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译各种疾病的原因有八类：第一是邪气，第二是水湿，第三是鬼神，第四是虫兽，第五是器物，第六是饮食，第七是药物和矿物药，第八是人的行为。前五类发生在身体外部，后三类发生在身体内部。而这八类之中，每一类又各有若干种情况。邪气一类，包括风、日、雾、瘴气以及寒、暑。水湿一类，包括露、雨以及水。鬼神一类，包括冲撞、丧尸、精怪和祸祟。虫兽一类，包括咬伤、螫伤、影射、遗留的毒害和接触其气息。器物一类，包括金属箭头、击打挤压、碰撞损伤以及热水、火烧。饮食一类，包括饮食禁忌、食用过量、受到五味损伤以及中毒。药物和矿物药一类，包括服药超过剂量、药物误用、矿物药中毒以及鸦片。人的行为一类，包括喜、忧、欲、怒、恐等情志，以及行走、站立、坐、卧、举重时闪挫、跌落和跌扑。总计这些项目，有二十多种。本想引用古代论述，扩展写成一卷，但还没有时间完成，现姑且在这里略作叙述。卷一。考察贼邪的来源。所谓贼邪，是太一和冲方的气，因为太一之气不能自行旺盛而产生的。从太一的角度说，叫作虚风；从冲方的角度说，叫作贼风；从人体受到它侵袭的角度说，叫作虚邪，也叫贼邪。经典说“邪气，就是虚邪之气侵袭伤害人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病源》说：冬至这一天，如果有风从南方吹来，就叫作贼风。由此推论，春分的西风、夏至的北风、秋分的东风、季春的西北风、季夏的东北风、季秋的东南风、季冬的西南风，也都属于贼风。这种判断方法不采用五行生克，而是采用八方彼此对冲的关系。一和九相对，所以子午相冲，寒和热可以相互制胜；凡是热到极点反而出现寒、寒到极点反而出现热的疾病，都应依此类推。三和七相对，所以卯酉相冲，温和凉也可以相互制胜。二和八、四和六彼此相对：二为坤位的热土，八为艮位的寒土，四为巽位的温土，六为乾位的凉土；坤、巽得到温热之气，便都成为湿土；艮、乾得到寒凉之气，便都成为燥土。湿土在辰时渐盛，在未时旺盛；燥土在戌时渐盛，在丑时旺盛，所以辰、戌、丑、未相冲，燥与湿也可以相互制胜。《灵枢》“九宫八风”篇的文字，以及《素问》“委和之纪”中关于三五段的灾异、乙丑乙未年七宫十五段的灾异，文义大概就是这样。这种说法的源头出自《九畴》和八卦。卷一。考察风湿的来源。汉代郑康成注释《尚书·洪范》说：“风，是中央土气。” 这句话说得最为准确。土气在四时都旺盛，所以春天的温气、夏天的热气、长夏的湿气、秋天的燥气和冬天的寒气，都能在风中表现出来。从五行来说，叫作五气；从六元来说，叫作六气；从四时来说，叫作四气；从五方来说，叫作五风；从八方来说，叫作八风；从其中某一方面偏盛来说，叫作五邪；从六气中某一气偏盛来说，叫作六淫。这些其实都是同一个“风”气；正是天地借助它使万物产生、生长、茂盛、收成、收藏。这种气失去调和，就会使万物生病；而且它贯穿四时，所以经典说：“风是各种疾病的首要因素。” 因为风气具有发散、宣发的性质，所以经典又把风归为木气，归属于春季；正如湿也属于土气，而经典有时却把它归属于秋季。湿有好几种。古人把水和土蒸发形成的气，专门称为湿；五行所说的湿总归属于风，而水谷形成的湿则直接称为水，或称饮水，区分得非常严格。近世却把这些大都统称为湿。然而，古人治疗湿的方法，不能用来治疗今天所谓的“湿”。卷一。考察营卫。人体有三种气。卫气出于上焦（依据《素问》注），营气出于中焦，二者都是气；两气在心肺之间合并运行，就积聚成为宗气。宗气本来没有具体形质，必须有所依附才能运行。所以营气运行在脉中，依附于血；卫气运行在脉外，依附于津液。血随着营气运行，所以营气受伤，血就会瘀滞；津液随着卫气运行，所以卫气衰弱，津液就会停滞。治疗血证，应以运化营气为主；治疗津液病变，应以温通卫气为主。懂得这一点，关于营血、卫气的说法就可以停止争论了。而且，血用来濡养脉，津液用来濡养筋。（伤寒发汗后，四肢拘挛，是津液不能濡养筋脉的缘故。）营气的运行从手太阴肺经开始，所以《灵枢·经脉篇》排列十二经脉时以手太阴为首；卫气的运行从足太阳膀胱经开始，所以《灵枢·经筋篇》排列十二经筋时以足太阳为首。明白了这一点，所谓“心营、肺卫”的说法就可以停止了。（卫气出于上焦，这是依据王冰《素问》注的说法。现在《灵枢》中写作“下”，是错误的。） 卷一 原易 疾病因四时之气而发生，有的来自正常的时令之气，有的来自反常的时令之气。正常时令之气所致的疾病，以伤寒、伤暑最为显著；反常时令之气所致的疾病，以冬温、寒疫最为显著；都是因为它们偏盛到了极点。正气，是太一方位的主导之气，本来不会使人得病，但人自己触犯了它，这叫“以人干天”；时气，是相冲方位的乖戾之气，本来能够使人得病，而人恰好遭遇了它，这叫“以天令人”。“以人干天”，是触犯它的人得病，没有触犯的人与此无关；“以天令人”，是正面遭遇它的人固然得病，没有正面遭遇的人也会被传染。人的气各自独立，天气则统摄众人；所以正气所致的疾病不容易传染，时气所致的疾病容易传染。正气即使超过中和程度，也不是厉气；时气即使稍微减弱，也已经具有毒性。因此，正气所致的疾病，即使像伤寒、伤暑那样严重，也不容易传染；时气所致的疾病，即使不像冬温、寒疫那样严重，也同样容易传染。如今伤风咳嗽有相互传染的情况，是因为这种咳嗽也来自时气。卷一 伤寒温热延医论 之所以说伤寒与热病有区别，是区别在诊断上，而不是症状上；区别在治法上，而不是药物上。正气旺盛而身体发冷，是患了伤寒；正气虚弱而身体发热，是患了伤暑。这是诊断上的区别。然而伤寒发生传变后，也会身体发热；伤暑发狂时，也会正气旺盛。这不就说明症状上没有区别了吗？浅薄的人因此而误解，原因就在这里！伤寒总是先发汗，后用下法；温热病则有时先用下法，后发汗：这是治法上的区别。然而发汗用麻黄、葛根，下法用芒硝、大黄；伤寒发汗、攻下用这些药，温热病发汗、攻下也用这些药。这不就说明药物上没有区别了吗？由此推论，伤寒虽然起因于寒邪，但一旦转化为热，除了黄连、石膏，还能用什么药来清凉它呢？温热病虽然已经表现为热，假如治疗过度，除了干姜、附子，还能用什么药来温补它呢？人的疾病即使有千百种，本草药物的类别终究只有这些；药物可以通用，方剂为什么偏偏不能通用呢？近来解释《伤寒论》的人，执着于其中的白虎汤、黄芩汤等方，借此证明这部书兼有治疗温热病的方法。难道他们要说伤寒病从始至终都不宜用寒凉药，温热病从始至终都不宜用温热药吗？唉！医生难道可以这样拘泥吗？卷一 论河间说伤寒之误

