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学记卷八

译颜氏学记卷八

或庵

举人王先生源

王先生源，字昆绳，别号或庵，是顺天府大兴人。他的祖先籍贯在江南无锡，有一位叫王玉的祖先，在明朝初年凭借军功起家，战死在白沟河，子孙世代承袭锦衣卫指挥佥事的职位。父亲王世德，在崇祯朝做官，国家变故后避难到高邮，痛心于野史记载崇祯皇帝的事情多有歪曲诬蔑，撰写了《崇祯遗录》一卷。有两个儿子，长子王洁，字曰汲。王先生是次子。兄弟俩年少时都跟随清苑的梁以樟游学，梁君与王汲谈论宋儒的学问，王先生当时还是孩童，听后并不首肯，只喜欢学习前代的典章纲要，以及关塞险隘的攻守方略。后来又跟随宁都的魏禧学习古文，撰写了《兵论》三十二篇，拿给魏禧看，魏禧非常惊奇，说：“这是诸葛孔明一流的人物啊。”

四十多岁时，因为贫困才开始游历京师，权贵子弟中有人讥讽他不写时文，王先生笑着说：“这还需要学习才能做到吗？”于是向有关部门请求应试，于是考中了举人。康熙三十二年考中举人。有人劝他再参加礼部的会试，他推辞说：“我寄居京师是为了谋求生计，只要不被人辱骂侮辱罢了。”当时三藩之乱平定后，人们竞相崇尚文学，昆山的徐干学尚书在吴地的洞庭山开设书局，招揽天下的名士，王先生参与其中，在同辈中唯独与刘献廷处士交好，每天讨论天地阴阳的变化、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兴亡的原因、各地要害、近代人才的邪正，他们的意见都相同。处士字君贤，又字继庄，也是大兴人，负有奇才，不到五十岁就死了，王先生为他写了墓表，一提到他就流泪。

不久，在京师遇见李先生恕谷，非常高兴，说：“自从继庄死后，哪里想到后来还能见到您呢！”恕谷含蓄地谈论圣人之学，王先生听后豁然开朗，于是拿着《大学辨》去请教，恕谷认为是对的。恕谷于是极力阐述颜先生明亲的道理，王先生说：“我知道该归依谁了。”于是通过恕谷的介绍，前往博野拜入颜先生门下。当时王先生五十六岁了。起初王先生自命为豪杰，每晚必定摆酒痛饮，议论古今，旁若无人。喝醉了就历数辱骂权贵显达和当时的流俗，夹杂着诙谐戏谑。恕谷慢慢规劝他说：“您错了，我们应当与古代的圣贤仁人比较长短，怎么能降低身份去比较当时的同辈呢？”王先生非常后悔，效仿习斋的日记立下《省身录》，用来纠正身心得失，整天习礼端正衣冠，面对仆役隶卒必定严肃恭敬。然而他自负经世济民的谋略更加坚定，常说：“我所学的东西，现在才开始可以付诸行动，不是空话。”

当吴三桂叛乱时，天下骚动，王先生笑着说：“没事，吴三桂如果进军向前，直抵中原，是上策；顺流而下，夺取金陵，跨江防守，是中策；在荆襄徘徊，拖延时日，这是待擒的禽兽罢了。劣马留恋马槽，哪里知道长远的图谋，一定没事了。”后来果然如他所说。等到听闻颜先生的学问，于是撰写了《平书》十卷，一是分民，说将士农工商分开，用甲保乡来联合，设立乡官叫正、叫畯、叫巡来治理，而奸民、游食者和异端则加以改变和清除；二是分土，说让郡县长官久任并加重他们的权力，县隶属于府，府隶属于藩，其地域则根据山川确定其范围，不使相差悬殊；三是建官，说内官设立府，公卿、冢宰、御史、成均等官职。设立部，农、礼、兵、刑等六部。设立院，通政、黄门等官职。设立卫，金吾、羽林等官职。设立司，历象、医官之类。外官则藩、府、县，县有堂，县令、县师等官职。有曹，六曹等官职。有司，也是医卜之类。府、藩都如此，只是名称不同。其选拔任用则以一条途径作为升降标准，不混杂其他途径。比如县令升迁到相国，而他的官职只到县师。升迁到大司成，而他的官职只到县曹。治理农业的人升迁到大司农，而他的官职只到县。医官升迁到京师医官，而他的官职只到之类。分别其贤能与否作为举荐或罢免的标准，不以资历年限限制。天子考核相国，相国考核卿贰以及州藩，下级则各自考核其属官，外有巡按御史弹劾，内有御史府、黄门院弹劾，三年一考，九年三考，或者升迁、或者留任、或者罢黜，又有随时举劾的，不论资历年限；四是取士，八岁进入乡学，教他们孝悌、幼仪、识字、习数，读经书，习小乐舞。十五岁进入县学，教他们六德、六行、六艺，阅览史书陈述策略。二十岁后教化完成，进入郡学，教他们三个月，考试他们，又进入藩学。像这样进入成均，像这样遣返回县，称为太学生，分科成为士，叫礼仪、叫乐律、叫历法、叫兵政、叫农政、叫刑罚、叫艺能、叫理财、叫兼科，每科分四人，三年精通其事，才正式授予职位，叫下士，给予俸禄官职。以此为开始；五是制田，议论均田，开凿水利；六是武备，兵制兵法；七是财用，议论积粟、钱法、盐法、商税；八是河淮，治理水患；九是刑罚，说恢复墨刑来惩罚贪赃，恢复刖刑来惩罚盗窃，恢复宫刑来惩罚淫乱；十是礼乐，移风易俗。书成后，又让恕谷商讨订正，但没有流传于世。

起初王先生感慨不能任意行事，五十岁后将其亲人葬在京师西山，于是抛弃妻子儿女，进行漫无目的的游历。到达名山深谷就停留超过一个时期，见人不说自己的姓名。晚年又辗转客居江淮之间，淮安知府

译姚君聘之前往，于是他在淮安官署撰写了《读易通言》五卷，阐明了先后天、河图洛书出自道家，这与胡处士所说的话如同符节相合。到了康熙四十九年，姚君在淮上去世，享年六十三岁。他的儿子姚兆符，字隆川，是康熙辛丑科的进士。先生还有文集二十卷，诗集十卷。他的文章大多记载明末为国殉难的各位公卿，与正史互为补充。道光年间，武进的管氏将其刊刻发行。

译王昆绳文集

孔子和孟子未能实现政治抱负，天下便演变成了秦朝那样的局面。王道衰微，天下再也不能得到太平了。这并不是因为明白并践行王道的人不存在啊。宋代儒者自称能够明白并践行王道，但他们所理解的“道”，反而更加背离了真理。先生兴起并加以辨正，亲身实践来证实它，古今道统剥落与复兴的根本不在于此，能够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而不感到迷惑，但尧舜那样君民同乐的功业，终究没有在他身上亲眼见到。这也是很可惜的。[颜习斋先生传后语]

