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下

译《唐史论断序》。古代的史书，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这两部经书的体例虽然不同，但旨意相同。《尚书》记载太平时代的事情，是用来施教的书。所以其中一百篇都是圣人所立，不以恶事作为篇名。即使桀、纣的罪恶，也借汤、武的事迹显现出来，并不专门记载他们的恶行。只是圣贤顺应时势、通达变化，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各有适宜之处，撰写史书的人便依照这些加以记载。况且这些文字都是经过圣人审定的，典、谟、训、诰、誓、命等文体虽然不一，却都足以对世人施教。《春秋》记载乱世的事情，是用来建立法则的书。圣人出现在衰乱时代，看到了时局的混乱，身居下位又不能治理天下，所以制定大中之法，裁判天下的善恶并使之彰明。以王者制度来治理，是圣人在衰乱之时兴起至治之法；如果不慎重对待文字，就不能匡正当时的事情，也不能留下大的典范。这就是《尚书》和《春秋》体例不同的原因。然而，《尚书》记载太平时代的事情，使圣贤的作为流传不朽；做君主的、做臣子的看到行善的功效，怎么会不喜悦并实行它呢？这就是劝善的方法。其中有时因记载恶事而显示导致败乱的根由，这又是用来警戒人的。《春秋》记载乱世的事情，用褒贬代替王者的赏罚。当时作恶的人很多，便大体辨明他们的内心和行迹而加以贬斥，使恶名流传不朽；做君主的、做臣子的看到作恶的后果，怎么会不畏惧并加以防范呢？这就是警戒的方法。其中也有善事，便辨明其内心和行迹而加以褒扬，使其光辉流传于世，这又是用来劝善的。因此，《尚书》和《春秋》记载治乱虽然不同，但在劝善惩恶方面，大意是相同的。后世撰写史书的人，想要阐明治乱的根本，慎重实行劝善惩恶的方法，如果不学习《尚书》《春秋》的旨意，又凭什么作为法则呢？到了司马迁修撰《史记》，打破编年体，创立纪传体，大概是为了便于记事。记事便利，所取材料便广，所以奇异琐碎的事情都记载其中。虽然能够贯通群书，才力雄健，但对于治乱的根本和劝戒的方法，却混乱驳杂而不明白了。可是有见识的人又责备纪传体，说纪传体所记的一件事分散在几处，前后多次出现，比起编年体来文字繁多；这类缺点确实不可忽视。却不知道还有更大的缺失：史书记事，没有比治乱更重要的。君主在上面下令，臣子在下面执行；臣子先提出谋议，君主随后采纳；事情安排妥当就成功，否则就失败。成功是治世的根本，失败是乱世的根由，这些本应慎重记载。某年君臣有谋议，将相有功勋，纪中往往不记，必定等到臣子去世后才在传中详载，这就使人臣能够独自占有那些谋议和功勋。《尚书》虽然没有严格遵守编年体的法则，但君臣之事按年代有次序。羲和的功业确实载于《尧典》，稷、契、皋、夔的功劳确实载于《舜典》；三代君臣的事情，也同样如此。司马迁把人臣的谋议、功勋以及他们家中的品行琐事，杂乱地记载在传中，这种体例真的便利吗？又有过失、差错和邪恶之事，足以招致危乱，却不在当年记载，以此作为深刻的警戒，难道不是更大的缺失吗？有人说：《春秋》虽然以编年为经文纲目，但事情的始末都载在传中；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也大致采用了这种体例。所以刘餗《史例》说：“传是用来解释纪的，正如《春秋》的传一样。”由此可以看出，司马迁的著作并没有失误。回答说：《春秋》是圣人建立法则的书。