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译太祖命曹彬、潘美、曹翰收复江南，以沈伦为判官。临行朝辞时，赴小殿设宴饯行。酒喝到一半，太祖拿出一件黄帕包着的文书，回头对曹彬说：“你确实是儒将，潘美、曹翰性情强悍，恐怕不能约束他们。谁不听命，你就面向朕所在的方向焚香禀告，自然会有处置。”众人都惊恐得汗流满面。途中有人想要攻劫他们；等到江南城池攻破、李主出降时，潘美、曹翰二人都想让他当面反绑投降。曹王拿出所授敕书准备宣读，事情才得以化解。类似这样的事发生了好几次。功成回朝后，曹王当面奏报，说沿途直到军前，将佐都同心听命，请求把所降的特别敕书交还。后来有诏令召他们到后苑，酒喝到一半，众人起身交还敕书。皇帝让潘美拆封，曹翰拿着宣读，执政大臣环绕站立。打开一看，竟是一张白纸，众人都大惊失色。皇帝大笑，再命他们饮酒，众人尽兴而退。（出自《建隆遗事》）按：这件事许多杂记都有记载，彼此说法不同。然而根据史书考察，其中有可疑之处：《太祖实录》记载，开宝七年九月癸亥，命颍州团练使曹翰率兵先赴荆南；丙寅，以宣徽南院使曹彬、马军都虞侯李汉琼、判四方馆事田钦祚，一同率军赴荆南统领作战，船兵沿江而下。丁卯，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潘美、步军都虞候刘遇、东上阁门使梁迥，一同率军赴荆南。十月壬辰，曹彬等离开荆南。甲辰，任命曹彬为升州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棹都部署，潘美为都监，曹翰为先锋都指挥使。当军队出发时，曹、潘二公大概是先后奉命出征的。然而武惠公曾经平定岭南，担任过大将，恐怕太祖不应说出那样的话。沈伦原名沈义伦，当时已经是集贤相；太宗即位后，才去掉“义”字。这里说沈伦担任判官，是错误的。沈相只是在征伐西川时任转运使。江南平定后，曹翰攻打江州，尚未攻下；到开宝九年五月才屠城，六月论功行赏，任桂州观察使、判颍州。可见曹翰从未回朝。这里说潘美拆封、曹翰宣读，也错了。想来太祖这道旨意是为曹翰、田钦祚等人而设，只是传述者弄错了对象，这一点不能不辨明。太祖派曹彬攻取江南，潘美担任副使。太祖知道潘美有谋略而难以控制，便召二人登殿，对他们说：“只要大使能够斩杀副使，就能取得江南。”潘美惊恐地退出，从此直到终身没有发生败事。（出自《祖宗独断》）按《国史》记载，曹彬以宣徽使身份出征，潘美以山南东道节度使身份出征，潘美不过是暂时离开朝廷。太祖所说的，大概是指曹翰、曹彬的副将田钦祚等人。曹彬、潘美征伐太原，城池将要攻下时，曹彬指挥军队稍稍退却，潘美竭力争辩要求进兵，曹彬始终不答应。回到京城后，潘美询问曹彬为什么退兵不进，曹彬慢慢说：“皇上曾亲自出征也不能攻下太原，如果攻下了，我们这些人反而会很快死掉。”入朝答对时，太祖责问他，曹彬说：“陛下神武圣智，尚且不能攻下，臣等怎么能保证一定攻取？”皇帝只是点头而已。太祖亲征太原而不能攻下，是开宝二年春天的事。当时曹武惠确实掌兵护卫皇帝。第二年，命潘武惠征伐岭南；四年，岭南平定，留任广州知州；五年，兼任岭南转运使；六年，回朝；七年，与曹武惠一同征伐江南诸国；八年攻克江南诸国；九年回朝。这一年太祖去世。二人从未一同征伐太原。（书名缺失，出自王巩《随手杂录》）按《史》记载，开宝元年曾经征伐北汉，由李继勋担任大将，曹王任都监。然而皇帝亲自出征是在第二年，这里说“神武圣智尚且不能攻下”，大概是弄错了。太平兴国四年，曹王任枢密使，潘武惠任北面都招讨制置使，二人一同出征。但这一年太宗亲自平定太原，也与这部杂录的记载不合。