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幄管见卷三

译寳庆二年二月初二日入宫讲筵，与侍讲王塈等待皇上召问。这一天仍然读《任宰职》篇。景徳初年，北方用兵，每当边境奏报送到，凡是军务，大多先送到中书。皇上对毕士安、冦凖说：“这些奏报都是想让卿等先知道。中书总管文武大政，枢密院虽然专掌军机，但大事必须由中书处理。近来李沆常常另外详细拟具机宜上奏，卿等应当仔细阅读。凡是需要讨论的，都要说明利害，不要因为事情涉及枢密院就有所隐瞒。”皇上于是谈到，枢要的职位尤其必须谨慎秘密。泄露宫禁中的言语，是古人深深告诫要避免的事。如果让同列以及枢密院看出彼此明显不和的迹象，那么朝廷内外就会利用这种间隙，实在不便。卿等要记住这一点。臣读完后口头奏道：“古代宰相论道理、治理国家，调和阴阳，上要符合天意，下要有利于吏治，因此兵事、民事没有不统摄的。唐代宗开始设置枢密使，只任用宦官担任。到了五代，唐荘宗任用郭崇韬等人，才开始与宰相分掌事务、共同治理。本朝冨弼、张方平、范镇都曾对此提出议论，认为二者的脉络不能相互贯通；由于沿袭已久，未能一下子改革。中兴以后，有时让宰相兼任枢密使，分设两府来发挥各自的长处，这就接近古制了。” 宰相曾经商议让学士晁迥兼领银台司，代替王曾；又让王曾兼领三班院。皇上说：“朕听说外面的议论认为，王曾曾经封驳诏敕，因此中书多次阻挠王曾奏事。现在如果罢免他的职务，就正好应验外面的议论。”王旦说：“臣等本来没有忌恨王曾的意思。如今圣上慈爱地宣谕，是为了替宰相避免谤议，请让晁迥代替盛度，让王曾仍任原来的职务。”皇上同意了。王旦于是说：“现在封驳的职责与古代不同，大体上，任免和调动官员，无论大小，都先奉皇上的旨意，接着送入熟状，等到认为可以奏报之后，再下达敕书。此外，有时还会有差错而造成危害，或者考核核对失实；臣等省察不够，确实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若把这样的诏令颁行到四方，实在不恰当。封驳官司如果能够详细阅览并加以改正，就是帮助臣等弥补不足，必定没有什么可以怨恨责怪的道理。”皇上认为他说得对。臣读完后口头奏道：“先朝的银台封驳司，就是今天给事中的职务。祖宗设置给事中、中书舍人以及台谏官，是为了弥补政令所不能达到的地方，最为合乎公道。如果政令有差错，而给事中、中书舍人和台谏官都不敢进言，就会形成朋党相互依附、以错误的道德观相互认同的局面，人主也会因此孤立。真宗皇帝因为王曾封驳诏敕，想让他长久担任这个职务。王旦说封驳司如果能详细阅览并改正错误，就是帮助臣等弥补不足，可以说是君臣同心同德，这在前代是从未听闻的。” 初六日，入讲筵，与侍讲王塈等待应对。这天读《礼大臣篇》。李昉以司空之职致仕，到崇政殿拜见皇上，详细叙述自己遇逢圣朝、历任尊显职位，却没有功劳报效，而所受恩宠又过于厚重，于是流泪称谢感激。皇上神情忧伤，面露感动，召他登殿，对他说：“卿的美好事情已经完备了。朕近来考虑到卿年纪已到，请求退休，所以派宰相去传达旨意；但卿的言辞坚定，不愿违背自己的高雅志向。况且卿并不离开京城，仍能见到朕，本来就没有妨碍。”李昉又作诗谢恩，皇上当天作诗唱和赐给他，又另赐一首，以表示对他的褒奖和礼遇。皇上还曾对近臣说：“李昉可以说是善人君子。他侍奉朕，两次担任宰相，从来没有做过伤害他人、损害事物的事情，这也是普通人难以做到的。”臣读完后奏道：《礼大臣》的各篇，无非是尊重礼遇大臣的意思，至于同心同德的事情，文中还没有谈到。只有这一段说李昉是善人君子，从未有伤人害物之事，臣斗胆推广它来谈。伤人害物，是爱人利物的反面。爱人利物叫作仁，伤人害物叫作不仁。