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译《唐本草》说郁金味辛、苦，性寒，这个说法很正确。《唐本草》说姜黄味辛、苦，性大寒；其实姜黄性温而不是性寒。只是因为认为它性大寒，所以才说它能够除风热。邹氏没有考察清楚，也沿袭了这个错误。他又认为姜黄主治心腹中的结积，这是治疗上部的药。认为郁金主治血淋、尿血，这是治疗下部的药。他的用意在于追求精确切合，却不知道实际并不是这样。姜黄味辛、苦而性温，颜色黄色，所以归入脾，治疗腹部胀满；片子姜黄兼能治疗臂痛，是脾家血分中的气药。郁金味苦、性寒，外黄内赤，性质又轻扬，所以归入心，祛除恶血，解除心包络的热邪。它治疗淋血、尿血以及妇女经脉逆行，都是针对彼此相关而导致的病证所取得的疗效，是心家血分的药物。这些都是历来试用而从未失效的经验，《唐本草》的说法不必过分拘泥。第二卷。荆芥。考察古代治疗头项受风而强硬、各种偏风中风导致的口噤，以及吐血、鼻出血、便血等病证，多重用荆芥，这些都是它所主管的范围，总不离血中的风邪。它能够在血中疏散风邪，也就是能够在血中运行气机，所以海藏称它为肝经气药。但肝经的气机不能不涉及少阳，《本经》所主治的鼠瘰，即属于少阳病。荆芥能够疏散血中的风邪，是治疗产后血晕的第一要药。它芳香而温的性质，又足以治疗瘰疬、疮疥；但原文在“去谓荆芥为温升则兼凉降”处有明显残缺和错乱，完整意思无法可靠确定。《永类钤方》治疗风热头痛，用荆芥与石膏等分研成末，以茶调服，药物的配制方法也很精妙。第二卷。薄荷。《唐本草》说薄荷治疗贼风伤寒、发汗；《食性本草》说它治疗阴阳毒伤寒头痛；苏颂、王好古也都说它治疗风寒，其他各家却都说它治疗风热，究竟应当听从哪一种说法呢？考察古方，大多用于风热证，很少用于风寒证；煎煮药汁服用，就能充分验证洁古所说的能够祛除头顶和皮肤风热的作用。它气味辛凉，不像荆芥那样性温，最终应当以治疗风热为准。邹氏解释贼风伤寒，认为夏天的贼风就是北风，确定是夏季受到北风寒邪的损伤；这与薄荷的治疗作用也还有相合之处。只是邹氏专门坚持这种说法，却不把它推广到风热证；又根据薄荷根不怕寒、苗不怕暑来解释阴阳消长的关键所在，这就拘泥得太过分了。正因为它的根不怕寒，所以它的苗才不怕暑。不怕暑，正是因为辛凉的金气足以抵御太阳之热。把它与麻黄产地冬季不积雪的情况对照观察，就可以明白了。邹氏又说薄荷能够发散寒邪【原文“泣之覆”疑有OCR或缺字】，与荆芥、香薷等相同；试想香薷是什么药，怎么可以和薄荷等量比较呢？对于头面、眼目和肌表的风热郁滞而不能发散的情况，薄荷最能发挥作用。如果配伍得当，也可以治疗上焦和中焦的里热。凉膈散、龙脑鸡苏丸用来清除胃热、胆热、肾热，可以说是把薄荷的作用发挥得超过通常范围了。逍遥散配合煨姜，又能够把凉性的风转化为温性的风，用来治疗骨蒸劳热；那些拘泥于固定见解的人，听到这里难道不会惊恐吗？第二卷。青蒿。青蒿有两种，一种黄色，一种青色，二月长出幼苗；其中深青色的，比普通蒿更特别，到了深秋仍然碧绿，且气味芳香。青蒿芳香而疏通升达，所以能够上升；它在七八月开花结子，得到较多金气，所以又能够下降。升与降相互牵制，因此升降都不能充分发挥，力量较弱；但它主治热邪停留在骨节之间，其中还有更深的道理。青蒿过了立秋以后，节节都会生虫；生虫以后仍然开花结子。虫不咬断茎，也不从茎中钻出，而是沿着茎向下进入土中，化成其他东西，好像青蒿本身有力量抑制它一样；原文在“以治劳”处残缺。第二卷。夏枯草。有人说夏枯草禀受纯阳之气，有人说它禀受纯阴之性。用刘潜江所说的“阴在下能够生阳，阳在上能够化阴”来衡量，似乎刘氏的说法更为高明。但人体的阴阳，就像天地的阴阳一样。刘氏所说的阴在下、阳在上，指的自然是阴气开始生发、阳气极盛的时候；所谓阳气生发、阴气化生，也一定是就夏枯草而言。如果阴气在下部一生发，草就枯萎了，哪里还有阳气生发的道理呢？阴气在下部一生发，草就枯萎；它感受的是下部的阴气，而不是上部的阳气，又怎么能说是阳在上而化阴呢？这个道理看似精细，实际上并不精确，仍然不能据此作为准则。我私下认为，夏枯草生长在一阳开始生发的时候，应当是阴气消退、阳气前进，能够使阳气从阴中透出的药物。到了夏至，阴气向上增长，阳气向下退却；这种草使阳气透出的生机也到此而结束，怎么能不枯萎呢？娄全善因为夏枯草能够治疗眼珠夜间疼痛、用苦寒药点眼却无效的证候，反过来推测它禀受纯阳之气。眼珠夜间疼痛，是阴分中的阳气结滞的证候。如果夏枯草禀受纯阳之气，那么对于阴分中的阳气，必然会将其铲除而难以进入；只有它是能够使阳气从阴中透出的药物，用来治疗阴中阳气结滞的证候，才会像饥饿时进食、口渴时饮水一样，正好满足病情的需要。这样想来，难道还有丝毫不相合的地方吗？至于洄溪认为夏枯草禀性纯阴，所以一到阳气旺盛的夏季，阴气将尽，便成熟枯槁。竟然把夏至阴气开始生发的时候，说成阴气将要耗尽，疏漏错误到了这种地步，更让人无法理解。第二卷。漏芦。漏芦也属于蒿类；青蒿治疗疥疮、痂癣和瘙痒，针对的是热邪停留在骨节之间；漏芦治疗的是湿痹所导致的恶疮，热邪停留在肌肤。青蒿芳香、味苦、性寒，能够与湿热相合而一并清除，所以适合治疗由湿转为燥的疮疡。漏芦颜色黑，味咸，性寒，能够使热邪从肌表散去而使湿邪【原文此处疑有缺字或句界错乱】。古方治疗发背，以漏芦汤为首选，正是因为背部属于太阳寒水的范围，漏芦味咸性寒而且有白色茸毛，恰好与之相合。而且热邪退去后，漏芦能够使乳汁下行；这是使热结所阻、不能下行的乳汁向下运行，能够消除乳房内的胀痛，并不是通利乳汁的通用药。第二卷。麻黄。邹氏解释麻黄说：麻黄的果实内部黑、外部红；它的茎很像脉络和骨节，中央红色，外部黄白色。果实代表先天，茎代表后天。先天是事物的本性，其意义是由肾到心；后天是事物的功用，其意义是由心到脾、肺。由肾到心，就是所谓肾主管五液，进入心后成为汗液；由心到脾、肺，就是把心阳分布出去，向外到达骨节、肌肉、皮肤和毛发，使其中停留的邪滞全部倾泻而出。所以种植这种植物的地方，冬天不积雪，是因为它能够使阳气在至阴之中伸展，不被盛大的寒气凝滞。

译这个关于麻黄性味和功用的论述，极其精细审慎，远胜过其他各家。据《灵枢·本藏篇》说：“肾与三焦、膀胱相合。” 三焦、膀胱与腠理、毫毛相应。麻黄虽然归入肾，但内部空虚而药性轻扬，所以是治疗太阳伤寒、疏泄表邪、发汗的重要药物。肺与皮毛相合，进入太阳经也就是进入肺；进入肺、进入心，也就是进入营卫。麻黄的茎并不是白色的，邹氏说它归入肺而特意加以修饰，未免是多余之举。另外，叶天士、陈修园都说肝主管疏泄，把麻黄发汗看作疏泄，因而认为麻黄归肝；却不知道肝能够向下疏泄，不能向外疏泄，他们的说法也未免太武断了。与麻黄相互辅助、共同发挥作用的药物，最重要的有六味：杏仁、桂枝、芍药、石膏、葛根、细辛。杏仁是麻黄的臂助。麻黄开通肌表腠理，杏仁疏通肺络；麻黄药性刚烈，杏仁药性柔和；麻黄向外扩散，杏仁向内收抑；两者合用，邪气才能完全清除。例如麻黄汤治疗风寒，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治疗风湿，都是这个道理。桂枝是用来弥补麻黄不足的。麻黄疏泄营卫中的邪气，桂枝调和营卫之气。桂枝得到麻黄配合，就不会使汗液受到羁留；麻黄得到桂枝配合，就能够节制发汗。两者合用，正气就不会受到损伤。凡是麻黄、桂枝同用的方剂都是这样。还要根据证候的轻重来决定用药；芍药是一个方剂的枢纽。以小青龙汤的一个证候为例，外寒与内饮相互搏结，出现干呕、发热而咳嗽，是这个证候必然出现的表现，而不是偶然出现的表现。麻黄、桂枝发散外寒，辛味药、半夏祛除内饮，生姜止咳逆，甘草调和诸药。寒邪通过发汗解除，饮邪也随之从便利之处排去；只是麻黄进入太阳经而向上运行，膀胱之气也因此不能向下运行，于是小便不利、少腹胀满，本来就是意料之中的事。加入芍药，是为了驯服麻黄的药性，使水饮能够向下运行。如果本来就小便不利，那么麻黄就应当直接去掉。全方祛除饮邪的作用重于发散寒邪，所以命名为小青龙汤。再以乌头汤为例，麻黄药气轻，主要驱除停留在肌肤的风寒。乌头药性沉重，主要驱除脏腑中的风寒。麻黄能够除湿，是因为湿邪随着风寒一同被驱除。乌头能够除湿，是因为风寒向外发散，湿邪便在体内自行消散。麻黄能够伸展阳气，却不能补益阳气；乌头能够补益阳气，并且使阳气随即伸展。这就是治疗历节病关节不能屈伸、疼痛时，麻黄和乌头必须合用的原因。虽然这两味药都能发汗而且较少进入内里的心部，但关节病不是发一次汗就能痊愈的，所以又用芍药随后收敛，使药力在四肢关节间周转运行，把病邪完全祛除。黄□能够疏通营卫之气，因此充当芍药的先导。甘草则培补中焦脾土，使各药协调。因为有芍药，可以使麻黄、乌头的药力向下通达，所以伤寒太阳病将要传入阳明时，石膏就是必须使用的药。大青龙汤条文中的“中风”二字，与小青龙汤条文中的“伤寒”二字，是相互对应、互相参照的说法。麻黄汤治疗伤寒，条文说脉浮紧、无汗；这里同样是脉浮紧、无汗。大青龙汤的另一条说伤寒时脉浮缓；脉浮缓尚且可以是伤寒，脉浮紧难道反而会不是伤寒吗？伤寒初起第一天，太阳经受邪；如果脉象安静，是邪气尚未传变；若很想呕吐，或者烦躁而脉数、脉势急促，就是邪气已经传变。这里的烦躁，是由于表邪实而不能向外泄越，邪气传入阳明所导致的。沈尧封认为烦躁是内里潜伏的热邪所致，却不知道阳明若不是腑实证，不会达到烦躁的程度；哪里有内里已经成为腑实，而外部还在发热恶寒的道理呢？用石膏治疗烦躁，说这是治疗太阳之邪传入阳明所致的烦躁，与仲景的各种论述完全吻合，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况且烦躁虽然表现于心、肾，而治疗却着眼于阳明，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太阳经本来属寒而表现为热，上与心相联系，下与肾相联系；太阳经的热邪闭郁，就会使心、肾都受到扰乱。太阳病不能得到治疗，邪气就必然也会传入阳明。所以烦躁并不是心、肾自身的病，而阳明正是邪热应当肃清、排出的通路。使热邪从表而泄，在里清除热邪，那么烦躁不用专门治疗也会自行消除。至于石膏，泻肺也就是在泻太阳；太阳卫护体表之气，通过皮毛与肺相合，而石膏的药性既轻又重，既能泻肺又能清胃，兼有两方面的长处，所以单用它可以治疗汗出时的热，配伍麻黄又可以治疗无汗时的热。如果邪气已经离开太阳而进入阳明，形成腑实证，那么石膏就不能胜任了。太阳病将要传入阳明时，葛根也是必须使用的药。仲景著作中的文义，很多都要相互参照、彼此校验之后才能明白。葛根汤所针对的证候，是太阳病，项背强硬，原文此处作“KT KT”，无汗而怕风。明明说是太阳病，方剂却以葛根命名。葛根是调治太阳、阳明两经交替传变的药物。为什么这样说呢？阳明病身体发热、汗出较多，而葛根能治疗大热，却不专治多汗，并且还能通过解肌使人出汗。虽然能够发汗，却不是用来驱散太阳病初入时的寒邪，所以它是治疗太阳病将要传入阳明时的药物。太阳的寒邪转化为热，热邪灼伤津液，项背就会强硬；葛根能鼓舞阴气，使项背得到濡润，于是把强硬变为柔和。它与麻黄治疗无汗恶风相比，可以说不相上下。既然如此，这个证候用葛根、麻黄两味药就足够了，为什么还要再用桂枝汤呢？因为发汗之后，表气必然虚弱；接着用调和阳气、化生阴液的药物，就能一边攻邪一边补益，使元气不过分受损而且容易恢复。这就是仲景用药调度的方法，他的方剂大多如此。

