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先正事略选卷五

译编成《困学纪闻三笺》；评论者认为这部书胜过百诗、义门两家的著作。到达湖上时，恰逢杭堇甫在闰重三日举行修禊活动，到场的有四十二人；先生也参加了。于是去湄园拜访方侍郎；当时方侍郎已八十岁高龄，仍在反复校订《仪礼》，告诫先生不应四处漫游。隙勾山太仆再次来信，催促他出山任职；梁芗林少师也打算单独上疏推荐他。先生都坚决推辞，并赠诗以表明心志。光绪二十年七月，先生在家中去世；享年五十一岁。

译先生性格刚直，违背世俗，有节操气概；相传是钱忠介公钱肃乐的后身。他的学问渊博无边际，对于书籍没有不贯通的。在翰林院时，他与临川人共同借阅《永乐大典》阅读，每天每人各读完二十册；当时开设明史馆，他又写了六通书信寄给史馆。南归之后，他编修南雷黄宗羲的《宋元儒学案》、七次校勘《水经注》、续选《甬上耆旧诗》。撰写《丙辰公车征士小录》及《词科摭言》，前面以康熙己未年一百八十六位征士为始，后面接以乾隆丙辰年；书没有完成。在端州举行释奠礼成，祭祀从陈白沙以下二十一人；这是从前没有的典礼。先后回答弟子董秉纯、张炳、蒋学镛、陆镐等人关于经史的提问，记录为《经史问答》，共十卷；足以启发后学。去世后，董秉纯等人收集他的文章编为《鲒埼亭集》。另外著作还有《汉书地理志稽年》、《古今通史年表》。

——见原书卷三十四（经学）页三中。

刘献廷

刘继庄，名献廷，字君贤；是顺天大兴人。祖先本是吴地人，寄居吴江几十年后去世在那里。他的学问主张经世致用；从象纬、律历、边塞、关隘、财赋、军政之类，旁及岐黄、佛道家的言论，没有不穷究的。昆山的徐尚书喜好士人，藏书很多，大江南北的老宿争相投奔他；先生游历其中，另有心得。万季野征君对于书籍没有不读的，唯独内心折服先生，引荐他参与明史馆的事务；顾景范、黄子鸿擅长地理，也引荐先生参与《一统志》的事务。先生说：“各位对于考古有余，而没有切实用于实用。”他评论以往的地理书说：“大抵详细记载人事，而天地变化的道理一概没有听闻。应当在疆域之前，另外添加几条。先以各地的北极出地高度为主，确定简平仪的制度为正切线表；那么节气的先后、日食的分秒、五星的凌犯，占验都可以推算了。各地七十二候大多不同，比如岭南的梅花十月已经开了，桃李腊月已经开了；而吴地的梅花在惊蛰开，桃李在清明开：相差如此之大。现在流传的七十二候，本于《月令》；那是战国时期中原的气候。现在的中原已经与战国时期的中原不符合，这是因为历法差异造成的。应当在南北各地仔细考察气候，详细记载为一条；那么天地相应的变迁，可以探求其细微之处了。燕京、吴地的水都向东南流，所以必定东南风而后下雨；衡山、湘地的水都向北流，所以必定北风而后下雨。山水的向背分合，都应当依据典籍排列；那么风土的刚柔以及阴阳燥湿的迹象，可以依次探求了。各地有土音，又有俚音；大概是五行气韵宣发不同；各自谱录为一条，合并土产，那么各地人民性情风俗的细微之处，都可以推演而看见了。”他评论水利，说“西北是二帝、三王的旧都，两千多年没有听说依赖东南供给；为什么呢？因为沟渠畅通而水利修治。自从刘、石战乱直到金、元，人们都草草偷生，没有空闲长远考虑；相习成风，不知道水利是什么事。所以西北不是没有水，是有水而不能利用。不为民利，反而为民害；旱则赤地千里、涝则淹没民居，没有地方可以蓄水、没有道路可以通行，人固然无法对付水，水也无法对付人！虞学士开始奋然提倡，郭太史开始毅然实行；不久竟然废弃，三百年没有人过问。如果有圣人出现，治理天下必定从西北水利开始。西北水利，没有比《水经》郦道元注更详细的；虽然时移势易，十成中还可以得到六七成。郦氏对东南略写，人们因此轻视他；不知道水道应当详细记载的，正是在西北。打算选取列史中关于水利、农田、战守的内容，各自详细考察其缘由，附上各家的说法作为疏证，使施行的人有所借鉴。”又说：“《通鉴纲目》，不是朱子亲笔，所以多迂腐而不切实际；而关系重大的反而遗漏。应当另外作《纪年》一书”；凡是先生所撰写的，其规模都不是一个人一个时代所能完成的，所以大多没有完成。生平自称“对于声音之道，另有发现，足以穷尽造化的奥秘、百世而不迷惑”。曾经作《新韵谱》，从《华严》字母悟入而参以《天竺陀罗尼》、《泰西蜡顶话》、《小西天梵书》以及《天方》、《蒙古》、《女真》等音，又用辽人林益长的说法印证而更加自信。同时，吴修龄自称是仓颉以后的第一人；先生则说：“他对于天竺以下的书籍都没有通达，而只是略见《华严》的宗旨罢了。”先生的方法，先立鼻音两个，以鼻音为韵本；其次定喉音四个，为诸韵的宗祖。以喉音互相配合，共得音十七个；喉音与鼻音互相配合，共得音十个；又以剩余未尽的三个配合，共得音五个：共三十二音为韵父，而韵历经三十二音为韵母。横转各有五个子音，万有不齐的声音都摄纳在这里了。曾经想谱录四方土音，以穷尽宇宙元音的变化；于是取《新韵谱》为主，而以四方土音填入；逢人皆可印证。大概这本书多得自大荒以外