君主凭仁德守住宝贵的君位，大臣凭仁德处在高位。假如心中存有不仁，天下就会因此受害。唐德宗即位初年，提拔崔佑甫为宰相。崔佑甫以道德宽厚宏大，推广皇上的意旨，建中年间的政事，差不多可以赶上贞观【按原本作“正观”，为避仁宗的嫌名，今改正】。等到卢杞担任宰相，劝说皇上用刑名之术整顿天下，最终导致皇帝流离播迁。任用仁厚的宰相还是不仁的宰相，其利害立刻显现，竟然如此。本朝以仁德立国，君主和宰相同心同德，而李昉又被称为善人君子，没有伤人害物的事情，由此可以想见真宗皇帝守位的根本用心了。十二日，入讲筵，与侍讲章■〈扌来〉等待应对。这天仍读《礼大臣篇》。大中祥符九年四月，皇上对王旦说：“太史官说今晚太阴应当亏缺，朕已经另外设置道场，恭敬地祈求神灵降下感应，卿应当前往行礼，更加虔诚地祈祷。”王旦说：“臣凭着虚薄的才德，错误地担任大任；陛下眷顾礼待近臣，使他们与您共同承担忧乐，我这个愚臣用什么来报答呢？”臣读完后口头奏道：真宗皇帝因为太阴将要亏缺，另外设置道场，命王旦行礼。王旦于是说出“眷顾礼待近臣，使他们与您共同承担忧乐”的话。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太阳是君主的象征，月亮是大臣的象征。日食是用来警戒君主的，月食是用来警戒大臣的。真宗皇帝担心太阴将要亏缺，大臣会受到祸害，于是设置道场虔诚祈祷，又让王旦亲自前往行礼，可见他对大臣的关心十分深厚。王旦说“愚臣用什么来报答”，本来就是适宜的。《诗经》说：“那月亮发生月食，也只是正常现象；这太阳发生日食，怎么会没有不善呢？”大意是把日食看得更为严重。月食虽然比日食轻，却仍然可能使大臣遭受灾祸，不能说完全没有事情。

译这天又读《优近臣篇》。太平兴国八年，任命王显为枢密使，皇上对他说：“卿家世并非儒学之家，年轻时又遭逢兵乱，必定缺少学问。如今在朕身边，掌管枢机事务，本来没有空闲博览群书。”于是命左右取来《军戒》三篇交给他，说：“读这些，就可以免得像面对墙壁一样无知了。”臣读完后口头奏道：“宰执大臣承担着代替上天治理万物的责任，并不只是担任某一个官职而已。如果不以简册中的学问为根本，怎么能够辅佐君王治理国家呢？唐末五代之际，天天寻求战争，当时的大臣把权谋看作最重要的事情，圣贤的教诲全都被抛在地上了。大乱达到极点、弊病发展到极端之后，一转而成为本朝；历代圣主相承，又恢复了过去的局面。太祖说宰相必须任用读书人，太宗任用枢密使时，担心他学问不足，甚至把《军戒》拿给他看。所以本朝文治的盛况，是前代不能比的。”中书舍人王祐因病请假，假期满了一百天，皇上对宰相说：“王祐有文章才器和事业，又有清白的节操，不合乎义理的事情，他绝不会做。应当优厚奖拔他。”宰相说：“中书舍人按常例只能迁任后行侍郎，特意下令授予他兵部侍郎。”臣读完后口头奏道：“祖宗朝的官制和迁转，虽然有固定的等级规则，但人才有高下，事务有繁简，仍然同大臣商议，在其中增减轻重，这就是所谓造命。” 如果吝惜名位和官职，就应当把应当升迁的人稍微降低等级，例如通事舍人焦守节本来应当授为阁门副使，却只授给尚衣库副使，就是这种情况。如果奖拔有功勋的贤能之人，就应当使按常例平级迁转的人得到不同的待遇，例如中书舍人王祐本来应当迁任后行侍郎，却给他授为先行侍郎，就是这种情况。自从改定官制以后，一切都交给有关官司办理，只以任职年月作为期限，那么造命的意义就很少了。十七日，进入经筵讲读，同侍讲章■〈扌来〉等待皇帝召对。这一天仍然讲读《优近臣篇》。吕蒙正、王沔被罢免中书职务，适逢有人揭发中书省官吏过去的罪行，事情颇有牵连，因此有人上奏诋毁他们。皇帝说：“蒙正有大臣的气度，王沔十分明敏，进言的人自觉惭愧而停止了。”