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书直笔卷二

译王师攻克土地，就记载收取大将；凭借恩德和信义取得土地，就记载进入其属地。放弃叛逆而听从命令，就记载归顺；其部下擒获元凶来效力，就记载献上。《德宗纪》记载说：“建中四年三月，李皋收取黄州。某月，李皋进入安州。这说明并没有使用武器。”《代宗纪》记载说：“大历十年十一月，吴希光以瀛州归顺【案语：旧书作‘吴希光以城降’，新书作‘吴希光以瀛州降’】。”《宪宗纪》记载说：“元和二年十月，浙西裴文良擒获李锜并献上。十四年二月，淄青刘悟斩杀李师道并献上。”不说他们的主帅，是因为他们获罪于朝廷，不能以臣子的身份申明旧情，所以采用双方相互作用的文辞。王师平定叛乱时，藩镇先取得土地再申明诛戮；如果凶恶的首领已经授首，而整个境域才刚刚平定，就先记取得首级，后记取得土地。《宪宗纪》记载说：“元和十二年十月，王师平定淮西，吴元济在京师被斩。他的百姓长久沾染污浊的风俗，没有归向教化之心。周围数千里的土地，军队和兵力强盛，过了一年才被攻破。由于先剪除其境内土地，才擒获元凶，所以先记‘平淮西’，后来才说‘元济斩’。”《武宗纪》记载说：“会昌四年八月，王师斩杀刘稹，泽潞平定。”罪人和土地一并取得，所以记作“王师斩刘稹”。这都是根据文辞便利而采用的不同写法。平定淮西、泽潞，不记李愬、石雄，而记作王师，是为了申明国家的威势。藩镇受命镇守一方，却因权宜之计而受到胁迫，就记载失地的渐变；宰相丧失朝廷的谋略，顺从藩镇的请求，就记载把土地授予藩镇，以此责罪。《穆宗纪》记载说：“元和十五年十月初，失去泽潞；这是说任命刘悟为昭义军节度使，因而记载失地的渐变。”《敬宗纪》记载说：“宝历元年十二月，宰相李逢吉把泽潞授给刘从谏，以弃失土地论罪李逢吉。” 藩镇抗拒命令，就削夺其官爵，断绝朝贡，以表明上天的惩罚必然施行。《宪宗纪》记载说：“元和四年十月，削夺成德王承宗的官爵。元和十年七月，断绝成德王承宗的朝贡。”这是记载土地，以彰明国家法度。讨伐叛乱，任命将领就称作诏令。《明皇纪》记载说：“天宝十四载十一月，诏令封常清统率军队讨伐安禄山。”《代宗纪》记载说：“大历十年四月，诏令马燧统率军队讨伐李灵曜。”《宪宗纪》记载说：“元和十一年九月，诏令李愬统率军队讨伐吴元济。”就是这个意思。任命将领时，如果权力相当、兵力相等，就不记统帅的姓名。《肃宗纪》记载说：“乾元元年九月，诏令九节度使的军队讨伐安庆绪。”不记郭子仪、李光弼的姓名，是因为军政号令不统一。《宪宗纪》记载说：“元和十一年正月，诏令六镇的军队讨伐王承宗。”不记河东、幽州、卢龙、义成、横海、魏博、昭义节度使，也属于这个道理。讨伐叛乱时，如果借助叛党的同伙斩杀首领，随后平定叛乱，就不记王师的功劳。《德宗纪》记载说：“贞元元年七月，李怀光在河中被斩。”这是因为叛军将领牛名俊斩下怀光的首级，以城投降，所以不记马燧的功劳。守土的将帅以军队相互攻打，倚仗兵甲的威势，蔑视朝廷的命令，就记作“举兵攻地”。《代宗纪》记载说：“永泰元年五月，汉州刺史崔宁举兵攻打剑南。”不记作攻打郭英乂，是因为要以国事为重。守土的将帅凭借兵甲和土地的势力，固守封疆来培植亲信，就记载土地，以记录其死亡。君子乐于记善而忘记恶，即使功劳有余而内心未至于完全归顺，也都能够以臣子的道义终其一生。《顺宗纪》记载说：“贞元二年十一月八日，韦皋在成都去世。”先记死亡、后记土地，是因为他死后才取得土地，就像晋代陶侃死后取得荆州这一类事情。军队发生叛乱，其主帅被杀而并非因罪，就记作“遇害”。《文宗纪》记载说：“太和四年二月，兴元军叛乱，其主帅李绛遇害。”先发生叛乱、后被杀，是因为听说军队发生变乱时，还希望他能够活下来，不忍心听到他死亡，所以采用缓和的文辞。军队发生叛乱，因其有罪而杀死主帅，就记作“众杀”。