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幄管见卷四

译九月初一日，进入讲筵，与侍讲范楷等待皇帝召问。这天仍然读《论贡举》篇。大中祥符八年，皇上查看礼部奏报的进士姓名，回头对近臣说：“今年科举考场似乎少有非议。”恰逢赵安仁等人应召回答，也这样对他们说了。王旦说：“条令制度已经完备，可以遵守实行；极其公正而不偏私，全在于此。”皇上说：“举子长久滞留京师，应当尽快举行殿试。”王旦说：“今年人数虽然很多，却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通过精选。”皇上说：“为国家求取人才，没有比这更好的途径了。不过考试之时，也难以预料：有文才卓越的人偶然没有发挥好，有一向没有才名却显得特别卓异的人。确实可以知道，取得一个名次、获得一个科第，本来就不是偶然的。”臣读完后口头奏道：“进士中的大手笔，在考场之间，有时会偶然没有发挥好；有一向没有才名却显得特别卓异的人。”[原文“却场屋间”“素无才称却卓然特异者”疑有文字讹误，语义据上下文暂译。]正如真宗皇帝的圣谕所说，大凡科举取士，全在于主考官是否能够得到真正的人才。诗赋和经义，对于考场中的士人来说，谁不会作呢？得到一篇文章，只须观察他的器量见识，看他将来能否有远大的成就，这样才算得到了人才。如果诗赋只评判声调格律，经义只看开头破题，那么拘谨浅陋的人常常能够得志，而魁伟磊落的人却常常不能入选。只有主考官选得合适，志趣相同的人彼此感应，然后才能像拔茅草一样牵连荐举人才，从而使君主受到辅佐、百姓得到恩泽。开始选拔时，不可不加以考察。大中祥符九年，皇上与宰相商议贡举，因而说：“举子实在很不容易，寒门而有才学的人，如果主考官不能完全公正，又怎么能够得到进用？至于经学之士想通过考试取得名次，就更加艰难了。”陈恕主持贡举，人人都说他极其公正，朕仔细观察，确实选得了不少有文学才华的人，但他不让五科的举子参加考试取第，引起了很大的怨言和毁谤。王旦说：“陈恕本是洪州人，这一年江南举子为了避嫌，很多人没有被取为解额，因而招来很多诋毁。大体上只要内心平正公允，就没有什么不可以，何必在父母之邦故意降低标准呢？”臣读完后口头奏道：“在大中祥符九年时，已经有糊名、封闭试卷卷首的办法了。陈恕主持贡举，为什么不取江南人参加考试？如果不允许他们收试，那就是已经取中的人还要拆开试卷再黜退他们。古人让举子举荐仇敌，都是为了国家。至于为了避嫌而不取本乡人，表面上是为了显示公正，实际上正是徇私。想要躲避自己一人的毁谤，却使江南士人都不能参加选拔，上则辜负君主爱惜贤才的意旨，下则阻塞寒门士人通达君主的道路，难道不可以说是以私害公吗？” 这天又读《论科试》篇。咸平二年，殿中丞皇甫选请求恢复制科。真宗说：“如今诗赋方面才俊之士的学业成就，如果考察当时的才干和政事能力，应当放在策论中，等商议后实行。”臣读完后口头奏道：“祖宗用制科取士，最能得到人才。例如富弼、吴育、张方平、苏轼兄弟，都由这一选拔途径入仕。近来应试的人少，便不再下诏举行。外间不知道实情，妄称朝廷无意于此，却不知道这是主考官的过错。制科取士固然希望考生学识广博通达，但经史中的明文有不知道的地方，才可以责备其浅薄。如果主考官编造题目，从各方面故意使考生迷误，那么爱惜贤才的本意究竟在哪里呢？听说往年试阁六论，曾以“尧舜汤禹如何”为题，取用《西汉魏相传》中所记赵尧、李舜儿、汤贡禹的次序，来扰乱尧、舜、禹、汤的名称，想让考生不能通晓而黜退，这就是拿古代圣人的名字开玩笑。论其失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今如果修明祖宗旧例，恢复举行制科，必须出正大而合于治道的题目，考察其四方面是否通达；等到他们对策荒疏错误时，再报告黜退即可。如果对策虽然可以录取，但日后施行时不相称，那么是否擢用，仍在于君主和宰相作出决定。” 十七日，在便殿集中讲读，与侍讲范楷等待皇帝召问。这天读《论选集》篇。景德二年，有司把按照通常选法选出的人员名单奏报御前，皇上对王旦说：“近年来审官院、流内铨引见官吏，都积压多日后才引见一次，而且他们寄居京城，滞留长久，实在值得怜悯；又在主管部门那里颇有一些费用。如果主判官不能振作职务、加以整顿，那么选拔士人就更加不容易。朝廷既然要求他们廉洁，怎么还能容许他们故意拖延、索取滞留之费？从今以后应当制定固定制度，不得再这样。”臣读完后口头奏道：“开国初年铨选的办法承袭五代的弊病，没有能够全部革除。祖宗根据时势制定合宜的办法，纠正了许多问题。如今铨选法律严密，虽然还不能做到充分甄别人才，但遵守它并实行，也可以显示公正。如果真宗皇帝论审官院、流内铨的弊病，一是担心官吏积压多日，造成寄居京城的费用；二是担心主判官不能振作履行职务，造成主管部门的费用。