译（其内容）包罗万象，广博浩瀚；学者有时乍见之下，还不能完全通晓。

译先生与梁质人、王昆绳是朋友；所尊敬侍奉的人叫梁溪的顾畇滋、衡阳的王而农，而内心特别佩服的人叫南昌的彭躬庵。自己撰写的书叫《广阳杂记》。

——见原书卷三十二（经学）第五页下半部分。

叶燮（附顾有孝、钮琇、李先生重华、顾我錡）

叶先生名燮，字星期，号己畦；江苏吴江人，原籍浙江嘉善。康熙九年考中进士，担任宝应县知县。修缮决口的堤坝，免除名目繁多的赋税；释放被诬陷服罪杀人的人，纠正仇人陷害附逆者以图吞并其田产房屋的案件。因为刚正不阿不被上级长官容许，不到两年就被免职；他欣然说道：“我与廉洁的官吏一同登上弹劾的奏章，比升迁调任还要光荣啊！”当时嘉定县令陆清献公，也一同被弹劾。

回乡后，在横山下建造房屋，求学的人称他为横山先生。著有《己畦文集》二十卷、《诗集》十卷。他论论文学，认为议论不沿袭前人，卓然独立自我确立，才算得上是立言。论诗主张“生”、“新”、“深”；凡是所有庸俗熟滥、陈腐浮浅的语句，必须全部扫除干净。他所作的诗，立意必定探究根本，语言必定独自超拔，宁愿不迎合世俗，也不肯随波逐流；在同时代的各家诗人之外，能够拔戟自成一队。当时吴中地区推崇诗歌的人，大多宗法范成大、陆游；究其所学，不过是范、陆的皮毛罢了。先生撰写《原诗内外篇》四卷，极力排斥他们的错误；吴地的人士开始多指责非议他。先生去世后，人们才争相遵从他的学说。编修汪琬住在尧峰，讲经学固执己见，与先生的观点格格不入，门下的学生也互相诋毁；汪琬去世后，先生说：“我向来不满汪氏的文章，也是认为他的名声太高、意气太盛，所以列举他的过失来规劝他，并非认为他违背圣人之道。况且汪琬已死，谁还讥讽弹劾我的文章呢！”于是将先前摘取的汪文短处，全部烧毁。尚书沈德潜年轻时跟随先生学习诗法，坚守不变；刑部尚书王士禛曾写信给先生，称赞他独立振兴衰颓的文风。后来见到沈德潜的诗，又称赞欣赏他说：“横山门下，还有诗人啊！”他推崇重视到了这种地步。同时同县以诗文著称的人，除了甫草、稼堂几位先生外，还有顾茂伦、钮玉樵、李实君、顧湘南几位先生。

顾有孝字茂伦，吴江诸生。居住在钓雪滩，以选编诗歌为事；唐代律诗及本朝近体诗，都有选本。名声传遍大江南北。

钮琇字玉樵，官至知县。博学雅正见闻广博，所著《觚剩》，能够列举见闻中不同的说法加以折中评判，可以补充正史的缺漏；诗歌也有变化。遗著有《临野堂集》。

李实君名重华；雍正甲辰年进士，官至编修。天赋俊才，又得到张匠门的指点传授。生性喜欢游历，进入巴蜀、客居山东，留连观赏秦关、楚塞，登临凭吊；诗歌更加峥嵘错落，得到江山的助益。著有《玉洲诗集》。他的《诗话》两卷，可以与李贺的《谈艺录》一同流传。

顾湘南名我錡，县学廪生。鄂文端担任江苏布政使时，用古学考试士子，录取了五十三人，湘南位居第一；于是有了《南邦黎献集》的刊刻。后来开设博学鸿词科，是文端上奏请求的，好像是为湘南设立的一样。等到诏书下达，而湘南已经去世了；有才无命，文端叹息不已。所著的书叫《湘南诗集》。

——见原书卷三十八（文苑）第二页上半部分。

陈恭允（附屈大均、梁佩兰）

岭南三家，首推陈先生元孝，而屈翁山、梁药亭排在后面。

元孝名恭允，顺德人。父亲邦彦，明朝末年以阁部身份殉难（事迹见于《明史》）；当时先生才十多岁。等到长大，于是隐居不做官，自号罗浮布衣，与李元仲、魏季子、季子、彭躬庵等人交好；都是遗民。擅长诗歌、古文，兼精通书法。未满二十岁时，作《姑苏怀古》等诗，轰动一时，名声大起。他的诗清新高远脱俗，深得唐代贤人的三昧；古体诗间或入选理趣，当时的习尚没有沾染。著有《独漉堂集》。王渔洋、赵秋谷两位先生到岭南，在广州诗人中尤其推崇先生。后来杭堇甫来主持讲席，题写先生遗像，佩服更加深切。洪稚存评论岭南三家有诗句说：“尚得古贤雄直气，岭南犹似胜江南”。他的推崇备至到了极点。

翁山屈姓，名大均；番禺人。著有《翁山诗集》。儿子明洪，字甘泉；贡生，官至教谕。也以能诗闻名。

梁药亭名佩兰，字芝五；南海人. 小时候，每天记诵数千字；通晓经史百家。二十六岁时，考中顺治十四年乡试解元，诗名已传遍海内。康熙二十七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同榜的人都以对待前辈的态度对待他。第二年就请假回乡，周游名山，与海内各位名宿互相唱和；渔洋、竹垞以及潘次耕都推崇重视他。著有《六莹堂集》。

