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论断卷中

译把帝位传给皇太子，让他主持细小事务。史臣评论说：睿宗认为次子平王贤能而且有功，既考虑到内外亲属和群臣的期待，又接受长子辞让的诚意，于是立平王为太子。后来又因为时局多难、天象显示变异，知道自己的作为不合天意，便把帝位传给儿子；这实在是出于大公之心，也是安定宗社的谋划。可惜他被一个妹妹迷惑，虽然传了帝位，却不把政权交给太子，使太子名义上称帝而只处理细小事务，自己称太上皇而裁决重大政事，这种体制难道正确吗？所以养成了一个妹妹的大恶，导致奸人结党依附，进而图谋叛逆。幸亏太子英明果断，事变发生以前就把他们诛杀了；否则，宫廷内乱岂能预料吗？大概睿宗虽有大公之心，却没有达到明断的程度，实在可惜。○玄宗 宰相姚元崇 史臣评论说：天子任用辅臣，如果不是知道他的忠诚、以诚心相待，又凭什么要求他建立功业？辅臣承受天子的知遇，如果平素没有谋划，不能通达时务，不能竭尽忠节去实行，又凭什么说是受到重用？明皇任用宰相姚元崇，可以说在侍奉君主方面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当初，明皇认为姚崇可以担任宰相，准备召用他，张说等人纷纷进谗言、互相勾结，却丝毫不能动摇明皇，于是把大权交给了姚崇。姚崇承受了明皇信任他的心意，竭力挽救时弊，坚决实行而不迟疑，使几十年来纷乱的政务，在十天之内就发生了变化，纲纪法令显著地振作起来。若不是君臣彼此相得、真诚达到极深极周详的程度，怎么能做到这样？然而，对姚崇来说容易，对明皇来说却困难。自从中宗复位以后，承受武后的暴政余波，又受到韦庶人的控制，任用奸贪之人，罢黜忠良，官职没有秩序，纲纪大乱。加上太平公主横暴不法而不改其恶，朝廷内外的人心都极其迫切地希望得到治理。姚崇有才智，本来就能看出时事的弊端，知道应变的方法；一旦主持国政，政令顺应人心，实行起来并不困难。明皇居于藩邸时，已经对时弊严重感到愤怒，即位之初便锐意求治，任用姚崇本来是合宜的。但张说有辅佐拥立的旧功，平素又亲近而受到倚重，正在明皇身边，和姚崇不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姚崇的才能虽然超过张说，却正处于疏远的位置；不任用张说而任用姚崇，这就是明皇感到困难的地方。唉！君主知道疏远之臣可以任用，便把大权交给他，以诚心相待，使他竭尽心力，从而成就开元时期的太平事业，后世君主本来应当把这作为任用贤能的准则。开元神武皇帝尊号 史臣评论说：古代天子的称号，有称皇的，有称帝的，有称王的，大概都是用来称述他的德行。秦朝不顾德行是否配得上这个称号，只是一味追求尊贵至极，所以称为皇帝，但当时还没有尊号。到了汉哀帝，才开始有“圣刘太平”的尊号，这难道可以作为法则吗？高祖、太宗各有功德，却都没有尊号。高宗顺从武后的意愿，才开始称天皇；中宗顺从韦庶人的欲望，于是号称应天。这两位皇帝都被妇人控制，纲纪和号令不由自己发出，他们的行为纷乱，果真符合天理吗？却称作“天皇”，号称“应天”，这是妄自尊大，只会给千秋万世留下罪名和笑柄。明皇凭贤能继承帝位，祖宗善恶之事本来听闻和见识都很熟悉，为什么忘记高祖、太宗的实际功德，却沿袭高宗、中宗的虚假名号？大概是臣下阿谀奉承，不遵守经义，迎合君主的过错造成的。因此所上表文中明明说“何必稽古”，这是臣子不忠的话。君主行事不能拘泥于古代的具体做法，却也不能不考察古代的原则。拘泥于古代事迹，就会失去通权达变的时机；不考察古代原则，就无法建立大中之道。何况明皇是英明伟大的君主，志气雄健俊逸，臣下平常还应当以古道劝谏他，尚且担心他越过法度，怎么可以再说“何必稽古”，来助长他的奢侈之心呢？酸枣县尉袁楚客上疏劝谏皇帝不要沉溺娱乐 史臣评论说：开元二年，明皇正勤于政事，任用才智杰出的人，百官事务都得到整治，内外没有祸患，确实有承平时期的气象。听政的空闲时间，他也颇为从事娱乐。按人的常情来看，天子处在太平时期，稍微娱乐一下，不能算是大的过错。然而，有深谋远虑的人已经为此忧虑了。大体说来，人性多半喜欢安逸、害怕劳苦，志气稍微满足，眼前又没有祸患，很少有不骄傲懒惰的。骄傲懒惰不停止，忧患就会到来，这是事势发展的常态。何况拥有万乘之尊、受到天下供奉的君主，又正逢内外无事，如果凭借这些自我享乐，骄傲怠惰的心志必然随之产生。奸人窥探到他的心意，就更加搜求美好之物，制作奇巧技艺来奉献，使他的心情愉悦、意志畅快，以此得到宠幸。一旦有一个人受到宠幸，奸人之徒就会争相施展他们的计谋。奸人得逞，时政必然败坏，日复一日，祸乱和灭亡自然到来。这就是君主喜好安逸享乐的一般趋势。因此袁楚客窥见明皇想要娱乐的心意，便以太康失道、不听五位弟弟所陈述的禽荒、色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之戒，最终导致失国，以及秦穆公崇尚修饰宫室、由余讥讽他劳民、他能够改正过错而兴起霸业的事情，上疏陈说，用来遏止骄奢安逸逐渐滋长的趋势。明皇虽然容纳了他的言论，却没有改变娱乐的打算，认为自己凭借大功登上帝位，正任用贤能，致使天下太平，我娱乐一下有什么妨害呢？所以轻视他的话而不听。大概明皇才智俊秀、性情英豪，先前居于藩邸时，已经历来了解民间事务；看到韦庶人的党羽势力危害社稷，便起兵讨伐，能够建立大功，这正是因感愤而采取行动。即位以后，他振作精神治理政事，委托并信任贤能的辅佐大臣，彻底革除从前的弊端。然而英豪的性情不能完全纳入正道，见时局没有祸患，便把心思放在娱乐上，却完全不知道娱乐日渐长久，会使志意逐渐昏乱，奸邪之人乘机进用，自己招致危乱。只是明皇才干雄伟、谋略远大，虽然专事娱乐，仍然倚重正直之人来处理国家事务；他的德泽广泛而深入人心，所以过了很久才导致天宝之乱。如果是才干中等的君主，才能谋略比不上明皇，又不能任用贤能，不能造成像开元时期那样的天下太平，那么稍微放纵娱乐，不需很久就会发生祸乱。有人问：君主在天下无事的时候，难道不可以自我享乐吗？回答说：天下广大，政务繁多，即使是尧舜治理最好的时代，尚且说要小心谨慎、勤勉不懈，每天都有万端事务，戒慎到了这样的程度。后世的治理距离尧舜已经很远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译一时没有事情，难道能不谨慎对待细微之处吗？不过，君主在听政裁决的空闲时间，适度宴饮娱乐，按时巡游，难道不是快乐吗？何况天下供奉君主的心意已经无不满足，何必追逐禽兽、扩大声色之乐，使奸人有机会窥探自己的欲望呢？后世必定要效法尧舜、常常保持节俭的德行，恐怕有些人做不到。但即使有所嗜好，也不能让它显露出形迹；即使对政事感到倦怠，也不能让它留下迹象。朝廷外面如果有受恩宠的臣子，不能把权力交给他；宫廷里面如果有受宠爱的人，不能被她的言语迷惑。一旦嗜好显露，小人就会极力制作新奇美好的事物，曲意奉承他的欲望，以便有所希求。