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书直笔卷一

译他的德行足以奉事宗庙社稷，却失去了君主和亲人的宠爱，遭遇了非正常的死亡，便记作‘杀’，表示是被迫害。《中宗纪》记载说：‘景龙三年七月，杀皇太子重俊。’不记载是部下所杀，而说成君主下令，是为了减轻天下人的悲痛。册立皇后 皇后共同承奉宗庙，是天下人的母亲；册立皇后应当依据德行而不是宠爱，这是端正家庭的道理。先记载君主的命令，是合乎正道的。《太宗纪》记载说：‘武德九年八月，册立皇后长孙氏。’先记载册立，是因为她有德。又如《肃宗纪》记载说：‘至德元年四月，册立皇后张氏。’采用同样的文辞。张氏虽然以凶祸告终，但她的罪恶没有牵连到册立之事，所以采用这一不同的体例。废黜皇后，如果是因为罪过而不是私人恩怨，就记作‘废’，表示是顺从天下人的意愿而废黜她。《明皇纪》记载说：‘开元十二年六月，废皇后王氏。’不称‘废为庶人’，是因为担心这会逼迫、损害皇后与皇帝平等相配的关系。王皇后的诏书载在本传中；如果她没有罪过却没有诏书，那就是加罪于她的诬陷，不足以让后人相信。以宠爱册立，而不是依据德行；因谗言废黜，而不是由于罪过，那么采用不同的文辞，正好显出了事实。《中宗纪》记载：“神龙元年，立妃韦氏为皇后。”《高宗纪》记载：“永徽六年七月，皇后王氏被废。”就是这样。因为宠爱而夺取权力，凭借计谋而获得众人拥护。册立若不是出于恩德，就按照自行册立的文例来记载。《高宗纪》记载：“永徽六年十月，皇后武氏被册立。”就是这样。凡是册立皇后的恩泽，都是由皇后本人施行的；大赦天下、赐给老人粟米等事，《高宗纪》都不记载，这是因为憎恶武后的册立，要从一开始就加以纠正、防止祸患逐渐扩大，所以只记载在武后的本传中。国家发生变故而遭到废黜时，记载权臣的命令，以及因幽禁逼迫而导致死亡。记作“死”，唯独皇后不说“被杀”，是因为疑忌这样会损害皇后与皇帝相匹敌的身份。《哀帝纪》记载：“天祐二年十二月，皇后何氏死。乙酉日，朱温追废皇太后何氏。”就是这样。庚戌日，停止郊祀。《诏书》记载在何后的本传中，是因为憎恶朱温的诬陷，不把它写入《哀帝纪》。宰相任免 宰相是国家的股肱，升迁和罢黜都记入本纪，是为了看重国家安危的根本。记载任用得当的人，而不把所有官职都一一记载。《睿宗纪》记载：“景龙四年四月，以许州刺史姚元之为丞相。”不记载他兼任兵部尚书、门下三品，详细情况见其本传。尸位误职的官员不记载君主的任命，是为了惩戒任意施加恩宠。《明皇纪》记载：“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牛仙客任丞相。”就是这样。任用得当的人，能够建立功绩、使国家获利；如果因他人的构陷而停止任用其掌握权柄，就先记他的名位，后来才记罢免。《明皇纪》记载：“开元二十四年十二月，丞相张九龄被罢免。”这是因为惜其功劳，不愿因一时的罪过而公开说他是因罪免职，所以命令在后来才记载罢免，使用缓和的措辞。在他的本传中又记载某月某日被罢免，并记载由谁接替，这就足以记载任免的文辞了。罢相之后，有的改任方镇，有的升任其他官职，都在本传中详细记载。《德宗纪》记载：“贞元十一年四月，丞相陆贽被贬到忠州。”陆贽以太子宾客的身份被贬为忠州别驾；本纪仍称他为丞相，是因为皇帝的意旨反复疑惑，庸劣之人的谗言又是无理诬陷。虽然把善人放逐到远方，但天下对他的期望并未改变，所以仍称丞相；不写别驾而称“贬”，是因为君命实际上放逐了他，只是所加的官职属于虚衔，因此从略。不能胜任职务，因为过失而被罢免，就先记免职，后来再记其名位，这是为了明确国家的惩罚。有罪而被放逐的，先记载贬谪的命令；过失若依正当刑罚处理，就能使罪名端正而使天下信服。《德宗纪》记载：“建中四年十二月，丞相卢■〈木巳〉被贬到新州。”他的地位超过了才干，天下人都知道他可以被罢免，所以先记载贬谪放逐的命令。宰相在任上去世，记名而不记姓 《代宗纪》记载：“天历十二年七月，丞相绾去世。”就是这样；罢相则记载姓氏。功勋极大的人，记作“薨”，是为了记载功劳；贤臣死在贬谪之地，记载地点，是为了替他隐讳。《德宗纪》记载：“建中元年五月，汾阳王郭子仪薨。”