路程指南本该资助送行，嘴上说着健脾和胃的药方本该让人开胃进食，结果就是整年持着这些说法，旅居的人依然不能回乡，脾胃受伤的人依然无法下咽。这就是朱熹也被陆九渊所嘲笑的原因，于是学术宗旨便不能归一了。哪里比得上周、孔三物之学，那才是旅居者的干粮车马、脾胃受伤者的参术缩砂呢！

既然知道孔子不把话说尽，前面却讥讽陆九渊不把话说尽是“禅宗的自我爱惜”，这是为什么呢？

译子静的学说没有定准，大抵他只是想要固执己见罢了。仔细考察，讲学的先生大多固执，只是程度有深浅而已。我们儒家的道，有确定不变的道理，哪里用得着固执！只是因为实学已经丧失，两千年来，只在口头上争胜，在纸面上较量，这就是固执的来源。

问：“陆象山说‘当下便是’。”回答说：“看看圣贤教导人，曾有这样的话吗？圣人教导人，都是从平实的地方去做等等。又平时告诉弟子，也说‘学习并时常温习’，‘践行有余力，就用来学习文献’。圣贤教导人，原本没有象山‘当下便是’这样的话，试看圣贤可曾有先生的学问吗？‘学习并时常温习’，‘践行有余力就用来学习文献’，孔门是学习静坐训解吗？

但有圣贤的话，可以指引道路。”“有圣贤的话，可以指引道路”，现在却不走路，只效仿圣贤的话便当作走路。每一代指引道路的话增多而更多，最终在宽阔的大道上很少见到行人。《诗经》说，“如果不与同行者谋划，因此不能走上正道”，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说到子静。说：“这个只争些微才错了便如此，他只是错过了；还有一类，却是达不到。如果是过了的拗转来却好，达不到的赶上去便好。只因为他才高就不肯向下，才不及就不肯向上，过了的就说只在过了里面求个中道，不及的也说只就不及里面求个中道。起初只差了些微，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又说：“我看近日的学问，高的就说做到天地之外去，低的就只管沉溺；高的必入于佛、老，低的必入于管、商。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看朱子叹息他人，真是自以为中道，居之不疑了。如果以孔门相比，朱子知行竟然判为两途，知似乎过了，行似乎不及，其实行不及，知也不及。又叹息近日学者“高入佛、老，低入管、商”，我以为当时如果有真佛、老，必定更叹息朱子的讲读训解为耗费精神粗浅迹象，有真管、商，必定更叹息朱子的静坐主敬为寂守无用，恐怕不能出其上而让两类人受怜悯。如果我们的夫子中庸之道，举其心性，可以使释、道哭泣，言其作用，可以使管、商惭愧。倘若朱子有幸游历其门，见其天高地厚，又怎敢遽自以为是呢！得不到孔子而师从，颜、曾而友，这是朱子的大不幸。

“陆氏会说话，其精神也能感发人，一时被他耸动的也便清明，只是虚，更没有底簟。‘思而不学则殆’，正为没有底簟便危殆。‘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风俗’，有阶梯而进，不担心不到。现在他的门徒往往进时很锐利，然而退也很快。才到退时，便如堕入千仞之渊。”朱子指出陆门流弊处，也是自我写照。但朱子会说话，又加会解会着，所以耸动更多，颇有底簟。有人问：“读讲著述虽然是靠书本，然而毕竟经传是把柄，所以颇有底簟吗？”我说：“也是读讲经书，身心有所依据，不至于放纵，但也耗费有用精神，不如陆、王精神不损，遇事尚有用。我所谓颇有底簟者，大概如讲着这一本书，如果全不依此书行，不仅无以服人，己心也难以安，所以必略有所行，此处稍有底簟。只因为原本以讲解为学而以行为衬托，终不免挂一漏二，即使所行的也不纯熟。不如学而时习，用全副精神，身心的道艺，一起加功，进锐不得，也退速不得。这就是为学，这就是行，这就是教，举而措之，这就是治，真是尧、舜的宗子，文、周的功臣，万世圣贤的规矩。即使聪明如颜、赐，怎得不叹息循循善诱，欲罢不能呢！怎得不初疑为多学而识，后来就叹息性天不可闻呢！即使退怯如冉求，怎得不喜悦而最终成就其艺呢！倘若入程、朱之门，七十子都流于禅林，二千九百人都习为训诂了。唉！我怎得一个圣门徒众的末流而师从呢！”有人问：“宋儒挂一漏二，所行不熟，哪里可见？”我说：“如朱子著家礼一书，家中也行礼，到斩丧墨衰出入，就半礼半俗，既废正祭，却又在俗节墨衰行事，这都是失周公本意。至于妇人，就不给着丧服杖绖之制，祭时妇人不办祭肴，到求一监视而也好像不得，这怎么说呢？商人尚音，周人尚臭，都穷究阴阳之秘，祭祀的要典。诸儒语录讲熏蒿凄怆等，话也痛切，似知鬼神情状，到集礼，就把笙磬脂膟等都削去，这类不可胜述。不可见吗！”

邵庵虞氏说：“孟子没一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两程夫子等等，程门学者笃

译信奉老师的学说，各自竭尽全力来弘扬光大这一道统。为何世道运数衰微，百姓缺乏庇佑，而动乱灭亡随之而来呢！可悲啊！」许多圣贤在弘扬光大这一道统之后，却接着说：「而动乱灭亡随之而来！」这是什么缘故？为何说话如此不加思考！

译草庐吴先生继许文正公担任国子监祭酒，六馆的学生按次序接受学业指导。白天退堂后回到住所，拿着经书的学生便跟随他请教学业。吴先生恳切耐心，言语明白痛切，根据学生才质的高低、见闻的深浅，来开导诱导他们。当时学生们都受到感发而振作起来。他曾经对人说：“上天产生的豪杰之士并不多。所谓豪杰之士，是因为他们见识超过常人，超越当世而高出一般人的。战国时期，孔子的门徒已经没有了，充塞仁义的杨朱、墨翟之徒，又滔滔不绝。而孟子就生在那个时候。真是豪杰之士啊！至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一时相继出现，如果不是豪杰，谁能参与这种局面！又过了一百年，朱熹集诸子之大成，则是中兴的豪杰。以继承朱子道统为己任的人，真的有这样的人吗？”

恳切耐心，讲论不倦，常常到半夜，而且寒暑不停，他的功夫可以说既勤奋又刻苦了，果真对世道有益吗？果真能造就一批人才吗？至于他自视甚高，也不过是“见识超过常人，超越当世”罢了。朱子说：“这道如果不拼死穷究，终究不能理解。”可见他立志成功的程度也不过如此。只是朱子眼光颇高，不肯明确地以道统自任，元代儒者的见识更低，所以直接说出来而不觉得，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所见既狭隘，又认为孟子也不过如此，那就是对豪杰说得太浅，对道统说得也太容易了！

程子说：“古人虽然有胎教和保傅的教育，仍然胜过今天的学校、乡里的教育。古人从小学习，耳目所接触的都是善的，长大后没见过不好的事物，所以容易成就。今天的人从小见到的都是不好的，刚能说话就习染秽恶，日日销蚀，还有什么是天理！”

既然知道小时候缺乏习善的功夫，长大后又习染秽恶，那么为学的关键就在于改变这种习染，却还说“变化气质”，为什么呢？

不要说小孩子没有记忆力，所经历的事情都能不忘。

所经历的事情都能不忘，却是不教他们经历事情，为什么呢？

比如养狗的人不想让它上堂，就趁它上堂时打它；如果既打了它上堂，又在堂上喂它，那么让它听从谁呢？即使每天鞭打它要求它不上堂，也是不可能的。养异类尚且如此，何况人呢！所以培养正气的是圣人。”

先生倡导道学，担忧天下空寂而崇尚浮文，于是废弃周公、孔子的六艺而崇尚静坐读书，这不就像打了它上堂又在堂上喂它吗？即使每天鞭打它要求它不空寂浮文，怎么可能得到呢！养正的功效，或许不是这样的。

朱子说：“古代起初进入小学，只是教以事务，如礼、乐、射、御、书、数和孝弟忠信的事务。从十六七岁进入大学，然后教以道理，如致知格物以及所以为孝弟忠信的道理。”