我读完后口头奏道：“对大臣应当始终如一地礼遇和尊重。小人阴险倾轧，无所不用其极。大臣掌权时，他们极力谄媚，动不动就随声附和；一旦大臣被罢免政务，便揣测观望，随即产生诋毁攻击之言。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察见这些情形。比如小吏犯法，怎么能牵涉到对大臣地位轻重的判断呢？吕蒙正、王沔一被罢免中书职务，便有人上奏诋毁他们。”真宗皇帝明察真情，使两位大臣因明敏而有体，并使诋毁他们的奏议不能施行，可以说完全做到了礼遇大臣的道理。真宗任命李至为武胜军节度使，李至坚决推辞。皇帝说：“唐朝的旧例，废置已经很久了，现在特意恢复它来作为优厚的恩宠，不必烦劳你恳切推辞。”我读完后口头奏道：“唐代官制虽然重内轻外，但节度使、观察使有空缺时，就由近臣担任，往往能取得显著成效。像裴度、李德裕这些人，治军治民，都有实际政绩。” 这是因为唐代不随便征辟幕僚，必须是有声望和实际才望的人。他们征辟的幕僚又都参与军务，充当耳目，熟悉军政设施。等到被选用出镇时，就容易办理军政事务，不像后世的书生，平日不学习兵法，州县属官也从未参与军务，偶尔有人有志于建立功业，冒昧地讨论军政，终究不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只能勉强行事。”真宗皇帝仿效唐朝旧例，让文臣李至担任武胜军节度使，看来有意恢复唐代制度。翰林学士朱昻请求退休，居住在江陵。皇帝说：“朱昻在内署任职时，从未以私意求取我的恩遇，清正朴素，自守其节，年过七十，始终没有污点，可以准许他的请求，给他邮传待遇，并命本府逢年过节前去存问。如果有章表，就附在驿递中送来上报。”按照旧制，退休官员只需到宫门辞谢；皇帝特意召见他对答，命他就座，赐给金帛五十万。朱昻启程那天，皇帝命近臣在玉津园设宴为他饯行，士大夫都以此为荣。后来皇帝听说他患了疟疾，便派使者带着亲笔信前去慰问。朱昻献上所著《资理论》，论述时政中赏罚的得失，并且说：“天下极其广大，应当赶紧选择人才来扩充治理国家的设施。如果拘限于通常的文书手续，那么英俊之才就没有由此得到升用举荐的途径。”皇帝说：“朱昻退居之后仍然进献直言，也值得嘉奖。” 皇帝命令把他的书交给史馆。我读完后口头奏道：“侍从之臣的职责，不只是各有职掌，还在于随从皇帝车驾、处于豹尾之间，插笔执囊，以备皇帝顾问。所谓早晚讨论思考、不断进献纳言，凡是君德有应当修养之处、朝政有应当讲论之处，都可以进言而不隐瞒，这才不辜负古代设置这种官职的本意。如果带着原职出任外官，即使居于乡里，也应当因事进献言论，以报答皇帝的知遇；对待他们越是优厚，要求也就越应当严格。如果他们的千虑之中偶有一得，居上位者听取并实行，使担任这种职务的人无不受到激励和感召，期望对圣明有所补益，岂不是非常好？真宗皇帝嘉奖朱昻直言，并把他的书交给史馆，既是用来嘉奖近臣，也是用来端正国家的言论。” 二十三日，进入经筵讲读，同侍讲章■〈扌来〉等待皇帝召对。这一天仍然讲读《优近臣篇》。景德四年，皇帝对冯拯说：“太原地处控制北方门户的位置，也需要大臣前去镇守安抚。像张齐贤、温仲舒都可以担任这一职务，只是他们曾经任职于重要职位，我担心他们坚决推辞，你可以先把这个意思告诉他们。”冯拯召见张齐贤，把皇帝的意思告诉他。张齐贤说：“并州是重要的镇守之地，承受着朝廷腹心的寄托。但此前镇守荆州、青州的人都是内地官员，尚且受到近臣交相构陷，想把他们置于有过错的境地。如今把边镇交给我，又兼管军务，我怎么敢保证自己不受陷害？将来如果有差遣，我岂敢不竭尽劳苦。”接着询问温仲舒，温仲舒说：“如果改任端揆，我带着全族前往，再赐给我部署和添给，我岂敢不奉命。”冯拯把这些话全部上报。