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幄管见卷一

译而来。由此说来，这只龟正是特意为陛下而出现，将使陛下寿命长久而衰老得晚，既长寿又昌盛吗？而且龟属于水族，意义上主阴；带甲的是刚强之物，长毛的是柔弱之物。夷狄之类，都承受阴气。上天的警戒似乎是在说：‘将有强横顽梗、不肯来朝的敌虏，最终柔顺地来朝。’况且陛下自即位以来，首先想到西北百姓困于运输粮饷，即使对继迁这样的凶恶强悍之人，也下令派使者推行恩惠，不追问从前的罪过。继迁逃亡在外已经很久，也厌倦战争了；被胁迫跟随他的党羽也厌恶动乱了。他们改过自新、改头换面，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北戎强悍倔强，造成的祸患日益深重；部族离散，又屡遭饥荒，恐怕最终会相继接受安抚，希望表达诚意而归附。” 希望陛下敬重并顺应上天的意旨，更加阐明皇家的治道，即使有美善也不要自以为美善，每天都比前一天更加谨慎。这样，灵异之物的出现难道会是没有原因的吗？”我读完后口头奏道：“用兵的危害，不只是两军交战、肝脑涂地而已。运输粮饷的劳苦，不亚于刀枪箭镞；长期暴露在外，比临敌作战更加艰苦。以至边民逃避灾难，世代经营的产业渐渐荒废，强壮者应募从军，耕田的人逐渐减少；百姓流离转徙，老弱病残之人很少有能够保全的。怨气所感，又多导致因旱灾、蝗灾、饥饿、疾疫而死的人，实在无法计算。史册记载的未必详尽，只有亲身经历之后才能知道。正因为如此，停止战争才是帝王最大的功业。景德四年，皇上对宰相说：‘从前诏令各路不得进献祥瑞，近来颇有超过旧制的，应当命令礼部重申禁令。’宰相说：‘福瑞应验到来，是为了彰显盛大的治功。即使陛下明睿而谦逊，务求贬损自己，如果史官不加记载，后世将看什么、仰望什么？只需让他们报告礼部，转送史官即可。’皇上勉强听从了。臣读完后口头奏道：‘祥瑞和灾变彼此相因，有此便没有彼此；有祥瑞就没有灾变，有灾变就没有祥瑞。古人把安逸享乐看作毒酒，把上天的谴责和告诫看作仁爱。因为看见祥瑞就容易自满，遇到灾变就容易产生恐惧。’ 从前魏相辅佐汉宣帝，凡是四方逆贼和灾变的事情，没有不奏报的，正是领会了这个道理。真宗皇帝禁止各路进献祥瑞，圣意深远，可惜当时的大臣还想把它转送给史官。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书降落在左承天门上，皇上召集近臣到崇政殿西序，告诉他们这件事。王旦说：‘陛下以至诚侍奉天地，以仁爱孝道侍奉祖宗，端正自身、爱护百姓，早晚寻求治理，以至于远方各地修好和睦，强悍的习俗之地请求设置官吏，战争平息，年年谷物丰收，这些都是陛下兢兢业业、一天比一天谨慎所导致的。我们曾经说过，天道并不遥远，一定会有明显的报应。如今神灵授予秘文，确实彰显了上天佑护圣德的应验。但这件事非同寻常，简册中从未有过，又还不知道天书所说的事情，开封时应当让左右侍从退下。’皇上说：‘既然是天命，就应当恭敬接受；只是担心皇城司突然把它收进来，所以已经命令他们停止。我应当到门前遥拜，焚香跪受。至于所说的让人退下后再开封，虽然说是不要泄露天机，但我认为这是上天所赐，应当与众人共同知晓。’王旦说：‘大概是还没有测知书中的意思，所以不想让众人看见。’皇上说：‘如果上天是在责备朝廷的政事有缺失，就应当与卿等一同敬畏并改过；’ ‘如果是告诫我自身，也应当责备自己、修养德行，怎么可以把它隐藏起来，使别人不知道呢？应当立即与卿等开封阅读，只是担心文字无法辨认，应该访求精通篆书、籀书的人来处理。’王旦说：‘陛下恭敬奉行天命，不是我们臣下所能测度的。’我读完后口头奏道：‘天与人相互感应的关系，没有间断。君主与上天合为一体，知道政事的缺失在哪里，就一定会修养德行、任用贤能，以补救治理。这就是周宣王