一旦倦怠流露，邪臣就会陈说安逸享乐的趣味，迎合引导他的心意，以便有所图谋。假如把恩泽的权力交给人，党羽依附的人必然众多，他就会擅自施行恩威；假如被受宠之人的言语迷惑，私下请托就会盛行，政令也会受到扰乱。明皇在位已经很久，这四件事都不能谨慎，所以酿成了天宝之乱。这样说来，天宝之乱的根源，在袁楚客上疏劝谏的那一年就已经种下了。卢怀慎遗表推荐宋璟、卢从愿 史臣评论说：太宗曾经赐给魏征一份手诏，说到晋代何曾不忠的罪过，大概是说何曾窥见晋武帝奢侈放纵的心意，却不能恳切劝谏，只是在退朝后私下说些后悔的话。看卢怀慎和宋璟等人的言论，很像何曾的做法；然而卢怀慎与何曾言语相同，心意却不同。何曾自己因为奢侈放纵而受到当时人的讥刺，看到君主的过错却默默不说，这正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他又和子孙私下议论，是想在后世取得名声。卢怀慎清廉节俭而有操守，性情又公正，并不是留恋俸禄恩宠的人。他的君主当时正勤于政事，还没有严重的过错，但他凭借高明的见识看到了祸患的萌芽，却没有听说他恳切劝谏，这一点也可以责备他。他能够同宋璟等人深入陈说，并且竭力推荐他们，就是让他们在后面进行劝谏纠正。这样看来，卢怀慎和何曾说的话相同，心意却不同。大臣如果一向有德行声望，没有保全职位、贪恋俸禄的迹象，看到君主的细小过错却不说，又能推荐贤人让其在后面劝谏纠正，还可以由此掩盖自己的过失。如果德行声望尚未显著，看到君主的过错却不说，又不能竭力推荐贤人使其劝谏纠正，这就是贪恋俸禄、固守职位的人；即使暂时窃取了富贵，千秋万世有识之士看待他，也一定会把他视为罪人。任用李林甫为平章事 史臣评论说：帝王任命辅佐大臣，有时是自己了解这个人，有时是大臣推荐；但必须是素来有名望德行、才能已经经过实际检验的人，才可以符合天下人的期望。李林甫起初谋求担任郎官，源乾曜认为他的才德浅薄，不同意他做郎官；既然连郎官都不能做，那么这个人不贤能，就是众所周知的了。后来宇文融把他引为党羽，他历任中丞、侍郎，却没有一件善政功绩值得称道。虽然他是韩休推荐的，但韩休的话也未必能让君主相信；只是武妃、力士在宫内替他帮助，于是他才得到重用。假如明皇因为李林甫是韩休推荐的，而韩休一时有名望，便认为他的话虽可信，难道不应想到武妃、力士是自己宠爱的人吗？李林甫作为近臣，能够让受宠之人为他说话，他的奸邪谄佞便可知了。假如被受宠之人的话迷惑，不能辨识他的谄佞，那么任命他为宰相以后，他能议论什么事情？何况他不懂学术，有什么长处可以任用他呢？所以李林甫凡是上奏请示，只能迎合皇帝的意旨来取得恩宠。臣子上奏请示的事情，如果符合君主的心意，应当考察它是否有经世济民的作用、道理是否明白，之后才能没有疑虑。如果事事都符合君主的心意，就是明明有所希求才这样做。何况他本来就是因为受宠者的帮助而被任用，后来所奏请的事情又都符合自己的意愿，凡是稍微明白治国之道的帝王，难道不会再次考虑吗？明皇的天资不能说不聪明，只是一旦昏乱迷惑，便完全不加思虑，于是使奸臣专擅权力，最终扰乱天下，这就是受宠者造成祸患的情形。帝王承受宗社的重任，掌握百姓的命运，如果得不到贤能的辅佐，凭什么兴起治国之道？求取贤能的辅佐没有别的办法，只要任用素来有名望德行、才能屡经考验的人就可以了。如果名望德行尚未显著、才能尚未彰明，只是听取受宠者的话便任命他，为了迎合心意、希求旨意而任用他，就是上面忘记了宗社的重任，下面轻视了百姓的性命；想要天下不乱，是不可能的。李林甫被任用的时间渐久，对内制造大狱，引杨国忠使他依仗贵妃的势力来残害忠良，以此扩张自己的权力；对外保举任用蕃将，使他们专掌节制之权，贪图利用这些夷狄贱类，不给他们入朝任相的道路，养成安禄山凶暴的威势，于是天宝之乱就是李林甫造成的。唉！天子一听受宠者的话，便任用奸人做宰相，因为他迎合心意、希求旨意而宠信他，最终酿成大乱，自己已经遭受流离播迁的祸患，百姓陷入死亡的灾难。后世君主难道能不以此为戒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张九龄请求斩杀安禄山 史臣评论说：君主如果心存猜忌，贤能的人就不能成就事业。军国事务极其繁多，一个人的智慧本来不可能全部处理，必定要借助贤能之人的谋划和议论。贤能之人的谋议，往往超出一般人的见解；如果不是英明睿智、求治理政的君主，往往不能体察他们的用心，有时因为他们违逆自己的意旨而厌恶他们，有时因为他们提出不同意见而憎恨他们。奸邪而迎合旨意的臣子，拾取似是而非的事情加以诋毁，于是君主就会猜忌贤者。一旦猜忌他们，不仅难以采纳他们的谋议，还想发泄一时的怒气，从各方面阻挠他们；即使道理明白，也不听从。贤能之人受到君主这样的猜忌，还想成就事业，能做到吗？张九龄凭借高才和正直的原则，处在辅相的位置，恰逢明皇对政事感到倦怠、厌听正直的言论，又正倚重李林甫这个奸臣，自然不可能与他的谋议相合。等到张九龄上奏安禄山谋反的情状时，这种先见而独断的意见，不是常人能够明白的。他认为将校战败，应当施行军法，这有什么难以明白的道理？何况安禄山平素没有贤名，又没有大功，本来只是因为勇猛锐利、可以任用；如今作战而失败，那么他的勇锐也不过如此，不知还有什么功德可以赎罪？明皇只是因为张九龄的议论坚定正直，常常违逆自己的意旨，又听信奸邪之人的谗言离间，长期以来已经心存猜忌，所以借不采纳他的意见来阻挠他。唉！贤能之人忠于国家，君主却猜忌他；对于他的谋议，即使道理明白也不听从，这对贤能之人来说已经没有辜负国家的地方了。但君主内里倚信奸邪之言，对外养成大恶，流离播迁的耻辱应当归罪于谁呢？刑罚几乎停止：把功劳推给李林甫、牛仙客

译史臣评论说：有人问：“开元二十五年，明皇任用奸人，驱逐贤相，杀戮正直之臣，杀死三个儿子；这是国家政事的大失败、人道几乎丧失的表现，怎么还会有什么德化，竟然使天下的诉讼案件很少呢？” 回答说：“国家政事的善恶，都有后来的效验。明皇即位之初，振作精神治理政事，得到姚崇、宋璟、张九龄这些人相继担任辅相，他们尽心竭力辅佐，所以德化遍及民间，风俗已经敦厚，诉讼几乎停止。等到在位渐久，对政事懈怠，虽然奸邪之人乘机进用，但还有忠臣贤臣任事，尚未对政事造成大的祸害。等到罢免贤相，专门任用奸人，正直之臣上奏论事便遭到杀戮，三个儿子无罪，却都因谗言而死，其他被流放贬谪的人更数不胜数。这当然是君主的大过错，但罪恶发生在宫廷内部，还没有波及百姓；前些日子行善的效果还在，遗留下来的风气没有改变，所以诉讼仍然很少。李林甫自认为受到专任已经多年，奸恶的踪迹渐渐暴露，便从天下寻找一件善事，掠取过来作为自己的功劳，想借此掩盖罪过。徐峤等小人迎合他的心意，妄自把微小事物托说成灵异，上面用来巩固君主的心意，下面用来愚弄百姓。明皇被这件事迷惑，跟着加以赏赐；从此李林甫擅自掌握威权，制造大狱，奸恶日益严重，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天宝之乱，就是作恶的后果。