并且说朝廷既然要求他们廉洁，怎么可以再容许他们故意拖延？圣训真是伟大！这就是所谓光明照耀四海而不遗漏细微之处。若不在事情开始时加以体恤，使人白白产生费用，那么贤能而廉洁的人固然不应改变节操；但中等以下资质的人，没有不要求从这里得到补偿的，这难道不是非常值得忧虑吗？” 过去的审官院，就是现在的尚左；过去的流内铨，就是现在的侍左。如果真能体会真宗皇帝的教诲，办理文书、会同审核都迅速，不让人有所积压滞留；又查禁吏员的奸弊，不让他们有所观望等待，然后才可以要求他们保持廉洁。二十日，进入讲筵，与侍讲陈贵谊等待皇帝召问。这天读《择官》篇。至道元年，广南地区官员任期已满而尚未替代的，有司请求优先派官接替。皇上说：“岭南归服王化，夷俗已经大为改变，尤其必须选择公平允当、懂得事体的人任用他们，这样远方百姓才能受到恩惠。如果选用见识浅薄的普通才干之人，他们对治道昏暗不明，只会徒然增加事端。”益州张咏上奏说：“我所管辖的三名知县，想用其他官员同他们对调。”皇上说：“任用官员的方法，各有适宜之处。蜀地百姓轻浮，喜欢游乐；官吏政令宽缓，能够和他们一起随时调整，百姓就能安定。如果稍微拘守纲纪，动不动就会招来怨恨。朕每次任命一名官员，无不慎重选择。张咏的奏请，不能答应。”臣读完后口头奏道：“祖宗时期，广南、川蜀归向教化还不久，选择公平允当、懂得事体的人，以及政令宽缓、能与当地百姓随势相处的人治理，正是适宜的。今天的忧患却不在这里，只是担心官吏贪求财利，扰害远方百姓。广南与蛮、猺、黎、洞接壤；川蜀除北部边境之外，又与吐蕃、六诏接壤。在那里做官的人，不论中外事务是否合宜，也不顾朝廷的委任，只因当地出产金珠、物货又多，享受厚禄的人还想兼做商贩，倚仗威势力量的人甚至发展到公然抢夺，边境事端的发生，往往一定由此而起。

译从来没有推究弊病的根源、削平祸患的根本。如今对下州小县，时常只取办一个小吏，审查揭发其罪行，这不足以改变贪婪的风气、显示治理的成效。关键并不在这里。如果朝廷选拔监司、帅守，让他们负责察举并严厉追究责问，不过用到几个人，六路就能得到治理。这是今天最急迫的事务。至道二年，皇上对近臣说：“国家选取士人，必须逐级升迁。处在低位的人隐藏自己的才干和品行，确实也有这种情况，不应以此作为限制，以成就朕急于求贤的心意。”又说：“做臣下的道理是，在太平时代很难显出功效，在乱世只能使用他的才干。像陈平、韩信那样的人，片刻之间就能建立功业；在太平时代，即使是这类人，也没有办法施展他的谋略。所以孔子列举四科时把德行放在首位。”咸平二年，真宗命宰相选出几名能够担任三司职事的官员，因而对他们说：“一般官员中寻求有才干的人并不少，考察德行却很少见到这样的人。德是各种品行的首要，具备德行的人必定有忠臣孝子，难道没有德行的人能够完全做到忠孝吗？”臣读完后口头奏道：“太宗皇帝取士以德行为首，真宗皇帝选官也以德行为先，这是万世不变的论断。” 古人把德行看作才干，所以高阳氏、高辛氏的才子所表现出的“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忠肃恭懿、宣慈惠和”这十六个字，无不是德行的显现。后世却把欺诈、暴虐当作才干，例如狄国的酆舒、晋国的知伯、齐国的盆成括，都以才干著称，最后却导致事情败坏。因此有“德胜过才便是君子，才胜过德便是小人”的说法；其实这种人的才并不是真正的才。韩信、彭越这类人，凭借权术计谋侍奉高祖，高祖也用权术计谋对待他们，君臣之间以势力和利益相互牵制，直到被剁成肉酱才结束。人们只看到小人的权术大致似乎有可取之处，便引荐任用他们，认为姑且可以使他们成就事情，却不知道一个人没有忠信，就不能保持其一贯作为。比如王安石任用吕惠卿、韩忠彦任用蔡京，不仅贻误国家，后来又反过来排挤他们，这才知道取士、选官不能没有德行。《易经》说：“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又说：“小人勿用，必乱邦也。”圣人给人的警戒如此严厉，怎么可以不深切鉴戒呢？二十四日，进入讲筵，与侍讲章■〈扌来〉一起等候召对。这一天仍然讲读《择官篇》。景德元年，朝廷从内廷拿出二十四名京朝官的姓名，交给阁门，召到崇政殿应对【案：真宗朝考察群臣中有声望的人，选得刑部郎中边肃等二十四人，命阁门引见应对，观察他们的言辞、气度和文章义理，并且给予优先升迁，见《宋史·选举》】；在外任职的人，则乘驿传接替原任官员回来。这些人是皇帝根据朝廷舆论选出的，都以廉洁能干著称。召对时，有的考察其辞章学业，有的观察其言论，大多安排在台省、馆殿任职，提升品秩任用他们。这年冬天，契丹请求议和，皇帝考虑到河朔各州需要更换州牧郡守，召近臣到资政殿应对，亲笔写下李允则等十二人的姓名给他们看，说：“朕斟酌各级官员的才能，把边境城镇按照远近和重要程度分别任命官员治理，希望能够保全安宁。