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神农本草经读》，清代陈修园著。《神农本草经读》序。陈修园是我的老朋友，精通岐黄之术，自认为是张仲景的后继者，世上的医生却围在一旁讥笑他。一旦遇到危重病证，即使船桅折断、横在水上，众人也都束手无策。修园前去诊治，帽子几乎被掀到头顶；他伸手诊脉，双目炯炯向上耸起，过了很久才干笑着说：“病情本来并不奇怪，只是治疗它的人把事情弄复杂了。” 主人说：“这是某位名医。” 他说：“错了。” 主人说：“他的治法本于朱、张、王、李诸家。” 他说：“那就更加错了。天下哪里有只凭朱、张、王、李这些人的名号就能治好疾病的道理呢！” 他口中喋喋不休地斥骂，手不停地书写药方；方剂写好后，又自己批评、自己赞许、自己解释，亲自调制药剂和火候，催促病人服下。病人按照他所说的服用了药。他曾认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浅薄粗陋，著有《神农本草经注》六卷。这部书言语简约，主旨完备，义理奇特而不偏离正道。他探究深奥、索求隐微之处，精深到了极点，就像李将军作画一样，不肯画出一条直笔。他打开并阐明深奥隐秘之处后，又使文字明白平易，像白香山的诗句一样，即使灶下的老妇也能理解；先解释那些原本难以解释的地方，等到解释清楚以后，又与常人的理解没有不同。可以说，他内心藏有黄金般的见识，笔下却像白银一样纯熟简练。出仕之后，他收敛并抑制自己的才华。每诊治一种病，必定要用大半天时间，才开出一个方子；有人对此提出责难，他说话迟钝谨慎，仿佛难以出口。壬戌年冬天，他回乡守制，闭门谢绝宾客。后来他又取出旧著六卷，从中选取一百多种最切于实用的药物，附上《名医别录》的内容，分编为四卷，全都从探究药效所以然的地方加以阐发，与旧著很不相同，书名叫《本草经读》。这是因为他想让读经的人，能够读懂文字没有直接写出的深意。修园告诉我，他所著的书还有《伤寒论注》四卷、重订《柯注伤寒论》八卷、重订《活人百问》八卷、《金匮浅注》十六卷、《医医偶录》二卷、《医学从众录》八卷、《真方歌括》二卷、《景岳新方砭》四卷、《伤寒论读》四卷、《金匮读》四卷、《医约》二卷、《医诀》三卷。这些书虽然按照类别立论，但每部书的义理各有自己的要点。它们阐发古代医经的旨意，多能与这部书相互发明、彼此印证。有空的时候，我将逐一读完它们。嘉庆八年，岁次昭阳大渊献，农历五月十六日，侯官愚弟蒋庆龄小榕氏作序。后序。上古的圣人，抬头观察天的六气，低头考察地的五行，论述草木、金石、禽兽的性质，并把它们与人体的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相对应，著成《本草经》。书中文字古奥，义理深远，很难窥见其深意。汉代末年，张长沙所著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多采用中古流传下来的方剂；其中用药的意义，全都遵循《本经》，疗效如回声应声一般迅速显著。自李唐以后，《千金》《外台》等医书，有些方剂有效，有些方剂却没有效果。大概是因为它们与《本经》的旨意，有相合的地方，也有不相合的地方。到了宋、元诸家，他们各自任意发挥、只相信自己的见解，药物品种日益增加，而经书的义理日益晦暗，只说某种药治疗某种病、某种病适合用某种药，因循浅陋、贪图简便，越来越走下坡路。其中流毒最深的，没有比宋代的雷〔原文缺字〕更严重的了。他窃取古代圣人的名义，写成《炮制》，颠倒是非，连《本经》究竟讲的是什么都不知道；至于东垣，纯粹是盗取虚名，毫无根据的臆测之说流传至今，竟没有人指责它。李濒湖所说的那些世俗见解，以内容多为可贵，不能不有喧宾夺主的嫌疑。汪〔原文缺字〕庵依据《纲目》而精通医学，使濒临死亡者起死回生的事例，多得数不清。这部前著四卷，比前人的著作又高出一个层次，全都从探究药效所以然的地方加以阐发，并且把《内经》的旨意、《金匮》和《伤寒》的治法融会贯通其中。这一部书足以成为医学界的珍贵典籍，确实是神农的功臣。我从幼年起，因为母亲多病，便立志学习医学。由于过去没有完整抄本的《本草》，我汇集张隐庵、叶天士、陈修园三家的论说，再附上自己的浅见，取名为《本草经三注》；而全书中收录陈修园的论说最多。