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译曾布说，晏元献主持国政时，宋子京任翰林学士。晏元献爱惜宋子京的才华，一向想让他早晚都在身边，于是便在附近租了一所住宅，让宋子京搬去居住。适逢中秋，晏元献设宴，召宋子京前来，叫出歌妓，饮酒赋诗，直到天亮才结束。第二天，晏元献被罢去宰相之职，宋子京应当起草制词，言辞极其诋毁，甚至有“殖私”“规利”的话。宋子京挥笔起草时，昨夜的醉意还没有消退，旁边观看的人也惊讶叹息。（书名缺失，出自魏泰《东轩笔录》）考察可知，“殖私”“规利”是奏章中的话。元献实际在九月十二日被罢相，距离中秋已经很远了。苏子由说景文救解元献，曾子宣说景文诋毁晏公，这两种说法都错误。明道二年七月，有人诬告谏官暗中依附宗室。当时孙祖德任知谏院，范仲淹任左司谏，不知道所说的宗室是指谁，应当进一步考察。（出自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考察可知，范文正由开封府被贬为饶州知州，吕夷简执掌政务，是因为仲淹曾秘密请求册立皇太弟的侄子，这是景祐三年四月的事，距离明道年间才三年。（《续资治通鉴长编》在宝元元年也记载了这件事。）难道诬告者的话，早已先入为主了吗？从前学士呈递札子时不写姓氏，只说“学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一同任学士，于是都写出姓氏来加以区别。后来便把这作为旧例。（出自欧阳修《归田录》）考察《学士年表》，盛文肃在景祐二年已经升任参知政事，第二年丁文简才进入翰林院，二人从未同时任职。仁宗时有一年大旱，当时的宰相迎合温成皇后的旨意（所谓当时的宰相，是指贾文元），请求放出宫人以消除灾祸，仁宗答应了，但雨仍没有下。仁宗询问御史台官李柬之，李柬之说：“只有罢免宰相的议论还没有实行罢了。”当天晚上封闭院门起草制书，当时的宰相出任判北京，雨于是连绵不断地下起来。（出自王巩《闻见近录》）考察可知，贾文元被罢相，是采用御史中丞高文庄的意见。文元与吴正肃公不和，曾多次在皇帝面前争论政事。文庄说，大臣在朝廷上争辩是不严肃的，因此雨水不能按时降下，于是罢免了他。《国史》记载的就是这样。庆历年间，郑天休等人又在李氏宅第聚会，散席后直到天亮，途中遇到李翰林上朝，这件事便喧闹传开，言官加以论奏。宰相吕许公说：“我看了参加聚会者的姓名，都是满朝的贤能俊杰，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代替他们参加呢？希望把他们召到中书省告诫勉励。”仁宗答应了。等到召集这些人时，却没有一个人前来。（出自王巩《闻见近录》）考察可知，庆历元年五月庚午，权三司使叶清臣出知江宁府。辛未，参知政事宋庠出知扬州，枢密副使郑戬出知杭州。当时宰相认为宋庠、郑戬、叶清臣都是同年进士，又一起占据要地，因而把他们视为朋党，所以将他们调出。这是《仁宗实录》中的话。当时吕公任昭文馆大学士，定国所说的话是为吕公开脱。然而郑文肃、宋元宪都已经执政，难道还能召来加以告诫勉励吗？张安道说，吕申公被免去宰相后，晏元献主持政务，富郑公从西都留守入朝任参知政事，非常痛恨吕申公，请求多设置谏官以扩大皇帝听取意见的渠道。仁宗正要采纳他的意见，晏公也极力帮助他，于是任用欧阳修、余靖、蔡襄、孙沔等为谏官。谏官的势力从此日益横行，于是私人的议论竟占了上风，朝廷也因此受到轻视。（出自苏辙《龙川别志》）考察可知，庆历三年三月戊子，吕公被罢职，章郇公、晏元献一同任宰相，富郑公由侍读学士改任枢密副使，坚决推辞。癸亥，王懿敏、欧阳公、余襄公一同任知谏院；这时富公还没有接受任命。四月己酉，蔡君谟任知谏院。八月丁未，富公才重新任枢密副使。孙威敏公在庆历元年已经任知谏院，此时出任两浙提刑。张公记错了。庆历年间，亲事官醉酒后进入禁中，仁宗皇帝派人告谕皇后和贵妃关闭宫门，不要出来。皇后恭谨地听从命令，张贵妃却径直走到皇帝面前。第二天，仁宗面对辅臣流下眼泪，辅臣们也哭泣。首相陈恭公态度坚决，面色不变。仁宗说：“贵妃冒着不可预测的危险前来，这样的人正可以宠爱。”枢密院宰相趁机提出废立的议论。张文定听到这个说法，立即去见陈恭公，认为不可如此，陈恭公坚持自己的意见，非常坚定。过了很久，仁宗又问这件事，梁适宰相上前说：“一次已经过分了，难道还可以再来一次吗？”声音十分严厉。退朝后，仁宗留下梁适说：“朕只是想稍微提高妃子的礼秩，本来没有别的意思，卿可以放心。”群论于是停止。（出自王巩《闻见近录》。