做君主、做宰相的人，不要因为眼前出现了一点善迹就把它算作自己的功劳，应当回头看自己的行为究竟如何。善恶之事，没有不产生后果的。” 册立忠王为皇太子 史臣评论说：国家废立太子，难道可以轻易决定吗？立太子时，不是嫡子不可以，不是长子不可以，不是贤能之人也不可以。开元初年，明皇立瑛为太子，他不是嫡子，也不是长子，只是因为他的母亲擅长歌舞，受到宠爱，于是就立了她的儿子。立太子固然容易，但立了二十多年，名分已经长久确定，虽然没有听说他有大的善行，也没有听说他有过错，又怎么可以轻易废掉他呢？不但废掉了他，又杀死了他。这虽然是武妃妖媚迷惑、李林甫施行奸计造成的，但考察事情的始末，也有张说的过错。明皇的几个儿子，都不是中宫所生。谨慎选择贤能之人立为太子就可以了，何必在即位之初急于立太子呢？大概是当时正宠爱瑛的母亲，想借此使她高兴罢了。立太子时间长久以后，朝廷内外没有听说他的过错，人心已经归附于他。开元十七年，忠王担任河北元帅，和百官相见，张说退下后说道：“我曾经看过太宗的画像，忠王的奇异相貌，实在像圣祖，这是社稷的福气。”太子还在位，张说却称赞忠王相貌奇异，把他比作圣祖，这件事果真合适吗？大概昭成皇后当时正怀孕，张说在东宫担任侍读，知道其中的异象，认为忠王应当承受天命，所以借这件事说出来，让众人知道罢了。也可能有结交忠王的意图。张说侍奉明皇，不仅是东宫旧臣，又曾赞助先天年间监国之事，君臣情义非常亲密，不是其他宰相可以相比的。因此自从被任用以来，他的话一定被听从，计策一定被实行。考察他对待忠王的事情，难道没有秘密谋划、暗中议论吗？如果确实认为瑛的才能不能担当唐朝的事务，而忠王贤能足以替代他，为什么不确定计策，把瑛退居藩国，再立忠王，使父子之间不发生大过错？为什么只秘密称赞忠王的善处，却没有确定计策？计策虽然没有确定，明皇的心意却已经改变了。天子对太子一旦有了改变心意的想法，受宠者和奸贼的话就容易乘机进入了。这样看来，难道不是张说的过错吗？不然，到了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因为正直而被贬黜，朝廷之士知道明皇正厌恶直言，李林甫正肆意施行凶恶计谋，谁还会开口，敢于谋划国家大事？明皇对于李林甫的话没有不听取的，只有立寿王瑁为太子这件事没有听从，最终却立了忠王。然而瑛的才能远远比不上忠王，没有什么可为他辩解的；但既然国家已有太子，而张说又称赞忠王的美好，却不赞成确定立谁为太子的计策，没有把事情安排妥当，最终导致明皇杀子的罪恶，张说就无法逃脱自己的罪责了。任用聚敛财货之臣王鉷 史臣评论说：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奏银矿的事情，太宗厌恶他说求利，于是斥退了他，不让他再立于朝廷。详细体味当时治理天下的风气，即使尧、舜也不能超过它吧？天子拥有天下，只担心德义不能充足，不担心财用不够。贞观年间，天子勤于政事，崇尚节俭和德行；不是贤者，不给予厚礼；不是功臣，不加以宠赐。宫内没有受宠之人专擅恩宠，朝外没有奸臣窃取恩泽。所用财物本来就有节制，所征敛的赋税本来就不厚，只是担心人才没有得到充分任用，百姓没有完全得到苏息，所以心中常感不足罢了。天子致力于德义到了这种程度，因此那些进言求利的臣子不能得到他的欢心。天宝初年，天子厌倦繁杂政务，每天放纵于奢侈安逸。宫内有受宠之人擅专宠爱，朝外有奸臣诱导他的欲望。恩宠和宠幸日渐扩大，用度日益增加。经常收入的财物不足以供给这些费用，必定要剥削百姓才肯罢休。这就是当时进言求利的臣子必然被任用的原因。韦坚因为掌管渭水漕运而受宠，杨谨矜因为聚敛钱财而得到进用，到了任用王鉷时，剥削搜刮更达到了极点。百姓因戍守而死在边地，朝廷又追究征收过去拖欠的赋税；诏令说要给予免除赋役的恩惠，却又广泛征收脚费。冤屈悲痛的声音传遍天下。王鉷却把聚敛来的财物称作羡余，缴纳到内库，用来供奉天子的私人费用。唉！天子的费用，难道有什么所谓私费吗？况且天子是替百姓作主的，百姓勤劳出力来供奉天子，财赋的收入本来就有固定数额；既然收入有固定数额，使用时难道可以没有节制吗？所以给人行赏，使朝廷内外都称说合宜；给人施惠，使朝廷内外都称说合宜。如今却放纵奢侈安逸，广泛偏私赏赐，受宠者之家竞相僭越奢侈，权贵宠幸之徒各自满足自己的欲望。这就是明皇任用聚敛之臣，割取百姓的肌肤，敲取百姓的骨髓，以满足奸臣和女子心愿罢了。满足奸臣和女子的心愿，却招来天下的怨恨，还想使天下不发生动乱，是不可能的。王鉷聚敛到了极点，后来又由杨国忠执掌政事，更加肆意进行没有名目的搜取。因此明皇的私费越来越多，而内库的积蓄也越来越充盈。晚年发生动乱时，这些积蓄反而资助了盗贼的使用。这就是明皇宠信奸诈巧佞之臣，竭尽百姓的力量，起初用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最后却成为盗贼资用的缘故。世上议论治乱的人，大多说治乱取决于时运。如今以太宗、明皇的事情来验证，太宗斥退进言求利的臣子，天下自然得到治理；明皇任用聚敛之臣，天下自然发生动乱。那么，治乱果真取决于时运吗？后世的君王，应当以此为鉴。宦官辅璆琳说安禄山不会反叛。

译史臣评论说：君主信任宦官，没有比明皇更厉害的了。安禄山统领三道兵马，权势和力量极重，又请求用蕃将来代替旧将，反叛的意图已经可以看出来了。杨国忠凭借贵妃亲属的关系，身居宰相的最高职位，明皇宠信他，对他的话无不听从。等到他上奏安禄山谋反的情况时，流着眼泪陈述，这一定是想感动并使君主醒悟。然而明皇最终还是不相信他，暗中派辅璆琳前去察看安禄山的情况，这说明明皇信任杨国忠的程度还没有超过对宦官的信任。他心里的想法是：杨国忠是我宠信的宰相，但安禄山有功，他未必没有嫉妒猜忌之心，那么他说的话未必是出于对我的忠诚。辅璆琳每天在我身边，是我亲近信任的人，把事情交给他，他一定会竭尽忠心于我。明皇以这种态度对待辅璆琳，信任超过了杨国忠。后来被辅璆琳误导，终于酿成大乱，即使杀了他又有什么用？后世的君主信任和任用宦官，难道可以不谨慎吗？○肃宗 李光弼斩杀御史崔众。史臣评论说：将帅专门负责边疆军务，如果不执行法令、不崇尚威严，本来就很难建立功业。然而执行法令、崇尚威严，只是为了制服部下将士，使他们全都听从自己的命令，竭尽力量办事罢了。假如天子派到军中的使者有所违犯，也擅自把他杀掉，那么把朝廷置于什么地位？何况灵武刚刚建立根基，大乱尚未平定，作为将帅，本来应当竭尽忠义之心，尊奉王室，以形成兴盛强大的局势。还担心朝廷的威势没有张扬，怎么能表现出强横的姿态，轻视朝廷呢？即使崔众奉诏交战，对将帅骄傲怠慢，这当然有罪，但怎能不顾奉行朝廷命令这一点？不如上奏说明他的情况，请求依法处置。当时天子正倚重将帅，没有不听从的道理。天子听从请求而依法处置，那么将帅尊重朝廷，威严和这两方面的事情都能得到妥善处理。何至于因为他无礼而愤怒，立即按军法处置？朝廷已经任用了这个人，他却坚决抗拒王命，甚至说宣读诏敕就斩杀中丞，任命宰相就斩杀宰相，这实在是强横到了极点。