《敬宗纪》记载说：“宝历二年五月，幽州杀死其主帅朱克融。” 藩镇表示归顺，率领全族返回朝廷，就记作归还土地。《宪宗纪》记载说：“元和五年十二月，张茂昭以易定来归。”不是靠兵革施加而取得其土地，所以记作“进入”，以褒奖忠臣。他把那片土地承袭为己有，必定是内心坚定地想要归顺，才能取得它，所以用“来朝觐”来记载。赐予答对而作为记载；归还土地的那一天，不把管钥、符印交给任简迪，作为归还土地。记作“归还”，以表明那是旧有的土地。迫于时势、害怕获罪而入朝觐见，就记作取得土地。《宪宗纪》记载说：“元和三年九月庚寅，重新取得襄阳。”此前，于頔受到他儿子的劝说，归朝入朝觐见。到了这一天，册拜为司空；任命裴均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这是朝廷开始重新取得旧有土地，所以就在这一天记作“复襄阳”。因为于頔并非出于内心归顺，所以不记作“頔以襄阳来归”；朝廷因高兴取得土地而宽免他的罪过，国法没有得到申明，所以不记作“頔至自襄阳”。《宪宗纪》记载说：“元和十四年八月己酉，重新取得宣武。”韩弘于七月戊寅入朝，请求奉行朝请之礼。到了这一天，拜为司徒。癸丑，任命张弘靖为宣武节度使。这是因为朝廷认为张弘靖坚定地承担军务，才开始重新取得旧有土地，所以以己酉日记作“复得宣武”，与于頔的事情相同。只是土地已经确定取得，而张弘靖接受任命较迟，所以记作己酉日，并不是另有成例。藩镇为了洗刷一时的罪过，先记载输纳赋税、献出土地，以掩盖国家的耻辱。《宪宗纪》记载说：“元和五年七月庚子，成德王承宗请求输纳常赋，以延缓军队进攻。丁未，昭洗王承宗，恢复他的官爵。十三年三月甲寅，成德王承宗献出德州、博州二州，以延缓军队进攻。庚辰，昭洗王承宗，恢复他的官爵。”此前，元和五年承宗请求输纳常赋，朝廷降低等级授予官职，史书没有记载。编年记事的人认为输纳赋税更重要；当时昭洗的诏命，是因为李师道、刘总急切请求，朝廷不得已才依从。不记李师道请求，是因为宽宥过失、端正刑罚是国家的常法，并不是由于臣子的私情，所以不记载。称作“缓师”，是预先符合当时的意图。

译《春秋》的书法中，阳虎以家臣的身份窃取宝玉和大弓，记作“盗”，是为了求取名分而使其罪名无法逃脱。藩镇地位重要，却暗中在京城偷偷发动诡诈的行动，想让君主不知道，就必须穷究奸情、端正罪名，所以完整记作“盗”，不能掩盖，以向天下显示其大恶。《宪宗纪》记载说：“元和十年三月，淄青李师道盗烧河阴转运院。十一年正月，成德王承宗盗断建陵门戟。十一月，成德王承宗盗烧献陵寝宫。十年六月，成德王承宗盗杀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大夫裴度。”不记遣张晏等人刺杀元衡、焚烧河阴院屋、数次砍断建陵门戟杆等事，是因为本传已经记载这些事情，用来显示其罪恶；本纪采用简略文辞。藩镇来朝，必定记载为功臣；否则，拥兵入朝觐见，关系到国家安危的根本，记作“入朝”就会损害朝臣之礼。《代宗纪》记载说：“大历九年九月，幽州朱泚来朝。”这是幽州开始与朝廷往来。朱泚在七月派弟弟朱滔奉表入朝，到九月才到京师，所以九月才记作来朝。像大历二年郭子仪、李抱玉，大历三年马璘，大历四年魏少游来朝，都是臣子通常的礼节，所以记在本传中。《昭宗纪》记载说：“乾宁元年正月，凤翔李茂贞入朝。”不记作“来朝”，是因为其行迹显得有嫌疑、势力逼迫朝廷，不能把这看作正常来朝；这样记载，是为了表明臣子的礼节仍然存在。《昭宗纪》记载说：“二年五月，凤翔李茂贞、邠州韩建到京师。”他们凌辱压迫王室，臣子的礼节已经废弛了。改变“朝”为“至”，是为了讥刺其暴横。藩镇失去土地，而朝廷记作奔逃、大举离去；土地则记作到达。【原文“地书至”语义不明】《代宗纪》记载说：“大历十四年三月，汴宋李忠臣奔到京师。”