既然说了这些，为什么不效法古人而亲身实践呢？总之，孔门称颂古昔，程、朱两门也称颂古昔，他们称颂的原因却不同。孔门是亲身做古人，所以说“我遵从周礼”；两位先生是推让给古人，所以说“这很难”。孔门讲礼乐，程、朱两门也讲礼乐，他们讲的原因却不同。孔门是希望当前能做到这些，所以说“礼乐君子片刻不离身”；两位先生只是希望人们知道有这些，所以说“暂且让他们知道”。

古人从进入小学时，已经知道许多事情了，到进入大学时只要做这些功夫；现在的人完全不知道。古人只在心上体悟，至于治理天下都从心中流出；现在的人只在事务上体悟。

朱子感叹人们完全不知道，恐怕朱子也不知道像渴饮饥食那样迫切。如所说“古人进入小学已经知道许多事，进入大学只做这些功夫”，多么真切啊！而下面“古人在心上体悟”、“今人在事务上体悟”的话，又与上文自相矛盾了。

古人全都从小学中学了，所以长大后都不费力。如礼、乐、射、御、书数，大纲都学了，等到长大，也不再大量学习，就只体悟致知穷理的功夫。而现在从小失去了，要补填实在很难；但必须庄重恭敬、笃实，树立基础，逐事逐物体悟道理，等这些通透了，意诚心正了，就在切身处体悟，随时去体悟。礼、乐、射、御、书数，也是应当体悟的，都是切用；但不先在切身处体悟道理，就教考究些礼文制度，又跟自家身体有什么关系呢！

“要补填”三个字，看到非常痛快，下面却说“难”，这是朱子学教的错误，起初只是畏难而苟且安适。

古人小学教以事务，便自然养得心，不知不觉自好了；等到渐渐长大，渐渐更历通达事物，将无所不能。现在的人既无本领，只去体悟许多闲杂古董，千方百计措置思索，反而害心。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说上面那段话？奇怪，奇怪！

古人从能吃饭能说话时就已教了，一岁有一岁的功夫。到二十岁时，圣人的资质已自有二三分。

这是周公以人治人，使天下共尽其性的道理，所以圣贤接踵而至，太和在

译成周是宇宙间的存在。朱熹知道它却不学习它，难道不可惜吗！然而我在这两段文字上，深深庆幸自己学习它而没有得罪朱熹啊！

译如今完全丧失了《小学》的功夫，只能教人暂且以“敬”为主，收敛身心，然后才可以下工夫。有人说“敬”抵不上《小学》，我看《小学》却抵不上“敬”。

“敬”字字面好看，却在禅学那里暗中败坏。古人教洒扫，就在洒扫中主敬；教应对进退，就在应对进退中主敬；教礼、乐、射、御、书数，就在度数、音律、审固、罄控、点划、乘除中无不主敬。所以说“执事敬”，所以说“敬其事”，所以说“行笃敬”，都是身心一致地加功，无处不是敬。如果把古人的成法都舍弃，专门在静坐、收摄、徐行、缓语的地方说主敬，这是把儒家的虚字面当作佛家的实工夫，离道远矣。有人说“敬抵不上《小学》”，真是朱子的好友，可惜他不能接受善言。

曾训诫他的儿子说：“起居坐立，务必端庄，不可倾斜倚靠，恐怕导致昏沉懈怠。出入快步，务必凝重，不可轻浮，以损害德性。用谦逊自我约束，用和敬对待他人。凡事务必谨慎整饬，没有缘故不要出入。少说闲话，恐怕荒废光阴，不要看杂书，恐怕分散精力。早晚频繁检查自己所学的业务。每旬休息日，将一旬内的书温习几遍，不要让心稍有放纵，那么自然渐渐接近道理，讲习就容易明白了。”先生为学得力的地方，在训子一书中完全可见，所以详细记录。扩充这种气象，原本不是世俗儒生文士所能企及的，然而孔门学者果真如此而已吗？这在于有志于实学的学者自己去辨别。

问：“《小学》记载音乐一段，不知道今天能用吗？”回答说：“暂且让他知道。古人从小就用音乐教化，乃是手把手教导，等到长大了，涵养已经成就，稍能自立就可以。今人既然没有这个，如果不是志向宏大有所树立，因为什么能成立！”孟子说：“我知言。”大概言语是心声，所以一言就能观察他的一生，不可掩盖。何况朱子是大儒，也不自掩，本来昭然可见。比如有人问《小学》记载音乐不知今天能用否，为什么不回答说，“书上所有的都是要用的，不用，记载它做什么”！却回答说“暂且让他知道”。那么平日讲学，也不过是让人知道而已，也不过是让人说我知道了而已。

于是论及《小学》说：“古代教育必定用音乐，后世不再这样。”问：“这是制作音乐让他听，还是他自己作。”回答说：“自己作。如果自己理会不得，别人作有什么益处！古代国君备齐音乐，士人没有缘故不离开琴瑟。日常用品，无时不备在面前。”

话说得如此亲切，只是不肯自己拿主意，作后世的引路人，不作前圣的接迹人。哪里知道历代相接，都作引路人呢！这就是人人说引路的话而圣人的正路更加荒废的原因。“前贤的话，都是佩服躬行，才开始有功。不可只这样说过，不济事。”

不知道是自悔的话，还是责备人的话，只要把“博学之”改为“博读书，博作文”，就不像圣门“佩服躬行”的旧传授了。朱子数则，知之真矣，而不行，为什么呢？

东莱吕氏说：“教小儿先以恭谨，不轻忽，不超越等级。读书是余事。”

好。先生辈为什么只当作余事？

临川吴氏说：“古代教育，孩子能吃饭就教他吃饭，孩子能说话就教他说话。想要他有分别就教他不同处，想要他有谦让就教他后于长者，顺着他的良知良能引导他，还没有到读诵。教他数，教他方，教他日，以及学书计，学幼仪，那么已经辨别名物了，而也不是事乎读诵。弟子的职责，叫孝，叫弟，叫谨，叫信，叫爱，叫亲，行之有余力然后学文。今世童子刚能说话，不过教以读诵而已，他们看古人的教育怎么样！”

草庐叙述古教法，两言非事读诵，又说“今世童子，不过教以读诵而已，他们看古人的教育！”他的话好像非常厌恶读诵的习惯。五代之后，武臣执政，百姓很久不见儒生治理，世间很久不闻诗书之声。积废到了极点而气数一反，周、程、张、朱恰逢其会，以诵读诗书，讲解义理为倡导，又粗略地用道德之行，真不亚于周公、孔子复出。所以一树赤帜而四海望之，一登高呼数世应之，呜呼盛哉！而流不能返、坏不能救的祸患，实际潜伏在这里。吴氏也是行宋儒之道的人，而出言不觉至此，大概诵读的焰火已经毁坏而举世不觉，又不得不露其端倪。而我所非常恐惧的，正在这个端倪上。文盛之极则必衰，文衰而返则有二：一是文衰而返于实，那么天下厌文之心，必转为喜实之心，乾坤蒙其福了。达而在上，则是三代，即使穷而在下，如周末文衰，孔子转之以实虽救之未获全胜，犹稍延二百年我儒之脉。不然，焚坑之祸，难道等到秦政之时吗！一是文衰而返于野，那么天下厌

译文人内心必然激起消灭文人的念头，我们儒者与百姓将一同灭亡。如果像宋代程朱学派禁止伪学那样，像天启年间逮捕东林党人那样，像崇祯末年张献忠焚杀那样，恐怕灾祸还不会停止，而今天却不知道这细微的征兆将指向何方。《易经》说：“能预知细微的征兆，大概很神妙吧！”我说：“能预知细微的征兆，大概会感到恐惧吧！”

译程子说：“如果解释义理一味依赖书本，怎么能做到安居其中、深入其中呢！这不仅会自误，还会误人。”这是真话。

古代的学者，从容饱足，有先后次序；现在的学者，却只做一场空谈，务求高远罢了。既然知道这一点了，他在教导门人时，竟然也没有看到古人的先后次序，不也是做一场空谈罢了！

现在的学者，往往轻视子游、子夏，认为他们微不足道，不值得学习；然而子游、子夏的一言一行，却总是实实在在的。”程子虽然失去了圣门的成法，但胸中的见解还比较实在，所以他说这样的话。朱子离这个就更远了些。

