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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藏汤液本草一

(卷首)

医藏 · 已译 · 第 1–2 段

汤液本草 元 王好古

《汤液本草》序一

世皆知《素问》为医之祖,而不知轩岐之书实出于《神农本草》也。殷伊芳尹用《本草》为汤液,汉仲景广《汤液》为大法,此医家之正学,虽后世之明哲有作,皆不越此。予集是书,复以《本草》正条,各从三阴三阳十二经为例,仍以主病者为元首,臣佐使应次之,不必如编类者,先玉石、次草木、次虫鱼,以上中下三品为门也。如太阳经当用桂枝汤、麻黄汤,必以麻黄、桂枝为主,本方中余药后附之。如阳明经当用白虎汤,必以石膏为主,本方中余药后附之。如少阳经当用三禁汤,必以柴胡为主,本方中余药后附之。如太阴、少阴、厥阴之经,所用热药,皆仿诸此。至于《金匮》祖方,《汤液》外定为常制,凡可用者皆杂附之。或以伤寒之剂改治杂病,或以权宜之料更疗常疾,以汤为散,以散为丸,变易百端。增一二味,别作他名,减一二味,另为殊法。《医垒元戎》、《阴证略例》、《论萃英》、《钱氏补遗》等书,安乐之法,《汤液本草》统之,其源出于洁古老人《珍珠囊》也。

其间议论,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注奇辞于理趣之外,见闻一得,久弊全更,不特药品之咸精,抑亦疾病之不误。夭横不至,寿域可期,其《汤液本草》欤。

《汤液本草》序二

神农尝百草,立九候,以正阴阳之变化,以救性命之昏札,以为万世法,既简且要。殷之伊芳尹宗之,倍于神农,得立法之要,则不害为汤液。汉张仲景广之,又倍于伊芳尹,得立法之要,则不害为确论。金域洁古老人派之,又倍于仲景,而亦得尽法之要,则不害为奇注。洁古倍于仲景,无以异仲景之倍于伊芳尹,仲景之倍于伊芳尹,无以异伊芳尹之倍于神农也。噫!宗之,广之,派之,虽多寡之不同,其所以得立法之要,则一也。观洁古之说,则知仲景之言,观仲景之言,则知伊芳尹之意,皆不出于神农矣。所以先《本草》,次《汤液》,次《伤寒论》,次《保命书》,缺一不可矣。成无己《明理方例》云:“自古诸方,历岁浸远,难可考凭,仲景方最为众方之祖。”是仲景本伊芳尹之法,伊芳尹本神农之方,医帙之中,特为缜细,参合古法,不越毫末,实大圣之所作也。文潞公《药准》云:“惟仲景为群方之祖也。”昔唐宋以来,得医之名者,如王叔和、葛洪、孙思邈、范汪、胡洽、朱奉议、王朝奉、钱仲阳、成无己、陈无择辈,其议论方,定增减变易,千状万态,无有一毫不出于仲景者。金域百有余载,有洁古老人张元素,遇至人传祖方不传之妙法,嗣是其子云岐子张璧、东垣先生李杲明之,皆祖长沙张仲景《汤液》,惜乎,世莫能有知者。予受业于东垣老人,故敢以题。