译细辛和杏仁都能辅助麻黄，但两者之间还有很大的不同。杏仁辅助麻黄，药力横向扩展，是一柔一刚。细辛辅助麻黄，药力直行向上向下，是一专一普。麻黄驱除阴邪、振奋阳气，不仅能进入少阴经，而且作用范围很广。细辛颜色黑，归入肾；颜色红，归入心（有的说是红黑色，有的说是深紫色，紫色就是红黑相杂的颜色）。它只有一根茎直向上生长，气味辛烈，所以破除少阴经的寒凝时，药力锐利而且专一。考察仲景的方剂，配伍细辛治疗上部病证的并不止一个：比如小青龙汤治疗水饮，厚朴麻黄汤治疗咳嗽气逆，桂甘姜枣麻辛附子汤治疗气分病，这些都很容易理解。唯独麻黄附子细辛汤治疗少阴病而使用细辛，这其中的道理已经被尘封很久了。试着详细说明如下：少阴与太阳互为表里，脏腑如果受到寒邪，病刚开始就一定会出现呕吐、下利、厥逆，而不会发热。现在有一种少阴证，表现为只是想睡觉，却反而发热；这说明没有少阴的里证，而有与太阳相连的表证，自然应当用麻黄发汗。脉象沉的，应当赶快温治，自然应当用附子温暖经脉。至于细辛这一味药，柯韵伯说它能驱散浮越的阳气，邹氏说没有细辛只是微微发汗，有了细辛便是大量发汗；唐容川又认为脉沉是阳气下陷，用细辛使阳气上升。实际上，他们都还没有看出细辛的性味功用，以及仲景根据证候制订方剂的真正用意。细辛和麻黄都能贯通上下，只是麻黄中空而性轻浮，用它向下行走，不能不借助其他药物的力量。细辛没有发表出汗的作用（《本经》说麻黄能发表出汗，却没有这样说细辛）；但对于在上、在下，附着于骨节和九窍的风寒，细辛能够集中力量将其祛除，绝不旁涉其他作用。所以防己黄□汤说，下部有积存的寒邪时加细辛；由此可见，细辛能够散解少阴经气中的寒邪，这是它特别擅长的地方，并非麻黄所能达到。既然如此，麻黄附子甘草汤没有细辛，而这个方却有细辛；那一方没有里证，这一方又何尝有里证？仲景使用麻黄时总说只取微汗，这里难道能够取得大汗吗？因此应当从“刚开始得病”和“得病二三日”的区别，以及麻黄煎煮方法的不同，详细考察其中的道理。医经说：“违逆冬季的气机，少阴经就不能闭藏，肾气便独自下沉。” 肾气下沉，脉象没有不沉的；即使仲景所说的脉微细、只是想睡觉时的脉，也未必不是沉脉。这里单说沉脉，是因为它沉得特别厉害。脉沉本来就是少阴病的典型脉象。这里不说“少阴病，脉沉而反发热”，而说“反发热，脉沉”，是因为少阴病本不应发热却反而发热；既然发热，就应当是由太阳向外发达，但发热又兼有脉沉，难道能没有过了二三日转为里证的忧虑吗？于是用附子专门温暖少阴经，用细辛辅助麻黄，像一支锐利的军队直入经脉，驱散经中的邪气。麻黄先煎并减少二升，是想使它的药气向下沉降。不加入甘草，是担心甘草使三味药的药力迟缓，停留在中焦。这就是发热、脉沉而且刚开始得病时的治疗方法。如果到了二三日仍然没有里证，那么以后也不至于出现里证，就不应当用细辛先行打开邪气入里的通道。所以用麻黄附子汤治疗发热、脉沉，却用甘草替换细辛，并且先把麻黄煎煮一两沸，以节制其进入内里的势头，同时调和它发散邪气的作用；这正符合得病二三日时的阶段。那一方不说“没有里证”，这一方不说“发热、脉沉”，是相互举证、彼此说明的文字。仲景对于病机的斟酌，可以说是精细周密了。再以仲景同样使用麻黄、杏仁、石膏，而治疗方法却大不相同的情况来说：大青龙汤三味药并用，是发汗的峻剂；麻杏甘膏汤也用这三味药，却专门治疗汗出而喘、没有大热，为什么呢？这一节的文义，是把“汗出”二字倒装在“不可更行桂枝汤”之前来理解的。正因为汗出，才让人怀疑或许可以用桂枝汤，而不可以用麻黄。却不知道，汗出而喘、没有大热，并不是桂枝汤证那种汗出，而是发汗之后表邪已经解除所出现的汗出。因为表邪已经解除，所以没有大热；但仍然喘，说明还有余邪。桂枝汤不能用，大青龙汤照原法使用也不能用。因此把峻烈的治法改为和平，用麻黄四两而把石膏加倍，使麻黄的作用不能过度发挥，同时又让余邪借此完全消除。况且石膏加倍使用，不仅能制约麻黄的强悍药性，清泄汗出所导致的热，连杏仁向外宣发的势头也必然受到抑制，从而使气下行而喘停止。止喘难道不是麻黄的作用吗？但汗出而没有大热的喘，主要是气逆较多而表邪郁滞较少，所以减少麻黄、增加杏仁。可见药物用量的多少关系重大，绝不是小事。石膏按两计量，与麻黄用量的多少一比较就很明显了。麻杏甘膏汤中石膏是麻黄的两倍，考察它的治疗方法，正好相合。如果大青龙汤中石膏也多于麻黄，那么麻黄受到的制约已经很重，怎么会有汗出过多的忧虑呢？洄溪说：大青龙汤一剂，除去大枣不算，总共约十六两；按今天的秤来计算，也有三两多，因此是发汗的重剂。即使少量加入石膏，终究也不足以制约麻黄。所谓十六两，已经把石膏也计算在内；所谓三两多，是按古代一两折合今天二钱多来计算的。却不知道鸡蛋大小的一块石膏，洄溪究竟按今天的秤算作多少。我把石膏打碎成鸡蛋大小来称量，总也不低于三两。而洄溪说一剂药总共三两多，实在令人无法理解。王朴庄精通算学，认为伤寒方中一两折合今天的七分六厘，这样就更加没有洄溪所说的二钱多那么多了。现在姑且按二钱多折算为一两来计算，麻黄六两也不过是今天的秤一两半；而石膏一块有鸡蛋那么大，则有（原文下文未完）。第二卷。麦门冬。观察麦冬的形状，再结合《本经》所说的主治，它本来就是胃经的主要药物。徐氏说，麦冬味甘、性平而滋润，是专门补益胃阴的药物。后人把它视为肺经药，大概是因为土能生金，肺气全靠胃阴滋生；胃气得到滋润，肺自然也能从中获益。邹氏说，麦冬的功效在于提引胃中的阴精，滋润心肺，使脉道通畅，平降上逆之气，消除烦热；如果不是上焦的证候，就绝对不适合使用它。由此可以纠正李东垣只说麦冬进入手太阴肺经，而没有涉及足阳明胃经的错误。

译前人说麦冬能够恢复脉象、通利心脉的，不止一人；大多是先在心中形成了《本经》所说胃络脉绝的认识，又用复脉汤、生脉散来加以验证。我认为，胃的大络在内部与脉相通；所谓脉绝，是胃络不能贯通，并不是真正的脉断绝。麦冬补益胃阴，使胃络通畅，从而使脉得到资助，这是可以做到的；但它并不能直接使脉恢复。能够直接使脉恢复的，只有人参；仔细研读《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自然就会明白。况且心腹中的结气，以及伤害中焦、伤于饮食过饱的病证，如果不是胃络脉绝，又哪里是麦冬所能治疗的呢？下文所说的身体羸瘦、气短，就是胃络脉绝的征象。《本经》没有一个字是虚设的，而且上下文这样相互照应；我愿意与研究《本经》的人共同核验这一点。徐氏极力诋毁用麦冬治疗咳嗽，然而《千金方》《外台秘要》中治疗咳嗽的许多方剂都使用麦冬，而其源头实际上就在仲景的麦门冬汤。麦门（原文下文未完）。第二卷。瞿麦。瞿麦本来是治疗淋证的药，但栝蒌瞿麦丸所治的是小便不利，与淋证有所不同；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使用瞿麦？这正是方剂中微妙的用意，其中有可以窥见的道理。小便不利而兼有水气，显然是下焦阳气虚弱。下焦阳虚而热邪浮在上部，所以又会口渴。薯蓣、附子能够温暖肾阳、补益虚损，却不能止渴、引导水液排出，所以辅以栝蒌根生津，茯苓化气。然而小便不利却使用薯蓣、附子，难道没有使水液闭塞蛰伏的忧虑吗？栝蒌根和茯苓的作用又偏于和缓有余，而强劲有力不足。既然如此，排除、决泄水液的任务，自然应当归于瞿麦。用治疗淋证的药来治疗小便不利，竟然恰到好处；仲景的用药真是神妙无比。第二卷。葶苈。大黄能够泄除血分的闭阻并使热邪下行，葶苈能够泄除气分的闭阻并驱逐水邪。凡是水气坚固地停留在一处，妨碍肺气下降的，都可以用葶苈治疗。至于泻肺的甘遂，味苦甘，所治疗的部位在中焦和下焦，能够疏通水谷运行的道路，所以治疗留饮和宿食；葶苈味苦辛，所治疗的部位在上焦和体表，只能利水道，所以主治气机与饮食、寒热相互结聚的病证。试以大陷胸汤、大陷胸丸的证候来验证：大黄荡涤实邪、清除热邪，能够遍达上、中、下三焦，药性极其峻烈，所以汤剂、丸剂都以它为君药，是陷胸法的主药。陷胸汤加入芒硝、甘遂，而一方只煎一两沸，另一方则把药末纳入服用，是因为这两味药都极易向下趋行；这样做是想让它们在胸膈间回旋运行，化解水邪和积食、软化坚结。陷胸丸所治的证候，条文说项部也强硬，像柔痉的样子。“项强”这两个字，实际上是这个证候的关键。考察《素问》说：“太阴在泉，项部像被向上拔起。” 项部像被拔起，是湿邪向上冲逆。这里说的是项部强硬而不是被拔起，毫无疑问是水邪结聚在肺。说“像柔痉的样子”，可知它与柔痉相似，却又有所不同。那么应当怎样治疗呢？结胸是由于误用下法造成的；误下会使正气虚弱，邪气乘虚而入，水饮和宿食于是相互结聚而不能下行。究其所进入的邪气，仍然是太阳病尚未解除的阳邪。阳邪损耗津液，所以筋失去濡养而导致项部强硬；因此应当泄除造成病患的水邪，用能够柔润筋脉的津液濡养它，并且大力驱逐心胃中的热实之邪。所以使用大黄、芒硝、甘遂，作用没有不同；但治法有所改变，药物也应当有所增加。杏仁和芒硝合在一起研磨，是为了滋润津液、柔和项部。甘遂与蜂蜜一同煎煮，是为了安定正气、化解结聚。葶苈能够泻除肺中的水邪，是这个方剂专门负责处理水结的药；把汤剂改为丸剂，是因为项部强硬不能急于求治。葶苈和甘遂（原文下文未完）。第二卷。车前子。车前就是莒。《神仙服食经》说：它善于治疗孕妇难产，并能使人怀孕生子。陆机说：车前的嫩苗做成菜，十分滑利；如今人们已经不再食用它了。