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张浚既受黜陟之命，参知政事席益签书枢密院事，徐俯大不平之，指以为僭。其敕，胜非在朝廷日尝见之，前云某司，次述事因，右语云“奉敕”如何，末以使御押字。黄纸大字，皆过于敕。（出朱胜非《秀水闲居录》）心传尝见永康军昭惠灵显真人复封王敕，右语云“右奉便宜圣旨”云云。绍兴元年月日，知枢密院事宣抚处置使臣张浚，书名不押字。朱公所云非也。绍兴四年，赵鼎除知枢密院事，充川陕宣抚处置使。时胜非起复居位，已累章丐持余服。鼎窥宰席甚急，被命，殊不乐，申请数十条，皆不可行。如随军钱物须七百万缗，胜非参告进呈，指此一项言：“臣昔闻玉音，赵鼎出使如张浚故事。浚自建康赴蜀，朝廷给钱一百五十万缗，今鼎所须三倍以上，今岁郊恩所费不赀。”上曰：“奈何？”胜非曰：“可支三百万缗，半出朝廷，已如浚数，半令所部诸路漕司应付。”上可之。既退，鼎诟怒云：“令我作乞儿入蜀耶？”（出未胜非《秀水闲居录》）按，赵忠简奏疏云：“臣随行钱帛各乞依张浚例，初乞钱百万，后乞五十万，度牒二万，止得三千。再乞得万八千，又乞始足元数。臣日侍宸▯，所陈乞已艰难如此，况在万里之外！”按，度牒是时每道直二百，千二万道共直四百万缗，通见镪为四百五十万缗，与此记不合。若以初乞所许计之，则钱牒止得一百十万缗，亦未及魏公所持之数，盖忠靖所记有误。李端叔作范忠宣《遗表》，绍兴中，赵元镇作相，提举重修《泰陵实录》，书成，加恩。吕居仁在玉堂，取其中二句云“惟宣仁之诬谤未明，致哲庙之阴灵不显”一对于麻制中，时人以为用语亲切，不以蹈袭为非也。（阙书名。出王明清《挥麈后录》）按，绍兴八年六月，赵公以《哲录》成书，迁特进。曾尚书▯当制，无此二语。居仁所草乃再除特进，非加恩也。绍兴壬戌，罢三大帅兵柄时，韩王世忠为枢密使，语马帅解潜曰：“虽曰讲和，敌性难测。不若姑留大军之半于江之北，观其衅。公其为我草奏，以陈此事。”解用指为札子，韩上之，已而付出。秦会之语韩云：“何不素告我而遽为是耶？”韩觉秦词色稍异，仓卒皇恐，即云：“世忠不识字，此乃解潜为之，使其上耳。”秦大怒。翌日，贬潜单州团练副使，南安军安置。张子韶云。（出王明清《挥麈后录》）按，解承宣初以赵忠简引为步帅。绍兴八年，忠简罢，解力求去。九年夏，罢为福建总管。此时韩良臣为淮东宣抚使也。十一年四月，韩罢为枢密使，乃命张、岳二将往山阳总其兵，还屯京口。十四年三月，言者劾解本忠简之客，不从和议，乃责散官，安置南安军。王所闻皆误。先是七年十一月，秦会之为枢密使，奏令韩还屯京口。韩言：“敌情难测，将以计缓我，乞留此军遮蔽江淮。”上然之。乃留屯山阳。时忠简再相，解典步军在金陵，或指此也。然当张通古来时，韩五上疏力谏，及萧毅再至，又力论其非，请与敌使面议，且上疏论会之误国。由是观之，韩非仓卒退避而诿之他人者。子韶与解同谪居，不应误。王之言未深考。绍兴戊午夏，熙州野外泺水有龙见。初，于水面见苍龙一条，良久没。次日，见金龙以爪托一婴儿，儿虽为龙所戏弄，略无惧色。三日，金龙如故。见一帝子乘白马，红衫玉带如少年中官状，马前有六蟾蜍，凡三时方没。郡人竞往视之，相去甚近，而无风涛之害。熙州尝以图示刘豫，刘不说。赵伯▯曾见之。（阙书名。出洪皓《松漠纪闻续》）按，刘豫以绍兴七年丁巳冬废，故其诏书有曰“建尔一邦，逮今八稔”，谓自建炎四年除节制河南诸州郡，至今通为八年也。龙见之时，豫已废徙矣，不知熙州何为以图示之，此所记误。吴才老，舒州人。饱经史而能文，浮沉州县，晚始得丞太常。绍兴间，尚需次也，娶孟氏仁仲之妹，贫往依焉。仁仲自建康易帅浙东，言者论谢上表中含讥刺，诏令分析。仁仲辨诉，以谓久弃笔砚，实托人代作。孟虽放罪，寻亦引间。秦会之令物色，知假手于才老，台评遂上敕，罢其新任，徭是废斥以终。（阙书名。出王明清《挥麈三录》）按《史》，孟信安绍兴十二年四月，自判绍兴府奉诏迎梓宫，请礼官与俱，时才老为太常丞，被旨偕行。其年八月，才老坐朋附免。九月，信安除枢密使。十一月，山陵攒毕，孟出判福州，未行，改建康府。十四年春，移会稽。此所云皆误。鲁国大长公主避兵南来，卜居台州，诏即州赐第，主享之二十年，薨于天台。（阙书名。出王明清《挥麈前录》）按，大长公主以绍兴十二年秋入觐太母，其冬薨于临安，上临奠。此云薨于天台，误也。但归葬台州耳。
译张浚接受黜免和升降的任命以后，参知政事席益签书枢密院事，徐俯对此大为不平，指责这是僭越。他所用的敕书，胜非在朝廷任职时曾见过：开头写某司，接着叙述事情原由，右边的文字写“奉敕”之类的话，末尾让使者署御押字。黄纸上的大字，甚至超过了敕书本身。（出自朱胜非《秀水闲居录》）心传曾见过永康军昭惠灵显真人重新封王的敕书，右边的文字写“右奉便宜圣旨”等语。绍兴元年某月某日，知枢密院事、宣抚处置使臣张浚署名，但没有押字。朱公所说的情况不对。绍兴四年，赵鼎被任命为知枢密院事，充任川陕宣抚处置使。当时胜非被起复任职，已经多次上章请求守持余服。赵鼎窥伺宰相之位十分急切，接到任命后很不高兴，提出几十条申请，全都不能实行。其中随军钱物需要七百万缗，胜非参与审议并进呈，指着这一项说：“臣过去听到皇上的声音，说赵鼎出使应当依照张浚的旧例。张浚从建康前往蜀地，朝廷给钱一百五十万缗；如今赵鼎所需超过三倍。今年郊恩所耗费用也不可估量。”皇上说：“这该怎么办？”胜非说：“可以拨给三百万缗，其中一半由朝廷支付，已经和张浚的数目相同；另一半让所属各路的漕司筹办支付。”皇上同意了。退朝以后，赵鼎怒骂说：“难道要让我像乞丐一样进入蜀地吗？”（出自《秀水闲居录》，书名疑有脱误）按语：赵忠简的奏疏说：“臣随行所需的钱帛，各项请求都请依照张浚的旧例。起初请求钱一百万，后来请求五十万，度牒二万道，最终只得到三千道。再次请求后得到一万八千道，又请求才足原数。臣每天侍奉在宫廷，所陈述请求已经如此艰难，何况身在万里之外！”按语又说：当时度牒每道价值二百缗，一千二万道共价值四百万缗，加上现钱合计四百五十万缗，和这里的记载不相合。如果按照起初请求并获准的数目计算，那么钱和度牒合计只得到一百一十万缗，也没有达到魏公所说的数目，大概是忠靖的记载有错误。李端叔替范忠宣撰写《遗表》。绍兴年间，赵元镇任宰相，提举重新修撰《泰陵实录》，书成以后获得加恩。吕居仁在玉堂任职，从其中取出两句“惟宣仁之诬谤未明，致哲庙之阴灵不显”，把它放入麻制中；当时人认为用语亲切，并不以袭用旧文为过错。（缺书名。出自王明清《挥麈后录》）按语：绍兴八年六月，赵公因为《哲录》修成，升任特进。曾尚书▯撰写制书时，没有这两句话。吕居仁所起草的，是再次任命特进的制书，并不是加恩制。绍兴壬戌年，罢免三大帅兵权时，韩王世忠任枢密使，对马帅解潜说：“虽然说要讲和，但敌人的性情难以预测。不如暂且把大军的一半留在长江以北，观察敌人的可乘之隙。请您替我起草奏疏，把这件事陈述上去。”解潜用指头写成札子，韩世忠把它呈上去，不久札子被发还。秦会之对韩世忠说：“你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却突然这样做呢？”韩世忠察觉秦会之的言语神色有些异常，仓促间惊恐起来，立即说：“世忠不识字，这是解潜替我写的，是他让人呈上去的。”秦会之大怒。第二天，解潜被贬为单州团练副使，安置在南安军。这是张子韶所说。（出自王明清《挥麈后录》）按语：解承宣起初是赵忠简推荐为步军统帅的。绍兴八年，赵忠简罢相，解潜极力请求离职。绍兴九年夏，被罢为福建总管。这时韩良臣任淮东宣抚使。绍兴十一年四月，韩良臣被罢为枢密使，于是命张、岳二将前往山阳统领他的军队，返回京口屯驻。绍兴十四年三月，言官弹劾解潜本是赵忠简的门客，不服从和议，于是降为散官，安置在南安军。王明清听到的事情全都错了。此前绍兴七年十一月，秦会之任枢密使，曾奏请命韩良臣返回京口屯驻。韩世忠说：“敌情难以预测，他们将要用计谋拖延我们，请求把这支军队留下来，以屏蔽江淮。”皇上认为他说得对，于是留下军队屯驻山阳。当时忠简再次任宰相，解潜在金陵掌管步军，或许说的就是这件事。