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今医者满天下矣，试问以医字作何解说，莫不张口茫然，如坠烟雾。字且不识，而欲其技之良、道之精，得乎？医之字义从匚从矢从 从酉。匚受物之器，受矢于器为医。《说文》训为“盛弓弩短矢器”，加 于右上， 亦兵器，下复从酉，酉，古酒字，古为毒物，故大禹绝之（石顽谓为从古服药多以酒助，非也）。神农尝毒，经谓药多为毒物，凡治某病皆谓以某药毒之，《内经》亦多如此，即以毒攻毒之义，可见医之为用尽伤人之具矣。病者既积矢 、毒酒之属于一身，其危已可想见，医者如再不慎之又慎，不更危乎其危乎？黄帝以治兵之余治病，于是医字下笔从医，国语兵不解医本此所谓用药如用兵也，凡欲为医者，可不知所从事哉？古之医者，人皆神圣而又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或为大臣，如歧伯、伊芳尹是，或为达官，如长沙太守仲景是。大臣达官虽富贵不逮天子，而身家皆自优裕，得以专一于医，而无别虑萦扰，且复药皆自尝自备（今之西医、东医亦自备药，颇合吾国古法，此其一得），一遇病者，无不应手奏效。盖先于经络脏腑，洞见 结，更于气化传变，预为防制，非若今之西医，必待其人死后，购而剖解，始知其病之所在，自以为实验，人亦莫不以为然，然究不知其病之所在也。人唯有生气，方有气化传变，既死则气已绝而无迹可寻。如咳嗽病，有因外感，有因内伤，有因外感而变成内伤，或只关本脏，或为火刑金，或为子累母，或为母累子，或不能胜其所胜而转使胜其所不胜。《内经》所云：五脏皆令人咳，甚则移传六脏。此皆古圣神人明气化传变之理，传之至今，历历不爽者也。西医则剖解后见肺叶焦枯，或且溃烂，遂只名之曰肺炎。凡遇咳嗽，概以肺炎治之，无论寒热有异，即只以肺炎论，亦不知其炎之由于心，由于肾，由于脾胃与肝胆，徒执一本位为治。无怪其多不效，而转以为本不治，是皆由于不明五运六气以及脉息之确有可凭，故虽至死亦不知病之所以然。今之重视西医、从学西医者，直与西医同梦，吾所以为医者立自医之方，并欲以开通西医者，以其一也。类乎此者，不知凡几。
又如寻常疟疾，寒热来往，作止有时，一证既有，来往之名必有来往之处，来从何作？往从何止？医者昧昧，漫不加察，虽中古以后之名大家亦皆不知其病之所在，稍贤明者，不过能分十二经络，或阴或阳，于邪来时，所注重之经界，经界既正，则药力专到，不致累及无辜。然必既专且久，邪始渐衰而退，非能直指病之来源也。下此则皆囫囵乱治，抄撮本证数方投之，或以止截为功，或当邪衰自愈，以故病疟者无不经年累月受害。西医亦只知以金鸡纳霜截之，然亦有效有不效（阴虚者，则多不效，且不宜服）。即使收效一时，后必再发，更或变生他证而不可救，吾见不可殚述。岂知凡病皆不离经络、脏腑，唯此病若不在经络、脏腑而别有所寄发作时，始由经络而脏腑，退止时又由脏腑而经络而止其所休焉。以时来往者，则又胃气为之也。胃于五行属土，于五德属信，故有信若潮，如人饥则思食，皆胃之日信，与妇女之月信同。然此虽予一人之私言，然物理验有得，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内经》阴阳疟论，歧伯曰：疟之将来也，阴阳之且移也，必从四末始也，坚束其处而决去之。只此四语，贼情，贼踪，贼窟，治法无不毕具。如法为之，无论何疟，莫不霍然，所谓捣其老巢，老贼净尽，非圣人而能若是乎？非真洞见脏腑经络而能若是乎？又何须效西医之剖解而始为实验耶！恐虽剖解，亦莫名其妙也。
今特为医者揭之，以为自医医人最便宜方，更以开通西医，使知吾国古圣人之法，不事剖解，向能洞见经络脏腑之神（此证唯张子和、喻嘉言见及经旨，惜皆不能笃守圣法而杂出多方）。
译如今医生遍布天下，试问“医”字应当怎样解释，他们无不张口茫然，仿佛坠入烟雾之中。连字义都不认识，却想让医术高明、医道精深，可能吗？“医”字的字形意义，从“匚”、从“矢”、从【原文缺字】、从“酉”。“匚”是容纳东西的器具，把箭矢放入器具中，就是“医”。《说文解字》解释为“盛放弓、弩和短箭的器具”；右上方加上【原文缺字】也是兵器，下面又从“酉”。“酉”是古代的“酒”字，古人把酒看作有毒之物，所以大禹戒绝了酒。（石顽认为“酉”是因为古代服药多用酒来辅助，并不是这样。） 神农曾经尝试各种毒物，医经说药物大多是有毒之物；凡是治疗某种疾病，都说是用某种药物来毒治它，《内经》中也多有这样的说法。这就是以毒攻毒的意思，由此可见，医学的作用完全是使用可能伤害人的工具。病人既然把箭矢【原文缺字】、毒酒一类的东西积聚在自身之中，其中的危险已经可以想见；医生如果再不加倍谨慎，岂不是使危险更加危险吗？黄帝在治理军队之余又治理疾病，于是“医”字下面的部件从“医”。【原文“国语兵不解医本此”语意及断句有疑】这就是所谓用药如同用兵。凡是想做医生的人，难道可以不知道自己所从事的是什么吗？古代的医生，人人都是神圣之人，而且往往身份尊贵：有的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有的担任大臣，如岐伯、伊尹；有的担任显达官员，如长沙太守张仲景。大臣、显达官员虽然富贵比不上天子，但自身和家产都很优裕，可以专心从事医学，不受其他忧虑扰乱；而且药物也都自己尝试、自己准备。（如今的西医、东医也自己准备药物，这与我国古代的方法很相合，这是他们的一点长处。）一旦遇到病人，无不随手施治便见效。他们先能从经络、脏腑中洞察【原文缺字】的病变，更能预先察知气化运行和病变传递而加以防治；不像今天的西医，非要等人死后买来尸体剖解，才知道疾病所在，还自以为这是实验，别人也无不认为是这样。然而归根到底，他们仍不知道疾病真正发生的原因。人只有在活着、具有生气时，才有气化运行和病变传递；一旦死亡，生气已经断绝，就没有痕迹可以寻找了。比如咳嗽病，有的是外感引起的，有的是内伤引起的，有的是外感后来转变成内伤；有的只涉及本脏，有的是火邪克制肺金，有的是子病牵累母脏，有的是母病牵累子脏，有的是不能胜任自身所胜之职，反而转而侵害自己所不胜的脏腑。《内经》说：“五脏都能使人咳嗽，病情严重时还会传移到六腑。” 这些都是古代圣人、神人阐明气化运行和病变传递的道理，流传到今天，仍然清楚准确、没有差错。西医剖解以后看见肺叶焦枯，或者已经溃烂，于是就只把它命名为肺炎。凡是遇到咳嗽，就一概按照肺炎治疗，无论寒证、热证各有不同，也只用肺炎来解释；更不知道这种“炎”可能由于心、肾、脾胃或肝胆所致，只执着于肺这一处来治疗。难怪治疗大多没有效果，反而认为这种病本来就无法治疗。这全是因为不明白五运六气以及脉息确实可以作为凭据，所以即使病人死了，也不知道疾病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如今重视西医、跟从西医学习的人，简直和西医做着同一个梦。这就是我为医生提出自我医治的方法，并且想借此沟通西医的原因之一。类似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有多少。又比如普通的疟疾，寒热交替发作，发作和停止都有固定时间；既然有这种病证，那么所谓“来往”就必定有其来往的部位。它从哪里发作呢？又从哪里停止呢？医生昏昧不明，漫不经心地不加观察；即使是中古以后所谓的名家，也都不知道病在什么地方。稍微贤明一些的，不过能够分辨十二经络，或属阴、或属阳；在邪气到来时，着重考虑它所侵犯的经脉部位。经脉部位辨正以后，药力就能专门到达，不至于连累无辜的脏腑。然而必须既专一又持久，邪气才会逐渐衰退而退去；这还不能算是直接指出了疾病的来源。再差一等的医生，就全都笼统混乱地治疗，抄取几张治疗本病证的方剂投服；有的把暂时止住、截断病势当作功劳，有的则是碰巧等到邪气衰退而自愈。因此患疟疾的人无不经年累月地受到伤害。西医也只知道用金鸡纳霜截断疟疾，但有的有效，有的无效。（阴虚的人多半无效，而且不适宜服用。） 即使一时见效，后来也必定再次发作，更可能转而产生其他病证，最终无法救治；我所见到的这类情况，无法全部说尽。难道不知道所有疾病都离不开经络、脏腑吗？只是这种病在发作时，似乎不在经络、脏腑，而是寄托在另外的地方；它发作时先由经络传到脏腑，退止时又由脏腑返回经络，然后在原来停止的地方止息。至于它按照固定时间来往，则又是胃气在起作用。胃在五行中属土，在五德中属信，所以它有如潮汐一般按时往来；就像人饿了便想吃东西一样，都是胃的日常规律，与妇女的月信相同。这虽然只是我个人的说法，但事物的道理已经得到验证；即使圣人重新出现，也不会改变我的说法。《内经·阴阳疟论》中，岐伯说：“疟疾将要发作时，是阴阳之气将要转移，必定从四肢末端开始；应当牢固束缚住发病部位，再刺破排除邪气。” 仅仅这四句话，已经把邪气的情形、邪气的踪迹、邪气的巢穴以及治疗方法全部说明了。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无论是什么疟疾，都没有不很快痊愈的。这就像捣毁老巢，使老贼全部清除；除了圣人，谁能做到这样呢？如果不是真正洞察脏腑经络，又怎么能做到这样呢？又何必仿效西医，非要剖解以后才算作实验呢！恐怕即使剖解了，也仍然莫名其妙，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如今特意为医生揭示这些道理，作为医生自我医治、又医治他人的最方便方法；更想借此沟通西医，使他们知道我国古代圣人的方法，不必进行剖解，就能向来洞察经络、脏腑的神妙。（这种道理只有张子和、喻嘉言见到并涉及经文旨意，可惜他们都不能坚定遵守圣人的方法，而夹杂提出许多方术。）
今之医者，大率下愚者多，其较古之圣神不知几千万里。且又皆读书不成，别业不就，无聊之极，思始遁于医之一途。于是圣神与天地参之道，遂变为至愚无聊者之逋逃薮，况当世界，苟且轻贱之积习牢不可破，其欲以为利者亦未矣。或别有会心者藉此以夤缘入官，遇上官病，或其家属病，不俟延请，行同毛遂，时运一至，偶然幸中，美差优缺，纷至踏来，上官亦最乐，此所谓惠而不费也。富贵逼人，亦常有事，是则不必问其道之若何矣。若其不善夤缘，又无真实本领，不过聊为糊口计，且有时并口亦不能糊，徒见轻鄙于世界，且并贻讥于外人，以为吾国医者如是，任意推测古圣之道，亦不过如是言。念及此，吾又不愿人之再业此，如果有发愤而欲为此者，则请相率而进吾之方，毋虑其愚也，以学愈之，毋虑其贫也，以勤俭愈之，毋虑其糊口不能也。以夷齐首阳之日孔子在陈之时较之，虽饿死事小也，能如是天下何事不可为乎？则再请进吾之多方更以自医。
