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译由此推知先受到温邪，尺部发热、口渴等症状也包含在其中；阴部脉小而急，推知后来又受到湿邪，身体疼痛、拘挛紧急等症状也包含在其中；虽然没有明说症状，但症状已经可以推知了。这与《脉经》所说的先受湿邪、后受热邪，截然不同。后来受湿邪的情况，湿邪浮在体表，治疗方法与寒证相同，但药力等级应减轻。脉象小而急，是紧脉减弱的表现。许叔微所用的苍术白虎汤，苍术可以燥湿，白虎汤可以治疗温邪，最为合适；这是因为这种湿温病重点在温邪。先受湿邪的情况，湿邪沉伏在里，与一般湿病采用相同治法，所以会出现小腿发冷、胸腹胀满，脉象应当沉；难道可以一概用白虎汤治疗吗？头部和眼睛疼痛、胡言乱语，是湿邪在里部较重，将要与后来受的热邪合并转化，所以禁止发汗；发汗会使表气虚弱而使里邪加重，苍术还可以使用吗？因此，这种湿温病虽然属于中〔原文缺字〕，但重点在湿邪。看它们各自的重点，二者差别极大；朱奉议只因病名相同就把它们合并起来，由此可见，朱奉议实在不值得与之谈论伤寒学说。（三焦温病也依此类推。） 卷四 温疟辨 《内经》把先发热后发寒称为温疟，与先发寒后发热的寒疟相对；又把只发热而不发寒称为瘅疟。《金匮》所说的瘅疟、温疟都只是发热而不发寒，注家无法加以区分。我认为，疟疾这一病名，本来就是相对于温病而确立的。冬天感受寒邪，以及在不合时令的时候感受温邪，到春天发作，症状较为平和顺畅的，称为温病；夏天感受暑邪，以及在不合时令的时候感受寒邪，到秋天发作，症状酷烈暴虐的，称为疟疾。疟疾有寒疟、温疟和无寒疟；先有温病，后来又感受春寒，体内的热邪受到体表寒邪的抑制，表证实，所以不出现寒象。称为温疟，是把这两种病合在一起命名。仲景的书中既说温病，又说疟疾，因此必然称为温疟，这是行文体例所决定的。它与《内经》不同之处在于：《内经》以疟疾为主，仲景以温病为主，所以所说的症状相同于温病是合适的。至于瘅疟，《内经》和仲景都以疟疾为主，所以所说的症状不同才是合适的。但“此温疟者”中的“者”字应当作“也”，与上文连起来读，意思是瘅疟、温疟两种疟疾，都适合用白虎加桂枝方。否则，从鳖甲煎丸条文以下，都是方剂和论述并列，为什么唯独瘅疟一条只有论述而没有方剂呢？徐灵胎批校的《金匮》版本也说是白虎加桂枝汤，这是治疗温疟、瘅疟的主方。卷四 辨柔痉不恶寒说法的错误 《金匮》痉病篇说，太阳病发热、出汗而不恶寒的，称为柔痉。《脉经》和成无己的《伤寒论》版本也这样记载。近来嘉定黄氏校订的《脉经》版本写作“不恶寒”，但注明一说作“恶寒”。考察黄氏序文中所说的某字另作某字，多数依据元代泰定年间谢氏的校本；谢氏校本又大多依据宋代熙宁年间林氏的校本，并不是没有依据。明代刻印的《医统正脉》林氏校本中有“不”字，是传抄时错误衍生出来的。幸而《诸病源候论》记载伤寒痉病的证候时录有柔痉，也没有“不”字，与元代泰定本《脉经》相同。明代王肯堂校订的《千金翼方》卷九也说“不恶寒”，并注明一说作“恶寒”。这样看来，《千金翼方》也有不带“不”字的版本。巢元方、孙思邈的两部书，大多依据《金匮》而来。《金匮》又说：患者身体发热而脚冷，颈项强硬拘急，恶寒，有时头部发热，面色发红，眼部脉络发红，只有头部摇动，突然口噤，背部反张，这就是痉病。这段经文是解释痉病总纲的，特意提出“恶寒”二字，由此可知，痉病从来没有不恶寒的。用经文来相互印证经文，尤其有根据。刚痉与柔痉的区别，在于出汗与否，而不在于是否恶寒。这一个字关系重大，不能不加以辨明。卷四 辨蛟龙病名称的错误 《金匮》在果实、蔬菜、谷物的饮食禁忌中说：春秋两季，龙的精气进入芹菜，人偶然吃下后便发病；发作时手背和腹部胀满疼痛，难以忍受，称为蛟龙病。我认为，这种病是由于误食龙的精气而得，与“蛟”没有关系。“蛟”应当是“咬”字的错误，在“龙”字之下应读作“龙咬”。病名叫“龙咬”，是因为龙的精气进入腹中，变化生成小龙，咬食人的肠胃，所以腹部胀满疼痛而无法忍受。方剂下面说吐出物像蜥蜴、蝎子，可见龙的精气确实能够在腹中生出后代。写作“咬”才是正确的。古代的“咬”字常常被误写成“蛟”。《灵枢·厥病》说：肠中有虫积以及蛟〔原文缺字〕，都不可用小针治疗；心腹疼痛，发作时肿块聚集，或上或下地来回移动，疼痛时发时止，腹中发热而喜欢喝水，流出涎液的，就是蛟〔原文缺字〕。（今本把“发”写作〔原文缺字〕，并且“作”字下面多出“痛”字，文字错乱，无法通读。现在依照《脉经》《千金方》《外台秘要》的引文参照订正。） 两个“蛟〔原文缺字〕”字。《脉经》《千金方》《外台秘要》的引文都写作“蛔咬”，而经文有错误且次序颠倒，订正后正与这里相同。用“蛟〔原文缺字〕”来证明“蛟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又考察《夏小正》中“鸣札”的命名方式，写作“咬龙”也可以，因为先知道它会咬，后来才知道它是龙。“咬〔原文缺字〕”也依此类推。卷四 黄疸辨 “黄”指黄胖病。“疸”指五种黄疸。《金匮》原本就区分“诸黄”和“诸疸”，只是对“疸”论述详细，对“黄”论述简略，读者容易混淆，因而误以为“诸黄”就是五疸中的黄疸。考察《诸病源候论》的黄病证候，从“黄病”开始到“治也”结束，共一百四十六字，所列症状非常详细，必定是依据《金匮》散佚的文字。为什么这样说呢？全身疼痛、发热、眼睛干涩、鼻子疼痛、两肩和颈项强硬、腰背拘急，这是太阳、阳明的表证；而《金匮》有“黄家脉浮，应当用发汗法治疗”，并宜用桂枝加黄〔原文缺字〕汤的一条，症状和治法相互符合。大便艰涩，正是阳明胃腑实证；而《金匮》有“诸黄以猪膏发煎为主治”的一条，症状和治法相互符合。《金匮》既然详细记载了治疗方法，就不应反而缺少症状，所以怀疑巢元方的说法本于《金匮》散佚的文字。再由此推知，黄病本来就有按照伤寒方法治疗的情况，所以伤寒病也常常出现发黄。至于五疸中的黄疸，则与其他黄疸同属杂病，自然不像黄病初起那样可以用伤寒方法治疗，这就是二者的区别。巢元方在黄病之外另列黄疸，与女劳疸、酒疸、谷疸、黑疸并列；又把《灵枢》《素问》所说的黄疸各条，以及《金匮》所说“疸而渴”以下三十五字，收入黄疸证候中。与他论述黄病相比，区别极其清楚，真是善于读仲景之书的人。后人误以为《金匮》篇名中的“黄疸”二字就是五疸中的黄疸，于是把篇中所说的各种“黄”都认为是五疸中的黄疸，因而混淆了黄病与五疸的治法。治疗无效时，就一定说古方难以使用；所以读书必须采取最正确的理解。卷四 阴黄辨 人们只知道黄疸有阴阳之分，却不知道阴阳究竟指的是什么。一听到“阴”字，就毫不怀疑地认定是虚证。

