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译哲宗即位后，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尊皇后为皇太后，只有朱妃的称号尚未确定。太皇太后说：“母亲因儿子而尊贵，朝廷应当详细讨论，优厚地尊崇她。”当时蔡确、章惇还在朝廷，讨论了很久也没有决定。阿谀奉承的人说朱妃也应当称皇太后；持守正道的人则说：“只应当称为皇妃、太母。”又说：“自古没有两人同时称皇太后的礼制，应当尊为皇太妃。”所有礼仪都依照皇后的规格：出行乘龙担子；服饰、伞、扇等都用红色；百官称臣于太母；每月供给也增加到皇后之上。哲宗高兴而感到欣慰。皇太妃谢恩说：“如果不是太皇太后的恩德，我怎么能得到这样极为隆重的待遇呢？”（书名缺）按语：这一段尤其错误。德妃朱氏被尊为皇太妃时，在诸公讨论神宗遗制的时候，已经把这些内容增加进去了。这里说“讨论了很久没有决定”，是虚妄的。元丰八年六月甲戌，诏令皇太妃出入时允许乘担子。七月甲辰，礼部尚书韩忠彦等人说，皇太妃在三年服制期间，衣服、被褥及随身用品都应采用浅淡颜色；生日和节日所用物品，依照皇后的规格；庆贺时使用笺，百官不称臣。己巳日，礼部又说，皇太妃生日和节日所用物品，以及冠服之类，比皇后减少五分之一。这里说“服饰用品用红色，百官称臣，每月供给在皇后之上”，全都错了。元祐三年秋，诏令增加讨论太妃典礼。礼官请求担子装饰龙凤，伞使用红色，冠服按照皇后的规格。绍圣元年，宣仁圣烈皇后已经安葬，皇帝从中批示交给礼官办理，于是太妃出行乘六舆，设置宫殿名，伞兼用红、黄色，每月费用由内中批示拨出，其他礼仪制度依照皇后。大概前后经过十年，才最终确定太妃的典礼。这里的记载错了。元祐初年，两省以上的官员中，很多人的任命是从宫中直接降下的，韩玉汝对此感到忧虑，便在帘前据理陈说。宣仁说：“相公可知道吕夷简吗？刘太后当政时，也有很多从宫中直接降下的任命，吕夷简也曾这样上奏。”陈章献说：“相公知道吗？一个小孩和一个妇人如果不给别人施加一些恩惠，又怎么能够掌握天下呢？”吕夷简拜谢说：“这不是臣下所能比得上的。”韩玉汝说：“维系天下正应当依靠公议，不在于私人的恩惠。”（书名缺）按语：宣仁垂帘听政时，从宫中直接降旨任命两省以上官员，大概指范忠宣、范正献、苏文定、朱公▯这一类人。章子厚曾上奏说：“莫非是左右近臣推荐的吧？”后来又说：“都是大臣推荐的，并不是左右近臣。”韩玉汝任宰相时，多次在授官任职上偏袒自己的子侄，受到台谏弹劾，而这里却把任用忠良贤能说成章献太后给人施恩，这种诬蔑实在太过分了。章惇、蔡卞制造同文馆狱，刘挚、梁焘又同时死在岭南的贬所，人们也因此怀疑他们。后来他们又杖杀内臣陈衍，章惇、蔡卞甚至伪作废黜宣仁后的诏书。当时宣仁后的服制尚未除去，他们请求哲宗在灵殿宣读并施行。钦圣后听说后，在宣仁后的灵前号哭，哲宗于是停止了这件事。 （见邵子文《辨诬》）按语：宣仁后于元祐八年九月去世，四年以后，同文馆狱才发生。这年十一月，梁况之去世；十二月，刘莘老去世；又过了第二年三月，才杀死陈衍。当时宣仁后的服制早已除去。子文所记并非全是诬妄，只是年月有错误。章惇起初贬谪元祐年间的臣僚，全都使用白帖子办理。焘按语：李清臣与章惇争论不休，哲宗怀疑章惇，章惇自己也害怕。当时郑左丞雍因为曾经担任二王的官属，多次受到非议，处境很危险，想要结交章惇来求得自安，便对章惇说：“熙宁初年，王荆公任宰相时，常常使用白贴子办理政事。”