问：“怎样学习才可以说有收获？”回答说：“大凡学问，听说了、知道了都不能算作收获。所谓收获，必须默记于心、心领神会。学者想要有所收获，必须诚意烛照义理。”程、朱谈论学问到了关键处，如果特意避开六艺、六府的学者，为什么呢？像这段话说“听说了、知道了都不能算作收获”，可以说是透彻宗旨的话了。下面为什么不接着说，“收获者必须践行中庸、实践躬行，通过六艺之道深造，才能自得”呢？却只说“必须默记于心、心领神会”，这不还是属于“知”的范畴吗！

增进学问没有比获取知识更大的了，涵养心性没有比义理更大的了。古人所涵养的方面很多，如果用声音来涵养耳朵，用舞蹈来涵养血脉，现在的人都没有；只有义理的涵养，人们又不知道去追求。

学习的弊病没有比把义理让古人去做更大的了。程、朱动不动就说古人如何如何，现在的人都没有，不想想我实行起来就有了。虽然古代的制度不能全部流传下来，只要今天能够知道并尽力实行，也足以涵养人。何况由偏求全，由小推大，古代的制度也没有不能追及的呢！如果只是凭借口中谈论、纸上所见、心中所思的义理来涵养人，恐怕涵养得不深且不牢固。

学习贵在成功；既然成功了，就要用来实行。学习而不能完成学业，应用而不能实行所学，那就不是学习了。程子谈论学问颇为实在，然而并没有实行他的言论。教育者的自身，就是用来教育的，他首先传授给学生的，就是教育者自身的表现。试看程门，学业完成了吗？应用实行了吗？孔子代理宰相而鲁国治理得好，冉有、樊迟为将而齐国北面称臣。二程在朝廷而宋朝没有更加治理得好，龟山应召而金人攻入汴京，如果说这是学业成功、应用实行，我不相信。

现在的学者有三种弊病：沉溺于文辞，拘泥于训诂，迷惑于异端。如果没有这三种弊病，就一定会归向圣人之道了。可叹这三种弊病误了这乾坤！先生洗涤得也不甚干净，所以其流弊越远就越偏差。我曾说过程、朱与孔、孟各是一家，仔细考察，程与朱也各是一家。

张载说：“对于初学的人，得到一个义理必须固执坚守，从粗浅进入精微。”又说：“如果一开始就追求很深奥的，恐怕从此越来越远。”又说：“只要扫除旧日的行为，使动作都符合礼。”张子以礼为重，习惯并实行它作为教育，就比宋儒高出一等。

既然学习却先以功业为意，对学习便有妨害；既然有了意，就会穿凿附会、刻意造作。德行未成而先以功业为事，这是代替大匠砍削木头，希望不伤手也难啊。”所学既失去了宗旨，又将古人的成法说坏。试看《大学》之道，刚说到“明德”，就说到“亲民”，怎么能说无意于功业！而且入学就是要做大匠，怎么能说是“代替大匠砍削”！我教导幼童道艺，有人阻止我说：“不行，现在世道不是这样。”我说：“只要抱着书本入学，就是做转变世人的人，而不是做被世人转变的人。只是不可有的，是急躁进取求取俸禄、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心罢了。”

上蔡谢氏说：“学习必须熟读讲解，学习不讲解，用尽工夫也只是旧时人。‘学习不讲解，是我的忧虑’。仁也在于熟罢了。”子夏说：“学习不讲解”，这是博学之后，又应当审问、慎思、明辨来讲解。如果不是已经学了，将拿着什么来讲解呢？现在只讲解而不学习，错了！颜回的工夫，真是百世的规范，舍弃这个更没有入门的路，没有安身之处。”非常正确！

龟山杨氏说：“现在的学者，只是因为不知道学习的方法，又不知道学成后要做什么用。这件事体很大，必须是曾经着力做过，才知道不容易。所谓学者，是学习圣贤所做的事等等。如果只是想要博通古今，写文章，做忠信愿悫、不做非义之事的人罢了，那么古来这样的人不少，然而认为他们闻道则不可以。比如东汉衰败时，处士逸人和有名节之士，当世闻名的人很多；看他们的作为，用古圣贤之道来责备他们，则略无毫发仿佛相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于道起初就没有听闻的缘故。现在的学者，平时就说‘我应当做古人的所为’，才有一件事到手，就处置不了。大概他们的学习以博通古今、写文章、或者志于忠信愿悫、不做非义之事为限，不知道必须闻道。”各位先生自负闻道了。我认为用古圣贤之道来责备他们，也未尽仿佛。就像先生在汴京垂亡之际，轻身一出，他所处置的，只见到削夺荆公配飨，说道学的话罢了。

验

译如果在心中觉得不对，施行到具体事务上又不顺畅，那就不是所谓的经义。如今研究经学的人，写些无用的文章，只为侥幸获取科举功名罢了，这究竟有什么益处呢？我认为做学问的人如果只和这些人比较，那就浅陋了，为什么不和尧、舜、伊尹、周公、孔子、孟子相比呢！

译不向孔孟的言论中探求学问，也是末节了。《易经》说：“君子广泛地记取前人的言论和往事，来培养自己的德行。”孟子说：“广泛地学习并详细地解说，是为了最终回归到简约的精要。”广泛记取自然不可废弃。但博学难道仅仅是多读书吗？

颜渊“请问其目”，这是学；“请事斯语”，则是习了。只学而不习，不过是空学。譬如学射箭，到了能拉开弓的程度，就知道所学的了；至于拿着木棍眼睛不眨，射穿虱子悬挂的丝线不断，由此追求其中的精妙，不经过练习是做不到的。”颜渊“请问”，仍然是问，还不能称为学；“请事斯语”，才是学；“欲罢不能，进而不止”，才是习了。杨时（龟山）一字之差，不算大错。但他把学必须适宜于习的道理说得最透彻，而没见到他真正去习，没有别的原因，是他所习的，不是孔门所说的习。

延平李侗说：“做学问的道理不在于多说话，只是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如果真有体悟，即使有一丝一毫的私欲发动，也会退让听从了。长久在此用力，或许能渐渐明白，讲学才开始有力量。”试看孔孟曾有过“静坐澄心，体认天理”这样的话吗？然而我也不是说完全摒弃这种功夫。如果不偏离周公、孔子的六艺之学，在无事时运用这种功夫也无妨。但如果专门在此用力，把它当作学问的根本，而又把讲说当作枝叶，那就完全错了。

孔门弟子，整天聚居在一起，互相切磋，又得到夫子作为依靠和归向，在日常起居之间，通过观察感化而得到教化的很多；恐怕在融会贯通而自然脱落的地方，不是言语所能达到的。不然，子贡为什么说“夫子关于性与天道的言论，无法听到”呢？”为什么不思考孔门整天聚居在一起是在做什么？为什么不思考“性天不可闻”是什么意思？竟然动不动就想到子贡以上的事！用孔子的道来衡量，恐怕宋代的各位先生不免属于“智者过之”的一类。

朱熹说：“现在做学问很难，因为小学没有人习得，如今却是从头开始。古人在小学的小事中就都蕴含着大学大事的道理，大学只是将其推演开阔罢了。向来小时候做得道理存其中，正像一个素坯一样。”我说有什么难的，只是不做罢了。即将技艺中小的让年幼的子弟习练，技艺中大的让年长的子弟习练，这是整顿身体、涵养性情的实务。正心诚意并非精微，修身齐家并非粗疏。只是各位先生只悬空谈论存养而不亲身习练其事，却说难，却说如今小学完全失传，无人习练。这样说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虚空而无依据了。那么难道只是小学废弛，大学不也灭亡了吗！却还要编纂小学，注解大学，这是为什么呢！

读书如同炼丹，起初用烈火煅烧，然后渐渐用慢火温养，又如煮东西，起初用烈火煮了，却须用慢火温养。读书起初勤勉着力，仔细穷究，后来却须缓缓温习，反复玩味，道理自然显现。又不可贪多求快，一定要熟练，功夫自然从熟练中出来。朱熹论学只是论读书，但他处多落入“理会道理”“穷理致知”等字面，不肯如此明白地说。试看此处直言如此十分精彩，十分有味，大概因为他得力全在此处。读书只是学问中的一件事，为何把全部精神都用在书本上呢！

学者只是不为自己，所以日间心安顿在义理上时少，安顿在杂事上时多，对义理却生疏，对杂事却熟练。”只是因为废失了六艺，没有用来习熟义理的方法，不由人不习熟杂事。现在如果恢复孔门旧制，不仅好色好货等一切私欲无从介入，博弈诗酒等自然不做，即使诵读、训诂、著述、文字等事也自然无暇顾及。大概圣人知道人不习义理便会习杂事，所以就在义理作用的地方制定六艺，使人每日习熟。如果只在书本上寻找义理，虽然也能牵制此心，不思别事，但放下书本，就无着落了。如果直接静坐，即使此心熟于义理，又是很难的，况且依旧无用。