车前苗既然这样滑利，它的种子能够治疗难产，自然也是取其使胎产滑利的作用。至于说它能使人怀孕生子，似乎还不完全可信。不知道身体虚弱的妇女不能生育，贵在补益冲脉、任脉；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反而会相反。车前子并不是因为别的原因使人怀孕，而是因为它能治疗难产，从而使人得以生子。车前子是疏导、排泄膀胱湿热的药物。《本经》说它能治疗气癃、止痛、利水道、通小便，《别录》说它能明目、治疗眼睛红痛。古人说车前子能利水窍而固精窍，似乎就是补肾的意思。然而茯苓利水不一定要有热证，车前子则不是有热就不治疗。茯苓尚且能够驱除肾邪，那么车前子固摄精窍的作用，究竟是怎样的固摄精窍，就值得深思了。第二卷。蓄。蓄草叶绿茎红，禀受木火之气；它牵引藤蔓、缩短节间，气味苦而性平，能够通利三焦，搜除隐伏细微的湿热病邪。所以《金匮要略》说：浸淫疮从口部向四肢流散的可以治疗，从四肢流入口部的不能治疗。因为口是脾的窍，病邪向四肢流散，就不至于侵扰脾；脾土有权，就可以治疗。蓄草牵引藤蔓、缩短节间，又在每一节开花，难道不可以说这是湿热向四肢流散的象征吗？第二卷。大黄。邹氏认为，大黄在黄色之中贯通纹理，形状像锦纹，质地颜色深紫，是火气贯穿土中的表现；这极其符合卢芷园所说“行火”的一句话。我私下认为，卢氏论述《素问》承制生化的道理固然精深，但学识浅薄的人不容易领会。大黄是火气贯穿土中的药物，或许应当能够扶助脾阳；然而这只是它的质地所体现的作用。它的味道极苦，药气极寒，而且在黄色中贯有红色纹理；对于脾中血分禁锢土中的火邪，自然一到那里就会使其熄灭。禁锢土中的火邪熄灭后，心君之火生土的作用，哪里会不因此得到发挥呢？这就是它能够执行君主的命令，平定祸乱、开拓土地，而获得“将军”称号的原因。

译大黄颜色黄，气味芳香，药性与土相合，所以用于脾胃病非常合适。它能够使火气的作用通行于上下、表里各处，这一点人们常常忽略；然而有一句话可以概括它，就是荡涤实邪、清除热邪而已。热邪与实邪兼有的，如大承气汤、小承气汤攻下燥屎，大陷胸汤、大陷胸丸治疗结胸，抵当汤、抵当丸攻下瘀血，大黄附子汤治疗胁下偏侧疼痛。只有热邪而没有实邪的，如苓甘五味加姜辛半杏大黄汤治疗面部发热如醉，茵陈蒿汤治疗谷疸，泻心汤治疗心气不足。这两类证候的区别是很明显的。由此推求，像鳖甲煎丸治疗症瘕，大黄□虫丸治疗虚劳羸瘦，大黄牡丹汤治疗肠痈，大黄黄连泻心汤治疗气痞，这些证候并非热实，却与热实证同样使用大黄，也只是借助它荡涤的性功能，扩大其神奇的妙用。而且仲景制订方剂的方法，或许还有更进一步的道理。己椒苈黄丸的条文说：“肠间有水气。” 水是虚软之物，大黄能够荡涤实邪，却不能捣除虚邪；况且泻水已经有防己、椒目、葶苈，为什么还要再加大黄呢？有人说它能够泄除血分闭阻、使热邪下行，有人说它能从大便中分消水邪，这些都只是揣测，不能充分作为可信的依据。只有近人唐容川说：“三焦是疏通水道的官府，水道由此产生。” 三焦就是膈膜和油网，水液从胃中四面细小的孔窍渗入油网，再从油网进入膀胱。如果水液流入肠间，就成为停水；水停留而不能在三焦中运行，水就不能化为气，津液也不能生成，因此口舌干燥。治疗方法应当把尚未进入肠间的水液引入三焦原有的通道。对于已经停留在肠间的水液，则从肠间攻下排出。这个说法根据西医关于油网的论述，用《内经》关于三焦的说法加以验证，考察此证和此方，没有不相吻合的地方，确实胜过旧有的解释。防己的纹理像车轮的辐条，内里黄色、外部白色，能够从脾、肺之间斡旋三焦的水道。椒目温暖肾阳，使脾阳蒸腾发动，消除腹胀而利水，就像肾气丸中配有附子、桂枝一样；这样三焦原有的通道就可以恢复。对于肠间的水液，接下来要用大黄从下部攻夺排出吗，还是还不到这个时候呢？大肠是糟粕停留的地方，大肠中有水，向下排出时就会和糟粕一起排出；即使不是燥屎，大黄本来就有责任推动它排下。只是它所主管的范围全在肠胃，药力达不到肺。肺与大肠相合，如果没有肺来主持肃降，就不能使水液和食物一同向下排出。葶苈是由肺通达到脾的药（这是根据邹氏的疏证），既能利水道，又能破除积聚，所以加用它来辅助大黄力量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况且椒目配伍大黄，大概可以使寒热相互调济；而肠胃的病，也必定要等火气的作用运行之后才会……（原文此处语意中断，随后接入“大黄之为物有定”等内容）。如果不能掌握仲景的方法，大黄就不能充分发挥才能，反而会使大黄承受很多责难；否则被大黄误治的情况很多，大黄受到诬蔑的情况也很多。《素问·至真要大论》论述制订方剂的方法，非常完备。其中关于缓急、奇偶，以及气味的浓淡、剂量的大小、药味数量的多少，都相互参照、错综配合，实际有无穷的作用。仲景正是依据这个宗旨来制订方剂，不能只用一个方面来推测。大黄气味都很浓厚，本来是峻烈攻下的药；因其药性峻下而稍微改变用法，例如大承气汤、抵当汤中的大黄用酒洗、酒浸，是为了兼顾清除太阳病留下的余邪。大黄黄连泻心汤中的大黄，用沸腾的麻沸汤浸泡而不煎煮，是想使药力停留在心下。大黄附子汤把大黄和附子同用，就把寒下之法变成了温下之法。茵陈蒿汤把大黄与茵陈、栀子同用，药力便不从大便而行，而从小便排出。大黄用法的不同也是如此。再从方剂来说，尤氏认为小承气汤没有芒硝而只有枳实、厚朴，药力向下运行较缓，所以称为“小承气汤”。却不知道，小承气汤虽然有枳实、厚朴而没有芒硝，但枳实、厚朴的用量也比大承气汤少得多；这里剂量有大小，正是“承气”有大小之分的命名由来，难道在于有没有芒硝吗？况且芒硝并不只是取其药力向下运行；调胃承气汤用芒硝配甘草，就能调和胃气；大陷胸汤用芒硝配甘遂，就能攻治结胸。大承气汤中的芒硝只有三合，而调胃承气汤、大陷胸汤却反而用到半升、一升。调胃承气汤、大陷胸汤都有芒硝，而抵当汤、抵当丸反而都没有芒硝。由此可见，芒硝的功效并不专在于使药力迅速下行。柯韵伯认为，药物生用时药气锐利而先行，熟用时药气纯和而缓慢；所以大承气汤先用芒硝专门化解燥屎，再用大黄疏通下焦道路，最后用枳实、厚朴消除痞满。邹氏赞同这种说法，其实它似乎有道理，实际上却并不正确。芒硝并不是取其迅速下行的作用，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了。煎煮时间长，药味就浓；煎煮时间短，药味就淡。药味浓，下行就早；药味淡，下行就迟。枳实、厚朴先煎，是想让它们直接向下运行。消除大黄的作用，还要兼借它们来清涤热邪，所以不能故意把煎煮次序弄错。所以大黄最后加入，芒硝只煎一两沸。小承气汤之所以把药物一同煎煮，是因为枳实、厚朴的用量本来就少，又没有芒硝。况且大承气汤用一斗水煎枳实、厚朴，取五升，再加入大黄后还要煎取二升。小承气汤只用四升水煎取一升二合，大黄虽然与枳实、厚朴同煎，药力也不会太浓，何必再分先后呢？邹氏认为，大陷胸汤使用甘遂、芒硝的锐利药力，还担心它们暂时疏通后又闭塞，所以先煎大黄，使它承担善后调治的任务。他不讲整个方剂配伍的道理，却只在药物煎煮的先后次序上寻找解释。却不知道芒硝、甘遂专门治疗胸中的热结、水结，所以芒硝只煎一两沸，甘遂研成药末纳入而不煎。大黄本来是肠胃药，用来作为消除水邪、积滞的先导，所以要先煎。邹氏又认为，茵陈蒿汤中大黄、栀子是先锋，茵陈是后续加强力量的药。却不知道茵陈能够发扬芳香之气，禀受太阳寒水之气，善于解除肌表的湿热；要想使邪气从小便排出，就必须多煎以增强它的药力。它与桂枝利小便必须重用的道理，正是完全相同的。大黄只用二两，又最后加入煎煮，就能与茵陈走肌表的药气相协调，并且还能推动邪气向下排出。茵陈、栀子都从小便而行，大黄自然也就不从大便而行了。这就是仲景制订方剂的方法（原文下文未完）。第二卷。附子、天雄、乌头。

译邹氏论述附子、天雄、乌头的性味功用相当精当；概括他的说法：乌头是老阴之气，生育作用已经完成的药物；天雄是孤阳之气，不能生育的药物；附子就是乌头、天雄的种子，包含阴气、包藏阳气。老阴之气、生育作用已经完成的药物，内部中空，以气为作用。孤阳之气、不能生育的药物，内部充实，以精为作用。气主发散，精主收敛、闭藏。主发散的能够向外到达肌腠，主收敛闭藏的能够向内进入筋骨。附子兼具这两种气，内部充实，外部强健；而且它的生长不依赖于彼此连属，而是凭借气相贯通而生，所以无论上下、表里都能到达。只是因为它内部蓄藏着乌头、天雄二者的精，所以能够兼有二者的长处，作用范围比二者更广。《本经》说附子主治风寒咳嗽、气逆和邪气，后世因此多把它视为治疗风病的药；其实《本经》文字深奥，真正的意义另有所在。风邪有“伤”和“中”的区别：伤，是伤及营卫；中，是侵犯经络、脏腑。伤及营卫的，寒邪郁滞在体表而容易化热，适宜用麻黄、桂枝，绝不适宜用附子。侵犯经络、脏腑的，寒邪根植于内而阳气本来就虚弱，使用麻黄、桂枝时又以配用附子为重要。附子不是专门祛风的药，而《本经》所说主治风寒，是指中风所受的风寒，并不是指伤风所受的风寒。《外台秘要》说，中风大多从热邪开始，所以中风既有寒证，也有热证。风引汤是治疗热证的方剂；热证不用附子，本来就不必多说。小续命汤是治疗寒证的方剂；如果附子本来就是用来驱风的，为什么附子之外没有配用更多祛风药呢？也有只用附子而没有风药的，例如近效术附汤治疗风虚证就是如此；但没有听说它能够发散从外部侵入的邪风。邹氏认为，附子治疗风寒，是因为阳气不能荣养，风寒乘虚侵扰；阳气受到振奋后，风寒自然退去。看来他并不是不知道附子治疗风寒的道理。可是他又说，仲景使用生附子的方剂都有表证；而他所引用的白通汤、附子汤，却都没有尚未解除的表邪。白通汤之所以使用葱白，是因为少阴下利一直向下而不回，失去了地道上行的功能；葱白能够进入少阴并使其上升，并不是用来从体表发汗。附子汤的证候，是少阴受到寒邪，而阳气不能周行全身。体表哪里有风邪呢？脉沉本来就不应当发汗；况且方中配有人参、白术来补益，茯苓、芍药来下行，又哪里足以承担解表的任务呢？至于仲景生用附子，不是用于汗后，就是用于下利而脉沉的证候：汗后适宜补益表阳，下利而脉沉适宜挽回阳气；生用自然胜过熟用。有人或许会问：恶风时加附子，越婢汤不就是明证吗？这是什么说法呢？回答说：大青龙汤证汗出而恶风，不可以服用大青龙汤；越婢汤加附子，证候也是汗出而恶风。如果附子又随之发汗，难道不怕出现厥逆、筋惕、肉□吗？其实加附子正是因为汗出。