章惇大喜，取来相关案牍，带在身上，以白贴子的形式呈给皇帝，章惇于是安然无事。但郑雍最终还是被罢去执政，不久又遭贬谪。 （书名缺，当出自邵子文《辨诬》）按语：章惇将要被贬时，元祐旧臣先任用林子中为中书舍人，李抡编纂的《丁未录》中记载元祐诸公的贬词非常完备，这些必定有录黄，不可能使用白帖子。 《范惇夫家传》说：“绍圣四年迁往宾州。元符元年改迁化州。”他所收到的只是白札子，我怀疑子文指的是这个而这样说。然而绍圣二年十月，郑公肃先出知陈州；十一月，安厚卿又出知河南；绍圣四年正月，李邦直又出知北京，这些任命应当使用白札子。当时这三个人都不在政府，这种说法恐怕错误。元▯年间有一位名卿朱绂，是个君子。曾经入朝任禁从之职。绍圣初年，不幸因党禁获罪。崇宁年间也有一个朱绂，是苏州人。他最初考中进士，想求得升迁任用，便上疏自陈说：“我与奸人同名同姓，恐怕天下后世会因此产生疑惑。”于是改名为谔，字圣予。蔡元长果然非常高兴，破格迅速提拔他，官位升到右丞。还没来得及正式拜谢，他就去世了。（出自王明清《挥麈前录》。脱心传按语） 韩相缜有心计，章▯害怕他。凡是元▯年间担任执政、从官的人，章▯必定找事弹劾，唯独不敢牵涉韩缜。等到韩缜死后，才让叶祖洽说他没有获得赠官和谥号而已。（书名缺失，应当出自邵子文《辨诬》）按：《哲宗实录》和《韩玉汝附传》记载，韩缜镇守颍昌时，两次上表以年老请求退休，都没有获准。给事中叶祖洽弹劾韩缜说，他在垂帘听政之初首先登上相位，结交张茂；梁简（应当是梁惟简）谄媚侍奉司马光，贪图俸禄、培植交游，以太子太保身份依旧任职而退休。韩缜死后，皇帝为他停止朝会，亲临成服，追赠司空，只是没有确定谥号而已。《史》中的记载就是这样。邵子文所记章▯害怕韩缜以及韩缜没有获得赠官，都有差错。何况韩玉汝本是元丰年间的执政，虽在垂帘听政之初升迁过，但很快就与章、蔡一起被斥逐，怎么能把他列入元▯年间的大臣呢？绍圣初年，查办元▯党人，凡是曾任宰执的人无不因此获罪贬官，只有苏子容一人得以免罪。《辨》说，元▯年间的宰相韩缜，以及执政李清臣、许将，在绍圣以前都没有其他情况；李清臣、许将后来又任执政。这里说“只有子容得以免罪”，是不对的。（出自汪端明《辨石林燕语》）按：韩玉汝是元丰年间的执政，在垂帘听政开始时，只是与蔡持正相继升到相位，后来被元▯诸公攻击而罢职，并非苏子容那样。李邦直首先提出“绍述之议”，许冲元首鼠两端、模棱两可，在元符、元▯、崇宁、靖康年间都任过执政。如果笼统地把他们算作元▯年间的宰执，就是错误。

译邢恕因为章▯、蔡卞发动的案件没有办成，每次上殿，都过了很久还不下来，章▯果然怀疑他，于是把他逐出朝廷。他在元▯初年被贬到随州时，曾上《宣仁后自辨书》，称颂宣仁后的功德，其中有“宗庙的大计，在十天以前本来就已经预先确定”的话，于是被列入元▯党，责令出任安南军知军；这是元符元年十月的事。（书名缺失）按：邢恕任右史时，曾上《宣仁后书》说到五件事，其中有“储君的建立，在十天以前本来就已经预先确定”的话，但实际上这篇文字并没有发出。章▯所公布的，是邢恕被贬到汉东时所上的奏疏，大致都是称赞元▯初年的政治，并且说自己已经和司马公在晚年受到神宗的知遇，却没有这几句话。绍圣三年十月戊辰，知瀛州路昌衡说：“我恭敬地看到朝廷诏旨，姚π没有获得磨勘。谨按，姚π罪大而处罚轻，不能使舆论满意。”诏令姚π削去宝文阁待制，管勾洞霄宫。