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论断卷上

译史臣评论说：帝王兴起治理之道，在于观察时势并据此施政。观察时势要有极高的明察力，极高的明察力在于极其公正。极其明察，就没有什么道理不能通晓；极其公正，就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处理得正确。通晓事理，所以能够改变天下的弊病；处理事情正确，所以能够建立天下的教化。弊病得到改变，教化得以建立，治理天下不用费力就能成功。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一个月就可以使政事大有起色，一年之后也就可以了；三年便会有所成就。”由此可见圣人的意思。有人问：“孔子说‘有善人治理国家，要一百年以后才能战胜残暴、停止杀戮’，又说‘有王者兴起，一定要经过一代人之后才能使天下归于仁’，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孔子这是教导治理国家的人要长久坚持的说法。治理国家的人如果不是圣哲之才，即使实行仁政，也未必能够通晓并改变时势，功业不能迅速见效，往往会中途停止，所以教导他长久实行仁政，这样才能取得成功。如果依靠圣哲之道，一个月就可以见效。但是后世治理天下的人，虽然想要兴起治道，大多没有圣哲的才能，不能通晓天下当时的弊病并用大道加以改变，只求迅速取得功效，去处理一时的事情，所以所作所为杂乱不纯，再也不能恢复前代的治理了。”观察魏郑公的论说，确实领会了圣人的意思。文皇能够采纳他的意见，不被奸人的言论迷惑，尽力改变时弊，实行王道。唉，真是明智啊！大乱之后，兴起并建立教化法度，不急于求成，终于使当时达到太平，德泽流传到后世。唉，真是公正啊！中书门下议事时，让谏官参与听闻 史臣评论说：太宗任用谏官，确实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天下的事务极其广泛，军国大事的机密极其重要。即使是贤明的君主裁决政务、贤能的宰相谋划议论，也不能避免思虑上的过失。一旦失误，造成的危害就不小，必定要借助忠良之士来劝谏匡正。忠良之士议论治理的根本、补救国家的政事，这就是他们的志向。如果能够秘密地有所辅助，那么自己的志向也得以实现，道路也得以施行，难道一定要公开宣扬君主的过错来取得高名吗？君主和宰相议事时，让谏官预先听闻，使他们能够参与陈说；如果有缺失，就随即加以纠正。天下只看到朝政处理得当，却不知道进谏者说了什么。上下确实相通，国家的体制难道不美好吗？何况大臣议论政事，有谏官在君主面前加以规正，哪里会有不公正的议论？这也是控制和约束大臣、使他们不犯错误的方法。假如认为谏官是小臣，不能预先听闻国事，必须等到众人都知道有缺失后，才允许他们进谏纠正，那么有些事情已经施行便无法挽救，有些过错已经显露便无法再说，所以刚直的大臣才有人激烈揭发、不顾一切地争辩。君主即使听从了，仍然是在掩饰自己的过错；君主如果不听从，那么君主的过错和大臣的罪责就更加严重了。太宗任用谏官，可以说真正掌握了正确的方法。责备封伦不推荐贤才 史臣评论说：封伦是真正的奸人，太宗是真能洞察奸人内心的人。大臣的职责是推荐和举荐人才，这当然不是小事。天下这样广大，朝廷内外缺少可以任用的人才，难道能容许一天没有人才吗？但是人的才能有强有弱，应当根据才能授予职务，各种职事就都能办成。哪里有君主责问大臣举荐贤才，而自己从来不曾推荐，只说世上没有奇异的才华和特殊的能力呢？对上想要蒙蔽君主的明察，对下想要遮蔽天下的贤才，这才是真正的奸人。大概奸人不愿推荐贤才，有三个原因：第一是保住职位、巩固宠幸，常常害怕失去这些。贤者一旦被任用，一定会建立功业，掩盖自己的名声，暴露自己的过错；名声消失、过错显露，职位就保不住，宠幸也不能巩固，这是不愿推荐贤才的第一个原因。第二，奸人结党营私，一定要人依附自己，才会提拔他。贤者怀有才能而安于天命，进退都遵循正道，本来就不肯趋附奸人。奸人认为，如果不依附自己却把他推荐上去，他就不知道自己的恩德；不知道自己的恩德，就不会成为自己的党羽，这就是不愿推荐贤才的第二个原因。第三，奸人没有以极其公正的态度对待人的内心；内心既不公正，识人就不明，即使遇到贤才也不能深入了解，还担心把他推荐上去后，他或许会犯大错而连累自己，这就是不愿推荐贤才的第三个原因。封伦的心思，正是这样。太宗以过去并非从来不缺少人才为由，驳斥封伦，使他惭愧恐惧而无话可说，可以说是真能洞察奸人内心的人。国家有封伦这样的奸人，世世代代都不会没有；君主能够看清他们的心思并加以责备，那么公卿都会惊惧，贤才也就会得到进用。确定朝廷的制度 史臣评论说：太宗平定天下的功劳，本来就仰赖上天，又凭借神武之才，英明才略不用等待赞颂议论，已经光耀于无穷后世了。他制定的朝廷制度又是如此，贞观之治能够出现，是理所当然的。设置官员的名额，不追求多而追求选择贤能之人，那么不贤者怎么能够被任用呢？大臣议事时，让谏官、御史、史官一同进入，有的纠正其失误，有的检举其错误，有的记录其过错，那么大臣怎么敢不提出正直的议论呢？各部门长官在正衙奏事，让群臣共同听见；属官不得奏报本司以外的事务，不是极其公正的事情，人们就不敢说，这样暗中的邪恶之事自然断绝。地位疏远低贱而要奏事的人，由门下省官员引导上奏；又设置立仗马来准备应对紧急事务，这样天下的实情就没有不能通达的。内侍都穿黄衣，在宫中供职，这样奸人就无从依附，政事权力也不会借给别人。这几项都是朝廷的大法。君主能够遵守实行，即使还不能达到贞观之治，朝廷也一定尊严，天下也可以得到治理。为什么呢？官员少而且贤能，是因为选择得精当；大臣不敢曲意议论，是因为君主听取意见明察；各部门官员没有邪曲的言论，是因为制度公正；奏事者没有阻塞而人情都能通达，是因为采纳得周详；内侍不参与政事，是因为制度严密。这几项制度，如果不是太宗那样英明睿智的人，不能完全发挥其作用；君主的资质性情达到这种程度的，实在很少。然而，如果设置的官员少而致力于选择贤才，让谏官等预先听闻大臣的议论并挽救其过失，各部门奏事时在朝廷上公开陈述，使地位低下的人奏事没有阻塞，不把政事交给内侍，长久坚持这些制度并努力实行，那么即使比不上太宗的英明睿智，朝廷难道不尊严，天下难道不能得到治理吗？任用房玄龄、杜如晦