医道务从正心博学为体，而以继往开来为用，其间息邪说，距 行贯治道功夫，亦万不可少。若徒以日诊数人，月好数病，年活多人为毕能事，而于国家元气，天下 毫无所裨，人虽视我甚重，自待未免尚轻，良医良相之说，非虚语也。燮理阴阳，且足以弥天地之灾，于人事更无论矣，相位不可必期，道理要归一致，出位之思君子，当不禁此，且不必问朝廷世界对待医者何如，而只裕吾胞与之怀时，切饥溺之思尤于贫贱，富贵不易其心，所谓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此正心之说也，即自医之第一方也。
博学人于识字读书之始即以《灵》、《素》、《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玉函经》、《甲乙经》、《活人书》、合《四子》、《五经》、《尔雅》先后并读，更于性理经济书多读，然后再读《神农本草经》、《长沙方》，经唐、宋、金、元、明代、国朝各大名家着述，以及欧亚之《儒门事亲》，西医五种广学汇编，英国产科诸书择其大要者，次第阅之。其余如《千金》、《外台》、《圣济总录》、《证治准绳》、《古今医统》、《名医类案》、《三因方》之类，不过为医家之大类书，略为涉猎，以备参考可耳，至若邪说 行，有乖圣道古法而误世者，则概从阁置，或直以从火，只读时须精考古书之简脱，与后儒之参附者，勿使为其蒙蔽而贻误，尤须于经史子集中不明言医而于医道有合者，心领而神会之，所谓无字句间之医也。此博学而又须善学人也，自医之第二方也。
学医最忌先看本草与各方书，一经寓目，即可略识药品，聊记汤头，凑杂成方，于天地阴阳五运六气，全无理会，于人身经络脏腑、病机脉情，毫无觉察。一遇病者，遂觉技痒，为之延医，偶然幸中，自鸣得意。人有见之，亦谓知医，于是误尽苍生，终无入道之日。今之医者大都如是。况所阅本草，既非《神农本经》所见，方书又非古圣经方，不过坊间所刊俗本，如《本草备要》、《医方集解》、《验方新编》、《三指禅》、《笔花医镜》、《万病回春》、《冯氏锦囊》、《东医宝鉴》、《医宗必读》之类，此种最易误人之书，却最盛行于今之世，几于家置一编，以为医道尽于此矣。况且并此种类，亦未尽读熟读，凡有病家必为彼辈先试其手，及至辗转贻误，始思一延名医，而时所谓名医者，又不过薛立斋、赵养葵、张景岳、李士材、陈修园之徒。然其自命亦颇不凡，意谓较多读书，总属儒医，其实于医道仍是隔靴搔痒，不知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品斯下矣。又况等而下之耶，有志医道，其唯从吾息邪说距 行而直入于圣人之室。
学医尤忌误解《伤寒论》，案仲景自序云：作《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原为万病立法，所谓法者，即六经气化传变，而方药随之而变之法也。以六经提纲者，使医者必先明六经经界，则万病不外乎六经。唐宋以来，致力于《伤寒论》者无虑百数十家，究其所作，不出二义。
译如今的医生，大多是极其愚昧的人，与古代的圣人、神人相比，不知道相差几千万里。而且他们又都是读书没有成就、从事其他行业也没有成就的人，百无聊赖到了极点，才想着逃到行医这一条路上。于是，圣人神人参赞天地的道理，竟变成极其愚昧、百无聊赖之人的逃避场所。何况处在当今世界，苟且轻贱的积习牢不可破，他们想借行医谋利的做法也还没有改变【原文末句“亦未矣”语意残缺】。有的人另有一番心思，借此攀附权贵进入官场；遇到上官或其家属生病，不等人家聘请，便像毛遂自荐一样主动上门。时运一到，偶然侥幸治中，优厚的差事和肥缺便纷纷到来，上官也最乐意这样做，这就是所谓施惠而不费力。富贵逼人时，也常常会发生这种事情；既然如此，就不必再问他们的医道究竟如何了。如果不善于攀附权贵，又没有真正的本领，不过勉强以此谋生，有时甚至连饭也吃不上，只能被世人轻视鄙弃，还给外国人留下讥笑的口实，使他们认为我国医生就是这样，随意揣测古代圣人的道理，也不过如此。想到这些，我又不愿人们再以行医为业。如果有人发愤而想从事这一行，请大家相继来学习我的方法，不必担心自己愚钝，用学习来医治它；不必担心自己贫穷，用勤劳节俭来医治它；也不必担心连糊口都做不到。拿伯夷、叔齐在首阳山的日子和孔子困守陈国的时期来比较，即使饿死也只是小事；如果能够这样，天下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那么还请进一步学习我提出的多种方法，用来自己医治自己。医道务必以端正内心、博学多闻为根本，以继承过去、开创未来为作用；在这其中，止息邪说、抵御【原文缺字】以及贯通医道和治国之道的功夫，也绝对不可缺少。如果只把每天诊治几个人、每月治好几种病、每年救活许多人，当作自己医术的全部成就，而对于国家元气、天下【原文缺字】毫无帮助，那么即使别人非常看重我，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也未免仍然太低了。良医、良相的说法，并不是空话。调和阴阳，甚至足以弥补天地的灾害，对于人事的作用更不用说了。宰相之位未必能够等到，但道理归根结底是一致的。君子不应禁止这种超越本位的志向；也不必管朝廷和世界如何对待医生，只要扩充我把众人视为同胞的胸怀，尤其怜悯贫贱之人的饥饿和溺患，不因富贵而改变自己的心意。所谓“宁可别人辜负我，不可我辜负别人”，这就是端正内心的道理，也就是自我医治的第一剂方药。博学的人从识字读书开始，就应当把《灵枢》《素问》《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玉函经》《甲乙经》《活人书》，与《四子》《五经》《尔雅》按先后次序一同阅读；还要多读性理、经世济民方面的书，然后再读《神农本草经》《长沙方》，以及唐、宋、金、元、明各代和本朝各位名家的著述；还应阅读欧亚方面的《儒门事亲》、西医五种广学汇编以及英国妇产科书籍，选择其中重要的内容，依次阅览。其余如《千金》《外台》《圣济总录》《证治准绳》《古今医统》《名医类案》《三因方》之类，不过是医家的大类书，略加浏览以备参考即可。至于邪说【原文缺字】，有违背圣道古法、贻误世人的，就一概搁置不理，或者直接付之一炬。阅读时还必须精心考察古书中的简脱，以及后世儒者增补附会的内容，不要被它们蒙蔽而受到贻误；尤其要对经、史、子、集之中虽然没有明说医学、却与医道相合的内容，用心领会、神会其中的道理。这就是在无字句之间求得的医学。这就是既要博学、又要善于学习的人所应遵循的道路，也是自我医治的第二剂方药。学习医学最忌讳先看《本草》和各种方书。书一经过目，就以为略微认识了药物，勉强记住一些汤方，东拼西凑成方剂；对于天地阴阳、五运六气，完全不理解；对于人体经络脏腑、病机和脉象，也毫无察觉。一遇到病人，便觉得技痒难耐，请来医生为其诊治，偶然侥幸治中，就自鸣得意。有人看见这种情形，也就认为他懂医，于是误害尽天下苍生，终身都没有进入医道的机会。如今的医生大多就是这样。何况他们所读的《本草》，既不是《神农本经》所记载的内容；所读的方书，也不是古代圣人留下的经方，不过是坊间刊刻的通俗版本，如《本草备要》《医方集解》《验方新编》《三指禅》《笔花医镜》《万病回春》《冯氏锦囊》《东医宝鉴》《医宗必读》之类。这种最容易误导人的书，偏偏在如今最为盛行，几乎家家都置有一部，以为医道已经尽在其中。何况连这些书也没有全部读完、熟读。凡是有病人，必定先让这类人试手；等到辗转误治、贻误病情之后，才想到请一位名医。而当时所谓的名医，又不过是薛立斋、赵养葵、张景岳、李士材、陈修园这一类人。然而他们自我评价也颇为不凡，认为自己比一般人多读了些书，总算属于儒医；实际上对于医道仍然只是隔靴搔痒。他们不知道取法上等标准只能得到中等成就，若取法中等标准，成就就更低了。更不用说比这还低等的人了。有志于医道的人，难道不应当依从我的方法，止息邪说、抵御【原文缺字】，直接进入圣人的境界吗？学习医学尤其忌讳误解《伤寒论》。根据仲景的自序，他说：“撰作《伤寒杂病论》，合为十六卷。”原本是为各种疾病确立治疗法则；所谓法则，就是六经气化运行和病变传递，以及方药随着病变而改变的方法。用六经作为纲领，是要使医生首先明白六经各自的界限，这样各种疾病就都不超出六经的范围。唐、宋以来，致力于研究《伤寒论》的大约有一百几十家；究察他们的著作，不外乎两种意思。
一则因本文为之注疏，犹公谷之说春秋，一则引本文而为立论，犹韩婴说诗。外传非多，以辞害义，即失断章取义。自王叔和编次伤寒、杂病分为两书，于本论削去杂病而论中杂病又存，而未去者尚多，且参以私意，紊乱仲景原文，改头换面不少，以致世之读《伤寒论》者谓能治伤寒即能治杂病，遂多以杂病当伤寒，以伤寒概杂病而混治之。不知天下之病杂病多而伤寒少，如地当西北，时当严寒，或多伤寒，外此则皆杂病矣。若地当东南，则杂病温病为多，实时当严寒亦不过感寒冒寒而已。医者不明六经之法是统伤寒杂病而论，只以治伤寒之方药概治杂病，而不知以六经之法分治杂病，此皆叔和阶之厉也。叔和序例所引《内经》，莫不增句易字，况仲景耶！欲识真仲景者，当于原书本论逐条察其笔法，知考工记自不合于周官，褚先生大不侔于太史，世皆以《金匮要略》为仲景《杂病论》，有若似圣人唯曾子以为不可耳。柯韵伯《伤寒论翼》辨之最精且详，吾敢附于柯曰：王叔和者，岐伯、仲景之罪人，而后世医道之蝥贼也。虽《金匮》由叔和而始彰，其功亦不可没，然究功不掩罪，有志医道者，不得仲景《伤寒杂病论》原本十六卷而读之，慎勿以伤寒之药治杂病而误尽苍生，幸甚幸甚。
学医必须讲究气化传变，欲知气化传变又必先明阴阳，切忌混论阴阳，不分六经经界。脏腑固分阴阳，而一脏又各有阴阳，一腑亦各有阴阳，俱宜逐脏逐腑一一厘清，气化传变始能分晓。此在古名大家已少概见，今世中外业此者更无。徒梦见人身只阴阳两端，一病则千头万绪，非能先正经界，鲜不堕入迷途，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世之学人既不曾闻大道，又不力追上乘，只以苟且从事，因陋就简，谬以袭谬，歧之又歧，全不知气化为何事，何能梦岐景耶！不能窥见岐景，又何能与论医道耶！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所谓下学而上达也。若夫医道，则必上学而旁达，笃守古圣之法，然后旁通四达，以斯推展博大而收土壤细流之助，仍不出古圣范围，方为医学正宗。
学医更须知凡病是随脏腑之气而变，又随药气而变。如太阳恶寒，非必伤寒始恶寒也，无论风寒湿暑燥火，邪气一入太阳，无不恶寒。盖以太阳本寒水经，邪入触动寒水之气，遂自恶寒。阳明发热，非必中热即发热也，阳明为南方火部，无论何邪，一入阳明，未有不发热也。如入少阳，少阳为太阳阳明转枢，在半表半里之间，故又有寒热往来之势。或又随药气而变使然。不然，何以伤寒在太阳有桂枝麻黄等方，一入阳明、少阳又有葛根、白虎、承气、大小柴胡等方，是一经界中已有在经在脏在腑之别。若邪未入阳明，尚在太阳，一用葛根未有不入阳明也。尚在太阳或在阳明，一用柴胡未有不入少阳也。是皆脏腑气化传变与药气传变之故也。不独伤寒为然，杂病亦莫不然。不独三阳为然，即六阳六阴亦莫不然。
