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塘医话》我十七岁时，患疟疾将近半年，通议公担心我劳心劳神，不让我读经史、学习诗文。于是给我几种医书，让我学习；这本来就是病人适合学习的东西。我接受医书并阅读，颇有一些心得。不久，先母因劳累而咳嗽，各种治疗都没有痊愈。第二年母亲去世了。我痛惜天命不能留住她，又遗憾当时的医生没有见识，因此更加潜心研究医术；只是被科举功名之业牵累，最终没有深入造诣。直到三十岁以后，偶尔替人治病，往往一出手就能见效。有些被其他医生误治、已经病危的人，我也多能挽救。然而时间久了，我反而越来越不敢自信。因为医学这门道理广大而精微，实在没有边际。浅薄的人只能见到浅近之处，深厚的人才能见到深奥之处。我曾广泛采集各家的学说，参杂自己的管见，著成数卷书，却全都遭遇兵火，荡然无存。偶尔记录下几条心得，只苦于没有书籍可以查考，幸望精通这门道理的人赐教。手足十二经脉配合阴阳、表里，就如同河图洛书的数理一样，出于天然。五腑属阳，五脏属阴；手太阳经对应小肠，为丙火；阳明经对应大肠，为庚金；足太阳经对应膀胱，为壬水；阳明经对应胃，为戊土；少阳经对应胆，为甲木，这就是五脏。手太阴经对应肺，为辛金；手少阴经对应心，为丁火；足太阴经对应脾，为己土；足少阴经对应肾，为癸水；足厥阴经对应肝，为乙木，这就是五脏。手少阳经的三焦、手厥阴经的心包虽然没有所主的脏腑，实际上却与足经中的肝胆相通；由此可知，肾与膀胱为表里，也确实与心和小肠相通。脾与胃互为表里，也与肺和大肠相通。手足经脉之气，上下相互呼应，正是这样。过去有人却说，伤寒只传入足经而不传入手经，实在是瞎说。十二经脉互为表里，分别配属十天干，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人们不知道，与五行相合的经脉也对应八卦：肺属金，对应乾卦，象征天空。心属火，对应离卦；离卦主南方，心居于中宫，正是离卦的象。肾属水，对应坎卦；坎卦主北方，肾居于系阙，是坎卦的象。所以肺金喜欢凉润，脾土适合温燥。治疗肺病，要使肺气向下与脾相通，不可过于滋润。治疗脾病，要使脾气向上与肺相通，不可过于燥烈，这其中有子母相生的意义，也就是地天交泰的象。心火应该下降，肾水应该向上滋养。治疗心病，要使心火向下与肾相交，不要让它向上炎盛。治疗肾病，要使肾水向上与心相交，不要使肾水向下枯竭，其中有婴相根据的意义，也就是水火既济的象。善于治病的人，一定会使各脏腑彼此资助、相互协调；不善于治病的人，常常会使它们彼此相克、互相损伤。如果深入理解《易》的道理，那么肝胆属木，对应震卦和巽卦；胆属阳，主震卦，位次在离卦之前，所以胆能够生火。肝属阴，居于巽卦；巽卦之木属于风，所以肝能够生风。治疗肝胆病比较难以入手，但仍不外乎从脾、肺、心、肾四经入手治疗。李东垣特别重视脾胃，有关于十二经脉脾胃病的学说。他的论述纵横广博、辨析精细，自成一家之言。可是从乾隆、嘉庆年间交替之时直到今天，天下男女大多患有肝气病。由于每个人禀赋中的阴阳寒热各不相同，所受病邪也各有差异，症状变化多端，医生大多没有把握。我认为这其实是脾胃病的变相，但终究不能用李东垣的方法来治疗。脾胃是后天生命的根本，人人都依靠它来生长、滋养，怎么会反过来被其他经脉作祟呢？这些病全都是肝造成的。肝是五脏之长，属木；一旦有病，就会首先克制脾胃之土。脾胃受到克制，便无法发挥生化作用，于是各经脉的疾病纷纷发生。大略列举这些症状，包括胸腹胀满，左胁牵引疼痛并向上连及头顶、眉棱等处，容易受惊、容易发怒，烦躁不安、不能入睡，寒热交替，午后潮热，气喘急促、口干口渴，干咳、咳痰，吞酸、呕吐，小便淋漓不畅或闭塞，大便或硬或稀溏而腹泻，吐血、遗精，腰膝酸痛，皮肤起粟、怕冷，肌肤干枯消瘦，筋骨拘挛等。这些症状分别属于十二经，却全都与肝气的变化有关。我著有一部《肝气论》，相比李东垣的《脾胃论》，似乎更加确切恰当。肝经的血多而气少，但这种病却称为肝气病。所谓气就是火。医经说：火生于木，祸患一发生，就必然会克制其他事物。肝经属木，木气郁结就会化火，正因为它郁结而化成火，所以能够遍扰各条经脉，四肢百骸也都受到它的影响而发病。肝气向上炎盛，就会生出心火；木克土，就会生出胃火；木气强盛反过来制约金，就会生出肺火。肝肾同源，肾中有相火；如果君火不明，便会使相火失去正常位置，肾火也因此产生。《内经》所说的各种疾病都属于火，朱丹溪所说的气有余便是火，指的就是这种情况。但火也不只分为一种。