贞元五年八月庚戌日，西平王李晟薨。这是为了记录他们的功勋。《德宗纪》记载：“贞元某年某月，丞相陆贽卒于忠州。”《文宗纪》记载：“太和九年七月，丞相宋申锡卒于开州。”他们不是因罪被贬，虽然死去，仍记载原来的官职，这是为了记载他们一生的身份。把“薨”改说成“卒”，是因为哀痛贤臣不再复起，所以在文辞上稍加贬抑，以讥刺君王不能任用旧臣。宗室中关系较远的人也这样记载。《明皇纪》记载：“天宝十一年十月，信安王祎薨。”就是这样。贤臣去世，是天下人所悲痛的事。官位、姓名都齐备，却记作“卒”，好像把他废弃了一样；朝廷只作简略记载并赠送赙仪，若是被杀，就不这样记载。《敬宗纪》记载：“长庆四年十二月，吏部侍郎韩愈卒。”这是记录贤臣的一生。贤相告老请求辞官，记作“薨”，用字与贤臣不同。《文宗纪》记载：“开成四年三月，晋国公裴度薨。”不称丞相，是因为他已经罢相。杀大臣，有罪的记作“伏诛”，无罪的记作“赐死”，不是奉君命而杀的记作“被害”。《代宗纪》记载：“大历十二年，宰相元载伏诛。”这是国家法度得到施行。《中宗纪》记载：“天授二年十月，左相岑长倩赐死。”这是逼迫君主下达命令。【按：旧书、新书都记载在武后纪中杀岑长倩；这里写作《中宗纪》，应当是夏卿修史时拟议改写的。】《中宗纪》记载：“神龙二年某月，武三思害侍中桓彦范、敬晖、袁恕己。”《文宗纪》记载：“太和九年十一月，仇士良害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记载武三思和仇士良的姓名，是为了憎恶他们擅自杀戮大臣。其他臣子有罪，记作“诛”；无罪，记作“杀”。《明皇纪》记载：“天宝六载春正月，诛北海太守李邕。开元二十五年三月，杀监察御史周子谅。”记作“诛”，是因为这是既定的法令，不可改变，也是君王极其公正的刑罚；记作“杀”，是因为触犯威严、违背旨意而遭遇非正常的死亡，是君王一时施加的惩罚。任命将领出征讨伐 征伐，是国家兴废的大政。将领任用得当，就记载；率领军队讨伐有罪者，记作“伐”。《高宗纪》记载：“干封元年十月，辽东道大总管李绩率军讨伐高丽。”不说“任命司空英国公李绩为辽东大总管”。按：《文宗原本》有讹误，如今《中宗》校改；本纪记载已经完成的命令，传记记载实际发生的事情。将领不是合适的人选，就记作“王师伐”；不把罪责归给将领；发生大战，记作“及”。《明皇纪》记载：“天宝十四载四月，王师与云南在泸川大战，战败。”不记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领军队，是因为要贬低他没有功劳。记作“及”，是因为这次出兵没有正当名义，只是为了争夺土地、扩张疆域，逞强而损失军队，成为国家危亡的祸端，所以不记作“伐”。王师没有取胜，对鲜于仲通只记作“败绩”。

译将领擅自出兵，即使讨伐取得胜利，也仍然要记载其自作主张。记载说：“某月某日，将军某率军讨伐某国。” “以”字，是记载左右之臣自行决定、擅自行动的文辞。官军失利，记将领的姓名而不称其为王师，是因为憎恶使国家遭受失败；将领效命而死，记作“失利”；将领逃跑败北，记作“俘辱”；全军覆没，记作“大败”。《明皇纪》记载：“开元二十年闰三月，郭英杰的军队在都山失利，郭英杰为此而死。”郭英杰践行义节而丧失性命，没有损害臣子的气节，所以记作“死”并再次写出他的姓名，是为了褒奖他。《明皇纪》记载：“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封常清的军队在罂子谷大败，退保陕郡。十五年六月，哥舒翰的军队在灵宝大败，哥舒翰被擒。”哥舒翰和封常清逃奔，记作“执”，并再次写出其姓名，是为了归罪于他们违反军纪。郭英杰、封常清都是一时的名将，虽然军队战败，仍不称作王师。王师有功，擒获敌方丑虏，记作“获” 《明皇纪》记载：“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常山太守颜杲卿击败安禄山的军队，擒获他的将领何千年、高邈。”因为把他们看作禽兽，所以称作“获”。将领因而辱没君命，处死时记作“斩于军中”；否则，若无罪而被杀，就记作“斩杀”。