又按：平定晋地那一年，太宗亲自征伐幽州，未能攻下。雍熙三年，曹、潘二王一同出兵，也没有成功。这里所说“神武圣智不能攻下”的，可能指的就是这次出征。然而这次战役中，曹彬从山前出兵，潘美从山后出兵，潘美攻克云中五郡；因为曹彬失误违反军法，于是全军退兵，二人实际上并未同行。这里说“曹彬指挥军队稍稍退却，潘美竭力争辩”，也是不对的。曹彬既然失误违反军法，便被召回交给司法官吏治罪，降责为卫将军；潘美仍像原来一样驻守雁门，过了很久才入朝。这里说“回到京城后，曹彬对潘美说”之类的话，也错了。开宝年间以后，命令中书省、枢密院都撰写《时政记》，交给史官。（出自叶梦得《石林燕语》）按《实录》记载，景德三年五月丙午，枢密院才开始设置《时政记》，每月月底送交中书省，这是采纳王文穆、陈文忠的请求。大中祥符年间，又命令直接送到史馆。因此《时政记》并非始于开宝年间以后，叶梦得说错了。太祖即位后曾下诏，诸王的儿子都称皇子，女儿都称皇女。有人说这样恐怕没有区别，太祖说：“侄子就是儿子。刚得到天下就产生分别，朕不愿意这样做。”到太宗即位后，才区别称为皇子、皇侄。（书名缺失）按《史》记载，太平兴国七年以前，燕王、秦王以及魏悼王的儿子都称皇子。因此魏悼王长子德恭初次授任贵州防御使时，称为皇第四子，与德昭、德芳相同；他的长女也封为云阳公主，女婿韩崇业授任右卫将军、驸马都尉，都是沿用旧例。太平兴国七年夏，魏王获罪，诏令削去他的子女的封爵，并说德恭、德隆应当称为皇侄。当时燕王、秦王已经去世。这里说“太宗即位后，区别称皇子、皇侄”，大概是错误的。宋朝初年录取进士，沿用唐代旧例，每年通常不超过三十人。太宗刚即位时，天下已经平定，有意兴修文治，特意录取一百零九人，这是唐代以来从未有过的。《辨》说，宋朝初年录取进士，每年也有不止三十人的时候。（出自汪端明《辨石林燕语》）按：太祖一朝共放进士榜十五次：李肃榜六人，刘察榜七人，苏德祥、李景阳、张拱三榜各八人，刘蒙叟、柴成务、安德裕、安守亮四榜各十人，张去华、刘寅两榜各十一人，马适榜十五人，杨砺榜十九人，宋准榜二十六人。只有开宝八年王嗣宗一榜录取三十一人，叶梦得的记载没有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九人〕

译太宗刚即位时，张齐贤正要参加廷试。太宗想让他列入上甲，但主管官员偶然漏掉了选拔，把他列入丙科。皇帝不高兴，下诏一榜进士全部授予京官、通判。吕文定得到将作监丞，出任衡州通判，不到十年便位居宰相。（出自邵伯温《闻见前录》）按《会要》记载，太宗所录取的进士中，太平兴国二年吕文穆蒙正榜共五人：第一等授将作监丞，即今天的宣义郎；第二等授大理评事，即今天的承事郎，并分别出任各州通判。三年胡秘监旦榜七十三人，五年苏参政易简榜一百一十八人，也都仿照这个例子。邵伯温说因为吕文定的缘故，一榜进士全部授予京官、通判，是错误的。吕文定实际上是吕文穆榜第一等及第。当时只分两等，怎么会有第三甲呢？又过了十五年，吕文定才被任命为宰相。过去，现任官员参加进士科考试，即使考中，也只让他升官，并不授予科第；没有考中的，则停止现任官职，可见当时对科名十分珍惜。淳化年间以后，才都授予科第。《辨》说，太平兴国五年，单饣束、周缮被赐予进士及第，其余人都任节度掌书记，并不是所有人都没有被赐科第。（出自汪端明《辨石林燕语》）这段辨析还不完整。按《史》记载，未考中的人停止现任官职，是雍熙二年宋惠安、李文正两位宰相请求后才实行的，并不是旧制一向如此。真宗天禧二年，在重新严格申明这项制度后，刘烨任知制诰，又请求已经受荫的人不得参加锁试，未获准许。第二年，礼部贡院上奏锁厅考试不及格者的姓名，诏令罚金十斤，今后不得参加科举。