如果确实是有余之火，那么知母、黄柏、丹皮、栀子，甚至芦荟、龙胆草，都可以使用。如果属于虚火，就应当用补益的方法来达到泻火的效果，甚至可以使用桂、附等热性药剂，引火归元，这样火热之证自然会痊愈。世人常说肝是五脏的贼，应当泻而不应当补，于是有平肝、伐肝的说法，却不知道肝木属于春天，具有生生不息的生气；如果没有这种生气，人凭什么生存，难道可以任意伐伤它吗？医经说得好：木气郁结，就应当使它通达。所谓使它通达，是因为木喜欢条达；顺遂它条达的本性，使生机自然舒畅，肝得到适宜的状态，就不会发病了。所以善于治疗肝病的人，并不只专门治疗肝。大体说来，阳虚的人中气不足，适宜补益脾土来培固土气；土气强健，肝木就无从侵凌。阴虚的人下元必然亏虚，适宜补益肾水来增加水液；肾水充足，肝木就能得到滋养。这样肝病自然停止，各种症状全部平复。这就是古人所说的隔二隔三治法。补益中焦脾土，可以用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之类；补益肾水，可以用六味地黄汤、大补阴丸之类。总的来说，没有比《局方》的逍遥散更好的。方中用柴胡、薄荷，温和地疏散肝木，以使郁结得以条达；又加入当归、芍药滋养阴血，甘草、白术扶助阳气，茯苓利湿，煨姜调和中焦，同时兼顾脾、肾、心、肺而治疗，实在是治疗肝病的第一良方。如果兼有其他病症，就根据病情斟酌加减，自然没有不见效的。近来看到《续名医类案》中有人创制了一张方剂，使用沙参、麦冬、生地、归身、杞子、川楝子六味药，随证出入加减，名为一贯煎，自夸为治疗肝病的妙剂。这些药性平和的药物虽然没有大害，却绝不足以治疗疾病。妇女以血为主，薛立斋的良方治疗妇科，专门以肝、脾两经为主，是因为肝藏血、脾统血。他所制定的方剂大多针对肝经疾病；一旦肝经有病，就会月事不调、难以生育，气机阻滞、血液燥涩，逐渐发展成劳瘵。妇科疾病有大半由此而来，所以逍遥散是最重要的药物，随症加减，自然没有不适宜的。

译《易经》损卦的象辞说：要惩戒愤怒，抑制欲望。“愤怒”和“欲望”这两个字，是造成损害的根本；它们不但损害品德，也会损害身体。因为愤怒就会使心火向上炎盛。欲望则会使肾水向下枯竭；这就是得病的缘由，也是走向死亡的道路。谨慎对待疾病的君子，应当切实戒除这两点！能够惩戒愤怒、抑制欲望，比服用一百颗药还好，又怎么会忧患肝病呢？人参、【缺字】、白术，都是补益阳分的药，而古人常用它们治疗血证，因为阳气生长，阴血也能借此得到滋长。地黄、当归、芍药，都是阴分药；【原文“摄”字疑有讹误，句意不确定】，阳气必定会随之枯竭。阴虚的人，阳气没有可以依附的地方，也会随着阴虚而消亡。所以治疗阳盛阴衰的人，只须补益他的阴，不要损伐他的阳。治疗阴盛阳衰的人，只须补益他的阳，不要亏损他的阴。总之不能拘泥于某一个方面，以致脏腑之气出现偏盛偏衰。（“不要损伐他的阳”，是说在补阴的药剂中还要兼用补气分的药。） “不要亏损他的阴”，是说在补阳的药剂中还要兼用补阴分的药。）体质强盛的人，不容易受到邪气侵袭，所以常常没有疾病。但一旦发病，病势必然较重，治疗时切不可因循拖延、轻视病情。体质羸弱的人，最容易感受邪气，所以常常有病。他们发病时病势较轻，治疗时不可过多使用峻重的药剂，应当随着患者的体质不同而改变方法；但也必须察看症状，斟酌处理，不能拘泥一法，以致误害病人。凡是气虚、表气不固的人，夏天容易受到暑热，冬天容易受到风寒，稍有不谨慎，就会头痛、身体发热。咳嗽、气喘、口渴等症状也会相继发生。古人说：服药应当在疾病尚未发生之前。在夏至前后，适宜每天服用生脉散；人参、麦冬、五味子各等分。在冬至前后，适宜每天服用玉屏风散；炙黄【缺字】、防风、白术各等分。这两个方剂都只有三味药，却能扶助正气、固护肌表，使人不受外邪侵袭，最为有效。然而尤其必须严格遵循每月的时令规律，戒除嗜欲，饮食清淡，以培补元气；这样邪气自然无从侵入，不能只依仗药力。如果自己已经察觉受到轻微邪气侵袭，那么这两个方剂也不可以服用。因为五味子具有收敛作用，白术【原文句意残缺】；体虚者感冒本来就是轻症，不必服药。只应当避开风寒，节制饮食，安静调养几天；有时通过发汗，有时通过攻下，病邪自然能够解散，但也有人逐渐发展到无法救治，世间因这种委屈而死去的人非常多。而在身居高位的富贵人家，以及年轻人中，这种情况尤其严重。我几十年来所见所闻，这类事情多得数不清，实在令人悲悼叹息！希望患病的人和治病的人，都各自谨慎，不要辜负我的一片苦心和苦口劝告。什么叫作误用药物？