况且穰苴斩杀监军，是因为穰苴出身卑下，还没有得到将士信服，所以请求君主宠臣来监军，借他犯法的机会执行法令、树立威严，以成就国家大事，并不是因为自己有所愤怒。光弼接受将帅的任命后，功效已经显著，威名已经很高，不必杀崔众，三军也已经信服他了。何况崔众是御史，奉朝廷命令来交战，又不同于监军；因为他骄傲怠慢就杀掉他，这是因愤怒而执行法令，甚至说出要斩杀宰相的话，难道不是强横的姿态吗？将帅之臣遇到朝廷势力微弱时，强横放纵，本来就是跋扈者的常态。况且光弼忠诚贤明，不应当这样，大概是对大局认识不清，因愤怒而没有思考。光弼作为将帅的才干，在当时出类拔萃；平定叛贼的功劳高于诸将，晚年却被进谗之人离间，大节略有亏损，大概是不能去掉强横的姿态所致。可惜啊！叛贼攻陷睢阳，杀害张巡。史臣评论说：宰相举措关系天下利害，常常要竭尽大公之心，还担心智谋不周全，有时尚且会导致事情失败，何况怀有不平之意呢？房管担任宰相时，与贺兰进明有私怨；进明统帅河南，后来又兼任御史大夫，这是借助风宪官的威势来加重他的职权；房管又任用许叔冀为都将，也兼任御史大夫，使他的官职与进明相等，不让他处于下位。这是宰相乘着不平之气来办事罢了，于是使睢阳危急而贺兰进明不去救援，几名忠臣贤士被叛贼杀害，军民都遭受了他们的毒害。有人说：贺兰进明是热衷进取的人，张巡、许远的功名已经很高，他本来就有嫉妒他们的意思；即使没有许叔冀争权，他也未必会出兵救援，那么睢阳陷于叛贼，实在是进明的罪过，与房管的过错无关。回答说：进明先被授予摄御史大夫，不满意这个安排，于是极力进言排斥房管，两人的怨恨更加深了，这确实是个热衷进取的人。等到他统帅河南，权力和职责都很重，房管或许担心难以控制他，必然要任用大将来分割他的权力；那么就应当选择贤能之才任用，使他们共同为国效力，怎么能让许叔冀这样一个奸诈险恶的人担任都将，又把他的官职加重到与节度使相等呢？这正是使双方都只顾逞强争势、互不相让罢了，难道是宰相大公无私的本意吗？不然的话，进明虽然热衷进取，对于张巡、许远的功名也未必没有嫉妒之意，但当南霁云请求救援时，他的忠义激愤而发，言辞悲切，足以使人感动，稍微不同于木石的人一定会动心；进明也不是完全凶狠、不知情义的人，怎么会一点救援的意图都没有呢？难道不是有所顾忌才这样吗？有人说：韩愈作《张巡传》后叙，只说进明嫉妒张巡、许远的声威功绩超过自己，不肯出兵，没有说许叔冀的事情。回答说：韩愈叙述张巡的事情，是因为李翰所作的传记还有遗漏，只把汴州、徐州之间老人所说的事情写下来；老人传述当时的事情，又怎么能看清进明的内情呢？韩愈所写的只是遗漏的事，所以没有把事情的始末全部写出。《唐史·高适传》记载高适移书许叔冀，让他放下嫌隙，共同援救梁、宋，这件事尤其足以证明，房管挟带私怨任用人员，导致睢阳陷落，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唉！房管凭借当时的声望担任宰相，不能建立大功、辅佐大业，已经辜负了肃宗倚重任用他的心意；又挟带私怨任用人员，导致国家大事失败，那么房管被贬谪流落而死，并不是不幸。后来担任宰相的人应当以此为戒。乌承恩被史思明杀害。史臣评论说：李光弼谋划对付史思明，为什么竟不估量事势和时机，严重到不顾国家体统？史思明是安禄山的叛党，罪行按理不容诛杀以外的宽恕；但他能够听从耿仁智忠义的劝说，把范阳一道归还朝廷，虽然其奸险欺诈的心思还不能完全相信，但已经能够斩杀安庆绪的党羽，表明归顺的节操。天子任命他为节度使，封他为王，恩宠正厚，还没有看到他再次反叛的迹象，为什么突然派人谋杀他呢？如果认为他的叛逆罪行和奸险心性必定不能留用，也必须等到国威和兵力足以制服他的心志，再赫然命令将领诛杀他，向天下显示除恶的法度。怎么能在刚刚颁下降服归顺的国命之时，却派人为他的副使，让人暗中联结他的部下谋害他？这难道是国家体统吗？何况河北的残余叛贼还没有平定，叛逆一党的势力正在观察国家恩信的厚薄，以决定是归顺还是反叛。史思明既然因归顺而受到宠信，随即又图谋杀害他，使叛乱者下定决心实行他们的计划，这又难道是合乎事势和时机吗？结果使史思明再次反叛，两河发生大乱，百姓遭受毒害，王师失败，凶势强盛到数年后才平定。由此造成了失策。唉！光弼是贤能的将领，谋划竟然有这样的失误，后世谋划国家大事的人，能不深思吗？九位节度使讨伐安庆绪。

译史臣评论说：用兵而不设置统帅，本来就很少能够成功；何况还让宦官监督这件事呢？安庆绪在东都反叛时，凶恶的势头已经衰退，虽然拥有数万军队，仍然据守相州，但人心和叛贼的气势已经不同于前日。有一个郭子仪、一个李光弼去讨伐他，力量充沛而有余，何必同时任命两位主帅？既然两位主帅都是元勋，很难让他们相互统属，所以没有设置元帅。虽然失去了用帅的法则，但另外没有约束统制他们的办法，仍然还可以成功；怎么能借用鱼朝恩“观军容宣慰”的名义呢？朝恩是宦官，是天子亲信的人。天子亲信的臣子来观察军容，又加以宣慰，就是要主持一时的军务。既然主持这件事，就必然有预先谋划、施加恩威、取得功名的意图。然而郭子仪、李光弼凭元勋身份自负，必定不会委曲顺从。各镇的将领看清这种形势，难道肯不依附他吗？难道会没有畏惧回避吗？其他将领各自谋划，郭子仪、李光弼竭力办事，命令就不能控制众军了。如此安排，想不失败也不可能。因此几个月间不能平定残余叛贼，九镇军队最终溃败而回，河南百姓大受其害。这是由于安排失误造成的。李岘被降为蜀州刺史。史臣评论说：肃宗驱逐李岘，不只是受宦官控制，也是因为他昏暗不明。李岘的声名德望，为当时所信重；担任宰相还不到一个月，他谋划议论的风采已经能够震动朝廷内外。等到他议论毛若虚奸邪反复，导致崔伯阳等人无罪而被贬斥驱逐，这本来是很容易明白的事情。一个县尉逮捕并杀死马坊的士卒，如果不是凶暴到了极点，怎么敢擅自依法处置？李辅国说士卒蒙受冤屈，崔伯阳等人复查审理，完全查清了事情的真相。只有毛若虚附会李辅国，极力声称士卒有冤，肃宗不相信崔伯阳等人公正的言论，只凭毛若虚奸诈的奏报，难道不是被李辅国控制了吗？既然错误地驱逐正直之人，宰相为此辩解，他又认为这是自己的累赘。并且他还当面对侍臣说李岘专擅权力，把他驱逐到远郡，只把这看作宽大处理，这难道不是不能辨别曲直、察明冤枉和正直，昏暗到了极点吗？李辅国只是一个宦官，凭借护卫随从的微小功劳，却得到过分的宠信任用，于是发展到强横跋扈，扰乱国家法度，公卿百官中承迎依附他的人很多。李岘担任宰相后，首先议论他的罪状，李辅国不久便辞去职任，虽然是出于愤怒，这也说明他知道畏惧。一个宦官强横跋扈，天子不能制服，大臣不敢违抗，贤者担任宰相，首先挫败他的锋芒。如果任用李岘一段时间，他一定能够制止李辅国的奸恶，不至于发展到严重地步。李岘正尽心办理国家事务，没有什么畏惧回避，肃宗却认为他专擅权力而驱逐他，养成了李辅国的势力，最终导致大恶。唉！肃宗是中兴之主，却因为过分宠信宦官，竟昏昧到这种地步，可惜啊！○代宗 仆固怀恩留下投降的叛将，分任河北各地的统帅。