赵氏说：恶风是阳虚，所以加附子使药力进入阳分。既然如此，舍弃附子就会有亡阳的祸患，难道它果真是用来驱风的吗？在中风所受的风寒证中使用附子，本来可以不过分依赖其他药物；所以三生饮没有配用风药，因为阳气一旦充足，邪气就会自行消散。如果是其他风寒证，就一定需要分别治疗。邹氏也常把附子与解表药相互对举，暗中点出附子之外还应有表药；他所引用的桂枝加附子汤等八个方剂，都是如此。只有其中的桂枝附子汤、白术附子汤、甘草附子汤，是治疗风湿病的方剂。桂甘姜枣麻辛附子汤，则是治疗气分病的方剂。风邪属于阳邪，附子是温阳药；由于患者阳虚而寒邪较重，如果不扶助阳气，单靠驱风不能奏效，所以扶阳和驱风必须同时进行。寒邪属于阴邪，湿邪也属于阴邪；风湿病中的风邪，与伤风中的风邪也完全不同。若不是阳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同样需要使用附子。气分病，是水寒之气结聚在心下，证候是由少阴阳虚造成的。所以麻黄、细辛、附子能够温暖少阴并发汗。桂枝、甘草、生姜、大枣能够化生上焦阳气，打开结聚，这是从表治疗。枳术汤则从中焦泄除，病证相同而治法不同。“水饮所作”四个字，赵氏认为上下两条都有这四个字，这是非常正确的。又如麻黄附子汤，用麻黄发表，针对少阴脉沉的情况使用它，正是依靠附子来温暖少阴；否则脉沉就没有发汗的道理。附子是专门温暖少阴的药，凡是少阴病适宜温治的，使用它都能很快见效。然而，像理中汤治疗腹满，黄土汤治疗下血，附子泻心汤治疗心下痞，甚至薏苡附子败酱散治疗肠痈，这一类病证使用附子也没有不奏效的。只是因为它具有纯阳的性质，能够奋发出极大的力量，阴寒之邪一遇到它就会消解，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道理。

译仲景只用过一个天雄散，附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之后，却没有说明它主治什么病。考察这一节与上一节之间的衔接，必定有文字错乱。现在仔细推敲原文，从“失精家”到“清谷、亡血、失精”，应当是用天雄散作为主方；下文则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作为主方，这样才相合。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两个方剂本来都可以通用于失精家。但如果脉象极虚、芤、迟，并且出现下利清谷、亡血、失精等证候，就已经损伤到肾和脾；如果不补益脾气，生成精气的源头就会断绝。所以白术用到八两。少腹弦急、阴茎头寒、目眩、脱发等种种肾病，显然不是其他补肾药所能胜任的，因此选用精气充实而不向外泄的天雄，并以天雄为方名。至于作为辅助药的桂枝、龙骨，作用尤其微妙，难以言尽。桂枝汤中的桂枝只有三两，而这里用量加倍，是想使药力到达太阳经和太阳腑，以化生阳气。这个证候是阴气已经向下泄漏，阳气自然向上浮越；脾、肾都虚的阳气，不应当潜藏在咸寒的牡蛎之中。有了龙骨，就能引火归土，同时又不会损伤阳气。而且桂枝辅助天雄，就能进入肾中、释放阴邪；辅助白术，就能进入脾中、温暖脾土。龙骨辅助天雄，就能固摄肾气、收涩精气；辅助白术，就能固护脾气、祛除湿邪。把天雄散列入这个证候，意义确实极其精确。如果脉象见芤、动、微紧，即使服用天雄散也可以，但终究不如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更为恰当。因为芤动属于阳，微紧属于阴，阴阳之气相争，就会使表里失去调和。用这个汤治疗，桂枝、生姜、甘草、大枣属于阳，芍药属于阴。龙骨属于阳，牡蛎属于阴。在祛除邪气、收涩精气之中，包含着表里相合、阴阳相互维系的妙处。这两个方剂是在小建中汤、肾气丸之外，另外提出的良法。至于用天雄、乌头治疗风病，也只有阳虚而兼有寒邪、湿邪的，才适宜使用。因为它们内部中空、以气为作用，开发肌腠的力量超过附子。所以古方治疗中风证使用乌头的，比使用附子的多。乌头疏通壅塞、解除痹阻的作用，也超过附子。所以仲景治疗历节病不能屈伸、疼痛，以及手足逆冷、不仁、身体疼痛，艾灸、针刺和各种药物都不能治疗的证候，都使用乌头而不用附子。乌头和附子同属少阴药，但补益作用以附子为优，发散作用以乌头为强。所以肾气丸有附子而没有乌头，大乌头煎有乌头而没有附子。因为乌头药气发散而不能收敛，所以凡是不用于解表的方剂，都要去掉药渣后加入蜂蜜再煎，以节制它的药性。仲景使用乌头、附子，可以说把它们的妙处都发挥到了极致。乌头赤石脂丸更把这两味药同用，用来治疗心痛牵引至背、背痛牵引至心；这是取母子之气相互感应来消除内外邪气，哪里是寻常思量所能达到的呢？第二卷。半夏。半夏味辛、药气平和；辛能开结，平能降逆，是治疗呕吐、胸满的重要药物。呕吐、胸满属于少阳证，所以小柴胡汤不能缺少半夏。推而论之，治疗心下痞、腹胀、咳嗽、咽喉不利，都是发挥半夏开结、降逆的功效。概括说来，之所以使用半夏，大抵是因为二陈汤能够润利大便，半硫丸能够治疗虚秘、冷秘；有人说半夏能润而不燥，但它究竟何尝不燥呢？遇到津液亏少而没有湿邪的人使用它，立即就会招来祸患。只有仲景能取用半夏的长处而舍弃它的短处。胃反是脾受损而不能消化，并没有停滞浊邪，所以用人参辅助，用白蜜增加其润性，使半夏的燥性完全消失，从而使胃中的谷气得以运行。此外，竹叶石膏汤、麦门冬汤、温经汤所治疗的三类证候，也不能因为会用半夏而损伤津液。这些方剂所配伍的，是竹叶、石膏、人参、麦冬、甘草、粳米、阿胶、丹皮之类；这也是用药物化解半夏的燥性，使它发挥开结、降逆的能力，所谓随着情况变化而调节药性，就在于灵活变通。小青龙汤说有口渴的去掉半夏，小柴胡汤也说有口渴的去掉半夏；这可以明确证明半夏并不是不燥。然而半夏的燥性（原文下文未完）。第二卷。荛花。小青龙汤证如果稍有下利，就去掉麻黄而加入荛花。因为下利说明水气不能直接趋入膀胱；再用麻黄升发太阳之气，就会使水道更加涩滞，水气必然泛滥而形成胀满。这正是《太阴篇》所说的：下利清谷时不能攻表，发汗后必然胀满。《本经》说荛花主治荡涤肠胃中的留饮、癖积，利水道；这样就能使轻微下利不至于成为水湿停滞在下的病证，同时上部的水气也能去除。况且它所使用的是花，能够走里兼走表，所以《本经》又主治伤寒、温疟、饮食、寒热和邪气。如果用茯苓、泽泻来治疗轻微下利，表邪也会随之陷入里部；这就是仲景取用荛花的原因。第二卷。菟丝子。菟丝子汁能够去除面部□斑，徐氏不理解，叶香岩说它能使少阴之气上升，徐氏又不相信；却不知道这件事最容易明白了。菟丝子缠绕草木生长，就会使草木的根断掉；它的种子中脂膏最充足，所以能够补益肾精并使其上升。面部属于阳明经脉，而菟丝子味甘辛、性温，能够沿阳明经向上进入面部，发挥滑润滋泽的作用；面部□又怎么会不去除呢？我私下希望用这个道理来解释徐氏的疑问。脾主肌肉，菟丝子具有寄生而使根断的性质，能够补益脾气，所以能充实卫气，使身体肥健。《老学庵笔记》说久服会生疽；其他补肾药只是补益而已，菟丝子却能在补益之中兼有升提作用，所以它治疗精液自行流出、小便余沥，不能把它只看作收涩药。治疗消渴。第二卷。五味子。

译喘和咳都属于肺病；如果是肾气上逆导致喘咳，就不能只治疗肺。五味子能够收敛肺气、摄纳肾气，本来就是重要药物。但它只能安定正气，不能驱逐邪气；有邪气时使用它，必须防止把邪气收敛在体内。仲景把五味子配伍桂枝时，说是降下冲逆之气；去掉桂枝、加入干姜和细辛时，说是治疗咳嗽、胸满。由此可见，治疗咳嗽、胸满，关键在干姜、细辛，而不在五味子。然而去掉桂枝却不去五味子，其他治疗咳嗽气逆的方剂又无不把这三味药同用，这是什么缘故呢？回答说：足太阳经和手太阴经共同构成一身的卫护，这两经的病常常相互贯通。小青龙汤本来是治疗伤寒太阳病的，但杂病中的肺病也常常使用它。推而论之，苓甘五味姜辛汤、厚朴麻黄汤，都是肺中有寒饮，都是从小青龙汤变化加减而来。小青龙汤所治的是外寒与内饮相互搏结，所以出现咳嗽气逆。如果兼有外寒，方中必定有麻黄、桂枝；没有外寒的，就没有这两味药。至于三味药同用的道理，如果不分别疏理说明，就不容易明白。肺中寒冷，必然头晕并有许多涎沫唾液；甘草干姜汤用来温暖它，这是干姜能够温肺的依据。之所以使用干姜，是因为肺寒如果没有干姜就不能温暖。张隐庵解释细辛说：细辛气味辛温，一根茎直向上生长，颜色红黑，禀受少阴泉下的水气而向上与太阳相交。明白了这个道理，却说细辛不能发汗吗？细辛辛温而猛烈，实际上能够由少阴到达体表。如果说细辛能够发汗，那么细辛形体细碎，哪里有足够的力量呢？所以要发散少阴的汗，必须与麻黄同用。而疏散肺中的寒饮，正是细辛最擅长的作用。干姜、细辛一味温、一味发散，肺中的邪气已经足以得到处理。却一定还要加入五味子，而且用量比干姜、细辛还多，几乎令人无法理解。这就是治疗疾病的同时兼顾善后，仲景考虑得实在周全。肺厌恶气向上逆，咳嗽就是气逆，喘则甚至会发展为胀满。肺已经张开，想要收敛却不能收敛；即使邪气已经去除，咳嗽仍然不停止，这时说五味子可以没有吗，还是不可以没有呢？有人说：烦躁而喘的加石膏，胃热熏蒸面部的加大黄；难道这三味药也是治疗热咳的吗？却不知道，饮邪本身是寒的，只是兼夹了热邪；这三味药所治疗的仍然属于寒饮，不能因此产生疑问。又有人说：三味药治疗咳嗽，唯独细辛关系最为重要；但小柴胡汤治疗咳嗽时加干姜、五味子，偏偏不加细辛，难道是传抄时有所脱漏吗？寒饮逼迫肺气而导致咳嗽的，可以从表解，也可以从下泄。少阳处在半表半里之间，偶尔出现咳嗽，大概是阳气不能胜过阴气，微弱的寒邪侵入肺部罢了。既然没有饮邪可以消除，又何必需要细辛呢？这是伤寒太□氏说：五味子治疗咳嗽，新病只有肺被热邪损伤的才适宜使用它。（原文此处有文字错乱。） 如果是风寒邪气侵袭，就会因收敛而不能祛除。久病而气耗散的人，如果没有五味子就不能收敛固摄。然而热痰如果不清除，停留凝固就会更加坚实。（见《金匮翼》）按语认为他说得很对，但也难免有语病。肺被热邪损伤，本来确实非收敛不能挽救；例如孙真人的生脉散用五味子治疗暑病，但方中必定重用人参、麦冬等能够生津止渴的药物。即使尤氏所引用的治疗热咳、其他药物无效的方剂，也并不是没有石膏、知母、枇杷叶之类清除肺热的药物；即便是新病，也不能重（原文下文未完）。第二卷。栝蒌根、栝蒌实。就是天花粉和栝蒌。