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本草思辨录》，清代周岩著。自序。医学难道是可以轻易说清楚的吗？在圣人的学说中，它被称为小道；在史书中，则被称为方术技艺。不过，所谓“小道”，只是相对于治理天地、养育万物的大学之道而言，才被视为小道罢了。神圣之人创立于前代，贤哲之人在后世加以阐述。自李唐以后，这门学说逐渐衰微。如果不是确实具有极其精微、神妙的学识，就不可能达到这一境界；为什么史书所记载的历代名医屈指可数，像仓公、扁鹊、华元化这一类人物，更是没有哪一代能够兴起并出现特别杰出的人才呢？江艮庭说过：孔子是无所不通的圣人，哪里会有不懂医术的道理呢？孔子曾从窗户伸手让人诊察脉象，又教人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等技艺；然而正如《礼记疏》所说的“夫子脉诀”，最终却没有听说他把这套医术传给什么人，难道真是因为把方术技艺看得低贱吗？大概是因为他对此十分谨慎。我还记得小时候曾因春温误服麻黄，以致全家人都惊恐不安。到了咸丰丙辰年，我以副车的身份捐资取得出仕资格，担任比部主事，滞留京城，又因患寒痢而被医生误投寒凉药剂。换了医生，治疗仍然如此，危急的症状接连出现。幸亏朋友查阅医方，辨明了先前的弊病而救治我，这才得以平安无事。从此我才开始立志学习医学。我常到书肆购买医书，放在书案上，早晚翻阅；即使困苦到了极点，也希望得到鬼神的启示，不把道理彻底弄明白就不停止。时间久了，我替人治病，偶尔也能侥幸治中，却错误地窃取了虚名。自甲子年改任县令以来，我所治理的晋祁、皖舒等地，都是交通要道，差役事务往来不断；而且我连一个门丁也不用，大小事情无不亲自裁决，因此有十八年把医书束之高阁。到壬午年调任盱眙时，我自知没有治理繁剧事务的才能，刚接到任命文书，就以有病为由请求辞职回乡，隐居在蓬门之中；没有什么可以消遣日子，于是又拿出各种医籍，钻研探求得更加深入。于是我感慨地说：“我从前对于医学，还只是一个门外汉；现在或许可以说已经入门了。” 求学问的道路，不外乎穷究事理和努力实践两个方面；医学又怎么会独独不是这样呢？用来穷究医理的书，早已有《素问》《灵枢》《本草经》等。至于《伤寒论》《金匮要略》，则是南阳先师张仲景依据前述穷究医理的成果而作、用来指导实践的书，其中把《灵枢》《素问》和《本草经》的根本内容全都概括在内。学医的人如果能够就这些书勤勉研读、专心爱好，日积月累，确实可以由此推演发挥、触类旁通，运用起来无穷无尽；然而这谈何容易啊。人们知道辨别证候比辨识药物更难；却有谁知道，方剂不能奏效，一半是因为不能辨识证候，另一半也是因为不能辨识药物。证候辨识清楚了而用药不恰当，不仅不能奏效，反而还会造成伤害。我私下里奇怪，自古以来注释仲景著作的学者，不下几十上百家，唯独对于方剂的解释，很少有精确透彻的。其中的原因在于，本草学自古以来大多没有被深入研究。对本草的认识既然如此，于是对方剂意义的理解也就同样如此。这就距离古人根据证候施治的精微旨意相差千里了。读仲景的著作却不先辨析本草，就像航船驶入断绝的港汊和干涸的水道，却希望最终到达大海一样。辨析本草，是医学的根基，实际上也是穷究医理所能达到的极致；圣人把“明辨”列在学、问、思之后，可见这项功夫本来就不是容易达到的。像我这样浅陋低劣的人，哪里配谈论这些呢？然而我还是勉强追随前人的长远足迹，哪里会因为疲劳而放弃这种乐趣；借着烛光不断研读，年年都有所增益。自戊戌年春天《六气感证要义》刊刻以来，后来凡是我对药物运用有所心得的，就从各个方剂中加以验证；对方剂意义有所见解的，也一并附在相应药物之下刊印出来。只要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就绝不轻易放过，只求竭尽我的才能。如今又经历了六次寒暑更替，取出自己所写的文字加以考核，得到药物一百二十八味，姑且依照《本草纲目》的纲目次序编排，分成四卷。大体上依据仲景的两部著作，间或附带其他学说和其他药物的内容，随手札记，完全没有固定的体例。我已经老了，又正值时局艰难多忧，想到读书人从政往往多有失误，如今只能继承祖业，希望能够使它延续发展。于是命孙儿智浚抄录下来交付刊刻，使它流传到后世，也借此向世人请教。如果有人认为我是在评判人物、借此标榜自己与众不同，那是医家一向的旧习，并不是我敢于仿效的。光绪三十年甲辰年夏四月，鹿起山人周岩在微尚室自述，当时七十三岁。绪说。《本草思辨录》刚刚付梓，恰好有客人把外地近来的医界消息告诉我。我不自量力，便将其〔缺字〕发表出来；而我过去一向想辨析却未能实现的事情，到此时也放开来畅谈，因此把它命名为《绪说》，列在全书卷首，是想让学医的人知道审慎选择并端正自己的趋向。医学虽然是一种技艺，但要达到精深境界非常困难。西医凭借形体与物质的学说，轻视我国的中医；而中医界中那些厌恶医学艰深难学的人，得到西医的学说便非常高兴，彼此推崇西医而贬低中医。他们没有想到，古代圣人所阐明的气化学说，实际上是由彻底明白形体与物质而来的；而西医只解剖形体与物质，又从哪里能够窥见气化呢？所以西医在中国，能够治疗内在病证和重大病证，并因此远近传颂的情况，并不多见。