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论断卷下

译这就是他恳切辞谢宰相职位的原因，正如先前不接受“神策行营”称号一样。如果说李■〈庸阝〉平素没有把自己当作宰辅看待，那么凡是做官的人，除非是极其怯懦的人，谁不想达到尊贵的职位？志向大的人想要推行自己的道，小器的人想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何况以李■〈庸阝〉的贤能，已经位居方镇，为什么不把自己看作可以做宰相的人呢？李■〈庸阝〉以被宦官推荐为耻，不顾宰相职位的尊贵，以此保全自己的名声节操。史官不能阐明这件事，用来警戒世上那些奸邪卑劣、依附权幸以求进身却不知羞耻的人，反而说李■〈庸阝〉平素没有把自己当作宰辅看待，他们实在太不了解贤人的心迹了。论宰相的重要性 史论说：古人说，天下安定时要注意宰相，天下危急时要注意将领，这不是通行而全面的论断。天下安定时固然应当注意宰相，天下危急时也应当注意宰相。宰相选得合适，将领自然会出现。现在考察唐朝的事情，就很能验证这一点。唐德宗建中年间，因为两河叛乱，德宗锐意平定，得到马燧、李抱真、李晟等几名名将任用，最终却不能平定魏博、淄青的叛乱，反而造成大变，这是因为宰相没有选对人。所任用的宰相卢杞，没有公正忠诚之心，也没有筹划处置政务的才能，即使有名将，功业也不能成功。宪宗自即位以来，就有兴复大业的志向，首先得到杜黄裳，向他陈说安危的根本，启发他决断的关键；接着得到武元衡、裴垍、李绛、裴度等几位谋议国事的人，他们都是极其公正忠诚、明察的人，所以能够选任将帅，平定寇乱，使多年叛乱离散的地区重新成为王土，四方百姓再次见到太平，这就是宰相选得合适。由此可见，所谓天下危急时也应当注意宰相，宰相选得合适，将领自然会出现，难道不是事实的验证吗？有人说：建中年间的叛乱者李希烈、田悦、朱滔，都是凶猛的叛贼，不是元和年间刘辟、李锜、卢从史、王承宗、吴元济、李师道这些人所能相比的。所以马燧等人不能平定李希烈等几个叛贼，而高崇文等人却能平定刘辟等几个叛臣。这是由于叛贼的强弱、将领用力的难易，和宰相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回答说：李希烈等人虽然是凶猛的叛贼，超过刘辟等人；然而马燧、李抱真、李晟这样的将领，也超过高崇文、李光颜、李愬这些人。将领的才能和叛贼的势力，正好两相抵消；前后取得成功不同，实际上在于宰相。建中、元和年间的事情难以逐一列举，现在举一两件显著的来证明。马燧等人在洹水击败田悦，田悦逃入魏州城中，败兵不过两三千人，而且都受伤倒地，早晚等待投降。马燧等人如果乘胜进攻，擒获田悦，收取魏博，简直反掌之间就能办到。当时河北的凶猛叛贼只有田悦，田悦一旦平定，李纳势力孤单，望见风声就会自行投降；何况朱滔等人还没有叛乱，河北既然无事，河南各叛贼又没有党羽援助，能做什么呢？只是马燧和李抱真不和，拖延不进，以致田悦据城固守，又诱使朱滔等人一同叛乱，终于形成泛滥不可收拾的局势。大概马燧看出朝廷的事情受到卢杞险恶刻薄的操弄，卢杞专门招致怨恨仇雠，必定没有公平处理的方法，所以马燧没有多少畏惧，敢于任凭私愤行事，而不顾国家大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千人〕 杜黄裳推荐高崇文讨伐刘辟。高崇文本来确实尽心于国家大事，但杜黄裳还担心他不能最终取得成功，于是用他所畏惧的人来制约他，告诫他说：“如果你不听从命令，就要用刘澭来代替你。”杜黄裳已经推荐了他，名将又用有能力的人来制约他，高崇文不得不加快建立功劳。裴度接着督促作战，淮西各将听说后，没有一个不听命作战，因为知道裴度一定能够赏功罚罪。用这些事情来证明，天下的安危全都系于宰相，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吗？然而宰相是否贤能，不是天子英明就不能任用；这又显示了宪宗的英明。宪宗英明，能够任用贤相；那么德宗把政权交给奸人，究竟是怎样的君主呢？元和年间的治理、建中年间的动乱，后世统治天下的君主，应当以此为鉴。裴度被罢免宰相职位 史论说：宪宗任用了几位贤相，所以能够平治天下。然而几位宰相之中，裴度的功劳尤其大。可惜他成就大功后，立即被奸人排挤，罢免了宰相职位。前一天任用裴度时何等英明，后来罢免裴度时又何等昏暗，为什么会这样呢？淮西发生叛乱时，镇州、郓州联合谋划，变乱在都城发生，宰辅被杀；当时如果不任用裴度，叛贼的势力就无法遏制，天下就会乱了。宪宗既然凭明断任用裴度，裴度得以充分发挥才能，筹划处理国家事务，于是朝政日益整顿，国威日益振作，平定淮西，使镇州服从，收复淄青，四方欣欣向荣，再次出现太平时代。裴度的功劳如此之大，如果长期任用他，贞观年间的治理就可以恢复了。只是宪宗认为世间的祸难渐渐平息，产生了奢侈享乐的意态，奸人皇甫镈本来因为聚敛财富而被任用，后来做到宰相；裴度极力陈说皇甫镈奸邪罪恶的情状，宪宗却一点也不听取。皇甫镈自己知道公论不能容纳他，就更加使用狡猾的计策来牢固保持宠信。正好宫内拿出陈旧的库藏物品交给度支，皇甫镈以高价把它们卖出，用来供给边军；将士们非常愤怒，焚烧了所赐的物品。裴度入朝把这件事告诉宪宗，皇甫镈却在君主面前伸出脚，指着靴子说：“这本来就是内库的物品，我用二千买到的，它坚固到这种程度。”这真是奴仆般的姿态。宪宗宠信像奴仆一样的人，不顾忠臣的奏议，最终听从皇甫镈的话罢免了裴度的宰相职位，昏暗怎么到了这种程度？大概宪宗是处于中等智慧、时而可以上进、时而可以下滑的君主。遇到患难时，他能够任用忠良；稍微没有事情时，就一定会宠爱奸佞。任用忠良，是为了成就自己的事业；宠爱奸佞，又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前面任用裴度时的英明，超过了中等智慧君主的水平，是因为他畏惧患难严重；后来宠爱皇甫镈时的昏暗，低于中等智慧君主的水平，是因为他看见世事太平。并且他一向宠信宦官吐突承璀，吐突承璀当时掌握权势，皇甫镈用贿赂同他结交，奸邪的计谋日益施行，裴度不得不被罢免。裴度被罢免后，皇甫镈得以专门迎合、豢养君主的欲望，巩固自己的恩宠和权势。宪宗正洋洋自得，认为天下没有事情，只担忧自己的寿命不够长，奢侈享乐不能达到极致。皇甫镈进献方士，用长生之说迷惑他；宦官人数很多，日益得到亲近宠信。不到几个月，宪宗被金丹药物误导，喜怒变幻无常，宦官于是发动了叛逆阴谋。前一天任用贤能而平定天下，后一天宠信奸人而不能保全自身。像宪宗这样超过中等智慧的君主，功业已经成就，威势恩宠极为盛大，只一天昏惑，尚且招来大祸。后世的君主，功业和威福不及宪宗，难道能不引以为戒吗？○穆宗 失去河北