译寒邪作为一种气，虽然截然与热邪相对，但它伤害人体时，却会随人体虚实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疾病。如果人体正气充实，寒邪不能深入，只停留在皮肤，闭塞腠理，于是不得不化热；如果人体虚弱，寒邪没有阻隔，便越过肌表而到达脏腑，于是不得不表现为寒。如果取《素问·风论》的主旨加以推演，就能明白仲景方论中寒热症状杂见的原因。至于《素问·热论》所说“人伤于寒，则为病热”等语，是专门讲寒邪停留经脉这一常法，用来回答篇首关于六七日病情变化的问题，并不兼论寒邪直中；它与仲景把“寒”字发挥到极致的含义不同。河间拘泥于这一点，便说伤寒有热而没有寒，把通脉汤、理中汤等证候一概说成是因误用寒凉药攻下所致；这不仅严重诬蔑仲景，也误解了《内经》。寒邪侵入人体，比其他时气更加猛烈，所以医书说：“四时之气伤人，都能成为疾病。” 把伤寒称为毒邪，是因为它最容易形成杀伤性强的厉气。河间却说温、热、凉、寒诸病，都是从伤寒中分出轻重的不同，因此把伤寒作为四时之气所致疾病的总称，难道真是这样吗？寒邪潜藏起来，经过春天直到夏天，阳气大量外泄，寒邪便不能继续留藏，所以医书只说寒毒藏在肌肉骨骼，到春天转变为温病，到夏天转变为暑病。河间却接着说：到了秋天转变为湿病，到了冬天转变为正伤寒。像这样任意增删改动，显然没有资格谈论伤寒。卷一 原瘴 古人表示隔绝、遮蔽的意思，字只写作“障”。《说文解字》说：“障，就是隔绝。” 就是这个意思。写作“[缺字]”、写作“鄣”的，都是通假借用字。因此，山的隔绝遮蔽处，就把“[缺字]”字换成山旁，写作“嶂”。又因为山地的隔绝遮蔽，导致风少湿气多，湿气蒸腾成瘴气，足以使百姓得病，所以又把“山”换成“[缺字]”，写作“瘴”。从这些字形孳乳演变的意义来看，就可以知道瘴气属于湿邪。“瘴”取隔绝之意，所以它与地气上升而天气不应、由此形成的雾气相似；而它与天气上升、地气不应所形成的雾气相对。但患雾气病的人，《千金方》自有相应的症状和治法，与治疗瘴病所用的度瘴散不同，这足以证明近世把瘴气和雾气混为一谈是不对的。《诸病源候论》把瘴病归入疫病。我见过东洋的完整版本，在“青草黄芒瘴候”一条中，比中国版本多出四百多字，所列瘴病的症状和治疗尤其详细。只是它所说的岭南瘴病，就像岭北的伤寒，似乎与其他论述相违；应当是以两地疾病流行势态相近来作比罢了！所以瘴病不归入伤寒类证候，而归入厉疫；总之，湿疫只是疫病中的一个方面，不能概括所有疫病。《外台秘要》又把瘴病称为疟病；总之，湿疟也只是疟病中的一个方面，不能概括所有疟病。《圣济总录》论述瘴病，与巢元方、王焘的说法不同，而对延医治疗的内容更加详尽，也足以补充前人未完备之处。大体说来，瘴病发作时，自有兼寒和兼热两种。兼寒的，用白芷、桂枝、防风、槟榔等药，这些已经列在度瘴散方中；兼热的，用犀角、羚羊角，见于《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纲目》所辑的简易方。江南多山的地方，瘴病虽然不像岭南那样严重，但道路泥泞低洼而潮湿，水湿之气正好助长瘴气，往往在温病、暑病发作的时候夹杂出现，所以尤其适宜使用犀角、羚羊角。三吴地区的老医生擅长使用犀角、羚羊角，大概就是由此开始的；长期相互沿用之后，便有人不分情况混用，失去了恰当性。卷一 原痧 《诗经》注疏说，江南有一种射工，也叫短弧，会含沙射人。《病源》卷二十四分，将其种类划分为射工、沙虱、溪毒三类。它们侵入人体后的症状都像伤寒，有恶寒、身体发热、四肢拘挛、头痛、骨[缺字]屈伸、张口[OCR疑误]等症候。《本草纲目》卷四十二说，溪毒、射工毒、沙虱毒三者相近，都像伤寒，所以有挑沙、刮沙的方法。其中腹痛、胸腹闷乱，片刻之间就能杀人的，称为“搅肠沙”。根据所引用的各种说法，痧本来应写作“沙”，指的就是射工所含的沙毒。这种沙毒附着在人的肌肉上，就用挑或刮的方法把它弄出来，症状和治疗相互吻合，确实有明确证据。后人沿用这种方法，却不能确切知道是否真是射工病，只要见到恶寒发热、症状像伤寒，就使用挑刮之法；于是治疗痧的方法便混入了治疗暑病的方法之中。之所以会产生这种错误，是因为射工毒在夏季也盛行！夏季人体正气本来就虚弱，假如并非沙毒却使用刮挑法，邪气被阻挡而不能排出，就可能因此使病情加重，诊察时应当慎重！后来在“沙”字旁加上“[缺字]”，写作“痧”，近世医生便说这是感受、接触了痧秽，是天地间另一种气。这就是所谓没有弄清原说，却勉强替它编造解释。卷一 原胎 胞宫中血气的生成，本来具有灵妙的生机，因此具有化育功能；其中不能有任何外物进入并停留，否则血气就会随着外物包裹凝结，使月经闭止、腹部胀大，这就叫作胎。不过，进入并停留的东西有内外之分。从体内进入并停留的，是自身之气凝结而成，所以不能形成真正的胎儿；从体外进入并停留的，是感受了外来的精气，所以能够形成某种形体。这两类都发生在月经刚排净的时候；能够形成形体的，必定与所感受的东西相似。月经后感受到男子的精液，就会形成胎儿；感受到虫、蛇等异物的精气，就会形成虫、蛇等异物。到了生产的时候，都有可以验证的地方。这就是从体外进入并停留的两类。从体内进入并停留的有四类：第一类是气。容易发怒的妇女，在月经来后胞宫排空时，气乘虚进入，便与血凝结，使月经闭止、腹部胀大，医方称为气胎；治疗时使气下行并消散它；第二类是液。痰多的妇女，在月经来后胞宫排空时，痰乘虚进入，便与血凝结，使月经闭止、腹部胀大，医方称为痰胎；治疗时使痰下行并消散它；第三类是水。《灵枢》称它为石瘕，和气胎、液胎的治法相同；治疗时使水下行并消散它；第四类是血。月经来时，有时因为举重，有时因为房事，使月经没有排尽，血液瘀积在胞宫，也会导致月经闭止、腹部胀大，和真正的胎儿极其相似；治疗时使瘀血下行并消散它。以上四类，都是妇女自身之气凝结而成，治法不同于感受外来之物，却和积聚相同。仔细考察《诸病源候论》所说的八种瘕病以及魏氏《续案》，自然就能明白其中的原因。《诸病源候论》又记载有鬼胎，说是精魅进入脏腑所导致。然而鬼交大多发生在梦中，并没有真正发生排精，怎么会形成像胎儿一样的东西呢？如果精怪的意图在于吸取人的精气，使人因劳瘵而死，同样没有真正发生排精，又怎么会形成像胎儿一样的东西呢？以现在民间把痰胎称作鬼胎的情况来推测，我怀疑《诸病源候论》所说的“鬼”，也只是相对于人而言的说法罢了！但必须把这五类分别清楚，才能各自采用相应的治法；如果笼统地用一个名称称呼它们，再概括地使用安镇药物，大多不会见效。唉！医学道理不明白，就难免使闺门中的冤屈无法昭雪；有仁心的人难道不应当深入考究吗？卷一 成无己注释《伤寒论》