你们应当再详细议论。”毕士安说：“陛下所选的人，都有与职任相称的才能，希望交给外廷施行。”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我读完后口头奏报说：真宗皇帝想选任台省官员时，便从内廷拿出二十四名京朝官的姓名；想选任边城官员时，便从内廷拿出李允则等十二人的姓名。从通常的情理来说，人才是天下共有的器用，何必把皇帝亲自从内廷提出姓名看得如此重要呢？这是因为真宗皇帝励志求取贤才，有时从推荐选举中选取，有时通过奏对考察；既听取他们的言论，又观察他们的行为；既信任其为人，又观察他们所主持办理的事情。这并不像自古以来有些君主从宦官、宫妾那里取得人员名单，创设内降任命来损害朝政，真宗的做法是最为公正的。所谓二十四人和十二人，虽然不能全部看到姓名，但只从李允则推想，真宗在居藩邸时就已经知道他的姓名了。当时李允则任事还没有功业，到这时皇帝亲自写出他的姓名而任用他，明显的成效和充分的验证，昭然可见，不可掩盖。评论本朝守卫边疆的臣子，还没有谁能超过李允则。君主像这样留心人才，怎么会不能达到天下大治呢？二十七日，进入讲筵，与侍讲范楷一起等候召对。这一天仍然讲读《择官篇》。大中祥符八年，皇帝曾经查看两省官员的班簿，对王旦等人说：“近侍官员各有所长，但是要寻求文武兼备、能够委任一方事务的人，也很少。我常常想到唐代贤才并肩出现，为什么当时得到人才那么多呢？”王旦说：“如今身居下位的人，难道没有才俊吗？恐怕只是提拔任用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然而考察前代那些进用贤才、乐于行善的人很多，所以他们不求全责备，不因小的瑕疵连累大的德行，因此人才都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如今在朝为官的人，谁能没有过错？陛下无不加以保护，但流言稍微多一些，最终也会妨碍任用。大多互相推许赞誉，就近于结党；纠察揭发过失谬误，就近于公正。考察他们的爱憎，只托付给圣明的判断，这样或许就不会遗弃人才了。”我读完后口头奏报说：“唐代贤才并肩出现，得到的人才最多，确实如真宗皇帝的圣谕所说。”王旦的回答虽然符合实际情况，但似乎也是有所指而发。我曾经评论，唐朝取士与今日的情形不同，名义上是科举，实际上重在采择声誉和名望。那些不通过科举入仕的人，又有藩镇征召，有的以白丁身份授官，有的从低级属官中选拔；考察他们平日的表现，取用他们实际的品行功绩，所以做士人的都知道自爱自重。他们开始求学时，无不学习成为有实际用处的人才；出仕以后，无不重视自己所任的职事。士人们羡慕这种风气，把它当作美谈。等到他们长期任职于幕府，熟悉政务和军务，一旦朝廷任用他们，便成为显要官员。在朝廷内就参与议论政事、献纳意见；在外任职就持节统兵、镇守边疆，只要有用武之地，什么职事都能胜任。如今各位大帅虽然都有征召属官的权力，但有的受权势显要压制，有的被亲旧关系迷惑，凡是所提拔引荐的人，未必都合适。这样人才就不能像唐代藩镇选拔人才那样公正，以至于遇到缓急事务需要差遣任用时，无法随时找到合适的人手。如今想要羡慕唐朝得到人才多，就必须略加警戒策励：对得到人才多的加以表彰，对得到人才少的略作告诫。那么从今以后，每有推荐人才，必定会深思熟虑，不敢泛泛地照旧例办理了。

译十月初四日，进入讲筵，与侍讲范楷一起等候召对。这一天讲读《论荐举篇》。淳化五年，皇帝曾对宰相说：“君子和小人的志趣趋向不同。君子畏惧谨慎，庄重自持，即使独处暗室也不欺骗自己；坚守名节，即使仓促急迫也不逾越。小人内心软弱，外表刚强，见到别人也能表现得谦卑有礼，但开口说话似乎忠诚守信，实际行事却多有邪曲乖僻。这就是他们难以辨别的原因，但他们也不能长久如此。他们开始做官时，只看重利益，徇私枉法，贪污财货，完全不害怕法令；即使侥幸暂时逃脱，也终究会暴露。在没有败露之前，他们每天都心怀忧惧，所以不能安宁。”薛智周任侍御史，主管婺州政务，靠受贿办成事情。当地风俗多把罗帛作为献礼，州民称他为“罗端公”，那么他的治理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你们身居朝廷之上，以考察官员、访求贤才为职责，如今来选择人才、推荐官员，却只做这些追逐末节的事。如果连推荐人的资格都不加选择，又怎么能够得到人才呢？我读完后口头奏报说：“太宗皇帝评论君子和小人的志趣趋向、情态表现，可以说既详尽又明白。如今想要遵照这些话实行，那么在升降官员的时候，尤其应当有所坚持。任用贤人要在于不三心二意，罢黜邪恶要在于不犹疑。祖宗时期，小人徇私贪赃，虽然说他们不害怕法令，但仍然每天心怀忧惧，所以不能安宁。