皇帝说：“他们都是不愿前往，不要勉强他们。”我读完后口头奏道：“真宗皇帝想让张齐贤、温仲舒镇守太原，担心他们害怕前往，便让冯拯转达意思，最终因为两人有所推辞而作罢。像温仲舒的说法，必定要先晋升官秩、增加俸禄，然后才带着全族前往，这种说法很浅陋。张齐贤说此前镇守荆州、青州的人都被别人谗毁陷害，交付重镇后不能自保，虽然他的本意确实是不愿前往，但他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译镇守边疆、准备防御边塞，所忧虑的只是得不到合适的人。如果确实得到合适的人，就应当让他专门掌管财赋，让他自行选择将领和校尉，让他自行决定升降进退；长期信任他，不从中央加以牵制，然后才可以期待取得成效。然而，事权如此集中，谗毁诬陷就容易产生，这是事理的必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从前魏文侯派乐羊攻打中山，三年后攻克，回来论功时，诽谤他的文书装满了箱子。秦武王派甘茂攻打韩国宜阳，五个月还没有攻下，樗里子等人纷纷反对，几乎到了停止用兵的地步。只是魏文侯、秦武王熟悉用兵之道，所以两位将领能够充分施展才能，直到成事；否则连败国丧师都来不及避免，哪里还有时间取得成功？”真宗皇帝鉴于太祖的成法，任用李允则镇守河北，始终不改变，委任并责成他办成事情的意图，可以说无微不至。凡是张齐贤所担心的，本来都不足以担心。因为张齐贤害怕前往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深深切中了事情的关键，所以我借此加以推广说明。知枢密院王钦若因病请求告假，皇帝回头对王旦等人说：“王钦若病了很久，怎么样了？”王旦说：“我们昨天去看望他，形体面容十分消瘦，灸艾三百多丸。”冯拯说：“王钦若不吃羊肉等食物，往往会使风气发动，所以常常生病。” 皇帝说：“四方人的饮食各不相同，虽然属于个人嗜好，也不应达到使人生病的程度。京城中各种物品都陈列在市场店铺里，南方人所吃的东西也全都有。”冯拯说：“王钦若自己说，他遇到一位方外之士，教他不要吃人的食物；有时劝他调养身体，他就回答说自己不能长久坐着。”皇帝说：“隐居山林中的人，专门致力于养性，才可以断绝饮食。如果来到城市，还说不能辟谷，那就不对了。王钦若身为大臣，总领各项事务，每天入朝应召，冒着寒暑往来，却反而修习辟谷之术，不是很疏忽吗？”当天便命医官诊视王钦若。我读完后口头奏道：“儒者之道，把饮食看作日常生活中的常规。后稷教导人民从事农耕，种植五谷；五谷种植起来，人民才能得到养育。尧舜的治理所以超过历代君王，从未把饮食排除在治理之外。自从方士以怪诞之说互相夸胜，倡导辟谷之说来迷惑世俗。然而自秦始皇、汉武帝以来，没有人实行这种做法而能够长生久视，儒者不谈这种道理。王钦若身为大臣，不用尧舜之道辅佐君主，反而用方士的怪诞之说欺骗人，他的心术不正，绝不只是这一件事而已，实在是圣朝的罪人。”杨亿因病请求解除内署职务，仍免除修书之役。皇帝说：“杨亿昨天虽然还参加朝参，但身体已经相当虚弱，不宜再因文字工作劳心，只应下诏优待他，准许他请假，并免除他的朝直。”皇帝又作了一首七言诗赐给他。后来杨亿因母亲生病请求告假，没有等到答复，就回到阳翟。皇帝又派中使带着御封药物、金帛赐给他。皇帝说：“有人说杨亿是侍从官，怎么能这样任意行动？”王旦说：“杨亿本来是贫寒之士，先帝欣赏他的文辞学问，把他安置在馆阁；陛下又提拔他，使他成为文史之臣中的首选。如果只以公议责备他，确实会使他成为罪人。但希望陛下察看众人的言论，怜悯宽容他。”皇帝说：“杨亿性情峭直，不会攀附迎合，他的文学才能本来就无人能及。