译王叔和编次仲景《伤寒论》，有义理，也有体例，各按类别归并，没有什么可议论的地方。成无己直接采用了王叔和编排的原本，所以与《玉函经》的次序相同。其中六经分为六篇，又与《千金翼》的编排次序相同。从晋代到唐代、宋代，采用的都是这个版本和这个编排次序。为什么自明代以来，各家竟把颠倒、改易篇章当作本领呢？成无己到了八十岁才开始注释这部书，因而见闻广博、阅历深厚，他的辨析如此精细，也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他对于脉象、证候、方剂和药物的说明是恰当的，对于篇章次序和体例义理的说明却比较疏略。例如六经各篇的开头，为什么不说明“太阳”“阳明”等名称究竟是什么意思？又为什么太阳病的各种症状只提出“头项强痛、恶寒”作为开端，阳明病的各种症状只提出“胃家实”作为开端，这其中的意义又是什么？像《平脉法》中寸口、趺阳两种脉象交替列举，原文的意义本来另有所指；成无己却把它们按段落分别随文注释，使读者茫然不知究竟在说什么。这些都是成无己注释疏略的地方。想要深入研究经典的人，还必须参考《病源》《千金》等书，自己领会其中的意义，不要拘守一家之说。卷一 五志论 人和天地相应，天地有元阳。元阳之气在春季上升。春天时，阳气有一半在下，阴气有一半在上；阳气想要上升，却不能一下子越过，正当旺盛却不能顺畅运行，于是以雷霆来显示这种状态。人也与之相应，事情没有成功，心志郁闷不舒，这就是发怒的表现。春季与肝相应，所以肝主怒。怒起于恨，形成于愤。怨恨不能停止，就会成为怨、愠怒和恚怒；愤懑不能停止，就会表现为奋发、发作和自我坚强。元阳之气在夏季发散。夏天时，旺盛的阳气在上，微弱的阴气在下；阳气充盛自满，仿佛很自在，轻视阴气而不加理会，于是以炎热暑气来显示这种状态。人也与之相应，事情已经成功，心情怡然自得，这就是喜悦的表现。夏季与心相应，所以心主喜。喜起于盛，形成于玩。兴盛而不能停止，就会变得舒缓、懒惰和安逸；玩乐而不能停止，就会变得轻侮亲狎、任性固执和自我满足。元阳之气在中央保持平衡。这时阴阳调和均匀，既考虑到阳气的旺盛，也预先想到阳气的衰败，于是反复权衡，以保存阴阳变化的可能。人也与之相应，能够考虑祸患并预先防备。而且土是万物归聚之处，调和的和偏颇的都归于土。春季的气候温暖，到季春达到极点；夏季的气候炎热，到季夏达到极点；秋季的气候凉爽，到季秋达到极点；冬季的气候寒冷，到季冬达到极点。应当安静观察，以维持这种常态。人也与之相应，因为阅历丰富、对是非十分熟悉，这两方面都是思虑的表现。中央与脾相应，所以脾主思。思虑起于事前，形成于事后。在事情发生前思考，是谨慎、戒备、畏惧和自我谦抑；在事情发生后思考，是喜乐、羡慕、智慧和自我矜持。这两种情况都是思虑所造成的；这样思虑下去就会劳累，所以脾主劳。元阳之气在秋季收敛。秋天时，阳气有一半在上，阴气有一半在下；阳气逐渐衰弱，每天都受到阴气的侵削，已经退却，又每天看着阴气增长，于是以凄清悲切的气候来显示这种状态。人也与之相应，事情将要失败，心中忧惧不安，这就是忧愁的表现。秋季与肺相应，所以肺主忧。忧起于思虑，形成于悔恨。忧虑不能停止，就会成为拘束、愁苦和不安；悔恨不能停止，就会成为悲哀、哭泣和自我责怪。元阳之气在冬季闭藏。冬天时，微弱的阳气在下，旺盛的阴气在上；阳气躲避正在扩张的阴气而不出来，又害怕阴气消灭自己，于是水结成冰、土地冻裂，寒风凛冽，而阳气只是不显露声色来躲避它。人也与之相应，事情已经失败，心中战战兢兢，这就是恐惧的表现。冬季与肾相应，所以肾主恐。恐起于闲暇，形成于怯弱。闲散不能停止，就会表现为退缩、优游和呻吟；怯弱不能停止，就会成为惭愧、屈伏和自我气馁。卷一 阴阳交并论 所谓阴阳交并，是诊察热病表里都实的一种方法。表里都实，而且彼此相互牵连交错，叫作“交”；病势继续发展而逐渐分清，叫作“并”。阴交，是里实较重，所以已经出汗，脉象仍然躁动而有力；并阳，开始像阴交，但又再次出汗，脉象逐渐安静，这是因为里邪消散、表邪得解。阳交，是表实较重，所以脉象常常躁动而有力，却不能出汗；并阴，开始像阳交，但一出汗，热势就随之泄去，这是因为表邪已解而里邪较轻。所以发生“交”的都死，发生“并”的都能生存。《脉经》说：热病已经出过汗，脉象仍然躁动而有力，这是阴脉发展到了极点，主死；如果再次出汗而脉象安静，就是可以生存。（“得”字上面应当有“复”字。《脉经》说，热病的烦躁已经消除而出汗，脉象应当安静。太阳病脉象反而躁动而有力，这是阴阳相交，主死；再次出汗、脉象安静的，就能生存。又说：热病已经出过汗，脉象仍然躁动而有力，身体大热，再使其出汗，即使汗没有出来，或者发生鼻出血，这叫作并阳，所以能够存活。这些话说的都是再次出汗。） 这里是把阴交和并阳合在一起说明。又说：热病脉象总是（各版本“常”字作“尚”，是受上文影响而误写）躁动而有力，却不能出汗，这是阳脉发展到了极点，主死；脉象躁动而有力，能够出汗的，就能生存。这里是把阳交和并阴合在一起说明。所谓阴极、阳极，就是里实盛、表实盛的意思。总的来说，表里都实的病证，不发生交就会发生并，不发生并就会发生交；这关系到生死，变化快得如同翻手一样。《史记·仓公传》的脉法说：热病发生阴阳交的会死。诊察时没有交，而是并阴。并阴时，脉象顺畅清和，病就会痊愈。即使热邪还没有完全消尽，也仍然可以存活。推究仓公所说“不交”“并阴”四个字，就知道病势转变的时间很难预先料定。诊察交证的方法还有病势进退的区别，各种证候都记载在《脉经》中。这些都是通过诊察判断生死的关键，务必仔细研究。（“再次出汗”是从病证表现来说的，不是从治疗方法来说的，所以也有经过泻下之后才开始出汗的情况。） 《素问》所说的实际上只是阴交，与阳交没有关系。把它统称为阴阳交，就如同把男子的阴易、女子的阳易统称为阴阳易一样。卷一 虫论