然而张通古到来时，韩世忠曾五次上疏极力劝谏；萧毅再次到来时，他又极力陈述这样做不对，请求与敌使当面商议，并且上疏论述秦会之误国。由此看来，韩世忠并不是仓促退避后把责任推给别人。张子韶和解潜一同被贬谪居住，不应当记错。王明清的说法没有深入考察。绍兴戊午年夏天，熙州城外的泺水中出现龙。起初，在水面上看见一条苍龙，过了很久才沉没。第二天，看见一条金龙用爪子托着一个婴儿；婴儿虽然被龙戏弄，却一点也没有害怕。第三天，金龙又像原来一样出现。还看见一个帝子骑着白马，穿红衫、系玉带，样子像少年中官；马前有六只蟾蜍，过了三个时辰才沉没。郡中人争相前往观看，距离它们很近，却没有受到风浪的伤害。熙州曾经把图画拿给刘豫看，刘豫不高兴。赵伯▯曾经见过这件事。（缺书名。出自洪皓《松漠纪闻续》）按语：刘豫在绍兴七年丁巳年冬天被废黜，所以他的诏书中说“建立你的邦国，到如今已有八稔”，意思是从建炎四年任命他节制河南诸州郡算起，到这时总共八年。龙出现时，刘豫已经被废黜并迁徙了，不知道熙州为什么还要把图拿给他看；这里的记载是错误的。吴才老是舒州人。他饱读经史而且能写文章，长期沉浮于州县之间，晚年才得到太常丞的职位。绍兴年间，他当时还在等待次序授官，娶了孟氏仁仲的妹妹，因贫困前去依靠孟仁仲。孟仁仲从建康调任浙东帅，言官议论他谢恩上表中含有讥刺之意，诏令他说明辨白。孟仁仲申辩说，自己已经长久放下笔砚，实在是托人代写。孟仁仲虽然被免罪，不久也借机退居。秦会之命人查访，得知代写此表的是才老，于是台谏的评论上奏，皇帝下敕罢免才老的新任官职；才老因此被废弃贬斥，直到终身。（缺书名。出自王明清《挥麈三录》）按语：据《史》记载，孟信安在绍兴十二年四月由绍兴府知府奉诏迎接梓宫，请求礼官与自己同行；当时才老任太常丞，奉旨和他一同前往。这年八月，才老因朋比依附而被免职。九月，孟信安被任命为枢密使。十一月，山陵安葬完毕，孟信安出任福州知州，尚未出发，改任建康府知府。绍兴十四年春，调任会稽。这里所说的事情全都错了。鲁国大长公主为躲避战乱向南而来，选择在台州居住。诏令就在台州赐给她宅第，大长公主在那里居住了二十年，死于天台。（缺书名。出自王明清《挥麈前录》）按语：大长公主在绍兴十二年秋入朝觐见太母，那年冬天死于临安，皇帝亲临祭奠。这里说她死于天台，是错误的；只是归葬在台州罢了。
皇统四年秋，元帅遣使报监军（时监军者讨蒙古）曰：“南宋以重兵逼胁，和约大定，除措置备御，早晚兵到矣。”至次年冬十月，元帅亲统十万众，水陆并集。（出王大观《行程录》）按，皇统四年甲子，本朝绍兴十四年也。前二年已分画地界矣，不知乌珠何以历二年之久而后加兵于蒙古，恐必有误。皇统七年春三月，国使还，蒙古许依所割地界，牛羊倍增。金国许赐牛羊各二十五万口，今又倍之。每岁仍赂绢三十万匹，绵三十万两，许从和约。（阙书名。当出王大观《行程录》）按，本朝岁赂北人银绢共二十五万匹两，而北人遗蒙古乃又过之，恐未必然。绍兴初，昭慈圣宪皇后升遐，朝论欲建山陵，曾公卷持议，以为帝后陵寝今存伊洛，不日复中原，即归▯矣，宜以攒宫为名，佥以为当。（出王明清《挥麈前录》）按，昭慈《遗诏》已云“权宜择地攒殡”。又曰：“新制梓宫，取周吾身，以为异日迁奉之便。”公卷自金陵至行在，后升遐必已半月。《遗诏》既云，然则此议恐非其所建也。本朝母后经垂帘者，例称山陵。然昭慈是时止称园陵，此记亦误。赵鼎起于白屋，有鄙朴之状，一旦得志，骤为骄侈，以临安相府为不可居，别建大堂，环植花竹，坐侧置四大炉，日焚香数十斤。使香烟四合，谓之香云。（出朱胜非《秀水闲居录》。脱心传按语）王日严▯严为少蓬，权直禁林，草秦会之加恩制，取熊叔雅启一联入词中云：“大风动地，不移存赵之心；白刃在前，独奋安刘之略。”翊日，即除礼部侍郎。（出王明清《挥麈后录》）按《中兴玉堂制草》，此绍兴二十年五月，秦会之提举玉牒，进《高宗中兴圣统》加恩制也。时日严以右史直北扉，实当此制。二十一年四月，日严乃迁仪曹贰卿，仲言误。绍兴己卯，陈莹中追谥忠肃，其子应之为刑部侍郎，往谢政府，有以大魁为元枢者忽问云：“先又何事得罪秦师垣耶？”（出王明清《挥麈三录》）按，陈公赐谥在二十六年七月，是年丙子也。汤进之实为元枢，而陈资政诚之在翰林。九月，陈始除同知枢密院事，距忠肃赐谥已五旬，恐无缘始谢。盖一时好事者以为口实，仲言未之考也。胡寅者，凶慝躁进之士也。赵鼎荐之词掖，朝士皆畏之。以行词乖谬，众论不容，乃称父安国老疾，远在湖湘，乞归省，于是差知永州。寅携妾居婺州，久之不去。有朝士范伯奋贻书责之，寅以妾临蓐为辞。伯奋复曰：“妾产与父疾孰重？”寅诉于鼎，改知严州。鼎旋罢，累月复相，欲召寅，议者以不省父止之。（阙书名。又，脱心传按语）故事，两制以上方乘狨座，余不预也。大观中，童贯新得车，以泰宁军承宣使，副礼部尚书郑允中使辽国，遂俱乘狨座，繇是为例。（出王明清《挥麈后录》）按，贯以大观二年建节，久之，进检校司空，易镇泰宁。政和元年秋，乃出使，此亦误。承宣使，政和七年始置。本朝宰相兼公师者，范鲁公、王文献、赵韩王、薛文惠、王文贞、丁晋公、冯文懿、王文穆、吕文靖、韩忠献、曾宣靖、富韩公、文潞公、吕正献、蔡师垣、秦师垣、陈鲁公而已，余皆罢政后方拜。近日惟张魏公自外以少傅再拜右揆。（出王明清《挥麈前录》）按，吕文穆、何伯通、郑达夫、余源仲、王将明，皆以宰相兼公师。吕元直尝除少保而不拜，文潞公、吕正献乃以公师平章国事，非宰相也。韩退之诗“不知官高卑，玉带垂金鱼。”若从本朝言之，则极品有不得兼者。本朝之制，惟亲王及勋旧大臣之为公师者，乃得赐玉带；即近属者与外戚之为郡王者，或亦赐之。真宗时尝遍赐两府大臣，其后止及元宰而已。渡江后，异姓王亦得之。（阙书名）按《庆元令节文》，诸带：三品以上许服玉，臣僚在京者不得施于公服。然则三品得服玉带，本朝与唐制尚同，但在京则不可施于朝服尔。今公卿在外亦未有服玉者，盖循旧如此，非谓法不可也。白乐天《闻白行简服绯》诗有“彩动绫袍雁趁行”之句，注云：“绯多以雁衔瑞莎为之。”则知唐章服以绫且用织花者，与今制不同。今宗室外戚之亲贵者，或赐花罗公服，亦此意也。宣政间，又有纱公服，今废。（阙书名。出程大昌《演繁露》。脱心传按语）
译皇统四年秋，元帅派使者报告监军（当时监军正在讨伐蒙古）说：“南宋用重兵逼迫威胁，和约已经大致确定；除了安排处置防备之事，早晚军队就要到了。”到了第二年冬十月，元帅亲自统率十万大军，水陆两路会合。（出自王大观《行程录》）按语：皇统四年是甲子年，即本朝绍兴十四年。此前两年已经划分地界，不知道乌珠为什么历经两年之久，后来才对蒙古用兵，恐怕其中一定有错误。皇统七年春三月，金国使者回来，蒙古答应依照所割让的地界，牛羊增加一倍。金国答应赐给牛羊各二十五万口，如今又增加一倍。每年仍然赠送绢三十万匹、绵三十万两，答应遵从和约。（缺书名。应出自王大观《行程录》）按语：本朝每年赠给北方人的银、绢合计二十五万匹两，而北方人送给蒙古的却又超过这个数，恐怕未必如此。绍兴初年，昭慈圣宪皇后去世，朝廷舆论想要营建山陵，曾公卷坚持认为，帝后陵寝如今还在伊洛一带，不久就会收复中原，到那时便会把遗体迁回合葬，因此应当以“攒宫”为名，众人都认为这样合适。（出自王明清《挥麈前录》）按语：昭慈的《遗诏》已经说“权且择地攒殡”，又说：“新制梓宫，取能容纳我身，以便将来迁奉。”曾公卷从金陵到行在，昭慈去世时一定已经过了半个月。《遗诏》既然这样说，那么这个建议恐怕不是曾公卷提出的。本朝曾经垂帘听政的太后，按惯例称作山陵；但昭慈当时只称园陵，这条记载也错了。赵鼎出身寒微，原来有粗鄙朴拙的样子；一旦得志，突然变得骄奢，以为临安的相府不能居住，另外建造大堂，四周种满花木；座位旁放置四个大炉子，每天焚烧香数十斤，使香烟四处弥漫，称作“香云”。（出自朱胜非《秀水闲居录》。心传按语脱漏） 王日严▯严任少蓬，权任直禁林，起草秦会之加恩的制书，取熊叔雅启文中的一副对联写入制词：“大风动地，不移存赵之心；白刃在前，独奋安刘之略。”