然而求医的人并没有争相仰慕西医，反而从事医学的人想要自行抛弃本国的医学。如今又有一股狂澜突然兴起，有人诋毁《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以及南阳先师的《伤寒论》《金匮要略》，说它们是谬误、荒诞、完全没有事实依据。这种妄言，哪里足以动摇数千年以前流传下来、如日月般高悬、不可删改的圣人经典？《素问》共有九卷，其中有一卷是王太仆补足的。《灵枢》这部经典，有人怀疑是王氏窃取《素问》的内容写成的。近人何西池曾静坐数息，每刻大约数得二百四十息，因此认为《灵枢》所说一昼夜一万三千五百息是不合经典的。这类著作固然间或有假托之作，《灵枢》不如《素问》，《难经》又不如《灵枢》《素问》，关键在于要分别加以考察；但其中深奥的道理不可思议，凡是身体力行、亲自实践的人，实际上几乎没有不应验的；几千年来人们一直把它奉为准则，难道只是偏执的嗜好吗？还是另有值得期望的原因呢？这显然不是因为别人愚蠢而只有我一个人聪明，事实已经十分明白了。如今不去商讨并进一步深入研究，反而只随从时俗风气的趋向，创作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举动，实在是世道中潜在的忧患，值得长叹。《伤寒论》《金匮要略》简直可以与圣人经典相提并论，不应当和一般医书同等看待。医书多得像牛运载也运不完，大体上劣等的占十分之七，中等的占十分之二，上等的占十分之一。上等和中等的医书，没有不是通过研究《内经》和仲景圣人的著作而产生的。如今贬低中医、尊崇西医，但治病时仍然依靠中医；上等和中等的医书已经被西医所唾弃，那么他们还想从劣等医书中求得进步吗？一定不可能。

译医家的旧习，往往喜欢议论前人的过失，但自己也不能没有过失。然而这些人都是勇于捍卫医道，有时为了纠正偏差而矫枉过正；对于深奥的道理，也有因为见解不同而产生分歧的情况。从来没有像王清任这样毫无学问、只是走方郎中一流的人，因为看见了脏腑，就说医道全在这里，竟敢用毫无道理的辱骂争辩，向上侮辱古代帝王和圣人；像他写《医林改错》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荒谬妄诞到了极点。试着逐条列举并评论它：第一篇《脏腑记叙》，一开头就拿宋元人的脏腑图来论述，又和《内经》混杂驳斥一番。脏腑图论本来就不值得取法，他却把它和《内经》并列，笼统地都称作古人，由此可知他胸中根本没有是非黑白。他说古人错误的地方不胜枚举，却不说明古人究竟为什么错误。他忽然指称《灵枢》说：“手少阴三焦主宰上部，足太阳三焦主宰下部。”然而《灵枢》中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段文字。尤其可笑的是，他说黄帝忧虑百姓的疾苦，平时依据《灵枢》的话，向岐伯、鬼臾区询问，因此才命名为《素问》。尤其令人愤怒的是，他说两位先生如果确实知道，就可以回答君主；如果知道得不确实，就应当等待参考，怎么能妄自回答，给后世留下祸患呢？庄子说过：“悲哀没有比心死更大的。” 他大概是话还没有说出口，心就已经先死了吧！第二篇《会厌、左气门、右气门、守卫总管、荣总管、气腑、血腑记》，按照本篇所记载的观察结果来说，不能说不详细。他认为呼气、吸气以及吐出痰饮、津液、涎液，都和肺毫无关系，古人错误地把咳嗽等证候当作肺病。肺管两旁有左右两条气门管道，向下到达肺管前半段的位置，合并成一根进入心脏。它从心脏左侧向后下方行至左肺，穿过肺进入脊柱，又向下行至卫总管。卫总管有两条与背部心脏相对的管道，两条与腰部相对的管道，还有两条在腰部以下的管道；腰部以上正对脊柱中央，有十一条短管。痰饮存在管中，由管内的气向上冲行，经过心脏，再从肺管前方出来，分由左右气门，接到卫总管下方。气管既然有这么多，痰饮究竟是从哪一条管道上行到两条气门，哪一种从左边出来，哪一种从右边出来，他对此不加说明，说明他仍然并不知道。他又说卫总管俗名叫腰管，腰管上方长出两条管道，其中一条通向气腑；气腑是包围小肠、储存元气的东西。元气就是火，元气充足，食物就容易消化；元气虚弱，食物就难以消化。这样说来，元气在小肠外面，却能够消化小肠里面的食物。气管在肺的外面，肺却不能消化气管里面的痰饮，有这样的道理吗？医经说，脏是藏纳精气而不排泄的；只有肺管清空而且虚通，所以能够运行肺管外的痰饮。否则肺管已经被痰饮塞满了，还谈什么痰饮呢？王清任不懂这个道理，难怪他把肺看成没有作用的死脏。第三篇《津门、津管、遮食总提、珑管、出水道记》，承接第一篇关于饮食由小肠化为粪便的那一段，应该并入这一篇。至于第四篇《脑髓说》，我都将在后面分别加以论述。第五篇《气血合脉说》认为，人体有脉，以及脉能够用来验证疾病，绝对不能超出《内经》《难经》所说的范围。王清任说，人体的气管负责出气，血管负责藏血。脉是由气产生的，与血没有关系。手腕部肌肉肥厚的人，脉象短；肌肉薄的人，脉象长。脉的大小，是辨别虚实的区别；脉的急缓，是辨别寒热的区别。他不知道气和血如果不相互贯通，人就会成为没有知觉的呆物；如果脉象不是在指下难以辨明，那么人人都可以懂得医学了。