译这不只是对黄疸如此，而在黄疸方面造成的危害尤其严重。黄疸本来是湿热造成的，无论阴黄还是阳黄，都应当以治疗湿热为正确治法。如果确实是阴黄，说明湿热深入，其病情比阳黄更重，这是可以知道的；一旦投用补剂，就会把湿热收束留滞其中，当时虽然似乎痊愈，但病根终身也不能拔除。我见过这种情况很多，但最终仍无法改变他们的看法。唉！人们也该想一想，阴阳的说法究竟从何而来〔原文缺字〕啊！《金匮》说：黄疸病从阴部发起，患者必定呕吐；病发于阳部，患者会打寒战并发热。这样看来，二疸的区别，在于症状有浅有深，并不在于正气有虚有实。所谓阴，是从五脏来说的，指的是肺；所谓阳，是从六经来说的，指的是三阳经。仲景的著作中本来就有这样的例子。例如，伤寒发热而怕冷，是病发于阳；没有发热而怕冷，是病发于阴；咽喉疼痛、面色发红并有斑，是阳毒；面色发青、身体疼痛，是阴毒。这些都是这个道理。后世不明白这个道理，每逢看到“阴证”这个名称，不是把它当作寒证而使用温热药，就是把它当作虚证而使用补药。元、明以来，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景岳对阴黄多制定补益药方，难道他的本意是要误导人吗？实在是因为误把病情一时收住、见效较快当成了功劳，却不知道这样可能导致日后复发；真正明白而深远的疗效并不在于此。《大学》重视达到对事理的彻底认识，确实如此！卷四 内风辨 两部经典中并没有“内风”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史记》卷一百零五《仓公传》中的一句话：“脉来滑者为内风。” 这大概是指外来的风邪进入体内，并不是说风从体内自行产生。《千金方》也多次谈到内风，仔细推究它的旨意，和仓公所说相同。只有王太仆在《素问·大奇论》的肾风注中说，劳倦之气在体内积蓄，转化为风；这才开始把经文中“风”字解释为从体内产生的风，但他终究没有说这种风应该用补法治疗。而且《素问·水热穴论》原文说肾风是出汗后遇到风，说明肾风哪里会不是外来的风邪侵入呢？不必按照王注所说解释。近世“内风”的说法在东南一带盛行，我曾按自己的理解加以区分，所谓内风不过是中风、痹证、痱证以及肝气、肾气等病证；但这些病本来各有专门名称，何必改换名称而混称为内风呢？况且古人只把中风一类病证看作外风侵入体内，所以制定了各种续命汤及其加减方来治疗；只把肝气一类病证看作脏气厥逆，所以制定了各种七气汤及其加减方来治疗。如果一概称为内风，专门考虑补益，那么续命汤岂不是不免要发散，七气汤岂不是不免要疏泄吗？古人制定治法，每种病证都有历代不可更改的准则，为什么唯独风证、厥证这两类，竟然会和后世的说法如此严重地相互抵牾呢？唉！真是奇怪啊。卷四 人迎气口辨 《灵枢》《素问》常常把人迎和气口相对而言，而在《终始篇》中又专门在脉口上注明“太阴”二字（太阴指手太阴经。脉口就是气口），其中说：人迎和太阴脉口都盛到正常的四倍以上，称为关格。这句话正是为了区别人迎和气口。王注知道人迎不属于太阴经，因此以结喉旁的动脉来指代人迎。这大概是以《素问·阴阳别论》中“三阳在头，三阴在手”的论述为根本，最为确切。后人不知道这种说法的依据，粗略阅读古代经典，反而批驳王注错误，创立左手人迎、右手气口的说法，并认为这是根据《脉经》而来。哪里知道《脉经》所说“关前一分，人命之主，左为人迎，右为气口”四句话是一气贯通的？它和《神门诀》所说神门在关后相对照，专门指关前一分左侧的脉为人迎，所以才与关后一分的神门并论，并不是概括地说左手三部脉。《脉经·平人迎》条说“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脉实者，阳实也”等，和《灵枢》《素问》的说法完全不同；仔细体会“以前”这两个字，意思自然就明白了。《脉经》本来没有错误，只是后人自己误解了！前人辨析这个问题的很多，这里不一一引用，总的来说，杨上善《太素》的注解最为高明。卷四 《千金》辨诬 《千金方》卷二十六“菜蔬类”中，在“瓜子主治”下说：瓜子又名白瓜子，就是冬瓜子；白冬瓜子味甘、性微寒、无毒，能消除小腹水胀，利小便，止消渴。在“苋菜实主治”下说：苋菜实又名马苋，就是马齿苋，能治疗反花疮。我考察认为，这两条应当是北宋修订者改写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瓜子本来是香瓜的种子，和冬瓜是不同的东西，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马齿苋和白苋菜也是如此。凡是药名中用“马”来称呼的，都是说它的形体较大。经典以白苋为主，而白苋比糠苋大，所以称为马苋；这是相对于称糠苋为细苋而言的。马齿苋既然不是同一种东西，怎么能和它列在同一条中呢？如果把它们列在同一条中来说，那就说明它们是同一种东西。可是马齿苋的主治，为什么又和白苋大不相同呢？孙思邈学识渊博，通达事理，必定不会犯这样的错误；这是因为宋代以来，人们都误把古人单独称作“瓜”的东西当成冬瓜，又看到“马苋”的“马”字与“马齿苋”相同，便凭臆测加以改写。陶弘景的注释也把马苋当作马齿苋，同时辨明了二者的不同，但仍没有造成大的错误。唉！唐人的旧说被后人删改篡易的事情，哪里说得完呢！卷四 君火相火辨

译把火分称为君火、相火，只适用于天地自然，并不适用于人体。为什么这样说呢？《素问》说，少阴君火主管春分后六十天；少阳相火主管夏至前后六十天。它们和厥阴风木、太阴湿土等一样，都是天地自然的六气。六气中只有火和暑持续的时间最长，所以把其中纯粹的称为君火，猛烈的称为相火。相火也叫暑，意思是开始时温暖，最终变得炎热，所以说君火、相火只存在于天地自然。然而说到人体，左肾属水，右肾属火，二者就是各个脏腑所禀受的气液之源。没有一个脏腑没有水，也没有一个脏腑没有火，这和六气中的火、暑区别于其他四气的情况不同。追究其源流，心也取资于肾，怎么能把心说成火中的火而称为君火，把肾说成水中的火而称为相火呢？况且心属火、肾属水，不过是按照五行方位这样配属罢了，难道是火凝结成了心，水凝结成了肾吗？把心称为君，不过是因为十二官相互比拟时这样类比；心作为五脏之一与其他脏相同，但把它称为君还可以找到经典依据。至于把肾称为相火，则没有任何出处，更是不可取。况且五脏既然都有火，除心称为君火之外，其余各脏都应按区别称为相火，怎么能把“相”的名称专属于肾呢？何况心、肾既然都有液，也就都属于水，那为什么没有君水、相水的称呼呢？由此可见，《六元正纪》中的说法，绝对不能照搬到人体。这类混淆蒙昧的说法，不能不加以辨正；如果不辨正，正确的医理就无法显现。这种说法沿袭已久，甚至有人把欲火当作相火。唉！医道实在难以说清啊。从前徐灵胎曾著《君火相火论》，专门论述肾火不应称为相火，但他的论述仍然没有完全恰当。把《六元正纪》的说法移用于人体，宋代的成无己也已经有这种做法；但其中的是非其实并不难辨。如果说天地的二火可以移来论述人体，那么手臂内侧后缘以及心脏都应当专门具有温气，手臂外侧以及三焦都应当专门具有热气；推论到其余四气，难道还要说足部经脉的外侧后缘以及膀胱都专门具有寒气吗？足部经脉的外侧前缘都专门具有燥气吗？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成立的。可是错误相承、谬说沿袭，一天比一天严重，大概是因为学习《内经》的人浅尝辄止的多，深入思考的少啊！卷四 龙雷之火辨 我一向不相信“龙雷之火用补阳法就会消退”的说法，后来读到叶桂《景岳全书发挥·本草正》，才知道早已有前人在我之前提出了相同的看法。他说：如今医家常说龙雷之火遇到太阳照耀，火自然就会消散。这种说法非常违背道理。龙火、雷火发生，正是在天气炎热、烈日酷暑的时候；从未见过在天寒地冻、阴暗寒冷之时发生龙雷之火。由此可知，这仍然是由于阳气亢盛，并不是温热药所能治疗的。如果使用温热药，那是戴阳、格阳，也就是阴气极盛而表现出类似阳证的病证。这一点还必须讲清楚。按照叶氏的说法，这很恰当。考察“龙火遇水反而燃烧，遇湿反而焰起”这一说法，最早见于王太仆《素问·至真要大论》的注释；这不过是借此比喻大热之气不能用寒药折制。若用寒药强行折制，热邪反而更加不能外泄，势必熔耗尽气血而死亡。所以注释中有以物体压制火势、直到火势停止的比喻。《至真要大论》前面列举六气，后面列举治法，因此这条注释应当是针对外感病证而言。例如伤寒邪在表，身体热得像被火灼烧，反而适宜使用桂枝的温热性，不适宜使用石膏的寒凉性，所以经文在这段文字之后有“反治”等说法。道理不过如此，不必再作过深的探究。现在因为叶氏的说法，我又追溯考察到他的书；这部书是在道光年间由他的五世孙刊刻的。这段话在第四卷中。卷四 甘草粉蜜汤方白粉辨 所谓白粉，有人认为就是铅白粉。