第二天，他就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出自王明清《挥麈后录》）按语：《中兴玉堂制草》记载，这是绍兴二十年五月，秦会之提举玉牒，进献《高宗中兴圣统》后所下的加恩制。日严当时以右史身份直宿北扉，确实负责这道制书。绍兴二十一年四月，日严才升任仪曹贰卿，仲言记错了。绍兴己卯年，陈莹中被追赐谥号忠肃，他的儿子陈应之任刑部侍郎，前往宰相府致谢；有一位以大魁身份任元枢的人忽然问道：“他先前又因什么事得罪了秦师垣呢？”（出自王明清《挥麈三录》）按语：陈公获赐谥号是在绍兴二十六年七月，那年是丙子年。汤进之实际上任元枢，而陈资政诚之在翰林院。九月，陈诚之才被任命为同知枢密院事，距离忠肃获赐谥号已经五十天，恐怕没有理由到这时才去致谢。大概是一时好事之徒拿这件事作为谈资，仲言没有考察。胡寅是个凶恶奸邪、急于求进的人。赵鼎把他推荐到词掖，朝廷官员都害怕他。后来因为起草诏词荒谬，众议不能容忍他，他便以父亲安国年老多病、远在湖湘为理由，请求回去省亲，于是被派任永州知州。胡寅带着妾居住在婺州，过了很久还不离开。有位朝廷官员范伯奋写信责备他，胡寅以妾即将临产为借口。范伯奋又说：“妾生产和父亲生病，哪件事更重要？”胡寅向赵鼎诉说，改任严州知州。赵鼎不久被罢相，几个月后又复任宰相，想召胡寅回来，议论此事的人以他不去省父为由阻止了这件事。（缺书名。另，心传按语脱漏） 按照旧例，两制以上的官员才乘狨座，其他人没有资格。大观年间，童贯新近得到车舆，以泰宁军承宣使的身份，作为礼部尚书郑允中的副使出使辽国，于是两人都乘狨座，从此成为惯例。（出自王明清《挥麈后录》）按语：童贯在大观二年建立旄节，过了很久升任检校司空，改镇泰宁。到政和元年秋天，才出使辽国，这里也记错了。承宣使这一官职，是政和七年才设置的。本朝宰相兼任三公、三师的，只有范鲁公、王文献、赵韩王、薛文惠、王文贞、丁晋公、冯文懿、王文穆、吕文靖、韩忠献、曾宣靖、富韩公、文潞公、吕正献、蔡师垣、秦师垣、陈鲁公而已；其余的人都是罢去宰相职务以后才被授予三公、三师。近来只有张魏公从外任以少傅身份再次拜为右揆。（出自王明清《挥麈前录》）按语：吕文穆、何伯通、郑达夫、余源仲、王将明，都曾以宰相兼任三公、三师。吕元直曾被任命为少保却没有接受，文潞公、吕正献则是以三公、三师身份平章国事，并不是宰相。韩退之的诗说：“不知道官位高低，玉带上垂着金鱼。”如果从本朝的情况来说，那么最高品级的官员中也有不能兼得这种待遇的。本朝的制度，只有亲王以及勋旧大臣中担任公师的人，才可以获赐玉带；即使是近亲宗室和外戚中封为郡王的，有时也能获赐。真宗时曾经把玉带普遍赐给两府大臣，后来就只赐给元宰而已。渡江以后，异姓王也可以得到玉带。（书名缺佚）按《庆元令节文》规定，各种腰带中，三品以上官员准许服用玉带；但在京的臣僚不得把玉带用于公服。这样看来，三品官可以服玉带，本朝与唐制还相同，只是在京城不能把它用于朝服罢了。如今公卿在外地也没有服用玉带的，大概只是沿袭旧例如此，并不是说法律不允许。白乐天《闻白行简服绯》诗中有“彩动绫袍雁趁行”一句，注释说：“绯色服装大多用雁衔瑞草的图案织成。”由此可知，唐代的章服用绫制作，而且采用织花工艺，与现在的制度不同。如今宗室、外戚中身份亲贵的人，有时获赐织有花纹的罗制公服，也是这个意思。宣政年间，又有纱制公服，现在已经废止。（书名缺佚。出自程大昌《演繁露》。心传按语缺佚）
禁中钟鼓院在和宁门谯上，其上鼓记五更已竟，而外间通用漏刻方交五更也。杀五更后，谯上不复更击钟鼓。需平明漏下二刻，方椎鼓数十声。王禹玉《宫词》云：“禁鼓六更交直早，归来还是立班时。”禹玉谓六更者，明宫殿五更之外复有一更也。其实宫鼓以外间四更促为五更，故五更终竟时，蚤闻于外间耳。鼓节未尝溢六也。车驾宿斋青城，则斋殿门内五更均促使短如宫中常节，至青城门外，则五夜平分，须晓乃竟。（阙书名。出程大昌《演繁露》）按，蔡绦《百衲丛谈》云，五更已满，将晓之时，则又有谓之夜漏不尽刻。文德殿钟鼓院于夜漏不尽刻，天既未晓，则但挝鼓六通，而无钲点也。故不知者乃谓禁中有六更。吾于政和戊戌曾侍祠于宣和殿，尝备闻之。据此，则承平时盖击鼓六通。此云椎数十声，未知孰是也。杨廷秀云，绍熙庚戌岁考试，殿庐夜漏杀五更之后复打一更，问之鸡人，云：“宫漏打六更。”按蔡、程、杨三人皆从官也，所谓六更者，皆亲闻之，而或云打一更，或云挝鼓六通。成云椎鼓数十声，竟无定论，当考。学士院具员，文臣待制以上，武臣正任防御使以上。盖防御使有超除节度使之理，故皆入具员。（阙书名。当出《蒋魏公逸史》）按，国朝防御使，虽有殊功，未尝径建节也。绍兴末，李宝以胶西之捷，自遥察除节度使，时号创见。蒋所记误。唐制，翰林学士本职在官下，五代赵凤为之，始讽宰相任圜移在官上。（出叶梦得《石林燕语》）按，唐刘▯彖撰《王巨镛碑》，称“翰林学士、中散大夫、守中书舍人刘▯彖；柳公权撰《何进滔碑》，称“翰林学士承旨兼侍书、朝议大夫、守工部侍郎、知制诰柳公权”；《白居易集》载《初除拾遗书》，称“翰林学士、将仕郎、守左拾遗白居易”。据此类皆职在官上。又按，元稹《祭?李尚书文》，称“中散大夫、守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元稹”；崔群《谢官状》称“朝议郎、守尚书库部员外郎、翰林学士崔群”；王源中撰《李藏用碑》，称“中散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翰林学士王源中”。据此类皆职在官下。五代赵凤所移，乃端明殿学士。叶误记也。唐翰林学士结衔或在官上，或在官下，无定制。予家藏《李藏用碑》，撰者言“中散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翰林学士王源中”，《王巨镛碑》撰者言“翰林学士、中散大夫、守中书舍人刘▯彖”，▯彖仍不称知制诰，不可晓。（出叶梦得《石林燕语》）按，学士官至紫微舍人，则衔内不系知制诰三字，所从来远矣。唐自代宗后，历德、顺、宪、穆、敬五帝及懿宗，皆不置节名。（出叶梦得《石林燕语》）按，懿宗延庆节，此云不置，非也。前世牌额，额必先挂而后书，牌必先立而后刻。魏凌云台至高，韦诞书榜，即日皓首，此先挂之验也。今则先书而后挂。（阙书名）按《晋书王献之传》，太元中，新起太极殿，谢安欲使献之题榜，以为万代宝，而难言之。试谓曰：“魏时凌云殿榜未题，而匠者误钉之，不可下，乃使韦仲将悬笔书之，比讫，须发尽白，才余气息。”据此，则乃一时匠者之误，非古人皆先挂而后书也。台州笔吏杨涤者，能诗，亦可观。其外氏，唐元相国之裔，偶持告身来，乃微之拜相纶轴也。销金云凤，绫新若手未触。白乐天作并书，后有毕文简、夏文庄、元章简诸公跋识甚多。寻闻为秦▯喜所取，恨当时不能入石也。（阙书名。出王明清《挥麈前录》）按，考唐《白傅集》，其在翰林尝当五相制，乃裴▯、张弘靖、李绛、韦贯之、武元衡尔。其在中书尝草微之谕德及翰林两制。盖乐天以元和初为学士，而微之长庆二年始入中书，其相去远矣。此所记必有误。王景彝藏《续皇王宝运录》十卷，多载唐中叶以后事。所恨宋景文、欧阳文忠诸公未曾见之。其中载黄巢王气一事云：“金州太白山人，中和三年夏，见刺史崔尧封云：‘州北有牛山，傍有黄巢谷、金桶水。今黄巢年号金统，必虑王气在此牛山，请掘之，则贼自败散。’尧封大喜，调义夫万人掘牛山。月余，崖崩十丈，有一石桶，上有一剑，桶中有一黄腰兽，自扑而死。尧封奏其事，加检讨司徒。至秋，中原克平。”（出王明清《挥麈后录》。脱心传按语）蔡元长帅成都，尝令费孝先画卦影，末后画小池，龙跃其中。又画两日两月，一屋有鸱吻，一人掩面而哭，不晓其理。后元长南窜，死于潭州昌明寺，始悟焉。（出王明清《挥麈余话》）按《实录》，蔡京死于崇教寺。
