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译只是不能治疗咳嗽。小柴胡汤证咳嗽时要去掉生姜；痰饮一门中凡是说到咳嗽的，也都不用生姜。因为生姜纯粹具有辛散之性，恰好会损伤肺，所以不能止咳。太阳病表邪未解而有咳嗽，像小青龙汤尚且不用生姜，更何况其他经的病证呢？但肺痿一门中的咳嗽有使用生姜的情况，因为肺中的邪气实盛，不同于太阳经的表病，正可以与麻黄一起泄去肺邪。厚朴麻黄汤有麻黄却不用生姜，是因为脉浮时邪气向外通达比较容易，已有麻黄疏散表邪、石膏清热，合当用干姜的温性来温暖并收敛肺气。泽漆汤没有麻黄却使用生姜，是因为脉沉表示体内有伏藏的水饮，泽漆、紫参等药味苦性寒，所以用来把水饮从下部驱除；生姜、桂枝等味辛甘……【原文后半句疑有缺失，并混入下句问语。】回答说：这正是应当探究方剂意义的地方。小青龙汤所治的是外寒与内饮相互搏结；麻黄、桂枝用来疏散外寒，细辛、半夏用来消除内饮，配合芍药来辅助辛、夏，水气就一定会从小便排出。这是内外分别解除的方法，不宜再重重扰动肺气，使内外相互牵连，所以加入温肺的干姜、收敛肺气的五味子，而减去劫夺肺气的生姜。射干麻黄汤证有喉中发出水鸡声，这是火邪吸引痰液，痰不能下行而发出声响；起初必然有风寒外邪侵入肺中，所以咳嗽而气逆上冲。它与小青龙汤证相似，实际上却有所不同。小青龙汤用麻黄来发散太阳经的表邪，就一定要加桂枝；射干麻黄汤用麻黄，只是搜逐肺中潜伏的邪气，不必加桂枝。小青龙汤用辛味药和半夏消除水饮，按治法应当温肺，所以使用干姜；射干麻黄汤也用辛味药和半夏消除水饮，按治法应当清肺，所以使用射干。小青龙汤引导心下的水饮从小便排出，所以加芍药；射干麻黄汤疏散喉中的上逆之痰，所以加生姜。因为干姜不但会增加肺热，而且也不是肺系统的发散药。真武汤证是由于发汗过度，引动肾水向上泛滥，导致心悸、眩晕、身体……【原文“身”后疑有缺字。】如果不是肾中真阳本来虚弱，也不会达到这种程度。方名叫真武，是说表热不足以忧虑，而寒水之邪必须赶快镇摄。附子补助阳气，白术培植脾土，所以镇摄寒水的作用已经很充分了。要驱逐已经泛滥的水饮，使它归入沟壑，茯苓、芍药就不可缺少。要疏散上逆之气、驱逐阴邪，使病机转动恢复正常，生姜尤其不可缺少。如果寒水冲射肺部而有咳嗽，就用治疗肺咳的药，再加细辛、干姜、五味子；咳嗽不是主要病证，与小青龙汤证有区别，所以小青龙汤中细辛、干姜各用三两，而真武汤中这里只各用一两。生姜是证候中的关键药物，并不是因为有干姜就可以把它去掉。生姜泻心汤既有生姜又用干姜，是用生姜治疗干嗳气和食物腐臭气，用干姜治疗腹中鸣响和下利。通脉四逆汤有干姜又加生姜，是用干姜止下利、通脉，用生姜散寒、治疗呕吐。生姜能够去除秽臭之气、通达神明，它的作用完全在肺胃；而胃与脾以膜相连，所以也有治疗脾气分病证的方剂，例如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治疗腹胀就是这样。血分也有使用生姜治疗的情况，例如当归生姜羊肉汤治疗腹痛就是这样。驱使药物发挥作用的妙处，不在于某一味药，而在于整个方剂；所以创制方剂尤其难于认识单味药。生姜、大枣调和营卫，以及生姜用量多于大枣的道理，详见“大枣”条。有的方剂用生姜而不用大枣，仲景总是把它与桂枝、半夏、橘红等药同用，重点在于畅通阳气，所以不取大枣甘味壅滞的作用。卷三 干姜 干姜是把母姜去皮后依照方法制成的，颜色黄白，气味辛温，质地坚实凝结，是专门温暖中焦脾土的药；理中汤使用它，正好符合它的本来分量。它的发散性不如守持性强，所以能够由胃通达肺，却没有泄邪、发汗、止呕、行水的长处。炮制成黑色后也能入肾，但没有附子、乌头那样强大的力量。仲景的方剂凡是使用干姜，总不超出温暖中焦这一作用；其中的道理可以仔细考察而得到。通脉四逆汤就是在四逆汤的基础上加倍使用干姜，脉象不出又加人参，似乎干姜和人参都能通脉，功效不只在于温暖中焦。却不知道，营气受到壅遏而没有通行的空间，这就是脉象不出的原因。【原文句读疑有脱误。】营气出于中焦，中焦分泌糟粕、蒸化津液。发生下利，中焦就失去职能，怎么能不出现脉微弱、将要断绝呢？要使脉象重新出现，自然非温暖中焦、止住下利不可。如果下利已经停止而脉象仍不出现，那么原因就不在中焦，而在主管脉的心。然后再加上补益心气、通利血脉的人参；并不是说干姜不能通脉，而是通脉也离不开温暖中焦。肺痿有由燥热导致的，也有由虚寒导致的。虚寒导致的肺痿，用甘草干姜汤治疗；说干姜能够温肺，这当然是对的。哪里知道金气由土气所生，土不温暖，上部就必然虚弱；上部虚弱，就不能制约下部。头晕、多涎沫，是上部虚弱；遗尿、小便次数多，是下部虚弱；而这些都由于中焦不温。既然如此，并不是干姜不能温肺，只是它要经过脾才能温肺。有人说：伤寒误用攻表的方法，服用甘草干姜汤后下肢厥冷痊愈、足部转温，那么干姜不只是温暖中焦，而且还能温暖下部了。回答说：干姜哪里能够温暖下部，只是炮制后才有这种作用。然而即使炮制使用，它温暖下部的药气仍不能完全贯通；再服芍药甘草汤，原先不能贯通的地方才开始贯通，脚才开始伸直而不再拘挛。这其中的道理非常微妙，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尽的。脉浮、自汗出、心中烦躁、微微怕冷，是邪气在表。小便次数多、脚拘挛，是太阳经寒邪侵入少阴经。也可能原先就有潜伏的寒邪，因此病情加重。医生用桂枝汤只攻治表邪，方中芍药味酸性寒而进入里部，反而增加了下焦的寒，于是服药后便出现厥冷。起初心中烦躁、微微怕冷，此时又加上肾寒而躁动；阴分中的阳气又随着桂枝向外发散的势头而想要越出，所以咽干和呕吐同时发生。这时自汗所表现的表邪，已经由桂枝治疗；只要再用炮姜温暖下部、炙甘草调和中焦，没有不使阳气恢复而自行痊愈的。但足部已经转温而拘挛紧急仍如故，难道不是温暖下部的力量仍然不足吗？如果不是真阳亏损，就可以不用附子。之前被芍药误治的人，现在反而要用芍药使脚伸直。芍药为什么能够这样做？正是因为用炮姜配合芍药并加以制约，之后才能使阳气完全恢复。肺痿为什么不再用芍药甘草汤？因为只有遗尿、小便次数多，而没有脚部拘挛紧急的症状；并且使用炮姜，也是为了温暖肺部。那么，干姜如果不炮制，也可以只温暖中焦而不温暖下焦。

译各种四逆汤治疗少阴病而使用干姜，似乎说明干姜也能用来温暖下焦；但不知道少阴寒邪很重时，必然会向上侵犯脾，所以要用附子斩将夺旗，仍应辅以干姜来储备粮草、坚固营垒。理中丸中干姜用三两，是因为温暖中焦本来就是干姜所负责的功效。四逆汤中干姜用两半，是因为温暖少阴有附子承担，干姜则在附子之后负责殿后。再看肾着汤，病位属于下焦，但方中有治脾的药而没有治肾的药，更能说明要温暖下焦，必然应当同时温暖中焦。四逆汤的重点在于四肢厥冷，下利只是兼有的症状；有干姜时，不一定还要有葱白。白通汤治疗少阴下利，这是正病而没有兼证；如果不升举阴气，使它与阳气相通，下利就始终不会停止，所以以葱白为主药，再配合姜、附子。桃花汤中干姜只用一两，这就已经很少了；而且没有附子，也没有葱白，凭什么能够解除病邪呢？回答说：这不是少阴纯寒的证候，而是用石脂、粳米来固摄下焦、调和中焦，再略用干姜，使其趋于温化；既不使大便通利，也不清除血液，只是单纯止住下利，这是极其高超而精妙的治法。像赤石脂禹余粮汤所治的病，病在下焦，却用中焦药物治疗而不奏效，那么桃花汤中加入干姜，难道不是因为它也涉及中焦吗？干姜温暖脾脏，并且作用向上达到肺部；用它治疗肺咳，而病势向下牵连脾脏，正是相互对应的。例如小青龙汤用干姜治疗寒咳，剂量达到三两，即使出现轻微下利，也不去掉干姜，就是这个道理。《本经》说干姜主治止血，《仁斋直指》说：血遇到热就会宣通运行，所以止血多用寒凉药。然而也有气虚兼夹寒邪，阴阳不能彼此固守，营气虚弱散乱，血也因此错乱运行的情况。我认为，血由脾统摄，有些出血病变发生在中焦，若是营气虚弱散乱的证候，就不能不温暖中焦。《金匮要略》的胶艾汤没有干姜，但《千金方》中有干姜。黄土汤虽然没有干姜，但灶中黄土的作用与干姜没有两样。干姜能够温暖中焦，自然有它止血的道理。不过，也不能没有配伍的辅助药物。大体说来，吐血而一直不止，病位在上就应当加以压抑；漏血而一直不止，病位在下就应当向上提升。凡是用柏叶、阿胶之类作为辅助药的，是为了引导血液归入经脉。使用黄芩、童便之类作为辅助药的，是为了滋养阴气、调和阴阳，并不是为了压抑血势，也不是为了向上提升血势。唯独柏叶汤使用马通，其中有些地方实在令人难以想象。马的气势最为旺盛，能够使血随着汗液排出；而马身上的各种物质，不是性寒就是有毒，只有马通性温而无毒。它虽然是污秽物，实际上是马体化气化血、使经脉运行之后的余物，而且药性能够向下运行。这是用它来辅助干姜，以压抑血势而止血。妇人患陷经，漏下黑色液体而不止，用胶姜汤主治。黑色多是由于热，但虚寒体质的人，血从脉络流出后凝滞，也可能逐渐变紫变黑；这种情况也并非没有。胶姜汤中的姜，无疑是干姜。后来陈修园用这两味药治疗这种证候，反复使用却没有治好；之后把干姜改为生姜，并加入阿胶、大枣，煎服后立即止住了出血。他说生姜能够散寒、升提气机，配合陷落的病势使其向上升举，这与马通一味压抑、一味升举，正好可以相互对照。不过，先服用干姜未必没有功效；或者按照仲景的方法，把生姜、干姜同用，应该会更快见效。仲景方中同时使用干姜、黄连的证候，必然兼有呕吐。呕吐属于少阳病，所以方中必然有黄芩、人参这些少阳专用的药物。少阳是三阳经的枢纽，用黄连使胃阳下降，用干姜使脾阴上升；脾气上升、胃气下降，少阳才能转动枢机。这是治疗少阳没有往来寒热的治法，病虽治在这里，疗效却表现在那里。卷三。苦瓠。水肿严重，面部、眼睛和四肢都浮肿，这是病在体内而症状表现在体外；用苦瓠的瓤和种子治疗，就是舍弃外在表现而取用其内部。瓤和种子是一个瓠中所储存的津液；等到它逐渐干燥、收敛，气势强劲、药力浓厚，把津液炼化为精华，用它来驾驭人体中凝滞不化的水液，自然没有不归顺投诚的，都会完全服从约束。那么，苦瓠究竟凭什么能够这样呢？它的气味是苦寒的，药性是趋于下行的；苦瓠既然趋于下行，其他本来不下行的东西难道不会随之下行吗？这就是《本经》因此说它能导引水液下行的原因。卷三。桑耳。（桑耳，是生长在桑树上的木耳，虽然有五种颜色，这里现在只讨论黑色的。） 桑树是箕星的精气所成，等到树木腐朽后，经过盛夏湿热之气的蒸腾，就凝结成桑耳。这如同肾中津液向上输送，所以颜色是黑的。它具有喜好风的本性，所以归入肝经。因此，对于血分中的湿热，它最能发挥作用。血分中的湿热，只有女子容易因此形成疾病。漏下红白色液体，是阴气受到阳气逼迫而向下泄漏。血分出现癥瘕、积聚，是阴气受到阳气阻遏而导致壅滞。原文“阴通阴伤寒热者”疑有文字或断句问题，暂无法确定确切含义。这是阴气不足，并不是阳气有余。只应当使阴气化生并上升，不必压制阳气而损伤阳气。桑耳性凉而滋润，并且能够向上蒸腾，所以能够使阴气化生并上升。卷三。杏仁。杏树的脉络属于心，所以是心的果实；杏仁则主要疏通脉络中的气，因此是肺的果实。杏仁的药性既直线下降，又兼有横向扩散；横向扩散和直线下降相互牵制，彼此都不能充分发挥，所以若不配合其他药物，它既不能横向扩散，也不能直线下降。把杏仁用于横向扩散时，同时也取用它直线下降的作用。把杏仁用于直线下降时，同时也取用它横向扩散的作用。如果证候对这两种作用都有需要，杏仁也能同时施展这两方面的功效。麻黄汤，是治疗伤寒、发汗的方剂。既然用了麻黄，为什么又要加入杏仁？因为杏仁还能够使气下降、止住喘息。表邪实而不能解除，固然会喘；邪气已经解除而气却不能下降，也会喘。杏仁既能走表，又能进入里部，于是向外发散的气也一同从中间的道路下降。因此，麻杏甘石汤既有麻黄又有杏仁，是用来治疗喘的；葛根汤有麻黄却没有杏仁，说明其证候本来就没有喘。然而，麻黄并不是不能治疗喘；《小青龙汤》说，喘就去掉麻黄、加入杏仁，这又为什么会有适用与不适用的区别呢？这是因为麻黄向上能够发散心液，向下又能通达肾气；小青龙汤证心下的水饮，已经与肾脏的水相互吸引，如果再用麻黄扰动肾气，喘就更难止住了。杏仁是肺经药而不是肾经药，所以去掉麻黄而加入杏仁；这就是在需要横向扩散时使用杏仁，同时取用它直线下降作用的道理。大陷胸丸，是治疗伤寒、攻下病邪的方剂。结胸证还说颈项强硬，像柔痉的样子；在颈项强硬这一点上，它与大陷胸汤证没有不同，但病情却更重。所以大陷胸汤可以迅速攻下而痊愈，这种情况却必须改用丸剂，缓慢攻下。杏仁这一味药，专门是为颈项强硬而设置的。颈项强硬是阳邪灼伤津液所致，杏仁研磨后如脂膏，药性又兼有横向扩散的作用。再辅以芒硝的津润、白蜜的调和甘甜，要使强硬转为柔和又有什么困难呢？然而，结胸证的颈项强硬，并不是因为攻下后不能调和，也不是因为攻下后不能使病邪陷下。杏仁固然是大黄的功臣，也是葶苈、甘遂的益友；这就是在需要直线下降时使用杏仁，同时取用它横向扩散作用的道理。