译史论说：长庆年间失去河北，穆宗是昏庸的君主，崔植、杜元颕等人是平庸之才，都不值得议论。考察这件事的根本原因，是宪宗造成的。元和十年，宪宗任用裴度为宰相；到元和十四年，两河平定，天下藩镇没有跋扈的臣子，当时正处于治理太平之中，宪宗于是产生了骄傲放纵的想法，以奸人皇甫镈为宰相，驱逐裴度出镇。宪宗既然驱逐裴度，穆宗也就只能任用崔植、杜元颕之类的人了。驱逐贤相，任用平庸之才，却想使天下无事，是不可能的，所以又失去了河北。一位贤相任职，总共四年，就平定天下；几位平庸之才做宰相，不到两年，河北又乱了。所谓天下的安危，全都系于宰相，事情难道还不明白吗？有人说：宪宗任用裴度为宰相，虽然平定了两河，但镇州接受替代、归顺朝廷，是在萧俛、段文昌、崔植做宰相时；幽州献纳土地，是在杜元颕做宰相之后。两个藩镇虽然后来又失去，本来也是由几位宰相取得的，和裴度有什么关系呢？回答说：长庆初年取得幽州、镇州，虽然是在崔植等人做宰相时，但根本是因为裴度能够平定两河，所以国威大为振作。镇州看到各叛贼被诛杀，没有援助，便献纳德州、棣州作为人质；爱子朝夕忧惧，不敢保证自己的性命。镇州既然畏惧，幽州自然也就恐惧屈服了。使国威达到这样的程度，不是裴度又是谁呢？崔植等人辅佐穆宗，取得镇州、取得幽州，只是乘着时机得到它们罢了，有什么作为呢？这也如同李林甫、牛仙客刚刚担任明皇的宰相时，尚且能使天下的诉讼案件减少一样。何况萧俛、段文昌提出销兵的建议，先已经因为错误的策略而导致失策，那么崔植等人的平庸就可想而知了。不仅幽州、冀州、镇州、魏博失去，也被叛臣占据了。如果宪宗既已平定天下，深思安危的根本，不放纵骄傲享乐，不任用奸人，让裴度长期处在宰相职位上，筹划治理国家，以巩固已经取得的事业；穆宗即使只是中等才智的君主，有大功大德之人作为辅佐，也一定不至于荒怠偏僻、亲近奸邪；幸臣畏惧宰相刚正，必定不敢放肆妄为；藩镇害怕宰相的威势谋略，也必定不敢跋扈。这样一来，天下怎么会有事呢？宪宗既然已经驱逐贤相，穆宗作为君主，才智仅仅达到中等；几位平庸的宰相又被众多受宠幸的人迷惑，朝政得不到整顿，法度废弛，藩镇臣子还有什么畏惧而不作乱呢？长庆年间君臣所做的事情，不值得议论；它的根本原因，是宪宗造成的。韦处厚请求任用裴度为宰相 史论说：韦处厚不顾李逢吉凶恶的威势，斥责他的党羽；也不顾念自己同裴度过去的嫌隙，称说裴度的贤能。这是因为他的公正忠诚本性超过常人，又加上极其明察。当昭愍帝即位时，年纪幼小，正依靠大臣；大臣李逢吉是凶恶之人，欺负天子年幼软弱，大力培植朋党，专门报复私怨。凡是被贬斥驱逐的人，百官都在中书省庆贺，以表示他们称心快意。他的奸邪凶恶气焰到了这种地步，朝廷中的人谁敢触犯他？韦处厚只是一个侍臣，孤高正直，自立不屈；他担任郎官时，曾经因为裴度的事情被贬官，李逢吉对裴度也深深怨恨。韦处厚触犯权臣的威势，称赞权臣所怨恨的人，又不顾自己与裴度的嫌隙，竭力称说裴度的贤能。大概他认为，李逢吉的所作所为只是凶恶狂妄的姿态，我公正刚直，没有什么过错，为什么要怕他呢？裴度虽然曾经驱逐过我，只是不知道我罢了。河北发生叛乱时，除了裴度没有人能够平定；正当天子忧愤之时，裴度却被李逢吉压制，不能得到重用。我是近臣，怎么能因为有旧日嫌隙就不称说他的贤能呢？这就是他的公正忠诚本性超过常人，又加上极其明察。公正忠诚的人，就只谋划国家大事，而不为自身谋算；极其明察的人，就能深刻辨明事理的归宿。韦处厚完全遵循了这条道理，难怪他的官位做到宰相，才能、功业、声名和德行都受到天下人的重视。史论说：昭愍帝十六岁即位，不是具有最高智慧的资质，不能说没有童心；然而他能够采纳韦处厚的忠言，辨明李逢吉的奸党，知道裴度是大贤之人，召他回来重新任相；听从李程的劝谏，停止营造土木工程；接受李德裕的奏疏，下令停止进献缭绫；听从裴度陈说，停止到东都巡幸；又多次亲自视朝，勤于听取政事。由此看来，他本来并不是荒怠昏暗的君主；如果忠臣贤臣能够长久辅导他，也差不多可以同汉昭帝相比了。只是后来受到宦官的迷惑扰乱，终于极度荒怠偏僻而死。追究他的事迹，不能只说是昭愍帝本人的过错，而是近臣积久形成的习惯和弊病。用什么来验证呢？宦官仇士良退休时，告诫他的党羽说：“今天我为诸位说长远的计策：不要让天子清闲下来读书；他一读书，就会亲近文臣；重视文臣，就会广泛接受规劝和谏诤，减少玩赏的爱好，节省巡游临幸。这样一来，我们这些人的恩宠就会逐渐减薄，权力也不会重大。你们应当经常用蹴球、打猎、声色音乐去迷惑扰乱他；巡游临幸的地方要极尽奢侈，使用各种奇异技艺，使一处比一处盛大。这样一来，他就没有空闲读书，不亲自处理各种政务，也不知道外面的事情，我们这些人的恩宠就永远不会有疏远的时候。”考察仇士良的话，那么宦官奸诈巧妙地迷惑扰乱君主的方法，就完全显露出来了。功业有成的君主，在位时间长久，像宪宗那样也不能免除宦官的迷惑，何况正值年少、刚即位不久的君主呢？史臣论道：昭愍十六岁即位，他并非具有上等智慧的天性，不能说没有少年的心性；然而，他能够采纳韦处厚的忠言，辨明李逢吉的奸党，知道裴度是大贤，便召他回来再次任相；又听从李程的劝谏，停止土木工程；接受李德裕的奏议，下令停止进献缭绫；听裴度陈述意见，停止到东都巡幸；重新多次临朝视事，勤于处理政务。由此看来，他本来并不是荒怠昏暗的君主，如果有忠臣贤人长期辅导，也差不多可以与汉昭帝相比了。只是后来受到宦官的蛊惑扰乱，终于极其荒疏偏僻，因而去世。推究他的事迹，这不只是昭愍本人的过错，而是近臣长期积习造成的祸患。用什么来验证这一点呢？宦官仇士良退休时，告诫他的党羽说：“今天我为诸位说一个长远的打算：不要让天子闲下来；天子一读书，就会接近文臣；重视文臣，就会广泛采纳规谏，减少玩赏之物，减少巡游游幸。这样一来，我们这些人的恩宠就会逐渐减薄，权力也不会重。