如今州县之间，小人肆意贪污，捆扎装载、席卷财物，完全没有顾忌。推究其中的原因，或许是在施行法令时，任用贤人仍然有所疑贰，罢黜邪恶仍然有所迟疑。任用贤人却心存疑贰，监察官和州郡长官就没有举发和刺察的权力；罢黜邪恶却心存疑虑，贪赃官吏就没有警惧之意。对此不可忽视。”我私下感到奇怪，如今士大夫竟敢于残害百姓，而对待贪赃官和酷吏却是多么宽恕啊！比如监察官、州郡长官查办并揭发一个知县的不法行为，历数他的罪过，甚至判定他永远不得再任亲民差遣，由此可想见此人的为人了。可是他竟然厚贿胥吏，极力结交托请，不过一两年间，便下令让人保明其无罪，和没有过错的人一样得到任用。士大夫明知这样不可以，却不敢承担怨恨，放行让他参加吏部铨选，便又让他得到一个县的职任。这种风气已经形成习惯，把贪婪残虐视为理所当然，得意洋洋；很少有人改变旧习，于是百姓受苦，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如今想要任用贤人、斥退邪恶，必须明确下达指挥。今后监察官、州郡长官查办揭发贪赃官和酷吏，已经下达指挥规定永远不得再任亲民差遣的，如果遇到改正这一处分，必须有两省侍从、台谏官三人以上联署保举，证明先前奏报确实是冤枉滥罚，才可以放行任用。如果先前的奏报有过分粉饰，而另外没有事实根据，也可以据此追究监察官、州郡长官欺骗蒙蔽的罪过。如果不是这样，怎么忍心让无辜百姓遭受这些人的祸害呢？初九日，进入讲筵，与侍讲范楷一起等候召对。这一天讲读《论》《甄叙》篇。真宗皇帝即位时下诏，等到按易月之制服丧期满、解除公服，才开始施行恩赏任命。吕端说：“如今丧失官职爵位的人都翘首盼望得到甄别录用，不能拖延。”皇帝勉强听从了他的意见。我读完后口头奏报说：“国初实行丧礼，沿用前代以日代月的制度，所以以二十七日为公除。自孝宗皇帝以来，实行古制三年之丧，所以以二十七个月为公除。如今陛下实行三年之丧礼，没有违背礼制。既然已经临朝御正殿，朝廷气象焕然一新，施行庆贺、施加恩惠，正是时候。此前登极之初，虽然已经赦免过错、宽宥罪犯，但两年以来，犯法的人很多。士大夫自己触犯法网，官职暂且不必说，只是迁谪到遥远地方，使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儿女离散；严重的还因不服水土而有性命之忧。圣明的时代，不应当有这种情况。如果不在这个时候施行一次宽大的恩典，恐怕他们就没有可以获得新生的道路了。本朝自元祐以前，爱惜士大夫，赏赐从重，刑罚从轻，把这作为家法。唐介论事失当，仁宗震怒，降职授为春州别驾。第二天就改任英州，不到几个月又改任郴州酒税，后来又任用他为潭州通判。希望陛下在尚未临御正殿以前，体会仁宗怜悯唐介的用意，与大臣们仔细商议后施行，那就非常幸运了。” 十四日，进入讲筵，与侍讲范楷一起等候召对。这一天讲读《奬干臣篇》。景德元年，引进使何承矩第二次任职雄州，皇帝说：“承矩是将门子弟，知书而好名，熟悉军旅和边防事务，如今命他统领一郡，应当选择一个美好的名号授给他。”于是立即任命他为英州团练使。景德三年，皇帝阅看太常博士李及的奏议，对宰相说：“李及昨天来应对，为人周详审慎。臣僚身居下位而怀有才华、恪守正道的，本来也是有的。”王旦说：“李及与父亲李凖一同考中进士，在任上有治理的功绩；群臣之中，能够收敛才华、隐藏锋芒的，确实也有这样的人。只是希望陛下精心选择。”皇帝又对王旦等人说：“藩镇州城的长官，尤其要依靠循良之士。永兴的孙全照，驾驭部下严整，应当选择人来代替他。像边宿、孙仅，都可以授予这个职务。”冯拯说：“孙仅曾经辅佐京府，熟悉民政。”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大中祥符元年，亳州李迪上奏说：“州中士卒逃亡，聚众在附近地区作盗，乡邑都害怕他们凶悍，已经派遣有武才干略的使臣分别统领戍兵，在各处要道捕捉追逐，直到宿州才将他们擒获。”皇帝说：“李迪有才干力量，谦逊下士，能够团结众人，如果不是临事时果断决断，怎么能这样办成事情呢？很值得嘉奖。”我读完后口头奏报说：“今天所读的内容，都是关于真宗皇帝奖励有才干臣子的圣谕。”我仰思真宗皇帝喜好善行而不顾身份权势，恭敬节俭而礼遇地位较低的人，向樵夫询问学问，承受百姓的诽谤，所以能够了解百姓的疾苦，使士大夫的心术在朝廷之前都清楚显露、没有隐瞒；这样一来，贤能的人无不努力而感到欣慰，愚昧无能的人也能够恐惧反省、修正自己。像这样做而天下还不能得到治理，是从来没有过的。如今陛下遵守祖宗确立的成法，每天接见群臣，除宰执奏事之外，台谏有论疏，讲筵有诵说，职事官都有轮流应对，监察官和郡守到任、罢任时都有奏事，通过广泛采纳意见、广泛寻求情况，士大夫的心术就没有不能完全知道的了。古人能够明察万里之外，也不过如此。