有人问：“做学问如何下工夫？”回答说：“不过是切合自身便当而已。此事自有大纲，也有条目等等。但也须各有次序。”问：“什么是次序？”回答说：“不是安排这一件为先，这一件为后，这一件为大，这一件为小。随人所为，先做容易的，缺略难的，将来难的也自然可以理会。比如读书，《周礼》《仪礼》、《春秋》有制度难以明白，本末难以看清，暂且放下不要理会也可以；如《诗》《书》，直是不可不先理会等等。圣贤言语，何曾误了天下后世！是人自己学问不到罢了。”有人问“做学问如何下工夫”，又问“什么是次序”，都是最切要的问题。朱熹却只是支吾其词，说些表面话。大纲条目几句话，尚可敷衍；至于“不是安排这一件为先，这一件为后，这一件为做大，这一件为小”，便是糊弄。古人教法，某年舞勺，某年舞象，

译这难道不是安排得一定，谁先谁后，谁大谁小吗！“知道先后次序”，《大学》又明确地说了。胡乱混淆几句，却又说回到读书上，读书又不教人理会制度等事，暂且教人避难取易。那理会制度，已经畏惧它的难了，何况取那所谓的制度而亲身去习练它，亲身去精通它呢！这种话如果出自别人之口，朱子必定会明察其弊病而极力非议它。因为师望既高，便信口说去，不自觉如此，却说“圣贤言语，何曾误天下后世”。那圣贤言语，谁曾说误了天下后世！那误了天下后世的，乃是不遵从圣贤言语罢了。那“学而时习之”，是《鲁论》第一句话，尚且不遵从，何况其余的呢？

曾经阅读《左传》，读到赵简子铸造刑鼎，孔子叹息说：“晋国大概要灭亡了吧，失去法度了！”以为晋国的灭亡在于任用刑罚威势罢了。而下文却说：“民众只看鼎上的文字了，凭什么尊重尊贵的人？尊贵的人又守护什么职业呢？”大概那过失不在刑书，而在把刑书铸在鼎上。那法度操持在人手中，那么民众知道规范我的功罪的人，是我的上级；掌管我生死的人，是我的上级；时而出入轻重以作为平允的人，都是我的上级。天下敬畏王，一国敬畏君，一狱敬畏吏。士农工商没有敢在职分中犯错的、在职分外安逸的，只因为我的上级是神圣而威严的。于是上下确定了，贵贱辨别了，贤德彰显了。现在铭文在鼎上，那么国人必定会以鼎为依据，而不知道受法于天的是王，守法的是君，依次守法的是卿大夫百官，这是使他们轻忽人而看重鼎。民众不见所尊重的，必定不遵从法度，不遵从法度，必定不守护职业，所以说：“凭什么尊重尊贵的人，守护什么职业”呢。贵贱没有次序，凭什么治国！唉！赵简子只因为把刑书铸在鼎上而孔子知道他要灭亡，何况汉、宋的儒者全把道法摹写在书上，以至于使天下不知道尊重人，不崇尚德，不看重才，却说“宰相必用读书人”，不几乎是以守护鼎的吏来施政吗！那所灭亡的又岂止是一个晋国呢！所以到了这种极端。如果不是孔子至圣，谁能看见铸鼎的弊病呢！我希望天下人急切思考孔子的话，我希望上天急切生出孔子那样的人。

译存治编

序

唐尧、虞舜及夏商周三代的盛世，如今是否重现了呢？我无法知道；唐尧、虞舜及夏商周三代的盛世，是否没有在今日重现呢？我也无法知道。如果说它们在今日重现了，那么自汉、唐、宋、明以来，政治权术和社会风俗为何日益衰败呢？如果说它们没有在今日重现，那么古代圣贤所说的“人定胜天”、“挽回气运”究竟是什么呢？难怪习斋先生仰观俯察而再三叹息啊！

自周代七制之后，古代的制度逐渐湮没，到了宋、明时期，只剩下空有形式罢了，一切教育养育的政策都不如古代帝王。其中最令人扼腕痛惜的，尤其在于军队专权而衰弱，士人腐朽而萎靡，这两方面的弊端不知最终会落到什么地步。凭借天下如此之大，士人和马匹如此之多，一旦有强敌突然发难，往往像鱼腐烂、瓦瓦解一样，无法收拾。黄巢起兵，洗劫万物、摧毁城池；李自成、张献忠如同霜风摧杀草木，没有人能抵挡他们的锋芒，官军向西出击，贼寇已经向东趋向四川、陕西、湖北、河南，以至于数百里内人烟断绝。夏商周三代时，田赋出自甲士，百姓都熟悉军事，即使承平日久，祸患突然兴起，也绝不会惨烈到如此地步。读书人平时诵读诗书，擅长揣摩迎合，闭门低头如同妇人女子；一旦出任官职，对军事、刑法、财政、粮食等事务茫然不知是什么，连俗吏都不如，还指望他们治理百姓、辅佐世道吗！在“三物”选拔人才的年代，所学即是所用，所用即是所学，即使流弊不至于如此，又有什么奇怪先生仰观俯察而再三叹息呢！

先生从幼年到壮年，孤苦备尝，单身一人几乎无处栖身；然而心血操劳，无一刻不倾注于民生万物，每当酒尽灯残，击掌谈论天下大事，往往高声歌唱而流泪。一天，先生与我交谈，仁爱之情淋漓流露，我不由得也落下泪来。先生跃起说：“这是仁心啊。我的道可以传下去了！”因此近年来跟随先生学习，勤奋不懈，多有启发，我因而得以粗略了解其大概，认为贤明的君主和宰相任用此道自然会有润泽，而其中的大纲所在，足以开创万世太平，这是百思而不会改变的。假使先生早年就能在世上有所作为，唐尧、虞舜及夏商周三代的盛世就会从容而来，岂不快哉！如今先生双鬓斑白，还寄托于空谈，难道是上天不想让天下治理太平吗，还是打算在先生衰老时任用他呢，亦或是让先生开创端绪，而等待后人呢？我又不能知道了。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年，孟夏吉日，蠡吾门人李塨叩首拜撰。

存治编

王道

从前张横渠对宋神宗说：“治理国家如果不效法夏商周三代，终究是苟且之道。”然而想要效法夏商周三代，应当怎么做呢？井田制、封建制、学校制，都斟酌恢复，那么没有一个人、一件物不得其所，这就叫做王道。不这样就不算治理。

井田

有人问思古人说：“井田制不适合世道已经很久了，您的《存治》，还坚持什么呢？”回答说：“唉，这就是千余年来百姓之所以不能承受王恩的原因啊！那些说不适合的人，大抵是认为急切夺取富人的田地，或者说人口众多而土地稀少罢了。难道不想想天地间的田地应当由天地间的人共享，如果顺从富人的心意，即使把万人的财产都供给一人，也不满足。王道顺应人情，本来就是这样吗？况且一人拥有数十上百顷土地，或者数十上百人没有一顷土地，作为父母，让一个儿子富裕而其他儿子贫困，可以吗？

又有人说划分田地会引发混乱。无论至公能使人信服，情感自然和谐；即使从权势角度论，本朝圈占土地，几乎占了京城附近的一半，谁与之作乱呢？

况且古代百姓四人中，农民以一养三；如今百姓十人中，农民以一养九；没听说粮食掉到天上，吃土在地里，而百姓也不饿死，难道人人耕种反而不够吗！即使让人多于田地，即使减少顷数为十，减少十数为亩，我知道上面的肥料加倍精细，用来自给自足；况且如今荒废的土地占十分之二三，开垦并实行井田制，迁移流离失所、无处申诉的百姓，供给牛种让他们耕种，田地自然更加充裕。所以我每取一县，估算其田地和丁口，知道相称。曾经妄作图来阐明这一点。

所担心的是，沟洫的制度，经界的法则，不能完全传承。北方土地松散，常怕损坏沟渠，（意思是夏禹尽力治理沟洫，一定有砖炭砌涂的方法。）高低坟墓城邑，不便均匀划分。然而因时制宜，触类旁通，在于人罢了。沟渠没有定规而主要看水，可以设沟就设沟，不可以就不设；井田没有定规而主要看地，可以设井就设井，不可以就均匀划分。至于阡陌庐舍，古代虽然有，如今只需种植分草来代替阡陌，设置窝铺来代替庐舍，每井横向设一路以便田车通行，每十井设一房，以待田畯即可。