此前，李忠臣被李希烈驱逐，狼狈归朝，所以不记作“来朝”。《宪宗纪》记载说：“元和十四年，韩公武从鄜坊到来。”这是记载他开始离开鄜坊。《文宗纪》记载说：“太和三年十一月，王智兴从徐州到来。”这是记载他开始离开徐州。权臣。权臣出入朝廷，必定记载；设宴和接见也记载。《昭宗纪》记载说：“天复三年二月，朱温回到大梁，在内殿设宴，在延喜门置酒。”天祐元年五月，朱温回到大梁，在崇勋殿设宴。七月，朱温到京师，在文思球场设宴。十月，朱温从河中到京师，在崇勋殿接受接见。甲申，朱温回到大梁。这样记载，是为了表明他对朝廷的逼迫。权臣出征讨伐，记载其姓名；取得土地，却不记载杀敌。《昭宗纪》记载说：“景福二年四月，朱温攻取徐州，时溥死亡。”此前，朱温派将领王重师、牛存节攻陷徐州，时溥被杀。不记作“杀”，是因为憎恶朱温擅自专掌国政；记作时溥自死，是不把专擅杀戮归功于朱温。取得土地仍记载朱温姓名，是因为所取得的只是尺寸之地，并非唐朝原有的土地，所以特意记朱温，以篡夺取得作为文辞。又记载说：“乾宁四年正月，朱温攻取郓州，朱瑄死亡。二月，朱温攻取兖州，朱瑾出逃。”不记载他的将领庞师古、葛从周以及王重师、牛存节的姓名，是因为朱温是首恶。不记作统率军队，是憎恶他凭借军队自我夸大；记作“取”，是为了表示他像使用奇谋、乘人空隙一样取得土地。权臣用名号自我夸大，即使是朝廷授予的名号，也都记作他自称。《昭宗纪》记载说：“天复三年二月，朱温自称诸道兵马副元帅。天祐二年十一月，朱温自号魏王，备有九锡。” 权臣擅自发号施令，屠杀残害忠良，以图谋剪除王室；宰相行为不正，残害贤能之臣以发泄怨恨，都采用双方相互杀害的文辞。《昭宗纪》记载说：“景福二年九月，李茂贞杀宰相杜让能。”《哀帝纪》记载说：“天祐二年十二月，朱温杀宰相柳璨。”光化三年六月，崔裔杀宰相王抟。杜让能后来任雷州司户，柳璨后来任登州刺史，仍然以宰相相称，是因为憎恶杀害大臣。权臣杀害皇子，就记载地点。《昭宗纪》记载说：“乾宁四年八月，朱温在石堤谷杀死十二王。”记载地点，是为了对此表示痛惜。《哀帝纪》记载说：“天祐元年八月，朱温在西内杀死六王。”不记蒋玄晖杀死他们，是因为这本来就是朱温的意图。国家发生变乱、局势纷扰，大臣在围困逼迫中被害，就记作“遇害”。《僖宗纪》记载说：“广明元年十二月，于琮、崔沆、豆卢瑑被黄巢杀害。”就是这个意思。权臣睢盱而动，记载其开始取得土地，以慎重记录召致祸乱的阶梯。《僖宗纪》记载说：“光佑二年三月，董昌开始取得越州；钱镠开始取得杭州。七月，李茂贞开始取得凤翔。中和三年五月，朱温开始取得汴州。”这是记载取得土地的先声。权臣被任用的渐进过程，必须直书其事，以显示其中的义理。《明皇纪》记载说：天寳二十九载七月，任命安禄山为营州刺史、平卢节度副使。《僖宗纪》记载说：咸通十一年正月，任命李国昌为振武节度使。中和元年八月，王铎任命朱温为华州刺史。这是开始显现安禄山、李国昌、朱温恶行的记载。权臣窥伺帝位，迁移都城，却以奉侍天子为文饰。《昭宗纪》记载说：“天佑元年閠四月，朱温奉天子迁都洛阳。不写‘迁’，是避讳其逼迫胁持；不写甲辰日，是因为天子到洛阳并非出于天子的意愿，所以不写‘至’。”其余内容详见《崔裔传》。四夷册立、吊祭的使者，不予记载，因为不能让中国以居临夷狄的方式行事。例如元和十六年六月，少府少监李鋭持节出使南诏，左赞善大夫许尧佐任副使，《宪宗纪》却不记载。假如使者的传记中没有特别重大的事情，就在夷狄传中记载。按照唐朝制度，天子有大丧，派卿大夫向四夷报丧，就记在本纪中。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去世，方镇派使者报丧，就记在有关人物的本传中。例如 元和十一年四月，太后去世。剑南李夷简派使者前往南诏报哀。其余内容详见《李夷简传》。戎 狄地的方镇扣留使者以抗拒命令时，对于地位卑贱者只记姓名而不记官职。《太宗纪》记载说：“贞观八年十一月，吐谷浑拘捕我方使者赵道徳，不予记载，因为鸿胪丞官职卑微。” 宣慰宣谕使。宣慰宣谕使被拘捕时，称作异国使者而与其断绝关系。也先派来的使者，虽被拘捕，也不与叛臣一同捆绑；对王人则采用宽缓的文辞。《徳宗纪》记载说：“建中四年四月，太子太师颜真卿出使淮西，被拘捕。不写李希烈的军队，是因为《春秋》记载卫国攻伐凡伯时，贬称为戎；李希烈肆行不臣的叛逆，所以预先按照他的意图以国名相称，是极力贬斥他。不写‘宣慰’，是因为君命没有得到申达。”