他又说，古人论脉只有二十七个字；我不肯深入论说，并不是说古人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而是担心后人面对证候时会说没有谈脉的依据。这本来是想掩盖自己的短处，却恰恰暴露了自己的短处；所以书中列举了几十条证候和治法，却没有一个字谈到脉。第六篇《心无血说》认为，西医说心脏内部有左右四个房间，都有管道和孔窍，用来生血和回血，这正好与《内经》的说法相合。但王清任认为，心脏是气出入的道路，里面没有血。他又说，猪心刺破以后，腔内的血就会流进心脏；没有刺破的心脏，里面并没有血。因此他把用盆盎盛水拿来比喻心脏。心脏不是腑，怎么能够盛血呢？王清任还在图中肝脏下面注明“绝不能藏血”五个字。古书难道能呆板地看待吗？经典不是又说脾脏是肉吗？我知道王清任一定会更加惊骇。卷末附有《辨方效经错之源》，其中有一篇论述把血化为汗这一说法的错误。仲景圣人所用的麻黄汤、桂枝汤，王清任改写其原文，说麻黄汤治疗头疼、身痛、项强、发热、恶寒、干呕、无汗，桂枝汤治疗的证候与前面相同，但有汗。他认为，刚患伤寒时出现头疼、身痛、项强、发热、恶寒，不可能有人的两条胳膊和两只手不疼痛、不发热、不恶寒；既然用麻黄汤，也不可能全身都痊愈而唯独两条胳膊和两只手不痊愈。这难道不是方剂虽然有效、但经络实际错乱的明显证据吗？他改动仲景的原文，却又反过来把过错归给仲景，怎么能如此占便宜呢？按医经来说，项强属于阳明病，四肢烦疼属于太阴病，绝不是刚发病时就会同时出现的证候；时疫则可能有这种情况。方剂与证候并不完全相合而疾病竟然痊愈的情况，也往往存在。庸医得以凭此施展技艺，自以为是的人也正是凭此自我夸耀。必须知道，仲景圣人为天下和后世确立治病法则，不可能迁就庸医的机巧妄行。他说有汗就是伤风，却从来没有见过桂枝汤治好一个人。伤风难道一定是有汗吗！？有人说桂枝汤不能治疗伤风，近世医家也多有这种说法；他们难道不知道，原因是自己的本领不够吗？王清任认为桂枝汤无效，是因为头疼、身痛、发热而有汗，并不是伤风证。这和《伤寒论》另一条所说的“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汤主之”似乎没有不同，但实际上并不是没有不同。仲景圣人不特别说明脉象，是因为太阳病汗出、恶风时，脉自然浮。

译你为什么不问这果真是太阳病吗？脉浮而恶风吗？之所以没有说身痛，是因为太阳病若在头痛、发热、汗出、恶风之外又增加身痛，桂枝汤就应当加减使用。为什么却不加减呢？自己不仔细审察病情，却仓促地要求桂枝汤见效，这怎么可以，当然不可以！还有更奇怪的，王清任使用桂枝汤，却尚且不知道它治疗的是什么证候。他说这不是伤寒证，而是吴又可所论述的瘟疫。他又教导自己的侄子说：“想要弄明白伤寒，必须阅读吴又可的论述。” 由此可知，王清任本来确实读过吴又可的著作。吴又可是因为当时疫气流行，而当时的医生大多错误地用伤寒治法害人，所以写了《瘟疫论》一书。王清任所处的时代也有疫气流行，为什么却用桂枝汤治疗疫气呢？难道是因为不同的疫气不同，使用吴又可的方法不相应，于是改用仲景圣人的方法；使用仲景圣人的方法又不相应，于是又改用吴又可的方法吗？如果这样，那么无论到哪里都会误治了。他认为眼痛、鼻干、不能睡眠，是邪热向上侵犯头脑的证候；仲景圣人却用葛根汤治疗它，这又是方剂有效而经典经文错乱的明显证据。按《伤寒论》中的葛根汤证，哪里曾经是这样的呢？《内经》有“阳明主肌肉”的说法，又说阳明脉挟鼻、联络于目，因此有身体发热、眼痛、鼻干、不能睡眠的文字；《活人书》的“二问”中也有这些内容，但都没有说适宜用葛根汤。用葛根汤治疗这个证候，是陶节庵《全生集》的说法：在葛根汤中加入白芷、升麻，说这就是葛根解肌汤；它所对应的证候还包括发热、头痛、微恶寒、无汗、脉微洪等。王清任既不知道阳明病的脉象和证候是什么，又张冠李戴，妄自诋毁仲景圣人，昏昧蒙昧实在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他认为人的身体有气、血两种管道；气管通达皮肤，皮肤有孔窍，所以能够发汗；血管通达皮肤，皮肤没有孔窍，所以不能发汗。由此可知，汗并不是由血化生的，汗当然也不就是血。然而汗是心的液体，也是血中的热气蒸腾而成的。所以发汗过多的人没有血，失血的人没有汗；用事实试验，没有不应验的。血既然蒸腾成为汗，就已经由静止转为活动，所以能够透过毛孔排出。如果出汗的同时也出血，或者没有汗而血自行流出，那么血本应当静止却没有静止，便不是阳气的守护作用了。这些道理都在《内经》中，王清任难道足以知道这些吗？西方的一切技艺，都竭尽他们的智慧和才能，勤勉不懈，从不半途废弃。西医对于内在病证虽然还没有显示出擅长之处，但如果参照中国医经的训诫，探究根本、追溯源流，也一定能够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成为像中国的卢医、扁鹊那样的人。我们中国的医家中，能够持之以恒的人很少；每读一部书，尚未领会其旨趣，便产生疑惑和畏惧，因此古代医籍往往散佚，再也无法见到。至于内科有专门器械的说法，更是以前从未听闻，却不知道古代本来就有。