天圣四年，宋宣献任翰林学士，又请求允许不及格者再次参加考试，朝廷同意了。大概从雍熙到天圣四十多年间，从未有停止现任官职的事。太平兴国六年九月，任命石熙载充任枢密使。《注》说，石熙载以文资正官充任枢密使，不知道是否兼带检校官。根据《实录》《会要》，不兼带检校官是从钱惟演开始的。（出自李焘《长编》）按：石公起初由朝散大夫、刑部侍郎改任中散大夫、户部尚书并充任枢密使；后来又由金紫光禄大夫、户部尚书罢为仆射，这些任命都没有兼带检校官。大概在此以前，文臣只有赵韩王曾经充任枢密使而不带正官；到石熙载时，才以尚书本官代替检校官。到了祥符年间，陈文忠、王文穆一同任枢密使，真宗对他们恩宠深厚，于是不去掉正官，而加授检校太尉。此后寇莱公、丁晋公、冯魏公等人都沿用了这一做法。文简说“不带检校官从钱文僖开始”，大概是引用祥符以来的近例，因没有查考更早的情况而造成错误。太宗时，宋白、贾黄中、吕蒙正、李至、苏易简五人同时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扈蒙赠诗给他们说：“五凤齐飞入翰林。”后来吕蒙正做了宰相，贾黄中、李至、苏易简任参知政事，宋白官至尚书，终老于翰林学士承旨任上，他们都成为名臣。（出自欧阳修《归田录》）按《国史》记载，这是太平兴国八年五月的事。实际上，是李文恭、穆与宋、贾、吕、李五位公一同入翰林；两年以后，苏易简才任翰林学士。县吏接受郡里事务而下达到县里的官职，现在都称作“祗候典”，这是讹误。《皇朝会要》记载：唐代藩镇都在京师设置邸舍，称为“上都留后院”。大历十二年，改为“上都知进奏院”。《摭言》说：夏侯孜的仆人说，打算做西川留后官。由此看来，这是借用唐代藩镇留后吏目的名称来称呼，应该叫“知后典”才对。（书名缺失。出自程大昌《演繁露》；“泰之”是程大昌的字。）考察《皇朝会要》，宋初沿用旧制，藩镇都设置进奏官；军监、场务、转运使则派任知后官，有时由副知后官掌管。太平兴国八年，裁减进奏知后官，保留一百五十人，一并充任进奏官，废除知后官这一名称。咸平五年，又命令各进奏官设置一名守阙副知。程泰之所说的“祗候典”，应当就是知后官；但他说这是仿效唐代藩镇吏目的称呼，就错了。因为知后官这一名称是宋朝初年创设的，职位低于进奏官一级，并不是唐代旧有的名称。朱希真说：太平兴国年间，各个降王去世后，他们的旧臣有的发表怨恨言论，太宗把他们全部收用，安置在馆阁中，让他们编修各类书籍。例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扩大它们的篇卷，优厚地供给俸禄，以此使他们专心做事，许多人终于老死在文字工作中。（出自王明清《挥麈后录》）考察《会要》，太平兴国二年，命学士李明远、扈日用和各位儒生编修一千卷的《太平御览》、五百卷的《太平广记》。第二年，《广记》编成。八年，《御览》编成。九年，又命三公和各位儒生编修一千卷的《文苑英华》，到雍熙三年编成。参加编修的有李文恭穆、杨文安徽之、杨枢副砺、贾参政黄中、李参政至、吕文穆蒙正、宋文安白、赵舍人邻几，都是当时的名臣。杨文安虽然籍贯是浦城，却以任事于伪朝为耻，考中后周进士。江南旧臣中被选用的，只有汤光禄、张师黯、徐鼎臣、杜文周、吴正仪等几人。后来，汤光禄、徐鼎臣一同任直学士院，张师黯任参知政事，杜文周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吴正仪任知制诰，都是一时的文人。这里所说“许多人老死在文字工作中”，是错误的。当时编修《御览》《广记》时，李重光还没有去世；如今又说他们是因为“降王去世而发出怨言”才被任用，也错了。