张心传的按语缺失。） 陈恭公主持国政时，曾鲁公由修注改任待制。陈恭公的弟媳是王冀公的孙女，也是曾鲁公的女儿。陈恭公对弟媳说：“曾三次升迁，你高兴吗？”她回答说：“三舅十分承蒙相公提拔收用，只是太夫人不高兴。她责备三舅说：‘你们三人考中进士，必定是完全荒废了学业。丞相的姻亲家族都知道这件事，所以才任命你为待制。’”陈恭公默然不语。不久，曾鲁公改任知制诰。大概是因为陈恭公不是通过科举出身，对考察任用官员的事有所疏忽。（书名缺失，应当出自赵子崧《朝野遗事》）考察可知，曾鲁公按修注官例应当升任舍人。当时首相贾文元与曾鲁公都是陈崇公尧咨的女婿，曾鲁公以姻亲关系为嫌请求回避，于是被任命为待制。这是庆历五年的事。第二年，贾文元被罢相，曾鲁公又任舍人。赵氏所记有差误。庆历八年三月甲寅，御史中丞鱼周询答复皇帝手诏所询问的事。过了几天，他又上奏说：“近来枢密院修改内省的条令，似乎是在为从前获罪的人预先设置重新进用的途径，朝廷内外一片喧哗，都认为不可。”枢密院修改内省条令的事不见于《实录》，应当进一步考察。（出自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考察可知，这个月丙寅日，下诏规定，枢密院内臣和诸司使、副使在边地任职五年而没有过错的，遇到带御器械职位空缺时，便按照名次请旨任命为带御器械。任职五年而没有过错的，遇到内侍省押班职位空缺时，也照此办理。内侍押班以上的官员，则听凭特别诏旨任命。这是《仁宗实录》所记载的。丙寅日在甲寅日之后十二天，鱼周询所陈述的意见应当在三天或数天之后；他再次上奏又过了几天，那么他所说的必定就是这件事。唐子方谈论文潞公，仁宗非常愤怒，回头召宰相来。当时宰相晏殊、文彦博都在，枢密使庞籍因为具有使相身份站在殿旁，听到皇帝声音很高，也上殿应对，皇帝斥责他，让他下殿。（书名缺失）考察可知，晏元献公在庆历四年已经罢相，距离这件事已有十年。庞庄敏当时也没有带平章事衔。

译皇祐二年二月丙寅，追封已故宰相王曾的妻子、南阳郡太君蔡氏为莒国夫人，继室、赞皇县太君李氏为沂国夫人。王曾的弟弟、天章阁待制、右谏议大夫王子融辞去一级官职，请求追封她们。（注）王曾做宰相多年，为什么妻子没有获得封号，而王子融却为此请求，应当考察。（出自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考察可知，本朝旧制，大臣封赠妻子时，先去世的妻子不能受封。因此宋子京为沂公撰写墓志说，沂公先与蔡氏结婚，又与李氏结婚，继室是蔡氏的妹妹；后来只有后夫人与他一同终老，所以才请准将国家所享有的脂田赐给她。据史书记载，蔡、李二位夫人都称为太君，那么一定是因为她们的儿子升任朝官而加以追赠，因此当时还没有获得国夫人的封号。仁宗以后，大臣妻子无论在世还是去世，都可以得到国夫人的封号，比旧制优厚，但还没有见到这一制度从何时开始。皇祐四年二月，傅永任户部副使。当初，关中使用折十铁钱，盗铸的钱多得数不清，官府和百姓都以此为患。傅永请求改革钱法。到任后，他询问百姓缺少什么，便借给他们各种粮食和钱，命令他们等麦子成熟后偿还，并且少收利息，百姓非常高兴。傅永立即发文给各州县，凡是发放出去的二百八十万缗大钱全部发完，才把这件事上报。后来朝廷改变钱法，于是下令以三枚小铁钱折合一枚大铁钱。百姓出乎意料，破产失业、上吊而死的人很多，但盗铸也因此逐渐停止。（注）傅永先前借给百姓大钱，现在只收取小钱，又以三枚小钱折合一枚大钱，名义上似乎是对借贷者有利，实际上暗中夺取了盗铸者的利益。《傅永传》记载这件事很不清楚，现在略加删改润色，使它容易明白。（出自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考察可知，这是傅永设计来欺骗百姓的办法，注中的解释错了。傅永起初建议废除大钱，是因为官府积存的大钱很多，担心损害国家财政，所以先借给百姓，随后再更改钱法。正当借贷时发出大钱二百八十万缗，不久就改变币制，那么民间实际上只剩八十四万缗。后来县官只按原来的登记数目收取偿还，所以百姓没有料到会破产失业，甚至上吊而死。假如傅永发出十枚而只收回三枚，那么为什么还要急忙发文给州县，把大钱全部发放出去后才上报呢？假如借出的人得到一万枚大钱，只需偿还三万枚小钱，那么他们应当乐意缴纳，又为什么会失业、上吊而死呢？所以政和年间把当十大钱改为当三钱时，事先几天，执政大臣们争着用车运送大钱去购买金银；后来诏令下达，朝廷内外都把这件事当作笑话传说，说的就是同一类事情。