译史臣评论说：君主任用大臣，不能不专一信任，也不能专断任用。如果深知这个人的才德，就可以把国家大事交给他；如果不专一任用他，又凭什么责求他取得成功呢？大概任用专一，责任就重大；责任重大，任用的人就一定会竭尽自己的才力。如果还没有真正了解这个人就专一任用，假如没有取得成功，就会造成事情失败；又或者有人窃取并擅自施行威权恩宠，就会有难以控制的祸患。这两种情况，都要看君主审慎判断，不能有一次失误；一旦失误，事机就难以挽回了。太宗可以说是掌握了审慎任用人才方法的人。他知道房乔、杜如晦贤能，便把国家大事交给他们；房、杜正尽心办理职务，功效已经显现。陈师合凭平常人的见识，想要改变太宗的主意，杜如晦把这件事奏报上去，态度似乎不够宽厚，然而他是担心小臣的间接议论逐渐损害政事，所以才这样说。太宗不被陈师合的话迷惑，房乔、杜如晦承受这样的信任，哪里敢不竭尽自己的才力呢？这就是太平之治得以成就的原因。但是，只有具备太宗的明察和房、杜的贤能，才可以专一任用而不容许旁人议论。君主如果还没有真正了解人才，就应当审慎决定交付的任务，不能把这种做法拘泥地当作法则。杀卢祖尚 史臣评论说：君主掌握天下的权势，不能有一天失去威严和命令的效力。一旦威令丧失，臣下就会逐渐产生轻慢君上的念头；这种趋势如果不制止，纲纪就会松弛，权力也会转移到臣下手中，还凭什么掌握天下的有利形势呢？所以说，君主不能有一天失去威令。然而威令的施行不能超过适中限度，超过限度就会变成暴虐，暴虐就会使人心离散。太宗使用威令，确实掌握了方法，所以朝廷内外的臣子听到一道命令，没有不纷纷顺从的。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他把聪明的禀性、极其公正的内心和刚强严明的气质，运用于统御内外。卢祖尚正逢此时，承受了任用，却反复曲折地盘算，把自身利益作为谋划，终于形成骄慢的态度，获罪也是应该的。然而杀戮是刑罚的极点，把它施加在骄慢之罪上，似乎超过了适中限度。臣子骄慢就杀掉他，那么还有比这更重的罪，又该怎样加刑呢？如果把卢祖尚的罪责改为流放到远方、永远弃置，也还不至于损害威令。魏公不回避表面嫌疑 史臣评论说：臣子承担国家事务，没有比知道该做的事就没有不做更好的。一旦顾虑表面嫌疑，就不是公正忠诚的做法。比如有贤能的人才被埋没在下位，或者是自己的亲友旧交，或者是有权势者的亲属；如果因此避嫌而不举荐，就是这样。又比如臣下触犯君主而使君主发怒，被人无理诬陷，将要受到刑罚杀戮，或者将要被流放驱逐，而此人或许是自己的亲友旧交，或许是有权势者的亲属；如果因此为了避开结党之嫌而不替他申辨，也是这样。又比如有奸恶之人将成为国家祸患，而此人或许是自己所不喜欢的人，或许是有权势者所不喜欢的人；如果因此为了避开嫌疑而不发言，也是这样。凡是这类情况，都是顾虑表面嫌疑。臣子顾虑表面嫌疑，只是为自身谋划罢了，并不是替国家筹划。贤才没有被任用，是国家的损失；无辜的人被杀戮或驱逐，是君主的过错；奸人将要兴起，是时局的祸患。做臣子的，知道国家的损失却不陈述，看见君主的过错却不纠正，看到时局的祸患却不救助，只说“我要顾虑表面嫌疑”，这种罪过可不小，所以说这不是公正忠诚的做法。温彦博因为魏公被人诬陷，便说做臣子的必须顾虑表面嫌疑，这是不忠的话。幸亏魏公亲自陈述，太宗很快明白了这件事；如果不是君臣彼此信任，几乎就要失去大公之道了。房玄龄、杜如晦的宰相功业 史臣评论说：有人问，房玄龄、杜如晦做宰相时，谋划议论和施政作为，看不出显赫的事情，世人却大大称赞他们贤能，为什么呢？回答说：宰相的功劳何必一定显赫，只要看当时的政事治理得怎样就可以了。房玄龄、杜如晦自从在秦王府得到太宗赏识，就详细讨论天下大事。太宗即位后，便命他们担任宰相，给他们的任用专一，不与其他宰相相同，于是他们得以尽心辅佐治理，使当时达到太平。拿具体事情来说明，他们的功劳就可以看见了。宰相的职责，没有什么比端正官职、任用贤才更重要。如果官职都用得其人，宰相总管其大要，各项事务就会办成，天下也就能治理。贞观元年，房玄龄、杜如晦确定文武官六百四十员。官员既少，就可以选择人才；人才可以选择，官职就不会滥设；官职不滥设，职事自然能够办成。况且他们公正地选取士人，使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就是房、杜得到辅佐君主、兴起治道的关键。直到台阁的规模、典章制度和礼乐文物，也都是他们所制定的。他们又防止奸邪、压制权臣宠臣，各自都有明确的法令，大体就是这样。这不只是当时治理的功效，本来就足以作为后世遵循的法则。其他军国机要事务，虽然没有把谋划议论全部显露出来，但每次筹划事情，太宗都听从他们。以太宗的英明睿智，却专门任用两位宰相，并听从他们筹划的事情，他们的贤能也就可以知道了。