宋代重视医学的时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周密《齐东野语》说：“我曾听舅父章叔恭说：从前〔缺字〕襄州时，曾经获得一尊用来试针的铜人，全身都用精铜铸成，脏腑没有一样不具备。” 它的外部〔缺字〕穴位，则在旁边用错金工艺刻写穴名；一共两件，背面相对，合在一起就浑然成为完整的人体。大概当时朝廷用它来考验医生，方法是在外面涂黄蜡，内部灌满水，让医工按照分寸折算，以穴位为依据试针；刺中穴位，针进入而水流出，稍有偏差，针就不能进入。这也是一种奇巧的器具。后来赵仲南把它归还给内府，章叔恭曾经绘制两幅图并刻版流传；如今宋代铜人和章氏的图都已经失传了。这样看来，西洋的蜡制人体模型不过是具备形体，而这件器具连同穴位和针刺的方法都包含在其中，智慧和技巧又哪里比西方人逊色呢？如今虽然已经看不到它了，然而我们中国近年杰出的人才奋发兴起，创造制作奇巧器械的人，也颇有一些。如果有人能够挽救医学衰败的潮流，恢复铜人的精巧制作，并把它用于辨证施治，以彰显明确的疗效，那是医界的幸事，当然也不仅仅是医界的幸事。唐容川所著《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一书，持守中西医平等的立场，阐明天地造化的奥秘，确实对医学有功，我又何必多说呢？如今我阅读中西医书籍，若有所心得，有可以作为辅助来阐发唐氏著作的地方，便斗胆说出自己的一点见解。阴具有藏纳精气、使其迅速发动的作用，所以肾的精华必定聚集在上部；上部是末端，下部是根本。西方人说脑主管知觉，心不主管知觉，这是只看见了上部的精华，却没有看见下部的蕴藏。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阴是阳的守护，阳是阴的役使。阴阳动静的道理，我们中医又哪里能够完全测知和认识；所幸还有神圣之人遗留下来的经典。医学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已经安逸了。西医自中国周烈王时期就有解剖学，直到今天把形体剖析到了极其细微的程度，比它的旁支〔原文疑有脱误〕如何，却不知道这仍然只是表面的迹象。《内科理法》说：“凡是人越能留心，知觉的事情就越清楚。” 又说：“凡是能够留心的人，看东西比较清楚，以后也容易记住。” 这里不说留意于脑而说留意于心，可见主管知觉的权力本来就属于心。《全体通考》又说：“脑筋由心丛而来，心丛是由脊髓中百个结节所形成的两条东西。” 脑筋既然根源于心丛，自然属于心主管知觉，脑髓听命于心。这可以比作电线：心脏发电，脊柱传送电流，而脑是电流到达的地方。肾产生精并化生髓，再输送到脑；心凭借阳气成为肾的役使，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如果一定拘泥于表面迹象来探求，那么所谓“铜山在西方崩塌，洛阳的铜钟在东方响应”的说法，西医一定会更加斥为荒诞了。饮食进入胃后，必须分清浊两条道路排出，不可能不经过中间的分泌和分离。唐容川引用西医的说法，认为饮水进入胃后立即散走到膜膈之间，用来说明水不会进入小肠。然而小肠难道只是专门接受谷物食物的吗？《全体通考》论述胃和小肠的篇章中，都有“糜粥”二字；这说明胃和小肠中明明是水和食物混杂居留，再接受相火的蒸化，这种说法较为合理。但对于水和食物怎样纳入、输出以及分泌分离，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大概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件事应当以我国的圣人经典来作判断，说道：“五谷进入胃后，其中的糟粕、精液、宗气，分别进入三条通道；又说：“中焦也在胃口处，与上焦相连而出现在上焦之后；这就是所谓接受水谷之气，分泌糟粕，蒸化精液，把其中的精微物质化生出来，向上输注到肺。”

译按此说，分泌分离发生在中焦，应当就是西医所说的网膜，也就是王清任所说的津门。水之所以没有全部散布到膜膈之间，是因为它被分入三条通道。水和食物经过胃与小肠的蒸化之后，剩下的都是废弃物，难道能够扬帆直下吗？况且清浊不同，又怎么能不加以分泌分离呢？这又是圣人经典明白告诉我们的，说：“水和食物通常一同停留在胃中，形成糟粕后一同下行到大肠；其中的水液经过分泌分离，沿着下焦渗入。” 杨上善注说：“下焦在脐部以下，正当膀胱上口，主管分别清浊而不纳入。” 自古以来医家从来没有说过有两处分泌分离，圣人经典实际上曾经说过，所讲的道理也确实如此。既然这样，那么分泌分离在下焦的什么地方呢？西医认为肾主管生成尿液；他们把肾纵向剖开来画图，里面有万锥、漏斗、肾盏等名称，下方有尿管；肾的外廓也没有让尿液进入的孔口，看来尿液确实是由肾生成的。然而我不能没有疑问。凡是人喝水多，尿就多；喝水少，尿就少，显然尿是由饮水而来，这是第一点；所喝的水如果完全不能化为尿，必然会出现肿胀、泄泻等病，这是第二点；如果尿要等肾来生成，势必供应不足，这是第三点；如果肾生成尿后又立即排泄掉，那它最终就没有什么作用，这是第四点。