栝蒌根和栝蒌实，《本经》都说味苦性寒；李氏认为栝蒌根味甘、微苦、微酸、性微寒，栝蒌实味甘性寒，辨析得很详细。草木的根，药性向上行。果实的药性则又向下降。栝蒌根能够振起阴气并向上滋润，所以主治燥热所致的烦渴。栝蒌实能够引导向下。栝蒌根和葛根都主治消渴、身体发热，但仲景治疗痉病时，一个方用葛根，一个方用栝蒌根，是什么缘故呢？没有汗而小便反而减少，气上冲而口噤，是风、寒、湿三种邪气在太阳、阳明交界处相互搏结而不解除；使用葛根，就能随同麻黄等药把邪气向外发散。栝蒌根没有解表的长处，而证候表现为身体强硬如“KT KT”；让它与桂枝、芍药等药一同养护筋脉，正好合适，这就是二者不同的地方。栝蒌根本来主治热和渴，但牡蛎泽泻散并没有说有口渴，所配伍的又都是泻水药；这是因为大病痊愈之后，虚热难免存在，而水邪去除后阴液又受到损伤，所以用栝蒌根滋润津液、补益虚损，既消除病邪又兼顾善后。栝蒌瞿麦丸的证候，上部虽然有渴，下部却有寒；下焦寒，所以膀胱不利而水液蓄积；水液蓄积在下，阳气就浮越在上。因此，渴是标，寒是本，所以用薯蓣、附子来温暖肺肾。栝蒌实的长处，在于引导痰浊向下运行，所以结胸、胸痹不是用它就不能治疗。然而它只能引导痰浊运行，不能驱逐痰浊使其离去。因为它的药性柔和，如果不以刚烈药物辅助，向下运行的力量就不足。所以小陷胸汤配有黄连、半夏，栝蒌薤白等汤配有薤白、酒、桂枝、厚朴，都是配伍苦辛而迅利的药物；既利用栝蒌的长处，又补足它的短处。第二卷。葛根。葛根和栝蒌根，《本经》都主治消渴。但葛根能够振起阴气，栝蒌根却没有说能振起阴气。张隐庵认为，栝蒌蔓延生长时，到了结实之时，根中的粉质完全消耗；果实形成之后，根又重新成为粉质。又因为凡是草木的根，药性必然向上行，于是认为栝蒌根能够振起阴气、向上滋润。邹氏也赞同这种说法。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凡是使用葛根的，都知道它是升发阳明之气的药；却没有说使用栝蒌根是为了使阳气上升。虽然凡是根都包含向上升发的意味，但使用根部的药物并不都具有升提作用；况且如果把粉质消耗解释为升发，那么刚挖出的根正是升发力量已经衰退的时候。它之所以主治消渴，是因为药性濡润而味苦性寒，外皮黄色、内部白色，能够清除肺胃的热邪，滋润肺胃的燥邪。它又名天花瑞雪，也正是取其寒凉滋润、向下运行的意思。葛根则不同，味甘性平，是阳明经的正药。它内部颜色洁白，所以能够由胃进入肺。它外部颜色紫黑，所以又能由肺到达太阳经。它味甘而兼辛，擅长发散；药力层层上升，又横向扩散开来。上升，是升起胃中的津液来滋润肺；发散，是发散体表邪气来解除肌表。所以栝蒌根治疗身体发热，是用寒凉来胜过热邪。葛根治疗身体发热，是用辛味来发散热邪。栝蒌根止渴，是补充人体所缺少的津液。葛根止渴，是从别处取来津液以灌注此处。使用葛根而用量超过常规，至于葛根汤用桂枝汤加麻黄，难道不足以发散太阳的邪气吗？却仍然必须重用葛根，是因为麻黄汤、桂枝汤所治的证候，都没有项背强硬如“KT KT”的表现。太阳病发展到项背不柔和，说明风寒已经化热、灼伤津液，将要进入阳明；麻黄、桂枝都是燥性药物，不足以单独承担治疗任务。能够进入阳明、振起阴气、润泽骨节，又能化解肌表热邪的，除了葛根还能是什么呢？这就是葛根成为一方主药的原因。凡寒邪阻滞在经脉，正要化热而尚未完全化热，并且有表热证的，葛根都能向外到达体表而将其解除。如果已经化热入里，或者热邪不应当从外部解除（原文下文未完）。第二卷。

译何首乌。何首乌的种子有红、白两种，所以能够兼补气血。它的藤夜间交合、白天舒展，所以兼具闭合与开通的长处。药味浓厚则进入肾，涩味则进入肝；苦味能够坚固，温性能够补益。陈修园只知道它味苦而涩，却没有看出它能够补益气血、兼具开合之功的原因；他一定有使用不当而被它误伤的情况。修园认为何首乌能够止住久疟、久痢，这一点是对的；但把一切都归于少阳，就说明他仍然没有真正理解。久疟不止，病势必然会损伤肝；肝有病，肾也会有病。肾是三阴经的枢纽；要使枢纽转动而止住疟疾，自然应当补益肝、肾。肝主疏泄，久痢会使疏泄过度，肾也会失去闭藏的职责，所以也必定要以补益肝肾为要。修园既然认为何首乌味苦涩而加以贬抑，又怎么会承认它还有直接折冲邪气的威力呢？刘潜江根据《开宝本草》说它主治瘰□、痈肿、头面风疮、五痔、心痛，疗效在于气血结聚、经脉壅塞。使胡须、头发变黑，面色愉悦，筋骨增长，精髓得到补益，疗效在于气血衰弱而形体器官有所损伤。这两类证候相差极远，但何首乌能够同时发挥功效。这正与开合的道理相合，可知《开宝本草》并不是随意夸赞它。何首乌生用和熟用，作用完全不同；治疗久疟、消散肿毒，都是使用生何首乌。又如消散肿毒用赤何首乌而不用白何首乌，补益肝肾则用黑何首乌。张石顽说：如今人们治疗津液、血液枯燥，以及大肠风秘，用鲜何首乌几钱煎服，立即就能通便。它滋养水液的迅速程度，与肉苁蓉润燥（原文下文未完）。第二卷。萆□。萆□使用根部，是取其能够进入肾。茎叶都青色，叶子呈三叉状，所以能够进入肝。根呈黄白色，所以能够进入肺、胃。根部多节而虚软，所以能够化解阴邪、伸展阳气而治疗痹证。风寒湿邪停留在腰背、骨节而疼痛强硬，是阴气不能化解；用萆□使其通达，阴气就能化解。风寒湿邪导致阴痿、遗尿，以及老人四肢筋脉迟缓，是阳气不能伸展；用萆□引导它，阳气就能伸展。后世认为萆□能够使阴气清利化解，却不能补益阴气；能够使阳气伸展，却不能帮助阳气。因为萆□的作用就是驱除风寒湿邪。萆□味苦，所以能够发散；药气平和，所以能够下降。它的力量能够向外开拓，而药性又向下运行，所以能够驱除风寒湿邪，并在最下部解除它们。这就是所谓萆□的原因（原文下文未完）。第二卷。防己。防己的根外白内黄，有黑色纹理，像车轮的辐条一样；气味辛、性平，所以能够治疗由肾而影响脾肺的风湿□（原文下文未完）。肺主皮毛，难道不是应当从皮毛向外发散吗？然而车轮能够环转，却不能向外溢出；所以防己绝不发汗，只是直接从小便泄出。例如《金匮要略》的己椒苈黄丸（义理见大黄条），以及《千金方》的三物木防己汤，都可以作为依据。陶隐居说：防己是治疗风水病的重要药物。水和饮都属于湿邪一类，所以防己黄□汤治疗风湿，防己茯苓汤治疗水，木防己汤治疗饮；名称虽然有三个，基本道理没有什么不同。只是“风水”二字，确实难以分辨。风属阳邪，风从外部进入，使人阵阵发冷；刚受到风寒时，就应当发汗解除，防己不负责这一作用。内伏的风邪，如果体内没有阴邪，也不能单独存在；所以水、饮、湿都是它所依附的原因，水、饮、湿一去，风邪也会随之消失。这样的风邪，才可以用防己治疗。茯苓、白术不能做到，而防己独能做到，是因为它有像车轮辐条一样的黑色纹理，正体现了风与水相随的奇妙性质。有人问：防己地黄汤治疗病人像发狂一样胡乱行走，独自不停地说话，没有寒热表现，脉浮，难道也有水、饮、湿邪，却要反而用防己治疗吗？回答说：这是仲景另出心裁的方剂，不能和其他方剂同等论说。赵氏认为，这是血虚而邪气乘虚侵入，邪气并入阳分所造成的。考察本篇本来就把脉浮作为血虚的表现，《素问》说阴气不能胜过阳气，脉流动而浅薄急促，就会发生狂病，这确实可以作为“如狂”的依据；这个注解是恰当的。但他没有说明邪气究竟是哪一种邪气。徐氏则认为风邪并入心中，心火炽盛，所以出现如狂、胡乱行走、独自不停说话，比赵氏的注解更加清楚。但对于这个方剂为什么这样用药，他们都没有阐发出来。我仔细玩味这个方剂，四味药用酒浸泡取汁，显然不是阳邪、表邪就不会这样配伍。生地黄的用量独多，显然不是为了补血、凉血就不会这样使用。有表邪却使用桂枝、防风，可知这是从外部侵入的风邪。用生地黄配伍桂枝、防风，可知治疗方法不是通过发汗来解除邪气。不通过发汗解除邪气，却借助酒来推动药力搜寻邪气，这样邪气就不会遗漏。四味药取生药汁，而地黄取蒸出的药汁，这样阴阳就能够分别调理；既能退除阳邪，又能安定阴气。然而风邪没有出路，风就仍然不会停止。阴气不能恢复原位，阴气就仍然会牵制阳气。要使原本合并的邪气分离，这就是仲景取用防己的原因。防己这种药，既能走表，也能向下运行。它发挥运行转动的作用，表部的风邪自然会随之平息。它具有使事物返回根本的能力，受到扰乱的阴气也会因此安静下来。有人说防己治疗风湿而不能治疗风燥，却不知道在祛风药中使用数倍的地黄，就能使风邪也由燥转润，正好与防己相宜；这可以说是以人的巧思夺取了自然的功效。第二卷。泽泻。猪苓、茯苓、泽泻，三者都是味淡而能渗利的药物，作用全在利水。仲景的五苓散、猪苓汤都把三味药同用，却不嫌重复；这个道理，我大概是从《本经》和《内经》中得到的。《本经》说猪苓利水道，茯苓利小便，泽泻消水。《内经》说三焦是水道，膀胱是储水的腑，肾是三焦、膀胱的主宰。把这两方面合起来看，难道不是猪苓利三焦之水，茯苓利膀胱之水，泽泻利肾中之水吗？猪苓是枫树残余的气所凝结而成；枫树到了深秋，叶子红得像火一样，无风也会自行摇动，天下雨就停止，遇到暴雨就暗中长出二三尺，作用与少阳相火完全相同。膀胱储藏津液，若没有气化作用就不能排出；茯苓颜色白而入肺，能够运行肺气使水液气化。凡是水中的草、水中的石，以及生长在石上的草，都属于肾；泽泻生长在浅水中而味咸，归入肾经有什么可疑的呢？三味药都能利水，有气机彼此输送、疏泄的妙处。水邪与热邪结聚的证候，如五苓散、猪苓汤所治的情况，如果不是三味药同用，水邪未必能够去除；水邪不去，热邪就不能消除。热邪导致口渴，上焦、中焦都有这种情况：有的是阴虚津亏而渴，有的是津液被热邪灼伤而渴，有的是热邪与水邪结聚而渴。三味药只是利水以清除热邪，哪里像人参、栝蒌根那样具有生津补阴的作用呢？李氏认为，味淡而能渗利的药物，要想去除水邪，必须先向上运行，然后再向下降；根据仲景使用这三味药的情况考察，其实不必把这个说法推得过高。