仅从贞观时期政事治理的成效来看，两位宰相的功劳就可以看见了。有人说：贞观四年，天下大治，太宗只称赞魏公的力量，却没有提到房玄龄、杜如晦，为什么呢？回答说：贞观初年，太宗求得治理的心情正迫切，魏公专门论说王道，封伦却横加议论来阻挠。太宗不被奸邪之言迷惑，尽力实行王道。等到天下得到治理，他赞美贤人的议论足以阐明大道，所以称赞魏公的力量。他嫉恨小人的言论，可惜不能使封伦惭愧悔悟，因此遗憾封伦没有看到自己的言论产生的结果，自然没有提到房、杜。然而，魏公是议论治道的大臣，房、杜是宰相。魏公议论治理的根本，房、杜帮助太宗施行。因此后世称贤于房、杜却看不见他们功劳的人，只要详细观察太宗专一任用他们的用意，以及贞观时期政事治理的关键，就可以了。魏郑公与温彦博讨论处置投降的俘虏 史臣评论说：安定边疆的办法，真难啊！凭唐太宗的英明和魏公的辩才，难道不能察知夷狄的情形，决定安危的计策吗？为什么竟采纳温彦博偏曲的意见，把俘虏安置在内地，还挑选酋长在京师任官？考虑得不周详，竟到了这种地步吗！夷狄的本性，弱小时就依仗别人，强盛时就成为祸患；礼义不能改变他们的本性，仁恩不能使他们归心，自古以来就是如此。颉利失败后，他的部落中投降的人，难道是仰慕德义才来的吗？不过是为了逃脱死亡罢了。把他们安置在塞外，分封酋长使他们在那里建立势力，足以显示爱惜生命的恩德；为什么要把他们安置在不相称的地方呢？大概唐太宗凭借雄才大略平定突厥，认为在其败亡之后已经不能再造成祸患，只想以宽大的气度收容他们，以极大的仁德怀柔他们，夸示盛大德行以昭示万世，所以忽略了这件事。否则，温彦博的建议认为突厥余众如果迁居河南，以恩德和惠泽安抚怀柔，终究不会叛乱，这本来就是妄言，难道还能迷惑他的聪明吗？过了几年发生变故，才把投降的戎人迁到塞外，于是后悔当日的错误。任命李靖为仆射。

译史臣评论说：唐太宗的明察、李靖的贤能，以及君臣之间的心意，本来可以说没有隔阂了。何况李靖深入敌境，刚刚建立大功，怎么能容忍谗人的话呢？又有人说李靖的军队没有纲纪，以致敌境中的奇珍异宝散落到乱兵手中；这是不懂事理的话。李靖善于用兵，法令一向严整，凭少量精锐骑兵深入敌境，如果没有纲纪，怎么能够成功呢？敌境中的奇珍异宝，如果确实存在，把它们分给士兵，正是恰当的处置。突厥长期凌辱中原，一旦将其平定，可以张扬天子的威势，洗雪国家的耻辱，使边境安定、百姓安宁；如果不是李靖尽心、士兵尽力，凭什么能够成就这番功劳？况且把宝货分给军队，是上对君主没有违背君意，下足以使众人的心受到恩惠。我认为这正合乎事宜，只是不知道那些宝货究竟有没有罢了。唐太宗作为君主，何至于把奇珍异宝放在心上，猜疑贤能的将领？还好他有仁厚明察的德性，没有实行严厉的责罚。李靖忠诚无所缺憾；否则，君臣之间双方都犯了大错。过了几个月，唐太宗才明白这件事，于是任命李靖为宰相，也足以彰显他的功劳和德行；应当治谗人的罪，以此警戒后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封禅之礼不见于经典。史臣评论说：关于封禅的文献不见于经典。秦、汉的儒生采用管仲的说法，认为这是帝王盛大德行的表现，没有比这种礼仪更大的礼，于是秦始皇、汉武帝实行了封禅。仪仗和祭器极为奢侈宏大，自以为光辉可以无穷无尽。然而封禅以后，灾异屡次发生，天下多有事变。大概是繁重的费用耗损百姓，扰乱和气所造成的；那么尊崇这种礼仪，哪里足以符合上天的意旨呢？何况这种礼仪本来就不见于经典。司马迁撰写《封禅书》，引用经典中的文字，但那只是巡守的礼仪罢了。帝王巡守，每到达四方的名山，必定燔柴祭告到达之处，并不是说要向上天陈述自己的功劳。帝王治理天下，如果能以功德救济百姓，使时世达到太平，上天必定会保佑他，使他长久享有福祉。郊祀的礼仪已经足以表达报答之意，哪里还需要亲自向上天报告自己的功劳呢？唐太宗说：‘侍奉上天只要极其诚敬，即使扫地也足以表达敬意，何必登山封上几尺厚的土呢？’这实在是至理之论。任命李靖征讨吐谷浑。史臣评论说：天子善于任用人才，又能掌握威权，那么大臣就不会骄傲；大臣不骄傲，朝廷内外自然都会肃然。吐谷浑抗拒命令，唐太宗一天对侍臣说：‘我想让李靖担任主帅去讨伐它。’李靖功名显赫，是当时功臣中的第一人，当时正因年老多病居家。听到这话，立即拜见执政大臣，请求出征。唐太宗让大臣们知道，连李靖这样的功名地位都受到任用，凡是功名不及李靖、体力又未衰于李靖的人，难道还敢骄慢吗？臣下不敢骄慢，就会各自竭尽才力和节操；臣下都竭尽才力和节操，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不能治理的了。天子能使臣下达到这种程度，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善于任用人才并能掌握威权。贬斥权万纪谈论求利。史臣评论说：观察唐太宗治权万纪谈论求利的罪，确实得到了天子的体统。天子受到天下人的尊崇，不只是因为威势重大，更是由于仁德高尚。仁德的根本，没有比爱护百姓更大的；爱护百姓的要务，没有比节省用度更优先的。用度有节制，天下贡赋的收入每年都会有余，何至于竭尽山泽的资源来困乏民力呢？然而自三代衰落以后，秦、汉以下，喜好财利的君主很多，这是因为所作所为奢侈宏大，使用财物没有节制。天下贡赋的收入不足以满足他们的费用，奸邪之人便得以谈论求利。君主回头看见用度不足，必定喜欢他们的言论而采纳；喜好财利一天比一天严重，民力必定穷困。民力穷困，危乱就会自行到来；即使还没有达到危乱的地步，天子一开口就成为命令，一行动就成为法令，却因喜好财利而闻名天下，哪里还有天子的体统呢？