译一种是依据原文为它作注疏，就像公羊高、谷梁赤解说《春秋》；另一种是引用原文来建立自己的论说，就像韩婴解说《诗经》。外传并不多；如果被文辞牵着走而损害了义理，就是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自从王叔和编次《伤寒论》，把伤寒、杂病分成两部书，他在原论中删去了杂病内容，但书中仍保留了不少杂病论述，而且还掺入自己的意思，扰乱仲景原文，改头换面之处很多，以致世上读《伤寒论》的人认为会治疗伤寒就会治疗杂病，于是常常把杂病当作伤寒，把伤寒概括为杂病，混在一起治疗。他们不知道，天下的疾病中杂病多、伤寒少；如果地处西北、时值严寒，或许伤寒较多，除此之外就都是杂病了。如果地处东南，杂病、温病就较多；即使当时正值严寒，也不过是感受寒邪、遭受寒冷罢了。医生不明白六经之法本来是统摄伤寒和杂病的，只用治疗伤寒的方药概括治疗杂病，却不知道应当用六经之法分别治疗杂病；这些都是王叔和造成的祸害。王叔和在序例中引用《内经》，尚且没有不增添句子、改换字词的地方，何况对待仲景的著作呢？想要认识真正的仲景医术，就应当对原书原论逐条考察其笔法；要知道，《考工记》本来就与《周官》不相合，褚先生的著作也与太史公的记载大不相同。世人都把《金匮要略》当作仲景的《杂病论》，却好像认为圣人只有曾子才觉得这种说法不可取。柯韵伯在《伤寒论翼》中辨析得最精确、最详细。我冒昧附和柯氏说：“王叔和是岐伯、仲景的罪人，也是后世医道的蛀虫。” 虽然《金匮要略》因为王叔和才开始显明，他的功劳也不能完全抹杀；但归根究底，功劳不能掩盖罪过。有志于医道的人，如果没有得到仲景《伤寒杂病论》原本十六卷来阅读，千万不要用治疗伤寒的药物去治疗杂病，以免误害尽天下苍生，那就幸甚、幸甚了。学习医学必须讲求气化运行和病变传递；想要知道气化运行和病变传递，又必须先明白阴阳。切忌混淆阴阳，只谈阴阳而不分六经各自的界限。脏腑固然分别属于阴阳，但一个脏也各自有阴阳，一个腑也各自有阴阳；都应当逐一把每个脏、每个腑辨析清楚，这样才能明白气化运行和病变传递。这件事在古代的名家大儒中已经很少有人大致见到，如今中外从事医学的人更是没有人懂得。他们只是模糊地认为人体只有阴阳两端，却不知道一种疾病可以有千头万绪；如果不能先辨正经脉界限，很少有人不坠入迷途。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世上的学者既没有听闻大道，又不努力追求上乘，只是苟且从事、因陋就简，以错误承袭错误，分歧越来越多，完全不知道气化究竟是什么，又怎么可能梦见岐景之道呢？不能窥见岐景之道，又怎么能够同他谈论医道呢？君子的道理，比如要走远路必定从近处开始，比如要登高处必定从低处开始；这就是所谓先从下学起，最终达到上达的境界。至于医道，则必须向上学习并旁通各方面，坚定遵守古代圣人的方法，然后再旁通四方、融会贯通；以此推展广大，又吸收如土壤细流般的助益，但仍不超出古代圣人的范围，这才是医学的正宗。学习医学还必须知道，所有疾病都会随着脏腑之气而变化，也会随着药物之气而变化。比如太阳经出现恶寒，并不一定只有伤寒才会恶寒；无论风、寒、湿、暑、燥、火哪一种邪气，一进入太阳经，就没有不恶寒的。这是因为太阳本来是寒水之经，邪气进入后触动寒水之气，于是自然出现恶寒。阳明经出现发热，也不一定只有热邪进入才会发热；阳明属于南方火部，无论什么邪气一进入阳明，就没有不发热的。如果邪气进入少阳，少阳是太阳、阳明之间转枢的部位，处于半表半里之间，所以又会出现寒热往来的趋势。有时也是随着药物之气发生变化的结果。否则，为什么伤寒病在太阳经有桂枝、麻黄等方，一进入阳明、少阳又有葛根、白虎、承气、大柴胡、小柴胡等方？这说明同一经界之中，又有在经、在脏、在腑的区别。如果邪气还没有进入阳明、仍在太阳经，一使用葛根，就没有不使它进入阳明的。如果邪气还在太阳经，或已经在阳明经，一使用柴胡，就没有不使它进入少阳的。这些都是脏腑气化运行、病变传递以及药物之气传递变化造成的。不只是伤寒如此，杂病也无不如此。不只是三阳经如此，就是六阳经、六阴经也无不如此。
仲景《伤寒杂病论》先以六经提纲者，亦此之故，虽未条分缕晰，善学人，要当善悟而三反也。世之混论阴阳，只论寒热虚实者，何能语于医道？而况乎能辨寒热虚实者亦寡矣，学人可不知所务乎？西医不亦闻所未闻乎！用药如用兵，兵法之要在明地势，用药之要在明经界。凡治病必先明六经之界，始知贼邪所从来，知某方是某府来路，某方是某郡去路。来路如边关三阳是也，去路如内境三阴是也。六经来路各不同，太阳是大路，少阳是僻路，阳明是直路，太阴近路也。少阴后路也，厥阴斜路也。客邪多从三阳来，主邪多由三阴起。犹外寇自边关至，乱民自内地生也。明六经地形，始得握万病之枢机；详六经来路，乃能操治病之规则。如伤寒，大寇也，病从外来；中风，流寇也，病因旁及；杂病、内病，乱民也，病由中起，既认为何等之贼，又知为何地所起，发于其境，便御之本境，移祸邻郡，即两路来攻，如邪入太阳地面，即汗而散之，犹陈利兵于要害，乘其未定而击之也。邪之轻者在卫，重者在营，尤重者在胸膈。犹寇之浅者在关外，其深者在关上，尤深者在关内也。是麻黄为关外之师，桂枝为关上之师，大小青龙为关内之师矣。凡外寇不靖，内地盗贼必起而应之，因立两解法，故又有大小青龙及桂枝麻黄加减诸方。如前军无纪，致内乱蜂起，当重内轻外，因有五苓、十枣、陷胸、抵当等汤也。邪入少阳地面，宜杂用表里寒热攻补之品，为防御和解之法，如偏僻小路利于短兵，不利于矛戟，利于守备，不利于战争也。邪之轻者入腠理，重者入募原，尤重者入脾胃，小柴胡腠理之剂也，大柴胡募原之剂也，小建中、半夏泻心、黄芩、黄连四汤少阳脾剂也，柴胡加芒硝龙牡二方少阳胃剂也。如太阳少阳有合并病，是一军犯太阳，一军犯少阳矣，用柴胡桂枝汤是两路分击之师也。甚至三阳合并病，是三面受敌矣，法在独取阳明，阳明之地整肃，则太少两路之阳邪不攻自解，但得内寇宁而外患自息，此白虎之所由奏捷耳。若阳邪一陷于内地，用大承气以急下之，是攻贼以护主；若阴邪直入于中宫，用四逆汤以急救其里，是强主以逐寇也。阳明为内地，阳明界上即太阳少阳地面，邪入阳明之界，近太阳地面，虽不犯太阳，太阳之师不得坐视而不救，故阳明之营卫病即假麻黄桂枝等方以汗之。邪近少阳地面，虽不入少阳，少阳之师不得高垒而无战，故阳明之腠理病即假柴胡以解之。是阳明之失守，非太阳之不固，即少阳之无备，所以每每两阳相合而为病也。若邪已在阳明地面，必出师夺击，以大逐其邪，不使少留，故用桅鼓瓜蒂之吐法以迅扫之。若深入内地，不可复驱，则当清野千里，使无所标掠，是又白虎得力处也。
若邪在内庭，又当清宫除盗，此二承气所由取胜，加茵陈猪苓辈又为失纪之师立法矣。太阴亦内地，少阴厥阴是太阴之夹界也。太阴居中州，虽外通三阳而阴阳既已殊涂，心腹更有膈膜之藩蔽，故寒水之邪从太阳外属者轻，由少阴内受者重。风木之邪，自少阳来侵者微，因厥阴上袭者甚。又本经主邪转属阳明而为实，犹师老势穷，可下之而愈。如阳明实邪转属本经而成虚，则邪盛正衰，温补挽回者甚难。盖太阳阳明地面虽分，并无阻隔。阳明犹受敌之通衢甲兵所聚四战之地也。太阴犹仓禀重地，三军所根据，亦盗贼之巢穴也。故元气有余，则邪入阳明，元气不支，则邪入太阴。在阳明地面则陈师鞠旅可背城借一取胜，须臾在太阴地面则焚劫积蓄，仓禀空虚， 腹之士无能御敌矣。厥阴之地，相火游行之区也，其平气则为少火，若风寒燥湿之邪一入其境，悉化为热，即是壮火。其少火为一身之生机，而壮火为心腹之大患，且其地面通达三焦，邪犯上焦则气上撞心，心中疼热，消渴，口烂，咽痛，喉痹。逼入中焦则手足厥冷，脉微欲绝，饥不欲食，食则吐蛔。移祸下焦则热利下重，或便脓血，为害非浅，犹跋扈之师也。乌梅丸方，寒热并用，攻补兼施，通理气血，调和三焦，为平治厥阴之主方，犹总督内地之大师也。其与五苓以治消渴，茯苓甘草汤以治水，炙甘草汤以复脉，当归四逆以治厥，是间出锐师分头以救上焦之心主而安神明也，用白虎承气辈清胃而平中焦之热实，白头翁四逆散清脾而止下焦之热利，是分头以救腹中之阴而扶胃脘之元气耳。胃为一腑而分阴阳二经，少阴一经而兼。
阴阳两脏者，皆为根本之地故也。邪有阴阳两途，脏分阴阳二气。如阳邪犯少阴之阳反发热、心烦、喉渴、咽痛；阳邪犯少阴之阴，则腹痛、自利，或便脓血；阴邪犯少阴之阳，则身体骨节痛，手足逆冷，背恶寒而身蜷卧；阴邪犯少阴之阴则恶寒、呕吐、下利清谷、烦躁欲死。
译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先以六经作为纲领，也是这个原因。虽然他没有逐条分辨得十分详尽，但善于学习的人应当善于领悟，并反复推求。世人混淆阴阳，只谈寒热、虚实，怎么能够谈论医道呢？何况能够辨别寒热、虚实的人也很少，学习的人难道可以不知道自己应当致力于什么吗？西医难道不是闻所未闻吗！用药如同用兵，兵法的要点在于明白地势，用药的要点在于明白经脉界限。凡是治疗疾病，必须先明白六经的界限，才知道邪气从哪里来，也知道某个方剂是从哪一府接引邪气，某个方剂又是把邪气送往哪一郡。所谓来路，就像边关的三阳经；所谓去路，就像内境的三阴经。六经各自的来路都不同：太阳是大道，少阳是偏僻小路，阳明是直路，太阴是近路。少阴是后路，厥阴是斜路。外来的邪气大多从三阳经而来，内生的邪气大多从三阴经开始。这就像外来的敌寇从边关进入，内部的乱民从内地兴起一样。明白六经的地形，才可以掌握各种疾病的关键。详细了解六经的来路，才能掌握治疗疾病的规则。比如伤寒，就像强大的敌寇，疾病是从外部传来的。中风，就像流窜的敌寇，疾病是从旁边侵袭而来的。杂病、内病，就像内部的乱民，疾病从体内发生。既然已经辨认出是哪一类邪气，又知道它从哪个部位发生，那么它在什么部位发作，就在本部位抵御；如果它把祸患转移到邻近经区，就要从两条路线同时进攻。比如邪气进入太阳的区域，就用发汗法使它散去，犹如在要害处陈列精锐兵力，趁敌势未稳时攻击它。邪气较轻的在卫分，较重的在营分，更重的在胸膈。这就像敌寇较浅的在关外，较深的在关上，最深的在关内。所以，麻黄是攻取关外的军队，桂枝是攻取关上的军队，大青龙、小青龙是攻取关内的军队。凡是外来的敌寇没有平定，内部的盗贼必然会起来响应，因此设立表里两解的方法，所以又有大青龙、小青龙以及桂枝、麻黄加减等方。如果前方军队没有纪律，导致内部叛乱蜂起，就应当重视内部而轻视外部，因此有五苓汤、十枣汤、陷胸汤、抵当汤等方。邪气进入少阳区域，适宜杂用解表、和里、祛寒、清热、攻下、补益等药物，采用防御与和解的方法。这就像偏僻小路适合使用短兵器，不适合使用长矛大戟；适合防守，不适合交战。