译即便如此，在三味药中寻求止渴作用，只有泽泻还差不多。为什么呢？《本经》没有说泽泻能够振起阴气，但《别录》确实有这样的记载。泽泻振起阴气，虽然比不上葛根从胃中汲取津液来灌注心肺，但它能从水中得到气化之气；它的茎独自向上直生，就能把生发之气送达最高处。仲景又何止是明白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呢？凡是眩晕、心悸、头晕，大多归功于茯苓；但泽泻汤治疗冒眩，却偏偏没有茯苓。冒眩，是支饮阻隔在心下，下部的阴气不能帮助上部的阳气，于是阳气过度浮越在上，好像再次受到覆盖，因而产生眩晕。泽泻不仅能驱逐饮邪，还能振起阴气，使浮冒在上的阳气返回根本。白术能够培益脾土，只是用来帮助泽泻而已。《大明本草》说它主治头旋、耳鸣，大概也是领会了仲景这个道理。又如肾气丸治疗消渴，所用的都是入肾的药。虽然使用茯苓，也只是借它协助桂枝、附子使肾阳气化。山茱萸、地黄能够补益阴气，却不能使阴气上升。肾阴不能周布到胸部，口渴就仍然不会停止；所以猪苓可以不加，而泽泻不能不加。所以说能够止渴的，在这些药中只有泽泻还差不多。第二卷。菖蒲。邹氏说：人的精神灵明，就像火蓄藏在石头之中。人的身体，就像石头能够蓄藏火一样。假如身体被寒水蒙蔽，精神灵明又被痰涎壅塞。那么身体运动就不周全，视觉和听觉也不能协调。外在的病邪不能化解，是由于内在的病邪不能排出。只有菖蒲生长在水边石头之间，气味辛温而芳香强烈，阳气能够完全通达，阴气也能全部布散；所以凡是水液混浊、成为精神灵明障碍的病证，都可以用它治疗。这段疏解极其精细严密。按照这个道理使用菖蒲，开始时用它开通心窍、发出声音，效果很明显；但必须审定病证是否适宜辛温之性。王孟英的昌阳泻心汤，把菖蒲配伍竹茹、枇杷叶等药，作用也很精妙。内服仲景的泻心汤三味药，只是用菖蒲代替生姜，大概是因为各自的意义和适用之处不同。卷二 水萍 水萍漂浮在水面上，味辛、性寒，能够使皮肤中的湿热邪气发汗排出，所以《本经》说它主治突然发热、身体发痒。《伤寒论》说：不能稍微发出一点汗，身体必然会发痒。这种身体发痒，是因为有风寒邪气，应该用麻黄、桂枝发出微汗。这里是湿热郁滞而不能发汗，因而发痒，所以用水萍来主治。水萍也是发汗药，但它和麻黄、桂枝的差别有如天地相隔。朱丹溪说水萍发汗的作用胜过麻黄，却没有加以分别说明。后来于是有人把水萍看作药性峻猛的药，不敢使用了。《本经》说水萍能利水气、止消渴，使用两许水萍。大概因为它的形态外面贴着水面，内部含有血络，水不能浸润它，所以水气自然向下；《本经》未曾说它能治风，后世却把它作为风药来推用。必须知道，它所治疗的是风热之风，不是风寒之风。例如《古今录验》用水萍配牛蒡子、薄荷治疗风热引起的瘾疹，这就与病情相适合了。卷二 石斛 石斛既是肾药，也是肺药、脾药和肠胃药，各家论说纷繁，但都没有说得切合，而且还有疏漏。现在节取各家的说法，补足其中的不足。仍然依据《本经》和《别录》的宗旨，加以疏通阐释并作出证明。石斛借助水和石头生长，仿佛石头吸取水来灌溉石斛，而石斛又依靠石头吸收水分。石属金，内应于肺；石斛性气平，也能入肺。水在内应于肾，它能引肾阴上供于肺，使肺得到滋养后通调水道、向下运行，这就没有什么可疑惑的了。石斛生长不依赖细土，味甘淡而具有中土的正性；颜色黄色，又主五行金的尊贵。它与胃属戊土、阳明燥金相合，而胃和肺都负责向下运行，所以石斛的作用常常以联系肺胃来说明。既然它禀受土的德性，怎么会与脾无关？肺、胃和大肠的气都一同直接向下运行，它又怎么会与大肠无关呢？这就是石斛能够入肾、入肺、入胃，同时兼入脾和大肠的原因。石斛得到了金水的专精之气，《本经》所说的“强阴”二字，已经足以概括它的全部作用。所谓阴，不是寒，也不是温；用在温证上，它能使温证转寒，用在寒证上，它能使寒证转温。《别录》说它能驱除皮肤的邪热和痱子之气，这是使温证转寒。它能治疗脚和膝部疼痛、寒冷、痹阻和软弱无力，这是使寒证转温。总之，它的作用不超出《本经》所说的除痹和补虚这两个方面。痹证为什么能被消除？因为它运行清虚之气，使肾阴向上输济，并使肺阴向下输送。虚证为什么能得到补益？因为它布散黏腻的津液，使动摇不定的得以安定，使空缺的得以弥补。所以，肺胃得到它，气就能向下运行并恢复平和；脾得到它，就能生长肌肉；肠得到它，就能使肠道坚厚；肾得到它，就能增益精气。凡是病证恰好适合使用石斛的，必然能够同时收到除痹和补虚的益处。如果专门用它来除痹，或专门用它来补虚，就应当舍弃它的短处而取用它的长处，这样配制药剂就有一定的法则了。寇宗说：治疗胃中虚热有功效。雷说：能使男子的元气收涩。考察这两种说法，就知道有实热证以及应当利小便的人，都不能使用石斛。粗疏的医生把它当作内伤、外感都可以倚仗的药，提笔开方就用上了。却不知道把它用于内伤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后果只在于疗效很少；【原文残缺，仅存“施”字，无法完整翻译。】卷二 骨碎补 《开宝本草》说，骨碎补主治破血、止血和补益跌打骨折损伤。它所破除的血，是骨折损伤形成的瘀血；它所止住的血，是骨折损伤中的正常血液。损伤皮肤叫作伤破，损伤筋脉叫作伤断，损伤骨头叫作伤折。骨碎补寄生在树上或石头上，大多生长在背阴处；它的根有黄赤色的毛，抽出的叶子上则有青、绿、黄、白、赤、紫各色斑点，仿佛专门作用于骨头破碎之处，并调和那里的血脉。而且把它一寸一寸折断，每一寸都能生长。无论从哪里折断，处处都有汁液。它味苦、性温，所以能够入肾，使肾坚固，并补益骨折损伤。而且它没有花，也没有果实，药力专一而不分散。李氏说，把骨碎补研成粉末，放入猪肾中煨熟，空腹食用，可以使长期泄泻很快停止。它补益肾脏的功效，自然不可抹杀。至于其他方书……【原文残缺，语意未完。】卷二 胡麻 胡麻味甘而气味芳香，符合土的德性；而且它结的荚向上耸立，饱含脂液却不下垂，这也与脾所主管的上升作用相同。所以它主治内伤、虚弱消瘦，能够充填骨髓和脑髓，补益中焦，也补益上焦。它的功效在于增加津液，因此能滋润肌肤、润泽骨节、使须发变黑、增加乳汁，这些功效都必然可以实现。陈士良说：刚开始食用时能使大小肠通利，长期食用就会变得闭塞。由此可知，它的药力能够向下作用，而药性又会重新向上输注。卷二 大麻仁

译仲景所说的麻仁丸证，是脾脏受到胃气过强的牵累，脾的功能受到约束而不得舒展，于是脾不能把精微输布到肺，肺的肃降功能也随之失常；肺与脾胃都困滞了，大便怎么能够向下排出呢？麻仁味甘、性平而滑利，柔和之中含有刚性，能够进入脾脏，滋养脾的阴津，化解脾的燥气。但脾既然已经达到受约束的程度，可知脾中必有坚结。麻仁能够使它扩张，却不能破除坚结；芍药是脾系统中能够破血、作用于血中之气的药，二者合用，脾大概就不会再受到约束了吧。病因是胃气过强，治疗脾怎么能不兼顾胃？胃的下降也不只是自身的作用，还要依赖肺，治疗时又怎么能不顾肺？所以又辅以大黄、枳实、厚朴攻治胃，并用杏仁抑制肺气。病由胃产生，却以“脾约”作为病证名称，是因为它属于太阳、阳明合病，而不是正阳阳明病。兼有太阳病，所以小便次数多；小便次数多，所以大便艰难。治疗方法以振起脾阴、化解燥气为主；燥气消除后，太阳病不必专门治疗也会自行痊愈，所以麻仁是关键药物。治疗阳明腑病，非用承气汤不可，所以取用小承气汤中的大黄、枳实、厚朴，但又把它们的用量减少了。复脉汤使用麻仁，是辅以姜、桂来疏通阳气，辅以阿胶、生地黄、麦冬来滋益阴液；后世用麻仁取汁煮粥治疗风病、淋证，也都是取它润燥、疏通壅滞而又柔和中焦、柔中有刚的作用。卷二 粳米 农作物的收获都表现为甘味，这是土的正味。不像其他事物的甘味那样各有偏性。粳米能够平和调理五脏，补益中气。有时人困倦疲乏、没有力气，吃完一顿饭后便格外舒适，甚至有人参也比不上的地方，由此就可以想见它的功效了。粳米所禀受的金水之气较多，在补益气的同时又能滋养阴液，所以补益药和寒凉药，没有不能借助它而取得功效的。谷物是人生存最宝贵的东西，但患霍乱、痧胀，以及想吐却吐不出、想泻却泻不出的病证，在一天之内咽下一口米汤，病情就会立即严重到无法救治。大概是因为暑湿秽恶的邪气充斥于体内的通道和络脉，米汤进入胃后输送到脾、归入肺，又恰好使这些通道和络脉更加扩张，变得没有一丝余地，所以病情会这样迅速地危急。卷二 薏苡仁 李濒湖说：薏苡仁属于土，是阳明经的药，所以能够健脾益胃。刘氏反驳说：胃是五脏六腑之海，它的清气向上输注于肺；之所以能够输注于肺，实际上是由于脾的作用。脾气与肾气相合而上达于肺，肺气与心气相合而归于肾，这三阴之气称为元气，也就是中气。然而如果胃阳虚弱，脾的地气就不能上升到天，势必湿气旺盛而化为热，聚集到胃脘的阳气处而损伤气。胃阳亢盛，肺的天气就不能下降到地，必然热气旺盛而化为湿，反过来逼迫脾脏的阴分而损伤血。损伤气，肺受到影响，就会成为胸痹、半身迟缓；严重时甚至会使肺阴大受损伤，成为肺痿、肺痈；还会因为气受损而影响主藏血的肝，导致筋脉紧急、拘挛。损伤血，脾受到影响，就会导致肠胃不利；严重时甚至会使脾气大虚，出现水肿、长期风湿痹证，并且病邪下移而患疝气。这些都是胃气在上、下方面发生病变的情况。薏苡生长在平坦的水泽地，性气寒、味甘，具有水土相合的德性；它在盛夏结成果实，于是本应润下的气又趋向炎上；而在秋末采收果实，浮越的热气又归于清凉下降。这与胃通达地气而不使湿气化热相合，又与胃通达天气而不使热气化湿相合。前面所说的那些病证，它都能够治疗。中气不受湿邪侵扰，也就不会受热邪侵扰；能够除湿而随即清热，并不是胃单独的功劳，只是胃在其中起枢纽作用。如果像李氏那样，只笼统地把它与燥湿健脾的药同等论述，那么所谓清热、治疗痿证、调和血液、滋润筋脉这些作用，又该归到哪里去呢？然而薏苡是补益中气的重要药物，只是它味淡、药力缓和；如果不与其他药物配合使用，不集中药力来施用，也不能取得明确的效果。他又说：这里所说的筋脉拘挛，是湿热损伤血液，使筋膜干燥而造成的病。这就是医经所说的“大筋短”。肝脏藏血而主管筋，湿热本来就是血分的病。考察李氏的说法，确实没有说到关键；而刘氏把幽深微妙之处说得过于夸张，因而产生了许多曲折。姑且不论脏腑阴阳的升降出入，它的说法本身也并不完全正确。即使按照他的话反过来推究，实际上也有他自己暴露出缺失的地方，不能替他隐讳。他在论述伤气时插入“更因伤气”一句，因而把筋脉紧急拘挛说成完全属于伤气之后的传变。至于伤血，难道会没有真正的血证，却偏偏把肠胃不利等四项当作伤血来解释吗？这些都只是牵强附会的想法，与实际道理没有关系。薏苡能够使胃阳不虚、不亢，又能使脾气与肾气相合而上达于肺，使肺气与心气相合而归于肾，它的用途理应极其深广；像四物汤、四君子汤一类的方剂，为什么古方中选用薏苡仁的却寥寥如晨星呢？何况又说必须与其他药物配合、集中药力使用，这就本来可以知道薏苡不能兼收众药的长处，那又为什么要过分赞许它呢？薏苡能使湿不化热、热不化湿，自然是既能除湿又能清热；但他又说除湿就能清热，难道连薏苡性寒这一点也忘了吗？既然把薏苡看作除湿药，却又说薏苡能润筋，这就等于认为薏苡和牛膝没有区别了。牛膝治疗筋膜干燥所导致的四肢拘挛、不能屈伸，是因为它的根柔润，内部含有白色汁液。能够润筋的药不能除湿，能够除湿的药不能润筋，这是本来就明白的道理。肝藏血而主管筋，但筋的病不能一概指为血病，这一点也不能不加以辨析。《本经》一书，原本就有汉人掺入的句子；但其中精微深奥的地方，字字如金玉，绝不是圣人不能写出的。例如《薏苡仁》条所说的主治筋脉紧急拘挛、不能屈伸、长期风湿痹证、下气等几句话，确实是万世不易的准则。从《千金方》《外台秘要》以及后世相传的优良方剂来看，凡是使用薏苡仁的，必定兼有筋脉紧急拘挛、不能屈伸的病证；寒性拘挛使用它作为辅助药，也正是取其能够舒缓筋脉。古方小续命汤的注释说：中风而筋脉紧急拘挛、说话迟缓、脉象弦的，加用薏苡仁。李氏把加薏苡仁解释为扶助脾气、补益肝脏，却不知道它有舒缓筋脉的妙用，可以说是昏昧不明。另外，薏苡仁丸能够治疗胁痛，胁痛难道不是肝病吗？孕妇禁用薏苡仁，难道不是因为它能泻肝气、使胎儿下堕吗？