秦游能够与你结为朋友，非常幸运。我所看重的在于品格的纯真，心地洁白，才华不过是次要的东西罢了。何况你的才华，又远远超出同时代的人呢？但是，朋友这一关系，是取其有益处的。《易经》中“益”卦的象辞说：君子见到善行就追随，有过错就改正，所以劝人向善并规劝过错，是交友的道理。我没有才能，怎敢以无益的朋友来辱没你，私下里希望有所规劝，请你试着选择接受。昨天看到您给李中孚先生的信，极力驳斥姚江学派“无善无恶”观点的错误，这是历来批驳姚江学派者的借口，并非从你开始，但你的文章特别辩驳有力，而你这个人又不像世俗之人，所以我不得不向你说明。如今天下尊崇程朱、诋毁姚江的人大言不惭，自命为一代大儒而不自欺的有几个人呢？行为符合言论的是真诚，言论不顾行为的虚伪。真诚的话，言论或许有偏颇，也不失为君子；虚伪的话，言论越正确，越成就其为小人。假设有个人，早上在坟间乞食，晚上为了财物杀害越地的人，却拾取程朱的残篇断章，在四通八达的大路上狂吠着辱骂阳明，就自以为自己是程朱的门徒，那么你认可他吗？朱熹和陆九渊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通过修身来阐明圣人的道，讨论他们见解的偏颇，难免有过或不及，但讨论他们的收获，都是圣人道理的一部分，怎么能肯定这个否定那个，在中间树立门户，好像水火不能并存一样呢？况且，面对君父而没有惭愧，把自己置于货利、生死、祸福的境地而不慌乱，内在的品行在幽暗独处时也不愧对，传播文章议论于天下而人人相信他不欺骗，那么他立论尊崇程朱也可以，尊崇陆王也可以，不必一定是程朱，不必一定是陆王，而自称自己所行的也可以。否则，尊崇程朱就是程朱的贼，尊崇陆王就是陆王的贼，这是虚伪。何况那些用大话欺骗世人、批评不完、指责不尽的人呢！曾经听说一个理学家极力诋毁阳明，但升官稍微不满足他的欲望，就流泪不止。一个有见识的人讥讽他说：不知道阳明被贬谪到龙场时是否有这样的眼泪？那人羞愧沮丧无法回答。又一个理学家，看到老师儿子的妻子美丽，喜爱了很久，那人的丈夫死后，约定娶她为妻。还没到小祥祭就纳娶了她。而他的言论说：明末流寇的祸害都是阳明酿成的。唉，这类人的行为如此，哪里值得多说。姜太公辅佐武王讨伐纣王，伯夷不食周粟饿死，两人的行为相反，但都不失为圣人。假使盗跖依附伯夷来博取名声，尊崇伯夷为圣人，代替伯夷诋毁太公，而自以为自己是伯夷的门徒，那么伯夷在地下能闭眼吗？所以现在诋毁姚江的人，对姚江没有丝毫损害，反而程朱被推崇，实在是程朱万世的大灾难啊。君子辨析道理，如果反求诸己内心不能安宁，验证于事物没有看到确实不可改变，折中于孔子的言论而不符合，即使是颜回、孟子的话我也不敢认为是对的。何况更低层次的人呢？如果内心安宁了，确实了，与孔子的言论符合了，即使是愚夫愚妇的话，我信奉它也不亚于圣人，何况更高明的人呢？你认为无善无恶是虚妄邪说，无声无臭是虚妄吗？太极未分判时，什么是阴什么是阳，知识未开启时，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是不善，是没有善可以命名。孔子说：继承它的是善，成就它的是性。说继承说成就，不就是后来产生的名称的一个证据吗？况且你也知道爱亲敬长的道理吗，爱敬是善的，但爱在孩童时就知道了，敬在长大后才知道，襁褓中的婴儿，谁是爱谁是敬呢？大概观察名物，有不等待对立就自然命名的，有必须对立名称才成立的，没有阴怎么命名阳，没有恶怎么命名善？有了小人然后区别出君子，有了西然后区别出东，有了夜然后区别出昼，所以一旦有了善的名称，就不能没有恶，像爱敬不学就知道能，而贪婪嫉妒争夺，又难道是学而知之学而能的呢？或许还不懂得，浑然一体，知识一开启，就与形色一起显现，所以说：有善有恶是意念发动。你却说：性的善就像水向下流，这是孟子的话，可以说没有上下是水之体，有上下是水之动吗？唉，你也知道水火的体性是怎样的，火蕴藏在木石之中，阴阳呼吸，涵濡而成水，必须成形并附着于物，然后炎上，然后就下。当它未成形，与初成形时湿润的向上蒸腾，星星点点的向下射，又有什么上下呢？即使说没有上下是水之体，怎么不可以呢？但说只有上下是水之动，则不可以。然而事物有可以比喻的，有不可以相互比喻的，一定举不可比喻的来相互比喻，那么杞柳怎么不可以比喻性，长马之长怎么不可以比喻长人之长？而犬的性就像牛的性，牛的性就像人的性了。所贵在学问，应当发出内心的真是真，不是为了考证三王、等待百世，不应该持有拘泥迂腐的见解，固守异同的成说，胶固束缚

译被束缚，老死在章句训诂之中而不能自拔。性善论发端于孟子，大概是列举四端这种我固有之物，来阐明道出于本性，以拯救人心陷溺；至于口腹耳目之欲，则说：君子不称之为性。既然不称之为性，却不得不先称之为性了。又说：至于人的实情，则可以为善。而不善的实情则置之不论了。况且天下确有性恶之人，如越椒、杨食我之流，那么“有善无恶”实在不能概括天下人的本性。所以当时不但告子等人纷纷辩论不可止息，即使门弟子也不能深信不疑。假使孔子出来比喻说：本性相近，习性相远，只有上智和下愚不变。那么关于性的学说就定论了，纷纷的争论不辩自息。所以韩愈三品说的观点，本源于孔子，确实不可改变。一定要说孟子对而韩愈错，源不敢苟同。唉，先儒说气质之性不同于义理之性，由来已久了！义理之性是天命赋予的，不知气质之性是谁赋予的？难道在天之外还有别的东西赋予它吗？还是无所禀受而随意自有的呢？如果说有别的东西，那是什么东西？如果说自有的，那么义理也是我自有的，为何唯独把天命归于天呢？帝舜说：人心危险，道心微妙。只有精纯专一，真诚地执守其中。人心与道心，与生俱来，纯粹是道心的是上智，纯粹是人心的是下愚。接近的人混杂其中，虽然多寡不齐，但道心自然能知道人心的恶。所以良知只归于道心。那么以知善知恶为良知，以去恶为善为格物，大概是说知道其恶而防范它以保存善，知道其善而扩充它以达至极点，这就是精一执中的意思罢了，又哪里违背圣人，因为不符合即物穷理，就可以视为异端邪说呢？我暂且不必与你谈理，姑且与你论文，说致知、说诚意等词，只是两个词罢了。论述其理万千言不能穷尽，就文义解释，两个词就足够了，无需加上别的词才能解释。如果说格是至，至物可以成文吗？物不是事，即使认为如同事，而至事又可以成文吗？必须加上词说穷至，事物之理，想要其极处无不到，然后才能成文，嘻，也太劳累了！殷盘周诰，没有这样的。这难道是学说所能通达的吗？总之，心之体、意之动，与良知，都是举其自然者以示人，而功夫则归于为善去恶，这是姚江（王阳明）身体力行，深造自得，而坐在训诂上，难道是教天下人任其自然，猖狂自恣吗？大概无善无恶是太极，不是无极，言理至太极已至，又在太极之上加无极，这正是佛老二氏求胜于吾儒以立说，而陷入虚寂之弊，学者不知辨无极之失，却沾沾自喜以无善无恶为非，岂不悖谬吗！现在诋毁阳明的人，行为虚伪而品格鄙陋，见识昏暗而言语欺瞒，天下从而附和的是趋时罢了，求利罢了，举世若狂，以诋毁姚江为风气，也何足与深辨！然而聪明才辨如你，也不免为风气所移，为何不能进其狂愚，使早知抉择呢！源曾认为孟子死后千数百年，全体大用，才堪王佐的儒者，只有诸葛忠武、王文成两人而已，汉唐儒者章句训诂，宋儒知经不知权，做治世良臣有余，平定天下大乱不足，被奸雄窃笑久矣。求其德行中正纯粹无疵，累而因时制宜，仁至义尽可能不迂腐，阳施阴设不流于诈，极天下权奇奸暴，不足当其锋，而礼乐教化可直接追三代，那么忠武之外，除了文成还有谁！假使孝宗求治之君，得文成为辅，那么三代何难复？不幸遇而不遇，以震世功勋，未尝尽其用之一二，这是有志世道的君子所为欷嘘扼腕于天未欲平治天下啊！当时排谤他的人，是忌其功罢了，一二正人君子，学术不同罢了。不知现在肆无忌惮、不遗余力横骂的人，何以至此极也！你诚有志于圣贤之学，但当在家庭朋友之间，砥砺名节力行无伪，而读书讲学，从性之所近，即使不尊陆王而尊程朱，岂能说不是贤者？若与世波靡，也翘然以辟阳明为能事，窃恐言不顾行，做伪心劳，终不免小人之归。伏望平心察理，绝去依傍雷同之说，求其至当，归于为己，庶不负订交之意。