《册府元龟》是在景德二年由王文穆、杨文公奉诏编修的，朱希真的说法非常错误。张融从密直出任蜀地长官，回来后任枢密副使，修建宅第，规模格外壮丽。太宗有一天对张融说：“听说你修建的宅第非常雄伟，我正需要一座仓库却还没有建成，你可以把宅第停建下来吗？”张融当天就搬到佛寺居住，那座宅第后来就是现在的新衣库。（出自王巩《闻见近录》）考察陈和叔《拜罢录》，太宗朝的枢密副使一共十七人，只有张逊、张宏，没有张融。《成都知府题名记》中，太宗时期也没有张融，只有张忠定。看来定国的记载恐怕错了。

译寇忠愍担任执政时，年纪还很轻。太宗曾对人说：“寇准很适合做宰相，只是年纪还小罢了。”寇忠愍于是服用何首乌，并且吃所谓“三白”，须发便变白了，于是被任命为宰相。（出自王巩《闻见近录》）考察寇公在淳化二年进入枢密院，当时才三十一岁。淳化四年，因为与张逊不和而被罢免。淳化五年，又任参知政事，到至道二年再次被罢免。真宗咸平六年任三司使，景德元年八月从三司使任上拜为宰相，当时已经四十四岁了。这里的记载全都错误。钱公若水任枢密副使时，吕相吕端被罢免。第二天，太宗对辅臣说：“听说吕端接到罢免命令后哭泣不止。”钱公厉声说：“哪有这样的事！”退朝后，他对各位大臣说：“我们这些人眷恋爵禄，皇上却如此轻视我们。”于是极力请求罢职。（书名缺失。出自王巩《闻见近录》）这件事也属于谬误。考察钱公在至道元年正月被任命为同知枢密院事；四月，吕公任宰相；至道三年三月，太宗驾崩；六月，钱公被罢职；咸平元年十月，吕公被免去宰相。所有这些都与该记载不相合。唐代有翰林侍书学士，柳公权曾任此职。太宗任命王著为卫尉寺丞、史馆祗候，让他详细审定《急就章》等书。后来便把这一职务称为翰林侍书，却不加“学士”二字，大概是吝惜授予学士之名吧。（出自叶梦得《石林燕语》）考察柳诚悬书写何进滔等人的碑文，都称“翰林学士承旨兼侍书”，没有“学士”二字。《唐史》本传说，柳诚悬起初任侍书学士，因以技艺进身为耻，请求改任散秩，于是改任弘文馆学士。文宗即位后，又召他任侍书，充任书诏学士。由此看来，侍书有时带学士之名，有时不带，不能据此判断尊卑。何况宋朝初年，翰林侍读、侍讲也都不带“学士”二字，与侍书相同，并不是吝惜授予这个称号。咸平元年，真宗自即位以来，夜间就召见儒臣询问政治得失，有时一直到半夜，后来大体成为常规。《圣政录》说，召见侍讲、侍读学士。咸平二年七月，才开始设置讲读学士；当时尚未有这个职称，现在改写为“儒臣”，这样大概不会与事实相冲突。（出自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考察翰林侍读学士这一职务，是唐玄宗开元年间设置的，王涯、权德舆等人曾任此职，后来废除。太平兴国年间，太宗又恢复设置翰林侍读，任命吕文仲担任。不久又改为侍讲，一直到真宗时期都没有改变这一任职。石守道所说的“讲读学士”，指的就是这个职务。张忠定任御史中丞时，弹劾张丞相齐贤，齐贤对此深感怨恨。他对皇上说：“张咏本来没有文才，凡是有奏章上报，都是他的姻亲王禹▯代他写的。”王禹▯此前任翰林时，曾撰写《齐贤罢相制》，文辞中有丑化、诋毁之语，所以齐贤连同想要中伤王禹▯。张咏听说后自行辩解，于是把自己所写的文章进呈给皇上。皇上非常高兴。（出自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心传的按语缺失。） 太祖、太宗等祖宗在位时，虽然已有磨勘法，但朝官以上的官员全都由中书省办理，大概是为了区别官员的流品。至道二年，太宗祭祀南郊，百官都晋升官秩。当时寇莱公任参知政事，平素喜欢的人大多得到台省中的清要官职；他所厌恶的人以及他不了解的人，则按照次序升迁。