比如病在表，却攻治里部，就会乘虚而入，使邪气必然陷入里部；邪气在里，却疏散表邪，就会耗泄阳气，使正气更加受伤；邪气在上焦，却使用治疗中焦的药，就会反而导致中焦胀满而发生胀痛；邪气在中焦，却使用治疗下焦的药，就会把邪气引入阴分而难以痊愈。更严重的情况是，原本属于内伤，只是轻微感受时令邪气，症状像伤寒，却服用麻黄、桂枝、羌活、防风，反而严重损伤表气；原本属于外感，同时损伤了中气，症状像劳怯，却服用人参、白术、地黄，反而把邪气重重闭困在体内。采用这类治法，越治病情越严重；即使遇到有见识的医生，改弦更张，另用良方，患者也已经受困多日，濒临死亡了。我曾著《肝气论》，论治内伤发热，以逍遥散为主方。对于外感所致的寒热，以去掉人参的小柴胡汤为主方。随着症状加减用药，没有不立即痊愈的。却又有人说，柴胡这一味药极容易害死人。唉！这是多么固执啊！张景岳治疗感受邪气的病，有正柴胡饮，以及一柴胡、二柴胡、三柴胡、四柴胡、五柴胡等方剂，都可以在《新方八阵》中看到。如果柴胡果真能够害死人，就不应该奉它为主药，再加入各经的药物。只是如果使用不得法，也能够贻误病情而导致死亡；这种人或许也有。那么人参、【缺字】、当归、熟地，以及本草书中常用的药物，也没有一种不是这样。比如世俗所说的，桂枝一服下肚，阳气旺盛的人就会死亡；承气汤进入腹中，阴气旺盛的人就会咳嗽、吐血，未必就会形成劳瘵；但服用知母、黄柏、四物汤之类的药仍不能止住，劳瘵就形成了。胸部胀满不舒，未必就会形成胀病；服用山【原文残缺】。面部和眼睛浮肿，小便闭塞涩滞，未必就会形成水肿；服用木通、泽泻之类的药仍不能止住，水肿就形成了。这种说法本出于赵养葵，确实有他的见解。但如果舍弃知母、黄柏、山楂、神曲、青皮、枳实、木通、泽泻这些药物，又从哪里治疗疾病呢？问题在于没有用补气药来统领、驾驭它们罢了！前面所说的四种症状，都是由于正气先已亏虚造成的，适宜加入人参、【缺字】、生姜、白术之类，然后再使用治疗咳嗽、胀满、噎塞、水肿的药物，才能发挥疗效。这样一来，前面所指斥的药物没有一种不能使用；这也是治疗肝病的人应当知道的。赵氏所论述的那些药物，仍属于药性平和、不太峻烈的品类。总之，治病就像治理百姓一样，采用宽缓的方法还是猛烈的方法，都要各自适合实际情况。用得恰当，即使刑罚也可以称为吉祥之举；使用不当，就会使本来有益的药物反而更加造成弊害。使用药物就像使用军队一样，军队是用来杀贼的，不是用来扰害百姓的。善于使用它，干戈实际上可以开创太平；不善于使用它，将帅都足以招致祸乱。所以凡是用药，都应以疾病为主；如果确实是应当使用的药物，即使是用黄硝、巴豆来导滞，用莪术、三棱来破气，用甘遂、大戟、芫荛、商陆来行水，也未尝不敢使用，并且可以收到神奇的疗效。还应当在病情得到控制时立即停药，不可过量用药；用药过量就会产生灾害，医生怎么能不谨慎呢！专门使用攻下、泻下、消食、导滞的药物，却没有用补药加以制约，当然会有弊端。近世之人喜欢补益而厌恶攻泻，也有人遇到疾病就专门使用补剂，却不知道治疗疾病。追究起来，邪气不除，正气就不能恢复；浊气不下降，清气就不能上升，势必越补越伤，而这种弊端真是说不尽了！即使是虚损证，也各有其得病的缘由，或因寒，或因风，或因湿，或因火，种类并不相同，应当逐一清理、消除，然后气血平和，自然能够恢复元气而平安无恙。否则即使每天服用人参、【缺字】，不但没有益处，反而会造成伤害。

译古人治疗气分的疾病，如四磨饮、四七汤、丁香柿蒂汤、橘皮竹茹汤，都使用人参。治疗血分的疾病，如续命汤；治疗寒证的理中汤、四逆汤、吴茱萸汤；治疗暑证的清暑益气汤；治疗湿证的中满分消汤；治疗燥证的麦门冬汤、琼玉膏；治疗火证的升阳散火汤、莲子清心饮，也没有不用人参的。至于祛痰、消积的药剂，使用人参、白术的尤其多。况且张仲景著《伤寒论》，是医家创制方剂的祖师；他治疗六经病，使用人参的方剂几乎占了一半，更可以由此知道，扶助正气也就是驱除邪气。然而这难道是当时的医生所能认识的吗！《内经》说：木气郁结，就要使它通达；意思是应当使木气条畅通达；火气郁结，就要使它发散；意思是应当发散火邪；土气郁结，就要夺取、攻下它；意思是应当用攻下、导滞的方法；金气郁结，就要折制它；意思是应当加以制伏；水气郁结，就要使它外泄；意思是应当用泄泻的方法。这五句话，实际上是治疗各种疾病的总纲。除水、火两端之外，木气郁结是用来治疗风证的，土气郁结是用来治疗食积的，金气郁结是用来治疗气病的。而且它们的治疗方法，又有正治和从治的不同。有隔一经、隔两经治疗的不同，也有从上部取治、从下部取治的不同。能够神妙而明白地运用这些道理，变化没有固定的方法；【“不可人之不足”原文句意不明】。