译伤寒发汗，以麻黄为主药，杏仁为辅助药。治疗喘证，以杏仁为主药，麻黄为辅助药。所以二药合用，疗效才会迅速。喘证出现在伤寒病中，是由于表邪实、肺气郁闭。出现在杂病中的喘证，则有热喘、虚喘、痰饮之气所致的喘，不止一种情况。小青龙汤在出现喘时去掉麻黄、加入杏仁，说明它并不是治疗伤寒所致的喘，所以这个方也多用于杂证。然而，仲景用药的方法，只是在药物配伍、异同、比例和剂量多少之间稍作转变，功效便大不相同。大青龙汤，是治疗伤寒最重要的方剂。麻黄、杏仁同用，难道是为了治疗喘吗？原因在于麻黄的用量是麻黄汤的一倍，杏仁则由七十枚减为四十枚；又得到生姜升散、石膏寒凉的作用，杏仁自然随着麻黄横向扩散，不会专注于直线下降。由此推求，麻黄、杏仁同用而并非为了治喘的方剂，还可以找出四个：第一是麻黄加术汤。患湿病的人身体烦疼，是寒湿之气郁结在肌表，麻黄汤正适合治疗。病因在于湿，所以加入白术来收摄湿邪。而中气既然已经稳固，杏仁也就只是用来疏利肺气而已。第二是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因风湿而患病，到了午后发热加重，这已经不是单靠麻黄、杏仁能够治疗的了。薏苡仁能够清热除湿，又能治疗久患风湿所致的痹证，所以加入它。但从药物比例看，麻黄只用麻黄汤中六分之一的量，杏仁用七分之一的量，薏苡仁的用量也与麻黄相等；这是用小剂量治疗上部的方法，所以杏仁不能发挥直线下降的作用。第三是文蛤汤。它就是大青龙汤去掉桂枝；贪饮是由于热邪很盛，所以文蛤、石膏用得特别多。麻黄减为大青龙汤的一半，是因为表邪轻微，不希望使汗出得过多。如果没有文蛤、石膏的咸寒之性，麻黄恐怕还不会用到三两。既然使用麻黄，又辅以生姜、杏仁，自然没有不发汗的道理。杏仁虽然兼有直线下降的长处，但用文蛤、石膏加以制约；它与麻黄、生姜相比而与文蛤、石膏相距较远，药势本来就会如此。第四是厚朴麻黄汤。这是由小青龙汤加减而成，但治疗作用大不相同。条文只说咳嗽、脉浮，没有详细说明证候，那么可以从本方的药物来推测：干姜、五味子、细辛，都是治疗寒咳的药，由此可知咳嗽是因寒而起。麻黄、杏仁与厚朴同用，厚朴也是温散药，由此可知肌表有寒邪，适宜发散。方中有细辛，又加入半夏，就必然是用它们来化除痰饮。方中有五味子，又加入小麦，既然能够治疗咳嗽，自然也应当安定肺气。这必然是因为肺痿已经初见端倪，所以加入石膏来保存津液、化除燥邪，与小青龙汤加石膏的意思很相近。但小青龙汤加石膏所治的是肺胀已经形成，所以驱除寒饮，使其向下运行；这里所治的是肺痿刚开始萌发，所以趁脉象浮的时候，赶紧解除表邪。桂枝、芍药之所以用于前一方而不用于这一方，原因就在这里。厚朴用到五两，又没有芍药，那么杏仁怎么能够发挥直线下降的作用呢？这就是舍弃杏仁直线下降的作用，而取用它横向扩散的作用。杏仁既能直线下降，又能横向扩散，虽然两方面都没有猛烈的力量，都需要借助其他药物；比较这两种作用，直线下降的力量略胜于横向扩散，所以甄权说杏仁主发汗，而《本经》不说它主发汗，却说它主下气。茯苓杏仁甘草汤，注家大多认为杏仁用于散结，唯独我认为它是用来下气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胸痹，胸中气机阻塞、呼吸短促，看起来似乎很严重，实际上比前一条用枳实薤白桂枝汤所治的病情要轻。这大概是痰饮造成的病患，阳气还没有虚，所以不需要使用薤白、桂枝。稀薄的水饮用这个汤治疗，胶结的痰饮则以橘枳生姜汤为主方。因稀薄水饮导致胸中气机阻塞、呼吸短促，必然是由于小便不利，水饮停留在胸中；胸膈或许平素就不舒畅，水饮停留后便形成胸痹。《本经》说茯苓主治胸胁逆气、心下结痛、利小便，由此可知，疏散停饮所形成的结滞，确实是茯苓负责的功效。茯苓以淡渗之性疏散结滞，所针对的是有形的水饮。杏仁味苦性温而向下运行，所针对的是无形的气。二者合用，胸痹就会打开，阻塞就会通畅。然而，其他治疗胸痹的方剂没有甘草，而这个方中有甘草，是因为茯苓、杏仁都向下运行；如果不靠甘草承载、缓留药势，药力很快就会离去，病邪也不能完全祛除。《外台》的走马汤，是攻下药剂。中恶后心痛、腹胀、大便不通，徐忠可认为这是客忤，沈目南认为是绞肠乌痧。考察方中使用巴豆，当然是因为有恶毒的邪气壅塞脏腑，病势顷刻之间就可能死亡。所以用巴豆驱逐有形的实邪，用杏仁使无形的虚气下降，作为紧急救治的方法。这与茯苓杏仁甘草汤使用杏仁，取用它的作用并没有不同。这就是舍弃杏仁横向扩散的作用，而取用它直线下降的作用。也有用杏仁辅助麻黄发汗，从而可以用于寒凉剂的情况。《伤寒论》中治疗黄疸的方剂共有三个：茵陈蒿汤使湿热从小便排出，因为小便不利、腹部微满，这是阳明病适宜用攻下法解除的证候。栀子柏皮汤所治的身体发黄、发热，不同于太阳病的发热；黄柏是阳明经和腑的药物，所以用它清除肌表湿热（《别录》说它能治疗肌肤发热、发红、隆起，邹氏认为黄柏的作用正在于表里之间），再辅以栀子、甘草，也是向下运行、通利小便的轻剂。这些地方都与杏仁没有关系。麻黄连翘赤小豆汤说，瘀热在里，身体必然发黄；但没有小便不利、发热等证候，那么这里的里部就是太阳的里部（这一说法本于柯氏）。太阳瘀热若不发汗就不能解除，但发表不能接近热邪；而阳黄的湿热，则不适宜使用热药。只有用连翘、梓皮、赤小豆彻底清除热邪、利湿，承担治疗里部的主要任务，然后再由麻黄、杏仁在表部发散，湿热才能通过汗液解除。这是治疗太阳瘀热所致黄疸，并不是治疗头痛、发热、身体疼痛、骨痛，所以麻黄、杏仁的用量相对于麻黄汤有所减少，并且用于寒凉药剂，也不会妨碍寒凉药发挥作用。也有用杏仁治疗肿胀，正是取它不发汗的作用；如“水去呕止，其人形肿”一条（见《痰饮篇》）。尤氏说，胃气已经调和而肺气壅塞尚未疏通，用麻黄可以使它疏通，这话很正确。只是对于为什么不用麻黄而用杏仁这一点，他的解释并不恰当。麻黄发散阳气，就像发汗一样；因为血虚而不敢发汗，也就像失血的人不会有汗。大凡身体浮肿，必然要疏通血络；麻黄和杏仁都具有这种作用。

译也有用杏仁治疗喘，却不把它用于发汗剂的情况，如桂枝加厚朴杏仁汤。太阳病误用攻下法，没有结胸、下利等变证，只是轻微喘；既然喘得轻微，表邪实而未解的程度也很轻。桂枝汤本来就不能解除表实；对于轻微表实的邪气使用麻黄，又怎么能算恰当呢？只是厚朴的温散作用胜过桂枝，与桂枝汤配合来解除表邪，就不至于有发汗过多的忧虑。然而，虽然不会发汗过多，表邪固然已经解除，但表邪解除后气不能下降，喘仍然不会停止。既长于下气，又能兼助解除表邪的药，就是杏仁。退去麻黄而加入杏仁，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杏仁研磨后像脂膏，属于滋润之物，又擅长横向扩散和直线下降，所以无论伤寒还是杂证，都有许多地方可以借助它。麻仁丸使用杏仁，是在滋润之中兼取它直线下降的作用。麻仁和杏仁都能滋润津液、化除燥邪；但麻仁能够舒展脾的约束，杏仁能够抑制肺气使其下降（详见“大麻仁”条），不能说它们没有通便的功效。大黄 虫丸使用杏仁，是在滋润之中兼取它横向扩散的作用。这个方剂的种种治法，无非都是为了补益虚弱、缓和中焦。能够引导地黄进入脉络，使滋润柔和的作用运行的，除了杏仁还能是什么？即使桃仁，也只能与“虫”类药物相比其猛烈程度。还有只取杏仁的滋润作用来辅助其他药物，而完全看不出它横向扩散和直线下降作用的，如矾石丸就是这样。子宫中有坚硬癖块和干血，即使把桃仁、干漆、“虫”类药物作为坐药，也未必就能将其除去，何况横向扩散和直线下降的作用，难道只依靠杏仁吗？经水闭塞不利，有时闭塞，有时不闭塞；即使不闭塞，也不像常人那样通利。脏器中坚硬的癖块不能消除（《医宗金鉴》说：“不止”就是“不去”），其中又有干血而排出白色物质，说明子宫中有坚硬癖块，是不能轻易除去的东西，实质上是干血，却不能像一般干血那样急于治疗。有干血存在，经水的蓄积和排泄就不按时；湿热酿成白色物质后，则会自行排出。这时应当先放下对干血的处理，先治疗白色物质。矾石能够除湿清热，病情严重的不过再纳入一次药物，也就会痊愈。不过，如果不是用杏仁、白蜜来缓和、调和矾石，未必能这样迅速见效。蛇床子散也是坐药。它治疗阴寒证，只使用蛇床子，再用白粉辅助，以柔和之性调济刚烈之性。这里治疗白色物质，只使用矾石，再用杏仁辅助，以滋润之性调济燥烈之性。杏仁滋润却不腻滞，不会因此削弱矾石的药力，可以这样说；若说它是配合矾石来散结，难道是仲景的意思吗？杏仁横向扩散的力量不如麻黄猛烈，但对于风虚证却正合适，而且最适合用于头面部的风邪。洁古说，杏仁能够治疗上焦风热。东垣说，杏仁能够清除肺中的风热。石顽说，气向下运行，热自然解除，风自然消散。我认为，风邪消散，热邪自然解除，并不是用热药来治疗热性的风邪。考察《千金方》中的杏酥治疗风虚头痛，用杏仁捣成膏涂敷头面治疗风肿，以及治疗头中疼痛、身体发热、风热，治疗头面部风邪，治疗头中风痒、白屑的各个方剂中，都有杏仁。另外，薯蓣汤、薯蓣丸中也都有杏仁。这些方剂所治疗的证候，都有头晕目眩、昏蒙的表现。由此推求，《金匮要略》薯蓣丸中虽然有很多祛风药，何尝不是用杏仁治疗头面部风邪？对于所谓风气所致的各种疾病，本来就没有一种不考虑得周全。卷三。乌梅。