广州左通判、右正言冯拯转任虞部员外郎，右通判、太常博士彭惟节却转任屯田员外郎。彭惟节认为自己一向处在冯拯之下，奏章排列官衔时仍旧照原来的次序，不作改变。寇莱公大怒，特地下诏说冯拯不得扰乱既定制度。冯拯愤怒，于是上疏极力论说寇公擅权。太宗因此发怒，不久命他出京任职。这是《国史》所记载的。仲言说“磨勘是吏部形成的成法，不是宰相所能专擅”，那是元丰官制以后的事情，怎么能说蔡书前后抵牾呢？（书名缺失。）考察现在郎官有二十四个等级，改用三朝郎、右正言等称号；太常、国子博士的品阶改为一承义郎。因此，磨勘只在吏部办理而已。蔡书确实有前后抵牾之处，但不在这一条。王沂公在青州参加发解试，以及后来在南省试、廷试中，都考取第一名。中山人刘子仪当时任学士，开玩笑对他说：“状元参加三场考试，一辈子的衣食都享用不尽。”王沂公严肃地说：“我平生的志向并不在温饱。”（出自魏泰《东轩笔录》）考察《国史》，王沂公在咸平五年考中进士；过了十八年，刘子仪才开始任学士。考察刘子仪，咸平元年就已及第，比王沂公早四年。天禧四年，刘子仪任学士；这时王沂公已经执政很久了。寇忠愍公任天雄军长官时，王文康公任转运使，上奏说寇公僭越奢侈，太宗大怒，询问翰林承旨王明，王明说：“这不过是▯罢了。”太宗采纳了他的话。寇公后来把女儿嫁给王文康；等到寇公被贬到雷州时，依靠王文康执掌国政，因此得以不死。（出自《蒋魏公逸史》）考察寇公在长安时，有人骑快马来告发，承受官上奏说他僭越奢侈，真宗便询问王魏公王旦，王旦作了上述回答。寇公被贬到雷州时，王文康任密直，也因受牵连而被罢职。这是蒋氏误记。又据《国史》，寇公任天雄军长官是祥符初年的事，当时晁文元、李昌武、杨大年在翰苑，也没有王明。王明起初由右职改任礼部侍郎，从未进入北扉，不知蒋氏为何如此草率。北方的契丹与宋讲和时，王文正、李文定都执掌政权。李文定说：“外部安宁，内部必然会有忧患；三十年以后，东封西祀的事情将由你们办理，我是看不到了。”王文正后来任宰相，果然发生了东封西祀之事。（书名缺失。出自朱卉《曲洧旧闻》）考察契丹讲和是在景德元年；十二年以后，李公才从陕西都转运使入朝任翰林学士，因此这件事应当是指李文靖。真宗已经同契丹和亲后，王文正公问李文靖公：“和亲怎么样？”李文靖说：“好当然是好，只是恐怕会使君主产生奢侈的欲望。”王文正也没有认为这是正确的。等到真宗晚年，频繁巡游，大规模修建宫观，王文正才暗中叹息说：“李公可以说是有先见之明了。”（书名缺失。出自司马光《涑水记闻》）考察《国史》，景德元年十二月契丹与宋议和；这时李文靖已经去世很久了。

译王沂公长期在外任职，心里希望重新被任用。宋宣献任参知政事，与吕许公关系很好；吕许公当时任昭文馆大学士、宰相，便对王沂公说：“孝先希望重新做宰相，您能容纳他吗？”吕公答应了。宋宣献说：“孝先与您的交情不浅，如果果真答应了，就应当善待他，不应像对待复古那样。”（复古指李文定。）吕公笑着表示同意。于是宋宣献上奏说王曾有意重新入朝，皇上答应了。吕公希望让王曾担任首相，皇上不同意，只答应让他任次相。于是派宋宣献去问王沂公是否可以，王沂公没有选择。王沂公入朝后，吕公专断决策，办事一点也不退让，两人又不和。（出自苏辙《龙川别志》）考察《国史》，景祐元年八月癸亥，枢密使王文康公去世；同月庚午，召王沂公从河南入朝任枢密使。第二年三月，李文定公从集贤相任上被罢免，王沂公按次序接替了他的职位，恐怕并不是他希望重新入朝。癸亥与庚午相隔只有七天，哪里容得下往来询问是否愿意呢？既然是通过他人求取宰相之职，又身居次位却说没有选择，王沂公绝不会这样。李文定所记，恐怕是从张宣徽那里听来的，完全不可作为依据。