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译《本经》因此说它主治五脏、肠胃中的结热。药性寒，能够清热；药性燥，能够除湿，所以《本经》所列的黄疸、肠痔、泄泻痢疾、女子赤白带下、阴部损伤和蚀疮，都属于湿热之【原文缺字】。《别录》又补充说，它能治疗皮肤间的惊气、肌肤发热发红并隆起、眼睛发热红痛、口疮；这样一来，所谓五脏肠胃的病证就全都具备了。大体说来，湿邪向下流，火邪向上出；《别录》所主治的病证虽然不全属于湿邪，但其成因未必不是湿邪。观察仲景用栀子柏皮汤、大黄硝石汤治疗黄疸，这属于阳明病。白头翁汤治疗热痢，乌梅丸治疗呕吐、久痢，这属于阳明兼厥阴病。《外台》的大黄汤还治疗时行病的壮热；黄柏一味药，实际上概括涵盖了五脏肠胃，所以用途很广。如果用它治疗少阴病，并与吴茱萸、生地黄、知母配伍，那么肾中不一定要有湿邪；否则就应当根据病情分别施用，像二妙散那样使用才是恰当的。凡是苦味燥烈的药物，没有不损伤阴液的；把黄柏当作滋阴药，是不对的。卷四。厚朴。厚朴味苦、性温，能够散除湿邪和胀满，其药气向外。枳实味苦、性寒，能够泄除坚硬的胀满，其药气向下。这两味药都属于调理胃中气机的药。阳明病胃中燥结，病位在血分，自然应当以能够清除热邪、攻逐实邪的大黄这味血分药作为主药。然而，如果没有气分药在前面引导，就不能迅猛直入；这就是三味药要合用的原因。大承气汤又加入芒硝，是因为芒硝也属于血分药，并且稍兼能治疗上部；这就像厚朴属于气分药而稍兼能治疗表证一样。它能使余邪不至于停留太久，且其咸寒之性尤其能够加速下行，不只是像小承气汤那样调和胃气而已。枳实、厚朴主要治疗中焦，所以是承气汤中的重要药物。然而，枳实薤白桂枝汤中枳实、厚朴并用，所治疗的是胸痹和胁下气逆冲击心胸的证候，这又该怎么解释呢？大概这两味药虽然分别有温散寒邪和苦泄的不同，但都具有苦中带辛的特点，只是苦味多、辛味少。正因为它们属于气分药而兼有辛味，所以心、肺所在的部位也都能达到。苦味较多，就不能长时间停留在心、肺，而可以依靠它来散除逆气、下行气机。枳实又是治疗胁痛的重要药物，与厚朴先煎、久煎，是为了平降胸胁的逆气和胀满。加入薤白等药煮沸几次，是为了打开胸中的阳气痹阻。分开来看，各自都完成自己的职责；合在一起使用，就共同建立奇功。方名列出枳实而不列厚朴，是因为胁下气逆并不是厚朴所主要治疗的病证。厚朴不是说其药气向表吗？虽然它不是专门的表药，但表证也有可以借助它的地方，例如浓朴麻黄汤治疗咳嗽而脉浮，便是利用厚朴。既然如此，半夏浓朴汤治疗妇人咽中好像有炙肉，既不是胸满，也不是腹满，更没有表邪，又为什么要用厚朴呢？咽喉所在的部位属于心、肺；《千金》对这个证候又特别指出胸满、心下坚五个字。如果不是心胸之间有湿痰凝滞阻塞，也不会达到这种程度。半夏、茯苓、生姜有消除水饮的作用，又擅长泻除心下痞；再辅以苏叶宣通气机、调理血分，心胸之间就可以因此变得开畅。却不知道《千金》所说的咽中紧贴不舒，吐又吐不出来，咽又咽不下去；这种盘踞不去的势头，哪里容易一下子拔除呢？厚朴能够消除痰液、下行气机，力量雄厚、药气强盛，在前面四味药之外另树一帜。大概前面四味药以功效见长，而厚朴以力量见长；合在一起组成方剂，疗效便非常神妙。这就是厚朴能够与半夏并列标在方名中的原因吧。卷四。杜仲。《本经》说杜仲主治腰脊痛；“脊”字有误作“膝”的，注家便把它解释成腰膝。却不知道杜仲味辛甘、颜色黑，树皮内部有白色丝状物缠绕相连，属于调理肝肾气分的药，而不是血分药。它温补肝肾的功效，确实集中在腰脊。杜仲性温，能够化湿；味甘，能够守护中焦。不仅腰脊痛可以止住，即使阴部瘙痒湿润、小便余沥不尽，也没有不能治好的。《别录》说它能治疗脚中酸痛、不想踩地。这并不俗常的原因，本来就在于它作用于腰脊，与不能【原文疑有脱字】是不同的。总应当把主治腰脊痛看作使用杜仲的根本要点。即使后世用它治疗频繁、习惯性流产，难道也是为了治疗脚和膝的问题吗？卷四。楝实。楝实味苦而归心，味酸而归肝，性寒而归肾，是作用于心、肝、肾三经的药物。苦寒能够清热下行，酸味又迫使它下行，所以能引导上焦、中焦的热邪从小便水道排出，药势非常迅速。《本经》说楝实主治温热病、伤寒、大热、烦躁、狂乱。温热病、伤寒就是温病；大热而发展到烦躁狂乱，是热邪没有出路，拖延下去就会发生变化，所以用楝实迅速泄去热邪，并不是说温病完全可以依靠楝实治疗。心痛、腹痛如果属于热痛，使用楝实没有不奏效的。即使牙龈宣露、出血不止，用楝实研成末包裹后塞入齿龈，出血也会停止。它引导热邪下行的速度，确实快得立刻就能见效。疝病有热疝，也有寒疝。《史记》记载，太仓公治疗疝病使用火齐汤，这是热疝。《金匮要略》治疗疝病使用大乌头煎，这是寒疝。楝实是治疗疝病的重要药物，因此适宜用于寒邪郁滞而化热的情况。大概肝肾内部藏有真阳，阴邪闭阻它，使阳气不能通达，于是寒邪也会郁积化热。楝实味酸苦，能够深入并涌泄邪气，这就是刘氏所说的疏导气机、通达阳气。病的根本属于寒，不能舍弃巴豆、补骨脂等药而单独依靠楝实建立功效；过去医家治疗遗精所用的固阳丸、鹿茸益精丸、既济固真丹，治疗真阳上越、气喘痰鸣所用的黑锡丹，都有其中【原文未完】。卷四。皂荚、皂荚子。阳气在上部，不能与阴气相互化合而成为风，阴气于是变成痰涎。皂荚以金气胜木气，能够通行气机、疏利孔窍，无论什么风邪都能搜逐，无论什么湿邪都能祛除；所以凡是痰涎涌动壅塞而形成中风、喉痹的，都依靠它来奏效。阳气在下部，不能与阴气相互化合而成为风，阴气于是受到劫夺而产生燥邪。皂荚的药气浮而皂荚子较为沉降，所以皂荚子能够祛除下部的风邪；风邪除去，阴气就能恢复滋润津液的作用，大肠的燥结也就通畅了。凡是祛风药必定偏于燥烈，而皂荚则以脂肪多的为佳。皂荚子的仁又黏又韧，它能够使大便通利，也兼有辛润的力量。卷四。诃黎勒。诃黎勒味苦、性温，能够开通；味酸而涩，能够收敛。开通则能化除痰涎、消除胀满、下行宿食、恢复声音。收敛则能止住喘息、治愈泄泻痢疾。然而它苦味多、酸味少，虽然能够涩肠，却终究能够疏泄气机；古方使用这种药，都经过极为周密的斟酌。仲景的诃黎勒散治疗气利。所谓气利，是气与粪便一起排出，肠中必定有痰涎阻滞。诃黎勒既能涩肠，又能化除痰涎，最适合这种证候。又用粥饮调和服下，使中焦之气安定。这样看来，诃黎勒的疏泄也就只有功效而没有过失了。《千金》中的诃黎勒丸，治疗气机胀满闭塞、不能进食和喘息。【原文“ 不岂能即返”句意疑有讹脱】诃黎勒能够用一味药同时治疗这两方面的问题。能够同时治疗这两方面的药物，本来没有冲和的药性；制成蜜丸，又是为了调和它。这与仲景使用诃黎勒的意思正好没有不同。例如诃子清音汤治疗中风失语，只是利用诃黎勒的疏泄作用。配合甘草、桔梗，就不会疏泄太过，而且声音也能够恢复。真人养脏汤治疗久痢脱肛，只是利用诃黎勒的收涩作用。配合人参、白术、当归、芍药等药，就不会只是徒然收涩，而能止住痢疾、收回脱出的肛门。这些都是用药时权衡取舍的道理，不可不知道。卷四。

译桑根白皮。桑根白皮味甘辛，归入脾、肺；药气寒，又归入膀胱，能够驱使脾肺中的水气从小便排出，所以水肿、腹满、胪胀都可以治疗。咳嗽只有在肺中有水气或有伏火时才适合用它。肺虚而没有火，只因风寒而咳嗽的人，服用它就会使邪气闭困，形成久咳。这就是仲景在王不留行散条下所说的，风寒证不要取用桑根白皮。卷四。楮实。《本经》以及陶隐居的《抱朴子》都极力称道楮实的功效，但方书中把它用于补益方剂的，除了杨氏还少丹之外并不多见。大概是因为它的价格低贱，而《修真秘旨》又说长期服用会使骨骼变软，再加上《济生秘览》记载它能治疗骨哽，所以人们就不再重视它。各家也没有阐明其中的道理。我私下认为，补益与使骨骼变软并不相互矛盾，只是其中的道理非常深奥罢了。种植楮树必定要夹杂种麻，冬天依靠麻来保暖，春天又烧麻作肥料给楮树；三年就能长成大树，枝叶都有白色汁液，树皮可以造纸、织布，果实则颜色深红，煎煮后像饴糖一样。这与它的药性最为切合。如果肾中阳虚而阴气有余，阴虚而阳气容易上升，或者阴阳都虚，这些证候都不适合使用它。这就是《本经》主治阴痿的意义。能够补阴而又使阳气伸展的药物，它所补的阴气从来没有不随着阳气一起伸展的，这与单纯填补阴气有所不同。水肿，是阴气不能与阳气化合，因而水液聚集。肌肤不充盈，是阳气得不到阴气的资助，因而气不足。眼睛昏暗不明，是阴气不能上升，阳气因而没有光明。《本经》所列的这些病证，楮实都足以承担治疗。那么，它能够使骨骼变软又是什么原因呢？骨属于肾，甘味能够损伤肾气。肾因湿邪受伤的人，腰脚会因此酸软；湿邪也属于阴。楮实味甘性寒，能够补益阴气，却不能补益阳气，长期服用后骨骼怎么能不变软呢？这是审察证候、制定方剂不恰当造成的，怎么能责怪楮实呢？懂得这个道理而把它用于喉痹、骨哽，正好可以看出它的功效。至于吴廷绍治疗烈祖吃饴糖而噎住，是因为楮实具有阴的形体却能发挥阳的作用，足以解释少阴经气机的壅蔽；又用甘味引导甘味，取得疗效也是应当的。只有《大明》说它能够强壮筋骨，这似乎像是正确的，实际上却不正确，免不了误导人。卷四。枳实。