唐太宗斥责谈论求利的大臣，没有别的特殊办法，只是在节省用度之外，谨慎制定制度，断绝权贵宠臣的请托，不过度耗费罢了。贞观一朝，这些事情都可以看见。起初放出宫女三千人，天下本来已经称颂他的仁爱。后来宫中想修建一座殿宇，他就想到秦始皇的过错，没有兴起这项劳役。身体不能忍受炎热，公卿请求修建两座楼阁来避暑，他又想到汉文帝停止修建露台的用意，也没有答应。将要前往东都时，诏令预先修建干阳殿，给事中张元素极力陈说隋朝修建干阳殿使百姓劳苦的事情，唐太宗赞许他的言论，立即停止了这件事。下嫁长乐公主时，诏令有关官署准备的嫁资是长公主的两倍。魏郑公援引旧例说：长公主的尊位高于公主，怎么能因为亲爱而使公主的嫁资厚于长公主？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没有越过礼制。他制定官员设置的制度，命宰相确定官员的员额和品位，文武官员总共只有六百四十员，大多任用了有才能的人，没有冗员白白消耗俸禄。他实行赏赐的办法，有功的人厚加赏赐，有贤德的人以礼相待，内无受宠之人私自占有他的恩惠，外无幸臣窃取他的恩泽。天下每年收入的财物便有余用，所以减轻赋税，敦厚风俗。他的道德可以同前代圣主并列，所作所为已经具有天子的体统了。唉！做天子的，都可以达到这种地步；能够达到却没有达到，是因为所作所为奢侈宏大，制度没有建立，权贵宠臣没有受到抑制。所作所为奢侈宏大，物力本来就难以供给；制度不建立，各项事务便没有节制，冗费更加严重；权贵宠臣不受抑制，奸邪之人便争相依附，私人的恩惠也更加广泛。天子即使单独崇尚节俭的德行，又怎么能够节省用度呢？唐太宗自己节省用度，又能谨慎建立制度，断绝权贵宠臣的请托，所以不攫取山泽资源，不使百姓的力量困乏。这样财物自然丰足，作为天子也取得了应有的体统，并把仁德彰显于无穷的后世。魏郑公进谏。史臣评论说：魏公以忠诚正直著称，历经数百年反而更加显赫。李翱论述修史的方法时说：‘假如为魏征作传，只记载他的谏诤言辞，就足以看出他的正直。’可见魏公掌握了进谏诤言的道理，他的话足以流传后世并使人信服。贞观十年，魏公三次上疏，这是他最著名的谏诤。然而内容不过是劝谏不要奢侈逸乐、明确任用人才、平正刑罚赏赐、辨别忠臣和奸邪，以及引用前代治乱来劝说；从未深切指责君主的过失，也没有涉及安危大计。仔细体会他的用意，尤其可以看出当时的高尚境界。不深切指责君主过失，是因为君主没有大的过错；不涉及安危大计，是因为君主能够自己掌握威福，处理天下大事。君主没有大的过错，又能处理大事，才是真正的英明君主。但政治上有小的失误，就要进谏，并引用前代治乱作为警戒，使他不至于发展到严重地步，这正是忠诚。魏公侍奉英明的君主，竭力赞助治国之道，已经成就了太平之治；即使看见君主有小的过失，仍然勤勉不懈地进谏，以防止过失发展严重。如果侍奉的是平常的君主，天下尚未治理好，君主又有大的过错，那么魏公的进谏必定危切恳至，涉及安危大计时也一定会不顾自身安危而争辩。辅佐宰相的道理，如果达不到这种程度，就不足以称为忠诚；魏公的用心，后世担任宰相的人应当详细体察。把高昌设置为州县。史臣评论说：中夏与四夷之间，是上天划分的内外之地。因此，嗜好不同，服饰器用也不相同；礼义不能教化他们，人情也无法相通；地形险要坚固，各自限制着自己的范围。帝王能够用德行使他们归服，用威势控制他们，常常使他们不成为中夏的祸患，这是上策。怎么可以倚仗强盛宏大的势力，因夷狄抗拒命令就讨伐他们，进而强行占有他们的土地呢？一旦强行占有其土地，不仅中夏百姓要苦于戍守的劳苦，还会使各族夷狄认为中夏贪图他们的土地，各自心怀恐惧，等待时机、寻找空隙，联合起来制造祸患。凭唐太宗的威势，把高昌之地设置为州县，尚且能够保证没有别的祸患，魏公仍认为不可；那么帝王威势不及唐太宗的，更应谨慎，千万不要贪图戎人的土地而引起大祸。册立晋王为太子。

译史臣评论说：君王册立太子，以嫡长为先，以年长为先，以德行为先，本来是固定的常理。如果嫡子和年长的儿子有的昏庸，有的有过恶，就不能不在诸子中重新选择。选择的方法，是采纳众人的希望，再由自己作出决定，这样天下人就会归心。唐太宗是英明的君主，决定大事从来没有疑惑；到了晚年却被偏爱牵制，不能确定一个儿子。李泰年长而有过失，册立晋王本来没有疑问，何至于躺在床上自我苦恼，还要通过长孙无忌的话来作决定？太子是君主的副贰，是国家的根本，难道能让一个大臣来册立吗？还命令太子拜谢，幸亏太子善良，人心还可以托付。长孙无忌最终没有专擅这份恩宠；如果不是这样，一定会成为祸乱的开端。亲自征讨高丽。史臣评论说：贞观年间，天下太平，四夷宾服，天子的威势和德行非常盛大。唐太宗训练军队和将帅，崇尚功名，志气十分锐利；凭借这种不衰怠的心意治理天下，本来可以预先防备患难，求得保全太平的基业。然而因为一个远方夷族的臣子杀害君主、残害百姓，又侵凌邻国，唐太宗下诏停止用兵，他却不听。既然对方有罪，难道与中原有什么关系吗？派一两名将帅出兵到边境，显示征讨和救援的势态，使对方畏惧威势、感怀恩德，这就足以成为天子的作为了。何至于决定亲自出征呢？忠臣贤臣交相进谏，没有不是苦口相劝的。李绩提出一个意见，唐太宗却坚决不能改变主意，于是调动中原数万军队，驱使他们到异域去，轻视他们的生命，这已经近于忍心。何况以万乘之尊同远方夷人争胜，更是自我轻视得太过分了。即使平定辽东数座城池，击破延寿的大军，又哪里足以增加他的威势和德行呢？如果延寿采纳对卢的计策，危险岂不是难以估量吗？这大概是唐太宗自恃英雄，忽视了深远的考虑；李绩顺从他的心意而制造事端，终于形成了错误的计划。况且起初商议讨伐辽东时，褚遂良进谏劝止此事，唐太宗认为他说得对。