译三尸、九虫与人一同出生，并不需要借助外在因素。除此以外的虫，必定要借助某种外在因素才能产生。例如“瘕”门中的鳖症、蛇瘕、鸡雏，以及各篇所说的蜣螂、蚍蜉、蝼蚁等名称，都是由于饮食而借助外来虫气产生的。它们结聚在肠胃的募原，就成为瘕；散布在经络，就成为〔原文缺字，病名不详〕。至于五脏劳病有所谓五脏之虫，五色之风有所谓五色之虫，则都不是借助外来的虫气而产生的。如果说人体的血肉能够化生成其他种类的东西，岂不是荒诞吗！这必定是借助人体内部的虫气而产生的。人体内部的虫气，就是三尸、九虫。大体说来，外邪侵入人体并与三尸、九虫相互感应，就会孕育出虫来；这就像六淫侵袭人体，本来也是由于人体五脏所禀受的五行之气与之相应，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病源》卷二十三说：尸虫经常接引外邪，使人成为患病受害者。又说阴尸：刚开始发病时，症状出现在皮肤，体内突然有东西，形状像蛤蟆；过了一夜，它便和体内的尸虫相搏，大小像杯子，蠕动牵扯，疼痛难忍，多因遇到下雨而得病。这就是外邪与尸虫相互感应的证候；风劳病生虫，也与此相同。懂得这一点，才可以和人讨论尸注、疳蒸等重大病证。如果只拘泥于“热极生风”的说法，只知道事情确实如此，却不知道它为什么如此。更何况，怎么能把隋唐时期论述虫病的各种说法当作不合经典而抛弃呢！卷一 温疫总论 寒和热是确定的名称，温和疫则是可以泛指的名称。《伤寒例》虽然把温病附属于正气，把疫病联系于时气，但实际上“温”是蕴积的意思。“疫”就是役使、相互驱使的意思。如果体内确有蕴积，而病情又像各种因素相互役使一样，不论寒证还是热证，都可以称作温疫；按照时令来命名只是为了加以区别，不必拘泥于字面。懂得这个道理以后，对于诸家论述温疫的说法，就可以逐一根据其意义来推求理解。温和疫既然是泛指的名称，那么它们所指的病就不止一种。如果由于寒暑，又有四时不正常的气候夹杂其中，就叫作天行温疫，归属于伤寒；如果由于寒暑，又受到山川、森林、山谷以及天地间雾气等邪气压迫，就叫作瘴疫、温瘴，也通称为温疫；如果由于寒暑，又受到鬼神之气侵袭，就叫作疠疫，也称为温疫，但归属于杂病；如果由于寒暑，又有饮食之气从中干扰，就会发为杂病，如霍乱、疟疾、黄疸之类，都不称为温疫，而归属于杂病。这样逐条分辨清楚以后，关于温疫及各种杂病的论述，就不会混乱得令人眼花。在这几类温疫中，只有鬼神这一因素所致者与寒暑所致者，相关论述多有混淆，近世已经不能分别；必须仔细参考《病源》卷十“疠疫”“瘴气”两候，以及《千金》卷九《辟温篇》，才能明白。《病源》把疠疫、瘴气不与温病列在同一篇，而另列为一卷；《千金》又把两种温病分别置于两篇的篇首和篇末，难道是没有用意吗？至于鬼神之气所致而不兼有温疫的，属于中恶，与伤寒的治法没有关系。正如瘴气不兼有温疫，只称为瘴；饮食因素不兼有温疫，只称为伤饮食罢了。卷一 疟论 叶氏医案治疗疟疾时不用柴胡，徐氏对此加以非难。有人解释说：治疗伤寒少阳证的正疟要用柴胡；治疗秋季寒热往来的类似疟疾，则不用柴胡。泉氏答道：不对，不是这样。《素问·疟论》以夏季受到暑邪为疟疾的起因，并把其余各种疟疾附列于后，所以秋季发生寒热往来的病就是正疟，经文已有明确说明。《诸病源候论》和《千金方》都以《内经》的说法为依据。《外台秘要》既列载《诸病源候论》的论述，而所汇集的方剂不下千首，其中很少使用柴胡。由此可见，说秋季寒热往来时不用柴胡是对的；但把它指作类似疟疾，则是不对的。仲景在少阳篇明确说有寒热往来，症状形态像疟疾。“像疟疾”这几个字，正是说类似疟疾。少阳证属于类似疟疾，这是仲景亲自说的，如今反而把它指作正疟，这是为什么呢？只是各位医家还仅仅在辨论症状上犯错，徐氏则连治疗方法也一并说错了。为什么这样说呢？伤寒之邪由体表侵入，里部没有根基，用柴胡把它提向外，就能使邪气 ಹೊರ出。夏秋季的病，初起的凉邪在外，而积聚的暑热在内，内里的暑热有根基；如果用柴胡把它向上提，外邪虽然解除，内热却会随之上升，横冲乱窜而不可收拾，往往出现耳聋、眼睛发红、胡言乱语、神志昏迷、汗出不止、身体枯槁等症，拖延后成为无法救治的病，因此不得不把徐氏的说法作为这种荒谬言论的助力。唉！也不过是进一步考察古代医训罢了。卷一。尸疰、疳、蒸四大证论。五尸、五疰、五疳、五蒸，是杂病中的四大证候。仲景在《伤寒论》中首先说到“蒸蒸”，《金匮要略》的狐惑病实际上开启了对疳证的论述；走马汤治疗飞尸，獭肝散治疗冷疰，已经大略具备了这些病证的纲要。到了《巢源》《肘后》《千金》《外台》等书，才充分阐发这些病证的理论，并把它视为内科专门医家最重要的职责。近代医书中很少提到它们，并不是近代没有这四种病证。医者遇到尸疰，往往牵强地称作肝气病。遇到疳蒸，往往牵强地称作劳病。这种说法沿袭已久，于是便不再留意，也就不列出它们的名称了！不过，“尸疰”二字涉及不祥之意，“疳蒸”二字又只见于儿科。如今如果用这些名称告诉各位患者，又把它们用于壮年人身上，岂不是会使人听了惊骇吗？古代名称确实难以恢复使用，但在“肝气”这一门类中，应当知道其中混杂着尸证、疰证两种病。在“劳病”这一门类中，应当知道其中混杂着疳证、蒸证两种病。隐去名称而保留实质，那么临证时就能清楚辨识了。至于古人治疗这四种病证的有效方剂，凡是想成为高明医者，也不可不加以掌握。卷一。虚劳论。

译如今所谓的虚劳，就是古代所谓的蒸病。古代所谓的虚劳，就是如今所谓的脱力病。《金匮要略》特意列出虚劳病，是为了说明伤寒也有因身体过度劳累、元气受损而发生的；俗称“脱力伤寒”就是由此而来。懂得这一点，就能运用《金匮要略》治疗虚劳的各种方剂了。（俗称“脱力”并不只是指疲劳，凡是五劳都包括在其中。） 脱力有形成久治不愈的痼疾的，有只在一时发生的，也有局限于某一部位的；只要是由于劳累损伤、气血不能恢复，都可以称为虚劳。人们只是拘泥于把虚弱、亏损而不能恢复的病证看作虚劳，却不知道那只不过是虚劳的一种情况。如果是只在一时或一处发生的虚劳，有的经过治疗才能痊愈，有的不治疗也会自行痊愈，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惊异的。只是既然已有虚劳的病因，风寒之邪又随之侵入，《金匮要略》本来是要说明风寒所致的各种变化，所以概括称为虚劳，不再分别究竟属于哪一种劳病。