因为要建立法则，所以列举事情并作出判断，以阐明治乱的根本。纲目所列的事情，有时是一句，有时是数句；国家的典章制度没有不明白的，人的善恶没有不辨别的。左氏是史官，看到了圣人的经书；对于经书所列的事情，便跟随经文为之作传。虽然不能深刻解释圣人的法则，但记事次序完全采用编年体，并不是脱离《春秋》的经文纲目而另行记事。司马迁作《史记》的本纪，周代以前大多记载经典中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新的阐明。到了秦、汉本纪，也只是直截了当地记载事情，哪里有什么法则？本纪既没有法则，列传又解释什么呢？这只是刘餗依附司马迁而替他编造的说辞。又有人说：史书的体例一定要崇尚编年体，难道纪传体就不能采用吗？回答说：撰写史书的人沿用纪传体已经很久，历代都把它当作大典；如果一定要以恢复古制为由加以非难，那就拘泥了。如果能够编排君臣的事情，使善恶都符合事实，不崇尚偏僻怪异，不专事繁琐细碎，阐明治乱的根本，慎重实行劝善惩恶的方法，那么即使采用纪传体，也可以。若一定要论其最高标准，还是不如编年体端正而文字简约。我曾经有志于修史，私下仰慕古代史书的体例和方法，想要撰写一部这样的史书。后来因阅读唐代的各类书籍，看到唐太宗的功德和法制可以与三代圣王并列；后来的皇帝英明程度比不上他，又有的不能守住他的法制，于是出现了荒淫放纵、凶狠猜忌、庸碌懦弱的君主，所以太平少而动乱多。然而唐朝拥有天下三百年，实在是由于贞观时期功德影响深远。现有的《唐书》文字繁杂冗长，遗漏和简略很多，也失去了史书的体例和法则；记事有的重大却记载不完整，有的细小却全部记下，有的一件事分开记载而前后的意思不能相互照应，怪异鄙俗之事无所不有。治乱的踪迹散见于纪传之中，杂乱而不显明。这实在不足以彰明贞观时期功德法制的根本，以及唐代兴衰的由来。考察高祖至文宗的实录，叙事详细完备，比其他书略胜一筹，其中文理明白的部分尤其好。至于治乱的根本，仍然没有阐明，因为记事范围太广；劝善惩恶的方法，也没有彰显，因为褒贬不够精当。作为史书的体例，也没有完备，因为不采用编年体，君臣之事多分离开来记载。而且还应当使记事更加切实。有些事情有所遗漏，君臣善恶的细节、四方事务的繁多情况，有的又全部记载；这对于撰写史书的原则来说，也实在是很大的失误。于是我依据实录和有关史书，同时采集诸家著录，互相参照验证，确认没有差错、足以流传取信的材料，编修成这部唐史。旧史文字繁多的，就删去；取舍失当的，就改正；意义不足而另有证据的，就补充；无关紧要的事情，就删去；重要而遗漏的，就增补；是非不明的，就订正。采用编年体，是为了排列君臣之事的次序。所采用的记事方法，虽然以《尚书》《春秋》的文意为宗旨，但体例大略与实录相似，这是因为唐朝一代有治有乱，不能完全采用《尚书》《春秋》的体例，同时也不敢僭越而以经书命名。有人说：“您修撰这部书，不崇尚纪传体可以了；但如果不撰写书、志，那么郊庙、礼乐、律历、灾祥等事情，官职、刑法、食货、州郡等制度，难道不会遗漏吗？”回答说：“郊庙以下的事项，固然是国家的重要典章和急务，但只记载其中的大要，用来说明法度政教的体制；至于完备的仪式和细密的文字，各有关司的书籍都有专门保存，撰写史书的人很难全部载入。”从康定元年开始修撰这部史书，到皇祐四年草稿大体完成，于是作序说明自己的意图，今后还要等待删削润色其中的文字。