《注》说：路昌衡任知瀛州，为什么却说姚π？应当考察，恐怕文字有脱漏错误。（出自李焘《长编》）按：当时每月都把赏功罚罪的事情刻板公布给各州，所以路昌衡的奏状中有“恭敬地看到诏旨”这样的话。当时正排斥打击党人，因此越出职权上奏也没有妨害。这也和元▯年间吴处厚笺注蔡确《车盖亭诗》的事相类似。按：绍圣年间，郑公肃没有兼带职名，周次元只兼带待制，并不是从西美开始的。绍兴以后，萧德起、符正明也都以次对的身份担任制帅，不只是曹、王二人。西美最初恢复次对之职时，任知成都府；过了四年，才升为直龙图阁学士一类的杂学士，充任置使。这里的记载错了。（这一条是用来证明《挥麈余话》的记载有误，正文缺失） 崇宁五年冬末，朱π才进献三根黄杨木。（书名缺失）按：崇宁二年，朱冲因进献花石而获授三班奉职，不应说到崇宁五年才开始。李孝广在崇宁年间任成都漕时，因为点检邛州士人费义、韦直方私下考试的试卷中有诋毁讥讽的言辞，又因庞汝翼的课册牵连到元▯学术、讥刺元丰政事，上报朝廷，三人一同被流放到广南。李孝广升官以后，绍兴庚戌年，李孝广的儿子亻京在婺州患病，说是有妖孽作祟，便请路时中查治。路时中起初不肯，亻京托亲友前去询问详情。路时中说：“有一个费义，唯独不肯离开，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亻京说：“如果这样，我的病就好不了了。”于是说起从前费义等人的事情，亻京把这些话告诉了父亲。后来费义等人都客死在路上。（书名缺失，出自王明清《挥麈后录》）按：这是崇宁初年的事。后来两人因大赦得以回归，韦直方改名为革，考中进士，最终任安居令。费义改名为允济，考中进士甲科，最终任汉州推官。冯当可先生为他写的墓志记载得很详细。这里说“客死于道路上”，大概是错误的。又，绍兴没有庚戌年，庚戌是建炎四年。《志》又说，张丞相在陕州任宣抚，费义任幕僚，因为性情峭直而难以相合，便出任汉州推官。根据《史》，魏公于建炎三年己酉十一月到达汉中，那么费义入幕、出幕以及死在汉州，绝不可能是在一年之内完成的。推算李亻京患病时，费义还没有死；或许路时中只是凭空臆测、胡乱说了这些话，不能相信。安尧臣上书劝谏恢复燕云，安▯因此被追复为正奉大夫。（《安▯传·元符诏旨》）按：安▯是在政和三年八月因其夫人张氏自行申诉而被追复为正奉大夫。重和元年十一月己未，皇帝亲笔说：“安▯虽然还没有恢复原来的官职，但可以特授正奉大夫。”对遗表所请的恩泽，授予安尧臣承务郎。大概安▯原来的官职是光禄大夫，死后追赠特进。如今追复原官尚未完全实现，却特意用已经恢复的官职给他的儿子施恩。这里说是由于安尧臣上书而恢复官职，是错误的。政和初年，皇帝想修建延福宫。一天，鲁公命令召集各位大宦官前来，并且似乎有事情要约束他们。当时童贯、杨戬、贾祥、蓝从熙、何诉都来奏报，皇帝已经默默知道了这件事，于是戏弄他们说：“你们一定是做了坏事。如今我做了师臣，一定要处置你们了。”各位宦官都猜不透皇帝的意思，全都变了脸色。到了中书省，鲁公却告诫他们说：“恐怕皇上觉得暑热，你们各自办理此事，修建一两处纳凉的地方，朝廷会把一切物资都供应给你们。”于是改建成延福宫五位。（书名缺失）按：这是政和三年的事。蔡京一向同宦官结交，彼此内外勾连。这里说“师臣要处置你们”，又说“各位宦官变了脸色”，都是胡说。何况童贯已经是太尉，所享受的恩礼相当于二府大臣，怎么可能把他召到都堂而以“你”“我”相称呢？延福宫五位中，何诉、蓝从熙是第一位，李谷是第二位。