译禁中的钟鼓院在和宁门的谯楼上面。楼上的鼓记录着五更已经结束，而外间通用的漏刻才刚刚交入五更。五更结束后，谯楼上不再击钟鼓。要等到天将亮、漏下二刻，才击鼓几十声。王禹玉《宫词》说：“禁鼓交到六更时，值班早已开始；回来时仍然是站班的时候。”禹玉所说的六更，是说宫殿的五更之外又有一更。其实，宫中的鼓把外间的四更催促成五更，所以宫中五更结束时，外间很早就能听到。击鼓的节拍从未超过六更。皇帝驾临青城斋戒住宿时，斋殿门以内的五更都催促得像宫中平常的节拍一样短；到了青城门外，则把五夜平均分开，必须到天亮才结束。（书名缺佚。出自程大昌《演繁露》）按语说，蔡绦《百衲丛谈》记载：五更已经结束、天将亮的时候，又有一种说法叫“夜漏不尽刻”。文德殿钟鼓院到了“夜漏不尽刻”，天还没有亮，便只击鼓六通，而没有钲声和报时的点声。所以不了解情况的人，才说禁中有六更。我在政和戊戌年曾经在宣和殿侍奉祭祀，曾经完整听到过这件事。照这样看来，太平时期大概是击鼓六通。这里说击鼓几十声，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正确。杨廷秀说，绍熙庚戌年考试时，殿庐在夜漏结束五更以后又击了一更。他询问鸡人，鸡人说：“宫中的漏刻击报六更。”按说，蔡、程、杨三人都是在朝任职的官员，所谓六更，都是亲耳听到的；但有人说又击了一更，有人说击鼓六通。成书中说击鼓几十声，最终没有定论，应当进一步考察。学士院的具员，包括文臣待制以上，以及武臣正任防御使以上。大概是因为防御使有越级授任节度使的可能，所以都列入具员。（书名缺佚。应当出自《蒋魏公逸史》）按语说，本朝的防御使虽然有特殊功劳，也从未直接建立节度使的职衔。绍兴末年，李宝凭胶西之战的胜利，由遥郡观察使越级授为节度使，当时号称创见。蒋氏所记有误。唐制中，翰林学士的本职位次在官职之下。五代时赵凤担任此职，才开始劝说宰相任圜把它移到官职之上。（出自叶梦得《石林燕语》）按语说，唐代刘▯彖撰写《王巨镛碑》，称“翰林学士、中散大夫、守中书舍人刘▯彖”；柳公权撰写《何进滔碑》，称“翰林学士承旨兼侍书、朝议大夫、守工部侍郎、知制诰柳公权”；《白居易集》载《初除拾遗书》，称“翰林学士、将仕郎、守左拾遗白居易”。根据这些例子，翰林学士的职位都在官职之上。又按，元稹《祭?李尚书文》称“中散大夫、守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元稹”；崔群《谢官状》称“朝议郎、守尚书库部员外郎、翰林学士崔群”；王源中撰写《李藏用碑》，称“中散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翰林学士王源中”。根据这些例子，翰林学士的职位又都在官职之下。五代赵凤所移动的，原来是端明殿学士的位次。叶氏记错了。唐代翰林学士在官衔中的排列，有时在官职之上，有时在官职之下，并没有固定制度。我家收藏有《李藏用碑》，撰文者称“中散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翰林学士王源中”；《王巨镛碑》的撰文者称“翰林学士、中散大夫、守中书舍人刘▯彖”，刘▯彖仍然没有称知制诰，这就无法弄清楚了。（出自叶梦得《石林燕语》）按语说，学士的官位升到紫微舍人时，官衔中就不再连用“知制诰”三字，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唐代自代宗以后，历经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五位皇帝以及懿宗，都没有设置节名。（出自叶梦得《石林燕语》）按语说，懿宗有延庆节，这里说没有设置，是错误的。前代制作牌额时，牌额一定先挂起来，然后再题字；匾牌一定先立起来，然后再镌刻。魏代凌云台极高，韦诞题写榜额，当天就须发全白了，这就是先挂后书的证明。如今则是先写好，然后再悬挂。（书名缺佚）按《晋书·王献之传》记载，太元年间，新建太极殿，谢安想让王献之题写匾额，作为万代珍宝，却难以开口提出。他试探着说：“魏代凌云殿的榜额还没有题字，木匠却误把它钉上去了，无法取下，于是让韦仲将悬空执笔书写。等到写完，他的胡须和头发全白了，只剩一口气。”根据这段话，可知那只是一次木匠的失误，并不是古人都先挂起来再书写。台州的笔吏杨涤，能作诗，诗也很值得观赏。他的外祖家是唐代元相国的后裔，有一次偶然带着告身来，原来是元微之拜相时所用的诏书卷轴。上面有销金云凤图案，绫质簇新，好像手还没有碰过。白乐天撰写并书写了文字，后面还有毕文简、夏文庄、元章简等许多人的题跋。后来听说它被秦▯喜取走了，只恨当时不能把它刻在碑石上。（书名缺佚。出自王明清《挥麈前录》）按语说，考察唐代《白傅集》，白居易在翰林任职时曾经起草过五位宰相的制书，即裴▯、张弘靖、李绛、韦贯之、武元衡。在中书任职时，他曾经起草过元微之的谕德制书以及翰林两制。白乐天大概在元和初年担任学士，而元微之直到长庆二年才进入中书，两人的时间相隔很远。这里的记载一定有错误。王景彝收藏有《续皇王宝运录》十卷，其中记载了许多唐代中期以后的事情。遗憾的是，宋景文、欧阳文忠等诸位先生都没有见过它。其中记载黄巢王气的一件事说：“金州太白山人，在中和三年夏天，见到刺史崔尧封，说：‘州北有牛山，旁边有黄巢谷、金桶水。如今黄巢的年号是金统，必定是认为王气在这座牛山，请挖掘它，那么贼兵自然会败散。’崔尧封非常高兴，调集一万名义夫挖掘牛山。一个多月后，山崖崩塌十丈，露出一个石桶，上面有一把剑，桶中有一只黄腰兽，自己扑撞而死。崔尧封上奏此事，被加授检讨、司徒。到了秋天，中原被平定。”（出自王明清《挥麈后录》。心传按语缺佚） 蔡元长任成都帅时，曾让费孝先画卦影，最后画了一个小池，龙跃在其中；又画了两个太阳、两个月亮，一所房屋上有鸱吻，一个人掩面哭泣，不知道其中的含义。后来蔡元长向南逃窜，死在潭州昌明寺，这才明白了其中的预兆。（出自王明清《挥麈余话》）按《实录》记载，蔡京死于崇教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日〕
辽亡，达锡林牙亦降，后与尼堪双陆，争道，堪心欲杀之，而口不言。达锡惧，及归帐，即弃其妻，携五子宵遁，深入沙漠，立天祚之子梁王为帝。（出洪皓《松漠记闻》）按《三国谋义录》、《两国编年》皆云，天祚出夹山，以图兴复，达锡谏不听，乃称疾不行。天祚被执，达锡率残众奉梁王北奔。据此，则达锡未尝降，使其果降，则梁王何以得免？洪记恐误也。天柞四年，赵、晋、秦、许四王，晋王先诛死，而无梁王，或者其后一王改封，亦未可知，姑从《记闻》。《高丽历日》，自契丹天庆八年以后皆阙不纪。壬戌岁，改皇统，辛未改天德，癸酉改贞元，丙子改正丰。至癸未岁又阙，直至壬辰岁，方纪大定十二年，不可考云。按壬戌，绍兴十二年也。熊子复《中兴小历》，改皇统在十四年。（阙书名）按，辛酉岁乌珠与本朝书已称皇统元年，而王大观《行程录》亦云，皇统八年岁次戊辰，戊辰绍兴十八年，逆数之，当以十一年改元为正，此所记误。又，正隆乃海陵年号，见于《隆兴时政记》，亦不当作正丰。辛巳岁葛王即位于会宁，改元大定，至壬辰为十二年，不误。但不知癸未岁何以缺，岂非金方纷乱，不暇颁历于属国故耶？●补遗太祖改乾德年号，宰相令文士检阅前代不犯此名。既颁赦，果有言前伪蜀王衍有此号，太祖召宰相，语以检阅失于精详。赵普曰：“已颁行，不可追改。”自是始重博学多闻之士。（按改元时，赵中令未入相。阙书名）此亦误。按，太祖以癸亥岁改乾德。三年春平蜀，蜀宫人有入掖庭者，太祖览其镜背云“乾德四年铸”，上大惊，以问陶、窦二内相。二人曰：“蜀少主尝有此号，鉴必蜀中所铸。”上曰：“作宰相须用读书人。”自是大重儒臣。此所云“既颁赦，果有言”，又云“赵韩王言不可改”，皆小误。王文正公扈从在澶渊，雍王元份留守。暴得疾，命公代之。公曰：“愿宣寇准来，臣有所陈。”准至，公奏曰：“十日之间未有捷报时如何？”上良久乃黯然曰：“立皇太子。”（《王文正遗事》）按《实录》，景德元年十二月癸巳，以参知政事王旦权东京留守，时契丹已平矣。后一日甲午，车驾即还京。考之《国史》，是时悼献太子已薨，仁宗未生，真宗未有嗣，不知王公欲谁立也？寇准为枢密使，当罢，使人私求公，请为使相。公大惊曰：“将相之任岂容私请耶？”准恨之。