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先正事略选卷三

译之仁说：“各位为什么不沉船决一死战，从赭山直接进军浙西？却每天在江上击鼓攻击对方有防备的地方，这大概是想自守吧。小小的三个府要供给十万大军，必定支撑不住；这样防守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听到这话的人都认为他说的对，但无法采纳。只有熊公曾两次率领部下向西行进，攻下海盐；到了这时，孙公把火攻营的士兵交给先生，与王正中合兵，得到三千人。王正中，是之仁的侄子，以忠义自我激励；先生与他深交，使得之仁不能干扰军事。职方郎查继佐军队发生混乱，先生平定了它，将其调往西边；于是渡海驻扎在潭山。陈太仆潜夫率军同行，商议从海路进入太湖，招揽吴中的豪杰；到达乍浦，约定崇德的义士孙奭等人作为内应。恰逢清军戒备森严，无法前进；而江上的防线已经崩溃，公退回四明山建立营寨以巩固自身，剩余的士兵还有五百人。先生驻兵在杖锡寺，微服出访监国，告诫部下要好好与山民结交；部下不完全遵守节制，山民害怕灾祸，暗中焚烧了他们的营寨，部将茅瀚、江涵战死。先生无处可去，追捕的文书接连下达，他带着子弟躲入潭中。

译己丑年间，监国在海上，黄宗羲便与都御史方端士前往投奔；被任命为左副都御史。不久，清军包围健跳，城中形势危急；他穿上靴子、佩上刀，等待命令。恰逢荡湖伯阮骏率兵救援赶到，得以幸免。当时将领们的凶悍程度超过方孝标、王翊，文臣如果在其中稍有异议，立刻就会招致灾祸；熊文举因非正常原因而死，刘中藻因失去援军而死，钱肃乐因忧虑而死。先生既然失去了军队，每天与吴尚书钟峦坐在船中，正襟危坐讲论学问；闲暇时，只是注释《授时历》、《泰西历》、《回回历》这三部历法罢了。先生跟随监国流亡时，太夫人还住在故乡，当权者登记了他的家眷；先生说：“我的心意已乱！我不能像姜维那样（假降以图后计）。”于是陈述实情，改变姓名，从小路偷偷回家。这一年，监国从健跳到翁洲，再次召先生作为冯侍郎冯京第的副手，向日本请求援助；到达长崎，未能如愿。

从此东迁西徙，没有安定的居所；而浙江当权者得知有名册记载且与海上抗清势力有牵连的人，就立即进行搜捕杀戮。先生在故国的官位位列卿大夫，江湖侠客多来投奔；而冯侍郎等人在杜嶴结寨，正是先生旧部的驻地：风波震荡，没有一天安宁。先生仍然携带帛书，想要招揽金华地区的镇将向南支援。当时正抓捕那些与海上抗清势力相通的山寨首领，山寨各位首领相继死去。弟弟黄宗炎因与冯侍郎相通获罪，行刑的日子已定；先生用计救出了他。辛卯年，派遣间谍入海报告警情，让他们有所防备。甲午年，定西侯张名振的间谍到来，被抓获；又再次通缉先生。丙申年，慈水寨主沈尔绪遭祸，也以先生为首要目标。他之所以能不死，都是天幸；但先生的志气毫不屈服。

后来，海上抗清势力覆灭，先生不再抱有希望；于是奉养太夫人返回故乡，全力从事著述，而四方前来求学的士人逐渐增多。他自称在蕺山书院求学时，颇为喜好气节，属于刚直的一类；经历患难后，才开始深入探究学问，并追悔以前所学是过时的学问。丁未年，再次创办证人书院，继承蕺山学派的遗绪。不久，他前往鄞县、海宁，巡抚张公以下官员都请求他开讲；先生不得已，答应了。先生认为明代人讲学沿袭《语录》的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本；教导学者必须先穷尽经义，而在各种史书中寻求事实依据。又说：“读书不多，无法验证此理的变化；读书多而不求诸内心，就成了俗学。”大概先生以周敦颐、程颢、程颐的道统，综合各家学说；张载的礼教，邵雍的象数，吕祖谦的文献，李侗、陈傅良的经术，叶适的文章，无不旁推交通：这是历来儒林所没有的。

康熙戊午年，皇帝下诏征召博学鸿儒，叶学士方霭拟定奏疏推荐；陈庶常锡嘏说：“这特意让先生像谢叠山、林九灵那样杀身成仁。”极力阻止。恰逢修撰《明史》，徐学士元文说：“先生不是可以召试的人，但或许可以聘请他修史。”于是与兴化李公清一同征召，皇帝下诏督抚以礼敦请派遣；先生坚决推辞。朝廷知道无法召他前来，特别下诏浙江督抚抄录先生著述中关乎史事的部分，送往京师。徐公延请先生的儿子黄百家以及万处士斯同、万明经言任参与纂修，都是先生的门人。先生写信回复徐公，并且诙谐地说：“从前听说首阳山的两位老人（伯夷、叔齐）将孤托付给姜尚，于是得以三年吃薇菜，脸色不坏；如今我派遣儿子跟随您，可以安置我了！”当时，圣祖表彰儒术，大臣多为德高望重之人；但都以未能招致先生为遗憾。魏公象枢说：“生平想见却未能见到的三个人，是夏峰、梨洲、二曲。”汤公斌说：“黄先生论学，如同大禹疏导山水，脉络分明；是我们党人的北斗。”庚午年，徐尚书干学侍奉皇帝，皇帝问及遗老，再次以先生回答；并且说：“曾经由臣弟元文上疏推荐，因年老不能前来。”皇帝说：“可以召到京城，朕不给他安排事务；即使想回去，应当派官员送他。”徐公回答说先生年老体衰，没有来的意思；皇帝叹息不已。

先生卒于康熙乙亥年秋天，享年八十六岁。起初，在忠端墓旁营造生圹，中间放置石床，没有棺椁；作《葬制或问》，援引赵邠卿、陈希夷的例子，告诫身后不得违背命令。大概自认为遭遇家国之变，期望身体速朽而不愿明言其缘故。所著：有《明儒学案》六十二卷，是三百年来儒林的渊薮。《易象数论》六卷，极力辨明河图洛书方位图象的错误。《授书随笔》一卷，则是阎征君若璩询问《尚书》而告知他的。《春秋日食历》一卷，辨明卫璞言论的谬误。《律吕新义》二卷，则是常选取余杭竹管中肉厚、停匀的，截断作为十二律及四清声进行试验，因而推广其说法。又因为蕺山先生有《论语》、《大学》、《中庸》的解说，唯独缺少《孟子》；于是疏解为《孟子师说》四卷。曾想重修《宋史》未完成，留存《丛目补遗》三卷。辑录《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赣洲失事纪》一卷、《绍武争立纪》一卷、《四明山寨纪》一卷、《海外痛哭纪》一卷、《日本乞师纪》一卷、《舟山兴废》一卷、《沙定洲纪乱》一卷、《赐姓本末》一卷。又有《汰存录》一卷，纠察夏考功《幸存录》的错误。历学方面，则少

译黄宗羲有神明般的悟性。他在海岛时，见古松流水间布算之声簌簌作响，常说道：“勾股之法，是周公、商高留下的遗法；后来的人废弃了它，使得西方人得以窃取其传承。”除了《授时历注》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假如》一卷、《西历、回历假如》各一卷之外，还有《气运算法》、《句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圜要义》共若干卷；后来梅文鼎依据《周髀算经》论述历法，世人惊称为绝学，实际上是由先生开创的。《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子刘子行状》二卷、《诗历》四卷、《忠端祠神弦曲》一卷。后来分为《南雷文定》共五集；晚年，又定为《南雷文约》，合起来共四十卷。《明夷待访录》二卷、《留书》一卷，则是辅佐君王的方略；顾炎武先生见到后赞叹说：“三代的治世可以恢复了！”《思旧录》二卷，其中多历史文章。又选编《明文案》加以扩充，成为《明文海》；共四百八十二卷。阅读明代人文集二千余家，自称与十朝国史首尾相接；而另委托李邺嗣编撰《明诗案》，尚未完成李邺嗣就去世了。又辑录《宋、元儒学案》，以记录七百年来儒学界的门户流派。又曾阅读《宋文监》、《元文抄》以弥补苏天爵、吕诚两家的缺漏，尚未编成，就去世了。又因为蔡正甫的书失传，撰写《今水经》。其余《四明山志》、《台宕纪游》、《匡庐游录》、《姚江文略》、《姚江琐事》、《补唐诗人传》、《病榻随笔》、《黄氏宗谱》、《黄氏丧制》以及自著的《年谱》共若干卷。先生的文章，不局限于一家；晚年忽然喜爱谢皋羽，是因为所处的境遇相同。虽然不赴朝廷征召，但史局的重大议题必定咨询先生；《历志》出自吴任臣之手，总裁从千里之外寄信，请求审定校正后才定稿。曾议论《宋史》另立《道学传》是元代儒者的陋习，《明史》不应当沿袭其例；朱彝尊恰好有此议论，汤斌拿出先生的书给众人看，于是去掉了《道学传》。对于国难中各位大臣的表彰尤为尽力，甚至包括那些持军持（佛教法器）以隐晦身份的老臣。时间久了，有人继承其法开堂讲学；先生说：“这是不甘心做异姓之臣的人，反而臣服于异姓之子。”所以所赞许的只有四明周宗一一人。弟弟黄宗会晚年喜好佛教，先生反复向他说明在儒佛两家之学上不可如此；即使他是有所寄托而逃避现实，也毫不宽恕。晚年更加喜好聚书，所抄录的来自鄞县天一阁范氏、歙县丛桂堂郑氏、嘉兴倦圃曹氏，最后是苏州传是楼徐氏。然而常告诫学者：“应当用书籍来明心见性，不要玩物丧志！”

译黄百家，字主一；能够世代继承其家学。又跟随梅定九学习天文历算之法，撰写了《句股短测解源》二卷。

黄宗炎，字晦木，世人称他为立溪先生。崇祯年间，凭借明经的身份被举荐进入太学。他的学问品行与长兄黄梨洲相当，而傲岸之气几乎超过了他。己卯年，秋试落榜，他与弟弟黄宗会约定闭门不出，读尽天下书籍后才出山。

清军渡江之战时，他步行到蒿坝迎接监国；兄弟俩毁弃家产，率领子弟和仆从手持兵器，妇女们都做饭送饭，这就是所谓的“世忠营”。黄梨洲向西前往海昌，先生便留在龛山管理后勤辎重。事情失败后，他狂奔进入四明山，担任冯侍郎冯京第的参军事；在各山寨之间奔走。

顺治庚寅年，山寨军队被歼灭，他被俘；侍郎的嫂子，是他的岳母，将他藏在家中。事情败露，判处死刑。黄梨洲回到鄞县，谋划用计救活他；冯尚书冯道济，是他的老朋友，慨然承担下责任。临刑那天，傍晚时分，道济暗中载着死囚跟随；不久，火突然熄灭，黑暗中有人突出背负着先生离去，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火把到了，用死囚代替了他。走到十里左右，才放下肩膀，那是户部尚书黄履安的白云庄；背负他的人，是户部尚书之子黄程。当时各位遗民都聚集在此，解开束缚摆设酒席，忽然管弦声从隔岸传来；先生划着小船前往，于是自己取琴弹奏说：“《广陵散》，幸好安然无恙！”

侍郎的旧部随后重新集结，先生仍然辅佐他；慈湖寨主沈尔绪，又把妻儿托付给他。丙申年，再次遭到指名追捕；黄梨洲叹息说：“死定了！”老朋友朱湛侯、诸雅六极力营救他，得以免死。于是提着药箱在海昌、石门之间游历，有时用古篆为人刻石印，有时用李思训、赵伯驹的书法出售来维持生计；浙西地区传说是黄高士的书法，争相购买。他一生作诗几万首，沉冤凄切郁结；晚年稍显颓唐。对于天文、音律、历法、遁甲之学，都有神妙的领悟；撰写了《周易象辞》二十一卷、《寻门余论》二卷、《图书辨惑》一卷，极力驳斥先天太极图说的错误；认为“《周易》没有经过秦火的焚毁，不应该唯独禁止它的图，反而被道家藏匿两千年，直到陈抟才出现”！认为“陈抟的图书，是道家养生的方法”；与元代陈应涧的说法相合。认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图混杂了‘仙真说’，冒充‘易道’，也与朱竹垞、毛西河的考证大致相同。晚年，用石函将所著述封存其中；对他的儿子说：“有紧急情况，就把它埋在丙舍。”按照他的话去做。儿子去世后，于是不知道所在之处。

黄宗会，字泽望，号缩斋；学者称他为石田先生。所学相同，性格尤其狷介。国变之后，隐居在佛门，浪游名山；因病去世。他一生读书，读一两遍就不会忘记；每天必定读完一百页。如果在事务繁忙时，第二天加倍。他的日常功课，除了经史四部之外，释、道二藏没有不遍阅一次的。诗文，古朴淡远而有根据。所著的书叫《缩斋集》。

——见原书卷二十七（名儒）页二上部。

孙奇逢（附儿子孙博雅、魏一鳌）

先生名奇逢，字启泰，又字钟元；直隶容城人。晚年讲学于苏门的夏峰，学者称他为夏峰先生。年轻时与定兴鹿忠节公鹿善继交好，以圣人之学相互砥砺。十四岁时，拜见杨尚宝杨补庭；补庭问：“假设在围城之中，内无储备、外无救援，应当怎么办？”先生应声回答说：“效死不离。”补庭，是忠愍公杨涟的儿子。十七岁，考中万历庚子年乡试。居住在京城，与左忠毅公左光斗、魏忠节公魏大中、周忠介公周顺昌以气节相互推崇。遭遇父母丧事，丧葬完全遵循古礼，率领兄弟在墓旁结庐守孝共六年；学政李蕃以“纯孝”上疏表彰他的家门。家中本来贫困，日常饮食常常接济不上；曾经与鹿忠节讨论学问，从辰时到日昃才得到豆面做羹，怡然自得没有不足的神色。他自己说从忧患困郁中，默识心性本原；一生得力实在于此。天启五年，逆阉魏忠贤扰乱朝政，兴起钩党之狱；左忠毅、魏忠节、周忠介相继被捕。左公的弟弟左光明、魏公子魏学洢都寄居在鹿家；鹿忠节的父亲鹿正，世人所称的鹿太公，与先生以及新城张果中各自出力营救。当时，高阳孙文正公孙承宗以枢辅身份在榆关督师、鹿忠节以职方郎的身份赞理军事，起初曾约定先生到军中遍览山海形势；孙公将要上疏请求任命他担任赞画，先生对茅元仪说：“古来没有将相不和，能在外建立功业的；您确实不愧为吉甫了。无奈时势不可为！”于是辞别回家。至此，写信给孙公，让季弟孙奇彦及鹿正的孙子鹿化麟携带前往。信的大意说：“左、魏各位君子清风大节，必定不会染指以庇护罪人；这何待多言。唯独因为同类之宗、直臣之首横遭奇冤，除非胸中无心，谁不扼腕叹息！只有桑梓之地，本是浮邱旧日任职的地方；遗爱在人，不止门墙之士兴起黄鸟之歌。昔日庐次楩只是一个莽撞男子，谢茂秦以少布衣身份在燕市痛哭，对王世贞等人说：‘各位君子不生为虑生地，难道要从千载之下哀悼湘君而吊唁买臣吗？’李献吉在狱中，何仲默致信杨邃庵，”

译请求您伸出援手；康德涵意气激昂，志趣相投，以至于不顾惜自己的名声。浮邱廓园的品格本来应当直接比肩献吉，哪里是次楩敢望其项背的！我们这些人没有哭诉，尚且对茂秦感到惭愧。您的功德，此前没有邃庵那样怜惜人才、扶持世道的盛况；稍微伸出援手，而且会有超过德涵的人。况且各位君子因为道义和志趣高雅，受到您的知遇最深且久；难道没有心意吗？孙公收到信后，详细上疏请求入朝当面陈述机要事务。魏忠贤非常恐惧，说将要兴起晋阳的兵甲，夜里绕着御床哭泣；于是用严厉的旨意在路上拦截他们。不久诬陷左光斗、魏大中收受熊经略的赃款，分别张贴榜文追缴。左光斗曾经督学三辅、又治理屯田，有惠民的政策；先生与鹿太公以及鹿果中谋划设置投箱，在门前树立木牌说：“愿意出钱救助左督学的，听凭自愿。”于是投钱的人如云聚集，得到几千两银子；带着银子进入京城，而左光斗、魏大中已经先死在杖刑之下。第二年，忠介公被逮捕到京；拟定的赃款为五千两。先生再次为他筹划，得到几百两银子；而忠介公又死在杖刑之下。于是都料理他们的丧事，并且按照账目退还余金。当时特务巡查严酷急切，士大夫稍一接触就遭殃；容城距离京城不到二百里，举起旗帜击鼓，众人都为先生担忧。而魏忠贤身边的人都是京畿附近的人，向来敬重先生质朴的品行，没有不暗中为他提供方便的；因此最终免于祸患，左光斗、魏大中的遗骨得以运回。天下有“范阳三烈士”的称号，说的是先生以及鹿正、鹿果中。先生的义声震动一世，御史黄宗昌、给事中王正志相继推荐他；多次征召都不起用。崇祯九年，大清军队逼近容城；先生率领兄弟宗族入城，与官府及乡绅分守城池防御。先生独自统领西北角，城墙早已坍塌；敌军突然到来，边抵御边修筑。邻近的县邑大多陷落，而容城独自保全。巡抚张其平上报这件事，皇帝下诏给予优厚的官阶提拔任用；恰逢南都兵部尚书范景文，也因为赞画军务而急速聘请：先生都推辞了。当时京畿境内盗贼多次惊扰，先生率领子弟门人进入易州五公山，在双峰结茅屋；亲戚宗族相依附的有几百家。于是整顿兵器、储备干粮，部署守御。又利用空闲时间赋诗、习礼，弦歌声相互听得见，寇盗绝迹；当时人们把先生比作方田子春在无终山。国朝顺治初年，祭酒薛所蕴详细上疏让官，把先生比作许文正；于是有旨意征召先生为国子监祭酒。官府催促，先生最终坚决推辞。兵部侍郎刘余佑、巡按御史柳寅东、陈蜚上奏章推荐，先生都坚卧不应。从明朝到本朝前后十一次征召都不起用，天下士人认识与不认识都称他为征君。晚年渡河，向往苏门百泉的胜景，而且那里是康节、鲁斋讲学的地方，水部郎马光裕把夏峰的田庐奉献给他，于是迁移家室建造厅堂，名叫“兼山”。在其中研读《易经》，率领子弟亲自耕种。四方来求学愿意留下的，也授予田地让他们耕种；所居住的地方成为聚落。公卿持使节经过卫源，总是屏退随从以见先生为快。而睢州汤斌文正公在岭北道任上告老还乡，归途中跟随先生受业，共十年。起初，先生与鹿忠节讲学，以陆象山、王阳明为宗；晚年更加融会贯通朱子的学说。他修身，务求自我磨砺，而与人交往没有界限。每天早晨起床，拜谒先祠完毕，静心端坐；即使生病，未曾有懈怠的样子。有问学的人，随其高低深浅，一定开导其本性所近，使其在平常行为中自力更生。上自公卿大夫及乡野牧童、工商隶卒、武夫悍卒，一律以诚意接待。因此名扬天下，而没有人忌妒他。山中花开，邻村争着摆酒相邀，都知道爱戴敬重。在夏峰居住二十五年去世，享年九十二岁；是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译先生曾经对学者说：“我起初自认为会与杨、左等贤人同命；等到经历战乱，多次面临死亡。但最终安然无恙，因此学问贵在知晓天命而不迷惑。”他的学问以慎独为宗旨，而在人伦日常中，体认天理。曾说：“喜怒哀乐合乎节度、视听言动符合礼仪、作为子女臣子弟弟朋友尽到本分，是终身践行也不能穷尽的。”又自称：“七十岁以后，每过十年功夫就更精密；唯独在内心独知之处，不敢自欺，没有片刻懈怠罢了。”著有《四书近指》、《读易大旨》、《书经近旨》、《圣学录》、《两大案录》、《甲申大难录》、《家礼酌》、《岁寒居答问》、《孝友堂家乘》、《畿辅甲州人物考》、《取节录》、《孙文正公年谱》、《乙丙纪事》。又著《理学宗传》，将周、程、张、邵、朱、陆、薛王以及罗念庵、顾泾阳列为十一子，另外编写《诸儒考》附在后面；这出于独到的见解，不是依附旧闻的人能比的。河南北的学者，每年按时在百泉书院祭祀他。易州的学者，在他的旧宅建立双峰书院；而在容城与刘静修、杨忠愍一同祭祀，在保定与孙文正、鹿忠节一同祭祀。道光八年，诏令配享孔子庙庭。

弟弟奇彦，顺治年间，以贡生身份担任武城县知县，有名声。儿子六个；四子博雅最为著名。孙子淦，康熙壬戌年进士，官至中书；以孝顺闻名。

博雅字君侨，年幼时端庄稳重，不随便嬉笑。甲申年后，摒弃科举学业，断绝做官的念头。征君迁居苏门，只有他留下。贫穷得无法做饭，赊来柿饼供养母亲；步行送到苏门，征君抚摸他很高兴，作诗慰劳他。母亲生病，他三十多天不闭眼睡觉、不宽衣带。等到母亲去世，他像婴儿一样哭泣，三年不露牙齿笑。征君年纪渐高，他带着兄弟早晚奉上食物，担心征君吞咽困难；夜里则轮流在床边等候征君打哈欠伸懒腰，不曾片刻离开。当时跟随征君学习的人日益增多，有从数百里或数千里外来的；他设置床榻提供饮食，各得其宜。征君晚年听力不好，众弟子提问，必须借由他转达；反复开导指示不厌倦。征君著书不下数百卷，常常多次修改草稿；都是他亲手抄写，字体古朴刚健，没有一笔苟且。康熙八年，诏令举荐山林隐逸，郡守程启朱将他的名字上报给上级官府；他以父亲年老为由，极力推辞。不久，征君去世；他带着哥哥望雅、弟弟韵雅在墓旁结庐守孝三年，哀痛过度形体消瘦，丧葬祭祀合乎礼仪。