译使者出使国境之外，如果能够有利于国家、安定百姓、不辱没君主的使命，就记载“宣慰宣谕”这一名称。《徳宗纪》记载说：“建中四年十二月，任命给事中孔巢父宣慰田悦军。”《穆宗纪》记载说：“长庆二年三月，任命兵部侍郎韩愈宣慰王庭凑军。”不说魏愽和镇州，是因为元凶已经恐惧屈服，没有丧失臣节，所以不用称作敌国的文辞。使者不能权宜行事、预防变故，以致辱没君命，就记作“国杀”。《徳宗纪》记载说：“建中四年七月，给事中孔巢父在河中遇害。厌恶国威受到挫败废弛，所以允许怀光以国名相称，采用较重的文辞，与颜真卿的记载属于不同的体例。” 帝王承受天命，必然要有扫除祸乱的过程。因此，对于僭越天命的余孽，采用敌国的文辞；攻取正统所属的土地，就记作“陷”；王师失利，记作“战”；随后败亡，敌国的臣子可以用姓名来通报侵伐之事，记作“将”。《高宗纪》记载说：“武徳二年九月，刘武周攻陷我方并州。”七月，王世充派他的将领罗士信侵袭我方榖州。记作“将”，是采用敌国的礼法。又记载说：“武徳二年九月，王师与刘武周在介州交战，战败。”王师战败而先记“战”，是因为双方并非预先约定日期来决胜负，而是遇到敌军来战，因防备不足而失败。采用宽缓的文辞，不写裴寂战败、姜寳谊战死和载尸辱命，是使用对地位卑微者的文辞。王师取得胜利，就记载主将的姓名；小规模取胜而且是用计谋取胜，就记作“破”。《高祖纪》记载说：“武徳元年九月，秦王率军与薛仁杲在浅水原交战，大败薛仁杲，俘虏和斩获的首级详见有关记载。”《薛仁杲传》又记载说：“武徳二年十一月，秦王率军在美良川击破宋金刚的部众。”这是小规模胜利，因用计取胜，所以采用同样的文辞。僭越称号的国家。僭越天命的国家，以土地归顺时，先写人名，后写土地。《高祖纪》记载说：“武徳二年十月，罗艺把幽州归顺于我；五年七月，杜伏威把江东归顺于我。”‘以’字，是表示自行决定归附的文辞。陷入困窘的寇贼以土地投降，采用称国的文辞。《高祖纪》记载说：“武徳元年十一月，陇西薛仁杲投降；四年十一月，荆州萧铣投降。”这是因为穷尽兵力、彻底讨伐之后，才取得这些地方。记载中以国家自行投降为文辞，是因为国家把取得土地看得更重要。邻国相互吞并，并非王师出兵讨伐，就记作自行灭亡。《高祖纪》记载说：“武徳二年某月，丹阳沈法兴灭亡；四年十一月，江东李子通灭亡；五年某月，豫章林士弘灭亡。”不写李子通被王雄诞灭掉、张善安灭掉李子通等，是因为这是强者吞并弱者，朝廷的威力没有达到那里；那些土地也没有纳入朝廷，所以采用不知其具体情形的文辞。僭越窃据的国家，因顺应其属下当时的计策，于是以土地和部众为依据记载。《高祖纪》记载说：“武徳三年四月，河西拘捕李轨，把土地归顺于我。六年正月，山东拘捕刘黒闼，把土地归顺于我。七月二月，汉阳杀死高开道，把土地归顺于我。”不写葛徳威、安修仁拘捕刘黒闼、李轨，以及张金树杀死高开道，是因为以部众为依据记载。不说河西、山东、渔阳平定，是因为并非通过兵甲讨伐而取得土地，而是自行归附。对于方镇抗拒命令、其属下以擒获元凶来效忠的情况，则以姓名出现，采用不同的文辞。贼军首领前来投降，但土地尚未并入朝廷便又叛乱，就不记在本纪中。武徳元年八月，凉州李轨带着土地投降，到十月又叛乱，因此只记在他的本传中。强悍的寇贼病死，逃脱了国家的惩罚，就记载地点。