已而制出，除准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准入谢曰：“非陛下主张，臣安得有此命？”上曰：“王旦知卿”，具道公所以荐准语。准始愧叹，以为不可及。（阙书名）按故事，枢密相善罢，仍带相印者，吴侍中延祚、曹侍中彬是也。枢密使不带平章事，而以使相罢者，王中令显是也。祥符中，王文穆、陈文忠为枢相，坐与马正惠公忿争，得罪，故罢守本官。寇忠愍以枢密使同平章事善罢，自不应解相印。其后曹郓公、张徐公、王邓公、复郑公、王鲁公、贾魏公、宋郑公、富韩公、文潞公，自枢密相罢，皆为使相及使。侍中狄武襄青、张文节▯，仍自枢密使加平章事罢。莱公之命，殆常典也。弭德超为诸司使，诬奏侍中曹公彬有不轨谋，太宗疑之，拜德超枢密副使。不数月，赵普再相，因为疑雪，上乃大悟，即逐德超，而待彬如故。（王沂公《笔录》）按《国史》，太平兴国六年九月，赵令相。八年正月，曹王罢，弭德超为枢副，此时赵令再相久矣。四月，德超流琼州。十月，赵令罢相。盖曹王初罢，赵令未敢争。其后，始能从容解之耳。然德超之罢，亦坐有不逊语，为同列王显所陈。此记微误。寇准知京兆府，都监朱能献天书。上问王旦，旦曰：“始不信天书者，准也。今天书降，准所当，令准上之，则百姓将大服，而疑者不敢不信也。”上从之。使中贵人逼准，准亦因此复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刘侍读撰《莱公传》）按，莱公复相，天禧三年事也。前二岁王文正公已薨矣。国朝旧制，有殿前承旨，颇甚繁杂。及公拜翰林承旨，上以其称呼不别，又恶其与清贵混淆，诏改为三班奉职。（苏考《次续翰林志》）按《实录》，淳化二年正月，改殿前承旨为三班奉职，时宋文安白为承旨久矣。九月，宋公贬，苏文简始为承旨学士。耆谬矣。
译辽国灭亡后，达锡林牙也投降了，后来与尼堪下双陆棋，因为争论棋路，尼堪心里想杀他，嘴上却没有说出来。达锡害怕了，回到帐中后就抛下妻子，带着五个儿子连夜逃走，深入沙漠，拥立天祚帝的儿子梁王为帝。（出自洪皓《松漠记闻》）按《三国谋义录》《两国编年》都说，天祚帝出居夹山，想图谋复兴，达锡劝谏而天祚帝不听，于是达锡称病不去。天祚帝被擒后，达锡率领残余部众拥奉梁王向北逃奔。如此看来，达锡不曾投降；如果他果真投降，梁王又怎么能够幸免？洪皓的记载恐怕有误。天柞四年，赵王、晋王、秦王、许王四位王，晋王先被杀死，而记载中没有梁王；也许后来有一位王改封为梁王，这也未可知，姑且依从《松漠记闻》的说法。《高丽历日》从契丹天庆八年以后，都缺失而没有记载。壬戌年改年号为皇统，辛未年改为天德，癸酉年改为贞元，丙子年改为正丰。到癸未年又缺失，直到壬辰年，才记载为大定十二年，无法考证。（书名缺佚）按语说，壬戌年是绍兴十二年。熊子复《中兴小历》说改皇统是在绍兴十四年。（书名缺佚）按语又说，辛酉年乌珠与本朝往来的文书已经称皇统元年，王大观《行程录》也说，皇统八年岁次戊辰；戊辰年是绍兴十八年，向前推算，应当以绍兴十一年改元为正确，这里记错了。又，正隆是海陵王的年号，《隆兴时政记》中有记载，也不应写作正丰。辛巳年葛王在会宁即位，改年号为大定，到壬辰年是大定十二年，没有错误。但不知道癸未年为什么缺载，难道是金国当时正处于纷乱之中，没有时间向属国颁发历书吗？补遗 太祖改用乾德年号时，宰相命令文士查阅前代，确认没有犯用这个年号。赦令颁布以后，果然有人指出前伪蜀王衍曾使用过这个年号。太祖召见宰相，把查阅不够精细的事情告诉他。赵普说：“既然已经颁布施行，就不能追改。”从此开始更加重视博学多闻的人。（按语说，改元时赵中令还没有入相。书名缺佚）这件事也有错误。按语说，太祖在癸亥年改用乾德年号。乾德三年春天平定蜀地，蜀国宫人中有人进入掖庭，太祖看到她的镜背上写着“乾德四年铸”，大为惊讶，便询问陶、窦两位内相。两人说：“蜀国少主曾经使用过这个年号，这面镜子一定是蜀中铸造的。”太祖说：“任用宰相必须用读书人。”从此更加重视儒臣。这里所说的“赦令颁布以后果然有人指出”，以及所说的“赵韩王说不能改”，都是小的错误。王文正公随从皇帝在澶渊时，雍王元份留守京城。元份突然得病，命王公代替他。王公说：“希望召寇准来，我有事情要陈奏。”寇准到后，王公奏道：“如果十天之内还没有捷报，该怎么办？”皇帝沉默了很久，才黯然说道：“册立皇太子。”（《王文正遗事》）按《实录》记载，景德元年十二月癸巳日，以参知政事王旦暂代东京留守，当时契丹已经平定。第二天甲午日，皇帝车驾就返回京城了。考察《国史》，当时悼献太子已经去世，仁宗还没有出生，真宗也没有后嗣，不知道王公想立谁为皇太子？寇准担任枢密使，到了应当罢免的时候，派人私下请求王公，希望让他担任使相。王公大为惊讶，说：“将相的任命，怎么能容许私下请求呢？”寇准因此怨恨他。不久诏制下达，任命寇准为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寇准入宫谢恩说：“如果不是陛下主持，臣怎么能得到这样的任命？”皇帝说：“王旦了解你。”并把王公推荐寇准的话全部告诉了他。寇准这才惭愧叹服，认为自己比不上王旦。（书名缺佚）按旧例，枢密使与宰相友善而罢免后，仍然带着宰相印的，有吴侍中延祚、曹侍中彬。枢密使不带平章事而以使相身份罢免的，有王中令显。祥符年间，王文穆、陈文忠担任枢相，因为与马正惠公忿怒争执而获罪，所以罢职后仍守原官。寇忠愍以枢密使、同平章事的身份善罢，自然不应解除宰相印。此后曹郓公、张徐公、王邓公、复郑公、王鲁公、贾魏公、宋郑公、富韩公、文潞公，都是从枢密相罢免后，担任使相或使职。侍中狄武襄青、张文节▯，仍然从枢密使加平章事后罢免。寇莱公这次的任命，大概是通常的制度。弭德超任诸司使时，诬告侍中曹公彬有谋反的计划。太宗怀疑曹彬，便任命弭德超为枢密副使。几个月后，赵普再次任宰相，于是因为这件疑案为曹彬洗清冤屈，太宗才完全醒悟，立即驱逐弭德超，而像从前一样对待曹彬。（王沂公《笔录》）按《国史》记载，太平兴国六年九月，赵令任宰相；八年正月，曹王罢职，弭德超任枢密副使，这时赵令已经再次任相很久了。四月，弭德超被流放到琼州；十月，赵令罢相。大概曹王刚罢职时，赵令还不敢争辩，后来才有机会从容地为他解脱冤屈。然而弭德超被罢免，也因为他说了不恭敬的话，被同列王显揭发。这段记载略有错误。寇准任京兆府知府时，都监朱能献上天书。皇帝询问王旦，王旦说：“起初不相信天书的人是寇准。如今既然天书降下，就应当由寇准负责，让寇准把它献上，那么百姓将非常信服，原来怀疑的人也不敢不信。”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皇帝派中贵人逼迫寇准，寇准也因此再次担任中书侍郎、平章事。（刘侍读撰《莱公传》）按语说，寇莱公再次任相，是天禧三年的事。此前两年王文正公已经去世了。本朝旧制中有殿前承旨一职，事务相当繁杂。等到王公拜为翰林承旨时，皇帝认为这两个称呼没有区别，又不喜欢它与清贵之职混淆，便下诏改殿前承旨为三班奉职。（苏考《次续翰林志》）按《实录》记载，淳化二年正月，把殿前承旨改为三班奉职，当时宋文安白担任承旨已经很久了。九月，宋公被贬，苏文简才开始担任承旨学士。苏氏的记载错了。