邪气较轻的进入腠理，较重的进入募原，最重的进入脾胃。小柴胡汤是治疗腠理的方剂，大柴胡汤是治疗募原的方剂；小建中汤、半夏泻心汤、黄芩汤、黄连汤四方，是治疗少阳脾部的方剂；柴胡加芒硝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二方，是治疗少阳胃部的方剂。比如太阳、少阳合并发病，就是一支军队侵犯太阳，另一支军队侵犯少阳；使用柴胡桂枝汤，就像分两路出兵分别攻击。甚至三阳合并发病，就是三面受敌。这时的治法在于专门攻取阳明；阳明区域整肃之后，太阳、少阳两路的阳邪就会自行解除。只要内部的敌寇安定，外部的祸患自然平息，这就是白虎汤能够取胜的原因。如果阳邪一旦陷入内部区域，就用大承气汤迅速攻下，这是攻打敌寇以保护主军。如果阴邪直接进入中宫，就用四逆汤迅速救治里部，这是增强主军以驱逐敌寇。阳明是内部区域，阳明的边界之上就是太阳、少阳的区域。邪气进入阳明的边界、靠近太阳区域时，即使没有侵犯太阳，太阳的军队也不能坐视不救。因此，阳明的营卫病就要借用麻黄、桂枝等方来发汗。邪气靠近少阳区域时，即使没有进入少阳，少阳的军队也不能只筑高营垒而不交战。因此，阳明的腠理病就要借用柴胡来和解。这是阳明失守，并不是太阳防守不牢，也就是少阳没有防备，所以常常两个阳经相合而发病。如果邪气已经在阳明区域，就必须出兵夺取、攻击，彻底驱逐邪气，不使它稍有停留，所以采用桅鼓瓜蒂【原文方名疑有OCR】等涌吐的方法迅速清除它。如果邪气深入内部区域，已经不能再驱逐，就应当清空千里之地，使它没有可以抢掠的东西；这又是白虎汤发挥作用的地方。如果邪气在内部宫廷，就应当清理宫室、除去盗贼；这就是大承气汤、小承气汤所以能够取胜的原因。再加上茵陈、猪苓一类药物，又是为纪律败坏的军队制定的治法。太阴也是内部区域，少阴、厥阴是太阴两侧相夹的边界。太阴居于中州，虽然向外与三阳相通，但阴阳既然已经分成不同的道路，心腹之间又有膈膜作为屏障，所以寒水之邪从太阳由外部传入，病势较轻；从少阴由内部受邪，病势较重。风木之邪从少阳侵入，病势较轻；从厥阴向上侵袭，病势就严重。如果本经的主邪转入阳明而成为实证，就像军队疲惫、势力穷尽，使用下法便可以痊愈。如果阳明的实邪转入本经而形成虚证，就会邪气旺盛、正气衰弱，想用温补挽救就非常困难。太阳、阳明的区域虽然有分别，却并没有阻隔。阳明就像敌军所经过的交通要道，是兵甲聚集、四面交战的地方。太阴就像粮仓等重要之地，是三军所依靠的根本，也可能成为盗贼的巢穴。所以，元气有余，邪气就进入阳明；元气不能支持，邪气就进入太阴。在阳明区域，就像整顿军队、集结士卒，即使背靠城墙作最后一搏，也还可以取胜；一旦到了太阴区域，就像焚烧劫掠积蓄，使粮仓空虚，【原文缺字】腹之士便没有能力抵御敌人了。厥阴是相火运行的区域。气候平和时，它表现为少火；如果风、寒、燥、湿等邪气一进入这个区域，就全都化为热，这就是壮火。少火是全身生命活动的根本，而壮火是心腹的大患；而且厥阴区域通达三焦。邪气侵犯上焦，就会气向上冲击心脏，出现心中疼痛发热、消渴、口腔溃烂、咽痛、喉痹。邪气逼入中焦，就会手足厥冷，脉象微弱、将要断绝，饥饿却不想吃东西，进食就会吐蛔虫。邪气把祸患转移到下焦，就会出现热性下利、里急后重，或者大便带脓血；危害不浅，就像一支横行跋扈的军队。乌梅丸方寒热并用、攻补兼施，疏通调理气血，调和三焦，是平治厥阴的主方，犹如统领内部地区的大军。用五苓散治疗消渴，用茯苓甘草汤治疗水饮，用炙甘草汤恢复脉象，用当归四逆汤治疗厥冷，这些就像分别派出精锐部队，分头救治上焦的心主、安定神明；用白虎汤、承气汤一类清除胃部热实，使用白头翁汤、四逆散清理脾部而止住下焦热利，都是分别救护腹中的阴气、扶助胃脘元气。胃虽是一个腑，却分属阴阳两经；少阴虽是一经而【原文语意残缺】。阴阳两脏，都是根本所在，所以会有这样的分别。邪气有阴、阳两条途径，脏腑也分别具有阴、阳二气。比如阳邪侵犯少阴的阳分，反而会发热、心烦、口渴、咽喉疼痛。阳邪侵犯少阴的阴分，就会腹痛、自利，或者大便带脓血。阴邪侵犯少阴的阳分，就会身体和骨节疼痛，手足厥冷，背部恶寒，身体蜷曲而卧。阴邪侵犯少阴的阴分，就会恶寒、呕吐、下利清稀如水、夹有未消化的谷物，烦躁不安，仿佛要死去。
仲景制麻黄、附子、细辛、黄连、阿胶、甘草、桔梗、猪肤、半夏、苦酒等汤，御阳邪犯少阴之阳也。制桃花、猪苓等汤御阳邪入少阴之阴也。附子、吴茉萸、四逆等汤御阴邪犯少阴之阳也。通脉四逆、茯苓四逆、干姜附子等汤御阴邪入少阴之阴也。少阴为六经根本而外通太阳，内接阳明，故初得之而反发热，与八九日而一身手足尽热者，是少阴阳邪侵及太阳地面也，自利纯清水、心下痛、口燥、舌干者，少阴阳邪侵及阳明地面也。出太阳则用麻黄为锐师而督以附子，入阳明则全仗大承气而不设监制，犹兵家用向导与用本部不同法也。其阴邪侵入太阴则用理中四逆加入尿猪胆等法，亦犹是矣。此伤寒六经正治之法，所谓层层节制，步步为营也。若夫传经之邪，必先夺其未至，所以断敌要道也。横暴之邪必急保其未病（如中风证必为填窍），所以守我岩疆也。挟宿食而病者，先除其食，则敌之资粮已焚。
合旧疾而发者必防其并，则敌之内应既轻，别经界而不诛伐无过，此之谓王者之师。因寒热而有反佐之方，此之谓行间之术。一病而分治之，则用寡可以胜众，使前后不相救而势自衰。数病而合治之，则并力捣其中坚，使离散无所统而众悉溃。病方进，则不治其太甚，固守元气，所以老其师。病方衰，则必穷其所之更益精锐，所以捣其穴。虚体之邪攻不可过，衰敝之日不可穷民力也。实邪之伤攻不可缓，富强之国可以振武威也。然而选材必当，器械必良，克期不愆，布阵有方，此又不可更仆数也。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灵》、《素》两经、《伤寒杂病论》十六卷，治兵之法亦尽之矣。
国朝惟柯韵伯、徐洄溪两先生见及此义，言之甚详，学人诚能究心歧景，先明经络脏腑、六经气化传变，而用药如用兵，神明于规矩之中，谁谓名医不即名将哉！世言强兵者可不知医哉？病有万端，其实不过外感、内伤两病，再推展之，外感不过六淫之气，内伤不过七情之害，所谓十三因也。治外感则歧景为国手。治内伤则孔孟为国手，降而宋儒、明儒以及老庄释迦，古今大词章家（诗古文词佳者，大可感发人之志气，宣畅性情，时一为之，亦足抒写郁抱）。它如各国诸哲学家亦皆治内伤好手，学人诚能祖述歧景，宪章孔孟，旁及诸子百家，则外感内伤无不毕治。此虽创论，实是至理。圣贤千言万语，无非使人节制性情，发抒性情。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位而万物育，又何有于七情之害，《论语》二十篇孔圣答诸贤之问，莫不各就其性情之偏而医之，《孟子》七篇，七年之病，三年之艾，如耻之莫若师文王与夫好勇、好货、好色之喻，心不若人则不知恶之类，亦皆因其所病而医之，此非孔孟治内伤之圣剂哉？类推者不可殚述，奈世人皆不知服此等药，以为自治而入圣贤之阶，有内伤者仍不肯服此等药，以为自治其情之剂，而唯乞灵于草木。不知草木之品，神农、黄帝、岐伯、仲景所以治外感也，若内伤则必须服圣贤语言之药，以情治情，自为节制，或藉草木之品，聊与宣通血气，始为治内伤者之至良法。医者苟能预诸此等良方，遇内伤者即以投之。内伤者如能顺受其治，则世界自无不治之内伤，且皆以自治而入圣贤之途，学人当亦闻所未闻也，西医不更闻所未闻乎。
译仲景制定麻黄汤、附子汤、细辛汤、黄连汤、阿胶汤、甘草汤、桔梗汤、猪肤汤、半夏汤、苦酒汤等方，用来抵御阳邪侵犯少阴的阳分。又制定桃花汤、猪苓汤等方，用来抵御阳邪进入少阴的阴分。附子汤、吴茉萸汤【原文药名疑为吴茱萸汤】、四逆汤等方，用来抵御阴邪侵犯少阴的阳分。通脉四逆汤、茯苓四逆汤、干姜附子汤等方，用来抵御阴邪进入少阴的阴分。少阴是六经的根本，向外与太阳相通，向内连接阳明。所以刚得少阴病却反而发热，以及到了八九天全身和手足都发热，都是少阴阳邪侵及太阳区域；自利而排出纯清水样大便、心下疼痛、口燥、舌干，则是少阴阳邪侵及阳明区域。邪气从少阴出去而进入太阳，就用麻黄作为精锐部队，并由附子统领；进入阳明，就完全依靠大承气汤，不另设监制之药。这就像兵家使用向导和使用本部军队，采用的不是同一种方法。阴邪侵入太阴，就使用理中汤、四逆汤，加入尿、猪胆等方法，也是同样的道理。这就是治疗伤寒六经的正治方法，所谓层层节制、步步为营。至于沿经传递的邪气，必须先在它尚未到达之前截击它，这就是截断敌人要道的方法。横行暴烈的邪气，必须赶快保护尚未患病的部位（比如中风证，必定要填补孔窍），这就是守护我方险要疆界。因夹有宿食而发病的，先除去食积，就等于已经烧毁敌人的粮草。与旧有疾病合并发作的，必须防止两病合并，这样敌人的内应就会减弱；还要分清经界，不滥杀无辜。这就叫作王者的军队。由于寒热病情而采用反佐之方，这就是所谓在病势变化的间隙中施术。一种病如果分开治理，就可以用较少的药力胜过众多病势，使它们前后不能互相支援，势力自然衰弱。多种病如果合并治疗，就集中力量攻打其中最坚固的核心，使各自离散的病势无所统属，最终全部溃败。病势正处于进展阶段时，不要立即攻治得过于猛烈，而应固护元气，用来使病邪的力量逐渐衰老。病势正开始衰退时，就必须追究它所趋向的部位，并进一步增强药力和精锐力量，用来攻破它的巢穴。对于虚弱之体中的病邪，攻治不可过度；在衰败困敝之时，也不能把民力耗尽。对于实邪造成的损伤，攻治不可迟缓；正如富强的国家可以振奋武力、显示威势一样。不过，选用药材必须恰当，所用器械必须精良，限定期限不能有误，布置治疗步骤也必须有章法；这些要求又是说不尽、数不清的。孙武子的《十三篇》把治病的方法说尽了；《灵》《素》两部经书和《伤寒杂病论》十六卷，也把用兵的方法说尽了。本朝只有柯韵伯、徐洄溪两位先生领会到了这个道理，并且论述得十分详尽。学医的人如果确实能够深入研究歧伯、张仲景的学问，首先弄明白经络、脏腑以及六经气化和传变的规律，然后像用兵一样用药，在规矩法度之中运用得神妙自如，那么谁能说名医不就是名将呢！世人说要使军队强大，难道可以不懂医学吗？疾病虽然有万般不同，实际上不过是外感和内伤两类；再进一步推究，外感不过是六淫之气所致，内伤不过是七情造成的损害，这就是所谓十三因。治疗外感病，歧伯和张仲景就是最杰出的医家。治疗内伤病，孔子和孟子就是最杰出的医家；再往后，宋代儒者、明代儒者，以及老子、庄子、释迦牟尼和古今擅长诗歌、古文、词章的大家，也都是治疗内伤的高手（诗歌、古文、词章中优秀的作品，很能感发人的志气，舒展人的性情，偶尔创作一些，也足以抒发胸中的郁结）。至于各国的哲学家，也都是治疗内伤的能手。学医的人如果确实能够继承歧伯、张仲景的学术，以孔子、孟子的学说为准则，并旁涉诸子百家，那么外感和内伤就没有不能治好的。这虽然是前所未有的论说，实际上却是最为正确的道理。