诸位平常要用击球、打猎和声乐来迷惑扰乱他，把巡游游幸安排得极其奢侈，每到一处都要竭尽奇技，使后一处比前一处更加盛大。这样，他就没有空闲读书，也不会亲自处理各种政务，不了解外面的事情，我们这些人的恩宠就永远不会出现疏漏间断。”从仇士良这番话来看，宦官奸诈巧伪、迷惑扰乱君主的手段，全都显露出来了。那些建立功业的君主，在位年久如宪宗，也不能避免宦官的蛊惑，何况是年少的君主，刚刚即位的时候呢？即使有忠臣贤臣在外朝辅佐教导，但他们隔几天才见一次皇帝，每次大多不过交谈几刻钟；他们所说的多是违逆皇帝心意的事。奸诈巧佞的宦官则日夜在宫中惑乱皇帝，他们所说的多是顺从皇帝欲望的事。对于年幼的君主和中等资质的人，哪里抵挡得住这种影响呢？他们既然已经使皇帝受到惑乱，又担心年幼的皇帝喜怒无常，自己或许会因受到责罚而遭祸，于是便谋划弑逆。前后不过七年，弑逆就发生了两次。后世的人主难道能不战战兢兢吗？○文宗 贬谪杜元颕 史论说：杜元颕侍奉宪宗时，任翰林学士；穆宗即位后，由司勲员外郎升任中书舍人，不到一年便被任命为宰相。当时舆论认为，词臣升用如此迅速，前所未有。他本应竭尽所学，尽忠守节，以辅佐时政。即使谋划议论有所失误，只要为政尽心，也还可以看出大臣报国的节操。怎么能一点才干和功效都没有在当时显现出来，这已经辜负国家了。等到他出任蜀地镇守，遇上昭愍年幼即位，首先进献罨画打球衣五百件。此后又广泛搜求珍奇异物和玩好器具，贡奉接连不断，用来谋求皇帝的恩宠。以至于对百姓横征暴敛，使军民承受加倍的赋税，大大引起军民怨恨。不忠而又没有见识，竟到了这种地步。人臣已经做到将相了。如果守正而获得恩宠，这当然是极大的荣耀；然而处在将相的地位上，又还有什么可以增加的呢？如果守正自持而被君主疏远，自己既没有过错，也不算受到羞辱，至于名声也未必会受损。为什么偏偏遇到年幼的君主，就专门引导他追求奢侈欲望，以此谋求恩宠呢？即使恩宠果真深厚，又能拿来做什么呢？比如李德裕在浙西，昭愍凡有诏令索取之物，他都再三上奏论说，停止当地进贡；这是把百姓放在心上，而不是迎合君主的奢侈欲望。看李德裕的贤能，杜元颕算是什么人？

译大概杜元颕窥见宪宗晚年以及穆宗成年即位后，多半放纵奢侈享乐、厚待纤人，于是认为两位成年君主尚且如此，昭愍年幼，尤其常常奢侈放纵，便专门用奢靡之物奉承他。却不知道，窥测时势而行事不正的人，事情发展到极端后，祸患和变故就会发生。假使杜元颕不向百姓横征暴敛，只是专门满足君主的欲望，未必不能进入三公之列。即使不能进入三公，在外也不会失去方面之任，在内也不会失去尚书仆射之位；反而因为谋求宠幸的缘故，专门从事搜刮剥削，以招致众人怨恨。蛮贼乘此机会而起，严重危害一方。他因此被贬，死在遥远的边地。后世做将相的人，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辨析朋党 史论说：君主厌恶臣下结成朋党，是因为朋党营植私利而背弃公义，欺骗君主的明察，窃取君主的威权和福泽，扰乱国家政事。朋党造成的祸患既然如此，确实不能不防备；但关键在于辨别得精确。辨别不精确，君子就会被小人陷害。君子和小人各有自己的同类：君子的同类因道义相合，小人的同类因利益相合。因道义相合的人，想的是成就功业，这是同心办理国事，不是朋党；因利益相合的人，想的是满足私欲，这是同心谋求私利，才是朋党。这两类人混杂在一起同时进用，不是明察的君主，哪里容易辨别呢？君主不能辨别，君子必然会被小人压倒。君子的同类见到合乎义的事，就锐意进取；他们说话诚实，所行之道正直，不能曲意防范那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小人窥见这一点，害怕君子的道路得以施行会对自己不利，便抓住似是而非的迹象，向君主进谗言。君子受到谗毁，又以自我辩解为可耻，只是守道自信罢了。小人的同类却不是这样，见到利益就用诡计求进；言辞巧饰，曲解本意，还要弥补掩饰其中的漏洞，用心无所不用其极。只要能胜过别人、便利自己，险诈刻薄和邪曲谄佞都可以施行，所以他们常常胜过君子。君子和小人的情状既然如此，不是君主明察，哪里能够辨别呢？前代的君主，能够辨别朋党的少，不能辨别的多；那些事例无法一一列举，这里只按唐代的四件事来论说。君主极其明察，人们就不能诬陷别人为朋党。君主虽然明察，却被私情迷惑，就不能看清真相。小人的朋党诬称君子结党，君主虽然明察却软弱，即使能辨别君子和小人的同类，也不能制伏小人的朋党。君主的明察不足，即使看出有人结党，也不能辨别其中情势的轻重。贞观年间，萧瑀说房乔等几位大臣互相结党，常常独自上奏说：“这些人彼此执掌权力，关系如同胶漆一样牢固。陛下若不仔细询问了解，他们只是还没有反叛罢了。”太宗对萧瑀说：“做君主的，必须驾驭英才，推诚相待士人，你说得不是太过分了吗？事情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房乔等人同心办理国事，凡是知道的没有不去做的。萧瑀虽然不是小人，但由于性情刚躁，又多疑惑，便妄称房乔等人结成朋党。太宗英明，才辨明了这件事；否则，几位贤臣凭什么能够免罪？不仅不能免罪，而且也无法让他们充分施展才智谋略，来帮助成就太平之业了。这就是所谓君主极其明察，便不能诬陷人结成朋党。元和末年，裴度、崔羣同任宰相，裴度凭借功勋德行，崔羣凭借仁厚贤能，受到天下人的仰望。等到皇甫镈凭借聚敛钱财得到进用，又结交受宠幸的宦官取得宰相之位，朝廷内外都大为认为不当。裴度、崔羣多次陈说皇甫镈奸邪险诈的情状，宪宗反而怀疑裴度、崔羣结党，越发宠信皇甫镈，甚至对裴度等人说：“臣子侍奉君主，只须努力行善，自己取得应有的地位。你们作为天下的公望，为什么偏偏喜欢培植朋党呢？”裴度回答说：“君子和小人，没有没有同类的。君子的同类，是同心同德；小人的同类，才叫朋党。”皇帝说：“别人的话也和你的话相似，这难道容易辨别吗？”以裴度、崔羣这样的贤人，比起皇甫镈的邪党，正如鸾凤之与蚊虻，人人都看得出来。可是宪宗却被其迷惑，大概是当时正沉溺于邪僻的享乐，厌恶忠臣而喜欢谄佞。这说明宪宗最初任用裴度、崔羣的用意，并不是不明察；但一天之间昏乱迷惑到这种地步，这就是所谓君主虽然明察，却被私情迷惑，因而不能看清小人的朋党，反而把君子看成不结党。昭愍即位后，宰相李逢吉大肆培植朋党，明目张胆地报复怨恨，排斥裴度，驱逐李绅，欺凌年幼的君主，几乎没有什么顾忌。