我认为，经典在服用毒药之后使用这个方子，是因为毒药没有奏效，才改用此方治疗。如果白粉是铅白粉，它仍然属于毒药，怎么能用一种毒药接着另一种毒药使用呢？况且这个方子和《伤寒论》少阴病的猪肤汤方一样，都是把粉和蜂蜜合用。成无己注释说白粉能够益气、止泻，显然指的是米粉。:以那个方子的例子来推断这个方子，意思就可以明白了。考察《外台秘要》所载治疗一切药物中毒的方子：甘草三两，炙制；加水五升，煮取二升，加入粉一合，再煎三两沸，加入蜂蜜半两，分次服用，以使病情平定停止。《千金翼方》所载治疗药物中毒不止、解除烦闷的方子：甘草二两，炙制；白梁粉一升，蜂蜜四两；煎服方法与《外台秘要》相同。我据此对经典作出解释，白粉是米粉无疑。而且经典所说“毒药不止”，是指药物的毒性损伤了胃气，所以蛔虫不停地活动。如果把它解释为用毒药杀虫，那么难道甘草、粉、蜂蜜的甘缓调和之性，功效反而超过毒药；对于毒药不能杀死的虫，还能用平和之药把它杀死吗？绝没有这样的道理。仲景著作的文意简约深奥，有些应当根据症状来寻找方剂，有些则应当根据方剂来推求症状。我写这一篇，就是根据方剂来推求症状。卷四 《金匮》水莨菪辨 水莨菪，其他书中没有记载。《本草经》中有莨菪，记载说它味苦、性寒、无毒，能通神见鬼，吃得过多会使人狂走；这和本经的记载大体相同，但说它“无毒”却相反。《纲目》在“莨菪”条下直接引用了这段经文，意思是说水莨菪就是莨菪。可是莨菪并不是蔬菜一类，而且很少使用，仲景为什么要担心有人误食它呢？李氏的说法一定错了。考察《百一方》说：蔬菜中有一种水莨，叶子圆而有光泽，生长在水边，有毒；螃蟹常吃它，人误食后会狂乱，像中风一样，有时还会吐血，用甘草汁可以解毒。《百一方》的论述完全依据这段经文，并且说水莨就是这种东西。经文中的“莨”应读作艮卦的“艮”，“菪”字是衍文。水茛像水堇，堇属于蔬菜，所以说蔬菜中有水茛；正因为它像堇，才记载误食的禁戒。《百一方》所依据的内容应当没有错误。况且经文上一节说钩吻像芹菜，误食会使人死亡。解释者说钩物像毛茛；本节说光茛，正好与上一节相反，都是为了替食用芹菜的人辨明相似之物。下一节说蛟龙病，又是为了替食用芹菜的人说明清楚治疗方法。这几节都是特别说明食用芹菜的禁忌，因此这里说的显然不是莨菪。这一处本来应当立即删改订正，事情自然就清楚了；然而一直没有人谈到这里，真令人感叹读书考证之难。卷四 常山、蜀漆截疟辨

译古代治疗中暑用脑、麝，治疗疟疾用常山、蜀漆，方法虽然不同而道理相同，这是为什么呢？无形的暑气痹阻在膈间，使痰液受蒸而凝结坚固；既不是表寒，不能发汗，又不是里实，不能攻下，必须用药性猛烈、能够开通升提的药物，直达病处，驱逐痰液。这样，无形的暑气失去凭借，就会自行离去。治疗疟疾需要常山、蜀漆，就像治疗暑病需要脑、麝一样，只是病有浅深不同，各有适宜的用法罢了！如今治疗中暑还知道遵循古法，唯独对于常山、蜀漆，众人都说用它们截疟会酿成变证。然而我亲眼观察苏州、吴江、震泽等地，当地俗称常山为甜茶，遇到疟疾发作，往往采一大把鲜常山煎服，病情轻的便停止发作，重的也会减轻，从未听说有停止后反而发生变证的。我随后采用这种方法，效果也一样。“截”的意思，就是堵塞。药物如果能够堵截病因，必定是药性涩滞壅塞，足以阻遏经络；这样才会留住邪气而酿成变证。这并不是常山、蜀漆那种开通升提的药性所能造成的。提出这种说法的人，为什么不看看《外台》《圣济》各书中，汉魏以来一千多年治疗疟疾的名方有几千首，而其中使用常山、蜀漆的占了十之八九呢？卷四 瘪螺痧辨 光绪十一年夏秋之间，长江以南有疫病盛行，症状是恶寒、四肢厥冷、头痛、身体酸痛、气短、出汗，有的还呕吐腹泻，湖区每天有几十人死亡。人们因为患者指头的肌肉凹陷，称它为“瘪螺痧”。又因为患者往往半天就死亡，所以也称为“六时痧”或“子午痧”。此后每隔几年，或隔一年，就会再次流行；直到现在十年了仍未停止。有客人问我：这是什么气造成的？古人也谈到过这种病吗？我笑着回答说：天地间不过六淫之气，人不过五种情志；疾病虽然变化多端，总不出这两方面。自从仲景著书论述以后，到了唐宋及其以后，治疗方法已经完备了。沿着已有的道路，遵守已有的规矩，不发生错误，医生的本领也就尽到了；然而人们却认为这些说法已经屡见不鲜。于是那些机巧的人，便摘取古人略而未详的地方，自夸为自己的新发现，用来一时翻新世人的见闻。所以遇到热病，必定称为“白【缺字】”，说这是古书没有记载的。遇到喉风，必定称为白喉，说这是古书没有记载的。这样才可以耸动听闻，把持话语权，而他们的治疗方法也容易推行。唉！说法新巧固然新巧，可曾想过他们所使用的方剂，果真能超出古人治疗热病和喉部疾病的方剂吗？我知道他们只是可以改换病名，治疗方法却不能改换。如今所谓瘪螺痧，不过就是暑月感受寒邪的病罢了！其中出现呕吐腹泻的，就是霍乱罢了！它的正确名称早就在古人的论述中；流传下来治疗瘪螺痧的十多味药组成的一方，以及雷公散，都是古人治疗霍乱和暑月中寒的常用方法，有什么奇特的呢？您只是白白受到别人的欺骗罢了！我常见体质虚弱的人把手长时间浸在冷水中，或突然遇到大冰雪，都会使手指螺纹凹瘪；为什么偏偏到了痧病就说是异常现象呢？患这种痧而死亡的人，是死于出汗过多、腹泻，并不是死于手指螺纹凹瘪。既然不是死于螺瘪，那么甚至不说螺瘪也可以。卷四 驳元阴 近来徐灵胎批评赵养葵改动太极的说法，说人体有元阳而没有元阴，真是高明的论断！人体如同天地，元阳就像《易经》中的太极。元阳发动时成为阳，静止时成为阴，就像两仪。只有元阳发动而成为阳中的阳时，才可以用“阴”字与它相对。至于元阳本身，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它匹敌，怎么会有元阴呢？元阳增长的部分叫作阳，元阳消减的部分叫作阴。“阳”就是显扬，意思是元阳向外发扬。“阴”就是隐伏，意思是元阳潜藏不显。难道不看看十二辟卦吗？元阳增长，就表现为阳爻；元阳消减，就表现为阴爻。阳爻画成一条实线，表示元阳充实于其中。阴爻画成一条断线，表示元阳不在其中，位置空虚。之所以尊重阳而轻视阴，原因就在这里。所以说人体有阴可以，说人体有元阴却不可以。至于治病，也始终以元阳为根本：元阳虚弱就培补它，元阳亢盛就抑制它。明白这个道理，阴阳这两个字才算真正得到解释。对于本朝的各位医家，我不能不推重洄溪老人徐灵胎。卷四 驳吴又可、喻嘉言关于温疫的错误说法 我过去著有《温疫说》，用来证明温疫是由时气引起的；又感慨吴又可、喻嘉言误导世人，所以写了这篇驳论。吴、喻二人说：温疫的感受，与伤寒不同，与温热病不同，也与非时寒疫不同，是天地之间另有一种戾气造成的。说温疫不同于伤寒、温热病，这与伤寒的分类原则相合，可以成立。说温疫不同于非时寒疫，与分类原则不合；但说两者相合，也还可以成立，因为分类条文说温疫就是寒疫的变证。至于说另有一种戾气，那些分类条文中没有这种说法，不能成立。天地间只有六气，六气过于浓厚就成为厉气；厉气有毒，是因为它过于浓厚。除此之外，如果果真还有另一种气，可以与六气并列而成为七气，那么轩辕、岐伯、扁鹊、张仲景这些圣贤，为什么没有一字提到它？原来大规模战争和饥荒之后之所以发生疫病，并不是因为尸体混杂在一起，而是人们忧愁劳苦、困顿加倍，正气也加倍虚弱，非时之气容易侵入，因而发病更深重罢了！归根结底，人体所感受的气仍然是六气。上天哪里会特意设置另一种厉气，专门来困扰那些遭遇战争和饥荒的人呢？吴又可、喻嘉言不懂分类条文的本意，竟妄自斥责王叔和。哪里知道仲景的著作是依靠王叔和才保存下来的；没有王叔和，也就没有今天所传的仲景之书。卷四 驳《临证指南》两条 叶桂的《临证指南》一书，在温热病和脾胃病方面最为精要，似乎可以作为初学者的准则。然而其中值得商榷的地方不少，例如温热病一类，把神志昏迷归为心包络病。考察古代说法，神志昏迷属于阳明，见于《素问·脉解》《厥论》以及《金匮要略》“中风”等篇；《灵枢·经脉篇》解释心包络经脉的经气变动所生疾病时，并没有神昏、不省人事的说法。由此可知叶氏在经学方面的根底。在脾胃病一类中，他说阳明属阳土，得到阴才能安定。太阴属阴土，得到阳才能运化。用阴来治疗阳、用阳来治疗阴，这种说法似乎有道理。但是胃如果虚弱，本来就应当用温阳药来培补；仲景治疗伤寒误下以后等病证，都使用干姜，这个道理可以看出来。脾如果虚弱，本来就应当用滋阴药来培补；仲景治疗津液耗亡等病证，都使用人参，这个道理也可以看出来。因此不能拘泥于一个原则一概而论。这两条都是徐灵胎没有来得及驳正的说法，但它们误导人的影响也很大。卷四 十三科考