傅永的办法大体上是使官府不受损失，却让百姓承受祸患，实在是错误极了。至和元年八月，梁适被任命为观文殿大学士。（注）《碧云▯▯》说，梁适被任命为大观文是由宫中直接降旨。考察可知，旧任宰相被任命为观文殿大学士，并不是特别的恩典。怀疑《碧云▯▯》对梁适的诋毁过重，所以现在不采用它的说法。（出自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考察可知，梁庄肃罢相是在七月戊辰日，任观文殿大学士是在八月丙午日，两者相隔才三十多天。按旧例，宰相因言论获罪而罢职后，其职名从未这样迅速授予，应当确实是宫中直接降旨。按照事例考察，晏殊宰相罢政后，历任三州知州，才被任命为观文殿大学士。杜衍宰相终身没有被授予职名。庞籍宰相罢政后，过了两年才被任命为节度使、知并州。这些都是十年以内的事情。梅圣俞应当有所依据，才这样说。至和元年九月，吕溱、王洙一同任翰林学士。按照旧例，翰林学士有六人。当时杨察、赵概、杨伟、胡宿、欧阳修都是学士，于是杨察加任承旨，王洙实际上是第七名学士。温成皇后去世时，王洙迎合时事，搜求并罗织不合礼法的事，陈执中、刘沆喜欢他帮助自己，所以提拔王洙为员外，议论此事的人都非难他。（出自李焘《长编》）按《学士年表》，太平兴国八年五月，在院学士有李文恭、王文安、吕文穆、贾娲民、李言几，共五人；而扈日用任承旨，徐鼎臣兼任直院，大概共有七人。庆历八年十二月至皇▯元年三月，在院学士有王文安、孙文懿、赵康靖、钱修懿、叶道卿、彭利建和杨公伟，共七人。嘉▯元年二月至二年七月，在院学士有赵康靖、胡文恭、欧阳文忠、孙文懿、王文恭、曾宣靖和杨公伟，也有七人，并不是从王原叔时才开始有七人。《三朝会要》说，学士没有固定人数，李焘所说的，大概只是根据王岐公所撰《续会要》中的记载罢了。仁宗至和年间铸钱，钱文为“至和元宝”“至和通宝”，都是真书、篆书各一品；“至和重宝”为真书一品。嘉▯元年铸钱，钱文为“嘉▯元宝”“嘉▯通宝”，也都是真书、篆书各一品。（书名缺失；“脱心传”按语缺失。） 嘉▯元年，范镇上疏请求确立皇嗣。《注》：周王去世后，真宗收养宗室之子。此事应当考证。（出自李焘《长编》）按，真宗皇帝的嗣子尚未确立，曾经用绿车、髦节召濮安懿王，把他接入宫中抚养。蜀公所说的大概就是这件事。任免宰相，以及任命和罢免官员的帖例、草仪，都是由翰林学士拟定的。旧制度是，学士有空缺，就由第一厅舍人递补。嘉▯末年，王荆公任阁老，恰逢学士有空缺；韩魏公一向忌恨王介甫，不想让他进入禁林，于是任张方平为承旨，大概是因为他曾任学士。后来韩魏公罢政，相关议论都出自安道之手。（书名缺失；出自魏泰《东轩笔录》）按《内外制题名记》，雍熙二年，学士扈日用罢职，苏太简从第三厅舍人中代替他；赵昌言、宋准的位次都在苏太简之上，却没有追问。淳化二年，学士有空缺，召韩丕谏议和毕文简任职，却越过了向文简。四年，韩丕、毕文简罢职，钱宣靖从第二厅舍人中递补，却遗漏了柴成务。至道初年，钱公进入宥府，宋持正、王元之以第三、第四厅舍人的身份相继递补，却又遗漏了吕▯之、和▯蒙。此后，例如祥符年间李相州、王沂公一同进入翰林，却越过了朱阁老巽。天圣年间，钱希白、蔡文忠、章文宪相继被任为学士，却越过了张阁老尚贤。这样的情况很多。治平初年，王荆公因母亲去世服丧，多次召他都没有来。

译如果立即任命他进入北扉，恐怕没有这样的先例。韩公虽然忌恨王安石，但按照旧例考察，没有看出他这样做有什么不对。《仁宗实录》记载，天圣四年五月丁丑日，蔡齐、章得象一同任学士；当时舍人院没有知制诰，于是特地下诏让学士夏竦起草诏词。按，张师德在这一年闰五月辛未日才以左谏议大夫出院任职，大概当时张师德正在称病休假。治平四年十一月，知谏院陈荐、杨绘都请求治罪薛向、种谔，以安抚夏人，朝廷没有听从。（书名缺失；出自李焘《长编》）按，陈荐任知谏院是在熙宁元年正月；当年二月，种谔才被贬。这件事不应附在治平四年之后，而且又说朝廷没有听从，记载有误。熙宁元年七月戊戌日，知谏院钱公辅说，祠部遇到年成歉收、黄河决口时，出售度牒来救济一时的急难，请求今后凡是恩赐的度牒都减半，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注》：在此以前从未记载出售度牒，因钱公辅提出此事，才特意表明并记载出来。出售度牒大概始于这一年。（书名缺失；出自李焘《长编》）按《实录》，治平四年十月庚戌日，曾赐给陕西转运司度牒一千道，用来买粮赈济。这里说始于熙宁元年，大概是错误的。龙衮所著《江南野录》说，欧阳观的品行颇为忄典，先前休弃了妻子；后来有个儿子考中科举，前去拜见他，他却按照庶人的礼数对待。