——见原书卷三十八（文苑）第二页下半部分。

孙枝蔚（附王又旦、李念慈、張恂、王宏撰、李楷、屈復）

关中的人文，除了中孚、雪木、天生三位李先生外，推崇孙先生豹人。

先生名枝蔚，三原人；豹人，是他的字。世代是大商人，经营盐业。甲

译申氏之乱时，他二十四岁；散尽家财，招募勇士，起义未果，便只身逃往江都，改变志向专心读书，于是凭借诗文闻名天下。六十岁时，参加博学鸿词科的考试。当时有人奔走钻营于掌权者的门下，先生对此感到羞耻；请求罢免考试不被允许，催促他入场应试，他写不完一篇文章就退出了。恰逢皇帝特别下诏，授予那些文学素养一向显著、年老而不担任职事的布衣处士京官衔以表彰他们的品行；考中者有八人，先生也在其中。吏部议定授予正字官衔；圣祖认为这个官职太低，改授中书舍人。起初，吏部在庭院集合查验，先生独自躺着不去；随即受到敦促，才慢吞吞地进入。主管爵位的人见他须发花白，引他上前说：“您老了！”先生神色严肃地说：“不！我四十岁时就是这般模样。况且我之前因年老请求免试，您一定认为我年轻；如今我不愿因年老而得官，您又认为我年老：这实在奇怪！”主管官员惊讶地道歉，最终仍按年老官员的惯例授予他官职。先生性格刚直，早年因世道混乱，喜好谈论兵法，家产被贼寇毁坏。从京城归来后，又居住在江都。他的著作称为《溉堂集》。跟随他学习的人都在海内享有声誉，其中王又旦最为著名。

译又旦，合阳人，字幼华。二十岁时，在乡试中举。任潜江县令，丈量土地确定赋税，杜绝豪强侵占；修缮长堤，抵御汉水决口侵蚀；建立传经书院，修筑说诗台。豹人当时住在江都，迎接他并跟他学习《诗经》。等到他入朝担任给事中，他的诗名已经与豹人相当。上疏陈述湖北堤工协济的弊端，命令荆州、郢州分界治理堤防，以杜绝推诿卸责；主持广东科举考试返回时，路过南海花山，建议在当地设立县治，以铲除盗贼的老巢；这些建议都被批准。朱彝尊称赞他擅长写诗，能够兼取唐、宋诗人的长处。五十一岁时，在任上去世。著有《黄湄诗集》。

当时，关西的读书人以效仿章句之学为耻，都崇尚通晓经义、研习古学；其中卓然成名的，泾阳有李念慈、张恂。念慈字屺�4，曾担任县令，被推荐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但未中，隐居在峪口山；诗集名为《峪口山房集》。恂字稚恭，又字壶山；考中进士，担任江南推官。擅长绘画，落笔一张纸价值千金。他与三李、豹人、黄湄等人交往唱和，但名声稍逊；只有华阴的王宏撰、朝邑的李楷与三李齐名。

李楷字叔则，又字岸翁；著有《河滨全集》。由举人出身，担任宝应县令；因刚直被罢免。康熙二年，巡抚汉复聘请他主持编纂《陕西通志》。王宏撰当时还是生员，跟随叔则编撰校勘。叔则擅长古赋，文章质朴丰茂；钱谦益极力称赞他。著书百卷，文名冠绝一时；人们称他为河滨夫子。

王宏撰字无异，又字山史；与三李同时代，相对于叔则是后辈，但叔则特别喜欢与山史交往。山史在华山读书，顾炎武曾寄居在他家；两人共同在云台观修建朱子祠。他喜好《易经》，精通图象之学；学者尊崇他，得到他一句话便视为珍贵。凡是碑版、志铭，如果不是三李就是山史所作；而山史擅长书法，所以作品比三李更多。

又有屈复，字见心，号悔翁；是蒲城人。十九岁时，童子试考取第一。忽然弃官离去，前往京城，学习诗歌的人多跟他交往。先生制定《客约》，不迎送客人、不说寒暄客套话。他论诗，在兴、赋、比之外，专门以寄托为主；认为陶渊明的《饮酒》、郭璞的《游仙》、谢灵运的《登山》、左思的《咏史》，他们自有伤心的缘由而借题发挥，不可以刻舟求剑般地去理解。尚书张廷枢想上奏推荐他，他极力推辞不接受。乾隆元年，尚书杨超曾举荐他参加博学鸿词科；杨超曾没见到屈复，屈复也不答谢。所著《弱水集》，内容很丰富。没有儿子，妻子死后不再娶；人们把他比作林和靖。