李绩到来后，追述延陀侵犯边境时的圣明决策，说本来想追击，却由于魏征苦苦进谏而错失战机，以此激怒唐太宗，于是决定亲自出征。等到击败延寿的军队，唐太宗下马向上天谢罪，由此可知他心中已经感到危险。谈到随军出征的士兵战死者，就给他们增加勋级，并在殡葬地立榜，由此可知中原士兵死在远方夷地。天子承担着宗庙社稷的重任，是天下百姓生命的主人；一旦不是因为中原的事情，却亲临危难、轻视人命，天子的威势和德行难道不会因此受损吗？况且李绩追究魏征劝阻攻击延陀的事情，说那是失策。如果延陀侵犯边境，唐太宗命将抵御，大败其军，以此显示中原的威势，而不去追击，也不能算是失策。高丽本来不敢侵犯边境，何至于亲自出征呢？李绩顺从唐太宗的心意而制造事端，已经无法逃脱罪责了。房乔强忍病体，上表恳切劝阻讨伐辽东，真是贤能啊。赐刘洎死。史臣评论说：按照旧史所记，刘洎之死是由于褚遂良的谗毁。然而讨伐辽东时，唐太宗曾向刘洎说明辅佐太子的意思，刘洎回答涉及诛杀大臣，唐太宗当时已经责备他说话疏率强硬。唐太宗从辽东回来后身体不适，刘洎拜见并对此深感忧虑，又谈到诛杀大臣的事情，这与先前所说的‘疏健’又有什么不同？假如是褚遂良把这些话奏报上去，唐太宗叠加先前的怒意而杀了他，这种事情经过大概接近事实。如果刘洎只是忧虑皇帝的身体，完全没有说其他话，又引用马周来证明自己，马周的回答也与刘洎相同，那么唐太宗怎么会只听信褚遂良，仓促诛杀大臣呢？何况刘洎有罪而马周替他隐瞒，又怎么能只治刘洎的罪而不责罚马周呢？大概是褚遂良后来因劝谏废立皇后的事情，以忠直受到责罚，奸邪之人便乘机对他进行谗毁构陷，唯恐他没有罪。因此，刘洎的儿子为父申诉冤屈，李义府帮助他；幸亏乐彦玮竭力辩明这件事，于是褚遂良谗毁刘洎的话，大概就是由此产生的。又因为《贞观实录》本来由敬播修撰，号称详尽公正；后来许敬宗专任修史，大多按照爱憎改动旧文，那么褚遂良谗毁刘洎的事情，怎么能相信呢？后宫不载名于外。史臣评论说：帝王对后宫的恩宠过于厚重，如果不是贤德之人，很少有不干预时政、在外界声名显著的。大概宠爱过分，言语就容易被听进去；言语容易被听进去，事情就可能被她们撼动。后宫一旦能够撼动政事，帝王处理事务时，奸邪之人就会依附她们。她们在外声名显著，何况亲属还会窃取恩宠，争相营造声势。内宠达到这种地步，小则有败家的祸患，大则成为国家的忧患，这是必然的趋势。唐太宗在位年久，后宫不可能没有受宠的人，但外界听不到是什么人。只有徐充容以受恩宠著称，却完全不干预外事，反而能够劝谏君主的过失；由此就可以知道贞观年间宫闱中的政况了。后代不能遵守这一点，神龙年间上官昭容等人在外界招揽权势，广泛培植奸党；天宝年间杨贵妃在当时专擅权势，竭力使亲属强盛。国事既然随着她们的意愿转移，几个妇人及其家族最终都免不了遭到诛戮。唉！上古淳厚的风气已经过去，君主的尊贵受到天下供奉，制度必定不像古代那样简朴，或者即使制度不能如此，宫室和服用也已经超过古代了。即使是英明的君主，被外物诱惑，也一定会产生奢侈享乐的意念。心中对后宫有奢侈享乐的念头，难道会没有宠爱的人吗？按照人情来说，这还不算大的过错。既然宠爱她们，居住环境、服饰玩物满足她们的欲望就足够了。何至于容许她们私下进见，使她们干预国家政事，让外戚亲属倚仗她们来制造声势，使奸邪之人依附她们来窃取权力？声势一旦形成，必定产生祸患才会停止。因此，君主对后宫即使有宠爱，也能够以贞观年间为法则；这样不仅不会使她们扰乱政事，也是用来保全她们自身。降李绩为迭州都督。史臣评论说：君主按照道义对待臣下，臣下就用道义来报答；君主按照利禄对待臣下，臣下就用利禄来报答。这是历代君臣之间的常理。唐太宗任用李绩，有始有终。他的谋略和才智、建立功劳和成就事业，本来就是大臣应当做到的。然而因为李绩能够不辜负李密，更加信任他的内心，于是让他辅佐太子，正是看重这一点。李绩虽然功勋高、声望重，担任尚书，参与中书门下事务，宠信已经达到极点。让他辅佐太子，他难道敢不竭尽力量吗？何至于无缘无故地谴责驱逐他？将来即使太子授给他仆射之职，而且人受到父兄的恩惠，没有不厚待其子弟的。何况天子把大位授予他，又宠信他，他难道会不尽力辅佐太子吗？然而李绩是忠义之士，性情豪迈英武，不受到感激就不能竭尽节操。有一天无缘无故地驱逐他，不能不使他心中怏怏不乐。太子即使授给他仆射之职，李绩的机心难道不知道这是用利益诱使他吗？到了废立皇后的时候，他不肯竭尽忠诚；即使说李绩没有大臣的节操，也是唐太宗用利禄开启了他的这种心思。高宗。任命李绩为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

译史臣评论说：唐、宋、魏、晋以来，历代任用宰相的制度，都是以仆射、侍中、中书令为正式宰相。所以仆射为二品，侍中、中书令为三品，同中书门下三品。由于李绩从尚书改授詹事，詹事的地位低于尚书，朝廷借重他辅佐太子，所以授予他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衔，使他得以参与听闻国家政事；这就是侍中、中书令所承担的职务。如今李绩先授开府仪同三司，后来又改授仆射，品级已经很高，却称为同三品，所以苏冕《会要》驳斥这件事说：‘李绩升任开府仪同三司，又改任仆射；开府为从一品，仆射为从二品，现在反而称同三品，岂不是违背了设置这一名号的本意吗？’杜佑《通典》说：‘同中书门下三品，应当是因为阶品低而官职高，所以令其所得俸禄秩品同于三品。’据此看来，似乎不是在职位署名之后仍称同三品，只是记载最初的任命，通常不把它当作正式品位的名号。褚遂良劝谏废立皇后。