西医为什么会因此导致错误，实在无法理解。唐容川说，左右两肾的肾系有孔窍，位置最深，贯通脊骨，通达三焦，又有两条管道向下连接膀胱。如果这样，那么从中焦、下焦向下流的水，都经过肾系到达膀胱，肾系实际上就是分泌分离的地方。医经说少阳属于肾，肾向上连接肺，所以这里把这两个脏器合在一起，是借助三焦和肺的力量来施展它们的作用。所以可知，这里的分泌分离关系最为重大。《内科理法》说：“肺和皮肤排出的气多，尿就少；排出的气少，尿就多。” 这就是《内经》所说气化后水液排出的道理；膀胱只是没有上口，所以尿液排出必然要依靠气化。然而西医说膀胱有上口，而王清任曾仔细观察后又说没有上口；〔原文此处疑有脱误〕，大概是西医关于脑髓主管知觉的说法在中国流行以后，中国人没有加以考察，信从它的人很多。试着再来论述这件事。肾精生成髓，由脊柱进入脑中，就像草木的果实结在顶端一样。我考察西医的著作，常常说脑筋由某处而来，大多是从上部向下部说明，把根本当作末端，把末端当作根本；它的弊病确实就在这里。然而即使按照他们自己的学说进一步追问，也有可以用来纠正其错误的地方。肾有髓质，西医对此说法不一；其他地方没有这种结构，而肾上核却说脑筋很多；如果不是髓由肾生成，又是什么呢？中国医书说心系贯通脊柱而属于肾，西医也说心丛是由脊髓的百个结节和两条根形成的；如果不是心与脑相通，又是什么呢？西医说脑中有透明的致密物质，心房内部的膜也说是薄而光滑透明；如果不是脑的明慧根源于心的明慧，又是什么呢？这些内容都见于《全体通考》。何况《内科理法》不是说过吗？背部的脊髓如果不与脑髓相通，就不会有知觉。这又暗中把脑髓说成不主管知觉了。大体说来，西方人的特长在于化学，他们学习医学也无非是化学。如果拿阴阳五行的道理、人体十二经脉、奇经八脉以及营卫在溪谷中的运行出入去诘问他们，他们就茫然无知；甚至《全体通考》德贞氏的自序还指责中医守旧、妄作。这实在是坐在井里看天的见识。善于守护传统的人，所守护的传统都是不可改变的天道；只有认真守持并精心研究它，新的义理才会由此产生。今天的中医不是守护传统，而是抛弃传统罢了。正因为抛弃传统，所以才会妄自创作；这并不是德贞氏所说的妄作。我感慨西方人具有这样的智慧，却只是拘拘然守着解剖学！解剖已经达到这种程度，形体还有什么能够隐藏的呢？然而他们只是看见了能看见的东西，却看不见不能看见的东西。气统率血，就像君主

译统率臣下、丈夫统率妻子一样；这个道理难道还有什么可争论的吗？可是德贞氏不相信，反而怀疑统率气的东西并不存在；大概因为剖开胸部就只能看见胸部，剖开腹部就只能看见腹部，拘守形体物质所造成的弊病，必然会达到这种地步。德贞氏在自序中又极力诋毁中医关于脾脏运动、磨化胃中食物的说法。说脾脏磨化食物就是运动，这是中医的荒谬言论，并不是出自古代经典。脾脏受伤而不能磨化食物的情况是有的；如果脾不能磨化食物，那么消化食物的器官为什么要把脾列在其中？难道不是它自身所发挥的作用吗？德贞氏怜悯中国没有良医，想要中国建立解剖检验场所，用心确实很深。却不知道中国古代从来不是没有实行过这种方法。《太素》中说：“至于八尺高的人，皮肤和肌肉都在体表，活着时可以通过测量、切按和循摸来了解，死后则可以解剖来观察。” 下文紧接着说，人之所以能够参合天地、应合阴阳，是不能不加以考察的。古代圣人只是不专门讲解剖，因此医学才能达到最精深的境界。西医的短处，就在于拘守旧说而不知变通。我知道西医对于人体阴阳，并没有认识到二者截然分开、各自具备的道理；阴阳虽然可以分为左右，但左边也有阴，右边也有阳。所以医经说左右是阴阳运行的道路，并没有说左边是阳的道路、右边是阴的道路。大体说来，肝木从左边生发心火而向上升，心火克制右边的肺金，协同胃向下降；胃也属于金。《管子》说，左边是出去的，右边是进入的，正好与这里的道理相合。水生木，所以肾的真阴偏在左边，这是因为坎卦是阴中之阳。火生土，所以肾的真阳偏在右边，这是因为离卦是阳中之阴。能够生土的是命门之火，而克制土、使水谷腐熟消化的，是少阳的木火。肝和胆都属于木，所以弦脉是肝、胆两经的脉象，都见于寸口左关部。近世西医有肝在右侧的说法，中医也随声附和，实际上在义理上没有可取之处。况且肝哪里曾经位于右侧呢？肝位于脊柱正中，胆藏在它的右叶，那么左叶自然应当是肝的主体。天地的道理是左为阳、右为阴；肝得到少阳的生发之气，也必然从左边发出而从右边进入。在右关部诊察肝脉，就是错误的。周慎斋主张肝在右侧，说有一个人患左胁痛，后来传到右侧而病情危重；疼痛传到右侧，就是邪气进入脏腑了。唉，难道真是这样吗！？右胁疼痛的人比比皆是，却没有听说一疼痛就死亡的。这必定是因为那个人的肝病已经很深，病邪转移到右侧，又损伤了胆，生机完全断绝，所以立即不起。《伤寒论》说，出现循衣摸床、轻微气喘、目光直视的情况，如果脉弦则可以生存，脉涩则会死亡。这不正是因为弦脉表示尚有生机吗？又有人把右胁痛当作肺病；肺位于膈膜以上，胁部并不是肺的部位，也没有听说小柴胡汤不能治疗右胁痞硬。郑康成驳斥《说文》时说：“如今医生治病的方法，是把肝归于木、心归于火、脾归于土、肺归于金、肾归于水，这样就能使疾病痊愈。” 如果反过来采用错误的方法，即使不死，病情也会严重。