——见原书卷三十八（文苑）页下。

王士桢

国家文治超越前代，弘扬雅正之风，杰出人物接连出现；而一代正宗，必定以新城王公为首。王公凭借诗歌闻名海内五十多年，士大夫无论认识与否都尊奉他为泰山、北斗。在开国初期，人们都厌恶明代王世贞、李攀龙的空泛阔大，钟惺、谭元春的纤弱仄狭；王公以大雅的才识兴起并振作文风，独自标举神韵，笼罩百家，他的声望足以使天下人奔走追随。虽然身后诋毁他的人不少，但评论者说本朝有王公，就像宋代的苏轼、元代的虞集、明代的高启一样，屹然成为一代大宗，没有人能取代他。王公担任郎中时，恰逢圣祖留意古学，召见内阁大臣，从容询问“在朝中博学能诗文的人谁最优秀？”于是李霨、冯溥、陈廷敬、张英异口同声推荐王公，特别诏令王公赋诗，符合圣意。第二天，传谕：“王士桢诗文兼优，任命为翰林官。”于是改任侍讲。不久转任侍读，进入南书房值班。曾经征集他的诗，录进三百篇，称为《御览集》。本朝汉人由部曹改任词臣，从王公开始。王公去世后五十多年，正值乾隆三十年，高宗特别下旨认为王公政绩卓著、工于诗歌，在本朝诸家中流派较为正统，从前未获赐谥号的恩典，应当显示褒奖荣耀以鼓励稽古之人；于是赐谥号为“文简”。可以说是不世出的遭遇，时间越久评价越定。然而王公历任官职的政绩及生平风骨节操，确实与文章足以并垂天地，不可偏轻偏重地评论。王公担任扬州推官时，朝廷命令侍郎叶成格驻守江宁，审理通海海盗案件；罗织罪名牵连很多人。王公极力保全良善之人，严厉追究诬告者的反坐之罪以平息诬陷。扬州本来有钦定赃款积欠二万多两银子，前任因为考核政绩的缘故严厉督催，逮捕拘禁的人很多。王公到任，怜悯地说：“这些人都是沟中的饿殍；即使每天拷打，有什么好处！”全部释放遣散。而亲手写疏招募各位当事官员，从监司、郡守到属县都割让俸禄代为缴纳；不够，则招募商人。商人们本来因为海寇案件感激王公，倾尽资财争先恐后。还不够，则向巡抚建言，上疏请求豁免；于是积欠全部还清。在扬州五年，完结大案八十三起；洗雪高邮烈妇向氏的冤屈，人们称他为神君。王公既然由推官起家，又由刑部尚书致仕，与历任官职始终如一；每次审理案件，必定多方设法以求生路。曾经会议审理闵焕、郭振与窦子章的案件，三人都因为救父的缘故，持刀杀伤人，判处重刑；王公说：“这应当论断他们是否该救父，不应当以棍棒刀剑论断轻重。”于是得以改判缓决。担任副宪时，又曾经争辩杨成的案件。在户部任职时，又

译审理聊城于相元、太平王训、齐河房得亮的案件，都减轻了一等处罚；而衡阳左道萧儒英，却力争一定要依法惩处。徐起龙被曹氏诬陷，就释放徐起龙而治曹氏的罪，查办曹氏私下勾结的人都伏法。他慎重使用刑罚大多像这样。

他执政能把握大局，用平和的态度培养士气，清廉而不违背世俗，温和而有主见。所以在国子监任职时，整顿教育条例，杜绝请托；所奖拔的人才如金居敬、汤右曾、查升、陶文淳、惠周惕等人，都是当时的名人。又上疏请求确定文庙祭祀的礼制，舞蹈用八佾，笾豆用十二，并增加从祀的先儒；当时的人都认为他的论断正确。

等到掌管刑部时，就严格维持法纪纲维，告诫言官不得罗列细枝末节的小事。恰逢朝廷商议裁减御史名额，他力争认为御史是天子的耳目之官，可以增加不可以减少；奏章呈上后，最终听从了他的意见。

在户部任职时，秦中地区正遭遇大饥荒，开放纳粮授官的惯例；他预先告诫有关部门，不得拿一份呈文或草稿到他面前。先后七年，清白廉洁没有参与任何私事。他管理钱法时，惯例本来有样钱；他立即禁止革除这一做法。他在清江浦管理关税时，船厂有陈规陋习；他向漕运总督禀报，全部废除。

他与睢州汤文正公，起初未曾见面；恰逢征召博学鸿儒，他对魏公象枢说：『您以学问品行闻名天下，推荐人才不应当依据文章技艺；一定要像汤君这样的人，才应当应诏』。人们知道汤公的推荐来自魏公，却不知道是由他发起的。