译梅花在隆冬时含苞，梅子在初夏时成熟。它完整地得到木气而味酸，说它是肝经药，还有什么需要多说的呢？然而，它也不是只归入肝经而不兼走其他经脉。它的气平，属于金；它的味酸中带涩，涩是辛味和酸味转化而来，也属于金。梅子成熟后颜色变黄，味道带甘；乌梅是在半黄时熏制的，所以也归入脾胃。李时珍说，舌头下面有四个孔，其中两个孔与胆液相通，所以吃梅子就会产生津液。他不知道胆液向上泛溢时，口中必然会发苦。考察《素问》所说“味过于酸，肝气以津”。由此可知，津液是由肝产生的，不是由胆产生的；津液产生，也不是因为肝气上升。比如手巾，用热汤浸过，拧绞它时热气四处散出，手巾也已经收敛了。酸味收敛而能够产生津液，道理也是这样。肝气哪里会升呢？而且肝得到酸味后反而恢复其向下运行的常态。胆主运动、主上升，肝主安静、主下降。梅子熏黑后，味酸而苦，虽然是由肝归入肾，但能够激发肝中的津液来止渴，不能增强肾中的水来扑灭火邪。《素问》说，酸味和苦味能够涌泄，属于阴。把这句话落实到梅子上，“涌”就是产生津液的意思。“泄”就是使气向下运行，使热、烦、满得到消除；气向下运行，热、烦、满消除，心神也就安定了。《本经》的说法确实贴切到了极点。至于“止肢体痛、偏枯不仁、死肌”，邹氏说，古今方书中没有用梅来治疗肢体疼痛、半身不遂、肌肤麻木不仁的方剂，应当把“止肢体痛偏枯不仁死肌”连续读下去，意思是用来治疗这类坏死的肌肉。我认为“止”字可能有错误。也许就是下文的“去”字脱落后又重复出现了一个字。肢体疼痛、半身不遂、麻木不仁，不过是血络凝滞瘀阻；即使肌肉已经坏死，也还有可以治疗的余地，所以它与青黑痣都足以用梅来消除。各家的论述，有的与我的看法相反，有的可以互相印证，现试着逐条列举：张隐庵说，梅味酸，气温平而涩，涩味附属于酸味。它主治气向下运行。它得到春天生发的肝木之味，生发之气向上升，那么逆气自然就会下降。它能消除热、烦、满，是因为禀受了冬令水阴的精气；水的精气向上滋润，烦热便会消除，胸膈也不会满闷。关于乌梅没有生发木气、升起肾阴的作用，上面已经说过了。张氏拘泥于这种说法来使用乌梅，必然有被它误导的地方；他的弊病在于完全不讲温平、酸涩这些药性和作用，只把空泛的议论当作高超精妙。陈修园只是拾取张氏的余论，没有别的见解。卢子繇则依据《本经》的主治，把乌梅的作用一概归于生津，甚至说它能吸取肾液来滋润筋膜。邹氏的见解又与卢氏相同，把生津说成是吸取寒水来制约火邪。他不知道《本经》所说的除热，是泄热而不是制热（叶氏也说乌梅能泄热，见《临证指南》）。如果不明白酸苦涌泄的含义，理解起来就处处阻滞不通。他论述乌梅丸治疗蛔厥时说，吐蛔是阳气灼伤津液，使蛔虫没有可以吸取的东西而向上出来，于是梅在上部产生津液；难道这是在上部养蛔吗？肾阴虚而不能向上滋济的人，不能使用梅；可是蛔虫本来在下部，为什么有了肾阴却不知道吸取呢？这种说法实在既滞涩又少有通理。他又说蛔厥不是脏腑寒冷，依据就是气向上冲击心、心中疼痛发热的表现；却不知道厥阴病多是阴阳错杂。沈尧封说，厥阴在八卦中属于震卦，一阳位于二阴之下；患病时阳气浮泛于上，阴气潜伏于下，于是形成下寒上热的证候。蛔虫向上进入膈部，是下寒的证据。消渴、心中疼痛发热，是上热的证据。凡是吐蛔、气向上冲击心部，都是厥阴气过度上升的病变，治疗应当使逆上的阳气向下运行。乌梅丸中不论黄连、乌梅、黄柏，都是苦、酸、咸而纯属阴性的下降药；即使附子直达命门，又何尝不是向下运行？这可以说是审察精细到了极点。邹氏在“厥非脏寒”这句话下自注说是出自《医宗金鉴》，却不知道《金鉴》对于林氏主张脏寒的论述，仍然列在下面，并没有删去或驳斥。尤在泾解释心中疼痛发热、进食就吐蛔，统统称为邪热；姑且不论这与乌梅丸的治疗不合，即使对于厥阴病阴阳错杂的特点，他似乎也没有察觉。只有唐容川借助西方人关于空气冷热的说法来阐明厥阴的道理，足以上合圣人的本意，下则启发后学。空气的道理不是我所了解的，这里不详细叙述。他把疼痛发热、吐蛔分析为下寒上热，说消渴、气向上冲击心部、心中疼痛发热而感到饥饿，是厥阴包络挟带心火之热向上发动。不想吃东西、吃东西就吐蛔、攻下后下利不止，是厥阴肝气挟带寒水之寒相应而起。吐蛔这一点是相同的；知道这一条不是纯热证，也就知道另一条同样不是纯寒证。乌梅丸之所以寒热药并进，并不是因为脏腑寒冷使蛔虫不能向上而进入膈部，这还有什么可疑问的呢？卷三。桃仁。桃树的皮毛属于肺，所以桃是肺的果实；桃仁则主要攻逐瘀血，是肝经药，同时也能疏散肌肤腠理中的瘀滞。正因为它是肝经药，所以桃核承气汤、抵当汤、抵当丸治疗的是少腹，鳖甲煎丸治疗的是胁下，大黄牡丹汤治疗的是大肠，桂枝茯苓丸治疗的是癥痼，下瘀血汤治疗的是脐下。正因为它是肺的果实，又兼能疏散肌肤腠理中的瘀滞，所以大黄 虫丸治疗肌肤甲错，千金苇茎汤治疗胸中甲错，王海藏用桂枝红花汤加海蛤、桃仁治疗妇人血结胸；桃仁的作用全都在这里了。

译《本经》说，桃仁主治瘀血、血闭、癥瘕、邪气（邹氏《本经疏证》没有“症”字）。张隐庵把“邪气”单独置于癥瘕之后，认为血和寒性的汁液、泡沫停留聚集在肠胃之外，凝结成癥瘕。邹氏则把它与上文“主瘀血血闭”连读成一句；如果按照其他地方的文法来解释，例如紫葳“主癥瘕血闭之寒热”，并不是说主治癥瘕、血闭等病的寒热，这样的解释有不通之处。因此他特意改变说法，把邪气解释为导致瘀血、血闭、癥瘕发病的原因。唉！邹氏不知道对疑难之处存疑，实在太过分了。他援引仲景方来为自己解释，说：使用桃仁的外在征候有三种：一是表证尚未消除，二是少腹有病变，三是身体出现甲错。如果三者中有一项都没有出现，就一定没有使用桃仁的必要。少腹有病变、身体出现甲错，只是指出了证候，并没有追溯病因，这与邪气有什么关系呢？至于表证尚未消除，如桃核承气汤、抵当汤、抵当丸所治的情况，虽然表证尚未消除，但伤寒已经发展到热邪结于膀胱，就不应当解表，只应当攻里；这些方剂难道是表里各治疗一半吗？如果桃仁能够与桂枝一起解表，那么抵当汤为什么没有桂枝呢？仲景用药很有分寸。抵当汤治疗的是瘀血已经凝结，所以纯用活血药猛烈攻逐。桃核承气汤治疗的是瘀血将要凝结（“已结”“将结”的说法本于洄溪），所以兼用桂枝、甘草来化气。桂枝茯苓丸，是治疗癥证的方剂。血病若没有气药就不能化解，所以用丹皮、桃仁来驱逐瘀血止痛，再用茯苓、芍药、桂枝进入病所，作为治疗癥证的先导，哪里有一丝一毫表证呢？《纲目引典术》说：桃属于西方之木，是五木的精华，味辛而气恶，能够驱避邪气、制服百鬼。本草书中，孟诜论述桃胶时说，它主治恶鬼邪气。陈藏器论述桃橛时说，它能够驱避邪恶之气。即使是桃仁能够治疗尸疰、鬼疰，在《肘后方》等方书中也有记载。那么，《本经》这里的“邪气”二字，或许是指邪鬼之气，也未可知。卷三。大枣。大枣颜色红、味道甘，是火土合德；甘味中带有辛味，树木多刺，又略兼有金的性质，所以能够安和中焦、滋润津液，并通利九窍。它通利九窍的功效不像细辛、木通那样迅速而容易看见，是因为火、金的作用被土德掩盖了。生姜味辛、颜色黄，由阳明进入卫分。大枣味甘、颜色红，由太阴进入营分。它能够进入营分，是因为甘味中带有辛味；但它甘味守中的作用较多，得到生姜配合后，才不至于过于固守。生姜辛散通行的作用较多，得到大枣配合，才不至于过度通行。这两味药合用，所以是调和营卫的主要药剂。太阴湿土贵在湿润；湿润过度，就适宜用白术；湿润不足，就适宜用大枣。大枣肉厚，含有津液，不能挤压分泌出来，正像湿土一样，所以《本经》说它主安和中焦、滋养脾脏、补益津液不足。然而，它甘味壅滞的弊端也隐藏在这里，所以最忌用于腹满；胸满、心下满则不忌。胁下是少阳、厥阴往来的道路，而肝血和脾实共同统摄于此。大枣补脾而药性滋腻，也能使肝气滞留，所以胁下如果达到痞硬的程度也忌用；只是胁下胀满而不硬，则不忌。硬结在心下，就不同于胁下的情况了。然而，脾的支脉从胃部输注到心部，大枣也不能完全不忌，只是与胁下相比，忌讳稍轻一些。按照仲景的方法，调和营卫时，生姜三两、大枣十二枚是相称的剂量。生姜泻心汤、旋复代赭汤、大柴胡汤所治的都属于心下硬；大枣仍用通常的剂量，而生姜用到四两、五两，是因为硬结不在胁下，所以大枣不去掉。为了防止大枣的弊端，所以把生姜的用量增加了。那么，甘草泻心汤也是心下硬，为什么却连生姜都没有呢？这是有原因的：一天腹泻几十次，食物不能消化，腹中雷鸣，脾虚已经非常严重了。大枣是专门作用于脾的药，脾虚时它自然直趋脾部，怎么会向上扰动心部呢？甘草泻心汤和半夏泻心汤所治的病，都属于误下之后的病变，不像生姜泻心汤、旋复代赭汤是汗后病变，也不像大柴胡汤有往来寒热；既然应当调和营卫，生姜就一定不能去掉。腹满必然不适宜用大枣，但也偶尔有使用它的情况。厚朴七物汤所治的腹满是实满，既然是实满就应当攻下，大枣尤其是大忌。但不要以为病只是在腹满；发热十天，脉浮而数，表部也有邪气，所以要兼治表里，正是合用小承气汤、桂枝汤而稍作变化。厚朴是专门治疗腹满的药，既以它为主药，又把生姜加到五两，减少大枣为十枚，这样还担心什么大枣甘味壅滞的弊端呢？仲景之所以没有去掉大枣，是因为桂枝汤是解肌、调和营卫的方剂；解肌不能没有桂枝，调和营卫则不能只有生姜而没有大枣。之所以去掉芍药，是因为病本来没有汗，不应当收敛卫气；何况又有小承气汤，如果再加入芍药，就成了治疗脾约的法则，桂枝、生姜又怎么能指望它们解肌呢？因此，腹满证中仍然使用大枣，是为了与生姜一起调和营卫，其中还包含着层层顾虑的精心安排，并不是随意使用的。也有为了调和营卫而增加生姜、大枣用量的，竹叶汤就是这样。风邪侵入人体时，常常带着严寒肃杀之气而来，恰逢产后阳气虚弱，于是出现发热、头痛、面红、喘息，这是邪气侵犯太阳并兼有真阳向上越出的证候。喘不是卫气实盛，所以只用桂枝、桔梗、防风打开太阳之表，而不用麻黄、杏仁。如果面色发红而且头项也强硬，就是邪气进入阳明，快要形成痉证；所以用葛根升起阴气、使筋脉柔和。附着在上部的风热，只有竹叶能够发散，所以用竹叶标明方名，说明它不同于其他中风证。药物具有阴阳两方面的作用，所以又加入人参来调和。而且人参能够与葛根一起产生津液，并协助附子、甘草固护里部。那么，为什么要增加生姜、大枣的用量呢？产后本来已经出汗、表虚，这时又要借取汗来解除邪气，难道寻常调和营卫的剂量能够承担这个任务吗？也有为了调和营卫而减少生姜、大枣用量的，柴胡桂枝汤就是这样。柴胡汤、桂枝汤两个方剂，都只取微微出汗的效果。这里把两个方剂合成一个方剂，重点不在于发汗，而在于化解太阴、少阳两经的邪气，使药力稍稍偏向里部；所以虽然也调和营卫，但生姜、大枣的用量特别减少了。

译也有生姜、大枣同用，但剂量并不相称，因而不是为了调和营卫的；其中一方是吴茱萸汤。呕吐就加生姜，寒邪多就加生姜，体内有久寒就加吴茱萸、生姜，仲景本来就经常这样说。这是因为吴茱萸驱除厥阴的寒邪，生姜散解阳明的呕逆。生姜治疗寒邪，是用发散的方法使寒邪向上散去。吴茱萸治疗寒邪，是用驱除的方法使寒邪向下退去。吴茱萸汤中两味药合用，所治疗的都是寒证中较重的情况，所以生姜用到六两。胃受到肝邪侵袭，虚弱已经很严重，所以用大枣和人参大力补益中焦，并不是用来与生姜调和营卫。另一方是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当归四逆汤使用大枣的道理，下面会详细说明。这里加入吴茱萸、生姜，是因为体内有久寒，非用吴茱萸、生姜不足以将其除去。它们的用量比吴茱萸汤还多，是因为这里兼有脉细、似乎将要断绝的血寒。另一方是橘皮竹茹汤。橘皮、生姜同用的方剂，有橘枳生姜汤和橘皮汤。胸中气机阻塞、呼吸短促，只是肺胃之气凝结。干呕、呃逆、手足厥冷，明显是由于呃逆由干呕引起，病情比单纯呕吐要轻。因为干呕而呃逆，所以气不能运行到四肢，也只需疏利脾肺之气，宣通阳明之阳气。这是因为橘皮味辛、性温而苦，能使水谷运行，是脾肺的发散药、泄降药。生姜味辛而微温，是肺胃的发散药、升提药。这两味药相互配合能够增益功效，所以经常同用。这里治疗呃逆而使用橘皮、生姜，意思也是这样。徐氏把橘皮和竹茹解释成一寒一温、相互对待，失去了方剂的本意。胃气上逆总是由于肝气上逆或胆气上逆：肝气上逆就属寒，用吴茱萸驱逐肝寒。胆气上逆就属热，用竹茹泄除胆热。这就是天然相互对应的药物。方中使用竹茹，是因为病属于胆气上逆而呃逆。只是橘皮用到二斤，生姜用到半斤，热邪消除、气机平和之后，中焦也疲弱了。大枣、人参、甘草，是用来补益中焦并善后调理的。另一方是黄 桂枝五物汤。桂枝汤用于外证，是解肌、调和营卫；用于内证，则是化气、调和阴阳。（徐忠可说。）这是治疗血痹、阴阳都虚弱的证候，所以在桂枝汤中重加生姜以宣通阳气，加黄〔原文缺字〕以开通痹阻。大枣得到芍药，就能使阴气化生；得到桂枝，就能使阳气化生；它虽然能够安和中焦，却仍然能够走向肌表。如果再加入甘草，就会固守得过分，所以大枣不可缺少，而甘草一定要去掉。另一方是射干麻黄汤。证候属于肺部邪气实盛，用生姜与麻黄一同泄除肺邪；肺气得到疏泄后反而会受损，就应当安和中焦、滋生肺金，以杜绝后患，所以加入大枣，采取一边剿除、一边安抚的办法。因为没有桂枝、杏仁，所以麻黄、生姜都用到四两；大枣只是由于麻黄、生姜用量多而用来辅助它们，因此减为七枚。另一方是炙甘草汤。病情发展到脉结代、心悸，就不只是营卫失调了；用益养营气、补益中焦的方法治疗，脉象就会恢复，心悸也会平定。生姜与人参、桂枝、麻黄、麦冬、阿胶、生地黄、清酒一同使用，是为了补益营气、疏通脉道。营气出于中焦，中焦不调治，血就不能生成，所以用大枣、甘草来补益中焦，二者的用量比生姜多。也有生姜、大枣同用且剂量相称，却不是为了调和营卫的，黄芩加半夏生姜汤就是这样。黄芩汤使用大枣的道理，下面会详细说明。这里加入半夏、生姜，专门是为了治疗呕吐。生姜不加得太多，是因为用量多了会妨碍自行下利。生姜、大枣的用量相称，只是适逢这种情况而已。（再举一些有大枣而没有生姜的方剂，分别说明，以完成这个意思。第一是当归四逆汤。厥阴血虚而中焦有寒，取桂枝汤中的四味药，再加入当归、细辛、通草，是为了温暖血液、驱散寒邪并疏通脉道。发散不宜过度，所以去掉生姜。大枣增加用量，是因为它能够补益中焦，并随着当归等药生成血液和津液。第一是黄芩汤。太阳、少阳合病而下利，与太阳、阳明合病而下利，为什么治疗方法截然不同呢？这是因为太阳距离阳明最近，虽然发生下利，太阳表部的邪气却并没有因此减弱，所以用葛根这种能够从阳明通达太阳的药，配合麻黄、桂枝在表部解除邪气。加入芍药，是为了约束三味药猛烈发散的药性，使药力在两经之间回旋。太阳距离少阳较远，既然发生下利，热气就会向内泛滥，不能牵引少阳的邪气转而从太阳排出。所以用黄芩这种清泄少阳的药，专门治疗下利。加入芍药，是担心病邪仍然留恋太阳，而不让它与太阳相合。有人说：葛根汤发汗，必然会使表气虚弱，不能没有生姜、大枣来调和营卫。黄芩汤不用生姜，固然是适宜的；只是为什么连大枣也不去掉呢？回答说：这正是治疗少阳下利的方法。下利如果属于太阴、少阴，适宜使用燥药、温药。这里是少阳热邪耗伤津液，不用清法就不能治疗，怎么敢再使用温燥药呢？只是下利会使脾虚，能够补脾而又滋润津液的药，除了大枣没有更合适的了。何况它是由柴胡汤变化而来，仍然采用和解法，大枣和甘草都不能缺少。如果是阳明下利，适宜用大承气汤或小承气汤，那么大枣、甘草又都是大忌。第一是黄连汤。凡是只有热而没有寒，根据一两项脉象、证候就可以断定属于少阳病的，例如呕吐而发热，就用小柴胡汤主治。伤寒病脉弦细、头痛、发热的，属于少阳病。所谓有柴胡证，只要见到其中一项证候就是，不必所有证候都具备。像寒热兼有的少阳病，在表部就是往来寒热，在里部就是喜欢呕吐、腹中疼痛；有的表部没有寒热，而只是里部有寒热，如黄连汤所治的情况。腹中疼痛属于寒，想要呕吐属于热。寒在脾，热在胃，为什么不说是脾胃病，却认为是少阳病呢？（方中行在《条辨》中把它列入少阳篇，《医宗金鉴》也依照这一说法。） 这是因为少阳位于半表半里之间，邪气出于表部，挟带阳气侵犯胃部，就会想要呕吐。邪气进入里部而化为阴邪、侵犯脾脏，就会腹中疼痛。胃中既然有热，胸中就不可能单独有寒。“胸中有热”“胃中有邪气”这两句话，是说胸中之所以有热，是因为胃中有邪气。胃中的邪气，就是少阳的邪气。病属于少阳，自然应当用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表部没有寒热，所以去掉柴胡。腹中疼痛，所以去掉黄芩。为了治疗胃中想要呕吐的热邪，所以用黄连辅助半夏。为了治疗腹痛所表现的脾寒，所以用干姜辅助人参。胃得到治疗，气就下降；脾得到治疗，气就上升。脾气上升、胃气下降，少阳就可以不用专门治疗而自行恢复正常了。但仍然有需要顾虑的地方：方中寒热药并用，如果不调和里部的阴阳，少阳之气未必肯突然自行下降，所以又加入桂枝，配合甘草来化气、调和阴阳。既然有桂枝，如果不去掉生姜，桂枝的作用就会偏重于表部，用它又有什么益处呢？况且表部没有寒热，营卫也没有等待调和的必要。大枣能够补益中焦，并滋润被热邪耗伤的津液，所以生姜不可有，而大枣不可无。第一是甘麦大枣汤。脏燥，有的认为主五脏，有的认为主心脏，有的认为主肺脏，有的认为主子宫。我在这些说法之间加以权衡，似乎以子宫为恰当。子脏就是子宫。