译既然肝与筋相合，薏苡仁怎么会不是肝药呢？真不明白自金元以来，竟然没有一个人阐明这一点。天门冬主治突然发生的风湿痹证，薏苡仁主治长期不愈的风湿痹证。“久”字本来就有很深的含义。因为风湿痹证不适合使用寒凉药，风湿痹证长期不解，寒邪将要化热。如《金匮要略》的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证，出汗后当风、长期受寒取冷，这是寒邪；发热在午后加重，这是寒邪化成的热。麻黄用来驱寒，薏苡仁用来除热。没有发热，就不能归咎于薏苡仁。以上这些主治，都与《本经》的记载相符合。再从薏苡仁本身来考察，《本草纲目》引马志说：薏苡仁以青白色的为佳。苏颂说：薏苡结出的果实呈青白色。雷氏说：薏苡的颗粒小，颜色青，味道甘。据此可知，薏苡绝不是纯白色的。薏苡的苗在仲春萌发，颜色青，禀受的木气较多。果实在秋季采收，颜色白，禀受的金气也较多。颜色兼有青、白，是金木二气相交。味甘而淡，所以进入胃而不进入脾。主管疏泄的是肝，主管肃降的是肺；胃也是传化并向下运行的腑。肺、肝挟带金木之气的威力，径直向下运行，经由胃、小肠而到膀胱，这些都是它顺势通行的道路；而且薏苡仁性寒，最终归于肾，湿邪怎么会不能被排除呢？后世用利小便的方法治疗疝气，都是深深领会了这个意思。刘氏认为，薏苡在盛夏结实，是因为润下之气又趋向炎上。他不知道果实在盛夏结成，是因为水气不畏惧火气；不畏惧火气，就能制约火气。水自然趋向水，怎么肯趋向火呢？《本经》所说“下气”二字，原来还包含着这样深刻的道理。刘氏把这里所说的筋挛解释为筋膜干燥，我已经略加驳斥了。考察刘氏这篇文章中“宗曰”一段的注文，他说：受到湿邪，筋就会松弛；但湿邪随即化热，湿与热相合就会损伤血液，血不能滋养筋，筋于是又会拘挛收缩。筋挛固然有因血虚而引起的，但这里的情况并不是这样。邹氏说：筋这种东西，遇寒就坚硬强劲；坚硬强劲，就会缩短；遇热而变得松缓，松缓就会弛长。这说的是不夹杂湿邪的情况。如果夹杂湿邪，大筋就会横向胀大；横向胀大，就会变短；小筋就会纵向伸长；纵向伸长，就会弛缓变长。凡是事物都是这样。只是它能够变短，却不能坚硬强劲，这与因寒而收缩的情况不同。考察横向胀大的说法，前人从未说过，比刘氏的说法自然高明。然而《灵枢》说湿热不能被排除，大筋变短，小筋弛长。这说明筋变短时，湿邪已经化为热邪。大概起初虽然横向胀大，却不会缩短；只是湿邪化热以后，所谓食气进入胃，散布精微于肝，充养之气流注于筋，筋逐渐被热邪灼伤，于是收缩变短。所谓不能排除湿邪，就是说热由湿化成，已经不是一天的事了，这与《本经》的说法完全一致。薏苡仁能够止泻热、驱除湿邪，筋于是舒展；用它验证，多次都有效。如果是损伤血液而要等待养血，疗效就不能这样迅速了。《本经》把“久风湿痹”列在“筋急拘挛、不可屈伸”之下，明确说明这种病属于筋病；但上下文若断若续，几乎无从寻求解释。《金匮要略》关于胸痹缓急的一条，正好为《本经》点明了要旨。胸痹就是风湿痹证，发生在手足就表现为不能屈伸，发生在胸部就表现为一侧缓、一侧急；这些病都是日久形成的，也都是筋病。“缓”“急”二字，前人的注释大多含糊其辞；只有邹氏根据《灵枢》《素问》关于阴跷、阳跷以及足阳明颊筋的论述，类推探求，并进一步解释巢元方关于胸痹的说法，认为五脏六腑的寒气因虚而向上冲击胸膈；寒气冲到左侧，就会把热气逼到右侧；寒气冲到右侧，就会把热气逼到左侧。寒则拘急，热则松缓。可以说，经过今天的阐发，原本旷然难明的道理已经清楚了。有人问：寒湿、热湿，各自都有专门治疗的药。湿邪既然已经化热，却舍弃治疗热湿的专药而使用薏苡仁，不把它称为热湿证，这其中难道也有道理吗？回答说：痹证没有纯粹的热痹，湿邪化成的热，始终不会脱离寒性。所以不说湿热、风热，而说“久风湿痹”。这种证候是热中有寒，缓急当然不只是由热引起；这个道理只有寇宗说到了。他说：受寒会使人筋脉拘急，寒热相杂会使人筋脉拘挛；如果只是受热而从未受寒，就不会导致筋脉拘挛。虽然这与邹氏的说法略有不同，但无论缓证还是急证，实际上都只有薏苡仁能够治疗。为什么呢？寒就是湿，湿邪去了，寒邪也会随之消失；薏苡仁治疗筋病有专长。既然如此，仲景为什么又要加附子呢？回答说：胸痹是由于阳虚，本来就不是不用辛温药便能治好的；使用附子而不用薤白、桂枝，是因为薏苡仁有损伤阳气的忧虑，附子足以抵消薏苡仁的这一弊端，从而舍弃短处而取其长处。并不是因为用薏苡仁来治疗热。附：李氏说，薏苡仁健脾益胃，脾虚时补益其母脏，所以肺痿、肺痈也使用它。刘氏说：治疗痿证只取阳明。阳明湿热旺盛，就会形成肺痿、肺痈。大肠和胃的湿热消散，肺痿、肺痈自然就会痊愈。唉，这两家的说法实在太粗疏了！治疗痿证只取阳明，是就一般痿证而言的。怎么能和肺痿的“痿”混为一谈呢？况且薏苡仁虽是肺药，却不能治疗肺痿；肺痿发展到吐脓而成为肺痈时，才可以治疗；在肺痈之中，又以胸中皮肤甲错的最适合使用薏苡仁。为什么呢？胸中的皮肤甲错，是肺热灼伤津液所造成的。虽然病变表现在肌肤，却与筋膜相互联系，肝也负有责任。薏苡仁能够泄去肺热，又能疏通筋膜中的干涩，所以是治疗此证的妙药。《千金方》的苇茎汤就是一个可以验证的例子。肺痿为什么不能治疗呢？肺痿的原因有两种；属于虚寒的情况就不必说了；即使是肺被热邪灼伤而津液已经枯竭，筋膜也没有什么病变，薏苡仁不能滋润津液，反而还会耗竭津液，用它又有什么帮助呢？肠痈为什么能够治疗呢？也是因为身体出现了皮肤甲错。皮肤甲错虽然不在胸部，但它属于痈脓这一点是相同的；痈脓本身也不能只依靠薏苡仁治疗，而由痈脓导致的皮肤甲错，则非薏苡仁不能担当治疗之任，这与胸痹专门治疗缓急二证的道理没有不同。尤氏认为这里的肠痈是小肠痈，正好与我所说薏苡仁由胃到小肠、再到膀胱的说法相合。有人或许疑惑，肺药大多进入大肠，为什么薏苡仁偏偏不是这样呢？回答说：这正是金木二气相交，肝主疏泄，也正是薏苡仁属于肝药的依据。薏苡仁的主治作用，首先在肝，其次在肺；胃以及胃以下的脏腑，都是它依次作用到的部位。方书中没有用薏苡仁治疗胃病的。因为它所补的土，只是补肝中的土，正所谓五脏各自都有土。前人只把薏苡仁看作补益中土的药，所以说它药力和缓；然而使用得当时，见效极快，哪里有什么和缓可言呢？卷二 绿豆 豆类本来是脾、中宫之物，绿豆皮性寒而豆肉性平，能够由中焦通达于外以解除热邪，所以外科的护心散用绿豆粉来使毒邪……【原文疑有错乱或缺字】；有人误以为绿豆能化解一切药物的毒性，却不知道绿豆能够压制热邪、解除毒邪，并不是能把没有热毒的误服药物也化为乌有。卷二 扁豆；扁豆叶 扁豆的花白、果实白；果实中间藏着芽的地方另有一条纹理，形状像眉毛，格外洁白；而且白露以后果实更加繁茂，大概是禀受金气最多的缘故。凡是豆类都味甘而入脾，所以能够在夏季湿气旺盛、脾气虚弱的时候，布行清肃之令，恢复敦厚充实的脾气。

译这就是《千金方》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治疗霍乱所以使用扁豆果实的原因。然而它补脾的力量非常强，必须是脾受到湿邪困阻而又没有腹痛、没有胸脘痞闷的人，才适合使用。这样看来，《别录》把霍乱吐泻不止的主治归于扁豆叶而不归于果实，确实很有道理。所谓霍乱，是阴阳、清浊二气相互干扰。扁豆生长在暑热积聚旺盛的时候，花还没有开放，但它的枝叶却更加挺立不屈；这种阴凉茂密的叶子与酷烈的太阳彼此抗衡，完全没有妨害。用它治疗清浊失调的霍乱，自然能使清气归于清、浊气归于浊。那么，《唐本草》所说吐泻以后转筋，生扁豆捣取一把，加少量醋绞汁服下就立即痊愈，正可以证明《别录》的记载并非虚妄。民间说在扁豆棚下避暑会患疟疾，甚至扁豆也多不拿来充作蔬菜，这也是有原因的。扁豆以阴凉茂密的叶子抵御酷烈的太阳，花白、果实白，完全具备金气，它不怕暑热是很明显的。彼此不畏惧，就会彼此争斗；疟疾是邪气与正气相争的病，所以有所忌讳。扁豆又会壅滞脾气，那还怎么能够解除疟邪呢？这就是仲景说患寒热病的人不能食用扁豆的原因。卷二 淡豆豉 《别录》说，淡豆豉味苦、性寒。李氏说：黑豆性平，制成豆豉后性温，经过蒸制，所以能够向上升散。我私下认为，仲景把它用作催吐药，也是取它与栀子一温一寒、一升一降的作用；应当以豆豉性温而能升散为正确。《别录》说它主治烦躁，但仲景只用它治疗烦，不用它治疗躁。如果烦而兼有躁，就有阳经病和阴经病之分：阳经病使用大青龙汤、大承气汤；阴经病使用四逆汤、甘草干姜汤、吴茱萸汤，都不用淡豆豉。阳经病的烦躁，适宜解表或攻下；阴经病的烦躁，适宜赶快使阳气回归。淡豆豉怎么能够胜任这样的治疗呢？《别录》把烦躁都作为淡豆豉的主治，实在值得商榷。烦证有虚有实：虚证是正气虚弱，邪气侵入而尚未聚集，所以心中烦闷懊恼；实证是邪气堵塞在胸间，所以心中结滞疼痛。虽然说是实证，却不同于结胸证那样水邪与食邪相互结聚，所以可以用催吐法把邪气吐出去。这种证候属于有热无寒，也与肾没有关系。之所以使用豆豉，是因为豆豉味苦、性温而能向上涌，栀子泄热而向下降，于是能够把邪气吐出，并不是用来平复阴气上逆。张氏说淡豆豉主于开启阴精，使阴精向上资养；邹氏于是据此认为它可以治疗伤寒头痛以及瘴疠恶毒，却不知道这与原意相差何止毫厘，实在是失之千里。因为伤寒刚开始，以及瘴疠恶毒之邪，虽然身体发热，实际上内里夹有阴邪，所以适宜用葱豉的辛温之性解表发汗，或配合人中黄等药来解毒。这与阴脏的精气有什么关系呢？况且淡豆豉又怎么能开启阴脏的精气呢？