欧阳观就是欧阳文忠的父亲，文忠亲自记述其父墓志，起初根本没有休弃妻子的污点。龙衮与文忠是同乡，难道不是平时彼此有旧怨吗？大概是因为祈求而没有得到满足才这样说。不能不替这件事辨明。（出自王明清《挥麈后录》）按欧阳公《泷冈阡表》，立于熙宁二年，文中说父亲下葬已经六十年；倒推回去，安葬时欧阳公才四岁罢了。《表》中虽然没有提到休弃妻子的事，但考察《志》，欧阳观五十九岁死于任所，而郑夫人才二十九岁，必定不是元配。大概欧阳观已经休弃了前妻，这个儿子的情况本来就难以明说。欧阳公撰写《族谱》说欧阳观有两个儿子，▯丙应当是前妻的儿子，也就是所谓最终依靠他才得以安葬的人。文忠后来任用▯丙的儿子为后嗣，任命他为庐陵尉，这一点见于焚黄祭文中。又据文忠《贬滁州?谢上表》说：“同母的亲人，只有一个妹妹。”由此足以看出，▯丙无疑是前母的儿子。仲言虽然想替欧阳公隐讳这件事，用意十分美好，但并不符合事实。况且欧阳观的前妻确实有过失，也未必不可知。孔子、子思尚且明白地说过这件事，只是欧阳公不能亲自说出来，别人又有什么可替他隐讳的呢？祖无择任杭州知州时，王介甫厌恶他，监司迎合王介甫的意旨，把他贪赃和滥用职权的情况上报。朝廷派御史王子韶审查治罪，但反复罗织也没有查出什么，最后只因他把三百小瓶酒送给来访的游客，就被贬为节度副使，安置外地，士大夫都替他感到冤屈。同时有明州知州苗振，监司也因迎合上意而揭发他的贪赃罪行，朝廷派张横渠先生审查处理，全部为他平反，只判罚金。他们遭遇的幸运与不幸竟有这样的不同。（出自邵伯温《闻见前录》）按《实录》，熙宁二年九月，诏令御史王子韶审察苗振违法之事。闰十一月，命沈衡在秀州审讯祖无择，命徐九思在明州审讯苗振，都是因为王子韶已经查得他们有违法事实。不久改命张载弹劾苗振。第二年七月，祖无择被贬为散官，居住在寿州；九月，苗振被贬为散官，居住在复州。邵伯温的记载实在错误很多。王安石推荐李定，陈襄弹劾他，任命没有实行，却暗中任命李定为御史。宋次道、李大临、苏子容不肯起草诏制，把诏书封还。后来代理官职修撰起居注，章衡办理了下行的文书。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谁是贤者、谁是不肖之人。（出自韩▯编《器之语录》）按，任命李定的制书，是直舍人院蔡仲远起草执行的，不是章衡。本朝官员致仕时仍带原职，欧阳公开始以太子少师兼带观文殿学士致仕，用来表示特殊恩典。所以他的《谢表》说：“道德学问愧对师儒之称，却承受了春官的尊贵官秩；身体居于田野之间，仍兼有书殿的显赫名号。”从此便以此作为惯例。（出自王明清《挥麈前录》）按，本朝臣僚致仕时带原职，是从熙宁四年二月王仲仪开始的。这年六月欧阳公才归还政权，并不是此事的开始。熙宁四年十月庚申日，利路转运判官、屯田郎中鲜于亻先权任发遣转运副使。当初，诏令各路监司分别确定助役钱的数额，转运使李瑜想定为四十万，鲜于亻先认为本路百姓贫困，二十万就够了；他与李瑜意见不合，分别把利害上奏。皇上认为鲜于亻先的意见正确，于是把它作为各路的标准，同时罢免李瑜，鲜于亻先也因此得到这一任命。又有记载说，邓绾说李瑜一心聚敛钱财，提刑周约与他共同签署文书，请求加重贬黜以警戒各路；李瑜、周约都因此获罪受责，不久又恢复了官职。（出自李焘《长编》）按《实录》，这一年十月丁巳日，利路转运判官鲜于亻先任副使；二十天后的丁丑日，利路转运使李瑜因判三司都理欠凭由司之职被召入朝，这其实是升迁。第二年四月戊午日，御史张商英说，知州周永懿因贪赃败露，转运使李瑜、提刑周约曾联名推荐他，不可不加惩罚。诏令狱案审理完毕，取旨之后，李瑜、周约以及同任提刑的罗居中都因罪被夺去一官。由此看来，事情起初并不是由于助役钱，两部书的记载都错了。熙宁四年十一月，太学讲官六人中，焦千之、王汝翼、梁师孟、颜复、卢侗都被罢免，只留下苏液。（出自李焘《长编》）按《实录》，十一月戊申日，判国子监常秩说，考定直讲焦千之、王汝翼为上等，梁师孟、颜复、卢侗为下等；诏令将他们全部罢免。这年十月丙辰日，苏液已经先被任命为枢密院检详文字，并没有留下苏液。《元▯实录》的记载有差误，绍圣年间的史臣已经辨明，子贞却又记错了。据绍圣元年中书舍人、同修《国史》蔡卞的奏章：一，取得国子监的文状，苏液在熙宁三年离开国子监，焦千之等人在四年十一月罢职。如今修撰《实录》的官员却称留下苏液，不知是根据什么文字修纂的。熙宁五年三月戊戌日，富弼被授予司空兼侍中，退休。（书名缺失。）按，富公实际上是以衮钺之服退休的，这里说是左貂，大概是错误的。熙宁五年九月，此前检正官章▯出使湖南，张商英任通川县主簿，章▯赞赏他的才干而推荐他。（书名缺失。）按，章子厚在熙宁五年七月出使湖北，张天觉在熙宁四年十二月已经被任命为中书检正官。大概是章子厚在熙宁四年三月出使渝州时推荐了他，这是误记。张商英当时任武宁军节度推官，知渝州南川县。