疾病由不足而成为虚损，由虚损而成为劳病，由劳病而发展到极重。虚损有五种：第一损伤肺，皮肤和毛发枯槁脱落；第二损伤心，血液衰少；第三损伤脾，饮食不能化生为肌肤；第四损伤肝，筋脉弛缓而不能收缩；第五损伤肾，骨骼痿弱而不能站立。劳病有五种：第一劳累形体，第二劳伤气，第三劳伤思虑，第四劳伤精， 第五劳伤神。极病有六种：第一气极，第二血极，第三精极，第四肌极，第五筋极，第六骨极。又有七种损伤：吃得过饱损伤脾，大怒损伤肝，忧愁思虑损伤心，勉强用力损伤肾，寒冷损伤肺，风雨寒暑损伤形体，悲哀、欢乐、恐惧损伤精神。凡是患有这些病的人，应当以修养德性为上策，使用药物次之；调治内心为上策，调治身体次之。五运六气的理论，是用来分别各年的岁运和气候的。例如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之类。又有四时八节、主气客气等说法，似乎哪一种气会使人受邪，都有一定的规律。但考察每年各时令的病症，实际上并不相符。因为天时有寒、暑、燥、湿的不同，人的患病也因此而不同。人的禀性有阴阳、强弱的不同，疾病症状的变化也因此而不同。这不是可以拘泥于一种说法的。读了张仲景的书却不读李东垣的书，只知道外感发热，却不知道内伤也会发热，就会多害死人。读了李东垣的书却不读朱丹溪的书，只知道阳虚会发热，却不知道阴虚尤其容易发热，也会多害死人。读了朱丹溪的书却不读张景岳的书，只知道气有余便是火，只适宜滋阴，却不知道气不足就是寒，更应当扶助阳气，也会多害死人。张仲景常用麻、桂黄、硝，而李东垣改用人参、【缺字】、升麻、柴胡，这是辨别外感与内伤的方法。朱丹溪专用知母、黄柏、当归、地黄，而张景岳改用人参、附子、生姜、肉桂，这是补阴与补阳的区别。这些学说表面相反，实际上相互成就，都是不可偏废的。然而如果拘泥于张景岳补阳的学说，使阳气亢盛、阴气消耗，也同样不免留下后患。还应当参考并采用刘河间、朱丹溪的方法来补救，那么医学这门道理大概就完备了。这就在于善于学习的人能够融会贯通罢了。大体说来，太极的道理分为阴阳。所以制定学说和方法不可能完全没有偏向，而流传到极端，也不可能没有弊端。其中大的例子，如殷、周两代崇尚质朴或文饰，齐、鲁两地的强盛与弱小，洛学、蜀学的主客之争，朱熹与陆九渊学说的异同；这些遗患甚至流传到数代以后，而学医之道一旦偏颇，造成的危害尤其严重。大概只有张仲景的著作，体系高超，医学方法没有不完备的。除此之外，各位名医都有偏长之处，也有偏短之处，所以不可能没有弊端。然而各种学说都保存下来，良方也很多；应当相互参照而使用，取长补短，挽救它们的弊端、弥补它们的偏颇。后来张仲景的书名为《伤寒》，实际上把六淫的治疗方法也包括在内；后人只要得到其中一个诀窍，便可以产生无穷的奇妙变化。例如《千金方》用桂枝羌活汤、麻黄防风汤，分别根据有汗、无汗来治疗疟疾之类的病证，这类例子多得无法列举。陶节庵出现后，完全改变了这种方法，另行制定方剂，不再分经辨证论治，实在是长沙学派的叛臣。后人害怕困难而选择容易的道路，所以大多奉陶节庵为宗师并加以阐述。然而这种方法也开创了无数变化的门径；比如再造散，使用人参、【缺字】、肉桂、附子。又配合同样使用羌活、防风、细辛，用来治疗阳虚而不能发汗；这实际上是李东垣、朱丹溪、张景岳学说的来源，也仍然是从张仲景的方法中变化而来的。近世吴鞠通著有《温病条辨》。吴鞠通阐明了一年四时的病证，认为伤寒较少而温病较多。比如春季称为风温，夏季称为湿温，夏季【原文此处疑有缺字】称为暑湿，秋季称为伏暑、秋燥，冬季称为冬温；这些病证大多从手太阴肺经受病（按：这就是邪气从上焦侵入，见下条所说）。）与伤寒之邪从足太阳经侵入，大不相同。忌用大汗、大下的方法，多使用加减银翘散之类的方剂。这与明朝末年吴又可著《温疫论》所说的疫邪大多在膜原，专门使用达原饮以及重剂大黄，都是有一定道理的见解。偶尔也能切中病情；而自张仲景以来，论治疾病的人都知道应当分辨表里。他们认为足太阳经的膀胱属于表中的表，足阳明经的胃属于表中的里，足少阳经的胆属于半表半里；从此以后，三阴经的脾、肾、肝都属于里，几乎成了千古不变的论断。本朝叶天士治病，除了表里之外，还一定要分辨三焦，确实阐发了前人没有阐发的道理。肺属于上焦，心、脾属于中焦，里部【原文疑有缺字】；这是由外向内的层次，就像天空有纬度一样。人的三焦则由下而下【原文疑为“由上而下”】，就像天空有经度一样。一纵一横，彼此交互发挥作用，不可偏废。况且风寒侵袭人体，大多从毛窍进入人的全身【原文“人”疑为“入”】；人体不过就是阴阳罢了。阴阳所分，不过就是营气和卫气罢了。营气和卫气所主管的，不过就是血和气罢了。血属于阴，也属于营；气属于阳，也属于卫，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因此有人说，气应当上升，不应当下降；血应当下降，不应当上升。然而气向下陷，就会成为泄泻、脱陷；气向上冲，就会成为喘息、呃逆；血向上涌，就会成为呕血、鼻出血；血向下流泄，就会成为崩漏，这些全都是疾病。所以人参、【缺字】等补气药，都取其升提之性，但一定要辅以补阴药，这样升中就有降。当归、地黄等补阴药，都取其滋润下行之性，但一定要辅以补阳药，这样降中就有升。