译二十二日，进入讲筵，与侍讲范楷一起等候召对。这一天讲读《戒官吏》篇。淳化四年，皇帝曾对宰相说：“如今天下非常广大，不要说好人少。设置官职、划分职掌，在外任职的人很多，假如把他们聚集起来，人数就更多了。我每当遇到一个完全公正、操守严谨的人，总恨不能把他们分开来任用。如果他们尽心为国，不只是爵禄赏赐会一并得到，神明也应当护佑他们。臣僚每次被授任出任外州，你们要把这些话告诉他们，以此表明我的心意。”我读完后口头奏报说：“自古以来天下都有君子，也都有小人。世道太平时好人通常多，世道混乱时好人通常少。这是什么原因呢？人才大致有三等：上等的人，就是所谓上等智慧不可改变的人，不能做坏事；下等的人，就是所谓下等愚昧不可改变的人，也不能做善事；只有中等人的性情，可以引导他趋向上等，也可以引导他趋向下等。时代清明时，他们一定能够勉励振作自己，努力归入君子的行列，所以世道太平时好人通常多；时代混乱时，他们也可能像狐狸一样献媚、苟且迎合，沉沦到小人的党羽中，所以世道混乱时好人通常少。然而好人的多少，取决于这些可上可下的中等人如何作为，而在于君主怎样造就他们。本朝太宗盛治时期，人才成批出现：赵普、李昉、吕蒙正、张齐贤、吕端担任宰相；李穆、李至、寇准、向敏中担任执政；田锡、王旦、毕士安、王禹偁这些人担任两制。身居上位的人尚且如此，那么身居下位的人也就可以推知了。人总是按类别聚集，物总是按群体分开；声调相同就互相应和，气息相同就互相求取。举用正直的人，把他们置于邪曲者之上，那么邪曲的人自然也会变得正直。这全在于君主是否用心。十一月初三日，进入讲筵，与侍讲范楷一起等候召对。这一天仍然讲读《戒官吏》篇。大中祥符元年，皇帝曾对近臣说：“有司处理事务，关键只在于坚持操守，不应当曲意顺从世俗人情来沽取一时的声誉。假如让怨恨和责骂归于皇上，而把美好的声誉集中到自己身上，就不是良吏。”我读完后口头奏报说：“臣下有善行就称颂君主，有过错就归于自己。假如让怨恨和责骂归于皇上，而把美名集中到自己身上，可以说不是良吏。然而，顺从世俗人情来沽取一时声誉，与违逆世俗人情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常常是相互对立的。因此尧舜之时，把违背正道来求取百姓的称誉，以及违逆百姓来满足自己的欲望，都明确作为警戒，认为二者都足以危害治理。本朝盛治时期，体恤百姓的人有赏，虐待百姓的人有罚。违逆百姓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本来是不敢做的；但违背正道来求取声誉的情况，或许还会有。所以真宗皇帝把顺从世俗人情、沽取一时声誉作为警戒。然而二者常常相互依存、相互转化，风气会随着时间改变，时势变化、事情不同，所应当深入察看。近来搜刮聚敛、违逆百姓来满足自己欲望的人常常很多，违背正道来求取声誉的人常常很少，那么这两种情况都应当加以警戒。”大中祥符二年，皇帝对近臣说：“臣僚赴外任时，有升殿应对的，我都把应当办理的事情告诉他，希望他能够振兴事业、整顿政务。如果没有升殿应对的，今后也应当分别把各自任内的事务作为戒励，把文辞摹印后赐给他们。先帝曾经把《儒行》篇赐给臣下，现在应当重新刊印，分赐给文臣，并且在戒励敕书中重申先帝的旨意。况且汉代制度规定刺史以六条考察政事，齐有五条，晋有六条。但汉代的令长没有见过训勉他们的文辞，令长也是亲近百姓的官员，如今应当把举政中最紧要的事情和百姓疾苦作为根本来晓谕他们。”于是皇帝亲自制定文臣、武臣各七条。文臣第一条是清心，意思是平心对待事物，不因喜怒爱憎而改变；第二条是奉公，意思是公正正直、洁身自持，百姓自然会畏惧服从；第三条是修德，意思是用德行教化人，不必专门崇尚威猛；第四条是责实，意思是专门追求实际成效，不要争逐虚假的声誉；第五条是明察，意思是明察民情，不要使职役分配不均、刑罚不适当；第六条是劝课，意思是劝导下民，勤勉实行孝悌之行，努力从事农桑事务；第七条是革弊，意思是寻求百姓疾苦并加以整顿革除。武臣第一条是修身，意思是修养整饬自身，使士卒有所效法；第二条是守职，意思是不越过自己的职权，不侵扰州县民政；第三条是公平，意思是平等抚恤士卒，不偏袒结党；第四条是训习，意思是教导训练士卒，勤于操练武艺；第五条是简阅，意思是检阅察看士卒，了解他们的勤惰、勇敢和怯弱；第六条是存恤，意思是安抚士卒，与他们同甘共苦，常常使他们同心协力，不让他们失去安身之处；第七条是威严，意思是控制驾驭士卒，不让他们触犯禁令。将这些分别赐给文臣、武臣以及授任外职的人，并且允许他们刻在石上、绘在墙壁上，奉行它作为准则。我读完后口头奏报说：真宗制定文臣、武臣各七条，流传到后世，与宋朝相终始。不过当时分赐的文本以及刻石绘壁的遗迹，如今很少保存下来。人情日积月累，容易松弛轻忽。希望陛下在清闲宴息时，亲自挥洒御笔，把它刻在金石上，摹印赐给内外文武臣僚，或许可以使观瞻焕然一新，让人知道应当从哪里警戒自己。