君侨品德器量纯粹；与人交往，温和平易可亲。看到别人有一点善行，赞扬的话不离口。别人有过错，不直接说破，默默端正坐着，偶尔引用一两句古语来感发对方；听的人震惊，大多反省改正。问起时事，似乎不太分辨清楚；谈论古今成败得失，却了如指掌。韵雅因事被捕，关在刑部监狱共五年，将要被流放到远方；他带着干粮跟随，生病时提供药饵，甚至周到地体恤同狱的人，幸好能早晚相互照顾。他本来贫穷，耗尽家产供养弟弟；所以朋友赠送的东西，都拒绝接受。同难中有戴枷锁的人，他把跛脚驴让给对方；自己徒步在烈日下行走，两脚都肿了。曾经遇到暴风雨，迷路几乎淹死；饥渴困顿，于是生病。每次假寐，口中喃喃自语，都是关于弟弟的事。不久，竟然病重不起；临终时，还睁着眼说：“我弟弟免除了！”于是去世；享年五十五岁。没过几天，弟弟的事逐渐解决，最终免除了流放。士大夫推崇他的义气，称他为“文孝先生”。所著的书叫《约斋集》。儿子汉，有文名。

魏君一鳌，字莲陆；直隶新安人，是夏峰的高材弟子。曾经在山西做官，官至知州；有惠民的政策。搜访隐逸之士，降低身份结交士人。等到离任，只有一匹马、两个书童而已。莲陆与清苑的高鐈、范阳的耿极等人跟随征君学习最早；遭遇时世丧乱，共同患难三十多年。等到征君迁居苏门，莲陆从山西回来，大约隔一年去一次；每次去，必定停留数月。后来在夏峰建造雪亭，为征君订正《年谱》。白雪覆盖山峦，孤灯照彻午夜；纵论上下古今，视千秋如同旦暮。在门下的问答言论，莲陆最多。所著的书叫《雪亭梦语》。汤潜庵先生在京城做官时，莲陆常骑着跛脚驴去拜访他。看到潜庵睡绳床盖破被，几根椽子挡不住风雨；感慨地说：“这还能见到雪亭的风味啊！”于是拿出《梦语》给他读，请潜庵作序。起初，征君让莲陆编纂《北学编》，不久让潜庵编纂《洛学编》；潜庵曾把雪亭比作朱子的寒泉精舍。

——见原书卷二十七（名儒）页一上

李顒（附李柏、王心敬、孙

译聘请老师学习，因缺乏学费，都辞谢了。彭说：“经书本来就在，何必一定要老师呢！”当时先生十六岁，粗略理解文章的含义；母亲每天讲述忠孝节义的事情来督促他。母子相依为命，有时几天不生火做饭，却安贫乐道。

译先生把昌明关学作为自己的责任；家里没有书，就向别人借来读。从经史百家到佛道两家的著作，没有不阅读的。他论述学问说：“天下的根本，不过是人心罢了；最紧要的关键，不过是唤醒天下的人心罢了。因此天下的治乱取决于人心，人心的邪正取决于学术。凡是学问在于反省自身，道在于坚守简约，功夫在于悔过自新，而一定要从静坐观心开始。静坐才能知道过错，知道过错才能悔改，悔改才能自新。”又说：“求学的人应当先阅读象山、慈湖、阳明、白沙的著作，阐明心性，直指本源，以洞察大道的大源；然后取二程、朱子以及康斋、敬轩、泾野、整庵的著作加以玩味探究，以尽实践功夫。否则，纯正谨慎的人缺乏通达的智慧，聪明颖悟的人混杂异端，无论谈论朱子还是陆九渊，对于大道都没有真正的收获。”于是关中的士人争相向先生请教学问。关学自张载（横渠）之后，三原、泾野、少墟等人相继兴起又相继衰落；到了先生这里才再次兴盛。地方官员仰慕他的名声，登门求见，先生极力推辞不得，就只见了一次，始终不去回访；说：“庶民不可以进入官府。”官员再次到来，先生就不再见面。有人赠送财物，即使往返十次也不接受；有人说：“交友接待的礼节，孟子也不推辞；为何如此过分？”先生说：“我们这些人有百件事不能学习孟子；就是这一件事，稍微不遵守孟子的家法，有什么妨害！”地方官员请先生主持关中书院，先生曾经为了冯恭定公，设置俎豆祭器，勉强就任。不久深深后悔，急忙离职。陕西巡抚白君想向朝廷推荐他，先生苦苦哀求才得以免除。督学许孙荃提议进献他所著的书籍，先生也不允许；然而关中关乎百姓利害的事，先生没有不替地方官员极力陈述的。少墟的高弟隐居沦落，不被世人所知；先生向地方官员陈述，表彰他们的坟墓以传扬他们的名声。

起初，母亲下葬时，先生用信吾的牙齿命名为“齿冢”，以等待身后合葬。先生多次想去襄城招魂，因为母亲年老不敢远行。乙巳年，母亲去世；庚戌年，先生赤脚前往襄城。遍寻遗骨不得，于是写文章向土地神祈祷，穿着斩衰丧服；整夜哭泣声音不绝，眼泪流干后接着流血。襄城县令张允中出迎，请他到馆舍住宿，先生不肯；于是县令也替他祈祷，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先生设置招魂的祭礼，疯狂号哭。张允中请求建立信吾祠，并且在原来的战场建造坟墓，以安慰孝子的心。扬州知府骆钟麟，以前在盩厔任县令时曾师从先生。听说先生到了襄城，说祠庙的事不能早晚完成，请先生南下拜访道南书院以散发顾炎武、高攀龙等人的书信，并且讲学以慰籍东林学者的期望；先生答应了。跟随的人云集，在无锡、江阴、靖江、宜兴开讲，昼夜不得休息；忽然在静中泪水如雨般落下，捶胸自骂说：“不孝！你这次行为是为了什么？竟然在这里喋喋不休，还是有人心的人吗！即使见到了高、顾等人的书信，有什么好处！”半夜不睡觉，就告诫出发。当时祠庙的事将要完成，急忙到襄城住在祠下。半夜，鬼声大作，凄怆悲凉；大概是先生在父亲祠庙祈祷，愿意让五千国殇魂一同返回关中故乡的缘故。张允中于是为先生设置祭礼，上祭督师汪公、监纪孙公，配享信吾；下设长筵，遍及所有死难者。先生伏地大哭，观看的人都哭泣。于是立碑曰“义林”，供奉招魂的主位；取冢土而归，在母亲墓旁附葬于“齿冢”中，再次持服如同初丧。昆山顾炎武作《襄城纪异诗》，传写遍海内。

癸丑年，陕西总督鄂善以隐逸推荐先生，先生誓死推辞；上书八次，都以生病为借口。得到旨意：“等病愈后，敦促入京。”从此大吏每年前来问候起居，先生于是自称废疾，长卧不起。戊午年，部臣以海内真儒推荐，有旨召对。当时词科荐章遍海内，先生独自得到昌明绝学的旨意，朝廷一定要招致他。大吏催促出行更加急切，先生坚持称病重，抬着他的床到，得以省视大吏亲自到榻前怂恿。先生绝食六日，甚至想要拔佩刀自刺。于是众官属大惊，得以请假治病；先生叹道：“生我名者杀我身；这都是生平洗心不密，不能自晦所导致的！”当道知道不可屈从他，姑且放置不管。从此荆扉反锁，不再与人接触；只有顾炎武到来，就款待他。不久天子西巡，将要召见，命令陕督传旨；先生惊泣道：“我大概要死了！”以废疾为由不到。派遣儿子慎言到行在，进献所著《四书反身录》、《二曲集》；御书“关中大儒”四字以宠幸他。

先生学问极博，常著《十三经纠缪》、《廿一史纠缪》及象数诸书；既然自以为近于口耳之学，不再示人，只以《反身录》示学者。晚年，迁居富平；学者每日到来。然而有的才士著书满家，先生竟然闭门不纳；积数日，怅然离去。有的出自市井下户，先生察其心不杂，引而进之。当是时，北方有孙夏峰先生、南方有黄梨洲先生、西方有先生，时论以为三大儒。然而夏峰自明时已与杨、左诸公结为石交，其后孙高阳相国折节致敬易代后声名益大；梨洲为忠端公之子、蕺山之高弟，又从亡海上资望皆素高。先生起自孤

译童，向上承接关学六百年的道统，在寒冷饥饿的清苦环境中光芒四射，无所凭借，却如拔地而起、倚天而立；相比之下，两位先生（的成就）就显得尤为艰难了。

译先生名顒，字中孚，自称二曲、土室病夫；是陕西盩厔人。有两个儿子：慎言、慎行。慎言因为门户之故，被补录为生员，最终没有参加科举；后来被选拔贡入太学，也没有前往。先生晚年因为战乱，迁居到富平；与富平的李因笃、郿县的李柏号称关中三李；学生王心敬能够传承他的学问。

李柏字雪本。年少时孤苦贫困；稍大后读《小学》，说：“道就在这里了！”于是全部烧掉科举应试的文章，每天诵读古书。家人强迫他参加科试，他就出走。向西越过汧水以南，进入栈道；向东登上首阳山，拜祭伯夷、叔齐的墓。后来因为母亲的命令去应试，补录为生员；随即抛弃生员身份，进入太白山读书十年，成为大儒。公卿大多想推荐他；他估计无法实现自己的志向，最终推辞谢绝。早晚歌咏吟诵，捡拾山中的槲叶书写在上面；学生把他的诗文编集称为“槲叶集”。在山中居住努力耕作，每天喝粥；有时半个月吃饭没有盐，竟然安然自得不以为意。常说：“古代的人有七天不生火做饭的、有三十天吃九顿饭的、有吃木子橡栗的、有磨碎榆树皮吃的、有一整天静坐的、有十九年吃毡毛咬雪块的，大概是因为内心有所主宰、不被外物所动，这就是所谓的‘不忘沟壑’。”他的高洁寄托、超脱世俗就像这样。

六十六岁，去世。儿子叫崧；女儿嫁给了二曲先生的儿子慎言。

王心敬字尔缉，号澧川；是鄠县人。年少时传承二曲的学问；《二曲集》二十二卷，都是他搜集编排的。

年少时是县里的生员。岁试时，提学官对待他不以礼相待；他发愤，摘下头巾离去，于是被除名。雍正年间，皇帝下诏举荐贤良方正，总督额忒伦、年羹尧相继上奏章推荐，两次征召都没有前往。等到年羹尧担任大将军，又招揽他；最终推辞不去。年羹尧败落后，出自他门下的人都受到牵连，有的终身被禁锢；澧川没有参与。朱高安在关中督学，多次到他的住所请教。

澧川学问渊博通达，有治理天下的志向；集中论述选举、军饷、马政、区田法、区田法、井利说等篇章，都可以说到做到，不是空谈心性的人可比。儿子某人，以知县身份进京，世宗皇帝见到他并称赞说：“这个年轻人，果然不平凡！”乾隆元年，蒲城进士某人参加廷试，大学士鄂尔泰问澧川安好与否？进士向来不认识澧川，无法回答；鄂公笑着说：“你不认识关中的儒者，竟然也成了进士吗！”陕西新任命的大吏来到以及皇使过境，鄂公必定派人问候澧川的近况。他受到当世重视就像这样。生平论学，以“明、新、止至善”为归宿。著有《澧川集》、《关学编》、《澧川易说》、《江汉书院讲义》及《语录》。

孙先生景烈，字西峰；是武功人。年少时在乡试中举，担任商州教官；勤于教导学生，不接受学生一文钱。雍正年间，被举荐为贤良方正。乾隆己未年，考中进士；被授予检讨。因为进言触怒皇帝旨意，被放归；深自隐藏。陈文恭巡抚陕西，奉诏举荐经明行修之士，将用西峰应荐；坚决推辞。主持关中书院，教导学生克己复礼。平时即使盛夏，也一定严肃衣冠。韩城的王文端杰，是他入室弟子；曾说：“先生冬天不用火炉、夏天不用扇子像邵康节，学问品行超过薛文清；作为关中学者的宗师，是有来由的。”

还有郿县的冯先生云程，字海鶤，号峪泉。七岁丧父，感奋自立。曾说生平有五位朋友，同邑的是雪木李子、盩厔的是名世赵子、鄠县的是澧川王子；晚年得到一位是盩厔司训刘子，又接着得到潇洒的文方白赵子。二曲先生为他作传。又同时有盩厔的惠含贞先生思诚、武进的陆俊公先生卿鹄，二曲都为他们作传，盛称他们的学问品行。

——见原书卷二十七（名儒）页三上部。

顾炎武（附张弨、吴任臣

亭林先生最初名绦，字宁人；是江南昆山人。乙酉年，改名炎武，自称蒋山佣。本生父亲是同应。有同祖父的弟弟叫同吉，早逝；聘娶王氏，未结婚就守志，以先生作为继承人。

母亲最孝顺，常常断指治疗婆婆的疾病。崇祯九年，朝廷表彰她。丁亥年夏天，躲避战乱到常熟，已经六十岁了；对先生说：“我虽然是妇人，但承受了国家的恩惠；遇到变故，我必定以死殉节！”于是先生正应县令杨永言的征召，与嘉定的吴其沆、同乡的归庄一起起兵，奉故郧阳巡抚王永祚，跟随夏文忠允彝在吴中；鲁王监国授予先生兵部司务。事情既然不成功，永言逃跑离去，其沆死难；先生与归庄侥幸逃脱。母亲听说两京都被攻破，于是绝食而死；遗命告诫先生：“不要侍奉两个姓氏！”次年，唐王在闽中起兵，以职方郎中征召，先生想去；想到母亲未葬，没有成行。次年，几乎遭受吴兆胜的祸患；又想前往海上，道路阻隔不能前进。

庚寅年，有仇家想陷害他；于是改变衣冠装作商人游历京口，又游历禾中。次年，到旧都，拜谒孝陵。癸丑年，再次拜谒；那年冬天，又拜谒并绘制地图。顾氏有三代仆人叫陆恩，叛逃投靠乡里豪强；丁酉年，先生第四次拜谒孝陵回来，紧紧抓住他，于是

译想要向先生告发通海之事。先生急忙前往捉拿他，列举他的罪行，将他沉入水中。仆人的女婿又投靠乡里的豪强，用千金贿赂太守，想要杀害先生；局势非常危急。有人代为向钱牧斋请求援助，牧斋要求先生自称是他的门生，才答应援助；那人知道这必定不可能，又害怕失去援助，于是私自写了一封书信给先生。先生急忙索要书信归还却未能得到，就在大街上张贴揭帖为自己辩白；牧斋也笑着说：“这是宁人的卞和之玉啊！”恰逢已故宰相路振飞（谥号文贞）的儿子路泽溥为他辩白此事，于是先生毅然产生了离去的念头。到了这时，他五次拜谒孝陵；于是向东行进，在章邱的长白山下开垦田地以自给自足。

译戊戌年，他遍游北畿地区，出山海关；回到昌平，拜谒长陵及以下诸陵。第二年，再次拜谒。又想到江南山水尚有未尽之处，便返回；六次拜谒孝陵，向东游历到会稽。第二年，又北上拜谒思陵。从太原、大同进入关中，到达榆林。这一年，浙江发生史案祸乱，先生侥幸得以脱身。甲辰年，四次拜谒思陵完毕，在雁门以北、五台以东开垦田地。

起初，先生居住在东部时，当地潮湿，不愿久留；常说马援、田畴都是从塞外建功立业，想要居住在代北。曾说道：“假如我在沼泽中有牛羊千头，江南也不值得怀念了。”但又苦于当地寒冷，于是经营创业，让门人弟子们管理；自己则外出游历。丁未年，前往淮上；第二年，从山东进入京城。莱州的黄氏有奴仆告发其主人，所作诗歌多被牵连。又因吴中陈济生所辑《忠义录》，被指为先生所作，作为首犯检举；书中提及姓名者三百余人。先生听说后，赶赴山东，自请勘问审讯，被拘禁数月；富平李因笃亲自到历下解救他。案件昭雪，又回到京城，五次拜谒思陵。从此往返于河北各边塞，共十年。

丁巳年，六次拜谒思陵；开始在陕西华阴择地定居。起初，先生遍观四方，心意未定；认为“秦人崇尚经学、尊重隐士、坚持清谈，确实是其他地方少有的；而华阴地处关河要冲，即使足不出户也能见到天下之人、听闻天下之事，若有警报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如果志在四方，那么一出关门，也有居高临下的便利”。于是定居于此。王征君宏撰建造房屋延请他，先生在华阴置田五十亩以供日常开销；而东西开垦所得另行储存，以备不时之需。又吃沙苑蒺藜并觉得甘甜，说：“吃这个，长久不吃肉、不喝茶也可以。”熊公赐履正担任史官职务，写信来招揽；回答说：“愿以一身谢公，最下策则是逃之世外。”熊公害怕而作罢。戊午年，博学鸿词科诏令下达，各位重臣争相想招致他；先生以死推辞。第二年修撰《明史》，又想推荐他；写信给叶学士方蔼，发誓以身殉节，才得以免除。华阴诸生请求讲学，推辞说：“近日李二曲只因为讲学而得名，于是招致逼迫，几乎凶死；名声带来的拖累太严重了！何况东林党的覆辙，比这更甚吗！”年轻时读《宋史》《刘忠肃传》，说：“士人以器量见识为先，一旦成为文人就不足观了。”于是终身谢绝应酬文字。李二曲再三请求为其母作传，最终推辞；曾说：“文章若不关乎经术、政理的大道，就不值得写。韩愈起八代衰颓，如果只作《原道》、《谏佛骨表》、《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等篇而一切谀墓之文不写，难道不是真正的泰山北斗吗？现在还未做到这样！”他论学，则说：“各位，是关学的余绪。横渠、蓝田的教化，以礼为先。孔子曾说：‘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而刘康公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因此有动作威仪的准则。那么君子为学，除了礼还有什么途径’！近日讲学家专以聚徒立帜为心，而他们的教化不严肃；正忙着赋《茅鸱》还来不及，何谈其他”！不久在乙未年春，出关观伊、洛，游历嵩山、少室山，说：“五岳游了四座了。”适逢年饥，渡河到代北，又返回华阴。先生既然怀有经世致用的谋略，未能一展抱负；所到之处便小试身手，开垦田地测量土地，积累达到千金，所以随寓即富足。徐尚书干学，是兄弟的外甥；未得志时，先生救济他的匮乏。至此显贵，成为东南人士宗师；多次写信迎接先生南归，请求居住于别业，都不到。庚申年，他的妻子卒于昆山；寄诗挽悼而已。

康熙二十年，卒于华阴；享年六十九岁。无子，以侄子淇慎为后。高弟吴江潘耒刊布他的遗书。

先生耿介绝俗；双瞳子，中间白而边缘黑，见者异之。最与归庄交好，年少时共同游历复社，有“归奇顾怪”之称。于书无所不窥，尤留心经世之学。遍观《廿一史》、《明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说部以至公移、邸报之类有关民生利害者随录之，又参以自己亲身闻见，曰《天下郡国利病书》，另编一册曰《肇域志》。最精韵学，能据遗经以正六朝唐人之失，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著有《音学五书》；李文贞光地（疑有脱字）认为自汉晋以来所未有。性喜金石文，所到必亲自搜访；著有《金石文字记》。晚年更加笃志《六经》，认为“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而言理学者，乃堕于禅学而不自知”。故持论悉本朱子之说而归咎于杨时、刘安节、陆九渊甚峻，有书曰《下学指南》。其平时论学，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认为“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自子臣兄弟朋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

译所以说：“万物都具备于我身，反求自身而真诚。”他的《日知录》三十卷，尤其是一生学术造诣的结晶，凡是经史中的精粹言论都包含在其中；他自述：“如果有王者兴起，将要把这些见解付诸实践，使当今的治理达到古代治世的隆盛，而不敢自认为接近圣人的大道。”先生外出游历，用两匹马、两头骡子载着书籍跟随。所到的险要关塞，都呼唤老兵退卒询问地形曲折；如果与平日所听到的不符，就在旅店中打开书籍核对。有时经过平原大野，没有什么值得留意的，就在马背上默诵各种经书的注疏；偶尔有遗忘之处，就再次打开书籍反复熟读。汪钝翁曾说：“经学修养精明的，我得到顾子亭林、李子天生；内在德行纯正完备的，我得到魏子环极、梁子曰缉。”先生扩充说：“学问贯通天人、坚定不可动摇，我不如王寅旭；读书为了自身修养、探究幽深细微之处，我不如杨雪臣；专门精通‘三礼’、卓然成为经学大师，我不如张稷若；超脱于世俗之外、自然领悟天机，我不如傅青主；坚忍刻苦力学、无师自通，我不如李中孚；饱经艰难险阻、随时代屈伸，我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的宝库，我不如吴任臣；文章典雅、居心平和宽厚，我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对朋友真诚笃厚，我不如王山史；精心研究六书、诚信而喜好古法，我不如张力臣。”所著的书，还有《左传杜解补正》、《九经误字》、《石经考》、《吴韵补正》、《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亭林诗文集》以及《二十一史年表》、《历代帝王宅京记》，都在世间流传。

译力臣名弨，是山阳人。精通六书，虽然贫困却嗜好古物；尤其用心研究金石，搜求考证毫无遗漏。曾经登上焦山，乘着江潮归入山谷，进入岩石下方；仰头阅读《瘗鹤铭》，考证为顾况所书，援引证据非常确凿。后来因为耳聋而废退，但考证更加勤奋；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就是力臣抄写定稿的。

任臣姓吴，名志伊；是仁和人。志向品行端正诚实，见闻广博记忆力强，同时精通天文、乐律。康熙己未年，被召试博学鸿儒科，授任检讨；负责编修《明史》中的《历志》。撰写《十国春秋》一百一十四卷，广泛搜集大量引用，可以称得上渊博贯通。又撰写《山海经广注》、《字汇补》、《周礼大义》、《礼通》、《春秋正朔考辨》、《托园诗文集》等书。

——见原书卷二十七（名儒）页四下半。

王夫之（附兄长介之、儿子敔）

先生姓王，名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是湖南衡阳人。父亲王朝聘，是副贡生；凭借文学闻名。先生年少时就负有非凡的才能，读书十行都能同时看下来。年龄超过二十岁，与兄长介之一同考中崇祯壬午年的乡试；因为道路阻隔，没有一同进京参加会试。第二年，张献忠攻陷衡州，士人多被伪政权玷污；那些不屈服的人，被投入湘江。先生逃匿到南岳双髻峰下，贼人抓住他的父亲作为人质。先生自己用刀刺伤自己的身体，抬着前往交换父亲；贼人见他重伤，便放了他，父子两人都得以脱险。

崇祯十七年，北京陷落；先生哭泣不吃东西好几天。第二年，清军攻下金陵，唐王、桂王相继称帝；督师何腾蛟屯兵长沙、堵允锡驻守常德，两位公卿颇不和睦，先生为此担忧。上书给监军章旷，请求调和南北两军，防止溃败变故；章旷不能采纳。各镇士兵最终奔逃溃败，章旷因忧虑而死。