译遇到灾害而恐惧，所以王道教化得以重新推行的原因。如果一味掩盖，就像愚人忌讳疾病一样，起初只是害怕别人知道，后来终于到了无法下手救治的地步。大中祥符年间，难道会有政事缺失吗？真宗皇帝能够这样恐惧、修身反省，天下怎么会不太平？’‘皇上说：’‘我自即位以来，每次祭祀时的祝词，只把百姓作为中心，从未另有祈求。如今内殿道场也写下密词，只求年成丰收、百姓安康快乐。’于是拿出来给王旦等人看。王旦说：‘自古以来秘密祷祝的文辞，都是有所请求的。陛下把亿万百姓放在心上，由此可以看出您像父母养育子女一样的心意，远远超过前代。’我读完后口头奏道：‘得到人心而成为天子，国家自然会巩固。如果福气聚集在君主一人身上，而灾祸遍及天下，作为君主，又怎么能对此感到安心呢？’

译天书扶侍使丁谓说：…… 十月初三日，在便殿会集讲读，与侍讲陈贵谊等候召见。这天进读《宝训》的《崇祀礼》篇。淳化三年，秘书监李至上奏说：“国家初年举行藏冰之礼，修行祭祀司寒之神的礼仪，通常在四月举行。考察《诗经·豳风·七月》说‘四之日献羔祭韭’；周代以十一月为正月，四月就是现在的二月。《春秋》传说：‘太阳位于北陆时收藏冰，这说的是夏历十二月，太阳位于虚宿、危宿。献羔羊而启用冰，这说的是二月春分，献羔羊、祭韭菜，开始打开冰室。火星出现时结束征收赋税，火星在黄昏出现，这说的是三月、四月之间。’《礼记·月令》又说‘仲春之月，天子献羔开冰，先荐于寝庙’，详细考察开冰之祭，应当在春分举行，如今却是有关部门的错误。”皇上说：“现在已经是四月，韭菜都长高了，可以用来盖屋了，怎么还说是进献新物呢？”随即命令纠正这一礼仪。我读完后口头奏道：“夏正以寅月为岁首，是人事所便利的；周正以子月为岁首，是顺应天道开始的。自古以来从没有同时采用两种历法的。只有《豳风·七月》这首诗，作于成周时期，所叙述的是后稷和先公的旧事。一篇诗中，既有夏正，也有周正，例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七月食瓜，八月断壶’这一类，凡是用月份来说的，都是夏正。” ……〔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月、二年〕 宋白说：“如果陛下同意我的意见，只需一次登坛。”皇上惊惧地变了脸色，说：“朕亲自奉行大祭，竭尽诚意、备尽祭品，本来就是为百姓祈求福祉。假如改变礼仪确实合理，当然应当依照卿的奏议；如果合于旧典，朕即使登坛一百次，也不认为劳苦。”吕端等都说礼官所陈述的意见适中，于是皇上听从了宋白的建议。我读完后口头奏道：宋白请求郊祀时先洗手，然后再献祭，是遵从厚重礼意的做法。他把两次登坛看作劳苦，而把一次登坛看作便利，是削减礼仪的做法。太宗皇帝竭尽诚意、备尽祭品来侍奉上帝，难道会因为再次登坛劳苦就改变礼仪吗？他的用意是对的，但说法却不对。吕端等取其正确的用意而不取其错误的说法，这才足以解除太宗皇帝的疑惑。臣下进献策略时，用意正确而言辞错误，足以贻误事情，不能不谨慎。” ……〔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日、十一月、元年、十月、二十四日、四日〕 况且南郊也祭祀天地，没有听说要预先禁止荤食，希望等到致斋时，或者散斋时再进食素食。”