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译邹氏说：石膏的质地最重，光明润泽，受到敲击就立即解体，纷纷散落成星点，而且丝丝缕缕纵向排列，没有一缕横向陈列，所以它的性质主于解除横溢的热邪；这正是石膏能够解肌的原因。至于它的气味辛、甘，也兼有解肌的长处；质地沉重而且大寒，因此不足以发汗。《别录》说杏仁能解肌，说大戟能发汗；至于石膏，却把解肌、发汗连在一起说。难道是因为仲景圣人曾经用它来发汗吗？却不知道石膏治疗伤寒阳明病的自汗，并不治疗太阳病的无汗。如果太阳表实而兼有阳明热邪郁结，就用麻黄发汗、石膏泄热；没有舍弃麻黄而专用石膏的。白虎汤治疗没有表证的自汗，而且告诫人们无汗时不要服用。即使是后世治疗表证、发汗的经验方，也从来没有使用石膏的，这就是所谓发汗不能远离温热药。那么，石膏不是能够解肌吗？白虎汤证发展到表里俱热时，虽然热邪尚未进入血分而形成腑实，但阳明气分的热势已经连成一片；如果不使用辛、甘、寒药来解散，就不能使热邪外出。又如竹叶石膏汤、白虎加桂枝汤，并不是不能用于无汗，但它们所对应的证候并不是发汗证，学医的人不要过分拘泥于《别录》的说法。王海藏说石膏发汗，朱丹溪说石膏使汗出，都是用空泛的文字附和前说，没有能够切实阐明其中的道理。我私下思考，方书所说石膏主治的病证，如时气所致的肌肉壮热、烦渴、喘逆、中风、眩晕、阳毒发斑等，没有一种是可以靠发汗痊愈的。各种疾病中最依赖石膏的，莫过于热疫。余师愚的清瘟败毒散，一剂用石膏多至六两、八两；但他所著《疫证一得》中，却反复告诫不可用发汗法。顾松园用白虎汤治疗汪缵功的阳明热证，每剂石膏用到三两，服两剂后热势突然减退，却出现遍身冷汗、四肢发冷、呃逆。众医生哗然，阻止他再继续服用。顾松园引用仲景所说“热深厥深”，以及喻氏所说阳证忽然转为阴厥是万中无一的道理来辩解。不要听从他们。等到投用人参、附子回阳的药剂后，汗反而更多，身体也更加寒冷。于是又请顾松园诊治。顾松园仍然按照原来的方法使用石膏三两，服两剂后汗就停止，身体也恢复温暖。（见陆定圃《冷庐医话》。）这尤其可以作为石膏解肌而不发汗的明确证据。总之，《本经》中“风寒热”三个字，顾松园、刘潜江、邹润安都分作两项来理解，这是很正确的。只是邹润安把下文“心下逆气，惊喘，口干舌焦，不能呼吸”解释为中风和寒热的证候，强行牵合起来，实在不恰当。刘潜江说：“阳气不足而阴气有余，是虚风；阴气不足而阳气有余，是风邪过盛。” 现在细细体会，其中的阴气有余，正好对应阳气有余的证候，用来治疗风邪过盛。讲石膏治疗中风，见解非常正确；讲寒热，则用五蒸汤中三焦忽冷忽热来解释使用石膏，但五蒸汤并不只是依靠石膏来消除寒热。我私下思考，治疗中风使用石膏，如《金匮要略》的风引汤、《古今录验》的续命汤都是这样；治疗寒热使用石膏，应当以《外台》所载单用石膏的方子为切合：它治疗阳邪进入里分、传变为骨蒸，使人先寒后热、渐渐消瘦，并且有汗而脉长的证候。又如白虎加人参汤，治疗太阳中热、汗出、恶寒、身热而口渴，也可以作为石膏治疗寒热的依据。然而这两种证候，与阳虚所致的寒、阴虚所致的热，以及伤寒有表证所见的恶寒，都完全不同，不能不加细辨地随意使用。石膏味甘、淡，进入胃；味辛，进入肺；质地沉重而容易破碎，既能上升又能下降，所以进入三焦。它以清肃之寒，涤除蒸郁之热，只作用于三经的气分而不进入血分；它之所以是胃药而不是脾药，也正是这个原因。既然如此，腹中坚硬疼痛，就必须使用像大黄这样的苦寒药进入血分，才足以胜任；即使枳实、厚朴、芍药，也只能作为臣药、使药使用，石膏绝不能攻下坚结而止痛。《本经》中“腹中坚痛”四个字，必定是后来仿照仲景方中石膏、麻黄并用，以及石膏与大黄配伍、附子改变其药性而成为温药的情形。再设置许多方剂，通过增减药物来比较轻重，变化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但只要认定麻黄散寒发汗、石膏泄热止汗，二者相互制约又相互发挥作用，就可以了。推究这一点来寻求，那么还有什么方剂是不能解释、不能贯通的呢？大青龙汤，大家都认为它是发汗作用猛烈的方剂。我私下认为，发汗作用猛烈的方剂，应当推麻黄汤，不应当推大青龙汤。麻黄汤中的桂枝、杏仁，都足以帮助麻黄发挥发汗的效力，而且没有石膏来制约麻黄。大青龙汤中麻黄【原文“麻黄受”疑有脱误】时，则说脉象浮而缓，身体不疼，只是沉重。中风相比较伤寒来说，本来就较轻。身体不疼而只是沉重，自然不是单纯采用解表法就能解决的。柯韵伯说：大青龙汤方后所说的“汗出多的人，用温粉扑在身上；服一剂就出汗的，停止服用后续药。汗出过多会导致亡阳，于是身体虚弱、怕风、烦躁而不能入睡”，应当移列在麻黄汤之后。他是从“温服八合”以及发汗后烦躁和未发汗时烦躁的区别中领悟出来的，可以说是读书读出了其中的奥妙。各家都被青龙这个名称震慑住了，又想到汗出过多会亡阳的戒忌，于是认为麻黄得到石膏，就好比龙兴云布雨。至于白虎汤并不是驱风的方剂，小青龙汤没有石膏也仍然称为青龙汤，越婢汤中麻黄、石膏的用量和大青龙汤一样多，却不说是为了发汗；这些地方都有难以解释之处，他们却全都不予顾及。

译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还要命名为大青龙、小青龙呢？因为龙能够屈伸、飞翔、潜藏，变化无定；它能够召来阳气而使阴气转化。麻黄能够从至阴之处通达至阳之处，而药性药味轻清升散；得到石膏、芍药，就能屈曲而进入里部；得到桂枝、杏仁，就能伸展而出于表部。石膏性寒而质重，又以辛甘之性滋润并解除肌表之邪，还足以作为麻黄的策应，所以命名为大青龙汤。小青龙汤证是心下有水气，借石膏性寒质重来祛除水气，麻黄便可以任意发挥发散作用；但方中麻黄三两，芍药也三两，麻黄虽能发散，却受到牵制。方中的辛、夏等药味，又都能消除水饮并使其向下运行，这大概就是龙潜藏的意思，所以命名为小青龙汤。越婢汤中的麻黄也受到石膏的制约；之所以特意加以制约，却又特意增加石膏的用量，是因为越婢汤的证候就是这样。风水病怕风，全身都肿，脉浮而不口渴，这些表现全都是麻黄证。只是由于里热而接连不断地自行出汗，就不能没有石膏。正因为有石膏，所以麻黄可以用到六两；石膏正因为有麻黄，虽没有大热，也可以用到半斤。越婢汤不把石膏用到麻黄的两倍，是因为化阴比退阳更加重要。有人问：越婢汤因为汗出而使用石膏，大青龙汤因为烦躁而使用石膏（另有详细说明，见麻黄条）；如果没有阳明热邪，按理说就不应当使用石膏了。然而《伤寒论》说，伤寒脉浮而缓，身体不疼却只是沉重，偶尔又有轻快的时候，应当用大青龙汤发散。徐洄溪说：这一条必定有错误。这说法确实如此吗？回答说：这正符合青龙屈伸、飞翔、潜藏的含义。尤在泾说：医经认为，脉缓多属有热；伤寒邪气在表，所以身体疼痛；邪气入里，所以身体沉重。寒邪已经转变为热邪，因而脉缓；经脉不再拘急，所以身体不疼而只是沉重。但脉象仍然浮，说明邪气正处在时而进、时而退的阶段，所以身体会出现忽重忽轻的情况。这里不说“主之”，而说“发之”，是说邪气将要进入里部，要用药物将它发散，使它从表部 ಹೊರ出。这种解释的精妙，各家都比不上。邪气将要进入里部，却用药物把它发散出来；如果不是麻黄得到石膏寒重的药性，如同青龙出去后又回来、进入后又出来，怎么能这样呢？如果把石膏看成发汗药，而不认为麻黄是因为有石膏才增加用量（各家多有这种错误），那么这一条确实非常可疑。越婢汤中石膏只比麻黄多二两，既不以龙命名，也不以汗出过多来表示禁忌。大青龙汤中的石膏绝不至于像鸡蛋那么大一块。（另有详细说明，见麻黄条。）而且石膏用量多了就不能发汗，也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那就是麻杏甘膏汤中石膏的用量是麻黄的两倍。麻黄四两，虽然不及大青龙汤的六两，但比麻黄汤的三两还多一两。杏仁比麻黄汤少二十枚，但麻黄多用一两，这并不是多用二十枚杏仁所能相比的。这个方剂为什么不用在无汗的证候上，反而用于汗出而应当止汗的证候？这是因为石膏制约麻黄的作用，比越婢汤更强。（方剂的解释另见麻黄条。）石膏既能止阳明热盛所致的汗出，也能止肺经热邪壅滞所致的喘。既然有麻黄，本来可以不加杏仁；但因为麻黄受到制约后力量减弱，所以用杏仁辅助它，解除表部残留的邪气。没有大热却把石膏用到半斤，其道理与越婢汤完全相同。可是柯氏没有察觉这一点，把“汗出而喘，无大热”改成了“无汗而喘、大热”，反而说前人因循守旧而不加改正。他不知道使用石膏正是因为汗出；如果无汗而喘，那是麻黄汤证，与这里的情况相差悬殊。再以桂枝二越婢一汤的情况来验证：大青龙汤条文说，脉微弱、汗出而怕风的人不可服用；这里说脉微弱是没有阳气，不可再次发汗，难道还要用麻黄发汗、用石膏使其寒凉吗？所谓不可再次发汗，必定是此前已经发过汗，或者本来就有自汗。从使用桂枝汤的完整方剂而不去掉芍药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至于又加入麻黄和石膏，就必须与桂枝麻黄各半汤相互参照，才能明白。考察桂枝麻黄各半汤，发热怕冷、发热多而怕冷少，与这里的情况相同。但它像疟疾发作一样，脉象微而缓，这是邪气退却、病将要痊愈的征象。如果脉微而不缓，并且怕冷、面部反而出现发热的颜色，就用桂枝麻黄各半汤使其微微发汗。这里脉微弱而怕冷，是阳气微弱的体质，也没有自行痊愈的道理。桂枝汤用来调和阳气，配合麻黄就能散去残余的寒邪、解除表邪，治疗方法已经完备了。为什么还要加石膏呢，是因为热多吗？其实所谓热多，不过是热相对多于寒而已。如果脉象不是微弱，也将像桂枝麻黄各半汤证那样病势趋于痊愈，又有什么热值得担忧呢？既然如此，加石膏就是专门为了阳气虚弱、不能承受麻黄的发散作用，便用石膏加以制约，把峻烈变为平和。药物只有七味，都是伤寒重证所选用的药物，但各味药都大幅减少了用量，于是成为治疗残余邪气的妙法。使用石膏却不是把它用来泄热，就像大黄用于泻心、用于通利小便一样，都是同一种巧妙的用法。生姜的用量比其他药味多，是因为它能辅助桂枝、甘草生发阳气，同时又能防止石膏产生弊害。卷一 赤石脂 石脂是从两块相连的石头中剖取出来的。邹氏说：两块石头必定同根分出而并列生长，所谓脂，是黏合两石的胶质。因此，它所治疗的都是病本相同、病势分趋而彼此不能融合的病证，得到石脂后，便能把它们汇聚到一处，集中力量使其转化。张仲景所用含石脂的四个方剂，本来就与邹氏的说法相符合。刘潜江不赞同东垣、海藏、濒湖、仲醇专门把石脂看作收涩药的观点，而是根据《本经》所说的补髓益气来阐发其意义；虽然不如邹氏的说法贴切、证据直接，但他的见解本身高出一筹。我私下还想进一步申说：在《别录》中，赤石脂说能补髓、使面色美好，那么它所补的髓确实是脑髓，与白石脂所补的骨髓不同；《本经》还说它主治头部疮疡。为什么李东垣却只认为它的药性下行呢？髓由精所生，精由水谷所化；水谷入胃后，气充足而津液充盛，输注到骨中。骨能够屈伸并排泄津液，补益脑髓；中焦脾胃正是生精化髓的源头。石脂味甘而性大温，能够补益脾胃；质地黏滞，能调和胃阴；药性燥烈，又能扶助脾阳。它之所以能够向上到达上焦，是因为辛味入肺的作用。它之所以能够到达脑部，是因为酸味入肝的作用。（《外台》所载《删繁论》说，髓的虚实变化主要与肝胆有关。）石脂确实有补益脑髓的道理。《千金方》的赤石脂散，治疗因过量饮用冷饮【原文“冷冻饮料”疑为OCR或底本问题】而导致脾胃之气虚弱、痰饮上逆、频频吐水的病证；《本事方》说用此方试治非常有效。这大概就是邹氏所说的使涣散之气相互联结。难道能说石脂是胃药而不是脾药吗？下部的精气闭藏而不泄，上部的髓就会充盈。石脂补益骨髓，也有一半是由于它能固摄精气。固摄精气比较容易，补益骨髓却很难，所以《本经》和《别录》在说补髓时，都在前面加上“久服”二字。《千金方》的羌活补髓丸不收载石脂；而无比山药丸说：“此药能通达中焦并进入脑部，鼻中必定酸痛，不要感到奇怪。” 所谓进入脑部，自然是指石脂而言；但石脂并没有单独发挥作用，由此可知虚损之证难以治疗，也不会很快见效。卷一 硝石、芒硝