顺治四年，清军攻下湖南，先生逃往桂林；大学士瞿式耜向桂王上疏推荐先生，先生因为父亲去世请求守孝终制。守孝期满，授任行人。这时桂王在肇庆建国，随即移驻武冈，逃往靖州、柳州，大学士严起恒都跟随；后来又跟随回到肇庆。当时朝中争斗激烈，有吴党、楚党的名目。主张吴党的，是朱天麟、张孝起、吴贞毓、堵允许、王化澄等人；主张楚党的，是金堡、丁时魁、刘湘客、袁彭生、蒙正发等人。又当时李成栋新近归附桂王，朝政都由他的儿子李元允决定，金堡等五人依附他；吴党称他们为五虎。严起恒处在其中，不能有所匡正。桂王在梧州，吴贞毓等十四人联合上疏攻击五虎，将刘湘客等人下狱，打算处死他们；先生跑去告诉严起恒说：“各位大臣抛弃坟墓、舍弃妻子儿女，艰难困苦地跟随大王；如果因为党争杀了他们，那么志士将会离心离德，谁还能与大王共渡危难呢！”严起恒被他的话感动，跪在桂王的船上极力营救；吴贞毓等人都厌恶他。这时王化澄已被言官弹劾去职，吴贞毓等人请求召回他；于是联合攻击严起恒。先生也三次上疏弹劾王化澄，王化澄非常愤怒，一定要杀先生；因为有人营救才得以免死。返回桂林，又依附瞿式耜。不久听说母亲生病，抄小路回家；到家时母亲已经去世。

后来瞿式耜在桂林殉节、严起恒在南宁被害，先生知道事情更加无法挽回，于是决计在窗下终老。不久缅甸也覆灭，先生更加后悔隐藏自己，浪游于郴州、永州、涟水、邵阳之间。所到之处人士仰慕跟从，他总是推辞离开。最后回到衡阳的石船山，建造土屋叫“观生居”，早晚闭门不出；学者称他为船山先生。著作有《周易内传》十二卷、《发例》一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四卷、《周易考异》一卷、《周易外传》七卷、《书经稗疏》四卷、《尚书引义》六卷、《诗经稗疏》四卷、《诗经考异》一卷、《诗广传》一卷、《礼记章句》四十九卷、《春秋稗疏》二卷、《春秋家说》七卷、《春秋世论》五卷、《续春秋左氏博议》二卷、《四书训义》三十八卷、《四书稗疏》二卷、《四书考异》一卷、《读四书大全说》十卷、《说文广义》三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张子正蒙注》九卷、《思问录内篇》一卷、《外篇》一卷、《俟解》一卷、《噩梦》一卷、《黄书》一卷、《识小录》一卷、《老子衍》一卷、《庄子解》三十三卷、《龙溧夜话》一卷、《愚鼓歌》一卷、《相宗络索》一卷、《楚辞通释》十四卷、《姜斋文集》十卷、《诗集》十卷、《诗余》三卷、《诗话》三卷、《外集》四卷、《夕堂永日八代文选》十九卷，共计三百二十四卷。其中著录于《四库全书》的，有《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稗疏》、《考异》、《春秋稗疏》共六种；列入《四库全书》存目的，有《尚书引义》、《春秋家说》共二种。先生论学，以汉儒为入门，以宋五子为堂奥。他所作的《大学衍》、《中庸衍》

译都极力驳斥“致良知”的学说，以辅佐朱子。而对于《正蒙》一书，尤其有精神上的契合；认为“张载的学问，上承孔子、孟子，如同明亮的太阳照耀天空，没有阴暗角落不被照亮；可惜他的门人中没有接近他的人。而当时的大臣如文彦博、富弼、司马光等人，张载以平民身份坚守节操隐居，没有办法借助他们的辅佐；他的道得以推行，竟然还不如邵雍的数学！因此不到一百年，异端学说就兴起了”。于是深入探究天与人关系的缘由，推究阴阳法象的本源，对《正蒙》精细地阐释并畅达地发挥；和他自己撰写的《思问录》两篇，都是从隐微中显现出显著的道理，从开始到终结，鲜明得像高举日月一样。至于他扶持树立道教，辨明上蔡、象山、姚江的错误，有人怀疑他的言论稍微过分；然而议论精辟严谨，纯粹都符合正道。

译先生出生在改朝换代的时期，甲申年后，在岭南地区辗转奔波，发表正直的言论，抨击奸邪小人，备尝艰险。既然知道世事已不可为，便退隐著书，藏身于穷山之中四十多年，一年之中多次迁徙居住地。对故国的哀痛，生死都不曾忘记。康熙十八年，吴三桂在衡阳僭越称帝，伪朝官员有人拿着劝进表来委托先生撰写；先生说：“亡国的遗臣，所欠的只是一死罢了；现在哪里用得着这种不祥之人呢！”于是逃入深山，写了《祓禊赋》。吴三桂叛乱平定后，高级官员听说后嘉奖他，嘱咐郡守赠送粮食布帛并请求见面；先生以生病为由推辞。不久，去世；葬在大乐山的高节里，自己题写墓碑说“明遗臣王某之墓”。当时，海内儒学大师推崇容城、盩厔、余姚、昆山的学者；先生刻苦治学类似二曲，坚贞晦涩超过夏峰，见闻广博、志节皎洁，不输给黄宗羲、顾炎武两位君子。然而其他先生安于隐居，声望更加显赫；虽然对征召都以死拒绝，但公卿们交口称赞，天子为之动容，他们的著作容易流传于世。只有先生藏身于少数民族聚居的洞窟，坐卧在荆棘之上，以茶当饭，名声和身影不出山林；门生故旧，又没有哪一个有气力为他表彰。殉国后四十年，他的儿子王敔抱着遗书呈给督学宜兴潘太史宗洛，借此机缘得以编入《四库全书》。上报史馆，在儒林传中立传；但他的书仍然没有流传。道光庚子年，族孙王世佺才开始刻印发行。咸丰四年，毁于战火；同治二年，曾国荃中丞又捐出俸禄重新雕刻。本朝经学家在先生之后兴起的，不下百十人，所说的都有根据；然而有自矜为独创，不知道是先生已经说过的话。《四库总目》在《春秋稗疏》中曾论及此事，实在难以一一列举。

兄长王介之，字石子，号石崖。考中乡试后，正值国家变故，便隐居不出。比先生先去世。著有《周易本义质》四卷、《诗经尊序》十卷、《春秋四传质》十二卷。

儿子王敔，字虎止；操守高洁，博学且有文名。康熙朝贡生，与邵阳的车无咎（补旃）、王元复（能 愚）、攸县的陈之駓（桃文），号称楚南四家；又号称楚中三王，指虎止与能愚以及汉阳的王戬伯（榖）。潘太史在楚南任督学，聘请虎止入幕府，与宜兴的储大文（六雅）交好。晚年修建湘西草堂。著有《蔗畦存稿》、《笈云草》，学者称他为蔗畦先生。

——见原书卷二十七（名儒）页五下半页。

陆世仪（附叶敦艮、盛敬、 江士韶）

本朝诸儒中恪守程、朱家法的，推崇两位陆先生为正宗。两位陆先生，一位是清献公，一位是桴亭先生。

先生名世仪，字道威；江苏太仓州人少年时就立志成为圣贤；钱忠介公肃乐任太仓知州时，一见便认为他奇特，说：“他日必定以魁儒闻名于世。”刘念台先生在蕺山讲道，张受先（采）常约先生前去受学；先生立即前往。受先没有实现，终身以此为憾。

当时流寇日益猖獗，先生说：“平定贼寇在于良将，又在于良吏；应当打破常规，凡是进士、举人、贡生、监生、诸生，不论资历出身，只要有文武才干谋略的就给予便宜行事之权，委任他们治兵、积粟、守城。有功绩，就让他担任当地的长官。这样，带兵的人所到之处都有呼应。现在拘泥于吏部的法规，加上贿赂到处充斥凑数，这是出卖疆土啊。”当时没有被采纳。明朝灭亡，曾上书南都，不被听取；又常参与军事谋划。事解后，凿地宽约十亩，在其中建亭，高卧闭关谢客；他自号“桴亭”由此而来。风波平定后，到四明哭祭忠介公归来，才应诸生之请，在东林讲学。已在毗陵讲学，又回到家乡讲学。当权者屡次想推荐他，极力推辞，才得以免除。

叶敦艮，字静远，浙江西安人；是蕺山的高弟。千里迢迢寄书讨论；先生高兴地说：“证人尚有遗言，我得以慰藉未见之憾了！”先生年轻时曾从事养生之说，有所心得；后来幡然醒悟，便急忙放弃。作《格致篇》来自我考察；说：“敬天，就是敬我的心；敬我的心如同敬天，那么天人就可以合一了。所以敬天是入德的门户。”等到读薛文清的书有云：“敬天，应当从敬心开始。”于是感叹说：“先得我心啊！”先生教人先小学、后大学，以“立志”、“居敬”为本。以圣经八条目为程、朱所敦守的礼法，讲明实用，然后渐进到天人的机理，旁及百家之言。其先后次序，全是朱子的遗法。所著《思辨录》共十四类，前集曰“小学”、曰“大学”、曰“立志”、曰“居敬”、曰“格致”、曰“诚正”、曰“修齐”、曰“治平”，后集曰“天道”、曰“人道”、曰“诸儒”、曰“异学”、曰“经子”、曰“史籍”；从象纬、律历到礼乐、兵农、刑政、河漕、 盐屯诸务以及历代儒先的异同得失，旁及异端，无不穷究其所以然，而立论一律归于醇正。清献公常为之作序并刻印，其景仰之至由此可见。

译先生自述生平，说得力于“理先于气”这一句话；在理与气之间，尽心体验。起初知道太极是理、两仪是气，人的义理本源于太极、气质本源于两仪；理在先、气在后，理为主、气为辅：条理分明。不久领悟“理一分殊”的宗旨，恰好与罗整庵的话相合；便豁然觉得理气融洽，本性原本没有二致，然而尚未考察到人与物性相同与不同的地方。不久知道人与万物之所以相同、又知道人与万物之所以不同，对于朱子所说的“论万物的一源，则理同而气异；论万物的异体，则气还相近而理截然不同”这两句话，大有契合。于是，又认识到天地万物本同为一体的地方。然而“性善”的说法，则始终以先入为主的话为准。认为孟子说善，只是就天命之初继承它善的地方而言，不敢说到成就它的是性。不久领悟成就它的是性以前，用不上性字。既然说成就它的是性，便属于气质；既然属于气质，怎么说性善呢！于是广泛考察天人的本源、博览万物的界限，见到那些不同中又有相同之处，才知道性是万物所共有的、善是人性独有的。“性善”的宗旨，正不必脱离气质来观察。于是选取孟子前后论“性”的话反复阅读，才知道孟子当时只是在气质中说善，而程、朱以后还不能明晰这一点；于是又选取宋五子的话观看，周敦颐则无不吻合，程、朱间有一二不合但合的常占八九。周子的《太极图说》，只有人得其秀而最灵，形体既已生成，精神发出知觉；形生是质、神发是气，形生神发而五性具备，是有气质而后有性。可见不落于气质，不可称为性；一说到性，便属于气质了。先生不喜欢新会、余姚的学问，却能够洞见其得失的缘故，而平心而论；尤其足以废除诸家纷争的说法。他论白沙说：“世人多把白沙当作礼宗，不对。白沙，是曾皙一流人；他的意思主于洒脱旷达。以此为受用，不屑苦思力索。他的‘静中养出端倪’之说，也本于《中庸》；然而不讲戒惧慎独，而只靠咏歌舞蹈来涵养，那就接近于手持足行，无非是道妙的意思了。白沙与敬斋都师从吴康斋，本来都以‘居敬’为主；所以他的诗说：‘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阳；说敬不离嘴，示我入德方’。后来各自成家，才开始以自然为宗旨；而敬斋则终身没有改变，因此有狂狷的区别。究其所谓自然，就是诚；稍有不诚，就是粉饰造作，便不是自然。而有人把率略放达当作自然，不对”。他论阳明说：“阳明的学问，原本来自穷理读书；只是才气过高，终究属于聪明用事。他说朱子‘格物’不对，说曾以庭前竹子试验，七天而病。这是禅家参竹篦的方法，原本不是朱子‘格物’的说法；是阳明自己误会了。阳明意思主于简易直捷，以补救支离的过失，所以聪明的人喜欢跟随他；而一听到简易直捷的说法，就常常厌恶读书穷理的繁琐，动不动就说一切放下，而‘居敬’的功夫就松弛了。所以阳明在圣门属于狂者一流，门人蒙昧他的苦心而辜负了他”。他论整庵说：“阳明讲学，在正德甲戌、乙亥年间。整庵《困知记》一书作于嘉靖戊子、己丑之际，整庵自称‘年近四十，才立志求学’；正是阳明讲学的时候。其后‘致良知’的说法遍天下，而整庵的书才出版；那么如果不是阳明讲学，整庵将以善人终其一生，而这书且不会写出来。朋友切磋的功劳，怎么可以缺少呢！阳明的功力不及整庵的一半，整庵的才气不及阳明的一半；对于整庵我恨他聪明少、对于阳明我恨他聪明多”。他论阳明弟子说：“姚江弟子，必定以绪山为巨擘。他为《传习录》作序说：‘老师去世不到三十年，而微言日益沉晦；难道不是我们这些人亲身践行的不力，而多言有以害之吗’？这大概是为龙溪而发，而救正王学末流的功劳很大。是不辜负阳明的，是绪山；最终背离阳明教义的，是龙溪”。又常对学者说：“世上有大儒，决不另立宗旨。譬如大医国手，没有不备的方子；难道曾经沾沾自喜地执一海上方，而说舍此更无方无药吗！现在谈宗旨的，都是海上方”。所著自《思辨录》外，有《宗礼典礼折衷通》、《治乡三约》、《甲由臆仪》、《城守要略》、《八阵法门》、《先儒语录集成》、《明儒语录集成》、《礼衡》、《易窥》、《诗监》、《书监》、《春秋考论》、《读史笔记》、《考德录》等书。同州共学者，叫盛先生敬、江先生士韶。

译敬字宗傅，号寒溪；比桴亭先生年长一岁。十五岁时，拜访桴亭，一见之下便十分投合；与桴亭同学三年。他厌恶鄙薄浮华的声名，不从事科举应试的学业。后来遭遇家庭变故，流离迁徙，离开桴亭稍远。到崇祯丙子年，才开始与桴亭以及陈子确庵、江子药园举行讲学活动。当时绝学初兴，担心惊世骇俗，深加隐藏保密；这四个人风雨同舟，同床共寝，有时横着经书辩论疑难，有时就事穷究事理，反复探求以确立一个正确的道理。甚至有时商榷未定，通宵达旦忘记睡觉；直到天亮才做出决断，或者先做出决断后又重新辩论。不久之后，志同道合的人逐渐增多，每十天或一个月都有固定的聚会，必定整日讲习贯通。凡是身心性命之道的奥妙，天文、地利、河渠、兵法的学问，太极、阴阳、鬼神的隐秘，儒、佛的辨析，经、史、百家的深奥，没有不探究其根本和末节的；关键在于中正讲论的乐趣，常常遗憾古人没能见到这些。退下来后，便模仿先儒读书记的方法，各自有所记录；只是每天不写记录就互相纠正，以此作为学问进退的区别。桴亭所著的《思辨录》，都是十二年间低头读书抬头思考有所见解，就迅速书写下来以自我标记所得之处。然而他所记载的都是随笔记录没有条理，寒溪与药园于是删选编纂精要，分类整理并书写成书。

药园名士韶，字虞九。他的学问以桴亭为归宿；所编纂的《思辨录辑要》，寒溪已经序言其体例，药园又为之作序。其大概内容说：“自从结绳记事以来，太昊开始，黄帝、神农等圣人相继；而集诸圣之大成者，有孔子。汉代、唐代以来，濂溪开始，洛、闽等大儒相继；而集诸儒之大成者，有朱熹。然而自从朱熹以后，言论混乱，不知如何折衷；那些沉溺于辞章、拘泥于训诂的人，不用说。自从禅学兴盛而佛、道二家标榜，于是异端之学与正统之学相争；自从心宗兴盛而三教合一，于是儒者与儒者相争。浸淫到末世，所推崇的儒门巨擘，大约是为异端树立旗帜罢了；或者在门外树立敌人，或者在室内操戈相向，他们的指向似乎不同，但危害实际上是一样的。桴亭撰写此书，不分寒暑、不分穷达、不分治乱，大概十二年如一日；都是为了捍卫道统考虑。那么继承朱熹而集大成者，桴亭有什么可推让的呢！唉！此心相同、此理相同。桴亭说了，而天下万世之人诵读、学习或者随之歌舞咏叹，认为这是桴亭的功劳；桴亭说了，而天下万世之人怀疑、阻止或者随之讥笑辱骂，认为这是桴亭的罪过：而桴亭都没有存心计较。道存在就与他共存，道灭亡就与他共亡，听任天命罢了！希望将书藏在名山之中，传给合适的人，以等待天下万世了解桴亭并能阅读此书的人。”

——见原书卷二十七（名儒）页六下方。

张履祥（附何汝霖、凌克贞、陈梓、祝洤、沈磊）

先生名履祥，字考夫；居住在桐乡的杨园村，学者称他为杨园先生。九岁时丧父，捶胸顿足、袒露臂膀的哀痛表现如同成人。母亲教导他成人自立；曾经喝醉了酒，母亲责备他并且开导说：“孔子、孟子，也是两家没有父亲的儿子；只是因为肯向好人学习，便成为大圣、大贤。你不要自暴自弃啊！”

十五岁时，补录为县学秀才，以加入诗社为耻。阅读《小学》《近思录》有所心得，作《愿学记》；渡江向东，拜在刘念台先生门下。听闻甲申三月京城陷落的变故，身穿丧服不进食，带着书箱步行回到杨园；隐居暗修，更加致力于程、朱之学的研究。觉得《人谱》《独体》的说法，还接近阳明心学；但因为老师的缘故，不敢直言。澉湖何商隐聘请他到家塾，拿出《传习录》请求评点；先生不敢承担。后来在语水任馆师，主人请求评点，又推辞了。几年后，才毅然奋笔疾书，条分缕析，直接揭示其所以然的道理。大概从此以后，《闲辟录》《困知记》《学蔀通辨》都是所谓择取不精粹的作品了。吴江张嘉玲放弃秀才身份，跟随先生游学；资质特别聪敏，所以造诣更加精纯。先生自从动乱之后，更加闭门少交游；厌恶当时讲学的人逞口舌之辩、沽名钓誉，所以对于来求学的人从未接受他们的拜师礼，一律以朋友之道相处。与苕上的凌渝安、沈石长以及何商隐交往最深厚，终身往来没有间断。平时即使盛夏，也戴着方巾穿着深衣，端正拱手如同泥塑；有时坐船行百里，坐姿一点也不倾斜。晚年绘制《寒风伫立图》，自己题写以表明志向。曾经说：“三代以上，折衷于孔子、孟子；三代以下，折衷于程颐、朱熹。”对于《通鉴纲目》《朱子文集》《语类》早晚不离手，旁及《读书录》《居业录》《童蒙训》《鲁斋集》都有评注本。编纂《刘子粹言》，对师门有补救之力；念台的儿子伯绳编纂先人遗书，多折衷于先生。当时黄太冲正以继承蕺山学说鼓动天下，先生说：“这是名士，不是纯儒。”痛心祖先的殡宫因贫穷不能早日安葬，被盗贼毁坏；虽然罪犯已经抓获斩首祭墓，但他穿着丧服仍是粗麻布。卒于康熙十三年，享年六十四岁；遗命用衰服入殓。濮川布衣陈梓为他作传，编纂《年谱》。门人祝洤汇刻其全集，目录共十六种：曰《经正录》

译有《愿学记》、《问目》、《备忘录》、《诗》、《书》、《初学备忘》、《学规》、《训子语》、《答问》、《门人所记》、《言行闻见录》、《近古录》、《近监》、《丧葬杂说》、《农书》。

译先生恪守朱熹“居敬”、“穷理”的教诲，切实地将其贯彻于人伦日常之中：在前朝，他是薛瑄、胡居仁的继承者；在本朝，他是陆陇其的先驱。他身处民间，每日怀着寡妇般的忧虑；在荒江寂寞之中惶恐地担忧动乱，他的心本来就没有一天忘记天下。他曾经说：“人从穿衣到脱衣，整日之间所说的、所做的，要知道有多少过错偏差；从脱衣到穿衣，整夜之间所想的、所虑的，要知道有多少邪念妄念。有过错就改正，这是修身的第一要务。”又说：“做学问从不欺骗开始，不欺骗从亲近长辈开始；如果对亲近长辈都忍心欺骗，那么到哪里去能不欺骗呢！”又说：“朱熹的学说精微，陆九渊的学说简率；薛瑄、胡居仁的学说谨严，陈献章、王阳明的学说放旷。现在的人大多舍弃朱熹而跟随陆九渊，尊崇陈献章、王阳明，贬低薛瑄、胡居仁，固然因为人们性情上喜欢简率而厌烦精详，乐于放旷而畏惧谨严；也由于百余年来阳明之学盛行，于是以先入为主的言论为准，虽然偶尔阅读程颐、朱熹的书籍，也只是根据陆九渊、王阳明的意思来指摘他们的长短罢了。这种习尚如果不改变，我私下担忧生心害政的祸患没有止境。”又说：“学者除了耕种，没有别的谋生之道。能耕种，就不求于人，而廉耻得以确立；知道耕种艰难，就不敢妄取于人，而礼让得以兴起。廉耻确立、礼让兴起，那么世道就可以复古了。”所以他所补写的《农书》，都是亲身试验得来的。

何商隐名汝霖，是武原人；凌渝安名克贞、沈石长期磊，都是乌程人；吴嘉玲字佩葱，又字岵瞻，陈梓字古民，祝洣字人斋，是海昌人。商隐常说：“杨园先生的学术极其纯正，言行没有瑕疵；至于他不说话却能让人平和，与人并肩站立却能使人感化，尤其不知道他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凌先生说：“杨园先生在室内默默修养，而听到风声的人喜悦信服，见到德行的人心醉神迷，只因为他的真诚罢了。”陈古民说：“先生纯粹如刘宗周，而钻研穷究、精核谨饬如刘宗周，而且规模宏大深远。”人斋祝氏刊刻了他的遗书后，又选取精粹的言论编成一本书叫《淑艾录》，用来给学者看。陆清献公没能与先生相见，等到看到他的遗书，才心悦诚服。