译关于十三科有两种说法：大方家的说法是，一为寒，二为内，三为喉，四为目，五为疡，六为伤，七为金镞，八为女，九为儿，十为痘疹，十一为针灸，十二为祝由，十三为符禁。明代王肯堂的《证治准绳》和近代王晋三的《古方选注》，都采用这种说法。祝由科的人则说，把符禁并入祝由科，另立风科来补足十三科之数。考察祝由术，没有不用符禁的；符禁怎么能另外列为一科呢？中风这种病头绪纷繁，本来就应当另立一科，不能和内科混在一起。况且内科主要治疗饮食、起居、房事和情志所导致的疾病，而中风的邪气是从外部侵入，并非从内部产生，所以不能归入内科。《史记·扁鹊传》说，扁鹊到了洛阳，那里的人重视儿童，他就做儿科医生。到了邯郸，那里的人重视妇女，他就做治疗妇女带下病的医生。到了周地，那里的人重视老人，他就做治疗耳目痹病的医生。所谓耳目痹医，就是风科医生。可见风科自古以来就是独立的一科，历史已经很久了。卷四 《金匮要略》“马刀”考 注家都说马刀是一种疮，形状长得像马刀蛤。然而经文把它和侠缨并列，侠缨是以部位命名，马刀却是以形状相似命名，这种对偶说法并不相类。马刀也应当是部位的名称，位置与侠缨相近。大概是颈侧【缺字】肉，在耳朵下方而稍偏后，向下则在肩井穴上方，触摸起来形状很像马刀的部位。颈侧【缺字】肉称为马刀，就像手掌侧面的白肉称为鱼一样。借用物象来命名，只是假借名称，也是古代命名的惯例。长在侠缨部位的叫作侠缨，那么长在马刀部位的就叫作马刀。经文将二者对举，意思应当就是这样。《千金》【缺字】篇把马刀【缺字】、马刀肩肿两种病，与腋下肿、口唇损伤、四肢不能活动、喉痹、天牖穴中肿等，按同一条文格式记载。腋下、口唇、四肢等既然都是部位名称，那么马刀也可以由此推知。其中最明显的是“马刀肩肿”四个字，意思是马刀部位和肩部一起肿胀。用《千金方》来证明《金匮要略》，这件事已经可以确定了。如果说马刀是指形状细长的疮，那么它和圆形的疮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还要特意提出这个名称呢？况且，侠缨部位的疮未必没有长大的，颈部两侧腋下的疮也未必全都长大了，又凭什么来区别呢？详细考察经文的意思，并不问疮是否长大；只要生在颈侧肌肉之间，总称为马刀疮罢了。这一篇专门阐明《金匮要略》所说的马刀疮；如果拘泥于此而概括近世方书中的马刀疮，那就不对了。愿意采用近世医书说法的人，就不要引用《金匮要略》。自记。卷四 命门考 《难经》说，左边是肾，右边是命门。命门是精神所居之处，也是原气所系属的地方；男子用它藏精，女子用它系胞。考察《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任脉有石门穴，又名精路、命门、丹田，位于脐下二寸，是三焦的募穴。石门穴旁有足少阴经的四满穴，左右各一穴，又名髓府，距离腹部正中线一寸，是足少阴经与冲脉交会之处；这说明男子的精藏在脐下二寸。关元穴又位于脐下三寸，左边称胞门，右边称子户，距离腹部正中线二寸五分，是足少阴经与冲脉交会之处。《诸病源候论》卷三十八说：胞门、子户主管子精，神气在其中出入交会；黄门、玉门以及四边诸处共同主持关元，能够闭藏子精。关元主管藏纳魂魄，是妇女的胞宫，也是三焦的府舍，通常是神气停留之处；这说明妇女的胞宫系于脐下三寸。由此推断，精宫比胞宫高一寸，并不是同一个穴位；而命门在第十四椎下方，距离这两个穴位很远，应当是《难经》混同称呼的缘故！它们都称为命门，只是名称相同而实际所指不同。男子的精从石门穴所在的宫位离开，行至横骨，约四寸后从阴茎射出；能够射精，表示力量强；不能射精，表示力量弱。男子与女子交合时，阴茎头应当位于女子中极穴下方、龙门穴所在的位置；射精时，精液正对关元穴，旁边则对应胞门、子户。所以《诸病源候论》中有胞门、子户不能承受男子精液的说法。《千金方》说：施行进火时，应当到达阴部的关节间便停止。《外台秘要》说：射精时进入玉门约半寸，是适宜的。这就是阴茎头应当到达龙门位置的证据。卷四 胞门、龙门、玉门考 《脉经》说，妇女的带下病有三个部位：已经生产的，归属于胞门；尚未生产但已经出嫁的，归属于龙门；尚未出嫁的，归属于玉门。考察已经生产者的带下病，是由怀胎生育而来，归属于胞门，很容易理解；如果尚未生产但已经出嫁，她的带下病应当由房事引起，因而归属于龙门；未出嫁女子的带下病，应当由邪念引起，为什么却归属于玉门呢？考察胞门在关元穴旁边，距脐三寸；再向下约一寸是中极穴，又名玉泉；中极穴下方有龙门穴，向内正对交骨的孔隙。《千金方》说：龙门在玉泉下方，位于女子阴部内外的交界处。《千金翼方》说：龙门就是阴部内上方、外侧的交界处。女子因丈夫导致的损伤性疾病，大多发生在龙门部位。为什么这样说呢？《千金方》说：施行进火时，应当到达阴部的关节间便停止。这里说的，大概就是阴部内部交骨的关节间。《外台秘要》说：射精时进入玉门约半寸，是适宜的。玉门内约半寸，正好对着交骨的孔隙；与男子交合时，龙门由于反复开合而受伤，所以已经出嫁女子的带下病归属于这里。玉门就是阴门，位于交骨之间，并不是一个穴位。未出嫁女子的龙门尚未经历开合；她因邪念而导致营气发热时，病变只在经络，玉门也只是经络在体外的表现，所以未出嫁女子的带下病归属于玉门。《脉经》分别说明了精液闭绝的情况。又考察《诸病源候论》说：胞门、子户主管子精，神气在其中出入交会；黄门、玉门以及四边诸处共同主持关元，能够闭藏子精。这段论述所说的三个门在深浅位置上与上述相同，那么黄门应当就是龙门。从穴位来说称作龙门，从门户来说称作黄门，各自都有适当之处。怀孕时受到丈夫房事的扰动，龙门就会受伤，不能固摄关元，于是导致胎儿坠落；所以《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治疗胎落时，有灸龙门穴的方法。卷四 白虎病考