译顾炎武生平最佩服姚江学派，认为他是孟子之后唯一的人。圣人的道，本体没有不同，但应用则因时制宜，从征伐诛讨变为揖让禅让，只是时势不同罢了。假使孔孟生在汉唐以后，他们用来禁止奸邪、安抚百姓的方法，一定不会拘泥于夏商周三代的成规。至于晋代的清谈、宋代的理学，早就被奸雄暗中嘲笑很久了。大概宋儒的学问，能使小人肆意横行而无所顾忌，束缚压制天下的英雄豪杰，使他们不能奋发有为，所以假如程朱遭遇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一定不能轻易平定。而朱宸濠凭借枭雄的姿质，倚仗藩王的权势，怀有异志已久，拥兵二十万，一旦发动叛乱，顺流直逼金陵，却在一天之内谈笑间就平定了，这难道是仅仅依靠语言文字的人所能办到的吗？现在那些诽谤他的人，说他的事功是圣贤所不屑的，他的学术是异端，不如程朱的正统，他们的心意不过是想蔑视他的事功，来为自己平庸无能辩解。推崇程朱以显示自己的学问切实，而暗中粉饰自己卑陋不堪对人之生平，对内欺骗自己，对外欺骗天下，谁知道天下的人是不可欺骗的，而只是成就了自己成为肆无忌惮的小人罢了！我小时候跟随父亲流离迁徙于江淮之间，与兄长顾祖禹一同在梁鹪林先生门下求学，先生讲学，兄长笃志力行，我天性苦于拘束，被兄长责备。我说：做豪杰不也可以吗，何必一定要做道学家？我只是发誓三句话，不辜负平生罢了。兄长问我，我说：用忠孝来侍奉君主父母，用信义来结交朋友，用廉耻来砥砺名节。兄长惊讶地告诉老师，老师笑着置之不理。后来见到易堂魏叔子先生，他的话大体与我的见解相合，所以我平生的议论，偶尔窃取易堂的余绪，而酷爱谈论军事，讲究霸业王道的概略，物色天下的伟人奇士并与之交游，最终却归于无用。现在父兄都已去世，我且沉浮于世俗，不知归宿何处。如果能得到大贤作为依归，还有什么遗憾呢！听说先生著述丰富，都是体用兼备的书，遗憾没有见到。我私下认为后世的治理，天下应当首先严禁欺诈虚伪，像姜太公诛杀华士，孔子诛杀少正卯，凡是说虚话欺骗天下而盗取名声的人，全部焚烧他们的书并处以刑罚，阐明先王的道，教导天下人不尚空谈而亲身践行，卿大夫在上面率领，士民在下面遵循，真诚果敢坚毅，敦厚笃实于人伦常道，而讲求实用之学，彻底洗刷语言文字的恶习，使风俗回归淳朴，那么夏商周三代的社会或许可以恢复吧！不知道先生的意思是否与此相合？[与李中孚先生书]

接到女婿的信展开阅读，知道分别后很采纳我的意见，更加敦厚孝悌友爱，德行日益增进，学问日益修习，名誉也日益显扬，将来自然能与古圣贤豪杰为伍，岂止是与潘岳、陆机、徐陵、庾信等人争高低呢。至于论述文章根本在于理气，这确实是有所体认的话。理是气的充实，气是文章的统帅，理用来充实气，就像江河凭借地势向下流，驱使蛟龙鳄鱼等百怪，浩然向前，谁能阻挡？虽然如此，有网必有目，有根本必有主干和枝条，平定天下在于推己及人，而礼乐刑政，如果没有精详的制度，那么推己及人就是空话。兵法在于奇正，假使部队编制不分，旗帜鼓角的号令不立，那么奇正也是虚文。文章在于理气，如果结构没有方法，虚实变化没有技巧，那么即使有理气，自然没有文章，终究不能相互关联。那么用意固然有道，用笔固有权变，这是规矩方圆的极致。舍弃规矩，哪里安放技巧呢？希望仙来再进一步探求，而我也有所心得，想与仙来共享的，我从来不谈道学，因为近日考亭（朱熹）、阳明（王阳明）两派各持门户，相争如水火，我私下怀疑君子也是仁罢了，何必一定要相同？程朱的笃学操修，虽然可以效法但迂阔，实际上不足以有为；阳明的经世济民，虽然无愧于道德，但学问流入禅宗，未免受到天下人的诟病。想要判明一家而尊崇它，既然不可行；想要合并两家而等同它们，又不可行，不得已所以置身于外，将格物致知、心性天命的学说，一概不敢谈论，只求德行没有亏缺，以经世济民和文章来表现自己罢了。近来有蠡吾的李恕谷，传承其父师的学问，有《大学辨业》《圣经学规纂》两本书，全部驳斥两家，直接追溯孔孟，大概格物有确切的解释，而后明明德有实学，明明德有实学，而后圣人的全体大用，没有人不可知，没有人不可具备，没有人不可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没有人不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的书辩论而不争执，合乎道理而不穿凿。现在寄给你两册，自己观看而自得，不能详尽说明其中的缘故。他的学问以六艺为宗，礼乐射御书数无所不通，另外有《学乐录》一册。仙来本来也讲究音律，应该知道其中的妙处。他的老师叫颜习斋先生，博野人，高尚而不做官，七十岁了。有《存学编》一书，说尽了后世儒者的弊端，直接传承尧舜周孔的真道，开启了二千年不能开启的口，写下了二千年不能写下的笔。我因为恕谷执弟子礼拜入其门下，立誓共同以阐明践行圣道为己任，对内身心一致下工夫，不陷入虚空不流于泛滥，立下省身录，时刻自我检查；对外礼乐兵农实际，求取经世之务，不追求夸诞不从事繁琐，随着其资力所近，专一以致其精。如果有用我，