史臣评论说：仆固怀恩留下投降的叛将，分任河北各地的统帅，把他们作为自己的援助，这当然是不忠的罪过。然而观察他的内情，可以看出他是有所顾忌才这样做的。肃宗宠信宦官，成为将帅的祸患。郭子仪讨伐平定大乱，收复两京，功勋最大、德望深厚，天下人都仰望他；只是因为不与鱼朝恩协调，被鱼朝恩进谗离间，于是被罢去兵权。李光弼征战竭尽力量，往往建立奇功，才干谋略、忠诚勇敢，在诸将中居首，也被鱼朝恩阻挠，以致遭到失败。仆固怀恩先前跟随郭子仪，知道这些事情。后来侍奉李光弼，又害怕他的严厉而不依附，便与鱼朝恩相互勾结，破坏李光弼的功业，又施行了那套计策。凭李光弼、郭子仪的功劳，尚且不能保住自己的权力和任职，何况其他将帅呢？再看代宗即位之初，程元振一类人在宫内掌权，比鱼朝恩更加厉害。来瑱担任将相的职位，只因一次没有听从程元振的请托，便无罪被杀。这就是仆固怀恩不肯竭尽忠心的原因。如果仆固怀恩只是担心叛贼平定后宠势衰落，而没有其他顾忌，那么他父子奋力作战不到一年，就平定了强大的叛贼；一家之中因效死王事而死去的有四十多人，这难道是想养大叛贼吗？为什么已经平定大盗，却还要保

译存他们的余党？这一定是有所顾忌才这样做的。君主任用将帅，使他们竭尽忠心，自有通常的办法。驾驭臣下的方法、赏罚的法典，本来都不能失误。应当设法不让权贵宠幸之人离间将帅与天子的恩宠、阻挠将帅的谋划，使将帅在内没有顾忌，在外没有阻挠；天下有事时，就能承担重大任务而没有其他忧虑；天下无事时，就能承受眷顾宠信而不衰退，那么竭尽忠心的人就会很多。肃宗、代宗都过分厚待宦官，对待将相却不够优厚，使仆固怀恩产生猜疑和二心，为自身谋划，生出奸诈计策，河北便不再属于天子所有了。颜真卿被降为硖州刺史。史臣评论说：君主驱逐臣子，有时是自己看出了臣子的过错，有时是听信了别人对臣子的指责。自己看出他的过错，臣子必定没有什么可怨恨的，这还可以；如果是听信别人指责，就尤其应当观察事情的情况，查察其中的实情。颜真卿在朝廷任职时，他的议论和风节，当时无人能比。元载担任宰相后，正要援引自己的党羽，厌恶别人的言论，于是请求百官上书言事必须先向宰相咨询，然后才能上报天子。颜真卿极力议论这件事，认为这是堵塞进言之路，比李林甫、杨国忠还要严重。当时朝廷内外都传布这件事，称赞颜真卿的话是正确的，所以元载深深记恨他。后来借颜真卿代理祭祀太庙的机会，因为祭器没有修整，他向朝廷进言，元载便诬陷他诽谤而将他驱逐。况且祭器没有修整，是众人共同看见的事实，何况这属于有关部门的事务，说出来怎么能算诽谤呢？代宗虽然不是英明睿智的君主，也不是昏庸之主；颜真卿的贤能，按理应当知道。元载怨恨颜真卿的情由，按理也应当察觉。为什么不能辨明事情的是非而驱逐颜真卿？难道不是因为元载当时正专擅权力，代宗不能违背他的意愿吗？代宗行事一向崇尚宽厚，而且容许宰相专权、驱逐贤臣，那么崇尚宽厚所造成的危害竟到了如此地步。君主治理国家，必须有驾驭大臣的办法，有扶持贤人的力量；这样以后，大臣才不敢专权，贤人才能够建立功业。代宗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元载不断积累罪恶，颜真卿不能容身于朝廷。大历年间政令和法度废弛，就是由此造成的。李宝臣被马承倩侮辱后再次反叛。史臣评论说：天子派使者到方镇，是为了礼遇将帅、慰劳军民、察看事势。若不是谨慎厚重而有见识的人，怎么可以充任这种使者？何况方镇接受朝廷姑息，养成跋扈的势力，已经很久了。有一天出现奉诏建立功劳的将领，派使者去抚慰慰劳，就更应当慎重选择人选。天子却只信任宦官，不加选择地派遣他们，难道可以吗？河北从天宝末年起被叛贼占据，到宝应年间才开始平定。仆固怀恩上奏，把投降的叛将李宝臣、田承嗣等人分任各镇统帅，于是他们拥有强兵，擅自任命将吏，专据当地土地，不向朝廷进贡，也不入朝觐见，彼此结交亲附，势力强大到无法攻破。十多年间，朝廷只因为他们眼前没有反叛就感到安心，不能加以控制驾驭。大历十年，田承嗣反叛，恰好李宝臣与他有嫌隙，便上表请求讨伐他。代宗于是命令出兵，李宝臣果然能够和李正己击破田承嗣的军队，擒获他的将领送回京师。这样一来，双方的仇怨已经很深，建立的功效也已经显著，这是上天赐给唐朝控制河北的机会。当时朝廷应当选派贤明、公正、勤勉的臣子，去慰劳他的军队、施恩于他的士兵，以厚礼安抚他，用正当言辞晓谕他；那么他们过去桀骜狡黠的心思一定会完全改变，今天已经取得的成效也一定会继续竭力，乘胜消灭田承嗣的魏博，使其自行归附朝廷，再任命贤能的将帅镇守那里。李宝臣、李正己自认为对国家有功，各自承受了恩赏和褒奖，想不效顺朝廷也不可能。如果再次跋扈，必定有一方先行动，另派将帅讨伐他，就更容易对付。难道这不是上天使唐朝控制河北的机会吗？如今却派宦官刘清潭去慰劳赏赐将士，他所到之处大肆宴饮，迟迟不能出发，因此恩赏错过时机，已经挫伤了三军的士气。又派宦官马承倩去宣示慰劳李宝臣；马承倩是个显然贪婪愚蠢的人，不知廉耻，也不懂得事情的宜忌。李宝臣送给他一百匹缣，马承倩却辱骂他，把缣掷在道路中。李

译宝臣又惭愧又愤怒，重新与田承嗣结交；李正己窥见这一情况，也不再竭尽力量。于是坐视养大田承嗣，朝廷不能控制，不几年河北发生叛乱，最终形成泛滥不可收拾的局面。天子任用、派遣宦官，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吗？李栖筠去世。

译史臣评论说：天子选择宰相，忧虑的是不能了解其为人，所以任用的人有时并不贤能，贤能的人有时又不被任用。代宗对于元载，知道他不贤；对于李栖筠，知道他贤能。既然知道元载不贤却长期任用，知道李栖筠贤能却不予重用，这是为什么呢？大历六年，代宗察知元载奸诈贪婪，所以任命李栖筠为御史大夫，让他制约元载。从此数年间，李栖筠虽然竭尽公正忠诚的节操，但元载的奸诈贪婪却日益严重，最终还是不能制约他。宰相总揽天下政事，御史大夫掌管风纪法度，两者的权力本来就不相等。何况元载在朝廷内部结交宠臣，在外面培植奸党，使李栖筠既与宰相同列而又孤立无援，尚且担心不能胜任一个风宪官职，实在难以制约元载。代宗既然知道李栖筠贤能，为什么不罢免元载而任用李栖筠为宰相？为什么竟使他忧愤而死呢？一定是认为元载有内外援助，不容易罢免；但既然内外党羽能够迷惑君主，起初才会成为元载的援助。代宗已经知道元载奸诈贪婪，既然已经不受其党羽迷惑，怎么还会反过来帮助他？既然不能帮助他，又为什么畏惧而不罢免呢？到十二年，揭发元载的罪行并诛杀他，朝廷内部的援助者被杀，外部的党羽被驱逐，又有什么困难呢？难道不是故意养成元载的罪恶，等到罪恶发展到极点再除掉他吗？却不知道在养成其罪恶的这几年中，他扰乱国政、危害百姓已经很多了。大概代宗性情优柔，虽然察知元载的罪恶，却没有及早决断，于是使奸臣严重危害国家，使贤臣忧愤而死，实在可惜！○德宗 开凿陵阳渠，修筑原州城 史臣评论说：杨炎担任宰相时，论述内库的弊端，使财赋全部归有司掌管；又说明租庸制度的弊害，制定两税法以便利天下，他的才能确实很称职。