试着把淡豆豉煎煮后尝一尝，马上就会想吐，这样就可以恍然明白了。淡豆豉性温而不是寒，也不能治疗躁证，这一点确实可信。邹氏过分拘泥于《别录》，于是解释各个方剂时忽左忽右、忽进忽退，前后彼此矛盾。黑大豆本来是肾谷，蒸制成豆豉，就是要使它从肾直接向上运行。因为它是肾谷，可以治疗肾病，所以《千金方》中崔氏等各家方剂用它来调治肾系统的虚劳。因为制成豆豉后不能立即向下运行，所以把它与地黄一起捣成散剂，或与地黄一起蒸饭服用。邹氏说它能从极下部拔除阴邪，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他解释葱豉汤时，既说此方适合用于病证初起、突然发病而难以辨别的情况，又说这是热邪而不是寒邪。他不知道葛稚川创制此方的用意：起初一二日，头痛、怕冷，恐怕寒邪侵犯太阳经；脉洪，又恐怕热邪发于阳明经。投用葱豉，就能使邪气解除，而阴阳两方面都不受妨碍。正是因为病情难以辨别，才创出这个妙方，所以后世多奉为法则。煎好后加入童便，是因为葱白、豆豉辛温，少量加入童便，就能使阴气不受损伤，并与脏腑之气相协调。如果淡豆豉本来性寒，再加上童便的寒性，葱白虽然味辛却也性寒，向外疏达的力量必然大为减弱，恐怕没有这样配制药剂的道理。邹氏又根据《素问》所说“气寒、气凉，治以寒凉，行水渍之”，认为注家所说的“用热汤浸渍”，是说寒凉之物能够治疗寒凉之病；于是引用《伤寒论》中使用豆豉的各个方剂，认为都不用生水煮，是符合以寒治寒的宗旨。《金匮要略》的栀子大黄汤不是用来治疗寒证的，所以四味药一起煎煮，不分先后。唉！邹氏错了。他所说的注家，大概只是近世那些不求甚解的人罢了。考察可知，“气寒”说的是北方，“气凉”说的是西方，这是承接上一节“西北之气”那句话；“治以寒凉，行水渍之”是承接上一节“散而寒之”那句话。上文说明道理，这里说明治法。王太仆注说：西北方人的皮肤腠理致密，而且人们都吃热食，所以适宜用疏散和寒凉的方法。所谓“散”，是指温暖地沐浴，使内外气机通达；所谓“行水渍之”，是指用汤液浸泡。张隐庵说：西北的气候寒凉，人的阳热之气郁遏在内，所以应当用寒凉的方法治疗。所谓“行水渍之”，是用汤液浸泡身体，以使人出汗。综合这两种说法来看，经文所说的“渍”，一定是通过沐浴来发汗；如今西北方人习惯使用这种方法，并不是用热汤浸泡寒凉药物。如果说用热汤浸泡寒凉药物，就可以治疗寒病，那么药物就多得用不完了。既然如此，栀子豉汤为什么要先煎其他药，之后再煎淡豆豉呢？这与泻心汤用麻沸汤浸泡药物、绞取药汁没有区别。豆豉本来是肾谷，要使它向上运行，所以不宜久煮；大凡用豆豉来催吐、发汗，方法都是这样。像用来发汗的枳实栀子豉汤，豆豉只煮一二沸，因为有枳实抑制它，所以豆豉用到一升；即使只煮一二沸，也没有妨碍。栀子大黄汤四味药一起煎煮，是因为不取催吐、发汗之效，自然应当多煮；豆豉用一升，也是因为与它配伍的是大黄、枳实，但仍要取豆豉治疗上焦的作用。至于《金匮要略》的瓜蒂散，则是用生水煎煮以催吐。只是豆豉用七合，没有说明加多少水；任凭用生水煎煮而不加限制，可见一定是要充分发挥豆豉的药力。药味浓厚就容易向下运行，有人或许疑惑，这与催吐法不是相违背吗？他不知道，吐出停留的食物与吐出寒饮不同；吐出停留食物，本来就应当稍微抑制药物向上浮动的性质。虽然抑制了它，但以苦温的淡豆豉配伍苦寒的瓜蒂、甘酸的赤小豆，最终仍然一定会受到激发而向上运行。况且苦寒、甘酸的药捣成散剂，苦温的药煎取药汁，其中都有一升一降的作用；所以反过来利用药物本性并加以激发，怎么会不是催吐的方法呢？邹氏对于经文的旨意和方剂的用意都没有彻底领悟，勉强把它们扭曲拼合起来，免不了既误解自己，又误导别人。卷二 饴糖

译土具有耕种收获、化生甘味的作用，饴糖就是农作物精华中的精华。脾土位居中央，如果脾虚乏力而应当建立中气，建中而又不是专门补脾的药物有五种：人参、大枣、粳米、甘草、饴糖。它们都能治疗脾虚腹痛，但各有适宜和不适宜的情况。虚证兼有寒，就一定要以驱寒药为主药，例如大建中汤用人参、饴糖配合花椒、生姜，就是这样。寒在下焦时则不适宜使用这五种药，例如当归生姜羊肉汤、乌头桂枝汤就没有使用这五种药。附子粳米汤治疗腹中寒气攻冲如雷鸣、剧烈切痛，以及胸胁气逆胀满、呕吐，这难道不也是下焦的寒吗？为什么其中有粳米、甘草、大枣，却没有人参、饴糖呢？回答说：这里没有什么说法是完全确切的，必须结合具体证候仔细审察。腹中有寒而疼痛，实际上是由于下焦浊阴之气向上泛滥，以致胸胁气逆胀满、呕吐。附子用来温补肾阳，半夏用来止呕；脾虚应当补益，但有呕吐的虚证时，中焦不宜壅滞，阴分却适宜补益，所以用粳米、大枣、甘草来补虚益阴。人参有使气上升之嫌，饴糖有壅滞中焦之嫌，所以避而不用。小建中汤中的甘草用炙甘草，而这里不用炙甘草，也是因为炙甘草有壅滞之性。邹氏说，桂枝加芍药汤主治腹满痛，小建中汤主治腹中拘急疼痛；大概芍药味酸，能破除阴结，饴糖味甘，能缓解拘急，这话是对的。然而小建中汤治疗拘急疼痛，却仍然使用芍药，也是有原因的。徐氏说，桂枝汤用于外证，能够解肌、调和营卫。用于内证，则能够化气、调和阴阳。桂枝、生姜配合甘草、大枣，是为了化解阴气。芍药配合甘草、大枣，是为了化解阳气。芍药不只是治疗腹满，所以小建中汤对于虚劳、里急、心悸、鼻衄等证都能主治。只有在治疗腹满疼痛时，才在桂枝汤原方的基础上加倍使用芍药，而饴糖则弃而不用。邹氏论述大建中汤、小建中汤的区别，创立了“势合势分、力专力薄”两种说法，又断定为：君药尊贵，臣药就听从君药的命令；君药卑下，臣药就擅自发挥作用。实际上始终没有一种说法是恰当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小建中汤所治疗的病证并不单一，但其要点在于建立中气。既然称为“建中”，也就是建中汤中作用较小的方剂罢了。至于大建中汤，则专门治疗中焦脏腑的虚寒，不兼顾其他经的病证。“腹中寒”是主要病证，其余症状都是腹寒波及所致。周扬俊说：中气虚弱，阳气就不能布散，所以积聚的是寒饮，冲动的是寒气。尤在泾说：阴寒凝聚而形成有形之物，腹中的虫类便乘机而动。这两种说法都非常恰当。温补脾脏没有超过干姜的，补益脾脏没有超过人参、阿胶、饴糖的。花椒能够由脾通达于肾，消除水饮并杀灭虫类，也是温补脾脏的重要药物。这四味药都大温大补，作用不超出中焦；建中汤中还有比它们更强的吗？看看大建中汤只列在《金匮要略》腹满一门，而小建中汤则分别列在《伤寒论》以及《金匮要略》的血痹、黄疸、妇人杂病等各门中，仲景制方并标明方名的用意，就更加清楚了。历来注家没有谈到这一点，实在令人奇怪。卷二 韭（根、叶同用）、韭子 《素问》说：食物之气进入胃，浊气归于心。韭菜味辛而气味浊，所以尤其容易归入心。因为它归入心，所以《素问》说心病适宜食用韭菜叶。但必须是心被阴邪壅滞、阳气不能通达，借助韭菜来使阳气通达，并不是所有心病都能治疗。胃脘有瘀血而疼痛的人，饮用韭菜汁非常有效。韭菜把进入胃中的浊气归于心，同时也能用滞留在胃中的浊质来治疗胃病；由此推而广之，用它治疗胸痹、吐血、鼻衄、噎膈等证，也就是取其下气散瘀的功效。《别录》说，韭子主治梦中遗精和尿液浑白。邹氏用《素问》所说“阴藏精而起亟，阳卫外而为固”来解释，这是非常正确的。阳气不能维系阴气，阴气就不能迅速收藏精气；阴气不能维系阳气，阳气就不能固护体表。梦中遗精，是阳气不能维系阴气。尿液浑白，是阴气不能维系阳气。韭菜根部充实，韭子又能入肾；韭菜甘温，足以使阴气迅速收藏精气，韭子酸温，足以固摄精气。兼有这两方面的长处，所以是治疗梦中遗精和尿液浑白的妙药。这只是阴阳两气彼此不能维系；如果虚弱很严重而患有这种病证，韭子就无能为力了，或许应当再加用温补固摄的药物。卷二 葱白 葱这种植物，茎一层层紧紧包裹，颜色白、气味偏凉；叶子中空，末端尖锐，颜色青、气味偏温。仲景的方剂凡是使用葱的，无不是用葱白。它层层紧裹的茎中，含有将出而尚未出的青叶，这是阳气涵藏于阴中的表现，犹如少阴中藏有真阳；它向上生发的气机中含有青叶，又像厥阴；颜色白，又像肺。由此可知，它确实是肝肾药，也是肺药。通脉四逆汤证出现面色发赤，是阴气格拒阳气。阴气既然格拒阳气，就应当使阴气仍然向阳气趋近。生姜、附子能够扶助阳气、驱逐阴邪，却不能沟通阴阳之间的隔绝；只有葱白升举阴气来招引阳气，阳气才会飘然返回，阳气返回后面色就不再发赤。既然如此，白通汤证没有面色发赤，为什么也要升举阴气呢？阳气在上，适宜下降；阴气在下，适宜上升。少阴病下利，阴气一味向下而不返回，失去了地道上行的作用。生姜、附子能够扶助阳气，却不能升举阴气来沟通阳气；阳气不通，阴气就向下滑泄，下利也不会停止，所以用葱白列在方剂之首，并命名为白通汤。这里的“通”不是通脉的意思。旋覆花汤治疗肝着，病人想让人踩踏胸部，表现为上下之气不能交合；用旋覆花散结并使阳气下降，用葱白升举阴气向上输济，新绛辅助旋覆花，并且也能疏通阴阳运行的道路，使上下交合而形成泰和之象。至于妇人半产后漏下，肝肾的阴气已经下沉，若不疏通血中的结滞之气，并挽引它向上，就不能治疗；旋覆花、新绛用来疏通，葱白用来挽引向上。考察这三个方剂，葱白用于肝肾的作用就全都可以看到了。只是《本经》说它主治发汗，后世也多把它用于解表方剂，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心与肾，手少阴经和足少阴经，是相互贯通的。汗是心的津液，葱白升举肾阴，就会进入心营；它颜色白、味辛，又能开通肺卫的郁滞，这就是它能够发汗的原因。卷三 薤白 药物中味辛、性温而又滑润的，只有薤白是这样。它最能通行胸中的阳气，疏散大肠的结滞。所以仲景治疗胸痹使用薤白，治疗泄泻、痢疾和里急后重也使用薤白。只是胸痹属于阳气微弱，痢疾则有寒有热，不过都是借助薤白疏通通利壅滞，所以《外台秘要》对于冷痢、热痢，都有用薤白治疗的方剂。卷三 生姜 生姜是老姜生出的子姜，干姜则是由老姜制成的。所以干姜得到的秋气较多，功效兼有收敛作用。生姜得到的夏气较多，功效主要是横向疏散。干姜温暖太阴的阴气，生姜宣通阳明的阳气。一脏一腑，治疗也分别涉及母子关系。生姜气味轻薄而能发散，能够由胃通达于肺，以疏散邪气。凡是外感导致的鼻塞，以及嗳气、呕吐、胸痹、喉间痰液凝结、气机结滞等证，都由它主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