有人说他讥刺议论朝政，这是为什么？”王旦说：“这大概是因为有人与杨亿不合而捏造构陷的言辞。杨亿深受国家厚恩，绝不是土木一类的人，讥议朝政之说，我敢保证必定没有。”皇帝深深明白了这一点。等到杨亿病愈，命他知汝州。御史姜遵说杨亿应当隐居于衡门茅舍，请求罢免他知州的寄禄。皇帝说：“杨亿本来是为了探望母亲的病而离开，并没有请求终身侍养；昨天因病愈请求回朝，所以授予他一个州。姜遵只是没有明白这个意思罢了。”我读完后口头奏道：“臣子性情峭直、不肯攀附迎合，流俗之人就会嫉妒他，谗毁也容易到来，不能不加以察察。峭直的人喜好自我修养约束，操守廉洁谨慎，不能诬陷他说贪污不法；” 遇到事情能够公平处理，不能诬陷他说任用私情。这种人必定风度高洁爽朗，议论光明磊落；只有“讥议朝政”这一说法，可以用来影响君主的听闻。自古以来小人要陷害君子，大多采用这种办法；如果没有王旦这样能够启发引导、替他辩明的人，没有真宗这样圣明、能够看穿那些文饰构陷之辞的君主，那么无法预料的灾祸就很可能发生。” 四月十三日，进入经筵讲读，同侍讲陈贵谊等待皇帝召对。这一天讲读《议典故篇》。王钦若曾经说：“近来看到石普的奏章使用新州观察使印，皇上回头问宰相这件事。”王旦说：“石普任河西节度使，知许州，这一定是使用许州观察使印。”王钦若的话是错误的。大体说来，节度镇有节度使印，随本使而行；本使出缺时，由州长吏使用本州观察使印；此外还有州印，印文为‘某州之印’，白天由录事参军掌管使用，晚上便交还州长吏。节度使在本镇时，军队、刑法、铠甲仪仗等事务，由节度判官、掌书记、推官联署使用节度印；民田租赋事务，则由观察判官、支使、推官联署使用观察印。州司下发符檄、刺文，使用本州印，都由节度使署名。因此任命将领时一定说‘某军节度’，表示他可以专门裁决本军军务；说‘某州观察使’，表示他可以考察该州风俗；说‘某州刺史’，表示他可以巡察举劾该州事务。皇帝认为这话对。〔按：石普单独书写奏章，应当使用河西节度使印，见《宋史·舆服志》。〕我读完后口头奏道：“唐代节度使设置于高宗永徽年间，观察使设置于肃宗乾元年间，两者设置时间不同，也各自铸造印章。” 节度使是用来统御军队的，观察使是用来考察风俗的；刺史本来是汉代按部察州的职务，当时天下不过设置十二人。到了隋唐，把州改为郡，又把郡改为州，州分成数百个，于是刺史承担了汉代太守的职务。后来节度使一定兼任观察处置使，又兼任刺史，因此形成藩镇权力过重的弊端。本朝削弱了刺史的兵权，把刺史改为知州；但称作“知某州军州事”的，仍然兼管军民事务，具有节度使、观察使的职能。至于建立旌节，仍然一定称作“使持节某州军州，某州刺史，某镇节度，某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政和年间降低制度规格，才开始不再带有“持节”称号。所以如今大郡有节度判官、推官，又有观察判官；有节度掌书记，又有观察支使。虽然不再把军务和民务分开设置职官，但当初创置这些官职的本意仍然存在。王旦因为石普用印一事推究其始末，不是王钦若一类人的轻率鲁莽所能相比的。”

译这一天又讲读《议礼制篇》。乾德三年，大理寺判官尹拙上奏说：“考察礼令，妇人为舅姑服丧一年；近代的时俗大多为舅姑服丧三年。”少卿薛允中说：“《书仪》规定为舅姑服丧三年。”这件事交给都省召集群臣议论。太祖对身边的人说：“昨天昭宪皇后去世，孝明皇后采用服丧三年的制度，但应当审慎议论这件事。”〔按：当时议论者右仆射魏仁浦等二十一人认为，妇女应当为舅姑服丧三年，诏令采纳了这一意见。〕咸平五年，南郊礼仪结束后，有司请求在十一月十六日或二十日举行大宴。当时许国长公主的灵柩还在殡所，皇帝说：“公主在十五日启殡，使用这两天举行宴会，都是灵柩在路上、尚未下葬之前，朕在感情上不能安心。”