这里没有李谷的名字，也错了。李端叔任密院编修官时，曾文肃向皇帝推荐他，准备让他担任右史。任命还没有下达，就被钱▯论奏而罢职，暂时寄居颍昌，替范忠宣起草遗表。皇帝读后称赞欣赏，准备召用他，但蔡元长入相后，时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李端叔因此被除名，编管太平州。（书名缺失，出自王明清《挥麈后录》）按：范公死于建中靖国元年正月，而蔡元长到第二年春天才被召回北门。如果皇帝准备提拔任用李端叔，他不应当在朝中逾年而仍没有任命。李端叔是在政和三年九月被除名的。王仲▯镇守会稽，颇有政绩，例如把干涸的湖泊改造成田地、疏导水流入海等。（出自王明清《挥麈余话》）按《史》记载，越州有鉴湖、夏盖湖、白马湖、竹溪湖、广德湖等十三个湖泊，由唐长庆年间开始创建。湖水水位高于田地，田地又高于江海，遇到旱灾或水灾就依次蓄泄调节，所产生的利益非常广大。从宣和、政和年间楼异任明州知州，王仲▯任越州知州以来，他们都在朝廷内部结交权臣，专门办理应奉，于是把两郡所有的陂塘湖泊都废掉改作田地，田租全部归御前。重和元年二月甲子，诏令把鉴湖田的租税用于修缮原庙，不许其他部门奏请使用。其他事情也大多如此。因此百姓失去了水利，官府也失去了省税，数目多得无法计算。绍兴元年，李庄简任吏部侍郎，上奏请求恢复湖泊。上虞县令赵不摇奉诏考察，发现从宣和元年至今，湖田总共收得三万三千多斛米，收入御前而又有放免；减少的省税米却有十四万六千多斛，得不偿失，于是又废止了湖田。余姚、上虞两县湖田的始末就是这样。王仲▯所说的也不实。宣和元年九月乙卯，范致虚因母亲去世服丧而罢职。（书名缺失，出自王▯《东都事略》）按：谦叔是在八月癸卯离职的。

译宣和庚子年，蔡元长任宰相，外祖曾空青任山阳知州。当时方腊占据两浙，势力非常猖獗。起初，蔡元长怨恨陈莹中，因为陈莹中曾上书诋毁曾文肃，蔡元长便把他编置在郡中，想让外祖好好惩治他。正好陈莹中称病，外祖便让医生早晚诊视，把病情的进退以及所供给的药物详细报给官府。不久陈莹中病重不起，外祖又命令为他做佛事，僧人以及下至凶肆中的人，都全部写入文状、用印并存案，同僚属吏都认为何至于此。外祖说：“几天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后来朝廷派淮南转运使陆长民前去查究，说盗贼正在作乱，还没有查明陈瑾的死究竟是真是假。外祖立即把案牍文书缴上奏报，事情传到朝廷，众人才佩服他的先见之明。（出自王明清《挥麈后录》）这件事尤其错误。按《国史》，宣和二年方腊反叛时，陈忠肃在南康，有传言说：“他的女婿被贼人俘获，想让他做宰相。”朝廷下诏把陈忠肃移到楚州居住，命守臣察访。宣和六年春，陈忠肃在楚州去世，那时方腊之乱早已平定。宣和三年辛丑，东南盗贼兴起，皇帝感慨地有意彻底更新政事。廷试中有两名士子，答对非常切直，起初考官陆德先等人认为不适宜这样说，请求在唱名那天处置他们。皇帝下旨送交覆考，考定为第三等。李丞相士美当时以翰林学士身份充任详定官，看到这两份答卷，非常惊异，亲自上疏论说其中的忠诚刚直，又把它们定为上上等，于是得到皇帝批准，列入甲乙科。后来唱名，原来是刘宁止、范宗尹。（书名缺失，应当出自赵子崧《朝野遗事》）心传曾经怀疑这件事，后来看到杨文靖公所作《周中丞·武仲墓志》说：他担任殿试考官时，进士答策中有极其直切的言论，同列考官想指责为诽谤讥讽，借此请示皇帝。