《汤液本草》后序

译《汤液本草》,元代王好古著。《汤液本草》序一。世人都知道《素问》是医学的祖书,却不知道轩辕黄帝、岐伯的著作实际上出自《神农本草》。商代的伊芳尹把《本草》制成汤液,汉代的张仲景又把《汤液》扩充为医学的大法;这是医家的正统学问,后世即使有贤明睿智的人著述,也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我编纂这部书,又依据《本草》的正条,分别以三阴三阳和十二经为编排体例,仍然把主治该病的药列为首位,臣药、佐药、使药依次排列;不必像分类编纂的书那样,先列玉石,再列草木,再列虫鱼,并以药物上、中、下三品作为门类。例如太阳经病应当使用桂枝汤、麻黄汤,就一定以麻黄、桂枝为主药,本方中的其他药物附列在后面。例如阳明经病应当使用白虎汤,就一定以石膏为主药,本方中的其他药物附列在后面。例如少阳经病应当使用三禁汤,就一定以柴胡为主药,本方中的其他药物附列在后面。至于太阴、少阴、厥阴经所使用的热药,也都仿照这个体例。至于《金匮》中的祖传方剂,以及《汤液》以外后来规定的常用制方,凡是可以采用的,也都杂列附录在书中。有时用治疗伤寒的方剂改来治疗杂病,有时用权宜的药料改来治疗常见疾病;把汤剂改为散剂,把散剂改为丸剂,变化多种多样。增加一两味药,就另起一个名称;减少一两味药,就另成一种治法。《医垒元戎》、《阴证略例》、《论萃英》、《钱氏补遗》等书,以及安乐调治的方法,都由《汤液本草》加以统摄;它们的源头出自洁古老人《珍珠囊》。其中的议论,在法度之中提出了新的见解,在义理旨趣之外又写出奇特的论说;凭借一得之见和所闻所见,长期以来的弊病都得到彻底改变,不仅药品选择精当,疾病的判断也不会出错。这样可以避免夭折横死,长寿也就可以期待了;这大概就是《汤液本草》的作用吧。《汤液本草》序二。神农亲自尝试各种草药,创立九候,用来纠正阴阳的变化,挽救生命垂危的状态,作为万世遵循的法则,既简明又扼要。商代的伊芳尹继承并遵循他的学说,所阐发的内容比神农增加了一倍;只要掌握了创立法则的要旨,就足以称为汤液。汉代张仲景又加以扩充,所阐发的内容又比伊芳尹增加了一倍;只要掌握了创立法则的要旨,就足以称为确切的论说。金代洁古老人承继并推演它,又比张仲景增加了一倍,同时也能够穷尽法则的要旨,就足以称为奇妙的注解。洁古比仲景增加阐发的程度,并不异于仲景比伊芳尹增加阐发;仲景比伊芳尹增加阐发,也不异于伊芳尹比神农增加阐发。唉!继承、扩充、推演这套学说的人,虽然内容有多有少,但他们能够掌握创立法则的要旨,这一点是相同的。考察洁古的学说,就能了解仲景的言论;考察仲景的言论,就能了解伊芳尹的意旨;它们全都没有超出神农的范围。所以应当先读《本草》,其次读《汤液》,再其次读《伤寒论》,最后读《保命书》,缺少其中任何一部都不可以。成无己《明理方例》说:“自古以来的各种方剂,年代越久远就越难以考证凭据,而仲景的方剂最可称为各种方剂的祖宗。” 这说明仲景的学说本于伊芳尹的法则,伊芳尹的学说本于神农的方剂;在医书之中,它尤其细密严谨,参照融合古代法则,丝毫没有超越,确实是大圣人所创作的。文潞公《药准》说:“只有仲景可以称为各种方剂的祖宗。” 从前唐、宋以来,获得医名的人,如王叔和、葛洪、孙思邈、范汪、胡洽、朱奉议、王朝奉、钱仲阳、成无己、陈无择这些人,他们对方剂所作的议论,以及对方剂所确定的增减和变化,无论有千种形态、万般变化,没有一丝一毫不是出自仲景的。金代一百多年间,有洁古老人张元素,遇到至人传授祖传方剂中不传之妙法;此后,他的弟子云岐子张璧、东垣先生李杲又阐明了这些道理,他们都以长沙张仲景的《汤液》为宗旨。可惜世上没有人能够真正知道这一点。我曾向东垣老人学习,所以敢于把这篇序题写在这里。《汤液本草》后序。