译悲伤、想哭等各种表现，虽然见于心、肺、肾三经，但总的来说都是由于子宫的燥气乘虚侵犯所导致。子宫的燥，是因为胃中阴液不足，不能滋润它。（略参照唐容川的说法。）甘草、小麦甘凉，能够补益阴气、清除热邪。大枣味甘而微温，又能恢复中焦的气。因此，藏于内的阴气所得到的滋养就很大了。治疗重点在于滋润燥邪，却排除血药而不用，难道能和血虚劳损相比吗？第一是十枣汤。芫花、甘遂、大戟都是有毒药物，却把它们合用来驱逐水饮，而且不使其下泄就不会停止。水饮随着药力排下去，脾脏就会受伤，津液也会亏损。药物中足以补益脾脏、滋润津液并抵御毒性的，没有超过大枣的。如果说这是培补脾土来制约水邪，那么在猛烈驱逐水饮的时候，哪里还需要借助制约呢？芫花、甘遂、大戟三味药走窜迅疾，而大枣迟缓厚重，药性相反，恰好能够相互配合。这与用生姜调和营卫、用葶苈泄除肺满的配伍，根本没有两样。第一是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发汗以后，仲景常常用生姜、大枣来调和营卫；这里是发汗后脐下悸动，似乎要形成奔豚，说明肾气正想向上冲逆，所以应当用大枣补益中焦来抵御它。第一是附子粳米汤。关于这一点，见饴糖条的说明。卷三。木瓜。木瓜味酸、气温而且质地滋润，果皮开始是青色、最后变黄，果肉先白后红，是作用于肺、胃、肝、脾血分的药物。滋润的东西，似乎不适宜用于湿证。然而，风邪能够胜湿，土气能够制湿，再用温性来运行它；湿邪兼有寒邪的，难道就不能治疗吗？肝主风木，木得到湿气就会旺盛。既然能够除湿而使木气平和，风邪也自然会停息。它味酸，能够收敛而不能发散，能够向下抑制而不能向上升举，所以主要治疗筋脉转动、筋脉弛缓一类的证候。病位在下焦的较多，病位在上焦、中焦的较少。使用这种药物的人，如果能够思考仲景治疗风湿、寒湿的各种方剂为什么不用木瓜，再反过来寻找它可以使用的地方，那么对这个问题就已经想通一大半了。转筋是霍乱所导致的。霍乱而没有转筋的，就不是木瓜所主管的病证。这种证候有寒有热，治疗方法相差极大，不能稍微存有偏见。至于转筋，我认为即使属于热证，也必然略微兼有寒气。这是因为筋属于肝，肝既趋向湿邪又排斥寒邪，既趋向又排斥，足部的筋就会因此转动挛急。小腿肚属于阳明，木瓜能够进入阳明，使转筋的筋脉温暖、滋润，这两方面都符合它的药性。如果不是小便不通，邪气就没有出路；考察古方使用木瓜的证候，例如香港脚、脚痿、腹部和胁部胀满，大多与辛温药配伍。无非是驱除寒湿之邪，收敛浮散之气。虽然功效在于向下抑制，但最终也没有脱离收敛的作用。所以它适宜治疗筋脉转动、反常弛张的病证，而拘挛并不是它所擅长的。只有许叔微用木瓜治疗颈项强硬、筋脉拘急，说少阴经的筋脉从足部上行到颈项，这是肝肾受到邪气所导致的。这种病虽然表现在上部，但病因仍然在下部。他用乳香、没药作为辅助药，说明伸展筋脉是依靠乳香、没药，而不是把这个功效归于木瓜，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卷三。枇杷叶。枇杷叶背面有黄色绒毛，黄色归入胃，绒毛属于肺。它味苦而性平，所以能够调和肺胃，使气向下降。《别录》说它主治突然发生而不止的〔原文缺字〕。邹氏没有说明“〔原文缺字〕”究竟是什么病，只是用阴来调和阳、使阳进入阴来解释，似乎精深，实际上很空泛。“〔原文缺字〕”是呃逆的意思，“不止”是连续不断的意思；呃逆大多突然发作而连续不止。它为什么能够主治这种病呢？这是因为胃受到肝气干扰就会上逆，胃气上逆而肺气又想下降，就会发生呃逆。枇杷叶青翠而不凋落，煎煮后的汁液性寒，能够抑制肝阳，并且使肺胃都遵循向下降纳的职责。陶隐居说：如果没有时间煎煮，直接嚼出汁液咽下，也会痊愈。它见效就是这样迅速。那么，柿蒂能够治疗寒性呃逆，枇杷叶能够治疗热性呃逆。这难道不是天然相互对应的药剂吗？使用枇杷叶的情况，多见于热性咳嗽、热性呕吐，热性呃逆则比较少见。只要能够确定枇杷叶是降气、治疗热邪的药物，那么用它治疗咳嗽、呃逆，就都会奏效而没有不应验的。卷三。蜀椒 蜀椒是作用于足太阴经和右肾气分的药物。它能祛除脾肾的寒湿，却不能治疗风寒、风湿。如果只是寒而没有湿，也不适宜使用。它治疗寒湿时不分脾、肾，但补助肾火的作用则专在肾。为什么这样说呢？它性温而燥，并且向下运行，足以祛除寒湿，却不足以祛除风邪。它的皮是红色的，膜是白色的，中间夹着黄色的果肉，最里面的籽则是黑色的，这象征着药力由肺经过脾而进入肾。所以它能使从水中浮越出来的火，重新归回水中。既然药性属热，肺病似乎就不应与它有关，那么为什么又把它兼归于肺呢？肺中有寒饮而没有寒湿；对于寒饮所致的病，从来不用椒来治疗。单纯的寒证，也从来不用椒治疗。只有脾肾的寒湿向上冲逆而形成肺病，并且夹有火邪时，用椒引导它向下，使火归回肾中，才是恰当的。脾肾的病发生在本脏，肺病则是由脾肾牵连而来；所治疗的虽相同，但根本和末端却不同。这就是我不把它同手太阴经的药物并列提出的原因。椒既然由肺抵达肾，药势就不会停留在中途，自然应当以温补肾阳作为首要功效。所以，其他能够温暖脾中寒气、祛除脾中湿气的药，功效只在脾；椒的最终归宿却在肾，并不只是供脾使用。不过，脾位居中央，药力不能飞越而直达。有没有肾有病而脾没有病，却可以用椒治疗的情况呢？不妨试着取仲圣的方剂来考察：乌头赤石脂丸所治的邪在上焦，却使用乌头、附子、干姜、赤石脂这些作用于中、下焦的药；若不是脾肾有寒湿，就不会这样配伍。又辅以蜀椒，如果不是为了引导火邪向下归肾，也不会这样使用。白术散，尤氏说它是治疗寒湿的方剂，白术、川芎与蜀椒、牡蛎同用，其用意就在于温暖下焦。其他如大建中汤、乌梅丸，一方治疗呕吐、疼痛、腹部胀满，另一方治疗蛔厥、呕吐、心中烦乱。这些病都发生在脾肾，而且是在阴中有阳；它们使用蜀椒，难道还会有两种不同的道理吗？卷三 吴茱萸 吴茱萸树高一丈多，树皮呈青绿色，果实结在枝梢上。它的气性燥，所以得到的木气较多，功用在于肝。它的叶、花、果实都是紫色的，紫色是水火相互扰乱的颜色。果实在秋季成熟，味苦辛而性温，药性又很猛烈；它能在水火相互扰乱之中掌握转动、旋转并拨乱反正的作用，所以能入肝，舒展阳气、收敛阴气，驱除寒邪。辛味能使药性上升，苦味能使药性下降；辛味能发散，苦味能坚固；所以它既能升，也能降；既能发散，也能坚固；因此，它向上不会到达最上部，向下也不会到达最下部，只是用来驱除肝中的寒邪罢了。

