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译《伤寒论》除称“伤寒”外，还称“中风”，并在六经篇中分别详细说明它们的脉象和证候。《诸病源候论》称为“中风、伤寒”，其论述就是取自《伤寒论》中六经的脉证。《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相承沿用，都是这样。我考察《金匮要略》设有“中风篇”，仲景没有把这种病同列在另一类中，是因为它与伤寒相似，却不像痹证、历节病等。巢元方把它称为伤寒，最能领会其中的旨意。这是因为冬季的猛烈风和反常时令的寒风，来势突然，没有逐渐发生的过程，也不是由于接触、冒犯而得，所以称为“中”。又因为是外来的风先来，而人体随后受到侵袭，所以既可以称为“中”，也可以称为“伤”。而且这种风从毫毛、腠理处侵入，袭击卫气而导致自汗，不能按照经脉逐经传变，所以《伤寒论》特意把传经的例证列在伤寒条文之后，而中风条文不涉及此事。要明白是否传经的道理，只要把《伤寒论》中“营行脉中、卫行脉外”以及“风则伤卫、寒则伤营”等几句话加以推演，便会自然明白，不要被近世的说法迷惑。卷三。解释“秋伤于湿”。凡是论述四时之气，都应当分为两种情况。从春分到秋分都属于暑气，从秋分到立春都属于寒气。这两种气候都偏盛到极点，都是通过风使人受伤。经典把暑气配属夏季、把寒气配属冬季，是根据两种最为偏盛的气候，分别配合两个最为偏盛的时令。春季温暖平和，秋季凉爽平和，本来都没有偏盛，处在寒暑往来的中间，不能用寒或暑来概括；所以春季只说伤风，因为温气不是邪气，风才是邪气。又因为这种风并不偏盛，所以只说伤于风，而不另外说伤于寒；这并不是说风只在春季伤害人体。在秋季说属湿，是因为秋季承接中土之后；既然秋季本身没有可说的主气，就把中土的湿气配属于秋季。这里所说的秋，是指秋分以前；如果过了秋分，天气已经寒冷，这时受邪致病，就应按伤寒的方法治疗。《内经》的意思是把四种气分别配属于四时，但言语很难完全整齐，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来推求；按照伤寒的例子，秋分以后都应归入伤寒。秋季以土气作为其气，正如草木到了秋天变黄凋落，是取土色作为秋色的比喻。近来喻嘉言想把“湿”字改成“燥”，这是不对的。难道没有看到《灵枢·九宫八风》又把湿配属于东方吗？那么喻嘉言还要怎样改它呢？第三卷 《伤寒论》六经解一 《伤寒论》所列的六经，与《素问·热病论》不同。《热病论》是根据气运行的经脉络脉来论述的，所以它所记载的症状，与《灵枢·经脉篇》的意思相合。《伤寒论》是根据邪气侵入人体的先后次序来论述的，所以它所记载的症状，与《灵枢·经脉篇》的意思并不相合。《经脉篇》中三条阳经都有头痛，阳明经才开始有恶寒，但张仲景却把这些都归入太阳病，又把胃中燥实作为阳明病的主要证候；《经脉篇》中嗜睡属于足太阴经，而张仲景却说少阴病会想睡；《经脉篇》中口渴想饮、饥饿却不能进食，属于足少阴经，而张仲景却说厥阴病有消渴、饮水而不想吃饭，种种情况都不相同。只有少阳、太阴两经的说法比较接近，但也有不同之处：《经脉篇》中眼睛昏暗不明属于足少阴经，而张仲景却说少阳病有目眩；《经脉篇》中飧泄属于足厥阴经，而张仲景却把它列在三阴经的病证之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脉篇》只从阴阳划分表里两层，又按照身体的前、后、两侧分为三阴三阳；张仲景则不只划分表里两层，还把表中的表称为太阳，表中的里称为少阳，里的表称为太阴，里的里称为少阴，里的最深处称为厥阴，并把其腑归为阳明。他的含义在于层层递进，而不是平列并举。所以只把《热病论》的六经症状列在《伤寒例》中，而没有直接引用它来置于六经篇的开头；另行立说并加以说明，是因为名称相同而实际含义不同。名称虽与实际含义不同却仍然相同，是因为太阳等六个名称，是古今论述阴阳所使用的通称：六元用来记天的六种气，《难经》用来记一年的六个节段，《脉经》卷五所载扁鹊之法用来记一天的六个时候，卷十《手捡图》用来记诊法的六个部位，经筋用来记筋，皮部用来记络，至于《经脉》则用来记营卫；张仲景借此来记表里，意义是相同的。想要彻底弄清《伤寒论》的六经证候，就不要把《灵枢》《素问》的理论牵强混合进来，以免造成混乱。第三卷 《伤寒论》六经解二 《伤寒论》这部书，专门阐明表里；寒邪侵入人体时，先后有次序，所以分为六经，用来排列邪气传变的先后。寒病发作时，表证和里证常常兼有，所以又分成六经六篇，用来辨别表里兼夹的多少；这样在叙述和排列各项病证时，就不得不建立一定的体例。纯属表证的归入表部，兼有里证的也归入表部，只有纯属里证的才列在里部。例如六经证候都具备时，必定列在太阳篇，因为太阳是表中的最外层。太阳证消退后，才进入阳明；阳明证消退后，才进入少阳；少阳证消退后，才进入太阴、少阴、厥阴。每次都把最外面的一层归属于相应经，所以太阳篇论述最多，而厥阴篇独自最少。这并不是有所省略，而是按照体例，其他经兼有太阳证的，不能列入其他经；厥阴兼有其他经而已经分列到各部的，也不能再列入厥阴，所以厥阴篇只记载本经证候以及病解、病愈的时日而已。从“诸四逆”以下的内容，古代另成一篇，《玉函》题作《平呕哕厥利脉症并治》，成无己却误将它合并在一起。有些人依据成无己的本子，仍然觉得内容太少，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于是说这是张仲景没有完成的书；否则就说这是王叔和把它弄乱了。第三卷 《伤寒论》六经解三 我论述《伤寒论》六经是用来记述表里的道理，已经不止一次了。究竟有什么证据呢？回答说：可以从华佗的说法得到证明。《千金方》引用华佗的话说：伤寒病第一天在皮，第二天在肤，第三天在肌，第四天在胸，第五天在腹，第六天进入胃。这种分为六层来记述邪气由表入里的次序，是从华佗开始的。所谓进入胃，就是阳明病胃家实；所谓在皮、在肤、在肌，就是太阳经病和阳明经病；所谓在胸，就是少阳病以及太阴病的食物上逆、不能进食；所谓在腹，就是太阴病腹部胀满疼痛，以及少阴、厥阴病。只是措辞有文雅和质朴的不同，层次的划分有伸缩不同，区别就在这里！至于记述表里层次的意义是相同的。张仲景既把《素问》所说六日传六经的文字保存在《伤寒例》中，又采用华佗六日六层的意思加以润饰，并改变名称来编成各篇，这是以药物治疗为主而略去针刺治疗的意图。巢元方能够理解这一点，所以《诸病源候论》在总论中保存了华佗的说法，又在后面依次记载《素问》关于六日六经、根据经脉发生疾病的文字；这与张仲景的说法像符契相合，又得到了一条证据。这样一来，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第三卷 《伤寒论》六经解四