幸亏韦处厚不顾凶险，直言说明裴度是大贤，为李绅洗清冤屈。昭愍深信韦处厚的忠诚，答应让裴度重新任相，怜悯李绅被贬逐，却不能诛除李逢吉的奸党。这就是所谓君主虽然明察却软弱，即使能辨别君子和小人的同类，也不能制伏小人的朋党。到了文宗，辨别李德裕、李宗闵两派，认为二人都极其可恶。然而考察二李的过错，表面上似乎相同，实际情势的轻重却不同。李宗闵等人在元和年间应对贤良策，极力指斥当时的弊病；李吉甫任宰相时，对这些言论感到恼怒，薄待他们的恩命，因此李宗闵怀恨在心。后来李宗闵得到任用，便排斥李德裕及其同党；李德裕得到任用，也排斥李宗闵及其同党，所以两人结下的怨恨无法化解。他们的过错看似相同，但李德裕在穆宗、昭愍朝尚未任宰相时，论事忠直，对时政有所补益；他历任方镇，政绩十分显著。又有裴度常常推荐他。后来他任相，被李宗闵一派阻挠而罢职，于是出任剑南。虽然他因监军王践言入朝进言维州之事，文宗召他回朝，随后任命他为宰相，但本来是因为功名而得到任用的。等到他执掌政务，群邪不满，最终被奸人李训、郑注进谗，李宗闵便取代了他。李宗闵在任宰相以前，完全没有显著的功效；任侍郎时，结交女学士宋若宪、知枢密杨承和，谋求担任宰相，因此得以入相。等到他出镇，又是由于李训、郑注的重新任用。这样看来，李德裕的贤能与李宗闵不能相比。并且李德裕所交结的人，大多是有才有德之士，几乎不能算作朋党；只是他性情刚强，好胜，而且对怨恨他的人不能忘怀，对亲近自己的人一定加以进用，因此也不能免除结党的牵累。

译然而，李宗闵的奸邪在情势上还算较轻。文宗只是因为他们各自有党，嫉恨他们，却不能辨别其中情势的轻重，说明他的明察已经不足。后来又听信李训、郑注的谗言，把朝廷中的许多善士都视为二李的党羽而驱逐。这就是所谓君主的明察不足，即使看出他们结党，也不能辨别其中情势的轻重。太宗的明察，做君主的应当效法；宪宗的迷惑，做君主的应当引以为戒；昭愍的软弱，做君主的应当努力避免；文宗的明察不足，做君主的应当深思。深思的方法，尤其在于尽心。假如有人对君主说：“某人是朋党。”如果这个人的道术尚未得到信任，功绩尚未显著，君主应当追问：“朋党有什么情状？”进言的人一定会说：“他们互相援助，以欺骗君主。”君主又应当追问：“所欺骗的是什么事情？”如果他陈说的事情确实危害国家、损害百姓、谋求私利，情状明确，那无疑就是朋党；罪大则治罪，罪小则疏远，这样做是适宜的。如果进言的人不能陈说其危害他人、谋求私利的情状，这就是诬陷别人为朋党；罪大则治罪，罪小则疏远，这样做也适宜。又或者，进言的人陈说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情状，还不十分清楚，君主就应当考察被指的人和进言者：他们的地位是否彼此相逼？平时是否没有仇怨？谁是凭借公议而得到进用的？谁是凭借权贵宠幸而被任用的？谁的论议对国家有补益？谁的才能品行在当时受到称誉？再参验其他臣子的说法，追究事情的始末，那么进言者和被指控者的是非就能辨明了。君主如果能够这样做，臣下哪里会有结成朋党的事情？有人问：“怎样才能做到这样？”回答说：“在于明察和公正。”又有人问：“中等才智的君主，性情有所蒙蔽，明察和公正怎么能够两全呢？”回答说：“不听取左右近臣片面的言论，就明察了；不因为合自己的心意便亲近他，也不因为违逆自己的心意便疏远他，就明察了。” 限制宦官 史论说：给宦官赠授官职，不是古代的典制。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表彰善行的事情。宦官自武后临朝称制时开始参与政事，还没有出现借此招揽权势、声名显著的人。明皇朝，髙力士凭借权势和宠幸显名于世，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人都因依附他而取得将相之位。李林甫等人既然造成了当时的祸乱，髙力士也被贬谪，死在遥远的边地。肃宗朝，李辅国凭借护从的微小功劳，过分受到恩宠，甚至专门掌管禁军。因此李辅国胁迫明皇迁居，升降将相，凶横到了极点，后来被人盗杀在家中。肃宗宠信鱼朝恩，开始任命他为观军容使；代宗宠信他，又加任天下观军容使。鱼朝恩骄横到了极点，势力已经不能容忍，代宗于是使他自缢。代宗又宠信程元振，让他掌管禁军。程元振奸诈险恶，擅自弄权，给将相造成很大祸害。代宗避狄于陜州时，下诏让各镇军队前来救援，将帅害怕程元振进谗诬陷，多数不敢到来。等到栁伉极力陈说他的罪状，程元振被贬，死在荒远边地。徳宗宠信窦文场、霍仙鸣，任命他们为神策中尉。裴均等纤人依附他们，往往在外面取得方镇之职，在朝内取得要职。窦文场、霍仙鸣等人的权势任用盛大之后，宦官内部也嫉妒他们。霍仙鸣被人杀害而死，窦文场非常害怕，坚决请求致仕，才勉强躲过灾祸。宪宗宠信吐突承璀，甚至把镇州征讨的职责交给他，最终却没有任何功效。不久，他又因其党羽收受贿赂的事情受到牵连，被调出任淮南监军。后来他再次受到宠信任用，却因妄议太子，被穆宗诛杀。文宗宠信王守澄，王守澄奸邪罪恶极重，最终被赐死。自明皇以后，宦官因罪被诛杀或贬谪的人多得无法计数。不过，只有髙力士等八人凭借权力而显名于当时，这是宦官中势力最盛的几人。然而其中三人被诛杀，二人被贬后死去，一人被盗贼杀死，一人中毒而死。窦文场在灾祸临头时得以躲避，但他的奸邪名声也因此永远流传。由此看来，宦官一旦得到过分的恩宠，很少有不遭祸患的。大概是因为接受恩宠不知限度，任意妄为，最终使罪过恶行严重到极点。只有顺宗朝的俱文珍，以刚直著称，又有拥立和辅佐宪宗的功劳，官位做到右卫大将军，掌知内侍省事务，没有听说他有骄横暴虐的名声。等到他去世，追赠开府仪同三司。文宗朝的马存亮虽然任中尉，却不与王守澄同恶，竭力阻止王守澄屠害宋申锡的家属，又有保卫昭愍的功劳。他权势宠幸已经很盛，却能够保全自身而退。那年去世，追赠扬州大都督。这两个人，活着获得美名，死后得到荣耀，是行善所产生的结果。天子任用宦官时，如果能经常把髙力士、马存亮等人的善恶结果指给他们看，使他们不要因权势宠幸过盛而犯错，那么这不仅不会危害国事，也足以保全他们自身。郑覃论开成时期的政事 史论说：郑覃谈到开成时期的政事，说开成元年、二年办得好，三年、四年就逐渐不好了，这很符合实际。