译熙宁六年，北方人派萧禧来商议划分边界的事情，诏令韩玉汝负责馆伴。萧禧到达驿站后，神宗命李舜举用朱笔画了一幅地图给萧禧看，要按照这幅图划分。李舜举起初没有参与馆伴商议，突然把图拿出来，韩玉汝急忙回头看李舜举，把图取来放入怀袖中。萧禧果然想索取观看，韩玉汝说：“李御药正和我谈论别的事情。”事毕，韩玉汝于是入朝奏报，当面陈述山川形势，细微详尽之处都关系到利害，不能轻易答应。神宗说：“你说得很对，我起初的思虑没有达到这一层。”（书名缺失；当出自赵子崧《朝野遗事》。又见《韩庄敏遗事》，李焘《长编》注文。）按《史》，熙宁七年三月丙辰日，辽主派兴复军节度使萧禧来请求蔚、应、朔三州及其边界的土地。此前正月丁末日，命知忻州萧士元、枢密院兵房检详文字吕大忠与北方人商议边界。萧禧到达后第五天，又命太常少卿刘忱共同商议。癸亥日，萧禧入朝辞行。答复的国书说：“私下考虑，两朝共同安抚、占有天下，难道会因为一尺土地而轻易损害世代的友好关系吗？应当派有关官员各自进一步复查，如果事情确实源于过去的旧事，本来就难以完全依从；如果确实有侵占越界，难道会吝惜改正吗？” 甲子日，派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韩缜出使回访。吕大忠请求命枢密院抄录前后诏令所依据的文书，让韩缜携带到北庭，使辽主知道事情的始末。后来韩缜到了辽国，最终没有送达这些文书，只同押燕蕃相仲熙大致交涉一番便回来。四月丁酉日，辽主于是派枢密副使、同平章事萧素到代州边境上商议边界。萧素自认为是使相，想坐在南面主位，刘忱等人不答应。事情上报后，九月戊申日，诏令刘忱与萧素等人在大黄平会面，按照宾主礼节相见。当时吕大忠因服丧离职，诏令刘忱主持谈判。谈不成，就允许以南北堡铺之间作为双方都不耕种的土地；再不行，就以中间地带为界。萧素不答应。朝廷议论认为萧士元失于应对，十一月丙申日，起复吕大忠为阁门副使、知石州，代替萧士元商议。刘忱与萧素三次在大黄平会面，萧素随意指着分水岭作为界线，刘忱不答应，双方长久相持。熙宁八年三月庚子日，辽主再次派萧禧来聘问，国书言辞不恭。此时王安石再次入相，说：“想要取得它，必先姑且给予它。”辛丑日，诏令辅臣以及刘忱、吕大忠一同在资政殿应对。刘忱、吕大忠坚持不肯给予，王安石不以为然，改派韩缜和枢密都承旨张诚一乘驿传到河东，与辽人会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吕大忠又说：“辽人所要求的土地，西起雪山，东接双泉，共有五百里，不能答应。”又说：“辽人贪图我们的金帛，军队弱小而懒惰，城池、器械不精良，百姓苦于暴政，又担心西夏、鞑靼乘机而入；不能动摇的理由有五条，请暂且把五寨以及治平年间所侵占的十五铺给他们。”王安石不听从。己酉日，诏令吕大忠主持其余事务。韩缜将要出发时，皇上派萧禧再次传达命令，萧禧不接受；又派内侍李舜举告知，可以以长城连接六蕃岭作为界线，萧禧仍不接受命令。壬子日，诏令辅臣在资政殿应对。癸丑日，命知制诰沈括出使回访。戊午日，沈括等人在资政殿应对；当时萧禧留在京师已经超过一个月，皇上答应以辽人所见已经开挖濠堑、设置铺舍之处的分水岭为界，并把答复的国书给他看。丙寅日，萧禧才辞行离去，沈括也出发。七月丙子日，派韩缜到河东分划边界。戊寅日，又派四方馆使李评前往。十月己酉日，又派枢密承旨曾孝宽前往。十二月辛亥日，韩缜画定边界回来，被任命为群牧使。熙宁十年六月戊寅日，因韩缜分划边界有功，赐给他金带。十二月癸巳日，呈上地图。大概从熙宁七年春到熙宁十年冬，前后历时四年，边界才划定，共放弃东西方向七百多里土地。后来元▯年间，台谏官员接连上章弹劾韩缜，说他出使时使国家蒙受耻辱，因此罢免了他的宰相职务，就是指这件事。伯山说，韩玉汝任馆伴时坚持不同意的主张，皇上认为正确，这完全失去了事实。边界之事长久不能决定，神宗命近侍刘惟简携带亲笔手札责问韩玉汝，说：“关于边疆之事，我询问了文彦博、曾公亮，他们都说南北通好一百年，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对方有所请求，应当暂且酌情应付。朝廷已经答应了，而你还固执坚持，万一北方敌人挑起事端，你的家族能够保全吗？”