译前面说过层次的划分有所收缩，还有一条证据：六经虽然分为六个层次，仔细考察起来其实只有四层。华佗所说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在肤、皮、肌，张仲景把它们统归于太阳；第四天在胸，张仲景把它归于少阳；第六天在胃，张仲景把它归于阳明；第五天在腹，张仲景把它分为太阴、少阴、厥阴三经。所以华佗、张仲景虽然各自分为六层，实际上却都正好合为四层！因此张仲景论述各经病将要解除的时辰是：太阳在巳、午、未时，阳明在申、酉、戌时，少阳在寅、卯、辰时；三阴经则以亥、子、丑三个时辰的前后相兼，并错杂安排一个时辰。实际上在十二时辰中，每经只占三个时辰。这与《灵枢·卫气行》所说的相差很大：水下一刻，人的卫气在太阳；二刻在少阳；三刻在阳明；四刻在阴分。阴分，就是三阴经所在的部位。阴阳之气有盛衰伸缩的意义，大概就是以此为根本吧。另外，张仲景书中三阳经的中风证，各经都有相应证候；到了三阴经，只有太阴篇列出四肢烦痛一证，而少阴、厥阴都只说脉象，不说证候。可见太阴篇的一句话可以概括另外两经，所以少阴、厥阴两篇从简了。由中风证推及伤寒证，那么太阴篇开头所说的腹满、食物上逆，恐怕也是概括少阴、厥阴两经而言。只是兼见想睡属于少阴，兼见口渴、发热、疼痛、饥饿属于厥阴；都应以腹满、食物上逆为根本。否则仅仅想睡，怎么足以确定为伤寒少阴病呢？况且少阴篇详细讲到呕吐、下利、腹痛；如果拿阳明篇、少阳篇不详细列举太阳证的体例来相比，岂不是大相径庭吗？而且三阳篇详细论述经脉传变，还讲到并病、合病的证候；唯独三阴篇从略，没有太阴与少阴并病、合病的证候，也没有太阴与厥阴并病、合病的证候，更没有三阴合病或二阴并病的证候，这难道还不明白吗！第三卷 阳明病胃家实解 邪气侵入人体，各有一定的规律。邪气侵袭身体时，风邪侵入皮肤肌腠，湿邪流注关节，寒邪损伤筋骨，热邪损伤血脉；邪气侵入脏腑时，风邪损伤肝，湿邪损伤肾，寒邪损伤肺，热邪损伤心。这两种情况都是按照同类相应的规律发生的。如果邪气不是按照同类相应的规律传变，那一定是表里之间相互传递所致。一般来说，邪气在身体表层，就按六经传变，到第七天病愈；邪气在脏腑，就按五脏传变，到第六天病愈。六经属阳，五脏属阴。表里之间相互传变，不属于上述规律。所以张仲景的书在讲恶寒时，以发热或不发热作为开端，并将其列在太阳篇；但纵观全书，他又以华佗六日六层的说法为根本，用六经的名称来组织文字，或许是把经与脏混合起来，纵横截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说法。因此到了阳明篇，唯独把胃家实作为阳明病的正证，同时姑且保留阳明的外在证候以备说明。篇中凡冠以“阳明病”三字的，都是指胃家实，这与《素问》《灵枢》所说阳明是运行于身体前面的经脉不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药物治疗的方法与针刺治疗的方法不同。读张仲景的书，不要拘泥于其他经典来怀疑这里的论述，也不要拘泥于这里的论述来怀疑其他经典，这样就可以了。其他经篇开头各自列举病名，唯独用“胃家实”三个字含混概括，是为了表明胃是万物归聚之处，邪气不再向后传递；而且它所包括的范围很广，不能只用一两个病名来称呼。仔细阅读自然会明白。《千金方》写作“胃家寒”，“寒”是“塞”字的讹误，与“实”意义相同。《金匮要略》“黄疸阴被其寒”一句，《千金方》也作“塞”，可以作为证明。为什么只看到一个“寒”字的不同，便据此替它作解释呢！第三卷 肠覃解 《灵枢·水胀篇》说，肠覃是寒气停留在肠外，与卫气相搏，气不能正常运行，因为有所牵系而形成积聚，停滞在体内；于是恶气产生，息肉在体内生长。它刚开始生长时，大小如鸡蛋，逐渐增大；长成以后，形状像怀孕，时间久的可超过一年。按压它坚硬，推移它却能移动，月经仍按时来潮，这就是它的表现。泉按：肠覃既然会生息肉，就已经是有形之物了。只是“覃”是延长的意思，用在这种病的形状上有什么意义呢？应当是“蕈”字的省写。《韵书》《篇海》都说：“蕈”读作“之荏反”，是地面上的菌类。这种病称为“蕈”，大概是取肠外息肉生长得像菌类的形状；后世所谓咽菌、阴菌等名称，也是依照这个意思。这里应读作上声，不应按字面通常的读法来读。古代“覃”和“蕈”二字常常相通，所以《五经文字》说《诗经》中的“葛覃”一字也作“蕈”。只是那里的“覃”仍应解释为延长，这里的“蕈”则应解释为菌。两个字的训释虽然不同，但两个字相通的关系却是一样的。这一类情况很多，不能不加以订正。第三卷 蛊解 《灵枢·热病》说：男子患蛊，女子患[缺字]，身体和腰脊像要解散一样，不想饮食。杨氏注释《太素》，认为这是男女相互爱悦而不得满足所致的病。女子迷恋男子叫作蛊，男子迷恋女子叫作[缺字]。泉按：杨氏的说法大概是依据《左传》并相互参证而得，在名称和意义上最为合适。现在进一步申说如下。“蛊”就是败坏的意思。《素问·生气通天论》的注释说，煎厥是由房事过度引起的，以至于耳目昏乱，仿佛快要败坏，正是因为女子迷恋男子而使身体受到损坏。[缺字]，就是阻塞的意思。《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说，韩氏女子想得到男子却不能如愿，患寒热病，月经不来，正是因为男子迷恋女子而导致阻塞。既称为煎厥，又称为寒热，身体必然发热，所以经文把它列在热病之中。这种热必然发生在肾，肾热就会反过来侵犯脾，所以身体和腰脊像要解散一样，不想饮食。肾中的热既然侵入脾，就必然要同时治疗脾肾，所以后文说要针刺涌泉穴及足背上的穴位。经文在这里没有明确说明，由针刺方法推求药物治疗的方法，处方就可以知道了。《千金方》的无比山药丸可以治疗蛊，《本事方》的抑阴煎可以治疗[缺字]。如果又受到虚邪侵袭，就一定会导致身体羸瘦、咳嗽、沉默、[缺字]，形成风虚劳、传尸劳等证候，应当分别根据病情适当治疗。有人依据《玉篇》说，[缺字]，就是骄傲的意思。《广韵》说，[缺字]，就是[缺字]的意思。而且“通[缺字]”与“狙”相通，解释为诈病也可以。大概这种病变化不定，无法确切知道患者哪里难受；早晨凉爽时像正常人，到了晚上发热就非常严重，似乎像装病一样。然而用“狙”来虚拟说明其神态，不如用“阻”来确切指证其病情。《千金方》直接写作“阻”字；所谓阻，就是经脉阻塞。第三卷 邪解