——见原书卷二十七（名儒）页七下

张尔岐（附孙若群）

齐鲁地区从伏生、辕固以来，到东汉末年，康成郑玄才开始为各种经典作笺注，号称经师。到了北宋，才有泰山孙明复、徂徕石介特别崛起，成为人伦师表。过了六百年，又有蒿庵张先生。

先生名尔岐，字稷若，是济阳人。明朝末年，是生员。进入本朝，隐居以追求志向。当正学昌明的时候，广泛综合典籍，以坚定志向、努力实践为根本。他本性孝顺友爱，为亲人守丧三年，号哭不停；殡葬都遵循古礼。他把肥沃的田产让给两个弟弟，替他们缴纳赋税三十多年。等到病重将死，只嘱咐儿子替他们缴纳，直到两个弟弟去世，因为他们有残疾。死于康熙十六年，享年六十六岁。

当时，孙钟元在苏门讲学，黄梨洲标榜姚江学派，都出入于陈献章、王阳明之间；先生独自坚守程颐、朱熹的学说没有丝毫改变。海内的君子如桐乡张考夫、太仓陆道威，各自以平民身份亲身实践来承担这道统的重任；先生虽然未曾交往，但志趣相合，隐然有开启陆清献、张清恪先河的作用。所以崑山顾亭林，也时常以康成、泰山、徂徕三位先生来勉励他。先生闭门著书，所交往的除了亭林外，只有长山刘友生、乐安李象先、关中的李二曲、王山史四人而已。乾隆年间，诏令征集海内遗书，他的同乡把先生的著作献上。主管部门将其进呈内府，海岱地区的经学之士更加知道先生是三位先生之后的第一人。吴江陆朗夫（燿）、陈臬山以东）建立蒿庵书院来祭祀先生，并将堂匾题为“辨志”；取先生的论述来确立教化。他的《辨志》大意说：“人的出生，起初没有差异；但最终大大不同的，是习惯造成的。习惯之所以不同，是志向造成的；志向不同而习惯随之不同，习惯不同而人随之不同。所以志向在于道义，没有陷入货利的；志向在于货利，没有侥幸成为道义的。志向在于道义，就每步向上；志向在于货利，就每步向下。其开端很微小，但效果很巨大；舜和跖的区别，只是利与善之间罢了。人之所以勤勉努力去做，是因为志向所在。志向这种东西，前往必定到达，谋划必定成功。等到已经到达，就不能返回；已经成功，就不能改变。于是成为舜的人安享其为舜，成为跖的人纵然后悔其为跖罢了，无法再努力了；所志向的不同罢了。世上诵读周公、孔子言论的人，肩并肩地多；周公、孔子的教化没听说有见于行动的，难道是小时候学习、长大后忘记了吗！恐怕也是诵读周公、孔子而志向不在周公、孔子吧！志向不在周公、孔子，那么所志向的必定是货利了；让志向在货利的人凭借富贵的资财来控制这些人的命运，我悲叹民生日益窘迫。志向定在心里，就像种子播在地上；种粱菽就长粱菽，种乌附就长乌附了。雨露的滋润、培壅的力量，各自在所种的东西上取得成效。粱菽长成，人们就依赖

译用来供养；乌头附子长成，人就会遭受它的毒害。求学如果不端正志向，却勤勉于诵读经文、美化文辞以向世人推销，那么所学的都是毒害他人、谋取私利的凭借。唉！学者一天的志向，是天下治乱的根源、百姓忧乐的根本啊。况且志向在于道义，没有不能得到道义的，无论困顿还是显达都能得到；志向在于货利，未必真的能得到货利，而道义却已经坐失了。孟子说：“追求在我自身的，这是追求有益于得到的；追求在外物的，这是追求无益于得到的”。能够审察内与外的分别、必然得到与不一定得到的定数，就可以确定所立的志向了。他的《中庸论》大略说：“‘中庸’这个词，是赞美礼的极致言辞。《中庸》这本书，是礼的统论和简要解说。礼抑制人的盛气、提振人的懦弱之情，使之归于中和。天下人的资质所不适应的，都不能安处；不安处，恐怕就会与道分裂。指着礼的具体事物，用坦荡平易的言辞来赞美，以探究其道理于至深、至大、至尽的境界。以此来坚守行礼者的心，并统合于一条途径。遵循礼之后，喜怒哀乐都可以合乎法度；合乎法度之后，才可以称为‘中庸’。所以它的言论始于天命，以彰显由来；说：‘这礼啊，天命和人性先于它存在。不然，不会勉强你’。极言常伦典则，以表彰大业；说：‘这礼啊，是帝王所考察、名教所责求的，没有它或许就会背离正道’。总之，以诚明来确立根本；说：‘这礼啊，不明了就无法通达精微、不真诚就无法端正隐微，不是用来做表面文章的’。于是使愚笨、不贤的人知道所仰慕追求的，而贤能智慧的人也满足其意而不敢贪求更多。这《中庸》之书，最终继承‘六经’并鞭策其后。穷尽‘六经’的学说，然后可以探究理的学说、然后可以探究《中庸》的学说。《中庸》是礼的统论和简要解说，不是其详尽之处。而孔子告诉颜回说：‘克制自己，回复到礼，就是仁’；仁如果没有礼，既无法实行，也无法存养。所以我断定《中庸》必定有所指，而所指断定为礼。汉代儒者将其取为记述礼的书，是得到了正确的解释”。先生所著，有《夏小正传注》一卷、《礼仪郑注句读》十七卷、《仪礼考注订误》一卷、《弟子职注》一卷、《周易说略》四卷、《春秋传义》四卷、《蒿庵集》三卷、《蒿庵闲话》三卷。顾炎武曾经说：“独自精通‘三礼’，卓然成为经学大师，我不如张稷若”。又说：“稷若所著《礼仪郑注句读》，根本在于先儒，立言简练恰当；因为不求闻达，所以没有当世的名声，然而书确实可以传世。如果朱熹见到它，必定不仅限于谢监岳的称许”。

译同时有一位孙若群先生，是淄川人。他年少时便砥砺品行学问，言语行动都有准则；乡里人称他为“小圣人”。早年考中进士，到京城等待吏部选拔。侍郎克溥聘请他教导儿子，他坐着时轻易不换座位，吃饭时菜肴不超过两种；即使是盛夏酷暑，也衣冠端正地危坐，如同会见尊贵的宾客。侍郎知道他的两个儿子应当参加童子试，当时山东学政与侍郎交好，打算为他们谋取便利，却不知道两个儿子的名字；多次想询问，但畏惧孙先生的严厉，最终不敢开口。

他喜欢品评人物，无论穷达、寿命长短，都能通过文章来决断。康熙癸丑年，他担任交城县知县；派儿子回淄川成婚。儿子离开后，他看到儿子近作的时文，感叹道：“我的儿子恐怕不能回来了！”儿子回去后竟然去世。他在交城县治理多有异于常人的政绩；任期届满，升任四川知州。在任上去世。

——见原书卷二十七（名儒）页八上一

陈瑚

先生名瑚，字言夏，号确庵；是江苏太仓人。明朝末年，他是生员，与同乡的陆桴亭先生一起讲求义理、经世济民的学问。陆桴亭撰写《格致编》，首先提出“敬天”二字，以此印证千圣的心法。先生由此深入用力，掌握了要领。他撰写《圣学入门》一书，将小学分为六类：一是入孝、二是出弟、三是谨行、四是信言、五是亲爱、六是学文；将大学分为六类：一是格致、二是诚意、三是正心、四是修身、五是齐家、六是治平。小学是先实践后求知，大学是先求知后实践；小学的终结，就是大学的开始。而每天的功课，就用“敬怠善过”来自我考核。又因为全史浩繁难以阅读，于是编为四大部，以政、事、人、文书分类；政部分按官署，事部分按朝代，人部分按类别，文部分按体裁，亲手抄写巨册各数十卷，大致能够背诵。又旁通当世的实务，河运漕务、农田水利、兵法阵图无不研究贯通；闲暇时则横持长矛舞动宝剑、拉弓搭箭，击刺技艺冠绝天下。

崇祯壬午年，他在乡试中举；赴礼部参加会试，没有考中便回家。当时娄江淤塞，水旱灾害接连发生，百姓大饥荒。先生向当权者呈上《救荒书》，其中预备的政策有四条：一是修筑堤岸、二是开浚港浦、三是广泛种植、四是预先积蓄储备；防挽的政策有四条：一是谨慎对待火灾、二是尽早奏报、三是惩治游手好闲、四是劝勉节省；补苴的政策有四条：一是通商、二是劝勉分粮、三是兴办劳役、四是平息动乱；轸恤的政策有四条：一是招抚流亡、二是缓征赋税、三是审慎刑狱、四是体恤病囚。又陈述应对危机的三条建议：其中关于粮食的建议有四条，一是劝勉义助、二是劝勉转运、三是招募商米、四是优待米店；关于兵事的建议有八条，一是严格保甲、二是训练乡民、三是设置侦探、四是劝勉习射、五是训练夫役、六是训练牙兵、七是准备守城的人、八是准备守城的器械；关于信用的建议有六条，一是激励士节、二是和睦大户、三是巡查郊野、四是安定典当铺、五是清理狱囚、六是严格督察。又给巡抚王开江上书：一是审时度势、二是经费、三是役兵、四是实法：都精当切实可以施行，但当时未能采用。他自称自己的学问如同医生治病，从古书中寻求，如同治疗方药；从当今寻求，如同切脉。按脉以求病、按病以定方、按以用药，所以百发百中。然而如果主人讳疾忌医，那么良医也束手无策了。

明朝灭亡后，他断绝了做官的念头。父亲生病，他刺破手指血书奏疏，呼天请求代替父亲死去。父亲去世，遗产全部让给弟弟；躲避战乱隐居，不与人交往。曾寄居在崑山的蔚村，村里田地低湿，他引导乡人修筑堤岸抵御水患，采用兵家编组队伍的方法，不久就建成了；至今人们还依赖它。晚年更加贫困，常常断粮；始终不肯求人。曾有一次初冬突然寒冷，有位客人穿着厚皮衣，知道先生只穿单夹衣，想脱下赠送给他，整晚都不敢说；退下后说：“这才知道当今世上又有陈无己了！”康熙十四年去世，享年六十三岁。

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以经世致用为己任。他论学说：“国家的盛衰，取决于人才的消长；人才的消长，取决于教化的兴废。教化的兴废关系到人心的生死：人心不死，那么天命流行而乾坤确立；人心死，那么天命不行而乾坤也几乎毁灭了。治乱的原因，难道不是人心造成的吗！”他论“每日反省敬怠”说：“君子庄重恭敬则日益强大，安逸放纵则日益懈怠。小学不源于敬，就无法涵养本源而谨慎于洒扫应对的礼节与诗书六艺的教育；大学不源于敬，就无法开发聪明、进修德业而达到明德、新民的功效。敬，是圣学之所以能善始善终的原因。有内敬，即专一而不旁骛；有外敬，即整齐严肃。有静时的敬，即戒慎于不睹之处、恐惧于不闻之时；有动时的敬，即喜怒哀乐发出来都符合节度。有一日的敬，即终日勤勉、傍晚警惕如此；有一息的敬，即吃饭之间，不违背仁德。有整体的敬，即钦明恭己圣敬，日益光明敬止；有对万物的敬，即手容恭敬、足容稳重，非礼勿视听、非礼勿言动。所以容貌有善的未必是敬，但没有敬而不善的。”他论“理财”说：“管子富国的方法，大抵是垄断山泽的利益、掌握轻重之权在上而不在下，使富商大贾无法牟利；桑弘羊、孔仅之流效法其意，作为均输、平准的方法，而不知道顺应变化是可以的。管子，是霸道；可

译这种政策施行于一国，却无法推行于天下；如果有利于我国，即使邻国受害也不顾惜。但治理天下则不是这样。这里有余，那里不足；不足的地方，也是王者的土地。这里享受利益，那里承受弊端；承受弊端的人，也是王者的百姓。所以桑弘羊、孔光在汉代使用这种政策导致国力耗损，王安石、吕惠卿在宋代使用这种政策导致国家灭亡。他评论申不害、韩非时说：“申不害、韩非的刑名学说，‘刑’是‘形’的意思，其法则在于审察核实名实是否相符。所以说：‘不知道事物的名称，就重新考察它的实际形态；名实参验相同，就使用它所产生的功效。’又说：‘君主掌握名分，臣下效验实际；名实参验相同，上下就能和谐协调’：这大概说的就是‘循名责实’。现在直接把它理解为刑法的‘刑’，就错了。”他所著的书，除了《圣学入门》之外，还有《蔚村讲规》、《社学事宜》、《开江筑围书》、《菊窗随笔》、《荒政全书》；如今都已失传。

译——见原书卷二十八（名儒）页一上方。

高世泰（附高愈、顾枢、刘洸、吴慎、施璜、汪燧、张世夏、严瑴）

高先生世泰，字汇旃，是无锡人；他是忠宪公高攀龙的侄子。

年轻时侍奉忠宪公在讲席旁听讲，笃守家族学术传统。晚年以继承东林先贤的遗志为己任，在梁溪修缮了道南祠、丽泽堂，与高紫超等人在一起讲习学问。祁州的刁包先生往返两地讨论学问，两人尤为心意相通；当时学者有“南梁北祁”的称号。孝感的熊文端出自高先生门下，仪封的张清恪、平湖的陆清献也常常参加东林的讲会。歙县人汪学圣，所学习的学问接近禅宗；他来到东林后，于是大悟以前学问的过失。他的同乡吴慎、施璜、汪燧、知默、陈二曲、胡、江佑、朱宏等人当时正在紫阳书院讲习朱子之学，因为汪学圣来东林问学，志向相投；于是撰写了《紫阳通志录》。

紫超名愈，是忠宪公哥哥的孙子。十岁时，阅读忠宪公的遗著，就知道向往学问；成年后，补为诸生，每天诵读遗留的经典以及先儒的语录。言行谨慎，立身处世艰苦。曾说道：“士人追求自立，应当从不忘身处沟壑的境地开始。”侍奉父母孝顺。父亲晋侯，嗜好饮酒，吃饭时必定准备好酒肉才出来，去别人家饮酒；每次派遣童仆前往等候，而自己则屏退站立在路旁，等到父亲与主人告别，就快步上前搀扶他回家：这成了常例。先后遭遇父母丧事，不饮酒、不吃肉，不在内室睡觉。两位兄长都先去世，抚育他们的孤儿，为他们安排婚嫁。

晚年，更加穷困；曾经七天只喝稀粥，当时正带着儿子登上城墙眺望，神情充实而快乐。张清恪巡抚苏州时，邀请他主持东林书院的讲会；他因病推辞。官府馈赠人参，不接受。平时身体安适、气息平和，即使是子弟也不曾呵斥。整天端坐，不打哈欠；盛夏酷暑，不赤身露体；与人一起吃饭，不越过食器去夹菜。有愤怒争执的人，来到他面前就感到羞愧后悔。县里的人喜欢用道学互相诋毁；唯独对于先生，大家都说：“这是君子啊。”去世时享年七十八岁。

生平对于接受与给予的界限最为严格；七十岁时，门人弟子制作帽子为他祝寿，仍然推辞。顾栋高曾经跟随先生学习，讲解经书娓娓道来不知疲倦。所撰写的《朱子小学注》；乾隆年间，尹学使会一以《小学》取士，颁布施行这本书。又著有《周易偶存》、《春秋经传日抄》、《春秋类》、《春秋疑义》、《仪礼丧服或问》、《周礼疏义》等书。东林是高忠宪、顾端文两位先生讲学的地方，得到各位先生恪守遗留的规矩，他们的言论更加不在世间泯灭。

同县的顾枢字所止，又字庸庵；是端文公顾宪成的孙子。明朝天启年间，考中举人。

年轻时跟随忠宪公学习朱子之学；进入清朝后，隐藏形迹，不进入城市、不参加讲会，只是内心体悟、身体力行而已。通晓“五经”，尤其精通《周易》、《尚书》。晚年撰写《易稿》，折衷调和最为恰当。曾说：“我的祖父对于《易》最精通，唯独没有著作；小子可以随意穿凿附会吗？”对于明代儒者，信服薛瑄、胡居仁，而认为“陈献章、王阳明不免有偏差失误”。又说：“端文公主张‘无欲’，忠宪公主张‘格物’，都直接承接宋代儒者。”他的议论纯正可知了。

同时山阴刘念台先生的儿子刘洸，字伯绳；也以清廉耿介、勤奋力学著称。当念台先生在家讲学时，各位弟子听闻教诲未能通达，大多私下向伯绳请教；伯绳随机开导譬喻，听闻的人无不豁然开朗。等到先生为国难而死，明朝唐王、鲁王都派遣使者祭祀，并且荫庇他做官；伯绳都推辞说：“父亲去世，怎敢因此谋取利益！”安葬后，闭门断绝人事往来。撰写《礼经考次》一书，以完成父亲的遗业。官府有时邀请相见，即使是世交故旧，也严厉拒绝。副使王尔禄，原是念台门下的学生；用三百两银子请求刊刻先生遗著，不接受。对使者说：“希望替我推辞。大夫出处不同，不要勉强！”居住在蕺山小楼二十年，所交往的只有史子虚、恽仲升等几个人罢了。有人劝他举办讲会，不答应。临终前，告诫儿子说：“你们安心贫贱读书，终身遵守《人谱》就足够了”（《人谱》是念台所著的书）！所睡的床榻，借自祁家；病重时，勉强起身更换，说：“我怎能在祁家的床榻上断气！”门人私下谥号为贞孝先生。

吴慎字徽仲，是歙县诸生。对于书籍没有不读的，而尤其尽心于宋代五子之书。著书三十多种；流传于世的，有《周易粹言》、《大学中庸章句翼》。论学以“敬”为主，自号“敬庵”。起初游历梁溪时，东林书院尚且恪守忠宪公的家法。徽仲与同州人施虹玉、无锡张秋绍等人一同在高汇旃先生门下受业；春秋两季释奠礼结束后，升堂开讲，威仪井然有序，看见的人无不收敛神色倾听。不久回到歙县，在紫阳、还古两书院会讲；受到感发兴起的人很多。

施虹玉名璜，是休宁人。年轻时参加郡试，看见乡先生讲学于紫阳书院，惊惧地说：“学者应当像这样啊！”于是放弃科举学业，发愤自力于亲身践行。每次会讲，提前一天斋戒住宿，务必设立诚心以感动人、教导学者，以九容修养外表、以九思修养内心。不久游历梁

译谿，侍奉高先生；将要回去时，与高先生约定在某年某月某日前往听讲。到了约定的日期，高先生摆设床榻等待。有人说：“千里之外的约定，能一定守信吗？”高先生说：“施生，是笃实行道的君子。如果不守信，我不再与天下的士人交往了！”话还没说完，虹玉带着他的儿子，背着行囊就到了。著有《思诚录》、《小学近思录发明》，在世间流传。

译汪燧，字文仪，居住在徽州金城里。十六岁时，就亲手抄录前代儒者的著作，早晚阅读反省。成年后，笃实地身体力行，一言一行必定遵循既定的法度。他著述很多，都以程朱理学为宗；其中《读易质疑》一书，尤其受到当时人们的推崇。去世时享年七十四岁。

张夏，字秋绍，无锡人。隐居在菰川之上，孝顺友爱，勤奋力学。起初在马文肃公马世奇的门下求学，后来进入东林书院。他的治学方法，先读经书，后读史书，博览群书且记忆力强；但最终归结于自我修养。高攀龙先生去世后，大家推举秋绍主持讲席。汤文正公巡抚江苏时，与秋绍讨论学问，认为他正确；邀请他到苏州学宫讲授《孝经》和《小学》，他退下来后撰写了《孝经解义》、《小学瀹注》以及《洛闽源流录》。享年八十多岁，去世。

另外，严先生名瑴，字佩之，号生轩；也是无锡人。家境贫寒，隐居不出。本性孝顺友爱，笃实好学且崇尚古法；经史百家没有不研究的，尤其潜心于《易经》和《春秋》。曾经教导他的弟弟严榖说：“读书是为了明白大道。我自从得到高攀龙先生的遗书，所学才有归宿。”后来与志同道合的人在东林书院讲论大道，高君汇旃推举他担任主席。重修了道南祠，编纂了《忠宪年谱》、《高子节要》、《东林书院志》等书。学政仰慕他的名声，赠送匾额题为“力扶正学”；但他始终没有去拜谢。著有《生轩易说》、《易同》、《春秋论》、《春秋集说》、《尚书讲义》、《四书讲义》、《生轩存稿》。以平民身份终老。

——见原书卷二十八（名儒）下。

沈国模（附史孝咸、管宗圣、王当、邵曾可、邵廷采、王朝式

明代余姚王文成公讲授“致良知”的学问，弟子遍布天下；后来有人不遵循老师的学说，在世上受到诋毁议论。而同乡传承其学说的，推崇徐曰仁（爱）、钱绪山（德洪）、洪湖今（山瀚）、闻人邦（正诠）；再传一代则得到了沈先生国模。

国模字求如，是余姚的生员。年少时以阐明大道为己任；曾经跟随蕺山刘宗周在证人会讲学归来，开辟姚江书院，与史子虚、管霞标等人申明“良知”的学说。他的学问，有人认为是接近禅宗；但他的言行敦厚纯洁，显然不欺骗自己的志向，所以被推崇为纯儒。明朝灭亡。听说刘宗周绝食而死，他痛哭失声。此后讲学更加勤奋。

起初，山阴祁忠敏公祁彪佳与先生交好。忠敏公以御史身份出巡江东，一天杖杀了几个大恶人；恰逢先生到来，他高兴地把这事告诉先生。先生指着祁彪佳说：“世培！你也曾听说过曾子说的‘哀矜勿喜’吗？”忠敏公后来曾对人说：“我每次审理囚犯，必定想起求如；担心仓促间喜怒失当。”顺治十三年去世，享年八十二岁。

子虚，名孝咸，余姚人；在求如先生之后主持姚江书院。曾说：“空谈容易，面对现实困难；在‘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这三句话上精细考察并努力践行，大概差不多了吧！”家境贫寒，每天只吃一顿粥，淡泊安然；醇正纯洁的人士多归附他。去世时享年七十八岁；是顺治十六年。

管霞标，名宗圣；也是余姚人。为人孝顺友爱、忠诚刚直，意志坚强且能自我克制。言行必定以礼为标准，乡人受其感化。孙少保孙矿起初与霞标有文字之交，后来跟随他讲授圣学；感慨叹息说：“以前嗜好读《左传》、《国语》、秦汉百家的书，先生为我洗尽这些习气了。”（孙矿，世人所称的月峰先生。）