真宗病重将死的那天晚上，李文定和宰执们因祈禳之事留宿内殿。当时仁宗年幼，八大王元俨很有威望，因问候病情而留在宫禁之中，连续几天不肯出去，执政大臣为此忧虑。恰好翰林司用金盂盛熟水送来，说：“这是大王所需要的。”李文定拿起案上的墨笔在水中搅动，把水搅得全黑，命人端走。元俨见到后大惊，以为水中有毒，立即上马离去。（出自邵伯温《闻见前录》）考察真宗在乾兴元年二月去世，此时李文定获罪，已经被贬为郓州知州很久了。枢密使罢去政务时要降麻，熙宁年间吕惠穆公吕弼因争论新法请求离职，王安石暗中阻止他，命人把诏命送到舍人院撰写制词，于是这种恩例便废除了。（书名缺失。）考察本朝旧例，枢密使如果以使相或节度使身份罢职，就要降麻。又，枢密使兼任平章事而罢职后改任散官，则由学士院降麻；如果枢密使不兼任平章事而以散官身份罢职，则只由舍人院撰写制词。考察《实录》，太平兴国六年，楚景襄被罢为上将军；皇祐五年高文庄、嘉祐四年田宣简被罢为观文殿学士，都没有降麻。只有太平兴国八年石元懿因仆射之职被罢，太宗对他特别宠爱，才降麻。除此之外，降麻的有十八人：吴侍中、李元靖、曹武惠、王忠肃、寇忠愍、曹襄悼、钱文僖、张荣僖、杨恭毅、王康靖、夏文庄、狄武襄、王武恭、贾文元、宋元宪、张康节、富文忠、文忠烈，大概都是以使相或节度使身份罢职，所以发布了诞告。大中祥符七年，王文穆、陈文忠被罢为尚书；八年，陈文忠再次被罢为仆射，二人都降麻，因为两人都兼任平章事。像楚景襄等人都没有降麻。旧有制度明确得很，难道只是吕宣徽一人如此吗？何况吕宣徽是以观文殿学士身份罢职，正好与田公、高公所授的官职相同，看来并不是王介甫阻止了他。淳化三年，王显被罢职，苏易简起草麻制，大概是因为王显建立节镇的缘故。谏议大夫张师德拜见向文简公，说：“我两次到王相公府上，都没有能够见到他，恐怕会被人轻视、诋毁，希望您从容地替我说明。”有一天，正议论任命知制诰，向公说：“可惜张师德了。”向公问：“为什么这样说？”向公说：“我曾多次在皇上面前说张师德是名门子弟，有士人的品行，没想到他两次来到我的府门。状元及第，荣耀升迁本来已有定数，只应当安静等待罢了。如果又去奔走竞争，使那些没有门路晋升的人怎么办呢？”向公这才把张师德的意思告诉他。王公说：“哪里有人敢轻视、诋毁他！”向公便自称张师德正好有空缺可望，王公没有遗漏他。王公说：“只要暂缓此事，让张师德知道这是姑且用来告诫贪图升进的人，也是为了激励世风、改变浅薄风气。”（出自《王文正遗事》）考察《实录》，张尚贤在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及第。《掖垣丛志》说，尚贤在天禧二年十一月任知制诰；这时他及第才七年。前一年，王公已经被免去宰相，此时阁下共有盛文肃度、刘子仪、陈知微、王章惠随、夏文庄竦五人。如果有空缺，张尚贤的资历很浅，恐怕也还没有进入议论范围。曾子固《隆平集》说，张尚贤恪守正道而不改变，执政者不喜欢他，他在西掖任职九年。这样看来，他似乎并不是一个奔走求进的人。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十二月，张齐贤去世。张齐贤以右仆射身份奉朝请，曾与宰相向敏中争着娶薛惟吉的妻子，向敏中因此获罪被罢相。（书名缺失。）考察这其实是咸平五年十月的事。当时张公实际任永兴军长官。如今说他以仆射身份奉朝请，大概是记错了。杨文公在禁林任职时，真宗想立章献为皇后，朝廷议论想让杨公撰写册文，便派丁晋公传达旨意，把杨公召到中书省。丁晋公敲着自己所坐的床说：“幸好得以和您同坐这张床了。”杨公说：“相公失言了。”最终没有撰写册文，杨公也离开了。