译如果将其付诸实践，天下就没有什么难事；如果不这样做，将其流传给后世，圣人的学问终究会有大为兴盛的一天。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那些仅仅以文章和经世济民之才自命不凡的人相比，有着不可同日而语的差别！梁仙来难道没有这种深意吗？

译在京城城门分别时，因为心情失意未能畅快地倾诉胸怀，不知道兄长您哪一天能到达寒舍？近况如何？兄长家中虽然贫穷，但上能侍奉双亲使其欢愉，下有破旧房屋容身，足以努力求学，靠卖文维持生计，靠教书供养双亲。相比之下，我源父母兄弟都已亡故，茫然地在风尘中衰老，没有一尺一寸的土地可以容身，这难道不是天壤之别吗！然而我源已经断绝了参加科举考试的念头，不再去做了。以前这样做原本不是自愿的，现在应当停止的原因有四：恢复最初的志向是第一，文章不是今天的文章是第二，人不是今天的人是第三，人不能胜过天命是第四。况且身上的牵累，已经解脱了八九成，这是可以停止的第一点；儿子已经成人，足以代替共同承担的责任，这是可以停止的第二点。对于应当停止的事情，正值可以停止的时候却不停止，那是随波逐流的俗人罢了。兄长也说断绝了这方面的念头，不知道您的心意是否坚决？如果只是一时激愤的话，终究不能不对时人的得失产生羡慕，那就不必说了。如果有同样的心意，那么我源私下有所进言。从前伊尹没有遇到成汤时，没有不将天下作为自己的责任；孟子在梁国、齐国不得志，在邹、鲁、滕、薛等地老去，却坚守先王的道义以等待后来的学者。那么儒者无论是出仕还是隐居，没有不为天地确立精神支柱，不为百姓确立生命宗旨，不为往圣继承绝学，不为万世开创太平的。但我源从事儒学，却不敢以儒者自命，为什么呢？大概因为后世的儒者被称为道学，而近来讲道学的很少有不是虚伪的，不是借道学来掩盖他们的污秽以谋求禄位，就是借道学来迎合时尚以博取名声，欺骗别人不得不先欺骗自己，欺骗自己不得不大声疾呼，自以为传承程朱；又不得不大声疾呼，极力诋毁陆王以显示他们自命清高至极纯正而没有一点虚假，著书立说，纵横恣肆，无所不至。于是试着问他们的心术，考察他们的行为，不仅不足以成为君子，甚至不足以成为小人，只是成为了穿墙挖洞的盗贼、患得患失的鄙夫罢了。唉，这些人哪里值得谈论呢！况且程朱的学问，我源也有所不完全信服，他们的德行纯正了，学问端正了，但高谈性命却没有经纬天地的才能，读书静坐以柔化气息而削弱习性，必定不足以有所作为。只有在太平无事时让他们坐而论道，或许可以做一方的长官罢了，这又哪里足以企及阳明的一二呢？然而我源虽然极力推崇阳明，却不敢以其学问为宗，为什么呢？因为其中夹杂了禅宗。禅宗的明心见性，似乎对天下也没有坏处，但必定不能夹杂在学问中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天地的豺狼，百姓的盗贼。怎么说呢？天地最大的德行叫做生，人承受天地之气而生，没有不喜欢生的。这种喜欢生的心，就是所谓的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坚固凝结而不可解开，所以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顺，而圣人能穷尽他们的心性，所以能穷尽万物的本性。这圣人的心性，实际上能恢复并保全它，体现并扩充它，从而德行因此光明，百姓因此亲近。佛家则不然，把所谓的心与性都消灭了，然后才叫明，然后才叫见，必定消灭了然后才叫明叫见，那么他们的心明性见，而天地的生机就熄灭了，人心的恻隐就灭亡了，可以冷眼旁观父子兄弟的死而不动心了。天主生，而他们主灭，人想生而他们想灭，这与豺狼以杀人为本性、盗贼以杀人为技能有什么不同呢？然而用慈悲戒杀来文饰，用灭来混淆不灭，这是豺狼鸣响和鸾来噬咬人，盗贼学习揖让来抢劫。唉，学术不明，阳明既然显赫，却夹杂了佛家；程朱也隐晦败坏于佛家的静坐观道，这不是禅又是什么呢？又何必奇怪他们的门人陷入禅宗，又何必独自指责阳明是禅呢？伯夷说：黄帝、神农、虞、夏忽然消逝了，我到哪里去归依呢！遥遥千古，孔子、孟子不再出现，将到哪里去归依呢！我源之所以不得已搁置道学的说法，只想以忠孝廉节为根本，而以经世济民的文章来立门户，向上北面追随武乡侯而希冀达到他的万一，向下则与陈同甫并驾齐驱而争先，这是我小小的夙愿。然而自从落第后，读了李刚主的《大学辨业》，于是翻然悔悟、勃然兴起，又因为刚主在颜习斋先生门下受业，而慨然以这道为己任了。大概孔子、孟子所传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修己治人的道，完备于《大学》一篇；格物，是《大学》的开始。程朱解释格物，上极于性天而下尽于草木，不是高远就是漫无边际；阳明意在致良知，他解释格物，一认为是正事物，一认为是去物欲，不是修身的事，就是诚意的功夫，都与格物的意义不相符。格物是《大学》的开始。格物不明，而明亲的功夫从何而实呢？明亲不实，从何而止于至善，而修己治人的道得以传承呢？这是孔子、孟子的学问之所以灭亡，而后儒学术支离庞杂，使人不得其门而入的原因。现在有人说：物不是别的，就是大司徒教化万民而宾兴之的三物。格物不是别的，就是学习六艺以成就其德行与行为。大概德行的实事都在六艺中，而六艺总要归结于礼，所以孔子说非礼不动，所以修身教颜子以克己复礼为仁，又说：为国以礼，所以学礼就是格物、致知，约礼就是诚意、正心、修身。

译这是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根本。小学和大学由浅入深，老师以此教导，学生以此学习。士人以此造就，人才以此选拔。士大夫的学问出于此，君主宰相的学问也出于此。彰明美德、亲近民众出于此，达到至善的境界也出于此。难道只是把诵读当作事务、把静坐当作功夫吗？难道舍弃道艺的实务，放弃基础学问而越级求进，空谈性理天道吗？又引用冯应京的话说：人参与天地化育的是六德，德行显现在世间的六行。六行落实在具体事务上的是六艺，先王设立庠序学校，只以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为内容，孜孜不倦地使德行在其中完备。真是深刻啊，这番言论！切实而有依据，简易而可遵循，不就是《学记》所说的大学的正业，确实是入道的门径吗！源因此心悦诚服，发誓效法先圣以相互辅助，以阐明并践行此道为己任，学习礼制以确立纲领，对内身心动静一致地用功，不陷入空虚不流于泛滥，对外切实研究专精经世致用的事务，不追求夸诞不从事繁琐，放置《省身录》时刻自我检点，以检验功夫的深浅进退。发愤刻苦，务必达到成功。只要还有一口气，不容许稍有懈怠。如果能在余生进德修业，进入孔孟的门墙，追求亲民的真实境界，得志就在天下推行，不得志就传给后世，使自秦始皇毁灭、汉唐训诂仅存、宋明褒扬未尽的道理，一旦在天下重新彰明，那么他所建立的德行与功业，和仅仅以经济文章表现自己的人相比如何？唉，这就是颜先生不可不归依，而刚主的书不可不虚心阅读、专心探求、反复观看、精细详实地体悟，而不能以世俗儒者的成见自我局限、以俗人的门户之见相互排斥的原因。我兄大概没有这种意思吧？主要也是担心求学不得其门，恐怕信道不坚定，见到纷华悦耳之物而心动。大概志同道合的人不多，期望与刚主向天下喜好善道的人广泛求索，谁不像我这样呢？同声相应，未必没有人。况且我兄向来是肝胆相照、性命与共的朋友，难道可以不与他共同追求吗！[与方灵皋书]