译凡是使用药物，甘味用来调和中焦，苦味用来燥湿，酸味用来收敛，辛味用来发散，咸味用来软坚，淡味用来渗利泄下，这就是正治。寒证用寒药，热证用热药，闭塞证用通利药，虚寒闭塞证用补益固涩药，这就是从治。虚证就补益它的母脏，又说子脏能够使母脏充实；实证就泻它的子脏，又说子脏能够盗取母脏之气；这是因为五行相生而兼相互发挥作用，是通常的治法。脾病平肝，肝病健脾，肾病清心，心病滋肾，这是隔二经治疗的方法；肝病补益肺气（如左金汤之类），脾胃病温暖肾阳，或帮助命门之火，这是隔三经治疗的方法。【原文后半句“世人以张、李、刘、朱四家并称”与本句粘连，层次不清】我私下想，张仲景是东汉时人，他所创立的方剂和理论，全都以《素问》《灵枢》为根本。他实在是历代医家的祖师，哪里是三位后世医家所能与之并列的？后来我读到陆定圃学博的《杂识》，他说张仲景不在四家之列，这个“张”应当指张子和；他与李东垣、刘河间、朱丹溪并列，各自的治法也都阐明了一种道理，卓然自成一家。这种说法很是允当，确实符合我的心意，所以赶紧把它记录下来。补气药大多性温而少有性凉，补血药大多性凉而少有性温，这就是阴阳的区别。然而肺主管呼气，肾主管纳气；气虚的人【原文句末残缺】，并不是用来帮助正气的。阳气生长，阴气也随之生长；气壮盛，就能统摄血液。血虚的人，有适宜扶助阳气、补益气的情况，温性药也适宜使用；但不能因为血少就使用硫、附、椒、姜【原文末有标点或文字缺误】，因为药性过于温热，反而足以耗伤血液。人参是扶助元气的上等药物，无论是解表发散，还是攻下泻泄，都适宜使用。所以古方使用人参非常多，只是所用的人参产自上党；那里位居中土，因此药性平和。本朝使用辽东参，辽东偏居东方，所以药性温而向上运行。至于高丽参来自朝鲜，东洋参来自日本，产地越向东方，药性就越偏；补虚的功效不足，助热的势力有余。受到外邪侵袭以及平素患有肝病的人，都必须酌情使用，不能拘泥于古方而使用现在的药材。推而论之，白术如果不是野生的，药性就薄弱而且枯燥；桂心如果不是窑洞中所产的，味道就辛烈而向上炎升（安南桂已经没有了）。这些药都不足以解决问题，稍有不合适，反而会产生许多流弊，这也是医家应当知道的。六淫以风为首。天地之间，只有风无处不入，所以人受到疾病侵袭时，风证最为严重；风又能兼夹其他各种邪气，变化而产生百病。它兼夹各种邪气时，如兼寒称为风寒，兼湿称为风湿，兼暑称为暑风，兼燥称为风燥，兼火称为风火；大概各种病证都能生风。它变化而产生各种疾病，如头风、脑风、喉风、肝风、胃风、肠风、鹤膝风、肾囊风、历节风，以及风气、风痹、风痱、风疹、风瘫、风癫之类，就是这些。而且轻的称为伤，重的称为中；总是由于真气先虚，营卫空疏，然后风邪才得以乘虚侵袭，所以风证大多属于虚证而少有实证。李东垣、刘河间、朱丹溪各家的治法，有调顺气机、养血、化痰、清热的不同，并不专门使用驱风的药剂。张仲景著书名为《伤寒论》，大概是把寒病作为各种病证的纲领。人的身体，阳气旺盛就能生存，阴气旺盛就会死亡。寒是阴惨之气，侵入人体就会使人发病，而阳气也会因此衰弱。所以张仲景创立的方剂大多以温性药为主；除攻下的各种方剂以外，寒邪在表，就用温性药发散，使之从汗而解，如麻黄汤、桂枝汤、大青龙汤之类；寒邪在里，就用温热药祛除它，如理中汤、四逆汤之类。这确实是治疗寒病的关键方法，也是后人应当遵守的。如果是四时邪气，或属温，或属湿，或属暑，也有类似伤寒的情况，但治法大不相同，切不可专用温热药，以免贻误病情。就像中暑、中湿等病证，与中风截然不同；所以要根据时令制定适宜的治法，这是医家的重要诀窍。暑是夏令的阳邪，从口鼻侵入；脾经实际上首先受到这种邪气的影响，心、肺其次受到影响。一般热病多属阳证，是气有余；暑病多属阴证，是气不足。这与治疗感受寒邪的方法大不相同；适宜温和地发散，不宜过于温热，适宜清凉，不宜过于寒凉，张仲景的方剂大多不能使用。