韩玉汝详细上奏说：“敌人的贪求没有满足，历朝以来常常忧虑应对太过仓促，以致让他们得以实现奸诈谋略。臣不敢考虑家族安危，以免向上误了国事。”皇上察知他的忠心，赐给他御用眼貂裘。（书名缺失；出自《韩庄敏遗事》）按，熙宁七年十月壬申日，皇上认为北方人用诡诈言辞不断索要土地，派使者向在外的韩、富、曾、文四位公卿询问。韩忠献说：“北方人看到一些表面迹象而产生疑虑，认为我们有收复燕、蓟的意图。这方面的情况有七种。应当派使者回访，告诉他们疆土原本已经确定；对于那些容易引起怀疑的迹象，如将官之类，就乘机罢免。”富文忠说：“朝廷在各边境用兵，正是敌人预先挑起事端的缘故。不如让边臣带着旧有的图籍同他们辩驳。万一他们入侵，只须严密整备军队。”文忠烈说：“敌人的请求，应当用誓书加以驳斥。如果他们萌生侵犯正道、发动叛乱的念头，就应当预先严密整备军队。”曾宣靖说：“应当派人出使回访，告诉他们不可侵占越界。万一侵犯边境，就先断绝每年的赐予。”大概四位公卿全都坚持不予土地的主张。这里说“文彦博、曾公亮都说应当酌情应付”，是胡说。冯当世任枢密使时，三司失火，神宗亲自到右掖门观看火势，回头对近侍说：“赶快通知马军司、步军司，就近派两指挥的士兵去救火。”冯当世上奏说：“按照旧例，调发军队必须得到枢密院的宣旨；由近臣传达诏令调兵，这件事不能开此先例。”皇上认为他说得对，立即在御榻前发出宣旨，交给近侍传达后才离开。神宗多次称赞他，当时舆论认为处理得合乎体制。（出自王巩《闻见近录》）按《实录》，熙宁七年九月，三司失火。考察《国史》，冯文简在熙宁三年六月由翰林被任命为枢密副使，九月升为参知政事；熙宁九年十月，从成都召回任知枢密院事；元丰三年九月，升任枢密使。三司失火时，冯文简实际上正在宰执任上，陈成肃升之任枢密使，吴正宪充、蔡敏肃挺任副使。定国记错了。这一月，马帅贾逵、步帅宋守约都因没有救援三司火灾获罪，贾逵降秩，宋守约罚金。定国所说“派马军、步军两指挥”，恐怕也是错误的。

译熙宁年间，王和甫任开封府尹，忽然从宫中传下一纸文书，写的是自首并供出谋乱者姓名的人，共有几十人。其中有一个叫薛六郎的，住在甜水巷，以经营典库为业。王和甫以礼相邀把他叫来，私下问他同什么人结了怨。薛六郎说：“有个族妹的儿子，近来借债不还，我斥骂他一顿，他就愤怒地离去了。”王和甫派人追查他的外甥，正好在瓦市看傀儡戏。外甥失声说道：“难道不是那件事泄露了吗？”到了以后，不经审讯便认了罪。王和甫说：“这个小鬼头没有三思就走到这一步，何必再穷究呢？”于是杖责后把他遣走，整个开封府都叹服。 （见王明清《挥麈后录》）按语：蒋子礼编次其曾祖父颖叔的《逸史》，所记大意与此略同，但所告发谋反的共有八十人，传唤的是张三郎，住在城北，所怨恨的是学究刘永祚。王和甫命刘永祚把他的书重新抄写一遍，结果全部相同。皇帝派内侍冯宗道监视审讯，在市中斩杀刘永祚。不久，王和甫被授任右丞。心传按语：蒋氏之书首尾记载最详细，应当以它为准。考察《国史》，王和甫在元丰五年由开封府尹拜为右辖，熙宁年间还没有任开封府尹。王明清《录》中的记载错了。况且如果告发了几十人谋反，诏狱必定会彻底追究事实，不会只杖责后遣走，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京朝官四年一次磨勘，原本没有明文规定。熙宁年间，审官院大体上开始实行这一做法，直到今天便把它作为制度。 （见张芸叟《画墁集》）按语：本朝旧制，百官没有磨勘。遇到郊祀赦免，就升迁一级官职。真宗采纳孙汉公的建议，才开始规定京朝官每三年进升一秩。此后，天禧、天圣、明道、景祐、庆历年间，沿革并不固定。治平三年，才正式制定法令：待制以上官员满六年升迁二官，京朝官满四年升迁一官。张芸叟记错了。元丰初年，蔡确排挤吴充使其罢去宰相，王珪畏惧蔡确，便引荐他担任执政。蔡确对王珪说：“皇上已经厌弃您了。”王珪说：“怎么办呢？”蔡确说：“皇上很久以来就想收复灵武，您如果能够承担这个责任，相位就可以保住。”王珪高兴地向他道谢。正好江东漕张琬有违法之事，皇帝告诉王珪，想派官员去审查治罪。王珪把这件事告诉了都检正俞充，张琬得知后上章自我辩解。皇帝因此责问王珪，王珪对俞充说：“我和您都获罪了！不过有一个办法可以除去这场祸患：您出任环庆帅，赶快上奏请求收取灵武，皇上高兴了，罪过就可以免除。”于是俞充被授为待制，出任环庆帅。后来，终于发生了灵武之役。推究这场战争的起因，是王珪为了逃避泄露皇帝言语的罪责。 （书名缺。