译来信中所说，关于百姓治乱的道理，是千古圣贤豪杰所自觉承担的重任。然而，要承担此任必定要有相应的才能，所以说：如果有人了解你，那你打算怎么做呢？自孟子去世以后，学术流派分裂，平定动乱的人依靠权谋奇术，实现大治的人依靠虚浮的礼法，所谓随何、陆贾没有武略，周勃、灌婴没有文才，只是把章句之学当作文，把军事战争当作武，这哪里值得谈论平定动乱、实现大治的方法呢？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选拔人才，圣人教育世人，大致不出德行、技艺这三类，对内用来修养自身，对外用来治理他人，而平定动乱、实现大治的才能，也就没有超出这个范围。所以他们的人才远远不是后世所能企及的。等到先王的道统丧失，杰出人士只知道追求功利，而儒者高的谈论性命之理，低的从事训诂考据，最下等的从事辞章写作，他们的才能又在哪里呢！那么后世太平的日子少而混乱的日子多，并不是上天生出的才能不如古代，而是学术偏颇而不能通晓变通，确实像来信所说的那样。近来只有王阳明，获得了孔孟体用兼备的全貌，当时的人却极力诋毁他来掩饰自己的浅陋低劣，并错误地附会自己为真儒，趋炎附势的人遍布天下，这又哪里值得与他谈论呢。我因此将时俗所坚持的程朱陆王剿说一概置之不论，独自致力于先王道德技艺的训导。又因为资质平庸迟钝，没有什么成就，如果能找到一个坚守先王之道，以天下为己任，并且确实拥有相应才能的人作为依靠，难道不情愿以性命相托吗，又怎会仅仅因为一个人知己而感到幸运呢！我生平以性命相交的朋友有两位：一位叫刘继庄，一位叫李恕谷。这两个人，确实怀有贯通天人的谋略，不是三代以下的人才。可惜刘继庄已经去世，而李恕谷也不能朝夕共同学习。现在看到高贤的论述，私下庆幸我的道统不孤单，可以开辟道路启发后学，左右辅佐以成就学业，得志时施用于当世，不得志时传之于后世。只是不知道高明自我承担的才能处于什么等级呢？还需要当面质询以订立长久的约定，不敢仅仅当作语言文字来看待。[复姚梅友书]

宋儒承接五代的衰败，振兴儒学，使人们尚知尊崇孔孟，而六经得以流传，功劳确实巨大。但他们的学问以性天为宗旨，自认为超越唐代、跨越汉代，不知道暗中受到佛道二家的破坏，导致儒者高谈性命，与晋代的清谈没有区别，完全没有圣人经世济民的实学，坐视宇宙沦丧不可挽救，而且祸害还遗留到明朝。从前读先生关于太极河洛图书的辩论，本来已经恍然明白其病源所在了。我私下痛恨圣人之道在后世不明不行，又找不到入门的途径，只好把近日程朱陆王门户之学搁置不讲，独自致力于经世济民的文章，期望对世道有用。听说先生决意不再追求仕进，穷究经书考据古事，一扫诸儒掩盖附会支离的学说，发出别人不能发出的见解，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而且旁征博引，确实有据不可改变。我曾想背着书箱跟随您学习，因时局阻碍未能如愿，后来结交蠡吾李刚主，他自称不远数千里到门下问业，得到了未曾得到的东西。刚主本来师从博野颜先生。颜先生完全洗刷宋儒的见解，以六艺为宗旨，而直接追溯唐虞孔门教学的实质。刚主之所以闻风请求指正，不是因为所见有相同之处吗？如果我能乘船到钱塘，独自拜在您床下，聆听您的绪论，以稍微窥见此道的边际，这应当也是高明不愿将我拒之门外的吧？[与毛河右先生书]

天下很久没有人才了。像先生这样的学问才能，难道仅仅是天下的善士，而是与千数百年来的传人并驾齐驱而争先的人，难道是我阿谀奉承的话吗！确实有所见，难以对纷纷俗子说。宋儒对于六经并非没有功劳，至于所讲的性天，固然知道其沦于佛道二家，却不曾认为这是错误的。然而对于传注的谬误，却没有深入探究，以浅陋的学问，习以为安，大多认为确实如此。从前为友人修编合阳志，合阳就是洽阳，朱熹说后世洽水断绝，因此去掉水旁加上邑旁成为合。考察洽水至今未曾断绝，而合阳的名称，从秦代至今未曾改变，《水经》并没有洽水的名称，洽字也没有作为水名的说法。大概是因为假借“合”为“洽”，所以朱熹误以为至今去掉水旁加上邑旁。等到读《正事括略》，才知道其错误果然十有八九。我最近著有《读易通言》六卷，恭敬地抄录其序言和太极说呈上请教，自认为可以附在羽翼之末，不知道是否得当？至于论述圣道不外忠恕一贯四教四术等等，真正获得了圣人内圣外王、体用兼备切实的宗旨。但我以为颜先生以六艺为宗旨，其说法并非相差甚远。六艺不出乎礼，圣人以礼修身，以礼齐家，以礼治国，以礼尽性至命，经纬天地小大内外精粗显微，一以贯通，从小学习的，就是这个。神奇变化的，也是这个。所以可以穷尽仁道的全部，具备圣人之道的大全，以六艺成就六德六行，颜先生确实有体认的言论。汉儒以六经为六艺，恐怕不如《周礼》确切。请再加以质询。[再与毛河右先生书]

太极是有还是没有？回答说有。有生于无，这是老子的学说。儒者认为它是阴阳动静的道理，那么它是形而上的，可以有言语表达吗？回答说：不看看孔子的话吗？《易经》有太极，确实是有的。然而太极是《易经》所具有的，不是阴阳所具有的，天地是阴阳，乾坤是阴阳，孔子的话