《高祖纪》记载说：“武徳元年八月，薛举死于陇西。”《代宗纪》记载说：“永泰元年九月，仆固懐恩死于灵武。”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强悍的寇贼被平定，就先写地点，后写灭亡，略去将领的姓名，以彰明王师的威势。《高祖纪》记载说：“武徳四年五月，王师平定河北，窦建徳灭亡。丙寅日，王师平定河南，王世充灭亡。五年，王师平定并州，刘武周灭亡。”先写地点、后写灭亡，是因为以取得土地为重；不说“秦王平定窦建徳、王世充、刘武周”，是略去将领姓名，以彰明威势。叛臣肆意侵害百姓，擒获元凶而宽赦其党羽，就不用方镇和敌国的文辞。《宪宗纪》记载说：“元和元年九月，高崇文擒获刘辟，平定成都。”一个地区中被胁迫跟从的人，本来并没有怀有二心；先擒获首领，才取得他的土地，所以后来称作“平成都”。叛臣窃取帝王的尊号，就记载地点，以表示这种称号不能通行于天下。《明皇纪》记载说：天寳十五载正月，安禄山在洛阳僭越即皇帝位。《肃宗纪》记载说：干元二年四月，史思明在范阳僭越即皇帝位。《徳宗纪》记载说：建中三年十一月，朱滔、王武俊、田悦在魏县僭越即王位。四年十月，朱泚在京师僭越即皇帝位。《僖宗纪》记载说：广明元年十二月，黄巢在京师僭越即皇帝位。就是这些情况。受到逼迫胁持而触犯纲纪的，要根据本心来确定罪责，不采用“僭”的文辞。《代宗纪》记载说：“广徳元年十月，吐蕃拥立广武王承宏为皇帝。”《僖宗纪》记载说：“光启二年十月，朱玫拥立嗣襄王熅为皇帝。”《昭宗纪》记载说：“光化三年十一月，刘季述拥立太子裕为皇帝。”就是这些情况。僭越天命的盗贼，被自己的儿子杀死。虽然得罪于天下，但父子之间的义仍然存在。天下不能容纳他们，所以不记作窃取帝位，而记载他们最终灭亡的事实。《肃宗纪》记载说：至徳二年正月，安禄山被儿子庆绪杀死。上元二年三月，史思明被他的儿子朝义杀死。干元二年三月，安庆绪灭亡。《代宗纪》记载说：寳应元年，史朝义灭亡。他们违背义理、负险固守，自取溃败腐烂，所以记作“亡”；其土地尚未归入朝廷，不记作“平”。庆绪、朝义都不记作即伪位，具体情况见本传。义师。王室发生变故，起兵行义以谋求复兴和恢复，就采用不同的文辞来显示其志向。《中宗纪》记载说：“垂拱四年八月，越王在豫州起兵。九月，越王战败。光宅元年九月，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十二月，徐敬业战败。凡是讨伐叛乱，必定任命将领；不写岑长倩、张光辅、鞠崇裕、李孝逸讨伐越王、徐敬业，是因为不承认他们反抗武氏的起义。徐敬业虽然以兴复为名，但其行迹可疑，所以不用记载越王的文辞，只特别写‘起兵’，不写斩杀越王和徐敬业，是有意隐讳。” 巡幸。

译帝王考察民间风俗的好坏，了解王业的艰难。他出行合乎时宜，就记作“幸”；不记“还宫”。《明皇纪》记载说：“开元十年十月，巡幸兴庆宫。”不记“还宫”，是因为即使超过一个月，也没有使百姓感到劳苦，所以不记载。出行不合时宜，就称作“驾”；记载所到之处，并记“还宫”。《明皇纪》记载说：“天寳八载十月，车驾到华清宫。九载正月，车驾还宫。”不称“皇帝”，是因为沉溺于盘游之乐，损害万乘之尊威。以“车驾”相称，是因为轻慢车驾，忘记了衔橜之变和鱼服之辱。记载“还宫”，是为了显示其中的意图。明皇这一年巡幸华清宫，超过时日仍忘记返回，并在离宫接受朝贺，所以对此表示忧惧。征伐、巡守合乎礼制，就记载；皇帝失礼，就记载诏令。超过一夜的，都记载“至”。《明皇纪》记载说：开元十一年正月，皇帝北巡守。三月，皇帝到达京师，这是合乎礼制。《太宗纪》记载说：贞观十九年二月，下诏亲征高丽。二十年，皇帝从高丽回来，这是失礼。以万乘之尊，去争夺无人之地，奔驰于不可预测的险要之地，是危险的行为。因此记作“诏征”，不让“帝”承担失礼的过错。