郑氏以儒者身份而懂得医学，这一点可以作为医者的警戒：百姓没有水火就不能生活，人体五行也唯独水火最为重要。医经说：“一水不能胜过二火。” 所谓一水，是指先天肾脏的水；坎卦中间的一画为阳，火就从其中生出，与后天的木火合为二火。水属阴，火属阳；阴主静，阳主动。人的一切动作和作为，全都依赖火，所以医经有君火、相火的名称。自古以来医家对于这两个意义各执一端，众说纷纭，始终没有定论。有人认为君火属于命门，有人认为相火属于心包络；有人认为君火专属于肝肾，有人认为相火专属于三焦；有人说君火生出右尺的相火，有人说相火是元气的贼害，却不知道这些说法实际上都违背了医经的旨意。医经说：“君火用来彰明，相火用来守位。” 王冰注说：“君火在相火的右侧，不主管岁运。” 相火守持自己的位置，以接受君火的命令。“君”“相”二字本来并不难理解，大概就像君主端坐而

译不亲自施为，宰相协助赞襄、尽力办事一样；所以一个主管岁运，一个不主管岁运。那么，君火究竟指什么呢？医经说：“圣人面向南方站立，前方称为广明，后方称为太冲；太冲所在的地方，称为少阴。” 按照面向南方和太冲的意义推断，少阴自然应当是指足经。相火究竟指什么呢？医经说：“少阳的上部，由相火主管。” 少阳也应当是指足经。虽然如此，肾属于坎水，而它所藏的火，实际上与心的离火相互呼应。心以肾为本体，肾以心为作用。君火实际上兼属于手少阴心经，这与守持位置、接受命令的相火大不相同。所以说少阴的上部由热气主管，而不说由火气主管。火气由少阳主管，是为了表明它属于臣下，并不是说火与热有两个不同的东西。君火兼属于两条经脉，从来不是专属于心。相火也兼属于两条经脉，自然应当以三焦配胆。有人或许疑惑，六经中唯独三焦没有说明属于什么火，心包络也没有说明属于什么火。如果心包络不属于君火，三焦又怎么能属于相火呢？回答说：三焦主管出入和纳受，也主管水谷的腐熟，这些都是火所发挥的作用。它的火就是少阳的木火。心包络是心的宫城，专门护卫心脏，并不掌握主权；然而它所依托的本体位置很高，也不向下输济相火，所以它与君火、相火都没有直接关系。前人中只有张戴人理解了这个意思，他说：“人的心、肾属于君火，三焦、胆属于相火。” 王宇泰把这段话收入《证治准绳》的消渴门，却不知道张戴人是否还有其他论述。赵养葵偏执见解的严重程度与张戴人相同，但他见识高明的地方，也有可以择取的内容。赵养葵把命门之火看作水中的火、君主之火。他说，处理事务、应对外物的是心，安居于真元、保养气息的是肾。肾尤其比心更为重要。赵养葵虽然还不知道手、足少阴都属于君主之火的道理，论述前后也不相一致，但这几句话却暗中与医经相合。试着再加以引申来补足它：先天之火具有面向南方、尊贵居上的地位，怎么能不属于君火？只是凭借能够应对事务、接触外物的心，所以才能安居于真元、保养气息。两种火同出于一个根源，所以同属于君火。至于赵养葵用八味丸治疗多种疾病，则不能作为法则。但八味丸补益水中之火，却是正确的方剂。水中之火不宜偏用阳药，使用桂枝、附子，就一定还要有吴茱萸、熟地黄。如果肾中有寒邪，就宜用干姜、附子驱除邪气，如四逆汤一类的方剂。恐怕水中之火外出而与寒邪相抗，所以加入胆汁、人尿来使它安定，不加入壮水的药物。这就是仲景圣人依据经典创立方剂的宗旨。后人使用他的方剂，却同时领会其宗旨的，大概很少。《证治准绳》的发热门中有一段说，肾虚而火不归经，用十全大补汤送服八味丸；王氏说，水中的火不能用水来折制，所以巴蜀有火井，遇水反而炽盛，遇火就熄灭。桂枝、附子固然是治疗相火的正确药物，但把桂枝、附子作为主药，又拿巴蜀火井来作比喻，说明他对于水中之火的治法还没有深入了解。难道忘了十全大补汤中有当归、熟地黄，八味丸中有吴茱萸、熟地黄吗？相火对于人体的重要性，就像国家的治理严重依赖宰相一样；大概因为它承受东方甲木之气，人体得到它，四时就都像春天一样，生机不息。医经所说的少火，就是指这种火。肝则不能与它相比；肝属于厥阴，厥阴到了终尽之处，主管疏泄并向下降。有人把相火归属于肝，是因为他们把相火看作肾火。阴阳的道理确实难以说清；拿心和肾比较，肾火主静，而心火主动。拿心、肾与胆、三焦相比，君火主静，而相火主动。君火之所以属于少阴，是因为它照耀四方，而神明蕴藏于内部；相火之所以属于少阳，是因为它生养万物，功用普遍施行于外部。经典已经说过的，我依照文字加以解释；经典没有说过的，我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推求。希望这样不至于任意发挥臆想而失去真实的道理。