译唐宋医家论述白虎病时，所说的证候和治疗方法并不一致，突然读到很难立即明白。根据这些医籍考察，白虎病有三种不同情况。第一种是年神所致。《诸病源候论》卷四十八说：太岁在卯年，白虎神就在寅方。依此推算，知道白虎神所在的方位；小儿居住或行动触犯了这个神，就可能发病。症状是身体微热，有时哭叫，有时身体稍冷，手指弯曲屈缩，像风痫一样，只是手足不发生抽搐〔原文“螈 耳”疑有脱误，语义未明〕。《外台秘要》卷十三中，苏孝澄说：白虎病，妇女因生产时触犯白虎，男子因睡卧时触犯白虎；其症状是口噤、手握拳、气息不能呼出。第二种是粪神所致。《证类本草》说：白虎鬼，古人说它像猫，藏在粪堆中，也说它就是粪神。如今清扫粪便，不要把粪便放在门下，否则会使人患这种病。陈藏器说，治疗方法是用鸡蛋擦拭患者疼痛的部位，念咒祈愿后把鸡蛋送到粪堆顶上，送去时不要回头看；这样做不超过三次就会痊愈。白虎就是粪神，喜欢吃鸡蛋，说的也是这种情况。如今湖州一带的习俗把这种做法称为“送客人”。只是古代这样做是为了白虎，今天沿袭使用，却已经忘了它的由来！第三种是历节风。因为全身各关节都疼痛，白天较轻，夜间加重，像被老虎咬一样，所以得名。《外台秘要》中也见有这种说法。近世称为白虎历节，治疗归属于风病一类。白虎病必须把这三种情况区别开来，这样才知道古人的论述是有条理而不混乱的。卷四 羊胫骨考 宋代朱端章《卫生家宝·产科备要方》卷七所载追命散方，用于治疗妇女血症。方中有羊胫炭，说是要取炭中圆而细、紧实得像羊胫骨的炭，取三四寸，切成十多段，另加柴灰一起烧至通红，浸入醇酒中，如此反复七遍，烘干后研成细末，取半两。考察《本草纲目》，在“炭火”和“羊胫骨”条下都没有记载这个方子。只有《苏沈良方》所载治疗小儿吞铁的方子说，剥取新炭的外皮研成末，调入粥中服下，炭屑会裹住铁而排出；这与《谈野翁方》中误吞铜铁时用羊胫骨烧灰、煮稀粥食用并称有神效的记载，正好相合。然而《本草纲目》卷五十二采录《谈野翁方》时，却把它收入羊类药物中，并没有说就是炭。其他医书也没有说羊胫骨像朱端章所说的那样，因此这是以讹传讹，流传已久了。卷四 《四十难》义疏 《难经》第四十难说：肝主管色，心主管气味，脾主管滋味，肺主管声音，肾主管液体。其中的意义很难说明白。我拟作如下疏解：气蕴积而显现出来的，叫作色；气发散而透出的，叫作臭；气冲击而发出的，叫作声；气聚集而流动的，叫作液。阳气在东方上升；上升，是阳气开始发动的状态。这时阳气还受到阴气蒙蔽，不能立即向外发出，只能蕴藏在内部，并从内外显露出来，于是成为色。东方对应肝，所以肝主管色。阳气在南方达到极盛；达到极盛，是阳气向外宣泄的状态。盛大的阳气充满体内，向上发散出来，便成为臭。南方对应心，所以心主管臭。阳气在西方衰退；阳气消退则阴气增长，阳气不能胜过阴气，反而受到阴气的灼伤，于是震荡不安，因而产生声音。西方对应肺，所以肺主管声。阳气潜伏在北方；潜伏就是聚集而不发散，于是经过酝酿蒸化而产生液体。北方对应肾，所以肾主管液。阳气在中央调和；调和，就是阴阳达到平衡。阳主气，阴主形质，气与形质相合便产生滋味。中央对应脾，所以脾主管味。五脏各有所主的道理就是这样。卷四 订正《素问·通评虚实论》经文并补注 所谓重实，是指大热病而气实、脉满，这就叫重实。尺部皮肤用来察看全身的寒热。现在说是大热病，那么尺部脉实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后文讲重虚的一段，是用尺部虚来与它相对说明。经络都实，是指脉搏急促而尺部皮肤舒缓。今本把“脉急”写作“寸脉急”。考察注文，“脉急”是说脉口急促，王冰本原来没有“寸”字。这里的“脉”是指脉口，统称寸、关、尺三部。这里的“尺”是指尺部皮肤。在脉口察看经，在尺部皮肤察看络。后人误把尺部舒缓当作切脉方法，于是把“脉急”另写成“寸脉急”，并衍生出“寸”字。如果经文原本有这个字，注文就不可能把它删去。络气不足、经气有余，是脉部发热而尺部皮肤发冷；秋冬季出现这种情况为逆，春夏季出现则为顺；经气虚、络气充满，是尺部皮肤发热而脉部寒冷涩滞；这种情况春夏季死亡，秋冬季生存。今本在“脉热”和“脉寒涩”的“脉”字下面都有一个“口”字。大概是因注文中有“脉口热”“脉口寒”而误加进去的，现在依照《脉经》删去并订正。上文说“脉急而尺缓”，也没有“口”字。什么叫重虚？脉虚、气虚、尺虚，这就叫重虚。今本把“脉虚、气虚”写作“脉气上虚”。现在依照林校本加以订正。考察可知，重虚正是重实的相反情况，所以脉象和证候也应当相反。脉虚，与上文所说的脉满相反；气虚，与上文所说的气实相反；尺虚，与上文所说的大热病相反，因为尺虚就可以知道身体没有大热。王冰注文说寸部、尺部都虚；详细考察它的词意，正是在解释脉虚、尺虚，所以王冰本原文并没有错误。所谓气虚，是说脉气没有规律。注文说：寸部虚，是脉搏跳动没有规律。“寸”字是“气”字的错误。这里的“气”指脉气。由此可知，经文所说“脉虚”的“脉”，专指寸口；“尺虚”的“尺”，专指尺部皮肤；而“气虚”的“气”，则总指寸部、尺部脉气运行的状态。这样解释，意义深刻而且恰当。杨上善把“气虚”解释为膻中不足，终究不如王氏解释得精确。这条注释与上文所说寸、尺俱虚相互印证，是想让读者互相推求，从而看出其中的意义。抄写者误把“气”写成“寸”，文意就难以贯通了。只改动一个字，意义就清楚了。尺部虚弱时，走路会【缺字】然。所谓走路【缺字】然，是指因寒冷战栗而不能自我控制的状态。尺部皮肤本来可以察知全身情况，尺部虚弱就必然身体发冷，这与上文所说重实而出现的大热正好相反。这是因为经文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明，而是用形象的症状来描述，所以浅陋的人就不能理解了！现在因注释简略，所以补充说明这一点。脉虚，是不符合太阴脉象的表现。注：这是说不符合太阴脉的表现。为什么这样说呢？气口是脉气汇聚的重要部位，也是手太阴经脉搏动之处。详细考察王氏的意思，“象”应读作“像”。《易经》说：“所谓象，就是用来像征此事物的。” 寒气突然向上冲，脉就会充满而坚实。脉实而滑利的可以生存，脉实而逆乱的就会死亡。所谓“实”，是说气实。寒气突然向上冲，那么尺部虚弱也就可以知道了。上文所说重实、重虚两种情况，是指尺、气、脉三者分别达到某一方面的极端；这一节则说气和脉像上文那样都重实，而尺部独自表现异常。脉象充实而满，手足发冷，头部发热，春秋两季可以生存，冬夏两季就会死亡。这一节承接上文脉满而实的情况，说明其中有寒有热的表现。如果全身的形气都充满，脉就会急、大、坚，而尺部涩滞，按之没有应指感。像这样，顺应者可以生存，逆反者就会死亡。所谓顺应，是指手足温暖。所谓逆反，是指手足寒冷。

译这是气实而脉虚、尺部也虚的情况。本经明说尺部涩滞，又把顺、逆两种情况并列说明，可见尺部涩滞时也有手足温暖的情况。这可以证明上文所说手足寒冷是气虚，并不是尺虚；而脉实满、头热，则是脉实、尺实。消瘅患者脉象实而大，病程已久便不可治；脉象悬浮、细小而坚，病程已久也不可治。今本在“脉实大，病久”下面没有“不”字。详细考察王氏注释说：久病之后气血衰弱，脉不应当实大，所以不可治。由此可知，王氏所据的原本中本来有“不”字。巢氏《病源》说：消瘅的脉象实、牢、大者死亡，细、小、浮者也死亡。巢氏的说法正是依据这段经文。既然他说“实、牢、大”，又说“细、小、浮”，那么经文中的“坚”字应当在“大”字之上，这一点毫无疑问。而且经文是黄帝询问消瘅的虚实，岐伯就应当分别说明实脉和虚脉来回答。实、坚、大属于实脉，悬、小正属于虚脉，问答正好相合。不应当反而把“坚”字列在“悬、小”之后，以致虚实混乱。“浮”就是“悬”，“牢”就是“坚”。卷四 校订《灵枢·经脉篇》经文 起于大拇指和第二指的末端。《脉经》在这句话下面有“外侧”二字。按：经文记述各条经脉到达手指或足趾末端时，都没有说明是哪一侧。但是按照穴位来考察，《脉经》的说法也是正确的。进入肘部下方的下缘。《脉经》在“入”字上面有“上”字，两种说法都讲得通。“下”字写作“外”。按：阳明经循行于身体前面，不应当进入肘部下缘。本经所说的肘部【缺字】穴，正当肘外缘，不在下缘，应当依《脉经》改正。从缺盆向上经过颈部，贯穿面颊。《脉经》在“盆”字下面有“直入”二字。按：经文对于经脉从这里潜伏循行的情况，一概称为“入”。本经从巨骨穴到天鼎穴之间没有穴位，显然是从缺盆向上经过颈部的这一段，属于潜伏循行。如果依照今本文字理解，就好像经脉在缺盆以前浮行，随后向上经过颈部，这与经脉循行和穴位分布不相合。进入下排牙齿之中。《脉经》在“齿”字下面有“缝”字。马氏注释以及卷三《寒热篇》的注释所引用的文字都相同，这说明明代时的经文还没有讹误。颈部肿胀。《脉经》把“颈”写作【缺字】。