译（硝石就是火硝，也叫焰硝；芒硝是硝经过煎炼后凝结在底部成块的，叫朴硝，也叫皮硝；在上面生成细小芒状晶体的才叫芒硝。李濒湖说：朴硝向下走，火硝向上升。火硝遇火就会产生火焰，它的性质与樟脑、火酒相同。《本经》说它性寒，《别录》说它大寒；实际上它是性大温。刘氏引申这一说法，认为水硝治疗热邪结聚。热邪结聚多属于血分，正是所谓阴气不能下降、阳气不能化生。能够疏通阴分中的阳气结聚，阴气就会下降，阳气自然能够化生。火硝治疗热邪郁滞，热邪郁滞多属于气分，正是所谓阳气不能升发、阴气不能通畅。能够通达阳分中的阴气郁滞，阳气就能化生，阴气自然会通畅。邹氏又认为，火硝的药性趋向于阳，能够解除从阴分转到阳分的盛热；水硝的药性趋向于阴，所以能够驱除潜伏在阳分中的实邪结聚。这三位医家可以说阐发了前人未曾阐发的道理。不过，我私下认为其中还有不妥之处。阴阳的道理极其微妙，只从事物本身来解释，很容易把说法讲圆。如果把药物同证候和方剂结合起来讨论，就很难做到确切妥当，也很难讲得透彻明白。把道理笼统地说得深奥，哪里比得上把它具体地说得浅显呢？火硝本来就向上升散，本来就属于气分；但它所升散的是阴分中郁结的热气，不是阳分中郁结的热气。病在阴经、阴脏，属于阴；病中有阴邪，也属于阴。它的辛温之性趋达上部，咸苦之性进入下部，凡是上部、下部的病都能治疗，而总的来说，都是解除阴分中的热邪郁滞。刘氏所说“通达阳分中的阴气郁滞”这句话，恐怕仍有值得商榷之处。考察相关方剂，来复丹、二气丹、玉真丸都有阴邪中夹有伏热的情况，《金匮要略》的硝石矾石散尤其明显。只有大黄硝石汤用来向下攻夺，难道不是与火硝升散的宗旨相违背吗？但它所治疗的是黄疸、腹满、小便不利、面色发红；热属于阳邪，得到湿邪便郁滞，而且只在里部，里部实而表部和顺，这也属于阴分中的邪气。阴分中的邪气，如果不是咸味、苦味药，怎么能够进入呢？舍弃芒硝而使用硝石，是因为表部虽然已经出汗，但表部之间的湿热仍然存在。硝石辛温之性胜过咸苦之性，所以在用大黄、黄柏、栀子向下攻夺的同时，加上这一味药，以通达表部并发散邪气。火硝难以解释清楚的地方，在于它竟然用温性来治疗热邪。至于水硝用寒性来治疗热邪，说它能走血、润下、【原文“ 坚”前疑脱字】、破结，这本来应当是古今没有异议的；然而又何尝容易解释清楚呢？大承气汤、调胃承气汤、桃核承气汤，确实可以说是用来清除血中的热邪结聚。唯独大陷胸汤和大陷胸丸使用芒硝达到一升或半升，而它们治疗的是结胸。即使说芒硝能够破结软坚，药量不多就不能奏效，难道就不考虑向下运行的药物用得越多，岂不是越能加速其下行吗？既然如此，其中必定另有原因。芒硝是在煎炼硝石时结聚在上面的，细小的芒状晶体像锋刃，质地本来就比朴硝轻，味道又兼有辛味，难道没有向上升的性质、难道不进入气分吗？后世还用它治疗口、舌、咽喉的各种热证，难道能说芒硝不能到达上部、治疗上部吗？由此看来，刘氏关于阴分中阳气结聚的说法，恐怕也有不正确的地方。张仲景说过，病发于阳分却反而用下法，热邪内入，于是形成结胸；据此看来，结胸自然不是阴分中的阳气结聚。而且凡是张仲景使用芒硝的方剂，都是阳证，没有伏藏的阴邪。使用硝石的方剂，则是在同一证候中兼有阴证和阳证。既然如此，能够疏通阴分中阳气结聚的，是硝石而不是芒硝。芒硝则是用来驱除阳证中的热邪结聚。芒硝咸寒之性胜过苦辛之性，煎煮时间长了，向下攻下的作用就更加迅速；下行太快，就会遗留上部的邪气，所以张仲景必定在最后加入芒硝，略煮使其微沸，并少量抑制其下行之性。硝石辛温之性胜过咸苦之性，略微煎煮就会迅速上升；上升太快，就不能进入下部，所以张仲景把药液二升煎取一升，以稍微抑制它的上升。这看起来好像是把这两种药物正好相互对待。刘氏解释这两种药物时，也似乎是用相互对待的方式来说明，却不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咸味和寒性都属于阴；其中微微的辛味不过兼有升散之性，并不能治疗阴邪。咸味和温性所趋属的阴阳就不同了；药性温而兼有辛味，辛温之中又兼有辛润之性，必定是阴分中兼有阳邪的证候，才能够使用它。其中深奥的道理，仓促之间不容易领悟，所以说两者并不是相互对待的。还是说刘氏把进入血分看作进入阴分呢？如果血分属于阴，那么大承气汤所治就应当称为太阴病，不应当称为阳明病。桃核承气汤所治就应当称为少阴病，不应当称为太阳病。芒硝大概是血分药，但也不专门进入血分，这一点与大黄颇为相似。大黄味苦而入心，能够打开胸膈间的热邪结聚；如果说大黄和芒硝都不适用于气分病，那么胸膈之间的病，难道承受得起这样的峻猛药物吗？邹氏认为火硝趋向于阳、水硝趋向于阴，这是脏病转移到腑、腑病转移到躯体的原因；这一点尤其不能不加以辨析。《本经》说积热在五脏，难道都能进入胃中而使胃胀满闭塞吗？又说能治疗百病，难道病邪全都在躯体吗？如果说火硝药性趋向于阳，能够解除由阴分转到阳分的盛热，那么趋向于阳就自然应当进入阳分，为什么却要先进入阴分？难道还能说它不趋向于自己所向的地方吗？如果说水硝药性趋向于阴，能够驱除潜伏在阳分中的实邪结聚，既然所驱除的在阳分，所趋向的也必定在阳分；反而说它趋向阴分，就像另有一套打算，这种情况人可以有，事物却绝不可能有。这类似是而非的说法，并没有什么真正的道理可寻，只是徒然迷惑人的眼目罢了。邹氏还有一个错误，说己椒苈黄丸加芒硝治疗口渴，是为了去除痼结积聚，正好使津液流通。小柴胡汤加芒硝治疗下利，是为了去除积聚，正是因此来止住下利。唉，这也说明他没有深入思考。己椒苈黄丸所治的证候，原本并不是痼结积聚；大黄决不会只用一两（方剂解释详见大黄条），芒硝也不是后来才加入的。何况方剂后面说：先在进食、饮水前服一丸，每日服三次，逐渐增加；口中有津液，若口渴，就加芒硝半两。没有芒硝，津液并不是不能产生；难道加芒硝所产生的津液与原来产生的津液还有不同吗？徐氏、尤氏都说口渴是胃热，所以加芒硝；邹氏只是过分拘泥于《本经》的说法罢了。柴胡加芒硝汤条文说：出现潮热，就是里有实邪。热邪结实，没有不应当用下法治疗的道理；用柴胡加芒硝汤主治，正是为了治疗热邪结实。条文说：加入芒硝后再煎到微微沸腾，分成温热的两次服下；如果病情没有解除，就再做一剂。加芒硝不是为了使病邪解除，还能是为了什么呢？邹氏的说法为什么与此相反？大概是误解了“今反利”这一句。他不知道张仲景明明说“微利”，又明明说“下非其治”；用下法后仍然潮热，怎么能不继续用与证候相应的下药呢？这就是读古书贵在细心寻究、反复推求的地方。卷一 甘草

译甘草外表中间呈黄色、外皮呈红色，确实是归心、脾二经的药物；然而五脏六腑都从脾得到气，心又是全身的主宰。甘草味道极甘，药性极平和，所以能够由心、脾而达到其他脏腑，无处不到，没有什么邪气不能祛除。它的功效全在于甘味；甘味能补益，也能缓和。张仲景的方剂凡是补虚、缓解拘急，都一定用炙甘草；泻火则用生甘草，即使用于泻火，也兼有缓和的作用。例如治疗咽喉疼痛、肺痿，多是上焦有火的病证。因为甘草是入心的药物。甘草泻心汤治疗的是心下痞，而不是泻心火；治疗痞证有黄连、黄芩、半夏，甘草专门用来补益胃气，所以使用炙甘草。既然使用炙甘草，却把方剂命名为甘草泻心汤，由此可以体会甘草所发挥的功效。李东垣说：甘草生用能泻心火，熟用能散表寒。散除表寒的方剂，没有比桂枝汤、麻黄汤更好的。自汗属于表虚，所以桂枝汤用桂枝、芍药来散邪风，用生姜、大枣来调和营卫。无汗属于表实，所以麻黄汤用麻黄、桂枝来散寒，又加上杏仁。然而只解表而不安定中焦，中焦之气一旦亏虚，其他病患就会随之发生。所以这两个方剂都有炙甘草，用来安定中焦。表实与表虚不同，所以这两个方剂中甘草的用量也有多少之分。由此可见，使用炙甘草是为了资助镇守、安抚的作用，不是为了资助攻伐、陷下的作用。李东垣不加辨析，这不能算是给后学指出准确的准则。李东垣又说：心火侵犯脾脏，导致腹中拘急疼痛、腹部肌肉拘急收缩的，应当将甘草加倍使用。考察小建中汤，它治疗里急腹痛，甘草用炙甘草，但这种病并不是心火侵犯脾脏。生甘草能够泻心火，却不治疗心火侵犯脾脏所导致的腹痛。《本经》说黄连主治腹痛；治疗心火侵犯脾脏所导致的腹痛，就是张仲景的黄连汤。李东垣的说法，实在有不相合之处。刘潜江阐发了心火侵犯脾脏的意义，并且对此大加赞赏。邹氏又引用李东垣的这一说法，来说明栀子甘草豉汤所治疗的虚烦、不能入睡。不能入睡难道是脾的病吗？三位都是著名医家，却都像这样没有仔细辨析甘草，实在令人无法理解。王海藏说，附子理中汤使用甘草，是担心附子的药力向上冲逆。调胃承气汤使用甘草，是担心药力下行得太快。考察《伤寒论》，其中没有附子理中汤；理中汤中是否加附子，要看腹部是否胀满。腹部胀满而加用附子，大概是因为附子作为中焦脾胃的药物，不可缺少。如果担心附子的药力向上冲逆，那么白通汤治疗少阴病下利时也使用附子，为什么反而没有甘草呢？至于使用生甘草而不用炙甘草，其中本来就有一定的道理。寒邪较重的霍乱，并不是完全不夹杂热邪；既然用干姜、人参、白术来温暖中焦、补益虚损，所以又加上生甘草的微寒之性，这就是《别录》所说的除烦满，也是李东垣所说的养阴血。把这个方剂用于胸痹时，使用生甘草也是因为气结在胸中，不希望甘草过于固守中焦。调胃承气汤治疗胃气不和所导致的里实，以调和胃气作为攻下的前提，这是下法中极其精妙的地方。舍弃枳实、厚朴而选用炙甘草，与黄硝一味补益、一味攻下；恰好也可以印证海藏所说的凤髓丹使用甘草，是为了缓解肾的拘急、生成元气。