等到他建议疏浚陵阳渠，却不听严郢的话，因而激起百姓怨恨；修筑原州城，又不采纳段秀实的计策，导致军队叛乱。他为什么要亲自败坏自己的功业呢？宰相的职责，本来就应当竭尽才能来振兴国事；如果谋划还不周全，怎么能不采纳别人的好意见呢？何况疏浚渠道这件事，严郢拿宫中围地种稻的费用来说明，利弊十分明显，为什么不听他的意见呢？关于原州的计划，段秀实请求等到农闲时再兴工，这样既能安定众人又能成就事情，又为什么不采纳他的计策呢？杨炎不但不听从，还仇视他。大概杨炎自恃才干，正掌握大权，不希望天下人有一人违背他的意见，所以这样树立威势。却没有想到，宰相的谋议关系天下利害，必须达到正确妥善的程度才行；在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时，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怎么能不听从呢？采纳正确意见，人们就会称他贤能。已经有了贤能的名声，对自己的才干有什么损害？对自己的大权又有什么妨碍呢？这才是最公正的道理。杨炎虽然有才干，但内心不公正，所以不能成就功业，最终导致祸败。后世担任宰相的人，应当以此为戒。杨炎被贬为崖州司马，赐死。史臣评论说：杨炎感念元载的私人恩情，仇恨刘晏并加以陷害，这本来就是大罪，按照真实罪名加以诛杀，是应该的。然而杨炎陷害刘晏，本出于私人怨恨；德宗杀杨炎，却也不是出于公正的法令。起初，杨炎诬陷刘晏，说他曾经依附独孤妃，想拥立韩王。德宗没有察明虚实，便认为刘晏对自己不利，甚至派使者先杀死刘晏，后来又下诏以忠州叛乱的罪名给他定罪。这是君主和宰相都出于私心杀害功臣贤者，仍然捏造他的罪名，用来掩饰自己的过错；这就是上面对天下人进行欺骗，对人进行欺骗，朝廷内外的冤屈和痛惜本来就不可能停止。杨炎害怕人们议论太多，于是上奏派遣亲信使者到各地，宣称杀刘晏的事情本来是由于君主发怒，以此为自己开脱罪责。德宗听说后，又厌恶杀害功臣贤者的事情被认为是自己的过错，于是恼怒杨炎有意杀害刘晏，便诛杀了他。如果德宗下诏说明自己听信谗言、杀害贤臣的过错，深刻自责并为刘晏洗雪冤屈，优厚地追加赠谥等典礼，明确处理杨炎的罪行，把他陈尸于市朝，尚且还可以作为自我警戒。可是他丧失正道，彰明国家常法，使奸险之人知道畏惧，使忠愤之士感到痛快，反而擢用卢杞，使奸恶比杨炎更加严重，最终又加给杨炎其他罪名而杀了他。这难道是公正吗？做君主、做宰相，如果这样放纵私欲，宰相想没有灾祸、君主想不陷入危险，实在困难啊。陆贽论述吐蕃发生疫病而退军 史臣评论说：看陆贽论述吐蕃的情况，认为借助它不足以帮助国家讨伐贼寇，反而只会造成祸患，这是贤者的远见。中原有事，借助夷狄的力量，从来没有不造成大祸的。使居住在荒远贫苦地区、习惯争斗杀人的部族，一旦把他们引入中原，他们窥见中原的利益，必然会动心。况且高祖当初起兵义战，得到数百名突厥人相助，便倚仗这点功劳，贪求不止，后来接连多年入侵，成为关中的祸患，将近十年，高祖甚至想迁都来躲避他们。肃宗因为庆绪之乱，借回纥的兵力助战，虽然和将帅一起收复二都，却答应他们危害百姓、掠取财物，这本来就是中原的耻辱。后来又每年答应给予财物，甚至把帝女下嫁给他们，只得到一两年没有事情；等到派兵帮助攻打相州，各镇军队溃败，回纥也逃走了，这难道是能够保证取胜的吗？代宗因为朝义尚未平定，又借助回纥的兵力，虽然有数千人前来相助，但他们骄横凶悖，元帅和属官都是朝廷近臣，却有许多人被他们鞭打致死；他们所经过的地方大肆抢掠，比贼寇更加严重。幸亏仆固怀恩竭尽力量，才得以共同消灭朝义。代宗对他们恩赏宽容姑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还不到几年，他们就已经入侵京畿了。中原借助夷狄的力量，祸患竟然如此，不只是古代的事情可以验证，唐朝的事实也是这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德宗对此既熟悉地听说过，又亲眼见过，却在听闻和亲见之后仍不能引以为鉴，还想借助吐蕃的力量，大概是因为正逢贼寇泚作乱，皇帝车驾流离播迁，在艰难危急之中又采取了错误的计策。吐蕃比其他戎族更加桀骜狡黠，结赞善于谋划，尤其多有奸诈。德宗虽然派使者送去财物，催促吐蕃出兵，但吐蕃已经同贼寇泚相互往来，采取观望形势的打算。幸亏上天保佑唐朝国运，使他们遭遇疫病而退兵；否则，正如陆贽所担忧的那样，吐蕃进兵到京畿郊外后既不退却，也不继续前进，对外奉承国家，对内勾结凶逆，同时接受两方面的财物，并且任意抢掠；王师不能讨伐叛乱，百姓不能保全生命，贼寇虽然逐渐耗损灭亡，我们也会困乏竭尽。形势如果到了这种地步，唐朝国运就危险了。因此，即使中原衰弱，也明白不可借助夷狄。万一发生事变，只应推行至诚之道，任用人才来激发忠义之心；天下的大臣和众多百姓，一定能够竭尽力量报效国家。如果借助夷狄的力量，从来没有不造成大祸的。卢杞奸诈邪恶

译史臣评论说：李勉认为卢杞奸诈邪恶，天下人都知道，只有德宗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所以说，李勉只知道其中一个方面，还不知道另一个方面。卢杞以奸诈邪恶迷惑君主，自然有他的手段，起初还不能辨别出来。等到卢杞因大罪被贬谪流放，德宗又想起他，这只是由于两人的性情相合。德宗性情多猜忌，卢杞性情险恶；臣下迎合君主所忌讳的心意，施行险恶的计谋，这两种性情本来就容易相合。李怀光前往奉天赴难时，卢杞害怕他揭发自己的罪行，所以阻止李怀光入朝觐见，导致李怀光怨恨不满而叛乱。德宗醒悟到这件事后，已经驱逐了卢杞；醒悟到这件事，就是辨明了他的奸诈邪恶。既然已经辨明，却又想念他，大概是因为处在危难之中，不敢顺从自己的感情，害怕臣下不能竭力平定贼乱。贼乱平定、德宗重新回到京师后，又想放手施行自己的意志；回头看朝廷大臣，没有谁像卢杞那样能够迎合他的心意，所以又想念卢杞。想念他就必然会重新任用他，这难道不是因为性情相合吗？幸亏忠臣贤臣竭力进谏，卢杞又早早死去；否则卢杞必然会再次被任用，一旦任用，天下就会再次大乱。君主性情多猜忌，应当以此为戒。李晟论述张延赏的过错 史臣评论说：起初，德宗任用张延赏为宰相，旧史说李晟与张延赏不和，上表论述他的过错，所以张延赏改任仆射。起初我怀疑李晟是倚仗功劳、挟带怨恨来阻挠张延赏；等到详细考察事情的始末，才知道李晟是忠于德宗，并不是倚仗功劳、挟带怨恨。李晟虽然是一代元勋，地位尊贵、官职显赫，却常常仰慕魏征、郑公的为人，希望使君主达到贞观时期的治理；遇到应该进言的事情，即使触犯君主也不隐瞒。到德宗任命张延赏为宰相时，李晟上表论述他的过错，是因为知道张延赏不是宰相的人选。但德宗已经特别看重张延赏，必定想重用他，于是告谕李晟，让他同张延赏消除嫌怨。正好刘元佐、韩滉入朝，便按照德宗的意思劝李晟上表推荐张延赏，李晟不得已才这样说。这又表明李晟不敢倚仗功劳，不能坚决拒绝君主的意旨，并不是表现出强臣的姿态。