《明皇纪》记载：“天宝十四载十二月，高仙芝、封常清被斩于军中。”这是因为他们辱没君命。战争胜负的形势，是用兵中常有的情况；士卒平时没有训练，抬着尸体逃跑败北。虽然国法必须申明，但他们的罪过可以宽赦。因此使用较轻的文辞，记载说：“某年，斩将军某。” 偏将、校官之类，即使有功，也只记元帅的姓名，这是为了重视军权的分别。《德宗纪》记载：“建中二年十一月，宣武节度使刘洽在徐州击破淄青李纳的军队。”不记神策将曲环的姓名，是因为全军的军政都归刘洽统辖。擒获戎狄，便不写大将的姓名 《太宗纪》记载：“贞观四年三月，擒获突厥颉利可汗。”就是这样。因为能够擒获他，所以不写大将的姓名。击破戎狄，必定称作王师 《太宗纪》记载：“王师在阴山击破突厥。”不写李靖的姓名，是为了举扬中国的威重。其余事情详见《突厥靖传》。不称作王师，是因为穷兵黩武，不合中国之道，所以在文辞上加以贬抑。太师《纪书》记载：“十四年八月，平定高昌城；十九年五月甲申日，收取辽东城。”就是这样。戎狄的心态是：形势窘迫时就侥幸求生，归服和反叛没有定准，也没有一贯向往教化的心。只有可汗前来投奔，才记载。《太宗纪》记载：“三年十二月，突厥突利可汗什钵苾前来投奔。”其余即使是有名的王和酋长豪强前来，也都记载在本传中，不列入帝纪，不把他们与中国接纳叛人相提并论。明皇开元二年，突厥黙啜的妹婿火拔颉利发石失毕前来投奔，却不记入《明皇纪》，就是这样。戎狄的俘虏献于社庙时，不写大将的姓名；皇帝受俘时也同样如此，这是为了惩戒首先发动战争的人。《太宗纪》记载：“贞观四年三月，把突厥俘虏献于太庙。二十三年正月，把龟兹俘虏献于社庙。”《明皇纪》记载：“开元二十年五月，皇帝驾临应天门接受俘虏。”就是这样。中国的俘虏献于社庙时，都记载大将的姓名；皇帝受俘时也同样如此，这是为了褒扬大功。《高祖纪》记载：【按：高祖原本误作高宗，今校改。】武德二年七月，秦王把窦建德、王世充的俘虏献于太庙。《宪宗纪》记载：“元和十四年二月，皇帝驾临兴安门，接受田弘正所献的李师道俘虏。”就是这样。宰相统率军队时，记载天子派遣军队，是为了重视本朝所寄托的责任。《宪宗纪》记载：“元和十二年八月，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皇帝驾临通化门，派遣军队。”《昭宗纪》记载：“龙纪元年五月，张浚征讨太原的李克用，皇帝驾临安喜门，拜了两拜，含着眼泪与他告别。皇上赐给他犀带。”详细情况见其本传。公主下嫁 公主下嫁外国，必定记载前来迎娶公主的使者 《太宗纪》记载：“十三年十二月，吐谷浑派使者前来迎娶公主。十四年二月，弘化公主归于吐谷浑。”《春秋》记载“裂繻前来迎娶公主”，中国的臣子可以用姓名来称呼吐谷浑的使者。慕容诺曷钵前来迎娶公主时不记姓名，只称为使者。不记“迎娶公主的使者”，而以“公主大归”为名目。淮阳王道明护送弘化公主，不记入本纪，是为了尊重中国。只详载于《吐谷浑传》中。外国请求联姻的使者，不记入本纪。使者如果只是来提出请求，也不一定都这样记载。贞观十四年六月，薛延陀派使者来求婚，具体情况见《吐蕃传》。中宗本纪记载：“景龙三年十一月，吐蕃派使者来迎娶公主。四年正月，皇帝车驾到始平，送金城公主返回吐蕃。”这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而采用不同的记载，并不是新制定的体例。因为对咸阳实行曲赦，所以本纪中没有记载。具体内容见《吐蕃传》，这才是本传的完整文字。公主下嫁，如果没有求婚、迎娶公主的使者，就不在《本纪》中记载，这是因为礼数不够。开元五年，固安公主嫁给奚首领李大酺【案：旧唐书·奚国传作李大辅】，永乐公主嫁给李失活。干元元年，肃宗的第二个女儿宁国公主【案：寜国旧讹寜亲，今校改】下嫁回纥。这些事情都详细记载在相关本传中，而在帝纪中从略，是为了替中国避讳。公主没有儿子，断绝婚姻关系而归，就记作“自还”。肃宗本纪记载：“干元二年八月，宁国公主从回纥返回。”说的就是这件事。和亲关系没有巩固，公主带着军队归来；改用这样的文字记载，是因为对此感到庆幸。武宗本纪记载：“会昌三年三月，太和公主从回纥来到。”