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旧闻证误 宋 李心传●卷一建隆至天禧每朝廷大礼，二府必进宫。天圣二年南郊，吕许公恳言之乃止。自是止加恩而已。（出宋敏求《春明退朝录》）按《国史》，太祖四郊，二府加恩而已，未尝进宫。太宗六行大礼，惟雍熙南郊、端拱▯田，二府进秩，其四郊但加恩。真宗初郊，惟二相进秩。其后三郊，两府始迁官尔。宋所记差误。太祖少亲戎事，性好艺文。即位未几，召山人郭无为于崇政殿说书，至今讲官所领阶衔犹曰崇政殿说书焉。（出张芸叟《画墁录》）按《国史》，仁宗用孙宣公之请，以贾文元等四人为崇政殿说书，崇政殿说书自此始。抱腹山人郭无为乃太原宰相也。崇政在太祖时为讲武殿，太宗太平兴国八年五月始改。唐至五代，国初，京师皆不禁打伞，自祥符后始禁，惟亲王、宗室得打伞。其后通及宰相、枢密。（出叶梦得《石林燕语》）按《会要》，国初惟亲王得张盖。太宗时，始许宰相、枢密使用之。此云国初不禁，又云祥符后始及枢辅，皆误也。乾德元年六月，命大理正奚屿知馆陶县，常参官知县自屿等始也。《注》、《实录》，建隆二年十一月，以祠部郎中王景逊为河南令，不知诸书何故乃言知县始此，岂令与知县不同乎？（出李焘《长编》）按，京朝官出为赤县令者不复带本官，自唐以来皆然。如建隆四年以水部员外郎李▯癸为浚仪令，兵部员外郎柴自牧为□□令之类。至是奚屿始带大理正出知馆陶县，故史臣云“常参官知县”自屿始也。然建隆二年六月甲寅，曹州冤句令曹陟以清干闻，擢左拾遗，知县事又在奚屿之前，则“常参官知县”不自屿始矣。岂非陟以就任改秩之故，不得为事始，而史臣特取“常参官自京都出知外县者”而记之耶？大抵国初之制，朝官出为县令则解内职，朝官出为知县则带本官。由此言之，令与知县不同甚明。乾德三年春平蜀，蜀宫人有入掖庭者，太祖览其镜背云“乾德四年铸”，上大惊，以问陶、窦二内相，二人曰：“蜀少主尝有此号，镜必蜀中所铸。”上曰：“作宰相须是读书人。”自是大重儒臣。（出刘贡父《诗话》。脱心传按语。今本《中山诗话》阙）王晋公祜事太祖为知制诰，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之曰：“使还，与卿王溥官职”。时溥为相也，盖魏州节度使符彦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飞语闻于上。祜还，以百口保彦卿。帝怒，贬护国军行军司马，华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见而薨。初赴贬时，亲宾送于都门外，谓曰：“意公作王溥官职矣。”祜笑曰：“祜不做，儿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出邵伯温《闻见前录》）按《国史》，开宝二年二月，以知制诰王祜知潞州。七月，魏帅符中令彦卿移镇凤翔。八月，王公自潞州移守魏。此时王祁公罢相已六年。晋公实自上党徙魏，不应云“奉使还，与卿王溥官职也”。符令传云，行至河南，以在告满百日免。明年，李庄武继勋镇大名，即魏州，晋公移襄州、潭州，代还，知吏部选事。六年，坐忤参知，（此时卢多逊）贬华州司马。不应云“自魏州使还即贬也”。晋公本传，太平兴国三年，自华州起知河中府。六年，召为左司员外郎。八年，迁中书舍人。雍熙三年，知开封府。四年，以病罢为兵部侍郎。据此，则晋公自华阴再起恰十年。邵谓“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见而薨”者，谬误尤甚。本朝父子状元及第，张去华、子师德，梁灏、子固而已。（出王明清《挥麈前录》）按，开宝二年，安德裕状元及第，五年，子守亮继之，凡三家。仲言遗其一耳。《石林燕语》云，国初取士犹用唐故事，礼部放榜。开宝六年，李文正知举，下第进士徐士廉击鼓自讼，诏卢多逊即讲武殿覆试。于是再取宋准而下二十六人。自是遂为故事。《辨》云，时以李莹、侯陟、郝益考试，通得一百二十七人，并放及第。此云卢多逊覆试，又云再取宋准而下二十六人，皆非。（出汪端明《辨石林燕语》）按，是举覆试，凡得进士二十六人，明经三十人，明礼十人，三史三人，学究十八人，明法五人，总诸科为百有二十七。叶公所云专指进士，汪公并诸科言之，是以不同也。