保安军奏获李继迁母，太宗甚喜。是时寇准为枢密副使，吕端为宰相。上独召准与之谋，准请斩于保安军北门之外，以戒凶逆。上然之。端闻，请对，具道其不可，请置于延州，使善养视，以招来继迁。上拊髀称善曰：“微卿，几误我事。”即用端策。其母后病亡，继迁亦死，其子竟纳款请命。（温公《涑水记闻》）按，寇忠愍公淳化二年为枢密副使，时李文正、张文定在相府。四年六月，寇公罢，吕公始拜参知政事。又二年，吕公相。又三年，吕罢相而薨。后十七年，寇准始为枢密使，二公未尝同在两府也。考之《国史》，雍熙二年九月，获继迁母，此时二公皆未执政，温公误矣。李继隆与转运使卢之翰有隙，诬奏乏军兴，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驰取卢之翰、窦▯比及某人首。丞相吕端、枢密使柴禹锡皆不敢言，惟副使钱若水力争之，上大怒。已而意解，三人皆黜为行军副使。及鞫验，事皆虚，继隆坐罢招讨，知秦州。（阙书名）按《国史》，至道二年四月，以李继迁剽掠刍粟，命李继隆讨之。转运副使窦▯比以违诏运粮被掠，系狱。七月，▯比及转运使宋太初、副使卢之翰并除名。方▯比系狱时，继隆初受命，非用继隆奏也。柴禹锡前一年罢，此时亦不在枢府。其年十一月，漕臣陈纬、梁鼎乃用继隆奏，削三资。温公皆误。明年，真宗即位，罢西讨，继隆自都部署还朝，未尝为招讨使也。上将立章献后，李迪为翰林学士，屡上疏谏，以后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章献深衔之。（阙书名）按《国史》，大中祥符五年立刘德妃为皇后。后四年，李文定始为学士。文臣为枢密使，皆带检校太尉、太傅兼本官。乾兴元年，钱文僖以兵部尚书充使，不带检校官，盖有司之失也。（阙书名）按《拜罢录》，太平兴国六年，石元懿自枢密副使除兵部尚书充使，不带检校官。大中祥符后，王文穆、陈文忠、冯文懿始皆带检校太傅。丁晋公、寇莱公始皆带检校太尉（建隆初，赵韩王带检校太保充使，盖自兵部侍郎换宣徽南院使，不带文官故也）。国朝范鲁公、王沂公、魏仆射三相罢，赵令独相，始置参知政事，自是一相或二相。至咸平中，始有吕文穆、李文靖、向文简三相。又至和中，文潞公、刘丞相、富郑公三相。（阙书名）按，开宝九年，薛文惠、沈恭惠、卢崖州；太平兴国六年，赵忠献、沈恭惠、卢崖州，亦三相。楚王元佐，太宗之长子，将立为嗣，坚辞不肯，欲立太祖之子，由此遂废。故当时以为狂，而实非狂也。（《龙川志》）按《国史》，太平兴国四年，太祖长子武功郡王德昭暴薨。六年，其弟荣阳公德芳继卒。明年，宰相赵普如京使柴禹锡告秦王廷美与卢多逊交通，言涉不顺，坐是废死房陵，于是太祖子弟尽矣。其年，太宗乃封长子元佐为卫王。明年，进封楚王。又三年，元佐以病狂纵火废。此时太祖诸子之卒久矣（或曰元佐请秦王之罪，忤上旨，因得心疾也）。真宗疾甚，丁谓、李迪俱罢相。中人雷允恭传宣谓家，以中书阙人，权留请发遣。谓召学士刘筠谓曰：“圣旨令谓复相，可草麻。”筠不可。佗日，又语学士钱惟演，惟演即从命。（阙书名）按，此天禧四年十一月事也。时钱文僖执政久矣。草谓制乃晏元献也。真宗时，尝遣曾致尧副温仲舒安抚陕西。致尧于阁门疏劾仲舒，言“不足与共事”，轻锐之党无不称快。李沆在中书，不喜也。因用佗人为副，而罢致尧。（阙书名）按《实录》，咸平五年，右仆射张齐贤为▯宁等路经略使，曾致尧为判官。既而致尧以狂躁上章，责黄州副使，此史官所书也。王文公撰《致尧神道碑》略曰：“张齐贤经略陕西，署公判官以从。公曰：‘西兵十万皆属王超，恐丞相不能制。’真宗难其言，会行，召赐金紫。公谢曰：‘臣尝言丞相向敏中未效，不敢受赐。’”由是贬黄州。盖曾未尝副温恭肃也。苏所记误。是时吕公蒙正为首相，文靖乃次揆耳。丁谓复相，逐李文定公及其党，正人为之一空。将草公责词，时宋宣献当直，请其罪名。谓曰：“春秋无将，汉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从之。以《仁宗实录》考之，李公责词但言“附下济恶”耳，无“无将”“不道”之语也。（阙名书。荃孙按，“从之”以下当是心传按语）
译保安军上奏擒获李继迁的母亲，太宗非常高兴。当时寇准任枢密副使，吕端任宰相。皇帝只召寇准来商议，寇准请求在保安军北门外斩杀她，以此警戒凶恶叛逆之人。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吕端听说后，请求入对，把不可以这样做的道理全部说出，请求把她安置在延州，妥善供养照看，以招抚李继迁。皇帝拍着大腿称赞说：“没有你，几乎误了我的事情。”随即采用吕端的策略。她的母亲后来病死，李继迁也死了，他的儿子最终送上降表，请求保全性命。（司马光《涑水记闻》）按语说，寇忠愍公在淳化二年任枢密副使，当时李文正、张文定在宰相府。四年六月，寇公罢职，吕公才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又过两年，吕公任宰相；又过三年，吕公罢相而死。此后十七年，寇准才担任枢密使，二人从未同时在两府任职。考察《国史》，雍熙二年九月擒获李继迁的母亲，当时二人都没有执掌朝政，司马光记错了。李继隆与转运使卢之翰有嫌隙，便诬奏卢之翰缺乏军需供应。太宗大怒，立即召来一名中使，交给他三封函件，命令他骑马急驰，取来卢之翰、窦▯比以及某人的首级。丞相吕端、枢密使柴禹锡都不敢说话，只有副使钱若水极力争辩。皇帝后来怒气消解，三人都被贬为行军副使。等到审讯查验，事情全是假的，李继隆因此被罢免招讨职务，改任秦州知州。（书名缺佚）按《国史》记载，至道二年四月，因为李继迁抢掠草料和粮食，命令李继隆讨伐他。转运副使窦▯比因为违诏运粮而被抢，收押入狱。七月，窦▯比以及转运使宋太初、转运副使卢之翰都被除名。当窦▯比被关押时，李继隆才刚刚接受出征命令，并不是由于李继隆的奏报。柴禹锡在前一年已经罢职，当时也不在枢府。同年十一月，漕臣陈纬、梁鼎才因为李继隆的奏报而被削去三资。司马光把这些都记错了。第二年真宗即位，停止西征，李继隆从都部署任上回朝，从未担任招讨使。皇帝将要册立章献皇后时，李迪任翰林学士，多次上疏劝谏，说皇后出身寒微，不可以母仪天下。因此章献皇后深深怨恨他。（书名缺佚）按《国史》记载，大中祥符五年册立刘德妃为皇后。四年以后，李文定才担任翰林学士。文臣担任枢密使，都带检校太尉、检校太傅的官衔，并兼带本官。乾兴元年，钱文僖以兵部尚书充任枢密使，没有带检校官，大概是有关部门的疏漏。（书名缺佚）按《拜罢录》记载，太平兴国六年，石元懿由枢密副使授任兵部尚书、充任枢密使，也没有带检校官。大中祥符以后，王文穆、陈文忠、冯文懿才都带检校太傅。丁晋公、寇莱公才都带检校太尉。（建隆初年，赵韩王带检校太保充任枢密使，大概是从兵部侍郎改任宣徽南院使，因为不再带文官本职的缘故。） 本朝范鲁公、王沂公、魏仆射三位宰相罢免后，赵令独自任宰相，开始设置参知政事，此后有时是一位宰相，有时是两位宰相。到了咸平年间，才有吕文穆、李文靖、向文简三位宰相。又到了至和年间，才有文潞公、刘丞相、富郑公三位宰相。（书名缺失）按：开宝九年，有薛文惠、沈恭惠、卢崖州三位宰相；太平兴国六年，有赵忠献、沈恭惠、卢崖州三位宰相。楚王元佐是太宗的长子，本来将要被立为继承人，但他坚决推辞不肯接受，想立太祖的儿子，因此最终被废黜。所以当时人们认为他是狂人，但实际上并不是狂人。（《龙川志》）按《国史》：太平兴国四年，太祖的长子武功郡王德昭突然去世。太平兴国六年，他的弟弟荣阳公德芳也相继去世。第二年，宰相赵普到京城，让使者柴禹锡告发秦王廷美与卢多逊相互勾结，言语涉及谋逆，因此廷美获罪，被废黜后死于房陵，于是太祖的子弟全都不在了。当年，太宗便封长子元佐为卫王。第二年，又进封为楚王。再过三年，元佐因患狂病而纵火，遂被废黜。这时太祖的各个儿子已经去世很久了。（有人说，元佐请求追究秦王的罪责，违背了皇帝的旨意，因此得了心病。） 真宗病重，丁谓、李迪一起被罢免宰相。宦官雷允恭传达诏令到丁谓家，说中书省缺人，暂且留下他，请求派遣任职。丁谓召见学士刘筠，对他说：“圣旨命令我恢复宰相职位，你可以起草麻制。”刘筠不答应。另一天，丁谓又对学士钱惟演说了这件事，钱惟演立即听从命令。（书名缺失）按：这是天禧四年十一月的事。当时钱文僖担任执政已经很久了。起草任命丁谓的制书，是晏元献。真宗时期，曾派曾致尧任温仲舒的副职，前往陕西任安抚使。曾致尧在阁门上奏章弹劾温仲舒，说“不能与他共事”，轻视和反对温仲舒的人无不称快。李沆在中书省，对此很不高兴。于是改用别人担任副职，并罢免了曾致尧。（书名缺失）按《实录》：咸平五年，右仆射张齐贤任▯宁等路经略使，曾致尧任判官。不久，曾致尧因狂躁上奏章，被责罚为黄州副使，这是史官所记载的。王文公撰写《致尧神道碑》，大意说：“张齐贤任陕西经略使，署任公为判官，让他随从。