译杨氏注释《太素》，大致把“邪”字解释为虚邪，这最符合经文的旨意。经典说，风雨寒暑不能单独伤害人，必定是因为天地间有虚邪之气，又加上人体正气虚弱，内外两种虚弱相互遇合，邪气才会侵入人体。由此可知，外来的疾病无不夹带虚邪，所以两部经典动辄说“邪”；这里的“邪”，是相对于太一所主的正风而言的。《难经》开始把各种致病之气都称作邪，如心邪、肝邪等脏腑之邪，以及饮食之邪等；这些未必都是虚邪，大概是把“邪”作为人体正气的对立面来说的。仲景沿用了这种说法，于是有大邪、小邪、清邪、浊邪、谷饪之邪等名称，都是依据《难经》加以引申的。他说“邪哭”，又把虚邪之气所导致的疾病称为“虚邪之病”，所以这里的“邪”是相对于其他疾病的正常状态而言的。《巢源》因此提出“五邪”的名称，《千金》和《外台》又都引申出“惊邪”的名称，都是从《金匮》引申而来的。《千金》又有“邪思泄痢症”，这里的“邪”则是相对于正常心思的作用而言的。总的说来，病名会随着时代而改变；读书人应当通晓它的意思，不要拘泥于字面，否则必然拿今天的概念怀疑古人，认为古方不能治疗今天的疾病了。卷三 “邪哭”解释 《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篇》有“邪哭”二字，历来的注家都说这不是正常的哭泣状态，例如有声音却没有眼泪，或者哭泣却并不悲伤之类。这种解释是把“邪”作为一切反常状态的泛称。然而，这与本文所说的“血气少”的病因并不相合。只有巢氏《诸病源候论》的中风门中，把惊、邪、狂、癫列为四种相近的病证，而且都冠以“风”字。可见古代本来就有把一个“邪”字作为病名的情况，巢氏一定是依据经典的说法。所谓“邪哭”，是说得了邪病而哭；《病源》所说邪病的表现是悲喜没有节制，正是这个意思。这个意义本来就直截了当，不需要再作深究。况且这种病因于风，所以与“血气少”三字也完全相合。风邪偏盛就会导致干燥，这是自然的道理。考察古代所说的“邪”，就是今天所说的痴病。《外台》和《千金》中治疗各种风邪的方剂，都可以用来治疗痴病。不明白的人把癫病当作痴病，却把它同痫病区别开来。把癫病和痴病强行合并、把癫病和痫病强行分开，都是违背古代训释的。详细内容见泉氏所撰《金匮方论注》和《证原》。卷三 “酸削”解释 《金匮要略·劳病篇》说，男子劳病的表现是脉浮大，手足烦热，春夏季病情加重，秋冬季减轻；阴部寒冷，精液自行流出，身体酸软消瘦，不能行走。泉氏按语说：“酸削”应当是“酸消”，意思是酸痛、嘶哑而衰败消损。髓藏在头部，并与绝骨穴相会。绝骨穴在小腿外侧，所以脑髓不足的人就会头痛，并且小腿不能行走。病情到了春夏反而加重，是因为春气所导致的病在头部。《周礼·疾医》说，春季有头部疾病。郑玄注说：[原文缺字]“酸削”。“首疾”就是头部的疾病。其中的“削”也应当作“消”，这样才与前文相互照应。《说文》说：“酸，头痛。” 《周礼》说：“春季有[原文疑缺字]首疾。” 这与郑玄的解释意思相同。郑玄注是在分别解释“[原文缺字]首疾”三字的含义，并不是把这三个字拆成两个病名。《说文》所说“酸[原文缺字]头痛也”五字，是概括说明这种病的症状。贾公彦认为除头痛外，另有一种酸削病等，这是误解了郑玄注的意思。《蜀都赋》说：“味蠲疠[原文缺字]。” 注说：“[原文缺字]，就是头痛。” 这是误解了许慎的意思。我亲自观察春季温病以及春月伤风而出现头痛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小腿酸痛的。《周礼》“[原文缺字]首疾”三字，确实很善于描写这种病态。许慎、郑玄从头部来说明，仲景从小腿来说明，只是各自按照症状出现的先后而有所不同罢了！卷三 “下利”解释 古书常常说“下利”。“下”就是“泄”字。“利”是说排泄通畅，加上病字旁就成为“痢”字。“下利”和“吐利”的文义相同；“吐利”是痛快地呕吐，那么“下利”就是痛快地泄泻。两部经典有时把病情严重的下利称为洞泄，又称为肠[原文缺字]。王冰注说肠门开张，说明原字应当是“辟”，读作“辟”；这种病就是下利。所说的肠[原文缺字]而排出白沫，就是今天所说的白积。肠[原文缺字]而排出脓血，就是今天所说的红白积。肠[原文缺字]而排出血，就是今天所说的赤痢、肠红等病。近世把“下”分称为泄泻，把“利”称为痢疾，于是今天的“痢”就与古代的“利”有所不同了。哪里知道，今天所说的痢疾，就是《难经》五泄中的“大瘕泄”。《难经》把它和另外四种泄泻都统称为“泄”，说明古代的“下”包括今天所说的痢疾。仲景的著作也只是加上“下重”二字来区别，并没有另立一个名称。隋唐时期有时称为“滞下”，有时称为“重下”，都没有脱离“下”字，是保留古义的表现。徐氏《轨范》把“肠[原文缺字]”笼统解释为肠红，又把《难经》的五泄归入泄泻，把仲景所说的下利归入痢疾。由此真令人感叹，考论古义是多么困难啊！卷三 “疾病逢节气发作”解释 古书说疾病一到节气交替时就发作，这种说法只见于《巢源·尸注候》，但我亲眼见到的病例很多。有在节气交替当天发作的，也有在节气交替前后几天发作的，并不一定都是尸注。总的说来，病根没有拔除，病好了还会再次发作。为什么一定要遇到节气才发作呢？考察万物中随着节气变化而来临的因素，没有比八风更明显的了；以风配中央土气（本于《尚书·洪范》郑玄注，详见前文《原风湿》）。土在五常中主信，所以到了规定的时期必定应验；经典又说风是百病之首，由此可知，逢节气发作的疾病一定属于风病。风邪留在经脉中，就会随着外界感触而发作；而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一气是月亮盈亏的大致周期。人体只有经脉会随着月亮盈亏而发生盛衰变化，所以必须是久留在经脉中的风邪，才会形成逢节气即发；如果病不在经脉之中，即使是久留的风邪，也不会一到节气就发作。因此，逢节气即发的情况，在风病、虚病和劳病中尤其多见。卷三 “阴脉、阳脉”解释

译前文说阳脉反映先受邪，阴脉反映后受邪，这个意义源自叔微。叔微论湿温病的脉象时说，阳脉濡而弱，阴脉小而急，于是认为先受温邪，后受湿邪；按照这个例子推论这里，意思也应如此，同时可以知道温邪的脉象是濡弱。经典的意思是说，邪气侵入人体后，如果同时涉及表里，阴阳两方面的脉象应当一致，例如温疟就是这样。如果先受到一种邪，后来又受到另一种邪，那么先来的邪兼见于阴分的部分必然退回并入阳分；这样，后来只见于阴分的邪，才有机会乘虚侵入阳分。风温、温毒、温疫的脉法都是如此。后来的邪不能陷入阳分，是因为阳分已有宿邪；先来的邪不能越出阴分，是因为阴分已有新邪。新邪想向下而不能下，宿邪想向上而不能上。如果新邪不能下行，反而用发汗法使它外升，那么宿邪就会随着新邪一同上升，病情加重；如果宿邪不能上行，反而用攻下法，那么新邪就会随着宿邪深入，病情发生变化。这两种变化都很难治疗。必须精通温热病的脉法，然后才能诊断温病；也必须精通温病的诊法，然后才能治疗温病。所以治疗温病的一般原则，禁止单独采用发汗或攻下的方法，而应当同时采用发汗和攻下的方法；萎蕤汤就是兼用汗下的方剂。从萎蕤汤推及其他方剂，治疗温病的道理就可以想通大半了。卷三 “晚发”解释 《平脉法》说，脉象阴阳两部都紧，到了呕吐、下利时，脉象仍不解；如果脉迟，经过六七天仍不想吃东西，这是晚发，因为水液停留，所以病还没有解除。如果脉迟，到了六七天仍不想进食，这叫晚发，是因为水液停留，病邪尚未解除。成无己注说，晚发就是后来才发生的疾病。泉氏按语：《外台秘要》卷一记载张文仲治疗晚发伤寒，从三月到年末发作的都称为晚发，药方用生地、栀子、升麻、柴胡、石膏、五味子。如果头面发红，就去掉石膏改用干葛；没有生地，就用淡豆豉。这样看来，所谓晚发，就是伤寒中发作得最晚的一类；按这个意思推断，感受寒热之邪后直到半年才发病的，叫作晚发。三月发生的晚发病，其感邪时间在冬至以前，不论是时气还是正气所致；年末发生的晚发病，其感邪时间在夏至以后，也不论是时气还是正气所致。这是因为寒热之邪留在体内，积蓄到半年后必然发作。为什么这样说呢？从秋分到春分，正气中的寒邪应当以冬至为界；冬至以前感受寒邪的人，晚发会到三月底达到极点，因为距离秋分约有半年。