《别录》说枳实能够破除结实、消除胀满。这里所说的“满”是坚硬的胀满，“破结实”就是说使停留的食物下行；这样看来，似乎不如厚朴既能散除湿满，又兼能治疗上部。然而，枳实属于气分药，味苦而酸，胸胁部的坚硬胀满也正是它所主管的病证。所以《别录》在胸胁条下说它能够除去痰癖，而不说除去痰饮。水是柔软之物，也是流动之物。然而水一旦停滞，就会与肠胃中的水谷相互为害，不是可以单靠渗利来处理的。所以《别录》在说完除去胸胁痰癖之后，又接着说它能够逐除停水，而不把这一作用限于胸胁。大概肠胃中的坚硬胀满，也有需要使用枳实的情况。大小承气汤以及枳实薤白桂枝汤使用枳实的道理，在厚朴条下已经详细说明，这里不再赘述。再来解释《别录》所说的心下急迫、痞闷疼痛、逆气和胁部风痛。各种泻心汤治疗心下痞，大、小陷胸汤治疗结胸，似乎都可以使用枳实，却都没有列入，这是为什么呢？大概痞证属于虚邪，适宜轻轻疏散，不适宜用峻猛的攻法。结胸虽然属于实邪，但清除热邪、疏泄水饮另有专门的药物。小陷胸汤与泻心汤并没有不同，只是在连夏泻心汤的基础上加入栝蒌，以降泄痰浊而已；这些情况都不需要枳实代为筹治。那么，枳实所主管的究竟是什么呢？答道：胸痹与结胸，按压都会疼痛；它们之所以不同，一个是热邪凝结，另一个是阳气微弱。虽然如此，枳实的药气不是向下吗？药气向下，胸膈就不是它停留的地方。它不是寒药吗？寒药对于阳气微弱的情况就会有所妨碍。却不知道仲景有根据药物的特点来使用它们的精妙之处。橘枳生姜汤，用橘皮、生姜在上部化气，再由枳实随之疏泄。桂枝生姜枳实汤，用桂枝、生姜在上部化气，再由枳实随之疏泄。如果不是气机闭塞、悬痛，并且有坚硬胀满需要疏泄，也不会使用枳实。方名没有把枳实列在首位，是因为枳实只是辅佐调理。大柴胡汤中，柴胡、黄芩、半夏能够治疗胸满，却不能治疗心中痞硬、心下胀满疼痛；加入枳实后，疼痛和坚硬就能消除，因为枳实能够疏泄坚硬的胀满。考察全方，是表里兼治的方剂：大黄、枳实、芍药用来攻治里证，柴胡、黄芩、半夏、生姜、大枣用来解表。生姜加得多，又使它与枳实一起化解心中的痞硬，这就是橘枳生姜汤治疗胸痹的方法。这样看来，枳实对各味药都有功效，为什么方名却不提到它呢？难道不知道它往来寒热属于少阳病吗？柴胡是少阳的主药，而且能够除去肠胃中的结气，自然应当推举它为首要药物。称为“大”，是因为它不是小柴胡汤的通常用法。枳术汤用白术消除水饮，用枳实疏泄心下的坚硬胀大；枳实药气向下，又用味甘而厚的白术承载它，使它不至于迅速下行，先在心下回旋，然后逐渐到达腹部，至腹部【原文疑缺字】而奏效。这是用枳实治疗心下的又一种方法。《别录》所说的，大概也是从仲景各个方剂中推究出来的吧。卷四。枳壳。枳壳是枳实成熟后、外壳较薄的果实；既然称为枳壳，就必须去掉瓤和果核后使用。古代本来不区分枳壳和枳实，它们的药性和功用也没有不同。如果治疗胸膈痞塞，枳壳的效力比枳实稍弱。然而，哪如用枳实配合辛温轻扬的橘皮、桂枝，取得的功效更大呢？只有《本经》所说的皮肤中有大风，像麻粒一样又苦又痒，以及寒热凝结的病证，才适宜使用去掉瓤和果核的枳壳。瘙痒属于风邪，寒热凝结属于痹证。在皮肤中祛风、除痹，使用枳实就容易走入里部，难以和枳壳争衡功效。这就是根据证候类推《本草》所说枳壳主治风邪、瘙痒、麻木、痹痛的道理。卷四。栀子。

译栀子花白、花蕊黄、果仁红；栀子树最喜欢灌溉，这正是为了疏通、伸展它的性情和形体。它是治疗心、肺、肝三脏和胃一腑的药物。采栀子不在开花时，而采收的是黄红色的果实；果实形体轻，归入气分，性属阴，又归入血分。它治疗心、肝、胃的病证较多，治疗肺的病证较少。苦寒能够清除热邪，但所清除的是瘀滞郁结的热，不是浮散在外的热，也不是坚硬凝结的热。它能够解除郁结，却不能攻破坚结，也不能平降逆气；所以阳明病腹满而有燥屎，以及肺病表热、咳嗽气逆，都不是它所主管的。只是取用它秉承肃降之气而发挥疏通条达的作用，善于治疗心烦和黄疸。心烦，有时懊【原文疑缺字】；有时结滞疼痛；黄疸，有时寒热交替、不能进食，有时腹部胀满、小便发红，这些都属于郁结。心烦而心下柔软的属于虚证，胸中窒塞的属于实证。无论实证还是虚证，都是发汗、催吐、攻下之后余邪停留盘踞，都适宜用吐法把邪气吐去。栀子能够解除郁结，但药性终究向下行，为什么又能使人呕吐呢？配合香豉，就一升一降；邪气不能承受这种作用，于是便会吐出。黄疸的瘀热在表，根本在胃；栀子进入胃中清除热邪并使其下行，再用能够走表、利小便的茵陈辅助它，于是瘀滞消散、热邪解除，黄疸也就痊愈了。既然如此，栀子与肺就没有关系了吗？仲景说：“凡是使用栀子汤，病人平素大便略溏的，不可以给他服用。” 肺与大肠相表里，服用栀子就会加重大肠的寒性；这可以作为栀子秉承金气的一个证据。至于治疗肝病，古方多得数不清，总不外乎解除郁火。凡是肝郁就会生火，胆火向外升发，肝火潜伏在内；栀子能够解除郁火，所以不是治疗胆而是治疗肝。古方如泻青丸、凉肝汤、越鞠丸、加味逍遥散使用栀子，都是这个道理。凉膈散中有栀子，是用来治疗心。泻黄散中有栀子，是用来治疗胃。而泻白散没有选入栀子，是因为肺中只是气分有热而没有涉及血分，栀子便不适用。《本经》说栀子主治胃中的热气，朱丹溪说它最能清除胃脘血分的热。考察栀子的治疗作用，气分、血分都能涉及，但以血分为多。然而它不能攻逐瘀血，不能与丹皮、桃仁分担这项功效。它解除血中的郁热，只在上焦、中焦，不在下焦。它也不进入足太阳经和手、足少阳经。不进入足太阳经，所以不能利小便。茵陈蒿汤之所以一定要先煎茵陈，许学士治疗酒【原文疑缺字】鼻，朱丹溪治疗热厥心痛，《集简方》外敷治疗跌打损伤的肿痛，都是因为这些病属于血中的郁热。其余的治疗作用，都可以类推。卷四。酸枣仁。酸枣丛生而药气薄，气薄就能发泄，味酸也能发泄；吃下它会使阳气不能进入阴分，所以使人清醒而不能入睡。酸枣仁味甘性平，甘平之性由酸味转化而来，所以药性略有收敛，也略能固守。酸枣属于肝药，酸枣仁不可能与酸枣的性质大相违背，也必定归入肝经。外皮红色，所以归入心；内部黄色，所以归入脾。酸枣仁自然应当是归入心、肝、脾三经的药物。心得到它，神就安定；肝得到它，魂就能内藏；脾得到它，思虑就能安宁。它能治疗不能入睡，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只是酸枣仁汤治疗虚劳、虚烦、不能入睡，还更进了一层。考察栀子豉汤证，也属于虚烦而不能入睡；但那是因为有伤寒的余邪，这里则是由于虚劳，所以加上“虚劳”二字来区别。虚劳所致的病，脉象浮大，手足烦热，阴部寒冷，精液自行流出，身体酸软消瘦，以至于不能行走。这里所说的虚烦不能入睡，脉象必定浮而微数。这是因为阳气向上泛滥而不能下行，就会烦躁；阴气在下部亏损而不能上升，就会不能入睡，病责在肾。若不是用酸枣仁收敛摄住浮越的阳气，就不能使心、肝、脾三脏都恢复并履行各自的职责。所以推重酸枣仁作为君药，再以知母滋养肾阴之液，以茯苓排泄肾中的邪气，扰乱心神的烦躁就不会发生了。但是心肾之间仍未能相互交通，还是不足以使人安然入睡。后世医家必定会用远志配伍酸枣仁，采用一降一升的法则。他们不知道远志是能使阴分中的阳气上升的药；这里并不是阳气不能上升，而是阴气不能上升。既然用酸枣仁收摄它，用知母滋养它，用茯苓疏泄它，阴分中的阴气自然就有了上升的道理。只是这三味药都趋向下行，肾阴向上运行的机理不能没有阻滞，所以又加入[原文“芎”字后缺字]，以沟通阴阳、使其通利；用甘草居于中焦来调和。方名题作酸枣仁汤，是因为酸枣仁…… 卷四。山茱萸。现在的人使用山茱萸，只取它能强固阴气、补益精气的作用，这本来并没有错。但它的树高一丈多，二月开花，一到冬季便结实，因此完全禀受厥阴木气。它的果实味酸而性温，足以温养肝气、祛除风邪、疏通窍道，所以又能治疗鼻塞、耳聋、眼黄和面部[原文缺字]。至于经典中说它能主治心下邪气、寒热以及出汗，有人或许会怀疑它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们不知道它的颜色紫红，兼能进入心包，而且禀受风木疏通荡涤的特性；汗是心的液体，怎么会不使汗液不断地排出呢？汗排出后，寒热之邪也就随之祛除了。凡是这些作用，也都应当在补益作用之外，详细探究其中的道理。既然如此，肾气丸使用山茱萸，大概不只是为了强固阴气、补益精气这一点而已。卷四。女贞实。《本经》中关于女贞的主治，张石顽认为都指的是枸骨，诸家误把它列在了这里。考察邹氏的疏解，就知道张氏实际上错了。女贞在春、夏、秋三季生长旺盛的时候，被蜡虫侵蚀肌肤、吮吸汁液，身体几乎没有完整的地方，却仍然不停止开花结果；而它所形成的蜡，是其他膏脂不能相比的。因此，它能够补益中焦、安定五脏、滋养精神、消除各种疾病，都是人在热气耗损衰败之后所获得的巨大功效，并不是《本经》无缘无故地给它过高的赞誉。既然如此，使用女贞实的人应当知道，它味苦、性平，并不是温补之品；但它的功效却能与温补药相当，其中的原因自然是有道理的。卷四。卫矛。根据甄权所说的“破除陈旧瘀血、使胎儿下落”，以及日华子所说的“通行月经、破除症结”这两种说法来考察，卫矛自然属于善于败散恶血的药，所以《和剂局方》用它来治疗产后的败血。但它的枝条三面像箭羽，古代只是把它烧灼，用来驱遣邪祟，方剂中很少使用。因此，用它来祛除邪气、驱杀鬼魅，才是合宜的。考察《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中的方剂，用于治疗恶疰所致的心痛、突然发作的心痛、忽然感受恶气毒邪所致的疼痛、每日发作的鬼疟，以及务成子萤火丸，这不正是善于取用它的长处吗？卷四。五加皮。五加皮的茎柔软、皮脆，入药使用的是根，适宜治疗下焦风湿所致的缓慢性病证。如果风湿交搏于肌表，就不是它所能主管的了。古方多用它浸酒，治疗心疝、少腹有形之病，属于寒证；肺热生痿[原文缺字]，属于热证；《本经》把这两类病都列为它的主治。刘潜江说：肾气和肝气虚弱，所以会患湿病。