译这是数的道理。所谓易、变、化、通、神，都是孔子所说的“数”的含义。如果所说的这些是阴阳的根本，那么这就是易、变、化、通、神的原因了。孔子难道会吝啬而不详细说明来展示给人看，只是提了一下就不再说了吗？那么太极指的是什么？回答说：大衍之数五十，用四十九，那一个不用的，就是太极。所以说太极是真实存在的，不能说它是无。太极属于“易”所有，不属于阴阳所有，如果属于阴阳所有，那就无法看见它的存在了。看不见它的存在却称之为有，这就是“无中生有”的说法，也就是“无极而太极”的说法。孔子怎么会这样说呢？唉，形而上的叫做道，超过这个范围，圣人是不会说的。说了的都是虚妄。儒家所说的太极既然不对，那么他们把第一画的奇偶称为两仪，两仪各自加上奇偶称为四象，四象各自加上奇偶称为八卦，由此依次叠加而成六十四卦，这难道不是方士异端歪曲《易经》的说法吗？况且太极不是形象，因为它作为大衍之数的主体，特别尊崇它的称呼，类似于皇极的意义罢了，低于这个的都是形象。分成两份，用来象征两，是象征两仪吗？回答说：不是，两者是阴阳。仪，就是容，也是形象。两仪就是两象，挂一用来象征三，这就是三才。揲蓍以四，用来象征四时。四时就是四象吗？回答说：有说法，阴阳有老少，用九、六、七、八来象征四时，固然不能称为四象。然而天地阴阳的老少在哪里可以看到呢？在四时中可以看到。大概阳气初生逐渐增长，是少阳；极盛而消退，是老阳；阴气初生逐渐增长，是少阴；极盛而消退，是老阴。阳气的增长就是阴气的消退，阳气的消退就是阴气的增长，交替消长，就各自成为老少，所以一说四时，阴阳的老少就都象征出来了。四时就是象征阴阳的老少。然而太极为什么能生出两仪？假设不虚设那一个，就不能分成二吗？两仪为什么能生出四象？假设不分成两，就不能揲蓍以四吗？回答说：五十没有不能分成二的，只是不能用来象征两。两者是阴阳，象征它们的是奇偶。用五十分成二，不是两个奇数就是两个偶数，一定不能一个奇数一个偶数来象征两。所以两仪必须有太极然后才能产生。合并四十九没有不能揲蓍以四的，只是不能形成四象。四象，是通过四次营数，奇偶相杂然后得到的。合并四十九而揲蓍以四，其奇数只有一个奇数而已，一定不能奇偶相杂来形成四象。所以四象必须以两仪然后才能产生。有了四象然后才能形成爻，经过十八次变化然后才能形成卦，所以八卦必须以四象然后才能产生。圣人揲蓍求卦的方法大概就是这样。唉，揲蓍是求已经形成的卦，观察它的象辞占卜变化以预测吉凶，不是画卦的意思。画奇偶来象征阴阳，各自三个以形成乾坤，乾坤交索而形成六子，八卦相重而形成六十四，这才是画卦的方法。这是孔子的话。哪里有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的说法呢？又哪里有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的说法呢？四画五画的卦，是凭空捏造的，乾兑离震巽坎艮坤的顺序，是武断确定的，背叛圣人扰乱经典，荒诞谬误，在方士窃取我们的《易经》而另立说法以行骗，不值得责备。儒者既然被他们的说法迷惑，于是歪曲圣人的经典而误导后世，罪过岂止能说得完！唉，他们说太极只是理，理可以画图吗？画太极图是愚蠢的，画图并解说它，是愚蠢而做梦了。唉，愚昧的人天下到处都是，可以说是在做梦吗？唤醒他们，唤醒他们，回归到孔子那里罢了。[太极说]

译源在癸未年，介由李子刚向先生行拜师礼，第二年先生去世。当时源已经在关中返回，子刚把所辑录的先生年谱给他看，源对体例稍作修改，中间有所增补。完成之后，为之作序说：孔孟以前没有所谓儒者，儒就是君臣，功就是德，治就是教，孔孟困顿而在下位，才开始以儒者闻名。然而德就是功，教就是治，与二帝三王以及益、皋、伊、傅、周、吕相比，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先生曾说，孔子不得已而周游列国，非常不得已而删订经典，大概著书立说，是圣贤非常不得已的事，怎么能以章句训诂为儒呢？把圣人经天纬地、尽性赞化的才能，一概归于章句，而只以读书纂注为功吗？唉，这就是圣人的恩泽两千年以来不能遍及天下的原因。先生崛起，没有师承，确实看到后儒高谈性命，掺杂佛道二家而扰乱孔孟的真义，确实看到先王先圣学教的成法，不是静坐读书的空腐，确实看到后世的混乱都由于儒术失传，而一旦恢复周孔的旧制，没有不能使百姓回到三代的，于是磨砺品行德行，一概以礼乐为标准，射御书数都成为他的才能，毅然认为圣人一定可以学习，而终身勤勉于困知勉行，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自欺自恕的，慨然承担天下的重任，而以救济苍生为心。唉，先生的年谱都在，可以考察而知晓。年谱从三十岁以前，子刚根据先生戊辰年的自谱以及平素所见所闻来编写，以后则根据日记。后来的学者如果能够以先生的学问为学问，断绝空虚文字的习气，结合体用经权文武为明亲一致的功效，什么德行不能成就，什么治世不能兴起，什么混乱不能消除，而三代的盛世为什么不能再次出现呢！源与子刚以及门人弟子共同勉励，并且愿意与天下后世有志于此道此民的人共同勉励。[颜先生年谱序]

帝王一定占据险要地势以争夺天下，名将一定了解地利然后才可以行军，用来进攻则有利而敌人不能防守，用来防守则坚固而敌人不能进攻，攻守都便利，而我常处于不可战胜的地位，以乘天下之隙，这就是险要地势。攻下一城而百城都不可防守，守下一城而百城都不可进攻，正兵扼住咽喉，而奇兵冲击腹部，长可以制短，而短也可以制长。这就是地利。所以不占据险要地势以争夺天下，就像置身于荆棘陷阱中，而与平地之人比勇力。不了解地利而行军，就像盲人东西不分而懵懂前往。虽然如此，四海广大，形势不同，一定要周行历览然后才能得到其形、知晓其势，力量有所不能，不能周行历览以得到其形知晓其势，而想在仓促间考究于临时，或者已经到了其地然后审察其利害，又形势有所不及。那么天下形势竟然不能详细得知，而古代的帝王名将都是侥幸遇到便利的吗？现在天最高，离人最远，想要推算其度数而知晓日月星辰的次序，也很难。然而没有困难，有历法来记录，有象数来窥测。古代职方掌管天下图籍，所以天子不下堂而周知四方形势，大概郡国封域山川险塞，道里远近，户口多寡，查考图籍以求，可以了然于心而知晓其势，披阅地图以考察，可以了然于目而得到其形。这是地图图籍之于地，不就像历法象数之于天吗。然而图籍难以言说，详细于郡邑而不详细于形势，则要害不能辨别，而不知道攻守的适宜；详细于今而不详细于古，则不知道古人凭借地势以自强，因地而致胜的缘故。这是图籍的难处。东西倒置而方位错乱，远近错杂而形势谬误，险夷迂直冲僻不能区分，通衢支挂死生不能辨别，这是地图的难处。天下既然不能周行历览，又不能临时审察利害，所依赖以得到其形而知晓其势的，只有图籍。而图籍的不可依赖又如此，难道不是留心世务的人深深遗憾的吗。我不自量力，曾经有志于此，于是博览舆图，参考互证，辑录为一编，名叫《舆图指掌》，先以总论，后分京师各省。而每省也各有总论以冠其首，九边就附在北直、山、陕之后，江防海防的要害，并详细记载于沿江沿海各省。总论之中，对于各郡，只记载建置沿革疆域形胜属邑山川。其他如宫室人物，与形势无关的，都不收录。而古人做事有足以证明其地轻重的，都附载。又按其方位远近、山川要害，绘制为图，图成，方丈虽然不能没有错误，然而与世俗所流传的相比，确实大不相同了。天下形势，总论详细了。一方形势，每省总论详细了。前贤的论述列于前，我的绪论附于后。按图稽古，斟酌考訂，对于攻守的适宜，或许有一点心得。然而闭门造车，出门合辙，自古就很难。没有周行历览，而只在图籍之间寻求，我终究担心其不可依赖。[舆图指掌序]