如果在冬至以后感受寒邪，到五月以后才发作，就属于病热，不称为晚发，因为还兼有新感之邪。凡是寒热之邪过了冬至或夏至之后，最容易再感受新邪。一旦有了新感，病势就会分成两种因素，所以不能称为晚发。从春分到秋分，时气中的寒邪应当以夏至为界；夏至以前感受寒邪，到九月发作就是温疟，不称为晚发，因为兼有新感之邪。如果夏至以后感受寒邪，到年末才发作，就是晚发，因为相隔约半年。从秋分到春分，时气中的热邪以冬至为界；冬至以前感受热邪，晚发在三月底，规律与正气所致的情况相同。如果冬至以后感受热邪，到夏末才发作，就是温热病，不称为晚发，规律也与正气所致的情况相同。从春分到秋分，正气中的热邪也以夏至为界；夏至以前感受热邪，到九月发作就是温疟，不称为晚发，规律与正气所致的情况相同。如果夏至以后感受热邪，到年末才发作，就是晚发，规律也与正气所致的情况相同。这样看来，所谓晚发，是从温病、热病中分出来专门说明的一类，也是相对于时气、正气所致的立即发病而言的；冬至以后感邪而在年末发作，以及夏至以前感邪而在六月发作，都属于立即发病。“即”字与“晚”字正好相对。如果只从冬季正气所主的寒邪来说，恐怕疾病不会迟到第二年年末才发作。《活人书》因此改作“从三月到夏季”，大概没有领会它的本意；之所以会这么晚发作，是因为长期反复受寒邪，寒邪与体液相搏，体液停留而化为水，邪气因此不能及时发作。凡是邪气潜伏而没有发作的，多半是由于水液停聚。《外台》卷四论温病说：冬季感受的温病没有立即发作，到春天又被积聚的寒邪所折制，不能发作；到了夏天得到热气，春寒解除，冬温的毒邪才从肌肉中发出，出现斑疹溃烂、隐约如锦纹，壮热、咳嗽胸闷，以及呕吐清水等症状。据此可知，冬温被春寒压制时，先已有水液停聚，所以到了夏天发作时，必定先呕吐出水，然后疹子才出现。这种冬至以后感受时令之气、到夏末才发作的情况，不能称为晚发之证。那一方使用麻黄、杏仁、葛根、橘皮，和这一方都是为了提出寒水之邪。又据《录验》记载，在温毒这一条下面还说：如果已经自行出现下利，宜服黄连橘皮汤。这样看来，水毒停聚的病证，呕吐和下利都可能出现，治疗方法与晚发温病相同。即使说《外台》和《录验》所载的两种温毒，都是晚发的温病，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卷三 鼠瘘 《灵枢》《素问》《本草》都多次谈到“鼠〔缺字〕”，解释的人都把它当作吃了老鼠残食而形成的〔缺字〕来解释。《病源》列举九种〔病证〕时有“鼠〔缺字〕”，并引用《灵枢·寒热》所说的“赤脉贯瞳”作为其下的诊法。但《病源》所说的鼠〔缺字〕既然是九〔缺字〕之一，就不能把它概括为所有〔缺字〕，由此可知。三部经典中的“鼠〔缺字〕”，“鼠”应当是“窜”字；老鼠的习性善于窜走，所以“窜”字从“鼠”得形，“鼠”字也就可以通作“窜”。《诗经·正月》说“鼠忧以痒”，又说“小鼠思泣血”。这两个“鼠”字都是窜逃的意思。大概遭逢乱世的人，多方寻求逃脱却最终不能如愿，所以既说“鼠”，又接着用了“忧”“思”两个字。称作鼠〔缺字〕，也是取其窜行、贯通经络的意义。“窜”俗写作“串”，〔缺字〕与〔缺字〕属于双声，所以近世的外科书都称它为〔缺字〕串。“患”就是“窜〔缺字〕”倒置后的说法。如果把“鼠”按本字读，那么它和注〔缺字〕只是声韵转变，〔缺字〕和“流”在声音上相同，所以近世外科书有时称它为“流注”。“流注”就是“鼠〔缺字〕”倒置后的说法。凡是取两个字相切合而形成意义的，顺读、倒读都可以，例如“丁东”和“东丁”、“历六”和“陆离”之类很多。鼠〔缺字〕就是〔缺字〕串、流注，这是毫无疑问的了。这种病刚开始时叫作瘰〔缺字〕，是根据它的外在表现来命名的；已经形成时叫作鼠〔缺字〕，是根据它的内部病变来命名的。经典称为寒热瘰〔缺字〕和寒热鼠〔缺字〕，就是用这个来区别二者。由此可知，“赤脉贯瞳”应当是已经形成的〔缺字〕串的诊法，不是初起瘰〔缺字〕的诊法。为什么这样说呢？经典说，赤脉多则死亡的日期较远，赤脉少则较近，这就说明出现赤脉并不是凶兆。大体来说，血虚的人，眼睑内面一定发白；血主管脉，所以根据赤脉显现的多少，可以检验血虚的轻重程度。瘰〔缺字〕初起时，不应当出现这种情况；一定是已经形成〔缺字〕串，脓水淋漓很久了，才适合采用这种诊法！《玉篇》说：〔缺字〕，是病；〔缺字〕，是疮。卷三 鼻衄有太阳、阳明证的解释

译《金匮》论鼻衄说：从春天到夏天发生鼻衄，属太阳；从秋天到冬天发生鼻衄，属阳明；唯独没有说少阳。有人根据《灵枢·经脉》所说少阳经脉不到鼻部，认为似乎可以这样解释，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仲景所说的太阳、阳明，并不是指太阳经、阳明经，而是指他自己划分的部位。太阳统摄三阳的表部，阳明属于胃腑的里部。鼻衄有因阳络的阳分受伤而发生的，是外感风热所致；春夏主开放，邪气必然着于表，所以说从春天到夏天发生鼻衄属太阳；鼻衄有因阳络的阴分受伤而发生的，是饮食内伤所生的热，又受到风邪熏灼所致；秋冬主闭藏，邪气必然着于里，所以说从秋天到冬天发生鼻衄属阳明。这段文字正好可以和泉前所论三阴三阳的各篇相互印证；虽然看起来取法于《灵枢》，但实际上各自形成理论，只是偶然与它相合。卷三 女劳疸午后恶寒的解释 凡是黄疸病人在午后多发热，是因为这时正值阳明经气旺盛。（“晡”字，《说文》写作〔缺字〕，说是太阳运行到申时进食。） 仲景说阳明在申、酉、戌时旺盛，）疸热便随着这个时间发作，所以把这种情况作为黄疸的常态。因为病在中、上部而下部没有病，邪气便能疏散，不至于发生逆乱。凡是气在中部，就可以向上也可以向下；在上部就必然下陷，在下部就必然上逆。如果女劳疸的热邪固结在下部，不能向下排泄，就会时时向上逆行；只是下部靠近脾、远离肺，所以只能逆乘于中部，不能逆乘于上部。到了午后，中部充实而脾气旺盛，原来逆乘于中部的疸热便借势继续向上逆行，上达肺部而达到极点，所以表现出肺虚恶寒的情况，成为这种病的症状。恶寒仍然属于肺病，不是肾病；辨别病证的关键就在这里。额头发黑的道理也相同。女劳疸的热邪逆行到脏腑，是借道脾胃而累及肺；它逆行到经脉，则借道大腹而上达额头。额头属于心所主的部位。肾病患者，是颧骨和面部发黑，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个道理我三十年来反复思考都没有想通，直到癸巳年夏天才偶然领悟。卷三 “隐指”的解释 《脉经》第一篇解释脉名时，两次说到“隐指”。我曾经拿这件事去问老医生，但没有一个人能回答。等到多年诊治疾病之后，才开始明白它的确切含义。“隐”是“扬”的反义。经文都在“按之”下面说“隐指”，意思是脉气的鼓动受到手指按压后，不能发扬出来，好像隐藏不见，所以称为“隐指”。为什么唯独实脉和虚脉要联系“隐指”来说明呢？刚开始诊察实脉时，只能见到脉象长大，不能因此称为实脉；等到按下去，长大的脉象仍不减弱，又不能向外发扬，脉气便横向充满在指下，呈现充满的脉象，这才成为实脉。所以说隐指〔缺字〕然。《广雅》说：“〔缺字〕，就是满。”