史论说：高宗即位几年，奉行先帝已经制定的法度来治理天下，还颇有恪守成法的样子。有一天，他昏乱迷惑、任意妄为，不遵奉上天的警戒；即使是前代荒淫昏乱的君主，也很少有超过他的。天子的尊贵，嫔妃侍御的众多，何至于要私下宠幸先帝的才人，让她施展阴险诡诈的计谋，构陷皇后，成为国家的奇耻大辱呢？况且高宗从晋王府升为皇太子，在即位那一年，晋地发生地震，长久不停，这一定是上天以阴气过盛来表示警戒。太宗临终时，回头嘱咐长孙无忌、褚遂良，称他们为“好儿子、好媳妇”，这是把国家大事托付给大臣。武氏开始施行诡计，正当朝廷商议废立之时，褚遂良以死力争，这就是没有辜负先帝的托付。唉！先帝临终时的托付，天地接连多年的警戒，大臣在议论此事时的竭力抗争，稍微接近中等才智的君主，都应当明白其中的道理非常清楚，不可不加以思考。何况高宗幼年时受到圣父的教诲，又有正直之人的辅导，难道完全不能辨明事理吗？只是他在内被宠妾的计谋迷惑，在外采纳奸人的言论，对上不遵奉上天的警戒，其次不遵守父亲的遗命，对下不顾忠臣的谏议，只顺从一时的欲望，以至于到了这个地步。他心里知道王皇后无辜，也怜悯她；等到她被宠妾残害，最终却也不加过问，这又充分表现出他的软弱怯懦了。让文武大臣和蕃夷首领一同朝拜宠妾，这又是严重破坏礼制，前代从来没有过的事。最终使宠妾擅自掌握君主的权力，残害皇族，杀害大臣，几乎使宗庙社稷易手，实在是高宗的过错。然而高宗的过错，虽然有奸党在旁边赞成，也还是由于李勣对长孙无忌、于志宁等人观望不决而说了含蓄的话所造成的。李勣承受先帝的托付，于志宁担任宰相的重任；如果他们稍微帮助褚遂良以及长孙无忌、韩瑗、来济的主张，奸党怎么能够动摇他们呢？因此，极力进谏以阻止高宗犯错的人，是褚遂良；促成高宗犯错的人，是李勣、于志宁。所以史书写道：“右仆射、河南郡公褚遂良进谏废立皇后，被降为潭州都督。”写明他的官职和爵位，是为了彰显大臣所承担的责任。写他进谏废立，是为了说明被废的人不应当被废，主张立的人也不应当被立。因为进谏而被降职，是为了说明他没有罪。派遣李勣、于志宁去册立皇后，史书不写他们的官职，只称他们的姓名，是为了表明李勣、于志宁没有大臣的气节，从而贬低他们。记载在临轩殿册立皇后，却不说“皇帝召见高宗”，是因为高宗没有君主应有的体统。显庆改换年号。史论说：君主即位的那一年，称为元年；“元”就是开始。君主从这时开始发布政令，所以第一月称为正月，取的是端正开端的意义。此后按照次序逐年相继，直到一代君主终结，这是上古以来不可改变的法则。到了汉文帝受到方士言论的迷惑，改称后元年，才开始改变古制。汉武帝因事情另立年号，历代帝王都遵循并重视这种做法。唐代武德、贞观虽然是年号，也都使用到君主去世。高宗不遵奉祖宗的法制，而且已经在位七年，却把这一年称为元年，这在道理上说得通吗？如果因为册立太子的开始就可以改元，那么难道不知道天下的事情是由天子统摄，还是由太子统摄吗？做事不以古制为准，竟到了这种地步，只能说是大臣不明白经义。长孙无忌安置于黔州。史论说：君主受到谗言迷惑，是因为不知道进谗者是什么样的人。高宗对于许敬宗，并不是不知道他的为人。例如许敬宗修撰《太宗实录》时，篡改《威凤赋》的事情，高宗明明知道这不足以作为可信的传闻，许敬宗修史尚且能任意改动高下，其他事情本来就不值得相信。在审讯案件时，对自己憎恨的人，在案件之外说他有大罪，哪里能够相信呢？何况长孙无忌亲属关系上是皇帝的舅父，地位上是三公，忠诚刚正，竭尽诚心为国，许敬宗一个奸人进谗，皇帝却不亲自审问，就把他流放到遥远的边地。这不是不知道许敬宗的诬陷和长孙无忌的无罪，而是正想满足宠妾的意愿，使身为皇帝舅父、以功勋德望著称的长孙无忌含冤死在远方。这不只是昏昧蔽塞的过错，实在也是极其不仁不孝。杀害上官仪。史论说：《易经》有“君主不严守秘密就会失去臣下”的警戒，《春秋》有“君主泄露言语”的讥刺。圣人制定法则，使君主和臣下谋划议论的事情不可轻率泄露，以免因此遭受祸患。所以《易经》反复申说，《春秋》着重记载，告诫得如此恳切。何况君主乘着怒气自行谋划，让臣下参与议论，过了一天却把过错推给臣下而杀掉他，这难道是君主应有的行为吗？高宗册立武后，过错罪恶已经非常严重。武后招引邪人，施行厌胜之术，决定废掉她，本来就是应当的。正当高宗与上官仪议定此事时，武后突然自行申诉，正是由于事情没有保密才导致了这个局面。如果立即执行废黜，武后又能做什么呢？高宗反而害怕武后发怒，说“是上官仪教我的”，这就是妇人和小孩子的情态。于是使奸人迎合武后的意图，构陷皇太子和大臣并杀害他们。士大夫中无缘无故被驱逐的很多。武后的威势和权力日益强盛，养成了篡夺帝位的势头，这一切都是由于高宗不像一个君主。干封改换年号。

译史论说：太宗凭借功德使天下得到安定治理；朝廷方面，贤能之士居于官位，法度和制度得到施行；百姓方面，刑罚几乎搁置不用，年年丰收；四方夷狄方面，大国前来臣服，小国安定服从。上古圣王的治理，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太宗尚且认为封禅是彰显盛大功德的事情，担心自己所做的还没有符合上天的心意，最终也没有举行这种礼仪。高宗在位十多年，虽然依靠先帝遗留下来的德泽使百姓安居乐业、四方夷狄没有变乱，但朝廷的事情却是奸人扰乱政事，忠臣贤士被流放、杀戮，太子被废黜、杀害；临朝听政时，皇后还垂帘听政，威权和赏罚不能专属于自己。这种大乱已经显现，有什么功德可以告成于天地呢？大概只是顺从武后的欲望，举行罕见的仪式和陈设，向天下夸耀罢了。登封以后，年年发生饥荒，百姓困苦，日食、彗星出现，接连多年没有停止，难道不是因为功德浅薄，却妄自向上天报告吗？