自从沈、史二人去世后，书院停止讲学将近十年；而县里人韩仁父继承了这个事业。

仁父名当，是求如的弟子。他的学问兼综各家儒者，以名教经世致用，兢兢业业地辨析儒佛之别。生活贫困，从未向人借贷。每次谈论立身之道，必定从“节省用度”开始。拿出陆梭山的《居家制用篇》传授给学者，说：“能仿效这个，也自然够用，何必再向外追求呢！”临上讲席前，必定默坐良久，才开始说话。听的人往往内心惭愧汗流浃背，退下来互相说：“自从跟随韩先生学习，不知不觉觉得自己失去了自我！”

当时还有邵曾可，字子唯。本性孝顺友爱、和乐平易。年少时颇喜好书画；一天，读《孟子》读到“伯夷，圣之清者也”，于是豁然放下。姚江书院建立时，人们颇有些迂腐地嘲笑他；子唯严厉地说：“不这样做，就虚度此生！”于是前往求学。同辈请教学业的人多辩论质疑，子唯只是整夜沉默不语。起初以“主敬”为学问，后来专门提倡“致知”。侍奉老师子虚非常谨慎，早晨跑十几里路，在床下叩问病情，不吃东西就返回；一个多月后自己也病了。同人推崇他的诚恳笃实。去世时享年五十一岁。

子唯生了贞显，字鹤间；鹤间生了廷采，字允斯，又字念鲁，学者称念鲁先生。九岁时读史书，就执笔为徐达、常遇春作传。有法祖从外面回来，偶然举出宋儒的话告诉念鲁；念鲁兴奋地说：“那个人在哪里？希望能侍奉他！”祖父认为他有志向，就为他准备衣冠送他去姚江书院。这时求如先生八十岁了，每年必定一两次到书院为诸生设讲；念鲁站在台阶下听了很久，拿着书请教说：“孩童不学习，不担心尧舜不思考，不努力一样吗？”求如叹息说

译“年轻人懂得‘良知’了。能够以恭敬之心践行恕道，我还能再要求什么呢！”从此，跟随韩孔当先生学习。起初阅读《传习录》，没有收获；后来阅读刘念台先生的《人谱》，说：“好啊！我知道学习王阳明学问的起步之处了。”二十岁时，成为县学的生员，以写科举应试的文章为耻。在家就研读古书；出门就穿着古代服饰走在集市上，从未东张西望。守丧期间，不做佛教法事；营建坟墓，一定真诚守信，痛哭一场以尽哀思。

译当时，书院的各位先生相继去世，邵念鲁抱着遗书在荒江斥海的岸边，坚守老师的学说而不改变。然而贫困无法维持生计，他前往嘉兴，教儿童读书以自给。住了几年，施博在放鹤洲与他讨论学问，念鲁说：“天泉四言中阳明‘本无极’的说法，是儒学；龙溪浸淫于‘无生’的宗旨，是佛学。不能用彼方的错误来指责此方！”施博恭敬地拜谢说：“我老了；只有您崇尚正统学问，请珍重自己！”蠡吾的李刚主写信讨论明儒的异同；念鲁回答说：“‘致良知’，以诚意为主。阳明之后，我愿意学习蕺山。”他的自信就是这样。起初，宛平的孙侍郎承泽、孝感的熊相国赐履先后以排斥王阳明学派为己任，朝廷和民间的士人纷纷附和；念鲁说：“这不足以与他们辩驳，关键在于切实实行罢了。”他曾跟随同县黄宗义先生请教“干凿度算法”，向会稽董瑒先生学习“阵图”，向保定王先生正中学“西历”。

施琅将军征讨台湾，在西湖遇到念鲁，纵论沿海要害；施琅认为他奇特，邀请他一同前往，他没有去。偶尔游历镇江，与梁总兵化凤讲解击刺的方法；一个月就全部掌握。到淮安，向防河的士兵询问“黄河与淮河分离汇合的情况”。向北探访黄河故道，向西走到潼关，感叹说：“土地还是古代耕种的地方；而水利却丧失了，怎么办呢！”恰逢同乡人修复姚江书院，用礼币聘请他。前一天，告诫众人；第二天早晨，各位弟子和地方官吏都到了，按照礼节向先贤释菜。出来就登上讲堂，面南而坐；童子唱诗完毕，讲解《易经》艮卦，听的人肃然起敬。父老都高兴，说：“几十年了，今天才见到这样的情景！”

不久游历京师，商丘宋至、鄞县万经想招他进入一统志馆；念鲁推辞说：“老了！”于是回家。康熙五十年去世，享年六十四岁。先生相貌丰满，目光有神；穿着苎麻袍布鞋，门庭洁净如洗。在家必定正坐；酒酣时谈论忠孝之事，人人感动。平生对三党（父党、母党、妻党）情谊深厚，赡养老姑；终身，在陶家堰设馆教学。当时邻居妇女低声议论从门内传出，听说邵先生经过，就停止；一年就改变了。在乡里行走，童子在路上遇到他，必定拱手站立。然而世俗之人只是表面上尊敬他，而认为先生迂腐，没有人肯传承他的学问。既然厌倦游历，没有遇到知己；私下想到师友的渊源，担心随着自己去世而断绝，于是想通过著述来表现自己。认为阳明扶持世道教化，作《王子传》；蕺山功业在于谨慎，忠诚清廉坚苦，作《刘子传》；王学盛行，务必使其符合规范，作《王门弟子传》；金铉、祁彪佳、黄宗羲、张兆鳌等奉行教导坚守师说，作《刘门弟子传》。又作《宋明遗民所知传》、《姚江书院传》以及倪文正、施忠愍等人的传记。门人刻印他的遗文，为《思复堂集》二十卷；又有《姚江书院志略》共四卷。

王朝式字金如，山阴人；也是求如的弟子。曾加入证人社。念台先生主张诚意，金如坚守“致知”；说：“学问不从良知入手，必定有诚意所不该诚的弊病。”念台称赞他“志向宏大而骨力坚定，所成就不可限量”。

崇祯末年，浙江中部大饥荒，金如倡导赈济粮食，救活很多人。当时天下大乱，打算走遍四方寻求奇杰之士谋划治安战守策略；没有实现。顺治初年去世，享年三十八岁。

——见原书卷二十八（名儒）页二上

刁包（附子再濂、王余佑、张三）

先生名包，字蒙吉，晚年号用六居士；直隶祁州人。父亲克俊，乐善好施；学者称贞惠先生。

先生生来聪慧异常，崇尚质朴的行为。二十五岁，考中明天启丁卯年乡试；以古文闻名于京城附近。再次参加礼部考试没有中第，于是放弃科举事业，努力以振兴文风为己任；在城角开辟土地建斋室叫“潜室”、亭子叫“肥遯”。每天闭门在其中读书，不分寒暑，学者尊崇他；拿着经书求教的人踏满门外。

甲申国变，在居住的顺积楼设立庄烈愍皇帝的牌位；穿斩衰服，早晚哭祭如同礼节。伪朝命令催促，先生以死拒绝，几乎遭遇祸难；恰逢贼寇败退，得以解脱。进入清朝，于是不再做官；每天取“四子”、“五经”以及宋、元以来诸儒的书反复探究，积累二十年不疲倦。他的学问以谨言慎行为要旨，以程、朱为宗旨。曾说“君子守身的道理有三：言语不随便、取与不随便、出处不随便”。尤其喜爱梁溪高忠宪的书；说：“不读这本书，几乎虚度一生！”于是设置牌位供奉他，如同侍奉贞惠先生一样。偶尔有过失，必定展拜悔谢说：“我不肖，非常愧对父亲和老师；不能做儿子、不能做人！”他勇于自我克制就是这样。在此之前，贞惠先生去世，三天滴水不进；母亲哭劝慰他，才勉强吃下一溢米，须发全白。拄着拐杖才起来，丧祭完全依据《礼经》。安葬后，住在中庭屋檐下，三年不饮酒、不吃肉，不进内室。每月初一十五、忌日，悲号感动路人。六十七岁，因居母丧毁损身体，导致不起；将死时，整理衣冠坐起，命令告辞贞惠及忠宪牌位。问家事，不回答；缓缓说

译：“我胸中没有任何牵挂，可以走了！”于是闭上了眼睛。学生们私下追赠他谥号为文孝先生。

译先生平生木讷，似乎不善言辞；但遇到关乎大义的事情，便神色庄重地谈论，上下的人都侧耳倾听。州里有重大事务无法决断时，必定等待先生一句话来定夺。明朝末年流寇侵犯州城，先生不惜毁掉家产来号召众人，发誓坚守城池；城池得以保全未被攻破。当时有两个太监主管军事，侦察兵报告说贼军气势嚣张；两个太监认为他迷惑人心，要将他斩首。先生厉声说道：“如果要杀他，请先杀我包某！”于是作罢。两个太监互相说：“假如让他做官，他难道不会成为杨涟、左光斗那样的人吗！”贼军离去后，流民遍布道路，先生搭建房屋聚集供养他们；生病的给予医药，保全救活的尤其多。有七十多位山东的难妇，先生挑选老成的家人护送她们回家。临行时，先生行八拜大礼以郑重托付，家人们都感动哭泣，竭尽全力护卫护送；历经六个府，全部将她们送回家中。先生对老朋友非常笃厚，信守承诺不随便。他与东林诸君子以及魏尚书环极是神交，各自把所得的学问互相印证。孙夏峰征君迁居苏门，路过祁州，先生在家留他讲学三个月。每天早晨，起来诵读《易经》一遍，便放下重帘静坐；这是他的常态。所著《易酌》十二卷、《四书翼注》十六卷、《斯文正统》十二卷、《辨道录》八卷、《潜室劄记》二卷、《用六集》十二卷。先生去世后，无锡学者在道南祠祭祀他。

儿子再濂，字静之。自从成为生员，就放弃科举学业，跟随父亲的朋友五公山人王余佑以及颜习斋（元）交游。亲手抄录父亲的遗书，又用来向四方学者请教。平湖陆清献公曾经给静之写信，请求借阅抄录《用六集》、《斯文正统》、《辨道录》等书。静之年过六十，又亲手抄录交给儿子们；并且告诫他们说：“从前蔚州魏公持节巡视京畿，我因为是故人的儿子独自受到厚待；邻县的人于是带着重金来请求拜师，我掩耳逃跑，好像污秽沾到身上一样。你们日后如果登上仕途，如果凭借官职使家庭富裕，我生前不接受你们的奉养、死后不享受你们的祭祀。只有先父未刻印的遗书尚有一百多万字，一定要约束自身并依次刊布它们”。后来，二儿子承祖考中康熙乙未年进士，累官至江西布政使；果然将各种遗书全部刻印流传于世。

五公山人，字介祺；是保定新城人。父亲延善，是县里的生员。崇尚气节义气；在明朝末年，散尽万金家产结交宾客。有三个儿子：长子余恪、三子余严；山人是次子，过继给伯父建善。他在鲁山做县令，恰逢闯贼攻陷京师，山人从鲁山回来，父亲率领三个儿子与雄县马鲁建立义旗，传檄讨伐贼军。当时容城孙征君奇逢也起兵，共同收复雄县、新城、容城三县，斩杀了他们的伪官。不久，贼军战败，大清军队进入；山人的父亲被仇家陷害，被押解赴京。三个儿子要跟随，余恪认为山人是伯父的后嗣不能死，指挥余严制定复仇计划，于是独自赴难；父子死在燕市。余严回来，率领壮士闯入仇家，杀光他们老幼三十口人无一幸存。官府追捕非常紧急，恰逢上级官员有知道他是冤屈的，极力为他解脱；于是得以免罪。于是山人奉鲁山公隐居在易州的五公山。

年少时立志修行，曾经拜孙征君为师，学习兵法。国变之后，又跟随征君讲习性命之学；隐居教授，不求显达。士大夫往往搭建讲堂、准备安车和礼金迎接，受业跟随学习的多达数百人。山人负有文武之才，教导人们忠孝，崇尚实学。曾经汇集古人经世济用的事迹为《居诸编》十卷、《八阵图》一卷、《万胜车图说》一卷、《兵民经略图》一卷；又有《涌幢草》三十卷、《文集》三十二卷。王崑绳、李刚主阅读他的遗书，直到抚着书卷叹息说：“这是诸葛武乡一流的人物啊！”去世时享年七十，学者私谥为文节先生。山人与刁蒙吉先生是石交；静之在他门下游学时间最长（详情见尹少宰《北学编》）。

同时有磁州张先生，名溍，字尚若。十二岁时，成为生员。顺治己丑年进士，壬辰年选为庶吉士；与汤文正公互相砥砺做圣贤之学。性情极其孝顺；听说母亲生病，就请求辞官回家奉养，亲自侍奉汤药，母亲的病于是痊愈。后来接连遭遇父母丧事，悲痛过度瘦骨嶙峋，丧葬都符合礼制。守孝期满赴任补缺，恰逢有翰林院官员外调的命令，同僚们感到错愕。先生怡然回家，闭门读书，穷究身心、性命之理；汇集古人的格言善行，来勉励子弟。在家居住二十年，不随意交游；只与孙征君往来论辩没有虚度一天。曾经说：“真正的学问在于行为道义；如果知道却不去实行，就如同不知道一样”。又说：“除了忠孝伦常之外，别无道学”。他的所得可以知道了。享年五十八，去世。著有《澹宁集》十卷。

——见原书卷二十八（名儒）页三上

谢文洊（附宋之盛、甘京、张慥、黄采、黄熙）

谢先生文洊，字秋水，号约斋；是江西南丰人。出生在明朝末年，看见天下正乱，慷慨地有出世之志。于是放弃生员身份，进入广昌的香山，阅读佛书。一天中午静坐，忽然像鸟飞出笼子，遨游在太虚之中；从此神气洒脱，不同于平常。读了龙溪王氏的书，信服他；又读王阳明的书，自信更加坚定。于是与同乡李萼林、邵睿明讲习阳明之学，会于

译新城有神童峰。有一位叫王圣瑞的人，极力抨击阳明先生；与阳明先生争辩了好几天，被阳明先生的学说所打动。他拿来罗整庵的《困知记》阅读，从此一心信奉程朱理学。他在城西开辟程山学舍，将厅堂命名为“尊洛”。他撰写了《大学中庸切己录》以及《讲议》数十篇，阐发张载“主敬”的宗旨；他认为：“做学问的关键，‘敬畏天命’一句话就概括尽了。圣人一生战战兢兢、警惕戒惧，说‘审视上天的光明命令’，说‘上帝监视着你，不要有二心’，说‘上天光明，君王出游’：这些都是敬畏天命的心法。求学的人应当经常提起这句话，眼睛只看这个，耳朵只听这个，稍微有一点私心杂念，就应当痛悔，迅速自我洗涤，以免触怒上天；久而久之，人的私欲净尽，与天道上下同流，乐于天命的境界就可以达到了。”当时宁都易堂九子、星子髻山七子的成员都以文章和气节闻名天下，而先生独自反省自身、暗中修养，务求自我领悟。他的《程山十则》，也以亲身实践为主。髻山的宋之盛前来拜访，程山于是邀请易堂的魏禧、彭任聚会讲学十多天；于是各位都推崇谦让程山，认为他笃行实践、识得道的根本。同县的甘京字健斋，与先生是朋友；后来被先生的真诚所信服，于是拜先生为师。

译康熙二十年，先生生病，自己撰写了墓志铭；去世时，享年六十七岁。他所著述的还有《初学先言》、《大臣法则》、《左传济变录》、《诗文集》等书。

宋之盛，字未有，是星子人。他年少时父亲去世，侍奉两位兄长如同父亲一般。崇祯己卯年，他在乡试中中举；参加礼部会试，没有考中。回家后，他在髻山结庐居住，双脚不再踏入城市，以讲学为责任。他的学问以“明道”为宗旨，以“识仁”为关键；对于佛、道两家精微深奥的旨意，都能剖析其中的异同，不像世俗那些排斥异端的人舍弃精微之处而只攻击粗浅部分。他与谢约斋交情最为深厚。晚年研读胡敬斋的《居业录》，持守恭敬的功夫更加严密。戊申年五月，去世。

同县有个叫查小苏的人，也放弃了生员的身份，隐居山中不出门；活到九十岁才去世。

甘京，字健斋，是南丰人。起初是生员，后来放弃了科举事业；与同县的封浚、曾曰都一起拜谢约斋为师。正值县里遭遇荒乱，他特别请求免除荒年赋税、减免赋税、赈济饥荒、平定寇乱，乡人依赖他。封浚、曾曰都都凭借学问品行被乡里敬重效法。

章慥，字仲实，是南城人。明朝的生员；隐居在华子冈，浇灌菜园供养母亲。他与程山讨论学问，像磁石吸铁、铁针投芥一样契合；程山常常对他心悦诚服。他喜欢读史书，评论精当审慎，阐发前人未曾阐发的观点。著有《二十一史童观集》、《阅史偶谈》若干卷；魏叔子称赞他发掘精微、阐明幽深，对后学大有功劳。

黄采，字亮工，是南城人。幼年时，祖父用《小学》、《近思录》以及圣贤事迹教导他，他总是欣然听受。稍大一些，言行举止不随便；拜程山为师，专心致志，努力学习。侍奉父母极其孝顺。继母周氏得了狂易病，他扶持照顾三十多年始终如一；等到继母去世，亮工已经年迈，仍然悲痛尽礼。在家中，他用《小学》、《家礼》倡导引导后辈，风俗因此大为改变。他与弟弟黄暾以学问道德互相劝勉。著有《圣图愿学录》、《圣学汇编》。去世时享年八十四岁。儿子黄湘，是丙午年的举人；担任信丰县教谕。去世后，信丰人建祠祭祀他。

黄熙，字维缉，是谢约斋的同县人。顺治年间考中进士，担任临川县教谕；请求回家奉养父母。为父亲守丧，悲哀感动路人，吃素食三年。母亲去世尚未安葬，邻居不慎失火，火势蔓延即将烧到；维缉抚摸着棺材痛哭，愿意身体与棺木一同化为灰烬，不久风向转变，火熄灭了。谢约斋对同时代的人很少认可，唯独引荐黄熙为入室弟子。

——见原书卷二十八（名儒）页三下

沈昀（附姚宏任）

沈先生，字甸华，后来改名昀，字朗思；是浙江仁和人。十六岁时，受到黎学使黎元宽的赏识。当时山阴的刘忠正公在蕺山讲学，先生渡江前往听讲，而应潜斋先生与之唱和。

甲申年发生变故，他放弃了生员身份，刻苦自我勉励。他的学问以“诚敬”为宗旨，以“切合实用”为主；而极力排斥佛、道两家，说：“其中精微的部分依附于儒家，其中异端的部分不能容许存在一天。”听说四方士人中有贤者，就写下他们的姓名，希望能见上一面；然而不肯随意交往。在取舍方面尤其耿介；靠教书自给自足，三十天吃九顿饭成为常态。曾经断粮几天，采摘台阶前的马兰草吃。有人听说后送来几斗米，他不接受；坚决请求赠送，就坚决推辞。当时先生非常饥饿，辗转推辞更加困顿，于是倒在地上；那人惊慌害怕地离开了。过了很久才苏醒，笑着说：“他的心意确实令人感动，然而正好让老夫陷入困境。”曾经去祭扫蕺山墓，徒步往返西陵。乡里的子弟熟知先生清高的节操，也有好事者谋划接济粮食、肉类，最终不敢上前；因为先生必定不会接受。应潜斋感叹说：“生平在辞让接受这一节上，自认为不随便；然而与沈先生相比，还感到惭愧！”因为末世丧礼不被讲究，他编撰了《士丧礼说》；汇集先儒的议论，确定可行的部分传授给弟子陆寅。又编撰了《四子略》、《五子要言》、《家法论》、《升降编》、《言行录》、《居求编》，都是纯粹儒者的言论。蕺山先生去世后，弟子们争夺其宗旨，各有繁杂的言论；先生说：“道在于亲身实行；只空谈口说，不是先师对我们期望的。”病重时，门人问：“夫子今天感觉如何？”先生说：“心中没有一物，只知道‘诚敬’罢了。”去世时，享年六十三岁；没有东西为他入殓。应潜斋料理他的丧事，不知该怎么办，哭泣不吃东西；有人问他，就说：“我不敢轻易接受别人的赙赠来玷污先生！”应潜斋的弟子姚敬恒快步上前问：“像我这样的人，可以为先生入殓吗？”应潜斋说：“你品行笃实，沈先生一向赞许；大概可以吧。”于是姚生便为先生入殓，将他安葬在湖边。有两个儿子：毅中、纯中，都继承了家学。

姚敬恒，名宏任，是钱塘人。年少时父亲去世；母亲是贤良的妇女。敬恒不参加科举，隐居在市井中。他的母亲偶然看见敬恒卖丝，银子成色低劣；非常生气，说：“你也做这种恶行吗？”敬恒长跪谢罪，愿意改行。于是拜应先生为师，每天诵读《大学》一遍，一言一行都信奉老师的学说。做事，一定归于忠厚。应潜斋不轻易接受别人的东西，只有敬恒的馈赠不推辞；说：“我知道这不是不义之财。”然而敬恒不敢多带东西，每次在应潜斋缺乏时送去；终身不厌倦。应潜斋去世后，敬恒执

译治丧遵循古代师徒的礼仪。姚江的黄晦木先生，对别人很少表示满意；唯独赞许敬恒说：“这是《独行传》中的人物啊！”

译晚年，因无罪而被囚禁。宪台使者巡视监狱，敬恒正在朗诵《大学》；使者对此感到诧异，进入他的房间，案桌上都是程颐、朱熹的著作。与他坐下交谈，大为惊奇；当天就释放了他。然而敬恒最终因贫困而死。他一生只注重亲身实践，不著书立说；因此很少有人了解他。

——见原书卷二十八（名儒）页四上部。

应撝谦（附凌嘉印、沈士则秦云爽）

潜斋先生姓应，名撝谦，字嗣寅；是仁和县人。父亲尚伦，是已故的孝子。

先生生来手上有纹路呈八卦形状，左耳有重轮，右眼有重瞳。年少时就把弘扬道义作为自己的责任，与志同道合的虞畯民、张伏生、蒋与恒结成“狷社”，取意有所不为。后来结交沈朗思，尤其称颂为莫逆之交。母亲生病，他侍奉勤勉数年；母亲怜惜他说：“我为你娶妻来帮助你！”先生始终不肯进入私室。母亲去世守丧期满，才举行婚礼。对于遗留的经典，都身体力行地实践，终身没有疾言厉色的时候。每当疲倦休息时，就端正坐着闭目养神；醒来时则悠闲地散步。所住的房屋仅能遮风挡雨，箪瓢常常空着，却安然自若。一天，看见梁上的白蛇掉在地上；说：“这是战争的征兆。”奉养双亲逃到山中。遭遇战乱后，自认为是前朝的读书人，断绝了进取的念头；更加尽力著书。