《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少阴司天在泉时，百姓会患牙痛、【缺字】部肿胀。《新校正》引用《甲乙经》时，也写作【缺字】。眼睛下面称为【缺字】；本经脉夹着鼻孔而行，正好经过眼下，所以有【缺字】部肿胀这一症状。如果是从缺盆向上经过颈部的这一段，经脉已经潜伏循行，就不应当再出现肿胀症状。起于鼻部交会处的【缺字】中。《素问·五脏生成》和《平人气象论》的注释两处引用时，都没有“之”字。按：如果有“之”字，就好像“交【缺字】”二字是经脉循行部位的名称。详细考察马氏注释说：起于鼻子两旁的迎香穴，向上运行，在【缺字】中左右交会。这样看来，经文原文并没有多出“之”字。向上进入上排牙齿之中。《脉经》写作“入上齿中”，与手阳明经进入下排牙齿之中相对应。按：上排牙齿属于足阳明经，下排牙齿属于手阳明经，经文对此有明确说明。如果混称为“齿中”，就无法分辨上下。而且本经从鼻部到牙齿再到口部，明显是向下运行，怎么能说是向上进入呢？起于胃口，向下沿着腹腔内部运行。《脉经》把“口”字置于“下”字之后。《素问·五脏生成》的注释引用时也是这样。马氏注释也说：起于胃的下口，沿腹腔内部运行；由此可见，经文原本没有错误，是传抄时把字序倒置了。向下经过髀关穴。王氏注《素问·五脏生成篇》时引用的文字没有“关”字。在下方三寸处分支，向下进入中指外侧的指缝。《脉经》把“廉”写作“膝”。《脉经》在“别”字下面有“以”字。按：本经说经脉从中指内侧的指缝分支到外侧指缝，不能说是“下廉”。马氏注释正写作“下膝”，由此可见经文原本没有错误。大概上一条支脉进入膝盖骨中央，这一条支脉不进入膝盖骨中央，而是从膝部表面向下运行三寸后分支。按照本篇的一般体例，“以”字应当存在。常常呻吟，频频打呵欠。《脉经》把“呻”写作“伸”。大概是把常常伸展身体、频频打呵欠看作一种症状。《礼记》说：“君子会打呵欠并伸展身体。” 如果“呻”是肾病的表现，就不应当归属于胃经。于是厌恶人和火。《素问·脉解》和《阳明脉解》在“则”字下面都有“厥”字，从意义看应当补上。心中想要活动，却独自关上门、堵住窗户待着。《脉经》把“欲”字置于“动”字之后，把它作为一句；并且没有“塞”字。《素问·阳明脉解》也是这样。大概古本《灵枢》就是这样写的。而且《脉解》没有解释“心动”二字，可见上文是承接“惊”字来说明的。厉害。《素问·脉解》把“病至”写作“甚”，把“甚”写作“病至”，与这里的文字正好相反。解释经文时，应当依照《脉解》改正。大概从“闭户牖”以上，都是卫气自行虚弱的症状；从“上高”以下，都是卫气极度充实的症状。卫气实就是有病。如果按照今本文字，就无法解释通顺。口部【缺字】，嘴唇生疹。《脉经》把“胗”写作“紧”。按：口部【缺字】属于筋病，与经脉病没有关系。“【缺字】”应当是“【缺字】”，意思是口中生疮，与嘴唇生疹同属疡病。这是民间俗字，古代没有口字旁；这部经书的原文一定写作【缺字】，大概就是【缺字】的省写，浅陋的人误认了它！“紧”是“瘕”的假借字，意思是嘴唇生疮而紧绷；两种写法都说得通。详细情况见我所撰写的《证原》。腹部胀大并出现水肿。按：这部经书讲的都是症状，并不涉及病因，为什么偏偏在这里说水肿呢？《素问·脉解》说：所谓客居于孙络，就是会出现头痛、鼻塞流涕、腹部肿胀；阳明经脉上行并合于上部，而上部就是它的孙络属于太阴的部位，所以会出现头痛、鼻塞流涕和腹部肿胀。那段文字解释的是大腹胀肿，却没有“水”字，由此也可见本经有衍文。抄写者因“水气”一门中有“大腹水肿”这个病名，于是造成了举烛形近而误抄的错误。得以排气后，就会感到轻快，好像病势衰退了一样。《脉经》作“得到酸味和热感，就感到轻快而能进食”。泉氏考证说：“后”字与“酸”字的偏旁相似；“气”字有一字缺失，字形或许与“热”相似；“衰”字与“食”字的下半部相似。所以造成了文字相互抵牾。心窝部拘急疼痛。《脉经》在此句下面有“寒疟”二字，疑为衍文。不能安卧。《脉经》作“喜欢躺卧而不能吃肉，嘴唇发青”八字。考察：胃病就不能安卧，脾病就喜欢躺卧。按照这个道理判断，《脉经》的说法是对的。其余意义尚未详明。大腿和膝部内侧肿胀。《脉经》将“肿”作“痛”，意义更为恰当。考察：肿胀属于卫气的病；疼痛属于营气的病。“所生病”下面不应错误地列出卫病的症状，应依《脉经》改正。从肘部内侧两条筋之间出来。《脉经》将“筋”作“骨”。进入缺盆。《脉经》在此句下面有“向腋”二字，文义才完整。面颊肿胀，颈部、下颌、肩部以及肘臂外侧后缘疼痛。《脉经》把“颊肿颈颔”四字作“【缺字】颔肿颈”。考察：《脉经》的文字符合经脉循行次序，应补入“【缺字】”字，并改“颔”字。向下挟行脊柱，贯通臀部。

译《脉经》作“向下在后阴处会合，再向下贯通臀部”。考察：本经所说的病候中有痔；痔是后阴部的病。经脉既有发生于后阴的病症，就必然有在后阴会合的经脉。本篇说：足太阳经的正经，其中一条向下在距肛门五寸处与主干分开，进入肛门。这与《脉经》的文字相合。本经不应脱去这段文字，这条经脉的循行应依《脉经》改正。头顶囟门和颈项疼痛。《脉经》将“囟”作“脑”，将“项”作“顶”。考察：根据本经“从头顶进入，联络脑部”的说法，《脉经》的意义更为恰当。像马氏版本那样作“项痛”，就与下面的症状重复了，是不对的。气不足，就容易恐惧。《素问·脉解》作“气少而容易发怒”。这里“气不足”应与“容易恐惧”并列，“则”字是衍文。从“容易饥饿却不想吃东西”直到这里，都是气不足所产生的病候，为什么偏偏只有一个“容易恐惧”呢？应依《脉解》删改订正。这叫作骨厥。《脉经》将“骨”作“肾”。沿着胸中运行。《脉经》没有“中”字。考察本篇的通例，凡说“循”的，都是指经脉在体表浮行。如果说“胸中”，就是经脉在体内深部运行的部位，应当注作“若入”，不应写作“循”。经文没有“中”字，这是显而易见的。马氏注本也没有“中”字。分布于膻中。《脉经》将“布”作“交”。考察：马氏注本也作“交”。因此经文本身并没有错；否则上文说“布”，下文又说“散”，岂不是意义重复？屈曲向下到面颊，再至【缺字】。《脉经》将“颊”作“额”。考察本经从耳上角向下行，自额部到【缺字】，循行趋势是顺的；若从面颊到【缺字】，循行趋势就是逆的。而且经脉如果确实有这样回环的循行，也应说“屈曲向下面颊，再返回向上到【缺字】”，不应这样行文。应立即依《脉经》改正。向下经过大迎，与手少阳经相合，抵达【缺字】。《脉经》引用这段文字时有两种版本：一种作“向上在头顶迎接手少阳经”，另一种与这里相同，但没有“抵”字。考察：马氏注本也没有“抵”字，因此经文中的“抵”不是衍文，应删去订正。至于“向上在头顶迎接手少阳经”这句话，按经穴循行考察，非常相合。大概循行经过阳白、眼隼、目窗、正营、承灵、脑空等部位；这一版本比马氏版本更完备，必定应依《脉经》改正。进入小指与次指之间。《脉经》将“间”作“端”，意义更为恰当。小指的次指就是无名指，并不是两根手指之间，所以不应说“间”。返回贯入指甲，出于三毛处。《脉经》在“贯”字下面有“入”字。考察：“三毛”没有意义，根据足厥阴经的经文，应当是“丛毛”。下颌疼痛。《脉经》作“额角疼痛”。袁氏校本作“头角痛，额痛”。考察：本经从颊车穴向下经过颈部，没有经过下颌，不应有“下颌痛”这一症状。它的支脉从目锐眦处向上迎接头顶的手少阳经，必然经过额部，应当有“额痛”这一症状，《脉经》的说法更为恰当。至于“头角痛”三字，是上文“头痛”二字的异文。不过三阳经中只有太阳经位于头部正中，可以专称“头痛”；少阳经只经过头角，所以应当说“头角痛”，不应混同说成“头痛”。沿着大腿内侧进入阴毛部。《脉经》将“阴”字放在“入”字下面。