而且暑病兼夹的症状很多，有兼伤风的，有兼伤寒的，有兼伤湿的，有兼伤食的；但总的来说，兼湿和兼食的最多。因为夏季土地湿润、暑气浓重，暑邪必然多夹湿邪；如果体内没有食积，也绝不会酿成大的祸患。有的成为疟疾，有的成为痢疾，有的成为霍乱吐泻；在当时发作的病较轻，到了秋天发病就成为伏暑，极难痊愈，秋深时更加严重。若到了霜降以后才发病，【“十五行六气之理”原文疑有讹误，句意不明】。湿，是土的气。湿气从地面向上升，侵着人体时，又有内感和外感的不同。雨水淋湿、汗出淋漓、沐浴之后，所受的损伤在皮肤经络，也有兼夹风、寒、热、暑的各种病证。而且有湿邪侵入很重，导致口眼歪斜、舌头僵硬、说话涩滞、筋骨拘挛、四肢麻木的，形状像中风，却不能按照中风来治疗。大体说来，湿邪在表，适宜发汗，这里所说的是解肌。湿邪在里，适宜疏泄，这里所说的是使大小便通畅。又必须扶助脾气使其充实，温暖中焦来祛除湿邪；而治疗湿邪的全部方法，《经》说：燥，是阳明秋金之气所化。金能够生水，燥就无法滋养肾阴，水液化生的源头也会断绝；肾水既然断绝，不能灌溉五脏、滋养百骸，全身就都会枯槁而更加干燥。这种病大多由酒色过度引起，火盛水衰，于是逐渐加重。也有因肺受到风火侵袭，咳嗽痰多，长期吐唾而损伤津液，形成燥证的。有的皮肤干燥如鳞甲，有的肌肉枯瘦，有的咽喉干燥、声音嘶哑，总的都适宜用甘寒、生津养水的药味来治疗。病情轻的可用天冬、地黄、梨浆、藕粉；病情重的可用龟鳖胶、牛羊乳和燕窝等物。尤其应当清心寡欲，漱口咽津，自然能够逐渐痊愈。如果再使用温热药，或者不戒酒色，必然会伤害生命，务必谨慎，不要忽视这些。五脏六腑各自都具有真气。气有余便是火，所以各条经脉都有火，而心、肝、命门三经实际上是火的主要所在。劳累损伤、郁闷不舒，大怒和极度欢乐，都能生火。肝火旺盛就会损伤脾，心火炎盛就会损伤肺，命门火炽盛就会损伤肾；这是由体内产生的火。

译至于内寒、暑、湿等病证，身体发出高热，邪气长期郁积而化火，这是四时邪气传变所致。此外，肝把热邪传给胆，心把热邪传给小肠，肺把热邪传给大肠，肾把热邪传给膀胱；由此产生的病患多得无法穷尽。火既然成为祸患，就一定应当泻除；有用发散来泻火的，如柴胡、葛根之类。有用疏泄来泻火的，如黄芩、黄连之类；有用滋阴来泻火的，如知母、黄柏、玄参之类。有用补气来泻火的，如人参、【缺字】、甘草之类（所谓甘温药能够胜过大热）。这就在于善于用药的人能够随机应变、融会贯通罢了。凡是感受时疫的人，刚开始总会觉得寒毛竖起、皮肤战栗，或者四肢发冷。所以一般人遇到外感病，无论是风温、暑湿，都称为伤寒，并用解表发散的方法治疗。日子久了，邪气进入中焦，或者从表进入里，总会转化为热，将出现口渴、便秘、烦躁、谵语等症状，所以一般人都称为火证，而用寒凉泻下的方法治疗。却不知道其中所受的三种病因变化多端，必须随着症状分辨经脉、辨证论治，才能奏效。否则，一张方剂之中未必全部错误，但只要有一两味药不适宜服用，不但各种药物不能奏效，弊害也会立即显现。后来治疗的人不知道哪些药物还没有使用，又重新改变治法；这样一来，误害病人的情况必然很多。治疗疾病的方法，望、闻、问、切四个方面同样重要。现在的人专门取用诊脉这一项，已经遗漏很多了。况且病人的禀赋体质各有偏向，脉象也各不相同，有迟脉，有数脉，有大脉，有小脉；医生平素未必熟悉这些情况，而病家所说的症候又大多错杂【原文此处疑有缺字】，甚至把轻重混在一起、虚实相互转移。像这样想凭所诊得的脉象就确定方剂、治疗疾病，大多是不合适的。所以凡是初次诊察，尤其应当审慎，必须揆度病情、推察医理，确实有了见地之后再制定方剂，而且要在初次处方中预先防备症状的变化。这就像善于下棋的人，开局落子时，已经计算到几十步以后，自然能够掌握全局。如果等到药物使用不合适以后，才另外筹划治疗方法，即使能够治好疾病，也终究不是良医，因为这说明病人已经抱病很久了。何况有时病情变化迅速，来不及改弦更张，又担心病家再换用庸医，辗转拖延；人的生命至关重要，哪里能一次误治之后又再误治呢？【原文后接“养生家当于平日调和气血”而未分句】平日对于酒色嗜欲一点也不沉溺，对于喜、怒、悲、恐一点也不过度损伤，那么自然不会【原文句末疑有缺字】。这本来就不是医生可以据此居功的。年轻人中那些不谨慎节制酒色的人，突然受到时令邪气侵袭，必然头晕、身体沉重、气力和精神困顿疲惫，这是由于正气早已受伤的缘故。医经说：邪气会耗散阴气。拖延到日子久了，就会神志昏乱、气息短促，痉挛、昏厥等症状交替发生并一齐出现。医生因为病人前一次已经服过攻下、发散的药，便动辄投用人参、【缺字】、当归、地黄，有时还加入桂、附；像这样的人，绝没有生还的道理，实在令人深为悲悼。