译后来因为官务在身、闲暇很少，未能完备完成。到了嘉祐元年，完成七十五卷。这年冬天卧病在床，长期忧虑精神思虑日渐耗损，不能完成全书，只能先使编排体例大致成形，自成一家。何况我的才力不强，叙事不免疏略；然而对于劝善惩恶的意义，我是慎重对待的。对于劝戒意义迫切而旨意深远的地方，撰写论说加以阐明，希望君主能够阅读，臣子能够观察，从而完全了解实现太平的原因、招致动乱的根由，以及邪正所产生的后果，使这一切清楚得如同图画展现在眼前；善的就遵从，不善的就警戒。这样，治国之道就可以长久兴盛，动乱的根源也可以预先消除。全书论说九十二篇，阅读的人不要忽略；它不只是讲唐朝的安危，也常常可以作为后世的借鉴。宋尚书刑部郎中、充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读、许州人孙甫之翰撰写。钦定《四库全书》。《唐史论断》卷上。（宋）孙甫撰。高祖。征召突厥军队。论说：义军兴起，根本原因在于天下动乱。如果威势和德行逐渐强盛，四方夷族自然会归附。所以周武王兴兵时，招致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部众，帮助参加牧野之战；汉高祖平定天下时，也有北貊、燕人和枭骑的援助。如今唐朝军队刚刚起兵，应当以德义取胜，为什么竟听从刘文静一时的计谋，仓促向突厥求助呢？这是自己轻视自己的力量。财宝金帛，都是民力所生产的。起兵举义之初，怎能把这些许给夷狄呢？如果不把答应的财物全部送给他们，又会自己失去信用。后来突厥倚仗这点微小功劳，连续多年入侵作乱，大概就是由于这一错误策略造成的。立建成为太子。史臣评论说：立太子一定立嫡长子，是为了使天下人心有所归依，从而制止争夺的祸患。这在世代相传的常规中，固然是通常的法则。至于在大道公行的时代，如果儿子不贤尚且还要寻求圣人来传授大位，何况长子不贤而次子贤明呢？怎么能拘泥于常规呢？唐朝能够拥有天下，根本上是秦王谋划的结果。秦王的功劳德行极大，天下人都归心仰望，他的势力难道能终身只做人臣吗？李建成自从举兵起义以来，没有一件事值得称道，只因为年长，就让他处在圣明的秦王之上，连最愚蠢的人也知道这是不可以的。即使秦王按照通常礼法谦让，为什么不暂且空着太子之位，等待天命归属呢？何况接受禅让之初，天下还没有安定，为什么急忙册立太子呢？宁王李宪劝太子时说的话真好：“天下太平时就先立嫡长子，世道艰难时就归于有功之人，这是万世不变的论断。” 杀刘文静，释放裴寂 史臣评论说：恩赏和刑罚，是君主掌握的大权。恩赏与功劳相当，刑罚与罪过相当，那么朝廷内外就都会受到劝勉和警戒。反过来，如果不是这样，靠什么使人心服？裴寂、刘文静都因为辅佐皇帝建立功业而成为大臣，但刘文静的才略和功名远远超过裴寂。高祖任性偏爱裴寂而疏远刘文静，刘文静触犯法纪，便被削去名籍。后来刘文静与裴寂结怨，说了些怨恨的话，高祖竟听信裴寂的谗言而杀了他。裴寂担任将相，胆怯而没有谋略，屡次被贼军打败。他入朝以后，没有受到重罪惩处，已经算幸运了。可是反而更加厚待他，这可以吗？给裴寂的恩赏太优厚，对刘文静的刑罚又太残暴。二者都出于私心；如果不是因为圣明君主功德极大，人心早就离散了。杀刘世让 史臣评论说：用兵采用间谍之术之所以神妙，是因为这种谋略无法被窥测。高祖经历的战事很多，对于用兵之事，不能说不明白。刘世让一向有忠义的名声，既然因为熟悉边境军情而被任用来防备突厥，正当他控制突厥要害之处时，功效已经十分明显。突厥派使者入朝，说刘世让有异谋，却完全不知道刘世让既然承受任用，已经取得了功效，为什么还要与突厥共同谋划呢？何况突厥入侵，本来是因为马邑便于进攻；如今取得马邑并守住它，就是扼住突厥入侵的道路。