张延赏担任宰相后，受到德宗宠信，所说的话没有不被采纳的。齐映身居宰相职位，虽然没有显赫的才能功业，但论述政事、推荐贤能，很称得上纯正直率。张延赏曾经与他不合，便把他赶到远郡；又因对李晟的怨恨不能消解，就用谗言使李晟被罢去兵权。张延赏还忌恨柳浑忠诚正直，排挤他罢去宰相之职。他本来嫉妒李晟对社稷建立的大功，想任用刘元佐、李抱真一类的人收复河陇来抬高自己的声望，于是建议削减官职、收回俸料，以资助军队。李晟的兵权被罢免后，李抱真等人心中不平，于是辞去边地任职。又下达削减官职的诏令，众人都说不便，张延赏又请求酌情保留一定员额，以消除诽谤讥议。他担任宰相几个月，就锐意为自己报怨，办事如此轻率脱略，本来就不是担任宰相的器量。那么李晟上表论述他的过错，难道不是忠于德宗吗？只是德宗喜欢奸人，一定要让张延赏担任宰相；幸好他很早就死了，没能大大危害天下，否则时政就会混乱。有人说：李晟向君主说明张延赏不可以被重用，确实是忠诚；然而将帅正建立大功，掌握兵权，竟然干预宰相的进退，这可以吗？回答说：将帅如果贤能到李晟这样的程度，名望德行在天下居于前列，像李晟这样受到信任和服从的人，看见天子任命的宰相不是合适的人，进言是可以的。比不上李晟的人这样进言，就难免成为强横之举。猜忌李晟 史臣评论说：李晟从偏将做到节度使，谋划没有不成功的，作战没有不胜利的；他的威名和忠义受到众人信服。天子有这样的将帅，本来就可以长期任用。何况他平定大乱，是一代元勋；他的仁厚明察之德、忠诚正直之节，无论贤者还是不肖者都知道。天子难道不应该长期任用他吗？德宗既然把西北方面的任务交给李晟，吐蕃畏惧他，收复河陇、制服各戎，都是必然的。吐蕃于是借入侵的机会，扬言来离间李晟，还说：“既然召我来，为什么不准备牛肉和酒？”李晟不久便派将领出击，授予他指挥节制之权，大败吐蕃。以李晟的元勋，再加上这样的功效，只要稍有见识的人，都能辨明吐蕃的真实意图。张延赏对李晟怀有怨恨，便乘机进谗言。德宗于是受到迷惑，罢免李晟的兵权，让他奉朝请。大概德宗的性情，实在太过猜忌了。如果只是被张延赏的谗言迷惑，为什么要在贞元三年罢免李晟的兵权？这一年张延赏去世，到贞元九年李晟去世，其间七年，吐蕃多次入侵，德宗始终不再任用李晟掌兵，只让他终身奉朝请。这难道不是对李晟猜忌太深吗？李晟的元勋和美德，当时无人能比，尚且还被怀疑而不予任用，其他将帅看在眼里，愿意竭尽力量吗？其他将帅不竭尽力量，不仅边患不能平息，占据方镇而再次图谋跋扈的人，也往往会出现。他们知道天子疏远并猜忌臣下，贤能的臣子就少有畏惧顾忌。听信谗言、猜忌贤臣，祸患竟然如此。后世看待这件事，应当深深引以为戒。宰相崔损逢迎钻营，固守职位 史臣评论说：天子设置宰相，是为了帮助治理国事，安定社稷，使百姓生活富足。德宗任用宰相，只喜欢他们奉承迎合自己。崔损历任清要之官，没有什么善行可以称道；一个奸人裴延龄推荐了他，他于是被任命为宰相，在位八年，几乎没有任何成效，只是一味过分恭顺谦逊，同时善于逢迎，以迎合天子的心意。德宗虽然知道众人的议论不能容纳他，却始终宠信他。这说明德宗不是寻求能够辅助国家的人，只喜欢奉承自己的人，已经很清楚了。能够辅助国家的宰相并不是没有，德宗却从来没有长期任用他们。例如萧复，清廉洁身、持守正道，才能见识高远；他论说张鉴必然招致祸患，指出宦官干预政事，辨明卢杞的奸诈邪恶，没有一句不是深切中肯的。姜公辅学问广博、纯正端方，喜欢论说时事；他上奏请求拘捕贼寇泚，几乎制止了那场叛乱。柳浑方正直率、慷慨敢言，忧虑平凉之会会被戎人欺骗，不久事情果然如他所说。陆贽擅长文辞，了解事机，在奉天起草诏书，使武夫受到感动，使李怀光的军队安定，又提出让李晟移军、从而集中力量平定贼寇的建议。凡是论述天下政事，没有不得其关键要领的。这几个人，才能谋议都具有先见之明和忠诚尽职的功效，确实是辅助国家的宰相。德宗任用他们不超过一年，就全都被罢免，又加以谴责驱逐，大概是忌惮他们直言，也因为受到奸人的离间。

译贤能的人既然被驱逐，小人便得到任用，所以藩镇大臣在外跋扈，宦官在内专权，法令不能整肃，朝廷纲纪日益紊乱；德宗却只是浑浑噩噩地推行姑息政策，以求暂时没有事情，完全不知道宗庙社稷已经受辱，百姓已经困苦，天子的体统已经屈辱。然而君主大多喜欢恭顺逢迎的人，是因为这类人顺从沉默，不违逆自己，使自己感到清静安稳；却不知道这类人没有才能、没有功绩，靠什么能够退处清静而进入君主左右呢？他们一定是暗中施行奸邪谄媚的计策，谋求进身于当时；奸雄能够得志，是因为这些人依附自己、志趣相合，于是把他们引荐上来。君主喜欢这类人，为什么不想一想国家设置官职，从宰相到百官，都是选取能够称职的人？如果不能称职，只会恭顺逢迎，对事情有什么补益呢？君主为什么不考察一个人的始末而任用他？所任用的人，有什么才能力量可以成就事业？有什么功勋劳绩可以救济世人？有什么谋划议论可以帮助国家？有什么风操节义可以在当时彰显？是由贤者推荐，还是由权贵宠臣引荐？用实际事情来验证，就能分辨贤能与不肖。如果不以实际事情验证，只说这个人恭顺，臣子对天子难道有不恭敬的道理吗？只应当看他实际做得怎样。如果把因循沉默当作恭敬，这正是最大的不恭敬。大概因循沉默的人，看见君主的过错却不进言，看见政事的失误却不挽救；时局安定时就一味保全自己的宠幸，时局危急时却不参与处理事务。奸人的想法是：“我因为不违逆君主的心意而得到职位；君主失去正道、国家治理不好，我的宠幸却不会衰减，何必违逆他的心意而使自己失去职位呢？”庸人的想法是：“我没有才能，君主因为我因循沉默而使我显贵。君主失去正道、国家治理不好，难道是我能挽救的吗？姑且保持沉默来巩固自己的宠幸罢了。”这难道不是最大的不恭敬吗？忠臣贤臣却不是这样，看见君主的过错一定进言，看见政事的失误一定挽救。他们的想法是：“我的君主难道比古代的明王低下吗？我辅佐帮助他，一定要使他达到圣明才停止。君主圣明，时局就安定，百姓就安泰，我身居职位也没有惭愧了。如果不指出他的过错，不挽救他的失误，使君主陷入不明智的境地，那么时局就不安定、百姓就不得安泰，我就是窃居职位的罪人。”所以他们对国家尽心竭力，知道的事情没有不去做的。他们的心意如此，难道不是最大的恭敬吗？君主因为臣下违逆自己，反而说他不恭敬，常常疏远抛弃他，这是极其不加思考。即便如此，臣下本来确实也有值得珍视的美好节操：例如李靖在贞观年间担任仆射，功名盛大，却恭谨退让，似乎不善于进言；李■〈庸阝〉在元和年间声望功绩很高，从淮南节度使任上被召为宰相，知道是幸臣推荐的，最终推辞而不接受任命；韦澳在大中年间担任京兆尹，才能声望都很显著，宣宗想任命他掌判户部，韦澳憎恶士大夫贪恋职位而败坏教化，坚决辞去这一职务。这可以称为退处清静。如果没有才能和力量，只是一味过分恭顺，又有什么资格称为退处清静呢？这正是奸雄巩固宠幸的手段。《唐史论断》卷中