译呕吐有寒证和热证之分，不是少阳邪气侵犯胃，就是厥阴邪气侵犯胃。少阳邪气侵犯胃，就像心中烦闷而喜欢呕吐，以及呕吐并发热，都是这种情况；厥阴邪气侵犯胃，就像呕吐而胸部胀满，以及干呕、吐出涎沫、头痛，都是这种情况。仲圣的《小柴胡汤》和《吴茱萸汤》分别主治这两类病，界限十分清楚。不过，有些呕吐以吴茱萸汤为主治，却说是阳明病、少阴病，人们一定会认为这与厥阴无关，却不知道这实际上是厥阴病显现在阳明、少阴的表现。为什么这样说呢？吃五谷就想呕吐，是肝受到寒邪，向上侵犯胃部。不吃五谷时，肝气还能够舒展；吃了五谷，肝就不能容纳，于是想要呕吐。这与胃虚所致的反胃截然不同，所以不用吴茱萸汤就无法治疗。肝邪向上侵犯，胃就发病，这是木乘土。肝邪向下逼迫，肾就发病，这是子病传给母脏。等到子病传给母脏时，呕吐和泄泻就会交替发作，不会只是一味呕吐。少阴自身发病，只会泄泻罢了，未必同时呕吐；有了呕吐和泄泻，也未必同时出现手足厥冷、烦躁；呕吐、泄泻，并且手足厥冷、烦躁不安、像要死去一样，除了肝邪盛极之外，还能是什么呢？我既然认为吴茱萸是治疗肝病的药，血藏在肝中，温暖肝脏自然应当同时温暖血；却不知道吴茱萸能够散去血中气分的寒，并不能温暖血中血分的寒。厥阴病发展到呕吐、泄泻、手足厥冷、烦躁欲死的程度，如果是血病，怎么会没有当归呢？当归四逆汤所治的是脉细弱得几乎不能触及的血寒证，为什么反而没有吴茱萸，直到知道有久寒之后才加用它呢？即使从它不是治疗胃病、肾病的药这一点来看，也有证据：阳明是两阳相合而光明之经，不容易受寒；仲圣所说的胃中虚冷证不止一处，却没有使用吴茱萸的方剂。即使说吴茱萸兼能治疗胃寒，难道没有听说干呕、吐涎沫、头痛这一类厥阴病，非用吴茱萸不能治疗吗？吴茱萸既然是治疗肝寒的要药，却把它移来治疗胃寒而肝并不寒的病，难道能够没有错误吗？所以仲圣担心人们误用，又进一步说明：服用此汤后病情反而加重的，属于上焦病。那么，治疗上焦的药在哪里呢？半夏干姜散，正是治疗干呕、呕吐不止、吐出涎沫等胃寒证的方剂。其他如甘草泻心汤、黄连汤，其中含有干姜，也同样是用来治疗胃寒的。我由此又领悟到，干姜、吴茱萸与黄连、黄芩正好互为对药。《本经》说黄连主治肠中、腹部疼痛，黄芩主治肠病，却不主治腹痛。所以小柴胡汤出现腹痛时要去掉黄芩，而黄连汤出现腹痛时却要使用黄连；同样都是寒药，不能这样毫无区别地通用。哪里有同样都是热药，却可以随意不加区别地使用的道理呢？我不把吴茱萸看作肾药，大概也是因为另有专治肾病的药物，与吴茱萸各有界限、分别治疗。温暖肾脏的是附子，温暖脾脏的是干姜。太阴脏有寒时，说应当使用四逆汤一类的方剂；但四逆汤并不是温脾的正治方，温脾的正治方是理中丸。理中丸本来有干姜而没有附子；四逆汤治疗肾寒，既有附子又有干姜，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因为肾寒必然向上侵凌脾，干姜在脾中是主持中焦的力量，在肾中则是开路先锋，所以生姜、附子缺一不可；吴茱萸难道能与它们相比吗？肾脏是藏纳真阳的地方，只能用扶助阳气的方法来抑制阴寒，不能用驱逐阴寒而损伤阳气的方法。吴茱萸能够列名于少阴药物之中，并不是因为它能治疗肾寒，而是治疗肝寒传延到肾的病。把以上几方面反复考察，还有什么可怀疑吴茱萸不是血药、不是胃药、不是肾药的呢？温经汤用于少腹有瘀血的病，却以吴茱萸为君药，并不是因为它能够行瘀。妇女年近五十，病又不是新近发生的，应当缓慢谋治，不适宜猛烈攻伐。所以不用下瘀血汤、抵当汤，而用桂枝、芍药、丹皮三味药来行瘀。又用这三味药配合人参、甘草、川芎、当归、阿胶、麦冬、生姜、半夏，以补益中气、调理气机、调和血液、滋润燥邪。这样周密安排，已经没有一点照顾不到的地方了。又哪里还需要苦温而辛烈的吴茱萸呢？却不知道妇女的病，多是由于身体虚弱、寒气积聚、气机郁结，瘀血停留在少腹而不去；由此可知其中有久寒。冲脉、任脉的血，实际上主要由肝所主。肝中积聚郁结的气，如果不是吴茱萸，哪里能够驱除呢？这实际上正是辨证的关键；方名叫温经，记载的就是它温经散寒的实际作用。吴茱萸向上不会到达最上部，向下也不会到达最下部。然而，吴茱萸汤所治的厥阴头痛，温经汤所治的少腹瘀血，难道不都是病在最上、最下吗？这些全都是驱除肝寒后所达到的效果，并不是药力能够直接抵达头部和少腹。由此推论，吴茱萸的用途也十分广泛。胃主下降，脾主上升；脾之所以能够上升，实在是得到风木制约、调节的益处。所以肝有病，脾必然也会受病。吴茱萸能够进入肝经驱除邪气，把阴寒凝滞化为阳气和畅，脾怎么会不温暖，腹痛、腹胀又怎么会不能治疗呢？它的苦味多于辛味，下降的作用多而上升的作用少；肝主疏泄，肝气平和，气自然向下运行，所以它又能疏通大肠壅滞的气，治疗气滞所致的泄泻。还有把它作为反佐药使用的情况。古方左金丸治疗肝脏火邪偏盛、左胁疼痛，似乎不适宜使用性热的吴茱萸。不过，方中黄连的用量是吴茱萸的五倍，肝气实盛非用吴茱萸不能疏泄；黄连多、吴茱萸少，就不至于助长热邪，而且足以解除郁滞之热，使肝、脾两者都得到好处。所以用它治疗腹痛，也常常有奇效。灵活运用的方法在于医者本人，不能讲给那些拘泥成方、不会变通的人听。卷三 藕、鸡头实 藕始终生长在水中，并且能够穿行于水中的泥土，孔窍精巧通透，内部又隐藏着藕丝，所以能够进入心所主的血分。鸡头实也味甘，生长在水中，与藕相同；味甘而性平，能够补益中气，也与藕相同。只是藕始终不离水而且善于穿行泥土，鸡头实则取自花苞中的果实；它的花苞有青色的刺，果实结成时一定朝向太阳。藕的气性寒，鸡头实的气性温；藕的性质滋润，鸡头实的性质燥。藕之所以被看作血药，是因为它在水中穿行于泥土。鸡头实之所以被看作气药，是因为它朝向太阳而得到天气。藕气性寒、性质滋润而且善于穿行，所以能够散开血瘀、清除热邪。鸡头实气性温、性质燥而且有刺，所以能够除湿、疏通痹阻。鸡头实主治湿痹，是取它能够疏通的作用。然而，它的疏通是通过收涩来实现疏通，所以《本经》又接着说它能够益精气。后世用于治疗遗精、带下、小便失禁的方剂很多，可见它收涩精气的功效，胜过疏通痹阻的功效。土气寄旺于四季，人体中的土气也是这样。天地生出补益土气的东西供人使用，也是这样。白术能够补益土气，是补益土气的本位，这一点医家没有不知道的。我私下认为，补益心中土气的是莲子，补益肝中土气的是薏苡，补益肺中土气的是山药，补益肾中土气的是鸡头实。除白术以外，这四种东西都是日常饮食中的常见食物，可见心、肝、肺、肾的土气有所不足，也可以依靠饮食来补益。我偶然有所体会，附带记在这里。卷三 柏实

译柏树是百木之长，叶子唯独向西伸展，这是金木相互交合的象征。柏实的仁呈黄白色，味辛甘，气味清香，有油脂而性质燥，但滋润而不腻。肝得到它，风虚就能祛除；脾得到它，湿痹就能疏通；肺得到它，大肠虚弱所致的便秘就能消除。竹皮大丸治疗喘证时加入柏实，是因为肺病也可以是肝病。因为妇女哺乳期间心中烦闷、呕吐，是肝气上逆；肝气上逆，就不能向下归入肾，反而向上冲犯肺。柏实具有叶子向西伸展的气性，能够使肺气下降而调和肝气，喘证哪有不止的呢？这与其他喘证不同，所以用药也不同。卷三 桂枝 《素问》说，辛味、甘味能够发散，属于阳性；这固然是不变的至理，但也要看具体的用法如何。桂枝甘草汤纯用辛味和甘味的药，反而能够止汗，这是因为甘味的作用超过了辛味。辛味如果兼有苦味，发汗的作用就会猛烈。桂枝味辛而不苦，甘味与辛味相当；颜色赤红，气性温和，形状有条理，像人体的脉络，质地又轻而上扬。所以它只能作用于营卫之间，调和营气、卫气的气血，使风寒邪气无处容留而自行解除。《本经》中，麻黄、羌活、防风、葱白、川芎等都主治发表出汗，唯独没有把桂枝列在其中。桂枝最擅长的是温通经脉，内证、外证都适宜使用，不能把桂枝认作单纯的发汗药。麻黄汤和桂枝汤，一方治疗无汗，一方治疗有汗，二者的区别十分清楚。并且说，桂枝本来是用来解肌的；如果患者脉浮紧、发热而汗不出，就不可以给他服用桂枝汤。这样的再次告诫是多么严厉而恳切啊！如果证候确实与方剂相合，依法服用，没有不出汗而痊愈的；否则错误地妄想用它发汗，危害就大了。关于桂枝汤这一方，历代论说纷纷；依我所见，只有成无己、尤在泾、刘潜江三家的说法最为恰当。这三家之中，又以刘潜江说得最好。只是方中把芍药作为臣药，之所以这样配伍的原因，他们都没有完全阐发出来。芍药的用量并不比桂枝少；自古以来，用芍药辅助桂枝解表的古方，有这样的方剂吗？没有。既然如此，芍药确实是这个方剂的关键。刘潜江的说法，载在《本经疏证》麻黄条之下。邹氏疏解麻黄条的第二条，从指出前人拘泥于《伤寒论》脉法篇的说法开始，一直到“不为虚设”，确实深入洞察了麻黄汤、桂枝汤两方的精微奥妙。只是刘潜江说：“桂枝从阳分发出而进入阴分，再加上芍药疏通营气的帮助，才能实现它由阳和阴的作用。” 却不知道桂枝兼入营分、卫分，只是气性向外发扬而不向内运行；仲圣用桂枝解表的方剂很多，并不是都用芍药作为辅助。之所以在这里加入芍药，是因为太阳中风时，风邪损伤卫气，卫气牵引营气向外泄露，所以阳脉浮而发热，阴脉弱而出汗；卫气因此变强，营气因此变弱；这是卫气不能与营气调和，并不是营气不能与卫气调和。桂枝能够调和营气、卫气都虚弱的情况，却不能调和卫气不肯归附营气的营卫失和；它能够使阴分通达阳分，却不能使阳分返回阴分。芍药的作用正好与此相反。用芍药收敛卫气，卫气就不会向外泄露，而会进入里部归附营气；又让患者喝粥以充实胃气，用温暖的方法来遏制表邪。桂枝与芍药同用，形成一散一敛；粥与温法同时施行，形成一补充、一遏制。治疗方法为什么要安排得这样周密呢？如果不这样调和营卫，邪气所致的汗就不会去除，正常的汗也不会产生。刘潜江对芍药的理解还不十分准确，所以考察方剂与证候时，处处都有些隔阂；至于其余方面，则已经说得像箭穿透七层铠甲一样深入了。天地之间凡是称为阴、称为阳的事物，都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并不是截然分开、各自单独存在。起初之所以把它们称为阴、称为阳，是因为风和卫气都属阳，风邪自然损伤卫气；寒邪和营气都属阴，寒邪自然损伤营气。但中风难道是只有风而没有寒吗？伤寒难道是只有寒而没有风吗？仲圣的文章常常前后互相补充，有时详写，有时略写；至于话语之外的深意，更要靠读者潜心思考才能领会。过去的人拘泥于仲圣所说“风则伤卫、寒则伤营”的话，柯氏以下的许多人都加以非难。如今唐容川又说，太阳寒水之气从至阴之处发出，充满于皮毛；皮毛是卫气所居之处，所以寒邪应当损伤卫气。厥阴风木属于肝，肝主藏血，所以风邪应当损伤营血。无汗时使用麻黄，明显是治疗卫气的药。有汗时使用桂枝，明显是治疗营血的药。桂枝证所说的“啬啬恶寒”，指的是皮毛这一层：自汗使皮毛张开，所以遇到寒气就想要闭合，呈现出啬啬的样子；又因为皮毛张开，卫气失去防守，所以怕冷。“淅淅恶风”指的是肌肉这一层：汗液已经漏出，像淘洗米时水流淅淅的样子，所以称为“淅淅”。风邪乘虚而来，直接侵入肌肉，就会损伤营血，所以出现怕风。唉，容川既然说西法与仲景之书逐字相合，为什么论述仲圣的方剂时，却完全不顾仲圣本人的论说？这实在是非常奇怪的事。关于桂枝汤的方义，我已经在前面列举过了；现在再针对容川的话加以明确辨析：麻黄汤、桂枝汤两方，只有所受邪气有深浅之分，并没有风证、寒证各自完全不同的区别，所以麻黄汤治疗伤寒也说“恶风”，桂枝汤治疗中风也说“恶寒”。可是容川却把这两种证候看得像风马牛一样毫不相干。他又把桂枝汤所治的中风解释为风邪侵入厥阴，直接进入肌肉。这是《金匮要略》所说的中风，不是《伤寒论》所谓的中风，二者出入很大，怎么能不仔细辨析呢？“汗自出”是指没有服药而汗液自行流出，正是风邪损伤卫气的证据。容川说自汗使皮毛张开，这是无缘无故把杂证中的自汗插入进来了。否则，若风邪不损伤卫气，为什么皮毛会自行张开、汗液会自行流出，卫气丝毫不能发挥主宰作用，任凭风邪飞越而入，使体内的汗液向外漏出呢？难道表层的藩篱已经全部撤去，仲圣还会考虑用桂枝汤来治疗吗？何况损伤卫气的是寒邪，属于麻黄汤证；而麻黄汤中的桂枝，容川却说它是从血分向外通达筋节。寒邪并不损伤营气，为什么要加入这味与病情无关的血药呢？以上这些说法与仲圣原本的论述一一衡量，都有许多牵强抵牾之处，实在无法替容川解释。关于桂枝汤全方，容川说：邪在营分，要用甘草、大枣补益脾气，从脾的膏脂向外输达，以托出肌肉中的邪气。