见邵伯温《闻见前录》）按语：据《实录》，元丰三年五月，知庆州俞充被罚铜三十斤，罪名是他任都检正时，江东漕何琬弹劾知润州吕嘉问，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别人。奏章尚未下达，吕嘉问便上疏自我申辩。此时俞充已经担任环庆帅很久了。当时蔡确任新州执政，吴正宪公还在任，子文所记未必可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日〕 皇帝下诏讨论濮王的典礼，王珪和礼官联合上奏，认为濮王应当称为皇伯，三位夫人应当封为大国夫人，执政大臣不以为然。后来，三位夫人果然按照王珪的意见办理。 （书名缺。见王傅《东都事略》）按语：据《史》，三位夫人从未加封，所以李邦直在熙宁八年撰写《韩魏公行状》说：“英宗所生的母亲，直到今天仍只是仙游县君。”有见识的人都怀疑这不合礼制。我认为，元丰二年五月，才下诏将三位夫人一并称为王夫人，迁葬并附葬于濮园，并没有封为大国夫人。李邦直撰写《禹五神道碑》也说：“治平年间，讨论追尊濮王，公坚持采用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执政认为不对，公坚持己见，最终没有被夺去这一主张。后来谏官、御史争相论辩，长久不能决定，皇帝亲自下诏裁定，大多按照当初的意见。”李邦直所说的，只是指不称皇伯；这里说三位夫人最终完全依照王珪的意见办理，实在是严重错误。近些年来，前任执政官到宫阙，只有获准系御仙花带，随从官员不是带职学士的，也不敢系这种带子。待制照旧穿戴本品级的服饰，没有职任的则列在庶官班中，都系皂带。这大概是阁门的制度，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辨》中说，元丰二年，元绛罢去执政，以原官出知亳州，特意命令他像学士一样服用金带；那么如果不是特别诏旨，即使是学士，所谓金带也不能系了。 （书名缺。见汪端明《辨石林燕语》）按语：大观初年制定法令，允许前任执政穿球文带。但这部书所记近年阁门的制度又是这样，为什么呢？元厚之获准系如学士的带子，是说允许系御仙花金带，仍然佩鱼。元厚之因为进言获罪而罢职，不再带职，所以用这种方式优待他。这里说“如果不是特别诏旨，即使是学士也不能系”，大概错了。淳熙年间，王仲行罢任吏部尚书，不再带职，出任浙东帅。他入宫辞行时，系金带、佩鱼进入阁门，主管人员拒绝他入内，他于是去掉鱼袋；仍不允许，就改系红带；又不允许，最终只好改系皂带。王仲行对此非常不平。后来过了几年，才有诏令规定，前任侍从官不带职的，允许系红色䩞黑犀带，仍然佩鱼。此后便成为惯例。元丰五年十月壬申，发放常平钱八百万缗，建成元丰库。《注》：张舜民《小史》说，神宗在崇政殿后设置二十四库，其中或许有元丰库，应当考察。《实录》卷末说：“每座库以《诗经》中的一个字作名称，《诗经》共有三十二个字；又另外设置库，取《赋》中的二十个字作名称。”但不知道这些库的名称究竟是什么。 （见李焘《长编》）按语：据《国史·食货志》，皇帝当时是在景福殿库聚集金帛。元丰元年，才开始更改库名，共用三十二个字。以《真宗实录》考察，景福殿库、崇政殿后库、内藏库其实是同一座库。大概宋太祖刚刚平定各国时，把各国的金帛聚集在讲武殿后面的廊下，称为封桩库。太平兴国三年十月，把左藏北库改为内藏库，把封桩库改为景福内库，一并隶属内藏，而讲武殿不久改称崇政殿。张芸叟所说的，就是内藏库。元丰库是神宗所创，在太府寺以南，显然不是崇政殿后库。

译本朝初年以来，开封府从来没有三所监狱同时空着。元丰五年，王安礼任知府，便谋划制造“天府狱空”的名声，以求图谋升迁。当时有御史弹劾他欺诈妄为，朝廷派人查验，监狱确实都空了。御史因此获罪被贬斥，王安礼却拜为右丞。绍圣、崇宁以后，急于求进的人多采用这种办法，上奏说监狱空了的人很多，朝廷于是制定升迁一官作为奖赏的标准。《长编》元丰五年四月丁巳条注说，鲜于绰称：“中行因为议论王安礼所谓狱空而被贬黜。” （书名缺，当出自蔡〔此处有脱漏〕）按语：据《实录》，元丰五年四月，开封府报告三院监狱空了，诏令知府王安礼进升一等；大理卿崔台符报告本寺监狱空了，诏令崔台符减少三年磨勘。适逢五月大规模改革官制，王安礼以翰林学士和同列的蒲宗孟一起成为执政，蒲宗孟为左丞，王安礼为右丞。当时侍御史蒲中行因为同王安礼争论盗贼名簿不实而被罢职，并不是因为弹劾狱空。据《国史》，天禧四年、五年，开封府连续两年监狱空置。蔡氏所记的四件事全都错了。元丰六年六月丁巳，执政大臣将要弹劾那些审理大辟案件而不当判决的人，刑部郎中韩晋卿正好在尚书省禀报事情，便说：“如果审理案件反而获罪，以后就没有人肯审理了。”