康熙戊午年，阁学李天馥、项景襄以博学鸿儒推荐他；先生抬着床向官府禀告说：“我不是不敢推辞聘请，实在是生病不能行走罢了。”有人举出泰山孙明复曾经跟随石介请求成为丞相贤臣的例子，说“不必坚决推辞推荐”；先生说：“我不能用我的不可行去学习孙明复的可行。”于是被免除征召。范忠贞公承谟继任浙江巡抚，又想推荐他；先生就自称废疾。海宁知县许酉山邀请他担任主讲，两次登门拜访；不见。随后说：“这不是君子中庸之道”；乘小船去拜见。许知县大喜说：“应先生答应我了吗？”先生犹豫回答说：“您学习道义，只要致力于爱人就够了。那些口头说教的人，正好足以助长虚浮之气。”许知县沉默不悦。出来后，先生解开缆绳快速离去；说：“您喜欢多事，必定会有束帛相赠；拒绝他会增加他的恼怒，接受则内心不安。”杭州知府嵇宗孟多次登门拜访，想赠送礼物，犹豫不决没有结果；等到看到先生写的《旡閟先生传》，就不敢再提了。后来因为修志局邀请，先生推辞；就请求在郡斋住几天以便请教，先生只是去拜见了一次而已。同乡姜御史图南视察盐务回来，对故旧都有馈赠；曾经两次送给先生，不接受。偶然在路上遇到，正值酷暑，先生穿着木棉衣，憔悴徘徊；御史回来，扔给他两匹越葛说：“深知先生不接受别人的丝粟；但这微薄的东西，不是从盗泉来的。”先生谢绝对他说：“箱子里还有细葛布；昨天偶然受寒，想让它出汗罢了。”最终退还了。

先生坐卧在小楼中，一张几案一张床榻；除了书册，没有多余的东西。弟子很多，因此以楼上、楼下区分等级，如同马融的例子。乡里有一个年轻人酗酒，突然敲门请求听讲；先生答应了他。住了三天，受不了拘束痛苦离开，依旧酗酒如故。偶然喝醉，拿着刀想打人，喧闹不止没人能阻止；忽然有人说：“应先生来了！”那人非常惊慌，扔掉刀垂下手，汗流浃背。先生抚摸他说：“一时的愤怒，何必到这种地步！为什么不回去呢！”那人低头谢罪离开。

先生卒于康熙二十六年，享年六十九岁。病重时，还在亲手编撰《周忠毅公传》，没有完成就去世了。平生不喜欢陆九渊、王阳明的学问；他论性、论太极，与程颐、朱熹也不完全相同。比如论《易》，说“孔子得到《易》的乾，老子得到《易》的坤”。又说“伏羲的《易》乾在上，以天为主；得到与否有命运，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这是先天之事。后天的《易》由文王所作，离在上，以心为主；夭寿不二，修身以等待它，变凶为吉，所以确立命运”。因此所著的《周易集解》，都是独具心得的言论。其他如《诗传翼》、《书传拾遗》、《春秋传考》、《礼乐汇编》、《古乐书》、《论孟拾遗》、《学庸本义》、《孝经辨定》、《幼学蒙养编》、《朱子集要》、《潜斋集》等十多种，各有精义。又撰写《教养全书》四十一卷，分选举、学校、职官、田賦、水利、国计、漕运、治河、師役、盐法十《考略》，仿照《文献通考》的体例；而明代事实尤其详细。又有《性理大中》二十八卷，其中《论次阳明言行》一卷附在后面；平湖陆清献公为之作序，说“应当单独成为一本书，不应当附在《性理》后面；因此表彰并拿出它，称为《王学考》”。清献曾经两次在武林会见先生，讨论学术源流非常契合；先生也命令两个儿子到西湖寓所拜访清献。他去世时，清献用文章祭奠；大致说“先生高风峻节，可比许由、陶潜。然而许由虽然高洁，文采没有听闻；陶潜的文采显著了，但沉溺于酒，不可以作为训诫。只有先生博览群书、淡泊宁静，许由所没有的，先生有；陶潜的

译所有的，先生都没有：因为他的见识高远超脱古今。先生去世后，河阳赵士麟、仪封张伯行刻印他的遗集流传于世。门人凌嘉印字文衡、沈士则可以字志可、姚宏任字敬恒，能够传承他的学问。

译□□□有一位秦定叟先生，名云爽，字开地；他撰写了《紫阳大旨》八卷，专门为了纠正阳明先生晚年定论中的错误而作。该书分为八个门类：曰“朱子初学”、曰“论已发未发”、曰“论涵养本源”、曰“论居敬穷理”、曰“论致知格物”、曰“论性”、曰“论心”、曰“论太极”；同时也偶尔记载阳明先生的言论，以便相互印证。

——见原书卷二十八（名儒）页四下半。

胡承诺（附陈大章、刘梦鹏）

胡先生承诺，字君信，号石庄；是湖北天门人。明朝崇祯末年，他在乡试中中举。进入清朝后，隐居不出仕。他卧居在天门、巾柘之间，终年诵读，书籍没有不涉猎的；但他深深隐藏自己的才华，足不出户。他生平没有讲学的名声，但分析道理极为精微，议论事情尤其平实。他撰写了《译志》六十一篇。“译志”的意思是，阐述自己内心的志向。凡是圣贤、帝王、名臣、贤士以及普通百姓的志向与事业，无不综合贯通；其根本在于道德，贴近人情，斟酌古制以适宜当今，是有体系、有实用价值的学问。其篇目包括：志学、明道、立德、养心、修身、言行、成务、辨惑、圣王、睿学、至治、治本、任贤、去邪、大臣、名臣、谏诤、功蹟、使治、选举、朋党、辨奸、教化、爱养、租税、杂赋、导河、敕法、治盗、三礼、古制、建置、祲祥、兵略、军政、武备、名将、兴亡、凡事、立教、论交、人道、出处、取与、慎动、庸行、父兄、宗族、夫妇、祀先、奉身、养生、经学、史学、着述、文章、杂说、兼采、尚论、广微、自叙，总共二十多万字。先生自己将他的书比作徐干的《中论》、颜之推的《家训》；然而其精粹深奥丰富，并非那两本书所能企及的。李念慈作序，称先生“尚有《续书说》若干卷，与这本书互为表里”；又说“有《菊佳轩诗》，宏大深奥，不屑于追求新颖秀发来迎合时尚”。如今这些书都已失传。

湖北北部的学者，后来有陈大章、刘梦鹏。陈大章字仲夔，是黄冈人。康熙二十七年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他深研《毛诗》，撰写了《诗传名物集览》十二卷；征引资料众多，可供博览参考。刘梦鹏字云翼，是蕲水人。乾隆十六年考中进士，担任饶阳县知县。他撰写了《春秋义解》十二卷，主要宗旨是探究《公羊传》、《谷梁传》的本源；他认为“《公羊》、《谷梁》通过连缀辞句、比较史事，其义理不违背儒家正统”。他排斥《左传》，所持的论点非常鲜明。

——见原书卷二十八（名儒）页五上半。

李生光（附党成、陶世征）

李先生名生光，字闇章；是山西绛州人。未成年时，就是生员。听说辛聘君（复元）在河汾一带倡导学问，于是前往拜师学习；每天都没有停止过提问和质疑。他生平笃信亲身实践，侍奉父母极其孝顺；聘君非常看重他。甲申年（明朝灭亡）事变后，先生向北痛哭，烧毁了生员的青色衣襟，自号“汾曲逸民”。建造草堂，早晚闲居其中，读书有所心得。众多弟子罗列在他门下，除了谈论经典、考核文章外，还以《诗经》二南的大义、程朱的微妙言论教导他们，所成就的人才很多。他著有《儒教辨正》、《崇正黜邪编》，共一万多字；捍卫道统的力量非常勇猛。又著有《正气犹存》、《西山阁笔》、《友于集》等书，都是直抒胸臆，用浅近的语言寄托唤醒世人、启迪百姓的意思。他的《处子吟》写道：“东邻有一位处女，从小熟读《列女传》；许配给人却尚未出嫁，却失去了丈夫。悲痛这生命单薄，坚守贞节期望保全自己；毁坏容貌断绝脂粉，立志在困穷中更加坚定。爱人贵在以德相待，姑嫂姐妹不要怜悯；用正直言辞谢绝媒人，何必每日喋喋不休！”由此可以看出先生的志向。

同州的党先生成，字宪公，号冰壑。他的学问以朱子为宗，以明理去私为根本。生平不求被人知晓，即使被人知晓并乐于称道，终究也不是他的本意。州守前后表彰他的宅里，士大夫公举他为纯孝、实学，州守免除他的租税徭役；先生都好像没有听说一样。魏敏果公多次写信商讨学业、谈论士人品格，太守袁公带着礼物到乡里敦请他开讲，范彪西先生曾在观察张公、郡守梁公面前赞扬他；先生听说后，都谦逊推辞，心里很不高兴。当时人们把他推举为古时的狷介之士。他辨析朱熹、陆九渊的异同，说“评论的人大多认为陆九渊是‘尊德性’，朱熹是‘道问学’，这种说法实在不对。因为朱熹的‘道问学’，实际上是为了‘尊德性’。陆氏则是自我禁锢了他的德性，哪里谈得上尊崇呢！陆子曾说：‘不求根本，心向外物驰骋’；理难道在外物之中吗？这是告子‘义外’的学说。朱子说：‘本心与物理，原本没有内外’；把外物当作外在的，这是告子‘义外’的学说。仅凭这几句话，就可以看出两家的异同了。如果粗略地谈论他们的相同之处，两家都想扶持世教，都想崇尚天理、去除私欲；他们的用心似乎”

译没有太大的差异。但如果深入探究其学术宗旨，那么“博文约礼”是孔子、颜回的家法，在《论语》中屡次出现；朱熹把握住了其中的正道。陆九渊却说“《六经》都是我的注脚”，又说“即使不认识一个字，也能确保堂堂正正地做大丈夫”；这难道不是偏颇吗！先生的语气平和而辩论精当，大多像这样。

译陶先生世征，字视庵，也是绦州人；与李闇章、党冰壑两位先生是同窗。他平生志愿是效法孔子；曾说道，一部《论语》都是神明命脉所在。时间久了，觉得孔夫子的真面目仿佛跃然欲出，恍若亲自承受教诲一般；这可以说是达到了对圣人极度仰慕的境界了。

——见原书卷二十九（名儒）页一上

朱用纯（附顾培、潘天成、汤之锜、金敞、王哲生）

朱先生用纯，字致一；是江苏崑山人。父亲朱集璜，是明末的诸生，被荐举进入太学。清军攻下江东，城池陷落，他宁死不屈，壮烈殉国。

先生仰慕王裒攀树悲柏的孝义，自号为柏庐。隐居乡野，潜心体悟大道，以诸生的身份终老于学问；坚定地恪守程颢、程颐和朱熹“知行”并进的学说，而将“主敬”作为修行的准则。长洲徐昭法与先生交好，多次写信向他请教学问，辨析极为详尽。先生平时精神纯粹宁静，行动举止都有常度。清晨起床拜谒家庙，退下后便庄重地诵读《孝经》；亲手抄写经文来教导学子。他设立义田，修缮坟墓祭祀。友爱各位弟弟，到老也没有隔阂。遇到变故，态度鲜明而不屈服；自己说看得透天理，遇到事情立即应对，如同离弦之箭；不再怀疑义理，也不再自夸，行事自然从容。

康熙十七年，有人想推荐他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他坚决推辞才得以免除。后来地方官想举荐他担任乡饮大宾，他也不答应。有来求学的人，一定先传授《小学》和《近思录》，接着再进阶讲授“四子书”。每年正月，率领众弟子举行释奠先师的礼仪；礼成后，讲解“四子书”。进退严肃恭敬，诚意激发人心，受到感化兴起的人很多。后来他又担忧学者空谈而没有实际收获，于是写了《辍讲语》，反躬自省，自责的话尤其痛切。他谈论学问，不曾争持异同；说：“知道该知道的，实行该实行的就可以了，其他没有空闲去理会。”

康熙二十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去世前三天，设立祖先牌位，勉强起身在厅堂拜祭；说：“我可以对祖先无愧了！”对弟子说：“学问在于性命修养，事业在于忠孝践行，努力啊！”著有《愧讷集》及《大学中庸讲义》流传于世。他所著的《治家格言》，尤其广为传颂。

同时有顾滋畇，名培；是无锡人。年少时多病，母亲担心他短命，让他学习道家养生之言；颇得导引之术。

二十五岁时，跟随宜兴汤先生之锜求学，才开始幡然醒悟，立志向学。汤先生去世后，有个弟子叫金敞，先生建造学山居所来延请金敞，早晚讲习；遵循高攀龙静坐的方法，以整齐严肃作为入德的途径，默识未发之中的道理。时间久了，于是笃信“性善”的宗旨；动静语默，无不是学问。晚年，从四方来求学的人越来越多。春秋两季在山居大会，恢复七日的旧规；有请求益处的，教导他们默识未发之大本，并在人伦事物中体现实体。七日期限结束，向先师释奠，习礼歌诗；每年以此为例。张清恪巡抚吴地时，到东林讲学，颇怀疑静坐之说；先生与他往复辩论千言，阐发高攀龙的主旨。他的言辞非常辩驳，张清恪无法驳难。

享年七十九岁，去世。

另外，潘先生天成，字锡畴，号铁庐；是溧阳人。寄居桐城，是安庆府的学生。

幼年时，与父母躲避仇家而失散。十五岁时，乞讨寻找亲人，往来于徽州、宁国万山之中，边走边哭。每到一个村子，拿着鼓大声呼喊，说家乡话，观看的人总是嘲笑。到了江西地界，母亲金氏听到声音，从巷子里出来；于是母子相拥痛哭。接父母回家，做佣工贩卖货物来赡养，备极艰苦。他也跟随汤先生之锜游学，被称为高座弟子；也向梅征君文鼎请教学业，于是成为勤学的儒者。

享年七十四岁，最终穷困饥饿而死。遗著有《铁庐集》五卷。他的门人荆溪许重炎传承他的学问，谋划安葬他；并且刊刻他的文集，得以入选《四库全书》。锡畴的学问，源自姚江学派；以养心为本体，以经世致用为功用。出身寒门，天性真挚，品格最高尚纯洁；而精神坚忍刻苦，足以维系风俗而激励人心。《四库全书提要》称颂其义理文章，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去世後，被供奉在郡邑忠孝祠。

汤之锜，字世调。本性纯厚笃实；居父母丧时，完全遵循古礼，就地睡在草垫上。侍奉伯父叔父如同父亲。对于儒家先贤的书没有不读的，而以周敦颐“主静”的学说为宗旨，以子臣弟友为教化内容。当局延请他主持东林、延陵等讲席，他不就任。有人询问朱熹、陆九渊的异同；他就说：“只管看努力实行得怎么样罢了，多辩论有什么益处！”他去世时，整理衣襟端坐而逝。

金敞字廓明，靖明（？）人。喜好高攀龙、顾宪成的遗著，认为圣人是一定可以学成的。以师礼侍奉汤世调；比汤世调大三岁，执礼非常恭敬。后来居住在无锡，与志同道合的人静坐读书；受到感化兴起的人很多。

王哲生字醇叔，崑山人；是柏庐先生的弟子。康熙壬戌年进士，官任编修。任职七个月，告假回家奉养父母；断绝了仕进的念头，读书笃行，声望日益加重。两次担任县里清丈田亩的事务，先后被巡抚汤斌、宋荦所推重。表彰前代哲人、扶持家乡，都不遗余力。著有《懿言日录》；张清恪称其精深博大，比作《抑戒》。

——见原书卷二

译第十九页（名儒）第一页上部。

刘原渌（附姜国霖、法坤宏）。

译刘先生名原渌，字崑石，号直齋；是山东安邱人。他五岁时，询问自己是从哪里来的；父亲对此感到惊奇。十四岁时父亲去世，他侍奉母亲极为孝顺；遇到危难，背着母亲逃跑，最终免遭祸患。明朝末年盗贼蜂起，先生和他的二兄率领乡人筑垒防守，把妇女关在一间屋子里；约定如果战败，就放火烧屋。等到盗贼逼近堡垒，乡人多受伤而死，二兄身上中了九支箭，战斗更加奋力。先生跟随他，射出几十支箭；箭用完后，二兄挥手让他离开，先生大声喊道：“离开兄长一步，就不是我死的地方！”最终斩下两个首级、缴获六匹马。盗贼逃遁，全乡得以保全。战乱平定后，他经营土地，努力耕作而致富。不久，他把肥沃的土地全部让给二兄，分出其余的土地为长兄立嗣、赡养已故姐姐的家；大量购买经史书籍，闭门读书。

起初阅读养生家的言论，很喜欢；后来读了宋儒语录，于是笃信朱子的学问，反复推究了四十多年，在明代学习薛文清，在本朝学习陆清献，其余的都不认为是正确的。他常说：“学者‘居敬’、‘穷理’这两件事，都是效法文王罢了。小心翼翼、昭告侍奉上帝，是居敬的功效；不识不知、顺从天道的法则，是穷理的功效。”又说：“读书是身上的功用，而人们认为是纸上的功用；做官是辛苦的时候，而人们认为是快乐的时候。晚年正是勤学之日，而人们认为是安养之日；科举功名本是消退的根源，而人们认为是长进的根源：这些都值得叹息啊。”每到五更，起身拜谒祠堂；退下来住在一间屋子里，和各位弟子讲论，常常直到深夜。每月举行讲会，被激发兴起的人很多。他向官府请求，在东郊建立朱子祠，春秋两季祭祀。因为丧祭礼仪废弛、风俗日益偷薄，于是斟酌古今的适宜之处，定为规格样式；祭祀一定严肃，斋戒临事极其虔诚。二兄生病，他呼天祈求用自己的命代替。兄长去世后，七天内只吃三顿饭。时间久了，全县都被礼教感化。又为乡人设置义仓，煮粥给饥饿的人吃。他常说：“人和我，同属一天而已；有什么界限呢！”他八十二岁时，生了病；正值祭祀朱子，他勉强起身在庭院拜祭，闷绝了很久，才苏醒过来。

康熙三十九年，去世。撰写了《读书日记》六卷、《近思续录》四卷、《冷语》三卷。他的《冷语》中诋毁刘安世为奸佞，等同于章惇、邢恕，是因为刘安世与伊川不和的缘故；而没有读过《宋史》、《尽言集》。继承先生而起的人，有潍县姜云一、胶州法镜野等人；都以学问品行著称。

云一，名国霖。年少时有至诚的本性。父亲游历京城生病，云一去探望，父亲已经去世。没有钱买棺材，用一套破旧衣服包裹父亲尸体，自己背着，乞讨着回来；族人凑钱安葬。母亲容易发怒，发怒就会致病；云一千方百计化解。一天母亲发怒很厉害，云一跪在母亲膝前，做出小孩子嬉戏的样子，握着母亲的手打自己的脸；母亲笑着停止，从此不再发怒。当时云一已经五十岁了。

他拜昌乐周先生士宏为师；士宏有高远的志趣，常和云一到莒县，喜爱那里的山水，就在那里安家。士宏死后，就葬在莒县；云一在旁边建屋居住。家里极其贫困，七十岁以外，还亲自耕种。灾荒年，他两天吃一顿饭，容貌反而更丰润；莒县人怕他饿死，报告官府并送给他粮食。平时他严肃衣冠，谨慎言语；整天端坐没有颓废的样子。有人非议毁谤他甚至当面讥讽，他安然不动心。昌乐阎怀庭问云一喜欢读什么书？他说：“《论语》二十篇，终身品味不尽。”他自己说四十岁时，才能不因贫富扰乱内心；五十岁时，才能不因生死动摇内心。

镜野姓法氏，名坤宏。曾祖父法若直，康熙己未年考中博学鸿词科，官至布政使。

先生性格恬静，不迎合世俗；于是自号迂斋。年少时读先儒的书，不满足。后来得到《传习录》，非常高兴；认为像是自己心意所发出的。所以他的学问以阳明为宗，以不自欺为本。阎怀庭常常与他辩论，镜野说：“这是无谓的口舌之争；好比饮食，得到甘美的果腹、饱食精华的润泽身体，徒然喋喋不休地为别人辩是非，所谓舍弃灵龟、观看别人咀嚼的样子啊。”乾隆六年考中举人，任大理评事。去世时，享年八十七岁。著有《春秋取义测》及《纲目要略》。

同时，齐、鲁之间的学者又有潍县刘君以贵、德州梁君鸿举、安邱张君贞、益都李君文藻、寿君王君允中，文雅兴盛啊。

——见原书卷二十九（名儒）页一下。

汪佑

汪先生佑，字启我，号星溪；是安徽休宁人。十岁时，读《四子书》到“孔子作《春秋》、孟子闲圣道”一章，夜里多次梦见天日昏暗，举手抚摸。醒来询问老师，老师说：“这些都是圣道的荒草，杨、墨的流祸；你如今所读的，正是端正人心、平息邪说，孟子正是说这个。”稍大后，仰慕刘因所评述的周、程、张、邵、朱、吕的学说，说“有幸生在朱子的故乡”！于是愿意私下效法以终身。非常喜好《小学》《近思录》；遵循朱子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方法。