如今得到修园的《本草经读》，那么我的《三注》刻印之事，就可以留待以后再说了。我为这部书的完成感到高兴，因此替它作序。凡例。一、阐明药性，始于神农；伊〔原文疑为“伊尹”〕尹把各种药物配合起来，制成汤液。张仲景《伤寒》《金匮》中的方剂，就是这些古代遗书的遗存。它们阐明阴阳的奥秘，揭示天地所藏的道理，所以疗效就像鼓槌击鼓一样，立即显现。如今有人不敢使用这些药，是因为唐、宋以后各家的臆测之说盛行，完全违背圣人的教诲；他们查对后发现这些药与经方所用的药不相符合，于是起初怀疑，最后竟加以毁谤。二、《神农本草》所载药物只有三百六十种，字字精确；遵照法则使用，疗效神奇。自陶弘景以后，药物种类日益增多，而圣人经典的意义也日益晦暗了。张洁古、李东垣等人，把药物分别归入各条经脉，并专门划分流派。徐之才所说的相须、相使、相恶、相反等配伍法，都只是小家派的伎俩，不值得一提。这次刻本只收录一百多种药物，其余不常用以及无法得到的药品都删去了。书中的注解全都遵循原文，逐字加以疏解；经文中不遗漏一个字，经文之外不增加一句话。三、这次刻本只收录当时使用的药物；药品的品第及字样，不完全遵循旧本。考察陶隐居的《本草》，有朱书、墨书的区别：朱书是《神农本经》，墨书是《名医别录》。开宝年间重新校定的印本，把朱书改成白字；现在因为白字本更接近古本，所以遵从它。这次刻本遵循古制，将药物分为上品、中品、下品三类；《别录》等本的内容，采录后附在后面。四、药性的理论始于神农。使用药物的人如果不读《本草经》，就像读书人进考场写八股文，却不知道题目出自《四书》一样。他们也自称讲药性，大多依据《珍珠囊药性赋》《本草备要》以及李时珍《本草纲目》之类的书，杂乱地汇集各家说法，反而把经书的旨意掩盖了，这还可以称作本草吗？五、近来流传的《本草崇原》，是浙江张隐庵所著。《本草经解》，是江苏叶天士所著。这两部书的成就都超出其他各书之上。然而张隐庵专门谈论运气学说，所立的论点多流于空疏。叶天士受当时流行风尚的局限，所立的论点多流于肤浅。但张隐庵有时也有精确扎实之处，叶天士有时也有超脱高明之处，因此修园自认不及，所以这部刻本大多附录了两家的注解。

译六、上古时代按照主管当年气候的因素来储备药物，说的是取得天地间最专一精纯的精气。例如君火、相火主管当年气候，就收取姜、桂、附子这类性热的药物。例如太阳寒水主管当年气候，就收取黄芩、大黄这类性寒的药物。例如太阴土气主管当年气候，就收取〔原文缺字〕、术、参、苓、山药、黄精这类属土的药物。例如厥阴风木主管当年气候，就收取羌活、防风、天麻、钩陈这类属风的药物。例如阳明燥金主管当年气候，就收取苍术、桑皮、半夏这类属燥的药物。大概是取得主管当年气候的精气来辅助药物，因此药物的功效和药力就会加倍强盛。中古时代不能按照当年气候来储备药物，所以用炮制来代替天地之气；例如炮制附子称为炮，是为了增强它的热性。炮制苍术称为炒，是为了增强它的燥性。炮制黄连时用水浸泡，是为了增强它的寒性。如今人的见识不够，常常使用药性相反的药物，却反过来对它加以制约，这和捆住手脚再让它去战斗有什么不同呢？《侣山堂》的说法最为精当，所以节录在这里。考察起来，制药始于雷公炮制，其中荒谬之处多得难以全部列举。必须知道，这个人名叫〔原文缺字〕，是宋代人，并不是黄帝时代的雷公。七、熟地黄、枸杞，取的是它们滋润的性质。市井医生把它们炒得松散，就会使药性向上浮散；把它们烧成灰，就会变得枯燥了。附子、干姜，取的是它们猛烈的药性。市井医生把它们浸泡得药味淡薄，就会使药力减弱；把它们炮制得焦黑，就会使药气浮散。至于竹沥盐、咸枳实之类，都是庸医模棱两可的见解，不值得责备。至于枣仁，生用会使人不能入睡，炒熟后使用会使人熟睡。黄〔原文缺字〕生用可以托护里气、发汗，炒熟后使用可以补益中气、止汗。麦门冬不去除内心，会使人烦躁。桑白皮不炒，会大大耗伤肺气；这类沿袭了数百年的陋习，不得不赶快纠正。八、《本经》中每种药物的主治，不过是三四种证候，或六七种证候而已。古代圣人洞察药物功效所以然的奥妙，掌握了各药的专长，并不像后世各书那样泛泛而谈。最为浅陋的是李时珍的《纲目》，广泛引用杂说，却没有切合实际的内容。李士材、汪〔原文缺字〕庵，每种药都专门挑出它的短处，所说的全是臆测，反而引起当时的人争论纷纷。修园为了救活病人，不得不严厉斥责这些说法。