译●钦定四库全书 《唐史论断》卷下 （宋）孙甫撰写 ○宪宗 李绛推测魏博的形势 史臣评论说：李绛推测魏博的形势，请求宪宗不要用兵，于是收复了魏博之地，这才是真正的朝廷谋略。与李绛同列的人，难道能不推重他的贤能、赞成他的谋略，以成就国家大事吗？怎么可以提出不同意见呢？河北自天宝之乱以来，在广德初年陷于贼手，虽然平定了它，不久又被强臣占据，把它传给自己的家族，各自作为子孙的产业。到元和年间，已经六十年了。德宗常常因为魏博叛逆而派将领讨伐，反而导致大乱。宪宗又因为镇州、定州抗拒命令，出兵讨伐，最终仍不能平定。大概三镇相互作为势力援助，又结交河南的叛臣，使力量胶结牢固，不能很快攻破。等到田季安去世，怀谏这个幼童掌管军府事务，李吉甫认为他年幼弱小，便建议用兵夺取魏博，这本来是普通人的见解。却不知道三镇相互结交，正是为了子孙的打算。一个幼童虽然可以攻取，但其他镇前来救援，又怎么办呢？何必再像前一天讨伐镇州那样采取错误策略呢？唯独李绛凭借先见之明，论述河北诸将的情况，采用部将的计策，让他们平均统辖军马，不偏重任用某一个将领，因此各方力量相当、权势均衡，无法发动变乱；又因为主帅拥有威权，能够控制部下的生死，这一策略在贼军内部本来很便利。如今魏博的形势是，一个童子担任主帅，不能统领事务，必然会偏重任用某一个将领。所任用的人权势太重，众人心中不服，那么六十年来一贯实行的姑息任用之计，就成了贼人的祸患。众人既然发动变乱，必然会归附军中；一个宽厚的人担任主将，部将突然起兵夺取兵权，害怕其他藩镇进攻讨伐，除非献出疆土归顺朝廷，否则就无法保全自身，这是必然的形势。李绛预料到千里之外尚未显露的事情，就像亲眼看见一样。宪宗英明，听从了他；不到两个月，魏博军中果然发生变乱，正如李绛所料，部将田兴把六州的户籍、土地册籍交给朝廷，请求接受朝命。这说明李绛的谋划神妙，确实是朝廷的谋略。当初，李吉甫请求出兵讨伐，李绛料定形势会坚固难动，只停止出兵，而应当谋划尚未显露的事情。按通常的见解，这还可以提出异议。等到田兴请求接受朝命，事情已经显出成效了，李吉甫仍请求派遣中使前去慰劳，以观察局势变化，等使者回来后再作处置。幸亏李绛不断据理力争，宪宗也颇有英明决断，不等使者回来，就授予田兴节度使之职，使各镇畏惧朝廷威势而知晓朝廷恩德，河北、河南得以平定，也就从这里开始。凭李绛的贤明、忠诚和刚正，与李吉甫相比，李吉甫算是什么人？然而李吉甫也可以称得上忠诚有才智，并不是平庸寻常的奸邪反复之人。只是他以自己的智谋不及李绛为耻，所以发表强横的异议来阻挠李绛的谋划，以至于让宦官从中援助，几乎败坏国家大事，最终成了奸邪反复之人所做的事情。宰相谋划国事，关系到天下的安危祸福；如果自己的谋略有所不及，按理就应当广泛采纳同列宰相的高明意见，本来就应当加以赞助。比如宋璟和苏许公一同做明皇的宰相，宋璟删改厘正、裁决了许多事情，苏许公顺势成全他，在奏对时就替他助力，所以宋璟能够充分发挥才能，成为开元年间的贤相，苏许公也在当时获得了美名。至于李绛与李吉甫、权德舆同列宰相，李绛、李吉甫多次在宪宗面前议论政事，显现在言语之中。那些合乎道理的意见，权德舆也不能替他们阐明，所以当时的舆论以他因循缄默而贬低他。这样看来，宰相的职责，能够处理军国大事，这是上等的大才；如果智谋有所不足，能够听从同列的意见并加以赞助，也是次一等；如果不能阐明同列的议论，只因循缄默而不说话，这就是下等了。李吉甫如果阻挠李绛的正确意见，又同宦官结交，几乎败坏国家大事，那么即使他还有其他可称道的操守，仅凭这一件事，也不得不说他成了奸邪反复之人。后世做宰相的人，务必要以此为戒。任用裴度为宰相 史论说：自前代以来，天子有兴治平乱的志向，却有时功业不能成就、事情不能办成，这是因为明断不足。凭天子的尊贵和明断的才能，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呢？大概要兴治平乱时，必须究察事情的关键，详尽分析利害，任用贤能，革除时弊。这些事情，君主不能独自谋划，必须同臣下商议。臣下未必都是贤能之人，必然会有不同的议论；如果辨析得不够，就会迷惑；一旦迷惑，事情就无法施行。即使有时施行了，一个奸人加以阻挠，也会半途停止。这就是明断不足的祸患。宪宗任用裴度为宰相，使他平定寇乱，可以说是明断达到了极点。宪宗因为河北藩镇的臣属不奉行朝廷命令，正有平定它们的志向。吴元济在河南附近的藩镇擅自承袭父亲的职位，又放纵军队肆意劫掠，宪宗命将领讨伐他；镇州、郓州两个叛乱者同恶相济，互相援助，请求赦免吴元济的罪。宪宗不答应，只委托武元衡筹划这件事，又得到裴度赞成他的总体谋划。镇州、郓州两个叛乱者趁着凶横愤怒的气势，肆意施行叛逆计谋，甚至派党徒到都城杀害武元衡、刺伤裴度，朝廷内外都惊惶骇怕，每天担忧发生意外。有人献计，请求罢免裴度的官职来安抚叛贼之心。宪宗大怒说：“如果罢免裴度的官职，就是让奸计得以实行，朝廷纲纪凭什么振作起来？” “朕只任用裴度一个人，就足以击破叛贼。”这确实是英明君主的话。能够知道裴度的贤能足以击破叛贼，这是最明智的；京城中凶恶的叛贼突然发动，杀害宰相，却不动摇用兵的谋划，这是决断达到了极点。难怪不到几年就诛灭了长期为盗的叛贼，平定了两河，完全收复高祖、太宗的土地。假如没有明断的才能，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用兵本来就是难事，何况面对六十年来叛乱离散的地区，朝廷又习惯于姑息；一旦决定出兵征讨，只因为明断，最终就取得了成功。如果军国大事没有达到这样艰难的程度，天子凭明断去施行，难道还有办不成的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李■〈庸阝〉辞去平章事 史论说：李■〈庸阝〉辞去平章事，旧史说李■〈庸阝〉虽然出入显贵重要的职位，平素却没有把自己当作宰辅看待，这是记事的人不能了解贤人心迹的表现。李■〈庸阝〉当初做李怀光的从事，不顾李怀光凶恶叛逆的气焰，奋发施展忠义，以郎官身份出使徐州，向叛兵说明祸福，使他们平息服从。任京兆尹时，树立了刚强严明的声名。李■〈庸阝〉的风骨节操就是这样。元和初年，授任凤翔节度使；这个藩镇过去任用武将，有“神策行营”的称号。他刚接受任命时，按惯例必须到军中修谒，李■〈庸阝〉上奏请求取消此事，可见他一向不依附宦官。后来镇守淮南，正逢吐突承璀任监军；吐突承璀当时正受尊贵宠信，李■〈庸阝〉也以刚严自持，两人彼此畏惧而敬重，从未互相失礼。吐突承璀回到朝廷后推荐李■〈庸阝〉，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命李■〈庸阝〉担任宰相。李■〈庸阝〉同吐突承璀相处而不失礼，是因为同天子宠信的重臣共事，不能屈服，也不能轻慢，只须事事合乎礼仪罢了。我谨守礼节，对方也就不能骄横；对方不骄横，就不能扰乱我的政事。李■〈庸阝〉的意思不过如此，难道是想让他推荐自己吗？君子在当时得到任用，不可以失去正道，何况宰相的职位，怎么可以由宦官援引取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