圣贤千言万语，无非是要使人节制自己的性情，并抒发自己的性情。喜、怒、哀、乐还没有表现出来，叫作“中”；表现出来而都合乎节度，叫作“和”。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安其位，万物就得到生长；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到生长，又哪里会有七情造成的损害呢？《论语》二十篇中，孔子回答各位贤人的问题，没有不是针对他们性情上的偏失加以医治的；《孟子》七篇中所说的“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以及“以感到羞耻为可贵，不如以文王为师”、好勇、好货、好色的譬喻和“内心不如别人，便不知道厌恶自己”之类的话，也都是根据各自的病情来医治的。这难道不是孔子、孟子治疗内伤的良方吗？类似的例子无法全部列举。可惜世人都不知道服用这类药，以此自我调治而走上圣贤之路；有内伤的人仍然不肯服用这类能够自我调治情志的药，却只想把希望寄托在草木药物上。人们不知道，草木药物是神农、黄帝、歧伯、张仲景用来治疗外感病的；如果是内伤，就必须服用圣贤言语所组成的药，以情志来调治情志，使自己得到节制，或者借助草木药物，姑且帮助疏通血气，这才是治疗内伤的最佳方法。医生如果能够预先准备好这类良方，遇到内伤患者就立即给他使用。内伤患者如果能够顺从地接受这种治疗，那么世上自然就没有不能治好的内伤，而且都能通过自我调治走上圣贤之路；学医的人也会听到前所未闻的道理，西医难道不也会听到前所未闻的道理吗？
内伤即虚劳证，方书列于中风之后，中风为外感第一难治，虚劳为内伤第一难治。以风为贼，邪行速而数变，如疾风豪雨，其来也骤，猝不及防。然唯直中脏者不治，若中经络、血脉与中腑证尚皆可治。而虚劳则皆不可治，何也？一由病者向所见闻，失血之证终成虚劳而不可救，今忽己身患此，不免心惊，病一入心，已不易出。医者又见患此证者终亦必亡，只为敷衍，不与深求，既不知进以圣贤语言之药，而只以草木之品杂乱投之，又不能层层节制，步步为营，徒为见血止血，见咳治咳，见热治热，混论阴虚阳虚，任意滋阴补阳，而不审其血之何由失。盖吐血者阳络破也，下血者阴络破也，虽吐逆而下顺治法难易攸分，然其破络则一。人身只血气两端，日夜循行经络躯壳，周流无间，何故破络而出？必先切察其出之因，按经循去，即为止血。血止之后，已离经而吐未尽之血，与吐时所过络口粘滞之血，皆为瘀血，此种瘀血为害最大，而隐不去其瘀，则日夜循行经络之血所过瘀积之地必致瘀结日甚，一旦有所感触，不论外因、内因，又必破络而出，则络口日大，瘀结更多，屡发则络口愈大，瘀结愈多。如地方积匪不去，则必扰害良民，勾结党援，盘踞日坚，乘机窃发，往往决裂而不可治。故必止血之后，即与去瘀，分别经界络口，各为扫除净尽，随即更与补络，乃称完善。不然，罔不复发，发之不已，罔不危殆？愚于此证必为大声疾呼，先与订明止血、去瘀、补络三法，并谆谆以圣师语言之药，使其自治其情，以竟全功。能遵法者，无不收效，而藐藐自误者亦复不少，吾未如之何也。已治此证者，元代葛可久，国朝徐灵胎、叶天士先辈，俱为世所推重。然《十药神书》与《叶氏医案》皆无深切着明之义，唯《洄溪医案》琼玉膏方论尚觉高简有法，惜仍未尽其法耳。奈失血者求医，只求止血而已，医者亦只知止血为能事毕矣。去瘀之论，前贤中或偶一见，及补络之议，则直前无古人。但愿后有来者，合以吾创立圣贤语言之药方为内伤失血而成虚劳者，一一次第，先后以尽法度，则世无不治之内伤矣，岂非世界医界之大幸哉。圣人复起，当不狂悖吾言，中医西医与世之病此者，其谓然乎？其不谓然乎？有此棒喝，虽在梦酣，皆当警醒（本草方书至多，皆无明白补络方药，必须化裁成方，已详《医医医外编》。本证门中，兹不赘见）。
学医不可为古人所愚，亦不可为古人所囿。盖古书流传日远，虽圣经不免有后人参附错简者，非明眼人不能分辨，比不可为所愚也。若夫古今有变迁，病情亦有变迁，有古人多此病，今人少此病，古人无此病，今人多此病（《医医医外篇》已为详列古今各证门中）。
又汉以后之方书，所云不治者，今非必皆不治也，必须神明变化，殚虑竭思，以尽其法。如汤液不治者，或针灸可治，针灸不治者或又汤液可治，此不可为古人所囿也。古人立言，或一时不尽其词，或散佚不尽其传，此正古人留余地，以待后之学人。况《内经》治病之法，针灸为本而佐之以砭石、熨浴、按摩、导引、酒醴等法，病各有宜，缺一不可，今世只一汤剂了事。
译内伤就是虚劳证。医书把它列在中风之后；中风是外感病中最难治的，虚劳是内伤病中最难治的。把风看作贼邪，是因为邪气运行迅速而且变化多端，就像疾风暴雨一样，来势突然，使人猝不及防。然而，只有邪气直接侵入脏腑的证候不能治；如果侵入经络、血脉，或者属于中腑证，仍然都可以治。而虚劳却都不能治，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因为患者过去所见所闻中，失血之证最终都会发展成虚劳而无法挽救；如今忽然发现自己患了这种病，难免心中惊恐。疾病一进入心中，就已经不容易排除了。医生又看到患这种病的人最终也必然死亡，于是只作敷衍应付，不再深入探究；既不知道用圣贤言语之药来进一步治疗，只是把草木药物杂乱地投用，又不能层层节制、步步经营，只会见到血就止血、见到咳嗽就治咳嗽、见到发热就治发热，混同谈论阴虚、阳虚，任意滋阴补阳，却不审察血究竟因何而失。吐血，是阳络破裂；下血，是阴络破裂。虽然吐血和下血在治法的顺逆、难易上各有区别，但它们的络脉破裂却是相同的。人的身体不过由血和气两端组成，它们日夜沿着经络和躯体循环运行，周流不息；为什么会使络脉破裂而出血呢？必须先仔细审察出血的原因，按照经脉循行的方向追究病因，这才是止血。止血以后，已经离开经脉而吐出但尚未排尽的血，以及吐血时经过络脉出口而沾滞的血，都属于瘀血。这种瘀血的危害最大；如果隐忍不去除瘀血，那么日夜循行经络的血液经过瘀积之处时，必然使瘀结一天比一天严重。一旦受到某种触动，无论是外因还是内因，又必然使络脉破裂出血；这样络脉出口会日益扩大，瘀结也会越来越多，反复发作就会使络口越来越大、瘀结越来越多。就像一个地方的积年匪患如果不除，必然会扰害百姓，勾结党羽、寻求援助，盘踞得一天比一天牢固，一有机会就突然窜出作乱，往往会发展到彻底决裂而无法治理。所以止血以后，必须立即同时去除瘀血，分别查清经脉和络脉的界限及络口，把瘀血各自清除干净，随即再补益络脉，这才称得上治疗完善。否则，没有不复发的；反复发作而不能停止的，也没有不危险的。我对于这种证候一定要大声疾呼：先明确止血、去瘀、补络三种方法，并且反复告诫患者使用圣贤语言之药，使他们自行调治情志，以求取得完整的疗效。能够遵守这些方法的人，没有不见效的；但轻视这些方法、自己耽误病情的人也有不少，我对此也无可奈何。曾经治疗这种证候的，有元代的葛可久，以及本朝的徐灵胎、叶天士前辈，他们都受到世人的推重。然而，《十药神书》和《叶氏医案》都没有深刻切实、明白显著的论述，只有《洄溪医案》中关于琼玉膏的方论，还算高明简要而有法度，可惜仍然没有把这套方法完全说明。失血的人求医，只求能够止血而已；医生也只知道把止血当成唯一要务，认为这样就算完成了。关于去除瘀血的论述，前代贤者中偶尔有人提到过；至于补益络脉的主张，则是直接超越前人、前无古人的。但愿后世有继承者，把我创立的圣贤语言之药方，用于因内伤失血而形成虚劳的人，按照次序逐一施治，前后都依尽法度，那么世上就没有不能治好的内伤了，这难道不是全世界医学界的大幸吗？如果圣人重新出现，应当不会认为我的话狂妄悖谬；中医、西医以及世上患有这种病的人，你们认为是这样吗？你们难道不认为是这样吗？有这样一番当头棒喝，即使正在沉睡，也都应当警醒。（本草、方书虽然很多，却大多没有明确的补络方药，必须根据情况化裁成方，具体内容已经详见《医医医外编》。在本证这一门中，这里就不再重复列举了。） 学习医学，不能被古人蒙蔽，也不能被古人的成说束缚。古书流传的年代越久，即使是圣贤经典，也难免有后人增补、附会或错简的地方；若不是明察的人，便不能分辨清楚，因此更不能被它们蒙蔽。况且古今会发生变化，病情也会发生变化：有些病古人多见、今人少见；有些病古人没有、今人却多见（《医医医外篇》已经在古今各证的门类中详细列举）。再说，汉代以后方书所说的不能治的病，如今也未必全都不能治；必须灵活通变，耗尽心力思虑，把治疗方法充分发挥出来。比如汤液不能治的，有时针灸可以治；针灸不能治的，有时汤液又可以治。这就是不能被古人的说法束缚。古人立论，有时一时之间不能把话说尽；有时著作散失，也不能完整流传。这正是古人为后来的学者留下余地，等待他们继续探究。《内经》的治病方法，以针灸为根本，并用砭石、熨浴、按摩、导引、酒醴等方法辅助；各种疾病各有适宜的疗法，缺一不可。如今世上却只用一剂汤药来应付了事。
汤者，荡也，其行速，其质轻，其力易过而不留，唯病在经络、营卫、肠胃者其效最速，其余诸平病有宜丸者，宜散者，宜膏者，非各适宜则难奏效。若邪在筋骨肌肉之中，则病属有形，药之气味不能奏功也，必用针灸等法以适其宜，而委曲施治，病始无遁形。《灵》《素》两经，其详论脏腑经穴疾病等说，为针法言者十之七八，为方药言者十之二三。上古之重针法如此，然针道难而方药易，病者亦乐于药而苦于针，所以后世方药盛行而针法不讲。今之为针者，其显然之失有十，而精微尚不与焉。两经所言十二经之出入起止，深浅左右，交错不齐，其穴随经上下，亦参差无定。今人只执同身寸，根据左右一直竖量，并不根据经曲折，则经非经而穴非穴，此一失也。两经治病，云某病取某穴者固多，其余则指经而不指穴。如《灵》终始篇云：人迎一盛，泻足少阳补足太阴。厥病篇云：厥头痛，或取足阳明太阴，或取手少阳足少阴，耳聋，取手阳明，嗌干取足少阴。皆不言某穴，其中又有泻子补母等义。今则每病指定几穴，此二失也。两经论治，井荥输经合最重，冬刺井，春刺营，夏刺输，长夏刺经，秋刺合，凡只言某经而不言某穴者，大都皆指井荥五者为言，今则皆不讲矣，此三失也。补泻之法，《内经》云：吸则内针，无令气忤，静以久留，无令邪布，吸则转针，以得气为度，候呼引针，呼尽乃去，大气皆出，为泻；呼尽内针，静以久留，以气至为度，候吸引针，气不得出，各在其处，推阖其门，令神气存，大气留止，为补。又必迎其经气，疾内而徐出，不按其 ，为泻。随其经气，徐内而疾出，即按其，为补。其法多端，今则转针之时，以大指推出为泻，搓入为补，此四失也。纳针之后，必候其气。刺实者，阴气隆至乃去针，刺虚者，阳气隆至乃出针。气不至，无问其数，气至，即去之，勿复针。《难经》云：先以左手压按所针之处，弹而努之，爪而下之，其气来如动脉之状，顺而刺之，得气因而推内之，是谓补，动而伸之，是谓泻。今则时时转动，俟针下宽转而后出针，不问气之至与不至，此五失也。凡针之深浅，随时不同，春气在毛，夏气在皮肤，秋气在肌肉，冬气在筋骨，故春夏刺浅，秋冬刺深，反此有害。今则不论四时分寸有定数，此六失也。古之用针，凡疟疾、伤寒、寒热、咳嗽一切脏腑七窍等病，无所不治，今则只治经脉、形体、痿痹、屈伸等病而已，此七失也。古人刺法，取血甚多，《灵枢》血络论言之最详，而头痛、腰痛，尤必大泻其血，凡血络有邪者必尽去之，若血射出而黑，必令主色见赤而止，否则病不除而反有害。今则偶尔见血，病者医者已俱惶恐失据，此八失也。《内经》刺法有九变、十二节。九变者：输刺、远道刺、经刺、络刺、分刺、大写刺、毛刺、巨刺、 刺，十二节者：偶刺、报刺、恢刺、齐刺、扬刺、直针刺、输刺、短刺、浮刺、阴刺、傍刺、赞刺。以上二十一所，视病所宜，不可更易。一法不备，则病不愈，今则只直刺一法，此九失也。古之针制有九， 针、员针、堤针、 针、铍针、员利针、毫针、长针、大针，亦随病所宜而用，一失其制，则病不应。今则大者如员针，小者如毫针而已，岂能治痼疾暴气，此十失也。大端之失已如此，而其尤要者更在神志专一，手法精严，经云：神在秋毫，属意病者，审视血脉，刺之无殆。又云：经气已至，慎守勿失，深浅在志，远所若一，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又云：伏如横弩，起如发机，其专精敏妙如此。