初九日，进入讲筵，与侍讲范楷一起等候召对。这一天讲读《论道教篇》。开宝二年，皇帝车驾临幸华州，召道士苏澄隐到行宫应对，让人搀扶他登殿，对他说：“朕在京师兴建建隆观，想得到有道之士居住其中，听说先生从前朝以来都不接受征召，难道还留恋乡土吗？”澄隐说：“梁园和帝都，是天下繁华汇聚之地，居于林泉的人，不适合在那里寄托踪迹。又幸而我所居之处正合心意。”皇帝问他说：“先生年过八十，容貌却很年轻，这是能够养生的缘故，应当把养生的方法教给朕。”澄隐说：“臣所采用的养生方法，不过是专心思虑、炼养气息；如果帝王养生，那就与此不同。老子说：‘我无为，百姓就会自行教化；我无欲，百姓就会自行归于正道。无为无欲，精神就能凝聚于太和之境。’轩辕黄帝享有天下长久，就是得到了这种道理。”皇帝非常高兴。太平兴国九年，华山道士陈抟来到京师，皇帝对宰相说：“陈抟只是独善其身，不求取名声利禄，确实如此吗？方外之士常常谈论三教的道理，它们的归宿是一致的。佛教以慈悲为本，老子以清静为本，宣尼讲述五常，都是教化百姓的重要道理。至于安抚百姓、治理天下，如果舍弃五常的教化，本来也是不可以的。”

译我曾经问过修养的方法，他自己说不知道，烧炼也没有吐纳之术，只是存养精神、调养元气，意念想行走就行走，意念想躺下就躺下，简直如同白日飞升；但这对人间事务又有什么益处呢？哪里比得上圣贤治理天下，使天下这样安定快乐呢？这样的功德难道不是更大吗？宋琪说：“陈抟吐纳服气、修养自身，隐居避世而不出仕。周世宗以厚礼征聘他，他才暂时到朝廷来。如今他没有受到征召却自行前来，大概是因为皇帝的德泽光被四方，所以奇异之人自然出现。”臣读完后口头奏道：“释教、道教这两教，本来都是用来独善其身的，依靠圣明时代才能立身立人；因为他们少有欲望、没有求取，所以特别以礼相待。又因为他们洁身自好、没有污秽，可以奉行斋醮。其中有出类拔萃的人，也能通晓义理，粗略懂得时务，但并不是真的有保全国运、延长寿命的术法。后世扩大张扬他们的学说，竟想轻视尧、舜，鄙薄孔子、孟子，违背义理、伤害正道，不可以拿来作为训诫。后世的君主有轻率采用他们学说的，大兴土木来作为功业，舍弃自身、践行其法来表示敬意，反而同他们的教义大相违背。只有圣明的君主才不这样，那些稍微懂得道理的人也不这样。如今苏澄隐能够专心思虑、炼养元气，又能把无为无欲作为使国家长久、年寿延长的方法；陈抟能够存养精神、调养元气，又能够把天下安乐看作治理天下的功德，可以说是懂得道理的话，没有欺骗君主。若不是太祖、太宗那样的圣明君主，就不可能招致这样的言论。” 十四日，进入讲筵，与同侍讲范楷等待皇帝召对。这天讲读《论释教篇》。太平兴国八年，译经院进呈新译的佛经。太宗拿出来给宰相看，说：“这是胡僧新近献上的贝叶经，现在把它译成华言，没有增添，也没有删减。朕对这个教门深深领悟了它的宗旨：凡是做君主、治理人民，正是修行的地方。做一件好事，天下得到利益，就是释氏所说的利他。普通百姓没有权力、没有地位，即使有时修行而使自己受苦，也不过是独善其身。像梁武帝舍身去做寺院的奴仆，这实在是大惑不解；把这种事写入史册，只会被后代嘲笑。作为君主抚养、安定万物，把他们都当作自己的赤子，没有党援，没有偏私，使各自都得到适宜的位置，难道不是修行之道吗？方外之人的说法，也有值得观览之处；采用其中的教义，并不是沉溺于释氏。”赵普说：“陛下用尧、舜之道治理天下，用如来之行修养内心，圣明睿智高远，洞察并领悟真理，本来就不是臣下所能及的。雍熙二年，皇帝听说京城外有和尚堆积柴薪准备自焚，便对左右说：‘这些人迷惑百姓，不可让这种风气长久下去，应当发配到远州服役，并且毁掉他们所居住的寺院。’于是想到近来请求建寺的人很多，屋宇建了无数间，随后便乞求赐予寺额，其中多是无所作为、行为不法的人，欺骗迷惑乡里，藏匿隐瞒奸邪弊端，不但干扰国法，也玷污佛教。” 从今以后，非大寺院不得奏请赐予寺额。臣读完后口头奏道：太宗皇帝谈到佛教，认为君主抚养、安定万物，都像对待自己的赤子，没有党援、没有偏私，使各自都得到适宜的位置，这就是修行之道，可以说是深刻察知了浮屠氏教义的要旨。至于平庸的和尚想堆柴自焚，皇帝担心他迷惑百姓，于是把他发配到远州服役，毁掉他所居住的寺院，不受异端欺骗；像这样，只有真正公正地对待正道的人才能做到。十二月初三日进入讲筵，与同侍讲范楷等待皇帝召对。这天讲读《重牧宰篇》。咸平初年，直史馆乐黄目请求从今以后选派知州、县令，等到有三十人时，引到御前，试问时务策，选取那些才干见识明白、通晓吏治，通达政教的人。真宗说：“乐黄目的言辞和义理颇为精当，但历代沿革各有不同，难以立即施行。如今寻求人才，不如先选择荐举人才的人；让他们在外任官时荐举人才。我听说州县官员空缺很多，应当选用有清望的官员，不限制人数，让每人都荐举自己所知的人，这样或许能够得到良吏来亲近、治理我的百姓。”