又因为动用千乘万骑出行，劳费民力，扰动和气，才造成了这些灾异。高宗和奸人预先担心天时不顺，先引用汉代干封的旧事，把干封建立为年号。如果把年年干旱解释为“干封”，那么百姓饥饿困苦、灾变频繁出现，这果真是上天保佑吗？治理天下的人，尤其应当以此为戒，不要轻易议论举行彰显盛德的事情。追尊祖宗，自称天皇，皇后称天后。史论说：谥号是用来尊崇名号的。古代的天子、诸侯、卿大夫，虽然有很多美名，却只选取其中一个最大的善名作为称号，不使名声超过实际。历代帝王的谥号，有的符合实际，有的名不副实，不能完全像古制那样，但在配享宗庙之初，必定以一两个字确定下来。唐高祖起兵，虽然出自太宗的谋划，但他亲自平定大乱，成就王业，谥为“武”是合适的。太宗凭借武功平定天下，即位以后施行王道，达到太平，推诚待人、赢得人心，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境界，纲纪和号令与古代的治理相同，谥为“文”是合适的。如今称高祖为“神尧”，不只是超越礼制，反而正好用来侮辱他。高祖与尧的道德，怎么可以相提并论？何况称为“神尧”，人们一定会说名实不相称；既然知道不相称，难道不是侮辱吗？给太宗加上“武”和“圣”字，这不能算过错，但庙号早已确定，又增加他的名号，难道合乎礼制吗？两位皇后的称号为“神圣”，尤其与实际不符。孟子说：“道德广大而能使天下归化，叫作圣；圣德达到不可测知，叫作神。”难道皇后的位置能够担当这样的称号吗？这是武后自己想要抬高尊号，妄自称为天后，高宗于是自称天皇，又借追尊祖宗二位皇后来掩盖其真实意图。唉！天子顺从皇后的欲望，僭越地抬高称号，亵渎祖宗，扰乱典章礼制，这就是高宗的过错。高宗的过错，也由于大臣和主管官员不遵守经义、迎合君主的恶行造成罢了。郝处俊进谏，不让皇后摄政。史论说：郝处俊劝谏高宗，不让武后摄政，可以说是社稷之臣。自从上官仪被杀以后，高宗受武后控制，威权被夺，内外之人都畏惧武后，没有人敢违背她的意愿。高宗虽然因为眼疾，想让武后摄政，也是在形势逼迫下才这样做的。郝处俊不顾祸患，恳切劝谏这件事，甚至引用魏文帝不允许皇后临朝听政作为证据。当时郝处俊心里只知道为社稷谋划，不知道为自身谋划。言辞既激烈恳切，又得到来义琰的帮助，即使是昏庸的君主和强悍的皇后，也不能违背正义。臣下侍奉君主，看到大错却不敢说，面对重大节义却不敢承担，正是想保住官位、躲避祸患。郝处俊正当武后专权、上下都处于危急压迫之时，以忠言确论竭力挽救这件事，来义琰也同心协力帮助他。两位大臣最终保住了高位，没有遭遇祸患。像于志宁一类的人，参与商议废立皇后时，却观望不说话，这是想保住官位、躲避祸患的心思。然而他们最终仍免不了受到责罚和贬黜，只做到刺史便死去，只留下畏缩怯懦、不忠的名声，受到世人的责备。又怎么能够保住官位、躲避祸患呢？由此可见，侍奉君主的人，实在不可以只为自己计算利害。邪正取决于所坚守的原则，祸福则取决于所处的时势。所坚守的是气节，不可不坚定；所遭遇的是时势，这一点却不能由自己决定。只要能够不失去忠义的大节，无论困厄还是显达、死亡还是生存，都称得上贤能。刘仁轨请求让李敬玄统率军队抵御吐蕃，王师覆没战败。史论说：君王如果能够知人善任、驾驭臣下，臣下就不敢欺骗他；将相如果不嫉妒贤能、不把个人怨恨带入公事，国家大事就能办成。李敬玄不熟悉边疆事务，却与刘仁轨意见相左；朝廷上的人却以不能嫉妒他的才干为耻，反而违背了刘仁轨的建议。刘仁轨知道李敬玄不是统兵将帅之才，却坚决请求让他镇守边地，使他遭到失败和羞辱，这是倚仗自己的功名，欺骗君主来发泄私愤。高宗没有察觉李敬玄不能统率军队，只是顺从刘仁轨的意愿派他前去，不久便导致军队败北，自己损害了国威，这是不明白知人之明。驾驭臣下的方法如此，结果一次行动使君臣双方都不免有过错；但刘仁轨的过错更大。○中宗。裴炎请求太后归还政权，太后杀了他。史论说：裴炎虽然因直言议论而死，但考察事情的始末，实在是他自取其祸。武后篡夺帝位的势头，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她正想借事情树立威势，震慑朝廷内外，然后实施自己的谋划。中宗刚即位时，过分宠信皇后的父亲，裴炎竭力争辩，因此有了“让国”的话，大概只是一时愤激的言辞。裴炎在外朝进谏，武后在内廷控制局面，面对这样一个软弱的君主，哪里能够有所作为？怎么能因为一时愤激的话，就说中宗不堪辅佐，立即实行废立呢？大概裴炎自认为触犯了武后的意旨，预先担心灾祸殃及自身，于是依附武后替她谋划罢了。他却完全不知道，武后既然能够废掉皇帝而拥立年少的皇子，天下的权力都出自自己，她的势力到了这种地步，难道肯就此罢休吗？何况她本来就有不同寻常的谋划。裴炎刚刚还区区地劝谏她改正过错，又请求把政权交还给年少的皇子；这就像盗贼想夺取别人的奇珍宝物，已经预先参与谋划，等到让他得到宝物以后，才责令他以廉耻为由归还宝物，他的话能被听从吗？既然话不会被听从，祸患能够避免吗？所以说，裴炎的死，也是他自己招来的。作为臣下，即使应当竭力办事，关键也在于选择的君主正当还是不正当。君主不正当而竭力效命，很少有不遭遇祸患的。大概共同办事的时候，君主知道臣下的谋划长处和用心所向；得志以后，一定会担心臣下再次与别人谋划，从而对自己不利，所以会产生猜忌他的心思。裴炎与刘祎之、程务挺等人相继被杀，也都是自取其祸。不以武后的年号纪年。