我私下认为，也不是这样。这个方剂不知道是谁创制的，《名医方论》说，它治疗梦遗、失精以及与鬼交的病证。《医方集解》说，它治疗心火旺盛、肾精不固而容易泄漏。至于这个方剂配伍意义的精微之处，却没有人能解释到这一层。元阴听从元阳的支配，元阳又听从心这个天君的支配。所以心火炽盛而感动肾，肾受到感应后阳气发动、阴气随之而动，这是必然的。黄柏能够平息肾中的火，又能防止肾水泛滥；火不妄动，阳气就会潜藏；水不泛滥，阴气就能坚固。砂仁把火土之气收摄到水中，使肾能够闭藏而稳固。然而心与肾之间最容易相互交通，只治疗肾而不治疗心，并不完善。生甘草能够泻心火，使心气安宁。甘味最浓厚，是脾土的正味，而且还能制止肾水上越所化的火（这是徐洄溪的话）。《医方集解》所说的“治疗心火旺盛”，实际上是使用甘草和人参；两者都能补益中气、调和诸药。但张仲景在方剂中的具体使用，确实各有区别，丝毫不能混同。姑且举两个方剂来说明：厥阴病出现呕吐，就兼有少阳病；按照张仲景的治法，要转动少阳的枢机，多用干姜、黄连同用。我已经在干姜条下写过这个道理。干姜黄连人参汤，是在小柴胡汤基础上加减而成，却舍弃甘草而使用人参，几乎令人难以理解。难道不是说食物一入口就立即呕吐吗？少阳向上升发的气，一得到食物就加以拒斥，片刻也难以缓和。甘草味甘而有壅滞之性，哪里能够承受这种情况呢？人参兼有甘、苦二味，是调和少阳的专药；少阳枢机通利，食物自然能够下行，所以甘草不是与人参相当的药物。至于有的方剂舍弃人参而使用甘草，栀子豉汤治疗虚烦、不能入睡；如果气少，就用栀子甘草豉汤主治。这在粗浅的医家看来，必定会用人参来补益气。哪里知道人参虽然补气，也会升气？栀子豉汤之所以导致呕吐，是因为方中两种药物一升一降相互激发；用了人参，就会使升不能升、降不能降，又带有补益之性，反而足以阻塞邪气。“懊恼”【原文“懊”后疑脱“恼”字】是反复不安到了极点；“少气”是懊恼到了极点，并不是元气亏虚，而是郁热损伤了气。栀子、豆豉能够通过催吐去除邪气，却不能安定气机；这就是张仲景取用味甘性平、能够清泻心火的甘草的原因，而人参也不能列入其中。

译邹氏把黄芪桂枝五物汤【原文“黄”后疑脱“芪”字】看作治疗下部的方剂，认为治疗下部，组方应当急峻；药力急峻，就应去掉甘草而增加其他药物的用量。桂枝加黄芪汤【原文“黄”后疑脱“芪”字】是治疗上部的方剂，认为治疗上部，组方应当缓和；药力缓和，就应加入甘草而减少其他药物的用量。于是对于血痹，他只摘取“尺中小紧”一句，作为病在下部的证据，又另外引用本篇第一条来证明治疗下部的说法。他没有想到“尺中小紧”之后还有“身体不仁”一句；如果说身体不仁不属于病，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本篇第一条本来就不是本病的条文，何况其中还涉及“关上小紧”一句；难道尺中小紧是病在下部，关上小紧也同样是病在下部吗？对于黄汗，他又摘取“腰以上汗出”一句，作为病在上部的证据，并另外引用本篇第二条来证明治疗上部的说法。他没有想到“腰以上汗出”之后还有“腰弛痛、小便不利”两句；如果说这不属于下半身，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本篇第二条说的不是这一条的病，却把它引用过来；那么其他条文中又有黄汗的症状，如身体肿、汗液沾湿衣服等，难道也能说只指上半身吗？《血痹篇》中尤氏注解阐发了“应当用针引导阳气”这句话，解释得极其精细周密。对于黄芪桂枝五物汤【原文“黄”后疑脱“芪”字】，尤氏说它能够调和营气的滞涩，帮助卫气运行。这也就是用针引导阳气的意思。医经所说的阴阳、形体、营卫之气都不足的人，不要用针刺，而应当用甘味药来调理。引用医经的话来解释这个方剂，也正好十分切合。血痹，是痹阻在表，而不是痹阻在里。用甘味药代替针刺，也是调理表部，而不是调理里部。桂枝、生姜、大枣，甘味与辛味相合，所以能够补虚而宣通阳气。芍药辅助桂枝，就能进入营分而调和血脉。去掉甘草而又增加生姜的用量，是不希望药力停留在中焦，而希望它解除表邪。甘草的使用，其中也有这样的斟酌安排。因为这不是在桂枝汤基础上加减而成，所以不称为桂枝加黄芪汤【原文“黄”后疑脱“芪”字】。既然如此，谈到桂枝加黄芪汤【原文“黄”后疑脱“芪”字】，难道不可以把它与桂枝汤放在一起加以思考吗？我对于黄芪的药性和方剂意义，已经在相关方剂下详细论述过了。甘草本来就是桂枝汤中不可缺少的药物，怎么能去掉它呢？桂枝、芍药的用量减少而甘草的用量不减，说明阳气虚弱与邪风侵袭是不同的情况。邹氏没有领会张仲景制方的原因，任意发表臆测之说，错误接连出现，实在毫无意义。卷一 黄【原文药名不完整，疑有缺字】营气起始于手太阴，从中焦产生；卫气起始于足太阳，从下焦产生。营气承受胃中水谷的精气，在经脉通道中运行；卫气带着胃中水谷的强悍之气，在肌表运行。黄芪的中央呈黄色，第二层呈白色，外皮呈褐色；北方所产的黄芪质地虚松而有孔，味甘、性微温。它的叶子形状像羊齿，明显是由胃部到达肺部，向外运行而不固守在中焦。它有外皮加以约束，却又不会向外泄漏。它只有一根茎直向上生长，根长二三尺，所以能够从极下部到达极上部。它所经过的地方，都是营卫以及足太阳、手太阴经脉运行的区域；至于它具体怎样发挥作用，却不容易一两句话说明白。刘潜江疏解黄芪，认为它治疗阳气不足而阴气也运行不利的病证，不治疗阳气有余而阴气不足的病证；“阳气不能在上部得到正确治理，阴气就不能在下部顺利化生”这四句话，最为简要切要。他解释《内经》所说“阳者卫外而为固，阴者藏精而起亟”，虽然稍微失于宽泛，但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可是邹氏认为阳气不能胜过阴气，就会导致五脏之气相争、九窍不通，并把这与卫气护卫体表、阳气迅速振奋强行牵合在一起。他不知道《卫生总微论》用单味黄芪治疗小便不利，正是把阳气提到上部，于是阴气自然能在下部通利。这就是医经所说的“起亟”，也是刘氏所说的“使阴气在下部顺利化生”。所谓五脏之气相争而导致九窍不通，是阴气发生争乱，而不是阴气运行不利；这与上述情况相差只有毫厘。黄芪和牛膝的根都长二三尺，《别录》都说它们能够使阴气通利。只是牛膝一根茎向下直长，味苦、酸、性平；黄芪一根茎向上直长，味甘、性微温。所以牛膝使阴气通利，是向下疏利阴气。黄芪使阴气通利，是从阴分中牵引阳气向上，于是阴气也得到通利。牛膝有下降而无上升之性，黄芪有上升而无下降之性，这些作用都屡次验证而没有差错。刘氏说，黄芪先从下部向上运行，然后又从上部向下运行。邹氏说，黄芪能升而能降，也能降而能升。这大概是因为黄芪疏通营卫之后，营卫本身会这样运行；黄芪并没有这种狡猾多变的性质。凡是药物作用广泛而不专主于某一方面的，如果辨析得不精细，就会导致误用。例如黄芪能够补益表气，却不能使表部坚实；正因为不能使表部坚实，所以不能止汗。又如人参之类，能够疏通表气，却不能解除表邪；正因为不能解表，所以不能发汗。又如麻黄之类，既能止汗又能发汗；它之所以有这两种作用，是借助黄芪疏通营卫、调和阴阳的力量。《金匮要略》方中使用黄芪，无不采用生黄芪；后世多用蜜炙黄芪。然而遇到中焦虚弱的证候，缪仲醇说黄芪能够使表部坚实，有表邪的人不要使用。哪里知道黄芪正因为不能使表部坚实，所以有表邪时也有可以使用它的情况。例如《本经》所说的排脓止痛，以及《金匮要略》所说的治疗风湿、风水、黄汗，都可以作为黄芪不能使表部坚实的证据。如果是伤寒的邪气，应当从表部排泄；黄芪虽然不能使表部坚实，却也没有解表的长处，而且还有补虚而留住邪气的弊端，绝不是适宜使用的药物。足太阳经脉向上行至额部，交会于头顶；黄芪进入太阳经，所以能够向上到达头部。膀胱与肾互为表里，所以黄芪也能补益肾气，使阴气化生并向上升发。各种方书治疗尿血等证候，都属于这种情况。汪庵说：阴虚的人应当少量使用黄芪，恐怕它把气升到表部，反而使里部更加虚弱。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试以《金匮要略》中使用黄芪的几个方剂来说：小建中汤的解释，尤在泾讲得精妙，确实胜过各家。只是对于黄芪建中汤加黄芪【原文“加黄两半”疑有脱字或OCR错误】，如果只把它看成充补虚空、填塞不足，就失之于泛泛了。“诸不足”三个字所包含的范围是很广的。营气和卫气这两种气，难道能够升降运行而一点差错也没有吗？芍药用到六两，意义在于收敛里部，并破除脾中的结滞。加入黄芪，是为了疏通营卫之气，使胃中的津液能够输送到营卫而不受阻滞。

译考察黄芪桂枝五物汤，黄芪和生姜的用量都比这里增加了一倍，而且减少芍药、去掉甘草，显然是为了宣通血痹。难道建中汤加黄芪，只是为了单纯补益、填塞虚空吗？至于桂枝加黄芪汤中的黄芪，更不能只理解为单纯补益。黄汗与中风时自行出汗的汗液，都是邪汗，都应当把邪汗转化为正常的汗；桂枝汤正是针对这种情况的方剂。然而黄汗是由于阳气虚弱，与桂枝汤证只需要排泄邪气的情况很不相同，所以减少桂枝、芍药，而加入能够疏通表部、补益虚损的黄芪，以排泄邪气并使气化恢复。至于腰部【原文“腰”后疑有缺字】疼痛、身体沉重、小便不利，是由于阳气不能向下通达，更不是黄芪就不能向下疏通卫气。黄疸而脉浮也使用黄芪，正是因为黄芪属于太阳经药。既然如此，黄芪芍药桂枝苦酒汤【原文“芍桂酒汤”疑有缺字】为什么还要用苦酒来抑制它呢？这也是黄汗，但身体肿与否不同，口渴与否也不同。身体肿，说明阳气微弱、表气虚，不能承受发汗攻解；口渴，说明水气郁滞在三焦，肾阴不能向上输布，因此自然应当以通阳化气、泻水为急务。芍药、桂枝取其能够通阳而化气。苦酒则能泄热、泻水，并使药力向下到达；三味药得到苦酒后，就能使三焦一气直接向下运行。去掉生姜，是不让药力横向扩散。去掉甘草、大枣，是担心药力停留在中焦。黄芪用量特别多，是因为病人虚弱。用补益药来驱邪，所以必须经过六七天才会解除病情，不会很快见效。防己黄芪汤治疗汗出而怕风，却不采用桂枝汤加减，是因为桂枝汤证没有湿邪，而这里有湿邪。风水病也使用这个方剂，因为它与风湿病没有不同。风湿病通常使用麻黄、桂枝，而这里不用，是因为风湿病表现为身体疼痛，这里则是身体沉重；身体疼痛是风邪偏盛而喜欢活动，身体沉重是湿邪偏盛而喜欢安静。脉浮，说明邪气仍在表部，表邪难道可以不解除吗？但病人已经出过汗，再发汗就会使虚损更加严重，这是需要担心的。湿邪难道可以不驱除吗？但湿邪一去，风邪必定更加肆虐。只有防己能解除肌表的风湿，并且是直行下泄，而不是横向发散。黄芪能够宣通营卫的壅滞，疏通表气，同时也补益表气。脾土强健，就能胜任运化湿邪，所以用白术、甘草来辅助。生姜、大枣用量多了会妨碍身体沉重，所以减少它们的用量。