明朝崇祯末年，寇乱紧急，先生担忧；撰写《平寇十六策》，想效仿伊川到朝廷上书的故事，

译因时局不可为，最终没有赴任。于是隐居在家侍奉双亲，学问日益精进。友人杨景陶邀请他前往还古书院参与讲学，先生见所讲内容多夹杂陆九渊、王阳明的学说，便与同僚阐发程颐、朱熹的正统理学。恰逢汪觉斯倡导恢复天泉书院的讲会，先生见汪君所学非常纯正，便将陈清澜的《学蔀通辨》传授给他，互相研究探讨。先生曾说：“有善无恶，是性的本体；有善有恶，是情的发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良能；扩充并充实它，竭尽才能、穷尽事理、尽人性以至于天命，这就是大中至正、至诚无妄。然而阳明先生的宗旨反而以无善无恶为心的本体，这是为什么呢？顾端文曾说：‘佛家的《三藏》十三部五千四百八十卷，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无善无恶’；其危害岂是言语所能形容的！紫阳书院，正是我们这一派讲学明道的场所。”于是与汪正叔、江卫道、汪月岩、匏更、吴敬庵、汪石樵吴慎先、汪括斋、朱济臣陈书四、谢兼善等各位先生振兴紫阳大会，约定六县同人每年在朱子生日举行释菜礼。学习三天讲一次，遵循白鹿洞书院的旧规；严厉斥责偏离正道的倾向，遵循正统规范。此外，像休城四孟会、白岳圣诞会、各县私塾的月讲会，都不怕路途遥远，到了约定日期必定前往。大概先生自从隐退避世以来，视富贵如浮云、避势利如蛇蝎，与世俗格格不入长达四十年；而当时同僚都知道崇尚正统理学，这可以说是功劳很大了。所著有《诗传阐要》、《易传阐要》、《礼记问答》、《礼记订讹》、《大乐嘉成》、《四书阐要》、《四书讲录》、《五子近思录》、《四子近思翼》、《明儒崇正录》、《明儒通考》、《明儒性理汇编》、《史笔记》、《星溪文集》、《日记》、《家训》等书。其中尤为精深的是《明儒通考》一书，选文精当且论述详尽；高汇旃先生千里迢迢借抄此书，认为能见到此书，即使闭目离世也毫无遗憾了。

译万斯大的儿子万经，安于贫困，专心读书，能够继承家族的学术传统。

——见原书卷二十九（名儒）页四上部。

万斯大（附儿子万经、侄子万言）

万先生斯大，字充宗；浙江鄞县人。始祖万斌，在明朝初年追随皇帝有功。万斌的儿子万钟，世代承袭指挥使职务。又传了四代到淮安总兵万表，他作为儒将私下推崇王阳明的学说；世人称他为鹿园先生。又传两代到福建总兵万邦孚；生下户部主事万泰，是先生的父亲。户部主事有八个儿子，都在黄宗羲门下受业，被称为高座弟子。长子万斯年（字澹庵），从小就被钱肃乐深深赏识。躲避战乱时，必定带着书行走；白天就与老农一起劳作，夜晚抱着书召集子弟讲习，成就的人很多。第五子万斯选，字公择；亲身践行，是同辈中的领袖。他曾说：“宋儒自游酢、杨时之后，虽然朱熹、陆九渊这样的大贤也不免夹杂佛道两家思想；到了明儒尤其严重”。他对诸儒的著作，批驳瑕疵错误多达数千万字；黄宗羲认为他是吴与弼一流的人物。所著的书叫《白云集》。第七子万斯备，字允诚；是李邺嗣的女婿。与李邺嗣唱和二十年，相依如左右手。著有《深省堂集》。第八子万斯同，自有传记。

先生，是他们的第六子。生逢丧乱，不从事科举学业，潜心思考各种经典。他认为不全部通晓各种经典，就不能通晓一部经典；不领悟传注的失误，就不能通晓经典；不用经典解释经典，也没有办法领悟传注的失误。于是融会考证，尊崇正统以批驳僭越者，百种注疏便没有坚不可摧的堡垒；列举各家争论，条理分明地分析，清晰如划。尤其精通《春秋》、《三礼》；排纂解说礼制的言论，比卫湜更为广博。卫湜没有折衷判断，先生则批驳错误、引导正途，说得清清楚楚；写了三百卷书。另外单独成书的，有《学礼二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仪礼商》二卷、《礼记偶笺》二卷：黄宗羲都作了序并刊行。又辑录《春秋》二百四十卷，毁于火灾。晚年再次辑录，在昭公时停笔；临终时说：“我的魂魄还仿佛在与刘敞等人讨论季武子立后一事。”他钻研精深到如此地步。浙东的经学，自从王应麟、金履祥两位先生之后，明初黄溍、杨维桢能继承其绪；后来逐渐衰微了，得到黄宗羲和先生而重新振兴。他辨正“商、周改月、改时”、周诗、周正以及“兄弟同昭穆”，都极其精确。为人刚毅，喜好道义如同饥渴。张煌言为国难而死，遗骨弃置荒郊，先生将他葬在南屏山，请黄宗羲写墓志铭；春秋两季野外祭祀，效仿谢翱西台之哭。父亲的朋友陆文虎（字符），就是甬中所称的陆万。陆文虎没有后代，两代丧事都没有安葬；先生安葬了他的六具棺材。曾经游览武林的玉笼山，看见张缙彦的神主牌位，打碎了它；观看的人都惊退。李邺嗣曾说：“解说经典无双、名声独占八龙，过去有贾逵，现在看见充宗。”他推崇佩服到了极点。

死于康熙癸亥年七月，享年五十一岁。外部著作有《丁灾、甲阳草》各一卷、《万氏家谱》十卷。

儿子万经，字授一，别字九沙。从小受家庭学术熏陶，一切世俗的读书末节都不放在眼前。于是从父亲及各位叔父那里接受数百万字的经学解说，从叔父万斯同及其堂兄万言那里接受《明史纪传》三百卷及列代史表数十种，又从征士嗣寅那里讲习性理之学，向郑谷口请教汉隶源流，向阎百诗考证地理笺释，他的学问更加深奥广博没有边际。

以康熙癸未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当时方苞因《南山集》牵连，被诏令下狱，没有人能保释他。九沙奋然向西曹送状，于是方苞被释放；满朝都推崇他的义举。主持山西乡试，得到孙嘉淦，一见就推重他；最终成为魁儒。又曾在幼年时结识杭世骏、全祖望，认为他们是郑樵一流的人：世人称他有人伦鉴识。在贵州任学政后回朝，被忌恨者中伤，有通州修城的劳役。家产已经耗尽，萧然如布衣时；卖自己写的隶书字，得钱维持日常开销。于是增补充宗先生《礼记集解》共数万字；因为《春秋》定公、哀公部分未完成，续纂数万字。又修订堂兄万言的《尚书说》辑成一编，以成就万氏经学；又重修季野先生《列代纪年》及堂兄万言《明史举要》，以成就万氏史学。虽然粗茶淡饭都不够，但见到义举必定去做。苍水张公的墓道将要倒塌，竭力修缮，每年必定设祭；这墓，是充宗先生所营葬的。恰逢诏令举荐鸿词科，赵侍郎殿最推荐他；不久三馆开馆，李侍郎绂又想要推荐，让他完成他父亲的书。都因为年老，没有赴任。

晚年，家宅毁于火灾，先世遗书都烧毁了。享年八十三岁，去世。

万言字贞一，号管村。年轻时以古文闻名；跟随各位叔父在讲社中，最为精博。黄宗羲先生深深器重他的文章，说“能继承归有光的古淡，而加上剡源的色泽”。万斯同先生也说：“如果我有你的笔，班固、司马迁不难达到！”以副贡身份，被召修《明史》；独自完成《崇祯长编》一书。出任五河知县，得罪大吏，被判死刑；不久得以免罪。所著的书叫《

译管村集”。

——见原书卷三十二（经学）第二页上半部分。

译万斯同

万先生名斯同，字季野；学者称他为石园先生。他是浙江鄞县人，户部郎中万泰的第八个儿子。他生来异常聪敏，读书过目不忘。八岁时，他在客座中背诵《扬子法言》整篇，没有一个字遗漏。但他性情放纵不羁，户部便把他关在空房间里。先生偷偷看到书架上有几十册《明史料》，读后非常喜欢；几天之内就全部读完了。又看到经学方面的各种书籍，也都全部读完。出来后，他常常跟在几位哥哥后面，听他们议论。恰逢家里进行功课考核，先生也想参加；几位哥哥笑着说：“你懂什么！”先生说：“看各位哥哥所做的，很容易应付罢了。”于是随意出了一些经义题目，让他试着写；他立刻写出一千多字。他拿着文章哭着告诉父亲说：“几乎失去了我的弟弟！”父亲也惊讶地说：“几乎失去了我的儿子！”于是跟随黄梨洲先生学习，成为高材弟子；并聆听了蕺山刘宗周之学，以“慎独”为主旨，认为圣贤的境界必定可以达到。当时甬江有五经学会；先生年纪最小，遇到疑难义理，往往用简短的话语就能驳倒对方。他曾经恪守先儒的告诫，认为没有益处的书不必看、没有益处的文章不必写，于是专心致力于古学，广泛通晓各种史书；尤其熟悉明代的典章制度。

康熙戊午年，皇帝下诏征召博学鸿儒，巡道许鸿勋推荐先生，他极力推辞；得以免除。第二年修撰《明史》，徐相国元文邀请他到京师。当时史局中征召的学者按规定享受七品官俸，称为纂修官；先生请求以平民身份参与史局，不挂官衔、不领俸禄，朝廷允许了。各位纂修官把稿件送来，主管者都送给先生复审；他看完后，对侍从说：“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应当补入；某事，应当参校。”按照他的话取来核对，没有差错。徐公罢官后，继任的张公玉书、陈公廷敬、王公鸿緒，都对先生礼遇有加；《明史稿》五百卷，是先生亲手审定的。先生痛恨唐代以后史官设立史局分工修史的弊端，曾说：“从前司马迁、班固才华杰出，又继承父业，所以史实可信而文辞优美。后来的专家之学，才华虽然不及，但还没有像官修史书那样杂乱。官修史书，仓促间由众人完成，来不及选择适合的人才和熟悉事务的人；这就像召集市井之人来谋划家中的事情一样。我辞去史局职务而到总裁官那里做馆客，只是担心众人分工割裂，使得一代治乱贤奸的事迹晦暗不明罢了。”又曾经对方侍郎苞说：“史书难以撰写已经很久了，如果不推究那个时代、了解那个人、全面考察他的表里，那么我认为我认为是真实而别人却受到冤枉的情况就太多了。我年轻时在某家做馆客，那家有列朝《实录》；我默记背诵，不敢遗漏一言一事。长大后游历四方，从旧世家寻求遗书，旁及郡志邑乘、杂家的志传文章，无不搜集参校，而以《实录》为准则；因为《实录》是直接记载事情和言论，而没有增饰的。根据那个时代来考察事情、核实言论而平心静气地观察，那么那个人的始末就能得知八九分了。然而言论的发出或许有缘由、事情的开端或许有起因而其后果或许有激变，那么没有其他书籍就不能完备。凡是《实录》难以详述的，我用其他书籍来证明；其他书籍虚假且泛滥的，我用从《实录》中得到的内容来裁断。你何不根据我所叙述的，用义法来统摄文章；将来书成，说‘这是四明万氏所草创的’，我死而无憾了！”原来先生以遗民自居，却承担故国的史事来报答故国；他到京师，只是因为群书有自己无法得到的，必须依靠有权力的人来完成。他的心事类似元好问，但他洁身自好不是元好问所能比及的。后来乾隆年间，大学士张公廷玉等人奉诏刊定《明史》，都以《史稿》为基础而加以增删；先生的志向，于是没有辜负了。

他刚到达京师时，当时人们认为他的专长在史学。等到徐尚书干学守丧，请先生编纂《读礼通考》，从国家丧事到家庭礼仪，《十四经》的笺注疏解，《廿一史》的志传，汉、唐、宋各位儒者的文集、说部，没有遗漏的；又用剩余的时间写成《丧礼辨疑》四卷、《庙制折衷》二卷。这才知道先生本来精通经学，徐公因此请他编成《五礼》之书二百多卷。当时，京师的老成贤士云集，各自凭借所长表现自己；而先生最为淡泊，从王公以下争相向他请教“古仪法”。每月聚会两三次，听讲的人多达数十人；记录所听到的共同研习，无不称他为“万先生”。而先生与人交往，他的自称只说“布衣万斯同”，从未有过其他称呼。督师的姻亲方氏身居要职，请求督师在史馆对先生稍加宽容；先生多次列举他的罪状来告诉他。有运饷官因抛弃军饷逃跑而在路上死去，他的孙子用贿赂请求列入死事名录；先生驳斥了他。父亲的朋友冯侍郎跻仲的几个儿子没入勋卫家，先生赎回并送还给他们。在康熙壬午年夏天，死于王尚书史局中，享年六十岁；门人私谥为贞文。

先生对前代史书的体例贯穿精熟，指出得失，切中要害；刘知几、郑樵不能比及。马迁、班固的史书都有表，而《后汉书》、《三国志》以下没有；刘知几说这与得失无关。先生却说：“史书有表，是用来贯通纪、传的穷尽之处；有已经列入纪、传而在表中再次提及的，有未列入而牵

译连续使用表的原因在于；表确立之后，纪、传的篇幅就可以节省。读史书却不读表，不是深谙史学的人。他所撰写的《补历代史表》六十卷，又有《纪元汇考》四卷、《安季忠义录》十六卷、《南宋六陵遗事》一卷、《庚申君遗事》一卷、《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经考》二卷、《石鼓文考》二卷、《群书疑辨》十二卷、《书学汇编》二十二卷、《周正汇考》八卷、《历代宰辅汇考》八卷、《石园诗文集》二十卷；而《明史稿》及《读礼通考》，则另成专书。先生在京师携带书籍数十万卷，等到去世时，身边没有亲属，编修钱名世以弟子身份担任丧事主持，并兼取走了他的藏书；当时的舆论对此加以轻视。

译——见原书卷三十二（经学）第三页上部。

毛奇龄（附陆邦烈）

先生名奇龄，字大可，又字齐于；又名甡，字初晴，学者称他为西河先生；是萧山人。出生时，母亲张氏梦见僧人拿着度牒走进家门。四岁时，母亲口头教他《大学》，他立刻就能背诵；于是给他书本，让他按照所读的内容自行辨认，反复阅读没有不认识的字。当时他拿篇首的“后”、“厚”、“后”三个字字形不同但读音相同来提问，母亲详细地告诉了他；他听后很高兴，表示明白了。后来进入私塾读书，读到《论语集注》中“有子孝弟”一章，脸色严肃地请求停止诵读；老师问什么原因？他说：“人性中只有仁，哪里曾有孝弟；这话我实在不忍心听！”老师对他大为惊奇。少年时，补为诸生；与长兄毛万龄齐名，人们称他为“小毛生”，华亭人陈子龙评价他的文章是才子之作。

恰逢明朝灭亡，他在学宫痛哭三天。当时山贼兴起，先生逃匿到城南的山中；与同县的沈禹锡、包秉德、蔡仲光结为四友，建造土室，在其中读书。顺治三年，清军南下江南，杭州失守；山阴秀才郑遵谦与余姚给事中熊汝霖、副使孙嘉绩、上虞尚书徐人龙召集贫民组成民兵，截断江面抵抗清军。恰逢武宁侯王之仁、保定伯毛有伦起初在宁波防备倭寇，此时率军向西，与民兵会合，号称“西陵军”；共同推举鲁王监国。保定伯到达萧山，发布檄文悬赏捉拿大、小毛生；徐尚书推荐授予先生监军推官的官职，他极力推辞。当时，马士英奉前福王太后逃往杭州，藏匿在方国安军中，号称“方马军”；与西陵军形成掎角之势。先生对保定伯说：“方国安、马士英是国家的贼人；您为东南举起义旗，怎么能与这两个贼人共事？请与他们断绝关系！”方国安听到这话非常怨恨，想要置他于死地。先生几乎被抓获，脱身逃到龛山；当时保定伯的弟弟毛有俶任靖南将军，驻军在龛山。

唐王在福州建立政权，黄道周用蜡丸书信招揽先生，他又推辞了。逃亡到山中寺庙，剃度披上僧衣，藏匿在坑中。清军攻破江东，屠杀留发的人，先生因为剃度得以幸免；回家后，母亲哭着说：“我当年梦见僧人寄来度牒生下儿子，如今竟然应验了！”

在此之前，明末士人喜好结社；先生品评人物过于严厉，很多人忌恨他。这时，评选越城诗歌；会稽庶常王自超从叛贼那里归来，投给他十首诗，先生选用了其中四首。其中有《郓城夜走》及《哭周介生赴西市作》，先生用右丞、司户来评价这些诗篇。王自超非常愤怒，认为这是诬陷他跟随叛贼；于是聚集那些退出社团的人，首先指责先生违抗命令，现在又抗拒考试，并且以佛教居士林骫败坏名教，罪行应当处死。审理案件的官员察觉其中的冤屈，使他免于定罪。

顺治八年，恢复了他的诸生籍贯；仇家依然闹得凶险。布政使张某因跟随叛贼归来，被任命为现任官员；构陷者进谗言，张某更加怀恨，嘱咐提学官再次革除他的籍贯。先生曾模仿元人创作词曲来自娱，提学官摘取其中的话语认为是诽谤谋逆而要杀他；制府认为他是冤案，搁置不究。仇家愤恨冤屈不得昭雪，恰好有亲戚欠下丁税责任，突然在路上拦住先生，责令他代为偿还，拥着他渡过江去；邻居追到西陵渡，将他夺回。第二天，购买死在路边的尸体放在被夺回的地方，声称“毛生聚众杀害营兵”；四处搜捕。于是先生改姓名为王士方；准备逃亡，二哥毛锡龄拿出《周易》，哭着传授说：“古代贤人处在忧患中，必定懂得《易》；你懂得这个就够了！”先生跪着接受教诲，于是避难到靖江的海陵。

过了一个月渡过淮河，在古人饮酒的地方，有客人注视着他。酒喝到一半，拉他进入旁边的房间慰劳询问，原来是前靖南将军毛有俶；他详细讲述了保定伯已死，武宁侯已殉节，而自己因军队溃散侥幸免死，将要前往彭城。正值山阳县令朱禹锡听说先生到来，款待他；而吏部郎中张新标有名园，中秋之夜，聚会数十位客人，歌舞乐器齐奏。先生倚着醉意，敲击盘子赋《明河篇》，共六百多字。等到天亮，传抄几乎遍布各处。施愚山参议从京城回来，见到后惊讶地说：“这一定是我的朋友毛生写的！”于是前往齐地，前往楚地，前往郑、卫、梁、宋等地，作《续哀江南赋》一万多字。曾经登上嵩山，越过几座山峰，远望感到凄怆，不能再向上攀登；说：“我的力气衰微了！可悲啊！贫穷且多难，茫茫天地何处是归宿呢？”于是又回到禹州，寄居在旧怀庆王府的白云楼；作《白云楼歌》。不到一个月，京城妓馆酒楼争相传唱，仇家侦察得知；离开去嵩山，藏匿在道士的土室中。苦于没有书，夜里起床徘徊，借宿而哭泣；梦见有人告诉他：“何不去嵩阳询问！”过了一个月，经过嵩阳庙市没有书，只有戴高帽的僧人赠送书一箱，是古本。先生想起梦境心动，叩问书的来历；僧人说：“我是辽东人；天启末年，全家死于战乱，于是剃度逃窜到海边。年轻时在义州跟随贺凌台先生学习；凌台是贺黄门钦之孙，在医巫闾山讲学，将《大学》古本授予我说：‘古学失传，是因为不知道根本。《大学》不是说：一切都以修身为根本吗？根本在于体用而统摄心意以及家、国、天下。必须正心、诚意而学习，才有体；必须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学习，才有用。北宋祖述陈抟的学问，讲性

译如果只专注于简略的事务，就会专顾内部而遗忘外部，不知道自身的存在；南宋宗奉程颐的学问，通过事物来探求心性，则是攀附枝节、追逐末流，并不知道根本。所谓格物，是衡量本末，以自身为根本；所谓致知，是审度先后，以自身为先导。《中庸》把诚意作为诚身的途径，《孟子》把存心作为修养大体的方法：这就是说，正心、诚意，无非都是关于身的事。先生接受学问，内心与之契合。不久，他应湖西施参议的邀请，在鹭洲书院设立讲席。楚人杨洪才（号耻庵）来讲授姚江之学，施参议向来不赞同姚江之学，认为不应该舍弃事物而去探求心性；耻庵没有与他辩驳。恰逢午饭时间，施参议说：“不迁怒，确实很难。我昨天因为官厨缺少供应而责备他，今天又责备他，这简直是迁怒了；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处理这件事呢？”耻庵于是举起手来，向在座的众人恭敬地说：“像这样的情况，还可以继续在事物中去寻求吗？”当时在座的人一片寂静。先生恍然大悟，立刻下拜说：“我接受教诲了！”回家后清醒地静坐，整夜没有睡觉。过了一年，他客居崇仁，又客居淮西，停留了三年。淮地有个认识小毛生的人，先生说：“我不是小毛生，而是毛牲。”这时朝廷屡次颁布赦令，先生的灾祸已经解除。