译湿，是阴气过盛所产生的邪气；阴气过盛，阳气就不能运化而形成风。风，是阳气过盛所产生的邪气；阳气过盛，阴气就更加不能运化，于是又进一步患湿病。到了患湿病的时候，本来已经是阴气困束阳气、阳气侵蚀阴气，从而形成湿热了。考察这段论述，确实十分精妙。五加皮味辛苦而性温，只善于化除湿邪。化除阴气过盛所产生的湿邪，也就是驱除阳气过盛所产生的风邪。风邪去了，热也就消退；湿邪去了，寒也就消除了。《别录》所说的治疗囊部湿、阴部瘙痒、小便余沥、腰脚疼痛麻痹、风痿无力、五缓等病，也都可以按照这个道理来推求。邹氏认为，《本经》所说的益气，以及《别录》所说的坚固筋骨、增强意志，都是治疗身体上半部的作用。实际上，这都是肾、肝得到治疗后的益处，不必把它们分析成两件事。卷四。枸杞。《本经》和《别录》记载枸杞时，并没有把枸杞的根皮、果实、幼苗和叶子分别开来。根据它们的文体和内容加以体会，《本经》所说的五脏邪气、内热消渴、周痹风湿，以及《别录》所说的下降胸胁之气、外来热邪所致的头痛，都是枸杞皮和枸杞苗叶的主治。《本经》所说的久服能坚固筋骨、耐受寒暑，以及《别录》所说的补益内伤大劳、缓解喘息、强固阴气、通利大小便，都是枸杞子的主治。这是沈芊绿的说法，分别得相当恰当。考察陶隐居的《本经序》，在地骨皮条下列有“热中消渴”几个字；《千金方》治疗虚劳客热、虚劳烦渴，也都使用地骨皮。“地”属阴，“骨”在里，“皮”在表；其气味甘淡而寒，所以所治疗的是肺、肝、肾三脏的虚热[原文缺字]。脏腑阴气亏虚，就会出现内热消渴、胸胁气逆，头部也会因此疼痛。周痹本来是风、寒、湿邪侵入分肉之间所致；如今说周痹兼有风湿，必定是周痹由寒转热的征候，也就是《灵枢》所说的神气归集后便产生热的情况。《千金方》以后，后世医家又用地骨皮退除内潮热和外潮热，治疗骨蒸、骨槽风、吐血、便血、眼睛发红、口腔糜烂、小儿耳疳、下疳等证；但这属于通过补益阴气来消除热邪，有安定内部的功效，却没有抵御外邪的力量。虽然能兼治表里，但对于风寒之邪在表所致的热证，却不是它所能解除的。枸杞子内外都是纯赤色，饱含津液；果实本来入肾，这又像是肾中水火兼备的形象。它味浓而甘，所以能使阴阳一同得到补益，气和津液迅速充足，因而不怕寒暑。而且肾气充实，阴气自然强盛，筋骨自然坚固，呼吸的一出一入也自然调和。津液枯竭的身体，大肠和小肠必然干燥，得到枸杞子滋润后就能通利。只是用得多时，必须防止它使大便滑泄。而且它纯属赤色，又能增加火气。后世的方剂，如金髓煎、四神丸、枸杞酒，可以说把枸杞的才能发挥尽了。我私下认为，《本经》所说的主治周痹风湿、耐受寒暑，如果不把枸杞皮和枸杞子同用，就不能有这样的功效，等待明白的人来订正。卷四。蔓荆实。《别录》说蔓荆实主治风邪所致的头痛和脑鸣，但使用它的人往往很少见效。这是因为人们只知道蔓荆实是味辛、性寒的药，却不知道它的苦味和温性实际上超过了辛寒之性。《本经》说它味苦、性微寒，“微”字本来就有斟酌权衡的意思。《别录》补充说它味辛、性平温，这样它的全部药性就都显现出来了。[原文“盒饭”疑为讹字]，应当在这里切实考究它的含义。《巢氏病源》说：头面风，是身体虚弱，阳经脉受到风邪侵袭所致。各条阳经脉都向上走行到头面，运动劳作时阳气发散，腠理张开而受到风邪侵袭，这叫作首风。既然说身体虚弱，又说阳气发散，显然是阳虚而受到风邪侵袭，并不是内热与风邪相搏。阳虚证的表现在上部，根本在下部；但有时适宜治疗表现，有时适宜治疗根本，病因虽然相同，证候却各不相同。适宜治本的，是阳气虚弱而不能振奋，根基将要摧毁的情况。适宜治标的，是阳气松弛而偶然倾陷，轻微的邪气乘机盘踞的情况。治疗根本，即使使用天雄也可以；治疗表证，则蔓荆实最为适宜。试想，如果头痛不是阳虚兼有风邪所致，怎么会发展到脑鸣呢？风属于阳，阳虚所致的脑鸣则属于阴。蔓荆生长在水边，果实颜色黑而有斑点，适宜它进入肾经。但它气味辛寒而兼有苦温，又得到太阳经本寒标热的气化作用，所以能够由阴分通达阳分，再以阳气化解阴邪。它质体轻而空虚，药性向上运行；即使是《本经》所说筋骨之间寒热湿痹、拘挛的病证，它也能化除湿邪以疏通痹阻。但它搜逐邪气的力量终究不强，所以古方使用它的很少。只有对于风邪所致的头痛、脑鸣，它确实有专长。它没有效果，只是因为使用的人自己没有辨察清楚罢了。我又想到，蔓荆很少遇到真正了解它的人，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徐之才说它能疏散阳明经的风热，竟然把它看得与薄荷、牛蒡子没有区别。张洁古说它是阳中之阴，实际上应当是阴中之阳。说它能使各经的血液转凉，实际上它是气药而不是血药。至于尚且有些了解它的人，则有李濒湖所说的主治头面风虚，以及张[原文未完]。卷四。茯苓。茯苓结聚在土中，长久而不改变，适宜于说明它所禀受的阴气很多，这一点与猪苓相当。然而，枫树有招来雨水的能力，松树有挺立而不凋零的气概。一个偏于阴，一个偏于阳。偏于阳的药，能够耗损阴气，却不能使阴气升起；不能使阴气升起，就不能止渴。所以五苓散治疗汗出而口渴；如果不渴，就以茯苓甘草汤为主方。栝蒌瞿麦汤治疗口渴，其中既有茯苓，就不能没有栝蒌。小柴胡汤出现口渴时加人参，小青龙汤出现口渴时加栝蒌，却都唯独不加茯苓；由此可以证明，茯苓不是专门止渴的药。能够使阴气升起而止渴的药，没有比葛根、栝蒌更好的了，因为葛根、栝蒌能使阴气升起，却不使小便增多。如果既能使阴气升起，又兼能利小便，那么止渴的力量必然减弱，所以猪苓、泽泻次于葛根、栝蒌，茯苓又次于猪苓、泽泻。然而五苓散、猪苓汤却偏偏用来治疗口渴，更不是葛根、栝蒌所能代替的，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这种口渴并非其他原因，只是脉浮、发热、饮水而小便不利罢了。如果不去除致病因素，使阴气升起又有什么用呢？茯苓与猪苓、泽泻能够泄去水邪，于是小便就通利了。茯苓、猪苓与桂枝、滑石能够通达肌表，于是表邪就解除了。去除遮蔽阴气、灼伤阴气的因素，阴气自然就会上升；阴气自行上升，口渴也会停止。这就是茯苓治疗口渴，所以能够列名其中的原因。虽然如此，其中还有很重要的原因，不得不加以辨析。茯苓、猪苓、泽泻治疗口渴，是治疗饮水后小便不利所致的口渴。因为这种水是停聚的水，不能接受胃气的变化就会呕吐，阻隔肾阴就会口渴，所以能够通过泄水、利小便而痊愈。[“为”字前疑有缺字]如果是痰饮，胃也要依靠它来得到滋养。痰饮浓厚停聚，也没有下走小便的道理。难道水邪能够导致口渴，而饮水反而不能导致口渴吗？然而仲圣说：呕吐的人本来口渴，反而不渴，是因为心下有支饮。又说：胸中有停留的饮邪，这个人会气短而口渴。这两种说法相反，是什么原因呢？所谓饮而称为支饮，是说它像支流一样没有从正道流出。水饮没有从正道排出，肾阴仍然能够向上输布，所以不会口渴。留饮是水饮正好停留在胸中，气怎么会不短，口渴怎么会不发生？由此可见，痰与饮应当加以区分。水与饮有时可以区分，有时又不能区分。根据口渴还是不渴，就可以决定取用茯苓，还是取用猪苓、泽泻。