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刚开始诊察虚脉时，只能见到脉象柔软而大，不能因此称为虚脉；等到按下去，大的脉象仍不减弱，又不能向外发扬，脉气便从旁流散到指下，呈现中空的脉象，这才成为虚脉。所以说隐指时，感觉豁然中空。《玉篇》说：“豁，就是空。”说的正是这个意思。虚脉、实脉的真实情况，都要等按下去才能显现，所以只有这两种脉说到“隐指”。古人立言的精妙，不是学识浅薄的人所能领会的。卷三 阴阳附的解释 《脉经》所说的“阳附阴、阴附阳”，其中“阴阳”指表里，“附”指迫近、逼薄。阳附阴，就是表邪向内陷入；阴附阳，就是里邪向外侵入。病从太阳发作就向内逼近，病从少阴发作就向外逼近；逼近而不能停止，必然发生争斗。它与“交”“并”的区别是：“交”是表里混杂而不能分清；“附”是表邪多则里邪少，里邪多则表邪少；“并”是表邪并入里部就没有表邪了，里邪并入表部就没有里邪了；“附”则是里中仍带着表，表中仍带着里。到了发生争斗的时候，先前逼近的一方将要胜出；所谓将要胜出，就是即将全部进入对方的领域。表邪全部进入里部就是下陷，所以死亡；里邪全部进入表部就是外出，所以能够生存。阴主闭藏，阳邪加在阴上，阴不能容纳，所以发生胀满；阳主开泄，阴邪加在阳上，阳气虚弱就会泄漏，所以汗出。它与“并”不同之处在于：“并”已经汗出；附而发生争斗的，还没有汗出。由此可见，诊察热病总是以汗出为好。又按：此时如果胀满，必定不能大便，使用泻下法就会死得更快；此时发汗，必定会昏厥眩晕；使用补法则痊愈得更慢，补得太过也会死亡。在这一先一后的区别之间，必定要列出这几个名称，古人反复郑重告诫后人的用意实在深切。《脉经》广泛汇集古今各种论说，其中名称有时随时代不同而变化，所以常有用词不同而意义相同的情况。这里把“薄”称作“附”，也是其中一种情况。卷三 温病脉法的解释 凡是脉来时盛大、去时微弱，像人喘息一样的，是邪气由表逼近里的表现；如果同时脉动快而不均匀，就是逼近里部更加急迫，也就是开始大、后来逐渐变小的厥脉。伤寒出现这种脉象，表现为恶寒很重而发热较多。如今患病已经数日，却不见这两种脉象，可知邪气将要衰退，不能逼入里部；不逼入里部就必然返回表部，这是将要发汗的征兆。但也有既不逼入里部、又不返回表部，停留在半表半里之间而脉象如此的情况；这表示肺脏有所承载、留着邪气。肺位于躯体内部、四脏之上，正处在半表半里的位置；邪气停留于此，脉就缓和，所以来去平稳，开始和终了都均匀，病人应当失音。所谓失音，是肺承载邪气而肺气充实，却没有声音发出的意思。想使邪气消散，仍然必须通过汗出。假如发汗却不能汗出，邪气就会固着不去，肺将腐烂或萎缩；按这种情况，治疗方法已无能为力。《脉经》卷七所说热病肺不喘的三条，实际意义就是如此。凡是说“不”的，都是昨天如此而今天不如此的说法；“府”指胸中，“藏”指胃部；“阴阳”指表里；凡是说“期”的，都是施治时所寄托的希望；“三日”“四日”都是从第七天以后开始计算的。第七天加上四天是第十一天，邪气返回表部、运行完其经脉的时候；到了这时仍不能汗出，就可知邪气最终不会返回表部，而会牢固地停留在肺中，治疗方法也就穷尽了。卷三 软弱脉中有石脉的解释

译《素问·平人气象论》说：长夏时软弱脉中兼有石脉，主冬季发病；石脉很明显，主当下发病。（据《脉经》和《甲乙经》。） 考察“石”的含义，似乎应当是坚硬；但经典把它和软弱并列来说，那么石脉的形象也就可以由此推知了。坚脉属于长脉一类，脉来脉去相互牵引；石脉属于短脉一类，脉来脉去都像中断；这两者本来就不同。《素问·玉机真脏论》说，真正的肾脉搏动有力而中断，像用手指弹击石头那样发出辟辟声。“绝”是说来去断绝。一种说法是像绳索脱落一样。（“夺”是古代“脱”字，见《说文》。脱离绳索就是断绝。） 这里说石脉，取的是断绝之义，不是坚硬之义，所以能同软弱并列。只是，坚硬如石的脉没有胃气，软弱的脉却有胃气，所以前者是死脉，后者只是病脉罢了！长夏时节之所以忌见石脉，是因为脾的正常脉象与其他脉象相离，就像鸡踩地那样；只是这种相离并不明显，通常不容易察觉。石脉则把这种相离明显地表现出来了。“离”这个词，说的就如同断开一样。本来不太容易察觉的相离，忽然明显表现出来，说明脾气虚弱而肾气偏强，所以就会发病。卷三 《玉屏风散方义解》玉屏风止汗，并不是像泥瓦匠给墙涂泥那样简单。所谓汗因风而得，是说风邪长期滞留，常常使卫气极度虚弱；卫气虚弱就不能收摄，风邪滞留又使卫气不能保持纯和，邪风乘卫气不能收摄之机，汗就容易自行流出。所以必须用防风从外部发散风邪，用白术从内部守护卫气，而用黄芪居中扶托卫气。“托”这个字，是达到、推动的意思（《诗经·皇矣》说“上帝耆之”，“耆”就是达到、招致）。推动卫气，使风邪不能停留；卫气自然能够收摄，汗也自然会停止。这就是此方的配伍意义。人们只看到汗止了，就认为是黄芪能固护肌表，为什么不看看方剂下方明明写着“治风邪久留不散，自汗不止”这两句话呢？《神农本草经》说：黄芪治疗大风。此方正是以此为依据，所以它的配伍意义与《金匮要略》中治疗血痹、黄汗、黄疸等证所用黄芪方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因为那些病证也都是卫气虚弱而兼有风邪所致。方中防风、白术同用，取法于《金匮要略》桂枝芍药知母汤，也是因为那些病证由风邪和汗液失常所致。用彼方来印证此方，意义已经十分清楚了。必须患者的病证确如方剂下所说，才可以使用；如果汗并非因风邪所致，或者虽有轻微风邪而本质属于表虚里实的体质，就不能服用。服后，卫气因受到扶托反而更加虚弱，表虚而里的实证更加明显，诸气失去调和；即使原本没有汗，也可能使其出现汗出。既然忌讳汗出，又怎么能借此止汗呢？而且“屏风”这个名称，同时有屏绝、屏挡的含义；如果只把它理解成屏障、遮蔽，就会被名称迷惑而丢失实际意义。总的说来，古今名方如果能得到仲景方义的一端，就不是只望着字面便能理解的；读者应当根据文意来推求作者的意旨。卷三 《磁石治周痹解》人人都知道磁石能补益肾气，但《神农本草经》却特别说它主治周痹。痹病是风、寒、湿三种邪气夹杂侵袭所致，未必都由于肾虚，那么《本经》的意思究竟指什么呢？我曾广泛考察历代方书，才知道磁石能够吸引并疏通一切壅塞之气。把它敷在体外，就能从外吸引体内的东西，例如用升药外敷拔毒、含入喉中引出针物，都是这个道理。由此类推，磁石治疗痹病的意义就很清楚了。经脉隧道被风、寒、湿阻塞而成痹，本质也是气机壅塞，所以需要用磁石吸引疏通。只是古方中直接依据《本经》使用磁石的很少；推究“周”字有流行之义，就知道凡是气机壅塞的地方，都是痹气流行所经过之外；因此使用磁石，不必拘泥于《本经》的字面，却自然符合经旨。由此也更能明白它补益肾气的原因：心、肺主呼气，肝、肾主吸气；能吸引的药物，与需要吸引的病证，其气相互协调。虚弱者得到吸引之力而充实，所以说它能补益肾气是合适的；但它并不像山药、地黄一类药那样泛泛补肾。临证时应当仔细审察。我常见上下都虚弱的人，出现咳嗽、喘息、吐血，医生使用磁石，病情逐渐发展为肺萎，最终成为死证；这实在是由于吸引之力损伤上焦的错误，而医生竟没有一个能够察觉，实在令人慨叹。