公说：‘西部军队十万人都归王超统领，恐怕丞相不能控制。’真宗认为他说得有道理，正好将要出行，召见他并赐给金紫。公辞谢说：‘我曾说丞相向敏中尚未见成效，不敢接受赏赐。’”因此被贬到黄州。看来曾致尧从未任温仲舒的副职。苏轼所记载的是错误的。当时吕公蒙正任首相，文靖只是次相。丁谓恢复宰相职位后，驱逐李文定公及其党羽，正直之士因此几乎一扫而空。将要起草责罚李公的词文时，当值的宋宣献请求说明他的罪名。丁谓说：“《春秋》有‘无将’之诛，汉代法律有‘不道’之罪，这些都可以作为他的罪名。”宋宣献不得已，只好依从。以《仁宗实录》考察，李公的责词只说“依附下属、助成罪恶”罢了，并没有“无将”“不道”这样的说法。（书名缺失。荃孙按：“从之”以下应当是心传的按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真宗皇帝时，向文简除右仆射。麻下日，李昌武为翰林学士，当对。上谓之曰：“朕自即位以来，未尝除仆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必甚喜，卿往观之。”昌武归候丞相，丞相方谢客，门阑悄然。昌武径入叙贺，公但唯唯。明日，具以所见对。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职。”（沈存中《笔谈》）按《国史》，天僖元年，向文简以集贤相转右仆射。前此，吕正惠、吕文穆、李文靖、王文正、王文穆皆先拜仆射，在文简前，真宗不应云“朕即位以来，未尝除仆射”也。是岁，学士乃晁文元、李文定、李观察维三人，时李昌武之卒久矣（据张文定、陈文忠亦先拜仆射，然皆在罢政后。今但记宰相为右仆射者，凡五人耳）。国朝未改官制以前，异姓未有兼中书令者，惟赠官方有之。元丰中，曹郡王以元舅兼中书令，下度支给俸，有司言，自来未有活中书令，请受则例。（阙书名）按，国朝异姓中书令宰相特拜者一人，赵忠献是也。节度使兼者十二人，王元靖、石武烈等是也。安得谓“自来未有活中书令”？存中误矣。天圣中，宋莒公知制诰，仁宗眷之厚，即除同知枢密院事。王沂公为相，以故事未有知制诰除二府者，乃改翰林学士。明年，遂除参政。（阙书名）此宝元元年三月一日事也，王沂公之薨久矣。（下有阙文）亦载此事，但云，中书言故事无知制诰除执政者，乃先召入翰林。谨按《国史》，是日王章惠、陈文惠二公同罢相，韩忠宪、石文定二参同罢政，张文懿、章文宪、王忠穆、李康靖四人同入中书，恐未必即日进拟也。国朝政事，副枢密二员。是日，王仲明、陈恭公已并除同知院，疑无阙。若谓前此将除宋公，则当时章文宪、王忠穆（下阙）（上阙）三司使，而以晋公为集贤院学士，判院事。（阙书名）按《实录》，咸平六年，复合盐铁、度支、户部为一使，以权知开封府寇准为三司使，而吏部侍郎陈恕代知开封。盐铁使王嗣宗、户部使梁颢、判度支薛映皆以佗官罢。此时晋公罢盐铁使已久，莱公未为枢密使也。明年，晋公始自京尹罢为集贤院学士。驸马都尉石保吉求为使相，仁宗以问李文靖公，公执不可，遂寝其事。及公薨数日，乃卒拜焉。（阙书名）按《仁录》，天圣四年正月甲辰，上谓宰相曰：“驸马都尉柴宗庆求为使相如何？”王曾曰：“先朝石保吉、魏咸信皆历行阵有劳，晚年方除使相，岂容私请也？”乃止。其后王公罢，柴竟为使相。又按，李文靖、石庄武皆定陵时薨，未尝逮事仁庙也。道辅记之不审，误以王为李，柴为石尔（《国史》，景德元年七月，李沆薨。八月，石保吉平章）。宝元中，御史府久阙中丞，仁宗偶问李淑，李奏曰：“此乃吕夷简欲用苏绅。臣闻夷简已许绅矣。”仁宗疑之。异时因问许公曰：“何故久不除中丞？”许公奏曰：“中丞风宪之长，当出自圣择。”仁宗颔之。自是知其直矣。（阙书名）按《国史》，宝元元年、二年，宰相王章惠随、陈文宪尧佐、张文懿士逊、章文宪得象也。康定元年五月，张文懿致仕，吕许公始再入。按，是时孔原鲁道辅为中丞。宝元二年，原鲁罢，即以柳翰林植代其位。此谓“久阙中丞”者误也。苏仪甫庆历元年始自知制诰除学士，无缘宝元中吕公已许用为中丞，况吕公此时正在北京，道辅误矣。李献臣固非长者，然道辅记之不详，不可不辨。王参政化基，兴国二年及第于吕蒙正榜。释褐，授赞善，知岚州。赵韩王学术平浅，议以骤进少年，无益于治，抽诏改淮幕。公抗表自荐，太宗壮之，曰：“化基自结人主，慷慨之士也！”亟用之。（阙书名）按《实录》，吕许公榜及第进士凡百三十人，并除京官、通判，诸科出身人乃除幕职耳。道辅所记恐误。是时薛文惠昭文、沈恭惠史馆、卢崖州集贤，赵韩王罢政久矣。澶渊之役，唯寇莱公首乞亲征，李沆、宋▯赞之。时群下终以未必胜为言。上召莱公问之云云，遂决澶渊之行。（阙书名）按，宋持正之薨，咸平三年也。李文靖之薨，景德元年七月也。澶渊之役元年十一月也。道辅误甚矣。按，咸平二年，契丹入寇，真宗尝幸北边，于时李、宋皆在政府，疑道辅指此而言。然是年契丹不大侵，莱公亦未再秉政，此录抵牾。真宗寝疾，仁宗幼冲，流言有夺嫡之议。高琼时统禁旅，亦闻之。仁宗即位，琼帅将校将入贺，乃约其众曰：“见嗣君未得拜，当听吾令。”遂直入殿中，举仁宗帽就视之，挥其众曰：“真嗣君也。”乃下拜。（传献简《嘉话》）按《国史》，此时高烈武王之卒十有七年矣。嘉▯末，仁宗曲宴群玉殿，公以监察御史与焉。近世台谏官未尝得预曲宴，当时以为荣。（阙书名）按，谏官与曲宴自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始。御史与赏花观书之会，自真宗天禧二年始。非始于嘉▯也。
译真宗皇帝时，向文简被任命为右仆射。制书下达那天，李昌武任翰林学士，正在入对。皇帝对他说：“我自即位以来，从未任命过仆射，今天任命敏中，这是特殊的任命。敏中一定非常高兴，你去看看他。”李昌武回去后去拜访丞相，丞相正在谢绝宾客，门庭寂静。李昌武径直进去，说明祝贺之意，向公只是连声应答。第二天，李昌武把自己所看到的情况如实奏报。皇帝笑着说：“向敏中真是很能安于官职啊。”（沈存中《笔谈》）按《国史》：天禧元年，向文简以集贤院学士、宰相的身份转任右仆射。在向文简以前，吕正惠、吕文穆、李文靖、王文正、王文穆都已经先任仆射，真宗不应当说“我即位以来，从未任命过仆射”。这一年，学士是晁文元、李文定、李观察维三人；这时李昌武已经去世很久了。（据张文定、陈文忠也曾先任仆射，但都在罢免政务之后。现在只记载宰相任右仆射的，一共是五人。） 本朝在改变官制以前，异姓从未兼任中书令，只有赠官时才有这种情况。元丰年间，曹郡王因为是皇帝的舅父而兼任中书令，财政部门下令发给他俸禄，有关官员说：历来从未有在世的中书令，请求按照成例领取俸禄。（书名缺失）按：本朝异姓被特别授予中书令而任宰相的只有一人，就是赵忠献。兼任中书令的节度使有十二人，王元靖、石武烈等就是其中的人。怎么能说“历来从未有在世的中书令”呢？沈存中记错了。天圣年间，宋莒公任知制诰，仁宗非常宠爱他，立即任命他为同知枢密院事。王沂公任宰相时，认为按照旧例，从未有过由知制诰直接任命为二府执政的，于是改任宋莒公为翰林学士。第二年，才任命他为参知政事。（书名缺失）这是宝元元年三月一日的事，而王沂公已经去世很久了。（以下有缺文）也记载了这件事，但只说中书省认为按旧例没有由知制诰直接任命为执政的，于是先召入翰林。谨按《国史》：这一天，王章惠、陈文惠二位宰相同时罢免，韩忠宪、石文定二位参知政事同时罢政，张文懿、章文宪、王忠穆、李康靖四人同时进入中书省，恐怕未必是在当天拟定任命。本朝政事，副枢密使有两员。这一天，王仲明、陈恭公已经一并被任命为同知枢密院，疑心此处并无缺文。若说此前将要任命宋公，那么当时章文宪、王忠穆（以下缺文）。（上文缺）三司使，却任命晋公为集贤院学士，主管集贤院事务。（书名缺失）按《实录》：咸平六年，重新把盐铁、度支、户部合并为一个机构，任命权知开封府寇准为三司使，任命吏部侍郎陈恕代替他主管开封府。盐铁使王嗣宗、户部使梁颢、判度支薛映都因改任其他官职而免去原职。这时晋公被罢免盐铁使已经很久，莱公还没有任枢密使。