王旦等人多次上表陈述先前的意见，皇上说：“我的心意已经决定，不必再反复请求。”等到登上泰山，每次经过险峻的道路，皇上一定下车徒步行走。有关部门提议增加扶卫人员，都被他拒绝了。引导随从的人有时疲惫不堪，皇上的言辞气势却更加坚定。举行礼仪时，又命令侍从、引导和护卫全部减少，拂翟只停在壝门，前面引路的烛笼也撤去了。举行禅祭时，皇上从山下步行走出大次，侍臣说：“山路险峻湿滑，穿着靴袍行走、登上山去很不容易，请乘坐步辇。”皇上说：“接近神明就在眼前，怎么敢不徒步行走？”五使等人再次坚决请求，皇上始终不答应。我读完后口头奏道：“封禅的说法，最早见于管夷吾的书，以无怀氏、伏羲氏为首，但不知道这些人究竟有没有。即使确实有这些人，当时礼仪文饰简略，本来没有耗费财物、惊动众人的事情。到了三代末期，齐威公偶然想举行封禅，迫于时代变化，已不是往昔洪荒时代的情形。虽然泰山在齐国境内，管氏已经知道这是不可行的。所谓一茅三脊、鱼长着双目而鸟生有双翼，都是用来增饰文辞、制造困难的说法。后世却把它们当作真实事迹，更进一步寻求祥瑞。”

译然而泰皇、汉帝因出行巡幸而举行封禅，还算是简便直接。到了光武帝沉溺于谶纬，又制作秘密祷词，于是玉牒、玉检的文字以及用金镂刻、用金泥书写的制度，纤细详尽无不具备，反而被他的臣子梁松等人鄙弃。到了唐高宗，又让宫女随行，用锦绣加以装饰，就更加可笑了。如今真宗皇帝亲自制定仪注，又亲自练习，在两旬之前便食用蔬食，到了险峻湿滑的地方又拒绝乘坐步辇。凡是用来侍奉神明的事情，没有不恭敬谨慎的；凡是用来奉养自己的事情，没有不谦逊退让的。可以说是万世封禅的标准了。但是近世的封禅礼仪，事情重大、体制尊严，必然耗费财物，必然惊动众人，不能拿无怀氏、伏羲氏作为借口；一定要像真宗时期那样，家家给足、人人丰足，上下安宁和乐，又以孝敬之心来举行，才算没有瑕疵。舍弃这些条件，就不足以感格神明，只足以伤害百姓。”}], 二十六日进入讲筵，与侍讲陈贵谊一起等候召对。这天讲读《宝训》中的《崇文儒》篇。咸平元年，学究刘可名上奏经书中有疑误之处，真宗于是询问通晓经义的人。李至说：“国学讲书崔颐正，博通各种经书，尤其擅长诵读讲说。”真宗说：“朕在宫中无事，很喜欢听讲书，曾经寻求这样的人，却尤其难以得到。”第二天，真宗在后园召见颐正，让他讲说《尚书·大禹谟》，赐给五品官服。真宗对宰相说：“颐正讲诵有功，你们再从朝班中选一两名品性操行淳朴、通晓经义、懂得损益的人，把姓名具奏上来。”我读完后口头奏道：“通晓经义、懂得损益的人容易找到，品性操行淳朴的人却难以求得。在君主面前讲读，讲读者一定要先能端正自己，然后才可以端正君主。假如口头讲的是先王的话，行为却像市井小人，那么在讲读之际，就会希望求取官职，谗毁忠贤，或者迎合皇上的心意，或者牵强附会经书旨意。像先朝的吕惠卿、邢恕之流，并不是稍微不通经义，而是品性操行不淳朴，甘愿成为小人的首领；即使生在圣明的时代，也足以迷惑扰乱天下。由此可知，真宗皇帝选择品性操行淳朴的人担任讲读，是有深远用意的。” 真宗曾对近臣说：“朕处理政务的日子，从来没有虚度时光，探究深奥义理、阅读典籍，一向就是朕所喜好的事情。但古代圣人的深奥旨意有些地方还没有弄明白，难免因此荒废遗忘。昨天设置了侍讲、侍读学士，从今以后命秘阁官员每天晚上把姓名具奏上来，朕想召见他们，以便询问。”此后每逢当值或被召对，常常到二三更才退下。我读完后口头奏道：“讲学的方法，不必拘泥于诵读讲说的时候，只有在收藏、修习、休息、游息之际，才最为亲切。汉光武帝讲论经义，直到半夜才睡，因此成就中兴之治，预卜年数和世数，与前汉相似。