译用白芍运行肝血，从肝与膈之间透过络脉向外到达肌肉，以疏通营血的滞涩。用生姜宣通三焦、少阳之气，从络脉到达腠理，以散除外邪。尤其重要的是桂枝这一味药能够宣通心阳，从小肠的络脉向外通达，使营血充盈于肌肉之间，邪气便不能停留。那么，这个方剂正是调和肌肉、治疗营血的方剂，正是作用于小肠血分的方剂；如果不知道水火合化的道理，这个方剂的根源就无法明白。关于仲圣将桂枝、芍药同用的意义，我已经在前面说明了。生姜、大枣用来调和营卫的作用，在大枣条下也已经详细说明。桂枝、芍药调和营卫，是为了解除表邪；生姜、大枣调和营卫，是为了补益表气；炙甘草则负责安定内里、抵御外邪，担任调和全方的作用。把仲圣的著作综合考察，就知道我这些浅见并不是妄说。容川把甘草、大枣看作托举邪气，那么生姜、大枣的意义就不存在了，桂枝、芍药也就没有功效了。芍药怎么能够向外通达呢？营气虚弱又哪里会是营气滞涩呢？从经络来说，三焦、小肠和膀胱本来就相互贯通。从病证来说，六经各有自己的界限，不能随意牵连混淆。况且这五味药合起来也不是用来发散邪气的药。即使像他说的那样，难道不是取汗非常迅速吗？那为什么反而说没有汗的人不可以服用呢？我恐怕容川所说的“根源”，并不是这个方剂真正的根源。对于《内经》和仲圣的著作，容川本来应该灵活理解，却偏偏拘泥而作僵硬的解释。本来应该合起来看、分别看时，他却偏偏把应该分开看的合在一起，把应该合看的拆开来看。他自己的说法相互抵牾的地方，也常常存在。关于伤寒六经，他沿袭张令韶、陈修园的错误，不分手经、足经。六经配属六气，主要指足经而不是手经，其中有确实不可改变的道理，不能凭主观意思把它们合并。试问，小肠属丙火，难道可以用治疗膀胱寒水证的桂枝、麻黄之方来治疗吗？容川因为把风归属于厥阴，便说太阳中风就是中厥阴。却不知道寒水是风木的母气，风邪从皮毛侵入，母气先受到影响，病自然在太阳而不在厥阴。他又误以为心主营血，实际上是肝主营血；又说桂枝证是风邪损伤营气而不是风邪损伤卫气，辗转混淆，这怎么能作为后世的教训呢？厥阴是阴气的尽头，多见纯寒之证；其中有寒热错杂的，是因为内部兼有少阳相火。所以风邪有寒、有热，也应当兼从少阳来说明。震卦是东方的卦，东方是产生风的方位；少阳属甲木，正好符合《易经》的震卦。震卦不说是木而说是雷，是为了说明阳气发动之时，正是甲木由此而生。卦中一阳在下，这正说明阳气尚且幼嫩。巽卦代表木，也代表风，《易经》已经明确显示了这一点；风木自然属于厥阴。厥阴是阴气已经走到尽头，所以一阴居于下位。巽卦以厥阴之气位居东南；没有东方就不能产生风木，这也足以看出风是阳邪。由此看来，风邪中寒的一面，是厥阴的本气；风邪中热的一面，是兼有少阳之气。这就是《内经》所说的：厥阴不遵循标本，而是顺从其中气。容川对此又拘泥得太过，说中气主化，是指冲和的阳气而言，并不是指火热而言。却不知道厥阴始终不能脱离少阳，有能够化生的时候，也有不能化生的时候。譬如夫妻，彼此相唱相随时是夫妻，反目争执时就不是夫妻了吗？况且容川只把阳气解释为冲和之气，那么少阳这一经应该没有任何时候不是冲和的，为什么竟然还会有火热之证？这个道理难道还不容易明白吗？容川又把厥阴病分成肝和包络两部分：谈寒证时舍弃包络，说肝夹带肾水而产生寒。谈热证时又舍弃肝，说包络夹带心火而产生热。如果肝专门夹带肾水，包络专门夹带心火，彼此各自树立旗鼓，那么必然会形成异常的寒热病；用这种说法来治疗寒热兼有的肝病，难道会恰当吗？西医考察人体的形态和物质，细致而精确，本来并不是欺骗人；只是人体阴阳的消长，以及病邪出入的机制，有些不能用形态和物质来限定。如果用厥阴的方剂来拟治太阳病，用包络、肾的方剂来拟治厥阴病，却随意说这与古法相合，那么要谈中医、西医，又哪里有这么容易呢？容川评论修园的著作，说自己不是为了攻击修园，而是想弥补他的不足；我评论容川，也同样是这个意思。学医，如果不讲《内经》、不讲形质，也就罢了；既然讲《内经》、讲形质，却对仲圣的方剂仍然牵强附会、不能融会贯通，对医学又有什么帮助呢？张令韶、唐容川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姑且以太阳经为例来说：太阳病误用下法之后，如果气向上冲，可以服用桂枝汤。误用下法没有不使邪气内陷的；邪气内陷而气向上冲，是泻下药激动了太阳经腑的气，正如经文所说的“经气一旦被扰动，就会发生冲逆”。因为表证仍然存在，所以可以服用桂枝汤。有人疑惑，气向上冲为什么竟然不治疗；却不知道膀胱受到寒邪和误下的损伤，只有辛温药才能止住冲逆。桂枝是治疗上冲的妙药，仲圣屡次使用它；既能平息上冲，又能解除表邪，还有什么方剂比桂枝汤更好呢？不说“适宜使用桂枝汤”，而说“可以服用桂枝汤这个方剂”，其中包含着使用此方仍须斟酌的意思。或者加重桂枝的用量，或者在方剂之外加入茯苓，这些都可以推测出来。“用前法”这三个字，洄溪说是指误治，非常正确。否则，服药之后本来就应当不再上冲，又为什么说不可以服用呢？我对这个方剂的解释就是这样。修园却不是这样，又引用张令韶的话说：“太阳之气由至阴向上到达胸膈，再由胸膈出来到达肌腠，由肌腠到达皮毛。” 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大概是指气向上冲而发作吧。太阳经脉一旦发生冲逆就会致病，这不能不涉及冲脉。然而其中究竟是什么道理，也只能暂且存疑；至于张令韶为什么这样说，我也不知道。太阳经是人体外部的卫护之经，其经脉都循行于身体的背部，《灵枢·经脉篇》中可以查考。如果按照张令韶所说，那就是循行于身体的前面了。张令韶论述伤寒时不分手经、足经，难道是因为手太阳经脉有“循咽下膈”这一句话吗？如果这样说，那么按照经文推算，气应当由小肠到胃，由胃到膈，由膈到咽，也不会从皮毛出去。这样对于足太阳经的治疗，实在相去千里了。不过，他所说的是手太阳经，而他所使用的药物，却不知道不是作用于手太阳经的药。这正是石勒所说的“幸亏还有这个”的情形。胸胁是少阳、厥阴两经经脉所到达的部位，所以胸满、胁痛是伤寒少阳病；如果胁中痞满坚硬，就加入牡蛎这一味厥阴药。哪一经出现哪一经的病，与《灵枢·经脉篇》丝毫不差。可是容川论述太阳病十日以后脉浮细而喜欢睡觉这一条时说，脉浮表示表邪已经解除，脉细而喜欢睡觉则表示病已涉及少阴，元阳不能向外发出，应当用附子细辛汤治疗。

译考察《少阴篇》并没有这个方剂，必定是指麻黄附子细辛汤，而“麻黄”二字已经脱失了。可是他在《少阴篇》解释麻黄附子细辛汤时，却说邪气从表而入，与太阳经相合，仍然应当从表发汗而解，并且在“发热”上加了“恶寒”二字。现在却打算把这个方剂移来治疗脉浮细、喜欢睡觉的太阳病。既然认为脉浮表示表邪已经解除，为什么用在那种病上能够解表，用在这里却不能解表呢？还有更奇怪的地方：他在“胸满、胁痛”之下、《小柴胡汤》之上，添入了“脉细、喜欢睡觉”一句。难道脉细、喜欢睡觉而没有兼见其他证候时，就应当使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吗？有兼见其他证候时，难道就可以完全不顾脉细、喜欢睡觉吗？他又在“脉只是浮”之下、《麻黄汤》之上，添入了“喜欢睡觉”三个字。喜欢睡觉并不是少阳证，而是说通过解表来疏通少阳的枢机，少阴之气自然就会向外发出；但他所用的方剂既不是少阴方，也不是少阳方，仍然是仲圣的麻黄汤。难道麻黄汤还可以治疗少阳病吗？至于他说胸满、胁痛是因为三焦的膈膜不通畅，导致肾气不能向外发出，这就把手少阳、足少阳看成完全没有区别，却不知道其中有极大的不妥。容川既然尊崇《内经》，也尊崇仲圣，试问《灵枢》中所说足少阳经的口苦、胸胁痛等证，手少阳经有这些证吗？小柴胡汤是治疗足少阳病的方剂，还有什么可疑问的呢？容川所谓中西医汇通，大多就是这种情况；他的整部《伤寒浅注补正》《金匮浅注补正》，难道还不值得逐条指摘吗？我偶然有所触发，附带记在这里，希望拿来请教世上深于长沙学派之学的人。伤寒六经不分手经、足经，已经是极大的错误。容川又在形质可以贯通解释的地方，竭力推演自己的说法，结果势必不仅茫然没有界限，而且完全丧失古代圣贤分辨经脉的旨意，只是容川自己没有察觉；这种弊端大概从他研究本草时就已经开始了。在论述桂枝汤中的桂枝时，他说桂枝能够宣通心阳，从小肠的络脉向外通达。在论述麻黄汤中的桂枝时，他说桂枝从肝的血分向外通达筋节，将其宣通而使之出来。在论述五苓散中的桂枝时，他说桂枝能引导心火向下与水相交，从而化生气。在论述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中的五苓散时，他说这也是进入心、肝血分的药；而五苓散、桂苓五味甘草汤都取其进入膀胱化气，并不是桂枝自己能够化气，实在是因为茯苓、泽泻利水，把桂枝引入水中，使水化为气。按照他的这些说法来看，纷乱混淆，茫然没有真正的见解。既然已经把桂枝说成心药、肝药，又说它也是进入心、肝血分的药，那么究竟把它看作什么药呢？既然说桂枝能够宣通太阳之气，气向外通达，水自然就会向下运行；那就应当不会进入膀胱，却又说要取它进入膀胱化气。既然说它进入膀胱化气，又说不是桂枝自身能够化气，而是得到茯苓、泽泻之后才能使水化为气；水既然已经化为气，难道还会有未被化掉的水从小便排出吗？拿他的这些说法回头质问容川，他也应当只能哑然失笑了。桂枝并不是不进入心、肝；但只知道它进入心、肝，却不知道它是治疗中风自汗的太阳药，也是不可以的。如果只知道它是太阳药，却不知道它能够通达皮毛以使汗液泄出，那么桂枝汤就不只是治疗自汗之邪了。桂枝也不只是太阳经的药；这种用法在仲圣的方剂中都有充分体现，现在具体论述如下：桂枝用一分的方剂，叫作竹皮大丸。正在哺乳孩子的妇女，心中烦乱、呕吐逆气，这是阳明热邪炽盛、中气极度虚弱的证候。要镇定中宫、安定心神，只有甘草是补虚的良药，所以不用较大的用量就不能奏效。然而补虚之前如果不先救治内乱，必然没有益处，反而会有害。石膏、白薇都是阳明药，所以能够平息呕吐逆气，并召回浮越的阳气。阳明的热邪由胆经传来，竹茹就是用来清除胆火的。使用寒药对病情适宜，但对扶助生气却不适宜。使用甘味药对虚证适宜，但对胃中有热却不适宜；所以甘草生用，就不会过于固守中焦，略加桂枝，则与甘草的辛甘相合而化气。这样一来，救治内乱的药都能兼有补虚的好处，所以称它为安中益气竹皮大丸。桂枝用二分的方剂，叫作蜘蛛散。桂枝只有二分，药力不能进入下焦；妙处在于用炒焦的蜘蛛十四枚来引导它，所以蜘蛛得到桂枝就能上升，桂枝得到蜘蛛就能下降。狐疝有时上升、有时下降，蜘蛛配合桂枝，也能使药力时而上升、时而下降，所以能够疏泄肝邪而治疗狐疝。又有五苓散。出汗而津液亏少、胃中燥热，就会形成消渴；膀胱之气不能化水，水液就会蓄积而小便不利；脉浮、微微发热，则表邪仍然存在。茯苓、猪苓、泽泻用来引导水液、通利小便，白术用来补脾、生津，少量使用桂枝用来解表；并且把它与其余四味药一起制成散剂服用，多喝温水，这样太阳经、腑的气就都能化解。这大概是表里分别治疗，同时又希望二者协调配合。桂枝用三分的方剂，叫作土瓜根散。四味药的用量都只用三分，捣成散剂，用酒送服，取其清利、疏通、下行的作用，能够运行瘀血而滋润枯燥。其中还有分工与配合：桂枝与酒横向运行于脉络，和芍药一起向下进入少腹，土瓜根则使上下相合而贯通，所以是治疗月经将通未通的良剂。桂枝与其他药物等量配伍的方剂，叫作桂枝茯苓丸。桂枝没有攻下的作用，用它来治疗下焦病，似乎不是用量大就不能奏效。然而妊娠期间，适宜逐渐消磨病邪，不适宜急于攻伐。驱逐瘀血，只用丹皮、桃仁；而用桂枝、茯苓化气，作为血药的先导；芍药运行阴分，作为气药的约束。五味药等量制成蜜丸，本来就不同于用温经汤、下瘀血汤攻下瘀血，桂枝的用量为什么还要嫌少呢？用量少而又不用担心药力不能向下运行，也是借助茯苓、芍药的力量。又有半夏散及汤。这一定是少阴寒邪夹带痰涎，壅塞在咽喉之中而引起疼痛。否则，三味药都是辛甘温燥之品，而且甘草还要炙用，对于热证疼痛绝不适宜，不能用“从治”来解释。可见，桂枝用量少；还有服用散剂、桂枝用一两的方剂，叫作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烦躁是由于烧针引起的，这使心、肾都受到了震动和惊恐。龙骨、牡蛎用来镇摄肾阳，桂枝、甘草用来安定心阳；因为没有其他证候，所以也不再加入其他药物。桂枝用量特别少，是为了不让它随着龙骨、牡蛎一同向下运行。甘草的用量是桂枝的两倍，是为了同时补益中气，并调和龙骨、牡蛎、桂枝三味药。又有枳实薤白桂枝汤。胸痹是病名，下面详细说明它的证候，是因为胸痹有不同的类型。气已经结聚，胸部已经胀满，薤白、栝蒌的力量就有所不足了。所以又用桂枝辅助薤白散开结聚，用厚朴辅助栝蒌泄除胸满。枳实作为君药，是用来平息胁部的逆气。又有竹叶汤。这是中风之邪由寒转热，将要由太阳传入阳明，同时真阳正好虚弱的证候。桂枝解表化气，用来铲除寒邪的根本。只用一两，是因为本来没有汗；用量多了，就会侵夺葛根、防风发散的作用。