第二年，晋公才从京尹任上罢免，改任集贤院学士。驸马都尉石保吉请求担任使相，仁宗拿这件事询问李文靖公，李文靖坚持认为不可以，于是这件事被搁置。等到李文靖去世几天后，最终还是任命石保吉为使相。（书名缺失）按《仁宗实录》：天圣四年正月甲辰，皇帝对宰相说：“驸马都尉柴宗庆请求担任使相，怎么样？”王曾说：“先朝的石保吉、魏咸信都曾在军中任职并立有功劳，到了晚年才任使相，怎么能容许私人请求呢？”于是停止了这件事。后来王曾罢相，柴宗庆最终还是担任了使相。又按：李文靖、石庄武都在真宗定陵时期去世，从未经历仁宗朝。道辅记载时没有考察清楚，错误地把王曾写成李沆，把柴宗庆写成石保吉。（《国史》记载：景德元年七月，李沆去世；八月，石保吉任平章。） 宝元年间，御史府很久没有御史中丞，仁宗偶然询问李淑，李淑奏答说：“这是吕夷简想任用苏绅。我听说吕夷简已经答应任用苏绅了。”仁宗对此产生了怀疑。后来有一次，仁宗便问许公：“为什么长时间不任命御史中丞？”许公奏答说：“中丞是风宪官的长官，应当出自圣上的选择。”仁宗点头赞同。从这件事起，才知道许公是正直的。（书名缺失）按《国史》：宝元元年、二年，宰相是王章惠随、陈文宪尧佐、张文懿士逊、章文宪得象。康定元年五月，张文懿退休，吕许公才再次入朝任宰相。按：当时孔原鲁道辅任御史中丞。宝元二年，孔原鲁被罢免，立即由翰林学士柳植代任其职。这里所说的“很久没有御史中丞”是错误的。苏仪甫到庆历元年才从知制诰任学士，没有理由说宝元年间吕公已经答应任用他为中丞，何况吕公此时正在北京。道辅的记载错了。李献臣固然不是厚道的人，但道辅记得不详细，这一点不能不加以辨明。王参政化基在兴国二年考中吕蒙正主持的进士榜。脱去布衣任官后，被授予赞善，出知岚州。赵韩王认为他的学识平庸浅薄，议论说让这样突然升迁的年轻人任职，对治理没有益处，于是拟诏改任他为淮南幕职。王公上表抗辩，自荐才干，太宗认为他很有气魄，说：“化基这是自己结交君主，是个慷慨有志的人！”于是立即任用他。（书名缺失）按《实录》：吕许公主持的榜中，共有进士一百三十人，都授予京官、通判；各科出身的人才授予幕职。道辅的记载恐怕有误。当时薛文惠任昭文馆职，沈恭惠任史馆职，卢崖州任集贤院职，赵韩王已经罢政很久了。澶渊之战时，只有寇莱公首先请求皇帝亲自出征，李沆、宋▯赞成他的主张。当时群臣最终都以未必能够取胜为理由进言。皇帝召见寇莱公询问此事，寇莱公如此回答，于是决定前往澶渊。（书名缺失）按：宋持正去世是在咸平三年。李文靖去世是在景德元年七月。澶渊之战是在景德元年十一月。道辅的记载错误得很厉害。按：咸平二年，契丹入侵，真宗曾到北部边境巡视，当时李沆、宋持正都在政府任职，我怀疑道辅所指的是这件事。然而，这一年契丹并没有大规模入侵，寇莱公也还没有再次执掌政权，这段记载仍然前后矛盾。真宗卧病不起时，仁宗年幼，流传着有人要夺取嫡位的议论。高琼当时统领禁军，也听到了这些传闻。仁宗即位后，高琼率领将校准备入宫祝贺，于是先约束众人说：“见到嗣君后，如果还没有行拜礼，就听从我的命令。”于是他径直进入殿中，举起仁宗的帽子察看他的面貌，并向众人挥手说：“这才是真正的嗣君。”于是下拜。（传献简《嘉话》）按《国史》：这时高烈武王已经去世十七年了。嘉祐末年，仁宗在群玉殿举行曲宴，公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参加了。近代台谏官从来没有获准参加曲宴，当时人们把这看作荣耀。（书名缺失）按：谏官参加曲宴始于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御史参加赏花、观书之会，始于真宗天禧二年。并不是始于嘉祐年间。
澶渊之役，章圣既渡大河，至浮桥一半，高琼执御辔曰：“此处好唤宰相吟两首诗也。”盖当时宰相王钦若、陈尧叟辈好为诗赋以薄此辈，故平日憾之，而有此语。（马永卿编《元城语录》）按《国史》，是时毕文简、寇忠愍为宰相，王文穆才参知政事，陈文忠签书枢密院事。神宗自颍川郡王即位，熙宁初，升颍州为顺昌军。久之，知其谬，遂升许州为顺昌府。（张芸叟《画墁集》）按《国史》，裕陵先领忠武军节度使，许州也。久之，进封颍王，颍州也。裕陵尝封淮阳郡王耳，示尝封颍川郡王。颍乃王封，升军额非谬也。李文定公参知政事，曹利用为枢密使。一日宰相冯文懿公在告，阁门以利用为班首，文定亟前谓阁门吏曰：“但道参知政事李迪以下起居”，时议壮之。（阙书名）此王沂公与曹利用争宫观使班也。时冯文懿久已薨，国朝参知政事亦无位枢密使上者。蒋实甚误。王荆公执政时，上元夜，其家于宣德门棚上观灯，有亲事官于棚下喧哄，诸弟令押赴开封府，而荆公不知也。杨景略谓两府判，云执政家所送当便与行遣，于是两府判不立案，各断臀杖十七。中官张若水奏之，荆公闻，急请治开封府官吏。盖禁围亲事官，非开封府当决。上怒两府判，皆赎金。（阙书名）此熙宁六年事也。其实荆公从上观灯，乘马入宣德门，卫士呵止之，挝伤其马。荆公怒白罢句当御药院内侍，又执卫士十人付开封杖之。已而，御史蔡持正言，宰相下马失其处，卫士所当呵，而府官乃科以不应为之法，由是两府判皆罚金。荆公犹不平，力求解政，上遣元泽谕解之，乃出视事。蒋误也。薛文惠公相太祖，尝请建储。太宗即位，召问公，且诘之曰：“独不闻太后遗诏乎？”公曰：“此母子私恩，臣之所言万世大法也。且太祖皇帝已误，陛下无容复误也。”太宗不能夺。（阙书名）按，“太祖已误”，乃赵韩王答太宗语也。
译澶渊之战时，章圣已经渡过黄河，走到浮桥中间，高琼握住皇帝的马缰说：“这个地方正好叫宰相吟诵两首诗。”这是因为当时的宰相王钦若、陈尧叟等人喜欢作诗赋，借此轻视武臣一类的人，所以高琼平日对他们怀有怨恨，才说了这句话。（马永卿编《元城语录》）按《国史》：当时毕文简、寇忠愍任宰相，王文穆刚任参知政事，陈文忠任签书枢密院事。神宗从颍川郡王即位后，熙宁初年，把颍州升为顺昌军。过了很久，才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于是又把许州升为顺昌府。（张芸叟《画墁集》）按《国史》：裕陵先领忠武军节度使，忠武军治所在许州。过了很久，才进封为颍王，颍州因此得名。裕陵曾被封为淮阳郡王，从未被封为颍川郡王。颍是王爵的封号，把它升为军额并不是错误。李文定公任参知政事时，曹利用任枢密使。有一天，宰相冯文懿公因休假不在职，阁门把曹利用排在班次首位，李文定急忙上前对阁门官吏说：“只说参知政事李迪以下问候起居。”当时舆论认为他很有气节。（书名缺失）这是王沂公与曹利用争论宫观使班次的事。当时冯文懿已经去世很久，本朝参知政事也没有位次在枢密使之上的。这是蒋实的严重错误。王荆公执政时，上元节夜晚，他的家人在宣德门的棚上观看灯火，有亲事官在棚下喧哗，王荆公的几个弟弟命人把他们押送到开封府，但王荆公并不知道。杨景略对两府判官说，执政大臣家送来的犯人应当立即处理，于是两府判官没有立案，各自判处臀杖十七。宦官张若水把这件事奏报皇帝，王荆公听说后，急忙请求追究开封府官吏。因为禁卫亲事官属于禁卫范围，并不是开封府应当判决的。皇帝对两府判官发怒，全部罚以赎金。（书名缺失）这是熙宁六年的事。实际情况是，荆公跟随皇帝观看灯火，骑马进入宣德门，卫士呵斥阻止，他的马被击伤。荆公发怒，奏请罢免主管御药院的内侍，又把十名卫士交给开封府杖打。不久，御史蔡持正说，宰相下马本来就失去了应有的位置，卫士本来应当呵止，但府官却以不应当施行的法律条文定罪，因此两府判官都被罚金。荆公仍然不服，极力请求解除政务，皇帝派元泽前去劝解，他才出来处理政事。蒋实的记载错了。薛文惠公任太祖的宰相时，曾请求确立太子。太宗即位后，召见并询问他，又责问说：“难道你没有听说太后的遗诏吗？”薛文惠说：“这只是母子之间的私人恩情，我所说的是关系万世的大法。况且太祖皇帝已经错过一次，陛下不应当再错一次。”太宗无法驳倒他。（书名缺失）按：“太祖已经错了”这句话，是赵韩王回答太宗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