本朝祖宗时期，近臣在内值宿之处多接近帝王燕居休息的地方，所以太宗时的吕文仲、真宗朝的杨徽之、夏侯峤、邢昺之流，常常被召见询问，有时直到半夜；在从容闲暇之中，使古人的事业与今日的施行相互表里，使古人的立身行事与今日圣人的德行相互发明，这同在讲殿、讲筵所得的收获相比，深浅又有不同。何况在燕居闲暇之时亲近儒生的时间常常很多，那么宦官、宫女进见的时间就相对少了；这又是圣人执守德行、信奉正道的一种微妙权宜，意义深远。”咸平五年，真宗召近臣到龙图阁观书，说：“朕从幼年到现在读经典，其中有些内容已经听过四次。” 我读完后口头奏道：“真宗皇帝读经典，听过四次，却不因此厌烦，这是最能掌握为学要领的做法。大凡读书，不在于贪多，必须做到口中能够背诵，心中能够默默记住。初次看到的内容，或许有尚未完全理解的地方；后来不断增长理解，这与泛泛看过一遍是不同的，最为有益。当时敏于学习而致力于修养自己，久而久之便有不可遏止的成效。景德二年，真宗临幸国子监，逐一查看书库，看见群书的雕版，询问数量。邢昺说：‘建国初年，印版只有四千，现在已经有十万，经书、史书以及义疏全都齐备。’我刚开始学习儒学时，同辈中能够具备经书义疏的，百人中没有一两个，大概是因为难以得到善本，或者力量不足以抄写。如今士人和百姓家中大多收藏典籍，实在是适逢时代的最大幸运。真宗说：‘国家崇尚儒术，然而如果四方没有战事，又怎么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呢？’我读完后口头奏道。真宗皇帝所说的‘四方无事’，是说：国家崇尚儒术，如果四方没有战事，怎么能够达到这种程度？这是因为一旦动用兵革，哪里只是征战和运输军粮的劳苦，还包括百姓流离迁徙的痛苦。对上作为君主，免不了早起晚睡、忧劳政事；对下作为臣子，也免不了疲于奔命。这就是古代圣贤先停止武事而后修治文教，先让战马休息而后讲论道理的原因。” 真宗皇帝说“四方无事”，是在景德二年提出的；这时澶渊之盟才一年，而圣训已经谈到这一点，由此可知，不用兵革才是圣人的本心，从此便绝口不再谈论兵事。大中祥符元年，真宗临幸曲阜，拜谒文宣王庙，有司制定礼仪只行肃揖礼，真宗特意行展拜礼，以表示尊敬老师、崇尚儒学的心意。又临幸孔林，因为林木阻塞道路，便下车乘马，前往孔子坟墓拜祭。我读完后口头奏道。尧舜之道，记载在五篇经书中，静静地存在于简册之间，不是圣哲之人不能完全探究。孔子之道广大而完备，为天下确立了准则，后世没有什么不包括在其中，取用不尽，用之不竭。因此当时的弟子认为孔子远远贤于尧舜；若不是卓越而有高见、喜好善道并且忘却权势的人，谁肯举行特意拜礼呢？”

译十一月初三日，进入便殿聚集讲读，与侍讲王塈等候召对。这天讲读《奖词学》篇。张洎任翰林学士时，真宗回头对左右说：“张洎文才丰富，到今天仍努力学习，是江东士人中的佼佼者。士大夫应当想到德行居于首位；如果只是空有文学，也不取用。孔仲尼的四项教导只说文和行，吕蒙正说：‘唐朝裴行俭曾说，王、杨、卢、骆四人虽有文学，但为人轻浮，不仅不能享受优厚俸禄，还恐怕不能善终。’后来果然如他所说，那么德行居先，确实如圣旨所说。”我读完后口头奏道：“有文士的文章，也有贤者的文章。贤者的文章得自学问，以亲身实践为根本，义理深厚纯熟，自然形成文章；如先朝欧阳修、苏轼之流，都是一代端正之人、正直之士，文章既浩博，德望又值得称道，这就是贤者的文章。文士的文章不能说不精巧，但不敢保证他们的为人；如丁谓、夏竦之流，凡是所著述的文章也足以脍炙人口，却不能作为后世的法则。太宗皇帝谈论文学之士时，必定把德行放在首位，由此可知，太宗喜好文章，并不在于雕饰华丽的辞章句子之间。” 