群臣都说：“君王的礼制可以不受服丧一年、三年的限制。”皇帝说：“礼如果能够实行，就会成为成例。”于是下诏改在十四日举行，安排在启殡之前。景德元年，礼官上奏说：“郑国长公主去世，皇子、皇孙等亲属都正在为万安太后服丧，以重丧压过轻丧，因而不能再另行成服。”皇帝说：“朕最近前去祭奠了一次，又因为身份卑幼而在礼制上有所降等，感到为难；但感情上又不能忍受不祭奠。”于是命皇后亲临祭奠，亲王以下直到公主府第的人都穿上丧服。〔按：这一年冬十月戊子日，明德皇后合葬太庙；其后癸巳日，皇帝仍然驾临原郑国长公主府第。〕明德太后采用下葬礼，暂时停柩于沙台，有司说已经合葬太庙，请皇帝穿吉服回宫。” 皇帝对这件事非常为难，宰相坚持请求依照典礼办理。皇帝说：“朕担心皇族认为已经除去丧服，不能完整地表达哀慕之情；可以下诏晓谕他们，虽然烧掉了丧杖和丧服中的绖带，内心仍然要守心丧三年。”荘穆皇后去世服丧一年，皇帝对近臣说：“宫中的几筵按照礼制可以撤掉了吗？”王旦说：“应当遵循孝明皇后的旧例。”皇帝说：“孝明皇后过了两年才撤除。”王旦说：“如果因为举行虞祭、练祭来侍奉神灵，因而免除丧服并合葬太庙，那么设置几筵并不是古礼。然而孝明皇后升仙时已经采用了家人的礼制。荘穆皇后以母仪临天下，至今已有十年，斟酌人情，应当遵守旧例。”王钦若说：“设置几筵不见于典礼，何况到了一年便撤除也可以。”皇帝说：“只是感情上不能忍受，难道不伤害外家的心意吗？”马知节说：“如今士大夫不到一年就已经再娶了，难道还肯设置几筵吗？”冯拯说：“这些人自己损伤礼俗，哪里值得拿来议论。”皇帝说：“礼是随着人情而行的，朕遵守祖宗的旧例；如果把它撤除，难道还算合乎礼吗？”王钦若说：“即使是祖宗的旧例，如果诏敕中有不便实行的事情，也必须修改；何况典礼中没有这种规定，我还担心把它写入史册。”皇帝说：“不过是说采用家人的礼制，而且孝明皇后的旧制如今重新实行，又有什么妨害呢？” 最终还是采用了这一做法。过了两年才撤除几筵。我读完后口头奏道：“今天所读的内容，以上几段大多是丧服之事。前朝臣子在经筵遇到这类内容，往往不再讲读。只有君主圣明高远、洞察透彻而无所忌讳，臣下才敢谈论这些事情。先王制定礼制，从天子直到庶人，本来没有差别。后世尊崇君主、卑下臣民，所以有‘礼绝朞周’的说法，亲亲之义从此渐渐淡薄。历代沿袭这种做法，实行时并不认为有所嫌疑。只有本朝创业之初，加重了为舅姑服丧三年的制度，以下直到朞亲、功亲，也不得不顺从衰败的风俗，又在此基础上加重。直到孝宗皇帝扫除汉文帝以日代月服丧的鄙陋做法，服丧三年，为万世树立法则，亲自行之、切实施行，卓然高出千古。圣性高明，历朝一以贯之，这是历代所不能达到的。” 二十二日，进入经筵讲读，同侍讲王塈等待皇帝召对。这一天讲读《谨刑罚篇》。建隆二年，太祖对宰相说：“五代以来，诸侯跋扈，甚至有枉法杀人的，朝廷置之不问，刑部的职务竟然废弛。而且人命极其重大，姑息藩镇，难道应当这样吗？从今以后，各州判决死刑案件完毕，都要记录案情上奏，交给刑部复核。”我读完后口头奏道：“秦汉时期的太守沿用古代诸侯的先例，都可以自行杀人。后来直到汉代刺史、司隶校尉，唐代御史、大理官，也都可以自行杀人，于是出现了像鹰击毛鸷般凶猛的官吏，形成像铁铸火炭般酷烈的刑狱；株连治罪有时达到一千家流血，有时达到十里之地。到了本朝爱惜人命，不许官员擅自杀人，每遇死刑案件，必须记录案情上奏，然后人民才能获得生存的希望，权力也归于君主了。”太祖曾经读《尚书》，感叹说：“尧舜时代，四凶的罪行，只是把他们流放迁徙，为什么近代法网过于严密烦琐？由此可知，先王使用刑罚，大概是不得已而为之。”