如果有圣明的君主出现，推行此意而实行，搜集先儒的格议，尽当代人的谋略，在经界之际更加严格，在厘成之时垂意关注，意斯日也，孟子所说的“百姓亲睦”，都于此征验。游手好闲者有归宿，而士人爱心藏匿，不安本分的人没有了，做盗贼的人没有了，做乞丐的人没有了，以富凌贫的人没有了，学校未兴，已养而兼教了。美好啊，荡荡乎！所以我说道教以济养，养以行教，教者是养，养者是教，不是这样吗？

井田经界之图

方一里图：画界一小区，方十步每行长算十里，共三百六十里，该十二万9千6百步，合5百4十亩。

井田经界图说

孟子云：

译“一平方里设一口井，井田共九百亩。”我之所以要阐明井田制，必须先阐明里制。周代的制度是，三百步为一里，百步为一亩，六尺为一尺，每步的长度相当于现在的尺长，那么三百步为一里的说法，即相当于现在三百六十步的数量。然而考察文献，询问贤达，又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并且说周代的尺仅相当于现在的七寸多。总之，不如直接以现在的里、亩、步尺为标准最为明白，这也符合孔子遵从周礼的原则。按照现在的里来推算，一平方里的土地，合计应当是十二万九千六百步。周代的九百亩，相当于现在的五百四十亩，（现在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每区六十亩，内部为公田，外部为私田。如果土地宽裕，从公田中分出六亩给八家作为场院、菜园和房舍；如果土地狭窄，则分出三亩作为窝铺，这些土地也可以种桑树。另外，贯通各井的两端作为田间车道的道路，适合纵向的就纵向，适合横向的就横向，顺着邑中百姓出入的便利。十里设一房，用来安置田畯。不说厅堂，是因为田畯适宜巡视井田以劝勉农事，这里只是暂时休息，并不是他们的正式居所。

译方百里图：四面都是百里，这是伯爵国家的封地。

方百里图说：

公侯的封地都是方圆百里，这是古制，何必画图呢？因为古代的制度长久湮没，人们总是说田地少，所以画图来显示田地是充足的。一个区方圆十里，相当于百井；一行方圆十里者有十个，相当于千井，总共包含一万井。即使扣除坟地、邑城、山川、林路，大约天下的总体形势，有的地方有山川，有的地方没有山川，增减补充来说，各个方圆百里之内也不减少八千井，一井八家，总共包含六万四千户。我知道方圆百里之内的人口，除去二十岁以下及六十岁以上的人，也不过六七万丁而已，即使人口多于田地，一区两个壮夫，一个壮夫受田二十七亩，也足够使用了。又根据孟子注中徐氏所记载的田禄推算，大国国君取三百二十井，卿取三十二井，大夫取八井，上士取四井，中士取二井，下士取一井，总共包含三百六十七井。推而广之，大国三卿、五下大夫、二十七上士，以及其他官府史官全部计算在内，加上交邻、宗庙、优待宾客、礼贤下士、抚恤幼小、养老、安抚旅客、鼓励工匠、补充春粮、助收秋粮等事务，以及邑宰、在官府服役的庶人，大约不超过八千井费用就足够了。剩余的则另外储存，名叫“工仓”，诸侯不得擅自开启；天子巡狩时用来补助庆功，大灾荒时诸侯请求用来赈济，每三年散出陈粮。又，十井设一个长，百井设一个百长，千井设一个千长，二千井设一个邑宰，一个佐士。邑宰的俸禄比照大夫，佐士比照上士，千长比照中士，百长比照下士，十长没有俸禄。这就是方圆百里的概略。天子的千里封地，侯的五十里封地，都可以类推得知，只是王臣的俸禄更重罢了。

治赋

感慨自从兵农分离而中国衰弱，虽然唐代有府兵制，明代有卫所制，本来想要统一兵农。等到它们衰败时，顶着名义应付差事，都是乞丐、滑头，或者一个人买几份粮饷；支取点食银，人人都成了兵；临阵遇到敌人，万人皆散。唉！可以说没有兵了，岂止是兵农分离呢！即使在它们兴盛的时候，明君贤将治理有法，也只是用之于当时，不是长久之道。况且士兵和将领不相熟习，靠威令胁迫，他们的忠勇又能有多少呢！

偶尔谈论王道，看到古代圣人的精意良法，万善皆备。一个学校，教文也就是教武；一个井田，治农也就是治兵。所以井取八数，阵也取八数。考证其他书籍，大都说这种方法创始于黄帝，完备于成周，而以诸葛亮的八阵实际上承袭它。但是帝王的成法既不可见，武侯的遗意又不得其传，后世又怎么能享受它的作用呢！

我私下不自量力，觉得在井田法上略有一点心得，敢详细陈述治赋的要点有九条，治赋的便利有九条：

第一条叫预养。马饿了却要求它跑千里是愚蠢的。上级应当节省膳食，减轻赋税，裁减冗费，以满足百姓的食物。第二条叫预服。婴儿却役使孟贲、夏育这样的勇士会愤怒。井中的贤者为什长，什中的贤者为长，长中的贤者为将，以平定民情。第三条叫预教。选拔师儒，申明孝悌，崇尚忠义，以安抚民情。第四条叫预练。农闲之时，聚集在场上。按时，邑宰和佐士一次考核射艺；按月，千长一次考核；按十日，百长一次考核；同井的人随时练习。第五条叫利兵。甲胄、弓刃精良锋利的，官府赏赐其半价，考核技艺优秀的以器械庆贺。第六条叫养马。每井两匹马，公家饲养，仿照北塞喂马法。操练时练习射箭，闲暇时便于老人行走，或者十长、百长有差事时乘坐。第七条叫治卫。每十长，一个持牌刀的在前面率领，九人在后面护卫。器械作战的方法详细记载在《纪效新书》中。第八条叫备羡。八家之中，四个骑兵四个步兵。供役不过各两人。其余则为羡卒，以备病、伤或留守。第九条叫体民心。父母年老无依靠的不当兵；老弱不当兵。出征戍守给予耕种，不征税；受伤回来给予耕种，不征税。死者由官府安葬。这九条，是治赋的要点。

第一条叫素练。田亩都是阵法，百姓经常练习，不待教导就知道。第二条叫亲卒。同乡的人，从小一起长大，声音气息相通，情义相结，可以共生死。第三条叫忠上。邑宰、千百长，无事时教导农耕、礼仪、技艺，做他们的父母；有事时执旗、执鼓、执剑，做他们的将帅。谁不亲近上级，为长官效死！第四条叫无兵耗。有事时是兵，无事时是民，月粮不浪费。第五条叫应卒难。突然有事，随地就是兵，没有征调救援等待的麻烦。第六条叫安业。没有逃亡散乱的忧虑。第七条叫齐勇。没有老弱顶替的弊端。第八条叫靖奸。没有招募异域无凭据的疑虑。第九条叫辑侯。没有专拥重兵要挟上级的祸患。这九条，是治赋的便利。

至于阵法：八千长率领在前面；四个邑将督责在后面。左边作战右边翼护，那么左边是正兵右边是奇兵；右边作战左边翼护，那么右边是正兵左边是奇兵。前后的相应，内外的相接，无非是前，无非是后，无非是左，无非是右，无非是正，无非是奇，如循环，如鬼神，如天地。分开它，可以包围敌人的弱点，合拢冲击它，可以攻破敌人的坚固；敌人攻击它不能进入，进入它不能出来；驻扎时就是营垒，作战时就是阵势；又怎么能测度它的端倪，怎么能穷尽它的作用呢！