九、神农尝遍草药而作《本草经》，实际上已无法考证；但它确实是那位开天明道的圣人所传下来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张仲景、华元化相继出现，阐述并传承了这些内容，因此陶隐居的说法并非虚妄。汉代距离上古还不算遥远，张仲景、华元化二人又是医学中的杰出人物；说他们只是依据所听闻的内容记录下来，因此不能说是神农所著，可以；说这就是神农所著，也可以。十、每种药的注解，都必须彻底阐发其功效所以然的奥妙，一定要和《内经》《难经》以及张仲景等书逐字相合，然后才感到满意。古人说，各种说法混杂不清，应当以圣人的道理作为裁断；希望志同道合的人都取法最高明的标准。第一卷　上品。人参。气味甘，微寒，无毒。主治补益五脏，安定精神，安定魂魄，止住惊悸，祛除邪气，使眼睛明亮，开通心智，增长智慧。长期服用可以使身体轻健，延年益寿。陈修园说：《本经》原文到这里一共只有三十七个字。它的纲要说“主补五脏”，是因为五脏属于阴。精神不安、魂魄不定、惊悸不止、视物不清、心智不足，都是阴虚而阳气亢盛受到扰乱所致。现在五脏得到甘寒之性的帮助，就能产生安定精神、安定魂魄、止住惊悸、使眼睛明亮、开通心智、增长智慧的功效。这里所说的邪气，不是指外来的邪气，而是阴虚之后壮盛的火消耗正气；火就是邪气。现在五脏得到甘寒之性的帮助，邪气就可以被祛除了。我仔细体会经文，里面没有一个字说到温补、回阳。所以张仲景对于发汗、催吐、攻下而损伤阴液的证候，使用人参来救护津液。而在一切回阳的方剂中，绝不加入这种性阴柔的药物，以免反过来减缓姜、附的功效。所以四逆汤、通脉四逆汤是回阳的第一等方剂，都不用人参。而四逆加人参汤之所以加入人参，是因为病人泻利不止而亡失了血液。茯苓四逆汤使用人参，是因为它用于发汗、攻下之后的情况。如今人们动辄说：用人参可以回阳。这种说法兴起于宋、元以后，在薛立斋、张景岳、李士材等人那里大为盛行，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尤其杂乱。学习医学的人必须把这类书烧掉，才可以和他谈论医道。张仲景一百一十三个方剂中，使用人参的只有十七个方剂：新加汤、小柴胡汤、柴胡桂枝汤、半夏泻心汤、黄连汤、生姜泻心汤、旋复代赭石汤、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厚朴生姜半夏人参汤、桂枝人参汤、四逆加人参汤、茯苓四逆汤、吴茱萸汤、理中汤、白虎加人参汤、竹叶石膏汤、炙甘草汤。这些都是因为发汗、催吐、攻下以后，损失了阴液津气，所以取人参来救护阴液。例如理中汤、吴茱萸汤，因为刚燥药剂中的温热药物用得过多，所以取人参甘寒的性质来滋养阴液、配合阳气，以达到阴阳中和的妙处。又说：自从李时珍的《纲目》盛行以后，神农的《本草经》就被废弃了。就拿人参来说，《本经》明确说它性微寒，李时珍却说生用性寒、熟用性温，这种牵强附会太过分了。大概药物都有固定的药性，除非生捣取汁后冷服，或者经过蒸、晒八九次，使颜色和味道都发生变化，才比较有生用、熟用的区别。如果放入煎剂中煎煮，那么生药也就变成熟药了。何况寒与热本来就像冰和炭一样，难道同一种药蒸熟或不蒸熟，药性就会因此有这么大的分别吗？我曾考察古代圣人使用人参的宗旨，原本是为了扶助生气、安定五脏。五脏之中居于首位、百脉所宗、主管清气和浊气运行转化，并像橐龠一样维持全身气机的，是肺。人参只有微寒而能清肺；肺气清肃，气就旺盛；气旺盛，阴液就能增长，五脏也就安定了。古人所说的补阳，是指人参甘寒的作用不助长壮火、不使正气被火消耗，并不是说它性温而能补火。陶弘景说：“它的功用与甘草相同。” 凡是各种寒、温、补、泻的药剂，都可以与它配合而共同取得疗效。然而甘草的功效兼顾阴阳，所以《本经》说：“主治五脏六腑。” 人参的功效专门在于补阴，所以《本经》说：“主治五脏。” 张仲景在咳嗽病中去掉人参，也是因为形体受寒、饮用冷水所造成的损伤，不适合使用这种阴寒性质的药物。第一卷　上品。黄芪。气味甘，微温，无毒。主治痈疽、久治不愈的疮疡，排脓止痛，大风癞疾，五种痔疮，鼠〔原文缺字〕，补虚，以及小儿各种疾病。可以生用，也可以用盐水炒、酒炒、醋炒、蜜炙或白水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