杨嗣复不顾事情的道理，只说郑覃是在讥刺自己、想让君主要求他退职，心里容不下郑覃，甚至说出会使圣德受到牵累的话，这是奸人的计谋。开成初年，郑覃与李石同任宰相，辅佐文宗治理国家，论议勤勉恳切；文宗也十分振作，听取并采纳意见，甚至把一份赦令放在身边，按时省阅，命令长吏奉行不得违背，恩惠遍及天下。文宗在紫宸殿与宰相及各司官员讨论政事，各人都尽自己的职守。郭承嘏任给事中，有封还驳正诏令的益处，便不让他出任外职。湖南进献羡余钱，便命令收存起来，以备水旱灾害。徐州的税收项目危害百姓，全部命令废除。王彦威进献度支羡余的钱物，想求得宠幸；他给边军发放衣物赏赐却不及时，于是被贬为卫尉卿。文宗赞许李石刚直的议论，压制宦官仇士良的威势，不让他扰乱权力。这就是开成元年、二年的政事。到了三年，仇士良派盗贼刺杀李石，文宗罢免李石的政事职务，让他出镇；朝廷过去对待将相的礼制，也全都废止不用，因而助长了仇士良的势力。中书、门下奏事时，各自挟持自己的意见，动辄形成愤怒争竞，再也没有至公无私、同心协力的名声。又奏请修改旧制度，不让仆射、尚书等人议论朝廷政事。文宗听取后宫之人的话，商议废黜皇太子；虽然宰辅和宪官等人据理力争，使太子没有被废，但太子不久便死于太阳院。仇士良借军中诬谤之事，枉杀五十余家。这就是开成三年、四年的政事。由此看来，郑覃的话难道不是符合实际吗？杨嗣复只是怨恨郑覃阻挠自己，援引李宗闵一党的势力，于是借此把郑覃指为过失，竭力排斥他。郑覃与杨嗣复同任宰相，何况郑覃位居四位宰相之首；他既然说政事一年不如一年，也等于自己承认有过错。杨嗣复不共同谋划国事，只是寻找郑覃的过失来改换他，不过是为了发泄愤恨，把郑覃的话视为罪过。等到罢免郑覃、由自己独掌国政，又有什么作为呢？不到一年便遭祸败，大概是自取其祸。不能制伏宦官

译史论说：文宗在位十五年，喜好节俭，崇尚仁慈，采纳争谏，重视儒术。他经常与大臣讨论国事，勤勉恳切，希望达到太平；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是仁爱的君主。然而他天性优柔，缺乏明断的才能；求治虽然急切，最终却表现出软弱的状态。这足以说明君主最重要的资质在于明断。如果缺乏明断，即使勤于政事而没有过失，也不能免于软弱。文宗即位后，厌恶宦官的暴横，有意除掉他们。但又因为王守澄一党正盛，不能公开处置，于是秘密告知学士宋申锡，让他与外朝谋划。便任命宋申锡为宰相，这是要增加他的权力，任用他来成就此事。宋申锡正要谋划，王守澄窥知此事，便让本军校诬告宋申锡有罪。文宗没有想到自己倚任宋申锡的本意，竟与大臣们长时间议论而不能辨明；谏官恳切地论说这件事，他却震怒斥责，最终没有公开告示告发者，反而交给外朝审讯。虽然依靠众人的议论稍微辨明了事情的情状，宋申锡最终仍免不了被贬逐。当时如果公开告示告发者，把案件交给外朝推究，即使王守澄罪大恶极，他的诡诈行迹一旦显露，他的党羽哪里还敢依附他？何况马存亮等人本来就不与他同心，除掉他有什么困难？除掉王守澄后，他的党羽看到天子如此明察果断，哪里还敢再次骄横呢？这个机会既然错过，仇士良的权力便日益强盛。士良嫉恨宰相李石刚正，派盗贼去刺杀他，几乎使他遇害。朝廷内外都知道这是士良所为。文宗如果效法宪宗任用裴度的做法，更加厚待李石，并且追究这次变故的根源，依法端正处置仇士良，那么他的党羽看到天子如此明察果断，哪里还敢拼死营救仇士良，只能自取刑戮。两件事都错失之后，宦官的气势更加盛大，天子流泪也不能制伏他们。后世的君主，应当深切地以此为鉴。○武宗 杀陈王、安王 史臣评论说：武宗杀死陈王、安王，又想杀李珏等人，这不只是性情偏狭狠毒的过错，更是没有想到会招致后代的祸乱。文宗继昭愍帝之后即位，晚年没有儿子，便立陈王昭愍的儿子为太子，李珏的建议是正确的。等到文宗病重，仇士良假传诏令拥立武宗。武宗是文宗的弟弟，从继承次序说，不如陈王正当。然而武宗既已即位，陈王和李珏有什么罪，竟听信仇士良的谗言，任凭自己偏狭狠毒的性情行事吗？已经杀了陈王，又想杀李珏；即使宰相等大臣恳切地营救他，武宗最终还是把他驱逐了。这就使大臣在讨论确立太子的时候，不能发表正当的意见。发表正当意见的人获罪，后世大臣讨论继承人的问题，就不敢说忠言了。大臣不敢说忠言，那么天子的儿子一定要年长而且很贤能，才可以不必担忧其他情况；如果年幼而没有贤能的名声，或者没有儿子，谁敢正直地议论该立谁呢？大臣不敢正直议论，国嗣什么时候才能确定？争夺继承人的祸患一旦发生，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这难道不是招致后代的祸乱吗？像嗣复提出立安王的建议，确实是不正当的；但一定要等事情的真相明确、朝廷内外都知道以后，才可以治他的罪，用来警戒后来那些怀着私心议论国家大事的人。如果事情真相含混不明，怎么知道不是谗言呢？又怎么可以治他的罪呢！李德裕辞让太尉之职 史臣评论说：李德裕从穆宗到文宗在位期间，历任内外官职，所任职务和奏议都忠诚正直，政绩显著，于是担任宰相。但他受到奸邪佞臣排挤，未能成就功业。等到他辅佐武宗这位英明的君主，才充分发挥了才能。回鹘侵犯边境时，他先请求用恩惠和友好相待；等到回鹘侵扰，便授予刘沔、石雄取胜的谋略，使他们平定荡除回鹘，深得处理国家大事的原则。上党拒不听命，满朝都害怕惹出事端，不愿用兵。李德裕推测了事情的发展，奏请派使者到魏、镇，先破坏上党寻求援军的谋划，并把征讨的任务交给他们。魏帅拖延出兵，李德裕便让王宰率军直趋磁州，占据魏地的右侧。魏帅害怕了，于是全军出动。李德裕又料定王宰一定会观望，便命刘沔率军直抵万善，显示出要代替王宰的态势。王宰立即进兵。太原发生叛乱时，杨弁勾结宦官，夸大渲染事态。李德裕驳斥宦官的奸邪言论，派王逢率领陈许、易定的军队进讨。太原在外驻守的军队害怕客军攻城并屠杀他们的家属，便径直回去擒获杨弁，把叛卒全部诛杀。这些都是李德裕独自制定策略，没有和各位将领共同谋划，却充分掌握了控制将帅、用兵取胜的方法。上党平定以后，授予太尉的命令是为了奖赏他的功劳。李德裕恳切推辞后才接受，大概是害怕地位太高而灾祸到来吧。既然知道会有灾祸，为什么不更加修养仁德来保全功名？反而更加放纵刚强的性情，招致别人的怨恨，最终被奸邪之人陷害。这就是只知道灾祸将至，却不知道躲避。