译桂枝用二两的方剂，叫作麻黄汤。桂枝所能到达的地方，都是麻黄所能到达的地方。既然使用麻黄，又加入桂枝；我在麻黄条下已经略微说明过，现在再进一步阐明：伤寒之邪闭束营卫，以至于头痛、身痛、腰痛、骨节疼痛；发散时既猛烈，波及的部位又广，如果没有麻黄这样横扫一切、勇往直前的药，就不足以平定这场祸乱。如果没有桂枝这样从容不迫的药，就不足以搜捕残余的邪气。而且麻黄药性刚烈，桂枝药性柔和；以柔和配合刚烈，还能稍稍节制麻黄的药性，使它不至于一味向前而不顾一切。桂枝只用二两，是因为治疗的重点在麻黄。又有桂枝加黄〔原文缺字〕汤。这一段叙述黄汗的证候十分复杂，注家解释得也相当含混。大体说来，是营卫之间水与热相互蒸腾，阻滞了水液运行；如果不是兼有寒邪、虚证，就不会这样。想要温通经脉、化气，以排出黄汗并引出正常的汗，当然只有桂枝汤最为恰当。只是桂枝汤所治疗的是卫气强盛的证候，这里却是卫气虚弱，所以加入黄〔原文缺字〕来补益并疏通卫气。又减少桂枝、芍药的用量，以节制它们向内运行而转向卫分；这样邪气就不能容留，正气才得以恢复。桂枝、芍药、黄〔原文缺字〕这三味药，是治疗黄汗所必需的药物。至于芍药桂酒汤，药味用量较多，又重用苦酒，是因为脉沉时不用这样的药就不能泄除邪气。又有厚朴七物汤。桂枝只用二两，而生姜用到五两，这样散寒的力量较强，就不会因为桂枝而使邪气滞留。表里兼治，所以用大枣安定中焦，用甘草调和诸药。甘草不炙用，是因为其中有小承气汤的攻里作用，不适宜过于固守中焦。生姜多、大枣少，是因为病情不是自汗，不用大枣来补益表气。又有茯苓甘草汤。伤寒出汗而口渴的，用五苓散主治。出汗说明表邪尚未完全消除，口渴则说明太阳之邪已经由标传入本；用五苓散从表里两方面解除它，由此可以知道还兼有小便不利。这与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而使用五苓散的证候，完全没有差别。下面说不口渴的由茯苓甘草汤主治，这是明确指出仍然有表邪。不口渴，说明胃中没有热而水停留在上部；这又与真武汤以及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所治的出汗、津液亏虚、肾水向上救援相似，只不过有轻重的区别。前者病势较重，这里病势较轻，所以只用茯苓一味消除心下的水，桂枝、甘草、生姜解除表邪，就没有其他忧虑了。桂枝、甘草用量少，也是为了辅助扶助心阳、治疗心悸。没有芍药，是因为邪气已经传入本部；如果再用芍药收敛，表邪就不能解除。没有大枣，是因为茯苓用量少，不会损伤肾气，不必再滋养津液。又有茯苓泽泻汤。胃反是由于胃中虚寒，桂枝配合生姜散除寒邪，配合甘草温暖中焦。因为病在上焦，所以只用二两。其余内容详见茯苓条。又有桃核承气汤。这是在表邪已经解除之后使用的，桂枝难道是为了解表而用的吗？假如太阳病传入本部，热邪与血相结而形成少腹急迫、结聚，桃仁、黄硝〔原文作“黄硝”〕都是用来攻治它的。气是血的统帅，气运行，血才会运行，所以用桂枝进入膀胱化气。甘草则取其甘味，以缓解急迫。桂枝只有二两，为什么能够进入膀胱呢？因为得到大黄一类药物的带引，就会与它们一同向下；而且桂枝用量多了，还会助长膀胱的热。又有桂枝加葛根汤。葛根治疗项背强〔原文作“KTKT”〕，其中的道理详见葛根条。葛根汤与此方只有是否使用麻黄这一味药的区别：葛根汤治疗无汗、恶风，此方治疗汗出、恶风。太阳病汗出、恶风，桂枝汤正是适宜的方剂。只是加入葛根来治疗项背强〔原文作“KTKT”〕，重点在于解肌、振起阴气，调和营卫则次之，所以桂枝、芍药各比桂枝汤减少一两。又有温经汤。桂枝用量少，就能疏通经脉；用芍药加以约束，就能够进入下焦化气。使用生姜而不用大枣，是因为不以补益表气为目的；其余内容详见吴茱萸条。又有木防己汤。膈部是肺、胃、肾以及三焦经脉循行经过的部位。支饮横亘在膈间，阻滞肺、胃之气，于是出现喘、胸满、心下痞满坚硬；向下又与肾相互感应牵引，肾气就向上乘犯，于是面色黧黑；脉象沉而紧，可见病并不只是发生在上部。防己外皮白、内部黄，有像车轮辐条一样的黑色纹理，气味辛而性平，能够运行膈间的水液，由三焦向下输送到肾；肾得到它，肾气就会平顺。辅助以桂枝，一味苦、一味辛来散开结聚，心下的痞满坚硬就会消除。然而水饮停留长达数十日，肺、胃已经郁滞而化热；如果不泄除热邪，喘和胸满就不会停止，所以又辅助以石膏。呕吐、泻下之后，中气和津液大为亏损，所以又辅助以人参。又说，虚证就会痊愈，实证三天后会复发；这里的虚和实都指肾气而言。肾虚时，肺气下降而肾得到安定；肾气实盛时，如果不用咸寒药使其通利、用淡渗药攻逐，气就必然再次上冲。注家不知道这个证候与肾有关，却喜欢发表捕风捉影的言论，怎么能与药物和证候相合呢？桂枝用二两半的方剂，叫作薯蓣丸。所谓风气导致的各种疾病，大概就是风虚证，长期盘踞在肌肉、筋节之间，而不是刚刚感受外邪、可以用发汗来解除的病。虚劳所导致的各种不足，才是它的病根所在。方剂以补虚为主，驱风为次。薯蓣、人参、白术、甘草、地黄、麦冬、阿胶、大枣，都是用来填补的药。其余十三味药，用来疏通瘀滞、调和阴阳，借补虚来驱除风邪。真正属于风药的，只有防风一味。在填补之中又能驱风的，以薯蓣最为突出，所以以它作为君药。桂枝用三两的方剂，叫作桂枝生姜枳实汤。心中痞满而有悬空样疼痛，与胸痹疼痛不同，所以不用栝蒌、薤白。

译悬空样疼痛是由于下部有逆气向上冲，使疼痛不能向下，就像物体悬在空中；这无疑是心阳不能布散，阴邪得以乘虚盘踞。所以用生姜、桂枝各三两，以伸展阳气、散除邪气。各种逆气都离不开肝；枳实味酸而入肝，味苦而能使逆气下降。逆气下降，疼痛就会消除，心阳也能够恢复。又有防己茯苓汤。桂枝得到防己、黄〔原文缺字〕的配合，就能够运行皮肤中的水液。重用茯苓，是为了引导这三味药向下，使水液从小便排出。水停留在皮肤，攻下得太快就会留下残余邪气，所以加入甘草来缓和。又有苓桂术甘汤。痰饮是寒饮；心阳不足，痰饮就能够乘虚盘踞在膈间，所以胸部胀满。木得到水就会使风动，土气不能加以防御，所以胁部胀满，眼睛也眩晕。把胀满称作“支”，说明胀满是由肝而来。用桂枝、甘草补益心阳而化气，白术培补脾土而燥湿，茯苓则从心下引导水饮并将其泄去；这是治疗寒饮的主方。又有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这个方剂与桂枝龙骨牡蛎汤所治疗的病，大体没有不同。只是惊恐、狂乱、坐卧不安，比烦躁更加严重，所以桂枝、甘草、龙骨、牡蛎的用量都加倍。前一个方剂没有表邪，而这里脉浮，所以加入蜀漆，配合桂枝散除邪气。既然解除了表邪，就必须补益表气，所以加入生姜、大枣来调和营卫。使用桂枝汤却一定要去掉芍药，是因为患者不出汗。又有栝蒌桂枝汤。仲圣在桂枝加葛根汤条下说“反而汗出、恶风”，这里说“脉反沉迟”，“反”字尤其应当注意。太阳证本应具备身热、头痛、汗出，脉象不应沉迟却反而沉迟，所以说“反”。柔痉本来就有沉迟的脉象，所以又用这一点说明它是痉病。这些证候都是桂枝汤所主治的，所以使用桂枝汤全方；身体强硬〔原文作“KTKT”〕，就不是痉病不会如此。加入栝蒌而不加入葛根，正是身体强硬与项背强硬的区别。至于滋养筋脉、治疗强直，两者的作用是相同的。又有乌头桂枝汤。寒疝、腹中疼痛、逆冷、手足麻木不仁，如果还出现身体疼痛；这里的“若”是“以及”的意思，不是表示或然的词。因为身体疼痛属于表证，所以加上一个“若”字来区别。这是表里都受到寒邪严重损伤的证候；乌头驱除表里寒邪，桂枝汤化解表里之气，二者相互配合发挥作用。乌头用蜂蜜煎煮，就能解除毒性而使药性和缓。桂枝汤用来治疗腹痛时也能散除表邪，所以不再增加芍药。桂枝汤和乌头都要浓煎，再得到蜂蜜甘润之性，就能补益中焦、缓解急迫，处处都安排得周密而没有间隙。所以患者的感觉像醉酒一样，而邪气则从呕吐中排出；这哪里是针灸和其他药物所能达到的呢？又有黄〔原文缺字〕桂枝五物汤。血痹证阴阳两方面都虚弱，桂枝汤调和阴阳有余，而疏通痹阻不足。所以加入黄〔原文缺字〕以疏通卫气，增加生姜以宣发阳气。这个方剂主要处理虚证，但如果过于固守补益，就不适合血痹，所以去掉甘草。没有表邪，所以不采用发汗，也不通过温覆助汗。这与桂枝加黄（原文疑缺一字）汤，看似相同，实际上却有区别，原因就在这里。方名为泽漆汤。这与浓朴麻黄汤，都是外来的寒邪与体内水饮相互搏结而导致咳嗽的证候。脉浮，说明表邪正盛，所以要重用解表之法。这里虽然咳嗽而脉沉，并不是没有表邪，只是表邪轻微罢了。前方使用麻黄、杏仁，本方使用桂枝、生姜，就像麻黄汤与桂枝汤分别用于伤寒和中风一样。前方的水饮也比本方严重，所以前方用半夏六升，本方用半升。前方是热邪在肺，所以加石膏；这里的热邪位置较下，所以加黄芩。前方治疗咳嗽使用生姜、细辛、五味子，这是小青龙汤的成法，说明水饮停留在上部。这里水饮不上冲，所以只用泽漆、紫参、白前来降逆、引导水饮，咳嗽也就停止了。邹氏对泽漆的解释极为精当，说它能使水气重新归入肾中；这样看来，使用泽漆与使用五味子也有一点相似之处。那么，前方为什么没有人参呢？前方所治疗的，都是正气一概向外耗散的情况。人参只是用于止咳和收拾后续病势的办法，与驱散寒邪、消除水饮无关。这里则是表里分别用药，上下之气相互背离，怎么能不靠人参来调和呢？方名为白虎加桂枝汤。尤氏对这个方剂的解释非常恰当。只是说桂枝能够作为因势利导的药物，未免过于含糊，不如赵氏所说治疗骨节痹痛的解释。然而，他没有阐明伏气，这种解释也同样流于泛泛。这是因为寒邪潜伏在肾脏，到春夏时发作出来；虽然寒邪已经消失，只剩下热邪，但骨节烦扰疼痛，仍然说明病根没有拔除。肝主管筋，众筋都归属于骨节；桂枝也属于入肝的药，所以加桂枝来搜逐潜伏在骨节中的邪气，解除烦扰疼痛。否则只用白虎汤治疗热邪，疟疾终究不会痊愈。方名为侯氏黑散。大风之邪，可以任用菊花、防风之类的药来治疗；桂枝则与川芎、当归一起，用来治疗心中的恶寒。方名为当归四逆汤。厥阴病是血虚而寒邪侵入其中，所以出现手足厥冷、脉细而将要断绝的症状。现在寒邪已经侵及肾脏，所以加细辛来驱除肾中的寒邪，这就像少阴病兼用入肝的药一样。使用桂枝汤却不用生姜，是因为嫌生姜发散，容易损伤阴液。方名为炙甘草汤。脉象结代，说明营血已经虚弱衰少。心主管营气并使脉搏生成，所以会出现心悸。生地黄、麦冬、阿胶、火麻仁，用来滋养营阴。

译桂枝、甘草，用来扶助心阳。人参用来益气生脉。生姜、大枣用来调和营卫。然而，甘草配合人参、大枣，又能够补益中焦。生姜配合桂枝、甘草，又能够宣通壅滞。大枣、甘草的用量都多于生姜，是为了不使发散太过而损伤心神。用清酒煎煮，是想引导各种药物通行经络。方名为桂枝加附子汤。这个方剂与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只有芍药这一味药的去留不同。后方去掉芍药，是因为误用下法后出现脉象促急、胸部满闷。加附子，是因为出现轻微恶寒。这里是四肢略微拘急，难以屈伸，也是阳气虚弱的表现，不能没有附子。汗液不断渗出而不能停止，小便又困难，说明表邪尚未除尽，而津液也已经亏损了。桂枝汤正是治疗自汗、调和营卫的方剂，芍药极为重要，怎么可以去掉它呢？方名为桂枝加浓朴杏仁汤。相关说明详见杏仁条。方名为防己地黄汤。相关说明详见防己条。方名为桂枝加芍药汤。这一条的注家拘泥于“太阳病，医反下之”这句话，又只把桂枝汤看作治疗太阳病、解表的方剂。有人说这不是脾脏的寒邪，有人说是调和太阴经，有人说是发散太阳经的邪气，有人说是使从外部侵入的邪气越出，有人说是提举误下而内陷的邪气；这些说法对于这个证候和方剂都没有切中要害。太阳病误用下法以后，发展到腹部胀满、时常疼痛，说明邪气已经进入太阴脏了。太阴是阴气最盛之处，绝没有使邪气上升的道理。从证候本身来分析，怎么能不先救治误用药物造成的后果呢？桂枝汤的用途很多，有时在原方基础上略作增减，有时只选用其中两三味药，有时只用桂枝，也有时在桂枝汤中再加入其他药物，加入的多少也不相同；既然证候和治法相差悬殊，就不能一概拿太阳表邪来作解释。何况用桂枝来解表时，遇到没有汗的情况，一概都不用芍药。如今芍药的用量反而减少，又加用一倍，难道还保留着解表的看法吗？腹痛剧烈而属于实证的，在这个方剂中再加大黄一两；这难道不是太阳病邪气陷入所致，却能说成是提举邪气使它外出吗？既然如此，桂枝加芍药汤绝不需要从解表方面去考虑。还有一个可以类比说明的例子：小建中汤与桂枝加芍药汤相比，只多了饴糖这一味药。《千金》再加入当归，称为内补当归建中汤，其中芍药的用量仍然是这个数。前代圣贤与后世贤者在医理上心心相印，从未听说这两个方剂也要发散它们的表邪。太阴属于阴脏，也是统摄血液的脏腑。受到下药的损害，导致阴气凝结而不能舒展，于是腹部胀满、时常疼痛；芍药虽然性寒，却能破除脾中血分的气结，善于治疗腹痛。然而，凝结虽然已经被破除，如果没有桂枝，就像黍谷的春天一样，终究不能回归。桂枝具有向外而不向内的作用，重用芍药加以收敛，就能使桂枝进入脾而不走向肌表。而且桂枝得到生姜就能散寒，得到甘草、大枣就能补益中焦，这些作用都要依靠芍药在前面引导，所以芍药不能不加至一倍。凝结被破除，中焦得到补益，阳气也恢复了，腹部胀满和时常疼痛怎么会不痊愈呢？这就是治疗胀满疼痛的方法。疼痛急迫，非用小建中汤不可，因为饴糖能够缓解急迫，也能助长胀满；所以各个方剂自然各有适宜之处。徐忠可说，自己曾专心研究《金匮》，运用桂枝取得疗效，变化奇特，无法用言语形容。这话说得真有深意啊！方名为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我认为这是专门治疗脉象浮大中空、跳动而略紧，以及男子遗精、女子梦中与人交合的方剂；在解释天雄时已经略微谈到过。考察使用桂枝汤原方，必定要与桂枝汤所治疗的病证有相合之处。脉象浮大中空、跳动而略紧，表现出阴阳失调、相互违逆的征象。桂枝汤正是用来调和阴阳的；阴阳失调，精气就不能固守，神气也不能内藏。龙骨、牡蛎能够潜阳敛阴、固涩精气、安定心神，所以加用这两味药。桂枝用到四两的方剂，名为桂苓五味甘草汤。这是支饮浸渍肺部而引起咳嗽，又牵动肾气，使肾气从下向上冲逆，随后又从上向下流注到阴股；唾液增多、口燥、小便困难、时常又出现冒昧等各种症状，都是由此造成的。用茯苓消除水饮，用桂枝平降冲逆，用甘草培补中土以阻止肾水上冲，用五味子收摄肾阴以召引肺气下降；证候虽然很复杂，药物却很简约，这就是所谓抓住要领来谋求治疗。