王文正任中书省长官时，章献已经被立为宸妃，杨公也曾贬低他。（书名缺失。）考察本朝旧例，册立中宫的册文多由二府大臣撰写，学士只起草制书。然而章献被立为皇后时，实际上并没有接受册命，杨文公大概没有起草制书。何况当时王文正任首相，丁崖州只是参知政事，为什么唯独召杨文公到中书省传达旨意呢？章献当时只是德妃。明道初年才创设“宸妃”这一称号，用来封章懿。这一记载也是错误的。刘子仪在南阳任职时，以翰林学士身份被召回，途中改任成都知州。过了一年，又召他任学士；到达西京后，又加授两个学士职衔，出任郑州知州。《谢表》说：“蓬山已经到达，却屡次被风吹得返回；长安还很遥远，却只觉得离太阳所在之处很近。”（书名缺失。出自洪遵《翰苑遗事》）考察《国史》，刘子仪在天禧四年由正字任翰林学士，第二年出任合肥知州。乾兴元年再次进入翰林，不久因任御史中丞被罢，又任汝阴知州。天圣五年，第三次入翰林任学士承旨；六年，任庐州知州，因年老罢职；八年去世。由此看来，刘子仪确实三次进入翰林，从未任南阳、成都、郑州知州，也从未“加授两个学士职衔”。曾氏的记载错了。（按：《遗事》引用曾纡《南游纪旧》。）根据这篇谢表，它说的其实是宋子京。但是宋子京确实是从真定调任成都知州，又从成都被召任三司使；因言官弹劾，又改任三学士、郑州知州，这也与曾氏所记不相合。

译本朝宰执此前没有兼任东宫职务的。天禧末年，仁宗刚被立为皇太子，命宰相丁谓、冯拯兼任少师、少傅，枢密使曹利用兼任少保；而任中正、王曾任参知政事，钱惟演任枢密副使，都兼任宾客，这是此前没有过的。（出自叶梦得《石林燕语》）考察仁宗刚被立为太子时，李文定以参知政事兼任宾客。过了两年，李文定升任集贤相并兼少傅。同年十一月，皇太子开始听政，于是命令宰执全部兼任东宫官职。叶梦得所说是错误的。王沂公执掌朝政时，尤其抑制奔走钻营。张师德在馆阁任职已久，学问广博，素有声望，却不去请托求见，鲁简肃公最了解他。一天，中书省商议任命一名知制诰，鲁公极力称赞张师德的才干和品德，王沂公却以自己不了解他为理由推辞。鲁公多次暗示张师德去拜见王沂公，王沂公都推辞不见。后来有一天，王沂公对鲁公说：“张君的器量见识和品德足以担任此职，只是还没有请托求见罢了。”过了一年，才任命张师德掌管诰命。王沂公取用人才就是这样。因此当时的士大夫都致力于以冲淡自守来修养自己。（出自《渑水燕谈》）这件事尤其错误。考察可知，张尚贤进入西掖是在戊午年冬季。王孝先拜相、鲁贯文参与执掌政务是在壬戌年秋季，两者相隔五年。宋绶起草贬黜丁谓的制辞，说：“无将之戒，深深记载在鲁国的经书中；不道之罪，难以逃脱汉朝的法律。”天下人都为此称快。（出自《丁谓传》）考察《实录》，其中记载的贬词开头说：“无将之戒，旧有典章说得十分明白；不道之罪，通常的刑罚也不能赦免。”这里承袭了《龙川志》的错误，却没有加以考察。丁晋公原任平江军节度使，改授兵部尚书、参知政事时，按例节度使应当降麻，朝廷却对此任命有所顾惜，于是只用制书任命。近来陈执中宰相罢去使相之职而任仆射时，才降麻；庞籍宰相罢去节度使而任观文殿大学士时，又不降麻，大概是没有固定制度。（出自欧阳修《归田录》）考察唐代制度，节度使改任仆射、尚书、侍郎，称为“纳节”，都不降麻，只由舍人院起草制书。国朝旧例，罢去使相便降麻，赵韩王、陈恭公、富文忠、贾文元、王文公就是这样；罢去节度使则不降麻，李从善、李元靖、丁晋公、庞庄敏就是这样，怎么能说没有固定制度呢！韩忠献由武康军节度使改任三司，曾降麻，这不是旧制。大概是中书省的错误，而学士没有人加以纠正。又说丁晋公由保信军节度使改任吏部尚书、参知政事，这里却说由平江节度使改任兵部尚书，也是错误。