译再进一步思考，仲圣所用这三味药的证候，多是口渴与呕吐兼见，难道不是既治疗口渴，也治疗呕吐吗？却不知道专门治疗呕吐的药是半夏、生姜，正如葛根、栝蒌是专门治疗消渴的药一样。仲圣用茯苓甘草五味姜辛汤治疗咳嗽、胸满时说，有呕吐的就再加入半夏。既然已有茯苓，还要再加入半夏，正说明茯苓不能治疗呕吐；不加入猪苓、泽泻，也说明它们不能治疗呕吐。可是《呕吐篇》中的猪苓散，明明是治疗呕吐而想喝水的。茯苓泽泻汤，明明是治疗胃反、呕吐而口渴想喝水的。现在如果一定说它不能治疗呕吐，谁会相信呢？但如果一定说它治疗呕吐，与小半夏汤等方相同，那么这些方剂为什么多见想喝水、饮水的证候，唯独把泄水作为止渴的方法，这其中的道理就容易明白了。如果是通过泄水来止呕，那么呕吐本身已经把水吐出去了，还要药物做什么呢？这样看来，仲圣的话实在很值得玩味。猪苓散中“思水”三个字，是承接上文“后思水”来说的。这里的“思水”，是说先想喝水；先想喝水而后发生呕吐，就是所谓先口渴后来却呕吐，是因为水停留在心下。水停在心下的人，越口渴就越想喝水；胃反呕吐的人，胃气虚弱而且寒，不至于出现口渴。如今口渴而想喝水，这是阴中有阳的证候。所以在“吐下”之间加上一个“而”字，用来使人警醒。[原文“加一而字”表述疑有讹误]这与其他胃反不同，与其他呕吐也不同。生姜、桂枝、甘草、白术，是用来温暖胃气、止住呕吐的。茯苓、泽泻，是用来泄去水邪、止住口渴的。证候既然兼有两方面，药物也分别发挥各自的作用。有生姜而没有半夏，是因为口渴时忌用半夏。没有猪苓，是因为没有表证。泄水而又能兼顾止渴的药，以泽泻为优，所以加入泽泻。至于茯苓，协同泽泻泄水，协同生姜平降逆气，协同桂枝化气，协同甘草、白术补益中焦，所起的助益很多，所以用它的名字作为方名的首字。把茯苓与猪苓、泽泻相比，虽然它们同样不能治疗呕吐，但茯苓仍有辅助协助的功效。为什么呢？甘味先入脾，淡味主要滋养胃；茯苓味甘淡，不是猪苓、泽泻所能相比。它对于呕吐，是不用强行攻逐而采用安抚调和的方法。除此之外，茯苓通过泄水而奏效，在仲圣的方剂中还涉及三种病证：眩晕、心悸和咳嗽。必须把相近的证候区别开来，真正的病机才会显现；这与辨别呕吐和口渴没有两样。眩晕有肺痿、上焦虚弱所致的眩晕，有失精、下焦受损所致的眩晕，也有谷疸因饮食所致的眩晕，茯苓哪里可以不加辨别地使用呢？心下有支饮，这个人苦于头目昏眩，茯苓应当可以使用了。却不知道泽泻汤没有口渴也使用泽泻，是因为泽泻对于头目昏眩有专长。如果再用茯苓作为辅助，那么泽泻方本来要直达上部、治疗头目昏冒，茯苓却偏偏从旁抑制它，全部功效必然会受到损害。白术能够消除饮邪并守护中焦，足以作为泽泻的辅助，所以宁可去掉茯苓而加入白术。那么，头目昏冒与不是头目昏冒，有什么区别呢？所谓昏冒，是上部的阳气被水饮阻隔，不能进入阴分，于是向上泛滥，像重重蒙蔽一样；这种眩晕属于阳盛。用泽泻泄去水邪，再以阴气加以济助，眩晕才能平息。如果水饮向上冲凌，而上部的阳气不能与阴气相争，阴气便与水饮相互结合而成为病患，眩晕也会产生；这种眩晕属于阴盛。只有茯苓禀受阳和之性，擅长化气；水遇到它就会自行退却，阳气得到它便立即舒展。仲圣治疗这类眩晕的方剂不止一个，这里就不必一一列举了。水停在心下而眩晕，也同样是水停在心下而心悸。眩晕表现在外，心悸表现在内，只是分属不同而病源相同，所以眩晕平定后，心悸也会平定。心下心悸，是水邪侵入心部；脐下心悸，是水邪从肾中发生，似乎不能都用茯苓作为主治药了。然而上、中、下三部的水邪，都应当从小便排出；除了茯苓，还能归属于谁呢？而且开始时出现脐下心悸，后来必然连心下也心悸，这就是所谓水在肾而心下心悸。有些心悸不是茯苓所能治疗的，如小建中汤、桂枝甘草汤、炙甘草汤所治的情况，非要温养中气、补益心阳不可。茯苓味淡而能渗利，反而容易损伤正气，所以要排除不用。咳嗽的原因也很多，茯苓所主管的是痰饮所致的咳嗽。但有痰饮也不适宜使用茯苓：半夏麻黄汤所治的是有痰饮而心悸，用麻黄振奋心阳，把痰饮从表部泄出；徐忠可称之为老痰，老痰不是靠渗利能够排除的。甘遂半夏汤所治的是有留饮而腹泻，用甘遂、甘草并加白芍，顺着腹泻的势头把留饮排下；如果一定要使它从小便走，就错了。除此之外，有痰饮而适宜用辛味药发散、适宜用苦味药下降的情况，就不必再说了。咳嗽属于肺病，茯苓向下渗利，就会使肺邪不能解除，所以在咳嗽证中使用它的情况很少。只有咳嗽而冲逆之气夹带痰饮向上，胸满又是由痰饮所致的，才用茯苓使其下行、泄去痰饮，见效非常迅速。那么，茯苓并不是能够治疗咳嗽，而是治疗痰饮罢了。并不是能够治疗痰，实际上是治疗饮。苓桂术甘汤治疗痰饮，效验神奇；而且推举茯苓为君药，正在于使轻微的饮邪从小便排出，由此可知痰饮确实需要茯苓。至于它治疗饮、治疗水，能够使上、中、下三部的水饮统统从小便排出，也是有原因的。茯苓味甘淡，是调治胃的正药。它颜色洁白而且纯正，所以也兼入肺。肺主管皮毛，而太阳经与它相应，所以茯苓又进入太阳经。味淡而能渗利，于是又从皮毛进入太阳经所主的腑；肺和胃主管下降，膀胱气化后水液便能排出。它利小便，大概有从高处倾水、势不可挡的作用。仲圣遇到小便不利，常常一定说要加茯苓，正是这个缘故。利小便是仲圣明文记载的功效，实际上也是《本经》留下的训示，绝不必因为它能止消渴而滋生学人的疑惑。难道说利小便就足以穷尽它的长处吗？并不是这样。再试着从仲圣的方剂来考察：肾气丸主治小便不利，以及消渴、小便反而过多。小便不利，是肾中阴气壅滞；用茯苓配桂枝、附子消除阴邪，就能使壅滞得到疏通。小便反而过多，是肾中阳气虚弱；用茯苓配桂枝、附子扶助阳气，就能使虚弱转为强盛。又可以用来祛除表部湿邪，如防己茯苓汤。可以用来解除咽喉窒塞，如半夏厚朴汤。可以用来开通胸痹，如茯苓杏仁甘草汤。可以用来治疗下部的症痼，如桂枝茯苓丸。可以用于补益剂，如薯蓣丸。可以用于治风剂，如侯氏黑散。大概只有茯苓凭借甘淡的味道和温和的药性，能够在气中消除水，在水中化生气，并随着其他药物承担繁重复杂的作用；所有这些都不超出这个宗旨。如果制剂配伍不恰当，茯苓的真正作用就不能显现，也未必不会产生危害。卷四。猪苓。

译《本经》说猪苓能利水道，却没有说能止消渴。但仲圣以猪苓命名方剂，必定是出现口渴后才用它，怎么会没有原因呢？邹氏说猪苓能够使阴气升起，以调和阳气、化解水邪；打个比方，就像枫叶已经变红，于是便能够立即凋落。虽然《本经》《别录》中没有使阴气升起的记载，但考察《尔雅正义》《述异记》《一统志》《南方草木状》《物类相感志》以及荀伯子的《临川记》，其中所记载的枫树各种灵异之事，确实都与阴气相感应。猪苓生长在枫树下面，外皮至黑，气味都淡薄，未必不能使阴气升起。何况水道既然通利，三焦就能通畅，肾气通过三焦向上运行，自然也会滋养胸部（《释名》说：消渴，是肾气不能周遍于胸部），消渴怎么能不停止呢？这一点与泽泻止消渴的作用，有相当之处。但它有不如泽泻的地方：泽泻形状圆，一茎直上，能够使最下部的阴气升起，以济助最上部的阳气，平抑最上部阳气的过盛。猪苓味甘淡，不能直上到头部，所以泽泻汤治疗头目昏冒眩晕时不用猪苓。然而猪苓的阴性之中含有阳气，能够打开腠理、通达肌表，这一点与茯苓不相上下，而泽泻也没有这种作用。五苓散、猪苓汤之所以能治疗脉浮发热，是因为其中有猪苓和茯苓。把猪苓与茯苓相比，它们相同之处，只在于都是太阳、阳明经的药罢了；猪苓究竟哪里足以与茯苓相比呢？茯苓结聚在土中，猪苓也结聚在土中。茯苓的肉质洁白，猪苓的肉质也洁白。茯苓味甘淡。猪苓也味甘淡。但茯苓的白色，光洁而纯正。猪苓的白色，幽暗而粗犷。茯苓味甘淡，得到的是土味的正气。猪苓味甘淡，得到的是土味的偏气。这就是茯苓主治范围广、猪苓主治范围窄的原因。卷四。竹茹。竹子颜色青绿而内部中空，与胆为清净之腑、没有出入物相类似。竹茹味甘而性微寒，又与胆喜欢温和的特性相宜。所以黄芩是治疗少阳经热的药，竹茹是治疗少阳腑热的药。古方治疗胆热多使用竹茹，但后世却没有人知道它是治疗胆病的药。呃逆的原因不止一种，胃气虚弱而胆热乘袭，也会发生呃逆。橘皮竹茹汤用人参、大枣、甘草补益胃气、滋养阴液，用橘皮、生姜调和胃气、疏散逆气；竹茹清除胆火，就是清除呃逆根源的药。橘皮汤没有竹茹，是因为手足厥冷属于肝气上逆。妇女哺乳孩子时，中气虚弱而胆热；胆热必然侵犯胃部，发生呕吐、气逆，以至于烦乱，热势也就很重了。竹皮大丸用石膏、白薇清除胃热并收敛浮越的阳气，竹茹使胆气转凉而清除热邪的根源；又担心中气虚弱难以承受寒药，所以加入桂枝的辛甘之性来引导药力。药物兼顾阴阳，所以加入甘草调和。如果气喘，就用柏实收束肝气，也是用来辅助竹茹作用不足的地方。卷四。蜂蜜。蜂蜜生用时性凉，能够清热；熟用时性温，能够补益中焦。味甘而调和，所以能解毒；味甘而滑润，所以能润燥；甘味能够缓和急迫，因此能止心腹、肌肉、疮疡等各种疼痛；甘润能够滋润、泄利并养护正气，因此能疏通三焦、消除各种疾病、调和百药。仲圣用蜜煎导法通利大便，这样看来，蜂蜜应当是下利时所忌用的药了。然而下利也有使用蜂蜜的情况，其中一种是猪肤汤所治的证候：少阴伏藏的邪气向内发作，阴气向下泄而阳气向上乘，导致下利、咽痛、胸满、心烦；津液受损，脾气也困顿了。用猪肤顺着阳气引导阴气，使邪热平息，阳气就不会再向上乘袭。白粉扶助脾气而止泻，阴气就不会再向下泄。白蜜则辅助猪肤滋润津液，帮助白粉安定中焦，所以加入白蜜。另一种是甘遂半夏汤。脉象沉伏，是体内有留饮；想要自行腹泻，腹泻后反而觉得轻快，说明腹泻尚未立即发生，一旦腹泻便会舒快。心下持续坚硬胀满的人，腹泻后胀满会减轻，过一段时间又继续出现；这是饮邪在上而肠道干燥，导致饮邪想排出却排不出去，几乎与痢疾后重没有区别。所以用半夏、白芍，消除上部的饮邪并使其下降。用甘遂、甘草，借助二者药性相反的力量来激发排邪作用。白蜜滋润津液、化解干燥，以加快饮邪排出；这就像治疗痢疾后重使用阿胶一样，这两张方剂使用蜂蜜的意义就在这里。卷四。白僵蚕。蚕是吃桑叶的虫，桑树能够祛风，所以蚕的药性也接近桑树。而且蚕感受风邪便僵死，用来治疗感受风邪的病更为适宜；它味辛、气温而性燥，所以治疗湿盛所致的风痰，不治疗燥热所致的风痰。朱丹溪说它能从治相火，散除浊邪、逆气、结滞所形成的痰，这个说法正合适。汪庵删去了“从治”二字，认为它是散除相火逆结所形成的痰；那么他把僵蚕看成了什么样的药呢？小儿惊痫、夜间啼哭，是肝热生风，又被痰湿困滞，使阳气不能舒展，所以到了夜间更加严重。僵蚕攻逐痰湿并疏散肝风，所以用来治疗这些病证。至于男子阴部疮疡、女子崩中下赤白带，以及产后残留的疼痛，无非是厥阴经风湿为患，并没有其他深奥的道理。邹氏说蚕吃桑叶而有津液留在体内，又把它解释为能够疏通泥淖、堵塞漏卮；这不仅违背了僵蚕燥湿祛风的意义，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也不免前后矛盾。卷四。水蛭。