刘禹锡云:《神农本经》以朱书,《名医别录》以墨书,传写既久,朱墨错乱,遂令后人以为非神农书,以此故也。至于《素问》本经,议者以为战国时书,加以“补亡”数篇,则显然非《太素》中语,宜其以为非轩岐书也。陈无择云:王叔和《脉诀》即高阳生剽窃。是亦后人增益者杂之也。何以知其然?予观刘元宾注本,杂病生死歌后,比之他本即少八句。观此八句,不甚滑溜,与上文书意重叠,后人安得不疑?与《本草经》朱书杂乱,《素问》之补亡混淆,何以异哉!宜乎,识者非之,继而纷纭不已也。吾不知他时谁为是正。如元宾与洁古详究而明,称其中凡有所疑而不古者削去之,或不复注而直书本文。吾不知为意易晓不之耶?二者必居一于此。又启玄子注《素问》,恐有未尽,以朱书,待明者改删增益。传录者皆以墨书,其中不无差误。如《刺热论》注,五十九刺,首云“王注”,岂启玄子之自谓乎?此一篇又可疑也。兼与《灵枢》不同,以此经比之《素问》八十九刺,何者为的?以此观之,若是差别,劳而无益,学人安所适从哉?莫若以《金匮》考之,仲景所不言者,皆所不取,则正知真见定矣。卢君论血枯,举《太素》云:此得之年少时大脱血而成。又秽物不消。又举犯月水入房,精与积血相射,入于任脉,留于胞中,古人谓之精积。元丰中,雄州陈邦济收一方,治积精及恶血淹留,胞冷绝娠,验者甚多,其意与《内经》相近。乌贼鱼骨本治漏下与经汁不断, 茹去淹留恶血,古人用此,皆《本草》法。予观方注条云:古人用此,皆本草法一句,何其知本哉。以是知轩岐之学,实出于神农也。又知伊芳尹汤液不出于轩岐,亦出于神农也。“皆”之一字,至甚深广也,岂独乌贼断汁之一法哉。故知张伯祖之学,皆出于汤液,仲景师而广之,迄今汤液不绝矣。晋唐宋以来,号明医者皆出于此,至今大定间,洁古老人张元素及子云岐于张璧、东垣李杲明之三老者出,想千百载之下无复有之也。何以知其然?盖当时学人虽多,莫若三老之实绝也。

卷之一

五脏苦欲补泻药味

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甘草。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川芎。以辛补之,细辛。以酸泻之,芍药。虚,以生姜、陈皮之类补之。《经》曰:虚则补其母。水能生木,肾乃肝之母,肾,水也,苦以补肾,熟地黄、黄柏是也。如无他证,钱氏地黄丸主之。实,则白芍药泻之。如无他证,钱氏泻青丸主之。实则泻其子,心乃肝之子,以甘草泻心。

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五味子。欲软,急食咸以软之,芒硝。以咸补之,泽泻。以甘泻之,人参、黄 、甘草。虚,以炒盐补之。虚则补其母,木能生火,肝乃心之母,肝,木也,以生姜补肝。如无他证,钱氏安神丸主之。实,则甘草泻之。如无他证,钱氏方中重则泻心汤,轻则导赤散。

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白术。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甘草。以甘补之,人参。以苦泻之,黄连。虚,则以甘草、大枣之类补之。如无他证,钱氏益黄散主之。心乃脾之母,以炒盐补心。实,则以枳实泻之。如无他证,以泻黄散泻之。肺乃脾之子,以桑白皮泻肺。

泻之,桑白皮。以酸补之,五味子。虚,则五味子补之。如无他证,钱氏阿胶散补之。脾乃肺之母,以甘草补脾。实,则桑白皮泻之。如无他证,以泻白散泻之。肾乃肺之子,以泽泻泻肾。

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知母、黄柏。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知母。以苦补之,黄柏。

以咸泻之,泽泻。虚,则熟地黄、黄柏补之。肾本无实,不可泻,钱氏只有补肾地黄丸,无泻肾之药。肺乃肾之母,以五味子补肺。

以上五脏补泻,《内经·脏气法时论》中备言之,欲究其精,详看本论。

卷之一

脏腑泻火药

黄连泻心火木通泻小肠火黄芩泻肺火(栀子佐之)

黄芩泻大肠火柴胡泻肝火(黄连佐之)

柴胡泻胆火(亦以黄连佐之)

白芍药泻脾火石膏泻胃火知母泻肾火黄柏泻膀胱火柴胡泻三焦火(黄芩佐之)

以上诸药,各泻其火,不惟止能如此,更有治病,合为君、合为臣处,详其所宜而用,勿执一也。

卷之一 东垣先生药类法象

用药法象

天有阴阳,风寒暑湿燥火,三阴、三阳上奉之。

温凉寒热,四气是也,皆象于天。温、热者,天之阳也。凉、寒者,天之阴也。此乃天之阴阳也。

地有阴阳,金木水火土,生长化收藏下应之。

辛甘淡酸苦咸,五味是也,皆象于地。辛甘淡者,地之阳也。酸苦咸者,地之阴也。此乃地之阴阳也。

味之薄者,为阴中之阳,味薄则通,酸、苦、咸、平是也。味之浓者,为阴中之阴,味浓则泄,酸、苦、咸、寒是也。气之浓者,为阳中之阳,气浓则发热,辛、甘、温、热是也。气之薄者,为阳中之阴,气薄则发泄,辛、甘、淡、平、凉、寒是也。