我读完后口头奏道：“四凶所受的刑罚，有的称为流，有的称为放，有的称为窜，都不是死刑。只有殛鲧，‘殛’就是诛杀。因此《洪范篇》中有‘鲧则殛死’的说法，可见被诛杀处死的只有鲧一人。” 但这也只是牵连到本人，又任用他的儿子来禅让天下，并不像后世那样牵连夷族和三族。读书泛泛而过、不探究根本的人，只看到“四罪”之后天下就归服，便怀疑四凶都是处以极刑。即使像孔安国那样精心钻研、深入思考，也没有深入探究流放窜逐的本意，于是说四凶都被诛杀了，这也是沿袭旧说造成的错误。只有太祖皇帝洞察经书的旨意，才开始分别说明这一点；仁厚之心显现出来，于是能够破解千古以来的疑惑，这是经生学士所达不到的境界。”端拱元年，灵州河外寨主李琼献城投降贼人，有司将要按连坐法治罪他的家属，皇上说：“边远地区的孤立堡垒，又没有援兵，连坐的法律，朕不忍心施行。”端拱二年，北方军队侵犯边境，边将说文安、大城二县的监军弃城逃走，请求按照军法论处，皇上派中使去斩杀他们。中使已经出发，皇上又对他说：“这份奏报还有可疑之处，莫非是所属部门召他们去的？应当审讯以后再决定。”中使到达后审讯他们，果然是干宁军命令所属部门把居民送入城中，并不是擅自离开所部，于是立即释放了他们。臣读完后口头奏道：“守寨却献城投降贼人，依法应当连坐；监军却弃城逃走，应当按军法论处。但其中也有情节较轻、值得怜悯的情况，不可立即把它立为固定制度。有司依据法律给人定罪，君主根据情理予以赦免，这样两方面就都得当了。

译五月二十二日进入讲筵，与侍讲王塈等待皇帝召问。这天仍然读《谨刑罚》篇。大中祥符九年，大理寺举荐官员，因为他熟悉法律，请求任命他为检法。皇上说：“朕查看他的履历，此人曾任郡掾，因为误判使人入罪而以赎金抵罪；如果再把他安置到法寺，难道不会有人非议吗？”于是罢免了这项任命。天禧二年，起居舍人吕夷简审理妖狱，请求让御史台主簿张智周负责推问审理。皇上说：“张智周虽然强干能办事，但为人苛刻，不适合担任狱官。”天禧三年，审刑院说各州都没有奏报案件。寇凖说：“汉文帝、唐明皇时也是这样，几乎达到了刑罚废置不用的境地。只是当时诸侯擅自杀人，有些案件上闻朝廷，有些则自行酌情处理。如今疆域万里，徒刑、流刑以上应当请示皇命的案件，都要上奏文书。这样比较起来，圣朝刑事诉讼清明洁净，与古代不可同日而语。这大概是因为陛下以德治理天下，才使犯法的人很少。”臣读完后口头奏道：“兵事停息、刑罚废置不用，之后才可以谈太平。其余都只是空文。这件事确实很难，不可能突然达到。唐明皇在外面兵败却不知道，骨肉在宫中互相残害却没有察觉，不能说是兵事停息、刑罚废置不用。” 汉文帝则比较接近这种境界。他亲自实行节俭，以德行教化百姓，于是百姓致力于农业本业的多；审理案件公平，减轻刑罚，做到有令即行、有禁即止，于是百姓犯法的少。敌军来犯时，他降低皇帝的尊严，亲自慰劳军队；敌军退去后，他谨慎巩固边防，不从事远距离征讨，难怪能取得这样的显著成效。真宗皇帝兼爱南北百姓，自从澶渊与敌国议和以后，留心政治，尤其重视民生。选任法官时，曾经误判使人入罪的人不用；选任推问审理的官员时，为人苛刻的人不取。这样能够停息兵事、废置刑罚，并不是偶然得到的。后世的人想要兵事停息、刑罚废置，不必远远寻求汉文帝的旧迹，应当考察祖宗的成法，以真宗皇帝为榜样。景德二年，汾州灵石县监矾官边守信因为到县令的饮宴席上饮酒，以赎金抵偿私罪。皇上说：“如果这种情况情节较轻，按惯例列为私罪，也值得体恤，应当改作公罪。从今以后，奏报案件中情节轻而法律规定的处罚重的，交由朕裁决。”皇上查看审刑院奏报的案件，便回头对近臣说：“教骏卒与同舍因私人怨恨持刀刺人，又刺伤他的母亲和妻子，还刺杀所属军校，剖开他的心来吃，又叫他的妻子取酒来轻薄饮酒。虽然不能自行杀死他，也没有人敢去擒拿。