译凡是仲景治疗寒饮咳嗽，没有不同时使用生姜、细辛、五味子的。这里有五味子而没有生姜、细辛，是因为生姜、细辛会助长面部发热，所以去掉它们；五味子能够补益尺脉的微弱，所以取用它。桂枝是专门治疗冲气上逆的药，虽然有助阳作用，也不能因此避用。等到服药后冲逆之气果然降低，反而更加咳嗽、胸部胀满，正应当用桂枝来治疗胸满。但为什么转而去掉桂枝、加入生姜和细辛呢？大概是因为生姜、细辛与五味子本来就不能偏废；咳嗽得到治疗，胸满也会随之得到治疗。加入生姜、细辛，是要与五味子一起治疗咳嗽；面部发热本来就不适合用桂枝，冲气降低后把它去掉就是了。如果茯苓能够清除肺中水饮、攻除肾邪，那么桂枝就绝没有可以去掉的道理了。方名为桂枝附子汤。伤寒到了八九天，风寒之邪还没有除尽，恰好又遇到阳虚的体质，于是里湿与外风相互搏结，最终导致身体疼痛烦扰，不能自行翻身。脉浮属于风邪，脉涩而虚属于阳虚夹湿；阳虚而没有其他原因，所以不呕吐、不口渴。这正是桂枝汤作为解表方所必需的情况。阳虚就非用附子扶助阳气不可，附子配合桂枝又足以共同驱除风湿，所以加用附子。脉浮而没有汗，不适合收敛，所以去掉芍药。桂枝加桂枝一两，是因为桂枝用量加重后能够下达，利小便。方名为甘草附子汤。桂枝和附子都能同时治疗风寒、风湿，只是附子尤其能够扶助阳气。这是风湿相互搏结，阳虚得很严重的情况，若没有附子就不能胜任治疗，所以方名隐去桂枝而标出附子。把甘草列在方名首位，是因为有湿不适合用人参，身体肿胀又不适合用生姜、大枣；甘草能够补益中焦、缓和表邪，其功劳不可忽视。附子能够化湿，却不能抵御湿邪；加入白术，是用培土的方法来抵御湿邪。小便不利，又用桂枝来利小便，所以桂枝的用量较多。方名为桂枝人参汤。这是在理中汤的基础上加入桂枝。理中汤是治疗霍乱而寒邪偏盛的方剂。这里是多次攻下导致虚弱，虽然夹有热邪而发生泄泻，但脉象必定微弱（说本《金匮》），应当按寒邪偏盛来论治。干姜、甘草、白术，能够温暖中焦、补益虚弱，这就是理中汤的基本治法。前方兼有呕吐，所以甘草用生品，以调和胃气。这里泄泻而虚弱得很严重，适合固守补益，所以甘草用炙品，而且增加了用量。桂枝要后下，而且必定用四两，是想让它解表，同时驱散心下的痞硬。霍乱是上下不和，这里是表里不和，所以都使用人参来调和。方名为桂枝甘草汤。发汗过多，损伤了心气，以致双手交叉按在心前，心悸而想用手按压；这与真武汤证汗后肾水上冲、并有其他症状的情况不同，只需补益心气，桂枝汤中的桂枝、甘草两味药就是很好的方法。桂枝并不是为了利小便却仍然用到四两，是因为心气虚弱得很严重，用量少了不能奏效；而且它药性轻扬，上部虚弱就会自然归于上部，这本来就是药势如此。方名为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桂枝甘草汤用于汗后心悸而想按压心胸；这里则是汗后脐下悸动，起因相同而证候不同。前一种情况必定是平素心气亏虚，后一种情况必定是肾气容易动荡。治疗肾病应当从肾入手，桂枝自然应当用四两，那么为什么还要用炙甘草二两呢？桂枝、甘草没有其他药物相杂，就会使辛味与甘味相合而化，心脏也能得到益处。这里先煎茯苓半斤，大量泻去肾水；桂枝的用量也多，便随着茯苓进入肾中，攻除肾邪而化生气。大枣、甘草都属于中焦之药，在这种情况下必定要配合它们来抵御肾邪，这是不言而喻的。已经有甘草，却又加入大枣，是因为扶助阳气之后，适宜用甘润之品来补益阴液，而且大枣也不会助长肾邪。方名为桂枝芍药知母汤。这一条尤氏误解了知母这一味药，只知道它能够清除热邪，于是说“温温欲吐”（《金鉴》说：“温温”应当是【原文缺字】），认为这是湿热从下向上冲逆。生姜用量较多，是为了止呕、降逆。唐容川则把这一条和下一条合起来看，完全归结为虚证；他解释这个方剂，也完全属于治疗虚证的思路。他又说，凡是仲景所说的“欲吐”，大多属于火邪上逆。却不知道寒邪上逆的情况更多。“温温欲吐”这四个字，在少阴病篇中就有见到，怎么能忘记呢？他又把知母解释为清除血中的郁热；知母哪里是入血的药？像这样武断地杜撰，实在令人惊骇。就我所见过的医书而言，只有赵氏所说的风寒湿痹阻营卫，以及知母能够治疗脚肿的说法，确实胜过各家；可惜他没有说明其中的道理。风、寒、湿三种邪气相合而形成痹证，并不是各自只占据一个部位。现在姑且大略指出：头晕，是风邪侵扰上部；气短，是湿邪阻滞中焦；想吐，是寒邪使胃气上逆；湿邪容易向下流，所以脚部肿胀，仿佛要脱落一样。三种邪气凝结在一起，长期不能解除，导致三焦失去统摄和调节。水谷不能化生精微来充养肌肉，所以四肢关节都疼痛，身体【原文疑缺字】羸弱；这种情况属于虚，已经不必再说明了。然而，风邪侵袭阳分，痹邪侵袭阴分；痹病从来没有能够发一次汗就痊愈的。使用补法又会助长邪气，所以补益也不是可以轻易决定的事情。考察桂枝等九味药，都是仲景多次使用的药物。麻黄、附子，难道不是用来除寒的吗？白术，难道不是用来除湿的吗？防风，难道不是用来除风的吗？桂枝汤，难道不是用来调和阴阳、调和营卫的吗？附子除寒就是补阳，白术除湿就是补土；由此也可以看出，它们并不只是为了补益而使用。凡是桂枝汤所主治的证候，必定有自汗。没有汗而使用桂枝汤，必定不是为了解表。麻黄汤中也有桂枝，只是麻黄的用量多于桂枝。这里桂枝的用量多于麻黄，而且用芍药加以约束，大概是想让各种祛邪药由桂枝、芍药引导，由甘草调和，使药力停留在营卫、经络和肢节之间，逐渐发挥潜移默化的功效，这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去掉大枣，是因为滋润津液会使湿邪受到牵留。生姜加得多，是因为它能够帮助白术、附子升发阳气，给桂枝、芍药催动药力，而且其性味也与四物相互协调。既然桂枝、茯苓的功效本来就不小，知母为什么也要和它们一起列在方名中呢？至于知母，正如赵氏所说能够治疗脚肿，也就是《本经》所说的能够除去邪气、治疗肢体浮肿、使水液下行。它的功效难道会低于桂枝、芍药吗？桂枝用到五两的方剂，名为桂枝加桂汤。这个方剂与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都是用来制止奔豚的。前方桂枝有四两、五两的区别：四两是因为脐下悸动而尚未向上冲逆，并且已经多用茯苓攻除肾邪，所以四两并不少。这里则是寒邪严重损伤身体，肾气从少腹向上冲到心部；桂枝能够散寒并进一步平降冲逆，所以在桂枝汤中再加入桂枝二两。仲景所用的桂只是桂枝，大概同一种药物，增减用量后功效就各不相同；参照各个方剂自然可以看出，不必怀疑这里所加的桂枝是肉桂。

译桂枝用到六两的方剂，名为天雄散。桂枝用到六两，只在这个方剂中见到。这是因为用天雄补益肾精，再用桂枝化生肾气。用龙骨召回从下部向上越出的阳气，再用桂枝扶助从上部向下交济的阳气。用白术培补土气使其固守，再用桂枝温暖土气使其发散。因此，桂枝足以辅助其余三味药发挥不足的作用；如果不用到这么多，凭借它药性轻扬的特点，治疗上部可以，却不能治疗中、下部。仲景使用桂枝的范围广大而意义精微，我已经把其中的方法详细说明了。再试着用桂枝汤类推说明：桂枝汤不只治疗太阳病，也有用于治疗阳明病的情况。例如阳明病，脉迟，汗出得多，稍微怕冷，说明表邪尚未解除，可以发汗，适宜用桂枝汤。所以桂枝汤用于阳经的外证，总是以是否出汗作为判断依据。太阳表实证不会出汗，出汗必定属于表虚，所以可以用桂枝汤调和营卫。阳明病本来就会自汗，但出汗这一症状又有不同的情况。出汗而怕热、不怕冷，和患病第一天不发热却怕冷、第二天寒意自行停止而发热，都是阳明热病的表现。这里既出汗而且汗多，脉象又迟，就不是热邪蒸腾所致的出汗，而是表虚兼有寒邪所致的出汗。只是稍微怕冷，而不是背部稍微怕冷，又没有口燥、口渴、心烦等里证，所以不是解表之后残留的邪气，而是表邪尚未解除。虽然阳明的邪气比太阳更深，但适宜用桂枝汤使正气产生正常的汗，并使邪气随汗发出，这个道理其实没有不同。谨慎考察《金鉴》的说法：“汗出多”之下，应当有“发热”二字。如果没有这两个字，脉迟、汗出多、稍微怕冷，就是表阳虚，是桂枝附子汤的证候，哪里有用桂枝汤发汗的道理呢？我私下考虑，仲景这一条明确属于桂枝汤证，似乎并没有脱漏文字。至于桂枝附子汤用附子替换芍药，正是以出汗和不出汗来区别病情的关键之处。风湿相互搏结时适宜用附子扶助阳气，与阳明中风而表虚、只需使用桂枝的情况相比，似乎也有所不同。究竟是不是这样，姑且恭敬地记下这一点。也有使用桂枝汤而不是因为自汗的情况。例如太阴病，脉浮，可以发汗，适宜用桂枝汤。考察“太阴之为病”这一条，是太阴脏病的提纲。这里脉浮，是太阴经的病，不会有腹满、呕吐等脏病证候。既然如此，“太阴病”这三个字应当从哪里着落呢？我认为，其他条文所说的太阴中风、四肢烦扰疼痛，正属于太阴经病的提纲。邪气侵入阴经，哪里能够靠发汗解除？桂枝汤是调和之剂，也不是发汗之剂。注家没有探究桂枝汤发汗的真正道理，只拘泥于“可发汗”三个字，含糊地用辛甘发散来解释。柯氏更错误地把脉浮认作风热。他没有想过，桂枝汤所谓发汗，究竟是怎样发汗：必须先有表虚而自汗，服汤后再【原文疑缺字】粥、温覆，然后邪汗才会除去，正汗才会产生。如今太阴中风本来就不能有汗，阴经的表证本来也不能用麻黄、葛根等发汗；除了用桂枝汤解肌、调和营卫，还有什么方法适合这种情况呢？王宇泰说：“阴经本来不应有汗，所以不说‘无汗’；三阴经兼有表病，都不应当强力发汗。” 不是深刻通晓仲景治法的人，不能说出这样的话。使用桂枝汤而只有身体疼痛的情况，也有这样的例子。泄泻、腹部胀满、身体疼痛的，应当先温暖里部，然后再攻治表邪；温里适宜用四逆汤。攻治表邪适宜用桂枝汤这一条，《金匮要略》也收载了。我私下怀疑，这本来是杂病条文，后来又出现在《伤寒论》中。“下利”之下，《金匮要略》多了一个“后”字，大概是太阴感受寒湿而泄泻之后，脾阳逐渐衰微，所以腹部胀满。在外部，经气也因此虚弱，风邪乘虚侵入，与内部的湿邪相互搏结，身体就会疼痛。然而，经与脏同时治疗并不是没有方法；先用四逆汤温暖里部，寒湿除去，表邪也就孤立了。随后用桂枝汤解肌、散风、调和营卫，治疗就容易得像翻手掌一样。之所以不说发汗，就是《金匮要略》所谓的只是微微像要出汗一样，这样风湿就都能除去了。还有把桂枝汤用于妇女妊娠的情况。《金匮要略·妇人妊娠病》第一条说，妊娠到六十天不能进食，自然属于妊娠恶阻病。妊娠恶阻病使用桂枝汤，似乎不太相合。徐氏说，桂枝汤用于这种内在证候，是取其化气、调和阴阳；这比各家说法高明一些，但终究还没有说得切合。我私下想，仲景对于病证只标出几个症状，随即说适宜用某方的情况很多；这或许是因为还有与该方相对应的确切证候，希望人们根据方剂去思考，从而自行领会。考察太阴中风、四肢烦扰疼痛，以及太阴病脉浮的情况，都适宜用桂枝汤。而《千金》中的半夏茯苓汤治疗妊娠恶阻病，为后世医家所遵从；其证候却有四肢烦扰疼痛、恶寒、出汗等表现。方中的橘皮、生姜、细辛、半夏，与桂枝汤也有颇为相似之处。由此推测，妊娠恶阻病必须兼有太阴的外证，用桂枝汤治疗才不会误治。虽然如此，不知道就强行解释，是儒者所戒的；《金鉴》认为这里有脱简，所以没有加以注释，或许是恰当的。所谓“绝之”，就是停止医药。娄全善治疗一名妇人，就遵循这个方法而痊愈了。《女科辑要》又记载，一位老妇劝人停止用药，后来果然如她所说。如果把“绝之”理解为斩断病根，或者拘泥于安胎而反其道治疗，实际上就是断绝妊娠，那就会完全错失原意。卷四。沉香。肾中阳气虚弱的人，水气向上泛溢而成为痰涎，火气向上升而成为喘逆。沉香质地坚实、颜色黑而且下沉，所以能够把在上部的水与火全部摄取下来，使它们返回肾中。它气味芳香、药性温和，所以能够温暖肾脏、调理气机；即使是小便因气机不利而淋沥、大肠虚弱而闭塞，也能使之通畅，但这并不是靠宣泄来通利。沉香的功效在于其气，虽然作用在于下降、收摄，但凡是气分中的病，它仍能在中焦运行而不滞留。例如滚痰丸用沉香辅佐礞石、大黄、黄芩，治疗实热老痰；由此可见，对沉香的认识就很深入了。卷四。乌药。乌药颜色黑、味道辛，气味温和而芳香，主要治疗膀胱与肾之间的寒气向上冲击背部和脊柱两侧，这就很适宜了。可是寇宗奭说，乌药与沉香一起研磨，调成汤剂或点茶服用，治疗胸腹冷气非常稳妥，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乌药的根像车毂上的横纹一样横向生长，既不下降，也不升浮；所以凡是属于气病而又涉及寒邪的，缩泉丸治疗小便频数、温肾固气，主要依靠益智仁、山药，佐以乌药则是用来驱散冷气。卷四。黄柏。黄柏是清除五脏、肠胃湿热的药，表里上下都能顾及。表部有热可以治疗，表部不热而里部有热也可以治疗。黄柏颜色黄色，归入肠胃；树皮归入肺，略带辛味也归入肺；气味都很浓厚，药性寒而沉降，归入肝肾；归入胃，也就能归入脾；归入肾，也就能归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