又让病人坐在被子上，把被子围在腰部以下，以帮助下焦温化之气，于是邪气能够通过微微出汗而解除。这与那些只知道发汗、利水、补虚，却不能使治法与病机相合的人相比，真有天壤之别。皮下水湿通常应当用发汗法，但防己茯苓汤所治虽然水气在皮肤之中，脉象却没有说浮；四肢只是轻轻颤动，并且肿胀。医经说：肌肉蠕动，叫作微风。这是水湿浸渍脾脏，脾阳不能到达四肢，又受到微风侵袭，所以四肢颤动而肿胀。身体颤动却不疼痛，脉又不浮，就不适宜发汗。防己是治疗风水病的要药，偶尔配伍茯苓，使水湿直接从小便排出。病在皮肤，若要治疗汗出、表虚而适宜止汗的证候，非黄芪【原文此处疑有缺字】不可；但四逆加人参汤、茯苓四逆汤等方，张仲景使用人参而不用黄芪，是因为人参能使表部坚实，而黄芪不能使表部坚实。感受风寒而适宜发汗的证候，如桂枝汤、麻黄汤等方，张仲景绝不加入黄芪【原文药名缺失】，因为表部有邪，并不是表部虚弱。表部有邪而兼有虚弱时，人参不适宜，而黄芪【原文药名缺失】适宜。然而黄芪【原文药名缺失】只能直向疏泄，不能横向解表，而且性味甘温，驱除邪气并不是它所擅长的。所以风湿、风水、黄汗等证，张仲景使用黄芪，也只是作为防己、茯苓的辅助药而已。只有补益虚损、疏通痹阻，才是黄芪【原文药名缺失】专门负责的作用。所以黄芪建中汤、黄芪桂枝五物汤，都以黄芪统领全方。张仲景辨析药物，可以说精细极了。后世把黄芪用于表证，最恰当的例子，莫过于《唐书》所载许允宗治疗柳太后风病的故事：用黄芪、防风煎煮数十斛，把药液放在床下蒸熏，药气进入腠理，一周后病就痊愈了。这一定还有外在证候可以作为依据，所以一开始就采用解散风邪的治法。医经说：邪气聚集的地方，正气必定虚弱。又说：大气一旦转动，邪风就会消散。补虚、散邪的方法有很多，黄芪、防风收效竟然这样迅速，为什么呢？病人脉沉、口噤，自然属于经络和机窍被风邪侵袭，阳气虚弱而阴气壅滞，这一点很容易看出。黄芪不是祛风药，而是补助阳气、疏利阴气、疏通气道，这正是它的专长。防风得到黄芪的辅助，才能由阳明到达表部，大力驱除风邪。其中的诀窍，在于认定脉沉才可以使用黄芪；否则遇到中风、脉浮、汗出的情况而使用它，岂不是反而助长邪气吗？宋代许叔微的医学造诣很深，但他使用黄芪，似乎不如许允宗恰当。《本事方》记载，邱生患伤寒，尺脉迟弱；许叔微认为还不能发汗，于是用黄芪建中汤加当归，先调养营血，实在很有见地。然而尺脉弱，应当兼顾补益肾阴，却使用了由太阳经向上升发的黄芪。陆定圃《冷庐医话》记载，许辛木部曹说，他的嫂子吴氏患胎儿死于腹中的病，浑身肿胀，气喘，身体僵直。【原文“黄陆定圃”疑有脱字或断句错误】她的哥哥珊林观察查阅名医医案，得到一个方剂，用黄芪四两、糯米一酒钟，加水煎煮后给她服用。当天便通利，肿胀消退；已经腐烂的胎儿分成十几块，逐渐排出，没有一点痛苦。又有山阴王某患肿胀，从头顶到脚跟全身都肿，气喘、声音嘶哑，大小便不通；许叔微也告诉他用前面的方剂，煎成一大碗，服完后气喘平息，小便大通，肿胀也随之消退。后来又加入祛湿、和胃的药物；到两个月后，只有脚面还留有一块铜钱大小的肿胀没有消退。换来的医生极力诋毁前面的方剂，接连使用猛烈的祛湿药，病情竟危重起来。仍然用前面的方剂挽救病情，黄芪用到数斤，脚部肿胀全部消退而痊愈。黄芪治疗肿胀有这样显著的功效，难道不值得惊异吗？然而这也是张仲景早就向人说明过的道理：《金匮要略》中凡是水湿证，身体沉重、身体肿胀的，都不禁使用黄芪，并且都是使水湿向下运行。许氏所治疗的也是水肿。《内经》说三焦是水液运行的道路，膀胱是水液汇聚的腑；黄芪从三焦直接上升到肺，鼓舞阳气，疏通壅滞。肺因此能够通调水道，阴气得到充分疏利，这正是黄芪最擅长的作用。至于脚面肿胀不容易消退，以及黄芪用到数斤，大概是因为只依靠这一味药，而组方的……【原文至“制方之”止，文意未完】卷一 人参

译同一种药物却毁誉交集，最严重的就是人参。喜欢补益的一派多称赞它，喜欢攻伐的一派多诋毁它；称赞它的人又各自执着于它能补阴或补阳，却不知道这些说法都不对。徐洄溪、邹润安，才真正理解了人参的药性和作用。徐氏说：人参得到天地精英纯粹的气，能够补气而没有刚燥的弊病，又能进入阴分。邹氏说：凡是属于阴的事物，喜欢高燥而厌恶低湿；属于阳的事物，厌恶明亮清爽而喜欢阴暗遮蔽。人参不生长在平原低洼湿地，而生长在山谷中，这是它形体属阴；但它偏偏生长在树下而不喜欢风吹日晒，这又是阴中有阳。人体五脏之气，能够转运、输布、变化的属于阳；收藏而不泄漏的属于阴。人参兼有促进变化和收藏固守的作用，而且色黄、味甘、气凉、质润，符合中土脾脏的特性。这就是它能够作用于后天脾胃、培补先天元气的原因。至于病为什么需要用人参，以及人参为什么能够治病，这两位医家仍然没有说到恰当之处。这样看来，陶隐居说人参的功效与甘草相同，确实是有见地的。甘草春天发苗，夏天长叶，秋天开花，冬天结实，具备四时之气的完整特性。它色黄味甘，远远超过其他黄色、甘味的药物，所以既不偏于阳，也不偏于阴，居于中焦而通行经脉、调和众脉，与人参有相似之处。我私下认为，有了这句话，就可以推测人参功效的全部内容。不过，有些病不是人参就不能治疗，难道能够用甘草代替人参吗？甘草就是甘草，人参就是人参。要想了解人参的真实作用，除了把张仲景的方剂融会贯通、详细辨析之外，实在没有别的希望。【原文“庸有冀少阳”疑有脱字或断句问题】凡是说“枢”的，都表示一条经脉中兼有阴阳：进入就是阴，出去就是阳，就像枢机转动变化一样。少阴是属水的脏，又寄寓君火，本来就兼具阴阳。少阳看起来好像只有阳而没有阴，但它藏在肝叶之中，是一阳初生而尚未脱离阴，所以少阳、厥阴两经极易相互感应。肝病有热，就会夹有胆火；胆病有寒，就会夹有肝风。肝气向上逆行，就是胆气的作用；胆气向下运行，就是肝气的作用。往来寒热虽然是少阳病，却并非完全不涉及肝；这是因为阳气尚幼，不能彻底远离阴气，因而出现出入相争的情形。既然相争，就应当解邪、调和。人们知道小柴胡汤是和解少阳的方剂，却不知道柴胡、黄芩专门解除邪气，人参才是用来调和的。病证兼有阴阳，为什么只用寒凉药来解除它呢？这是因为少阳的病势本来较重，少阳退却后，厥阴自然安定；而且有人参在其中调停，哪里还用担心寒热不能停止呢？人参作为少阳药，有确凿的证据：泻心汤治疗心烦时不用人参，但胁下有水气时就使用人参。治疗胸痹的各种方剂都不用人参，但出现胁下气逆、冲撞心胸时就使用人参。即使小柴胡汤有加减法，也只有呕吐、口渴、胁下痞硬不消除时不去掉人参；由此可以知道，人参是调和少阴的专药。少阴之所以贵在调和，就体现在“躁”这一点上。烦出于心，躁出于肾，所以栀子豉汤、黄连阿胶汤治疗烦而不加人参。烦不一定兼有躁，但有躁就一定兼有烦。烦与躁同时出现，就有阳证和阴证之分。阳证是太阳表实、阳明腑实向下影响到肾，并不是肾自身发病，所以大青龙汤、大承气汤治疗烦躁而不加人参。阴证则是肾病向上影响到心，肾阳几乎亡失；肾阴哪里还能独自安好？所以吴茱萸汤、茯苓四逆汤治疗烦躁而使用人参。由此又可以知道，人参是调和少阴的专药。使用人参来调和，有的是调和本经、本脏的阴阳，少阳、少阴就是这样。至于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则是因为证候中兼有寒热，所以用人参来调和；木防己汤，则是因为药物本身兼有寒热，所以用人参来调和；桂枝人参汤，是用来调和表里不和；生姜泻心汤，是用来调和上下不和；大建中汤，又用花椒、生姜的温燥之性使其转化而达到调和。调和的方法不止一种；如果不善于使用，人心为阳脏，出现烦而用补法，烦反而会更加严重。然而小柴胡汤证烦而兼有呕吐时并不忌用人参；烦而不呕吐，就去掉半夏、人参，也就是说烦而呕吐时不去掉它们。【原文括号未闭合】徐氏《伤寒类方注》对此有误。白虎加人参汤证烦而兼有口渴时也不忌用人参，因为呕吐、口渴都是少阳木火所致；胸胁满硬、呕吐各有相应的正治药物，使用人参只是为了调和阴阳。但在人参生津止渴的作用方面，它有专长，并不一定只用于少阳病。所以津液被热邪耗伤的阳明证，也使用白虎加人参汤。脾土虚弱而不能生成津液的太阴证，理中丸也使用人参。如果口渴而饮水，同时中焦蓄有水液、小便不利，人参就不必考虑使用。止渴有不需要人参的证候；至于生脉，则只有人参最擅长。因为脉由营气所产生，而营气属于心。心的形体属阴而作用属阳，只有人参这种能够冲和、温煦、滋养心气的药物，才能补益它。所以白虎加人参汤所治暑病的脉虚（脉不虚的，必定兼有其他证候，不是正当的暑病），四逆加人参汤所治的脉微，通脉四逆汤所治的脉象不能显现，炙甘草汤所治的脉结代，都一定需要人参。人参的药力，进入肾部较轻，进入心部较重。所以足少阴得到的是它的调和作用，手少阴得到的是它的补益作用，这也可以作为阴中有阳的一种证据。人参的功效在于补虚，即使止渴也是通过补虚来止渴；至于止渴和生脉，不过是它功效中表现较明显的方面罢了，难道人参的补益作用只有这些吗？它色黄、味甘，全部神气自然归注于脾；推而广之，又能无处不到。所以建中汤之所以得名，关键在于饴糖而不在于人参，因为人参的功效不能用一个方面来命名。现在姑且概括说明张仲景方剂中用人参来补益的情况：补脾，如理中丸、黄连汤（人参治疗腹中疼痛）；补胃，如大半夏汤、甘草泻心汤（许氏《内台方》有用人参的记载）；补肺胃，如竹叶石膏汤；补肝，如乌梅丸、吴茱萸汤；补心的方剂前面已经列举过了。其他如薯蓣丸、温经汤中人参的补益作用，几乎数不胜数。人参的补益范围难道不可以说很广吗？心下痞最不适宜使用人参，但用人参辅助旋覆花、生姜、半夏，就可以用来消散痞证。腹胀最不适宜使用人参，但用人参辅助厚朴、生姜、半夏，就可以用来消除胀满。人参能够使表部坚实而止汗，所以有表证的人忌用；如果出汗后烦躁、口渴不止，在寒凉药剂中使用人参又有什么妨碍呢？人参能够留住邪气和水饮，所以咳嗽证忌用；如果肺气虚弱而津液已经受伤，在散邪、祛除水饮的方剂中使用人参又有什么妨碍呢？人参治疗往来寒热，似乎凡是类似疟疾的病都可以使用人参；然而体表还有轻微发热时，就应去掉人参。《外台》对于但寒不热、但热不寒，以及寒多热少的疟疾，也都不用人参；只有疟疾发作时口渴，才使用人参。补虚会助长邪气；寒热不均时，不能立即用调和法。人参能够止渴，是辅助黄芩、栝楼根力量不足之处；人参专门补益阴气，所以能够生成津液。下利不止时，即使脉象微弱、将要断绝，也不加人参，因为下利会使阴气偏盛，而人参又会助长阴气。