他一生珍视自己的诗歌，不轻易为人作诗。内大臣明珠祝寿，有位高官手执金笺，请求得一首诗来助兴；他说：『弯曲笔杆来讨好权贵，君子是不做的』！极力推辞。

他的干练政绩和风骨节操像这样，而世人不能完全了解，是因为被诗名所掩盖罢了。

译先生名士桢，字贻上，号阮亭，又自号渔洋山人；世代都是新城的显贵家族。十八岁时，考中顺治八年的乡试。祖父方伯公象晋当时九十一岁，还来得及见到他；把家中收藏的邢太仆所书的《白鹦鹉赋》赐给先生。顺治十五年，考中会试。过了三年，被选拔授任扬州推官。康熙三年，总督郎廷佐、河道总督朱之锡先后上疏推荐先生，提拔为礼部主事；多次升迁至郎中，掌管清江关的税收。康熙十一年，主持四川乡试。因母亲去世守丧，回家。不久补任户部郎中。康熙十七年，特别提拔为侍读；不久升任国子监祭酒。康熙二十三年，晋升为少詹事；奉命祭祀南海。第二年，因父亲去世守丧。康熙二十九年，由原官职升任左副都御史，担任经筵讲官；晋升为兵部督捕侍郎。康熙三十年，担任会试副考官；调任户部侍郎。康熙三十五年，奉命祭祀西岳、西镇、江渎。康熙三十七年，提拔为左都御史；又奉命在南书房值班，编撰御制文集。第二年，升任刑部尚书；先后被赐予御书“带经堂”、“信古斋”匾额各一方。康熙四十三年，因审理案件失当导致轻判，被罢免官职；当时先生七十一岁。康熙四十九年，皇上眷念在籍的老臣，命令恢复职务。康熙五十年五月，在家乡宅第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先生八岁就能写诗。多次梦见五色小鸟像凤凰一样，飞绕在左右；又屡次梦见人赠送古墨，闻之有异香：人们认为这是文学昌盛的吉兆。年轻时游历济南，在明湖聚集各位名士，创作《秋柳诗》；唱和的人有数百人。在京师时，与汪苕文、程周量、刘嵩、梁曰缉、叶子吉、彭羡门、李聖一、董文骥等人以诗歌互相唱和。在扬州时，与林茂之、杜于皇、孙豹人方尔止等人在红桥修禊，又与陈其年、邵潜夫等人在如皋冒氏的水绘园修禊。每当公务闲暇，就召唤宾客泛舟载酒于平山堂；吴梅村说“贻上在广陵，白天处理公务、夜晚接待词人”，大概是真实的记录。直到在礼部任职，又与李湘北、陈午亭、宋牧仲以及汪、程、刘、梁等人结成文社。当时宋荔裳、施愚山、曹顾庵、沈绛堂都在京师，与先生兄弟酬唱没有虚度一天。又曾经奉命出使南海、西岳，遍游秦、晋、洛阳、蜀地、福建、越地、江南、楚地之间，所到之处探访贤达豪杰、考察风土人情，遇到美好的山水必定登临，融会愉悦荟萃，一发于诗歌。所以他的诗，能穷尽古今的奇异变化，蔚然成为一代风气所归。先生主持顺天乡试，与韩文懿共事；主持辛未科会试，与张文贞、陈文贞、李文贞共事：所选拔的士人，有杨文定（名时）、陈恪勤（鹏年黄侍郎（叔琳）、惠研溪（周惕等。晚年值南书房，与张文端、陈文贞共事；都是当时九等人表中的最杰出者，可以想见一时的盛况。先生所著有《带经堂集》九十二卷、《渔洋诗话》三卷、《蜀道驿程记》二卷、《皇华纪闻》四卷、《粤行三志》三卷、《池北偶谈》二十六卷、《陇蜀余闻》二卷、《秦蜀驿程后记》二卷、《古欢录》八卷、《居易录》三十四卷、《浯溪考》二卷、《感旧集》、《香祖笔记》、《分甘余话》、《北征日记》各若干卷，又有《唐贤三昧集》、《唐绝人万首句》、《唐诗十选》等书，都流传于世。

——见原书卷六（名臣）页一上

附录

原序一（曾序）

原序二（自序）

原书凡例

原序一（曾序）

我曾经因为大清国的达官显贵、杰出之士超越古代而记载缺失，因此感到叹息遗憾。道光末年，听说嘉兴钱衎石给事（仪吉）模仿明代焦竑的《献征录》编写《国朝征献录》，于是嘱托给事的侄子应溥抄写其目录，得到将相大臣、循良忠节、儒林文等共八百多人，积累二三百卷；借名人碑传，保存名人事迹。自从离开京师，长期随军征战，而那目录册再也无法看到。同治初年，又得到邬陵苏源生的《文集》，详细叙述他的老师钱给事在《征献录》之外，又节录名臣为《先正事略》。于是知道钱氏颇有创作，不仅仅抄录编纂诸家的文章罢了。又过了两年，得到我们同乡李元度（次青）所著的《先正事略》，命名恰好与钱氏相合。此前二百多年没有成书，近三十年中钱氏在汴水编摩，次青在湖湘完成事业，这足以证明通儒意趣相同，恐怕地下达官显贵、杰出之士的英灵终究不能永远被遮蔽吧！

自古英明哲非常之君，往往人才鼎盛；如汉代的武帝、唐代的太宗、宋代的仁宗、元代的世祖，那时都是非凡人才崛起、俊才云集，光辉照耀史册。然而考察其流风所及，大都不过数十年就停止了；只有周代的文王和我们圣祖仁皇帝，才历经数百年而风流未衰。周自后稷十五世，集大成于文

译朝廷尊崇六祖、一宗，在康熙年间集其大成；而雍正、乾隆以后，英才贤士辈出，都像是沐浴着圣祖的教化。这其中的缘由，即便是愚昧的百姓也似乎知道是怎么回事，虽然大智之人也无法用言语来确切形容。