取得地位并建立大功，是世人难以做到的；保全功名，却是世人容易做到的。建立功名，不是上天赋予非凡才能的人不能做到；保全功名，只要平和心态、不招致怨恨和猜忌就够了。李德裕能做到困难的事，却不能做到容易的事，可惜啊。不能驾驭李德裕 史臣评论说：君主对待大臣，既掌握委任的方法，又掌握驾驭的手段，那么大臣就能尽心办事，成就功业，并把公正推行给众人，不敢独自窃取威势和福赏。这两点缺一不可，只有太宗掌握了它们。贞观年间，陈思合上书讨论选拔人才，言辞间涉及房玄龄、杜如晦，太宗立即下令将他放逐；萧瑀上奏说中书省、门下省结成朋党，太宗斥责他的妄言，最终把他贬到外地。可以说太宗善于委任大臣。中书省、门下省集中议事时，一定命谏官、御史、史官一同进入，有的纠正他们的错误，有的检举他们的过失，有的记录他们的不当之处。李靖因年老多病在家居住，太宗想重新让他担任将领，只在朝廷上说了一句话，李靖已经起身统兵。可以说太宗善于驾驭大臣。使大臣各自成就功名而不敢骄横，他的方法和手段就是如此。武宗任用李德裕，很有几分掌握委任之道的特点，所以李德裕竭尽才智谋略，独自承担国家政务；当时武宗的威势和命令大为振作，正是委任达到极致的结果。但武宗性情雄强刚毅，看到前朝法令不能施行、纲纪衰败，想大大振作威势和号令，又知道李德裕有才能，首先任命他为宰相。李德裕的谋略常常符合武宗的心意，所以武宗专门信任他。委任既然专一，他的权势自然加重。权势一重，天子开始不喜欢他，那么有怨恨的人就能窥见他的破绽而攻击他了。

译他的权势已经很重，而有怨恨的人又来攻击他，他难道会顺从服帖吗？必然要发展到灾祸出现才会停止。唉！武宗是英明的君主，知道贤能的宰相而任用他，却不能驾驭，尚且造成任用过专的弊端；中常之主不懂得识人而任用他，又不能驾驭，危害就更大了。有人说：既然称武宗为英主、称李德裕为贤相，为什么还要驾驭他们，才能避免过失呢？回答说：君臣的性情都雄强刚毅，就会锐意办事，但有时不加思考，于是喜怒偶尔会过度，办事也不免不公平。武宗自己尚且不能避免这种弊病，怎么能察知李德裕的真实心情？李德裕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长期互相怨恨，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平定上党时，他奏请驱逐牛僧孺等人，明明是仗着平定上党的功劳来报私怨。牛僧孺虽然不是大贤人，却曾经位居宰辅。李德裕所说的话有什么明确的罪状吗？却把他贬到遥远的边地。李宗闵已经出任远郡刺史，也不是因为有明显过错而被流放。御史崔元藻审查案件时有不同意见，这本是履行职务，却没有复核查验就把他贬黜。柳公权正凭才华和声望担任集贤学士，却无缘无故被免职，这是完全顺从李德裕的意愿了。任用他的才能，听从他的谋略，提高他的地位，厚待他的礼遇，这就够了。怎么能完全顺从他的个人意愿呢？如果李德裕说某人有罪，而罪状明确，当然应当依此办理；如果罪状不明确，难道能不询问、查验事实吗？如果不能这样，就应当有所制约。有所制约，李德裕就没有过错了。有人说：武宗是英主，能任用大臣，却不能驾驭他们；中常之君凭什么做到委任大臣的方法和驾驭大臣的手段呢？回答说：只有极其公正才可以。所谓极其公正，就是不能因为大臣符合自己的心意、使自己高兴，就不察看他的过失；也不能因为他违背自己的心意、使自己恼怒，就看不见他的贤能。君主任用大臣，心态平正，做到这样，委任的方法和驾驭的手段就差不多具备了。○宣宗 贬黜李德裕 史臣评论说：李德裕凭杰出的才能辅佐武宗经营夷夏，多次建立大功，振兴和整顿法令，使朝廷得到治理，确实是一位贤相。但宣宗长期不能即位，又没有受到武宗的礼遇，旧日的怨恨已经很深；李德裕又是掌权的大臣，自然不能被宣宗容纳。何况李德裕性情刚强而缺少宽恕，不能忘记怨仇，与李宗闵等人互相排斥，总共十几年，几乎没有悔改之意。李宗闵固然是奸人，曾经担任宰辅，后来已经成为远郡刺史；李德裕却又在成功之际乘势诬陷他的罪行，把他流放。至于牛僧孺，虽然是李宗闵的党羽，但一度很有声望，把他斥逐到遥远边地，舆论怎么会平服？王涯、贾餗所遭受的灾祸，本是仇士良诬蔑诽谤造成的，朝廷内外都知道。李德裕与这两人并没有听说有嫌隙，只因怨恨李训陷害自己，便把愤怒牵连到王涯、贾餗身上。躲避灾祸到上党的王涯、贾餗子孙，已经被乱兵杀害；李德裕又让诏书确认王涯、贾餗的罪行，说已经杀了他们的后代，并向朝廷内外公布。李宗闵已经被驱逐，王涯、贾餗的子孙也已经被杀，却还要宣扬他们的罪行来满足愤怒的心情，那么朝廷中的人只要有一点不合意的地方，能不害怕吗？不只是有不足之处的人害怕，凡是在朝廷中拥有权势地位而又不是大贤、极其公正的人，很少有不害怕的。大贤而极其公正的人，自知自己的才能不在李德裕之下；即使李德裕受到重用，我也能施展作为。即使李德裕专权，不容许我施展才能，只要他的治国谋略没有过失，也就够了，何必一定要让功效出自我手呢？这就是他们没有畏惧的原因。像白敏中、令狐绹这些人，才能和声望远远比不上李德裕，却又一味固宠保位，没有极其公正的心。对于李德裕，他们虽然没有直接的嫌隙，但李德裕受到重用对自己不利，所以趁着君主本来就有不能容纳李德裕的意思，竭力陷害他。连没有嫌隙的人尚且如此，那些总觉得自己受到亏待的人就可想而知了。小节 史臣评论说：宣宗长期居住在藩王府邸，很了解时事。因此在位十三年，崇尚节俭和德行来体恤百姓，暗中谨慎地执行法令来整肃臣下，厚待宗室，重视宰相的礼遇。至于微服出行来考察取士的得失，焚香阅读大臣的奏疏，他确实是一位喜好德行的君主。然而他只懂得君主行事的小节，却不懂得君主治国的大体。懿安太后是他的嫡母，他不能尽礼侍奉她，反而导致她突然死亡，令世人惊骇。李德裕有济世之才，他却不能容纳，反而将其驱逐。令狐绹没有什么功德可称，却又容许他的儿子收受贿赂，使时政紊乱。到了懿宗朝，谏臣上疏列举令狐绹的罪行说：‘大中年间的威势和福赏，难道还想在今天施行吗？由此就可以知道当时的事情了。’河湟地区归顺，夷夏大体安定，是承接武宗任用李德裕之后的局面，因为威势和号令已经强盛才如此。否则，宣宗任用白敏中等人，在当时能谋划什么呢？至于宠爱次子，却不确定太子之位，裴休奏请确定太子，宣宗却说：‘如果立太子，朕就成了闲人。’这尤其是不懂得君主治国的大体。最终导致宦官争着拥立继承人，几乎造成动乱。