八陈图说（图失）

译古伯国三万二千全军的阵势。其纲目都呈井字形，外圆象征天，内方象征地，中军象征太极，四角象征四象，八阵象征八卦，旗帜的五色象征五行。南方属火，所以旗帜为红色。左侧旗帜镶青色边，是因为火与木相生相从。青色适宜镶黑色边，却用了白色，是为了容易辨认。黑色适宜镶白色边，却用了红色，是为了与青色区别。凡是千长所率领的两千士兵，每百长持一面小旗，跟随其将领的旗帜，中间必有异色，书写长官的姓氏，姓氏相同则书写字号。四邑的将领都使用绣绒旗，又各自准备一面绣旗。如果一面迎敌，则由两邑督率四路兵马；如果四面迎敌，则由佐士与邑将分别督率八路兵马。一面迎敌时，左右两翼应援，其余则不行动。例如“天鸟”出战，“云虎”就作为两翼，“风龙”“地蛇”各自坚守其位，就是这样。作战的作战，防守的防守，如果八表都作战，而八里不动，也是这样。比这规模更小的，如一万六千、三千二百或一千六百，如何灵活变通，全在于人的运用罢了。

译学校

有人问思古人说：自从汉高祖在曲阜孔庙设立牢礼，历代都对学校给予优待，设立教导的官员，有卧碑的规定，何尝不是用心于学校教育呢？似乎不需要您来谋划了。思古人说：唉！学校荒废已经很久了！考察夏代的学校叫“校”，是教化百姓的意思。现在还有教化百姓的吗？商代的学校叫“序”，是练习射箭的意思。现在还有练习射箭的吗？周代的学校叫“庠”，是养老的意思。现在还有养老的吗？

况且学校是用来明辨伦理的。所以古代的小学教学生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大学教学生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务，百姓离开这些就没有可以学习的，老师离开这些就没有可以教授的，君主和宰相离开这些就没有可以治理国家的。等到魏晋时期，学校教育不修明，唐宋崇尚诗文。这种弊端流传至今，国家选拔人才，只看重文章；贤明的长官督促考核，只看重文章；父兄的提点，朋友的切磋，也只看重文章，否则就说“诗”，已经是多余的事了。想要寻求天下的太平，又怎么可能得到呢？

有国家的人如果真能痛改几代人的陋习，奋发帝王的大业，使每家都有塾，每党都有庠，每州都有序，每国都有学，戒除浮华的文辞，推崇实际的德行，让天下人都知道所向往的方向，那么人才就会层出不穷，大法得以推行，天下就太平了。所以人才和王道是相互依存的。如果仍然沿袭旧习，那么朴实迟钝的人最终将无用武之地，精力耗费在纸笔之上；聪明的人炫耀才华，诗书反而成了寇盗的资粮。难怪家家户户都读尧、舜、孔、孟的书，而风俗却越来越坏；代代都有尊崇儒术、重视大道的名声，而真正的人才却不出现。这难道不值得感叹吗！

《周礼》大司徒：“用乡三物来教化万民并选拔他们：一是六德，智、仁、圣、义、忠、和。二是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是六艺，礼、乐、射、御、书、。”

乡大夫：“三年进行一次大考核，考察他们的德行、道艺，而选拔贤者和能者。乡老和乡大夫率领他们的官吏和众人，用礼宾的礼仪接待他们。第二天，乡老和乡大夫，群吏将贤能者的名册献给王，王拜受，登记在天府，内史记录副本。”（记录他们的副本。）邱氏说：“成周盛世，用乡举里选的方法来选拔人才。二十五家为闾，闾有胥长；闾胥就记录那些恭敬、勤勉、负责、体恤的人。百家为族，族有师；族师就记录那些孝顺、友爱、和睦、姻亲、好学的人。五百家为党，党有正；党正就记录那些德行、道艺的人。二千五百家为州，州有长；州长就考察他们的德行、道艺并鼓励他们。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乡有大夫；就三年大考核，考察那些确实具备六德、六行而为贤，精通六艺之道而为能的人，这样就是能遵循大司徒的教化而成材了。于是乡老和乡大夫率领胥、师、正、长等属官，集合闾、旅、州、党的人，举行乡饮酒礼，用宾客的礼仪来选拔他们，将他们的姓名书写在简册中，将所写的名册献给天府。天子拜受，因为贤才的产生，是上天所赐予，用来培植国家元气的。”

《王制》：“命令乡里评议秀士，升荐给司徒，叫选士。司徒评议选士中的优秀者而升荐到学校，叫俊士。升荐给司徒的，乡里不再征召；升荐给学校的，司徒不再征召，叫造士。……大乐正评议造士中的优秀者，报告给王而升荐给司马，叫进士。司马辨别官员的才能，评议进士中的贤者，报告给王而确定他们的议论。议论确定后，然后授予官职；担任官职后，然后授予爵位；爵位确定后，然后给予俸禄。”

封建

有人问思古人说：世风逐渐下降，人心日益浇薄，用公正来治理而祸害潜伏，用真诚来驾驭而奸邪出现。所以汉代大封同姓诸侯，也是成周伯叔诸姬的意思，而转眼就形成反叛；唐代优待藩镇，仅似古人甥舅伯侯的样子，而李唐社稷就因此败亡。所以宋朝鼎业既定，用一杯酒来敬勋臣；明朝国运方兴，也用世袭官职来酬谢汗马功劳。并非故意吝惜土地，实在是因为小则不足以作为屏障，大则正好养成跋扈，封建的困难啊。您有什么办法来处理，可以使得当呢？

思古人说：问得好！这不可以空谈。先王遗留的典章，封建没有单独举行的道理，大经大法全部彰显张开，那么礼乐教化自然能暗中消除反侧，纲纪名分都可以预先杜绝骄奢，而且经理周密。师法古人的意思，不必袭用古人的形迹。

让十个侯国设一个伯国。侯国五十里，设一卿，二大夫，三士；卿由天子任命。伯国百里，设一卿，三大夫，六士；卿和上大夫也由天子任命。侯国养马二十五匹，甲士与之相称；伯国养马五十匹，甲士也与之相称，有命令才起用田卒；边地的侯、伯，士马都加倍畜养，有事才起用田卒。侯国的庶人不世袭爵禄，看他的臣属而以亲疏为差别；侯国的臣属不世袭封邑，取公田而以职位计数；伯国的军队不私自出动，列侯不私自聚会。像这样，有事时一个伯国所管辖的二十万军队，足以作为屏障，无事时所畜养的士马不足以并犯。封建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况且三代建侯的好处，一定有博古的君子能传述

译至于那些在用时又能通达务实、具备王佐之才并能顺势润泽百姓的人，哪里是我这见识浅陋之人所能完全知晓的呢！我只是妄自认为，不实行封建制度，就不能使天下百姓得到彻底的治理，也不能使天下人才得到充分的任用罢了。

译后世做臣子的不敢建议实行分封制，做君主的也乐于将天下据为己有，又庆幸郡县制容易控制，因而甘心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致使百姓和国家共同遭受祸害，动乱灭亡却不后悔，这可以说是愚蠢了。就像战国六国的形势，有见识的人曾说韩、魏、赵是燕、齐、楚的屏障，秦国人逐渐侵吞土地，楚、齐、燕却绝对不去救援，这是自己破坏了屏障。诸侯国尚且如此，作为天下的共主，难道可以没有屏障吗！层层加厚保护，难道不是更好吗！《诗经·板》中说：“大国是屏障，宗子是城墙，不要让城墙毁坏，不要独自承受恐惧。”这说尽了建立诸侯的好处，不建立诸侯的坏处了。就像农家过日子，是周围有很多邻居而自己处在其中安全呢，还是吞并邻居消灭比邻而独自栖身在一小块土地上安全呢？

况且这天地之间，是从尧、舜、夏、商、周各位圣明的君主、圣明的宰相开创事物、成就功业，相继缔造而成的；君主享有现成的基业，却反而让各位圣人的子孙没有一寸土地，灵魂没有祭祀的后代，天道能够容忍吗？身为天子，都是凭借历代祖先的功德，向上求得上天的眷顾；反而不能将恩泽遍及九族，大规模分封同姓亲属，仅仅让一支血脉独占富贵，宗庙难道没有怨恨悲痛吗？在创业初期，攀附龙鳞、依附凤翼的人，有的在帷幄中运筹帷幄，有的立下汗马功劳，君臣共同忧虑辛劳，同生共死；一旦大业完成，不与他们分担天地，立下像山河一样坚固的盟约，功臣旧部还有什么可鼓励的呢？