推而论之，伤寒劳复就是只在一时发生的虚劳，也不分别究竟是劳作过度所致，还是房事过度所致。按照义理本来应当把它列在本篇末尾，编写《伤寒论》的人为了便于查阅，才这样把它移置于此！又如《脉经》说：病人一只手臂不能随意活动，过一段时间又转移到另一只手臂，这是轻微劳损所致，是因为营卫之气不能周流，时间久了会自行痊愈。这属于局限在一处的虚劳，也不分别究竟是哪一种劳损所致，因为另有相应的本病可以归类。本经又有劳疟，《千金方》《外台秘要》中还有劳嗽、劳聋；凡是只在一时发生或局限于一处的病证，都可以依此类推。阅读古人的医书，必须辨析名称，以探究它的含义，医学也是如此。如果确实懂得这一点，怎么会把建中汤等方剂误用于蒸病呢？卷一。传尸劳论。《外台秘要》最早出现“传尸劳”这一名称，从宋代直到今天，都把它记载在医籍中。过去曾想问这究竟是什么病，但各位老医师没有一个能说清楚。泉氏研习此学多年后，才知道所谓传尸劳，是合并尸、疰、疳、蒸四大证而命名的。起初因身体虚弱而感受邪气，邪气侵入并感受尸虫，于是神情沉郁、默默不语，周身无处不感到不适，却不能明确说出哪里难受；这时称为尸证可以。病情加重而出现发热、气喘急促、颧骨发红，可以称为蒸证。等到颈项间长出肿块，嘴唇、口腔、咽喉和舌头都生疮，可以称为疳证。病情好转后又加重，甚至死亡并传给他人，就称为疰证。具备这四种证候，所以治疗方法并不相同，都是根据当时所见的症状来说明。古人所说的“〔原文疑有缺字〕、无辜、伏连、尸疰”等名称，也都是各自根据某一个方面来命名的。我小时候，姑母中此病而死；长大后，同母异父的妹妹又因患此病而死，但她们都没有传染给别人，大概只是相似而并不完全确切吧！总之，已经具备尸、疳、蒸三大证候了。遇到这种病证，如果能够分别辨证论治，采用古方中的清热、调胃、杀虫等治法，大概就不会贻误病情；只是未必一定能够治愈罢了！卷一。肺痿论。肺痿，就是肺的大叶不能充分张举。其外在症状，以咳嗽并吐出白色泡沫样涎沫为确切表现。《诸病源候论》有时还兼说想咳却咳不出、呕逆和小便等症状；成无己注释《伤寒论》时，则把咽喉不利、吐脓血作为肺痿的表现，这些都不是确切的征候。只有《外台秘要》引用许仁则的话说，肺痿的症状是“吐出的涎沫像雪一样白，细小泡沫浓稠而黏”。这八个字深刻领会了仲景话中未明说的意思，最为准确恰当。巢氏、成氏所说的那些，属于兼见症状，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不能确定。肺痿应归入六极，是气极的一种，多发生在久咳之后、骨蒸病余；病情严重时，白色泡沫中会带血，有时还会带脓。所以《金匮要略》说，咳嗽、吐出脓血，脉象数而虚的属于肺痿，脉象数而实的属于肺痈。仲景根据脉象的不同来辨别症状相同的两种病，也可以由此知道，脓血并不是只有肺痈才会出现。详细内容见我所撰写的《证原》。卷一。正水与风水的诊断方法论。眼睑浮肿、颈部脉搏跳动、时常咳嗽等症状，正水和风水都相同。但有这些症状时，按压肿胀处，肿处随着手指抬起而恢复的，是正水；按压后不起的，是风水，以此作为区别。而且必须出现大腿内侧发冷、腹部胀大，才说明正水已经形成；因此正水比风水病情更重。《灵枢·水胀》说：水病刚开始时，眼睑上面稍微肿起，像刚睡醒的样子；颈部脉搏跳动，时常咳嗽，大腿内侧发冷，小腿和胫部肿胀，腹部于是胀大，这时水病已经形成了。用手按压肿胀处（俗本把“肿”写作“腹”，今依《诸病源候论》的引文），肿处随手抬起，像包裹着水一样。《金匮要略·水气病》说：观察病人眼睑上面稍微肿起，像刚睡醒的样子，颈部脉搏跳动，时常咳嗽；按压手脚上的肿处，凹陷后不能恢复的，属于风水。文意非常清楚。《诸病源候论》论水肿，完全依据《灵枢》；论风水，完全依据《金匮要略》，两者的区别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只是风水病日久后也会转变成水病，按压后同样会随手抬起，所以《肘后方》说：水病初起时，先是两眼上方肿起，颜色像老蚕；颈旁的脉搏跳动，大腿内侧发冷，小腿胫部胀满，按下去凹陷可容手指，腹内翻动时有声，这就是它的征候。如果不立即治疗，不久身体就会逐渐肿胀，腹部完全胀满，按压后肿处随着手指抬起，这时病已经形成了。这并不与经文相违背。葛氏的意思是把风水看作正水刚开始发生的阶段，而笼统称为水病，也是因为它具有大腿内侧发冷这一症状。这实际上与各部医经典籍的说法相互吻合。卷一。女劳疸与黑疸同治论。《千金方》和《外台秘要》引用《金匮要略》黄疸篇的文字，都把适用硝矾散的证候称为女劳疸。而《近效方》说，女劳疸的治疗与黑疸相同。《诸病源候论》则说，女劳疸的症状是身体和眼睛都发黄，发热恶寒，小腹胀满拘急，小便困难，这是在极度劳累、身体发热时性交，性交完立即入水所导致的。黑疸的症状是小腹胀满，身体全部发黄，额头反而发黑，脚底发热，大便呈黑色。黄疸、酒疸、女劳疸，时间久了都可能转变为黑疸。根据对疸病的解释，《金匮要略》中论硝矾散证的经文应当这样断句：从“膀胱急”以下十六字属于黑疸；只有“日晡时发热恶寒”是女劳疸的确切征候；其余内容则是女劳疸久病后转变为黑疸的表现。这样疏解以后，与经文中“得之”和“因作”二词的语气就非常吻合。巢氏确实是很能领会仲景意旨的人。硝矾散本来就是治疗黑疸的方剂，因为黑疸和女劳疸采用同样的治法，所以《金匮要略》没有分别说明；《近效方》的说法是可信且有根据的。详细内容见我所撰写的《金匮方论注》。卷一。吐血、衄血、便血、尿血、呕吐、汗出、下利、消渴八证形态不同而诊断相同论。