祖宗在位时，宰相被罢免，只有赵中令得以保留使相身份，其余人大多以原有官职退居班列，参知政事、枢密使也是如此。天禧年间，张文节才开始以侍读学士出知南京。天圣年间，王文康以资政殿学士出知陕州。从庆历以后，解除职务、被罢免的人大多都能得到新的职名。（出自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考察可知，参知政事罢政后得到职名，是从景德二年王文穆开始的。庆历以前，执政大臣如薛简肃、宋宣献、李康靖、晁文庄等人，都得到资政殿学士。大概祖宗旧例是，参知政事、枢密使善终离职时，按例都提升官秩。太宗朝执政的三十九人中，只有王永图、陈晋公、李文靖、贾娲民、寇忠愍、温恭肃六人以原有官职罢职，除此以外没有不提升官秩的。章郇公以侍郎任参知政事，吕申公鄙视他的为人。当时宋宣献以尚书任枢密副使，吕申公便让宋宣献担任参知政事，想借此压过章郇公。章郇公的亲友都劝他辞职离去，他却不为所动。过了很久，宋宣献去世，章郇公才请求退让职位。吕申公对此深感惭愧，便向仁宗说了这件事，仁宗留章郇公任职，不让他离去。等到吕申公去世，章郇公于是执掌政务。（书名缺失）考察可知，这一段错误尤其严重。据《国史》，章文宪在景祐三年由学士承旨改任同知枢密院，宝元元年拜相，从未任参知政事。又章文宪拜相是在王章惠、陈文惠之后；这时吕文靖任北京留守，实际上并未去世。章文宪和吕文靖从未先后执掌政务。宋宣献在明道二年以侍郎任参知政事，那时章郇公才进入翰林院。康定元年，宋宣献以尚书再次任参知政事，那时章郇公已经位居丞相。宋宣献曾任知枢密院事，也从未任枢密副使。●卷二 仁宗天圣元年正月壬午，度支副使陈尧佐兼任知制诰。按旧例，知制诰都要先在中书省接受召试，陈尧佐因为参与修撰《真宗实录》，特许免试。（出自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考察叶梦得《避暑录话》，本朝知制诰沿袭唐代制度，不举行考试。雍熙初年，太宗让李文靖公沆、宋▯、王化基担任知制诰。王化基上章辞谢，称自己不能胜任，于是让中书省同时召试，撰写两篇制诰，这才成为旧例。宋元宪撰写的《掖垣丛志》说，梁周翰老于文学，杨亿素来以声望和实际才学著称，陈尧佐因为参与修撰《实录》，都免于考试。欧阳公说，建国一百年间，不经考试而任命知制诰的只有三人，大概是错误的。此后苏子瞻、刘贡父、许冲元、邓温伯也都未经考试便被任命。章懿去世时，晏殊撰写墓志说：“生有一个女儿，早年去世。没有儿子。”仁宗对此十分怨恨。等到亲自处理政务时，宫中拿出墓志给宰相看，吕文靖替晏殊解释，仁宗默然不语，便命晏殊出任金陵知府。像许公这样保全大臣，真可称为宰相。后来晏殊任宰相，八王病重，仁宗前去问候。八王说：“我很久没有见到官家了，不知道现在谁做宰相？”仁宗说：“晏殊。”八王说：“这个人的名字出现在图谶中，为什么还任用他？”仁宗又记起墓志的事情，想重重贬黜晏殊。宋祁起草制书时极力争辩，于是只降两级官，出知颍州。制词说：“广泛置办产业来增加私产，役使许多士兵来谋求私利。”这是用其他事情来治他的罪，晏殊得以免受更重的惩罚，是宋祁努力的结果。（出自苏辙《龙川别志》）考察《国史》，明道二年三月，章献去世。四月乙未，宰相吕夷简出任判澶州，执政晏殊等五人都升一级官。晏殊被罢免恐怕不是因为墓志的事。当时许公按惯例已经离职，怎么能说他救解了元献呢？庆历四年正月，燕王去世。九月，晏公才被罢相，实际上是采用了蔡君谟、孙之翰的奏章。“殖私”“规利”也是奏章中的话。文定所记载的两件事都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