考察本篇的体例，有时说前缘、后缘，有时说内侧、外侧、内廉、外廉，从来没有用阴阳来命名的。依照这一体例，应当说“沿着大腿内廉”；由于上文已经说过“上行于内廉”，所以省略了文字，只说“沿着大腿”。应依《脉经》更正。这样，津液就会从皮肤和关节中耗失；津液从皮肤和关节中耗失，就会使指甲枯槁、毛发折损；毛发折损，就会使毛发先行败坏。《难经》中“则津液去”这句话，原作八字“皮节津液去皮节者”，应作十一字：“津液去则皮节伤，皮节伤者”。《脉经》与《难经》相同。“爪”字，《难经》作“皮”。《脉经》与经文相同。“毛先死”一语，《难经》与经文相同，《脉经》作“气先死”。考察：“津液去皮节”没有意义，《难经》的说法较为恰当。如果是指指甲，就是足厥阴经的病候，不是手太阴经的病候，不应列在这里。即使依《难经》作“皮”字，也与上文“皮伤”的意义重复。根据经文只是承接“毛折”二字来推断，“爪枯”二字应是衍文。“毛先死”与“毛折”的意义重复。按照下面四段经文的体例，应作“气先死”才准确，而且与上文“气不荣则皮毛焦”完全相合。又考察：上文已经说“皮毛焦”，这里又说“皮节伤”，为什么唯独对皮肤说得这样详细？古人恐怕不会有这样的重复文法。“皮节”应是“肢节”的错误。“肢”字古代有时写作“支”，与“皮”字形相似，所以发生了误写。这样脉就不能通畅；脉不通畅，血液就不能流行；血液不能流行，毛发的颜色就不会润泽，所以面色会像漆黑的柴木一样。《脉经》在“则脉不通”四字之后，还记有十二个字，意思是：少阴就是心脉，心是诸脉汇合之处。《难经》与经文相同。《难经》将“髦色不泽”作“色泽去”，没有“髦”字。考察上下四节经文的体例，这十二字应当是原有的。这十二字是解释经文所说脉不通的原因，即少阴之气将要断绝；《脉经》中没有这十二字，只是传抄时脱漏了。“髦”字是衍文。《素问·六节脏象论》说：“心的荣华表现在面部，所充养的是血脉。”因此观察心的病候，应当看面色和脉象。“色不泽”是说面色发黑，紧接“故”字；如果下面有“髦”字，就会变成说髦发枯槁，而不是说面色发黑。这样，“故其”以下八个字还能接得上吗？而且髦发是手太阴经的病候，怎么能列在这里？于是脉不能荣养肌肉和口唇。《难经》和《脉经》都作“则脉不荣其，口唇者”，意义更为恰当。像马氏版本那样，上下文都不圆通；而且舌是足厥阴经的病候，不是足太阴经的病候，显然是把“口”字误作了“舌”字。于是舌体萎缩。《难经》和《脉经》都没有“舌萎”二字。考察：应依两书删去并订正，意义见前文。所以骨骼得不到濡养，肌肉就不能附着在骨上。《脉经》在“着”字下面有“骨”字。考察：《难经》说“肉不着骨”，这样才对。经文原本确实有“骨”字。于是筋脉断绝。《脉经》将“绝”作“缩”，意义更为恰当。聚集于阴气，并且脉络连接到舌根。《难经》和《脉经》中的“气”字都写作“器”。王冰注释《素问·诊要经终论》时引用的文字也相同。《难经》中没有“脉”字，这样文义更为完整。于是筋脉拘急；筋脉拘急，就会牵引舌头和睾丸，所以嘴唇发青。

译《脉经》在“急”字上面还有“缩”字，《难经》也相同，这样文义更为完整。《难经》中没有“唇青”两个字。按：嘴唇是足太阴经病候的反映，不是足厥阴经病候的反映。虽然青色属于厥阴，但本篇的通例都是记述经脉而不是记述颜色，因此这两个字毫无疑问是后人衍加的文字。起于腕上分肉之间，沿着手太阴经并行。《脉经》把“腕上”写作“腋下”。“间”字下面有“别走阳明，其支者”七个字。按：列缺穴在腕部横纹上方一寸半处，不在腋下，怀疑《脉经》有误。也许正络从腋下出来，而那条分支络脉直入掌中，散布进入鱼际的，才是列缺吧！然而鱼际和列缺的位置并不相应，暂且存疑也可以。（按：按照其他络脉的例子，应当另行走向手太阴经，这句话应排在《脉经》所载此处之后。） 取列缺穴时，穴位在距腕部半寸处；它另行走向阳明经。《脉经》把“半寸”写作“一寸半”，没有“别走阳明也”五个字。按：考察古代针灸家的说法，列缺穴在腕部一寸半处，由此可知经文颠倒了，应当依《脉经》改正。《脉经》把“别走阳明”放在“腕上分间”下面，所以这里没有这五个字。虚证就会出现头项强直。《脉经》把“头强”写作“烦心”。按：手厥阴心包经的脉没有到达头部的路线，不应当有头项强直这一症状。而且头项强直是项部筋脉所产生的病证，应当归属于足太阳经；列在这里是不对的。如果作“烦心”，就与经文“络心系”三字相互吻合，应依《脉经》改正，并删去“内踝五寸”。《脉经》在“踝”字下面还有“上”字。按：根据马莳的注释，经文原本确实有“上”字，只是今本传抄时脱漏了！实证就会出现身体挺直而修长的症状。《脉经》在“长”字下面还有“热”字，这样文义更为完整。卷四 读《经脉篇》书后 本篇的行文用字有这样的规则：经脉开始循行的地方称为“起”；与本经所属脏腑相连的称为“属”；与本经相互表里的脏腑相连的称为“络”；从此处通往彼处称为“循”；由下向上称为“上”；由上向下称为“下”；经过其他经脉称为“行”；经过肢体关节旁边称为“过”；穿过其中称为“贯”；并行于两旁称为“挟”；彼此交错称为“交”；环绕四周称为“环”；直达某处称为“抵”；由外向里称为“入”；原本隐藏而忽然显现称为“出”；直线行走称为“直”；横向行走称为“横”；半横向行走称为“斜”；两条分支合并称为“合”；一条经脉分出岔支称为“别”；迅速行走而趋向聚集处称为“趣”；离开此处后又返回称为“还”。《内经》中逐句斟酌、逐字推敲，没有比本篇更严密的了，仿佛《禹贡》记载山脉水道的行文规则。可惜马元台等人没有逐条加以说明。而且本篇以及《经筋》《卫气》《营气》和《素问》所载关于阴阳的大论等篇，都是古代奇妙精深的文章，应当熟读并精通。其中，本篇叙述营气、卫气导致各种疾病的根源，尤其切合要旨。所以我校订这篇文字之后，又把它的行文规则写在后面。卷四 读仲景著作书后 读仲景的著作，并向上追溯其源流到《灵枢》《素问》，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读仲景的著作，还应当向下考察其流传和发展到《千金》《外台》，这却是人们不知道的。这是因为人们把《千金》《外台》看作偏僻的书，已经很久了。试想仲景的著作，文字简约，含义隐晦，症候记载简略，方剂数量有限，药物也很少；除了《伤寒论》中对桂枝汤、麻黄汤、柴胡汤、四逆汤等方证反复辨析论述以外，大体上都是为后学提示纲领、开创体例，来不及详细阐明；如果拘守原书而不作推求，是没有益处的。只有《千金》《外台》这两部书，以仲景学说为根基并加以推演，汇集九代医学精华，成就了流传千秋的巨著；其中深奥隐秘的内容，都阐发得没有遗漏。如果能够由此向上追溯，并对其中相互参照、合并归纳、分析拆分、移换调整以及变通发挥的地方，根据文意反推作者的旨趣，那么仲景所论的症候类别、方剂运用的精妙和用药规律就会显现出来；久而久之，便可以窥见其学术堂奥。何况其中还有失传的论述和方剂，足以补足王、林二人所据底本的缺失；（王，即王洙；林，即林亿，都是北宋人。） 还有古代的学说和义理，可以纠正成、赵二人传承中的讹误；（成，即成无己，宋代人；赵，即赵良，元代人。） （学习医术的人如果舍弃这些书，又凭什么去探寻南阳仲景学术的渡口呢？） 儒家以韩愈、柳宗元为文章宗师，以李白、杜甫为诗歌宗师，以陆贽、孔颖达为经义宗师，以欧阳询、柳公权为书法宗师，这些都是唐代的法则；由此也可以知道唐人是如何遵守先贤传下来的学说、再传给后人的。医学也是这样。卷四 《伤寒论》跋 仲景把自己的著作题名为《伤寒》，这是仲景亲自题定的；仲景说明这部书是为伤寒而作的，也是仲景亲自作序说明的。可是议论此书的人却一定说它还兼论温热病。为什么这部书在正文开头列出中风、伤寒、风温三条之后，只是一再说中风如何、伤寒如何，却不再说温病如何、热病如何呢？这明明是在把伤寒的各种变化论述完整，只是特别把风温作为一个例证补充进去，正如前篇所说。议论者又抓住书中有治疗热病的方剂这一点来提出质疑。突然来看，寒凉药确实似乎与寒病相违；但要想到，寒邪直接侵入里部，可以用辛热的药物，如辛、附来温暖它；寒邪刚刚侵入表部，则可以用麻、桂来宣散它。如果寒邪已经入里化热，后来既被辛、附的温热药物所抵拒，又受到麻、桂宣散作用的妨碍，那么除了膏、知、芩、连，还能使用什么呢？这时不得不采用与温热病相同的治法，是形势所迫；但所治疗的病仍然是由伤寒转变而来，并不是由温热病本身发生的。伤寒与温热病虽然起因不同而最终表现相同，就像风邪与寒邪本来不同，但一旦经过少阳阶段，概括地都按柴胡法治疗，再没有区别。如果在这个时候指着它说“风邪本来就和寒邪采用同一种治法”，讲伤寒的人会认可这种说法吗？所以说仲景的方剂可以治疗温热病，这是对的；说仲景的著作兼论温热病，则是不对的。天地之间的药物不过就是这些，伤寒已经形成里热，当然适宜用寒凉平和的药物；温病如果兼有表寒，也需要借助温热发散之法。临证运用要圆融灵活，不能只靠口头争辩。卷四 《伤寒论》例跋