杨公说：“如今盗贼在东南兴起，正是国家开放言路的时候，难道我们这些人反而要先给他们加上这个罪名吗？”于是改为上奏说答策涉及异议。后来皇帝下旨，两人都从前列录取。伯山在宣和、政和年间本来是李士美的门客，由此看来，伯山所记恐怕是在曲意为李士美开脱，不能全部相信。宣和七年七月庚午，禁止士人和百姓的名字中有触犯“天、王、君、圣、主”这五个字的。（书名缺失）按：这五个字都是宣和以前所禁止的，到这里才开始解除禁令；如今却说成是到此时才禁止，是错误的。重和元年九月，禁止使用“天”字；二月，禁止使用“君”字；五月，禁止使用“圣”字；政和三年六月，禁止使用“王”字；政和八年七月，禁止使用“主”字。王正道是三槐王氏的后裔。祖父王端、父亲王毅，都凭才能显达。靖康末年，李士美罢相回到私第，王正道径直来到堂下拜见，希望跟随李士美进入禁中，因为有事情想向皇帝陈述。正好有诏令让前任宰执到殿廷议事，李士美便带着他一起进去。王正道请求招募敢死之士，护送两宫，突破包围向南巡幸。钦宗认为他忠诚，便在一张纸上批示说：“事情成功那天，可以授任尚书兵部侍郎。”（出自王明清《挥麈后录》）按：王正道是文正公弟弟王旭的第四代孙。王旭官至兵部郎中，王旭的儿子王端官至通议大夫，王端的儿子王元官至朝散大夫，王元的儿子王毅在崇宁年间任朝散郎，因上书而被勒令停职。这样看来，所说的这些事都不可靠。当方城将要被攻破时，朝廷并没有召集前任宰执议事，而且李士美也不在城中。敌人想任用王正道做平滦漕，而不是留守。苏叔党在靖康年间得到ヘ真定的官职，赴任途中经过河北，路上遇到绿林强盗，被胁迫要求跟他们一起走。叔党说：“你们知道世上有苏内翰吗？我就是他的儿子，难道肯跟你们这些人在草野间求生吗？”他整夜痛饮，第二天去看他时，他已经死了。可惜世人不知道他有这样的气节。（出自王明清《挥麈后录》。脱心传按语） 曹功显从燕山逃回，显仁皇后命令他上奏高宗说：“皇上第二次出使敌营时，准备上马之际，两位太后以及宫人送到厅前。有个小婢女名叫招儿，看见四名身穿金甲的士兵护卫皇上。”（出自王明清《挥麈后录》）按《钦宗实录》，皇上从康王府出发前去出使，而显仁皇后以龙德宫婉容的身份住在宫中，召见内知客韩公裔到权子门，把调护皇上的意思托付给他。这里说“送到厅前”，应当考察。二圣和皇族已经到了敌营以后，金人又商议要把元▯皇后也带走。渊圣认为张邦昌一定不能长久僭越，想留下皇后作为将来兴复的根本。于是派人入城取东西，在纸尾批写隐语，对府尹徐秉哲说：“赵氏注解《孟子》，可以酌情安排交付。”正好敌人因为皇后被废黜已久，认为她与当前局势无关，所以没有再带走她。（出自朱胜非《秀水闲居录》）按《实录》，金人选取宗室，都根据掌管宫阁的内侍所供出的名单，皇后实际上因被废而居住在外宫，并没有被金人点名，未必是想带走后又停止。何况徐秉哲是卖国求荣最严重的人，怎么可以用这种隐语向他说明情况呢？秦会之曾经对方务德说：“靖康末年，我和莫俦都在敌人的营寨中。当时金人搜查尚未查尽的宗室，莫俦献计，请求取来玉牒，其中有名字的就全部搜捕。秦会之在旁边说：‘尚书错了！譬如我们各家宗族人数不少，其中虽有同姓的，有些彼此情谊却非常疏远；平时享受富贵时既不和他们共同享有，一旦遭遇祸患却要和他们共同承担，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尼堪说：‘中丞的话是对的。’”因此尼堪对秦会之另眼相待。