译刘禹锡说:《神农本经》用朱字书写,《名医别录》用墨字书写,传抄流传时间久了,朱字和墨字混杂错乱,于是使后人认为那不是神农的著作,原因就在这里。至于《素问》的经文,议论它的人认为是战国时期的书,加上其中有“补亡”的几篇,那么显然不是《太素》中的话,难怪有人认为它不是轩辕黄帝、岐伯的著作。陈无择说:王叔和的《脉诀》就是高阳生剽窃而成的。这也说明其中夹杂了后人的增补内容。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我看刘元宾的注本,在《杂病生死歌》之后,与其他版本相比,恰好少了八句。考察这八句话,文意并不十分流畅,而且与上文的书意重复,后人怎么能不怀疑呢?这和《本草经》中朱字部分的混乱,以及《素问》中“补亡”篇的混杂,有什么不同呢?难怪有见识的人要否定它,接着又因此争论纷纷、没有止息。我不知道以后会有谁来为这件事作出订正。比如刘元宾和洁古老人那样,详细考察并阐明它;据说凡是其中有所怀疑、认为不合古义的内容,就把它删去,有的甚至不再作注,而直接写出原文。我不知道是因为文意容易明白,还是因为并非如此呢?这两种情况,其中必有一种是事实。又如启玄子注释《素问》,恐怕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便用朱字标出,等待后来的明达之人删改增补。传抄记录的人都用墨字书写,其中不免有差错。例如《刺热论》的注释中说到五十九刺,开头却说“王注”,难道这是启玄子自称为王注吗?这一篇也很值得怀疑。而且它与《灵枢》不同;拿这部经与《素问》的八十九刺相比较,究竟哪一种才是确实的呢?由此看来,如果确实存在这样的差别,学习者劳心费力却没有收获,又将听从哪一种说法呢?不如拿《金匮》来考察:张仲景没有说过的内容,一概不采用;这样,正确的知识和真实的见解就可以确定了。卢君论述血枯时,引用《太素》的话说:这种病是年轻时大量失血而形成的。又说污秽物不能消散。又列举在月经期间犯戒进入房事的情况:精液与积存的经血相互冲激,进入任脉,滞留在胞宫之中,古人称之为精积。元丰年间,雄州的陈邦济收集到一个方剂,用来治疗精液积聚和恶血滞留、胞宫寒冷而不能怀孕的病症,验证有效的病例很多;它的意思与《内经》相近。乌贼鱼骨本来用来治疗漏下和经液不断;茹用来除去滞留的恶血。古人使用这些药,都是《本草》的治法。我看方剂注释中说:“古人使用这些药,都是《本草》的治法。”这一句话,实在说明他多么懂得根本。由此可知,轩辕黄帝、岐伯的学说实际上出自神农。又可知,伊芳尹的汤液学说不只是出自轩辕黄帝、岐伯,也同样出自神农。“皆”这个字的含义极其深广,难道只是说乌贼鱼骨止住经汁这一种方法吗?所以可知,张伯祖的学问都出自汤液;仲景以他为老师而加以扩充,直到今天,汤液之学仍未断绝。晋、唐、宋以来,号称明医的人都出自这一学术源流;直到今天大定年间,洁古老人张元素,以及他的弟子云岐子张璧、东垣李杲这三位老先生相继出现,我想在千百年以后,也不会再有这样的人了。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因为当时学习医术的人虽然很多,却没有谁能比得上这三位老先生的实际成就。第一卷。五脏适宜、苦恶以及补泻所用的药味。肝脏苦于拘急,就赶快吃甘味药来缓解它,用甘草。肝脏需要疏散,就赶快吃辛味药来疏散它,用川芎。