译《素问》认为，不懂标本而行医就是妄行；但标本所指并不只有一种。自从启元子注释《天元纪大论》，把三阴三阳作为标，把寒暑燥湿风火作为本，后世便把这种说法奉为不可改变的准则，实际上是大错，不能不加以辨析。阴阳是无形的六气，六气是有形的阴阳，二者根本没有上下之分，怎么能把它们分别说成标和本呢？经典说：“寒暑燥湿风火，是上天的阴阳；三阴三阳在上面承受它们。” 这明明是把寒暑燥湿风火指作三阴三阳的对应之物，面对下方的应合而言，所以说“上奉”。经典又说：“阳气不断积聚形成天，阴气不断积聚形成地。” 天地尚且是阴阳积聚形成的。如果讨论标本，那么阴阳不更应当属于本吗？我曾经通览全部经典，凡是说到标本的地方，都把二者判定为两个不同的东西；所以敢用经典中的一句话概括：标本是不同的。肾与肺，疾病与医生，先发的病与后发的病，这些明显不同之处就不一一讨论了。“少阳之右，阳明治之”等语，是说明左右各有纲纪，把不同的间气作为标。“少阳之右，火气治之”等语，是说明上下各有位置，把不同的六承气作为标。按这两句话所说，作为标的气都不同于本。所以结尾说“本标不同”“气应异象”这两句话。如果只是空泛地说本不同于标、标不同于本，哪里至于反复枝蔓地说这些话呢？“不同”这两个字，本来就必须特别注意。其次，“一气之标”这一段，文辞曲折难懂，很少有人能领会它的旨意。高士宗的《素问直解》认为，六气是上位，中见是中位，三阴三阳是下位。阴阳与六气本来属于同一体系，他却把它们强行分成上下两部分，又把中气杂糅到中间，实在令人发笑。这也足以证明王冰注释误导人，其弊病必然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仔细玩味“所谓本也”这一句，它没有落在“中见阳明之上”，而是落在“中见阳明之下”；这样还能把中气撇在本之外吗？把“气之标”这一句放在“中见”之下，这样还能说标气不在中见之下吗？中见与本因为互为表里，所以都可以作为本。但不能没有表里之分，所以中见位于本的下方。“本之下”“中之见”这两句话，大意就是如此。位于中见之下的，又除了六承气还能属于什么呢？看《新校正》把这段和“六承气”一节都引用《六元正纪大论》作为证据，也隐约可以看出它已经涉及这个意思。有人说：“厥阴的上方由风气主管；风气在厥阴的上方，所以厥阴就是标。” 他们不知道，这里的“上”字，就像蔡邕《独断》所说的“上”是尊贵位置所在，与上下位置的“上”不同。否则，子午之年上见少阴，为什么不说下见少阴呢？子午之年的上方由少阴主管，为什么不说由热气主管呢？看“所谓本也是六元”这两句是连续说下来的，“厥阴之上，风气主之”等句也是两句连续说下来的；“本”字兼承三阴三阳，仔细体会就能看出来。王氏只是错误地认识了标本，所以他注释《至真要大论》时，强行给标本的同异命名，把阴说成寒、阳说成热，提出本末相同、本末不同的说法。天地造化的机理，其中阴阳错综复杂，很难只从表面迹象来探求。少阳与太阴，看起来本末相同；但甲木与乙木同属木气，厥阴却不是阳，己土与戊土同属土气，阳明却不是阴，因此相同之中暗藏着不同。少阴与太阳，看起来本末不同；但肾水也属阴，小肠之火也属阳，所以不同之中又兼有相同。况且经脉有六条，却只用寒热来概括，标本的多少相差悬殊，而且根本没有明确界限可以遵守，恐怕经典中不会有这样含混的文字。历来考察医书，把表里、先后之类分别作为标本的，都清楚明白，像排列在眉毛前一样，没有丝毫混淆。按照王氏的说法排列六经标本，似乎都只是把它们分配归属；但考察各家说法，彼此都有出入，可见王氏的说法不能作为经典准则。那么，六气的标本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从属呢？回答说：这一句话是承接下文的总纲；下文随即说明不同的原因以及各自从属的气，又接着说“从本者化生于本”等语，明确这里的“从”是指化生关系，并不是说疾病的化生。下文“百病之起”一节，才是说到疾病的产生；经典文字是多么明白。本就像主人，中就像宾客；标则既可以是本，也可以是主人，尚未有确定的分别。所以从本来说，中气就从属于本；从中来说，本气就从属于中。推而广之，从标也是同样的道理。就像主人和宾客相互酬酢应答，而其他人不能参与一样。自从专门从人体疾病来解释，有些论者偶然碰到一件事，便夸耀自己有所心得，却根本没有统观全文。例如刘潜江认为，葛根使阴气升起，是从太阴运行化生，符合阳明从中气化生的意义。这是说葛根的从属，并不是本文所说的“从”。陆九芝认为湿温是阳明由中气化生所导致的疾病，治疗用苍术白虎汤。不但仲景所说的湿温没有这种说法，就连许叔微论述贼邪时也不是这样。至于其他疾病所说的从属关系，用这个道理来衡量并不相合；至于厥阴也应当有中气病，两家却都置之不论。《素问》中说到从属和化生的地方数不胜数，但论述这一节的人全都从疾病方面去求解，总的原因是没有明白“标”的意义。我在这里又领会到一个标本相反的旨意。

译所谓相反，就是不同到了极点，也仍然是不同。为什么这样说呢？六气之中，属于从本、从标的，只有少阴和太阳。少阴这一脏兼具水火，是自身相反的。而作为中气的太阳之水，又与少阴之火相反。太阳属水，而作为中气的少阴兼具水火，也是自身相反的；其中的火又与太阳之水相反。其余四气，都是木火相生、土金相生，若不把相反看作标的意义，又怎么说得通呢？况且这个道理，经典又已经明确告诉我们了。经典说：“疾病反映出与本相反的情况，就是属于标的疾病；治疗反过来针对与本相反的情况，就是属于标的方剂。” 按这里所说的从属是指化生关系，所以从标的只有少阴和太阳。这里说的是疾病，统摄六气，所以反于本的就是标，如间气、六承气都是这样。可是王冰注说，少阴、太阴两气相反，其余四气的标本相同。既然认为这两气相反，难道没有想到这两气的相反，是水火本来就具有的相反，并不是模糊而无所凭据的相反吗？王冰心中只是横加设想出一种标本关系，所以既不知道相反这一点概括六气，又把四气排除在外，还故意掩盖了两气本来相反的事实。