说的就是这件事。公主死在外国，就在帝纪中记载，而在相关本传中从略。记载说：“某月某日，公主在某国去世。”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外国君主派人来报丧，不在本纪中记载。《春秋》记载吴、越等国君主去世却不记载下葬，是厌恶他们僭越名分而失礼。外族宗室自称藩属而称臣，他们一国的教化本来就没有达到；即使去世后派人来报丧，也应当按照本传的体例记载。边远地区归附中原，就记在本传中，以示警戒，因为轻慢防备就容易发生变故。圣人治理内地，使内部安宁，必定还会有外部忧患。因此四方夷族进献珍宝，奔走来到京师，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一向受到天王教化的结果，只是形势使然。所以不把这些事列入帝纪，这是为了不忘记预先防备的警戒。缔结和好的盟约，先记载戎狄一方，以表明他们急于求和。德宗本纪记载：“建中四年正月，吐蕃与凤翔节度使张镒在清水会盟。戎狄没有信用，盟誓只是末节，归根结底还要依靠神明作为信用，这并不是中国的福分。所以先记载吐蕃，表示吐蕃急于同中国和好。不记载吐蕃相尚结赞的姓名，是为了尊重中夏。”

译违背盟约而发生变故，就不记载地点。德宗本纪记载：“贞元二年闰月，吐蕃与侍中浑瑊会盟，俘获我方使者崔汉衡、路泌以下人员，都不记载具体地点，因为这些地点并不重要。” 戎狄请求结盟，不记载参加会盟的大臣，这是承接上文的体例。穆宗本纪记载：“长庆元年九月，吐蕃请求结盟。十月，与吐蕃会盟。”不记载地点，也不记载参加会盟的大臣。丞相裴植参加会盟的事，都详载于《吐蕃本传》。乱臣。乱臣贼子的阴谋，是逐渐形成的。君王掌握着驾驭臣下的权柄，就必须防微杜渐、堵塞祸乱的源头。记载他们起事，却不说“叛”，是因为责备君王失于驾驭臣下。明皇本纪记载：“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禄山在渔阳起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那些凭借险固之地、依恃动乱的强人，窥伺时机和空隙而起事，这是有国家就难以完全避免的，因此记作“叛”，并记载地点。德宗本纪记载：“兴元元年二月，李怀光以河中为据点叛乱。”《宪宗本纪》记载：“元和二年十月，李锜以润州为据点叛乱。”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没有地点，就记作“据”。刘辟任西川行军司马，因韦皋去世，便私自占据成都。宪宗本纪记载：“贞元二十一年八月，刘辟占据成都而叛乱。”这里没有记载叛乱的地点。私自占据土地来巩固自己，并不是君主诏命所授予的，所以用“自立”来记载。德宗本纪记载：“建中二年二月，梁崇义以襄阳为据点自立。朝廷派五位使者前去宣示诏谕，李舟前往荆襄，梁崇义拒绝并不接纳，反叛的情状已经很明显。到这时，朝廷加授梁崇义同平章事，他不接受诏命，所以用‘崇义自立’来记载。” 军队驱逐自己的统帅，在事先没有谋划的情况下拥立新帅，就用“众立”来记载。穆宗本纪记载：“长庆元年七月，幽州拥立自己的统帅朱克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不记载“立洄”，详细情况见本传。藩镇大臣失去了安抚驾驭部下的和谐关系，以致遭受逼迫胁持，就用“众逐”来记载。穆宗本纪记载：“长庆元年七月，幽州驱逐自己的统帅张弘正。”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出乎意料的变故，因防备不周而被驱逐，就记作“奔”。文宗本纪记载【案：文宗原本讹作太宗，今校改】：“太和五年正月，李载义从幽州出逃。”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春秋》中，诸侯的儿子列席盟会，地位就确定了；藩镇的继承人以留后身份留任，朝廷于是授予他职位，如果并非篡夺盗窃，就记作“立”。德宗本纪记载：“贞元二年六月，沧州拥立程怀直。”