知杂御史范正辞上奏说：“牧宰之官，是最为急迫的政务。如今荐举屯田员外郎吴蒨等五人，认为他们可以担任大郡知州，希望命令吴蒨等人在京官选人中各自荐举三名县令。”皇帝说：“县令同百姓关系最亲近，尤其应当谨慎选择。”臣读完后口头奏道：“君主的职责在于评论、任用宰相，必须委任大臣；大臣的职责在于选拔人才，必须选择监司和郡守。郡守中不称职的人，监司可以加以考察；知县、县令有空缺，郡守可以荐举任用，这样天下就能自行得到治理。如今三边郡守的黜免升降交给制帅，县令有空缺也可以荐举任用，虽然未必每一件事都完全公正，但在要害之地也不敢轻率用人。” 只是内地知县、县令遇到空缺，铨曹只凭自己的意向办理，能不能胜任，起初根本不加区别。做郡守的常常怨恨知县、县令不能相互协助；做知县、县令的常常怨恨郡守不能体察他们。如今如果知县、县令有空缺，允许郡守从等待任职的人或任满后等待调任、以及参加部选的人中选择任用，但不得改派现任官员，也不得冲占别人的空缺。既然州县事务彼此相关，就一定不至于冒昧妄行荐举任用。如果有人不顾事情的利害关系，胡乱荐举不称职的人，那么给事中、中书舍人可以封还驳正，台谏可以上奏论列，监司可以考核弹劾。不过，必须先选择好监司、郡守，才可以实行这一办法。”真宗皇帝所说的“寻求人才不如先选择荐举人才的人”，以及范正辞先荐举五名可以任大郡知州的人，再命令他们各自荐举三名京官选人担任县令，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十四日，进入讲筵，与同侍讲范楷等待皇帝召对。这天讲读《议将帅篇》。建国初年，各个僭越称国的政权还没有平定，西北还没有归顺，太祖留心选任将帅，命令李汉超屯驻关南，马仁瑀镇守瀛州，韩令坤镇守常山，贺惟忠镇守易州，何继筠统领棣州，以抵御敌军；郭进控制西山，武守琪戍守晋州，李谦溥镇守隰州，李继勋镇守昭义，以抵御太原；赵赞屯驻延州，姚内斌镇守庆州，董遵诲屯驻环州，王彦升镇守原州，冯继业镇守灵武，以防备西戎。他们的家族在京师的，朝廷都给予很优厚的抚恤；州县专卖收入的利益，全都给他们，任凭他们往返贸易，免除经过各地的税收，允许他们招募骁勇之士，作为自己的爪牙。军中的一切事务，都允许他们便宜行事。每次来朝觐见，必定召见应对，命令他们入座，赐给饮食，赏赐格外优厚，然后送他们回去。因此边臣拥有的财物多，能够供养敢死之士，让他们充当间谍，彻底了解蕃夷的情况。每当敌兵入侵，必定能够预先得知，事先做好防备，设下埋伏掩袭，多半能够取得胜利。二十年之间，没有西北的忧患，终于完全平定各国，大概是推心置腹、善于驾驭将领所造成的。”

译臣读完后口头奏道：任用将领的方法，不过有三点：考察他的平素表现，以观察他的才能；让他长期任职，以责求他的成效；放宽他的财用，以加重他的权力。这三点，一点也不能废弃。古人任用将领，通常一定遵循这些原则。后世选择将领不审慎，本来已经得不到合适的人；即使得到合适的人而任用他，又不能让他长期任职，不能放宽他的财用，即使有才能的人，也不肯把本领全部施展出来。近来朝廷任用人才，本来已经重视选择，即使他们还没有过失，也不至于轻易更换。只是财赋这一项，还需要合宜地安排。自从十年防守边境以来，各军出外戍守，很少有驻在营寨的，平时回易、酒课等财利来源，全都废弛了。至于军用钱，常常供应不足，无法赏别骁勇之士，招致豪杰，广泛布置间谍，甚至军中的器械也不再修缮，遇到缓急、出兵迎敌时，只能眼看着事情失败。如今即使不能完全按照太祖的制度，把专卖收入的利益全部给他们，也一定要替他们作出安排，使他们不至于穷困鄙陋，这也是太祖驾驭将领的本意。” 二十五日，与同侍讲范楷会聚讲读，等待皇帝召对。这天仍然讲读《议将帅篇》。淳化二年，皇帝曾对近臣说：“古代的烈士，发誓以死守节；答应为人效死，却没有遇到知己，有的隐身于屠宰行中，有的藏身于守关者之中，朱亥、侯嬴这类人就是这样。等到遇见知己，一句话说得志同道合，就一定以死守节来报答他。如今看见凶狠豪强之辈，遇到人便答应为其效死，只怕到了临事之时，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难以相符。”近臣说：“古代的烈士，如蔺相如、樊哙，虽然志向雄健刚毅，但蔺相如能够驾车避让廉颇，樊哙劝说高祖不要取用秦中珍宝财货、而把军队驻扎在灞上，这就是所说的屈伸合乎礼法。任性使气的人，本来不值得取用。”臣读完后口头奏道：“勇敢出于天资，义理一定出于学习的功夫。勇敢却不懂义理，不过是盗跖一类的人罢了，本来不值得称道。懂得义理却不知道讲习学问，不过是朱亥、侯嬴一类的人；遇到知己、志趣相合，就以死守节来报答他，这也算是行义，只可惜他们所行的义不够广大。最大的义，一定是尊敬君主、亲近上位者，一定是爱护人、使万物获利，可以使国家安定，可以给后世带来恩惠。