译水蛭和虻虫，同属于吸吮血液的药物，能够驱逐瘀血、破除结块。但仲圣的抵当汤、抵当丸，必定把这两味药同时使用。桃核承气汤、下瘀血汤，却又都不同时使用这两味药。其中的原因，是可以说清楚的。成氏说：咸味能够胜过血，血蓄积在下部，能够胜血的药必定以咸味为主，所以以水蛭为君药。苦味能够走血，血结滞而不能运行，破血的药必定要用苦味来辅助，所以以虻虫为臣药。张隐庵、张令韶说：虻虫和水蛭，一个飞行于上，一个潜行于下。上部的热邪随着经脉进入，飞行的虻虫抵御它。下部的血被热邪瘀滞，潜行的水蛭承担治疗它的作用。考察这段论述，对水蛭、虻虫的认识很精当。而抵当汤所配伍的大黄、桃仁，也并不是泛泛地随意配用。这四味药都属于血药，但桃是肺之果，桃仁的气性微微趋向表部，配合虻虫走表逐瘀。大黄清除热邪并向下运行，配合水蛭走里破结。二者共同归于攻治少腹以下的瘀血。抵当丸的证候与抵当汤完全相同，只是少腹胀满，还没有达到坚硬的程度。小便本来不利，如今反而通利了，那么蓄血必定只是暂时形成，还没有持续很久。抵当汤减少了药物的数量，又把药捣成丸剂煎煮服用，是因为随着经脉传来的热邪停留在表分的较多；采用峻猛药物轻取的办法，使热邪全部收入罗网，瘀血不再聚集，也不会过多损伤正气。至于桃核承气汤的证候，与抵当汤相差悬殊。太阳病没有解除，传到下部后就会痊愈，这是一层意思；就是说蓄血而血能自行排出的，不必攻下，血自行排出也就会自行痊愈。“其外不解”到“当先解外”是另一层意思；就是说血不能自行排出时适宜攻下，但太阳病传入本经时如果表邪尚未解除，就应当先解除表邪，不能因为下部有蓄血便立即攻下。“外解已”到“宜桃核承气汤”又是一层意思。“外解”说“已”，“少腹急结”说“但”，可见表证已经没有，不必再顾虑表证。少腹拘急结聚而不是坚硬胀满，病人也不像发狂；洄溪所说的，这是瘀血将要结聚的时候。桃核承气汤，就是在调胃承气汤中加入桃仁、桂枝；加入桃仁、桂枝后仍然命名为承气汤，明确表示这个证候与阳明有关。太阳病发汗解除以后，原本就有阳明腑实的忧虑；如今没有腑实而出现少腹拘急结聚，也未必不是肠胃中的热邪向下逼迫膀胱。用桃仁协调调胃承气汤的药力，既能向下驱除膀胱中的血瘀，也能向上清除逼迫阳明的热邪。加入桂枝，是因为膀胱属于寒水之腑，热结刚开始萌发时，突然用黄硝攻折它，气必然先郁滞，所以用桂枝化解膀胱之气。而且桂枝配合甘草，能够散解结聚、缓和拘急，又是治疗少腹急结的重要药物。考察桂枝茯苓丸所治的症瘕，温经汤所治的瘀血停留在少腹不去，土瓜根散所治的少腹胀满疼痛，都使用桂枝，由此就知道这里用桂枝并不是为了解表。前者用桂枝配芍药来收敛，这里用桂枝引导黄硝，桂枝正是因此能够抵达少腹。下瘀血汤所治的瘀血在脐下而不在少腹，不说“蓄”而说“着”，是因为血瘀形成不久，腹痛也是新近发生的。何况是在产后，怎么适宜使用峻猛攻下的方法呢？既然服用枳实芍药散而没有痊愈，那么无疑是血液被热邪灼伤而不能运行。用大黄、桃仁清除热邪、驱逐瘀血，用[原文“虫”字前缺字]引导血液、疏通经络；制成蜜丸来调和药性而不伤津液，用酒煎煮以运行药力而不使其过快下行。合用这些药物，就能共同发挥去除脐下瘀着的功效。这与抵当汤、抵当丸使用虻虫、水蛭的情况，难道可以相提并论吗？关于桃核承气汤的治疗作用，我已经详细辨析过了；唯独这“热结膀胱”四字，前人多把它看作太阳病传入本经时的通用说法，认为热邪随着经脉进入膀胱，有水结和血结两种情况；五苓散用来治疗水结，桃核承气汤、抵当汤、抵当丸用来治疗血结。却不知道所谓热结膀胱，只有血结，并没有水结。这是因为膀胱是津液之腑，气化后水液才能排出；所以小便不利，是气分的病，不是血分的病。考察《巢氏病源》，淋病到了热势很重时就会转变为尿血，这何尝不是膀胱之热由气分进入血分呢？而《外台秘要》治疗血淋的各种方剂，都不用桃仁、虻虫、水蛭，是因为那是尿血而不是蓄血。血没有蓄积，只能说热势旺盛，不能说热邪结聚。而且五苓散不能治疗膀胱热结，本来就有明显的证据可以证明。考察仲圣使用五苓散的各种证候，不是说脉浮、微热，就是说水逆。必须把药末服下，又多喝温水使其出汗，这是想让邪气从表解散。如果是热邪结在膀胱，怎么能够逆向挽回并使它排出呢？之所以口渴而小便不利，是因为太阳经的标部受到寒邪逼迫。热邪将要传入本经，于是与少阴这个主水的脏腑都不能正常运化，连三焦的水道也阻滞而不通畅；这样上部得不到肾阴的滋助而口渴，下部水液想排出却不利。服用五苓散后，各种弊病都能祛除，因为热邪并不在膀胱。而且五苓散利小便的作用，怎么能与滑石、乱发、白鱼、戎盐、瞿麦之类同等看待呢？试问，桂枝能利小便吗？而桂枝不是用到四两就不能利小便，如今只用半两。难道是桂枝与茯苓合用后才能利小便吗？而防己茯苓汤把桂枝、茯苓同用，是治疗水气停留在皮肤。难道是桂枝、茯苓、泽泻合用后才能利小便吗？而茯苓泽泻汤把桂枝、茯苓、泽泻同用，是治疗胃反呕吐。难道是茯苓、猪苓、白术合用后才能利小便吗？而猪苓散把茯苓、猪苓、白术同用，是治疗想喝水而呕吐。难道是白术、泽泻合用后才能利小便吗？而泽泻汤把白术、泽泻同用，是治疗支饮所致的头目昏冒眩晕。柯氏论述五苓散，说得很好：重点在脉浮、微热，不在小便不利，确实领会了仲圣创立此方的宗旨。卷四。蛴螬。蛴螬生长在粪土中，粪土就像人体中的恶血。等到它变成蝉，就吸风饮露，最为清洁，就像人体的眼睛不能容忍一点尘埃。所以它能破除瘀血，就像蛴螬由粪土中产生一样。它主治眼睛里的淫肤、青翳、白膜，是因为蛴螬变成蝉，能够把秽浊转化为清洁。仲景使用[原文方名缺字]虫丸，正是因为两眼昏暗发黑；但虚劳而没有血瘀的人不宜使用。卷四。龙骨。龙骨并不是没有真正的，只是不容易得到罢了。药铺所出售的，是龙蛰伏在土中，到了春天惊蛰时破土上腾所留下的东西。它蛰伏的地方，土于是黏结坚硬得像石头，形状又像龙，所以它的功用接近真正的龙骨。龙是东方之神，而龙骨黏舌；它的作用多在心、肝二经。它能收敛浮越的正气，安定魂魄，镇定惊痫。至于徐氏说龙骨能收敛正气而不收敛邪气，所以伤寒邪气尚未尽除时也可以使用它。邹氏说龙骨、牡蛎，能够推挽空灵的阴阳，这与其他药物发散、收敛有形之物的阴阳不同。所以桂枝汤和柴胡汤可以合并组成一方：龙骨摄纳阳气使其归于土，牡蛎依据阴气来召引阳气。这两种说法都极其精当。卷四。龙齿。

译龙骨以白色的为上品，龙齿以青苍色的为佳。生的龙齿略带黑色，[原文“之”字前缺字]后颜色如翡翠般可爱，功效比白色的更为迅捷。许叔微说：肝脏所藏的魂能够变化，所以魂游离不定的人，用龙齿治疗。古方如远志丸、龙齿清魂散、平补镇心丸，都是收摄肝气的方剂。卷四。鲮鲤甲。就是穿山甲。穿山甲主治五脏邪气所致的惊恐、啼哭、悲伤。能够导致惊恐啼哭的邪气，不论属于五脏中的哪一种邪气，本来都是非正常侵入的邪气，难以立即抵御，后来便发作成惊恐啼哭。由惊恐啼哭发展为悲伤，是因为邪气乘着肺气虚弱而与之合并。这时疏通气道的阻滞，先解除邪气，这正是穿山甲所能承担的作用。如果要调理偏盛偏衰、安定神志，就还需要使用其他药物，应当斟酌配伍，以妥善处理后续。后世使用穿山甲，多见于疮疡和疟疾两类病证。因为疟疾必定有风、痰、湿、浊阻塞经络；疮疡则是肌肤腠理壅滞，若不是药性锐利、善于穿透的药物，就不能疏通排除，使病邪发散出来。如果疟疾已经涉及虚证，疮疡已经溃破之后，就不是穿山甲所能发挥作用的了。卷四。乌贼、鱼骨。乌贼鱼由寒乌入水变化而成，它的骨头洁白；骨是肾的合，颜色白又属于肺，所以能够摄纳气进入血中，因而能化解血中的气。乌贼肉肥厚润泽，而骨头独自干燥，又能燥化血中的湿邪。血闭、症瘕、惊气入腹、腹痛环绕脐部，都是血被气机郁滞所致。漏下赤白、阴部蚀损、肿胀疼痛、疮疡多有脓液，都是血被湿邪扰乱所致。用乌贼鱼骨治疗，就像磁石吸引针、琥珀拾取芥子一样自然有效。再从“惊气入腹”的意义来推究：受到惊恐，气机就会紊乱；进入腹部后，气就向下趋行而没有停止的地方。乌贼鱼能够在水中下锚并黏住岩石，又怎么会担心惊气不能止住呢？卷四。龟甲。水中的动物离开水就僵死，陆地上的虫类一没入水便死亡。只有龟常年沉浸在水中也能生存，最终让它居住在陆地上也能生存，所以能够治疗水火相互侵害的病。轻捷灵活的东西一旦迟重就会危险，迟重的东西又不能轻捷灵活；只有龟的腹背自然迟重，而头尾和四肢自然轻捷灵活，所以能够治疗内外不能相互应和的病。披着铠甲的东西，是用坚硬来遮蔽自己，用包裹来保护自己；只有龟虽然有甲，但甲片纵横形成纹理，一片片可以[原文缺字]。