译失血的重大证候有四种：吐血、衄血、便血、尿血。津液丧失的重大证候有四种：呕吐、下利、消渴、出汗。吐血出自贲门，与呕吐相同。衄血称为“红汗”，与出汗相同。便血出自魄门，与下利相同。尿血出自膀胱，与消渴、尿多相同。八种证候可以归纳为四类，虽然途径不同，最终结果相同，都是津液或血液大量丧失的情况。《灵枢经》说：“失血的人不能再出汗，失汗的人不能再失血。” 这说明津液和血液属于同一类物质。又说手阳明经主管津液，足阳明经主管血液，这说明津液和血液又属于同一经脉系统。津液和血液既然是同类物质，所以这八种证候的诊断规律也是相同的。八种证候中凡是因热而发生的，都以出现阴脉和阴证作为病势将要好转的表现。出现阳脉和阳证，则说明病情尚未解除。凡是因寒而发生的，都以出现阳脉和阳证作为病势将要好转的表现，以出现阴脉和阴证作为正气将要脱失的表现。这些内容在《灵枢》《素问》《脉经》等书中都有详细说明，这里不再赘引。辨证时，有些病证应当分别观察，例如《痰饮病篇》就是这样。有些病证则应当合并观察，本篇就是这样。卷一 论思虑导致遗精 心藏神，脾藏智和意，肾藏精和志。人的思虑，由智和意主持；智和意的运用，由神主持。所以有人说思虑伤心，也有人说思虑伤脾，这只是各举一端而言。推究起来，思虑刚开始形成时，是借助心来支配脾；思虑已经过度、精力耗尽时，又会因脾病而牵累心，所以思虑伤脾比伤心更重。大体说来，五志所造成的损伤，往往是情志过度而使气聚并在一起。思虑过度，气便聚结在脾，所以《内经》说，思虑会使气结。所谓“并”，就是结聚。五行中土能克水，水主冬季，具有闭藏的性质。脾实就会有火，火性向外发泄；脾气过盛，便乘肾水受克而虚弱之时，以火的发泄性质改变水本来闭藏的常态；再加上脾病牵累心，使心神失去主持，于是精神恍惚、离散，精液也就泄出。《内经》说，有余就会梦见把东西给予别人。脾气因聚结而表现为有余，所以会梦见把精液给予别人。论治这种病证，应当以脾火上蒙蔽心神、向下克制肾水作为主要病机。有人笼统拘泥于“各种热证都属于心”的说法，把它与此证并列；见其不合五行生克的道理，便依据《易经》水火既济、未济两卦，证明心肾不相交的理论。哪里知道，《易经》的卦象只是取“贞”“悔”来说明义理，并不是在讲真实事物？如果把这种说法移来论病，那么“大畜”卦说天在山中，“大壮”卦说雷在天上，也要把它们当作实际存在的事物；这样，拿“肺进入脾中”“心运行于肺上”来比拟病象，又会是什么情形呢？建立理论，应当采用能够推演并且处处适用的道理。卷一 论疾病没有纯粹虚证 人的正气虚弱，又遇上天气虚弱而形成贼邪病，例如春分到秋分之间的寒邪、秋分到春分之间的热邪就是这样；人的正气虚弱，又遇上天气亢盛而形成正邪病，例如春分到秋分之间的热邪、秋分到春分之间的寒邪就是这样。总的来说，寒、热二者对应阴阳二气；分别来说，寒、热、凉、温四者对应四时，而且都由风邪引起。所以《内经》说：“风是百病的首要因素。” 温风一定夹有湿邪，凉风只是风邪；它们与寒、热分别主宰四时，正如《灵枢》九宫篇所说的春湿、夏热、秋风、冬寒。不过，湿邪以及寒热之邪，只有在各自当令时才会出现；风邪却四时都有，所以由风邪致病的患者特别多。人因劳役过度、情志失调、阴阳失衡、饮食不节或醉饱、受到人事或鬼神惊恐、跌打坠压、虫兽咬伤而导致虚弱，只要有其中一种情况，风邪就会乘虚而入；在湿邪、寒邪、热邪当令以及有贼邪出现的时候，这些邪气也会各自乘虚而入。所以说：“邪气聚集的地方，正气一定虚弱。” 但邪气既然侵入以后，反而会表现出实证。它所表现的情况，有邪正虚实相当的，也有一方超过另一方的，总之没有纯粹的虚证。只有大病经过发汗、催吐、泻下之后，邪气虽去而气血不能立即恢复，以及妇女新产之后津液耗失、形体和正气不足以充实的时候，才会出现纯虚证。但前一种是在病后出现，后一种本身并不是疾病，不能用治疗疾病的方法来治疗。既然疾病没有纯虚证，那么处方也就不会一味蛮补，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有人质疑说：老年人耳聋眼盲，难道不是纯虚证吗？回答说：这同样是风邪所致。老年人的血气本来就应当衰弱，药力不能把病邪托出；即使勉强托出，后续的邪气又会乘虚接连侵入，所以始终不能痊愈！不能痊愈的原因在于虚弱，但造成疾病的邪气仍然属于风邪。卷一 论用药一 药物的性质有刚柔之分：刚属阳，柔属阴，所以刚药善于推动，柔药趋于沉静。刚而善动的药，运行迅速；迅速就会很快发作而不留余地，起效快，伤人也猛烈。柔而沉静的药，运行缓慢；缓慢就会暗中滋长并持续不断，起效迟，伤人也较缓和。没有见识的人喜欢偏执一端，这种危害难以尽述。而主张折中调和的人，又提出药性能够相互牵制的说法。哪里知道柔药本来就迟缓，不能强行使它加快；刚药本来就迅速，也不能强行使它变慢。如果让快慢两类药同时发挥作用，慢药必然要让快药先行；药物咽下以后，只能看到阳药运行于阳分，看不到阴药运行于阴分。如果疾病适合用阳药治疗，阴药起初尚未见效，反而会在阳药药力过去之后酿成祸害；如果疾病适合用阴药治疗，阴药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已经显现出受到阳药顷刻之间造成的灾害。因此，主张药性可以相互牵制的说法也是错误的。总之，应当针对疾病来用药，这样才能使治疗顺利而不生枝节。卷一 论用药二 凡是能够驱逐邪气的药，都能损伤正气；凡是能够补益虚弱的药，都可能留滞邪气；凡是能够把某经的邪气提引出来的药，也都能把邪气引入某经。所以麻黄、桂枝能够发汗解表，也能耗伤阳气；茯苓、泽泻能够利水，也能耗损津液。由此可知，没有一种药物不是有所偏性的。正因为药性各有偏向，所以才能去除某一种偏性的病邪。如果造物者生出药物时，都赋予它们平和的性质，那又凭什么治病呢？关键只在于驾驭药性；能否驾驭得当，全在于医者辨识病证时是否有明确的见解。使用驱邪药时，要辨明正气是否虚弱；正气不虚，邪气去除后正气自然恢复；使用补虚药时，要知道邪气是否已经除尽；邪气未尽，正气虽胜也容易受到邪气干扰。斟酌药力轻重，分清治疗先后的次序，把“随证用药”四个字运用得精妙，治法的要领也就全了。何必把人参视为同党，却把硝石当作仇敌呢？真是荒唐！卷一 论汤液