译《旧闻证误》，宋代李心传撰。●卷一 建隆至天禧年间，每逢朝廷举行大礼，二府官员一定入宫。天圣二年举行南郊祭祀，吕许公恳切进言后才停止。从此以后，只加恩赏而已。（出自宋敏求《春明退朝录》）按《国史》记载，太祖举行四次郊祀时，二府只是加恩赏，并未入宫。太宗六次举行大礼，只有雍熙年间的南郊祭祀、端拱年间的▯田，二府官员升秩；其余四次郊祀也只是加恩。真宗初次郊祀时，只有两位宰相升秩。此后三次郊祀，两府才开始升迁官职。宋敏求所记有错误。太祖年轻时亲自处理军务较少，性情却喜好文学技艺。即位不久，便在崇政殿召山人郭无为讲书，直到现在讲官所领的阶衔仍称为“崇政殿说书”。（出自张芸叟《画墁录》）按《国史》记载，仁宗采纳孙宣公的请求，任用贾文元等四人为崇政殿说书，崇政殿说书这一官职从此开始。所谓抱腹山人郭无为，其实是太原的宰相。崇政殿在太祖时称为讲武殿，太宗太平兴国八年五月才改名。唐代直到五代以及宋朝初年，京师都不禁止打伞；祥符年间以后才开始禁止，只有亲王和宗室可以打伞。后来又扩大到宰相、枢密使。（出自叶梦得《石林燕语》）按《会要》记载，宋朝初年只有亲王可以张盖。太宗时，才准许宰相、枢密使使用。因此说宋初不禁止，又说祥符年间以后才扩大到宰相、枢密使，都是错误的。乾德元年六月，任命大理正奚屿出任馆陶县知县，常参官出任知县从奚屿开始。《注》和《实录》记载，建隆二年十一月，以祠部郎中王景逊为河南令；不知道诸书为什么却说知县从这里开始，难道县令和知县不同吗？（出自李焘《长编》）按：京朝官出任赤县县令后，便不再兼带原来的官职，这从唐代以来一直如此。例如建隆四年，以水部员外郎李▯癸为浚仪令，以兵部员外郎柴自牧为□□令之类。到了这时，奚屿才带着大理正的原官职出任馆陶县知县，所以史臣说“常参官知县”从奚屿开始。然而建隆二年六月甲寅，曹州冤句县令曹陟因清廉能干而闻名，被提升为左拾遗，并知县事，又在奚屿之前；那么“常参官知县”就不是从奚屿开始的。难道是因为曹陟到任后改任秩，不应算作这件事的开端，而史臣特意只记“常参官从京都出任外县知县”的情况吗？大体说来，宋初的制度是：朝官出任县令，就解除内职；朝官出任知县，则保留原官职。由此看来，县令和知县明显不同。乾德三年春天平定蜀地，蜀国宫人中有进入内廷的。太祖看到她的镜背上写着“乾德四年铸”，大为惊讶，便询问陶、窦两位内相。两人说：“蜀少主曾经用过这个年号，这面镜子一定是蜀中铸造的。”太祖说：“做宰相必须是读书人。”从此以后，他更加重视儒臣。（出自刘贡父《诗话》。李心传按语脱漏。今本《中山诗话》缺失。） 王晋公王祜侍奉太祖，任知制诰。太祖派他出使魏州，授予他便宜行事的权力，并告诉他说：“使者回来后，就授予你王溥的官职。”当时王溥担任宰相。大概是魏州节度使符彦卿——他是太宗夫人的父亲——有流言传到了太祖那里。王祜回来后，用全家百口担保符彦卿。皇帝大怒，将他贬为护国军行军司马，安置在华州，七年没有召用。太宗即位后，以兵部侍郎的身份召他回来，但还未见到皇帝就去世了。当初他前往贬所时，亲友在都城门外送行，对他说：“想来您已经要做王溥的官职了。”王祜笑着说：“我不做，儿子二郎一定会做。”二郎就是文正公王旦。（出自邵伯温《闻见前录》）按《国史》记载，开宝二年二月，以知制诰王祜知潞州；七月，魏州帅、符中令符彦卿移镇凤翔；八月，王公从潞州调任魏州。当时王祁公被罢免宰相已经六年了。晋公实际上是从上党调到魏州，不应说“奉使回来后，授予你王溥的官职”。符令传记说，他走到河南时，因为居丧期满百日而被免职。第二年，李庄武李继勋镇守大名，即魏州；晋公调任襄州、潭州，任满回朝后，主持吏部选事。六年，因触犯参知政事卢多逊（此时卢多逊）而获罪，贬为华州司马。不应说“从魏州出使回来后就被贬”。晋公本传记载，太平兴国三年，从华州起复，任河中府知府；六年，召回任左司员外郎；八年，升为中书舍人；雍熙三年，任开封府知府；四年，因病免职，改任兵部侍郎。这样看来，晋公从华阴再次起用，恰好是十年。邵伯温说“太宗即位后，以兵部侍郎召他，未及相见便去世”，错误尤其严重。本朝父子都考中状元的，只有张去华与儿子张师德、梁灏与儿子梁固而已。（出自王明清《挥麈前录》）按：开宝二年，安德裕考中状元；开宝五年，他的儿子安守亮接着考中，共有三家。仲言遗漏了一家。《石林燕语》说，宋朝初年取士仍沿用唐代旧例，由礼部放榜。开宝六年，李文正主持科举，下第进士徐士廉击鼓申诉，诏令卢多逊在讲武殿主持复试。于是重新录取宋准以下二十六人。从此便成为惯例。《辨》说，当时由李莹、侯陟、郝益主持考试，共录取一百二十七人，并一同放榜及第。这里说由卢多逊复试，又说重新录取宋准以下二十六人，都不对。（出自汪端明《辨石林燕语》）按：这次复试，共录取进士二十六人、明经三十人、明礼十人、三史三人、学究十八人、明法五人，各科合计一百二十七人。叶公所说专指进士，汪公则把各科都算在内，所以说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