译康熙十七年，朝廷下诏推举博学鸿儒；先生进京，冯文毅溥开设馆舍相待，而李文定天馥挽留先生主持其家。当时应召的人聚集在一起，冯公在城东万柳堂举行盛大聚会，先生提笔作《万柳堂赋》，被推举为座客第一。等到考试时，圣祖正在霸州，带着众人的试卷亲自阅览；第二天，下达给三位相国公审阅。皇上忽然问道：“女娲补天的事，是真的吗？”这是因为先生的试卷中用了这句话。众人没有回答，冯公奏道：“《淮南子》中有记载。”皇上说：“如果是记载史事，那么《楚辞》、《列子》早就提到了；何止《淮南子》！只是不知道传闻是否可信罢了。”冯公又奏道：“赋以铺陈夸张古籍为主，应当可以使用。”于是先生位列上等试卷，被授予检讨；编修《明史》，抽签得到弘治、正德两朝的“纪传”，撰写草稿二百多篇。当时圣祖精通韵学，剖析精微严谨。关中的李检讨因笃与吴门的顾处士炎武耗尽毕生精力研究音韵，然而最终仍拘泥于陆氏《切韵》二百零六部的说法；先生驳斥了他们。先生曾与检讨在文定宅饮酒，讨论韵学意见不合；李公说：“我年少时读箕子的《麦秀歌》，厌恶它没有押韵；所以凡是遇到谈论韵学的人，我一定说：‘如果能押这个韵，我才敢请教’。”检讨没有立即回答，先生说：“‘禾黍油油’，是尤韵；‘不与我好’，则是萧、肴、豪韵，是尤韵的通押。‘好’字，是尤韵的三声。”“有证据吗？”先生说：“有。《诗经》说：‘无言不雠，无德不报’。”“请再举例！”先生说：“《易经》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旱’。”李公说：“好！”检讨笑着说：“韵有四声，没听说过有三声的！”先生说：“四声起于齐代的周顒，而由沈约确立；古代没有这种说法。古人自己押韵，而且多用平、上、去三声互相通押，称为三声。不读《虞廷赓歌》有‘股肱起，元首喜，百工熙’吗？不读《蔓章》诗有‘零露漙，清扬婉，适我愿’；《彤弓》诗有‘受言藏，中心贶，一朝飨’吗？”李公与检讨于是大为信服。先生撰写《古今通韵》十二卷进呈，皇上到南海子，带着书随行，阅览后称赞好；有旨意宣付史馆，并命令礼部知晓此事。后来，岭南杨生进献沈约《原韵》十六卷；皇上怀疑它是伪作，特别命令取出皇史宬所藏的《通韵》原本交给阁臣参校；因为不合而被斥退。丹陛乐，是黄门鼓吹曲；在午门旁设置笋簴，由太常寺掌管。而它的曲调多有错误，皇上命令重新审定；掌院陈公廷敬将历代乐章配乐的意见委托给先生，先生分条上奏，大多被采用。先生对音律有神奇的领悟；二十三年，皇上用径一、围三、隔八相生的法则告诫群臣，先生于是极力搜求探讨，作《圣谕乐本解说》、《皇言定声录》及《竟山乐录》想要进献，太常寺众人阻止。三十八年，皇上再次南巡，先生进献《乐本解说》刻本；皇上下诏传先生到行在朝门奖赏慰劳，并敕令改正刻本中的错字，宣付专门刊行。当时蠡吾李■〈王恭〉奔走三千里拜师学习三天，完全掌握了先生的五音、二变、四清、七调、九声十二管以及器色旋宫的方法；先生大为惊讶，于是拿出所有著作让他校勘编辑。当时正值北郊确定配位，太常卿徐元珙说：“南郊面向南，那么三祖配位固然应当以东设西向为一配、西设东向为二配、又东设西向为三配；那日月星辰等配位，也都是先东设而后西设。为什么呢？因为崇尚左侧。至于北郊面向北，那么原本作为左侧的，现在在右侧了。如果三祖配位完全像南郊一样，先东设而后西设，那山林川泽也如此；那么在昭穆次序上是颠倒的，在左右方位上是偏颇违背的，不符合礼制。”奏疏呈上，皇上下诏让学士徐公干学、韩公英商议回复。皇上其实没有改变的意思，而翰林官大多各执一词。李文定特意召问先生；先生说：“南郊崇尚左侧，所以面向南而配位先左，这东设的，是面向南的左侧。北郊崇尚右侧，所以面向北而配位先右，这东设的，是面向北的右侧。”李公说：“这也有说过的人。只是用左右来说，那么一左、一右似乎有分别；而用东西来说，那么都是东。天下有南北方向不同，难道一东、一西可以有相同的偏颇之礼吗？”先生说：“有。”“在哪部经典？”先生说：“在《曲礼》。《礼》说：‘席南向北向，以西方为上；东向西向以南方为上’。”话没说完，李公拍手说：“竟然这样！经典无所不备啊。那么还是沿袭旧例罢了。”议论于是确定。先生不久请求因病归乡。过了三年，圣祖南巡，拜谒禹陵；先生在西陵渡迎驾。皇上远远看见先生，派遣侍卫慰劳询问。等到回来送驾，皇上勒马询问先生的病情，再次慰劳后离去。等到第三次巡视江、浙，先生拜谒行在，年纪老迈了；皇上命令他起身站立不要跪拜，并且赐给御书一幅。当时皇太子随驾，也赐给书屏、对联各一。他受到的恩遇就是这样。

先生曾经痛心《易》学没有阐明，太史占筮见于《大传》及《春秋传》的内容都失传了。而二兄

译有“五易”之说，认为以移易为文王、孔子造卦象辞，为春秋史官立变解占的开端；于是推衍其义，作《仲氏易》三十卷、《推易始末》四卷、《春秋古筮书》三卷、《河洛原舛编》一卷、《太极图说遗义》一卷、《易小帖》八卷、《易韵》四卷、《尚书广听录》五卷、《舜典补亡》一卷、《古文尚书冤词》八卷、《国风省篇》一卷、《毛诗写官纪》四卷、《诗札》二卷、《诗传诗说博义》五卷、《白鹭洲主客说诗》一卷、《婚礼辨正》一卷、《庙制折衷》二卷、《大小宗通绎》二卷、《辨定祭礼通俗谱》五卷、《丧礼吾说篇》十卷、《春秋毛诗传》三十六卷、《春秋条贯篇》十一卷、《春秋属辞比事记》十卷、《春秋简书刊误》二卷、《论语稽求篇》七卷、《大学证文》四卷、《大学知本图说》一卷、《四书賸言》四卷、《圣朝乐本解说》二卷、《皇言定声录》八卷、《竟山乐录》四卷、《大学问》一卷、《孝经问》一卷、《周礼问》二卷、《明堂问》一卷、《学校问》一卷、《郊社禘祫问》一卷、《经问》十八卷、《彤史拾遗》六卷、《武宗外纪》一卷、《后鉴录》七卷、《蛮司合志》十五卷、《古今通韵》十二卷、《后观石录》二卷、《越语肯綮录》二卷、《萧山县志刊误》三卷、《湘湖水利志》三卷、《杭州志三诘三误辨》一卷、《杭州治火议》一卷、《诗话》八卷、《词话》三卷、《天问补注》一卷、《曾子问讲义》四卷、《韵学要指》十一卷、《策问》三卷、《表》一卷、《杂说》十卷、《文》一百三十三卷、《诗》五十六卷，合计四百九十八卷。

译先生年轻时便负有奇才，解说经义擅长辩驳，多与宋儒的观点相抵触，而雄辩的口才足以弥补不足；晚年更加喜爱《易经》。他喜欢奖掖提携后辈，有人怀疑他历数诋毁古人，意气用事难以亲近；等到亲自受教，才发现他爽朗豁达，出乎意外。侍妾曼殊艳丽且工于诗，各位名士写文章为她宣扬；晚年悼念亡妻，他恍惚失意，不能自持。先生每次作诗文，必定把书籍堆满面前；等到铺开纸快速书写时，有时反而不用一个字。夫人陈氏心中嫉妒，因为曼殊的缘故，常在众人面前骂道：“你们认为毛大可博学吗？他写七言八句的诗，也必定是像獭祭一样堆砌才能完成。”先生笑着说：“握笔一次、展卷一回，积累久了自然能博通；妇人的话不值得听！”曾经租住三间屋子，左右两边存放图书史籍、安置家眷，中间作为待客的厅堂。先生每天在其中著书，笔不停歇；求教的人围坐四周，提问随即回答，条理清晰没有一处错误。夫人在内室，有时辱骂，先生也回骂她；大概是五官并用的人。始宁女士徐昭华读《灏中集》，感叹愿意拜师学习，被称为都讲。琉球使者路过杭州，用重金购买文集，并且请求见面；先生的名声震动海外到了这种程度。自从明朝以来，阐明汉儒的学问，使儒者不敢用空话解说经义，实际上是先生开辟了先路。他的文章纵横博辩，傲视一世；与他的经说互为表里，自成一体，不能用常规尺度去衡量。然而他议论独到之处，终究不可废弃。诗歌次于文章，主要也是运用自己的方法，不屑于跟随别人亦步亦趋。

去世时，享年八十五岁。以兄长的儿子远宗为后嗣；康熙庚午年考中进士。弟子陆邦烈、盛唐、王锡、章大中等人，登记在名册下的很多。

陆邦烈字又超，是平湖人。曾经选取先生经说中记载的内容，编成《圣门释非录》五卷；认为圣人的口头言语，不可以完全否定。

——见原书卷三十二（经学）页面上方。

魏禧（附兄长魏际瑞、弟弟魏礼）

宁都三魏，大哥叫魏祥，字善伯，改名为际瑞；三弟叫魏礼，字和公；而二弟先生魏禧尤为著名。先生字冰叔，号裕斋。父亲魏兆凤，字天民；以孝顺闻名，居丧时哀痛毁伤如同古礼。家里本来富有，喜欢施舍，急于帮助别人的困难超过帮助自己。崇祯初年，被推荐入太学、征召做官，都不接受；学者称他为征君。

先生天赋异禀，十一岁成为诸生。甲申之变，崇祯帝为国殉难，先生号啕痛哭，每天在县城衙门前哭祭，愤恨叹息不想活。谋划跟随曾给事中应遴倡导义兵，没有成功；于是脱下诸生的服饰，隐居教书。先生身材修长挺拔，富有才略。善于筹划事理形势，事情发生前就能决断成败，预先策划而后验证的十次中常有八九次应验。正当流寇猖獗时，太平日子久了，人们不知道战乱，并且认为寇贼遥远突然难以波及。先生独自非常担忧，把家迁到翠微峰。峰距离宁都四十里，四面陡峭耸起百余丈；中间裂开，从山根到山顶像斧劈一样。沿着裂缝凿出石阶道路，搭梯子攀登，于是设置闸门作为守望；士人朋友渐渐依附他。而彭士望（躬庵）、林时益（確斋）也来到，都与先生一见面就定下交情，带着妻子儿女来住在翠微峰；这就是世人所称的易堂诸子。后来几年，宁都遭受寇贼侵犯，只有翠微峰完好无损。先生既然辞去诸生身份，更加致力古文辞；喜欢读史书，尤其喜好《左氏传》和苏洵的文章。他的文章主张见识议论，凌厉雄杰；遇到忠孝节烈的事，就更为感慨，描绘淋漓酣畅。

四十岁时，才外出游历，渡过长江越过淮河到达吴越之地，希望结交天下奇士；在苏州结交徐枋、金俊明，在西陵结交汪渢，在乍浦结交李天植，在常熟结交顾祖禹，在毗陵结交恽日初、杨瑀，在方外交结药池、槁木，都是遗民。当时，南丰谢文洊在程山讲学，星子宋之盛在髻山讲学，弟子登记在名册下的都有几十上百人，与易堂相呼应。评论的人说西江自从欧阳、邹、魏推崇阳明讲性学，陈、艾依附复社搞科举文章，他们的声势气焰都足以震动一时；易堂兴起，唯独以古文实学为归宿，风气为之一振，是由先生作为领袖。

康熙戊午年，下诏举荐博学鸿儒，先生被征召；以生病为由推辞。有关部门督促催促上路，不得已抬着病体到南昌就医。巡抚怀疑他装病，让人抬着门板抬到门口，先生裹着被子蒙着头，躺着声称病重；于是放他回去。两年后，赴扬州赴故人之约，死在仪征；享年五十七岁。他的妻子谢氏，绝食十三天以身殉夫。彭躬庵在他未死时，拿着拜帖拜在床下，奉他为女师。

易堂九子，除了三魏以及躬庵、確斋外，还有李腾蛟（成斋）、邱维屏（邦土）、彭任（中叔）、曾灿（青藜）；他们敦厚古谊如同骨肉子弟，没有固定的父师。高僧无曾经到山中，感叹说：“易堂的真气，天下没有第二个了！”无可，是明朝检讨方以智。凡是亲戚朋友有难以进言的事或处在他人骨肉之间，先生剖析关键导引要害，一句话，就解除了纷争。有人惊讶；先生说：“我每次遇到难言的事，必定积累诚意长时间与对方的精神相贯注，然后才说话。”著作有《文集》、《日录》、《左传经世》等书。

大哥性情敏捷善良，记忆力强。作为诸生，在兵刑、礼制、律

译对于法律，都能彻底分析其中的渊源和经过。遇到疑难的案件，剖析决断如同流水般顺畅。

译我在潮州镇刘伯禄幕府时，清军包围潮州很久未能攻下，主将愤怒；约定城破之后说：“全部屠杀城中百姓。”魏伯子极力向刘伯禄进言，刘伯禄叩头极力请求；于是免除了屠杀。

范忠贞公巡抚浙江，以礼相待魏伯子为上宾；凡是免除荒地赋税、赈济饥荒等善政，魏伯子出力最多。康熙丁巳年，贼将刘大任占据赣州，当权者商议招抚他；刘大任扬言说：“如果不是魏善伯来，我不相信。”当时魏伯子客居在总兵哲尔肯处，于是派遣他前往。朋友和各位弟弟都劝他不要去；魏伯子慷慨地说：“家乡遭受的祸患惨烈啊，我愿意拼上这条命去图谋解决！”于是前往。刚进入军营，官兵突然从东路紧急进攻；刘大任怀疑魏伯子出卖自己，说：“先生来，是要做贾林吗？还是效仿郦食其呢？”魏伯子无法回答，被拘留了十个月。刘大任改变计策逃跑投降福建，拔营那天，魏伯子于是遇害。

魏伯子的儿子魏世杰，字兴士，是县里的生员。听到变故，光着脚前往迎接灵柩，拔出佩刀自刎；左右的人拉住他，于是日夜捶胸痛哭。死血凝结在小腹下、眼睛上，身体佝偻不能站立，呼号二十天后死去，享年三十三岁；人们把他比作何炯、谢兰云。魏伯子著有《文集》十卷、《杂俎》五卷；魏兴士所著的，叫《梓室诗文集》。

魏伯子的小儿子魏少叔，比哥哥小五岁。父亲命令魏少叔向哥哥学习读书，鞭打责骂都乐于承受；说：“叔兄爱护我啊！”等到二十岁成年，更加刻苦自我勉励，学问日益进步；两位哥哥俨然以敬畏的朋友对待他。

魏少叔放弃生员身份后，于是更加致力于远游。历经福建、广东，渡海到达琼崖；北至燕京，返回时经过夷门，路过洛阳；南浮汉水、经过沔水，进入秦关、渡过伊水，经过凤翔、滁州道中：足迹几乎遍布天下。所到之处必定结交那里的贤豪，寻访隐居在穷山岩洞中的遗佚之士。曾经在韩城探望老朋友，前往观看砥柱山和三门峡。听说高士彭荆山居住在华山极险峻的地方，直接向上攀登四十里；手拉铁环、脚踏飞石阶梯去拜访他，距离韩愈痛哭的地方还有十里。他性格慷慨好义，得到的钱财随即随手花光。居住在翠微峰顶，题匾为“吾庐”，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别号。六十六岁，去世。有诗集、古文集。

魏世效，字昭士；魏世俨，字敬士：都有文集，能继承家学。

——见原书卷三十七（文苑）第一页上部。

王猷定（附陈宏绪、徐世溫、欧阳斌元）

王先生王猷定，字于一，号轸石；是江西南昌人。被选拔为贡生。父亲王时熙，明朝进士，官至太仆卿。天启年间，名列东林党。

王先生擅长诗歌、古文，为人洒脱豪迈。年轻时，放纵心志技巧，对狗马、赌博、神仙迂怪之事，没有不喜欢的；因此家产因此耗尽。晚年寄居在淅西西湖的僧舍。写文章多郁结勃发，如同殷雷尚未爆发；又如同崩塌的山崖压住树木，枝干盘曲错杂，旁枝得到空隙突然直冲云霄。书法在当时也享有盛名。自从明朝末年公安派、竟陵派的学说盛行，文体日益琐碎；王先生与新建的陈士业、徐巨源、欧阳宪万等人均能独自开创风气。所著的书叫《四照堂文集》。

陈士业，姓陈，名宏绪，号石庄。父亲陈道亨，明朝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杨忠烈公杨涟因为弹劾魏忠贤被削去官籍，陈公上疏抗争申救，不被采纳；于是上疏弹劾自己辞职回家。去世后，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清襄”。

陈士业性格机警聪敏，家中藏书万卷，昼夜讲习研读。凭借父荫，被推荐授予晋州牧。当时真定所属各县多遭受战乱，阁臣刘宇亮出来督师，想要移师进入晋州；陈士业拒绝接纳，于是被弹劾。锦衣卫逮捕审问，百姓在宫阙下哭泣，歌颂他保全城池的功劳；得以释放。贬谪为湖州经历，代理长兴、孝丰两县事务，有惠民的政绩；不久免职回家。

进入本朝后屡次被推荐都不出仕。居住在章江，编纂《宋遗民录》以表明志向。著有《石庄集》、《恒山存稿》、《寒衣集》、《周易备考》、《诗经、尚书义》等书。

徐巨源，名世溥，姓徐。父亲徐良彦，明朝进士，官至宣大巡抚。得罪崔呈秀、魏忠贤，被削去官籍，戍守清浪。崇祯初年，起用为大理卿，升任工部侍郎。

徐巨源十六岁，补为生员。当时东乡的艾南英以文章闻名，与徐巨源结为兄弟；江左的钱谦益、姚希孟、同乡的万时华等人都将他视为文坛领袖。明朝南赣巡抚潘曾紘得到祥符王维俭所修的《宋史》，嘱托徐巨源和晋江曾异重新修订；徐巨源才气雄健气势旺盛，一意孤行。多次在科举考试中落第；进入本朝，于是断绝了进取的念头。

顺治初年，溧阳的相枋执政，想要重修征辟旧例；直指使亲自到他家，又写亲笔信让司理拿着礼物前往山中招致他，拒绝接纳。所著的书叫《榆溪集》。

欧阳宪万，名斌元。小时候奇异聪慧，读书一目十行，终身不忘。作为生员，受到学使蔡忠襄公蔡懋德、侯忠节公侯峒曾的赏识，两位公都以国士之礼对待他。姜公姜曰广、杨公杨廷麟尤其推崇器重他，称他是奇才博学仅次于王景略。与乐平的王纲、南昌的彭士望结为兄弟之交，讲求经世济民之学，以学业互相磨砺。

曾经为南左司马吕公吕大器起草奏疏弹劾马士英二十四大罪；又曾经辅佐督师史公史可法的幕府，史公推荐提拔他为推官。马士英知道吕公的奏疏出自他的手，怀恨

译（朝廷）将他排挤，不予任用。

不久，他归隐山林。顺治乙丑年去世，享年四十四岁。著有《文集》十二卷。

译——见原书卷三十七（文苑）第三页下半部分。

丁澎（附陆圻、柴绍炳、先生舒、毛际可、孙治、张纲孙、西百朋、沈谦、虞黄昊）

丁君名澎，字飞涛，号药园，是浙江仁和人。顺治十二年考中进士，官至礼部郎中。

他年轻时才华出众，与弟弟丁景鸿、丁■〈氵荣〉并称为“三丁”。吴梅村赠诗，其中有“兄弟文章入选楼”的诗句。早年有《白燕楼诗》流传，苏州一带的士人女子争相采集抄录，写在衣袖上。婺州吴器之赠诗说：“恨无十五双鬟女，教唱君家‘白燕楼’！”他当时倾倒众人到了这种程度。起初，他与同乡陆圻、柴绍炳、毛先舒、孙冶、张纲孙、吴百朋、沈谦、西黄昊、陈延会诸位先生并称“西冷十子”。入仕后，与宋荔裳、施愚山、张诰明、周釜山、严灏亭、西锦帆在京城唱和，又号称“燕台七子”。后来因事牵连，被贬谪居住在塞外五年。他在东冈建房居住，亲自喂牛做饭，吟咏啸歌，神态自若。他所作的诗，语言多含忠爱之意，没有怨恨诽谤的情绪；他的修养由此可见。著有《扶荔堂集》。

陆圻字丽京，又字讲山，居住在钱塘。年轻时与弟弟陆阶、陆培，立志以文章经世济民为己任；海内称他们为“三陆”。又与陈君子龙等人结成登楼社，世人称为“西陵体”。他侍奉父母孝顺，割股肉治疗母亲的病，时间久了便通晓医术。庄廷鑨、钟山史祸案发，丽京与查继佐、范骧都被株连；事情澄清后，他感叹说：“现在幸好得以不死，怎么能不拿余生来修道呢！”

弟弟陆培，考中进士，官任行人；死于甲申之难。丽京亲自安葬了弟弟后，抛弃家业远游，不知最终下落。儿子陆寅，奔走万里，寻找了几年，最终没有找到，竟然因此死去；当时人称颂他的孝行。

丽京生平不议论别人的过错；有人谈及此事，他就说：“我和你自己尽力做好本分，不要妄议他人！”著有《威凤堂集》、《西陵新语》、《诗礼二编》。

柴绍炳字虎臣，号省轩，在西冷十子中名声最为显著，自身行为尤其端正谨慎。著有《省轩集》。

毛先舒字稚黄，又字驰黄。出自陈卧子先生门下，又曾跟随念台刘子讲学。他的诗音节清亮，有七子的遗风。著有《声韵丛说》、《韵学通指》、《韵白》、《匡床譔书》、《圣学真语》、《小匡文钞》、《思古堂集》、《螺峰说录》、《东苑文钞》、《蕊云晚唱》等集子。与西河、鹤舫齐名；当时人说：“浙中三毛，文中三豪”（西河自有传记）。

毛鹤舫名际可，字会侯，是遂安人。顺治十五年考中进士，官任彰德府推官。他的学问不如西河渊博，也不至于像西河那样强悍偏执；古文推崇南丰（曾巩）。所著曰《松皋全集》。

孙治字宇台，钱塘人。凭借著述在当时闻名；他的文章如同商彝、周鼎，剥蚀之后光怪更加显露。生平重视友谊。陆骧武死后，将孤女托付给他，他为她选择了吴检讨任臣为妻；又为她立嗣，将外甥女嫁给她。吴锦雯任南和知县，客死他乡；他前往料理其丧事。著有《监庵集》。

张纲孙字祖望，改名丹，钱塘人。胡须漂亮，恬淡不乐于交游，喜好写诗、古文。喜爱山水，穷尽幽深，攀登险峻。他的诗悲凉深远，有《小雅》的遗风。论诗，认为“少陵七律能用‘比’、‘兴’；他人虽然极其精工，不过是‘赋’罢了”。所著曰《秦亭集》。

吴百朋字锦雯，举人，官任南和知县。年轻时奇异敏捷，读书一目五行；写文章，几千字立刻完成。在任有异政，死后百姓立祠祭祀他。著有《朴庵集》。

沈谦字去矜；年轻时聪慧，擅长诗、古文。起初喜欢温庭筠、李商隐，后来遵循汉、魏以窥探盛唐；他的立意贞正而不泛滥，他的声调和而不流俗。著有《东江草堂集》。

虞黄昊字景明，钱塘人。康熙丙午年举人，官任教谕。十岁，就善于写文章。曾轻视柳宗元的《乞巧文》，改作《辞巧文》；有识之士知道他能远到。

——见原书卷三十七（文苑）第四页下半部分。

●清先正事略选卷四

沈光文（附张士■〈木郁〉）

徐枋（附戴易、巢鸣盛、西医生）

沈寿民

汪渢

郭都贤（附陶汝鼐、郭金台

何宏仁

李天植（附郑婴垣、刘永锡、西元泓）

邵以贯（附张廷宾）

余增远（附周齐会）

恽日初（附子寿平）

祁班孙（附魏耕）

陆宇■〈火鼎〉

周元懋

傅山

张怡

李灌（附甯浤）

夏汝弼（附郭履跹）

唐访（附瞿龙跃）

张盖（附申涵光、殷岳）

李世熊

董说

芮城（附汤泰亨、戴笠、西白）

李魁春

陈南箕（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