真宗查阅殿中丞李虚已的考绩，赐给他御书印纸。李虚已献诗称颂，又说祖母已经八十多岁，看到这份荣耀，更觉得格外美好。真宗看后嘉奖他，亲笔在诗的末尾批道：“李虚已学习古人而做官，使亲人荣耀、侍奉君主，知恩而奉上，想要推行新的规章，朕已经得到一位优秀的二千石官了。应当赐给他绯衣鱼袋，并赏钱五十万，使恩惠惠及他的祖母。”当时已经任命他为知荣州，当天又改任遂州。真宗又对宰相说：“朕不遗漏任何一点善行，想来虚已承受朕的褒奖训谕，当然不会再做坏事了。”于是召集两制、三馆官员，把这件事遍示给他们。又听说李虚已的父亲李寅也曾在御前及第，后来辞官侍养老母。真宗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不是空话。”我读完后口头奏道：“人才有三等。上等的人，天资能够自我约束，心中爱护百姓，不必使用劝勉告诫，也不必施用刑罚；次等的人，可以同他一起行善，也可以同他一起作恶，他观察君主的意向所在，认为有利便去做，也足以帮助治理；下等的人只知道有利益，不知道有仁义，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君主和百姓，必须小惩大戒，然后才知道畏惧。”太宗皇帝查阅李虚已的考绩，既亲笔书写印纸来宠异他，又说虚已承受这番褒奖训谕后不会做坏事，君臣之间的美善关系，自古无可比拟；举用正直的人而置于邪曲者之上，可以使邪曲者也变得正直。” 然而对于贪婪残酷的官吏，却一点也不宽贷：轻者发配充军服劳役，重者处死。太宗以仁厚开国，为什么到了这里反而加重刑罚？这是因为贪婪残酷不止，百姓的生活就不能安定发展；百姓的生活不能安定发展，国家的根本就不能稳固。对贪婪残酷的官吏严厉，正是仁爱天下的极致。真宗曾看过词臣进献的《圣制琴阮颂》，对宰相说：“近来朝廷文学兴盛，近代没有能够比得上的。朕遍览颂赞文章，评定它们的工拙，只有杨亿、赵安仁、李宗谔的文辞和义理恰当，有老成的风格；吴淑、安德裕、胡旦，有的文辞藻采古雅，有的学问优长博洽，稍次于他们。”于是下诏，宗谔、安仁各升一官，赐杨亿绯衣鱼袋，并召见吴淑等人加以褒奖训谕。杨亿进见时，真宗又告诫他说：“朕一向知道你的文学才能，更应当遵守儒者的品行，收敛隐藏你的才华；如果能够谦虚守道，就可以保全美好的名声。”于是问他年纪多大，杨亿说：“十一岁时开始脱去布衣授官，如今二十二岁了。”真宗笑说：“少年聪明，确实是上天赋予的。”李宗谔是司空致仕李昉的儿子。第二天，李昉也入朝谢恩，真宗命他入座。李昉说：“小儿宗谔所献的文章，已经听说陛下过分地加以赏叹，没想到又给他进升官秩。” 父子二人感恩，又拿什么来报答呢？”真宗说：“这是一篇新颖的题作，尤其难以写得精工。杨亿最值得称赞。自幼在馆阁中学习，转眼间已经二十二岁，文学大有长进。朕听说唐朝王勃十五岁写作《滕王阁记》，当时同辈都惊叹佩服；看杨亿，也可以同王勃相比。”杨亿曾经上表，真宗说：“杨亿天生具有文章禀性，好学不知疲倦。每次看到他的制作都不容易得到，常常想起温仲舒说过的话：‘陛下喜好文章，所以才俊之士接连出现。杨亿如果没有遇到圣明的鉴识，也不过是京城中的一个普通旅人罢了。’”我读完后口头奏道：“天下从来不是没有人才，只看君主的意向如何罢了。喜欢儒雅，儒雅之士就会进用；喜欢忠直，忠直之士就会进用；喜欢廉洁勤勉，廉洁勤勉之士就会进用；喜欢笃实躬行，笃实躬行之士就会进用；没有什么不喜好的，就没有什么样的人才不会进用。自古以来没有什么不喜好的君主，没有比汉武帝更严重的了。