见到合乎义的事便去做，这样的勇敢才是通达的德行。蔺相如在秦国面前勇敢，却驾车避开私人怨仇，并不是害怕廉颇，而是知道国事大于私下争斗，想要协力来增强赵国。” 樊哙在战场上勇敢，却劝高祖把军队退驻灞上，并不是不喜爱珍宝财货，而是知道天下大事大于珍宝财货，想要奠定汉室的事业。如果平素没有讲习明白这些道理，怎么会懂得这样做？只是古人做学问是从内心领会所得，并不像后世那样以辞章丰富见长，所以不能因为蔺相如、樊哙这些人的行为，就说他们懂得学问。”太宗皇帝谈论烈士的勇敢，而近臣的议论又取法于蔺相如、樊哙，大概是以义为主，所以能够由此推广开来。宝庆三年正月十一日，进入讲筵，与同侍讲章■〈扌来〉等待皇帝召对。这天仍然讲读《议将帅篇》。大中祥符二年，皇帝对近臣说：“我曾听说臣僚中有人用丑恶的言语辱骂军士。如果军士有罪，杖责他就可以了，何必当面羞辱他呢？”李继和在边郡时，残酷役使军士；没有事情也让他们穿戴铠甲，编成队伍，自己坐在公堂中，军士稍有不整齐，就鞭打他们，少则三十下。况且在安定无事时，白白使人劳苦，怎么能使他们乐于效命？朕屡次告诫他，但他的禀性没有改变。镇戎军偏僻地处一隅，屯驻的士兵不少，军中都在流传怨言。每次轮换回来的士兵，都害怕再次被派去。由此看来，他本来就不是驾驭众人的材料。”王旦说：“如果伤害在于过分严厉急迫，也会产生祸患；也许是因为他自恃清廉洁身吧。”皇帝于是谈到将帅之才难得，说：“如今文武官员中固然也有人才，但大概不经过战阵，就无从知道他们的才能。即使边境没有战事，军队也不可废弃，战争也不可忘记，这是古代的道理。”有人请求任用儒将，王旦说：“朝廷文武官员中的贤才俊彦本来并不少，希望逐一让他们经受历练，以观察能否胜任。”臣读完后口头奏道：“选择将领的方法，难以得到各方面才能都完备的人。” 做事姑息的人容易同部下嬉戏亲狎，喜欢严厉急迫的人难以使人亲近归附，自恃清廉洁白的人往往轻视、怠慢别人，甘愿混同污浊的人则崇尚交结关系。只要有其中一种情况，都足以坏事。只有君主明察最隐蔽的情况，一定先加以试用，然后才任命，才能得到合适的人。如果冒昧任用将领，就不是国家的利益。皇帝又说：“边城应当经常整修，积聚粮食，聚集人口，这些事不可松弛。选练将帅，本来就必须用心。”马知节说：“将帅的才能，不是坐在那里就能知道的，关键要看遇到事情时如何随机应变。像咸平年间，将帅没有显示出谋略，处置又不妥当，不能擒获、消灭敌寇，大概是没有得到合适的人。如今朝廷的士卒和战马强盛，远远超过前古，兵器铠甲锐利，边城坚固。假如契丹违背盟约，边防出现警报，陛下得到合适的人，把成算交给他去执行，敌人就不会有一个活口。臣如今还没有老，五七年内还能够供驱使，只要给我一名副部署和五七匹名马、一领轻甲就够了。”皇帝说：“我确实知道你可以承担这个职任，只是四方没有战事罢了。”于是命令制造铜铁锁子甲赐给他。皇帝又说：“知节长期在边防任职，认为抵御敌人的策略中，什么最好？”马知节说：“边防地区横向绵延虽然很长，但应当占据要害来扼制敌人的来路。” 只有顺安军到西山，不过二百里。如果在这里列阵，多设置接应的部队，使敌人长久不能前进，等到众将疲惫时，再不时用奇兵、轻骑逼近骚扰他们。如果敌人敢来侵犯，就深入敌阵奋力作战，他们一定会颠覆溃败，来不及应对。”如今的将帅喜欢用大量骑兵，认为这样有利于取胜；而且骑兵多的，便布满山川谷地，但能够使用的地方有限。假如他们拥挤着向前推进，稍微遇到不利，就没有人能够制止，这不是所谓有节制的军队。臣曾说：善于使用骑兵，不以数量多为可贵，只要能够设下埋伏，观察敌兵多少，估量地形险易。敌人少，就拦截攻击；敌人多，就集中兵力进攻。多半依靠城邑作为军队回旋、休整的地方，就没有不取胜的。臣读完后口头奏道：“中原和夷狄，都各有擅长的技艺，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很少有人能够兼收并蓄。夷狄擅长的技艺，只有弓和马。离开马徒步行走，就不能前进一步；拿着一支弱弓发出的箭，也一定能射中一人。人们因此畏惧他们。却不知道一匹马所占的地方，可以容纳十名步卒；十匹马所占的地方，可以容纳一百名步卒。弓适合近距离取敌，弩则能在远距离取敌。强健的马没有恒常不变的性情，人却有确定不移的意向。这样看来，步兵胜过骑兵，弩胜过弓。中原擅长的技艺，胜过他们所擅长的技艺的地方多得很。”

译而且中原多水乡，江、淮、荆、鄂之间湖泊很多，更不是骑兵适宜驰骋的地方。我们的水军，不是他们所敢于企望相比的。如今人们只看见他们骑马而来，也想用更多的马匹来对抗他们，这不是好的计策。”马知节说：“骑兵布满山川谷地，但能够使用的地方有限，稍微遇到不利就没有人能够制止。只是想用骑兵设伏拦击，不是深知军事的人不能说出这种话。” 《经幄管见》第四卷