按语：仲景的著作没有提到这味药，是因为仲景是为伤寒制定治法的，原书之外另有《金匮要略》，而《金匮要略》所论也是伤寒所涉及的杂病。寒邪由外入内，不能再服磁石，使它从内向外吸引，所以仲景没有提到它。卷三 《人参解》关于人参的性味和功效，近代陈修园批评《新方八阵》时已经有所辨析，但还没有说尽。我认为，仲景在脉绝、血亡的情况下都使用人参，并不是认为人参能够直接生成血脉，而是培补血脉生成的根本。脾负责把胃中的津液输布到全身，津液和血属于同一类；津液不能运行，血也会减少，而津液和血又都由元气生成，元气实际藏于脾。人参专门能够补脾，脾气健旺而气液充足，失血和脉绝便都能好转。因此，人参补脾，实际上就是培补元气。正因为人参能培补元气，阳虚者服用它可以补益气力，如四君子汤；阴虚者服用它可以蓄养津液，如人参白虎汤。而且人参与大黄的作用相反：大黄专门泻胃，胃是万物归聚之处，能泻胃就必然能泻胃所统摄的部位；人参专门补脾，脾是各经的根本，所以补脾就必然能补脾所统摄的部位。由此推而广之，大黄无处不可以泻，人参无处不可以补；凡是具有通治作用的药，都可以依照这个道理来理解。卷三 《桑根白皮解》根据《神农本草经》所说桑白皮主治内伤、五劳、六极、消瘦、崩中、脉绝，并能补虚、益气等，可知桑白皮具有补肺的作用。《名医别录》则说它主治肺中水气、咳唾出血、热渴、水肿、腹胀、胸腹胀满，能利小便、除寸白虫、缝合金疮；这样看来，桑白皮又有泻肺的作用。这两种说法难道互相矛盾吗？原来，《神农本草经》中的“中”字，都是指胃而言。胃主管肌肉，周身百脉都依靠饮食水谷之气生成，所以消瘦、脉绝也都属于胃病。所谓补虚，是补胃的虚弱；所谓益气，是增益胃气。胃气向下运行才是顺势，向上逆行就会使肺气失调，从而发生肺病。《神农本草经》记载的是治疗胃病的功效，而肺气得以平和的作用自然可以由此推知。《名医别录》认为经文的含义隐约不明，所以进一步推演说明；它所列的主治，都是胃气上逆、侵犯肺部的病证。一个着眼于根本，一个着眼于表象，文字看似相反，意义却正好相互补充。《肘后方》用桑白皮治疗消渴、尿多以及产后出血，是遵循《神农本草经》的用法。钱仲阳用泻白散治疗小儿肺经实热，是遵循《名医别录》的用法。卷三 《百合病用百合解》

译仲景用百合治疗百合病，专门设立了一个方剂；各家注释却从来没有说明其中的原因。按《神农本草经》说，百合能够祛除邪气，通利大小便。百合病的症状虽然变化多端、各不相同，但总的来说，小便赤黄这一症状是固定存在的。仲景在几乎完全没有固定表现的病证中，寻找其中固定的症状，以此建立延请医生诊治的依据；这就是百合病必定使用百合的原因。百合病的关键在小便，所以对于头痛、头部阵阵发冷、头晕等可以用来推测病愈日期的症状，都要在小便时加以诊察。凡是辨析疑难病证，都应当遵循这个原则。古人最奇特的治法，实际上都有最平常的道理。浅薄的人拘泥于百合补肺的说法，便用“肺朝百脉”来解释，这是很浅陋的。此外，百合病是由于残余邪气停留，导致气血失去濡润而形成的。有时想吃东西，吃到某些食物又觉得味美，以及想躺下、想行走等，说明没有强大的邪气压制，正气有时能够得到舒展。后来又不能进食，甚至不愿闻到食物气味，不能躺卧、不能行走等，说明气血缺少濡润。一会儿觉得冷，一会儿觉得热，说明肌肉中缺少濡润而运行滞涩。没有寒热感觉，说明残余邪气还不能形成明显的病势。口苦，是胃液被残余邪气吸夺，不能把食物消化干净。服药后剧烈呕吐、腹泻，是胃液不足，反而被药力压制。脉象微而略数，“微”表示血气不足，“数”表示邪气暂时停止活动。小便时头部出现疼痛，是因为小便属于排出津液的活动；因此，患有津液不足的人，可以从小便时的表现来判断，下面虚弱就会造成上面壅实。这些就是从症状来验证这一病证相合之处。它的治疗方法以滋润为主，所以原方在百合之外加入生地汁，使津液和血液同时得到濡润。汗法、下法、吐法都会损伤津液，所以要根据津液分别从上、下所受的损伤来救治。知母、鸡子黄都是具有滋润作用的药物。滑石是能够润下通利的药物。只有代赭石能够驱逐邪气，所以想借助方剂本身的润下作用来驱逐邪气。如果病情转变而出现口渴，就用栝蒌、牡蛎。如果转变为发热，就用滑石。这些药无不是取其滋润作用。这就是从方剂来验证病证相合之处。这样才知道《神农本草经》所说百合能祛除邪气、通利大小便等，都是滋润所产生的功效。大体说来，病情发展到邪气停留而正气虚弱的时候，攻邪会损伤正气，补益又会阻碍邪气；只有先加以滋润，使正气舒展、邪气浮越，才可以进一步设法驱逐邪气。驱邪的方法，总不超出《伤寒论》所说的几句话：伤寒病已经痊愈后又发热，用小柴胡汤主治；脉浮的用发汗法解除；脉沉而实的用攻下法解除。绝不能只用百合病的几个方剂便草草了事。到了这个时候，疾病的形势已经改变，不能仍然称作百合病，所以百合病到这里就结束了！读仲景的著作，就像读《春秋左传》一样，应当取用其他传文接续在这一传之后，这样记载事情的始末才算完整。卷三 《仲景用桂枝例解》仲景使用桂枝，并不只限于太阳病；即使已经出现里证，只要表证仍未消退，也可以使用。所以建中汤、复脉汤虽然以滋腻药物为主，仍然借用一味桂枝来疏达残余邪气。桃仁承气汤、黄连汤、桂枝人参汤、柴胡姜桂汤、当归四逆汤、乌梅丸等方使用桂枝，也都是这个道理。其中尤其明显的是，阳明篇、太阴篇都有脉浮时适宜使用桂枝汤的论述；可见即使没有表证而有表脉，仍然应当使用桂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表脉就说明气机与表相连，和表证尚未消退的情况相同。没有表证时，就不得不根据当前出现的病证来归属和处理。近代医家拘泥于桂枝只属于太阳经，终究没有明白仲景使用桂枝的规律。仲景的用意虽然深远，但只要善于阅读，意义就会随着文字显现出来，自然有迹可循；这就是他成为医学界历代老师的原因。卷三 《桂枝加芍药生姜人参新加汤解》职责分开，权力就分散；职责集中，权力就集中。权力分散，功效就分散；权力集中，功效就集中。所谓分，是我和别人平均分担；所谓专，是由我来支配别人。桂枝汤中桂枝、芍药各用三两，因此桂枝自行驱风，芍药自行敛汗，二者互不借助，这就是所谓职责分开、权力分散、功效各自发挥。此方桂枝用三两、芍药用四两，于是芍药能够支配桂枝；桂枝虽然有驱风作用，也不过是凭借辛温而善于通达的药性，帮助芍药宣通已经痹阻的血液，不能单独炫示其长处；这就是所谓职责集中、权力集中、功效专一。加生姜的意义，也可以依此类推。这里说的是发汗后身体疼痛，显然属于汗后津液耗亡、血气痹阻不畅的表现。津液和血属于同一类，所以从治疗血痹入手。芍药、生姜都能治疗血痹，所以特别加重它们的用量。由于津液耗亡，所以加入人参，这与白虎加人参汤的证候意义相同。怎么知道这里的身体疼痛属于血痹呢？从脉象沉而细可以知道。栝蒌桂枝汤的证候也说脉沉细，而其病因是津液耗亡；以彼方证候来类推此方，意义就很清楚了。卷三 《桂枝附子汤去桂加术解》论中说：这本来是同一个方剂，却有两种用法。因为大便坚硬、小便通利，所以去掉桂枝。因为大便不坚硬、小便不通利，所以加入桂枝。其中的道理深奥难明，历代注家都没有理解。近代徐氏在《类方》中说桂枝能够利小便，又说白术能够生成肠胃津液，也都属于牵强附会。推究经文的意思，身体疼痛、脉象虚而涩，是表虚兼有湿邪；再根据脉浮推知兼有风邪；又根据不呕吐说明没有里证，所以用桂枝解除表风，用附子、白术解除表湿。能够确切指出这是湿证，关键全在“不渴”两个字上；因此，脉涩应当按照阳虚兼湿来解释。但如果确实有湿邪，大便必然稀溏，小便也不利。如果大便坚硬、小便自行通利，就不是湿证。既然不是湿证，又出现身体疼痛和虚涩脉，就可以知道这是单纯的阳虚。即使脉象浮，也只是平脉法所说的浮脉主虚，不能再用解表药，以免使阳气更加虚弱；所以必然要去掉桂枝。去掉桂枝后，白术、附子都转而发挥温暖、振奋阳气的作用。这两个方剂的区别，把两种病证虚实相似而又不同的辨析说明得非常透彻。卷三 《大青龙汤、麻杏甘石汤、越婢汤解》三个方剂都同时使用麻黄和石膏，这是表里同治的方法。然而，石膏虽然说是治疗里的药物，《神农本草经》也称它能够解肌。