译圣祖曾经自述，在十七八岁时，读书过度劳累，以至于咳血也不肯稍作休息；年老时手中仍不放下书卷，临摹名家手卷多达万余件，书写寺庙匾额多达千余块，大概即使是贫寒的读书人也不能比得上他的专心。北征跨越沙漠，南巡治理黄河，即使是士兵也不能超过他的辛劳。祈雨祷告治病，步行到天坛，连肉酱、腌菜和盐都不食用；年龄超过六十岁，仍然扶着病体努力践行。凡是前代圣人所说的至高德行和纯粹行为，几乎没有一样不具备。向上涉及天文、地理、历法算术、音乐、考察礼制、行军作战、刑法律令、农业政务，向下至于射箭骑马、医药、奇门遁甲、满蒙西域及外洋的文字字母，几乎没有一样不通晓，而且没有一样不创立新法、开辟新路。后来那些高才绝艺的人，终究不能超出他的范围。那么雍、乾、嘉、道几代的人才，虽然说是都由圣祖教育而成，谁能说不是这样呢！当今皇上即位，皇统中兴；虽然距离康熙时代更远了，但是将领中那些乘时运、立功勋的人大多出自当时的章句儒生，这也未尝不是圣祖遗留的恩泽在无穷地陶冶他们。像李次青这样的人，大概也是章句儒生，从事军事。咸丰甲寅、乙卯年间，与曾国藩患难相依，备尝艰险。后来自己率领一队人马，转战数年；军队每次失利，就因公义被弹劾罢职。议论的人有的责怪曾国藩执法过于严厉；也颇责怪李次青在军中偏好文学，分散了治兵的心力，就像庄子所讥讽的“抱着书册而丢失羊的人”。过了很久，朝廷内外大臣多次推荐李次青“在紧急时刻可以倚靠”，曾国藩也起草奏疏秘密陈述：“李元度下笔千言，具有超人的才能。臣过去弹劾他太严厉，至今内心愧疚；希望朝廷酌情给予褒奖和宽恕！”当时虽然被吏部的议论所阻碍，天子最终还是偏袒他，起用他重新担任黔南军事。军队接连立功，越级提拔为云南按察使；而这本书，也在黔南完成。圣祖有话说：“学习贵在起初有坚定不移的志向，中间有勇猛精进的心，最后有坚贞永固的力量。”李次青统领军队经过四个省份，屡次受挫仍然振奋；所谓“不移”的不是他吗？发奋著书，宏大的著作立刻完成；也可以说是“勇猛”了！希望再用“贞固”的道理来坚持；寻访钱氏遗书参订修补，经过岁月的锤炼，在细微处慎重褒贬，斟酌众人的言论而取其中正，最终成为圣朝的重大典籍，跻身于周代雅颂、誓诰的行列，这尤其值得壮大了！

同治八年三月，曾国藩。

原序二（自序）

李习之曾经感叹魏晋以后的文字晦涩不明，即使有特殊的功绩、伟大的德行和非凡的事迹，也昏暗郁结而不彰显。而韩昌黎则曾经想要作一部唐代的经典流传于无穷，诛杀揭露死后的谄媚，发掘潜藏的德行的幽光；议论的人说他的书如果完成，应当不在司马迁、扬雄之下。可惜没有完成。宋代朱子撰写《言行录》，选取同时代名臣的事迹一件件系连并条列缀合，作为后世的法则；文章虽然比不上韩昌黎，但扶持辅助世教，他的功劳很大了！此后杜大珪有《名臣碑传录》、苏天爵有《元名臣事略》、徐鈜有《明名臣琬琰录》、项笃寿有《今献备遗》，都是继承朱子的意思而写成书的。我们国家历代圣君相继，太平盛世连续不断，光辉灿烂与夏商周三代风气相同；二百多年间，名卿大儒、通达魁伟之士顺应时势而兴起的，不可胜数。他们宏大的谋略和政绩都记载在“国史”中，大概不是草野之士所能窥见的；而他们的遗闻佚事、嘉言懿行，往往分散见于各家文集中，只是没有荟萃成书以备掌故而为征文考献提供帮助罢了。李元度在山中居住多有闲暇，遍阅本朝人文集，遇到伟人的事迹就亲手抄录。积累久了，成为《先正事略》六十卷。分名臣、名儒、经学、衣苑、遗逸、循良、孝义七类，每人一传；共计五百人，附见的有六百零八人，也是当世得失的汇集。每当空山月出，一盏灯荧荧亮着；在斗室中披阅吟诵，如同与各位巨公、才人、节士联袂携手，亲自承受他们的咳唾之声而上下议论。如同面对泰山、华山、嵩山、衡山、黄河、瀚海的高深，无法测知它们的顶端和底部；如同罗列商彝、周鼎、天球、宏璧等宝物，古光从几案上透出，不敢逼近直视。过去归震川自恨足迹不出乡里，所见没有奇节伟行来抒发他的文章之气；现在李元度被废黜归田，得以网罗散失的资料以完成这部书，可以说极尽尚友之乐了！

稿子刚刚脱手，恰逢奉命前往黔东服役；因为这是两年心力所凝聚的，不忍心像破扫帚一样丢弃它，于是交给刻书人刊印。有客人议论其取舍失当而且催促成书，担心挂一漏万；回答说：“这固然如此。然而以朱子的贤能，亲手编订《言行录》如进用王安石、黜退刘安世之类，吕东莱、汪玉山都不以为然。即使朱子自己也说尚多谬误；何况不如他的人呢！太史公作列传，两千年中仅有七十篇，循吏、儒林都只有几个人罢了；没有议论他疏漏的。只是本朝治绩磊磊轩天地，远迈唐、宋、元、明代；世上如果有韩昌黎、李习之、朱考亭那样的人拿出文章来润色宏业，这才不辜负千载一时的盛况。像我所说的，虽然都是奇节伟行，但文章不

译足以张扬它罢了。终究只是被归有之暗中嘲笑而已。我又听说苏辙曾说：“古代的君子如果不被世所用，必定寄托于外物来自我排遣。”既然这样，这部书也就是寄托之物罢了；哪里用得着深入计较它的得失呢！客人已经退去，于是把它写在书卷的开端，用来向海内的君子请教指正。