译然而下利兼有呕吐，或者呕吐、下利之后，中焦必定虚弱，津液也必定受伤，这时又是必需使用人参的。这是因为中焦脾土有权衡作用，上下各部都要受到它的调节，不敢违逆失常。徐洄溪根据邪气与正气的分合，决定人参在方剂中应当去掉还是保留。邹润安又把小柴胡汤去掉人参，指为邪气相合的证据；把桂枝新加汤使用人参，指为邪气分离的证据。这种说法看起来很精妙，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身体有轻微发热，说明邪气仍在表部；如果再加上能够使表部坚实的人参，邪气就会更加胶着而不能解除，所以必须去掉人参。桂枝新加汤用于发汗之后，表气已经虚弱，不必担心人参使表部坚实；脉沉而迟，更适合用人参来生脉。由于身体疼痛说明表邪尚未完全消尽，所以仍需用桂枝汤驱邪；但桂枝汤不能收敛向外发散的气，也不能振奋向内陷的阳。加入芍药，便能使发散的收敛；加入生姜，便能使下陷的振奋；再加人参，就能使脉不再沉迟、表部不再虚弱，使内外共同归于调和。这就是这两个方剂一个去掉人参、一个加入人参的原因，而徐氏、邹氏都没有看到这一点。要知道，人参善于调和阴阳，专门用来调和正气，不用来驱除邪气；在驱邪的方剂中加入人参，稍有不当，危害就会随之而来。所以必须像桂枝新加汤这样：驱邪的其他药物不会因人参而功效受损；用来调和正气的人参，还能弥补其他药物的不足。这样才算真正懂得人参，并且使用时不会出错。况且邪气与正气的分合，应当根据邪气离开某经、进入某经，以及病气进退、盛衰来判断，不应当凭一个证候、一个脉象，就判定邪正并确定其分合。伤寒邪气没有与正气一起向里陷入，最终却停留在表部的情况，从来没有；邹氏的说法为什么如此疏漏呢？伤寒和温热这两类病证，人参的使用与否关系极其重大，张仲景的法度也极其严格。后人掌握了这一点，治疗就有效；失去这一点，治疗就无效，其中有些情况显而易见、难以掩饰。现在再详细说明：伤寒有表证时，张仲景绝不用人参；不只是麻黄汤、大青龙汤、小青龙汤、桂枝汤等方丝毫不使用，即使小柴胡汤证体表有轻微发热，也要去掉人参。黄连汤虽然有桂枝，却并没有表证。桂枝人参汤虽然有表证，但人参并不是用来解表的。柴胡桂枝汤所治表里邪气都轻微，所以表里兼治；正因为表里兼治，所以使用人参来调和。这是治疗伤寒的固定法则。对于温热病，张仲景没有完备地列出方剂，但其中的主要原则已经清楚得如同揭开盖子一样。黄芩汤，后世奉为治疗温病的主方，从来没有使用人参。白虎汤治疗阳明热盛，疗效迅速明显，也从来没有使用人参；只有自汗、口渴并且没有表证时才使用它。这是治疗温热病的固定法则。到了隋唐以后，张仲景的法则逐渐无人讲论；流传下来的方剂，如《活人书》的参苏饮、独活散，也没有见到适宜使用人参的证候。许叔微把白虎汤作为治疗中【原文“中”后疑有缺字】的方剂，却不加人参，这些做法确实都值得讨论。然而，其他改动张仲景方剂而没有丢失张仲景法则的例子，多得举不完。例如用羌活、防风发散伤寒之汗，用葱、豆豉发散温热之汗，都没有用人参辅助。需要用人参辅助的情况，如五积散兼治表里邪气，既攻邪又调和正气；栝楼根汤是因为口渴严重；参苏饮是因为脉弱；升麻葛根汤是因为脉弱而口渴。至于萎蕤饮治疗风热、颈项强硬疼痛、四肢烦热，似乎不应使用人参；但它用葱、豆豉在外部发散，用萎蕤清解里热；因为风热灼伤津液，所以加入人参来调和表里并生成津液。凡是沿用的好方剂，没有能够超出张仲景法度范围的。至于败毒散，方书中有的版本没有人参，但原方本来有人参；病证并没有表里、上下不和的情况，却想用人参扶正来驱邪，实在过分了。可是喻西昌用它治疗当时的大疫，加倍使用人参而取得疗效，这虽然是特殊情况下的变通之法，仍然是以张仲景方剂为根据。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时正值饥荒、战乱和火灾之后，正气【原文此处疑有缺字】衰败。幸好这种虚弱不是劳损导致的虚弱，而且人参是与众多解表药同用；用补法因此能够取得功效。张仲景用白虎汤治疗中【原文“中”后疑有缺字】，因为虚弱而加人参，正是这个意思。然而伤寒有表证时的虚弱，与温热病身体发热时的虚弱不同；用得恰当会带来益处，用得不当会造成祸害，其中的差别极其细微。辨察清楚并不容易；有人从原方中删去人参，想来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以上所说人参的治疗作用，只有真正上等的人参试用起来才非常有效。至于现在的党参，有甘味而没有苦味，怎么能与人参的峻烈作用相比呢？即使是别直参等人参，也还不足以说具有冲和、温煦、滋养的功效。总的来说，它们的补益作用都与人参相近；因此为了防止误用的弊端，也应当把它们和人参同样看待。卷一 沙参 《本经》说，沙参主治血积、惊气，能够除寒热。“血积”二字，只有徐氏解释得最为恰当。他说，沙参是肺脏气分中调理血分的药，色白而质轻，能够疏通而不燥烈，滋润而不滞涩；血阻于肺的，非此药不能清除。所谓调理血、血液阻滞、清除血阻，正好符合沙参治疗血病的范围。这与桃仁作为肺药而主治瘀血闭阻的情况，大不相同。热邪损伤气，气因此阻滞，血也随之阻滞；心神受到扰乱而出现惊气，营卫运行失常而出现寒热。因为证候并不十分严重，所以可以用沙参主治。沙参生长在沙地中，药气微寒，颜色白，折断时有白色汁液流出。它在秋天抽茎，秋天开花，得到的金气较多。味微甘，可以补益肺中的脾土；味微苦，可以引导肺气下行。金性主肃降通利，寒性能够清热，又能滋润津液、补益阴气。所以肺热而气虚的人得到它就能补益；血液阻滞的人得到它就能疏通；惊气、寒热等证，也都能因它而停止。肺脏厌恶寒邪，咳嗽多是由肺寒引起，所以徐氏告诫不要使用沙参；然而《卫生方》却用单味沙参治疗肺热咳嗽。说是肺热，那么……【原文至此未完】卷一 桔梗 桔梗既能升，又能降；既能发散，又能泄降，四种作用兼备。但它的升举作用不及升麻、柴胡，下降作用不及枳实、厚朴，发散作用不及麻黄、杏仁，泄下作用不及硝石、黄连。这是因为它色白、味辛、气微温，纯属肺药（肺既厌恶寒，也厌恶热）。如果中心部位微黄，味道又兼有苦味，就能通过肺到达肠胃。辛味药能升散，苦味药能下降疏泄；苦味在先、辛味在后，就会下降后又上升，在咽喉、胸腹和肠胃之间辗转运行。《本经》中的桔梗确实不入肾。仲圣用桔梗汤治疗少阴病咽痛，是因为肾中的邪热沿经脉上行，肺被热邪壅塞，于是用桔梗开通、提振肺气，再辅以甘草使其缓和，这样自然能使热邪消散、疼痛停止，并不是在治疗肾病，邹氏的论述非常正确。气是血的统帅，气机通畅，血行也会通畅，所以桔梗汤也主治血痹。由此推论，桔梗用于排脓、治疗肺痈和结胸，仲圣的各个方剂无不与《本经》的记载相符合。即使是《肘后方》用它治疗肠内瘀血、丹溪用它治疗痢疾腹痛，也只是根据它的作用范围来适当使用罢了。

译事物的道理极其精微，古代圣人怎么可能全部说尽？能够领会其中的宗旨并加以推广，才算善于读古书。易老所说的“舟楫之剂”，即药物能载药上行而不使其下沉的说法，受到张隐庵的大力批评。其实桔梗先下降而后又上升，其性质与肺相应，不容易向下沉降。外科治疗上焦的痈疡，之所以非用桔梗不可，洄溪评论《外科正宗》时也没有异议。而且易老认为它是“舟楫之剂”，是指桔梗与甘草同用而言。桔梗得到甘草相配，就会更加停留在上部，把它称为“舟楫之剂”又有什么妨碍呢？至于《备要》中“发散寒邪”这句话，桔梗哪里能够承担发汗的作用？突然读到这里，不能不感到诧异；然而古方中用于解表的方剂本来就多有使用桔梗的。这是因为桔梗能够开通、提振气血，疏通孔窍、宣散壅滞，与羌活、防风、橘皮、半夏等药配伍，确实有迅速的疗效，尤其适合鼻塞。只把它安排为辅助药物使用还可以；如果竟然把它完全依赖为解表药，就不能没有弊端。另外，徐氏认为咳嗽证使用桔梗，是宋代以后形成的方法，升提之法终究不适宜。他不知道肺最怕气向上逆，而气机上逆的原因并不只有一种。如果肺感受风寒，气机不能宣通，因而上逆并咳嗽，不开通肺中的郁滞而将其提散，怎么能说能够治愈呢？何况桔梗白散能够治疗咳嗽而胸部满闷，这已经记载在《外台》中。洄溪曾经讥讽叶氏没有读过《外台》，他怎么竟然忘了这一点，还说这是宋代以后的方法呢？桔梗和芍药都能够治疗痢疾腹痛。只是桔梗所治疗的是肺气郁滞在大肠的情况，使其消散并向上运行。芍药所治疗的是脾中血分的气结，使其破散并向下运行。如果不是属于滞下这一类的痢疾，桔梗和芍药都不适宜使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中，凡是说“利”的，指的就是泄泻，不是今天所谓的痢疾；说痢疾时，一定会加上“下重”二字来加以区别。所以，真武汤证见下利时要去掉芍药；四逆散用于治疗泄泻而兼有里急后重时，芍药不能去掉；通脉四逆汤治疗下利、排出清稀谷物，本来没有芍药，只有出现腹中疼痛时才加用芍药，因为它是姜、附子的辅助药，对里寒没有伤害。出现咽痛时要去掉芍药，是因为芍药不能消散上部郁结的阳气。加用桔梗，完全是为了治疗咽痛。桔梗虽然不是用来治疗下利的，但在下利时也不去掉它，这与芍药不去掉的意义完全相同。下利没有停止，脉象不能显现并不奇怪；下利停止后脉象仍不能显现，那么桔梗的发散作用就会严重妨碍脉气恢复，这与芍药会妨碍咽痛的道理相同。所以必须去掉桔梗，并加上能够使脉气恢复的人参；这就是仲圣有时去掉某药、有时加上某药的原因。邹氏没有通达其中的道理，却说芍药能止腹痛下利，桔梗也能止腹痛下利，实在错得太厉害了。第一卷。知母。知母是清除肺、胃、肾三经气分热邪的药物。洁古、东垣、丹溪都把知母和黄柏视为滋阴之品，后人于是把它看成了补药。知母虽然不像黄柏那样燥，但它性寒而滑利、向下运行，使热邪消退而阴液得以生成，这种作用是有的；究竟没有补益的性能，不能补足阴液的不足。即使是为了泻除邪火，也应当适可而止。否则下降的作用太过，就会损伤脾胃，暗中损耗真阳，这确实如李濒湖所说。各种散剂都不用知母；白虎汤虽然有知母，却没有口渴证，加入人参后才开始用于治疗口渴。这是因为阳明经热势旺盛，清热确实很重要。然而石膏、知母没有益阴生津的作用，在清热的同时再加入人参，就能使病邪去除而正气随即恢复；这种用意的周密，即使《千金方》和《外台》也比不上。桂枝芍药知母汤中，仲圣使用知母，正是取《本经》所说的“除邪气、肢体浮肿、下水”的作用。邹氏解释它，只认为知母是用来治疗火邪阻滞在下部，未免流于肤浅。不妨再逐一引用其他说法来补充说明：张隐庵说，知母的外皮上有毛，所以能祛除皮毛部位的邪气。知母的肉厚、外皮黄色，又兼有土气，所以能治疗肢体浮肿。张石顽说：“除邪气、治疗肢体浮肿”，是指湿热和水气而言。叶香岩说：肾厌恶燥邪，燥邪会使开合不利，水液反而蓄积；知母性寒而滑利，能够使关口通畅，水液自然向下排出。综合观察这三种说法，便可以清楚地明白这个方剂使用知母的道理了。第一卷。白术。邹氏说：脾主管升举清阳之气，胃主管通降浊阴之气，都属土，而且都畏惧湿邪。白术在初夏开花，在三伏时结实，正偏在湿热弥漫的时候，显示出它有所作为，由此确实可以知道它归入脾胃，能够固护中气，在体外抵御湿邪的侵扰。刘氏也把脾胃合在一起论述，但认为应当先作用于胃，随后才涉及脾。张隐庵则专门强调补益脾，而没有提到胃。我私下思考，胃属于阳明燥金，脾属于太阳湿土。土一定要称为湿土，就是因为正如隐庵所说，土有湿气，才能灌溉四方，好比大地得到雨露以后，万物才能生长。白术味甘而含有较多脂质，像湿土一样，不是脾的正药又是什么呢？白术的内部呈白色，老了以后略带红色，味道又带有辛味，所以能由脾影响到胃，再到达肌表。白术能够祛除脾湿、固护中气，是中流砥柱。它要发散表邪，如果不辅以麻黄、桂枝、附子之类的药，就不能由肌肉透达到皮毛。这是因为它的味道浓厚而甘，擅长于固守。麻黄、桂枝、附子是走散风寒的药剂，加上白术来祛除湿邪，就成为治疗风湿、寒湿的药剂。没有湿邪就不加白术，所以麻黄、桂枝、附子多用于伤寒太阳病，而只有出现水气时才使用白术。邹氏说：仲圣治疗风寒湿痹的方剂中，很多不用白术，因为白术最适合风邪、湿邪偏盛的情况，对于寒邪偏盛的情况则稍差。这是因为风邪偏盛必然使人烦闷，湿邪偏盛必然使人身体沉重。《金匮要略》中用白术治疗痹证的各个方剂，不是兼有烦闷，就一定兼有身体沉重。有的说身体烦闷疼痛，有的说身体疼痛烦闷，有的说骨节烦闷疼痛并牵引作痛，有的说腹部沉重，有的说头部沉重；也有的既不烦闷也不沉重，而说身体疼痛、手足寒冷、骨节疼痛，这是把风、湿、寒分别列为三种病邪了。却不知道仲圣的方论中说到烦闷时，从来没有不兼有湿邪的；说到身体沉重时，从来没有不兼有风邪的；说到寒冷时，从来没有不兼有风邪和湿邪的。拿这些与《本经》主治风寒湿痹的记载相互核对，无不相合。邹氏只是拘泥于字面而不知道仔细考察，于是连白术的性味和功用也全都失去了。