今之医者随手下针，漫不经意，即使针法如古，志不凝而机不达，犹恐无效，况全与古法相背乎？此外尚有先后之序，迎随之异，贵贱之殊，劳逸之分，肥瘦之度，多少之数，抉发难数，果能潜心体察以合圣度，必有神功。其如人之畏难就易，尽违古法，所以世之视针甚轻，而其术亦不行也。若灸法则较针所治之病不过十之一二，知针之理则灸又易易耳。此《医学源流》所以郑重分明言之，不惮烦者，甚望学人勿误入歧途，而转失古圣之正传也。
译汤剂的“汤”有荡涤之意，它运行迅速，药性轻清，药力容易过去而不滞留；只有病在经络、营卫、肠胃的，药效才最快。其余各种较为平缓的病，有的适宜用丸剂，有的适宜用散剂，有的适宜用膏剂；如果不能各自采用适宜的方法，就很难取得疗效。如果病邪在筋骨、肌肉之中，病就属于有形之病，药物的气味不能发挥作用；必须采用针灸等适宜的方法，周详曲折地施治，病情才不会有隐藏遗漏之处。《灵》《素》两部经书详细论述脏腑、经穴和疾病等内容，其中十分之七八是在讲针刺方法，十分之二三是在讲方药。上古时代如此重视针法；然而针刺之道难学，而方药较容易，患者也乐于服药而苦于针刺，所以后世方药盛行，针法反而无人讲究。如今从事针刺的人，明显的过失就有十种，至于精微深奥之处的过失还不包括在内。两部经书所说十二经脉的出入、起止，以及深浅、左右，彼此交错而没有整齐固定的规律；经穴也随着经脉上下分布，同样参差不齐、没有固定的位置。如今的人只拘泥于同身寸，按照身体左右径直测量，完全不根据经脉的曲折走向来取穴，这样经脉就不成其为经脉，穴位也不成其为穴位，这是第一种过失。《灵枢》《素问》两部经书论治疾病时，明确说某种病取某个穴位的固然很多，其余大多只指出应取哪条经脉，而不指出具体穴位。例如《灵枢·终始篇》说：人迎脉大一倍，应泻足少阳，补足太阴。《厥病篇》说：厥证头痛，有时取足阳明、足太阴，有时取手少阳、足少阴；耳聋，取手阳明；咽喉干燥，取足少阴。这些都没有说出具体的穴位，其中还包含泻子穴、补母穴等意义。如今却对每一种病都指定几个穴位，这是第二种过失。《灵枢》《素问》两部经书论治疾病时，最重视井、荥、输、经、合五输穴；冬天刺井穴，春天刺荥穴，夏天刺输穴，长夏刺经穴，秋天刺合穴。凡是只说某条经脉而不说某个穴位的，大多都是指井、荥、输、经、合这五类穴位而言；如今这些都不讲了，这是第三种过失。补泻的方法，《内经》说：吸气时进针，不要使气机抵触；安静地留针较久，不要让邪气散布；吸气时转针，以得气为标准；等到呼气时引针，呼气尽时才出针，使大气都 ಹೊರ出，这是泻法。呼气尽时进针，安静地留针较久，以气到为标准；等到吸气时引针，使气不得外出，各自停留在原处，推按并关闭针孔，使神气保存、大气停留，这是补法。还必须迎着经气的运行方向，快速进针而缓慢出针，不按压针孔，这是泻法。顺着经气的运行方向，缓慢进针而快速出针，随即按压针孔，这是补法。补泻的方法有很多。如今却只在转针时，用拇指向外推出作为泻法，向内搓入作为补法，这是第四种过失。进针以后，必须等候经气到来。针刺实证，等阴气旺盛到来时才拔针；针刺虚证，等阳气旺盛到来时才出针。如果气还没有到，不论已经针刺了多少次，都不要停止；气一到，就应当拔针，不要再针刺。《难经》说：先用左手按压要针刺的部位，弹动并使肌肉隆起，再用指甲按下；当经气到来，像脉搏跳动那样，就顺势进针。得气后，随即向内推进，这是补法；摇动针体并向外伸展，这是泻法。如今却不时转动针体，等到针下感觉宽松、转动自如后才出针，完全不问经气是否到来，这是第五种过失。针刺的深浅，随着时令不同而不同：春天的气在皮毛，夏天的气在皮肤，秋天的气在肌肉，冬天的气在筋骨，所以春夏针刺要浅，秋冬针刺要深；违反这一点就会有害。如今却不论四时，针刺的深浅尺寸一律规定为固定的数目，这是第六种过失。古代用针，凡是疟疾、伤寒、寒热、咳嗽，以及一切脏腑、七窍等疾病，没有不能治疗的；如今却只治疗经脉、形体、痿痹、屈伸不利等疾病而已，这是第七种过失。古人的针刺方法，取血很多，《灵枢·血络论》说得最详细；而头痛、腰痛尤其必须大量放血。凡是血络中有邪气的，都必须彻底去除；如果血液喷出而颜色发黑，必须等到患者面色转为红润才停止，否则疾病不能消除，反而会造成危害。如今偶尔见到出血，患者和医生就都惊慌失措，这是第八种过失。《内经》的针刺方法有九种变化和十二种节制。九种变化是：输刺、远道刺、经刺、络刺、分刺、大写刺、毛刺、巨刺、[原文缺字]刺；十二种节制是：偶刺、报刺、恢刺、齐刺、扬刺、直针刺、输刺、短刺、浮刺、阴刺、傍刺、赞刺。以上二十一种针刺方法，都应根据病情选择适宜的方法，不能任意更改。有一种针法没有具备，疾病就不能痊愈；如今却只使用直刺一种方法，这是第九种过失。古代的针具制度有九种：[原文缺字]针、员针、堤针、[原文缺字]针、铍针、员利针、毫针、长针、大针，也要根据病情选择使用；一旦有一种针具不符合制度，疾病就不会得到应有的疗效。如今大的针具不过像员针，小的不过像毫针而已，哪里能够治疗顽固的疾病和突然暴发的邪气呢？这是第十种过失。上述主要方面的过失已经如此，而其中最重要的，还在于精神专一、手法精密严谨。经书说：精神要集中到秋毫般细微之处，专心注意患者，仔细观察血脉，针刺时才不会发生危险。经书又说：经气已经到来，要谨慎守护，不可使它散失；针刺的深浅取决于心意，远近都要一致；要像面对深渊一样谨慎，手要像握着猛虎一样稳，精神不要被各种事物牵制。经书又说：下针时要伏藏如同张开的弩，起针时要迅疾如同弩机发射；针刺时的专心、精细和灵妙就应当如此。如今的医生随手下针，漫不经心；即使针法和古代相同，如果心意不能专注、针刺的机要不能达到，也恐怕没有疗效，更何况完全违背古法呢？此外还有施治先后的次序、迎随的不同、贵贱的差别、劳逸的分别、肥瘦的程度、针刺多少的数量，诸如此类难以尽数。如果确实能够潜心观察体会，使其符合圣人的法度，必定会有神奇的功效。至于人们畏惧困难而趋向容易，完全违背古法，所以世人把针刺看得很轻，而针刺之术也无法施行。至于灸法，它所能治疗的疾病不过是针刺所治疾病的十分之一二；懂得针刺的道理，灸法也就容易得多了。这就是《医学源流》郑重而明确地反复说明这些道理、不怕烦琐的原因：非常希望学医的人不要误入歧途，反而失去古代圣贤的正统传承。
医道最可怪而又可笑者，莫如内外分科，不知始于何时何人。试思人身不能外经络、躯壳、筋骨、脏腑以成人，凡病变不外六淫七情以为病，试问外科之证，何一非经络脏腑所发？原无所谓内外也。若不深明六气、七情、五运、六经经界，两科中皆不得立足，未有能治内科而不能治外科，亦未有能治外科而不能治内科者也。在前人之分之者，不过以医道繁难，通才不易，分之欲其专精。不谓世之各执其业者，竟如分门别户，不相通问，如画鸿沟而东西卒之，专门名家皆不可得，似乎业内科者，可以不必多读书，只奉《医方合编》以为秘本，即号精理内科。业外科者，更可不必多识字，只须略辨之无聊，记败毒、拔脓、生肌、收口数方，即号精理外科。于是显然为内证者即属内科治之。显然为外证者即属外科治之。
其有病在腹中，内外皆未显然，而患又最深大，如所谓腹内痈者，则又将谁属哉？腹内之痈，又有数证，有肺痈，有肝痈，有胃脘痈，有大小肠痈，有膀胱痈。唯肺痈咳吐腥痰，人犹易辨，余则或以为痞结，或以为瘀血，或以为痰积、食积，医药杂投，卒莫知病，及至成脓，治已无及。并有不及成脓而死者，病者医者始终不知何以致死，比比然也。今先为辨明痞结、瘀血、痰积、食积之状。凡痞结瘀血，必有所因，且由渐而成。痰积则痛止无定，又必别现痰证。食积则必有受伤之日，且三五日后大便一通即解。唯外证则痛有常所，而迁延日甚，《金匮》云：诸脉浮数，应当发热而反淅淅恶寒，若有痛处当发其痈，以手按肿上热者有脓，不热者无脓。此数句乃内痈真谛也。又云：肠痈之为病，身甲错，腹皮急，按之濡如肿状，腹无积聚，身无热是也。若肝痈，则胁内隐隐痛，日久亦吐脓血。小肠痈与大肠相似而位略高，膀胱痈则痛在少腹之下近毛际，着皮即痛，小便亦艰而痛。胃脘痈者，有虚实二种，实者易消，若成脓必大吐脓血而愈；唯虚证则多不治，先胃中痛胀，久而心下渐高，其坚如石，或有寒热，饮食不进，按之尤痛，形体枯瘦，此乃思世伤脾之证，不待痈成即死。故凡腹中有一定痛处，恶寒蜷卧不能食者，皆当审察，防成内痈，慎毋因循求治于不明之人，以致久而脓溃，自伤其生也。又有邪留经络致成刖足，伤寒瘀留经络致成背胸奇痛等证，今之外科名手与西医之向称善治外证者，其知此乎？或云跌打刀伤可属外科似也，然跌打刀伤之顷尚属外证，以后而溃气散，或血瘀气滞仍属内科，盖人身只气血两端，终不能分内外也。唯望分业内外者仍合内外为一贯，而精深以求之。至于妇人一科，不过多胎产两端，小儿一科则已七情之病，而世更有分之者，不唯不见专精而转少，使因陋就简，又何为哉。