（出自王明清《挥麈后录》）按《实录》，二月癸酉，金人在宗正寺取玉牒簿册，按名册指名搜取南班宗室，从二王宫以下，先取近亲以及官阶较高的人。当时秦会之还没有出城。秦会之所说的事情，或许是三月庚子再次搜取宗室时发生的。然而莫俦献计那天，秦会之实际上并不在旁边。这种说法不能作为依据。熙宁年间的法令规定，宗室子弟出仕后，在谢辞以及单独署名的奏事中，都不写姓氏。建炎元年，有人任镇江府知府，上谢表时，黄英州任中书侍郎，竟然命令进奏官退回奏表，理由是没有按规定写姓氏；这大概是想故意阻挠他，却没有考察明白成文法令。直到现在，即使是大宗正司的宗室，也称皇叔、皇兄，列明官职，同时仍然写出姓氏。这是矫枉过正，错了。（书名缺失，应当出自赵于崧《朝野遗事》）按：建炎年间的这项指挥见于《中兴会要》。当时黄茂和在中书，是他采用了这项诏旨；但是南班宗室起初从来没有写姓氏的人，这里所说是错误的。

译本朝宗室子弟，除附葬山陵以外，又有南坟、西坟。向各位宗室询问此事，他们大多是在南渡以后才出生的，没有人知道。建炎二年十月，知汴州张▯上奏弹劾本州官员逃窜的罪行。有个赵叔潜，官衔写作：“保义郎、添差管辖舒王以下坟园。”又有个承节郎王世ど，官衔就写作：“管辖魏王以下坟园。”这里说舒王、魏王的坟墓就是南坟、西坟吗？（书名缺失，出自程大昌《演繁露》）按：本朝宗室分属三位祖先：艺祖、太宗葬在西京，所以宗室中名字连着“惟”字、“允”字以上的，都附葬西洛。魏悼王葬在汝州，所以宗室中名字连着“承”字以下的，都附葬温阳。所谓西坟，就是永安；所谓南坟，就是汝州。在《国书》中自然可以考证。泰之曾经任从官，竟然不知道这些，是什么原因呢？秦会之、范觉民一同在朝廷任职，两位大臣彼此不和。金兵刚退，朝廷想确定江西两名守臣的罪责：康倬任临江军知军，弃城逃走；抚州守臣王仲山献城投降。王仲山是秦会之妻子的父亲。范觉民想从宽处理，秦会之说：“不行，他既然已经投拜，把自己交给贼人，什么话没有说过！怎么可以宽赦他呢？”这是在诋毁范觉民曾经在伪楚任职。（出自王明清《挥麈余话》）按：金兵进入江西，是建炎三年冬天的事。第二年春天金兵撤退时，秦会之正在达赍军中；到那年十月才得以回归。绍兴元年，才任命为参知政事。这段记载大错特错。建炎四年十二月，尼堪登记各路的客户，把他们拘捕来交官。第二年春天，又把他们全部锁押到云中，在耳朵上刺“官”字作为标记。河间府乐寿县起初有客户六十八人，却误报为六百八人。后来尼堪不准申诉，于是县官驱赶五百四十名贫苦百姓和孤身行旅者来补足数目；这些人到了以后，全都按同一例卖掉，没人能够辨认。（缺书名）按语：建炎三年秋，已经记载升乐寿县为寿州。这里仍称县，是错误的。方务德镇守荆南时，有个寄居的客人叫张黜，是魏公的族子。他拿出父亲所记录的一篇《建炎遗事》说：孔彦舟率领十多万人攻破荆南城。当时朝廷正忙于筹划对付北方的敌人，没有空闲讨伐捕捉他。张黜单骑进城，向孔彦舟劝说晓谕，使他表示归顺；又命他讨伐钟相，答应他成功后入川向宣抚司求取赏赐。钟相被平定后，张黜便和孔彦舟的几名心腹进入蜀地，到了夔州，又招降劝说剧贼刘超。还没到宣抚司，途中遇到一位族兄，因索取金钱没有得到，便先去见魏公，说：“张黜接受贼人的厚重贿赂，不可以信任。”魏公认为他说得对。张黜请求让孔彦舟屯驻荆南，魏公没有同意；又命孔彦舟前往黄州屯驻，他的部众都不乐意，便率众渡过淮河投降金国。（缺书名。出自王明清《挥麈三录》）按语：钟相是鼎州的土豪，用旁门左道迷惑众人，率人守卫乡里。