译同治五年三月十六日，平江人李元度自序。

原书凡例

一、我朝治理达到古代盛世水平，君主圣明，臣子贤良。当时著名的公卿大臣、才华出众的学者，后先相继出现；他们在道德、功业、言论方面的成就，都足以流传不朽。只是“国史”收藏在皇宫深处，民间无从查考；读书人谈论国家典章制度、前代贤人的典范时，往往只知道他们的名字，却无法详细了解他们的事迹。这主要是因为缺乏专门的书籍来提供文献依据。本书选取本朝先代贤人，分为名臣、名儒、经学、文苑、隐逸、循吏、孝义七个门类；采集他们的功勋业绩、议论见解、美好言论、高尚行为，分别记载在篇章中，用来弥补遗忘并供人观览感发。而历代皇帝深厚的仁爱与恩泽，崇尚古制、重视文教，也能通过具体事迹得以窥见，使读者自然而然地产生忠孝之心。

二、各篇事迹都采自私人传记、地方志书，偶尔涉及小说类著作，仍以“国史”列传作为正统依据；有将十几篇文章合并为一篇的情况，其中穿插删节、连缀整合，颇费心思。因此也不免稍显繁冗，若按史书体例及金石文字的标准，几乎可以删去一半；但考虑到事实的重要性，宁可详细也不简略，宁可严密也不疏漏。从前全谢山表彰前代贤哲，动辄数千言，意在让后来执笔的人以此作为底本。我这点私心，也附在此处罢了。

三、叙述当代事迹与史书体例不同：史书不论贤良还是奸佞，只要有关联的都列入；本书仿照《名臣言行录》的体例，专门主张宣扬善行。所以所收录的内容，都是纯粹精善的；只有附带提及的人，体例稍宽。

四、我朝兴起于东方，开国辅佐帝业的英雄，都是皇室宗亲，位列亲王藩王；不敢将他们纳入“先正”之列。即使是辅佐帝业、配享太庙的功臣，如信勇公费英东、宏毅公额亦多、武勋王扬古利等，都立功于天命、天聪、崇德年间，在世祖统一天下之前；所以论述入关后效力的文臣以范文肃公为始，武臣以图昭勋分为始，而信勇公、宏毅公、武勋王的事迹又都详细列在他们子孙传记的开头，使读者能全面了解源流。

五、名臣这一门类，内至内阁部院，外至地方大员，其人数众多无法全部收录。本书所述，大致是曾祭祀于贤良祠、名宦祠，以及有特殊政绩被列入《一统志》的人；但最终受限于见闻，难免有遗漏，深感遗憾。曾经有伟大功业和崇高名声、一向钦慕的人，因为未能得到他们的事迹，无法录入；打算编选“续编”，以求详尽完备。

六、满汉名臣中有祖孙、父子、兄弟、堂兄弟同居高位的，大致仿照《史记》“世家”的体例汇总排列，以彰显世家大族世代为臣的盛况。

七、本朝名儒大约分为两派：恪守程朱理学规范的，是陆清献、陆桴亭、张杨园等先生；兼宗陆王心学而不违背程朱理学的，是孙夏峰、汤文正、李二曲等先生。陆清献的学问确实属于正宗，他纠正王学末流弊端的功劳很大。近代学者何丹畦续写《理学正宗》、唐镜海著《学案小识》，都推崇两位陆先生为直接继承洛学、闽学正统的人；然而彭尺木、程鱼门曾议论陆清献攻击陆王学派太过，未脱讲学家的习气，尊崇他的人反而更多了。唐氏《学案》既排斥孙夏峰不予收录，又深深鄙视他；这也只是门户之见罢了。一贯的宗旨，曾子从“行”入手，子贡从“知”入手，他们对圣道的领悟是一样的；伯夷的清高、柳下惠的和顺，孟子都推崇为圣人，未曾肯定这个而否定那个。本书不分门户渊源所在，各自按类别归附。那些议论相反却恰好可以互相补救的，都详细列出；以等待后来的君子评定。

八、本朝经学也分为两派：专门推崇汉学以诋毁程朱理学的，是毛西河、惠定宇、戴东原等先生；义理上尊崇程朱但仍广泛汲取汉唐注疏的，是李安溪、方望溪、姚姬传等先生。自从明朝中叶以来，士人都耗费精力于科举应试文章，而根本学问缺失。本朝兴起，朴学才开始辈出，顾亭林、阎百诗开创风气之先；此后大儒接踵而至，长洲惠氏、高邮王氏、嘉定钱氏三代都以经术闻名，汉学于是达到极盛。然而江子屏作《汉学师承记》，凡是稍近宋学的都排斥；阮文达刊刻《皇清经解》一千四百多卷，而李安溪、方望溪的著述一字不收。这几乎到了划地为界的地步，一时风气所趋，于是专门以搜集残篇断简为功；诋毁宋儒为空疏，抨击不遗余力：这又太过分了。汉儒的训诂、宋儒的义理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那些激烈互相争胜的，都是末流的弊病。回想历代皇帝既作君主又作老师，御纂诸经主要采纳宋儒的说法而兼采汉唐注疏，可谓折中得当。本书不论汉学家、宋学家，都详细记录他们的议论、著述，都是为了摒弃门户之见而已。

九、清初文章家，以宋牧仲所撰写的侯、魏、汪三家最为著称；其后作者代代兴起，没有一种美善不具备。自从方望溪出现，古文的义法特别严格；刘海峰、姚姬传继承他，于是有了桐城派的名称。然而姚氏《古文辞类纂》

译在八大家及归有光之后，接着收录方苞是恰当的；又专门收录姚鼐，好像桐城派之外，全都不足以参与这个道统，似乎也未脱离门户之见。这部书凡是卓然自成一家的人，都列入其中。从前我们的先贤，他们的言论明白且清正，本来就不拘泥于一种格式罢了。