近年，闽广时疫流行，每至春夏之交尤甚，病发时寒热、呕吐、神昏、 语，或闷绝不知人事，辄于项颈、两腋、两 之际发出恶核，有谓鼠疫者，有谓标蛇者，有谓天花毒者，又有当痈疽治者种种，妄立名目，千百不救一二。患者沿门比户，互相传染，闻者心慌胆裂，蛇影杯弓。医者既不知病名，何能知病源？只以方药杂投，或寒、或热、或攻、或散、或泻、或表，皆无当于病情。西医则更可笑，或以冰压其胸，或以黄熏其体，更或以臭丸臭水洒满居室，以刀割其核，以蛭吮其血，卒之亦无一效，而转速死不可胜计。殆至死后，并剖解视查，究为何病，而亦不敢，恐其传染也。又有上吐下泻，转筋，类乎霍乱而实非霍乱者，间年流行，亦与核证之恶且速相似，此则速用温补收摄之剂，偶有治疗一二，迟则不及。实则两病，皆香港脚一病，不过来路不同耳。香港脚传于肝胆则发核，香港脚传于脾胃则吐泻，两病只要毒瓦斯不攻心，无不可治，诸经方虽有香港脚之论，古人却少此病（香港脚之名，《金匾》已载，但患者少）。自永嘉南渡，衣缨士人多有患者，有支法存、仰道人等，并留意经方，偏善此术，多获全济。又宋齐之间，释门深师述二公等诸家旧方为二十卷，其香港脚一方近百余首，魏周之代亦无此病。所以姚公《集验》殊不殷勤，徐王撰录未以为意，特以三方鼎峙，风教未一，霜露不均，寒暑不等，关西河北，不识此疾，唐代开辟，无外南极之地，坐镇于彼，往往皆遭。元和十二年二月，柳柳州得此病，夜半痞绝，两胁有核，块大如石，且死，困塞不知人事，三日，荣阳郑洵美进杉木汤，服半日食顷，大小便三次，气通核散（方详《医医医外编》香港脚汤中）。
译医学中最奇怪而又可笑的事，没有比把内科、外科分开更严重的了，只是不知道这种分法始于何时、始于何人。试想，人的身体如果没有经络、躯壳、筋骨和脏腑，就不能构成人身；各种疾病的发生，也不外乎六淫、七情所导致。试问外科的病证，有哪一种不是经络脏腑所发生的呢？本来就没有所谓内科、外科之分。如果不能深刻明白六气、七情、五运和六经经界的道理，在内科、外科两方面都无法立足；从来没有能够治疗内科却不能治疗外科的人，也没有能够治疗外科却不能治疗内科的人。前人之所以把医学分科，不过是因为医学的道理繁多艰难，通晓各方面的人不容易出现，所以分科是希望各自专心精研。谁知世上各自执守本业的人，竟然像分门别户一样，彼此不相通问，仿佛划了一道鸿沟，各自分居东西；结果专门名家也无法真正出现。似乎从事内科的人不必多读医书，只要把《医方合编》当作秘本，就可以自称精通内科了。从事外科的人，更不必多认识字，只要略微辨认一些无聊的内容，记住败毒、拔脓、生肌、收口几种方剂，就可以自称精通外科了。于是，凡是明显属于内证的，就交给内科医生治疗。凡是明显属于外证的，就交给外科医生治疗。如果病在腹内，内外表现都不明显，而病情又最为深重，例如所谓腹内痈，那么又应当归谁治疗呢？腹内的痈又有几种证候，包括肺痈、肝痈、胃脘痈、大肠痈、小肠痈和膀胱痈。只有肺痈咳嗽、吐出腥臭痰，人们还容易辨认；其余的有时认为是痞结，有时认为是瘀血，有时认为是痰积、食积，种种药物杂乱地使用，最终没有人知道究竟是什么病；等到形成脓液时，已经来不及治疗了。还有尚未形成脓液就死亡的患者，病人和医生从头到尾都不知道究竟因何而死，这种情况比比皆是。现在先把痞结、瘀血、痰积、食积各自的表现辨明。凡是痞结、瘀血，必定各有形成的原因，而且都是逐渐形成的。如果是痰积，疼痛就没有固定的部位和时间，而且还必然会出现其他痰证表现。如果是食积，必定有曾经饮食受伤、积食的那一天，而且过了三五天后，大便一旦通下，病情就会缓解。只有外证，疼痛才有固定的部位，并且拖延日久而越来越严重。《金匮要略》说：各种脉象浮而数，本应发热，却反而阵阵恶寒；如果有疼痛的部位，就应当是痈，应当发散其邪气。用手按肿胀处，感觉发热的有脓，不发热的没有脓。这几句话正是辨识内痈的真正要诀。经书又说：肠痈这种病，身体皮肤甲错，腹部皮肤绷急，按下去柔软而像有肿块，腹中没有积聚，身体也没有发热，就是这种情况。如果是肝痈，胁肋内部会隐隐作痛，时间久了也会吐出脓血。小肠痈与大肠痈相似，但位置略高；膀胱痈则疼痛在小腹下部、靠近阴毛交界处，皮肤一接触就痛，小便也困难而疼痛。胃脘痈有虚、实两种，实证容易消散；如果形成脓液，必定会大量吐出脓血，随后病就会痊愈。只有虚证大多不能治愈：先是胃中疼痛胀满，时间久了心下逐渐隆起，坚硬如石，有时出现寒热，饮食不能进，按压时尤其疼痛，形体干枯消瘦；这就是忧思伤脾的证候，不等到痈形成就会死亡。所以凡是腹中有固定疼痛部位、怕冷蜷卧而不能进食的，都应当仔细察看，防止形成内痈；务必谨慎，不要因循拖延，向不明医理的人求治，以致日久脓液溃破，反而损伤自己的生命。又有邪气滞留经络而导致足部残废的，伤寒瘀血留在经络而导致胸背奇特疼痛等证候。如今的外科名医，以及西医中一向被称为擅长治疗外证的人，难道知道这些吗？有人说跌打损伤、刀伤似乎可以归外科治疗，这也有道理；然而在刚发生跌打刀伤时还属于外证，后来如果溃破、邪气散去，或者血瘀气滞，仍然属于内科范围。因为人体不过是气和血两方面，终究不能截然分为内外。只希望那些把医学分为内外科的人，仍能把内科外科贯通为一体，深入精研其中的道理。至于妇科，不过主要涉及胎孕和生产两方面；儿科的疾病也已经包括七情所致的病，世上却还要把它们继续分科。这样不但没有达到专精，反而使学问更加浅少，只能因陋就简，这又是为什么呢？近年闽广一带时疫流行，每到春夏交替时尤其严重。发病时出现寒热、呕吐、神志昏乱、[原文缺字]语，有时闷绝而不省人事；往往在项颈、两腋和两[原文缺字]交界处发出恶性肿核。有人称为鼠疫，有人称为标蛇，有人称为天花毒，也有人按照痈疽治疗，种种妄自命名，结果千人百人中救不活一两个。患者一家接一家地出现，彼此互相传染；听到这些情况的人心中慌乱，胆战心惊，像是看到蛇的影子、杯中的弓影一样疑惧不安。医生既然连病名都不知道，又怎么能知道病源呢？只是把各种方药混杂使用，有时用寒凉药，有时用温热药，有时攻下，有时发散，有时泻下，有时解表，全都不符合病情。西医的做法就更加可笑：有的用冰压在患者胸口，有的用黄烟熏身体，更有的把臭丸、臭水洒满房间，用刀割开肿核，用水蛭吸血，最后也没有一项见效，反而因此迅速死亡的人多得数不清。直到患者死后，也不敢剖开尸体检查究竟是什么病，因为害怕传染。又有上吐下泻、转筋，类似霍乱而实际上不是霍乱的病，隔几年就会流行一次，也和恶性肿核发病凶险迅速相似。这种病必须赶快使用温补、收摄的药剂，偶尔还能治好一两个；稍微迟延就来不及了。实际上这两种病都是香港脚，只是传变的途径不同而已。香港脚之邪传入肝胆，就会发生肿核；传入脾胃，就会出现呕吐腹泻。这两种病只要毒气没有攻入心脏，就没有不能治的。各部经方虽然有关于香港脚的论述，但古人患这种病的很少（“香港脚”这个名称，《金匮》已经记载，只是患者很少）。自从永嘉年间南渡以后，穿戴衣冠的士人中有很多患者；支法存、仰道人等人都留心研究经方，尤其擅长治疗这种病，救活了很多人。宋、齐之间，佛门的深师整理叙述二公等各家的旧方，编成二十卷，其中治疗香港脚的方子将近一百余首；魏、周时代也没有这种病。所以姚公的《集验》对此病论述得很不殷勤，徐王编撰的著录也没有特别重视。只是当时三国鼎立，风俗教化不统一，霜露分布不均，寒暑也不相同；关西、河北一带不知道这种病。到了唐代开拓疆土，南方极远之地都设官镇守，那里的人往往都患上此病。元和十二年二月，柳柳州得了这种病，半夜痞闷闭塞，两胁出现肿核，肿块大如石头，眼看就要死去，困顿闭塞而不省人事。过了三天，荥阳的郑洵美进献杉木汤，服药半天、约一顿饭的工夫，大小便排出了三次，气机通畅，肿核消散（方剂详见《医医医外编》“香港脚汤”中）。
此病先从脚起，甚微，饮食如故，深师云脚弱，《内经》云缓风湿痹，一旦发泄，遂成恶疾。或问：风毒中人随处皆得，作病何偏着于脚？答曰：人有五脏，心、肺经络所起在十手指，余三脏经络所起在足十趾，地之寒暑风湿皆作蒸气，足常履之，所以寒暑风湿邪毒之中人，必先中脚，久而不去，遍及四肢腹背头项，经云次传、间传是也。凡香港脚皆感风湿之毒所致，人多不即觉，曾因它病一度始发，闽广皆当湿热之地，故每于春夏之交，一遇风邪暑邪触动，遂即决裂而出，莫之能御。世医既不能多读古书，自不能多识病名，作余病治，罔不尽弊。余于甲午之际，适在岭南，正值此证盛发之时，遂亟起而作《时疫辨治》一编，大声疾呼，并汇集《千金》《外台》所述岭南恶核证治，以告病者医者，而皆藐藐置之，惟经延医者除病，已入心及已误它药者，无不循法获救，愿以后遇是证时，医者悉于香港脚中求之，慎勿再妄立名目以误人，而终自误。更以知怪病百出，总不外六气六经以为治也。
人禀天地之气以生，人亦因天地之气以病，医者不明三才相应之理，侈口言医，是犹出门而不由户也。天地只此阴阳，化生五运六气，人身亦只此阴阳，生成五脏六腑，万病莫不由五运六气五脏六腑所生。不深究夫气化之源，而徒执乎中西之见，皆属梦中说梦耳。方今四海一家，五洲同轨，要使轸域俱化，有无交通，酌剂盈虚，共由大道。欧西各国自入中土，不独声光电汽诸学矜能，即医学一道亦诋中国为非，此虽中国近今医者苟且庸陋，有以启之，殊不知中国古圣之精确迥非西医所能梦见。盖《内》《难》仲景之书，西医从未之闻，故以剖瞟实验自矜，然皆详形迹而昧气化，未免得粗遗精。世之重视西医与从学西学人，尤皆耳食目论，道听途说，举凡五运六气，人身阴阳，五脏所藏，五脏所主，六腑所合，五脏所开九窍，男女天癸，营卫生会，六经六气，经气主治，十二经脉，奇经八脉，中国古圣言之凿凿者，晋唐以后中医且多不讲，近医尤多不知，又何怪西医之 昧耶？西医以剖解脏腑，形迹列图，虽较中国旧图为详，然其说则皆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且并有当然亦全不知者，因皆执死者之尸具为据，而云人是炭等十四质凑合而成。夫彼所谓十四质，皆经剖解锻炼而得，而人之未死者，岂止此块然之质哉？况生气已尽，何从知所谓气化耶？如西医动言脑筋，而不知脑是何物所化。又常论髓，亦不知髓是何物所生。又云饮食之汁由吸管递运至颈会管，与心血混为赤色，此一混字殊谬，岂有日日混入而赤色不日淡者乎？不知汁入颈会管即水交于火也，变为赤色，即奉心火之化而为血也。又云血内有红白二轮，红多白少，不知其白者水液之本，形也，其红者奉心所化之赤色也，即《内经》所云：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谓血也。又云：心有出血管，导血出，又有回血管，导血入。西医名管，中国名脉，二而一也。脉气流经者，谓流行于各经络而回复有常。又云：心左房之血由出血管导行于周身，心体动跳不休，每一跳则周身之脉应之而跳，血既行遍周身，则转入回血管，其色变紫，以受炭气也。紫血由回血管递传复返于颈会管，得肺气呼出，则炭气出而紫色退，复变为赤，入心右房，转至左房而又出也，则脉气流经之谓矣。时医有大络散众络、众络散孙络之说，言其出而不言复，与流经二字尚不确切，故引西医之说证之。西医所图脉管详矣，然不能分别十二经脉，奇经八脉，以为脉不足凭，《医林改错》亦然，不知彼皆割视死人，安能复辨经脉。又其言回血不能知几时方回于心，唯内言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计昼夜一万三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度，则能算出血行之时节，何时出者当何时回。西医虽经剖视实验，何能如中国古圣之精确哉！至若六经六气，经气主治之理，西医则更全然不知，治病焉能悉当。它如种种卤莽，不可殚论，虽其法皆本五禽图，然万不及其精细。蜀中唐容川宗海曾着《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一书，缕晰条分，层层互证，苦心孤诣，先得我心。惜其书尚未盛行于世，又无善释者释之，与吾《医医医》三编及《内》《难》仲景诸经并以输入欧西各国，使西医得以窥见吾国古圣之精法，而有以自悔其失，并以渐进衣冠文物，以为环球康济，斯民之助。