译凡是仲圣的方剂使用桂枝达到四两的，一定是为了利小便、下泄肾邪。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术汤又明确说，大便坚硬而小便自利的要去掉桂枝；大便不坚硬而小便不利的应当加桂枝，这就无疑说明桂枝能够利小便。可是尤氏解释这个方剂说：“大便坚硬而小便自利，由此可知这个人在表的阳气虽然虚弱，但在里的气机能够自行调理。” 于是认为皮肤中的湿邪应当从里驱除，使水液从水道排出，不必再把它驱到体表，以免危害已经长久虚弱的阳气；所以去掉桂枝的辛散作用，加入白术的苦燥作用，配合附子强劲而善于运行的药力，共同在皮肤中运行以驱逐水气。其实，去掉桂枝正是因为小便已经通利。现在既然去掉了桂枝，却还想驱除湿邪，使水液从水道排出，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何况既然说应当把湿邪从里驱除，不必再驱到体表，却又说加入白术、配合附子，一同在皮肤中运行以驱逐水气，这不是仍然把水气驱到体表吗？由此可见，尤氏完全没有体会这一条原文的意思。邹氏的说法比尤氏稍好一些，但也没有真正说对。他这样解释去掉桂枝而加入白术的道理。他说：脾气健旺，就能控制水液；水在体内，能够向下输送到膀胱，大便就会坚实；水在体外，能够返回胃中，大便就会濡润。其实，说白术能使体内的水液向下输送到膀胱，实在不是白术所能做到的事。仲圣加用白术，正是取它不利小便的作用。说白术能使体外的水液返回胃中，大概是因为大便坚硬，就进一步增强土气，这只是无法说明道理时所作的想当然解释罢了。按照仲圣的说法，三剂药服完后，病人出现好像戴着帽子一样的头晕状态，不要感到奇怪；这是因为白术和附子一同在皮肤中运行，驱逐水气尚未完全消除，所以才会这样。由此可见，白术和附子同用，是要使水液从体表排除，而不是从体内泄出；这正是水液不会返回胃中的证据。有人问：如果大便坚硬，又该怎么解释呢？回答说：小便次数多，大便必然坚硬；这里所说的小便自利，就是指小便次数多。皮肤中的水液本来不应停留却停留了，水府中的水液本来应当停留却没有停留，说明脾没有履行职责，于是肠胃和膀胱的输送、转化都发生了失常。去掉桂枝而加入白术，就能使小便次数调节适当，使原有的津液不随小便一起耗失；脾的功能恢复后所产生的津液，也能够因此逐渐充足。水湿从体外排除，津液在体内蒸化，谁能说加入白术不足以使大便濡润呢？大明说白术主治反胃、利小便，洁古说它能生津、止渴，大概都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解仲圣方剂而导致的误解。五苓散全方只有五味药，却彼此配合发挥作用，其中包含着许多深奥的道理。所谓脉浮发热，是表证；烦躁口渴、小便不利，是里证。太阳经的表邪化热并传入里部，于是口渴饮水；饮入的水又蓄积而不能化解，于是小便不利。解表只用桂枝一味，治疗里证也只是利水而不清泄热邪；况且利水用了四味药，岂不是会进一步助燥增热吗？要知道表证还没有完全解除，仍然属于阳中有阴的情况，不像阳明病那样可以任意使用寒凉药。水属于阴邪，非用辛、甘、温性的药物不能化解；桂枝虽然不是专门用来利水的，但要化气必定要借助桂枝。猪苓、茯苓也是治疗太阳证的药物，与桂枝配合，就既能利水，又能解表。五味药的用量都很少，而且采用散剂服用，并多喝温水，这已经把为了发汗而采取的方法发挥到极致了。然而治疗里证的方法也已经包含在其中了。桂枝用量最少，是要使药力到达体表。泽泻用量最多，是取其咸味能够下降的作用。又用白术一味补益中气、收摄水湿，使上下安定。这样之后，表邪没有不能解除的，水液没有不能运行的。表邪解除，水液运行，热邪自然退去，口渴自然停止。如果说白术能够止渴、利小便，那实在不是它所擅长的作用。茯苓泽泻汤治疗胃反、呕吐，同时口渴想喝水。所谓胃反，是脾受损而不能消化，又夹杂饮邪，所以用白术健脾、制伏水饮，并不是用它来止胃反。生姜、半夏是专门治疗呕吐的药物；有些方剂用生姜而不用半夏，是因为出现口渴时忌用半夏。白术味甘而含有较多脂质，本来就能生津；从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术汤能够治疗大便坚硬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然而它的性质燥烈，用于有水湿的证候，确实能够使脾的运化恢复而津液产生。如果是阴虚津液枯竭，却要求白术取得止渴生津的效果，那白术只能表示无能为力了。

译白术有时去掉、有时加入，在理中丸中表现得最多；想要明白使用白术的道理，从这里去探求，就已经可以想通大半了。他说：脐部以上有筑筑跳动的感觉，是肾气在发动。去掉白术，加入桂枝四两。肾气发动，是将要形成奔豚的征兆；用桂枝四两使其下降并疏泄，原本就是已有的治法，见于《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加桂枝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去掉白术呢？他说：土气能够制约水液，所以《千金方》用白术治疗髓液外溢，像这种证候正适合增强土气。然而白术能够抵御水液，却不能使水液泄出；如果不去掉白术，白术横在中焦，就足以牵制桂枝的作用，这就是加桂枝时所以一定要去掉白术的原因。他说：呕吐较多的，去掉白术，加入生姜二两。下利较多的，仍然使用白术。猪苓汤、五苓散、茯苓泽泻汤，都有呕吐而不去掉白术的情况。生姜泻心汤、黄芩汤、四逆汤、白通汤，都有下利而不用白术的情况。为什么这里却不是这样呢？不知道这是在说寒霍乱罢了。呕吐多于下利的，呕吐比下利严重；下利多于呕吐的，下利比呕吐严重。呕吐多于下利，说明里部的湿邪还轻，而胃气上逆很严重；加入生姜，是用它的辛味来发散，去掉白术是因为白术味甘而有壅滞作用。下利多于呕吐，说明脾湿严重；要健脾除湿，非用白术不可。所以呕吐多的要去掉白术，而下利多的必须重新使用白术。他说：口渴想喝水的，加白术，使白术的总量达到四两半。白术不是治疗口渴的药物，这里不但不去掉它，反而比原来的用量增加了，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理中丸用来温暖中焦，治疗因寒邪偏盛而不想饮水的霍乱。现在口渴想喝水，并不是燥热所导致的口渴，而是由于呕吐、下利严重损耗了津液，加上脾虚弱而不能振作。这种情况虽然有补益津液的人参，但人参偏重于补气，白术则偏重于发挥味的作用。偏重于味的药物能够培补中土、滋养津液化生的源头，尤其更有力量，所以不加人参而加白术。他说：腹部胀满的，去掉白术，加入附子一枚。洄溪认为这是阳虚，尤氏认为是脾气虚，邹氏认为是脾实。根据证候，这是脾寒。《金匮要略》中有腹部胀满属于寒证的说法，再看所加的药是附子，可见它属于阳虚无疑。如果是脾实，就应当给予厚朴七物汤、大柴胡汤、大承气汤之类的方剂，与这里的治法相差悬殊。四逆汤用干姜、附子来温暖肾阳，这里温暖脾阳也使用干姜、附子。肾寒而阳虚，必然会影响到脾，所以用干姜辅助附子。脾寒而阳虚，根源在肾，所以用附子辅助干姜。至于《别录》所说白术能够除去心下急迫胀满的一句话，必须和上文消除痰水的作用连起来看。然而白术不能独自承担这个作用，也只有中气虚弱的人适宜使用。《金匮要略》说：患痰饮病的，应当用温性药物调和治疗。苓桂术甘汤的四味药彼此配合而取得疗效，缺少其中任何一味都不行。用于伤寒时，茯苓增加一两，以迅速使水邪向下；白术减少一两，以稍微减弱它的壅滞作用，这是因为气上冲的缘故。但如果不是在呕吐、下利之后，未必需要用白术来补虚。桂枝人参汤的证候兼有心下痞硬，而它使用白术，是因为多次攻下以后，下利不止，虚损也很严重。只有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表证尚未停止却去掉桂枝，心下满闷疼痛却加入白术，几乎让人难以理解。然而服过桂枝汤或经过攻下之后，虽然没有切中病情，病邪之气也已经衰退了。头项强硬疼痛，身体阵阵发热，但脉象没有说是浮脉，也没有怕冷怕风；“翕翕”是微微开合的表现，不能与头痛发热一概而论。只有水停在心下，导致心下胀满而微痛、没有汗而小便不利，邪气无从排出，才是这一证候的关键。这是因为太阳经是寒水聚集的所在，头顶又是太阳经脉所到达的部位；如果不是水停心下，先前服用桂枝汤后，头项强痛就应当消除了。它之所以没有消除，有一半原因是寒水没有向下运行。桂枝一味，在没有汗的情况下本来就应当忌用；既然不治疗表证，也不需要桂枝，所以把它去掉。利小便首先应当推重茯苓，所以加入茯苓。水气因为阳气不足而停留，如果不补益阳气，病机就不会转变；白术能够补益气、祛除湿邪，所以加入白术。虽然味甘而有壅滞作用的白术，不适合用于心下胀满疼痛，但它之所以能够取得疗效，完全依靠芍药将其收敛调和。何况白术是脾的正对症药物，得到芍药配合，就会迅速进入脾；得到茯苓配合，又能利水。水液运行后，胀满疼痛必然消除，太阳经的轻微邪气哪里还会停留在体表呢？甘草是辅助白术补虚的佐使药。生姜、大枣调和营卫，使邪气无处容留。