用辛味药来补肝,用细辛。用酸味药来泻肝,用芍药。肝虚,就用生姜、陈皮之类的药来补益。《经》说:虚证就补益它的母脏。水能够生木,肾就是肝的母脏;肾属水,苦味药可以补肾,熟地黄、黄柏就是这样。如果没有其他证候,就以钱氏地黄丸为主方。肝实,就用白芍药来泻肝。如果没有其他证候,就以钱氏泻青丸为主方。肝实就泻它的子脏;心是肝的子脏,所以用甘草来泻心。心脏苦于舒缓无力,就赶快吃酸味药来收敛它,用五味子。心脏需要柔软,就赶快吃咸味药来使它柔软,用芒硝。用咸味药来补心,用泽泻。用甘味药来泻心,用人参、黄〔缺字〕、甘草。心虚,就用炒盐来补心。虚证就补益它的母脏;木能够生火,肝就是心的母脏,肝属木,所以用生姜来补肝。如果没有其他证候,就以钱氏安神丸为主方。心实,就用甘草来泻心。如果没有其他证候,按钱氏方的用法,病重就用泻心汤,病轻就用导赤散。脾脏苦于湿,就赶快吃苦味药来燥湿,用白术。脾脏需要缓和,就赶快吃甘味药来缓和它,用甘草。用甘味药来补脾,用人参。用苦味药来泻脾,用黄连。脾虚,就用甘草、大枣之类的药来补益。如果没有其他证候,就以钱氏益黄散为主方。心是脾的母脏,所以用炒盐来补心。脾实,就用枳实来泻脾。如果没有其他证候,就用泻黄散来泻脾。肺是脾的子脏,所以用桑白皮来泻肺。泻肺,用桑白皮。用酸味药来补肺,用五味子。肺虚,就用五味子来补益。如果没有其他证候,就用钱氏阿胶散来补益。脾是肺的母脏,所以用甘草来补脾。肺实,就用桑白皮来泻肺。如果没有其他证候,就用泻白散来泻肺。肾是肺的子脏,所以用泽泻来泻肾。肾脏苦于燥,就赶快吃辛味药来润养它,用知母、黄柏。肾脏需要坚固,就赶快吃苦味药来使它坚固,用知母。用苦味药来补肾,用黄柏。用咸味药来泻肾,用泽泻。肾虚,就用熟地黄、黄柏来补益。肾本来没有实证,不可以泻;钱氏只有补肾地黄丸,没有泻肾的药。肺是肾的母脏,所以用五味子来补肺。以上五脏的补泻方法,《内经·脏气法时论》中已经详细论述了;想要探究其中的精义,就详细阅读这篇论著。第一卷。脏腑泻火药。黄连泻心火,木通泻小肠火,黄芩泻肺火(用栀子辅助)。黄芩泻大肠火,柴胡泻肝火(用黄连辅助)。柴胡泻胆火(也用黄连辅助)。白芍药泻脾火,石膏泻胃火,知母泻肾火,黄柏泻膀胱火,柴胡泻三焦火(用黄芩辅助)。以上各种药,各自泻相应脏腑的火;但它们的作用不只是这些,还可以用于治疗疾病,在某些方剂中充当君药,在另一些方剂中充当臣药,应当详细考察各自适宜的情况后使用,不要拘泥于一种用法。第一卷 东垣先生论药物的法则与分类。用药的法则。天有阴阳,风、寒、暑、湿、燥、火这六气,由三阴三阳在上面承受并体现。温、凉、寒、热,就是四种药性,它们都取法于天。温、热,是天的阳。凉、寒,是天的阴。这就是天的阴阳。地有阴阳,金、木、水、火、土,以及生长、化育、收敛、闭藏,都在下面与之相应。辛、甘、淡、酸、苦、咸,就是五味,它们都取法于地。辛、甘、淡,是地的阳。酸、苦、咸,是地的阴。这就是地的阴阳。药味较薄的,属于阴中的阳;味薄就能通利,如酸、苦、咸、平这些药性。药味浓厚的,属于阴中的阴;味浓就能泄下,如酸、苦、咸、寒这些药性。药气浓厚的,属于阳中的阳;气浓就能使人发热,如辛、甘、温、热这些药性。药气薄的,属于阳中的阴;气薄就能发散、泄出,如辛、甘、淡、平、凉、寒这些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