我自幼喜欢谈论兵法，读苏洵的《权书》、陈亮的《酌古论》，心里羡慕他们的为人。稍长，学习孙武兵法，略知奇正

译关于虚实变化的战术，以及编组部队、布列营阵、操练的方法，旌旗号令、器械铠甲的使用，车兵、骑兵、水兵、步兵交锋作战、攻城守垒的法则，大都不能详细得知。每当向久经战阵的老兵询问，他们所说的都是野战的事情，而与古代有纪律的军队不相符合。唉，野战可以取胜，而不需要兵法已经很久了。关于节制军队的学说，竟然无法得知其详情。等到我读了戚继光的《练兵实纪》和赵本学的《续武经总要》，然后才有所收获。大概用兵有治理自己的方法，有制服敌人的方法。治理自己的方法不外乎节制，制服敌人的方法不外乎奇正。一定要有节制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一定要懂得奇正才能决定胜负。古代称霸称王的君主、谋臣良将之所以能够开创基业、平定祸乱而成就大功，没有不是由此而来的。我因此就把自己所见的，汇编成《兵法要略》二十二卷，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则是孙武等诸家的学说，删减其繁杂而保留其精要，是用兵的方略；中篇则是编组部队、布列营阵、操练的方法，以及旌旗号令、器械铠甲的使用，车兵、骑兵水兵、步兵交锋作战、攻城守垒的法则；下篇则是从春秋到元代，古人用兵的往事。拿医学来比喻，上篇所载，就像是阴阳气血的道理、脏腑的性质，以及各种疾病的根源，和诊脉观色的技术；中篇所载，就像是各种药物的性质和用途，以及炮制、煎煮、调剂的方法；下篇所载，就像是历代名医的成功案例。这难道不是良方吗？如果将领通晓这三者，用来追随古代名将，而击败野战之师，有什么困难呢？我起初听说兵法，没有比《武备志》更详细的了。因为贫穷不能购买，想了十年也没能看见。等到我的书已经写成，才开始看到它的大致内容，发现与我三篇的意思非常相近，暗自高兴暗中与前辈相合，但嫌它杂乱而不精纯，浩繁而缺乏要点，于是选择其中简要适用的，为我所没有记载的，录为两卷，附在中篇、下篇之后，叫做补遗。希望这样治理自己、制服敌人的方法都具备在这里，而学习古代兵法的人有所考察借鉴而得其精要。

译周朝以前所遵循的，是黄帝的制度，无论减损还是增益，都不能脱离这个范围。秦朝以后所遵循的，是秦朝的制度，直到今天也不能脱离这个范围。孟子说：“仅有善心不足以治理好国家。”治理天下的方法，可以马虎了事吗？如果有座大房子，屋梁弯曲了却不倒塌，椽子折断了却不坍塌，支撑着、拄着，围墙倒塌了却还垒着，更换那些缺失的瓦片门窗，涂上红漆，就能安然自得了。更换主人十几次，没有不是这样的。唉，颠覆和厌弃屡次发生，却没有人忧虑，不也很可悲吗？秦朝破坏了先王的法度，祸患集中在当时；后世沿袭它，祸患流传到万世。况且在草创初期，有利于天下罢了，如果沿袭前代的制度来建立国家罢了，那么确立天地、养育万物、树立人心的，是谁呢？局势已经确定，功业已经完成，想要变法就难了。唉，法度到了最明察的地步，弊端却已经到了极点，还可以粉饰腐朽破败的东西来求得安定吗？不彻底毁坏旧的而另外构建，就不能居住。不彻底抛弃旧的而另外规划，就不能治理。我不自量力，妄作《平书》十篇。平书，是平定天下的书。第一篇叫分民，第二篇叫分土，第三篇叫建官，第四篇叫取士，第五篇叫制田，第六篇叫武备，第七篇叫财用，第八篇叫河淮，第九篇叫刑罚，第十篇叫礼乐。写成十五篇文章，分为上中下三卷。大致以三代的法度为根本，而不拘泥于其形迹，参照古代、斟酌当今，变革而通达，以适应时宜。参取后代的制度，彻底洗刷历代沿袭的弊端，而回归古代，要使民生顺遂，人才涌现，官职治理得当，国家日益富强，军队日益强大，礼教推行，异端邪说平息。即使世道有变迁，只要遵循实行而不失误，也可以成就一二千年的太平基业。唉，这是我的志向。但见识未必能达到，世上的君子，有与我志同道合并弥补我不足的人吗！行动而顺应天道，使百姓回归到三代的境界，我日夜盼望啊。[平书序]

陈抟，是圣人的贼寇。偷窃财物的人，是人的贼寇；偷窃大道的人，是圣人的贼寇。圣人的大道，完备于《易经》，天道也完备于《易经》。《易经》可以偷窃吗？陈抟竟然起来偷窃它。况且《易经》有孔子，不就像天有日月吗？没有日月，谁知道天的高远？四季运行，万物生长，天的广大，没有孔子，谁知道《易经》的创作缘由，包罗天地，涵盖天下的道理而无穷尽？唉，迷惑世人、欺骗百姓的是伪善，被迷惑而不能辨别的是愚蠢。没有的东西却偷窃的是贼寇。把贼寇当作祖师，反而不知道祖师是从哪里来的，是悖逆的。本义先天之说，为什么会出现呢？是陈抟的说法罢了。孔子不知道，陈抟知道；文王周公不知道，陈抟知道。唉，王通冒充圣人的名号，宋儒尚且把他看作王莽，何况伪造图书，偷窃《易经》据为己有，竟然凌驾于文王孔子之上，另外创立一套学说，来欺骗天下。他的罪行大小轻重，比起王莽如何呢！无奈宋儒被他愚弄，认为他真正得到了伏羲不传的奥秘，孔子所传的不过是后天之学，于是奉他为宗师，扰乱经典、蔑视圣人，误导后学直到今天，几百年间大家都不知道它是伪作。佛教贼害我们的道，占据焦获之地，对文武之道有什么伤害呢，推崇戴到了哀章的地步，汉朝灭亡了，何况天地古今的大贼呢。这是我小子《读易通言》不得不作的原因。[读易通言序]