合乎礼制时记作“至京师”，表示平安无事。失礼时记作“至自某所”，是因为在车驾尚未返回以前，已经兴事妄举，扰乱百姓、炫耀威势，使下情离散动荡，可能发生异常变故，所以不记作“至京师”。朝贺。接受朝贺，若失礼就记载；如果所在之地不接受朝贺，就不记载朔日。《明皇纪》记载说：“天寳九载正月朔，在华清宫接受朝贺，这是失礼。”《徳宗纪》记载说：“贞元二年正月，皇帝不接受朝贺。”《宪宗纪》记载说：“元和十一年正月，因为年成饥荒以及军队久驻，停止元会。”这些都不记载朔日。宴飨 燕会如果合乎礼制，就记作“燕”；如果失礼，就记作“宴”。《明皇纪》记载说：“天宝十四载三月，在勤政楼宴请群臣。”《宪宗纪》记载说：“十三年二月，在麟德殿宴请群臣。”能够得到和乐、慈惠的意义，先施行礼，然后才进行酒食之宴，所以后来记作“宴”。《中宗纪》记载说：“景龙四年四月，在芳林园宴请群臣。”《敬宗纪》记载说：“宝历二年九月，在宣和殿宴请群臣。”礼制如果到了烦琐亵渎的程度，就会有“濡首”“俄弁”之类的过失，这是过分重视酒食而忘记《鹿鸣》所体现的精诚之意，所以先记作“宴”。赐宴的惯例，则先记“赐”，以表示尊重君主的命令。《敬宗纪》记载说：“宝历二年二月，赐群臣上巳节宴于曲江亭。”《文宗纪》记载说：“开成二年十月，赐群臣庆成节宴于曲江亭。”就是这个意思。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即使是在适当时节役使百姓，也要记载那些误失时令的劳役，并称作“诏”。《文宗纪》记载说：“太和八年正月，修建太庙。九月二日，下诏修治曲江、昆明二池。当时征发神策军疏浚淘治曲江，听从郑注的邪说，所以记作‘诏’，以指责其夺取百姓农时。” 亲自养蚕 皇后亲自养蚕的礼仪，不记入本纪，是在讥刺皇后的德行没有建立起来。《肃宗纪》记载说：“乾元二年三月，皇后在苑中举行亲蚕礼。”高宗在位时，武后四次亲自养蚕，但不记载她的德行，因为她不足以率领天下，所以把这件事载入她的本传。亲耕藉田 亲耕藉田如果合乎礼制，就使用不同的文字来记载，以表示劝勉。《高宗纪》记载说：“仪凤二年正月，皇帝亲自在北郊耕藉田。”《明皇纪》记载说：“开元十九年正月，皇帝亲自在龙地耕藉田。”耕藉田的礼制，是说君王如果不亲自率领臣民，那么春、夏、秋三时就会懈怠，生产事业也会困乏。因此举行耕藉田礼时，记作“躬”，并称说地点，是想让天下知道君王的教化崇尚农业。若按礼制一直推耕到九次，使百姓忘却竭力耕作的劳苦，而在下位者彼此劝勉，就一定要采用不同的文字来记载，以表示褒扬。《明皇纪》记载说：“开元二十三年正月，皇帝亲临藉田举行典礼。”《肃宗纪》记载说：“乾元二年正月，皇帝亲临藉田举行典礼。”不说“躬耤”，是因为劝勉农业、率领臣民的意义已经很明确了。失礼和过度的举动 实行难以推行而有利于当世、使百姓受益的事情，就要记载下来。《明皇纪》记载说：“开元二年秋七月，在殿庭焚烧珠玉锦绣。”《德宗纪》记载说：“大历十四年闰月，停止剑南进贡春酒，释放舞象。”说的就是荆山之阳那件事。失礼和过度的举动，要直书其事，以显明其过失。《肃宗纪》记载说：“乾元元年六月初，祭祀太一神”，这是在讥刺淫乱的祭祀。《穆宗纪》记载说：“元和十五年九月，在鱼藻举行大规模乐舞”，这是在讥刺丧服之制尚未超过一年。封禅、朝拜陵墓，详细记载在志中；车驾顺时出行的节次，记载在本纪中。这是因为重视君王的出入。赐酺、广行赦免，则一定记载，因为这是君王一时施予的恩泽。《高宗纪》记载说：“麟德二年十月，皇帝从东都出发。乾封元年正月，皇帝封禅泰山。四月，皇帝从泰山回来。”《明皇纪》记载说：“开元十三年，也如此。”车辇仪仗的次序、驻跸安排以及登坛接受朝贺等，都见于本志。只有大赦、赐酺，详细记载在本纪中。《明皇纪》记载说：“开元十七年十一月，皇帝从东都出发，朝拜五陵。戊申日，皇帝从朝陵回来。”