《别录》说白术主治周身和面部的大风；所谓的风，就是海藏所说白术能够补肝风虚中的“风”。刘氏说：阳气虚弱而阴邪蓄积，时间久了阴邪不能化解，阳气也随之化成风，这叫作风虚。他又说：阳气蓄积在阴分之中，就会导致气虚；气虚就会产生湿邪。所以白术治疗风邪，仍然离不开湿邪这一因素。《金匮要略》中与此相近的效术附汤一方，就是治疗风虚证的。《别录》又说白术主治风眩、头痛、眼泪外流，下一句接着说能够消除痰水；这是因为风眩本来由痰水所致，消除痰水就是治疗风眩。邹氏认为，湿、水、饮同出一源而分为三种表现，并逐一列举《金匮要略》中治疗眩晕、湿证和水证的各个方剂来证明；他还说，《本经》所说止汗、除热，多属于风湿相互搏结的证候，如五苓散、防己黄汤、甘草附子汤，都有止汗除热的验证，却不能用于温热病汗出身热的情况，这确实是正确的论断。然而他对于《金匮要略》中有一处不能解释，认为小半夏加茯苓汤治疗饮邪所致的眩晕却不用白术，是因为有心下痞。小半夏汤本来就是治疗呕吐的方剂，全方只有三味药，却一定命名为小半夏加茯苓汤，这清楚表明此方是以止呕吐、利水为治疗原则的。虽然如此，呕吐是因为膈间有水，因膈间有水而出现眩晕、心悸，这些情况都适宜使用白术；即使心下痞是因饥饿而产生的，又何曾忌用白术呢？可是这里却完全不允许白术参与其中，实在令人无法理解。我仔细思考后，大概明白了其中的原因。仲圣下笔用字都极其斟酌，“呕吐”前面说“卒”，这个“卒”字怎么能轻易忽略？呕吐如果是突然发生的，就一定是膈间本来没有停留已久的水饮，或许因为清阳之气偶然松弛，饮邪停留而不能化解，于是胃气上逆而发生呕吐。脾本来没有疾病，不必担心它虚弱。用生姜、半夏在上部宣通阳气、降逆，茯苓在下部利水，足以治疗这种病，而且还绰绰有余。如果再用味甘而有壅滞作用的白术横在膈间，不但没有益处，反而会造成伤害。枳实薤白桂枝汤治疗胸痹时，原文又说人参汤也主治胸痹；同一种证候却有虚实不同，药物也有攻邪和补益的相反区别，那么白术适宜还是不适宜使用，不就更加清楚了吗？第一卷。黄连。

译王海藏说：黄连泻心，实际上是泻脾。刘氏解释说，中土是心发挥作用的地方。心的功能发生病变就是心病，这就把心病直接统归为脾病了。脾病固然能够传变到心，心病难道就不能传变到脾吗？苦味归入心，火邪就会趋向燥烈。黄连味苦而燥、性寒，确实是为手少阴经清除湿热的药物；而且它的花、果实、根都是黄色，脾以及肠胃也都在它的作用范围之内。只是它的气味都很浓厚，只能治疗血热，不能治疗气热。所以黄连的主要功用在于心、脾，其次才涉及肠胃。它治疗肠胃，也属于治疗血分的热邪。肝肾也可以用黄连治疗，这是因为它的茎叶在严冬也不凋零，根又形如连珠，承受寒水之气而能直达最下部。至于它能够进入血分，更是不必多说了。《本经》说黄连主治腹痛，而黄芩不主治腹痛，显然是把黄连列为足太阴脾经的药物。《金匮要略》中的小柴胡汤，腹中痛时去掉黄芩；黄连汤腹中痛时却不去掉黄连，正好与《本经》的记载相符合。然而黄连汤用干姜、人参治疗腹痛，用黄连、半夏治疗呕吐（详见“大枣”一节）。呕吐属于胃病，而胃热必然会侵犯脾，所以腹痛也不是单纯的寒证，其中还兼有需要借助黄连的一面。所以各个泻心汤都以黄连作为标志性药物；大黄、黄芩有时使用、有时不用，黄连却没有不用的。心下痞本来非黄连不能治疗；与干姜同用，就成为清除胃热的心下痞，黄连所承担的重要作用正由此而来。至于大黄黄连泻心汤、附子泻心汤，名为泻心汤却又加入大黄来荡涤实邪，几乎令人疑惑；但其实没有必要怀疑。大黄和黄连都能泻心，也都能清除胃热。只是黄连性燥而不善于走动，与大黄配合就能运行。用沸水浸泡而不煎煮，并且片刻后就绞取药汁，不让药力完全释放出来，这正是攻治气痞的妙法。其他地方用药来荡涤实邪，有这样做的吗？尤在泾说：阳经的寒邪转变为热邪，就归入气分。阴经的寒邪转变为热邪，就归入血分。阳经的热邪，有时也会归入血分。阴经的热邪，则一定不会归入气分。这就是阴经的寒邪转变为热邪后，要用血分药物泄热的所谓气痞，因为它是血中的气。如果心下按起来并不柔软，脉象也不浮，就不能称为气痞，也一定不能采用药物浸泡而不煎煮的方法。脉浮而出现在关部以上，也就是胃热时使用大黄、黄连的原因。这样看来，方剂和论述本来就是彼此相互对应的。至于附子泻心汤，是寒热两方面同时治疗，这一点人们容易明白；只是为什么又要加入黄芩呢？这是因为附子属于气分药物，无论在浮、中、沉哪一层都能到达，正如刘河间所说，乌头、附子药气猛烈，能够冲开道路。用大黄、黄连攻治痞证并向下泄除，用附子扶助阳气并使药力向上运行。这就好比围剿匪徒，经过夹击之后，也难免还有残余匪徒逃窜。加入黄芩，就是为了清除因夹击而产生的气分热邪。凡是仲圣方剂考虑得周密，大多如此；为什么能够见到这一层的人这样少呢？用大黄来辅助黄连力量不足之处，把这种方法推广用于治疗滞下，并把浸泡改为煎煮，也是一种极其高明的做法。张洁古制定芍药汤，在芍药、大黄之中加入黄连、木香，很能领会仲圣的用意。《直指》中的香连丸就稍逊一筹了。这是因为黄连味苦而燥，木香味苦而温，二药的气味都很浓厚，两者同用，不能充分相互调济，难免使肠道坚实壅滞。刘氏非常赞赏这个方剂，认为气虚而有热的人，除了寒凉药没有别的治法；但寒凉药必然会使虚损加重，与木香调和后，寒凉药就能更好地发挥疗效。我私下认为，木香固然能够调理气机，却不能调理气虚而有热的气机。即使同属寒凉药，黄连与大黄也有很大的不同。缪氏论述木香说，肺虚而有热的人要谨慎，千万不要使用木香；刘氏为什么竟然如此不加审察呢？或者说，《直指》中的香连丸，也不能说没有经过深思熟虑。黄连二十两，用吴茱萸炒到颜色变红，去掉吴茱萸不用；木香四两八钱，不见火；用醋调面糊制成丸剂。药物的配合和炮制，完全都有一定法度。总之是不想让苦燥、苦温的药性滞留在肠道之中。后人纷纷对它加减改动，大大失去了原方的宗旨。粗疏的医生又在病情刚开始时就使用它，这就像关起门来追捕盗贼，很少有不因此受到伤害的。古人用芍药治疗腹痛，认为这是在土中泻木；我主张邹氏所说的破除阴结，只是认为应当用木来疏理土（详见“芍药”一节）。至于黄连治疗腹痛，确实就是所谓在土中泻木。肝与胆互为表里，热邪必属于胆，寒邪必属于肝；热邪不上冲，就会成为肝阳乘犯脾土，于是腹部发生疼痛。左金丸本来是治疗胁痛的方剂，用来治疗腹痛却极有效，抑青丸也是如此。一个方剂用吴茱萸一两，辅助黄连六两；另一个方剂用吴茱萸汤浸泡黄连一夜。这是因为肝主管疏泄，两味药合用，使肝热向下疏泄而脾土得到安定，这本来就是在土中泻木。即使只从黄连本身来考虑，黄色属于燥金，苦味能够到达下部，也具有制约木气的意义。只是用吴茱萸辅助它，进一步为黄连打开向下疏泄的道路罢了。黄连用于仲圣方剂的，有黄连阿胶汤、泻心汤，都是治疗心的。五种泻心汤、黄连汤、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都是治疗胃的。黄连粉，是治疗脾的。乌梅丸，是治疗肝的。白头翁汤、葛根黄芩黄连汤，是治疗肠的。这些方剂的配制方法，有的配伍大黄、芍药，以发挥疏泄作用。有的配伍半夏、栝蒌实，以发挥宣通作用。有的配伍干姜、附子，以发挥温暖作用。有的配伍阿胶、鸡子黄，以发挥濡润作用。有的配伍人参、甘草，以发挥补益作用；根据证候来制定配伍，所以能够取得苦燥药的益处，而没有苦燥药的弊端。第一卷。黄芩。人们知道黄芩是少阳药，却不知道其中的道理。我私下认为，它的青色胜过黄色，得到了甲胆之气；内部又空，像胆腑一样，气性寒凉，能够清除胆热。胆属于少阳相火，相火就是辅助君火来推行政令的火。人要依靠这种火来活动和进行各种作为，所以气分的热邪，金以黄色为贵，而黄色属于土；黄色兼有土、金二者的特性。因此黄芩也归入肺、胃和大肠，表里的热邪没有不能解除的。黄连本来归入心、脾，而心、脾都主管血分。黄芩归入胆、肺，而胆和肺都主管气分。邹氏所谓三种偶合的说法，完全不恰当。例如黄芩汤，就是用黄芩清除少阳气分的热邪。其中加入芍药，也不是为了使药力进入血分（详见“芍药”一节）。《本经》说黄连主治肠中腹痛，黄芩主治肠中病证而不主治腹痛。考察仲圣用黄芩汤、黄连汤治疗的情况，正好与此相符合。因为腹痛属于太阳病，无论是寒证还是热证，都必然涉及血分。黄连归入脾而清除血热，同时兼入心、胃，所以既能治疗腹痛，也能治疗肠中病证。黄芩是胆经的气分药，能够由肺到达肠胃，却不能进入统摄血液的脾，所以能治疗肠中病证而不治疗腹痛。洁古认为黄芩能够治疗脾湿，但原文到此残缺，具体意思无法完整确定。第一卷。柴胡。

译人体生发的阳气，全靠少阳；少阳属于春季，春天草木从萌芽直到茂盛生长，阳气没有片刻停留。然而阴气消尽、阳气开始生发以后，仍然没有完全脱离阴分，容易被寒气郁遏；寒气郁遏，阳气就不能舒展而与阴气相争，于是寒热开始出现。柴胡是引导阳气从阴分出来的药，香气直冲云霄，药性轻清而疏通升达，用来治疗伤寒的寒热往来，正与这种病机相符合。这就是邹氏所说的舒展郁滞的阳气，使凝滞的阴气化解。凡是涉及少阳的证候，不只是伤寒病才有。例如呕吐而发热，呕吐属于少阳证；热邪侵入血室，寒热按时发作，也属于少阳证（相关论述共有三条，只有这一条使用小柴胡汤）。大柴胡汤用柴胡治疗心下胀满疼痛，也是因为属于少阳证。至于治疗虚劳使用柴胡，寇氏拘泥于虚损而感受邪热的说法，认为必须有热才能使用。李濒湖反驳他，认为虚劳属于少阳，或者其他经有热的，都适宜使用柴胡。邹氏又认为两家的说法都像是虚劳而又不是虚劳；至于《金匮要略》所谓五脏虚热之热，以及虚劳究竟适不适宜使用柴胡，仍然置而不论。我私下认为，虚劳使用柴胡，仍然应当以是否属于少阳来判断。少阳与厥阴之间的区别，只在极其细微之处：有热就是少阳，有寒就是厥阴；寒热并见，就是少阳兼厥阴。虚劳损伤到肝的，脉象必然弦；弦脉也属于少阳的脉象。仲圣的薯蓣丸中有柴胡，难道它不治疗虚劳吗？难道一定要有发热这一外在证候吗？再考察《保命集》的柴胡四物汤和《局方》的逍遥散，一个治疗虚劳寒热，一个治疗血虚寒热，都是病情涉及少阳的例子；薯蓣丸为什么偏偏就不能涉及少阳呢？即使是四时加减柴胡饮子，能够退除五脏虚热；虚证接近于寒，虚热与盛热自然不同，这正是少阳所处的范围；如果是盛热，就不能用柴胡治疗了。孙琳用柴胡治疗虚劳疟，认为热邪从骨髓中发出。虽然骨髓归肝肾所主管，但疟疾发作属于胆，胆与肝互为表里，所以少阳之气得到调治，骨髓中的热邪也就消除了。由此推论，《圣济总录》用它治疗小儿骨热，洁古认为产后血热必定要使用柴胡，都有与少阳相关的道理。这是因为小儿的阳气，是幼稚而未充盛的阳气。产后的血，则是受到损伤并牵连肝胆的血。扶助它的生发之气，正是柴胡最适宜。只是人们不善于仔细考察。