译一、清初诗坛，推崇渔洋为大宗师；荔裳、愚山、秋谷、竹�、初白等各家接踵而至，前后两代词科作者林立。近代张南山编纂《诗人征略》，搜集资料极为详尽。这里只选取其中特别著名的加以收录，然而疏漏之处仍然很多。

二、清初遗老，如徐俟斋、沈眉生李蜃园等先生，超脱尘世，高飞远遁，纯洁无瑕；孔子所说的隐逸之士，他们几乎无愧于此。收录他们的事迹，以显示天爵（内在德行）的尊贵，即使百世之后，仍能激励贪婪者廉洁、怯懦者刚强。至于熊鱼山、方密之等人的事迹已附见于《明史》，所以不再收录。

三、循吏（守法尽职的官吏），必须详细记载他们的政绩和风骨节操，使阅读者知道效法的榜样，能够说到做到。

四、孝义一门，仅收录最显著的人物，以阐发幽微的光华，维系世道教化。虽然收录不多，但一代正史也不过记载数十人或十几人，所以不必嫌少。

五、天文、历算之学，也没有比本朝更精深的了。这是因为圣祖（康熙帝）天赋聪明，深参造化之秘；而梅定九、陈泗源等人又足以阐发其理，于是成就了绝妙的造诣。阮文达（阮元）撰写《畴人传》，采录了二百多人。这里只将梅定九、陈泗源以及薛义甫、王寅旭等几位列入经学中，以见其大概。如果想看全貌，则有《畴人传》在。

六、按照史书、方志的体例，尚须设立忠义、列女两门。然而忠义中特别显著的，多已列入名臣传中。近年战争兴起以来，死难者众多；因没有成书，无从采辑。至于列女不在先正（前代贤人）的体例之内，所以缺如。

七、所分的门类，不过是举其重要而言。如汤文正、陆清献、张清�、杨文定、沈端恪、蔡文�等公应入名儒，王文肃、秦文�、胡文良、阮文达等公应入经学，王文简、韩文�、钱文端、沈文�、王兰泉等公应入文苑，只因他们官至九卿，有勋业可记，所以都列入名臣；其他如梨洲、亭林、而农也是名儒、也是经学，愚山、刚主也是名儒、也是文苑，谢山、西庄、竹�、渊如、稚存也是经学、也是文苑，竹�、姬傅也是文苑、也是经学，叔子、躬庵也是文苑、也是遗逸，青主、茶村也是遗逸、也是文苑，名称虽然区分，实则不必拘泥。况且经学本就在儒林中，尤其属于分而不分的情况。

八、不是史官不应为人作传，古人已有此说。归震川说：“古代作《汝南先贤传》、《襄阳耆旧传》的人，都不是兰台、石室（史官）之臣。”此论一出，记事之例才开始放宽。而恽子居则说：“大传不是文集的体例，韩愈传陆�、阳城都不收入本集中，于是改名为‘遗事述金’，实际上仍是传体。”本书称为“事略”，也是如同恽氏的意思。

九、汤文正、徐文定、陈恪�事略中所述的当时宰相及当事者构陷的情形，都本于《望溪集》以外的文字；在当时不无忌讳，所以未收入集中，近来才有搜刻的。然而彭尺木所作的汤、陈二公行状已经采录了这些内容，大概是因为尺木见过未刻的稿子。此外，如张清�等传都有依据。由此，更加显现我圣祖至圣至明，百世之后仍令人钦服。

十、公私著述，如果夹杂恩怨于其中，即使其书也可烧毁。本书自信没有这种弊病，请阅读者辨别。

十一、郢书燕说（比喻曲解原意），最足以失真。如袁简斋所作的陈恪�等传中多有错误，彭尺木曾写信诤论；邵青门所作的《阎典史传》，魏默深也曾辨正。大概是文人习气，多不暇核实。本书博观而慎取，不敢沿袭讹误以误导后人。

十二、古人如班固之于司马迁，多全袭其辞；以后不可一一列举。因为事迹不可凭空虚构，并非故意袭用旧文。卫正叔编纂《礼记集说》，他说：“他人著书惟恐不出于己，我这本书惟恐不出于人”；可谓先得我心矣。

十三、阮文达创立《国史儒林传》，都就各家纪述集句成篇，仍在下面分注出处；彭尺木《名臣儒行吏�述》，也在篇末注明所据之本：以示非臆造。本书采书较多，来不及一一注明出处；然而确实无一字无来历。

十四、各家著述有可考的，都详细列出其书目、卷数，以备志艺文者的搜讨。

十五、地名、官名都依据本朝书写，不从古称；其诏�、奏札，也多保存其真：所谓当时语也。至于满洲、蒙古姓名，与春秋时人相同；其首一字，不是姓。所以标题处，都先谥、后名，申之曰姓某某�。而文中则仍俗称曰某公，不再举其姓，以免累赘；《京江》、《望溪》集中，都有此例。

十六、元代在各路设立行中书省，明代改为布政使司；本朝沿袭其称曰省，并非其实。“洪雅存集”中，对此盖��焉。本书以公私相沿既久，姑且仍其称。

十七、本书经始

译在甲子年三月，于丙寅年正月脱稿；藏书不多，采录未全。又因持戟出山，匆忙付印，难免遭受固陋的讥讽。希望海内志同道合的君子时常惠寄书信，匡正我的不足，那就太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