其余如丙申日谒见桥陵、戊戌日谒见定陵，也都见于本志。只有返回宫中、大赦天下以及将流徙之人一并放还等事，才载入本纪。灾异与祥瑞 水灾、旱灾、日食月食、星孛、霜灾、蝗灾、地震、山崩，以及停止劳役、避居殿外、减少膳食、亲自登记囚徒、派遣使者赈济供给等，都载入本纪；如果只有天地的变异，却没有修德反省的实际行动，就载入《五行志》《天文志》，以惩戒那些不知警戒的人。祥瑞和福应之事，如果是君王成就德行所导致的，就载入本纪，并按照事情发生的日期接续在日月之后；否则就汇总记在一年的末尾。书中说：“某月，凤凰出现在某地；某郡进献白龟。”这就是按照事情发生的日期接续在日月之后记载。其余各郡国所记载的虚夸粉饰之辞，则写道：“这一年，凤凰出现在某地，某郡进献白龟。”这不是真实的记载。诏令 号令、诏书和谕令，是百姓用来取得信任的；如果尚未施行就仓促更改，名义存在而实际已经消亡，就不予记载。例如贞观十五年四月，下诏说第二年四月将在泰山举行典礼，这件事不记入《太宗纪》，而见于《天文志》。星象出现之前，开元二年十月，吐蕃侵犯渭源，下诏亲自出征。天宝十五载六月，将要谋划前往蜀地时，下诏亲自出征。乾元二年十月，下诏亲自出征史思明。这些都不记入《明皇纪》《肃宗纪》，而见于《吐蕃传》和《安史传》。太子的事

译太子行齿胄礼、释奠礼、加元服礼、谒太庙，以及成年而成为君主的事情，都记载在本纪中。《睿宗纪》记载说：“景龙元年八月、三年十一月，太子在太学举行释奠礼。”说的就是这件事。开元七年九月，皇太子在国学行齿胄礼。八月，皇太子加元服。乙丑日，谒见太庙。二十一年五月，皇太子纳妃。后来太子瑛被废黜，所以这些事都不予记载。《明皇纪》在瑛的本传中作了详细记载。皇后的事 皇后所做的事情，不记载在本纪中。例如显庆五年，武后在并州宴请亲族、邻里和命妇。龙朔元年，武后请求禁止妇女表演俳优之戏。景龙二年，韦后因为裙子上出现五色云彩而大赦天下。神龙元年，韦后请求天下士人和庶民为出母服丧；百姓二十二岁成丁，五十九岁免除劳役。这一类事情，也都详细记载在《武后传》《韦后传》中。旧史把这些事情载入本纪，是高宗纪、中宗纪违背史法。《唐书直笔》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唐书直笔》卷三 （宋）吕夏卿撰写 ○列传第二 先后次序 列传的写法有两种：一是按年代，二是按事类。按年代写的，是依次排列先后发生的事情；按事类写的，则以年代先后作为次序差别，把事迹相同或相近的人合并作传。单独立传 为了完备地记载贤与愚、考察成败，以及记录功劳高、品行受到称誉的人，单独为其立传。如魏文公、裴度、陆贽、韩愈，都各自单独立有一传。上推父祖以作为根本，下系子孙以作为结束 孝子的心愿，在于显扬亲人；人情又重视承继宗族血统，因此每篇传记都要完备地记载祖父、父亲的姓名、谥号、官爵，或者概略记述他们的事迹。传记结尾还一定要逐一列出其子孙的世系，以此结束全篇。如果功业没有显著流传于世，就略去父祖的姓名，删去子孙的世系，以便与其他传记区别。考订姓名字号，记载郡县籍贯 例如房管字次律、席豫字建侯、贺知章字季真，都是参考旧集才考得他们的字。旧史都没有记载。韩文公是南阳人，旧史却认为他是昌黎人。这一类情况，都是按照郡望来记载，并不是史书的体例。德行功业不显著、但事迹关系到一时大事的人，就附载在他人传中而不单独列名立传。例如武后时期的宰相张光辅、崔元综等，昭宗时期的宰相朱朴、郑綮等，都是拘谨琐碎、徒居其位的人，不值得单独立传，于是附载在狄仁杰、萧遘、陆扆等人的传记中。赐姓 赐姓的惯例，出现在近世，是为了表彰功勋功烈并表示对他们的亲近。如果违背臣子的节操而行为不合法度，就恢复其原姓。例如李宝臣应当写作张宝臣，就是这种情况。四夷中出生的人，如果没有功业流传后世，就见于其本国传记。例如仆固怀恩背叛，不应当为他单独立传，应见于本国的《铁勒传》。