译因此，这三个方剂适用于表里都有热，而且热邪又壅滞在上焦，需要宣通的情况。而且三方的剂量配制是：大青龙汤用麻黄六两，石膏大如鸡蛋。麻杏石甘汤用麻黄四两、石膏八两。越婢汤用麻黄六两、石膏八两。这些方剂都是石膏用量重于麻黄，以石膏为主药、麻黄为辅药，因此解热作用更强。麻黄虽然具有发散作用，但也只能在解热的同时疏通其中的郁滞罢了。药物的性质会随着炮制而改变，所以仲景使用大青龙汤时，必定特别提出“烦躁”二字，并以脉弱、恶风告诫不可误用，由此可见大青龙汤专门针对烦躁而设。至于越婢汤，主证是自汗出而没有大热；至于麻杏甘石汤，主证是汗出而喘，但没有大热。由此可见，这两个方剂专门针对喘和汗而设。烦躁、喘、汗这几种证候虽然不同，但同样都是上焦热邪壅滞，所以治疗原则也相同。近来柯氏《来苏集》怀疑麻杏甘石汤证中“汗出而喘，无大热”这七个字有误；他想把“无”字移到“汗出”二字之前。他不能领会仲景灵活加减运用方剂的精妙之处，这是必然的。卷三 小青龙汤解 古代经方一定有主药，没有主药的，小青龙汤就是这样。为什么这样说呢？方中麻黄、芍药、生姜、细辛、桂枝、甘草各三两，五味子、半夏各半升。考察古代的半升，大约相当于古代的三两。仲景常常用半夏半斤配生姜三两，用五味子半升配生姜三两。这个方剂正是这种例子。八味药的用量轻重相同，彼此之间就没有统领关系，所以说没有主药。有人认为麻黄先煎，就是因为它是主药。哪里知道麻黄因为煎煮时会产生泡沫，必须去掉，所以不得不先煎；这与泽漆先煎、大黄先煎的情况不同。这样做只是因为肺是水液的源头，要用麻黄来疏通肺部的壅塞罢了！况且本方的加减法中有四处说到去掉麻黄，麻黄既然属于可以去掉的药味，哪里会是主药呢？不只是麻黄不是主药，桂枝也不过是因为表证未解而发热才使用的；它和芍药、甘草同用，就完全是桂枝汤的配伍了。桂枝既然不是主药，芍药、甘草不是主药也就更清楚了，又何必谈半夏呢？这个方剂本来是从桂枝汤演变而来，但方义在于干姜、五味子、细辛这三味药。本书在柴胡汤、四逆散的方后都说：咳嗽者，加干姜、五味子、细辛；这就是本方主治的意义。柴胡汤方后又说：咳嗽者，去掉人参、生姜、大枣，加五味子、干姜；这就是本方采用桂枝汤而必须去掉大枣、生姜的道理。既然如此，小青龙汤就是治疗饮邪内停之家咳嗽的方剂；凡是使用干姜、五味子，并与桂枝或麻黄同用的方剂，都是从此方发展出来的。例如《金匮要略》中的厚朴麻黄汤、射干麻黄汤、苓桂五味甘草姜辛汤、苓桂五味甘草姜辛半夏汤、苓桂五味甘草姜辛半夏杏仁汤、苓桂五味甘草姜辛半夏杏仁大黄汤，共六方。若论这个方剂的来源，应归入桂枝汤类；若论由它所派生的方剂，则应另立一类，把上述六方归入其中，这才恰当。卷三 当归四逆汤证解 原文说：手脚厥冷，脉象细弱，似乎将要断绝的，主治用当归四逆汤。这个证候比各种四逆证略轻。之所以改用当归，是从“细”这个字上考察出来的。各种四逆证都说脉微，没有说脉细的。微脉、细脉虽然都是阳气衰亡的脉象，但微脉表示气不足，细脉表示血不足，所指的情况不同。本书说，泻下以后又发汗，脉象微细。这是因为微脉由自汗导致阳气亡失，细脉由泻下导致阴血亏损。按照这个例子来推论，细脉表示血虚，是很明显的。《金匮要略》说：血虚会导致厥冷，厥冷以后必然出现头晕昏冒。可见厥冷确实有因血虚而产生的，所以必须用当归温通经脉，用芍药治疗血脉痹阻，然后血液才能通利；用细辛来开通，用通草来穿通，之后血液才能流行；使用桂枝，是取它发散肌表寒邪的作用。这就是方剂的意义。原文又说：下利时强行攻下，脉象浮而革，因而出现肠鸣的，属于当归四逆汤证。浮革脉也是血虚的脉象，肠鸣也是血虚所致的表现，而且发生在下利之后，正好可以与前面的证候相互参照。这个四逆证本来属于半表半里证，《千金要方》称它是治疗阳邪内陷的方法，这种说法是对的。强行攻下后脉象变大，也兼有表证啊！卷三 侯氏黑散解 解释这个散剂的人各有各的说法，但都没有确实根据。考察《诸病源候论》所载寒食散发病候，其中皇甫谧说，所谓寒食药，世人没有谁知道它的来历。有人说是华佗创制的，有人说是仲景创制的。从实际情况考察，华佗的精要方剂大多单一简略，而仲景医经中有侯氏黑散、紫石英方，都是由数种药物相互出入组成，剂量法度也大致相同。既然如此，寒食方和草石方都出自仲景，并不是华佗的方剂。据此可知，侯氏黑散是服食矿石药物的人所用的方剂，所以才有冷服后填塞肠中的说法。矿石药物的热性发作，也足以招致风邪，所以把它列入中风病中。大致说来，服用矿石药物导致中风，始于汉代末期，盛行于隋唐时期。仲景传下这些方剂以后，《外台秘要》对它们的使用记载尤其详细。宋代以来服用矿石药物的人很少，这个散剂也几乎失传。近来喻嘉言误认为它是治疗中风的主方，继承这种说法的人见其药物与证候不相适合，不敢依方使用，于是专门取菊花一味，认为这是以仲景为依据的，结果这个方剂的真正意义反而被湮没了。详细内容见我所撰写的《经方例释》。按：喻氏的意思是，经文中有关于中风的论述，而方剂却只有黑散等几种罢了！哪里知道治疗中风本来以续命汤为主方，《外台秘要》中明确说续命汤是仲景的方剂；如今《金匮要略》中没有记载，是篇章脱漏了。详细内容见我所撰写的《金匮方论注》。卷三 天雄散解 《金匮要略》记载天雄散，有方剂而没有论述。近人不得其解，有人怀疑这是后人附加的内容，主张删去。我认为这正是治疗阳虚失精的祖方，不可以删去。古人把失精和梦中失精分为两种：梦中失精是由于风邪，梦中遗精属于虚证兼有风邪，所以仲景在桂枝汤中加入龙骨、牡蛎来治疗；桂枝汤是治疗中风的方剂。没有做梦而只是失精的，是虚证兼有寒邪，所以又用天雄散治疗；天雄是祛寒壮阳的药物。天雄散能够治疗失精，从什么地方可以得到证明呢？《诸病源候论》把“失精家少腹弦急，阴头寒，目眶痛，发落”这一段经文引在失精候下，而《外台秘要》立即把范汪的天雄散归在这一证候之下。范汪的方剂比仲景方少了龙骨一味，但注文中引用张文仲的方剂，含有龙骨，与仲景方一味不差。这就是天雄散治疗失精的证据。古代所说的失精，就是近代所说的滑精。《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的金锁正元丹，大概就是取法于此。卷三 理中四逆方义解