这就是宣宗费心做的善事，只停留在小节上而已。○懿宗 令狐绹放纵盗贼。史臣评论说：令狐绹是大臣，应当和国家共同承担祸福。天下有祸患，只要能够挽救，就应当竭力挽救。何况他统率淮南一道，盗贼刚进入境内，正在担忧如何讨伐消灭他们，还没有敢于施暴。部将察觉他们必败的形势，认为讨伐他们非常容易；如果不讨伐，必然导致祸乱。令狐绹却说：‘长淮以南，只要他们不在那里施暴，就听任他们过去，其他都不是我的事情。’这哪里是大臣忧虑国事的意思？真是庸人苟且偷安的见解罢了。不久便导致大乱，杀害十几个州郡的百姓，调集天下军队讨伐他们，经过一年才平定。因此令狐绹的罪过，死刑也不足以抵偿。令狐绹受到武宗宠信，地位达到将相，一天之内竟造成这样的国家祸患。后来罪行暴露，懿宗只下令罢免他为太子太保，处罚大臣竟是这样。凭什么警戒大臣奸诈逞强、不忠的罪行？天下大势衰败，也就不奇怪了。任用韦保衡、路岩为宰相 史臣评论说：唐朝自天宝以后，大盗接连兴起，时时有忠诚杰出的将相拯救天下、平定动乱；加上元和、会昌年间有英明的君主和贤能的臣子，功业非常盛大，所以历经多年，国势仍没有衰败。懿宗在位，本来就是中等才智以下的人，又任用不如前代的将相，天下的事一天比一天多。淮南、徐州发生兵乱，蛮寇侵扰蜀地，连年用兵，民力困乏。当时如果君主勤于政事，倚重任用忠臣贤才，还可以挽救时局的祸患。懿宗却任用韦保衡、路岩为宰相，收受贿赂、培植私党，使时政大为紊乱，杀害了许多无辜的人。忠于职守的大臣进谏，懿宗却把他们驱逐到遥远边地；韦保衡和路岩又乘势陷害他人，任意贬谪驱逐。两名凶恶之臣造成祸患，朝廷内外都忧虑。懿宗当时正崇奉佛教，安然自得，所以国家政事多有乖僻，时局也得不到治理。贤能的人既被驱逐，忠诚的进谏又听不到，百姓困苦疲惫，皇帝的恩德不能施及天下，国势从此就衰败了。○僖宗 罢免郑畋的宰相职务

译史臣评论说：咸通年间衰败动乱之后，僖宗年幼即位，政权掌握在宦官手中，本来就没有长远谋略来挽救天下的祸患。即使宰相王铎、崔彦昭一时有声望，也不是雄才大略的人，不能竭力匡正时局。等到郑畋执政，他的谋划议论切中要害，多能符合事情的关键；但同列卢携昏庸而不忠，又与宦官田令孜结交，阻挠郑畋的言论，使其不能施行。巢贼本是以贩卖为生的百姓，不是安禄山那一类人，只是因为饥荒之年驱使小民抢劫财物，取得朝夕所需的物资罢了，怎么会发展成大乱呢？这是由于朝廷衰微，奸邪之臣谋划错误，又任用高骈、宋威等奸险而无节操的人；他们争功嫉能，长期玩弄盗贼而掌握权力，养成了贼势。贼势强盛以后，高骈拥有重兵，驻在天下交通要冲，反而闭门固守。幸亏郑畋在岐地统兵，凭借谋略击败盗贼，振作国家声威；又向各镇传发檄文，以忠义激励他们，使前来勤王的军队大批聚集到关中。贼势已经窘迫，雁门的军队又到达，才得以平定他们。何况僖宗刚开始避难时，盗贼乘势向西进犯，如果不是郑畋遏制他们的锐气，危险和动乱哪里能够预料？又是郑畋以忠诚的谋略促成各镇勤王的行动；郑畋虽然离开藩镇，没有亲自平定盗贼，但这份功劳是由郑畋造成的。僖宗奖赏郑畋的功劳，又命他辅政；即使处在衰败的时代，他也仍然掌握着朝廷纲纪。田令孜凶暴蛮横，因恼怒郑畋公正，便与奸党诬陷他，使他被罢免。僖宗软弱，不能支持贤相，天下的事情因此没有人制约，国运必然走向灭亡。李克用讨伐朱全忠 史臣评论说：巢贼被平定时，李克用是功臣中的第一人。虽然他是粗鲁勇猛的人，朝廷给他的恩赏却非常优厚。他本性豪迈雄强，不能说没有感激之情，朝廷当时可以依靠他。朱全忠出身于黄巢的党羽，力量不支而来投降。都统王铎过分地推崇奖赏他；他已经接受同州、华州节度使之职，朝廷又不是因为他立功，便把宣武这一大镇交给他。李克用追击盗贼，路过朱全忠的辖地，朱全忠把他邀请到军府，暗中谋划杀害他。李克用逃脱以后，没有发兵报怨，而是上奏请求讨伐朱全忠，这很符合人臣的身份。以投降的盗贼杀害功臣，说明朱全忠的贼心没有悔改。何况他统率宣武不久，凶恶的势力还没有壮大，本来没有什么功名可以赎罪，讨伐他正合时宜。如果趁着李克用军势正盛，下诏令附近藩镇帮助他击败朱全忠，就一定可以成功。凶恶的盗贼既被铲除，又能使李克用感恩，成为朝廷可以依靠的人。各藩镇看到这种做法，也未必敢采取互相吞并的计策，天下或许还不至于陷入全面混乱。僖宗懦弱，宰相庸碌昏暗，宦官暴虐专横，完全没有长远谋略。朝廷失去了这个机会，最终导致各藩镇彼此混战，大盗肆意叛逆。三百年的宗庙社稷丧失在盗贼手中，唉！○昭宗 朱全忠篡位叛逆 史臣评论说：昭宗即位时，天下已经动乱。虽然他尊敬礼遇大臣，广泛寻求贤能杰出的人才，立志想要复兴国家；但大臣中竭尽忠诚的，只有杜让能一人。其他人没有不与藩镇相互勾结的。藩镇借助大臣作为援助，大臣想巩固自己的权位，也结交藩镇来增加声势。孔纬一时很有声望，尚且与朱全忠往来；崔昭纬等人，本来就应该与邠州、岐州交结。内外将相都不忠诚，天下大势像洪水一样横流，才到了这个地步。昭宗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再加上他轻信而容易动摇，行动起来又没有谋略，凭什么制服各藩镇？这就给了奸臣可乘之机。然而奸臣的心，也可以用恩惠和信任来结纳。当时可以依靠的，没有比太原更合适的。太原有平定盗贼的大功，爵位赏赐已经很优厚，只是被朱全忠图谋，积下的怨恨没有化解。昭宗如果对太原多加恩意，太原人性情强劲正直，受到恩遇一定会深深感激。太原顺服以后，河东附近的藩镇、魏镇旧日的将帅，哪里会有不顺服的势头？几个藩镇既然顺服，让杜让能这样的贤相在朝廷内部经营治理，再招引同心同德的贤才辅佐时政，除去暴横的宦官，驱逐危害政治的奸人，朝廷就会逐渐得到治理，国家威势也可以逐步振兴。可惜昭宗不能采纳杜让能的意见，听从张浚、孔纬的计策，允许朱全忠发兵，导致太原拒不听命。太原骄横跋扈，奸臣于是能够胁迫控制朝廷。杜让能知道形势已经不可挽回，只以死报国，可以说是大忠臣了。从此各藩镇相互混战，皇帝的车驾不能安定停留；朝廷又长期留下凶恶叛逆的人担任宰相，让他与大盗谋划篡位叛逆的计策，最终因此使唐朝国运灭亡。可悲啊！《唐史论断》卷下