传记篇名 传记篇名的体例是：合传用姓，单传用名，功劳高的按事迹命名，事迹虚伪的按地域命名。传记题名始于司马迁、班固，到了范蔚宗，便分开而逐篇题名，文字繁杂而不统一，失去了旧有的史书体例。合传用姓，例如《李白、杜甫合传》就是这样。单传用名，例如韩愈、李德裕的传记，都是具列姓名作为篇名。功劳高的按事迹命名，例如张柬之、桓彦范等人的传记题作《五王传》就是这样。【考察旧书：《中宗本纪》记载，神龙元年五月，封敬晖为平阳郡王，桓彦范为扶阳郡王，张柬之为汉阳郡王，袁恕已为南阳郡王，崔玄暐为海陵郡王，一并加授特进，罢去知政事之职。又《桓彦范传》说：“武三思在中枢掌权，日夜进谗诋毁彦范等人，皇帝最终采用武三思的计策，加封彦范等人；表面上是优厚尊崇，实际上是夺去了他们的权力。”《新书本纪》不记载封王，只记载罢职；到了列传，便题作《五王传》。】事迹虚伪的按地域命名，例如李正己、吴少诚的传记题作《淄青李正己传》《淮西吴少诚传》就是这样。【考察：旧书分列次序作传，新书改题为藩镇。】之所以一定要题名，是因为历代前代史书取法《史记》，有《滑稽》《刺客》《佞幸》《循吏》《酷吏》《货殖》《游侠》《日者》《龟筴》等篇名，所以《儒林》《忠义》《孝友》《隐逸》《节妇》等传也采用这种方式。既然不能把这些类别拆开后逐篇题名，那么这种传记篇名的体例就不能废除。宗室 宗室子弟即使有功劳和德行，也承接列入本宗祖先的传记。例如李适之、李皋、李孝逸、李暠、李常、李巨、李国贞，分别附在本族祖先常山王、曹王、郑王、淮安王、吴王、虢王的传记之后，这是因为他们之间仍有亲属关系。列传大体有六类：以皇后、妃嫔列在开头，是因为她们地位尊贵；其次是宗室诸王，是因为他们属于亲属；接着是僭越称国而受命者，表示各国受命的开始；然后按一时的君臣排列，总括善恶；再接着是四夷，表示王化所及；最后是逆臣，归结他们成败的结果。后妃传之后依次是宗室传，宗室传之后依次是十八帝诸子传，题作《髙祖诸子传》，不应夹列在列传之间。大概班固是因为要把一时的事迹相互接续，才把它编在列传之间。唐朝诸王不出任宰相，也从未干预时政，不能预料成败，也没有建立功劳。前面叙述各帝由哪位母亲所生，后面记载子孙世代相承，这是为了具备一代史书的体例，所以不应沿用班固的旧例。列完十八帝诸子之后，接着编李密、王世充以下直到黄巢、秦宗权，列传至此结束。凡是褒扬的人，只记卒月；凡是贬斥的人，只记卒年。其余情况从略。有功德的人，就记其寿数。例如《韩愈传》写道：“宝厯元年十二月去世”，这是褒扬。《韦皋传》写道：“贞元二十一年去世”，这是贬斥。有功德的人，就记载享年多少，以此慎重地记其结局。《郭子仪传》写道：“享年八十五岁。”《李晟传》写道：“享年六十五岁。” 谥号和赠官 谥号和赠官的多少，若不是因为功德，就不记载；这是为了惩戒那些因宠幸而获益的人。谥法和赠官，如果这个人没有功德，就不记载。论议 论议和表章，是用来说明君主的得失、补救国家利害的；如果不是当时通行的，就不记载。例如旧史《李百药传》载有《封建论》，《朱敬则传》载有《五等论》，《白居易传》载有《兴元微之书》，现在都删去而不再记载。论述货殖的弊端、陈说礼乐的原则，就记在相关志中。例如陆贽谏议设置琼林、大盈二库的奏状，韩文公请求迁葬明皇帝的议论，以及禘祫议，都附在《货殖志》和《郊祀志》中。论述军旅事务的适宜做法、斥责奸邪的罪恶，就在其他传中记载。例如韩文公所作《淮西招讨事宜》和《黄家贼事宜》奏状，见于《元济传》和《南蛮传》；陆贽议论裴延龄的文章，见于《延龄传》。奏议的文辞即使幽深难懂，也不能因此便利后世；只概括叙述其事情，而略去原文辞句。奏疏中所陈述的内容，如果不足以通行于后世，就概略举出事情，不再全部载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