古人使用柴胡的方剂多得数不清，不必都是柴胡真正适合的病证；但使用后能够见效，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拿东垣的补中益气汤来说，少阳之火，就是“气食少火”中的那个火。少火是不寒不热的火，脾得到它就能升，肺得到它就能降；过寒或过热，都能侵犯胃而引起呕吐。胃怎么能升呢？胃气下陷，实际上是少火不足造成的。柴胡升举少阳之气，使它处于适中的状态，少阳自然发挥生生不息的本性，脾和肺也都得到它的荫护；这就是所谓十一经的功能都取决于胆。东垣认为柴胡能够升阳。《本经》说柴胡能够去除肠胃中的结气，他认为大柴胡汤使用柴胡，就是为了去除肠胃中的结气，这个解释本来不能说错。然而各个承气汤为什么都不用柴胡？《本经》所说的主治，也并不专属于肠胃。大柴胡汤的治疗作用，在《金匮要略》中说是心下胀满疼痛，在《伤寒论》中说是呕吐不止、心下急迫、郁郁微微烦闷，又说热邪结聚在里而反复出现寒热往来；它使用柴胡，难道只是因为肠胃中有结气吗？洄溪疏解柴胡，认为《本经》所说的治疗功效都主在肠胃，已经不善于领会《本经》；又认为肠胃药不是少阳药，就更加奇怪了。洄溪不是已经说过木气能够疏理土气吗？柴胡只有使少阳的木气得到通达，少阳才能在肠胃中疏理顽固的土气。《本经》大概就是依据这一点来论述的，但原文在此残缺。第一卷。白藓皮。白藓的根有羊毛毡一样的气味，毡属于风，所以适合治疗下部的风邪。它的根在四五月开花以后，就会空虚败坏而没有药用价值；在开花以前，药气向上汇聚，力量必定充足，而且二月采收时正值风木当令，自然与治疗头风极其相合。至于它味苦而能化燥，气寒而能清热，又能在湿热证中充分发挥作用；它治疗淋沥、阴部肿胀，是根部能够走向最下部的验证。它治疗黄疸、湿痹，是其药皮能够运行到肌肉的验证。它治疗四肢不安、腹中大热而饮水，是其皮色黄白、能够归入肺胃的验证。用于湿热证时，不必兼有风邪；用于风证时，不必兼有湿邪，但一定要兼有热邪，否则这种药就没有适合发挥作用的地方。第一卷。龙胆。黄芩主治少阳经的热证，竹茹主治少阳腑的热证，龙胆则主治从少阳传入厥阴的热证。它的味道在苦中带有涩味，苦味主发散，涩味主收敛，既能发散又能收敛；它用于少阳的作用较少，用于厥阴的作用较多，所以使用龙胆都取其泻肝的功效。凡是肝热，有的是肝脏本身夹带胆热而发热，有的是受到胆邪侵侮而发热。龙胆治疗胆邪侵侮肝脏所产生的热，能够深入到骨间；原文到“治肝”处残缺。第一卷。芍药。芍药在十月发芽，正月出土，初夏开花；花朵大而繁盛，正像少阳逐渐进入阳明，所以获得的木气最为旺盛。根部外黄内白，说明它在土中具有木气，又由土生金；金主攻伐疏利，加上气味苦而平，所以能进入脾，破除血中气的郁结，又能收敛向外发散的表气，使其返回里部。凡是仲圣方剂使用芍药，都不超出这两层意义；从这里去理解，才算得到要领。《别录》说芍药味酸、性微寒，张隐庵等人多有异议。现在取来咀嚼，却带有微涩味；涩味是酸味和辛味转化后的味道。何况同一种药物的气质也有浓淡不同，怎么知道古代的芍药与今天的不会有所不同呢？即使把《本经》所说的味苦性平，与《别录》所说的味酸性微寒合在一起看，也都不超出收敛和破结这两种作用。邹氏解释仲圣方中凡是使用芍药的地方，都说是为了破除阴结，实在十分支离。桂枝汤是因为卫气向外泄散，不能与营气相合，所以在桂枝、甘草用辛甘温药温通经脉、驱除风邪的同时，使用芍药使卫气收摄而归附营气。营气本来并没有结滞，哪里需要破除呢？这就是芍药收敛作用的意义。当归芍药散治疗腹中疼痛，这是取芍药破结的意义。桂枝加芍药汤治疗腹部胀满、时常疼痛，这是兼有收敛和破结两种作用；胀满需要收敛，腹痛是太阴血分中的气结，芍药以木气疏理土气而破除结滞，所以是治疗腹痛的专药。原文括号中的层次和标点有残缺。下利是阴气向下流泄，土气的功能已经有所亏损，哪里还能再让它受到破泄呢？所以下利绝对不适宜使用芍药。如果是滞下这一类的下利，那么仲圣的黄芩汤治疗下利为什么使用芍药？这是因为太阴、少阳合病，邪气已经接近里部，没有理由再使用葛根汤，治疗应当从里部调和。黄芩清除少阳的热邪而药气轻浮，再加入芍药加以收敛，用甘草、大枣来固护，这样里气调和，下利就会停止。而且太阴、少阳合病时，病邪不会立刻向下传变；要使里气调和，怎么能不收敛呢？芍药不能缺少的道理就是这样。

译甘遂半夏汤的证候说：脉沉伏，想要自行下利，下利后反而舒快，虽然下利，心下仍然接连坚硬胀满。脉象沉伏，是体内有停留的饮邪。想要自行下利而下利后反觉舒快，是说下利不会立即发生，一旦下利就感到舒快。心下持续坚硬胀满，是下利后胀满减轻，过一段时间又重新出现，明显是体内有停滞阻塞，与滞下没有不同。芍药能够破除坚硬积滞，正适合这种情况。同时用甘遂驱逐上部停留的饮邪，再用芍药收敛并使其下降。至于芍药甘草附子汤的证候，原文在此处出现句界错乱，难以完整确定。所谓虚，是阳虚；发汗以后气已经向外发散，所以用附子扶助阳气，用炙甘草补益中气，用芍药收敛向外发散的气，方剂的意义就很容易看出来了。邹氏认为芍药、甘草相当于取得了桂枝汤的一半，芍药是太阴血分中的气药，不能破除血中血的结滞，而且味涩，能破却不能疏泄；所以凡是下瘀血的方剂，原文中“芍药得芍药”一语疑有讹误。芍药如果用作补药，必须配伍得当，如四物汤之类，才能获得益处。有一位患者患消渴九年，病止而又复发，苏朴传授给他芍药、甘草等分为末，煎服，七天便突然痊愈。陈日华说，古人制定方剂的道理，实在难以理解。其实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大概是善于借鉴成无己所说的“酸味用来收敛，甘味用来缓和”；酸甘相合，取其补益阴血、收敛逆气、清除肺燥的意义罢了。这最能体现使用补法的妙处，单独使用芍药怎么能够立即起到补益作用呢？洁古认为芍药归入脾经、补益中焦，东垣认为它颜色属西方所以能够补益，这些说法都足以误导后人。洄溪又只把它看作养肝的圣药，他也实在昧于道理到了极点。古人有减少芍药用量来避免中焦受寒的说法，寇氏赞同这一说法，认为气虚时禁用芍药。这也是仲圣早已用来向人说明的道理。《伤寒论·太阴篇》说：太阴病脉象虚弱，病人又连续自行大便通利，假如本应使用大黄、芍药，也应当减量，因为这个人的胃气虚弱，容易受到扰动。把芍药和大黄并列提到，就可以知道芍药也和大黄一样，胃气虚弱时应当减量。更可以知道，即使应当使用芍药，也不能使用过多。既然后人认为胃气虚弱时使用补药尚且应当谨慎，那么《防己黄汤》下文说“胃中不和的，加芍药三分”，又该怎样解释呢？芍药能够收敛向外发散的气，使其返回里部。风湿病脉浮、身体沉重、出汗、怕风，气向外发散会是什么样子呢？所以这种证候有的兼有喘，有的兼有气向上冲。所谓和胃，并不是别的，只是收敛胃气使它下降罢了；难道芍药有什么专门和胃的长处吗？而且肺与肠胃都属于气机向下直行的系统，但原文在此处残缺。第一卷。牡丹。心是五脏中的牡脏，主管血脉；牡丹颜色赤红，属于心。它气味辛而性寒，所以能够疏通血脉、清除血热。辛寒之中又兼有苦味，能够直达下焦，所以又能泻除肾脏阴分中的火，以及肝热因肾而产生的病变。《本经》说牡丹皮能够消除症瘕坚积、瘀血停留在肠胃中的病证。牡丹皮本来不是肠胃药，但肠胃有症瘕坚积、瘀血停留蓄积时就能治疗，这个道理非常精妙而准确。牡丹皮与大黄、桃仁、芒硝，都能治疗下焦血分的病证。而仲圣的方剂有时四味药一起使用，有时使用大黄、桃仁、芒硝而不用牡丹皮，有时使用牡丹皮而不用大黄、桃仁、芒硝，有时使用牡丹皮、桃仁而不用大黄、芒硝，有时使用大黄、桃仁而不用牡丹皮、芒硝；其中取舍，难道没有深刻的用意吗？我曾经仔细玩味探究，已经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大黄、桃仁、芒硝，是治疗外来的热邪传入血分所形成的血结，适用于病势突然形成的情况。牡丹皮是治疗阴虚生热所形成的血结，适用于病势逐渐形成的情况。大黄、芒硝、牡丹皮都能清涤血热；大黄向下攻夺而药力峻烈，芒硝味咸下降而能濡润，牡丹皮祛除瘀血、促进新血生成并滋养阴分，足以配入补益方剂。桃仁单独不具有凉血作用，却能破除由气分进入血分所形成的闭塞和停滞。这就是四味药作用相同而又各不相同的地方。大黄牡丹汤证是痈脓在大肠，牡丹皮、冬瓜仁正是治疗这种证候的专药。使用大黄、桃仁、芒硝，是因为发热怕冷，必然是在病初有外邪进入里部，所以用药向下攻夺并加入这些药；因此四味药都不可缺少。桃核承气汤证是表证尚未解除而热邪结在膀胱，适宜用大黄、桃仁、芒硝迅速攻除邪气，不需要牡丹皮来滋养阴分。温经汤证属于带下病而瘀血在少腹，治疗以化气调经为主，牡丹皮兼能疏散瘀血，不取用大黄、桃仁、芒硝以免损伤正气。桂枝茯苓丸的主要意义与温经汤没有不同，但下部有症瘕需要止漏，症瘕又是重点，所以使用牡丹皮并加入桃仁；这两味药的性质都柔和缓慢，不会损伤胎气。如果使用大黄、芒硝咸苦而向下泄的作用，就不适宜了。下瘀血汤用于产妇脐下有瘀血停留的情况，这与阴虚血热不同，不需要牡丹皮、芒硝；既然服用枳实芍药散而没有痊愈，自然非用大黄不能向下攻夺。桃仁与【原文“虫”】能够驱逐瘀血而药力不峻，最适合产妇；虽然使用大黄，却制成蜜丸并用酒煮，以缓和药性，仍然是为了顾护产后的虚弱。明白这五个方剂取舍的道理，原文到此残缺。第二卷。木香。使用木香的人，大多取其调理气机的作用；但它气味辛温而浓厚，未免有沉重浑浊的嫌疑，黏牙而苦，也缺少宣通疏泄的力量，所以必须是阴中潜藏阳气的证候，如《本经》所说的毒疫、温鬼等证，才最为适宜。否则，对于一切纯寒无热的气滞等证，与生姜、橘皮、豆蔻配伍，也能取得很好的疗效。世上有人用香连丸治疗痢疾，随即受到伤害；这不是木香的过错，而是使用木香的人的过错。木香不是血分药，但有时血分也能得到它的益处，这可以从归脾汤看出来。归脾汤所治的证候是脾气虚寒，不能统摄血液。这个方剂使用心、肝、脾三脏的药物，不能说不多，但其中单独起统率全方作用的有三味药。远志唤醒心阳，酸枣仁收敛肝阴，足以作为引导血液的先导；然而引导到脾以后，如果脾的闭塞拒绝仍然如故，也只能在门外徘徊。木香能够在脾中运行阳气，阳气一发动就温和流行而使脾气调和，血液于是归于本经；所以木香是开启脾气的钥匙。它能够温暖气机而荫护血液，就是这样。第二卷。补骨脂。考察《开宝本草》对补骨脂的主治，首先列举五劳七伤，随后说到风虚冷；这说明风虚冷是由五劳七伤导致的。接着又说到骨髓受损败坏、肾冷、精液流失，这些也都是由风虚冷导致的。肾中的风邪，有因热而产生的，如天麻丸使用萆薢、玄参、生地黄就是这样。这里则是因虚寒而生风，所以适宜用味辛、性大温的补骨脂来救治。虚寒生风的表现，就是喻西昌所说的两肾空虚，好像乌风洞一样，阴惨昏暗，弥漫而没有止息。第二卷。姜黄、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