译●附录 欧阳文忠公所作墓志中的节录文字 欧阳公博学强记，尤其喜欢谈论唐朝的事情，能够详细说明唐朝君臣行事的始末，从而推知当时政治的治乱。每次向人讲述，好像亲身处在那些事情中间，听的人也明白得像亲眼看见一样。因此求学的人认为，读多年的史书，还不如听欧阳公讲论一天。他所著的《唐史记》七十五卷，议论宏大而内容丰富，书还没有完成，就在家中去世了。欧阳公去世以后，皇帝下诏取来他的书，收藏在秘府。苏东坡答李方叔书中的节录文字 承蒙你抄录给我看孙之翰的《唐论》。我原来不认识孙之翰，如今看了这部书，凛然感受到他的为人。至于他论述褚遂良没有诬陷刘洎、太子瑛被废是由于张说、张巡失败是因为房管、李光弼不应当谋图史思明，以及宣宗有小的善行却没有君主的大略，这些都是旧史没有涉及的。他的议论英发，其中暗合人意的地方很多。我又读了欧阳文忠公的墓志文章和司马君实的跋尾，更加感慨。然而您想让我另外把这篇文章写下来刻在石碑上，作为使孙之翰不朽的凭借，这是为什么呢？孙之翰立身于世的成就已经如此，即使没有欧阳公的文章也可以不朽，何况还想借助书法绘画的精工来求得后世相信，这不是太浅陋了吗？曾南丰所作行状中的节录文字 欧阳公博学强记，性情温和，容貌好像连自己都不能支撑。等到与人谈话时，却能上下贯通经史，反复谈论一千多年间的事情，融会贯通，广博周密，无法窥见他的尽头。他退下来查看自己的家里，起初却从来没有收藏书籍。大概是因为书一旦读过，终身大多不会忘记。他所著《唐史记》七十五篇，认为自己所学到的关于政治治乱和得失的论说，都具备在其中；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志向。欧阳公去世后，皇帝下诏征求他的著作。曾南丰《经进隆平集》中的节录文字 孙甫，字之翰，许州人。天圣五年，以同学究出身。天圣八年，再次应试，考中进士。杜衍在枢密府任职时推荐他，授任秘阁校理。历次升迁，任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留任侍讲。去世时六十岁。追赠右谏议大夫。著有《唐史》七十五卷。他每次谈论唐代君臣的行事，都借此推究当时政治的治乱，仿佛亲身处在其中。听到的人都心领神会。曾南丰寄给之翰的一首古诗 孙侯腹中装满天下书，崔嵬高大，岂止重过百辆车？伏羲以来的事情都可以一一数说，谁能比得上亲自撰作？还有什么能让您尽情议论、纵意倾吐？万里之间一泻如昆仑山的沟渠，谁能转动您胸中的太极？浩荡的元气随着书卷舒展。过去您作为谏官面对天子，什么污秽不想亲自铲除？既然不能容于朝廷，便独自显出光明磊落，出走北海，长袖飘然。孙侯的风骨气节像什么？如同白雪洗净八方大地，仰看太虚。即使亲近如国忠，您也不加顾念；即使旧交如张禹，也亲手加以排斥。归来以后，已经断绝了褒贬之笔，只进用人才、调度仓储。应当手持诗书，参与白虎观的论议，更应守护日月，居于金华之所。使社稷万世根基牢固，让百年的老者安居田庐。平素知道您独自生活，喜爱茅屋，长久以来带着老母亲寻求山中的居处。秋天归来，希望效法九江捕鱼；夜间出行，也不以安丰捕鱼为疲倦。诸葛孔明如果只想保全性命，孟子难道会以王公疏远自己为忧吗？尘世中尚未能见到这种乐趣，只能长叹一声，把一切交付给西江的鱼儿。司马温公题跋 孙公过去撰写这部书，十分珍重爱惜，常常把书稿另外封藏在箱子里，一定要洗净手以后才打开。曾对家人说：“万一发生水火兵刃之灾，其他财物都可以丢弃，这个箱子不能遗失。”每逢公事私事稍有空闲，就增删修改，从未离手。他在江东任转运使时，出巡所部也随身带着，经过亭传停下来休息，总是立即取出修订。宣州发生紧急变故，他乘驿马急忙前往，没有时间把箱子一起带走。出发以后，金陵发生大火，烧及转运司官舍，他弟弟的儿子察亲自背着箱子，逃到沼泽中的岛上。孙公在宣州听说后，立即回来，进门便问：“《唐史》还在吗？”察回答说：“在。”孙公于是高兴起来，其他事情一概没有再问。从壮年直到白头，书稿即使完成，也从未给别人看过。文潞公执政时，曾向孙公借阅此书，孙公不肯给他，只抄录魏征、姚崇、宋璟的论述交给他，何况其他人，本来更不可能看到。元丰二年，察从阳翟来到洛阳，把书交给我司马光，说：“伯父一生的志愿都集中在这部书中。朝廷以前曾取去，留在禁中，未能流传出来。如今伯父去世二十多年，家境日益衰落，我非常担心这部书散失，不能传给世人，所以抄录下来交给您。” 我过去听说孙公有这部书，本来一直想看却没有得到；得到以后又惊又喜，说：“您把价值兼金的东西赐给我，也没有比这更好了，只是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您，请允许我接受并珍藏它，遇到志趣相同的人就传给他，将来或许可以广泛传播到天下，使孙公的德业在千古之后仍然光辉灿烂，这样或许也足以稍稍报答您了吧！”时在冬至后五日，洓水司马光书。谏议孙公凭借渊博深厚的学问和忠诚正直的言论受到昭陵的知遇，于是被提拔安置在谏院。他曾称说唐太宗的规模法制具有三代王者的风范，因此一生多喜欢谈论唐代的事情；每每感叹旧史杂乱烦琐，不足以给后世留下鉴戒，于是仿照《春秋》的编年体例，修成《唐史记》七十五卷。其中善恶昭然、可以作为借鉴的事情，便撰写论断来阐明它们。篇目共九十二篇，都是君主、宰相的事业以及台谏的纲纪，并不只是写这些零碎的空话。他的《史记》全书，自孙公去世后便被取走留在禁中，世人能够看到的只有论断部分。我家收藏这部书已经很久了。近来我主管延平的教育事务，恰逢朝廷放宽雕刻书籍的禁令，凡是本朝名士的文集、对学问有益的，都允许流传，于是拿出这部书，与学录郑待聘参照旧史考核，重新仔细审订，在泮宫刻板刊行，用来同学者共享。由此想到，自古贤人君子著书立言，大概都是要用来阐明道理的；言论得以流传，道理也因此得以彰明。这部书成于嘉祐初年，直到如今一百多年以后才显现于世，难道它的流传是有所等待吗？至于孙公出仕、退处、进退行藏的大略，见于涑水、庐陵、南丰、东坡四位先生的论述，可以向世人表明其可信，这里就不再叙述了。绍兴丁丑年十月十六日，新安张敦颐书。我曾经在周南仲家见过这部书，是蜀地刻本。后来到处寻求却没有得到，直到这时见到友人刘和甫有这部书，想求得它，刘和甫于是说：这部书过去曾在他家私塾刻过书板，因火灾而不再保存。我为此感慨叹息了很久，校正了这个版本，在东阳倅厅的双桧堂刻板，以便扩大它的流传。端平乙未年，郡丞黄准命工匠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