喜欢征战，就有卫青、霍去病；喜欢财利，就有孔仅、桑弘羊；甚至喜欢诙谐滑稽，就有东方朔、枚皋；喜欢神仙，就有公孙卿、栾大。他虽然用心有所错误，尚且能够因得到人才众多而在后世获得称誉。何况君主一心喜好儒雅，一心喜好忠直，一心喜好廉勤，一心喜好笃行，怎么会有上面有所作为而下面不响应的道理呢？” 温仲舒说太宗喜好文章，所以英俊人才接连出现，这句话只是就喜好文章这一件事说的，因此可以由此推广开来。初九日进入讲筵，与侍讲范楷等候召对。这天仍然进讲《奖词学》篇。真宗看了集贤校理晏殊所献的赋，对宰相说：“晏殊年少而能独立自持，努力学习、自我奋发，加上性情沉静严密，即使仓促之间也不逾越规矩。京城赐酺时，他只是关起门来，和弟弟一起读书作文，也值得称道。”我读完后口头奏道：“这里所说的赐酺，应当是景德四年。这种礼仪废止已久，太宗皇帝在雍熙元年才开始实行，到真宗皇帝时又恢复了。晏殊在景德初年因考试文章而赐出身，应当就是这个时候。‘酺’字有的从‘酉’，有的从‘月’，有的从‘食’；有的读作‘步’音，有的读作‘蒲’音，有的读作‘逋’音【按：《说文》说，酺是君王施布恩德所赐的酒，字从酉、甫声，薄乎切；脯是干肉，字从肉、甫声，方武切；餔是太阳运行到申时所吃的饭，字从食、甫声，博狐切。这三个字的读音和意义相差很远。司马光《类篇》把酺、脯都切为蓬逋切，认为意义相同，不知依据是什么】。三代时期，《周礼》记载有春秋祭酺的事情，族师这一官职因祭酺而同百姓互相献酒献食，后来便把聚集饮酒吃饭称为酺。赵武灵王灭亡中山国后，开始赐酺五日。”

译汉文帝从代地来即皇帝位，也赐酺五日。汉朝禁止群体饮酒，所以赐酺时便允许百姓聚会。唐朝没有饮酒禁令，所以赐酺时便聚集起来作乐，并赐给高年老人酒和面。本朝则分日设宴享用，恩及父老；礼法虽然不同，但都是聚会饮酒吃饭。近代人大多把它读作奔模切，因为《孟子》中“餔啜”二字从食，和这个字同音。这天又讲读《谨诏辞》篇。大中祥符四年，皇亲前往安陵襄办丧事，真宗赐诏慰问，其中有“归洛汭”的说法。真宗指给近臣看，说：“永安在洛水以南，说洛汭是不对的。学士撰写文章、使用典故，尤其应当恰当，这样才不会受到讥刺和嫌疑。”我读完后口头奏道：“《尚书》中三次说到洛汭：《禹贡》中说‘疏导黄河，源头在积石山，向东流经洛汭’；《五子之歌》中说‘他们五兄弟，等候在洛水的水湾’；《召诰》中说‘太保在洛汭营建宫室’。这些地方并不相同，但都在大河以南、洛水以北。所以孔安国说‘水的北面叫汭’，郑康成说‘汭就是内【按：“水北曰汭”见于《禹贡》“泾水汇入渭水之汭”，孔安国传；《召诰》孔颖达正义说“水内曰汭”，郑康成注《诗》“芮鞫之即”也依从此说。至于《周礼》“雍州的河流有泾、汭，水泽有渭、洛”，则把汭作为水名，指在豳地。贾公彦曾经辨析过此事。杜预注《左传》“馆于雒汭”，认为水流弯曲处叫汭，不拘泥于水南水北的说法。又《尔雅》说“岸内侧叫隩，外侧叫隈”，邢昺疏说：“内是弯曲的里面，外是弯曲的外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人〕 拿这些来证明《五子之歌》“在有洛水的外边打猎”这句话的文义，似乎更加有力】如今本朝各陵在永安县，正是在洛水以南。真宗皇帝考证论述到这件事，不仅博通各家注疏，而且深刻了解山川的形势，达到了书生所不能达到的程度。当时的学士可以说是失职了。《经幄管见》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经幄管见》卷二 （宋）曹彦约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