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不记载程日华去世，是因为藩镇长官不记载死亡。在外拒绝君主的命令，丧失了臣子的道义；记作“拒命”，以显示其罪恶。肃宗本纪记载：“上元元年二月，来瑱以襄阳为据点拒绝君命。”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不称为“叛”，是因为他的罪恶较轻。《唐书直笔》卷一。●钦定四库全书。《唐书直笔》卷二。（宋）吕夏卿撰写。○帝纪第一。藩镇。藩镇恣意动用军队，窥伺王朝的土地；侵略蹂躏并占得土地、包围城池，都使用同一种记载方式。穆宗本纪记载：“长庆元年十一月，成德王庭凑在深州包围牛元翼。”长庆二年三月，成德王庭凑进入幽州【案：《新旧唐书》纪传记载，自长庆元年七月以后，幽州被朱克融叛乱占据。长庆二年三月，应该记作王庭凑进入深州；这里把“深”误作“幽”，或者上文有所脱漏】。记作“入”，是厌恶他擅自占有该地。德宗建中四年正月，淮西李希烈侵犯汝州，不记载他的将领，是因为李希烈是首要罪魁。藩镇违抗君命，擅自掌握军队，侵犯并夺取土地；因为厌恶其首领，所以不记载将领姓名。《春秋》中，诸侯、大夫以及军队统帅都记载姓名；藩镇擅自出兵，犯上而没有君主的罪恶，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以删去统领军队的藩镇臣子的姓名，使其罪恶不被分担，大概是为了严厉地绳之以法。王朝军队击败藩镇军队，记载“破”，并附带记出姓名。德宗本纪记载：“建中二年七月，马燧在双冈击败魏博田悦的军队。”记作“破”，是表示要剿灭断绝凶恶叛逆。称作“魏博”，是厌恶田悦凭借土地擅自专断，所以采用记载国家的文辞。放弃土地，不记载姓名；突出记载被重重包围、断绝援军，是因为其力量不足以保全自己；即使逃奔，也避讳记载其罪恶。肃宗本纪记载：“至德元年十月，第一次放弃平原郡；至德二年八月，第一次放弃灵昌郡。”不记载颜真卿、许叔冀的姓名，是因为力量不足。肃宗本纪又记载：“至德二年五月，鲁炅从南阳返回襄阳。”穆宗本纪记载：“长庆二年四月，牛元翼从深州返回京师。”这是因为军队完整地归来。藩镇行为不守法度，朝廷臣子不能固守，丧失节操而丢掉国土，就记载地点，以显示事情的严重。德宗本纪记载：“建中四年十二月，李澄以滑州投降李希烈。”《懿宗本纪》记载：“咸通九年十月，崔雍以和州投降庞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藩镇叛乱逃亡者，记作“归”，以表明他们与叛乱者同恶。代宗本纪记载：“大历十年正月，昭义叛卒裴志清归附田承嗣。”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藩镇击败王朝军队，记作“不利”，以避开“衂”字所含的国耻之意。德宗本纪记载：“建中四年九月，王朝军队与淮西李希烈在襄城交战，失利。”不记载哥舒翰，是因为军队的得失更为重要。藩镇势力炽盛，结党盘踞，扼守王朝土地的要冲，足以成为一时的祸患，就要把它记载下来。《德宗纪》记载说：“建中二年三月，淄青李正己率兵驻扎在济阴。”就是这个意思。藩镇擅自迁移驻地，就这样记载。《德宗纪》记载说：“建中三年七月，淮西李希烈迁到许州。”《代宗纪》记载说：“大历十二年某月，淄青李正己迁到郓州。”就是这个意思。藩镇因发生嫌隙而篡夺、驱逐，采用双方相互图谋的记法。《代宗纪》记载说：“大历十四年，淮西李希烈驱逐李忠臣。”《宪宗纪》记载说：“元和四年十一月，蔡州吴少阳杀死吴元庆。”都不记载他们的主帅。藩镇奉命讨伐叛乱，就记载其统率军队。《德宗纪》记载说：“建中二年八月，淮西李希烈统率军队攻打山南梁崇义。”就是这个意思。攻伐如果不是奉君主之命，就用一国与另一国相抗的方式记载。《代宗纪》记载说：“大历十年十月，易定李宝臣在清水击败魏博的军队。不记作击败田承嗣的将领卢子期，是因为不赞许李宝臣私自兴兵、擅自发号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