译仲景列举四种温病的脉法时，关于冬温只举出其病气，关于湿温则连名称都没有列出；这是因为仲景的书题名为《伤寒》，只有兼有寒邪的温病，才在论述范围之内。冬温只是有温而没有寒，湿温则兼有湿邪而不是寒邪，按体例都不能收入这部书，所以没有论述。本篇湿病一篇所说的湿，虽然是由湿邪而来，却与湿温完全不同。湿温的脉象和证候，自有《难经》《脉经》的记载，不能混同指称。况且仲景已经明确说湿病与伤寒相似，所以这里才涉及它。所谓相似，是指身体疼痛这一点相似。本篇开头又说应当另行论述，以说明它的体例与本书其他内容不相混杂，可谓十分严谨；怎么能把这里的湿病当成湿温，强行与《难经》所说的“伤寒有五”相配呢？《伤寒论》在四种温病之前又说，冬温还分先后，彼此反复出现，也有轻重不同，治疗方法不同，证候见于后面的篇章；而在四种温病之后又说，冬天感受寒邪，后来转变为温病，疾病的传变及方剂治疗如前文所说。这两段文字乍看似乎相互抵牾，必须像我所说这样解释才合适。这是因为冬温之所以感受后没有立即发病，也是由于人体本有的正气将寒邪束缚住的缘故。《灵枢》《素问》中只有冬季感受寒邪而转为温病的说法，没有冬季感受温邪而成温病的说法；正因为后来束缚它的寒邪，归入专门感受寒邪的情况，所以文辞虽然浑然相通，意义却有所引申。学习医术的人必须懂得这一点，之后对于仲景这段文字以及《病源》《千金》《外台》等书中所说的春温，才能逐一明白。卷四 《伤寒论》湿篇跋 仲景把风、湿、寒、暑四种气候之邪看作感病的大类；既然以《伤寒》来论述并为书命名，却不辨明风、湿、暑各自导致的疾病是什么样，就无法说明自己专门是为伤寒而设，于是又列出了形似伤寒的病证加以论述。开头列出〔原文缺字〕，其次是湿，第三是〔原文缺字〕，似乎严格遵循风、湿、暑的次序，汇集为一篇。所谓〔原文缺字〕，就是风邪所专门导致的病。《千金》说：“太阳中风，再次感受寒湿，就成为〔原文缺字〕。” 由此可知，〔原文缺字〕这种病虽然有从伤寒转变而来的情况，但它本来仍有自己的主要病因。推及湿病和〔原文缺字〕，道理也同样如此。所谓与伤寒相似，是说它们的形态、证候相似，并不是说它们所感受的邪气相似。它们形态、证候相似之处，就是〔原文缺字〕的恶寒、湿病的身体疼痛，以及〔原文缺字〕的恶寒发热。本篇的宗旨，与《平霍乱》《平呕哕》等篇不同。那几篇所列的疾病，虽然也各自有主要病因，但其主要病因刚开始发生时，完全不像伤寒。而且凡是风、湿、寒、暑四种邪气所导致的疾病，都可能出现这些症状；所以这里只选取其中与寒邪有关的来论述，以完整说明寒病的各种发病情况，并不要求都从恶寒发热开始。至于以恶寒发热为开始的〔原文缺字〕、湿病、〔原文缺字〕三种病，反而不是从伤寒发展而来，因此分别列在相应的正病区域中加以区别，说是太阳所导致的〔原文缺字〕、湿病、〔原文缺字〕三种病，应当另行论述。既然说“应当另行论述”，那么《伤寒论》专门论寒这一点，也就可以知道了。我从前曾说，仲景为寒邪把各种变化论述完备，原因就在这里。卷四 《伤寒论》太阳篇跋 《伤寒论》太阳篇开头，用大字列出寒邪致病的三条。先列中风，是针对有寒有热的邪气，取其中一个方面来说；其次列伤寒，是直接说明寒邪本身；最后列温病，则是针对以热为主而兼有寒邪的疾病，从其兼有寒邪这一方面来说。寒邪致病必须列出这三种情况才算完备。温病与风温虽然不同，但它们都是邪气不立即发作而称为“温”的情况，这一点没有不同，所以合为一条，并总称为太阳病。太阳病就会出现头项强痛，因为它是由寒邪引发的，所以有这种证候。它的行文先说温病，随后把风温归入其中，体例多么严谨！发热而兼有寒邪，自然应当以温病为主，而不能以所兼的寒邪为主；所以这里只列出脉象和证候，后面不再分别说明温病怎样、风温怎样，不像中风、伤寒那样反复申说。其中的义理和体例本来就有高下区别，不能抓住这一点便说此书兼论温热病。至于中湿所见的身体疼痛、中热所见的恶寒，都是因为形态上像伤寒，而其病因分别是湿邪、热邪，并不是寒邪；它们与开头列出的三条相差很远，所以另行提出辨析，不与中风、伤寒、温病编在同一篇中。考察它们的分列与合并，就可以知道作者的旨意了。有人依据《难经》“伤寒有五”的文字，把这些病派入本书，于是把湿温当作中湿，却不顾阳脉濡弱、阴脉小急，与沉细之脉并不相合；又把热病当作中热，却不顾阴阳两脉都浮，浮取滑、沉取散涩的脉象，与或微弱、或弦细、或迟的脉象并不相合。哪里知道《难经》只是概括列举各类病证，配合起来形成论说；与专门针对寒邪并把它的各种变化论述完备的《伤寒论》相比，其精细与粗略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卷四 读《金匮》书后 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十六卷，用来阐明伤寒初起的证候以及伤寒中夹杂出现的各种疾病。后人珍藏这部书，把书名改为《金匮玉函方》。因此，《外台》引用这部书时，概括地称作张仲景《伤寒论》。（原书中删去书名的两个字，简称为书名的情况，就像《肘后备急》简称为《肘后》一样，这也是引用文献时的一种惯例。）《证类本草》引用它时，则概括地称作《金匮玉函方》；一个沿用它最初的书名，一个沿用它后来的书名。当时因为十六卷本篇幅繁多，便有两种删节本：一种是依照原书逐篇删取其中的主要内容，合并编成三卷，题名为《金匮玉函要略方》，后来被宋仁宗时期的王洙得到；另一种是从原书中删去杂病以下等卷，只保留脉法、六经及其治法、各种可治与不可治等内容，共十卷，题名为《伤寒论》，并删去了“杂病”二字，这就是现在通行的《伤寒论》。这部书流传开来以后，删余的那些卷帙便亡佚了，十六卷的原书也再无法见到。所以林氏的序文说：“张仲景编成《伤寒论》十六卷，如今世上只流传《伤寒论》十卷，《杂病》部分已经看不到原书了。” 林氏又用十卷本《伤寒论》校对《金匮玉函要略方》，得知上卷关于伤寒的文字大多有所节略；至于中、下卷所载的杂病以及治疗妇人的方剂和疗法，没有原本可以校对，即使有删略之处，也无法确切知道。（用《脉经》第七、八、九卷加以校对，才知道其中确实有节略。） 于是删去上卷，将中、下两卷分编为三卷，改题为《金匮方论》，这就是现在的《金匮要略》。从此以后，这些内容就再也无法重新合并了。唉！唐宋时期的人对仲景的著作任意分割、合并，能够没有完全散失，实在只剩下一线希望了。近来又有人按照自己的意思重新调动、编排其中的文字，考究古籍的人应当怎样珍重爱惜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