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 （见《晋卿传》）按语：据《实录》，这一天诏令说，大理寺审理的刑名案件中有疑虑，或者情节与法律不相称的案件，应奏请裁决，并把公案送给定断官复核；如果并非有疑虑或情法不相称，就一概免除连坐追究。这是根据大理寺的请求下达的。当时韩晋卿任大理少卿，书中所说的“刑中”和“因白事”都有小的错误。元丰七年三月己巳，《编敕》编成。自嘉祐以后，开封开始制定盗贼重法，后来逐渐推广到曹州、濮州、澶州、滑州等州；到元丰年间重新确定这项法律，于是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都实行重法，适用的州县逐渐扩大了。《注》：《刑法志》中有“此事没有得到正确的时序，因此因《编敕》编成而附带记载”的话。 （见李焘《长编》）按语：据《会要》《实录》，自嘉祐六年，最初命令开封所属各县，对窝藏、包庇盗贼的人家实行重法。治平二年九月，命开封府判官王靖提举捕捉、诛杀府界以及曹州、濮州、澶州、滑州未捕获的盗贼。治平三年四月五日，于是把开封所属的长垣、考城、东明三县，以及曹州、濮州、澶州、滑州四州，划为实行重法的地区。熙宁四年正月丁未，淮南的宿州、京西的滑州、河北的澶州、京东的濮州，共十三州，一并实行重法。熙宁十年五月八日，安厚卿以中书检正官的身份核查河北、京东的盗贼问题，又请求推广重法。六月壬午，诏令山东、河北十七州都实行重法（曹州、澶州、濮州仍在其中）。十二月癸卯，又把重法推广到福建下四州。这里说“没有得到正确的时序”，是什么意思？大概是说，盗贼重法从嘉祐年间一直到熙宁年间逐步设立，而《刑法志》却说是在元丰年间，应该是史官记错了。韩魏公的父亲谏议大夫韩国华曾经在蜀地任职，蜀中的士人胡广擅长相术，见到谏议大夫后认为他非同寻常，说：“这个人一定会生出贵子，请把女儿嫁给他。”后来谏议大夫镇守泉州，魏公便出生在泉州州署。 （书名缺。见马永卿《懒真子》）按语：李邦直撰写的《魏公行状》说：“魏公的生母胡氏，是蜀地士人觉的女儿，后来追封为秦国太夫人。”这里说她名叫胡广，大概错了。按照旧例，任命宰相都在上旬的刚日进行。元丰八年任命蔡、韩二人为宰相，却在五月二十六日，大概是邓温伯疏忽了。 （书名缺，当出自《蒋魏公逸史》）按语：据史书记载，神宗一朝任命宰相，韩康公、王荆公是在十二月十一日；韩康公第二次任相是在四月十九日；王荆公第二次任相是在二月十一日。吴冲公、王岐公拜相是在十二月二十三日；蔡持正拜相是在四月二十二日，都在中旬或下旬。而且王荆公、王岐公、蔡持正的制书下发之日，都是柔日。颖叔只是看到熙宁年间富郑公在二月二日拜相，便提出任命宰相必须在上旬的说法，却不知道那也只是偶然。比如太祖最初任命赵中令为宰相，是乾德二年正月十三日。仁宗庆历三年改任两位宰相，是四月二十一日。至和二年，同时任命文忠烈、富文忠，是六月十一日。这三例不能说考虑得不周详，但都在中旬或下旬。中兴以后，秦会之、朱藏一、赵元镇、张德远、叶梦锡等人也都在下旬大拜为相，根本没有什么限制。这种说法前后矛盾。孙叔易说，他曾经见过监朱仟镇的使臣，那人说：“我年轻时任吴冲卿丞相的直省官，亲眼见到元丰年间郭逵讨伐交趾，率重兵压在富良江边，与交人之间只隔着一条水。吴冲卿嫉妒他建功，发下堂帖命令他班师。郭逵停留不进，交人乘机大举进攻，全军覆没。郭逵因此获罪，官秩被贬。侔储是吴冲卿的孙子，大观年间因奉行左道被杀，大概是上天对他的报应。” （见王明清《挥麈后录》）按语：据《国史》，郭仲通因为南伐获罪，诏狱穷究，后来得到吴丞相的书信，说：“安南的事情，最好以能够长久维持、对省计方便为原则。”当时吴丞相已经生病，由此忧惧而死，并没有下发堂帖。大概吴冲卿本来的意思，是不想取得交州的土地，因为得到它后难以守住，反而会徒然增加供给费用。假使郭仲通成功，丞相一定会受到皇帝的重赏，又为什么要嫉妒他呢？况且班师是重大军务，丞相没有得到诏旨就下发堂帖，自己也会获罪不轻。详情见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辽史·国语解》说，辽朝制度是：宰相凡有授官任命，先行头子、堂帖，暂时任命官员，等候再次请旨后，才发给告身、敕书，所以有的官职称为“知头子事”。 （见《阴山杂录》。心传按语脱漏） ●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