治疗时应当在邪气尚未进入里部之前，使用参苏饮、枳术丸等方剂，随证加减调理。如果到了八九天，症状仍然没有退去，甚至一定会加重，就应当使用复脉汤（即炙甘草汤加减【原文括号未闭】）。）来帮助正气、滋养真阴，然后邪气自然会解除。如果误用药物，病势已经危急，那么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之类，可以酌情使用，也还能挽救十之二三；这些都是我亲自验证过的。嘉庆、道光年间，越中有一位医生颇有名气，但过于谨慎；明知这种病应当攻下、导滞，却不肯立即使用攻下方。大约需要过很多天，才稍稍用补法，而病人已经疲惫到了极点。我追问他这样做的原因。他说：古人创立方剂，解表发散有大青龙汤、小青龙汤，攻治里证有大承气汤、小承气汤、大陷胸汤、小陷胸汤，和解有大柴胡汤、小柴胡汤，这也是审慎的意思，先用轻剂，后用重剂；如果轻剂已经见效，重剂就不必使用。我只是笑着没有回答。张仲景设置方剂，各有专门的适应证，应当用重剂还是轻剂，丝毫不容假借，哪里有先试轻剂、以后再用重剂的道理呢？俗话说：各种疾病都是由痰引起的。“痰”这个名称，在《内经》中没有出现。张仲景的书中有五饮，痰饮是其中之一。从此以后，医家谈论治疗痰证的越来越多，但总要以治疗脾为先，因为痰本来是由饮食化生的。脾气健运，痰就无从产生；脾气一旦虚弱，痰就增多并向上从肺窍排出，所以治疗痰证的方剂，大体都是调治脾肺的药。但痰有因寒而生的，有因火而生的，有因风而生的，有因湿而生的，治疗时各有其根本原因；这些都属于实痰。虚痰又有两种：一种是由于脾虚不能消化食物，火气郁结而成为痰，痰黏稠而浑浊；另一种是由于肾虚不能制约水液，水液泛滥而成为痰，痰稀薄而清。治疗时应当分辨阴阳，有时补益气，有时补益阴，不应专门以消痰为主。现在的人大多喜欢吸烟，整天吸食，又兼且饱食酒肉，所以早晨起来痰嗽必然很重。这种情况即使每天服药也不容易消除；等到积病已经很深，痰声咯咯作响，从丹田向上直至胸膈，就危急在顷刻之间。【“左氏传言，非鬼非食，鬼亦病之一端”与前文疑有脱节】蛮夷、回部的人十分相信巫鬼，每逢生病就祈祷；越中妇女大多也喜欢这样做。【原文缺少前接语】之后，病就突然痊愈。但如果元气稍微虚弱，这是因鬼而得病的情况；有的人病了几天，精神气力已经虚弱，忽然有鬼物凭附其身来求取食物，祈祷之后，鬼离去了而疾病仍然存在，还须医治，这是因病而生鬼的情况。总之，既然遇到所谓鬼病，自然应当驱逐鬼邪，切不可凭借迂腐读书人所说的“没有鬼”的论断，和它争辩，以致病人受到拖累。不过应当以医药治疗为主，不要只是听命于鬼罢了。至于前世宿世的冤仇纠缠、三生积下的罪孽报应，时机到了相遇，必然要取走人的性命；即使是佛教偈语和仙家经书，也没有办法替他挽救。

译形体肥胖的人大多痰多，适宜用六君子汤之类。形体瘦削的人大多火盛，适宜用琼玉膏之类。儿童大多阴虚，适宜用六味地黄汤之类。老年人大多阳虚，适宜用七宝美髯丹之类。这是平时调理身体的方法。治疗疾病有三种方法，针灸和药物同样重要；《左传》所说的“攻之、达之”，就是这个意思。如今针灸已经失去真正的传承，灸法按照铜人图按取穴位、放置艾炷，仍有能够治病见效的；但也只适宜劳损尚未形成，以及风湿痿痹之类的病证。至于太乙雷火神针，虽然还流传着几个方子，但大多没有完全的疗效。近二十年来，治疗痧病的方法盛行；无论男女老幼，也无论冬寒夏暑，遇到心痛、腹痛、肝胃气痛，以及感冒、发热、呕吐、腹泻等病，大多都称为痧，动辄用刀针刺破舌下和两臂等处取血，称为放痧。偶尔也有治愈的，于是众人异口同声地把它当作神奇的技术，传遍城乡。所以在寒热失调的时节，民间能够免于针刺【原文缺字】的人已经很少了。其实痧这种病不但《内经》没有记载，各位名医也都没有谈过；只有阴阳水治疗干霍乱、俗称绞肠痧的说法，才见于后世医书。本草和方书中，也从未听说过有刺取这种病人血液的说法。大体说来，邪气进入血分，郁结在那里而形成病，所以刺出的血大多会变成黑色。如果血的颜色不变，就不是痧病。本来不是痧病却刺血，只会白白损伤气血，使经络空虚，反而足以招致邪气而产生疾病。所以放痧的人，必然多有胃部受伤【原文“感胃”疑有讹误】；病越治不好，针刺越频繁，时间久了就会形成虚弱病证而死去。总之，针刺砭石本来是古代的方法，早已失传；如果不是极度烦闷、极度疼痛，生命危在旦夕，通常都可以用药调治，切不可轻易尝试刀针。我曾苦口婆心地劝告人们，但大多没有人相信。难道这是劫数和气运所决定的，或者是用这种方法来代替刀兵之灾吗？