虽然可以[原文缺字]，但上下紧密包裹，没有一点缝隙，所以能够治疗应该开却不开、应该闭却不闭，以及开闭相互争持的病。漏下赤白、小儿囟门不闭合，不就是应该闭合却没有闭合吗？症瘕不就是应该打开却没有打开吗？疟疾不就是开与闭相互争持吗？五痔、阴部蚀损、小儿头疮难以干燥收口，不就是水火相互侵害吗？湿痹导致四肢沉重无力，不就是内外不能相互应和吗？大概人的整个身体，没有不是以水火作为枢纽的。水与火相互违背时，气舒张而形体不能随之舒张，气收缩而形体不能随之收缩；龟甲能够帮助气舒张，也帮助气收缩。火没有水来滋养，龟甲能够滋养它的水。水受到火的阻隔，龟甲能够熄灭它的火。甚至水停留在幽深隐蔽之处而火的通路难以畅通，火容易萌动而水的滋润不能到达，都可以借助龟甲来增减调节、维系水火。这是邹氏的论述，自古以来的注家都没有这样精当的说法，我略微改动几个字而保存下来。龟甲所治疗的水，不是流动的水。所治疗的火，也不是猖獗暴烈的火。对于邹氏所说的水火，正应当善于领会。张氏说：龟甲能够引导阳气向下归根，又能使阴气向上运行。可以与邹氏的说法相互参照。只是阴阳是从道理上说的，水火是从证候上说的罢了。人只要安静下来，明慧就会产生；龟位列四灵之一，安静镇定而不受扰动，所以能收摄喧嚣浮动之气，使灵明自然深厚。诸家说它能够滋养，这本来并没有错；但终究不如《别录》用“资智”二字来品评它的精妙。卷四。鳖甲、牡蛎。鳖甲、牡蛎的功用，明显有不同的地方，自然不会在使用时混淆。只是因为它们都能清热、[原文缺字]坚，人们常常把它们视为一类，完全不加区分。却不知道这正是应当明确辨别、不能忽视的地方。甲介类属于金，金主攻伐锐利；气味咸寒就进入阴分，这是二者相同的地方，也是它们都擅长清热、[原文缺字]坚的原因。但它们各自的道理不同，功用也因此有分别。鳖只有雌性而没有雄性，甲壳四周有肉裙，用肉包裹着甲壳，这是柔中有刚、阴中有阳。牡蛎只有雄性而没有雌性，[原文缺字]相连像房屋，房屋内部有肉，这是刚中有柔、阳中有阴。鳖属于甲介类而且卵生，颜色青，所以进入肝，药气沉降而趋向里部。牡蛎属于甲介类而由化生而来，颜色白，而且在南方生长、向东方，得到春季木气，所以进入肝，药气浮动而趋向外部。趋向里部，就向下联系肾；趋向外部，就向上联系胆。《本经》说鳖甲主治心腹部的症瘕坚积，说牡蛎主治惊恐、恚怒之气所致的拘急或弛缓。仲圣在鳖甲煎丸中使用鳖甲，是为了破除症瘕。在小柴胡汤中加入牡蛎，是为了消除胁肋胀满。所谓向里联系肾、向外联系胆，正可以由此推知：它们在清热、[原文缺字]坚以及不能没有[原文缺字]钝方面存在差别，清热作用也有深浅之不同。由此看来，凡是鳖甲主治阴部蚀损、痔核、骨蒸的病证，哪里能够用牡蛎代替呢？牡蛎主治盗汗、消渴、瘰[原文缺字]颈部结核的病证，哪里能够用鳖甲代替呢？鳖甲能够去除恶肉，又能收敛溃破的痈疮，是因为阴气既得到补益，阳气于是就调和了。牡蛎能治疗惊恐、恚怒，又能止住遗泄，是因为阳气既受到收摄，阴气也就得以固守。卷四。文蛤。考察仲圣的文蛤散、文蛤汤，口渴时不用栝蒌之类，有表邪时不用桂枝之类，却唯独使用文蛤，几乎没有人能明白其中的原因。等到仔细研究它所治疗的三种证候以后，才知道适宜用文蛤而不适宜用其他药物，其中本来有极其精微而切合的道理。蛤是麻雀变化而成，具有从外界飞入水中的特点。贝壳上有文彩，也是它精气所凝聚的地方。药用的是贝壳，味咸，所以能够由表进入里部。气寒而性燥，所以能够清热并胜湿。它清除里的热邪，只清除上焦心肺的热。因为咸味平和，没有深入的能力，药气又走向表部，所以也分散了热邪的势力。《活人书》治疗血结胸，李防御治疗痰嗽、面部浮肿，都是治疗心肺的明确证据。而仲圣的认识又更加精妙。

译病在阳分，本应当发汗解除，却没有发汗，于是热邪遗留在表部。用冷水灌它，若内心烦热而外表起粟粒状疙瘩，那么这种寒是外加的寒邪，不必治疗寒，只须治疗热和湿；文蛤能治疗表部的热湿，正与这种证候相合。如果仍不痊愈，必定是热已经退去，而咸寒药物不能承受了。给予五苓散，是取其以淡味、辛味化气，使表邪完全消除。吐后口渴想喝水，而且贪饮，贪饮是由于心肺热盛；口渴发生在吐后，必定是表部还残留着邪气。所以用麻黄、杏仁发汗，随即用文蛤配合石膏清热，用甘草调和中焦，用生姜、大枣调和表部；麻黄、杏仁只用三两，而文蛤、石膏各用到五两，主旨正在于清热。麻黄、杏仁的力量较弱，所以兼能主治轻微的风邪；这道汤实在不是为风寒证而设的。至于口渴想喝水而不能止渴，也用文蛤散主治。所谓不能止渴，就是贪饮；既没有吐后残留的邪气，那么只要止住它的热渴，就足以治愈疾病。文蛤治疗表热时不一定有口渴；治疗心肺内部的热，那么正能止渴。这是因为这种口渴并不是津液亏损，也不是小便不利。卷四。鸡矢白、鸡子白、鸡子黄。鸡属于酉金，又属于巽木，具备金木之气，本来就有攻伐脾土的长处。使用它由水谷所化成的白色粪便，就尤其能化解停滞、消除积滞，引导浊邪向下运行。所以脾土的职能恢复，鼓胀就会消退；风木之气平和，转筋自然就会停止。它能利小便并止住遗尿，是因为遗尿导致小便不利。使用白色的，是取其所得金气较多；没有白色的也可以，不必拘泥。《圣惠方》用原蚕沙治疗霍乱转筋，是从鸡矢白散脱胎而来，也是因为蚕沙能胜风去湿，引导浊邪向下运行罢了。卵白属阳，蛋黄属阴；白色之气轻，黄色之气重，所以蛋白能解散浮越的阳气，治疗眼部热、红、疼痛，以及咽中生疮。蛋黄能涵养培育真阴，主治心中烦热、不能安卧，以及百合病吐后、儿童热疮、妊娠胎漏。《本经》中“蛋白止小儿下泄”这一句话，最值得体会。小儿因热而泄泻，只用气清而微寒的蛋白治疗，就会见效。如果是成年人，就适宜使用苦寒药物。如今人们治疗泄泻，不知道还有热邪壅塞经脉通道、水谷不能化为赤色而直接趋入大肠这一证候，一概从事于淡味渗利、温热燥烈的治法，读到这里，怎能不感到惘然。卷四。猪胆汁。《伤寒论》说：少阴病下利、脉微弱的，给予白通汤；下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躁的，白通加猪胆汁汤主治。可见，明明是因为干呕烦躁才加用胆汁的。干呕烦躁，是少阳木火向上冲击心胃所导致的。如果只是寒，就不会烦躁，也不会干呕。霍乱下利清稀水谷、里寒外热、出汗而厥逆的，通脉四逆汤主治。呕吐停止、下利断绝，出汗而厥逆，四肢拘挛紧急而不能缓解，脉微弱将要断绝的，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主治。在“四肢拘急”下面又增加“不解”二字，必定是已经依法治疗，却仍然不能缓解。按照白通加猪胆汁汤的例子推断，先前给予的应当就是通脉四逆汤；服药后仍然汗出、肢厥如故，又出现拘急不能缓解、脉微弱将绝的情况，并不是治疗方法不恰当。四肢是诸阳的根本，阴邪充斥四肢，阳气就被阴邪束缚，想要伸展却不能；投入姜、附等热药，阳气在内抗拒，阴邪在外争斗，拘急又从哪里能够解除呢？拘急是筋脉收缩牵引所致；筋属于肝，肝与胆相为表里，姜、附之性不能承受，是胆造成的。相火得不到治疗，君火又怎么能独自得到治疗呢？所以有的表现为呕吐烦躁，有的表现为拘急，这就是猪胆汁两种情况都要加用的原因。胆汁味苦性寒，用在将要断绝的微弱阳气上，哪里还承受得起呢？殊不知阴中的火气正愤然而想要争胜，恰恰不是胆汁所能平靖的，所以从治也就是正治。而且仲景使用这个药，已经十分谨慎了。少阴寒邪直接侵入，是阳气突然虚弱，并不是本来就虚；而且体内还蕴含元阳，所以当其下利而呕吐烦躁时，可以加用胆汁。霍乱又吐又泻，正是中气散乱之时，胆汁非常忌用，所以必须等到拘急不能缓解，并且呕吐、下利已经停止之后，才加用胆汁。所谓不能缓解，就是仍然和原来一样。拘急刚开始时，何尝不适宜使用胆汁；可是仲景没有立即使用，另外也有可以由旁证来说明的道理。桂枝加附子汤说“四肢微急”，四逆汤说“内拘急”“四肢拘急”，芍药甘草汤说“微拘急”，都没有使用胆汁；唯独拘急发展到不能缓解时才使用它，难道不是因为它味苦性寒、会损伤正气，所以谨慎使用吗？然而张隐庵说，胆汁能够激发肾脏的汁液，资助心主之血。如果果真如此，那么仲景的方剂中应当不止一两处使用胆汁。为什么竟然疏忽观察到这种程度呢？胆脏与肝叶，疾病常常相互关联，医家也多把二者连在一起称说。否则就偏重于肝，动辄说肝气、肝阳，很少有人把它辨别为胆病。然而肝是阴经，胆是阳经；肝属风木，胆属相火。凡是见到上升和火热的证候，肝必然夹带胆，或者竟然属于胆病。李濒湖说猪胆能去肝胆之火，这就是我所说的从治也就是正治，只是把肝和胆并提罢了。成无己则说，通脉四逆加胆汁，是补肝而调和阴气，又只称肝而没有涉及胆。拿这两种说法权衡，李氏的说法自然胜过成氏。刘潜江却抬高成无己而贬低李时珍。他说：我见过一位医生治疗时而泄泻、时而停止的病，每次都用猪胆汁炒黄连、柴胡，和其他药物一起使用，泄泻便随即停止；不用胆汁炒制，就没有效验。如果不是因为补肝，使血液调和、风邪平静，仅仅像李时珍所说的那样平息肝胆之火，那么黄连一类药怎么会少有效验呢？刘氏的昏暗无知真是太厉害了！胆汁与姜、附同用，告诉人们胆汁是治疗胆火的正治之法，人们固然未必肯相信。如今把胆汁与柴胡、黄连配合使用，去掉胆汁就没有效验，这简直是胆汁自己表明了它的功效。为什么呢？胆汁味苦性寒而滑利，极能通利大便。如果是肝泄泻，自然应当加胆汁而使泄泻发作；为什么没有胆汁，泄泻反而不能停止？这不就是所谓肝病夹杂胆病吗？用黄连治疗肝，是以寒胜热，以苦味燥湿。用胆汁治疗胆，是平息胆中的壮火，以扶助生发之气，不使它随着肝气向下运行。只治疗肝而不治疗胆，所以没有效验。况且柴胡是少阳药，显然是与胆汁相互协助，以挽救少阳之气。成氏的说法，是凭空凿造、没有根据；刘氏却随之附和，医道实在难以说清了。卷四。猪肤。