所有的大义都不顾恤，君主不主持，臣子不赞助，断绝分封念头的人，不过是看到夏、商灭亡于诸侯以及汉朝七国之乱、唐朝藩镇之祸而忌讳谈论罢了。却不知道三代因为分封而灭亡，正是因为分封而长久；汉、唐遭受分封藩镇的祸害，也获得了分封藩镇的利益。如果不是分封，三代怎么能享有国祚长达两千年呢！夏朝因为有仍氏重新建立，商朝有西伯率领叛服之众归附殷商，周朝则有齐桓公、晋文公主持盟会尊崇周王，周公、召公共同执政使国家不乱。四百年、六百年、八百年，逐渐增长，这都是服属护卫层层环绕，像星辰环绕、棋子分布，暗中遏制海外的觊觎，秘密镇压朝廷内部的奸邪，以此来辅助引导王家的天命；与后来一败涂地、国运短暂的情况相比，分封制对国家有什么辜负呢！

即使就三代的败亡来说，接受天命的人仍然是我先王的股肱之臣、甥舅之亲，列国君主安然无恙，三恪世代修好，失去天下的人仍然被封为一国国君，这样五帝、三王拥有数百年的天下，同时仍有千万年不灭亡的国家。如果各自修习天子的礼乐，有事情就赠送祭肉，有丧事就拜祭，作为宾客而不作为臣属，这样五帝、三王拥有千万年不灭亡的国家，也就拥有千万年不降位的帝王了。多么美好啊！坚守这个制度不废弃，拥有天下的人谁不共同享受它的福泽呢！

况且君主如果不是夏桀、商纣，谁敢侵犯天下共主，招来天下的军队呢？诸侯如果不是商汤、周武王，谁能联合一千八百个国家而成为王呢？君主如果不是夏桀、商纣，灭亡是困难的；诸侯如果不是商汤、周武王，称王是困难的，所以很久以后才失去天下。即使君主果然是夏桀、商纣而诸侯果然是商汤、周武王，本国的粮仓足以供应辎重，不需要掠夺别人的粮仓，烧毁别人的房屋；一心追随王者的勇士与各国军队，足以奉行天命讨伐暴政，不需要挟持俘虏的壮丁，进而淫乱掳掠妇女！南巢、牧野，一战而定天命归属，不需要经过数年数十年的战争而处处成为战场！耕种的人不改变，经商的人不停止，不至于行人断绝而百里之内没有烟火；王畿改朝换代而天下仍有君主，不至于听说京城失守而举世分崩离析，千百成群，自相屠杀抢劫，历经数年不能安定；王者安抚万邦而屡次获得丰收，不至于耕种完全废弃，九州荡然无存，上干天和，水旱灾害接连不断，历经两三代不能恢复。大概百姓生活在天地之间，都沐浴在分封制的恩泽中，无论兴亡，都与后世不同如此。

而秦人依靠智力和武力来称雄，收纳万方来据为己有，敢于改变百代圣人的大法，自取短命，给百姓留下世世代代无穷的大祸，秦始皇的罪过通于天了！文人如柳宗元，反而提出“天下为公从秦开始”的论调，这又是参与不仁到了极点，令人叹息啊！

宫刑

有人问思古人说：从前汉朝废除宫刑，百代称颂其仁德。您谈论王道已经很详细了，却隐约听说宫刑也应当恢复，难道不是认为法律不严厉就容易触犯，所以用严厉的法律来仁爱百姓吗？

思古人说：不，不是这样的。所谓法律不严厉就容易触犯，是暴君酷吏借词来掩饰他们的罪恶罢了。我所说的恢复古代刑罚，只是认为后宫中不能没有女官和宦官，这是形势所需，也就是道理所在。如果恢复分封制，那么天下的君主所需的女官和宦官更多，而都用无罪的人来充当，怎么忍心呢！况且汉朝废除宫刑，是仁爱而愚昧的。汉朝能废除女官和宦官吗？能废除万世的女官和宦官吗？不能废除女官和宦官却废除宫刑，这是不忍心让有罪的人受宫刑，却忍心让无罪的人受宫刑了。

说话的人又说：挑选童男童女，不在民间，只用官府购买，这是任凭百姓自愿。唉！欺骗百姓太严重了！小百姓知道什么？只知道利益罢了，用利益引诱百姓而让他们受宫刑，难道是上天为百姓设立君主的本意吗！现在那些贪图利益做盗贼的人，罪恶来自百姓，上级还要诛杀他们；如果因为百姓贪婪，引诱他们而让他们受宫刑，罪恶就来自君主了。令人感慨啊！所以分

译贾谊必定会恢复宫刑，不封贾谊也必定会恢复宫刑。只是希望执政者谨慎地使用它罢了。至于肉刑的五种，墨刑和辟刑现在还在使用，劓刑和剕刑再恢复是不可以的。

译济时

有人说：按照你的说法，如果不实行王道政治，就不足以治理天下。然而汉末并不是实行王道的时候，诸葛亮为什么出山？唐朝中期也没有实行王道的事迹，李泌为什么能担任宰相？这一定是因为有拯救时局的策略吧。况且王道政治如果不经过十年的经营治理，十年的积蓄养育，十年的融会贯通，是不能实现的。如果遇到英明的君王和贤能的宰相，不忍心看到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想要迅速起来拯救他们，但人才没有聚集，时势也不允许，将舍弃这种王道政治。那么所谓“大用则有大效，小用则有小效”的说法，又怎么解释呢？

思考古人的话，王道没有大小之分，只是运用它的人有大小之别罢了。为当今谋划，没有比九典、五德更重要的了。废除八股文，重视征召举荐，平均田亩，重视农事，征收实物，减轻赋税，适时安排劳役，平息异端邪说，选拔教师儒生，这就是九典。亲身践行勤俭，远离声色享乐，礼遇宰相大臣，慎重选拔官吏，驱逐奸佞小人：这就是五德。作为君主，充实五德的德行，施行九典的政策，大概也能超越汉文帝、汉景帝了。然而如果不体悟圣人的学问，推行圣人的法度，终究不是达到“使万物各得其所、百姓安居乐业”、追慕唐尧虞舜的方法。这在于作为君主的人。

重征举

曾经读《礼记》：“经过聘礼娶来的才是妻子，私奔来的只是妾室”，这是为了崇尚礼义，培养廉耻之心。所以女子没有媒人介绍就不互相知晓姓名，士人不被任命为臣子就不相见。商汤对于伊尹，三次到莘野聘请；周文王对于吕尚，在渭水边载回。下到衰败的时代，还有光武帝去拜访严子陵，刘备屡次拜访诸葛亮。像这四位固然有值得自重的地方，也是他们的君主知道如何尊重他们。近代自从唐宋以来，用诗歌来考试，用文章来玩弄，上面就说选拔士人，说比较士人，说恩赐名额，说赐予第位；士人就说赴考，说赴科，说赴选。从县到府，从府到京城，从学宫到乡试，从乡试到会试；其间询问祖先，观察相貌，搜身结绳，登记年龄，巡视检查，解开衣服，赤着脚，报名应答，挫辱不可尽言。唉！这是奴役他们呢，还是盗取他们呢？无论平庸之辈不足以有所作为，即使有一两位杰出之士，等到出仕做官，士气已经丧失八九成了，难怪那些注重道义、自爱清高的人不屑于去应试。

而且更奇怪的是用文章来选拔士人。那些言论从学问中来的，尚且说“有言论不一定有德行”，何况现在的八股文，互相抄袭窃取，根本不知道梅子和枣子的区别，就自己说酸甜。不仅是士人以此欺骗别人，选拔士人的人也以此自欺，那些公卿宰相都从这孔道中穿过，难道没看到考试摧残士气，浮华文章无用吗，却甘心以此欺骗天下！看宋、明两代，实在可悲啊。

我私下曾谋划用来替代的方法，没有比古代乡举里选的法度更好的了。仿照明朝旧制，乡下设置三位老人，劝勉农事，平息事端，端正风气，六年选拔一次，每县一人。比如东方，则由东方的三位老人，观察德行可以敦厚风俗、才能可以治理政事的人，公议举荐他，状纸上写明某某深知其才德，并加上事实佐证，县令就用币帛和车马迎接他作为六事佐宾吏人。供给使用三年，经过县令的亲自考验，百姓的实际征询，老人再次登堂进言说，某人确实贤能，那么县令就推荐他到府，呈上状纸写明某县令深知其才德，也加上事实佐证，那么知府就礼貌征召他到来。其中有显著德行和重大功绩的，就推荐到朝廷，其余仍留在府中作为佐宾三年，经过知府的亲自考验，州县的实际征询，各县令聚集在府中说，某人确实贤能，那么知府就推荐他到朝廷，呈上状纸写明某知府深知其才德，也加上事实佐证，那么命令礼官带着弓旌、车马征召他到京城。其中有显著德行和重大功绩的，就根据才德破格授职，其余仍留在部中办事，亲自考验三年。凡是经过两次举荐，任用后达不到要求的，允许自己辞官回家进修。老人、县令、知府，推荐贤能的人受上等赏赐，推荐奸邪的人受上等惩罚，那么公论就能凝聚，私人请托就不能行通了，九年的考验，贤能与否就能得到真实结果了。即使有一两个勉强行善、窃取声誉的人，怎么能九年不变呢！