译这种病最初从脚部开始，症状很轻，饮食和平常一样。深师称为脚弱，《内经》称为缓风湿痹；一旦发作蔓延，就会成为恶疾。有人问：风毒侵入人体，哪里都可能受病，为什么形成疾病时偏偏容易着于脚部？回答说：人有五脏，心、肺经络的起点在双手十指，其余三脏经络的起点在双足十趾。大地上的寒暑风湿都能形成蒸气，而人的脚经常踩在地上，所以寒暑风湿等邪毒侵入人体，必定先侵入脚部；久而不去，就会遍及四肢、腹背、头项。经书所说的依次传变、间隔传变，就是这个意思。凡是香港脚，都是感受风湿之毒所致；多数人当时并不能立即察觉，往往因其他疾病而在某一次突然发作。闽广都是湿热之地，所以每到春夏交替之时，一遇风邪、暑邪触动，病邪便会突然冲决而发，谁也无法抵御。世上的医生既不能多读古书，自然也不能多认识病名；把它当作其他疾病来治疗，没有不造成种种弊端的。甲午年间，我恰好在岭南，正值这种证候大量发作，于是立即起而撰写《时疫辨治》一编，大声疾呼，并汇集《千金》《外台》中所记载的岭南恶性肿核证治方法，告诫患者和医生。然而他们都轻视置之不理。只有那些经过医生延请而治愈的，以及病邪已经攻心或已经被其他药物误治的人，才有不少按照这些方法获救。希望以后遇到这种证候时，医生都能从香港脚中寻求治疗依据，千万不要再妄自命名而误害他人，最终也误害自己。更应当知道，怪异的疾病虽然层出不穷，总不外乎依据六气、六经来治疗。人承受天地之气而生，也因天地之气而患病；医生如果不明白天地人三才相应的道理，却夸口谈论医学，就像出了门却不经过门户一样。天地之间不过是这一阴一阳，由此化生五运六气；人体也不过是这一阴一阳，由此生成五脏六腑。各种疾病没有不是由五运六气以及五脏六腑产生的。不深入探究气化的根源，却只拘守中医、西医各自的见解，都不过是在梦中谈论梦罢了。如今四海如同一家，五洲同走一条道路；要使各地都得到教化，彼此交流有无，斟酌调剂盈亏，共同走上正大的道路。欧美各国自从进入中国，不仅在声、光、电、汽等学问上夸耀自己的能力，就连医学也诋毁中国，说中国医学不正确。这虽然是因为中国近代的医生苟且庸陋，给了他们攻击的口实，却不知道中国古代圣贤医学的精确程度，远不是西医所能想象的。因为《内经》《难经》和张仲景的著作，西医从来没有听闻过，所以他们以剖解、实验自夸；然而他们都只详细研究形体迹象，却昧于气化规律，难免得到粗浅的部分而遗漏精微的部分。世上重视西医以及学习西学的人，尤其多是只凭耳闻目见来议论，听到一点传闻便当作事实。凡是五运六气、人体阴阳、五脏所藏、五脏所主、六腑所合、五脏所开九窍、男女天癸、营卫生会、六经六气、经气主治、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等中国古代圣贤说得明确的道理，晋唐以后中医尚且多有不讲，近代医生尤其多不知道，又有什么奇怪西医更加昧于此道呢？西医通过剖解脏腑、绘制形体结构图，虽然比中国古代的图说更加详细，但他们的学说只是知道事物是这样，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而且还有连事物表面如何都完全不知道的地方，因为他们都把死人的尸体作为依据，说人是由炭等十四种物质凑合而成的。他们所谓的十四种物质，都是通过剖解、锻炼尸体得到的；可是人还没有死亡时，难道仅仅是这些块状的物质吗？何况生气已经消尽了，又从哪里能够知道所谓气化呢？例如西医常常谈论脑筋，却不知道脑究竟是由什么化生的。他们又常常谈论骨髓，却也不知道髓究竟是由什么产生的。他们又说，饮食中的汁液由吸管输送到颈会管，与心血混合成红色；“混合”这个说法非常荒谬，难道每天混入汁液，红色却不会一天比一天变淡吗？他们不知道，汁液进入颈会管，就是水与火相交；它转变为红色，就是承受心火的化生而成为血，这才是道理。他们又说，血液内部有红、白两种成分，红色多、白色少；却不知道白色是水液的本体和形质，红色则是承受心火化生的赤色，也就是《内经》所说的：“中焦接受水谷之气，摄取其中的汁液，变化为赤色，这就是血。” 他们又说，心脏有出血管，把血导出；又有回血管，把血导入。西医称为血管，中国称为脉，二者其实是一回事。所谓脉气流经，是说脉气流行于各条经络，并且有规律地循环返回。他们又说，心脏左房的血由出血管输送到全身；心脏不停跳动，每跳动一次，全身的脉就随之跳动一次。血液运行遍全身后，就转入回血管，因接受炭气而变成紫色。紫色的血由回血管输送，重新返回颈会管；得到肺气呼出后，炭气排出，紫色褪去，又变成红色，进入心脏右房，再转到左房而重新流出，这就是所谓脉气流经。当时的医生有“大络分散为众络，众络分散为孙络”的说法，只说血脉向外流出，却没有说明它如何返回；“流经”二字仍然不够准确，所以引用西医的说法来加以证明。西医所绘制的血管图已经很详细了，但不能分别说明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于是认为经脉不足为凭。《医林改错》也是如此；他们不知道自己都是剖割观察死人的尸体，怎么能够重新辨认经脉呢？他们又说，不知道血液究竟什么时候才能返回心脏；只有《内经》说，一呼气脉行三寸，一吸气脉行三寸，一昼夜共有一万三千五百次呼吸，脉运行五十周，因此便能算出血液运行的时刻，什么时候流出，就应当什么时候返回。西医虽然经过剖解和实验，哪里能比得上中国古代圣贤医学的精确呢！至于六经、六气以及经气主治的道理，西医更是完全不知道；这样治病，怎么能够全部符合病情呢？其他种种粗疏草率之处，无法全部论述；虽然他们的方法都以《五禽图》为本，却远远不及其中的精细。蜀中的唐容川宗海曾经著有《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一书，条分缕析，层层互相考证，苦心孤诣，首先深得我的心意。可惜这部书还没有在世上广泛流传，也没有善于解释的人为它作注；希望把它和我的《医医医》三编以及《内经》《难经》、张仲景的各部经典一起传入欧美各国，使西医能够窥见我国古代圣贤的精妙方法，从而有所悔悟自己的过失，并逐渐推进衣冠文物，使天下获得康宁救济，成为百姓的助力。
治病犹治天下也，天下之乱，不过外患内忧，人身之病，不过外感内伤。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之疾，所谓外患也；喜怒忧思悲惊恐，七情之害，所谓内忧也。治外患者，以攻胜四郊不靖而选将出师，速驱除之可也。临辟雍而讲礼乐，则敌在门矣。故邪气未尽而骤用补者，必使邪气内陷而亡。治内伤者以养胜，纪纲不正而崇儒重道，徐化导之可也。若任刑罚而严诛戮，则祸益深矣。故正气不足而轻用攻者，必致正气消尽而死。然而全盛之世，不无玩民，故刑罚不废，则补中之攻也。如以小寇而遽起兵戎，是扰民矣。故补中之攻不可过也。
征诛之年亦修内政，故教养不弛，则攻中之补也。若以戎首而稍存姑息，则养寇矣。故攻中之补不可误也。天下大事以天下全力为之，则事不堕，天下小事以一人从容处之，则事不扰。患大病以大药制之，则病气无余，患小病以小方处之，则正气不伤。然又必大小有方，先后有序，轻重有度，疏密有数，纯而不杂，整而不乱。所用之药，各得其性，则器使之道，所处之方，各得其理，则调度之法上。古圣人治未病，更须于望形察色予为之防，即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也。所谓医道通于治道，良相即是良医，大略如此。若夫临机应变，又必随事参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执成见而为定论，此《医学源流》正义，用特引而伸之，诚能朝廷变通，医官世界郑重重医，道医者，精通医学，悉以《医医医》三编方药分服之，而各尽其道，且以开通外人，变齐变鲁以至于道。仁寿之宇，大同之世，不可睹哉！医医医，噫噫噫！
译治病就像治理天下一样：天下的动乱不过是外患和内忧，人体的疾病不过是外感和内伤。风、寒、暑、湿、燥、火六气所导致的疾病，就是所谓外患。喜、怒、忧、思、悲、惊、恐七种情志造成的损害，就是所谓内忧。治疗外患，就应当用攻伐的方法平定四境不安，选拔将领、出动军队，迅速驱除它们。如果敌人已经打到城门口，却还面对辟雍讲习礼乐，那就等于坐视敌人在门外。所以邪气尚未除尽就突然使用补法，必然会使邪气内陷，导致死亡。治疗内伤，应当用培育扶养的方法取胜；如果纲纪不正，就应当崇尚儒学、重视道义，慢慢地教化引导他们。如果任意使用刑罚，严厉地处决杀戮，灾祸就会更加深重。所以正气不足却轻率地使用攻伐法，必然会使正气消耗殆尽而死亡。然而，即使是在全盛的时代，也不免有扰乱百姓的人，所以刑罚不能废弃；这就像在扶助正气之中兼用攻伐。例如因为小股盗寇就仓促兴兵动武，就是扰害百姓。所以在扶助正气之中所用的攻伐，不可过度。即使是在征伐诛讨的时期，也要整顿内政；所以教化和养育不能松弛，这就像在攻伐之中兼用补益。如果面对首恶之徒却稍稍姑息迁就，就是在养大盗寇。所以在攻伐之中所用的补益，不可有误。天下的大事，要用天下全部的力量来办理，事情就不会败坏；天下的小事，由一个人从容处理，事情就不会受到扰乱。患大病，就用强有力的药来制伏它，使病邪不留余患；患小病，就用轻小的方剂治疗，使正气不受损伤。但还必须做到大小有安排、先后有次序、轻重有分寸、疏密有定数，药力纯一而不混杂，处置整齐而不紊乱。所使用的药物，各自都发挥其特性，这样才是驾驭药物的方法；所制定的方剂，各自都合乎医理，这样调配安排的方法才高明。古代圣人治疗未病，还要通过观察形体、察看气色，预先为它采取防范措施；这就是在祸乱尚未发生时制定治理之策，在国家尚未危急时保全国家。所谓医道与治国之道相通，贤能的宰相就是高明的医生，大致就是这个道理。至于临机应变，也必须随着具体事情加以参照考察，能够神妙而明白地运用，全在于各人的才智；不能拘泥于成见而作定论。这是《医学源流》的正义，所以特意引用并加以发挥。[原文后半句层次及若干词语疑有讹脱，以下“朝廷变通”“医官世界郑重重医”“道医者”等语义无法确释]仁寿的境域、大同的时代，难道不能看见吗？医治医学，唉，唉，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