译少阴的热邪向上，就会出现咽痛；用与少阴同气的东西，使药力停留在上部以清除热邪，除了猪肤没有什么能够胜任。所以医家多用它取得疗效，而仲景的猪肤汤实际上开创了这种用法；现在姑且试着用我的说法作一番解释。下利、咽痛、心烦，都是少阴病；只有胸满似乎涉及少阳，却不知道少阴经脉的支脉，从肺中出来，联络心脏，注入胸中。下利既然泄耗了肾阴，那么虚浮的阳气向上乘越，便因中焦脾土失去职权，而在经气所到之处纷扰，导致咽痛、胸满和心烦。因为这是虚证而不是实证，所以胸满还不至于疼痛，不必使用攻下陷里的药剂。这时潜伏的邪气刚刚发作，还没有由血分传及气分，也没有必要使用苦寒药物损伤正气。猪属于水畜，猪肤味甘、性寒而轻浮，自然能够从上部引导向下，使客热平息。然而下利并不是湿邪；如果不加白蜜，就不足以润燥益阴。病患同时见于上下，便适宜建立中气；如果不加白粉炒熬至香，就不足以使脾舒适、振奋脾的困惫。这个证候本来就与少阳无关，而邹氏又因为痉病使用大承气汤时有“胸满”二字，便把它作为涉及阳明的证据，这又哪里足以作为依据呢？卷四。羊肉。羊这种动物，古代的说法极其深奥；有人说它是火畜（《礼记·月令》和《周官》庖人注），有人说它是土畜（《淮南子·时则训》和《吕览》孟春注），有人说它具有西方的性质（《牲子胎教篇》），有人说它是土木之母（《淮南子·时则训》），五行之中已经占了四行；而就我个人的思考来说，即使说它是水畜，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羊以西北方所产的为好，有长胡须的，可以配得上“长髯主簿”这个称呼（《古今注》）。它又喜欢登临山崖倾斜险峻的地方，完全没有恐惧之意；它肾气的充实坚固，不是其他牲畜可以相比的。只是五行之气全都具备其中，而以得到火土之气尤其多。所以仲景用它治疗寒疝腹痛和产后腹中疼痛，取其气热味甘，足以温暖脾脏、缓和中焦。能够温脾缓中的药物还有不少，这里为什么非羊肉不可呢？是因为病证不只在脾，羊肉也正不只是治疗脾。《素问》称之为心疝，小腹应当有形；又说任脉发生病变，男子体内结成七疝，寒疝就是七疝之一，怎么能说它与肾无关呢？即使是仲景的大乌头煎、抵当乌头桂枝汤，都是治疗寒疝腹痛，也都使用乌头。乌头，是对外驱散寒湿、对内温补肾阳的药物。《外台秘要》的乌头汤，还用来治疗寒疝发作时使人阴部收缩。何况胁肋疼痛、里急，明显是寒邪侵袭厥阴；产后血虚，也无不属于下部有寒。小建中汤虽然能治疗腹痛，哪里能够治愈这种严重的证候呢？兑卦代表羊；兑卦的两个阳爻在下，一个阴爻在上，羊大概具备刚强凶悍的性质（《易·大壮》疏），而且能够在阴中化生阳气。寒疝是肝肾的阴气共同受到寒邪困扰。羊肉温暖脾脏、缓和中焦，而肝肾的虚寒也能得到它温补的益处，所以用来治疗这个证候，最为恰当。它必定要与当归、生姜协同用力才能奏效，是因为羊肉能在阴中化生阳气，却不能驱散阴中的寒邪；这正是当归、生姜辛温之性的作用，说它们是羊肉的先导也可以。卷四。阿胶。阿胶是补血的圣药，不论属于哪一经，都能承担补血的作用。味道浓厚属于阴，阿胶的味道最为浓厚，使用它必定是为了补益；不适宜补益的，就不要使用。白头翁汤加阿胶，就说是下利而虚弱到了极点。内补当归汤，则说失血过多时加阿胶。仲景、孙真人都有明确的教诲。然而阿胶并不是填补之品，不能与熟地黄、山药相提并论。阿胶用济水所产的黑驴皮煎炼而成，药性容易向下运行，而且能使大肠滑利，对下利并不适宜。为什么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能够治疗下利呢？不知道这是湿热积滞所致的热痢，正是借助阿胶滑利的功效。所以张洁古用加减平胃散治疗热痢，在脓液较多时使用阿胶。口渴，不是热邪灼伤津液，就是下焦的阴液不能向上输布。阿胶不能清热，药性又向下运行，怎么能够止渴呢？然而猪苓汤既治疗发热而口渴，又治疗下利而口渴，证候本来不适宜使用阿胶，却偏偏用阿胶辅助。不知道这些都是因为热而口渴、下利，水液蓄积在体内而与热相结合；津液已经大受损伤，又给以猪苓一类味淡、渗利而燥烈劫夺津液的药物，津液岂不是要枯涸了吗？辅以阿胶，是为了滋润津液，挽救猪苓一类药物的偏性，并不是用来治疗口渴和下利。由此推论，黄土汤燥湿，鳖甲煎丸破除结块，温经汤运行瘀血，大黄甘遂汤攻下血分、驱逐水邪，也绝不是滋润柔和、浊腻的阿胶所能胜任的。这是因为阿胶补血、润津液而向下运行，不会妨碍燥湿、破结、行瘀、下血、逐水各项作用，而且还能辅助这些药物力量所达不到的地方，所以需要用到阿胶。如果拘泥于黄土汤等方，拿燥湿等功效来责求阿胶，那与盲人摸象、瞎子摸蜡烛的见识有什么不同呢？卷四。犀角。对于犀角这一味药，有人说它是胃药，有人说它是心药；有人说药性上升，有人说药性下降；有人说用它发汗最为迅速，有人说用它治疗血证与经旨不合。毒物进入土中就会被化解；牛属于土，而犀角黑色之中有黄色花纹，黄色之中有黑色花纹，虽然属于水畜，却未尝不秉受土德，说它是胃药也当之无愧。《释名》说：心，就是纤细；所认识的细微事物没有不能贯通的。犀角中有白色星点贯穿到顶端，夜间看它会发光，说它是心药也当之无愧。犀角的角长而且锐利，中空而能通气，气味苦、酸而兼有咸味，性寒，所以能到达最上部和最下部，也能到达最内部和最外部；它实际上既不上升也不下降，不发汗，也不驱逐实邪，是心胃药却不专门走心胃，是血药却不泛泛治疗各种血证。考察《千金方》和《外台秘要》两部书，使用犀角的证候，有在上部的，有在中部、下部的，有在表的，有在里的；不分上下表里，总之只有血热而且有毒的才适宜使用它。各家的说法，都免不了各有偏颇。论述犀角最为精当的，必定首推邹氏。然而他说使用犀角必定外有表证，并且肌肤也有病变；可是他所引用的《外台秘要》中的各个证候，却都没有表证。所谓表证，是说有表邪、适宜发汗；犀角虽然有与麻黄同用的情况，却不能单独任用来发汗。邹氏又因为《金匮要略》的升麻鳖甲汤没有犀角，就说那是无表证；而《外台秘要》治疗喉痛使用犀角，就说那是有表证。但升麻鳖甲汤所治的证候并不是没有喉痛，不明白他的疏漏错乱为什么会到这种程度。

译邹氏引用魏培的话，说犀角是“倒置的大黄”；这句话阐发大黄治疗从中部向下的火，犀角治疗从下部向上冲的火，意义极其精妙，但仍然没有说尽。《本经》说大黄主治下瘀血，犀角主治解百毒；由此推演，大黄除去血分的热结，是驱逐它向下。犀角除去血分的热毒，是解除它并使之消散。大黄不说解毒，是因为热邪结聚在虚弱之处，所以其作用多在肠胃。犀角不说下瘀，是因为热邪侵淫在实处，所以其作用多在肌肤。大黄味道极苦，颜色极黄，药性又猛烈峻厉，自然能够驱逐有形之物向下。犀角是灵异之品，无论毒邪在何处，遇到毒邪就会奔赴；若说它能由上而降、由下而升，那就是过分誉美它了。陆九芝《世补斋医书》中的《犀角升麻辨》，看起来精细详尽，仔细核查却疏漏错乱得非常厉害。用升麻代替犀角，孙真人《千金方》中早已有这句话，并不是始于朱奉议的《活人书》。这两味药都中空、能通气而进入阳明经，味苦而能发散，所以《本经》都主治解百毒。然而升麻主治气分，犀角主治血分。升麻升举阳气而解毒，犀角清解血热而解毒。二者本来就有所不同，似乎不能相互替代。殊不知孙真人使用犀角的方剂不止一个，唯独在《伤寒杂治门》的木香汤中说，热毒旺盛的加犀角；没有犀角就用升麻代替。因为它所治疗的是疮疡烦痛，是阳气被阴邪郁闭，所以方中使用木香等辛温、宣通阳气的药物；热邪旺盛就会产生毒。升麻能够解毒而又能升举阳气，也没有什么妨碍，所以可以代替犀角。朱奉议把这种方法施用于犀角地黄汤等方，当然应当受到陆氏的讥评；但陆氏实际上也不能说没有错误。关于提引邪气向外、引导邪气向内陷入的说法，流传已久，我哪里敢凭臆见加以驳斥；只是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对于发表和攻里的区别极其严格。即使病在阴经而使用发汗法，如果不兼见太阳脉证，就必定是邪气在表、在上。如果邪气离开本经而进入其他经脉，就用其他经脉对应的药物治疗；邪气得到药力便会自行解除，并不是把邪气提出来，使它迁移之后才解除。邪气虽然不在里，却不能使用发汗法的情况，仲景又常常反复叮咛来表达这一意思；这些都有确凿的证据。陆氏也知道所谓提邪外出并不是发汗；难道邪气不从外面出来吗？可以发汗的邪气，本来就在表、在上，从未听说有从里、从下把邪气提出来而使它发汗的。