译史论说：武后僭越窃取帝位和尊号，唐史的史臣修撰实录、国史时，都替她单独立纪，把武后的事情系在帝王的年号之下，把伪国列入有唐的历史，名分体例极其混乱，史法也大大失误了。后来的史臣沈既济在奏议中说：“中宗在初年登上帝位，末年又恢复大业，虽然尊号中途被夺，但天命并没有改变，足以作为记事的开端，足以用来表明年次。从前鲁昭公出奔，《春秋》仍按年份记载，写他所在的地方为‘公在干侯’；君主虽然失去帝位，也不敢废弃不记。现在请把太后纪和中宗纪合并，每到年初，一定记载中宗所在之处，写作‘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施行某事，改定某种制度’，这样在纪中称中宗，而事情记述太后，大概可以使名分不失正，礼制不违常。这是得到《春秋》的史法，足以纠正唐史的错误。”所以采纳他的意见，把武后的事情写在中宗纪中。中宗和武后所改的年号，都是妄自制作的；现在从嗣圣开始，接着使用景龙，武后改过的年号只保留其名称，用来备查和证明其他事情，却不拿来标明年份，这是为了端正帝王统绪而贬斥僭越的尊号。狄仁杰推荐张柬之担任宰相。史论说：从武后任用张柬之这件事，可以看出她任用贤能的办法。武后临朝听政、僭越窃取帝位二十多年，所任用的人中，奸邪和正直各占一半。大概武后聪明机敏的天性超过常人。她认为不任用奸人，就无法成就自己的欲望；不任用贤人，就无法掩盖自己的过错。然而掌握大权的人，大多是贤能之才。例如狄仁杰、姚元崇在内任宰相，娄师德、郭元振在外统率军队，天下的事情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所以她虽然凶残无道，却不至于很快遭到祸败，原因就在这里。狄仁杰、姚元崇担任宰相时，当时才智谋略之士不足，武后不断向两位宰相访求，希望找到大才以供任用。两位宰相竭力推荐张柬之，武后立即命令他担任宰相，她推心置腹、毫不猜疑到了这种程度，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她此前任用贤能的意图了。这难道不是掌握任用贤能的方法吗？一个妇人僭越统治天下，肆意施行凶暴虐政，尚且能把大权交给合适的人，长久不遭祸败。做君主的人如果能够推诚相待、任用贤能，天下难道还会有什么忧患吗？废黜武后。史论说：旧《唐史》把武后传列在中宗之后，大概是史官避讳这件事。然而《桓彦范传》记载武三思，说武后是被桓彦范等人废黜的，武三思一直对此深感愤恨怨恼。又在武后实录中记载桓彦范请求太后复辟以及桓彦范躺着不说话的事情，这说明废黜武后确实发生过。现在考察事情的实际经过，记载张柬之、桓彦范等人于是废黜武后，是为了彰明大义。唐朝的天下，是高祖、太宗的天下。高宗从祖宗那里继承了帝位，到他死时，把儿子托付给皇后；皇后擅自掌握威权，便逼迫并夺取他的帝位，僭越窃取帝号，任意施行凶恶暴虐，毒害流布于内外，超过二十年，道德败坏到了这种地步。如果让她终身不受祸患，后世凭什么引以为戒？况且确实废黜过她，怎么可以避讳不说？如果只记作中宗废黜武后，因为中宗是武后的儿子，桓彦范等奉中宗之命废掉他的母亲，在事情上不顺理，这是没有通达其中道理。《春秋》庄公元年三月，记载“夫人孙于齐”；这位夫人是庄公的母亲，《春秋》因为她做了悖乱之事而去掉她的氏，以示贬斥，由此就可以看出《春秋》的史法。武氏夺取嗣君的帝位，改变唐朝国号，以凶暴威势践踏法令，造成祸害多年，怎么能不加贬斥？何况记载废黜武氏，是废掉她僭越窃取的帝号和强大的权力，恢复皇后的地位罢了。恢复皇后的地位，是为了奉行祖宗的法制，难道不是顺理成章吗？所以采用《春秋》的史法，替唐朝贬斥并断绝罪人，同时也给后世留下警戒。韦后和安乐公主进献毒酒毒害皇帝。史论说：中宗，确实是天下最愚昧的人，且是本性不可改变的那种人。前代的君主，如太甲，只是具有普通人的资质。他起初因为失道，被大臣废黜，后来能够深刻反省以前的过错，革新自己的品德，等到恢复正位后，享有国祚多年。中宗刚即位时，过分宠爱皇后的父亲，因大臣极力进谏而说出大逆不道的话，被母亲废黜，流离困苦，共计十五年。幸亏祖宗的功德深入人心，天下人的心都系于后嗣，所以忠义之臣拼死竭力救助，他才得以重新回到京城。等到恢复帝位以后，他昏庸的状态反而比从前更加严重，尊崇宠爱韦氏，使她参与国家政务，放纵她的奸恶，却完全不放在心上。忠臣进谏而不被采纳，凶恶之人进用而得以施展计谋，贤能者遭受罪罚，邪恶者得到宠爱，纲纪法度纷乱不堪，没有一条有条理的。中宗经历了二十年的忧患，却从未修养自己；人情的邪正完全不懂，世事的好坏完全不能辨别，昏昏然究竟是怎样的人呢？所以他恢复帝位几年后，仍然像从前一样软弱糊涂，难道不是最愚昧之人的本性不可改变吗？最终到了凶恶的妇人和叛逆的女儿勾结邪谋，而中宗终究是由于自己的至愚而招来了祸患。《唐史论断》卷上。●钦定《四库全书》。《唐史论断》卷中。（宋）孙甫撰写。○睿宗。景云年间。史论说：古代的君主即位，一定要过了先君去世的那一年才改换年号，是因为先君的年号不能不用完，继承大位又不能没有新的开始，一年之内不能有两个君主。先君的年号没有用完，后继者就急于做君主而忘掉孝心；继承大位却没有新的开始，发布政令、建立事业就没有端正的根本；一年之中有两个君主，国家统绪就不统一，百姓听从谁也会产生疑惑。典章法度如此重要，君主能不谨慎对待这件事吗？睿宗对于中宗，虽然按兄弟次序说是兄长和弟弟，但既然继承了他的帝位，就与继承先君相同，怎么能不等到次年才改元？大概是大臣不明白经义才造成的。现在记作“景云年”，是因为不能把中宗在位最后的一年分成两个年份，也不能把睿宗开始即位的一年记作二年，所以改变通常的记例，以此警戒不合礼制的做法，纠正不合典法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