他处处想伸张自己的说法，实际上却处处暴露自己的瑕疵。至于我，则因此参照前后文义，能够融会贯通，也算是王氏启发了我。木火相生、土金相生，其中一个从母，一个从子，这又是为什么呢？陈修园说，木从火化，燥从水化，这是正确的。但天气不包括君火，而相火接受君火的命令来守持自己的位置，不能被木所化。土位于中央，具有面向南方的尊贵地位，不能被金所化。总的来说，都是相互依从之后才产生的。那么，从标而取法于相反，又是为什么呢？水与火势均力敌，不能偏废任何一方。扶助水的根本，阳光就会受到镇制。增益火的根源，阴寒之气就会消退。在相反之中，实际上有相互补济的妙处。所以向前推进时它就是主人，退居其次时也就是宾客。不能只从标，有时从本，有时从标。经典文字在这里又有很精细的斟酌。有人说：“王氏把标训释为末，这是依据《说文》的解释，不应当创立另外的解释。” 回答说：“末是名称；不同之处要用实际情况来验证，而‘反’又是把不同之处推到极致，这些都是从‘末’这一意义引申出来的，难道违背古义了吗？” 再说，王氏还有一个更大的错误。在“本标不同，气应异象”之后，王氏把“标”注解为疾病的开始。本标不同，所以气的应合会出现不同的征象；下一句才是在说疾病。标所指的疾病是什么，本又为什么不是疾病呢？况且先发生的疾病是本，后来发生的疾病是标，这是经典明确的训示。为什么反而把疾病的开始说成标呢？阮氏在《经籍〔缺字〕诂》中引用了这一说法，也没有深入考察。《素问》的训诂，始于全元起，但全元起的著作如今已经看不到了，学医的人大多尊奉王氏。王氏解释经典的功劳，自然不能抹杀；但他的〔缺字〕驳，也往往是存在的。自宋代以后，注家常常有所订正，唯独没有人指出标本说法的瑕疵。我不自量力，也不敢说自己已经明白，私下拟写了这篇文章，希望和学医的人共同商讨。（这是我过去写的《素问标本王注辨》，如今又加以研究考核，似乎还没有遗漏的义理，所以抄录保存下来。） 徐洄溪、陈修园，都是极其尊重和信奉《本经》与仲景圣人著作的人。徐洄溪说，神农是开创天地的圣人，确实能够探究天地造化的精微；他自称探寻根本、追溯源流，阐发事物所以如此的道理。他所著的《伤寒论类方》，自称对方剂精妙的思考和运用逐一加以注明，阐明其中所以如此的原因。陈修园说，药物的性能始于神农；不读《本草经》，就像写制艺文章却不知道题目出自《四书》。仲景圣人汇集各位圣人的大成，就像儒门中的孔子。他所著的《本草经读》，自称阐发其中所以如此的精妙之处，力求与仲景著作的文字逐字相合。如今考察这两家的书，对于《本经》都只是顺着文字敷衍，对于仲景的方剂也都只知道大意。徐氏虽然比陈氏稍好一些，但不能实践自己所说的道理，这一点是相同的。姑且试举人参这一味药来说明。小柴胡汤证，若胸中烦而不呕，就去掉半夏、人参，加栝蒌实一枚。徐氏注说：“不呕就不必使用半夏；烦就不能使用人参；栝蒌实能够治疗胸痹，这是小陷胸汤的治法。” 按心烦而喜欢呕吐，是少阳的本证；如果只有烦而不呕，方剂就应当有所加减。从心烦而喜欢呕吐时使用人参，就可以知道去掉人参，是因为烦而不呕。不呕自然不需要半夏，所以把去掉半夏、人参连在一起说。因为呕吐时胸中的邪气不至于闭塞；如果不呕却使用人参，就会使邪气更加闭塞，所以去掉人参，加入能够荡涤胸中邪气的栝蒌实。徐氏把“不呕”和“烦”拆开来解释，又只知道《别录》说栝蒌实主治胸痹，却不知道这个证候为什么会胸痹，所以他的注释完全没有说到关键。况且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证有烦而使用人参，柴胡桂枝干姜汤证烦而不呕却不用人参，难道不能参照比较而得到其中的道理吗？陈氏说，桂枝加生姜芍药新加汤特意提出“沉迟”二字，是为了辨明身痛不是余邪所致，而是营血凝滞造成疼痛；所以用人参借助姜、桂的力量，增加芍药引药进入营分，使营血得以通畅。难道不知道仲景圣人说过：“沉脉，是营气微弱。” 他又说：“迟脉，是营气不足，因为血少。” 人参进入营分、补益脉气有专门的作用，所以脉沉迟时，正好明确说明了加人参的原因，哪里是因为营血凝滞呢？他又说，四逆汤、通脉四逆汤都不加人参，是担心这种阴柔之品反而减弱干姜、附子的力量。但《伤寒论》中有四逆加人参汤，是因为泄利停止而亡血，所以加用人参。茯苓四逆汤只是少量佐用人参，是因为烦躁发生在发汗、攻下之后。按这两个方剂所对应的证候，都兼有表热和泄利，所以即使脉微，也不加人参。四逆加人参汤证是恶寒、脉微而身体不发热，所以加用人参。泄利停止而脉象不能显现时加人参，仲景圣人明明已经说过了。因此加人参是因为脉微，不是因为泄利停止、亡血。至于茯苓四逆汤，是少阴阳气虚弱，向上扰动心神，所以出现烦躁。用四逆汤扶助阳气、平定烦躁，茯苓进入肾而抑制阴邪，人参进入心而消除烦乱，各味药都有实际的意义，怎么能含混地一概而论呢？这两家论述方剂、辨识药物，大体上都属于这种情况。又不只是这两家如此。俗话说：“儒者学医，〔缺字〕菜作〔缺字〕。” 唉，这哪里是容易说清楚的啊！（全书论述人参时没有说到它治疗烦乱，所以补充论述这一点。） 卷一。石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