况且在九年之间，必定重视自我检点约束，即使品行尚未纯粹的人，也能培养而可以任用了。执政者又能长期任用，在九年、十二年或十七八年之后考核最优者，国家得不到真正的人才，天下不蒙受实际恩惠的情况，是没有的。

靖异端

古代善于平息异端邪说的，没有比得上孟子的；古代善于论述平息异端邪说的，没有比得上韩愈的。韩愈的话说：“让僧道还俗，焚烧他们的书籍，阐明先王的道理来教导他们。”好啊，这三句话概括尽了！

我曾经取来详细推究。眼前耕种的人，都是夏商周三代的子民，只是自从明代皇帝开始作俑，无耻的百姓从而效仿，妄谈祸福，夸大神仙，枝蔓蔓延，焚香讲道的人于是纷纷出现，其实他们仍然是中国的百姓，一旦把他们作为左道之徒诛杀，岂不可悲！

考察古代谋划当今，平息异端的方法有九条：一是断绝来源，四边警戒异族之人，不许进入中国。二是去除依托，命令天下毁坏妖像，禁止淫祀。三是安定职业，命令僧道、尼姑按年龄匹配，不足的用妓女补充，都回归家族。不能回归的各入地籍，允许出售寺观的瓦木，以换取宅舍；给予香火地或逃户地，使他们有恒产。年幼的回归家族，年老无依靠的进入养济院，夷人仍放任他们离去，这都是所谓“让僧道还俗”的意思。四是清除毒害，有发表异端言论迷惑众人的诛杀。五是防范后患，有窝藏佛老等经卷一卷的诛杀，献出一卷的赏十两，揭发窝藏的赏五十两。六是杜绝源头，命令大儒多著述辟除异端的

译书籍，深刻阐明那些邪道的虚妄，这都是所谓的“烧毁他们的书籍”。第七项是教化尤异之人，选取那些有名望的僧人和道士，让他们亲近正统的儒家学者接受教诲。第八项是改变邪说以归正道，每人分发《四书》、《曲礼》、《少仪》、《内则》、《孝经》等书籍，使他们早晚诵读。第九项是彰明法度，在拨乱反正之后，考察那些有孝行或廉洁正义的人，表彰并显扬他们；考察那些愚昧顽固、不觉悟的人，责罚甚至诛杀他们，这都是所谓的“彰明先王的正道来教化他们”。

译像这样，百姓就不会邪僻奸恶，家家户户都有伦理纲常，男女没有抑郁之气，天地因此和谐，亿万民众没有断绝后代的惨状，人口因此繁衍，招致吉祥，没有穷尽。况且节省土木工程的浪费，杜绝盗贼逃亡的窝点，驱逐游手好闲的无耻之徒，断绝张角等人的祸根，风俗美好，仁德昌盛，道义显明，其益处不可尽数，有国者有什么顾虑而不平息异端呢！如果迷惑于祸福的说法，那么前人的鉴戒已经很明白了。

书后

先生《三存编》中的《存性》、《存学》都是悟透圣学之后所著，唯独《存治》在前，是壮年时坚守宋儒学说时所作。当时，仁心遍布，身负治理百姓的重任已经如此，他获得圣道大概是有缘由的。

我跟随先生学习后，听闻这些道理并感到喜悦，著《瘳忘编》以推广其条件。张鹏举文升著《存治翼编》，我们聚会研讨，历时多年。等到我出游四方，辨证的时间更久，错误地认为乡举里选，实行起来或许可以根据时势酌情简略，但大体不可改变。井田制则在开创之后，土地广阔人口稀少之地，招引流民划分区域比较容易，而人口安定繁衍，各有固定职业时实行则困难。可以实行井田的就实行井田，困难的就实行均田，再困难的就限制田产，这与先生的见解也颇为一致。

只有封建制认为不必复古，因为沿袭封建的旧制而实行封建，没有变乱，如今沿袭郡县的旧制而实行封建，会引发纷扰，这是第一点。夏商周三代德教已久，贵族子弟多贤能，尚且说“世袭禄位的家族很少能遵循礼制”，何况当今纨绔子弟，容易骄傲、容易淫乱、容易残忍，让他们世代居于百姓之上，百姓必定遭殃，这是第二点。郡县制即汉、唐小康的运势，不是几百年不乱，封建制则由文、武、成、康这样的圣贤治理，传了一代到昭王南巡，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诸侯逐渐分裂，各自为君，六七百年间，周制所说的削地灭国，都成了空话，没听说那时因不朝服而诛杀哪个国家的。何况在近世，虽然有良法，难道能远远超过周武王吗！这是第三点。有人说明朝没有封建，所以流寇肆虐，遍地废墟。我私下认为宋、明的过失在于郡县权力轻，如果长久任用并加重其权力，也可以平息变乱。况且唐朝的藩镇就是诸侯，而黄巢俨然也是流寇，这难道跟没有封建有关吗！这是第四点。又有人说没有封建就不能处处都有军队，天下必定衰弱。我私下认为民间出兵，处处都有军队，郡县制自然可以实行，不必非要封建制才能实行，这是第五点。而封建制残害百姓，恐怕不比流寇少。不看看春秋时期吗！列国君卿尚且修习礼乐，讲求信义和睦，然而除了会盟朝见纷繁烦费之外，侵伐战取，一年多次出现，那些不通报鲁国的恐怕又加倍，幸好时代接近古代，多交战后撤退。如果到了今天，杀人狼藉，遍野满城，难道比流寇少吗！然而流寇灭亡急促而诸侯灭亡迟缓，那么将成为几十年的杀运、几百年的杀运，而祸患更烈了。唐朝的藩镇导致五代战乱，金朝的河北九公，天天寻找干戈，人烟断绝，令人寒心，这是第六点。天子世代拥有疆域，诸侯世代拥有同姓，卿大夫难道不是伯叔甥舅的后裔吗，世代拥有采地是自然的趋势；即使立法说“世袭禄位不世袭官职”，必定不能长久实行，周朝的列国都是世臣巨室可见一斑。如果让天下富贵，几百年都由一姓及几个功臣享有，草野贤士即使像孔、孟，也无法奈何，这不是立贤无方的道理。没有比这更不公的了，想要治理太平从何而来！这是第七点。戊寅年，浙中有人得到陆桴亭《封建传贤不传子论》，大概是即郡县久任，似乎有道理。向先生请教，先生说：“可以，但不是王道。”商讨几年了，未能达成一致，先生忽然已经去世。

唉！这是安顿万物参赞天地的事，不可以求异，也不可以强同，因此写在后面，以等待使用者。康熙乙酉二月，蠡吾门人李塨在郾城寓署书写。

存人编卷一

唤迷途

第一唤

这一篇多为不识字与住持云游等僧道而立说。这类人受迷惑不深，只为衣食二字，还好劝他们。譬如误走一条路，先唤那近的回来，我们这里唤，那近的也先听得见。所以第一先唤平常僧道。

凡人做僧道的，有几项：一项是本人贫寒，不能度日，或者其父母贫寒，不能度日，艰难于衣食，便度为僧道。一项是祸患逼迫自身，逃走在外，或者兵乱离家，无地自容，度为僧道一项是父母生子女不成，信佛道，在寺庙寄名字，于是舍入为徒。一项是偶因灾祸，妄想出家为脱离苦海，或者目睹寺庙倾倒，起心募化，说是建立功德，于是削发为僧或戴发称道人。大概是这几项人。或者有不得已，或者误当好事做，不是要惑世诬民，灭绝伦理伤害教化。即使是圣人出世，也须哀怜而教化他们，不忍心收为左道之诛杀。但你们知道佛是什么人吗？佛是西域番人，我们是天朝好百姓，为什么不做朝廷正经的百姓，却做那西番的弟子呢？他若是个好人还可，他为子不孝顺他父母，为臣不侍奉他君王，不忠不孝便是禽兽了，我们为什么与他磕头？为什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