刘世让筹划的正是这些，戎人反而说他与自己的国家共同谋划，这其中的情状本来就很容易察觉。高祖没有察明便杀了刘世让，昏昧得太过分了！重新设置十二军 史臣评论说：国家使用武力，本来就是常事，不能有一天松懈。中原广大，外族众多，即使在太平时代，那些狡黠凶恶的人也只是畏惧威势、服从德化而不敢行动。他们心里总是希望国家发生事变，然后起而作乱。既然如此，武备怎么能有一天松懈呢？何况大乱刚刚平定，人心还没有安宁，便想摆出安逸的样子，停止武备。等到突厥入侵，才谋划迁都来躲避。治理国家的谋略，怎么这样浅薄啊！幸亏秦王坚持主张，迁都的错误计策没有实行；于是下令重新设置十二军，用来训练各府的士兵。中原的威势，从此兴盛起来。○太宗 释放宫人。史臣评论说：古代贤明君王的嫔妃人数，经典中都有明确记载，由此可以看出。汉代以后，后宫人数多达千数，像魏桓这样贤明的人，也不肯出来做官了。大概君主广泛设置嫔妃，会造成三种损害：奢侈耗费太严重，内宠太多，幽怨的宫女太多。奢侈耗费太严重，就会困乏百姓的财力；内宠太多，就会争相私下求见君主；幽怨的宫女太多，就会损伤和气。君主的德行受到这样的损害，贤者认为难以劝谏匡正，因而不愿出来做官。何况隋炀帝荒淫暴虐，自古以来无人可比，强行掠取良家女子，安置在后宫中的，本来就不计其数。高祖刚进入关中时，释放离宫中的人，让她们回到亲属身边，这是值得称道的美事之一。等到接受禅让后，却安然享有自己的后宫，想不荒淫放纵，能做到吗？幸亏圣明的太宗继承帝位，立即改正他的过错，一次计算放出三千多人，使天下震动，歌颂唐朝盛大的德政。即位，改年号 史臣评论说：有人问，《春秋》记载国君即位，一定写在元年正月，说明新君要等先君去世后的第二年才即位并改元。这部史书把即位写在先君去世后的第二年，难道合乎《春秋》的法则吗？回答说：《尚书》记载天子传位、改元的法则，舜时说“月份以正月初一为开始”，禹时说“正月初一早晨”，《春秋》关于即位、改元的法则，本来就是以此为依据的。圣人认为舜、禹的法则是天下最正确的法则。然而《顾命》中康王的话，记载成王去世后，康王已经成为天子，于是脱下冕服，穿上丧服，大概是因为先君去世的年份不在当年史书中记载，天子即位不能一天空缺，所以在灵柩前即位，以表明先君传位的意思，来不及实行舜、禹的法则罢了。但是等到第二年才称君并改元，也同样符合这个道理。既然天子不必等到第二年才即位，那么诸侯的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春秋》本是一国的史书，经圣人修订后，便显现出天下的大法，没有比舜、禹的至正之道更好的了。有人以元年刚即位为说，引《康诰》的文字作为定论，认为新年正月一定要改元、端正君位，百官依次就位，国史记载即位来表明此事。这虽然说明了不必等到第二年即位、在新年显示新君的法则，却不知道圣人是借此保存舜、禹之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日〕 况且鲁侯即位虽然称为元年，却一定记作“王正月”，对上是为了说明王道的次序，对下是为了显示诸侯遵奉王的制度而即位。至于修撰天子的史书，难道可以不知道记载元年即位的法则吗？后来世道艰难，天子继承统绪一定要等到第二年才称君，实际情势有不便之处，所以应当按照事实记载。即使大略改变了古法，称作“即位后到第二年改元”，也正是用来效法《尚书》确定君位、用《春秋》改元来显示新君的意思。魏郑公论述治理天下并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