有人说升麻这个名称，是因为它能够升举而得名，本来就属于以升举作为治疗。殊不知所谓升麻，是能够把阳气从至阴之下升举起来。周慎斋说：凡是发生疾病的地方，都是阴、都是火，是阳气不能到达的地方。升麻升举阳气来治愈疾病，并不是提引邪气使其离开病处，不能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至于引导邪气向内陷入，只能说是导致它如此，不能说是引导它如此。凡是原本没有疾病的地方，先被药物损伤，邪气便乘虚而入，这是药物误用导致的，并不是像物与物相互作用那样可以彼此牵引。如果用寒药治疗寒病、用热药治疗热病，可以说是邪气被药物引入了。然而这只是滋长蔓延而加重原来的疾病，并不是陷入之后另有新的病变。陆氏引用喻氏论述赵某妻子的医案，误用犀角引领邪气攻入心脏，以此说明犀角不是胃药。犀角误用，造成的祸害确实猛烈。说犀角不是胃药，那么他对犀角的认识也太浅薄了。又说犀角治疗热入血室，是因为它能从最幽深、最隐蔽之处拔出邪气使其向外，所以称它具有升性。暂且不论犀角治疗邪气并不是拔出邪气。说它从最幽深、最隐蔽之处升举拔出邪气，也没有这种治法。仲景治疗热入血室使用小柴胡汤，看起来似乎是升举。殊不知《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论述这一证候的各条文中，只有“续得寒热发作有时”这一条主用小柴胡汤，并且把“发作有时”一句重复说出，明白告诉人们：没有这个证候，就不能使用这道汤。这是因为肝、胆两经，彼此相互发挥作用。热邪虽然进入肝脏，但寒热往来如同疟疾，邪气就没有离开少阳；用小柴胡汤和解，最为合适。既然柴胡还属于和解之法，犀角又哪里值得说它具有升性呢？然而《活人书》错误地把仲景所说“经水适来，昼日明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为热入血室的一条，增加了“宜小柴胡汤”五个字，竟把小柴胡汤看作治疗热入血室的通用方，可以说粗疏到了极点。

译有人质问我说：您说提引邪气向外的证候，邪气必定在表、在上；可是《寓意草》记载周信川患休息痢，喻氏用“逆流挽舟”的方法，提引内陷的邪气从表而出，因而痊愈，这不是您拘泥不通吗？我说：关于“逆流挽舟”的说法，后人多有非议；其实它并不是提引邪气出表，而且与仲景的治法有暗合之处，把两方面加以研究核对就可以知道。喻氏《痢疾论》说：下利一定要先通过发汗解除表邪，之后再调理内部，这是治疗痢疾初起的重要诀窍，学医的人应当切实记住。至于错过解表而形成久痢，邪气已经深入，说要用“逆流挽舟”的方法把它引到外面来，却不知道要从什么地方挽回。如果从最下部逆向挽引而上，明显违反少阴病邪在里、不可发汗的戒律；比喻用得过分，不能没有流弊。《金匮要略》说下利、脉反而弦、发热、身体出汗就会自愈这一条，喻氏把这种下利看作久痢，认为不使用逆流挽舟的方法就不可能达到这种效果。弦脉是少阳的脉象，寒性下利出现弦脉，自然属于病邪将要退去、阳气开始恢复的征象。喻氏强行把题目牵合到我的说法上，凭空编造，实在不能作为准则。那么，用这个方法治疗周信川的休息痢而使他痊愈，又是为什么呢？患者年已七十三岁，面部和眼睛浮肿，肌肤晦暗发黑，此外没有其他症状，不是阳虚阴盛又是什么呢？痢疾有寒、热两种，这应当是冷痢，湿邪较重而热邪较轻。由于阳气下陷，与湿热相搏，所以脉沉、数而有力。喻氏说这是阳邪陷入阴分，并不正确。病在肠胃，与少阴没有关系。拿仲景治疗阳明病、用小柴胡汤取汗的方法作类比来推求：那种情况是上焦不通，津液不能下行，胃因此不和，所以不能大便。这种情况是邪气壅塞肠胃，津液不能布散，传导和变化失去职能，所以久痢不止。那种情况用小柴胡汤和解外邪，于是汗出；这种情况用人参败毒散升举、发散内部的阳气，于是皮肤之间得到润泽。小柴胡汤原方并没有取汗的文字，服药后出汗，是因为上焦通畅了。休息痢本来不能发汗，服用人参败毒散后也似乎出汗，是升举阳气来化湿，使阴阳调和，谷物的精微熏蒸皮肤、充养身体。由于人参败毒散虽然有人参，归根到底仍属劫夺正气的药剂，所以改用补中益气汤才完全奏效；方中的柴胡、人参、甘草、生姜、大枣，就是小柴胡汤去掉黄芩、半夏。那种情况夹有热邪，这种情况夹有寒邪；那种情况适宜疏通，这种情况适宜固摄；所以黄芩、半夏没有使用的必要。而且仲景所有治疗寒性下利的方剂，都不夹杂一味向下走泄的药；甚至有时用赤石脂、禹余粮来固摄下焦，用葱白来升举阴气（其中道理详见“葱白”条）。喻氏则在外面用布卷垫住肛门，使气不向下泄，在内部服汤药来升举阳气。能够领会仲景的意思，却不呆板地使用仲景的方剂，不是明智通达的人怎么能做到这样呢？虽然如此，仲景也用逆流挽舟的方法治疗下利罢了；但喻氏使用这个说法，称之为提引邪气出表，难道其中没有未加察辨之处吗？卷四。两头尖。就是雄鼠的粪便。老鼠善于穿行，而粪便是向下输送的秽物；它的头部尖锐，所以借此引导秽浊邪气，具有奇效。《别录》说与葱、豆豉同煎服，治疗时行病后的劳复。时行病痊愈之后，尚未尽除的热邪必定潜伏在阴分，随着人的气力强盛而消退，气力衰弱就再次发作。劳复之病无不发热，治疗宜于发散、疏泄而不宜补益；葱、豆豉用来在表部发散，鼠粪用来在里部疏泄。豆豉由肾所主的谷物蒸制而成，它的作用是由阴分通达阳分。鼠粪则是降下浊邪，使清气上升。仲景用枳实栀子豉汤治疗劳复，用枳实、栀子泻去上焦、中焦的热，使之向下运行；用淡豆豉搜出下部潜伏的热，使之向上从表解散。《别录》的意思也就是这样，起初没有大的不同。《活人书》又把葱、豆豉、鼠粪与枳实、栀子合并组成方剂，这样考虑得可谓唯恐不周全了。仲景用烧散治疗伤寒阴阳易，引导热邪从前阴排出。《活人书》仿效其意创立鼠粪汤，以排出黏汗而取得疗效。韭菜根气味臭浊，能进入心脏，气味辛而能达表；与鼠粪同用，而且韭菜根的用量多于鼠粪，就能使阴分所感受的邪气全部被举出，从表部泄去。它能治疗阴易而不能治疗阳易，是因为二者都是阳药，能够消除阴邪，却不能泻去阳邪。叶香岩治疗淋浊使用两头尖，也是从这种方法脱胎而来。卷四。乱发。头发又名血余，古代把年近二十岁、没有疾病的男子，剪下头顶中央的头发，烧炼研末后放入药中。所以《本经》称作“发”，功效与乱发没有不同。乱发就是梳子、篦子上脱落的头发；用皂角水洗净、晒干，装入罐中封固，烧炼后保留药性使用。水从高处源头流出，所以肾的精华表现在头发上。头发是血的余类，血是水的一类。这是滑撄宁注释《素问》中的话。而《本经》说头发主治五种癃闭、关格不通、利小便水道；如果把滑氏的话移来作为这段注释，也确实不能更改。仲景的猪膏发煎治疗黄疸和阴吹正喧，用猪膏润燥，乱发引入下焦血分，消除瘀血，通利关格，疏通水道。滑石白鱼散，是通利小便的峻剂。病不专在气分；滑石利窍、驱除湿热，如果不以白鱼、乱发这些血分中的气药辅助，那么膀胱的水道仍然不能通利。有的人说它能补真阴，有的人说它能益水精；既然是能够通利关格的东西，哪里还会有真正补益的作用呢？《别录》说与鸡子黄一起煎煮，烧成灰后化为水，治疗小儿惊热百病。鸡子味甘性温，能够滋养阴气，本来就是治疗小儿虚热的妙品。有血余加入其中，就能把峻烈攻逐变为宣通畅达，使阴分的积热得以解除，痰气上逆得以平息。用这种方法涂敷热疮，小儿和产妇也都适宜。古方元精丹，则把血余配入何首乌等各种补肾药中，是治疗便后脱血的良方。这些都是掌握了制剂的方法，因此血余才有功效而没有过失，并不是血余本身的性能如此。鼻出血，用血余烧成灰，吹入鼻中立即停止；即使是牙龈出血、便血以及各种孔窍出血，烧灰送服，也无不止住。这是因为黑色能够止血，而血余又是以血入血，所以应验得如同桴鼓相应。但千万不能忘记它是消除瘀血的峻烈药剂。卷四。人尿。童男的尿尤其好。

译李濒湖说，人尿进入胃，输送到脾，再归入肺；向下通行水道而进入膀胱，都是它原来的道路，因此应当是利水的妙品。然而方书都不以它主治利水，实在是因为咸寒之性进入血分，不兼走气分，能够滋益阴气、清热、消瘀，却不能利水。正因为不能利水，所以它在滋阴、清热、消瘀方面更显出作用。寇宗认为这种东西性寒，不宜多服。朱丹溪则极力驳斥这种说法，甚至举出一位八十岁的老妇常服人尿而身体健壮作为证据。殊不知人的禀赋各不相同，遇到阳气有余而阴气不足的人，本来就能得到它的益处。如果是阳虚、血虚而没有热邪的人，哪里适宜使用它呢？仲景的白通加猪胆汁汤中含有人尿，是用来平息呕吐烦躁，泻去阴中的阳邪。葛稚川的葱豉汤中含有人尿，是用来防止温邪损伤阴气；或者阴分的寒邪已经化为热邪，也都是取其咸寒之性来清热。只是它曾经经过脏腑输送、化生，与人体的阴气相合，不是其他咸寒之物可以相比的。所以它能治疗产妇血晕，以及劳嗽、血液渗入肺中、吐血、鼻出血；骨后之病却用童尿而丧命。这是因为这个妇人本来就是阳虚体质，等到身体比从前肥胖，阳虚也比从前更加严重；家人拘泥于从前的疗效而使用它，恰好因此招致祸害。寇氏关于药性寒凉的说法，难道可以忽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