译汤液，也就是饮剂。《素问》说，饮食进入胃后，精微物质先向上输送到脾；脾气把精微物质向上输送到肺；肺统摄全身经脉，把精微输布到皮毛，使皮毛与脉中的精气相合；肺再通利、调节水道，向下输送到膀胱；水液精微于是布散全身，五脏的精气也一同运行。这段话所说的饮物进入胃后向上向下、按先后次序分布的过程，就是药物进入胃后，按照病位发挥作用的道理。因为药物首先布散到上部，所以遇到轻清的药物就会先发挥作用，适合治疗上部的病。但先发挥作用的药力也会先结束；等到水液精微布散全身时，轻清药物已经没有力量了。因此它不能治疗下部的病，但也没有力量妨碍下部的治疗，这是药势所决定的。厚重沉降的药物，发挥作用本来就迟缓；到了药物输送到脾、归入肺的时候，药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必须等到水液精微布散全身之后，药力才完全到达下部，从而适合治疗下部的病。这就是轻清药治上部、厚重沉降药治下部的原因。《内经》说：病位近时，无论奇方还是偶方，剂量都应制定得小；病位远时，无论奇方还是偶方，剂量都应制定得大。这些说法都是根据药物发挥作用的迟速和病位的高下而言的。至于药物进入脏腑，也只是说五味进入胃后，各自首先归入并作用于它所偏好的脏腑，例如酸味先入肝等，并不是说它不会进入其他脏腑。后人不了解古人制方的本意，于是说某药归某经，某药兼入某经。那么请问：究竟是胃气受药气支配呢？还是药气受胃气支配呢？其实这根本不必辨说，事情已经很明白了。有些人却错误地奉行这种说法。例如桂枝汤治疗太阳病较多，便认为桂枝是足太阳经的药，却不想想太阴病也使用桂枝，而真武汤、理中汤、四逆汤都有加桂枝的例子，唉！真是奇怪。总之，汤液治病，是根据药物的气味来区分，不是根据经络来区分，与针刺疗法大不相同。卷一 论药物炮制 自从雷〔原文缺字，疑指雷公〕提出炮制的理论以后，后世用药物来炮制药物的方法越来越奇特，但因此失去药物本性的情况也不少。药物有利必然也有弊，这是事物的规律；疾病只需要药物的有利一面而不需要其弊端，这是病情决定的；使用药物时应当去除弊端而保留其有利作用，这是用药的道理。古方能够使药物各自发挥本性。例如仲景的小半夏汤一类方剂，凡是生姜、半夏同用的，都是在同一时间一起投入，并不是预先专门炮制其中一种，正是要让生半夏充分发挥长处，再借生姜随时补救它的短处。这就好比使用人才，自有驾驭贪婪、欺诈之人的权衡办法，不必把天下所有才能低劣的人都束缚起来，使他们完全不能行动。让药物各尽其性的妙处，就是如此。至于后世专门炮制药物的方法，如果是在临时制成丸剂、散剂后立即服用，还可以接受；倘若预先炮制好拿去出售，那么被炮制的药物药力已经减弱，甚至经过两次、三次、十多次炮制，就会只取其质地而〔原文缺字，疑为“失”〕其药性，这样还能有多少治病作用呢？最近见有人治疗痰疟，在药铺买半贝丸服用却没有效果；后来取生半夏、贝母研成粉末，用姜汁调和服下，立即见效，只是稍微有烦躁的症状罢了！由此可以类推其他情况了。有人轻视古法，认为它粗疏，为什么不仔细想一想呢！卷一 论药物疗效验证 凡是对证的药，服下约半天后即可检验是否适宜，大致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药到病除。例如《灵枢》所说的不能安卧，用半夏秫米汤，药液刚喝完就能入睡；以及其他方书所说的服一剂便知效验、服两剂病已痊愈，都是这种情况。第二种是服药后另外产生了疾病，这并不是药物造成的祸害，而是疾病受到药物攻伐后产生抗拒所致。例如《伤寒论》中所说的太阴病服桂枝汤后反而烦躁，风湿相搏服术附汤后出现像被蒙住一样的症状，都是这种情况。第三种是服药后原有病情反而加重，这不是药物用错了，而是药物攻治疾病、把病邪托出的结果。例如《证类本草》所载成讷进〔原文缺字，方名不明〕丸方的表文说：我的弟弟患中风五年，服这种丸药服到二千丸时，病情反而更加严重；不要忧虑，服到四千丸一定能够恢复，服到五千丸时应当恢复到强壮状态。第一种验证，是人们容易知道的。第二种验证常常容易使人疑惑；如果不是确实懂得辨别疾病、诊察脉象，并且十分有把握，就一定会改变治疗方法，以致反复耽误病情，这种情况是有的。至于第三种验证，人们一定会责骂、非议药物，因而把它弃置不用。然而我几十年来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第三种情况最多；例如伤寒初起，以及疟疾、痢疾发作正盛时，使用对证的药物，往往会使病情加重。第二种情况次之，第一种情况最少。世人习惯于第一种情况所带来的迅速疗效，却想用它来概括其余情况。唉！这件事真是难以说清啊。卷一 古方用法论 古代的方剂，每一方都有主药，使用主药，并随着病情增减其余药物，这才可以说是按照古方某方加减。如果用了其余药物而去掉主药，就不能再称为某方了。仲景的理中汤又名治中汤，这个名称取自《别录》中人参“调中”二字，因此人参就是此方的主药。桃花汤取赤石脂又名桃花石之意命名，因此赤石脂就是此方的主药。如果去掉人参、赤石脂，只使用白术、干姜等药，却仍称为理中汤、桃花汤，那就失去了原方的意义，只是沿用了它的名称，这难道不浅陋吗？不只是经方如此，后世的方剂也有这种情况。丹溪治疗六郁的越鞠丸，以川芎、山栀为主药，因为川芎就是《左传》所说的“鞠穷”，山栀在《本草》中又名“越桃”，所以各取其中一个字作为方名，以说明能够治疗郁证的关键全在这两味药。如果不用川芎、山栀，只用其余四味药，还能再称为越鞠丸吗？《本草》所记载的药物只有四五百种，但从汉代到明代，方剂却有亿万之多，随意选取几味药组成方剂，都应当与古方有所契合；人们往往只举出相似之处，反而遗漏了相同之处。从前徐灵胎讥讽叶天士使用《局方》逍遥散却去掉柴胡，不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吗？学医的人可以由此类推。卷一 泻心汤类诸方总论 各种泻心汤都是从小柴胡汤发展而来的。小柴胡汤用柴胡、生姜治疗半表证。用黄芩、人参、甘草、半夏治疗半里证。这些方剂去掉治疗半表证的药物，参照陷胸汤的治法，并分别确立主药，因此应当分成几类来看。半夏泻心汤，就是小柴胡汤去掉柴胡、生姜治疗表证的部分，再加干姜、黄连来调和胃气。生姜泻心汤和甘草泻心汤，都是半夏泻心汤的原方，只是主药的用量略有增加（依《金匮要略》，其中有人参）。这三方都离不开干姜、黄连，因为它们所治疗的心下痞，是胃气虚弱、胃气向上逆行所致，与表邪内陷所致的痞不同，所以治疗重点在于调和胃气。它们的主药都在小柴胡汤之中，因此自成一类。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是截取半夏泻心汤的一半组成的。黄连汤，则是半夏泻心汤去掉黄芩、加入桂枝而成。但这两个方都重用黄连，使黄连与干姜并重，可看作半夏泻心汤的小变化。黄芩汤，是截取小柴胡汤的一半，再加入芍药，用来治疗腹痛。黄芩加半夏生姜汤，就是小柴胡汤去掉柴胡、人参，加入芍药。这两个方都以小柴胡汤中的黄芩为主药，因此自成一类。