孔彦舟原任东平钤辖，因事叛逃，侵扰荆南各郡，进攻长沙没有成功，便假称自己是钟相，于是进入长沙，反而上奏说钟相叛乱。傅彦济以宣抚使的身份督军，讨伐他没有取胜，钟相于是自称楚王。这是建炎四年二月的事。四月，孔彦舟擒获钟相，将他押送到行在；孔彦舟被授为利州观察使、湖北副总管。当时朝廷命向伯恭统帅潭州军务，被孔彦舟拒绝。贺子忱劝说大盗马友攻打孔彦舟，把他驱逐出去，孔彦舟率兵进入江西。第二年二月，吕元直奉诏讨伐李成，于是上奏请孔彦舟一同攻贼。李成战败，投降了刘豫。同年秋天，任命孔彦舟为蕲黄镇抚使，实际上是取代李成。第二年五月，权端明邦彦进入枢密院。权邦彦过去是东平帅，孔彦舟心中很不安。恰好韩良臣攻破闽、湘一带的各路盗贼，顺流向东而来，孔彦舟怀疑他是要图谋自己，于是率领部众投降伪齐。根据事情的始末考察，孔彦舟因功受赏以及后来得到任命，都是朝廷的命令，并不是出自宣抚司。而且他所得赏赐已经很优厚，距离他叛逃也已经两年了。大概张黜所记多有夸大之辞，不足以相信。按语：孟富文在辛亥年九月由户部尚书任命为江湖宣谕制置使，负责理财和治理盗贼，从未兼管闽中，也没有任命韩良臣。当时辛企宗已经在建宁，朝廷又派胡丞公督捕。十月二日，洪成季才由锁闼调任吏部尚书，随即被言官弹劾罢职。五天以后，孟富文立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这时洪成季任吏部尚书的除目还没有下达，怎么能说“皇上已经留下他任参政，拟定诏状好几天了”呢？十一月五日，孟富文被任命为福建宣抚，韩良臣任副职；到这时，他们已经任职满一个月了。大概是方务德记错了，而仲言又沿袭了这个错误。（本条是为了证明《挥麈后录》的错误。正文脱漏） 宗泽制造战车，起初是刘浩创制的，但试用后认为不能使用。每一辆车配备二十五人作为左角，二十五人作为右角，二十五人作为前拒，二十五人作为后拒，共分四队；总计每辆车用一百人。等到元帅府分别派遣宗泽前往开德时，才采用刘浩的车制旋即制造。（出自赵姓之人的《遗史》）按语：《宗公遗事》记载宗泽在京城制造的车式，每辆用五十五人：运车的十一人，负责拿器械；辅助车的四十四人。车子可以回旋曲折，能够实际使用。这和赵公的记载很不相同。李纲私人的藏蓄超过国库，厚待自己，侍妾、歌僮的衣服和饮食都极其华美。每次宴请客人，菜肴必定多达百品。他外出时，供应饮食和行旅所需的厨传车担有几十担。他居住在福州时，张浚奉召入朝，李纲赠送给他一百二十合礼物；这些合都用朱漆并以银镂装饰，样式和制作完全相同，都是李纲宅中库藏的物品。（出自朱胜非《秀水闲居录》）按语：李纲、张浚二位公都是渡江以后的名相，这里所说的情况实在无法理解。难道是因为张浚从福州回朝，推荐李公起任江西大帅，所以有人借此诋毁他吗？●卷四 《日历》记载：绍兴元年六月，命知南外宗室正事令广选取艺祖后裔宗子二人，将他们养育在宫禁之中。这一年是辛亥年。第二年闰月乙未日，令广被任命为知宗正事。五月乙亥日，阜陵进入宫中，两件事相隔才四十天。如果是德麟奉旨选取，那么他所选的人未必会这样迅速入宫。按语：令广受到思陵宠爱，而德麟因为旧事谈及谭稹，被皇上轻视，恐怕未必会把这件事交给他办理。阜陵入宫时，德麟也还没有封王。后来两人恰好先后袭封王爵，也许传闻者因此把事情记错了。不过，德麟当时在行在，而令广在泉南，这一点还应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