《大学》原文，精义缜密没有间隙，而篇章结构完整，章句完备，所以说脱误而纷纷割裂补缉，虽然用心良苦，然而错了。唉，难道只是经典的错误吗，圣人没有无用的学问。格物是《大学》的首要内容，却有人在所不急需的事情上劳心，越级去追求高远，那么圣人的功用从哪里体现呢？李子恕谷，年轻时师从颜先生，知道先儒的解释不确切，深入钻研各种经典，博览古今的说法，参证考据、明辨是非，遍访当时的贤人，久而久之信服了颜先生的说法，于是扩充互证，写了《大学辨业》流传于世。辨析而不争论，合乎道理而不穿凿。不依附程朱陆王，直接传承孔孟。奇怪啊，不是豪杰之士谁能做到。我曾经认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这四者，足以概括儒者的才能。德行是本体，言语、政事是作用，文学是用来阐明本体和作用的。自从孟子去世而道术分裂，都要不出这四者的分类，而流弊就不知道尽头在哪里。宋儒一归于德行，违反经典来拯救人心陷溺，功劳不能说不宏大，但是作用有不足，那么经典有余而权变不足，修养自己有余而治理他人不足，善化有余而抵御暴乱不足，正谊明道有余而有利于天下成就大功不足。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大学之道吗？唉，二帝三王的天下，到宋朝完全丧失，怎么能说是儒者的过错，然而以理为教而忌讳谈论军事，崇尚虚文去除实武，用规矩束缚人才，用诵读冥坐柔化习性，自认为远追三代，而使豪杰束手不能有所作为，奸邪得以放纵而无所顾忌，不但不及圣人的经纶，而且远出汉唐名臣建立之下，难道不是风气议论所浸染，使上下暗中受到弊端而不觉悟吗？然而宋儒固然是君子，虽然有不足，身心则没有亏损。即使他们的见解，不曾不各有所得，卓然可传于世而不是诬蔑。至于后来借程朱立门户以为名，而竞相谋取私利的人，他们的贤与不贤如何

译吗？我无法得知了。

译建立国家的原则有五项：叫做德，叫做法，叫做武，叫做教，叫做文。以义获取天下，以仁守住天下，叫做德；建立纲纪法度，明确政治刑罚，使奸邪之人不敢作乱，贤能之士得以举荐，百姓生活得以顺遂，叫做法；武，是指平定动乱、战胜敌人，使国家确立而百姓归服，即使天下太平，也不忘记战备；教，是指人伦道德与礼乐制度；文，是指华丽的辞藻文章。这五项都具备，那么德足以安抚天下，法足以守住天下，武足以威慑天下，教足以教化天下，文足以柔化天下。夏商周三代就是这样，所以它们各自享有国祚六七百年。而周朝因为文采过于兴盛，所以后来逐渐衰弱。儒者的议论说：圣王治理天下，不依赖法治而依赖德治，轻视武备而崇尚文治。唉，秦朝和隋朝灭绝德性、专行威势，固然因此迅速走向灭亡；但如果像宋太祖那样削平僭越叛乱，使海内百姓得以脱离战争的痛苦，真宗、仁宗相继统治数十年，深厚的仁德恩泽可以说非常隆盛了，征召道德之士，任用词臣，教化达到极致而文风兴盛。然而当宋朝鼎盛之时，却向辽、夏低头屈服，舍弃耻辱、忍受屈辱，等到青城之役，整个宗室向北逃亡，这难道是文德有不足、法治不善吗？这是武备不修理所导致的。况且天下生存已经很久了，世道既然已经变化，治理天下的手段不得不随之变化。用干戈征伐取代揖让禅让，圣人治理三代的方法，已经不同于唐尧虞舜。然而有些人却在千多年之后，小心翼翼地依据遗留的文字，认为只要画衣冠、改变服饰，百姓就不会犯罪，跳舞干羽就可以战胜敌人。于是谈论法令就认为是申不害、韩非子，谈论设置险要就说是重在德治而不重在险要，谈论兵法就深恶痛绝，认为是祸害百姓的贼人。而他们所依赖用来治理天下的手段，则是训诂《诗》《书》，谈论性命之理，在繁复的文章和曲折的形式上详尽周密。唉，世风日益败坏，乱臣贼子层出不穷且愈发险恶，国家的祸患层出不穷且愈发猛烈，只有用法度来制约他们，用威势来震慑他们，使他们在形势上受到限制而不能作乱，各自安守本分而不必作乱，因震慑畏惧而不敢作乱，仅此而已。如果仅仅依赖区区儒者的议论来治理天下，必定要四海之内、荒远之地以外，全都是善良之人之后才可以，否则对着豺狼虎豹行揖让之礼，推诚以化蛇豕，这对国家不造成危害的情况能有几何呢！我认为三代以后，建立国家最好的莫过于汉朝：高祖、光武帝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文景、明章时期休养生息、爱护养育百姓，这是德；铲除群雄、诛灭暴乱，这是武；尊崇儒术，崇尚孝悌，传授遗留的经典，这是教和文。至于选拔人才不分文武，任用贤能不拘泥于资历，打破常规、简易行事，使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才能，这是立法中尤其好的方面，这难道是唐、宋所能赶上的吗？然而唐朝的德固然无愧于汉朝，文武分开，但武臣从未不被重视，后代虽然纲纪松弛，但人才从未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又怎么能和宋朝孤立微弱、文法严密而武备松弛的情况相提并论呢？总之，德不足以安抚天下，国家虽然强大，百姓必定叛乱；法不足以守住天下，武不足以威慑天下，德虽然深厚，国家必定削弱；这三项都具备了，而教不足以教化天下，形势虽然稳固，但人伦纲纪不修，人或许接近禽兽；四项都具备，那么治理国家的大道就完备了，文只是其余的附属。至于魏晋南北朝和五代的君主，四项都缺失，而仅存其文，或者单独使用武备，或者五项都缺失，所以他们灭亡。有的几十年，有的几年，而北魏建立国家敢于强大，虽然对百姓没有大的功德，但君臣代代都有贤人，所以享有国祚特别长久。等到孝文帝修明礼乐，灿烂辉煌达到极盛，而魏氏的衰败就基于此。唉，后来的君臣，只想用文治天下，哪里见过赋诗可以退敌，而《大学》章句足以解除崖山之祸呢？所以我为此论述说：治理天下的人，以德为根本，而法、武、教、文辅助它，这五项之中，不紧急的只有文。四项缺一项，就不可以建立国家了。不紧急的只有文。

《立国论》

颜氏学记卷九：绵庄征君程廷祚先生

程廷祚先生，字启生，别字绵庄。起初名叫默，后来改为现在的名。他的祖先为新安望族，远祖程元凤，在宋度宗朝任宰相。传了十五代到先生的祖父某人，才开始迁居江宁，寄籍上元，于是成为上元县人。父亲程京萼，字韦华，擅长诗歌，精通书法，隐居不仕。将近六十岁才娶妻，生了两个儿子，先生是长子。先生生来资质非凡，读书过目成诵。幼年时不胡乱说话，喜欢端正衣冠、严肃地坐着，谈论古今忠孝的大节。韦华公家极贫困，常常在屏风上写字换取柴米，每天关起门来督促儿子学习洒扫应对的礼节，客人来了就进献鸡黍，先生侍立在左右，如同古代《弟子职》中所描述的那样。凡是群经、诸子、史汉、楚辞、选文之类的书籍，没有不读的。十五岁时，有父亲的朋友来访，得知他的才华，让他写《古松赋》，太阳还没移动多少，就写了几千多字。从此闻名。先生的弟弟程嗣章，擅长史学，而先生游历喜好在六经。韦华公去世，守丧期满，先生和弟弟一起出去应试，补为诸生，随即结识了武进恽鹤生处士，开始听说颜李之学。写信给恕谷先生，表达愿意学习的心意。康熙庚子年，恕谷南游金陵，先生多次前去问学。读颜氏《存学编》，在后面题词说：“古代危害道统的出自儒者之外，现在危害道统的出自儒者之中。习斋先生兴起于燕赵之地，正当四海唱和、风气一致之日，却能折衷至当，从而斥责其错误，大概是五百年间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