唉，真是令人感慨啊！近来鸦片烟遍布天下，其中一半是游手好闲的年轻人用来寻欢作乐；另一半是幕友、书吏之流为深夜办理案件而吸食；此外，还有因为借助它治病而吸食的人。鸦片是罂粟花苞的浆汁，本性涩肠、收敛肺气；外国人把它与毒物混合，熬制成烟膏。只有久泻、久咳、滑脱之证，以及肝病尚未侵犯上焦的人，吸食它才颇有疗效。然而疾病尚未除去，烟瘾已经形成，这就像引来野狼驱赶老虎；如果服用它没有效果，反而又增添了吸烟这一患害。即使治病确实痊愈，完全依靠烟力，时间久了也会导致气血亏损；咳嗽、腹泻、肝病一旦复发，必然更加严重，鸦片也会失去效果，不是其他药物所能治疗的，最终成为必死之证。《本草纲目》《证治准绳》两部书中，有无数上好的药物、无数有效的方剂，什么病不能医治？什么药不能使用？又何必一定要借助这种毒物呢！正文 补编·卷上 六经的内容既已叙述完毕，现在仍可以汇总起来谈一谈。先说表里之义：三阳经固然都属于表，但太阳经不正是表中的表吗？少阳经不正是表中的半表半里吗？三阴经固然都属于里，但太阴经不正是里中的表吗？少阴经不正是里中的半表半里吗？厥阴经不正是里中的里吗？再说经脉与脏腑之间表里相合的关系。太阳经与膀胱相配，阳明经与胃腑相配，少阳经与胆腑相配，这不正是表中的表里关系吗？太阴经与脾脏相配，少阴经与肾脏相配，厥阴经与肝脏相配，这不正是里中的表里关系吗？明白了表里的意义，汗法和下法就可以明白了。病在表，都可以使用汗法，这就是说阴证也可以发汗。病在里，都可以使用下法，这就是说阳经的病也可以攻下。再说升降的意义：人的身体中，胸膈位于上部，心位于中部偏上，腹部位于中部偏下，小腹则更在下部。邪气在上部，就可以用向上涌越、宣散的方法。邪气在上部的中间，就可以用泻心、疏泻的方法。邪气在中部的下方，就可以用攻下的方法。邪气在下部，就可以用疏泄的方法。所谓越，是使邪气上升而发散；所谓泻，是缓缓疏泻并滋润；所谓下，是攻下而去除；所谓泄，是顺着邪气的趋势把它推导出去。所以除发汗、解肌治疗表证之外，还有泻心的各种方剂，用来泻除中焦、上焦的邪气；有承气类的各种方剂，用来攻下中焦、下焦的邪气；有抵当汤之类的方剂，用来泄除小腹下部的邪气；此外还有和解的一类方剂，用来治疗半表半里的邪气。这些方法都是审察邪气所在的位置，顺应邪气的性质来治疗，都不超出升降的道理。再说寒热虚实的辨别：正气实，邪气就必然虚；正气虚，邪气就必然实，这是通常的情况。正气虚而邪气也虚，正气实而邪气也实，这是特殊的变化。治疗邪气实的病，必须不妨碍正气；治疗正气虚的病，必须不能助长邪气，这才是善于治疗。属于热证，脉象和症状都表现为热；属于寒证，脉象和症状都表现为寒，这是真实的寒热。本来是热证，脉象和症状却像寒证；本来是寒证，脉象和症状却像热证，这是虚假的表现。治疗热证，必须兼顾阳气；治疗寒证，必须兼顾阴气，这才是高妙的治法。其中有寒热错杂的邪气导致疾病，就有寒热错杂的治法；救护阴气和阳气的道理，也就更加清楚了。阴气盛而阳气衰，必然逐渐发展到只有阴而没有阳；这时扶助阳气、抑制阴气，应当及早谋划。阳气盛而阴气衰，必然逐渐形成阳气亢盛而阴气消亡；这时滋养阴气、调和阳气，应当预先察知。阳气消失，阴气也不能独自存在；阴气消亡，阳气也不能孤立而存。阴阳相互维系就能生存，彼此分离就会死亡；这又是阴阳不可偏盛的总纲。明白了这个道理，《伤寒论》六经的道理就都包括在内了；凡是各种疾病，都可以由此类推触类旁通，而其中的道理是无穷尽的。这就是我再次加以阐述的原因。古代圣贤治疗一种疾病，必定有一个主方；虽然变化万千，却不脱离根本。病在气分，只须调行气机，不必因为病情轻而使用重药，攻动血分。病在血分，就必须兼顾平调气机，也就是所谓气行则血随之运行。大体说来，体质一向虚弱的人，驱邪进行到一半时，必须兼顾护养元气（如人参、甘草之类）；）同时还要辅助清除邪气。暑病开始应使用辛凉药，接着使用甘寒药，再使用酸味药泄邪、收敛，不必使用下法，可以说是简明扼要了。但时下的治法不外乎发散、消导，加入一味香薷，或者服一剂六一散。考察《本草》，香薷味辛性温，能够发汗，也能泄去停留的水液。夏季暑热使气机闭塞而无汗，口渴又饮水停留，使用香薷必须配伍杏仁，因为杏仁味苦而能下降、疏泄气机。长夏是湿气当令的季节，暑邪必然兼有湿邪；暑邪损伤气分，湿邪也损伤气分，发汗又会耗气伤阳，胃中津液受到严重灼伤。疾病由此发生变化的情况很多；发散泄邪正在当令，里部的真气自然虚弱，所以夏季使用香薷应当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