译凡是推究方剂意义，首先必须顾及方名。仲景的著作名为《伤寒论》，所以方剂的意义自然都与治疗寒邪有关。寒邪从体表侵入体内，里气不能支持，内部气机挥霍撩乱，形势将要直入腹里。这时来不及顾及表证，首先要扶助里气、建立里阳，所以只用人参、白术、甘草、生姜四味药，而不顾头痛、发热、身体疼痛等证候；这样也是为了充实里气，并不妨碍表证。等到内部的紊乱平定之后，再解除表邪，截断寒邪入里的道路。因此方后说，呕吐、下利停止而身体疼痛仍未停止时，应当斟酌调和、解除外邪，宜用桂枝汤。理中汤就是为这种情况而设，体内并没有潜伏的热邪、痰邪和食积，所以没有壅塞冲决而发生变证的忧虑；否则就可能因之导致病情变化。病情较缓的，还有桂枝人参汤（即理中汤加桂枝）。它的治法与先用理中汤、后用桂枝汤相同，都是表邪乘虚侵入里部；只是分开治疗和合并治疗尚且有所区别，何况里部实证，怎么能没有区别呢？至于四逆汤，也是为表邪乘虚入里而设；但一出现厥冷，就说明邪气已经侵入三阴，比理中汤证更重，却反而不用人参、白术，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寒邪既已进入三阴，里部就成为实证；理中汤证则是寒邪将要进入三阴，里部仍然虚弱，前后两者只相差一线。正如妇女临产时可以服用补剂来帮助用力，分娩以后已有血肉瘀滞，就不能再用补剂；懂得这一点，才可以谈论虚实。而且呕吐、下利又兼有厥逆，属于表里同病；所以既用干姜温暖里部，又用生附子扶助表阳，这与真武汤、附子汤使用熟附子来补益阳气，完全不同。既然如此，桂枝疏泄三阳，生附子疏泄三阴，这是经书中确定的规律，并不是只用“药性热”三个字就能解释的。同一种寒邪传变的情况尚且有这样的区别，那么凡是不止一种寒邪、而且原本里部就实的情况，也就可以由此推知了。使用这两个方剂时，只须把自己诊察到的证候，仔细同仲景论述中的规律相互参照；符合就使用，不符合就不用，不要拘泥于成见。卷四 《素问·平人气象论》阙文辨 《素问·平人气象论》在说人以胃气为根本之后，只说了三阳经的脉象，没有涉及三阴经。林亿认为这里有文字缺失，于是引用《难经》中吕广的说法加以补充。我考察认为：三阴经的脉运行于五脏，在谈到三阳经脉之后，接着说五脏脉；五脏脉就是三阴经脉。这里的文意，与《灵枢·经脉》所说六阳之气都断绝、五阴之气都断绝，以及《素问·经终》所说六阳、五阴终绝的例子相同。如果分开手经和足经来说，就是六阳；如果总括来说，就是三阳；如果统称来说，五脏就称为五阴经。实际考察五脏脉的含义，各有所指，并不只有一种说法。三阳主要反映身体外部，这与《脉经》所说的四时脉六经必兼及三阴相似，但又有所不同。《难经》所说的也是四时脉，它讲脉的动摇分数等内容，不能拿来作为解释这里的例子。五脏主要反映身体内部，同时也主管四时变化，所以五脏的平和脉象与四时脉相同。然而，四时脉总体反映全身，五脏脉则专门反映某一脏，所以病脉、死脉的表现，就与《玉机真脏论》所说的太过、不及不同。阅读《灵枢》《素问》时，常常必须明白这一点，不要因此发生误解。林亿校订时对此显然没有审察清楚。卷四 仲景法非北学辨 仲景出生在南阳，做官于长沙，在京城和洛阳一带行医。如今考察这些地方，都不是北方的郡县；尤其洛阳被称为中原腹地。仲景这部著作，是要汇集前代圣贤医学的成就，为后世确立大的法则；如果拘泥于一隅之见，又怎么能真正理解仲景呢？况且经历东西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其间都城有的在邺，有的在金陵，有的在长安，几乎五方都没有固定之处。而《外台秘要》所采录的各家医方，其中一半都是当时在京城的士大夫所传；他们尊崇仲景方剂，以至天下响应。到了宋代许叔微、白沙等人南渡之时，距离仲景已有一千多年，但《伤寒九十论》所记载的证候和治疗，却仍然与仲景如同符契相合。由此可见，真正通达博学的学问，不会受地域方位的限制。所谓伤寒病，不过是恶寒、身体疼痛、呕吐反胃罢了，并没有特别严重，这和其他地方所说的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认为他的处方药力过于峻猛，那么古代的权衡容量还不到今天的十分之一，《千金方》可以作为证明；这样又有什么不同呢？天下的事物，果真有流传二千年、通行于五方，后来没过多久便停止，只适合一个地方的吗？人只要自己设法去了解张仲景就可以了！查《河南通志》说：张机是涅阳人。涅阳，就是南阳郡所属的县名，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只是张松向北拜见曹操时，把川中有仲景这样的名医当作夸耀之事（见《方氏条辨》自序），这与上述说法不同。难道仲景曾经到蜀地行医吗？总之，蜀地也属于西南方。卷四 辨《金匮》并非专论杂病之书 朱丹溪说《金匮》是论述杂病的书，似乎是为了将它与《伤寒论》区别开来。哪里知道，《金匮》所论的正是伤寒中的杂病，并不是论述一切杂病呢！痉、湿、〔原文缺字〕、奔豚气、宿食、呕吐、哕、下利属于寒证一类，仲景有明文记载；百合病、狐惑病、阴阳毒之类属于寒证范围，《千金方》有现成的治例；疟疾、痈病、咳嗽、心痛、腹部胀满、寒疝、积聚、水气夹有寒邪的情况，见于《灵枢》《素问》；中风、历节、心痹、胸痹、痰饮、消渴、黄疸、惊悸、吐血鼻衄、便血、瘀血、转筋、狐疝，有的由风邪所致，有的由寒邪所致，《诸病源候论》论述得很详细；虚劳必定要扶助阳气，四肢浮肿必定要祛除痰饮，蛔虫活动必定要温暖胃气，这些都可以看出来。其中尤其明显的是，中风看起来似乎有多种类型，实际上反而把风、寒、湿三邪夹杂而至的痹病作为正证；下利看起来似乎有多种情况，却专门把阳脉、阳证视为顺证；肺痿、上气、淋证似乎都属于热证，但肺痿有适用甘草干姜汤的证候，上气有适用半夏越婢汤的证候，淋证有脉弦急并牵引作痛的证候。妇科疾病就更加复杂了；妊娠病、呕吐病、产后三种病，都按照伤寒的方法治疗；对于月经异常，无论经期延后还是提前，都主要使用温经汤，这些说的都是病情或属纯寒，或兼有寒邪。如果临床医生拘泥于此而一概施治，很少有不造成危害的！著书的宗旨，是为了穷尽“寒”这一字所包含的各种类别，不要拘泥于细小差异而怀疑它们的大体相同。仲景亲自把他的书命名为《伤寒杂病论》，在自序中说明成书缘由是宗族中有人死于伤寒，所以直到隋唐时期，总称这类病为伤寒，就是这个原因。自从林亿校订完成后，才开始把它同《伤寒论》分开。后来朱丹溪的说法流行，近世又因为书中方论多偏重温热，不能理解其中的道理，便说这是北方的学说。唉！这种偏见比朱丹溪的说法还要严重。卷四 辨两种湿温不可混为一谈 《难经》论湿温，只谈脉象而不谈症状；《脉经》论湿温，只谈症状而不谈脉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难经》所说的湿温既然属于伤寒，就必然有头痛、发热等症状。再根据它的脉象表现为阳部濡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