这么一点小事，竟凶恶到这种地步。案件已经审理完毕，应当断腕并斩首。” 陕州夏县县尉安起把平民逮捕为盗，亲自命令胥吏拷打，打断了他们的胯骨。县令检查时没有察觉，伪造供状，声称都是父兄殴打造成的伤害。审刑院议定按公罪处理，仍以胥吏为首犯。皇上对知审刑院刘国忠说：“亲自下令审讯拷打，难道只是胥吏的责任吗？”于是下诏令刑部详细复核，改按私罪论处。大中祥符七年，有官员从西川任满调回，负责把纲运送到京师，私自剖开元封，把丝织品藏在其中，派驿站的士卒挑担，企图逃避商税。审刑院请求按违制和过失论罪。皇上看着知审刑院孙仅说：“这能叫作过失吗？法律所说的欺诈，情形有很多。大体上说，称为过失的，必须是思虑所没有达到的情况。人公开故意欺诈，就不是过失。”臣读完后口头奏道：“今天读到的这几段，都是关于真宗皇帝景德、祥符年间审决案件、议定法律的事。臣下以遵守法律为职责，但法律有时会拘泥，也有时受限于偏见、被私人感情扰乱，不能谨慎地守法。只有君主以论道为职责，能够因时变通，光明普照之下，隐蔽的冤屈才都能显露出来。比如监矾官到县令的饮宴席上饮酒，可以说是私事，也可以说是公事；纲运官企图逃避商税，可以说是过失，也可以说是欺诈。所以，杀人后还剖开他的心来吃，难道可以按照通常的法律条文裁断吗？把平民逮捕为盗并打断他的骨头，难道可以把胥吏作为首犯吗？正因为君主亲自审决案件、议定法律，所以能够用变通的方法处理这些事情。真宗皇帝享有太平的治理成果，却在燕居闲暇时仍如此留意狱讼之事，这是圣子神孙应当遵守的。八月十一日进入讲筵，与侍讲范楷等待皇帝召问。这天读《论贡举》篇。景德二年将要考试进士，皇上问天下贡举人数，王旦说：“一万二千多人，按通常惯例只能奏报名次、录取其中十一人而已。”皇上说：“这样一来，应当黜退的就不止一万人了，负责主持这件事的大臣必须慎重选择。”晁迥谨慎小心，应当把这件事交给他。周起、王青、陈彭年都可以参与。冯拯说：“封闭试卷的卷首，如果由朝廷派官主持，从道理上说也顺当，尤其要选择一向有操守的人。”王旦说：“滕元晏在士大夫之间交游很少。”皇上说：“应当任命朱巽主持贡举，代替周起，让周起与滕元晏一同主持封印。”皇上又召见晁迥等人，晓谕他们说：“取士的宗旨，只在于务求极其公正，使出身孤寒而有才艺的人都能得到提升任用。现在另行命官封闭试卷的卷首，等考定为合格后，应当再派官员复核。”朱巽请求改派戚纶，皇上说：“派的官员已经很多了，再增加就难以商议。你们进入贡院以后，如果有什么请求，把请求一并封进来，朕将命学士撰写诏书，张贴在贡院门上，向贡士说明这次的条约以及奖拔寒士的意思。”臣读完后口头奏道：“科举取士，前代还兼顾名声和声望。到了本朝，采用糊名考校、封缄试卷、誊录文字，又另设考院，从各方面设置防范，才开始严密起来。【按：糊名始于苏易简主持贡举之时，到景德年间又进一步详细制定考校程序。】既然乡举里选不能专门实行于后世，那么考场制度严密就是非常好的办法。近世以来，伪诈一天比一天增多，奸弊层出不穷。省试中有整个人代替他人作文的，御试中有把成套文章全部抄写上去的，像这样欺诈冒名的人竟然都能列入前列。弊端的根源在于士大夫不能平心静气地处理国事，夹带着个人意图；事情被发觉后，处理有轻有重，追究其出入，名义上说是不宽恕，实际上有权势的人仍有幸免的，奸小之人有所窥探，便相互仿效，于是发展到了这种地步。如果这种弊病不革除，那么科举取士就会成为虚设。《经幄管见》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经幄管见》卷四 （宋）曺彦约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