译旋复代赭汤，就是小柴胡汤去掉柴胡、黄芩，加入旋覆花、代赭石，增加生姜、减少人参而成，所以用旋覆花、代赭石命名。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就是小柴胡汤去掉柴胡、黄芩，加入厚朴，增加生姜、减少人参而成。这两个方都以小柴胡汤中的生姜为主药，因此自成一类。橘皮竹茹汤，就是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去掉厚朴、半夏，加入橘皮、竹茹、大枣，增加甘草而成，所以用橘皮、竹茹命名。橘皮汤，则只取该方中的两味药组成。这两个方自成一类。小半夏汤，是从小柴胡汤中抽取治疗呕吐的药物，并将其用量加倍。生姜半夏汤，就是运用半夏的治法，小半夏加茯苓汤也属于这一类。半夏干姜散，就是生姜半夏汤去掉生姜、加入干姜，着重在于温暖胃气，与生姜温通经脉的作用略有不同。大半夏汤，则是半夏干姜散的变方。干姜人参半夏丸，就是半夏干姜散加入人参，并将半夏用量加倍。这六个方都源自小半夏汤，以小柴胡汤中的半夏为主药，因此自成一类。泻心汤源自大陷胸汤、小陷胸汤。大黄黄连泻心汤，就是泻心汤原方去掉黄芩。附子泻心汤，就是泻心汤原方加入附子。这三个方都离不开大黄、黄连，因为这里的心下痞是表邪内陷所致，与结胸的病机相同，不同于半夏泻心汤等三个方所治的痞证，所以治疗重点在于攻下实邪；它由泻心汤逐渐转向承气汤一类。卷一 承气汤类诸方总论 胃中有实邪就会失于调和，承气汤的作用在于调和胃气，所以有时在方名前冠以“调胃”二字。大黄能攻下各种积滞，芒硝能软化各种坚硬之物；考察《本草》可知，这两味都属于荡涤肠胃的药物。因此仲景合用二味治疗胃中实邪，凡属胃实的病证都可以此为准。方中使用甘草，不过是调和芒硝、大黄的药味罢了，不必拘泥于“和中益气”的说法；“调胃”二字正是由此命名。这是一个笼统的方剂，使用时应随证加减，往往只取其意而更改方名。如果见到腹部胀满，就加入厚朴、枳实，去掉甘草，成为大承气汤。如果见到腹部胀满但没有燥屎结滞，就加入厚朴、枳实，去掉甘草，成为小承气汤。如果有瘀血，就加入桃仁、桂枝，成为桃核承气汤。如果见到水饮结聚，就加入甘遂，去掉甘草，成为大陷胸汤。如果见到食物停留而呕吐，就去掉芒硝，成为大黄甘草汤。一个方剂由此发展出五个方剂，条理清楚而不紊乱。至于从大承气汤发展来的方剂，则去掉芒硝，成为厚朴三物汤。厚朴三物汤合用桂枝、去掉芍药，就成为厚朴七物汤；这些方都以厚朴为主药。从小承气汤发展来的方剂，则调整药物的用量，成为厚朴大黄汤。调整药物用量，再加入芍药、杏仁和薏苡仁，就成为麻仁丸。这些方都以大黄为主药。从桃核承气汤发展来的方剂，有大黄蛰虫丸、桂枝茯苓丸、抵当汤和抵当丸，都以桃仁为主药。从大陷胸汤发展来的方剂，有大陷胸丸、十枣汤、甘遂半夏汤，都以甘遂为主药。己椒苈黄丸又是从大陷胸丸发展来的，因为两方都使用葶苈子。大黄硝石汤、备急丸、大黄附子汤，都是根据承气汤随证加减的方法形成的。小陷胸汤、白散，则又因为所治疗的部位略高一些，取法于承气汤的治法而有所变化。小陷胸汤主治心下结硬疼痛，与心下痞相近，因此又发展出泻心汤这一类方剂。小陷胸汤主治胸中有黄涎，与胸痹所说的顽固黏痰相近，因此又发展出栝蒌薤白这一类方剂。总的说来，白散以下法攻逐，使用巴豆；小陷胸汤以下法攻逐，使用栝蒌。栝蒌薤白汤、栝蒌薤白加半夏汤、枳实薤白桂枝汤这三个方，都是从小陷胸汤发展来的。卷一 古方权量有定论论 历来考证古方药物衡量单位的人，各有各的说法，大多是错误地把汉代的制度套用在古方上了！哪里知道经方虽由仲景传承下来，却不是从仲景才开始的。《外台秘要》卷一说，桂枝汤是岐伯传授给黄帝的方剂，其药物分量与《伤寒论》完全相同。由此可见，经方传自上古，所使用的衡量单位也是上古制度，并非汉代制度。《千金要方》详细记载了神农秤和古代药升的制度。古代医家使用神农秤来称量，使用药升来量药；这套衡量制度不同于当时社会通用的衡量单位，是另成一套制度的。从仲景以后直到《外台秘要》，所收录的汉、晋、宋、齐各代方剂都是如此。到了隋唐，人们兼用大两、大升，后世制定方剂时便随着朝代不同而有轻重差异，古代的衡量制度也因此逐渐湮没。本朝吴王绳林考证此事，以《千金要方》的制度为依据，并参考其他考订，确定古代一两相当于今天的七分六厘。古代一升相当于今天的六勺七抄。这确实是不可推翻的定论，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地方。他的这部书载在《吴医汇讲》中。卷二 学医说 想学医，必须先读不讲方剂的医书，在这方面没有比巢氏《病源》更好的了。《病源》阐发经书的意义，分门别类，比《灵枢》《素问》更容易理解，也比《灵枢》《素问》更容易入门。学习它久了，再进一步探究《灵枢》《素问》，同时阅读《难经》《甲乙经》两书加以疏解，弄清经络、脏腑的根源，通晓望、闻、问、切的道理；对于先前所学的内容，就会更加融会贯通，先明白医学的基本理论，逐渐达到能够实际运用的程度。然后再读有方剂的医书，即《玉函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读这三部书尤其必须兼读《脉经》，以考察它们的异同；还要翻阅《本草》（必须使用《证类本草》），用来观察方剂的用药方法，因为这些正是临证治病所凭借的工具。然而，《伤寒论》的道理还不能指望马上完全通晓，还必须长期浸润于《肘后方》《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四部书，并斟酌《本事方》《百证歌》《九十论》《明理论》等书的论述，互相参照、考订，慢慢等待自己领悟，届时大概会进入另一种境界。大体说来，医家研究伤寒，通常是在尚未彻底研究杂病之前下功夫；但真正有所领会，反而是在完全通晓杂病之后。不亲身经历这一过程的人不会明白。追溯源流、穷究根本，事情也就到此为止。至于能否达到神妙而通明的境界，就在于各人自己。至于《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以下的医书，等学有所成之后再读，也足以拓展见识、锻炼辨识能力，不必一概排斥它们而使自己见闻狭隘。卷二 诊诀说 诊察疾病的要诀，在于弄清表、里、虚、实、逆、从六个方面。只是想在临诊时明确判断，就必须在读书时预先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